当和平谈判于1393年5月至6月在勒兰冈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库西正在阿维尼翁与教皇克雷芒会谈，他是在解决了萨伏伊家的后院争吵后抵达那里的。他的任务是开始在接下来两年多时间里的一次重大冲刺，将克雷芒安置在罗马，将法国安置在教皇国，使其变为亚得里亚王国。两种努力都要随吉安·加莱亚佐的合作而定，后者对此次冒险的关注不在于教廷的命运，而在于米兰的扩张。尽管自己信教，但他似乎对一个教皇或另一个教皇没有多么强烈的情感，对教廷分裂也是如此，除非是利用它来达成自己的利益。他的目标是通过法国与米兰的结盟，将法国拖入意大利，以破解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的势力。
内省、睿智、富裕而忧郁的吉安·加莱亚佐是意大利的权利政治（realpolitik）大师。他的势力范围已经伸至北方，吞并了维罗纳、帕多瓦、曼图亚和费拉拉，并向南探入了托斯卡纳和教皇国。他也许一直瞄准的是一个伦巴第王国，也许甚至是一个统一的意大利，抑或他有可能是为了权力而玩弄着游戏。在教廷分裂政治中，他在自己那些忠于罗马教皇的米兰臣子与法国的伙伴关系（这意味着选择克雷芒）之间打着太极。他打算怎样驶过这些困难不得而知。然而，正是他旧话重提，认为法国应当恢复对亚得里亚王国的追求，因为他的女婿奥尔良的路易将从中受益。这一规划——它正是库西此次任务的目标——已经由维斯孔蒂家族70岁的驻巴黎大使、当时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尼科洛·斯皮内利（Niccolo Spinelli）满腔热情而又十分巧妙地进行了论证。斯皮内利认为，教皇诸国为教廷赢得的除了憎恨外，别无一物。在它们被授予教廷以来的数千年间，最激烈的战争一直是因它们而起，“可教士们既没有心平气和地拥有它们，甚至也没有能力去拥有它们”。如果它们能够将现世的领主权力“不仅当作自己的负担，而且当作全体基督教徒，特别是意大利人的负担”而彻底放下，事情就会好得多。
法国人不需要劝说，就会挑起担子，但他们希望在自己发起武力征服之前，将该王国作为教廷封邑正式授予路易。可是，教皇希望的是在将教皇国交付他人之前先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库西作为首屈一指的劝说者和最熟悉意大利政治迷宫的法国人，承担起了说服克雷芒在征服之前做出承诺的任务。陪他一起去完成此任务的是诺扬主教（Bishop of Noyon），他也是御前会议成员，以其演说才能著称于世，另外还有国王的秘书让·德塞恩斯（Jean de Sains），他的任务是做记录。在“富于雄辩的谈话”中，库西和主教告诉教皇，没有奇迹，只有法国的干预才可终结教廷分裂，单靠克雷芒将一事无成。通过将亚得里亚王国授予路易，教皇将从那份祖产（它自从教廷搬至阿维尼翁后便从未处于教廷的控制之下）中重新获得稳定的年收入。使节们说，法兰西国王将自己的兄弟作为承担征服任务的最适合人选加以推荐，是因为“他年轻力壮，可以辛勤工作”，并且会得到米兰领主的帮助。
克雷芒以他不想被人称为“教廷遗产的清算人”为由拒绝了。10年前，当他将授权令交给德安茹公爵时，这并未给他带来烦忧，但他对法国的能力不再那么肯定。3位法国红衣主教被召来提建议，其中就包括亚眠红衣主教让·德拉格兰奇，他曾因与一个放肆的恶魔过从甚密的传言而令查理六世心怀畏惧。克雷芒希望得到某种确定的回答：法国将出多少钱和多少人用于作战，他们在意大利境内要待多长时间。他希望法国人许诺出兵2000人，由重要的指挥官和贵族指挥，一年提供60万法郎的资助，为期3年。尴尬的使节们无法回应；他们不少于17项“条款”的指令对军事细节只字未提。德拉格兰奇红衣主教顺水推舟地提议，德奥尔良也许可以开始他的战役，然后将他在推进过程中征服的地方授予他。尽管库西和主教停留了6个星期之久，但他们所能得到的答复不过是，克雷芒承诺将自己的使节派往巴黎以做进一步的讨论。
在法国，和平协议的无法达成和国王的疯病复发——它加剧了勃艮第与奥尔良之间的斗争——削弱了执行“武力之道”的冲动。法国人不打算挺进意大利，除非他们与英格兰达成协议。事实上，当英格兰人风闻法国人的计划时，他们传达了一个警告：如果法国起兵对付罗马教皇，他们就会中止休战。由于不信任以格洛斯特为首的主战派，法国人向全国各地派出传令官，命令各地加强防御，修复残垣断壁。在新一轮的训练弓箭手的努力中，国家曾发布了一条禁赌令。普通民众正在从贵族那里模仿接受的网球运动和场地曲棍球（soules，一种曲棍球形式，因布尔乔亚而变得流行起来，玩起来很少不断胳膊断腿的），以及骰子和纸牌，都遭到禁止，以期鼓励人们练习箭术和石弓。这与查理五世于1368年所做的努力相同，它说明，统治者们深刻地意识到了法国箭术的落后。
法国人并不缺乏技巧，问题是，法国人的战术未给箭术以重要地位。弓箭手与骑士的联合行动不被接受；弓弩部队得到雇用但很少使用。其原因显然交杂着对平民的轻蔑和对骑士在战争中的首要位置的担忧。到1393年，对叛乱的新增畏惧使得这项法令变得十分短命。在弓箭和弓弩练习流行了一段时期之后，贵族们坚持认为，禁赌令应当被撤销，因为他们害怕普通民众将会太过高效地使用一种可反对贵族等级的武器。他们陷入了那种当一种私利与另一种私利相抵时的人类行为的普遍反讽之中。
围绕着“行动之道”产生了两种相互对峙的压力。佛罗伦萨派出一支16人的庞大使团前往巴黎，恳请法国不要与吉安·加莱亚佐结盟。他们在勃艮第公爵那里找到了盟友，后者因其佛兰德斯属地的缘故，从不是克雷芒的坚定支持者，如果克雷芒前往罗马意味着将路易扶上亚得里亚国王及摄政王的位置的话，他肯定不打算为其助一臂之力。公爵又在王后伊萨博那里找到了同盟——尽管他鄙视她，她为了伤害吉安·加莱亚佐会与魔鬼打交道。
在公开的场合，反对“行动之道”的最具影响力者是大学这座由有知识的教士所创办的堡垒。大学的教士们对阿维尼翁的巴比伦从不笑脸相迎。它买卖僧职，腐化堕落，越来越追求物质财富；它声望日衰；它激起了罗拉德教派和神秘主义者中持异议者的抗议运动；它因法国企图主宰教廷而激发了民族主义，而这种情绪又因竞争国度站在教廷分裂的对立面而得到加剧，所有这些结果都使教会名声扫地。从历史上看，信仰的旧有统一的打破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是进步的，但它们不是由教廷分裂所导致。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向是不破不立，但人们眼前所看到的以及在14世纪行将结束时所看到的是教廷分裂对社会的破坏以及重新统一教会的迫切需要。
神学教员现在公开倡导“退让之道”，尽管法令禁止讨论这一话题。1392年，格尔森在其以“精神裁判”（Spiritual Jurisdiction）为题的神学学位答辩会上，为两位教皇的相互退让提供了教义基础。“若保留权威无益于公众利益，它就应该被摒弃。”他争论说，并大胆地断言，保留这种情况中的权威是犯下了道德罪。进而，任何不积极为终止教廷分裂助力的人都在道德上犯下了延长它的罪行。这种看法将矛头直指那些愿意与两位教皇共处的教士们，因为这样的局面会增加有俸僧职的数量。格尔森在巴黎的公开言论是压力日增的信号，而这种压力又因德阿伊利校长的在位而得到强化。它也证明了勃艮第的保护，若没有这种保护，格尔森绝不敢如此直截了当。
在对立阵营中，向意大利进发的动力因一项新近给路易·德奥尔良的提议而突然受到激励。他被要求接受热那亚的主权，那里的内部纷争已经激烈到了要请外国人来主政的有害程度。这一计划是否是由想使热那亚成为米兰之一部分的吉安·加莱亚佐所策动的不得而知，但他显然对它举双手赞成，因为他相信，在他女婿的主宰之下，热那亚将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中。对于路易而言，这真是飞来横福，是处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根据地，比自己堂兄弟安茹那尚未实现的对那不勒斯王位的继承要更加唾手可得，而且它也是迈向亚得里亚的重大一步。
他的第一行动是再派库西去阿维尼翁，与库西同行的除了前次的诺扬主教和国王秘书外，还有他的私人代表让·德泰里（Jean de Trie）。他们将再次要求亚得里亚的授予权，同时将其向罗马的进军和征服推迟三四年。这种推迟旨在给路易时间在热那亚站稳脚跟。红衣主教们又一次锱铢必较地讨价还价——为了金钱，为了军队，为了查理及其兄弟所签署的承诺，以及其他实际上排除了武力之道的条件。但克雷芒也许终于意识到了，他只是在阻止一件从来都不切实可行之事。在经历了让库西和他的同伴们在阿维尼翁停留了3个月之久的一再拖延和种种借口之后，他们成功地拿到了授权文件，只有当法兰西国王及其兄弟批准那些条件时，授权才可以教皇敕令的形式得到确认。使节们于1394年9月3日离开了阿维尼翁。两个星期后，当他们听到克雷芒去世的惊人消息时，心知自己的全部努力已付诸东流。
将克雷芒推上教皇宝座的教廷分裂又是其假手巴黎大学的刽子手。自从1月起，当国王查理恢复了他的理智时，大学便一直重重施压，要求举行发表其意见的听证会。迄止目前，克雷芒最热烈的支持者贝里公爵一直在阻挠任何此类听证会，以激烈的申斥和“将此事的主谋处死并扔进河中”的威胁来回应大学的要求。诱发这些强硬情绪的是来自克雷芒的“丰厚礼物”，后者在听说了大学的意图之后，派德卢那红衣主教前往巴黎，进行贝里最心知肚明的金融说服工作。勃艮第一定是在某个时候向自己的兄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相反证据，因为，贝里突然令人吃惊地态度翻转，对请愿者做出了回应：“如果你们能找到可让御前会议接受的解药，我们随时都可接受它。”
正如格尔森所阐明的那样，退让已经成了大学的解药。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公众的支持，教员们组织了一次深受欢迎的公民投票活动，投票箱设在圣马图蓝（St. Mathurin）修道院，公民可在那里投票，寻找解决方案。各个学院的54位教师清点了一万张票，从中出现了3种解决方案，不包括武力之道。公民投票不会一致支持一个不需要的结果。现在提出的3种方法为：第一，双双退位；第二，如果两位教皇都继续执迷不悟，则由一个经过选举的小组做出公断；第三，一个教会常务理事会。最后一个方法被视为是最不称心的，因为人们相信，常务理事会肯定会分解现有的派系，由此，教廷分裂将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
注定将左右下个世纪头几十年的对常务理事会的依赖已经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两位教皇自然对之深恶痛绝，因为它会削弱他们的权威。教会理事会至高无上的理论将教会的那种无上权威交到了常务理事会手中，这将剥夺教皇的权力。“某些有悖常理的人，”克雷芒的竞争对手卜尼法斯九世愤怒地说，“相信人力可大过上帝，号召成立一个理事会。呸，被诅咒的、可诅咒的大逆不道！”
不过，当双双退位的希望破灭后，双方阵营的神学家们都开始越来越多地讨论起常务理事会，并争论与之相关的问题。谁将召集它？如果由世俗统治者召集，那它的合法性何在？它对教皇个人拥有权威吗？如果在目前的僵局中由一位教皇来召集，它的决定会被另一位教皇所接受吗？怎么才能说服两位教皇和两位教皇的继承人采取一致的行动？1394年6月30日，法国王室观众听证了这个被无情提出的遭禁止的话题。
听证会由勃艮第的腓力一手安排，在极其隆重的气氛中举行，会上提交了大学从公民投票中的发现。国王端坐在王座之上，王室的公爵们和主要的高级教士、贵族和大臣都列席了会议。支持退让的论点以23页致国王信的形式由格尔森和德阿伊利的朋友、大学校长尼古拉·德克拉芒热宣读。克拉芒热是大学中的人文主义者之一，被认为是法国最优秀的拉丁语文体家，因其“西塞罗式的雄辩口才”而成为无人可敌的演说家。
中世纪教士的辩论不是冷冰冰的。在对两位教皇都恶言相向的长篇攻击演说中，克拉芒热满怀激情并十分夸张地描述了教会所遭受的病痛以及治愈它的迫切需要。他宣布，两位教皇无论拒绝接受3种方法中的哪一种，都应当将之当成一个“顽固不化的教廷分裂分子，其结果是成为异端”；一个强奸民意者，而非一个牧师；一匹“吃人的恶狼”，而非牧羊人，应该将其从基督教王国的羊栏中赶出去。如果两位教皇因为过于自信而继续推托交付到他们手中的良药，他们便“将为无视改革而追悔莫及……伤害将是不可治愈的……长期以来陷于不幸的世界现在正处于滑向邪恶的危险斜坡上”。
“你们认为，”他以永恒的抗议之声高喊道，“人民会永远忍受你们的腐败管理吗？在如此众多的其他弊端之中，你认为谁会忍受你们唯利是图的任命，你们对有俸圣职的多重兜售，你们将不具备诚实或美德的人提拔到最显赫位置的做法？”每天都有“对圣洁一无所知，对诚实一无所知”的高级教士得到任命。在他们的敲诈勒索之下，“僧职已沦入悲惨境地，贬为了对自己教义的亵渎……手段是出售神圣遗物、十字架和圣餐杯，拍卖神秘的圣礼仪式”。一些教堂根本就不举办礼拜仪式。如果早期的教堂神父重返人世，“他们将找不到一丝一毫虔诚的遗迹，找不到一丝一毫奉献的残留，找不到一丝一毫他们所熟知的教堂的影子”。
他说，基督教成了不信基督者口中的笑柄，这些不信基督者希望“我们的就这样自我分裂的教会将自取灭亡。”他指出，异端思想正在兴起，它们的毒性“如同坏疽一样日益加剧”。他预言，当天主信仰的内部纷争促成了异议和不敬时，将出现更糟糕的局面。他举出了所有反对常务理事会的论点，然后一一加以驳斥，引用《旧约》——赞美诗、先知书、约伯记——来确立它的权威。他声如雷霆地叫道：“当此之际，在整个教会的原则、道德、法律、机构、传统和精神上以及世俗上最古老的实践都受到了震动之时——当它受到可怕而不可修复的毁灭的威胁之时，还有什么比一个理事会更紧迫的需要？”
在将话题转向国王时，他毫不犹豫地提及查理的个人悲剧，说，如果上帝回应了让国王康复的祈祷的话，那一定是因为，国王也许会意识到他的人民以及神圣教会的利益，去根除“这种可怕的教廷分裂”以及它所经历的苦难。以大学之名，他忠告查理，如果他不想失去他最虔诚的基督徒国王的头衔的话，他就得立即带头致力于矫正之道。
对演说所使用的拉丁语一无所知的查理和蔼庄重地倾听着，可一个字也没听懂。在那之后，一篇译文依照命令呈交给了御前会议，它的世俗成员们显然也不懂拉丁文。克拉芒热激情四射的请求遭到了无视。政府不喜欢面对激烈的矫正；让政治支配一切要容易些，宫廷目前牵涉其中的政治是让路易在意大利立足的努力，它受到路易的促进，而遭到勃艮第的抵制。国王——或者是以他的名义——命令大学禁止进一步挑起事端。大学的回应是暂停上课，这等于是教员的罢工，这个方法在1392年反征税时得到成功运用，尽管其代价是，许多外国学生都离开了巴黎。
大学还将克拉芒热的信件传遍了欧洲，尤其是传给了阿维尼翁的教廷。在那里，它在一次全体红衣主教会议上被呈交给了教皇。在读了几行后，克雷芒的眼中充满了愤怒，他大声叫道：“这封信在诽谤教廷！它邪恶至极！它恶毒至极！”他谴责它是种诽谤，“当众和私下里都不值一读”，然后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房间，再也不跟任何人交流。红衣主教们从头到尾地读完了信件，自己商议了一番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拖延实际上十分危险，教皇将不得不接受大学的计划。当克雷芒在听说了他们的会谈而将他们召来时，他们建议他，假如他真心实意地为了教会着想，他就必须在3种方法中选择一种。他对这种“叛徒和懦夫行径”感到怒不可遏，以致在3天之内，于9月16日，死于心脏病发作或中风，或者，按照他的同时代人的说法，死于“深切的失望”。就这样，日内瓦的罗伯特的结局是，被教会记录为反教皇者。
他的死讯在6天后，于9月22日传至巴黎。在不动用武力或常务理事会的情况下毫无痛苦地重新统一教会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只要可以阻止对克雷芒的继承人的选举的话。“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大学写信给红衣主教们说，“就仿佛圣灵站在门口敲门似的。”御前会议立即以国王的名义向阿维尼翁的红衣主教们传达了一条信息，力劝他们“为了全体基督教徒的利益”推迟其选举会议，直到他们接到随后将会由法兰西国王写给他们的一封“特别而郑重的”信件为止。
在布西科元帅的率领下，皇家信使快马加鞭地向阿维尼翁进发。根据记录，他们4天时间里赶了400英里的路程。当他们到达时，选举会议已经举行。红衣主教们渴望统一，但不能以他们自身为代价。他们已被前教会法典教授、温和的西班牙人德卢那红衣主教所说服，相信他们的地位取决于手中的选举权，这一权利务必不得削减。预见到国王来信内容的他们决定不打开它，直到选举完成。但为了防止自己受到维持教廷分裂的指责，他们同意签署一份书面誓约，声明无论他们中的谁被选为教皇，只要大多数红衣主教要求他辞职，他就得依此行事。誓约规定他们要为教会的统一勤奋努力，“无论如何都不得弄虚作假或图谋不轨”，要诚心诚意地进行审察，不得推托或延迟通向那一目标的任何可能方法，“哪怕是在必要时放弃教廷”。21位红衣主教中有18人签了誓约，其中就有统一的最热烈拥护者，阿拉贡的佩德罗·德卢那红衣主教。
在选举会议中，当一位红衣主教的名字被提为候选人时，他诚实地痛苦承认：“我很软弱，也许不会弃职。别把我暴露在诱惑之下。”
“我则另当别论，”德卢那红衣主教大声说，“我将像摘下帽子那样轻松地弃职。”所有目光都转向了这位同事，如今他60岁，自从那次使教廷陷入分裂的突如其来的罗马选举以来，就一直是红衣主教。他出身名门，博学多才，聪明睿智，精于外交，生活简朴，是个老练的操纵者，尽管热情洋溢地倡导统一，却又强硬地反对常务理事会。他于9月28日被选为克雷芒的继承者，是为本尼迪克特十三世。
第二批法国大使在前往阿维尼翁的路上听说了这个消息。等他们到达时，新教皇向他们保证，他意在千方百计地寻求终止教廷分裂，并反复声明，如果大家建议他弃职，他将像摘下帽子一样轻松放弃这一职位，他还抬起帽子以为证明。他回应国王的保证像通往天堂的阶梯那样步步提升。他接受选举只是为了终结“可诅咒的教廷分裂”，更愿意在“荒地或修道院”度过余生，而不愿延长它；如果国王派来博识之人提出明确提议，他将毫不犹豫地接受它们，“坚决地执行它们”。他将“愿意、决定并决心”为统一而努力，将接受国王及王叔们的忠告，“以便让他们而非其他的君主获得因此值得嘉奖的努力而应得的永恒荣耀”。
德卢那也许是真诚的，但一旦他登上了教皇宝座，弃职的本分便迅速为无上地位所培养出的权利感所取代。像战争一样，教廷分裂是个不易跳出的陷阱。
所有这段时间里，库西都一直在意大利北部，代表路易·德奥尔良进行着一场争取热那亚主权的金融、政治和军事战役。该提议出自该市的长期无政府状态：都遭到了放逐且缺乏凝聚力的格里马尔迪（Grimaldi）、多里亚（Doria）、斯皮诺拉（Spinola）和其他贵族家庭想要一个君主来使他们复归原位，将城市从布尔乔亚的统治中交付给他。权力在布尔乔亚的群体间摇摆不定，每个团体都会设置一位总督，直到他被反对者推翻和流放。在1393年，至少有5位总督任职；1394年，让位于重归故里的突尼斯战役的总督阿多尔诺。总督们、政党们和被放逐的贵族们都在佛罗伦萨和米兰之间变动不已的权力平衡间施加着自己的各不相同的分量。
作为德奥尔良公爵“在跨阿尔卑斯山区域”的总代理人，库西立身于阿斯蒂，这个地方作为瓦伦蒂娜嫁妆的一部分归属了路易。他指挥着从法国最优秀的人中招募而来的约400名长矛手和230名弓箭手，并雇用了几乎数量相当的加斯科涅和意大利雇佣军。但在没有绝对人数优势的情况下，他并不期望单凭军事占领就能征服热那亚区域，假如当地统治者起而保卫它们的话。正如多年前在诺曼底那样，他的战略是通过谈判来占领城堡和市镇，以军事力量的显示为后盾，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发起攻击。
提出最初建议的贵族们前来向他交出了自己的城堡，但是，出于“谨慎和细致”，加上与伦巴第人和热那亚人打交道的经验，库西并不太相信他们的承诺，并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置身于他们的权力范围之内，甚至到了在开阔的田地上而非城堡建筑内举行会议的地步。在突尼斯与热那亚人的合作一定留下了令人不快的印象。
在牵线搭桥、出钱出力的吉安·加莱亚佐的引导下，库西在意大利迷宫中步步推进，招募雇佣军并付钱给他们，就交出城堡和版图的条款和价钱进行谈判，与比萨和卢卡打交道，换取它们的不加干涉，派出使节前往意大利的其他区域，争取它们对未来的亚得里亚国王的支持。案头工作充实可观，透过其幸存下来的档案，一场14世纪的政治暨军事战役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招募是零碎进行的：格东·德富瓦萨克（Guedon de Foissac）带来了两名骑士、19名侍卫和10名弓箭手，艾梅·德米里贝尔（Aimé de Miribel）带来了26名重甲骑士，埃内坎·渥特雷（Hennequin Wautre）带来了16名弓箭手。6支意大利雇佣军的人数从10名至350名“骑士”不等。博奈雷尔·德格里莫（Bonnerel de Grimaut）（有可能是格里马尔迪）因“指示道路和路径”而收到了100金弗罗林，萨沃纳（Savona）的冒险因此得以完成。法律博士杰罗姆·德巴拉尔（Jerome de Balart）和侍卫卢金·穆尔（Luquin Mourre）也因就同一计划提出的建议而收到了100金弗罗林。
一直在反抗总督的萨沃纳的领地是进军的症结所在，需要微妙的谈判。当加斯科涅商人为了报复一座杀死了自己的3匹马的所属城镇而即将把它“付诸一炬并加以血洗”之际，他们被匆匆以96埃居的代价所收买，以此来避免敌意，代价并不太大，因为敌意将使占领的费用变得更高。与周边领主就允许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河谷地带的交易打开了向萨沃纳的进军之门。最后，萨沃纳及其市镇和城堡得到了“秘密条约”和6990金弗罗林的付款的保障。
每座表示效忠的城堡都得扬起奥尔良的旗帜，每位领主都将被付还一个商定数额的每月分期付款，“直到德奥尔良公爵成为热那亚之主。”斯皮诺拉家族的40个成员因其表示效忠并同意让库西的军队在其城镇和堡垒中宿营而每月会集体收到1400弗罗林。以当时清晰而符合建筑学要求的笔迹记录下的每笔交易都表明，在骑士精神盛行时，它的一个主要兴趣点是金钱。
起草这些协议的公证员和确认它们的使节都有报酬，来往于巴黎的信使也是如此。重甲骑兵和军队指挥官的家臣的薪水被记录了下来，同样，炮手安东尼奥·德科夫（Antonio de Cove）为了对一座城堡的围攻而从某个领主处取来一门巨大的射石炮，由此得到了20弗罗林；被库西派往帕维亚向吉安·加莱亚佐借400弗罗林的使节得到了18弗罗林；吉安·加莱亚佐的秘书得到了一只银高脚杯和大口水罐。
一点儿也不足为奇的是，库西常常会用完手头的现金，但当时的银行和信用网络使他得以保持运作。它使他能够从米兰商人波洛穆斯·德波洛梅斯（Boroumeus de Boroumeis）那里借到1.2万弗罗林，它将由奥尔良偿还给巴黎商人和杂货店老板雅克（Jacques）和弗朗舍坎·茹昂（Franchequin Jouen）兄弟。还有一次，库西典当了珠宝和餐盘以支付自己的重甲骑兵的薪水，直到奥尔良的管家从巴黎带来了4万里弗。
11月，在获得法兰西国王及德奥尔良公爵的全权代表权后，库西与萨沃纳达成了一项协议，它包括大量的权力、保证、职责，几乎像《布雷蒂尼条约》一样复杂。有此协议在手的他前往帕维亚，安排让吉安·加莱亚佐共同参与当前的冒险和将来的“行动之道”的最终条款。
自从库西与吉安·加莱亚佐于蒙蒂基亚里战役中各为其主地作战以来，已经过去了21年。他们是否还记得过去的时光，并分别令对方想起了他们各自是如何几乎性命不保的？或者，他们的关系纯粹是仪式性的？他们是否比较过其各自的修道院建筑（库西为苏瓦松的塞利斯廷修道院，吉安·加莱亚佐为帕维亚的加尔都西修道院）票据，而那位意大利君主是否像他在其他地方那样，说他意在修建一个“举世无双的”修道院？他没有活到他的自吹自擂在著名的帕维亚的切尔托萨（Certosa of Pavia）修道院那里得以实现之时。
他无疑曾带领库西参观过其国家文件档案，也无疑参观过他的图书馆，该图书馆的收藏始自彼特拉克为他父亲开始的收藏。它包括了这位诗人抄写的维吉尔的诗集以及他自己的诗集，还有薄伽丘的著作以及但丁的《神曲》。吉安·加莱亚佐的图书购买使其收藏稳步增加，超过了900卷册，堪与查理五世在卢浮宫的图书馆媲美，并向这位帕维亚君主想要吸引至其宫廷的藏书家和学者开放。它的荣耀是他定制的那些精美抄本。不管正文是普林尼的还是贺拉斯的，它们的插图反应的都是当代社会状况，如植物和动物、医学程序、婚礼仪仗、船只、城堡、宴会，尤为首屈一指的是维斯孔蒂的《时祷书》，以及吉安·加莱亚佐本人的3幅肖像。在库西来访那一年，艺术家乔瓦尼·德格拉西（Giovanni dei Grassi）正在其色料罐和珍贵金叶的包围中，为《时祷书》而辛苦工作着。
毫无疑问，库西看到了米兰大教堂的修建，他的东道主于1386年为该教堂打下了基础，以虔诚地感谢他能成功地取代了那位不敬的贝尔纳博。尽管吉安·加莱亚佐每月提供500弗罗林的补助，这座建筑却是公众意愿的产物，人们怀着热切的冲动建设着它，以至于它的中殿支柱已经完成。参与者和基金来自各个阶层。兵器制造者行会全体出动，开始了用筐子运走碎石的工作。不想被盖过的布商紧随其后，然后是公证员学院、政府官员、贵族和其他人，他们构成了稳定的志愿劳动大军。城市各区域攀比着各自的贡献。当东区提供了一头价值50里拉的驴子，并干了一天的挖掘工作时，维尔切利纳区就提供一头价值150里拉的小牛犊。在捐赠记录中，整个社会都出现在此：连续不断的3里拉登记名单，4枚多拉多铜币出自“拉法尔达，妓女”，160里拉出自德奥尔良公爵夫人瓦伦蒂娜·德维斯孔蒂的秘书。
库西与那位米兰之主达成了两项协议，一项提供了占领热那亚的联合军队，另一项涉及“行动之道”。在第二份协议中，维斯孔蒂承担了在法兰西国王亲自前来意大利时提供一定数量的长矛的责任，如果头领是奥尔良或勃艮第公爵（这几乎不可能）的话，其数量则相应要少一些。
凭借吉安·加莱亚佐那不可思议的治国才能，这里提及勃艮第的原因始终秘而不宣。他是个为追求自己的目标而总是脚踏两只船的统治者，在必要时，他随时会为了一边而抛弃另一边。当他需要一个反对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的同盟时，他可以看到，法国由于其国王情况不稳，加上叔侄之间为政策控制而展开的争斗，因此是种可变因素，而“行动之道”，随着克雷芒的死亡，也前景渐衰。在与库西谈判时，他已经提到了与他技术上的最高君主温塞斯劳斯皇帝的关系，后者像他本人一样，需要外来支持以对抗内部的敌人。为了确认其皇帝头衔，温塞斯劳斯将不得不冒险前往罗马，以获得教皇的正式加冕。维斯孔蒂的财富使这成为可能。1395年，为了换得10万弗罗林，温塞斯劳斯用超过25座城市主权的代价，将米兰公爵的头衔卖给了吉安·加莱亚佐。作为意大利境内第一个这样的头衔，它标志着城邦时代的界线已被越过，进入了专制时代。这对温塞斯劳斯并无帮助，他的对手指责他不合法地转让帝国领土，并在其地位变得稳定得足以展开意大利之旅以前便将他拉下了皇帝的宝座。
当库西推进针对热那亚的战役之时，另一场交易正在他的背后进行。佛罗伦萨、勃艮第和伊萨博王后的联盟诱使阿多尔诺总督将热那亚的主权交给查理六世，以此来换取他的留任，这有效地挫败了奥尔良和维斯孔蒂。1395年，处于再次发疯边缘的查理是有可能被操纵的。在那一年“令人忧伤的3月”，在得知国王已经用30万法郎买下了路易在热那亚的利益后，库西发现自己在为一个不同的君长效力。在王室的指示下，他现在在与阿多尔诺总督谈判休战协议，后者迅速破坏了这一协议，为了重新得到萨沃纳而对它进行了围攻。在抵抗过程中，库西于7月因一条“伤腿”而有4天动弹不得，这也许是新伤，也许是10年前的旧伤发作。在文件中，只能间歇性地瞥见他的名字，就如同涌动的云层之中的一块天空。
到8月，萨沃纳的包围被解，热那亚的主权确定落入法兰西国王之手，库西的战役走向了终点。他最后的现身是带领由120名骑士构成的随从人员于10月13日离开阿斯蒂，当晚到达都灵，其目的是再次翻越阿尔卑斯山。当他返回法国时，路易以一万法郎的礼物——或者报酬——相迎，“以帮助他克服在意大利所遭受的全部痛苦。”事实上，库西为法国王室（若不是为了德奥尔良公爵的话）争取到了寻求已久的在意大利的立足点。法国对热那亚的统治于第二年正式确立。这一统治于1409年被一次民众起义所推翻，使得查理和路易的后代查理八世、路易十二世以及弗朗西斯一世一直到进入16世纪时，还声称其对热那亚有继承权。
在库西从事针对热那亚的活动之时，宫廷和大学则团结一致地致力于将本尼迪克特十三世拉下马来的努力。尽管法国人对他了如指掌，但选举一个西班牙人当教皇，还是令他们颇感不快。而且，他尽管是贵族出身，却与瓦卢瓦、波旁和扶持了克雷芒的萨伏伊伯爵家族没有亲属关系，在法国人看来，他不是“自己人”。当十字军东征的警钟更加紧迫地敲响时，终结教廷分裂的目标便变得更为迫不及待。匈牙利大使正在前往法国的路上；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的主教们已经带着一个悲哀消息抵达。
正如低声下气的巴里大主教一夜间变成了恃强凌弱的乌尔班六世一样，敏感而圆滑的佩德罗·德卢那也摇身一变，成了正直而顽固的本尼迪克特十三世。大学催人泪下地请求他不要将辞位的意图拖延“一天、一小时、一瞬间”，但本尼迪克特不为所动，尽管大学由克拉芒热马史再次充任了作者的动情言辞使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感到良心不安。大学写道，通过辞职，他将获得“永恒的荣誉、不朽的声望、寰宇之内异口同声的赞美和永垂青史的美名”。如果他推迟一天，就会推迟第二天、第三天。他的精神将削弱，阿谀奉承者和追名逐利者将带着甜言蜜语和珍贵礼物前来；在友情的面具之下，“他们将用对不幸下场的恐惧来毒害您的头脑，冷却您对这番高贵而艰巨的事业的热情”。荣誉和权力的甜蜜芬芳将会占据上风。“如果您今日已经准备完毕，为何要等候明天的到来？如果您尚未做好准备，那么明天将更加懈怠。”教会的安宁和健康就掌握在他的手中。假如本尼迪克特辞了职，而他的竞争者却拒绝那么做，那么后者将使自己沦为“最乖张的教廷分裂分子”，并向全体天主教徒证明，有必要将他赶下台去。
单方面的辞职对本尼迪克特毫无吸引力，他也不相信其道德影响可以赶走自己的对手。当德阿伊利校长和他热情洋溢、畅所欲言的同事吉勒斯·德尚（Gilles Deschamps）作为国王的使节前往阿维尼翁施加压力时，他们发现，以前的德卢那的摘帽子的轻巧然诺已让位给“犟驴之国”哺育出的西班牙人的顽固不化。
在巴黎，压力越来越大。1395年2月，一次由109位高级僧侣和博学多才的教士参加的会议以国王之名召开，旨在决定如何终止教廷分裂。与会的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和神学博士们经过两个星期的审议，以87票对22票的投票结果支持“退让之道”而放弃“武力之道”。投票不完全与信念有关，它反映了勃艮第公爵的支配力量。高级教士和神学家们的地位取决于这位或那位密切关注事件走势的王室公爵的资助。与此相应，当勃艮第或奥尔良的权力此消彼长——通常是，当国王发疯时，勃艮第当权，当国王清醒时，奥尔良当权——时，他们的态度会随之改变，从而无法生成一种前后一致的政策。
大多数与会者现在都否定了“行动之道”。会议宣称，“行动之道”太过冒险，有可能将法兰西国王拉入针对所有那些归顺罗马的那个“不速之客”的战争。高级教士们说，即使打败了卜尼法斯，英格兰、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等国仍旧不会接受本尼迪克特十三世，“教廷分裂将更甚于今朝”。唯一的希望是让本尼迪克特将自己的弃职放入法兰西国王手中，后者随后号召服从另一位教皇的君主们让卜尼法斯做出相似的举动。尽管这一进程中存在明显的缺陷，但支持退让的决定显然正是王室所希望的。如果没有一位身为其受益人的法国教皇，则“行动之道”便失去了吸引力。
亚得里亚和对教皇国的征服烟消云散，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行动之道”，以及本尼迪克特借法兰西之手驱逐其竞争对手的所有前景。为了让本尼迪克特相信这一点，王室派遣了有史以来行色最为壮观的使团，由3位王室公爵——勃艮第、贝里和奥尔良——组成，辅佐他们的是10位大学的高级教士。尽管由勃艮第葡萄酒和佛兰德斯挂毯构成的丰厚礼物软化了信息内容，但它是对凌驾于教会之上的王室意愿的有意识维护。它遇到了一个在敷衍搪塞之技巧上难以超越的对手。
这一问题在一系列听证会上进行了唇枪舌剑的争论，每个听证会都根据一个适当的主题而召开，论辩双方都一如既往地“言辞华丽”，引经据典。担任过蒙彼利埃前教授的本尼迪克特将不会被来自巴黎的学者们所打败。虽然他继续再三保证自己会为了教会统一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又拒绝在没有双边保证的情况下被逼入辞职的死角。由于法国提案中存在醒目的弱点，他也许一直在怀疑，法国人想让他走，主要是为了将一个法国教皇安放在他的位置上——而他也许是对的。他像猎人追寻猎物那样曲折向前、躲躲闪闪。当使团要求看一下在教皇选举会议上由红衣主教们签署的誓约内容时，他先是一口回绝，接下来又提出要私下里说出其内容。然后，在进一步的施压之下，又提出要大声地将其读出来，但不交出来。当那也被拒绝之后，他声称自己拥有一种行政特权，理由是，教皇选举会议的决议不得向任何人公布。
在被迫让步之后，他又提议召开由两位教皇及双方的红衣主教队伍共同参加的联合会议。来访者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位“不速之客”冥顽不化，而本尼迪克特的自动退让则是众望所归。他要书面的提议。吉勒斯·德尚回答说，没那个必要，因为它的构成只是一个双音节词汇：“退位。”教皇说需要时间思考。在停顿期间，勃艮第请红衣主教们给他提出意见，“以个人的身份摸着良心说话，而不是以教廷枢机主教团成员的身份来说话。”他们以19∶1的比例赞成退位，唯一的反对者是另外一个西班牙人潘普洛纳红衣主教（Cardinal of Pampeluna）。当红衣主教们将自己的意见付诸文字时，本尼迪克特禁止他们在文件上签字。在一次将大学代表排除在外的听证会上，他告诉公爵们，如果他们支持他，他就将听由他们去征服并拥有罗马教廷。公爵们对此建议充耳不闻。
讨论现在已经持续了两个月，来访者每天都从他们所居住的维尔纳夫渡过河去开会。一天早上，他们发现，有人在夜间焚烧集中停泊的船只时，把那座著名的桥也一把火烧掉了。他们的第一个念头是害怕“通敌者”和袭击，所以抓起了武器，但转念一想，开始怀疑起了教皇。如果那个西班牙人正在河对岸开怀大笑，那也会是不为人知的。他发誓自己与放火毫无关系，并派工人去修桥，安排让人将船链在一起塔成一座临时浮桥，它几乎完全不适合那些骄傲的公爵们体面地骑马过河。唯一的选择是乘船渡河，它又慢又不安全，易受激流的冲击。心怀厌恶的来访者们在与红衣主教们讨论过后，决定发出最后一次呼吁，仍旧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致力于教会统一的本尼迪克特拒绝了这一呼吁。法国人在3个月后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教廷分裂的问题仍旧未能解决。
由于无法保证其退位将终结教廷分裂，所以本尼迪克特不可能承担一切恶名。令人震惊的是，他把尼古拉·德克拉芒热争取到了自己的一边，而后者曾如此心急火燎地预言，即使教皇晚一天退位，也会有厄运降临。他做出了一个在大学刮起了一场风暴的决定，现在接受了本尼迪克特的秘书这一职位，并在后来写到本尼迪克特时说：“尽管他饱受指责，却是个伟大而值得称赞的人，我相信他一直都是个圣徒，我不认识还有比他更值得称赞的人。”尼古拉的举动是出于信服，还是因为他被收买了？由于我们对他的动机不得而知，所以就让我们相信它们是真诚的吧。
大学被此次努力的结果弄得火冒三丈，更因为本尼迪克特最初的话语滋养了极高的希望，所以大学提出了两种激进的措施：它建议国王扣留法国的教会税收，不给本尼迪克特，这一步骤等于是与阿维尼翁决裂；它还建议红衣主教们，如果本尼迪克特继续拒绝退位，他就应当被一个常务理事会罢黜。王室尚未准备好要拒绝效忠，尽管它在3年后会走到那一步。在欧洲有可能为了常务理事会的缘故而暂时团结之前，将经历14年的时间，而即使是到了那时，它也未能成功。
大学继续着自己的战役。写给统治者和其他大学的信件督促他们坚持教皇双双退位之请。神学博士们骑着马在各城镇和省份四处布道，反对邪恶的教廷分裂。在谴责教会之腐败的过程中，他们传播了改革的要求——这个结果也许并非出于他们的本意。法国王室向英格兰国王和德国亲王们派出代表团，敦促双双退位之道，而人人都嘴上表示同意，实际上却按兵不动。本尼迪克特十三世顶住了所有压力。在即将到来的近30年中，尽管法国人撤回了对他的效忠，包围了阿维尼翁，他的红衣主教们也都离他而去，又被两次理事会所罢免，还有3位其他教皇的竞争，但他都不会退位。1422年，在退隐至一座西班牙堡垒时，他死于94岁的高龄，其时仍自称为教皇。
出人意料的是，战争（如果不是教廷分裂的话）终于有了终结的希望。1395年3月，理查德二世提出了他本人与法兰西国王之女伊莎贝尔缔结婚姻的建议。他29岁，她6岁。作为一种通过其他途径绕过互不相让的争执而争取和平的方式，这是一次大胆之举，即使和平并非其唯一的动机。
理查德二世不需要他称之为“无可容忍的战争”的东西，他也没有在大多数英格兰人心中孕育的那种对法国的仇恨。相反，他欣赏法国，渴望与其国王相见，希望获得和平，以便加强自己的力量来对付国内的对手。自从遭到“上诉人阁下”们的粗鲁相待后，他已经循规蹈矩地统治了英格兰7年时间，但他被那一羞辱所强化的专制天性却在渴望绝对的君主政体和对敌人的征服。可能腐化或改善的王权似乎在14世纪有种普遍一边倒的影响：只有查理五世从责任中获得了智慧。理查德喜怒无常、荒淫无度、专制暴戾、感情用事，若称不上有实际上的好斗表现，至少有好斗的气质。当他的妻子、温塞斯劳斯之妹、波希米亚的安娜于1394年去世时，他一味沉浸在忧伤之中，下令将王国位于希恩（Sheen）的庄园捣毁，因为她就死在那儿。在她的葬礼上，由于认为自己受到了“上诉人阁下”之一的阿伦德尔伯爵（Earl of Arundel）的侮辱，国王抄起一根棍子，将伯爵打倒在地。
安娜是他自己那个时代的一位生性甜美的女子，不同于她那位怏怏不乐的兄弟，她激发了编年史上最良好的评价。她的死除了让理查德没有留下直系继承人外，也许还松动了某种束缚性影响。为了确保香火的延续，再婚合情合理，但选择一个在12岁之前完全不可能结婚生子的6岁儿童为妻，表明继承人并非理查德的主要目标。他想与法国和解，以便让英格兰“公猪们”无机可乘，明确地说，是要获得法国的支持，在必要时与他们对抗。他的使节们得到的指示是，要获得来自法国国王及其王叔和兄弟的保证，“将竭尽所能地帮助并支持理查德对付他的任何一位臣子”。
这几乎算不得是一位国王对另一位国王的正常要求，尤其是一个不久之前还是其敌人，而且在技术上仍旧是其敌人的国王。理查德仅在两年之后，即会夺取绝对专制，谋杀格洛斯特，处决阿伦德尔，放逐诺福克和兰开斯特的亨利，挑起一系列难以抑制的争端，这些争端在两年后将使他失去自己的王冠，最终丢掉性命。现代历史学家一向认为，在他最后的岁月中，他一直受困于精神疾病，但这只是对在14世纪的统治者中间十分常见的机能障碍的现代解说：无力抑制冲动。
理查德这位国王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日益剑拔弩张的时代，这种紧张状态自农民起义以来遭到了压制，却并未缓和。由四处劫掠的骑士和弓箭手们构成的无法无天的连队仍然在四处传播混乱，沉重的赋税仍旧惹得人们怨声载道，罗拉德派在试图消灭它的努力之下依旧星火燎原。它的一点儿也不亚于其宗教威胁的社会威胁使得王室与教会团结起来打压它：冈特的约翰与威克利夫结盟的岁月一去不复返，尽管罗拉德派似乎地位很是崇高。在1394年至1395年的议会期间，该运动突然随着有关12点“英格兰神圣教会改革之结论和真相”的具有煽动性的公共声明而浮出水面。
在包括同为枢密院成员的一向都在惹麻烦的理查德·斯塔里爵士和另一位骑士在内的几位众议院成员的支持下，一份用英语写成的要求12项改革的请愿书作为一条法案被呈给了议会。与此同时，它被钉在了圣保罗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门上供公众观看。“12点结论”是中世纪晚期教会的一面镜子，持镜观看者是那些心怀不满的人，那些想要崇信并且拥有信仰却又遭到积重难返的物质主义和偶像崇拜之阻碍的人。它们是威克利夫已经逐一言及的结论，开始的两点对教会和僧职的威胁最甚：剥夺教会的世俗捐赠和否定圣餐变体之“假定的奇迹”。其他在12点结论中遭到声讨的仪式包括贞洁誓言，它在教士中会鼓励恶习，而在“生性脆弱和不完善的”妇女中会导致许多可怕的罪恶；实物的献祭或驱邪，它仅仅是种类似于通灵术的“戏法”，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对由木头或石头构成的又耷又哑之形象的朝圣，它是种偶像崇拜形式。第十点结论是新的——对杀伐权利的实际否定。它断言，在战场上的大举屠刀或因为任何世俗的原因而借着司法庭审杀人都明显与新约背道而驰。
“12点结论”令主教们心生警觉，他们把理查德从当时所在的爱尔兰召回国，以颁布新的镇压措施。国王本人对异端思想大感恼火，威胁说，如果理查德·斯塔里爵士敢打破誓言，放弃强加于他的信仰，他就要“用也许是最残酷的死刑”来处死他。可是，“12点结论”是君主权力所无法消灭的。罗拉德派已经在安娜王后的波希米亚侍卫中找到了回应，并通过他们在威克利夫思想与扬·胡斯之间形成了一种关联。
理查德的在法国公爵们前往阿维尼翁之前就进行过讨论的求婚并没有得到众口一词的欢迎。菲利普·德梅齐埃为了十字军东征之故而对它举双手赞成，就如勃艮第公爵为了商业利益而赞成它一样。可是，半个世纪的仇恨不会轻易烟消云散。贝里和奥尔良双双表示反对，而当该求婚在法兰西议会上加以论辩时，有好几位成员表示反对，其理由是，没有和平的婚姻是不自然的。如果库西不是因人在意大利而缺席了会议的话，也许会赞成那一态度。同年的一个事变显示，也许是因为他的特殊关系的缘故，他竭力反对在敌人之间保持正式的关系，即使是在休战期间也不行。傅华萨在预备探访英格兰时曾要求他写一份给理查德及其叔叔们的介绍信，库西断然拒绝，“因为他是法国人”，不能写信给国王，尽管他给了傅华萨一封写给自己女儿菲利帕的信。如果写信给英格兰国王有失礼貌的话，那么与英格兰国王联姻实在会显得很激进。
在会议上，大臣阿诺·德科尔比（Arnaud de Corbie）赞成接受求婚，其理由是，婚姻纽带将加强英格兰国王对抗自己国内的主战派的力量。和平利益占了上风。7月，1200名法国绅士护送由纹章院院长诺丁汉带领的正式的英格兰使团走向位于巴黎的会议桌。达成的协议是，伊莎贝尔的嫁妆为80万法郎，但没有土地，双方休战28年。休战时间第一次长得足以显示出一种真正的发誓放弃作战的意愿——至少在谈判者这方面如此。这是困难所在。
如果说战争在其领土上展开的法国人整体上都厌倦了战争的话，有太多的以格洛斯特公爵为典型的英格兰人则并非如此。他们被一种被摒弃在《布雷蒂尼条约》中得到确认的利益之外的感觉所激怒。他们渴望获得满足，认为联姻将它永远地推开了。无拘无束的骑士和自耕农仍旧为战争的生活方式及其在欧洲大陆的战利品所吸引。因遭破坏的商业和沉重的赋税而饱受折磨的普通民众也许向往和平，但他们不喜欢与法国人的联姻。他们害怕理查德会对法国人做出太多的让步；人们对有关加来的事情议论纷纷，对于选择一个幼小王后的决定以及继承人仍旧无法确定的事实若非心怀猜忌，也是大失所望。
因为格洛斯特在伦敦人中颇具影响，且深受爱戴，所以理查德不敢在未得到他及其党羽合作的情况下签署盟约。获得合作的努力进行了一年有余。法国人派遣隐修者罗伯特去宣讲上帝对和平的要求，以此来增加重量，并让英格兰人牢记土耳其人的威胁，这是这位隐修者在叙利亚旅行时所获知的。一位幻想家，即使他是在法兰西国王资助之下骑着7匹马旅行，也不是影响格洛斯特的最佳选择。隐修者在其结论部分的高潮处警告说：“毫无疑问，无论是谁正在或将要反对和平，不管是在生前还是死后，他都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格洛斯特尖刻地将了他一军：“你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罗伯特只能回答，是由“神启”，而这并未给公爵留下深刻影响。他仍旧“冷酷无情地反对和平”，并用他的言辞“对法国人表示出极大的轻蔑和鄙视”。
理查德忧心忡忡地告诉陪伴隐修者的沃尔伦·德圣波尔伯爵（Count Waleran de St. Pol）。格洛斯特正在努力向百姓施加影响，反对和平，甚至有可能“激起民众来反对我，这是种极大的危险”。圣波尔是圣徒般的皮埃尔·德卢森堡的铁石心肠的兄弟，他建议国王，用恭维话和丰厚的礼物来赢得自己叔叔的支持，直到婚姻与和平得以实现。随后他便可以“另做打算”，因为到那时，他将强大到足以“镇压所有的反叛，因为法兰西国王在必要时将助你一臂之力；对此您可以笃定无疑”。政治的圆滑古往今来都如出一辙。理查德答应给格洛斯特10万英镑，并且将一块价值每年2000英镑的伯爵领地给他的儿子（他后来未遵守这一诺言），又通过百般的劝说和兰开斯特公爵的施压，终于换来了格洛斯特闷闷不乐的默许。
1396年3月，巴黎举行盛典，庆祝以诺丁汉充当国王代理人的委托婚姻和休战协议的批准。诺丁汉现在有机会在招待会上而非战场上见到他尊敬的对象了，因为在英格兰使节于巴黎停留的3个星期的时间里，库西是负责款待他们的人之一。在签署了由英格兰贵族们带回的婚姻契约后，理查德亲自于8月前往加来，在那里与勃艮第公爵举行了会谈，以此来显示自己是法兰西的朋友。他同意支持“退让之道”，致力于令罗马教皇退位，更为现实的是，他同意交出英格兰在布列塔尼的据点。他又回去向自己的同胞昭告和平条款，因为他说，“如果没有英格兰人民的普遍赞成，他便不能够坚定不移地实现和平”。
他于10月返回，与法兰西国王进行高潮性的会面，会面地点在加来边境，色彩鲜艳的大帐篷铺天盖地，场面恰如其分地豪华壮观。400名法国骑士和400名英格兰骑士“仗剑在手”，分列而立，在队列之间，两位国王各自在对方的王叔的护送下向对方走去。当他们见面并拥抱时，800名骑士全部跪倒在地，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会议、宴饮和欢乐接踵而至。淹没在深红色天鹅绒和绿宝石之中的7岁新娘被递交出去，于11月在加来，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主持下正式嫁给了理查德。昂盖朗·德·库西没有出席这些庆典，也没有见到位于英格兰一方的他的女儿菲利帕，因为他已经与王国主要的骑士和贵族一起踏上了中世纪最后一次重要的十字军东征的征程。
国王们握手言和了，但所有的老问题——有争议的边界和领土，效忠和赔偿，吉耶纳和加来——依旧没有解决，格洛斯特的怨恨也仍未消除。法国人发现，他们为了软化格洛斯特的敌意而堆放在他面前的所有荣誉、消遣和金银财宝都毫无效果。他拿走礼物，却依旧冷若冰霜、态度强硬，语焉不详。“我们将努力浪费在了这个格洛斯特公爵身上，”勃艮第对自己的委员会说，“因为只要他活着，法兰西与英格兰之间便定无和平。他总能找到新借口和意外事件来酿成两国之间的敌意和冲突。”这倒不劳在一年之内就将死去的格洛斯特来寻找这些借口和事端。勃艮第本人，通过由他儿子实施的与奥尔良的自相残杀，才要为一切负责。那场永无止境的战争造成的鸿沟太深，很难被轻易越过。在英格兰，理查德和兰开斯特是亲法政策的唯一真正支持者，而两人都在与法国联姻的3年后死去。对法国的敌意持续了下去。在达成和解之后还不到20年时，亨利五世便号召自己的追随者们“再次冲锋陷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