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巴里所取得的模棱两可的后果并未使法国国王和御前会议产生挫败感，他们片刻不停地转向了一个更加棘手的冒险活动：通过武力终结教廷分裂。向罗马进军、驱逐教皇卜尼法斯并使克雷芒就位的计划被称为Voie de Fait，即“行动之道”（Way of the Deed）——也就是武力之道——与“退让之道”（Way of Cession）正相反，后者是由大学所倡导的两位教皇自愿的共同退位之举。进军意大利全境并武力占领罗马是场不亚于入侵英格兰的行动——就在不久前，事实证明，这一入侵超出了法国的能力——但政策制定者们却显得毫不犹豫。在库西和波旁从突尼斯返回的数日之内，御前会议便于11月底做出了决定。
该计划被当作十字军东征的前奏呈报给国王。国王的大臣们告诉他，除非教会恢复统一，否则他就不可能心安理得地带领十字军进攻土耳其。“我们想象不出比您带领军队前往罗马摧毁这个反教皇的卜尼法斯更好、更合理的事了……这是您的当务之急。我们会心怀希冀，当这位反教皇者及其红衣主教们在意识到您将率领大军前来征讨他们时，他们会俯首称臣，请求您的饶恕。”在完成那一伟业之后，甚至继续向耶路撒冷挺进的光辉前景也将指日可待。
他何时可以开始？国王立即大为激动地询问。他是在梅齐埃的强烈影响下长大成人的，而后者整天在宫廷里宣扬十字军东征是法兰西的命运，宣扬要拯救社会于水火之中。查理的顾问们告诉他，战役可立即打响，各种计划随即被付诸行动。所有王室家族都被囊括在内，就连布列塔尼公爵也在邀请之列，因为“他们认为，将他留在身后不是个审慎之举。”他令人不快地预言，这项事业将是“纸上谈兵”。
一支1.2万名长矛手的强大军队起而应命，出发日期定在4个月以后，即1391年3月，集合地点在里昂。国王及其兄弟将带领4000名长矛手；勃艮第、贝里和骑士统帅各带2000名长矛手；波旁和库西各带1000名长矛手；所有人都预支了3个月的酬金。为了征集这样一支军队并维持其战场所需而需要征收的课税似乎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资助这样的冒险就像“武力之道”一样不现实。当御前会议召开会议以批准此项费用时，以可怕的风暴形式出现的常见预兆使他们变得犹豫不决起来。难道这是上帝的信号，反对在已经不堪重负的百姓头上再强加新的负担？
大学反对“行动之道”的呼声比电闪雷鸣来得更加明确。1391年1月6日，在当着国王和宫廷成员的面宣讲的一次为时12小时场面宏大的布道中，当时作为布道者已声名鹊起的年轻学者让·格尔森表达了反对意见。格尔森时年27岁，距他获得神学博士学位还有两年时间，是皮埃尔·德阿伊利校长的得意门生。不久之后，格尔森便在31岁时继任了校长之职。当围绕教廷分裂而展开的斗争日趋激烈时，格尔森将变为倡导成立一个地位在教皇之上的教会理事会（Church Council）的第一人，也将是他那个时代最值得纪念的法国神学家。
格尔森是个很难归类或概括的人。在信仰上他是个神秘主义者，但在实践上却充满理性。作为中庸之道的崇信者，他怀疑其他神秘主义和虚无幻想的虔诚过度。作为一名教会成员，他既因循守旧，又标新立异。他推崇人道主义的理念，却又粗暴地反对围绕《玫瑰传奇》而展开的激烈争论中的早期法国人文主义者。尽管他讨厌幻觉，尤其是女性的幻觉，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却是愿意担保圣女贞德的声音的真实性的仅有的两位神学家之一。这不是因为他是现代人所称的自由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明了她的宗教信仰的强度。他是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和知识分子影响力的缩影和反映。
若在早期，他将只是个僧侣，但在最近数百年间，大学已经从修道院手中接过了传播过往的知识、追寻当前的知识的主要任务。14岁进入巴黎大学的格尔森发现神学和哲学已在经院哲学家那枯燥乏味的演绎推理之中石化了。在伟大的阿奎纳时代，经院主义一直承担着用理性和逻辑来解答所有信仰问题的任务，但事实证明，理性和逻辑无法解释有关上帝和宇宙的问题，于是其努力逐渐消退，只留下逻辑论证的坚硬空壳，就如彼特拉克憎恶地所说的那样，由“皓首之童”来加以践行。当他们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三段论”时，彼特拉克建议大家赶快溜之大吉。像那个乱世之中的其他人一样，格尔森渴望某种对灵魂更有意义的东西，他在神秘主义的信仰和与上帝的直接交流中找到了替代品。
他相信，社会只有通过一种经过更新和深化的信仰才可再造，“徒劳的好奇心”在此信仰中将无立足之地。他写道，有关上帝的知识“最好是通过悔过感获得，而非通过智慧的调查研究来获得”。他对超自然持有相同的观点，肯定魔鬼的存在，指责那些因缺乏信仰和“感染了理性”而嘲弄一切的人。可是，格尔森阻止不了理性的强行进入。他奚落魔法和占星家的迷信，建议在相信幻觉之前要仔细地检查一下它们。
他不赞成使用本地话的《圣经》，可是，作为一位诗人、教师和演说家，他又用法语写了许多布道文和论文，以便将自己的思想传输给头脑简单和少不更事者。中世纪的教育家通常会花大量时间为儿童编制训诫文字。格尔森尤其关注儿童的发展，非同常人地将他们看作与成人有所区别的人。在一个为教会学校开设的课程上，他极力主张有必要在最年幼孩子的寝室点一盏守夜灯，将之作为信仰的象征，同时为他们在夜晚因“自然的需要”而起身时提供照明。他警告说，教会的改革必须始于对儿童的正确教导，而大学的改革则始于小学的改革。
他建议忏悔牧师唤起儿童有关其性习惯的负罪感，以便使他们意识到悔过的必要性。即使是没有射精的手淫也是一种罪恶，“相较于在相同的年龄与女人交媾，它更会夺走儿童的贞洁”。儿童对于手淫无负罪感是种必须改变的状况。必须让他们听不到粗俗的谈话，或不允许他们相互亲吻和抚弄，也不允许他们与异性睡在同一张床上，而如果对方是成人，那么就连同性也不行。格尔森有6个姐妹，她们全都终身未嫁，保持了神圣的贞洁之身。此处必定有强大的家庭影响在发挥作用，由此诞生了这种鲜明的个性。
性是让格尔森对让·德默恩的《玫瑰传奇》加以坚决抵制的因素之一。默恩歌颂肉体之爱，讽刺贞洁，推崇理性，思想自由，对一切持怀疑态度，有反教士的倾向，这都令格尔森厌恶之极。当克里斯蒂娜·德皮桑1399年在其《致爱神书》中对让·德默恩大加声讨时，格尔森怀着焚书者的全部热情在一篇布道文中对她表示支持。他指责《玫瑰传奇》贻害无穷，缺乏道德：它使妇女堕落，美化恶习。他说，假如他手中握有它唯一的抄本，且价值1000里弗，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付之一炬。“投入火中，善良人，投入火中。”
默恩的崇拜者在给克里斯蒂娜和格尔森的公开信中冷不防地冲破了他的防御工事。默恩的辩护者让·德蒙特勒伊（Jean de Montreuil）、贡蒂埃（Gontier）和皮埃尔·考尔（Pierre Col）都是在王室充当秘书的教士和学者。他们与志趣相投的学术界人士一道，在对经院哲学的迂腐的回答做出回应时，采取了与格尔森完全不同的方式。他们信仰人的理性，认可自然的本能，所以他们承认世俗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人文主义者，尽管他们并不关心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运动的经典研究。他们欣赏默恩的无拘无束的思想和他对标准程式的大胆攻击。作为毫无疑问的博学多才、开明进步者之一，让·德蒙特勒伊声称，《玫瑰传奇》令人欣赏之至，所以他们宁肯没有衬衣，也不可没有这本书。“我越是对这本深刻而著名的著作的奥妙之引力和引力之奥妙加以研究，便越是惊讶于你对它的挞伐。”
虽然热情似火，但这并不那么独特。皮埃尔·考尔更富勇气，为令格尔森大感冒犯的纵欲行为加以辩护。他声称，“所罗门之歌”赞美了暴君之女的爱情，而非赞美教会；根据圣卢加的《福音书》，玫瑰所代表的女性阴hu应当得到神圣的对待；格尔森本人终有一天会陷入爱情，就如其他神学家一样。
争论不断扩大。克里斯蒂娜以《玫瑰的故事》、格尔森以一篇权威文章《玫瑰传奇之批判》（Tractatus Contra Romantium de Rosa）加以回应。在文中，寓言式人物在“基督教的神圣法庭”前向让·德默恩提出指控，而后者则得到了罪有应得的判决。尽管格尔森在争论中拥有最后的决定权，但他还是无法摧毁这本书的吸引力。一直到16世纪，它都被人们所广泛阅读，甚至在一次使其人物形象“道德化”的虔诚努力之后，仍幸存了下来。在那次努力中，玫瑰变成了耶稣的象征。
尽管格尔森仍旧留在了制度之内，但对信仰的追寻却在运动中将其他人拉到了外面，远离了制度化宗教。人们在世俗交流中寻找变得老套而败坏的仪式的替代品。当道路似乎迷失在一座由惊慌和困扰构成的黑暗丛林中时，人们便愈加需要信仰。
教廷分裂所造成的伤害变得更加深刻。两位教皇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为了树立威望而进行的奢华炫耀中，并且为了支撑这种奢华而搜刮越来越多的钱财。身在罗马的教皇卜尼法斯直取捷径，放高利贷，兜售有奉圣职到了丑闻百出的地步，有时会将同一个职位再次出售给出价更高的人，将委任日期张冠李戴。他一次会出售10至20个有俸圣职的拥有权。克雷芒七世榨取“自愿的”贷款和贡金，不断抬高教会的税金，直到他的主教们在1392年拒绝缴税，并将自己的抗议书钉在阿维尼翁的教皇宫殿的大门之上。作为投靠法国的人，克雷芒将向法国教士征收什一税的权利转让给了王室，在由此引发的多次争端中，使王室与教士变得势不两立。他欲壑难填，不得不向放高利贷者借钱，典当神圣的宝物。据说，在他临死时，就连教皇的宝冠都被当掉了。
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教廷分裂的影响并无多大差别，因为情况已经混乱不堪，糟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查理四世采取了防范措施，在他临死之前，加冕自己的长子温塞斯劳斯为波希米亚国王，并预先指名他为皇帝，但这一切都名不副实。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查理已经将帝国疆域的统治权指派给了温塞斯劳斯的两个兄弟、一位叔叔和一位堂兄弟。他们之间经常出现利益冲突，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与哈布斯堡家族针锋相对，相互敌视，20多个公国各自为政，为维护其特权而斗争的城镇结成了反对贵族的联盟。用于中央政府运作的税收因无政府状态而无法征收，皇帝的权威太过表面化，无法控制住局面。
1378年，在陪同父亲对巴黎进行了令人难忘的访问之后不久，18岁的温塞斯劳斯四世登上了皇位。尽管他接受了父亲的管理训练，受到了良好教育，通晓拉丁语、法语、德语和捷克语，但他缺乏掌控局势的个性。尽管他起初曾做出努力，试图寻找力量的平衡点，但党派与阶级、城镇对君主、小贵族对大贵族、德国对捷克、同盟对同盟的无休无止的冲突造成了一个相互倾轧的网络，它藐视君权——并毁掉了君主。
温塞斯劳斯是个悲剧性的、破坏性的人物，在编年史上，他是个野蛮而残忍之人，半滑稽，半恶毒，是个半真实、半虚构的复合体，反映了他的各方敌人对他的憎恨。由于他的统治是胡斯信徒（Hussite）反抗教会的根源，也是憎恨德国的捷克民族主义兴起之源，所以温塞斯劳斯在死后成了教士和德国编年史作者口诛笔伐的对象。书面文字的不公平的优势最终赢得了胜利。但即使有些言过其实，有关温塞斯劳斯的故事却太过雷同，不能不说呈现了某些事实真相。
虽然据他的党羽所说，他相貌英俊，风度翩翩，但他更常以一个“野蛮的公猪”的形象出现，于夜间在坏同伙的陪伴下横冲直撞，闯入市民的家，强奸他们的妻子，将自己的妻子关在妓院，把一个给他上了道烧焦了的菜肴的厨子放到火上去烤。根据这些版本，他的父亲是个皮匠，他天生丑陋和残疾（造成了他母亲生育他时的死亡），在洗礼仪式上弄脏了洗礼用的水，两岁时，在他的加冕典礼上，因大汗淋漓而玷污了祭坛——这一切尽管很有可能都是事后捏造的，却成了一个邪恶君主的预兆。他只有在打猎时才会兴高采烈，常常在树林里和打猎宿营地一次待上数月，不理朝政，宁愿跟马夫和打猎伙伴朝夕相处，给他们加官晋爵，而不愿理会贵族们的愤怒。他试图维持正义、实现秩序的早期努力令他心灰意冷，他青睐一个派系而非另一个派系的做法只令他树敌无数，他的判断失误加重了无能为力之感，他变得在执行政策上朝秦暮楚，逃避问题，靠打猎和酗酒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虽然在德国，任何社会阶层的男人让自己醉倒在桌子下面都是件司空见惯之事，但温塞斯劳斯则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酒鬼。作为一位君主，他变得越来越易怒、暴躁和怠惰，盘桓在布拉格，对帝国的其余地方视而不见，动辄大发雷霆，有时让人觉得他已经“失去了理性的控制”。他的一只与他形影不离的猎狗就如同是其主人的翻版，据说它袭击并咬死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巴伐利亚的乔安娜（Joanna of Bavaria）——尽管根据其他资料，她死于瘟疫，留下了一个悲痛欲绝的丈夫，他因为太过痛苦——或者，有可能是醉过了头——以致无法出席她的葬礼。他显然不像后来人们所描述的那样惹人讨厌，他娶了第二位巴伐利亚公主为妻，据说她十分美丽，令他陷入深深的爱恋之中。教会就没这么幸运了，他给它的教士连同他们的情妇一起套上枷锁示众。在他统治时期内，发生了1389年臭名昭著的大屠杀，当时，一个牧师于复活节领着一队人从布拉格的犹太人居住区穿过，一个犹太小孩朝他扔了块石头，致使市民倾巢出动，屠杀了犹太人社区的3000人。当幸存者向国王讨要公正时，温塞斯劳斯宣布，犹太人是咎由自取，反而对幸存者而非犯罪者处以罚金。
他最著名的冲突来自与教会的冲突，结局是令他的受害者成了圣徒。它的起因是世俗权威对教会权威的常规性斗争。仇恨于1393年达于顶点。当时，布拉格大主教（Archbishop of Prague）命令他的代理主教波穆克的约翰（John of Pomuk）批准了一个由僧侣们选出的修道院院长人选，而不是国王想要的候选人。怒不可遏的温塞斯劳斯将大主教、代理主教和另外两个高级教士投进了监狱；接下来，在释放了大主教之后，对其他人刑讯逼供，目的是迫使他们承认对统治集团怀恨在心。他们沉默以对，这让国王气得发疯，据说他亲自抓起一只火把去烧受害人的脚。被自己的所作所为吓住了的他随后提出，只要他们发誓不说出自己受到的折磨，就饶过他们的性命。当事实证明，波穆克的约翰因伤势过重而无法签署誓约时，温塞斯劳斯为了销毁证据，命人绑住他的手脚，将他从一座桥上扔进了伏尔塔瓦河（Moldau），致使其淹死。波穆克的约翰后来被封为殉教者，成为所有桥梁的守护神。
国王的问题在整个14世纪90年代不断增多。他绝大部分时间都烂醉如泥，却又没有不省人事到不去盘剥大贵族以增加其波希米亚财产的地步。结果，他成功地使他们因对他的仇恨而团结起来，时间长得足以使他们在1400年罢黜了他的皇帝之位，尽管他仍旧是波希米亚国王。
温塞斯劳斯的问题不仅是个人问题或性格问题。它们是他的那个世纪的缩影。他也迷失在了他那个时代的黑暗丛林中。如同法国的让二世一样，在一个事事乖背的时代，他生来便不堪管理责任之重负。像政府一样，他的国家中的教会也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从而引发了欧洲最激烈的改革运动。胡斯信徒们接过了罗拉德派的教义，打着于1417年被当作异端而烧死的扬·胡斯的名号，在100年后开启了改革之路。它也导致了温塞斯劳斯的终结，因为它诱发了他的中风发作，致其于1419年去世。
在法国，1389年出现了一种狂热的氛围，当时，一场围绕圣母的无垢受孕说（immaculate conception）而展开的激烈辩论导致多明我会僧侣像瘟疫中的犹太人一样遭到指责，说他们在河里（而不是井里）投毒。正巧一位多明我会僧侣让·德门特松（Jean de Montson）宣传圣母因原罪而受孕。他受到了巴黎大学的谴责，后者持相反的立场，即圣方济各会的立场，认为她是无垢受孕。当门特松向教皇克雷芒申诉时，德阿伊利和格尔森前往阿维尼翁，要求对他们的看法的官方支持。克雷芒进退两难。门特松的观点是此前得到过托马斯·阿奎纳称许的正统说法。假如克雷芒抨击它，他自己的正统性就会遭到其在罗马的竞争对手的挑战。假如他支持它，他就会与大学发生矛盾，在法国引起众怒。在局势最危急的关头，愤怒的威胁追着多明我会修士们不放。因为害怕性命不保，门特松跑到了罗马，使得克雷芒毫无压力地宣布支持无垢受孕说。
尽管对圣母的热爱可能仍旧会激起此类感情，但怀疑和不尊敬在该世纪末期也相当普遍，假如教士和宣教者的抱怨反映了真实情况的话。申斥俗人是教士的正常职责，但现在，其卷帙越来越浩繁。许多老百姓“对空无的信仰高过了他们的屋顶”，未来的圣徒锡耶纳的贝纳迪诺哀叹着说。同为僧侣的沃尔辛厄姆报告说，某些英格兰贵族相信，“没有上帝，否认圣坛圣礼和死而复生，认为正如驮畜之死一样，人的结局亦复如此”。与信仰衰落的证据相并行的，也许是永不衰落的向圣殿、礼拜堂、女修道院、隐士的遗产捐赠以及用于祈祷和代理朝圣的财产数额。没有几个生前声称无信仰的人会在弥留之际冒险一试。
格尔森和其他改革者悲叹说，因未领圣餐或遵守宗教节日而被开除教籍的惩罚的频繁使用是宗教仪式之衰落的衡量尺度。教堂空无一人，弥撒乏人问津，尼古拉·德克拉芒热在其伟大的短论De Ruina et Reparatione Ecclesiae（《教会的毁灭和改革》）中写道。据他所说，除了节日，年轻人很少去教堂，而即使是在节日去了，也只是为了去看女士们描眉画唇的面容和低颈露肩的礼服以及她们洋洋大观的头饰，“用悬着珍珠的角制品堆出的高耸的云髻”。在教堂守夜的人不是伴以祈祷，而是伴以淫乱的歌舞，而牧师则一边观看，一边掷着骰子。格尔森对同样的松弛表示悲悼：人们为了喝上一杯而在宗教仪式的中途离开教堂，“当他们听到宣布献祭的钟声响起时，便像公牛一样冲进教堂。”他写道，玩扑克、诅咒发誓以及污辱亵渎会在最神圣的节日期间发生，猥亵的画作在教堂中传播，毁掉了年轻人。朝圣成了放荡、通奸和世俗之乐的由头。
许多事例中的不敬之举都是这样一种宗教的副产品：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人们对它熟视无睹，但世纪末异口同声的指责表明了一种日益令人憎恶的元素。“人们漠然入睡，对丑闻视而不见，”圣丹尼斯的僧侣悲叹道，“谈论教会改革的途径是在浪费时间。”
然而，冷漠就如自然中的真空一样，不是人类事务的自然状态。一场新的奉献运动在荷兰北部的小贸易城镇兴起，这些城镇位于靠近莱茵河河口的荒凉的沼泽地与荒野之间——因为只有在因冲突而分裂的欧洲的遥远角落，新生的虔诚才能找到萌发之地。因为其成员共同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的邻居渐渐称他们为“共同生活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而他们自己则只是简单地将自己称为“虔敬者”。他们的目的是寻找与上帝的直接交流，通过布道和出色的工作来创造一个虔诚的世俗社会。他们不像早期的自由灵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那样是极端主义者，而是如他们所言，只不过是“试图在世上生存的虔诚的人”——他们指的是与隐修世界判然有别的世俗世界。
这场运动的发起者赫拉德·赫罗特（Gerard Groote）是荷兰德文特（Deventer）的一位生意兴隆的布商之子。他与库西同年，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和神学时，度过了放荡不羁的青年时代。在巴黎，他涉猎魔术和医药，“在每座绿色的树林，在每个山头”与女人做爱。在发现学者们的争论“于事无补且充满不和”时，他离开了大学，加入了在俗教士之列，在乌得勒支（Utrecht）和科隆当了一段时间的世俗牧师之后，他经历了一次信仰的转变。他在德文特将自己的财产捐给了慈善团体，进而去宣讲福音，提倡从“忠诚的内心深处”奉献上帝，而不是通过洗礼和圣餐来奉献上帝。
他的热诚、他的语言天赋以及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性吸引了成群结队的听众，常常令教堂人满为患。人们从数英里之外赶来听他布道。他身穿一件破旧的灰斗篷和补丁摞补丁的外套，总是推着一只装满书的大桶。在布道之后，他会从中取出书来加以驳斥批评。他极力主张像爱上帝一样爱邻居，消灭恶习，顺从基督的戒律。他为教会的腐败悲叹不已，预言教会行将崩溃。在此过程中，他以拉丁语向教士布道，以本地话向俗众布道。一位弟子记下他的语录，而另一个则会前往下一个城镇，将即将到来的宣讲声明贴在教堂大门上。仰慕者们成群结队地前来与他见面，接受他的原则，并逐渐合起伙来实践它们，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不同性别会相互隔开。
协会是自愿形式的，没有在常规教团中将成员投入与世隔绝的生活的必不可少的约束誓言。在赫罗特的Devotia Moderna[1]的规则之下，成员们将生活于贫困和慈善之中，但他们不像行乞修道士那样乞讨，而是通过教习儿童以及抄写手稿和烹饪这两种不受行会控制的职业谋生。赫罗特相信，工作“是人类极好的必需品，可使思想复归纯洁”，尽管它不是那么商业化：“劳动是神圣的，但生意是危险的。”到他于1384年死于疾病时，他在荷兰和莱茵兰的追随者的住宅正好过百，其中供妇女居住的较供男人居住的要多出3倍。
该共同体强调个人的奉献，强调他们的存在不依靠誓约或正式的规则，这种强调本身就是对经过认可的教团的批判。对于教会而言，自愿、自主的宗教比任何不信基督者还要来得危险。赫罗特在临死之前，被乌得勒支主教禁止布道。当其他教会成员在那之后试图压制这个运动时，他的追随者们为自己的信条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并且大获成功。在1415年的康斯坦茨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上，尽管讨厌其教义，但格尔森还是为他们辩护，反对指责他们为异端。他们的团体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是因为存在一种支持他们的同情氛围，这种同情不仅只存在于俗众之中。在赫罗特死去两年后，该兄弟会与奥古斯丁教团（Augustinian Order）联合建立了他们的第一座正式的修道院，尽管仍然没有誓约。尽管该运动始终规模很小，十分有限，但它很快便导致了托马斯·阿肯披斯（Thomas a Kempis）的《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一书，这是在天主教义中继《圣经》之后被阅读最广泛的书籍。
1380年，在德文特以南的小镇肯彭（Kempen），一个农夫的儿子呱呱落地，他的母亲是位显然读书识字的女性，替一位贵妇管理着为镇上的年幼孩童开设的学校。12岁时，肯彭的托马斯——他后来被叫作阿肯披斯——进入了位于德文特的共同生活兄弟会举办的一所学校，与兄弟会的门徒们共同生活和学习，随后加入了一所与奥古斯丁教团合办的修道院。在那里，他度过了其91年生命的剩余时光。热爱书籍和安静角落的他将赫罗特及其门徒的语录和训诫编纂为一部长篇的狂言，其主题是，世界是种幻觉，上帝的王国存于内心；内在的精神生活是在为永生做准备。他通过无穷的变体和警告反复论说的是，感官生活是毫无价值的，财富、快乐和世俗权力——大多数人都想得到却很少得到的东西——无论如何都对他们没有好处，而只是位于通往永生道路上的绊脚石；救赎之道存在于对世俗欲望的放弃中，存在于为了对上帝的爱腾出空间而与罪恶的持续斗争中；人类天生“具有一种向恶的倾向”，他必须加以克服，才可得到救赎；善在于行而非存于知——“我宁肯感到悔恨，也不愿知道如何去定义它”；只有精神谦恭的人才会心平气和——“相较于大权在握，身处卑微要更加安全”；人类只是生活中的朝圣者，世界是流亡地，家园与上帝同在。
这一切没有什么新奇或非凡之处。《效法基督》名副其实，是对基督要旨的效法，是对属于人类大多数的卑微者的安慰，是对他们的报偿将在来世兑现的再三保证。在托马斯的书籍出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它的作者知之甚少，以致有人推测，让·格尔森是位于这位默默无闻的北方莎士比亚背后的培根。[2]
1391年，在宫廷中，从晨祷到晚祷，格尔森反武力之道的呼吁都引起了关注。回想一下他的前辈所遭受的牢狱之灾，他的这番论争还是颇有点儿风险，但作为勃艮第人，他得到了公爵的庇护，也许这使得他的布道成为可能。他敦促王室放弃“行动之道”，以及它“难以预测的战争和流血事件”，更加推荐一种增加祈祷和忏悔游行的手段。在一次谨慎的谴责中，他悲叹大学在教会理事会这一主题上所受到的窒息，“因为我毫不怀疑，如果你们更清晰地听说了你们谦卑而虔诚的女儿——巴黎大学——就这一问题想要说的话，那么你们便会非常愿意倾听它，从而带来极大的好处”。
他大胆地建议，教廷的福祉要从属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督教共同体的福祉，假如教廷这个为教会的良善而创立的机构变成其严重破坏的工具，那将是“难以容忍的”。他回顾了圣路易、查理曼大帝、罗兰和奥利弗以及《马卡比书》（Maccabees）[3]以鼓励查理六世去除教廷分裂之污点，毫不犹豫地宣称，这项任务比针对伊斯兰教的十字军东征来得更加重要。“还有什么比基督教王国的统一更重要的？谁能比最信仰基督的国王更适宜于实现那一统一？”
目前，干扰比格尔森对“行动之道”的抨击更关键。若无盟友，或者，至少是没有佛罗伦萨和米兰的仁慈的中立（此愿景显然受到了它们正在彼此征战这一的事实的妨碍），法国便不可能发动在意大利的战争。佛罗伦萨和米兰在法国都有各自的相匹敌的辩护者。米兰的代表是路易·德奥尔良的妻子瓦伦蒂娜·维斯孔蒂。路易梦想得到承诺中的亚得里亚王国，这个王国仍有待于教皇国为回报法国的支持而创建。这个梦想取决于可否获得米兰的财富，也取决于路易的岳父在“行动之道”中的合作。吉安·加莱亚佐的兴趣有些首鼠两端。他赞成将亚得里亚王国放在友好的——即法国人的——手中，但与此同时，他又担心让法国成为意大利境内的一股力量。他希望有个法国同盟来对付佛罗伦萨，可他又不想公开选择支持克雷芒，或自己投身于“行动之道”。在驶过这些浅滩时，他必须挫败反对他的佛罗伦萨联盟，搅乱一心想置他于死地的贝尔纳博诸子及亲属的计划。
在那不勒斯传播着这样一则消息：法兰西国王和反教皇的克雷芒正带领大军前来罗马，以重新统一教会。克雷芒本人对此计划十分笃定，所以他已经定制了可携带的祭坛、供骑行和载物用的鞍辔、毯子以及一次重大行动所需要的一切。惊慌失措的教皇卜尼法斯恳求英格兰人转移法国的注意力。这一结果的达成靠的不是战争威胁，而是和平提议。英格兰使节于1391年2月来到法国，带来了一个商谈最后条约的提议。库西和里维埃尔被派去与英格兰人商议，宴请他们，“陪伴他们”。为了表示其目的的严肃性，英格兰使节声称，理查德国王的叔叔们，兰开斯特和好斗的格洛斯特，将代表英格兰进行谈判。法国无法拒绝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使这意味着要推迟“行动之道”——而这当然正是英格兰人的目的。谈判安排在6月底，向罗马的进军被暂时搁置。
到了6月底，已经达成其最初目标的英格兰人在和平的边缘畏缩不前。应他们的要求，谈判又被推迟了9个月，直到第二年的3月进行。真相是，英格兰的议事者们产生了尖锐的对立。理查德国王和他的两位叔叔，兰开斯特和约克，赞成和平，可冷酷无情的格洛斯特的托马斯则坚定不移地反对和平。自从他的父亲心猿意马地与法国作战以来，已经过去了一代人的时间，在此期间，支撑骑士之友谊的意义已经萎缩殆尽。老幺格洛斯特固执地坚信，法国人背信弃义，诡计多端，借助于靠不住的合法性和模棱两可的语言欺骗了英格兰人，获得了在《布雷蒂尼条约》中得到确认的好处。他拒绝讲和，除非他们归还他们错误地夺取的“所有这些城市、城镇、土地和主权”，更别提他们还欠着140万法郎的国王让的赎金。
他的态度其实有更深层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格洛斯特及他那一派的贵族之所以反对和平，是因为他们认为战争就是他们的职业。在他们身后的是英格兰较贫穷的骑士和侍卫以及弓箭手，他们不关心是非对错，而“倾向于他们一直以来引以为生计的战争”。
就在此时，一如既往地热衷于纠纷的英格兰的老盟友布列塔尼公爵突然重新挑起了与法国的争端。他放弃了一位属臣的忠诚，变得越来越争强好胜、自以为是，铸造带有他自己形象的钱币，实施独立主权国的其他权利。法国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在与英格兰人的谈判之日到来之前让他俯首听命，因为他们知道，若不是这样的话，他们无遮无拦的翼侧将置他们于不利之地。库西是那位暴躁的公爵可以接受的寥寥无几的人之一，他安排公爵与国王及御前会议在图尔会面。蒙福尔在由1500名骑士和侍卫构成的随从人员的陪同下，在5艘装备有大炮的船只的护送下，前往卢瓦尔河。在从10月至12月的3个月中，努力延宕无果。半因狡猾半因强硬，蒙福尔就是不肯就范。作为最后的手段，有人提出将国王还不到一岁的女儿让娜嫁给蒙福尔的儿子，将此作为拉拢布列塔尼的唯一手段。不久之前，想要拉拢纳瓦拉的查理的相同解决办法遭到了引人注目的失败。在达成此项安排之后，蒙福尔“怀着满腔的憎恨”极其勉强地重返家园。
在图尔的时候，库西卷入了一个将给他本人带来痛苦以及死后的反讽的事件。当时，居伊·德布卢瓦伯爵唯一的儿子暨继承人死去了，使得一座巨大的庄园失去了王朝的继承人。贪得无厌的路易·德奥尔良立即盯上了这份位于他自己的都兰和奥尔良领地之间的财产。他连同国王和库西一起从附近的图尔出发，前去拜访那位痛失爱子并且业已破产的父亲。居伊伯爵曾与库西一道在英格兰当过人质，为了赎回自由，他通过爱德华国王将自己位于苏瓦松的产业转给了库西。自那时起的巨大开销消耗了他大量的财富；暴饮暴食使他及妻子“肥胖过度”，以致伯爵不再能骑马，不得不坐着一乘轿子打猎。一次，动辄大发雷霆的他用自己的匕首杀死了一名骑士，这似乎成了14世纪的一种习惯。现在，老病交加、无子无息的他陷入了谁将是继承人的纷攘争论的包围中。
除了握有因苏瓦松交易所欠债务而持有的财产扣押权外，库西对居伊伯爵还有很大的影响力。作为“un grand traitteur”（一个驾轻就熟的谈判代表），他由双方选择出来，对庄园进行估价，安排将它出售给路易·德奥尔良的事宜。为了现金而出售王朝财产被认为是某种有失体面的事。如果说库西是不情愿地卷入了此事——没有证据证明他如此——他仍因其贡献而得到了路易慷慨的，几乎是过于慷慨的报偿。当他成功地将布卢瓦为其在艾诺的土地的20万法郎的要价减少了5万法郎，也就是25%时，路易将此差价回赠给了库西。与此同时，“鉴于我们这位亲戚为我们提供的如此众多而又伟大的奉献”，路易还免除了库西因突尼斯战役而向他借贷的一万弗罗林的债务。路易从妻子的嫁妆中出了40万法郎买下了整个布卢瓦庄园，从而一跃成为与他的叔叔们旗鼓相当的领地所有者。
傅华萨在居伊·德布卢瓦穷困潦倒之前，一直在为其服务，他发表了自己对此事的严厉而且相当令人惊讶的判断：“库西之主在这件事情上应受到极大的谴责。”也许他的意思是，库西不应该从一笔傅华萨认为不光彩的交易中捞取钱财。等级制度的崇拜者常常比其成员对其持有更高的理想。最终，具有讽刺性的是，库西自己的领地在他死后也继布卢瓦之后落入了奥尔良家族之手。
库西即使有在家的时候，这样的时候也极少，1392年1月，他再度担任了奥弗涅和吉耶纳的统帅之职，并于3月再次北上，陪同国王出席在亚眠举行的重大谈判。就在谈判之前，出现了吉兆，查理和伊萨博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是他们的第五个孩子，而5个孩子中最大的两个已经夭折。巴黎人为此进行了兴高采烈的庆祝活动，钟声齐鸣，公共广场上燃起了巨大的篝火。他们涌进教堂，为皇太子的降生而感谢上帝，在那之后，又于街头载歌载舞，而在摆放于街头的桌子上，放置着贵妇和有钱的布尔乔亚为他们准备的美酒和食物。他们为之欢呼雀跃的对象在9岁时夭折，与国王的另外4个儿子命运相当。在那之后，有一个弱不禁风的子嗣总算存活了下来，成了软弱无能的皇太子，并最终由圣女贞德加冕为查理七世。
为了确保法国和英国随从之间不会发生破坏谈判的争端，法国人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御前会议下令，法国人不得有任何冒犯之举，不得发表煽动性评论，不得挑起甚至谈论战争，违则处死。在夜间，人们不打火把不得外出，所有在酒馆挑起争执的听差或无赖都将被判死刑。4支各1000名卫兵的部队夜以继日地瞭望放哨，阻止有可能招来麻烦的集会。如果火警的钟声响起，卫兵不得离开自己的岗位，而将它留给常规的灭火公司去应对警报。英格兰人将获得“最大的荣耀”，受到“最高的礼遇”，得到免费的款待。酒馆老板不会向他们要钱，而是将他们的账目交给掌管王室财政的人，让他们来付钱。
这些防范措施所传达的，与其说是法国人对和平本身的渴望，莫若说是对将为“行动之道”和十字军东征开辟道路的解决方案的渴望。在英格兰一边，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显示出了类似的情绪，但格洛斯特的缺席留下了一个不祥的空洞。因为深知库西的影响力，所以英格兰公爵们带着他的女儿菲利帕一起前来，无疑是希望借此赢得他对他们的条件的支持。菲利帕表达了强烈的愿望，想要看看她几乎不认识的父亲，而库西从此次会面中得到了很大的乐趣。他的女儿“旅行状态良好，但就像一个婚姻不幸的寡妇一样”。
在坐于王座之上的查理在场的情况下，谈判于复活节启动，其庆典仪式极隆重盛大之能事，仿佛是为了支撑其结果带来的沉重负担。兰开斯特在表示敬意的仪式期间，在靠近王座时，曾3次跪倒在地，国王以感人肺腑的话语对他表示欢迎，而勃艮第和贝里则以和平之吻相迎。勃艮第公爵的华丽装扮史无前例地令人拍手叫绝。他身穿黑色天鹅绒长袍，左袖上绣有由22朵玫瑰组成的花束，它们都是由环以珍珠的红蓝宝石构成。另外一天，他穿着一袭深红色天鹅绒长袍，两侧各绣有一头银色的熊，熊的颈项、口鼻和皮带都闪着宝石的光芒。包括库西在内的法国大贵族分别一连数夜宴请英格兰人，在宴会上，人们相互致以骑士之礼，老友重续旧情。
所有这些防范、免费的饮食和奢华的环境并不足以换来和平。谈判持续了两个星期，但双方都知道它毫无意义。英格兰人提出100多万法郎的让的赎金欠款，而法国人则针锋相对地为英格兰人在自己土地上所造成的战争破坏提出300万法郎的损失赔偿。他们甚至将归还加来的要求缩小至要求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从而使这个地方无法使用。英格兰人严词拒绝，因为他们认为，只要他们掌握着加来，“他们便把通往法国的钥匙系在了自己的腰带上”。阿基坦的主权一如既往地争执不下。即使当法国人最终提议，只要将加来夷为平地，他们便支付让的赎金欠款、承诺和平占有阿基坦（若非拥有其主权）时，英格兰人还是退缩了。他们并不确定自己想要和平。当查理极力主张十字军东征的事业时，他们一如既往地说，他们没有权力达成最终条款，而是得回去向国王汇报。无数次和平谈判中的又一次无果而终。休战又延长了一年。要终止战争真是举步维艰。
不管是因为失望还是出于自然的原因，国王查理在谈判进行到一半时病倒了，高烧不退，神志昏迷。人们将他送出亚眠，在位于博韦的主教宫殿那安静的环境中休养。在那里，他得到了精心的看护，很快便痊愈了，到6月，他恢复了打猎和其他娱乐活动。人们没有将这突如其来的奇怪疾病与不祥之兆联系起来，尽管它们也许确乎不祥。
[1] 上文为拉丁语，通常写作Devotio Moderna，意为“现代奉献”。——译者注
[2] 自18世纪起，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莎士比亚戏剧的真正作者是弗朗西斯·培根，由此引发了长达数百年的争论。——译者注
[3] 《马卡比书》（Maccabees）：《圣经》中的“末世警言”，讲述了犹太人反对塞琉古统治的故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