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0年，库西年届50岁。现在，在王室的随行者中，除了国王的兄弟和舅父外，他成了首屈一指的贵族，王室在政治使命和军事指挥方面都同样要仰赖于他。他担任着奥弗涅和吉耶纳的统帅之职，还是御前会议成员，但他在其第50岁时的冒险将他带至了远远超越了这些职务之地。
1389年9月，查理六世与自己的弟弟路易及其叔叔波旁一起前往阿维尼翁，以便与教皇进行商讨，并在朗格多克展示其国王地位。这时，库西负责为王室保驾护航。此次旅行的目的，一是要与教皇克雷芒商讨重新获得对教廷的唯一控制权的方法，二是要修复王室在因贝里公爵的压迫而疏离的朗格多克的藩篱。南方来的代表们已经双膝跪地、涕泪交流地向国王控诉了贝里手下官员的“毁灭一切的残暴”和“无法容忍的勒索”。他们说，除非国王采取行动，否则已经逃往阿拉贡的4万朗格多克人将会有大批的后继者。
既然与英格兰有休战协议，于是里维埃尔和默西埃劝说查理进行这次旅行，以便了解他的臣民的被统治状况，并为了“他迫切需要的”资金之故，使他本人更加深受他们的爱戴。查理六世时年22岁，他父亲在这个年纪时，已经是位成熟的统治者，但查理则是个浅薄的年轻人，慷慨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财政大臣为了阻止这一趋势，在接收馈赠者的名字边写下“他已得到太多”或“他应该偿还”的字样，可这种努力是白费功夫。
国王通知勃艮第和贝里，他们将不会陪他出行，而是必须留在自己的庄园中，这令他们大为恼火。他们得知这一命令的始作俑者是里维埃尔和默西埃，而且国王将会“持续调查”那些曾统治过朗格多克的人，于是两人一起商量对策，一致认为，他们必须“假装不知道这种侮辱”，可一旦时机成熟，“那些出此馊主意的人将为之追悔莫及”。他们告诉彼此，只要他们保持团结，别人“便伤不了我们一根汗毛，因为我们是法兰西最伟大的显要人物”。“这些，”傅华萨毫不脸红地添油加醋地写道，“就是这两位公爵所说的话。”
国王及其随行人员从里昂搭乘船只（一种比骑马更舒适的旅行方式），顺罗讷河而下，继续前往阿维尼翁的旅程。在这样的旅行中，王室随员将装满好几只船，其中一只供国王使用的船上有个带有两个壁炉的房间，其他船上则有厨房、办公室和一批盘碟和珠宝，以供旅途需要时的典当之用。查理顺着水流湍急的罗讷河而下的通路必定包括了多个停留地，以便使沿途的城镇居民认识他，因为这段旅程用了9天的时间。当时的有组织的欢迎形式与现在并无多少不同。多达上千名的儿童穿着属于王室色彩的服装，站在木头平台上，手里摇着小旗子，“在国王经过时，大声地发出可以让他听到的向他表示敬意的欢呼声”。
10月30日，身着貂皮绯衣的查理走进了教皇的宫殿，在那里受到克雷芒和26位红衣主教的欢迎，并率其所有随从人员出席了一次豪华盛宴。他赠送给教皇一袭蓝色天鹅绒长袍，上面用珍珠绣出天使、鸢尾花和星辰的图案。不管钱包里有没有钱，“他都希望听到别人对他展现出的富丽豪华啧啧称道，哪怕是在国外”。
因为除了法国的支持外，克雷芒的教廷别无基础，所以如果法国人愿意的话，克雷芒的教廷就会烟消云散，而毁灭性的教廷分裂也会走向终结。可法国人并没有那么做。个人之间即很少承认错误，减少损失，国家之间这种做法就更是闻所未闻。国家只有在被大权在握者视为权力和个人野心时才会发挥作用，而权力和个人野心两者都是盲目的。凭借权力政治或武装力量使意大利接受克雷芒从来都不是切实可行之举。倒是罗马的乌尔班（无论疯狂与否）以及他的继任者拥有真正的教皇应有的民众支持。法国人无视那显而易见的事实，以及目标与手段间的悬殊差异，一味凭借近乎轻浮的盲目坚持来追逐目标。
在与克雷芒会谈时，查理六世及其顾问们提出，通过使奥尔良的路易在北方复兴模糊不清的亚得里亚王国，使安茹的路易二世在南方复兴同样未到手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来打开教皇通向罗马并重新掌握意大利的通道。为此目的，被他那不知疲倦的母亲带至阿维尼翁的路易二世得到了一次盛大的加冕礼，被加冕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包括耶路撒冷在内）国王。库西再次因适合于这种场合的优雅和神采而被选中，与教皇克雷芒的兄弟日内瓦伯爵一起，完成为那位年幼的国王骑马上菜的仪式。
就在这些安排几乎还未完成之时，有消息传来，说罗马教皇，可怕的乌尔班，已经死了3周，他的位子被选举出的那不勒斯红衣主教皮耶罗·托马切利（Piero Tomacelli）匆忙地秘密占据，后者成了卜尼法斯九世。罗马像阿维尼翁一样，并不打算为了一种经过谈判的解决方案而放弃自己的教皇继承人资格。鉴于没机会利用乌尔班之死，法国人与克雷芒现在一致同意，解决废除卜尼法斯的问题。查理六世承诺，在他回到法国后，他将“心无旁骛地致力于恢复教会的统一”。
当这些事情正在一一解决之时，轻浮之举吸引了国王。他和弟弟路易以及绿伯爵之子、年轻的萨伏伊的阿马迪厄斯（Amadeus of Savoy），“因为年轻和轻浮”，与阿维尼翁的女士们夜夜笙歌，这些女士们为着国王一掷千金地挥霍在她们身上的许多精致礼物而热情地对他大加赞美。教皇的兄弟充当了狂欢的主人。最令人难忘的消遣是一次有关高尚爱情问题的文学比赛：是忠贞不渝还是反复无常会带来更大的满足感。这个专题研讨化身为一组名为“百歌集”（Cent Ballades）的诗歌，它由4个在最近的一次圣地冒险中凑到了一起的热情洋溢的年轻骑士发起，这其中包括布西科和国王的亲戚德欧伯爵。在暂时囚禁在大马士革时，这4个人靠用诗歌进行辩论的方式来消磨时光，在途经威尼斯回国时，适逢其时地加入了阿维尼翁的集会，便请贵族朋友和王子们做出回应。
路易·德奥尔良贡献了一首歌谣，居伊·德特雷穆耶、库西的一个追随者让·德布西（Jean De Bucy）以及名为奥伯特（Aubert）的另一个库西的私生子都同样有所贡献。奥伯特是昂盖朗的前侍卫和堂兄弟，是他叔叔的儿子，后来，在昂盖朗死后，查理六世承认了他的合法性。人们对于他的情况知之甚少，只知道德尚将他描写为自己的一群沉溺酒色的“迫害者”之一。尽管昂盖朗的朋友和追随者参加了这次比赛，但他本人却没有，这也许是一个了解其个性的次要线索。
在印刷机出现之前，文学像室内音乐一样以群组的方式被人欣赏。《百歌集》的听众倾听着有关忠诚的事例，它以一位名叫休丁·德维梅勒斯（Hutin de Vermeilles）的年老骑士之名而作，他实有其人，以忠于爱情和尊重妇女而著称。休丁的论点十分传统：忠诚的爱情要胜过单纯的“肉体的欢愉”，因为它会让爱人得到提升，因对一人之爱而产生对所有妇女的礼貌谦恭，并增加了骑士的英勇，因为他渴望取悦自己爱人的芳心。爱情使他在包围、袭击、埋伏、冲锋或防御、去耶路撒冷朝圣或进行针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时变得更加英勇。有关不忠的事例，则以一个名叫拉·吉尼亚尔德（La Guignarde）的女子之名而作，她强调放荡的欢愉和一起严肃的通奸的危险。于是“所有恋爱中人”都被召集来，对这一争论做出评判。
尽管大多数贵族诗人都宣布支持休丁和忠诚，但有些人的态度则莫梭两可。刚刚娶了自己12岁的新娘的德贝里公爵庆祝自己“逃离了爱情”，建议口说忠诚而践行欺骗。库西的私生子也持同样的腔调，他在每个诗节中都在倾吐激情四射的忠诚和永恒的爱情，而每首诗都以这样的叠句结束：
Aussi dist on, mais il n’en sera riens.
（人们嘴里这样说，可到头来却一切皆是空。）
他的诗是歌集中最为愤世嫉俗的。其他人的诗，或坦白，或讽刺，或纠结，还有几首很严肃，但没有人表达出丝毫深切的情感，如果他们以骑士精神为主题，情况也会如出一辙。高尚的爱情是种习以为常的游戏，而不是一种激发人心的理想，这种理想会令男人不顾一切地加以坚守，为了它，他们就如那些坚守圣英格尔伯特竞技场的骑士一样，会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在继续前往朗格多克时，查理六世及其宫廷成员经由尼姆、蒙彼利埃、纳博讷至图卢兹，一路行进，一路庆典，得到了盛情款待，穿过被装饰一新的街道，其景象“堪称奇观”。所有团体和阶层都身着合乎身份的礼服参加仪仗游行，对他表示欢迎，桌子被支在外面，以供人们吃喝之用。国王的食品室被他的臣民们所填满：在一座城镇，他得到的馈赠是一群羊、12头肥牛以及12匹戴着银铃铛的打猎用马。与此同时，他的大臣们则在调查情况，下令改革，取消最沉重的赋税。
王室的干预在贝济耶摆出的姿态最为显著，这表现在对贝里的主要官员、人人仇视的贝提扎克（Bétizac）的严惩上。国王大臣的秘密调查揭露了此人的许多“残暴行径和巧取豪夺，使得举国上下都对他口诛笔伐”。在被捕受审时，贝提扎克一口咬定，数目达300万法郎的所有钱财都已按时转付给德贝里公爵，并有账可查。他被捕时的票据似乎可以证实他的说法。他的行为似乎并不足以使他得到死亡判决，因为，正如某些调查者所言：“如果这些钱被奢侈无度地挥霍掉了，他能有什么办法呢……因为这个德贝里公爵是世上最贪得无厌的人。”有人表示反对，说贝提扎克对百姓的盘剥是如此之重，“这些穷鬼打心眼里仇恨他”。他应当对公爵加以规谏，或者，如果未能阻止住他，就应当通知国王和御前会议。
贝提扎克被捕的消息引来民众的滔天控诉，显示了人们对他是多么恨之入骨，而与此同时，贝里傲慢的信件则宣称，贝提扎克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在依他的命令行事。尽管国王希望判这位总督死刑，但御前会议则尴尬地找不出这么做的司法根据，因为他的上级，贝里，一直由王室所任命。
问题凭借计谋得到解决。有人私下里告诉贝提扎克，他肯定会被判死刑，唯一的希望是宣称自己是异教徒。如果他这么做了，就会被交给教会，送到阿维尼翁接受审判，而在那里，谁都不敢谴责他，因为教皇得依靠贝里，贝里是教皇所有的支持者中最有权、最热心的人。贝提扎克对这番话深信不疑，“因为那些生命危在旦夕的人头脑往往含混不清”，所以他依计而行。他在贝济耶主教面前承认了自己错信他教的罪行，而这位主教根据教会处理供认自己是异教徒者的方式，迅速将他交还给民事法庭进行处决。贝提扎克被拖至设在公共广场上的火刑柱，用项圈和铁链捆在上面，脚下堆满柴火，被执行火刑，他的遗骨悬挂在那儿，以悦民心。贝里被剥夺了朗格多克的职务，为一队王室改革者所取代。该省百姓为年轻国王的公正大声喝彩，投票同意向他提供30万法郎的资助。
来自热那亚的使节在图卢兹拜见了国王，带来了一项提议，主张从事一场针对突尼斯的柏柏尔王国（Berber Kingdom of Tunis）的“伟大而高尚的事业”。他们希望法国骑士领导一场压制巴巴里海盗（Barbary pirate）的战役，这些海盗在其苏丹的非官方支持下，侵扰热那亚商业贸易，攻击并劫掠西西里岛和地中海岛屿，在其奴隶市场出售俘获的基督教徒。热那亚人假定，既然法兰西已与英格兰休战，那么便没有了后顾之忧，所以他们觉得，她的骑士们“无所事事，将会很乐意参加战斗”。提出的攻击目标是马赫迪耶（Mahdia）[1]，这是海盗们的主要基地，也是突尼斯海岸最好的港口。使节告诉国王查理，若是将这个绝佳的根据地掌握在基督教徒的手中，柏柏尔国王的权力就将被瓦解，然后他们就有可能被摧毁或皈依。热那亚提出由它提供必不可少的舰队、给养、弓箭和步兵，以回报法国作战部队——仅指骑士和侍卫，而非仆人——它由王室家族的一位亲王率领，以确保是一次真正的承诺。
这个提议假定不信基督者就是敌人，所以套上了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所有光环，并充斥着阿谀奉承。使节说，出于其历史上与不信基督者交战的丰功伟绩，法兰西的名字使远至印度的国度都闻风丧胆，所以其本身即足以阻止土耳其人和撒拉逊人。[2]他们警告说，不信基督者统治着亚洲和非洲；他们已经进入了欧洲，威胁到了君士坦丁堡，吓坏了匈牙利人，占领了格拉纳达。但在热那亚的支持下，一场法国战役将速战速决，永垂青史。“这对您的国家而言是个善举，”他们对查理说，“因为您是基督教徒中最伟大的国王，并且名震天下。”
这项计划是那个“非常狡猾的人”——热那亚总督安东尼奥托·阿多尔诺（Antoniotto Adorno）的诡计，他的压迫已导致了在其臣子们之中产生了反对派别。他希望通过援助共和国的商业事业来挫败该反对派的威胁，并同时得到一支强大的同盟以防万一。虽然法国贵族们被这一前景弄得眉飞色舞，但大臣们则小心翼翼。因为与英格兰之间没有永久的和平协议，所以他们反对将法国军事力量派出国；而且领导权的问题必定会招徕嫉妒。进一步的商议尚在进行之中，所以热那亚人不得不在没有得到肯定答复的情况下回国。
在图卢兹时，库西与保皇党一起进行了一次狩猎，这几乎导致了将其面容留给历史的令人求之不得的肖像。猎手们在傍晚的森林中迷了路。他们骑着马走进越来越黑暗的迷宫中，完全找不到出路，直到国王发誓，如果他能够逃过此劫，就将与他的坐骑同价的金钱捐赠给位于图卢兹的卡姆（Carmes）修道院的德波奈·埃斯佩兰斯圣母院（Notre Dame de Bonne Espérance）的礼拜堂。作为回应，闪电划破了天空，一条小径呈现在眼前，于是，国王在第二天便及时地兑现了自己的誓言，后来修道院中的一幅壁画对此事进行了纪念，上面包含有昂盖朗·德·库西唯一为人所知的当时的形象。不幸的是，它没有画脸。在修道院于1808年拆除时幸存下来的复本中，他位列在国王身后一字排开的七位贵族之中，每人都可凭其纹章辨别身份。他们是路易·德奥尔良，德波旁公爵，亨利·德纳瓦拉（Henri de Navarre），奥利维尔·德克利松，菲利普·德欧，亨利·德巴尔，最后是库西，他是唯一将脸转向一边使观者无法看见的人，仿佛是在故意嘲弄后代一般。
在那之后不久，他也许便前往了西班牙，与阿拉贡国王和王后一道安排他们8岁的女儿约兰德（Yolande）与安茹的路易二世的婚事。傅华萨对此项旨在为安茹家族在追寻那不勒斯王冠过程中赢得同盟的任务的记录混乱得令人绝望，无法得知可能发生了什么，以及不可能发生什么。他说，库西护送安茹前去完成一次实实在在的婚姻，可这桩婚姻事实上直到1400年才缔结，而且他将此场景放置在了许多其他存在异议的时间和地点之中。不过，一份婚姻契约确实是在1390年达成的，而库西有可能是为之谈判的自然人选。德安茹公爵夫人自从丈夫死后，便在其事业中寻求库西的影响；再者，库西因婚姻而与阿拉贡王后有了亲属关系，而且为阿拉贡王后所熟知，因为阿拉贡王后就是以前的约兰德·德巴尔，他女婿的姊妹。他也曾在小路易之前与贝尔纳博·维斯孔蒂的女儿之间的婚姻中充当过代理人，当贝尔纳博倒台时，这桩婚姻便利索地取消了。
在傅华萨的版本中，德安茹公爵夫人请求库西护送自己的儿子前往西班牙，而他“愉快地同意”进行这一旅行。12岁的路易哭哭啼啼地向教皇和母亲辞行，因为“他们的心在为这次别离而绞痛，不知道何时才能再相见”。库西及其要护送的人由陆地骑马前往巴塞罗那（距阿拉贡250英里或更远，距图卢兹200英里），当他们抵达时，阿拉贡王后“为见到库西之主而喜不自胜”，并感谢年幼的安茹的路易把他带来，说“一切都会因此变得更美好”。尽管此情此景未必发生过，但也足够自然，逝去的时间构成的迷雾遮蔽了事实。
如果库西确实去了西班牙，他便会看到一个濒临混乱的国度。这个位于比利牛斯山脉下方的半岛现在正经历10年前曾横扫欧洲的反叛风暴的遗响。“残酷的佩德罗”与其同父异母的兄弟恩里克之间的长期内战尾随在无法逃避的瘟疫、压迫和课税之后。社会苦闷在反犹太人那里找到了发泄口，而犹太人在历史上总是会定期成为世界大弊病的微观写照。在西班牙，他们的作用一向比在其他地方来得显著和成功。“残酷的佩德罗”曾大量雇用他们充当顾问和代理人，除此之外还养了个犹太情妇，而他的倾向性成了恩里克控告的主题，直到恩里克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随后，他也会利用犹太人的金融服务。
民众的敌意是由对犹太人越来越大的影响感到畏惧并要求取消所欠杀害基督者的债务的煽动者点燃的。在宗教动机的刺激下，经济恐惧便会上升为暴怒。一位狂热的大助祭费伦·马丁内斯（Ferran Martínez）发表了类似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的演说。1391年，对犹太人的谋杀、夺取财产和强制皈依行动开始，而这种暴力的初尝很快便变成了针对神职人员和有产阶级的普遍反抗，它在巴塞罗那令人恐怖的四天中达于顶点。平民百姓宣布，保护犹太人是对基督教王国的背叛。渐渐地，统治者重新占据了上风，但对犹太人的侵犯一直太过公开，且进行了人身伤害，所以很难纠正。对于100年后的最终驱逐，犹太人表现得脆弱不堪，而西班牙人则跟风响应。
根据记录，库西于1390年1月5日又出现在图卢兹，1月28日出现在阿维尼翁，为一位法国圣徒被追封为圣者之事在听证会上作证。这位圣徒候选人是贵族出身的皮埃尔·德卢森堡，一个极为虔诚圣洁的年轻人，家世高贵，不久前，以17岁的年纪告别人世，对他的提名意在提高法国教皇的地位。如果上帝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提供了一位圣徒的话，那么克雷芒的合法地位就几乎是不可置疑的。提名皮埃尔的都是最高级别的赞助人：先是由德安茹公爵夫人于1388年提出，然后由巴黎大学的新任校长皮埃尔·德阿伊利以国王的名义提出。
作为圣洁而虔诚的居伊·德圣波尔伯爵（他在英格兰当人质时，死于那场瘟疫）和与已故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出自同一家族的让娜·德卢森堡（Jeanne de Luxemburg）之子，皮埃尔在3岁时便父母双亡，6岁时便早熟地在一次永世忠贞的誓言中宣布放弃肉体的欢愉。据说他还将同样的誓言强加在12岁的姐姐身上，因兄弟的欢笑而指责他，因为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流过泪，却不曾笑过。8岁时，他已经是个少年老成、凹胸驼背的苦行者，被送往巴黎学习，在那里，他实习斋戒和自鞭，要求加入当下时兴的纪律严格的塞利斯廷教团（Célestin Order）。由于他的监护者们不答应让他实现愿望，他便定期去访问教团，吃那里的面包，喝那里的水，和衣睡在光光的地上，腰带不解，鞋子不脱，为的是随时可以在午夜时分祈祷，而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他异乎寻常的虔诚与高贵的出身为他在9岁时便赢得了大教堂教士之职，几年后当上了大助祭，15岁时当上了梅斯主教（Bishop of Metz），16岁时当上了红衣主教。红色教袍未曾阻止他的苦行节俭或孤独祈祷。他的生活中“除了谦卑别无所有”，“总是在逃避世事的浮华和奢侈”。他不分昼夜地独自祈祷，或是借着烛光将自己的罪过记在笔记本上，每天两次向自己的本堂神父忏悔它们。他的迫不及待就如同锡耶纳的凯瑟琳的滔滔雄辩一样，偶尔会令本堂神父有些招架不住，所以当听到皮埃尔于深更半夜来敲门时，神父会假装睡着了。
年幼的红衣主教形成了可奇迹般地令病人痊愈的才能：据说他曾解除了德波旁公爵夫人持续两周的产后疼痛，在一次比武大会上治愈了令居伊·德特雷穆耶疼痛难当的伤口，使德波旁公爵的一位被雷电劈倒的管家复活，除了这个人数相当有限的圈子外，他还令一位曾受强盗折磨的穷工匠恢复了健康。当他于1387年死于结核病和自我强加的克恭克俭时，人们按照他的遗愿，将他埋葬在阿维尼翁的贫民墓地，在阿维尼翁，他的墓地成了穷人和病人的朝圣目标，使得每天在那里的探视成为“伟大的奇观”。国王和包括库西之主在内的贵族们会奉上丰富的礼物和银灯，而从不错过有新闻价值的东西的傅华萨也前去墓地观察众人。
为了保证追封圣者的仪式不出差错，有关皮埃尔的品行的听证会持续了6个月，根据285条不同的条款，从72个证人那里提取了证据。作为第一周的第八位证人，库西根据个人的了解做出证言，提到当皮埃尔前去担任梅斯主教时，他如何要求自己的弟弟沃尔伦·德波尔伯爵的士兵驱逐持有主教管辖地之财产的乌尔班派教士。当沃尔伦要求从教区税收中报销费用时，皮埃尔说，他宁肯死，也不愿使教会的领地陷入困境，于是兄弟之间出现了龃龉，库西本人掌管了教会财产的监护权，直到达成解决方案。他还补充说，他从皮埃尔小时候起就认识他，并惊异于他的虔诚，在阿维尼翁，他从未见过一个具有如此美德的年轻人。
所有这些证人证言还不够充分。无论是因为克雷芒自己的不够神圣令他在一个圣徒问题上望而却步，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令他犹豫不决，他让这个过程失效了，而他自己反教皇的名声使此事长期搁置，直到140年后才旧事重提。皮埃尔·德卢森堡于1527年终于得行宣福礼，但未被封为圣徒。
库西与国王和宫廷成员一道经由第绒返回巴黎，在第绒，勃艮第公爵准备“故作不知”——就像他所有的举动一样——其方式是采用大手笔宴客，以期恢复荣宠。有人写了整整一本书来记述这个场合的欢庆活动、仆从制服、宴会、比武大会、礼物和花费，但在问题越积越多的14世纪，这些挥霍无度频频地反复上演，已不足以令人惊讶。
在展现政治地位的同时，这样的欢庆活动必定提供了经济刺激。为了国王对勃艮第的到访，裁缝、刺绣工、金匠、武器制造者以及各行各业的人都收到了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订单。单是公爵便预定了320柄新长矛，以供比赛者使用。国王在路途中将要到访的勃艮第的所有城镇都得到了资金，以打扫、装饰甚至重新铺设道街和广场。第绒的尖顶、钟塔和配有防止鹳鸟筑巢用的铁格子的烟囱林立，街道狭窄弯曲，客栈名声欠佳，其本身必须从清理动物粪便开始。狗、猫、猪和羊在它阴暗的木制拱廊道街上自由徜徉，尤其是猪，更是污秽和臭气的贡献者。它们是贪得无厌的食客，整天吵闹个不停，十分“不合群”，是人们的抱怨对象，因为它们会咬孩子，在一桩案子中，还吃掉了一个小孩子，那头犯罪的猪也因此被处以了绞刑。禁止在城中养猪以及将其粪便丢入河中的规定都收效甚微。
因为没有足够大的大厅来接待所有客人，于是宫廷订制了一顶巨大的帐篷，它使用了30100厄尔的布料，可将宫廷的庭院遮蔽起来。事件结束后，其面料被节俭地剪切开来，分开出售。悬挂在所有公爵房间中的蓝缎挂毯、300袭给出席仪式的女士们准备的丝绸和锦缎礼服、同样数量的用五颜六色的天鹅绒和锦缎制成的骑士紧身上衣所消耗的纺织品数量一定掏空了佛兰德斯。有多少缝纫女工被雇来刺绣以栖息在橘子树和柠檬树上的蔚蓝色鸽子为底、上面绣着与其夫人名字的首字母缠绕在一起的公爵的“我不等候”纹章的挂毯？有多少木匠和劳工在2月的天气里找到了拆墙、砍树、抹地平以及为为期3天的比武大会建有遮挡的看台的工作？为了这一事件，光是东道主一人手上便需要30匹战马，那么所有人加起来就需要大批的马夫和打理马厩的人。吟游诗人、魔幻剧演员、杂技演员和驯兽员都向这座城镇集结，在贵族们进行马上长枪比武时娱乐普通民众。
库西虽然已经年届五旬，却是一位——或者有可能是唯一的——比武大会的胜出者，从公爵夫人手中得到了珍珠与蓝宝石别针的奖励。在告别时的礼物交换仪式上（每个礼物的价格都根据其价格标签仔细地记录下来），勃艮第给国王的礼物比国王给公爵夫人的礼物更昂贵，从而抢了国王的风头。仪式以女士和少女们的歌唱和舞蹈作为结束，“以示对国王、德都兰（奥尔良）公爵、德波旁公爵和库西之主的热爱”。
在查理返回巴黎后不久，他做出的心无旁骛地考虑将教会重新团结在一起的许诺便因热那亚提出的攻打巴巴里王国的诱人事业而被搁置在一边。这是次现成的冒险，无须教廷事业所需的那种严肃的政治策略。十字军东征，即使与十字架没有任何关联，也会给参与者以声望，更别提由此带来的特权使他们可以延迟偿还债务，并可免于诉讼。虽然“英勇的火焰在人人心中燃烧”，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小心翼翼的做法：御前会议将可以离开国土的骑士的人数限制为1500人，而且若无国王准许，谁都不得离开。所有参战者都要自掏腰包装备自己，不得从自己领地以外的地方招募追随者。
路易·德奥尔良决心取代叔叔勃艮第成为王国的领军人物，所以他想要指挥权，为了得到这一权力，他向有影响力的贵族们大肆馈赠礼物。他的叔叔发挥了足够的影响力，使他得不到这一权力，其理由是路易年纪较轻，缺乏经验，这样会使对手获得更多的优势。勃艮第在国内的诸多利益都处于摇摇欲坠之势，所以不想离开国土；贝里已经失宠，而且不是武士。德波旁公爵渴望沿着在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死于突尼斯海岸的圣路易的足迹追寻荣耀，因此顺理成章地被选为指挥官，库西则担任副手。
库西摆出伟大亲王的架势，在出征前修建了一所教堂和修道院。因为人们认为宗教生活要高于世俗生活，宗教机构的创立便成为分享教会之特殊美德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正如勃艮第公爵1385年于占波（Champol）创立天主教加尔都西会修道院时所说，“对于灵魂的救赎而言，没有什么比虔诚的僧侣的祈祷更有效的了”。
库西选择了塞利斯廷教团，其极端的自制使它如此似是而非地成了涉足于世俗的贵族的所爱。是这种偏爱确实就是似是而非的，还是它的精神上的不安适和对生活中忏悔的需要已远远偏离了它所声称的原则？基督教信仰下的生活的两重性在路易·德奥尔良从富庶、愉悦和政治阴谋一变而为在塞利斯廷修道院中的冷清祈祷之举中可见一斑。分担僧侣的克勤克俭减轻了自我厌恶的刺痛。就连富瓦伯爵这个常犯暴怒、虚荣和其他罪恶的铁石心肠的物质主义者，也创作了自己的“祈祷书”，他在书中承认，由于渐渐相信，“上帝不复存在，好运和厄运均源于自然之事，而没有上帝的指引。在那之后是死亡，是肉体和灵魂的死亡”，这使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无论基督教信仰能够赋予人何种安慰，这都会被它所导致的焦虑所抵消。在这种焦虑中，乔叟在生命行将结束时，在创作“牧师的故事”（the Parson’s Tale）时，开始“撤回”他毕生的著作——《坎特伯雷故事集》《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公爵夫人之书》，以及所有不够虔诚的诗歌——恳请基督原谅他写下了这些“世俗的浮华……以便我可以成为那些在世界末日应得救赎的人之一”。如果救赎的需求能够使一个人撤回自己的创作的话，那么基督教便确实拥有一种悲剧性的力量。
塞利斯廷教团的13世纪的创建者自幼便选择在一个洞穴中过隐居的生活，为的是将自己奉献给上帝，同时实现彻底的自制，以及自然与生活的相容相谐。他每天花16个小时祈祷，穿刚毛衬衣，每年要过6次、每次为期40天的“大斋节”，斋戒时只喝水，吃甘蓝叶。为了吸引弟子、获取名望，他屈尊就任教皇之职，名为塞利斯廷五世；随后，在痛苦的追悔之中，他采取了对于教廷而言的独一无二之举，辞了职，重新过起自我折磨的生活，探寻上帝的存在。该教团便以他命名，并渐渐获得教皇和国王们的喜爱，被免去了什一税，得到授权，可以让在神圣节日参观其修道院的真正有潜质的人得到两百年的特赦。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库西有拜访该教团的习惯，也根本没有证据表明，他是个有精神困扰的人。很可能，他的选择并不是对其严重焦虑的反映，而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由塞利斯廷僧侣所实行的更为严苛的克己行为会使其资助人得到更大的救赎保障。
他的日期为1390年4月26日的契据以库西那典型的自我确信为开头：“鉴于朝圣和此短暂生命的暂时和现世之优长都在那些可以而且知道如何最好地使用和陶冶它们的人中得到安排，为了为赋予了我们这些优长的上帝的缘故贮存财富，”也为了替他本人、他现在的妻子、他的祖先和后代以及他的王冠军团的所有骑士和女士们永世祈祷之故，他下令在他的位于苏瓦松外恩河两畔的维尔纳夫的领地上修建一座修道院，供12位塞利斯廷教团之僧侣使用。
他向该修道院提供每年400里弗的收入，以确保该教团得到各种合法的维护。倘若在任何时候，其收入少于400里弗，他会详细说明将如何弥补该数额，以便僧侣们“平静地持有该收入，而不用受到我们或我们子孙之抵押的约束”。在任何未来的争执中，僧侣们应当拥有“我们以及我们的司法官员、我们的顾问以及我们的仆人的忠告、安慰和帮助，就如同那是我们自己的争端一般”。塞利斯廷教团显然拥有一位处理这种情况的厉害律师，否则就是库西本人在煞费苦心地想要作永久性的捐赠努力，以便无未来之虞。
在未来的数年里，这座修道院的修建一直都萦绕在他的脑海之中。当建筑物于一定的时限后仍未完成时，他追加了200里弗的年收入，以便使它们得以完工。后来，他还将位于苏瓦松的属于弓箭手行会的精美大宅转赠给塞利斯廷僧侣，以使僧侣们在战争期间有栖身之所，并继续其修道士的生活，从另一份赠品来判断，这种生活的舒适度已大为改观。在得知僧侣们没有足够的葡萄酒——他们的前任根本没有这东西——后，昂盖朗设法替他们购买了一个葡萄园，它大得足以使他们在一年中得到充足的供应。由于未能在他临死前签署有关这份礼物的契约，这个葡萄园将成为修道院与其后嗣的一项激烈诉讼中的几个索赔对象之一。
法兰西国王的最尊贵的骑士们为了攻打巴巴里的事业而集结起来，此外还有来自艾诺和佛兰德斯的骑士，以及由兰开斯特公爵的私生子、萨默塞特伯爵（Earl of Somerset）、都铎家族的祖先约翰·博福特（John Beaufort）为首的来自加来的英格兰部队。骑士统帅克利松留下来守卫国家，使他的对手勃艮第空不出手来。否则，这群人中除了波旁和库西，还包括了所有最伟大的名字：德维埃讷海军上将；以其家族地位而彰显于世的德欧伯爵；让·德阿尔右七世；库西女婿的兄弟菲利普·德巴尔（Philippe de Bar）；更加著名的让的兄弟杰弗里·布西科（Geoffrey Boucicaut）；富瓦伯爵的私生子伊万；一个名为索迪克·德拉阙尔（Soudic de la Trau）的著名加斯科涅人，“世界上英勇无畏的骑士之一”。
国王资助了波旁高达1.2万法郎，并将另外两万法郎分给了其他领主。波旁又以自己庄园的税收为抵押，从路易·德奥尔良那里借了两万法郎。库西刚刚得到王室为其在阿维尼翁和朗格多克的开销而支付给他的6000法郎，又向路易·德奥尔良借了一万法郎，是除波旁之外的“实力最雄厚的人”。他和德欧伯爵带来了（显然是两人合起来）200名骑士。教皇克雷芒提供了充分的特权，鉴于这偏离了他自己的目标，这一举措显得十分慷慨，也许过于慷慨了，因为它本该仅用于一次收复耶路撒冷的十字军东征。其实，依照诚实的博内特的说法，除了耶路撒冷外，“不应当发起针对不信基督者的”战争，因为上帝是为众人缔造了这个世界，“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约束或强迫不信基督者接受神圣的洗礼或神圣的信仰”。
法军在马赛迎接来他们的热那亚运输队，从马赛出发，他们向热那亚航行，以装载粮草、弓箭手、步兵以及外国骑士。骑士和侍卫的人数在1400至1500人之间，部队总人数约为5000人，这还不算操纵约40艘单层甲板大帆船和20艘货船的约1000名水手。波旁、库西、德欧伯爵和英勇的索迪克前往海滩，接受热那亚总督的款待，后者向他们提供了由香料、糖浆、大马士革洋李脯以及“其他对病人有益的利口酒”构成的礼物。这些并不能弥补供给的短缺。波旁不得不另外补充了200桶葡萄酒、200条咸肉和2000只鸡供病人和伤员食用。空间的短缺使得许多马匹被留下来，而为了节省它们的供给，它们不得不以不到其价值一半的价钱被出售。在最后一刻，又出现了尴尬之事，因为教士应当向舰队表示祝福，可热那亚人和法国人承认的是不同的教廷。为了战争之宜，同盟也许会在分裂的教派之间搭建桥梁。最终，两位牧师代表两位教皇主持了仪式。
这些困难一一得到克服，准备于1390年7月1日出发的蔚为壮观的舰队是道令人震撼的风景，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插画作者所钟爱的主题，更别提那位语言描述者的记录：“这真是种美妙的享受，你眼中看到的是舰队，它的饰以不同领主之纹章的旗帜在太阳下熠熠生辉，迎风招展，而当乐手们吹响号角和喇叭时，你耳中听到的是那些在海面传播和回响的声音。”
舰队几乎立即便遭受了厄运，因为一场距厄尔巴岛（Elba）海岸不远处刮起的强风暴吹散了舰队，导致出发时间又推迟了九天，这才将所有船只在马耳他的集合地点重新集结起来。在7月的最后一周，舰队驶向马赫迪耶，这里位于突尼斯东南部100英里处的北非海岸的南下弯曲处。有围墙的城镇屹立在一条狭窄的一英里长的半岛的中部和最高点上，捍卫其固若金汤的港口的是一道锁链和装备有投石机的塔楼。
入侵者决定由库西率领一部分人作为先头部队登陆海滩，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而大部分则于第二天登岸。在年轻气盛的德欧伯爵的辅佐下，库西带领的600至800名重甲骑兵在热那亚弓箭手的掩护下上了以划桨为动力的登陆船。当桨手们推动着自己的船只掠过平静的海面时，也许是出于久已有之的令人感伤的谬论，海水“似乎很乐于承载这些基督徒前往不信基督者的海岸”。登陆船通常装载多达20匹马，其骑手在船上时要坐于马上，拉下头盔，手握长矛，通过船尾宽敞的门登陆，向敌人发起冲锋，在被敌人追赶的情况下，则骑回自己的船只，船只随后会再次划至海面。
库西最先登陆，随后将其队伍集合为战斗队形，准备迎击敌人。没有人前来。柏柏尔苏丹阿布尔-阿巴斯（Abou-‘l-Abbas）在得到警告，知道有入侵者来犯时，认为自己的军队在装备上不如那些基督徒，所以决定不冒险一战，而听任他们登陆。在那之后，为了避免常规作战，他将让侵略者在8月太阳的暴晒下，在石头城墙外自我消耗，同时不断发起侧面进攻以骚扰他们，直到精疲力竭、炎热难耐、供给不至和无力增援将他们的斗志拖垮。这正是查理五世针对英格兰人所发明的同一种策略，从那时起，它在防御战中屡试不爽。
十字军战士们自信对令人不屑的不信基督者的作战一定会大获全胜，所以将其色彩鲜艳的帐篷搭建在城墙前，波旁的飘扬着鸢尾花的大帐篷位于正中，热那亚的弓弩手们位于两翼。他们可以在半岛中部拦腰斩断马赫迪耶的海路和陆路交通，但这座城市已经贮备了一些给养，并可通过地下运河得到淡水。它像个三角形，可使大量人口和可能秘密活动在居住区域的6000人的卫戍部队藏身其间。苏丹知道，如果马赫迪耶陷落，基督徒便有可能长驱直入，征服整个突尼斯，所以他加强了马赫迪耶各个点的防御，并呼吁邻国国王提供帮助，在内陆地带集结起来了一支野战军。
侵略者在准备包围行动时，有3天时间毫无动静，直到第三天晚上，柏柏尔人突然从要塞中发出了激烈的呐喊声。幸亏基督徒营地周围的警戒体系发挥了作用，敌人被打了回去，留下了300具尸体。城市恢复了寂静，而基督徒们为了阻止敌人的骑兵再次闯入，竖起了4英尺高的壁垒，它由用绳索捆绑的木桩构成，而交叉的船桨和长矛则充当了弓箭手的掩护，每120英尺便设立一名哨兵。
远处传来的鼓声和号角声表明，撒拉逊人的救援部队正在逼近，据说人数达到了4万。他们在城后驻扎下来，不冒险发起大规模进攻，而是不断发起一系列恼人的突袭，在太阳最热时突然骑马光临基督徒的阵地，迫使他们穿着沉重的铠甲迎战。欧洲人在自己的铁衣中“几乎像着了火一般”，而柏柏尔人则穿着用中间絮有棉花的布料或皮革制成的胸甲。若是受到追击，他们可以迅速分散，然后出其不意地再次集结起来追击敌人，令受其铠甲之困的敌人丢掉了许多脑袋。在接下来的六七周时间里，这种小冲突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有时候也会出现在晚上。
热那亚的船只从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Calabria）等地出发，从海上为基督教徒的营地提供给养，但运送是不定时的，留下了供给的间隙。由热那亚进口的浓酒令人昏昏欲睡。火热和干渴、伤痛和发烧，以及由劣质的饮用水引发的疾病——除了瘟疫外，都与圣路易的十字军所遭受的状况如出一辙——困扰着包围者。成群结队的昆虫和久攻不破的城池都令他们的士气受挫。他们试图实行定量配给粮草，并彼此打气。“尤其是库西之主，”傅华萨记录说，“照看着较贫困骑士和侍卫的安康，而波旁公爵则截然不同，他跷着二郎腿坐在自己的大帐前，要求每个人都得通过第三人毕恭毕敬地同他说话，而不管较低级的骑士们是否会觉得难堪。与之相反，库西之主让他们轻松自在。他对人人都和颜悦色，比起波旁公爵来，举止要和蔼可亲得多，而波旁公爵从未曾以库西之主那样适宜的方式与外国骑士和侍卫交谈。”
由于无法发起重击攻破城墙，包围者们开始修建一座装有轮子的巨大的攻击塔。它有3层楼高，顶部高过了马赫迪耶的城墙，封闭的四侧则有40英尺见方。与此同时，受封锁之苦的守城者派出了使节进行谈判。谈判当着仔细聆听着热那亚人的翻译的波旁和库西的面进。使节问，法国和英国骑士为何要向那些对他们没有造成过任何伤害的人发起战争。他们说，他们只是与热那亚人有纷争，这在邻居间是常有之事，因为人们总是习惯性地“相互抢夺我们可以从彼此身上抢夺的东西”。
回答需要小心谨慎，以确保一场正义之战的顺理成章。波旁和库西与12位主要领主进行了商议，显然是基于不信基督者愚昧无知的假设，所以回应说，他们前来发动对撒拉逊人的战争是因为他们不信基督，“没有自己的宗教信念”，这使他们成了敌人，而且还要报复他们的祖先，“因为他们曾将名为耶稣基督的上帝之子钉上了十字架，致其死亡”。
“对于这个回答，撒拉逊人只报以放声大笑，说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是犹太人，而不是他们。”谈判显然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一位柏柏尔人和一位基督徒在城外相遇，围绕着其宗教的相关美德展开了争论——也许这并非出于自发，因为柏柏尔人正在寻找抓俘虏的途径。柏柏尔人发出挑战，通过每方各出10人进行交战，以此来决定这一问题的是非。十字军一方立即做出了回应，包括居伊和纪尧姆德特里穆耶、杰弗里·布西科和两位英格兰骑士在内的10位十字军战士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与此同时，营地里则因对这一事件的预期而激动地吵嚷成了一片。只有库西表示不赞同。
“住嘴吧，你们这些从来都不计后果的人，”他说，“我看不出这场较量有什么好处。”假如撒拉逊人不派出骑士，只派出无赖，那么打败他们将赢得什么荣誉或优势？假如挑战是个诡计，想要抓捕他们到目前为止尚未抓到一个的基督徒骑士，那该怎么办？无论结果如何，这样的战斗都不可能攻下马赫迪耶。再者，一次武力裁决，特别是与不熟悉的敌人的武力裁决，在缺乏慎重考虑的情况下，或是在没有得到长老委员会的批准或充分了解挑战者姓甚名谁、级别和武器的情况下，都绝对不应该被接受。库西指责拥护者们无组织无纪律，不服从上级指挥官的命令，而服从命令应当是一支军队的获胜关键。就这一概念而言，他走在了其同胞的前面。
尽管他的建议赢得了许多拥护者，但还是有些人支持德欧伯爵和菲利普·德巴尔，他们坚持认为，已经接受的挑战不能被否决，战斗必须进行。杰弗里·布西科“骄傲得过了头”，提出要以20人对阵40人。在他的率领下，勇士们身着铠甲按时骑马前往指定地点。他们的大群伙伴陪同他们前往，一时间人数激增，直到实际上所有身强体壮的人都出现在那里，营地里只留下老弱病残听命于库西的指挥。看到如此众多的人数，柏柏尔勇士情愿不出战。
无疑是在库西的建议下，意欲阻止那一冲突的德波旁公爵匆匆骑上骡子赶上前去，发现自己被数千名情绪激动的武士所环绕。因为担心如果自己下令撤退，没有人会听从命令，所以他决定任由事态发展。战斗以向敌营的一次进攻开始，之后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基督徒们对敌人造成了伤害，却无法摧毁占有极大优势的撒拉逊军队，又因为被自己的铠甲所窒息，他们自身也损失惨重。他们挥汗如雨，张大了嘴和鼻孔拼命呼吸，口渴难耐。伤者在自己同伴的怀中咽下了最后一气；精疲力竭的人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到黄昏时分，就连德欧也建议撤退，其理由是，假如撒拉逊人向营地发起冲锋，“而只有库西之主和几个老弱病残守在那里，那么他们可能一败涂地”，营地也会遭到蹂躏。
有关伤亡人数的记录大相径庭：根据波旁的传记作者，伤亡人员是两位骑士和4名侍卫；而根据傅华萨的记录，则伤亡人数不少于60人，而且许多人他都点出了姓名。无论人数多少，他们都死于一场毫无意义的战斗。
灰心丧气与已经持续了两个月却毫无结果的包围所造成的身体困苦交织在了一起。有人开始说起要提高包围强度。有人发牢骚说，小打小闹永远也攻不下那座城市。因为每杀死一个敌人，可能就有10人取代他的位置，因为撒拉逊人是在自己的国度作战。冬季正在来临，夜晚越来越长，越来越冷，有人开始怀疑，作为“粗鲁无礼的叛国者”，热那亚人也许会擅离职守，乘着夜色坐船离开。对漫长的贸易中断很不耐烦的热那亚人确实变得越来越心神不安。他们说，他们原指望法国人在两周之内便拿下马赫迪耶，可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在当年或下一年绝对占领不了那座城市，更别说突尼斯了。在这些怀疑与不满中，十字军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会议同意，最后再向马赫迪耶发起一场大规模进攻。
那是大屠杀之日。在苏丹的儿子们率领下的撒拉逊野战军的抵抗十分顽强。马赫迪耶的卫戍部队“因为确信会在来世获得光荣的回报”而奋勇作战，从城墙上倾泻下大量的弓箭、石块和燃烧的油，这成功地破坏了十字军战士们巨大的攻击塔。从梯子上爬至城墙边缘的士兵被掀倒在地。尽管这是几乎攻破了城市的3个城门之一的最激烈的攻击，但马赫迪耶就是无法被攻克。柏柏尔野战军被击退了，但是，正如在法国经常发生的那样，这座有围墙的城市在敌人面前就是屹立不倒。
在那之后，双方都打算结束敌对状态。被围困的柏柏尔人受制于侵略和封锁，没有丝毫的优势要在其自己的土地上延长战争。由于其武器和战术都略逊一筹，所以他们无望在阵地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作为这一事业的煽动者的热那亚人则巴不得立即撤退。当他们与柏柏尔人就谈判条款讨价还价之时，侵略者们则拔营而去。鲜艳的旗帜放倒在地，帐篷被卷了起来，向船上的撤离在登陆的九周后完成。“既然你是第一个登陆的人，好兄弟，”波旁对库西说，“我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上船的人”——一个不大急需的选择。
最终达成的条约是，热那亚人要保证令法国人能够发表体面声明的条款，这使他们在离开时不至于颜面扫地，虽然不是凯旋。实际上，在为讨论条约条款举行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上，他们自信自己表现良好。索迪克·德拉阙尔说，将3个撒拉逊国王和一个强大的城市坚持包围了两个月，这件事“就如我打了3仗一样光荣”。其他的发言者都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暗示，包括库西在内的所有人，都同意接受那些条款。
自苏格兰惨败之后的第四次艰巨事业无疾而终，它不是因为缺乏意志或勇气，也不是因为缺乏作战能力，而是因为轻率地执行了一场不具备军事可行性的任务。城墙对人的优势，包围带给包围者的问题，海外供给的风险性，骑士们都心知肚明。他们理应从圣路易的两次十字军东征的溃败中对北非的状况有所了解，而不去考虑时间的流逝：就希望中的变化而言，120年前就如同昨天一般。然而，军事上的粗心大意可找个一些借口。在一个交通不便的时期，通常缺乏先进的情报。马赫迪耶的固若金汤可能确实出乎意料。对敌人的无知是时代造就的状况；对敌人的轻视，则是其心理造就的状况。
傅华萨声称，骑士们后来对他说，“如果指挥官是库西之主的话，结果将大相径庭。”这是不可能的。尽管缺乏指挥结构是导致其后果的原因之一，但巴巴里包围不成功的首要原因是缺乏利害相关的利益。当利益攸关时，当事关得失时，就如在查理五世的带领下收复法国领土那样，不计后果和目光短浅都是不被允许的。对于法国人而言，突尼斯战役仅仅是次披着宗教外衣的骑士冒险。促使骑士们走向战场的是对做出英勇之举的渴望，它因信仰狂热而有所增强，而不是为了借助军事力量而获得政治结果。他们关注的是行为，而非目标——这就是既定目标很少达成的原因。
在法国，人们未得到有关远征军的命运的只言片语的消息，他们举行游行和祈祷，恳求上帝垂怜于以他的名义作战的十字军战士们。查理六世于9月探访了库西城堡，也许是为了安慰焦虑不安的年轻的库西夫人，也许是为了再次检阅一块为王室所觊觎，也许很快便会失去其领主的领地。当十字军于10月中旬返回了热那亚的消息传来时，人们欢呼雀跃，额手称庆。更多的病人死在了那里，其他人则从其苦难中慢慢恢复了过来。在于冬季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脉之后，还要再等上6周，波旁和库西才抵达巴黎，他们的伙伴们也三三两两地陆续到达。
时间间隔和距离掩盖了事实。尽管返回时没有带回战利品、赎金或俘虏，可他们受到了凯旋般的欢迎（如他们在穆斯林大厅中的对手一样）。既然法国人了解的情况与事实相反，那么取得了对不信基督者的胜利的印象便会流传来开。没有突尼斯的外国记者报道战役的挫败，也没有法国的报纸发表战役的挫败。死亡或失踪的骑士和侍卫达到了274人，也就是正好不到20%，这没有留下什么负面的印象：它们司空见惯。最终，法国因其行动而得到夸奖，这不只限于热那亚人，因为法国作为其作战盟友的出现足以警告了柏柏尔人，使他们暂时减少了自己的海盗行为。
迫切地想要了解事情的一切经过的国王查理询问了波旁和库西，以及其余的人。他们的叙述一点儿也没有令他灰心丧气。他宣布，一旦能够与英格兰达成和平，一旦教会内部变得风平浪静，他将很高兴带领一支王室军队前往那些地方，“弘扬基督信仰，挫败不信基督者”。在参与者中，痛苦和无益的回忆渐渐消失，当一支新的十字军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再次被鼓动起来，准备向土耳其人发起进攻时，他们对敌人的态度仍旧未变，他们的热情仍旧洋溢。
[1] 被当时的欧洲人称为“非洲”（Africa）或“Auffrique”，有时将其与古代突尼斯迦太基（Garthage）混为一谈。
[2] 撒拉逊人是对包括柏柏尔人、阿拉伯人、摩尔人和土耳其人在内的所有穆斯林人不加区别的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