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国人而言，在意大利拥有立足点的诱惑，与在法国拥有立足点对于英格兰人的诱惑一样大。自从德安茹公爵于1382年翻越阿尔卑斯山时起，安茹家族对那不勒斯王国继承权的声明便将法国拖向南方，形成了一种断断续续持续了500年的干涉习惯。其模式从开始便已奠定，其时，安茹的远征军几乎立即惨遭不幸，并于整个1383年一再要求在库西之主带领下的增援。
安茹家族自安茹的查理（Charles of Anjou）之日起便统治着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他是圣路易的弟弟，于1266年在教皇的影响下登上王位。西西里在本世纪被阿拉贡所吞并，但安茹家族保有了大陆部分，其范围包括了罗马以南的整个意大利南部，是意大利半岛上最大的王国。[1]在商业和文化方面繁荣一时的它享有罗伯特国王的文明统治，罗伯特国王是位“新所罗门王”，其文学素养得到了彼特拉克的赞赏。薄伽丘接踵而至，因为他青睐居住在“快乐、安宁、慷慨、壮丽，只有一位君主的那不勒斯”，而不愿居住在自己土生土长、“被无数愿望所吞噬”的佛罗伦萨共和国。那不勒斯的海湾举世无双，热那亚、西班牙和普罗旺斯的船只都会来此海湾进行贸易，伯特就在面朝海湾的水边修建了自己的宫殿，即新城堡（Castel Nuovo）。贵族和商人在新城堡的周围加筑自己的豪宅，带来托斯卡纳的艺术家为它们填满壁画和雕塑。终于1343年的罗伯特王朝法律公正，货币稳定，道路安全，遍布供旅行商人居住的旅店客栈，充斥着各种节日、比武大会、音乐和诗歌，被人们说成是“近乎天堂的地方”。市民可以不带武器地走遍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阿普利亚（Apulia），“只需带一根木棍来赶狗”。
14世纪的衰落在那位明君死后降临。罗伯特的才干在他的孙女暨继承人让娜那里渐渐消失，她4次想通过婚姻以支持其女性继承权，这些不幸的努力带来了骚乱，而这种骚乱在教廷分裂中达于高潮。教皇间的冲突使那不勒斯变成了战场。当让娜选择了克雷芒并在他的鼓动下将安茹命名为自己的继承人时，勃然大怒的乌尔班宣布她为异端和教廷分裂分子，废黜其王位，并加冕另一位安茹家族的后代——都拉佐公爵查理——为合法的那不勒斯国王。这位王子从一个来路不明的阿尔巴尼亚公国一跃进入一个伟大的地中海王国，作为查理三世占据了王位。
都拉佐的查理个头矮小，发色浅淡，有人说他在勇气、为人可亲以及热爱学习方面与罗伯特颇为相似，但他不会让自己的好脾气阻碍他与让娜的争斗。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打败了她的军队，让自己坐镇新城堡中，将女王打入监狱，希望强迫她将自己任命为他的继承人，从而使自己的征服具有合法性。披上合法的外衣是所有政变的首要目标。当让娜拒绝承认他，而安茹进入意大利来援助她时，查理果断行事。他命人将女王扼死在监狱，并使她的尸体暴露在大教堂中，6天后才加以埋葬，为的是确定她必死无疑。
安茹借道阿维尼翁前来，在阿维尼翁，他被教皇克雷芒加冕为包括普罗旺斯在内的那不勒斯、西西里和耶路撒冷国王，而他的竞争对手都拉佐的查理则同时被开除教籍。尽管他能言善辩，但安茹还是未能在法国起义期间募集到足够的资金让他长驱直入那不勒斯，也未能说服御前会议资助他冒险发起国家战争。现在，作为普罗旺斯的君主，他大量铸造钱币，并借口惩罚其新臣民近期的反叛行为而允许自己的军队对他们进行抢劫，从而增加军队的财富。他从教皇克雷芒那里募集到了额外的人力和物力，并把那位精力旺盛的贵族萨伏伊绿伯爵阿马德奥（Amadeo）拉入了自己的艰巨事业，阿马德奥贡献了1.1万柄长矛，这让安茹每月要支付两万达克特。
补充了军需的安茹带领一支“满载战利品”的1.5万人的军队跨越国境进入伦巴第地区，身后是300头驮骡和无数装运行李的货车。绿伯爵的装备包括一顶巨大无比的绿色大帐篷，上面装饰着12块绘有红白两色的萨伏伊纹章的盾徽；一件绣有红白两色图案的翡翠色丝绸外套；12套全为绿色的鞍辔；为其贴身侍卫准备的另外4套装饰着“匈牙利绸缎结”的鞍辔；还有侍卫穿戴的绿鞋、绿头巾和绿束腰外衣。在出发之前，当他的某些男爵反对他在不同的土地上冒险时，他让他们安静下来，带着不祥的预感说：“即使我必死无疑，我也要兑现我的诺言。”许多贵族领主加入他的旗下，“因为热爱他的英勇善战，欣赏他的慷慨大度”。
在米兰，维斯孔蒂家族的财富为安茹提供了最大的一笔资金，正如它曾在其父亲的赎金中占据了最大比例一样，其交换物也如出一辙。安茹7岁的儿子路易被奉献出来，与贝尔纳博的女儿露西娅（Lucia）订婚。为了一个女儿将会成为未来那不勒斯王后的前景，贝尔纳博支付了5万弗罗林——大约相当于100个布尔乔亚家庭的年收入[2]——外加一笔来自吉安·加莱亚佐的钱。安茹利用一切手段来收集资源，以供一个前往自己王国之路途上的国王的适当展示之用。
羽冠华服、威仪赫赫的安茹、阿马德奥及其骑士们满载着礼物和荣誉离开了米兰，身后跟随着为数众多的士兵和车辆，“看上去就如同薛西斯（Xerxes）的军队一般”。他们一路向东，选择了沿亚得里亚海岸而下的困难路线，因为既反对安茹也反对都拉佐的佛罗伦萨不想因他们的通过而陷于尴尬境地——也不想受到其劫掠——于是召集了6000人堵住了通向托斯卡纳地区的道路。据圣丹尼斯的僧侣——他像同为僧侣的沃尔辛厄姆一样，采取了一种认为公爵们是掠夺者的尖刻视角——所言，安茹及其贵族们自鸣得意地说，通过他们，法兰西百合花的“怡人芳香”将散发到遥远的地方。他们在策马而行的同时，还在歌谣、诗篇以及有关法国勇士的“寓言般的吟诵”中颂扬自己的伟大事业。
尽管安茹宣称自己的意图是“通过骑士团的力量”——也就是说，通过武装力量——“来改善教会的命运”，但他并未发挥那一力量去抗击乌尔班。在9月初于安科纳（Ancona）离开海岸线、翻越亚平宁山脉时，他绕开了通往罗马的道路，尽管此时只要大胆一试，便有可能攻占这座城市。情报人员带信来说，答应为乌尔班行防御之事的霍克伍德的白色连队已经因佛罗伦萨自身的保护需要而被撤回。可是，安茹没有接受萨伏伊的阿马德奥的建议，而是选择比较靠南的道路前往那不勒斯，而当军队穿行于“高耸入云”的山峰间的羊肠小道和崎岖峡谷时，灾难突然来袭。高地土匪在那不勒斯的操纵下袭击了行李车队和护送财宝的殿后卫兵，其结果是，安茹到达距那不勒斯只一天行军距离的卡塞塔（Caserta）时，比他出发时还要捉襟见肘。事先勘察地形不是中世纪战争的构成部分，因为它不是比武大会的构成部分。冲撞就是一切。
此时已是11月。在进入那不勒斯地区时，安茹曾在阿魁拉（Aquila）停留了一周，参加由其事业的支持者们举办的欢迎庆典。他前进的延缓给了被佛罗伦萨所开释的霍克伍德以喘息之机，前来增援其对手。现在，在需要当机立断之时，安茹派人向都拉佐发出传统的挑战，要求指定作战的时间和地点。事实证明，查理三世采取了回避战术。他固守在新城堡中，指望坚持得比安茹时间长，耗损他的物力，直到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打败，重新夺取他与此同时占领的全部领地。查理假装欣喜若狂地接受了安茹的挑战，使安茹不断处于运动之中，迫使他耗时费力地向一场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会战进发。
到圣诞节时，在深深的焦虑之中，安茹立下了遗嘱，而放弃了胜利希望的阿马德奥提出进行和平谈判。作为安茹放弃对那不勒斯的继承权的回报，都拉佐的查理将放弃他对普罗旺斯的继承权，为安茹提供前往海岸的安全通道，以便使他返回法国。查理三世拒绝了这些条款。于是，双方同意进行一场各出10名勇士的对阵较量，而像往常一样，当利害关系十分重大之时，这样的较量并未发生。
1383年2月，一场瘟疫在俯瞰那不勒斯的山间军队中传播开来，使大量士兵丧命，其中就包括年仅49岁的萨伏伊的阿马德奥。3月1日，在离开萨伏伊的冰雪度过了沉闷的一年后，他光彩夺目的绿色生涯走到了终点。被匆匆叫来的安茹在尸床边无助地抹着眼泪。
垂头丧气且饥饿难耐的安茹军队撤退到了意大利的脚跟部位。所有剩余的国王财富都被用于购买粮草辎重。安茹的金盘银碟未能换来几个钱，就连他带来用于加冕典礼的婚礼王冠也不得不被卖掉。他穿在铠甲外的光彩夺目的绣金锁子甲也卖掉了，代替它的是一件绘有黄色鸢尾花的朴素衣物。他曾习以为常的精致肉食和馅饼被炖兔子和大麦面包所取代。数月以后，饥饿的驮畜动弹不得，而战马“不再骄傲地用蹄子刨地，发出阵阵嘶鸣，而是衰弱无力地低垂着脑袋，与普通牲口别无二致”。
从他离开巴黎起到现在，安茹一直不断地向御前会议写信或派出信使，要求它履行承诺，资助一次由昂盖朗·德·库西指挥的针对那不勒斯的后续战役。尚在阿维尼翁时，他便催促自己在巴黎的代理人皮埃尔·杰勒德（Pierre Gérard）千方百计地聘用库西。除非库西立字为据，承诺加入安茹的队伍，否则他一分钱也拿不到，但杰勒德接到的指示是，“始终尽可能和蔼庄重地做这位领主的工作”。教皇克雷芒急切地支持安茹对王冠的吁求，提出了来自意大利各地的“极好的”报价和所有成功的保证，对法国御前会议拒绝援助一项教会的健康发展将有赖于此的事业而深表失望。然而，安茹在罗塞贝克会战那整整一年中都仍在孜孜以求。只有在巴黎起义被镇压、国库被罚款重新装满后，王室才打算兑现自己的承诺。到这时，阿马德奥已经死去，“薛西斯的军队”境遇悲惨地龟缩在巴里（Bari）。
库西做好了准备，迫切地想去增援安茹。他与安茹的总理大臣让·勒费夫尔主教（Bishop Jean le Fèvre）反复商议，不断地要求知道，勒费夫尔是否从国王那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最终，在1383年4月，御前会议同意给安茹19万法郎，其中8万法郎是从他自己的财产中征来的象征性援助。就在那时，剩下最后一点儿战争渴望的英格兰发起了又一次侵略。所有人力物力都转去应对这次侵略，勃艮第公爵下令，所有重甲骑兵都不得离开法兰西王国。库西的远征遭遇了挫败。一支军队确实组织了起来，但那不是针对意大利，而是再次针对佛兰德斯，因为英格兰人已经占据了那里的敦刻尔克。
在诺威奇主教（Bishop of Norwich）亨利·德斯潘塞（Henry Despenser）带领下的英格兰人的袭击是乌尔班发起针对主张教廷分裂的法兰西的“十字军东征”之努力的结果。它始于丑闻而终于惨败。在英格兰，通过资助“十字军东征”的方式对教廷服从性所造成的道德伤害超出了教皇能够获得的一切，即使是打了胜仗。作为教皇代理人的行乞修道士“惊人地放任自流”，且被赋予了额外的权力，可以出售，更糟的是可以拒绝赦罪，“除非人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产业交钱”。有时，那些拒绝为十字军东征出钱出力的教区居民甚至领不到圣餐。据奈顿（Knighton）所言，金银珠宝和钱财尤其搜刮“自贵族妇女和其他妇女……这样一来，掌握在妇女手中的王国的秘密财富便源源不断地流出”。抗议重新受到鼓动，令人想起了威克利夫最后的短论之一：“反教士的战争”（Against Clerical Wars）。罗拉德派宣教者谴责“这些世俗的高级教士……撒旦那意在驱散善良生活和慈善事业之战争的主要首领和队伍”。他们说，因为赦罪的错误性质，“谁也无法说出有多少灵魂因为这些受诅咒的首领和反基督者的审判权和非难而下了地狱”。
诺威奇是个不仅尚武而且积极好斗的高级教士。虽然是位主教，可沃尔辛厄姆对他的描述却是“年轻、放纵和傲慢无礼……既不擅学习，也欠缺谨慎，既不曾维持也不曾奉献友情”。到他搜罗了足够的资金和约5000人的军队时，他在根特的预期同盟却令人悲伤地被征服了。可是，他在登陆加来之后，却连续占领了位于佛兰德斯海岸的格拉沃利讷（Gravelines）、敦刻尔克和布尔堡（Bourbourg）。在围攻伊普尔失败之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当时由时任统帅的库西所防御的皮卡第。当诺威奇的在沙场老手休·卡尔维勒爵士带领下的军队有一半人都拒绝继续追随他时，诺威奇不战而退。一支大大占据优势的法国军队现在拉开了进攻架势，诺威奇连忙将自己关在布尔堡中，而卡尔维勒则向加来进发。那位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厌恶地说：“我担保，我们打了一场最丢人的仗；英格兰还从未派出过如此可怜或如此可耻之人。”他说，这就是相信“这个翅膀还没长硬就想飞的诺威奇主教”的结果。
8月，一支庞大的法国军队驻扎下来包围布尔堡，在马上长枪比武、竞相争胜的欢宴以及旨在“提升其古老贵族之声誉”的英勇行为中彼此娱乐，探访外国骑士。在这些活动中，库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的马上风度。他骑在一匹威武雄壮的高头大马上，身后还跟着另外几匹披着绣有属于其家族纹章的华丽马衣的马匹，“以最优雅的姿态从一边骑到另一边，让所有看到他的人都兴高采烈，所有人都对他的高贵气质和杰出风采大加赞赏，纷纷致敬。”4个月的时间令人愉快地过去了，其氛围大大不同于布尔堡一年前针对平民的战斗。法国人没有表现出进攻热情，并在冬季逼近时，允许此事通过布列塔尼公爵的某种巧妙的调解而画上句号。诺威奇接受了贿赂，在亏空和耻辱中返回了家园。英格兰已经减弱了十来年的军事名望进一步沉沦，为道学家们提供了反对不公正和持剑者的压迫的文本。“上帝之手在反对他们”，罗切斯特主教托马斯·布林顿（Thomas Brinton）说：“因为他们的手在反对上帝。”
尽管好战分子们不可能知道，但诺威奇的入侵注定是本世纪的最后一次，虽然不是这场战争的最后一次。战斗在没有给英格兰和法兰西带来任何更接近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停止了。谈判在布尔堡包围之后一如既往地开始，但最好的结果也只不过是同意休战9个月，休战协议于1384年1月签署。这一次库西不在谈判者之列，因为他正投身于一场私人战争，为其未来的亲戚而战，此人是他女儿未来的公公德巴尔公爵，公爵非常迅速地付给他2000法郎来支付他的开销。玛丽与亨利·德巴尔的婚姻庆典在之后的11月举行。
一直以来，安茹伯爵夫人及其丈夫的大臣让·勒费夫尔都在恳求御前会议交付许诺过的资助。安茹此时比任何时候都穷，因为他自己的一个贵族从他那里抢走了他妻子为他筹集的（或者，据其他版本所说，是从维斯孔蒂家族那里借来的）8万至10万法郎。这名在10年后将犯下另一桩具有历史性后果的罪行的强盗是皮埃尔·德克朗（Pierre de Craon），是位贵族家庭出身、拥有庞大庄园的骑士，曾追随公爵前往意大利。被安茹派去取这笔钱的克朗在途经威尼斯返回时，在威尼斯举行豪华盛宴，狂赌滥输，纵情声色，将这笔钱挥霍殆尽，想必是渴望以一种适合其所代表的领主身份的方式来展现自己。他留下了剩余的钱财，没有重新回到公爵身边。
如此针对其领主的不经意的犯罪似乎近于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除非有人有志于看到安茹失败，并强大得足以保护克朗免于应有的诉讼。此人只能是勃艮第公爵，但他会走得那么远，以致要毁掉其兄弟，这似乎有些牵强。然而，当克朗返回法国时，他确实借助于勃艮第（他与勃艮第的妻子有亲属关系）的保护而逃过了惩罚。
在国王和御前会议眼中，法兰西的荣誉不允许安茹在失败中衰弱下去，也不允许令乌尔班觉得那么身心安泰。1384年春，在与英格兰达成休战协议后，也是在勃艮第因其岳父之死而获得了佛兰德斯的领地之后，库西的救援之战终得展开。这时拯救安茹已为时过晚，但库西不是一个翅膀还未长硬就想飞翔的指挥官。在他将要在意大利心脏展开的武装与智慧的较量中，他显示了自己的机智敏捷和责任感，以及从周围灾难中破茧而出的与生俱来的神奇才能。
5月，在出发前，像在进行瑞士战役之前一样，他为自己及其继承人设立了永久性的每日弥撒，这一次是在苏瓦松附近的圣梅达尔修道院（Abbey of St. Médard），以保证他得到双重的庇佑。王室为他的远征提供了7.8万法郎，其中有8000法郎将由教皇偿还。王室另外还给了库西4000法郎，以补偿承诺给他，但他在前一年度未拿到手的补助。他召集了一支估计有1500名长矛手的军队，加上步兵和弓箭手，总人数约为9000人。在过去一年里一直迫切想要前往的前总理大臣迈尔斯·德多尔芒带领200名长矛手加入进来。军队的主力显然由雇佣兵构成，其部分是在阿维尼翁招募而来。在阿维尼翁，库西先去与克雷芒进行了商讨。
7月，他经由塞尼峰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同时肩负着代表安茹之子与贝尔纳博之女缔结婚姻之责。贝尔纳博派出信使邀请库西带领其200名最高级别的手下进入米兰，而库西要么是出于炫耀，要么是出于谨慎，将人数扩大为600人。贝尔纳博“欢天喜地地”出城迎接，并与他们一起入城，“但人数实在太多，竟致把桥都压坏了”。这似乎是库西唯一的失礼之举，但并无损于豪华庆典和在其持续两周的拜访期间举行的每日礼物巡展。
两周时间对于规划出一个穿越意大利错综复杂的对立派别的路线而言不算太长。威尼斯、热那亚、米兰、皮埃蒙特、佛罗伦萨和意大利北部各式各样的专制者和公社之间的相互关系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一旦一个政权为了当季的利益而与另一个结盟去反对第三个政权时，所有盟友和仇雠都会随之发生改变，就如同14世纪的广场舞一般。威尼斯与热那亚不和，米兰利用一个去反对另一个，且与佛罗伦萨和皮埃蒙特的数个公国有隙，佛罗伦萨则与其邻居锡耶纳、比萨和卢卡存有宿怨，且结成各种联盟以对抗米兰；教皇政治使得整个版块都骚动不已。
库西足下的第一个难题是贝尔纳博与其忧郁的侄子吉安·加莱亚佐之间的相互妒忌，后者自其父亲于1378年去世之后便统治着帕维亚。心思缜密、鬼鬼祟祟、一副具有欺骗性的温和模样的吉安·加莱亚佐明里显得胆小怕事，暗中却像贝尔纳博一样强硬有力而放荡不羁。后来，当人们对他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时，帕多瓦的弗朗西斯科·卡拉拉（Francesco Carrara）提到了他：“我认识吉安·加莱亚佐。无论是荣誉感、怜悯心还是郑重的信仰都不会让他去做一件他不感兴趣的事。如果他竟然在追求善的东西，那也是因为他的利益在此，因为他根本没有道德感。对于他而言，善与恨或怒一样，只是种算计而已。”作为一位对立者，卡拉拉的看法自然是带有敌意的，但并不一定全无价值；它归于吉安·加莱亚佐的特点比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君主超前了一个多世纪。
吉安·加莱亚佐憎恨且惧怕贝尔纳博对自己与法国王室家族之优先关系的干预。“贝尔纳博在与法国建立全新的联盟，”他的母亲警告说：“假如他有了亲缘关系，他就会来夺取你的君主地位。”由于他羽翼未丰，而贝尔纳博已万事皆备，所以吉安·加莱亚佐无法与自己的叔叔在联盟中抗衡。假如他不能与之抗衡，那干脆就除之而后快，这个冷酷的选择从那时起——正如人们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便开始在他脑海中成形。
与此同时，他不动声色地向安茹支付他应付的那份援助金，并为迎接库西前来帕维亚做准备。此时距他们在蒙蒂基亚里的遭遇战已有10年之久，那次遭遇战使吉安·加莱亚佐对战争深恶痛绝，他从此再也不曾走上战场。但库西没有在帕维亚露面来再续前缘，这有可能是因为贝尔纳博不希望自己的侄子与法国使节见面。
库西到来的消息让意大利北部变得骚动起来。锡耶纳派出使节秘密前往米兰，为获得库西对其反佛罗伦萨的支持而讨价还价。佛罗伦萨派出使节，用热情洋溢的言辞和掷地有声的友情声明将之诱离托斯卡纳地区。执行佛罗伦萨的外交的是那位长期担任执政官的科卢乔·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他是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可以用优雅的拉丁修辞来书写外事信函，为共和国增光不少。他连续担任的那一相当于总管理者的官职给了他极大的影响，事实上，在30年的时间里，对他的任命会定期更新，有鉴于佛罗伦萨那动荡不安的政局，这显然体现了一个人出类拔萃的政治能力，更别说体现了其镇定自若了。他倾心于文学和新人文主义，但做起事来高效勤勉，博学多闻，和蔼可亲，因其诚实正直和风度翩翩而受人钦佩。按照吉安·加莱亚佐的说法，萨卢塔蒂的一份国书所具备的政治分量可抵得上千军万马。这就是库西的对手。
在回应佛罗伦萨人的问候时，库西异乎寻常地客气。一份有可能是萨卢塔蒂所写的报告称：“我们以欢天喜地的拥抱和问候相迎，而他则报我们以令人慰藉、平和宁静的言辞。他不是称我们为朋友和兄弟，而是称我们为他的父辈和主人……他不但承诺放弃对我们的敌意，而且发誓要为我们的国事助一臂之力。”库西显然对意大利的行事风格了如指掌。他向佛罗伦萨人保证，他们的担忧都是捕风捉影，承诺会将自己的通路限制在严格的路线中。佛罗伦萨人接受了他的保证，也许并非因为他们信任他，而是因为，由于霍克伍德人在那不勒斯，他们没有一支可以阻止他前进的军队。在中立却又将信将疑之中，他们募集了一支由4000名农民和平民构成的部队来守卫那一路线。
库西8月出发，翻越了亚平宁山脉，进入位于西部被称为“托斯卡纳的奇迹”的土地。丝柏伫立在蔚蓝的天空之下，葡萄园和银色的橄榄树倚着山坡而生。山头城堡或村庄林立，白色的牛群在山间缓步而行，穿过一道人们亲手照看了2000年之久的乡村风景。法国军队粗暴地穿行其中，其过程可不像库西许诺的那样和平友好。正如佛罗伦萨人后来向法国国王悲痛地抱怨的那样，他们stupor et dolor（震惊而悲哀）地发现，“他对我们表里不一”。部分是为了胁迫佛罗伦萨人继续保持中立，部分是为了给自己的雇佣军支付钱和粮草，库西向城镇索取贡物，掠夺村庄，甚至攻占城堡。佛罗伦萨人派出更多的使节，高呼“和平！和平！”，提出只要他绕开佛罗伦萨的边境而行，他们便会奉上丰厚的礼物，并做出进一步的中立保证。库西继续好言相劝，但军队一旦行动，便会迅速变得掠夺成性，极难加以约束。
根据佛罗伦萨人的抱怨，“他们不仅偷鹅偷鸡，洗劫鸽舍，抢了绵羊、公羊和牛就跑”，“他们实际上还猛攻我们没有军队的城池和毫无防卫的住宅，仿佛他们在与我们开战似的。他们抓走百姓，折磨他们，强迫他们缴纳赎金。他们冷酷无情地杀死男男女女，并纵火烧毁其空无一物的房屋”。
当库西进军之时，佛罗伦萨人惊恐地获悉，他正在与被放逐的阿雷佐（Arezzo）的领主们接触。阿雷佐是座古老而重要的山城，位于佛罗伦萨东南40英里处，长期以来，佛罗伦萨人都对它垂涎三尺，并正在准备吞并它。它的历史可追溯到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之时，其红釉陶器对罗马人而言如雷贯耳；在乔托的绘画中，圣方济各就在是它布满亭台的塔楼丛中驱赶飞翔的魔鬼。在圭尔夫派和吉贝林派之间的斗争中，它的统治家族，彼得拉马拉（Pietramala）的领主塔拉提（Tarlati）家族，于1380年被推翻，而获胜的一方太过软弱，无力维持统治，于是向都拉佐的查理求援。查理及其代理人待阿雷佐如同一座被征服的城市，动辄便向市民大肆抢劫或罚款，结果使阿雷佐市民更倾向于佛罗伦萨。经过错综复杂的讨价还价，佛罗伦萨人已万事俱备，只差从都拉佐那里买下城池这最后一步，此时库西的干涉很有可能令他们前功尽弃。他们听说，被放逐的彼得拉马拉领主们已经向库西提出，要帮助他占领城市，而他已经与他们达成有此意向的协议。库西的目标是为安茹的事业赢得立足之地和一个他可以从那里向佛罗伦萨施加提供辎重之压力的地点。如果他能令霍克伍德从那不勒斯抽出军队来对付他，那么进攻安茹的兵力就会被减弱。
库西与佛罗伦萨之间的决斗现在开始了。正接近其目标的库西提出了更繁多的要求，但做出的保证却越来越少。在回应佛罗伦萨人对其士兵的劫掠所再次提出的抗议时，他将之归咎于居民的反抗，并冰冷傲慢地要求佛罗伦萨贡上2.5万弗罗林，锡耶纳贡上两万弗罗林。锡耶纳人陷入了焦虑之中：一些人支持付钱，一些人反对付钱，一些人主张象征性地付些钱，以维持友好的表象，阻止库西士兵的进攻。在派出提出各种提议的使节的同时，佛罗伦萨也警告现在拿的是他们的钱的阿雷佐总督雅各布·卡拉乔洛（Jacopo Carraciolo），要求他加固城墙，准备在佛罗伦萨援兵出现时为他们提供粮草，并期待于9月18日发起的进攻。在布尔乔亚巨头的慷慨资助下，佛罗伦萨人开始集结一支武装军队。
在等待对其要求的结果时，库西在附近地区驻留了一个星期，没有继续前进。锡耶纳付给了他7000弗罗林；佛罗伦萨没有明确拒绝，却分文未付。库西仿佛已心满意足，重新开始前进，但不是向阿雷佐进发，而是掉头向南，朝着科尔托纳（Cortona）前进。事实证明，这次改道是个令卡拉乔洛放松警惕的计谋。9月28日至29日的夜晚，库西给阿雷佐来了个回马枪，在抵达城市时，兵分两路，令一路兵马大叫大喊地攻城，自己则连同自己最优秀的骑士们率领兵力更强的一路悄悄绕到另一边的圣克莱门特（San Clemente）门。在撞倒城门之后，法军一拥而入，口中高喊：“路易国王万岁，库西之主万岁！消灭圭尔夫派，消灭都拉佐！”当卡拉乔洛的人马冲上前来迎击他们时，厮杀声和铿锵的撞击声充斥了整个城市，战斗波及了每条街道，并在古罗马的圆形剧场周围展开，直到守城者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放弃抵抗，退至城堡之中。彼得拉马拉的领主们凭借胜利重获家园，而在阿雷佐再次遭到洗劫的同时，库西宣布城市归那不勒斯、西西里和耶路撒冷的国王路易所有。
就在那一刻，安茹的路易已经死去9天。他在意大利的脚跟部位停留了一年半的时间，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国王，而他的军队则耗损严重，大幅减员，有些负担得起的人则乘船回家了。由于他控制着巴里和亚得里亚海岸上的其他城镇，所以他可以靠海为继，也许并不像喜欢夸大虚荣落空之主题的僧侣编年史作者所描绘的那样彻底地穷困潦倒。但他因为缺乏资金而动弹不得。他捉襟见肘的骑士们骑着毛驴或徒步“奔赴战场”，到头来却一无所获，只不过偶尔会碰到些小冲突。
1384年9月，安茹亲自上阵反击军队中的劫掠者，在过分操劳之后染上了严重的风寒之症。由于高烧日益加重，公爵意识到死亡在即，于是像他的兄弟查理五世一样，在生命的最后一日完成了遗嘱。将死之人似乎总是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这无疑是因为治愈无望，而且某些症状的来袭被认为是致命的。更难解释的是，他们何以如此经常地在行将咽气的状态下口授遗嘱或遗嘱附录，除非那是因为，弥留之际是种有组织的仪式，有许多参与者来协助这一过程。
出于未有减少的征服欲望，安茹在遗嘱中呼吁教皇克雷芒保证他的儿子路易二世可继承那不勒斯王位，要求查理六世“挥舞起天下无敌的宝剑”为让娜女王报仇。他指派库西为其副王，以便将战争进行下去，但如果没有得到国王、勃艮第和贝里首肯的德安茹伯爵夫人的命令，库西不得动用粮草供应。他于9月20日死在巴里城堡中的一个可以俯瞰大海的房间中。当他的装在铅棺中的尸体被用船运回法兰西安葬、他的军队土崩瓦解之时，都拉佐的查理也为自己已故的对手举行了合乎其身份的葬礼，让宫廷上下都为他戴孝服丧。
当佛罗伦萨人目瞪口呆地获悉库西占领了阿雷佐的消息时，亚诺河（Arno）畔尚未传来安茹的死讯。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十人委员会被匆匆召集起来。信件和特使被派往热那亚、博洛尼亚、帕多瓦、佩鲁贾、维罗纳、那不勒斯甚至米兰，督促所有人都与佛罗伦萨为盟，抗击侵略者，据说这位侵略者的出现会使整个意大利都陷入危险境地。霍克伍德的军队被从那不勒斯召回，教皇乌尔班被要求向教士征收特别的什一税，为将“教廷分裂分子”赶出意大利而助一臂之力，挫败反教皇者的胜利。在一片骚乱之中，从威尼斯传来消息说，那不勒斯的法国继承人死了。佛罗伦萨人欣喜若狂，加大了准备力度，准备包围身在阿雷佐的库西。
没有意识到正在四周兴起的风暴和安茹之死的库西兴高采烈地向锡耶纳人通报了其占领阿雷佐的消息，他有条不紊地写道，毫无疑问，他们会为一件令路易国王的支持者喜笑颜开的事件而感到欣喜。锡耶纳人带着更大的喜悦给这位“杰出卓越的领主的最亲爱的朋友”回了信，“极其沉痛地”通知他，安茹已死，他的几个主要共事者正在返回家园，已经出现在了威尼斯。库西自然不相信此事，怀疑那是佛罗伦萨人的诡计，目的是让他的意志受挫。
为了给居民留下深刻印象，他以出类拔萃的作风树立起自己的威望，着手为那位安茹家族的继承人赢取追随者，方法是显得热情好客，慷慨地接待所有声称自己是其事业支持者的来访者。但在围攻城堡时，他迅速意识到，他虽未实际上被包围，但已腹背受敌，北面是一支佛罗伦萨军队，南面则是自己以前的战友约翰·霍克伍德爵士。在此关头，当他拿到了确凿的证据，证实了安茹死亡这一事实时，他此次战役的目标土崩瓦解了。
库西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地身处意大利腹地，既无解围之望，也无坚持之因。相反，他的问题正源源不断地出现。为了遵循安茹的遗嘱，追求安茹家族的事业，固守阿雷佐将是正确之举，却又注定会失败。安茹所剩无几的追随者之一带来口信，催促他进入那不勒斯王国，充任它的总督，但库西不是那种要么不假思索地走向灾难，要么在灾难降临时怀着愚蠢的勇气加以接受的有勇无谋的骑士。他打算利用对阿雷佐的掌控，在不对安茹事业之名誉有所伤害的情况下全身而退——同时补偿此次战役的花费。
拒绝加入佛罗伦萨联盟的锡耶纳是他的杠杆。他提议以两万弗罗林的代价将阿雷佐出售给锡耶纳，心知那种竞争会迫使佛罗伦萨提出更好的价钱，包括通过托斯卡纳地区的安全通行权。佛罗伦萨并未从自己的盟友那里得到任何十分坚定的支持，因为其他国家担心她会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的扩张服务。为其法国盟友着想的贝尔纳博建议借助金钱而非武力来重新夺回阿雷佐，并警告佛罗伦萨人，如果库西遭到攻击，那么法兰西国王及其叔叔们也许就会对佛罗伦萨商人和银行家施以严厉的报复。
佛罗伦萨人也知道何时当把谨慎置于英勇之前。通过库西，她获得阿雷佐的前景现在突如其来地恢复了。为了让该城总督卡拉乔洛缴械投降而提出的建议包括，给他的士兵付还薪资。鉴于有望得到以为已经到手无望的薪资，卡拉乔洛的手下让自己的长官知道，他们随时准备放弃无谓的抵抗。因此，他同意投降，条件是佛罗伦萨补偿他在守城时所遭受的损失。没钱不打仗是骑士时代的标准。
因为佛罗伦萨与她的中立承诺相反，一直打算利用武装力量来对付库西，所以她担心的是法国有可能实施的报复。为了先发制人，锡耶纳人写信给查理六世，历数库西的错误行径：抢劫，破坏，要求援助资金，在佛罗伦萨领地上与反叛者（彼得拉马拉人）做交易。信中用悲伤的语气诉说了库西如何在假装意欲和平之后，却表现得像敌人一样充满敌意，“我们”如何“即使不习惯于欺骗的言辞，也看穿了他的诡计”，悲哀地发现，“这样一个出身高贵、心灵高尚的人，尤其是身上还流着高卢人的血液，其固有的和天然的美德本该是宽宏大量，却允许自己编造谎言，设置圈套”；因为相信这样的举动不可能真的代表了法兰西国王的意愿，所以“我们”如何“准备了一支军队，打算以暴制暴”；最后，“我们”如何“怀着悲伤和痛苦写下此信，以便让您知道，我们的行动是正义之举”。
在将此记录在案后，该共和国与库西在11月5日的两份措辞巧妙、各自起草的协议中达成了友好安排。在第一份条约中，库西出于对得到佛罗伦萨共和国一向对法兰西王室所显示的热爱、忠诚和尊敬的承认和弥补的渴望，将阿雷佐、其城墙、堡垒、房屋、家具、居民、权力和特权永久地割让给佛罗伦萨。草约未提及双方做出的一个对价承诺，为的是使条约看上去纯粹像是库西为了安茹家族的利益而针对都拉佐的政策行为。他提出的条件是，彼得拉马拉人将收回其财产，佛罗伦萨在那不勒斯问题上将保持中立，法国前往那不勒斯的使节和信使将可自由通行，且有权利购买粮草，他及手下在返回法国时应享有同等的条件。
第二份条约中同意支付的钱数是他从锡耶纳那里索要的两倍。考虑到库西之主攻占阿雷佐时的巨大花费，也鉴于他曾“在未造成伤害的情况下”横越佛罗伦萨领地（佛罗伦萨在这些事情上很灵活），并打算以同样的方式离开，所以佛罗伦萨共和国同意支付他4万金弗罗林，其中3/4将会在城市交割之前立即支付，其余的一万弗罗林将在他撤出阿雷佐后的两周之内，根据他的意愿，在博洛尼亚、比萨或佛罗伦萨付讫。佛罗伦萨对于市民财产的处置显得慷慨大度，他们允许法国人在离开当日拿走所有他们能够带走的东西。
对于在保留颜面的同时又获得渴望的结果而言，这项安排堪称外交杰作。失败者是都拉佐，他被迫接受一个既成的事实；失败者是彼得拉马拉人，一直期望重新获得权力的他们怒火中烧；失败者是阿雷佐的百姓，无人会对他们进行任何补偿。为了报复，在法军撤离的那天，彼拉拉马拉人伏击了一支法军粮草征收队，将其他人诱至“自己的家，给他们食物，然后杀死了他们”。库西立即要求佛罗伦萨采取惩罚行动，以证明这种敌意“让你们极为不快，我们之间的友谊坚不可摧”。佛罗伦萨虚情假意地表示遗憾，并以一番对“可憎的”彼得拉马拉人的措辞巧妙的谴责取代了实际行动。据说，他们的姓氏塔拉提（Tarlati）源于一个意为“被钻木虫咬穿的烂木头”的词汇，而彼得拉马拉这个名字则来源于意为石头的pietra，非常适合他们，“因为他们犯罪时显得又臭又硬”。伴随着这些若非有用却也富有色彩的注解，佛罗伦萨与库西之间的决斗画上了句号。
相互的义务得以执行。佛罗伦萨于11月15日和17日支付了3万弗罗林，卡拉乔洛于18日投降，库西于20日撤离阿雷佐。为了避免因走回头路而遭遇充满敌意的民众，他翻山越岭，沿着东部的坡地返回博洛尼亚，一路上都安排有殿后的部队，做出凯旋的样子。在圣诞节那天，他在博洛尼亚收到了全款。他于1385年1月再次进入阿维尼翁，于隆冬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却无人员伤亡，创造了引人注目的纪录。
库西那对于他那个时代而言非同寻常的天分在于对现实的认知，这在他指挥远征军的方式与安茹的方式间的对比中可见一斑。对那不勒斯王位的追求——无论批评家事后对此有何冷酷的判断——不一定注定会是场灾难。安茹与其竞争对手有着相同的机会，且更具备资格。令他失利的是迟缓的开始、糟糕的用兵术，以及将时间和资源浪费在事情尚未尽在掌握之中便开始摆君主架子的炫耀仪式上。假如他将全副精力和资源都用在目标上，进行一次迅速的、斯巴达式的进军，那么结果可能截然不同。但这个“假如”是在用一种现代态度来要求中世纪的人。
社会破坏不在于失败中，而在于行事之举中，而后者的代价是巨大的。战争开支是贯穿了整个14世纪的毒药。王室和安茹本人贡献的资金，更别提被皮埃尔·德克朗偷走的那笔钱，都是从法国百姓身上榨出的，只是为了一桩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都无论如何不会有益于他们的事业。这没有被疏忽，也未缓解民众的情绪。在听说了安茹的死讯后，奥尔良的一个名为纪尧姆·勒居波尼耶（Guillaume le Jupponnier）的裁缝“在酒醉之中”，迸发出一番长篇大论的攻击性演说，其中反映了他那个阶层的罕有记录的呼声。“他去那里干什么，这个安茹公爵，去那个他去的地方？他明火执仗地大肆抢劫，把钱带到意大利，以便征服另一块土地。他死了，而他该死，国王路易也是，就像其他人一样。屁，一个国王又一个国王的臭屁。我们没有国王，只有上帝。你以为他们的所得是诚实地得来的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征税，这对他们也没好处，因为他们不能拿走我们的一切。他们凭什么拿走我一针一线地挣来的东西？我宁愿这位国王以及所有国王都去死，也不愿让我的儿子伤到他的小指头。”
对裁缝案件的记录表明了他的话表达了“别人不敢说的东西”。在被捕入狱后，他得到了奥尔良总督的饶恕。
安茹遗孀的娘家姓名是布列塔尼的玛丽（Marie of Brittany），是虽然冷酷无情却品德高尚的布卢瓦的查理（Charles of Blois）及其坚强不屈的妻子所生之女，她怀着与其父母角逐布列塔尼王位时相同的那种奋发不屈的精神，为了儿子路易二世而争夺那不勒斯王位，其结果也未见得更好。在与都拉佐的查理及其儿子终其一生的竞争中，路易二世也并不比他的父亲更加成功。尽管那不勒斯改由阿拉贡统治，然后又归西班牙的波旁家族统治，但安茹家族对其王位继承人身份的声明维持了两个世纪，在追逐一个不被承认的王冠的过程中，一如既往地坚持不懈。
法国在意大利的另一个目标——依靠武力令其接受克雷芒——虽从未得到安茹的努力推动，却也未被放弃。相反，它成了一个日益萦绕不去的目标。与此同时，教皇乌尔班在与都拉佐的查理产生致命争执并被逐出那不勒斯时，变得越来越疯狂。他启用雇佣兵，于无休无止的争端中，在整个意大利境内横冲直撞，被围攻和围攻，被俘和被救，唾沫横飞地咒逐和开除教籍，拖着6位被俘的红衣主教走在自己的身后，指责他们阴谋囚禁他。当其中一位红衣主教的马匹瘸了脚时，乌尔班令人处死了那位不幸的高级教士，他的尸体被抛在路边，无人埋葬。在那之后，他又处决了剩余5人中的4人。他没有为罗马教会增光添彩。
挥霍光了显而易见的财富的皮埃尔·德克朗在安茹死后重返法国。当许多他近期的战友、安茹军队的余部可怜巴巴地徒步走出意大利时，他却带着一个衣饰华美的随从出现在宫廷之中，令人义愤填膺。“哈！虚伪的叛徒，”德贝里公爵在看到他走进御前会议时叫道，“邪恶而不忠之人，你只配去死！是你造成了我兄弟的死亡。抓住他，伸张正义！”没有人敢执行这一命令，因为他们害怕克朗与勃艮第的关系。克朗继续在很长时间里出入查理六世的宫廷，并逃脱了德安茹伯爵夫人及其儿子对他的不懈诉讼，尽管最终他被命令偿还10万法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逃脱了在意大利的伤害后，库西在阿维尼翁从马上摔了下来，腿部严重受伤。可能是开放性骨折，所以它足以严重到使他卧床不起近4个月。作为安茹的副王，他承担起了对从巴里返回的衣衫褴褛的退伍老兵的责任，分发资金，调和争执。当安茹的遗孀前来确立儿子对普罗旺斯的王位继承权时，他去拜访过她几次（应该是乘轿前往），在皮埃尔·德克朗的事情上为她出谋划策，“尽最大的可能安慰她”。在这些拜访期间，他也许遇到了14世纪伟大评论之一的作者，并与他进行过交谈。
奥诺雷·博内特，沙龙（Salon）的圣本笃修会修道院院长，凭借着某种能力攀付上了安茹家族，在1382年至1386年间居住在阿维尼翁，在此期间，写下了他对某种库西是其中的表演者的经历的观察。《战争之树》（The Tree of Battles）是对战争法律和惯例的检查，并不可避免地要查看其道德和社会影响。博内特说，他写此书的目的是想找寻自己时代的“大动乱和极其残忍的行径”的答案。他的结论生硬直率。他的结论以问题的形式出现——“这个世界是否有可能自然而然地没有冲突，和平安宁？”——他的回答是：“不，绝对不可能这样。”
“我在本书的一开始种下了一棵悲伤之树，”他写道，在树上可以看到3样东西：教廷分裂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大磨难”，信仰基督教的亲王和国王中间的“重大分歧”，社区中间的“大悲痛和大冲突”。博内特查看了许多现实的和道德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在有安全通行权的情况下被俘，担保人是否一定得用自己的钱来赎他；一个人是否应宁肯战死沙场也不愿逃之夭夭；骑士的薪水该怎么付，包括病假期间的工资和休假期间的工资；战利品的规则是什么。他贯穿于所有讨论的主导思想是，战争不应该伤害那些未曾制造战争的人，而他自己时代的每个例子都显示，它会伤害他们。他“伤心欲绝地耳闻目睹加在贫穷劳工身上的悲惨境遇……除上帝之外，教皇和世界上的所有国王及领主都要通过这些劳工才能得到自己的衣食住行”。在回答是否容许俘虏敌人中的“商人、土地上的农夫和牧羊人”的问题时，他的答案是不：“所有带着自己的牛”以及任何套着犁的驴、骡或马“从事自己工作的百姓和农夫”都应当“因其所做工作的缘故”而免于被俘。其理由是根本性的：劳工及其牲畜的安全会令所有人受益，因为他们是在为所有人工作。
博内特为这一原则的日常破坏所造成的“大悲伤和大冲突”而日益悲痛。像他本人那样的僧侣以及像德尚那样的诗人之所以会公开探索战争行为，不是因为他们一定就比其他人更敏感，而是因为他们表达清晰，并且习惯于将思想付诸文字。博内特对骑士精神不抱任何幻想，他写道，有些骑士之所以勇敢无畏，是因为他们渴望荣耀，另一些人是因为害怕，还有一些人是因为“贪求财富和其他原因”。当于1387年出现的《战争之树》在献给查理六世时，他并未因在书中说了实话而遭受折磨。相反，他被请进宫廷，被授予年金和职位。像其他预言家一样，他的命运将受人尊敬——并被人忽略。
[1] 西西里（Sicily）之名始终附着于那不勒斯王国，这导致了理应被果断忽视的困惑。
[2] 1388年，皮亚琴察的乔瓦尼·德穆西（Giovanni de Mussi of Piacenza）声称，一个拥有两匹马的9口之家需要至少300弗罗林的年收入。1415年，一个富裕的意大利市民为自己的婚姻庆典花了574弗罗林。大约同时的一位收入颇丰的工匠一年可挣约18弗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