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见鬼去吧！他活得够长了，”一名劳工在听到国王的死讯时喊道，“假如他10年前就死掉，也许我们会更好过些！”在国王死后不到数月的时间内，法国经历了已经横扫佛罗伦萨和佛兰德斯的工人阶级暴动的爆发。除了压迫性的赋税之外，穷人对富人的日益敌视以及最低阶层对体系中更大权利的有意识要求也都提供了推动力。财富的集中在14世纪向上层移动，扩大了穷人的比例，而该世纪的灾难又使大量人群变得境遇悲惨，缺衣少食。只要慈善团体可以维持穷人最低的物质要求，他们就是易于控制的，但当城市人口因战争和瘟疫导致的无业游民而膨胀并受到卷土重来的瘟疫的新一轮入侵时，这种局面发生了改变。
随着雇主变得越来越有钱，工人则沦落为计日工的地步，没有丝毫进身的希望。行会成员资格已经向普通熟练工关闭，因复杂的要求和费用而留给了雇主阶层的后代和亲戚。在许多行业，工作外包给居家的工人，常常会以更低的薪水外包给他们的妻子儿女（行会禁止雇用他们）。每年达120天至150天的强制性宗教节日使收入维持在低位。尽管禁止罢工，某些城镇还禁止集会，但工人们还是形成了自己的协会，迫切要求提高工资。这些协会有自己的职责和财产，有跨领域的关联。通过它们，成员的工作和住宿可以得到保证，所以它无疑充当了骚动的渠道。
作为一个阶层——“人民”——的自我意识正在形成。基督时常被描画为一个普通人出现在壁画和雕刻之上，身边环绕的是工匠或农民的工具——锤子、刀子、斧头、梳毛工的梳子——而非用耶稣受难像的器具。在佛罗伦萨，工人们自称为il popolo di Dio[1]。“Viva il popolo!”[2]是1378年梳毛工起义的口号。作为当时最大的工业中心，佛罗伦萨自然成了起义的发源地。
梳毛工是工人阶级中的最底层，与任何行会都毫无关联，但当以他们命名的起义爆发之时，位于主要手工行会管理之下的所有层面和级别的工匠都被卷入了起义。他们领取通常低于贫困生存线的固定工资，每天工作16至18个小时，而且他们的工资还有可能被扣留以弥补原材料的浪费或损坏。教会与大人物的结盟足够直白，以至于在一位主教致教区内信徒的信中宣称，如果纺纱工浪费羊毛，可以被开除教籍。工人若顶撞雇主，便有可能被鞭挞或入狱，或从可雇用者的名单上被删除，或被剁掉一只手。争取组织权利的煽动者可能被吊死，1345年，有10位梳毛工就因这一指控而被判死刑。
在1378年的这次起义中，在一场席卷了整个城市的暴力风暴后，工人们冲上市政广场的台阶，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要求打开通往行会的路径，要求拥有组织其自己工会的权利，改革惩罚体系。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他们要求“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在一个没有枪炮和催泪弹的时代，乌合之众会激起即刻的恐怖。尽管市政厅的防御手段十分充足，但市长被吓坏了，有条件地缴械投降。工人们在行会中劳工代表的基础上任命了新的政府。它维持了41天，直到开始在内部压力和巨头的反攻下分崩离析。在起义中获得的改革慢慢地遭到腐蚀，到1382年，主要行会重申了它们的控制权（若不是他们的信心的话）。此后，对另一次无产阶级暴动的担忧导致了对共和政府的抵制，以及美第奇（Medici）家族作为重要的统治家族的兴起。
根特的纺织工人具有更强大的耐久力。在伊普尔（Ypres）和布鲁日，最初的起义已被佛兰德斯伯爵用由火刑和绞刑构成的可怕报复所镇压。但冈图瓦（Gantois）人则经历了围攻、休战、背叛和双方的野蛮报复，虽然重重封锁，几近饿死，却依然坚持斗争。虽然根特人的斗争让人觉得是种阶级之战，但事实上非并如此。它其实是针对伯爵的坚决捍卫城镇自治的斗争，与社会冲突和宗教内讧交叉在了一起。它是城镇间、行业间、同一行业的不同层面间的复杂对抗。纺织工人会怀着对伯爵一样多的敌意去压迫更下层的漂洗工。
在法国，国王弥留之际发出的取消赋税的许诺使得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它的兑现。赋税依旧在以与英格兰作战的名义予以征收，由此激起的义愤之情在白金汉未遇任何阻挠地袭击乡村、百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金钱似乎在白白消失时，达到了不可遏制的程度。事实上，查理五世将资金花在改善防御方面的结果是，相较于普瓦捷会战之后的那些悲惨年代，城镇和城堡已更有能力抵挡敌人。但这既没有减轻最底层应征税阶层的负担，也没有减少独立城镇对必须为被视为国王事务的事情支付费用的愤恨。正是出于这种情绪，拉昂拒绝向身为皮卡第统帅的库西打开城门，也拒绝向他送出他所要求的由30名弓箭手组成的连队。皮卡第各城镇不愿再行纳税。在圣昆廷和贡比涅，群众揭竿而起，烧死收税官员，攻击收税人，将他们赶出城去。
在巴黎，政府因围绕着王位的权力之争而处于半瘫痪的状态。作为最年长的王叔，安茹拥有摄政王的头衔，并利用它来尽可能多地霸占财富，以便角逐那个在意大利向他发出召唤的王国。因为意识到了自己兄弟的掠夺习性，已故国王已做出安排，在儿子年满14岁时结束摄政，但他早死了两年。他已授命自己的兄弟勃艮第及妻兄波旁作为儿子的监护人。在安茹当摄政王时，他们将管理一个12人委员会。没有野心且远离阴谋的波旁有“善良公爵”（the Good Duke）之名，与那些王叔们截然不同，但因为他不是王室血亲，所以影响力没有他们的大。
王叔们因各自的利益而各行其道——勃艮第在佛兰德斯，安茹在意大利，贝里热衷于收藏——对王国的完整性没有一致的兴趣。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渴望移除已故国王的大臣们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在不和之中，他们还找出时间来瓜分他那有1000册图书的豪华图书馆。安茹拿走了32册经过精心选择的书籍，它们都用丝绸、珐琅以及金钩装订，是收藏中最为精美的，其中包括一本名为“君主统治”（The Government of Princes）的书。
克利松被指定为骑士统帅，加冕礼加紧进行，以加强政权的权威性。一个不体面的场景扰乱了君主于11月4日举行的神圣典礼。在宴会桌上，相互憎恨的安茹和勃艮第为了挨着新国王的荣誉之座进行了肢体上的争斗。在党羽的吵闹和高级教士的沮丧之中，一个委员会被匆匆召集起来，它决定勃艮第为法兰西的第一贵族，可不管怎样，安茹都占据了那个座位，只是由于坐在了其位置上的“大胆腓力”才把他挤开。在这种丢脸的表现中，新政权开始了。
它的君主是12岁的查理六世，他是个相貌英俊、体态匀称的男孩，像他的祖父那样高挑秀美，长着张木无表情的面孔，它映射出了一个肤浅的灵魂。“闪闪发亮的武器要比全世界的珠宝都更加令他喜悦”，他崇尚骑士团的种种仪式，它们最恰当的展现莫过于在加冕礼的宴会上，库西、克利松和德维埃讷将军威风凛凛地骑在披着一直垂至地面的金色马衣的高头大马上，从马背上为国王奉上佳肴。为了让国王进入巴黎的时刻获得最大可能的喝彩，人们在高悬着挂毯的数个广场之上举行了为期3天壮丽辉煌的庆祝活动，活动还伴随着吟游诗人演奏的音乐。以流淌着牛奶、葡萄酒和清泉的人工喷泉形式出现的“新奇观”被打造出来以取悦民众。
这并不能让民众感到满足。一次为了提供灶台税的替代品的三级会议于11月14日被召集起来，这加剧了公众对新纳税前景的焦虑。情绪激动的工匠们聚集在街道上，讨论着他们的苦况，秘密会议在晚上召开，旨在声讨政府的集会也纷纷举行，“一种想要享受自由，将自己从援助资金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渴望激怒并煽动了”民众。
当总理大臣、博韦大主教迈尔斯·德多尔芒（Miles de Dormans）通知三级会议，说国王需要来自民众的援助时，预料中的爆发接踵而至。一群平民攻击了一次商人会议，这些商人虽说反对援助，却也不准备强行表态。
“市民们，看看你们遭到了何种蔑视！”一个皮匠在充满激情的演说中向自己的追随者喊道。小人物对抗大人物的全部辛酸都在他对“君主们永无餍足的贪婪”的谴责中得到了表达，这些君主“如果可能，甚至会拿走你应得的那缕阳光”。他们用自己的勒索来压榨百姓，一年重似一年。“他们不希望我们呼吸、说话，或长着张人脸，与他们在公共场合混杂在一起……我们向这些人表示了被强迫的尊敬，用我们的财产养活了他们，可他们只关心闪亮的金子和珠宝，建造华丽的宫殿，发明新的赋税来压榨城市。”他劈头盖脸地大肆嘲讽商人的懦弱，将他们与根特的坚定市民加以比较。就在那个时刻，根特人正在因赋税而与其伯爵进行着殊死斗争。
如果说这位皮匠的滔滔宏论部分要感谢记录了这一演说的圣丹尼斯僧侣的润色的话，那它也只是表明了许多禁欲主义的编年史学家对百姓困境的同情。行乞修道士让·德罗克塔亚德（Jean de Roquetaillade）在其著名的预言中已看到了“虫豸以最冷酷的方式吞吃狮子、豹子和群狼……渺小而普通的民众将摧毁所有暴君和卖国贼”的时日的到来。
对于皮匠及其300名同胞而言，那一天近在咫尺。他们呐喊着，挥舞着刀子，强迫商会会长将他们取消赋税的要求传达给安茹和总理大臣。在王宫院子中的大理石桌子边，商会会长恳求去除那“难以承受的负担”。民众用“令人恐怖的”叫喊声证实了他的言辞，发誓说，他们宁肯死1000次，也不会交一分钱，从而忍受“这样的凌辱和羞耻”。这些意想不到的话语频频出现在抗议声中，仿佛是为了增加骑士原则的尊贵似的。穷人像大人物一样需要觉得自己表现得十分高贵。
安茹用对穷人深表同情的平静而安慰的言辞承诺，将于第二天去获取国王对撤销赋税的首肯。夜里，人们听到了有关挑战贵族和教会成员之主权的危险忠告。据圣丹尼斯的编年史作者所说，他们相信，“政府若是由他们而非他们天生的领主来指导，将会变得更好”。无论这种革命性的思想感情是真的存在于民众心中，还是只不过是编年史作者心中的恐惧，但它确实弥漫在空中。
当受到惊吓的政府于次日确认了的赋税撤销时，宽慰之情太快地充溢而出。在胜利的狂乱和没有发泄完的愤怒的作用下，民众冲去抢劫和攻击犹太人，穷人只有对社会的这一部分才能安全地发起攻击。据说，这种攻击是由人群中的某些将之视为一种抹去自身债务之途径的贵族所教唆的。虽然也有一些民众在全城奔跑，夺取税收保险箱，销毁登记簿，但有贵族参与的主体部分则大闹犹太人居住区，嘴里呼喊着“Noël! Noël!”（指基督的生日）。他们破门而入，抢夺商品和文件，拿走有价值的东西，满大街地追着犹太人跑，将能够抓到的犹太人扔进河中，并抓了许多儿童，强迫他们接受洗礼。大多数犹太人都逃向夏特莱堡的地牢以寻求庇护，但在残杀之后，发现了10具尸体，其中包括一位犹太法学博士的尸体。大屠杀传播到了沙特尔、桑利斯和其他城市。作为一个纷乱社会的症状，这种迫害在接下来的10年中一直持续，直到王室于1394年被迫再次颁布驱逐犹太人的法令。
此刻，王室的金钱需求决定了它要通过巴黎市长乌格斯·奥布里奥（Hugues Aubriot）来将犹太人置于王室的保护之下。奥布里奥是个喜好辩论的人物，也是个声名狼藉的浪荡子，他派出使节，命令归还从犹太人那里盗取来的一切，包括被施洗的儿童。“没有什么人尊奉命令”，而市长从基督教洗礼中抢夺灵魂之举也将成为在其即将到来的败落中的一项罪名。
通过11月16日的号令，政府按照承诺的那样，“自此以后永久性地废除了所有令我们的臣民深受伤害的赋税、什一税、盐税，停止和免除自我们的先祖国王腓力起直至今日的因上述战争而收取的所有援助资金和补助金”。这种突然的财政自杀式举动反映了一时的惊慌失措而非认真严肃的意向。在14世纪，除了查理五世，大多数统治者都是凭冲动来实施统治。
为了寻找其他金钱，政府立即向地方三级会议发出请求，争取志愿的帮助，其结果普遍不尽如人意。在诺曼底的三级会议上，当一位成员提议为一项拨款投票时，与会者异口同声地叫道：“分文不给！分文不给！”在鲁昂和亚眠，民众“齐心协力地”表示反对。“以上帝的名义，它永远也通不过！”一名布尔乔亚演说者在桑斯猪市的一次抗议集会上叫道。人们普遍的意见是，国王的财产足够其用度，更多的金钱只会让贵族更为挥霍无度。虽然有些区域投票同意资助，但召集地方三级会议的大部分结果都是扩大了讨论，刺激了反感。
第三等级中的利益划分使这种斗争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小布尔乔亚正致力于从占统治地位的由商人和行会头目构成的寡头集团手中争取控制权，而两个派别都在利用工人阶级越来越强烈的愤怒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掌握着由被战争赶入城市的不熟练的、无依无靠的农民构成的生活困苦阶层的导火索，这些农民构成了愤怒和不幸之源。
已故国王的内阁构成，如财政组织，很快便因王叔们去除其顾命大臣的努力而变得千疮百孔。查理五世曾经宠爱有加并希望将他埋在自己脚边的比罗·德拉里维埃尔遭到公爵的一位发言人的叛国指控，克利松将自己的手套摔在整个法庭面前，而无人敢接受这一可怕的挑战，这才救了他一命。因为害怕报复，里维埃尔随后离了职，德奥格蒙特和默西埃最终也被推了出去，而另一位前顾命大臣、亚眠红衣主教让·德拉格兰奇（Jean de La Grange）也找了个不错的借口离开了。
年幼的国王不喜欢拉格兰奇，在主教的敌对者的引导下，国王相信，他畜养了一个放肆的恶魔。有一次，在查理十岁时，他曾在主教靠近时，一面划着十字，一面叫道：“逃离恶魔！把恶魔扔出去！”这令那位加入教会的王子大为恼怒。当听说年幼的国王在即位时对一个朋友说“到了我们向这位牧师复仇的时刻了”后，拉格兰奇主教将自己的财宝置于了安全的地方，然后逃至阿维尼翁，再也没有回来。
巴黎市长耸人听闻的败落增加了权威的破碎感。乌格斯·奥布里奥是个60多岁的人，凭借奢华的宴会和礼物赢得了勃艮第的腓力的宠信，又凭借修筑最早的下水道、充满活力地整修城墙和桥梁而获得了布尔乔亚的青睐。但让他名声大噪的是教士和大学对他的摧毁，他曾公开侮辱过教士，也曾将大学嘲笑为“牧师的保育室”，对大学的特权大加反对。只要有借口，他就会抓捕其成员，据说他在夏特莱堡中专门为学者和神职人员保留了两间地牢。在查理五世的葬礼上，当奥布里奥拒绝允许大学在送葬队伍中占据优先位置时，在市长的警卫与学者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大学的许多人受伤，36人被投入监狱。“哈，那群暴民！”奥布里奥大叫道，“很遗憾他们没有更惨。”
奥布里奥对犹太人事件的干预给了大学复仇的把柄。他受到异端、鸡奸、假基督教徒的指控，尤其因为归还了犹太儿童而受到“亵渎洗礼的神圣性”的指控，于1381年5月，被带到巴黎主教面前接受了审讯。除了对圣餐冷嘲热讽，在复活节时未领圣餐，当众羞辱教士等指控外，他的罪名还有怠慢善良的妻子，购买处女，“任性地诉诸巫术”，将丈夫打入监狱以便与他们的妻子自由来往，有违自然地与妇人下流同居，与犹太人发生肉体关系。
他被判有罪，但由于勃艮第的影响而免于死刑，被置于大教堂前的木制平台上公开示众。在平台上，他双膝跪地，未戴帽子，被迫乞求赦免，发誓要为那些他交还给其父母的受洗犹太儿童奉献蜡烛。在被主教和大学校长赦免之后，他被判入狱，以面包和水维生，进行永久性的悔罪。对他的铲除导致了政府的削弱，使巴黎民众更加做好了起义的准备。
在这些令人不安的事件发生之时，库西始终在御前会议中与公爵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渴望得到他的支持。安茹作为摄政王的最初行动之一是，于9月27日确认库西终身拥有已故国王赠予他的海峡沿岸的莫尔泰涅。除了庞大的庄园外，库西显然还拥有个人的吸引力和不与人为敌的才能。在“谁进，谁出”的大赌局中，他总能与掌权者为伍，这也许要归功于他从自身的婚姻背景中获得的政治上的世故老练。在于1381年1月与布列塔尼公爵达成和平协议后，他再次作为使节被派往英格兰，在蒙特勒伊就休战条款进行谈判。有文献显示，在这一年的后期阶段，他曾出钱雇用间谍以获取有关加来、吉尼斯和其他英格兰要塞的信息。在他负责前线防御之时，又于5月被召回巴黎，为安茹在意大利的目标出谋划策。
为了抢夺一个王国，安茹需要金钱。在得知查理五世在梅伦（Melun）积攒的供儿子使用的财富后，安茹用威胁要将资金监护人处死的直接手段占有了它。然而，圣丹尼斯的僧侣并不为此故事做担保，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暗中发生的这些事情的真相”。无论安茹得到了什么，它显然都不能让他满足。他在整个1381年都在不断地迫切要求资助，在这里或那里获得了一些拨款，但总的来说都遇到了阴沉的拒绝。
当法国革命尚在酝酿之时，真正的反叛于1381年6月在英格兰爆发，它不是市民阶层的反叛，而是农民的反叛。在一个其经济主要依靠农村的国度，农民才是重要的工人阶级。4年中第三次囊括了年龄在15岁以上的所有人的人头税成了沉淀剂。1380年11月由一个辅助性议会对资助兰开斯特在西班牙的野心一事进行了投票，收上来的钱数只有期望数额的2/3，这不只是因为税务专员易于接受贿赂，从而忽略行贿家庭，或伪造其家庭成员。第二轮收税在所难免，如果领主和高级教士以及理查德政府的王叔们注意到乡村发出的持续不断的抗命之声，也许就会将此预见为一种引发动乱之举。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因而将自己带到了本世纪最可怕的挑战面前。
5月底，就位于伦敦北部的东海岸的埃塞克斯郡的村民拒绝缴税；抵制蔓延开来（有证据表明这是有计划的），在泰晤士河南岸毗邻的肯特郡爆发了暴力冲突。与从法国战争中回来的自耕农混杂在一起的农民用生了锈的刀剑、长柄大镰刀、斧头和年久发黑的长弓武装自己，成功地攻克了一座逃跑的农奴在那里被投入监狱的城堡。他们选举一位雄辩的煽动者和久经沙场的老兵瓦特·泰勒（Wat Tyler）为自己的总指挥，攻占了坎特伯雷，强迫市长发誓要效忠“国王理查德和国会下院”，从红衣主教的监狱中释放运动理论家约翰·包尔（John Ball）。约翰·包尔是个四处漂泊的牧师、学者和狂热分子，已经在全国各地流浪了20年，频频被政府当局拘捕，因为他发出不利于教会和国家的预言，散布激进的平等学说。
尽管人头税是导火索，但其基本的不平之处还在于农奴制的束缚和缺乏法律和政治权利。农奴们不能在法庭与自己的领主打官司，没有人在议会替他们说话，他们受到苦役职责的约束，除非强行改变规则，否则这种苦役根本无从打破。改变规则正是此次起义的目标，也是从坎特伯雷开始的向首都进军的目标。
当肯特郡人以扫荡之势向伦敦进发，在两天时间里横扫了70英里之时，埃塞克斯的起义者则向南进军，以便与他们汇合。沿途的修道院和寺院是特殊的憎恨对象，因为它们是最不同意减免农奴劳作的群体。在城镇中，同样进行着小人物与大人物之争的工匠和小商人为农民提供资助和饮食。当起义的声音传至其他郡县时，暴动和骚乱扩大了。
“疯狂的民众”在其从肯特和埃塞克斯出发的前进途中打开监狱，抢劫庄园，烧毁记录。某些本人遭到憎恨的领主和官员被杀死，他们的头颅被置于竿头，游街示众。另一些怕死的领主逃到了被放逐的农民为了躲避他们而时常藏身其中的树林之中以避风头。某些领主“无论愿意与否”，都在反叛者的强迫下与他们共进退，提供发号施令的必要元素，或是提供贵族参与的表象。
与此同时，农民发言人发誓要杀死“能够找到的所有国王的律师和仆人”。除国王这个他们想象中的罪魁祸首外，所有的公务人员都是他们的敌人——郡长、林务员、收税官、法官、修道院院长、领主、主教和公爵——但最主要的是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因为法律是农奴的牢狱。英格兰首席法官约翰·卡温迪什爵士（Sir John Cavendish）和许多教士及陪审员一同成为最初的受害人，这并非巧合。据报告，位于游行示威途中的每一位律师的住宅都遭到了破坏。
如果说23年前的扎克雷农民起义是一次无规划的爆发的话，那么此次农民起义则出于正在形成的自由思想。虽然在理论上是自由的，但农奴们希望废除旧有的束缚，获得用劳作来交换租金的权利，摆脱在过去30年中致力于将劳工锁在固定地点的“劳工法令”所积累起来的全部限制。他们倾听过罗拉德派牧师的布道，听过为当时的恶魔所促动的世俗讲道者的演讲，也听过约翰·包尔的均化理论。约翰·包尔的主要论点是：“在英格兰，事情若要向好的方向发展，就必须是在一切都为人们所共有时，在既没有封臣也没有领主时，在领主不再是我们的领主，我们成为自己的领主时……难道我们不都是同一对父母——亚当和夏娃——的后代？”
敢于否定当时最普遍深入的权威的威克利夫精神传到了国外。作为瘟疫、战争、压迫和无能的结果，在最近30年所发生的，是对体制接受度的削弱，是对政府和世俗的或教会管理者的不信任，是可以挑战权威的觉醒感——挑战事实上是可能的。道德权威的力量可能仅在于其认知性。当官员贪赃枉法时——甚至在穷人可以看到他们在向税务专员行贿时——当骑士是种灾祸，教会是压迫者时，改变的推力便会获得力量。
它受到了宣教者们对当权者苛评的鼓动。他们说：“富人的比武大会是穷人的磨难场。”他们定期地揭发“恶魔般的王公”，“增加了鳏寡孤独者的悲哀的伪执行人”，“为百姓树立了最坏的榜样的邪恶教士”。最主要的是贵族，他们通过自己的奢侈挥霍掏空了穷人的口袋，还看不起穷人“卑贱的出身和粗鄙的身体”，看不起他们畸形的身材或肢体，看不起他们平庸的智慧和平凡的技艺，不屑于同他们说话，一味地骄傲自大——为其祖先、财富、高贵的出身、拥有的财产、权力、美丽、力量、孩子、宝物感到骄傲——“自恃长相，自恃言谈……行立坐卧，无不自恃。”在末日审判之时，魔鬼会把他们全部拖入地狱。
多明我会教徒约翰·布罗姆亚德（John Bromyard）用直接对农民说话的方式说，在那一狂怒之日，富人的脖子上会吊着他们不付钱就强行占有的牛、羊和田间牲畜。“正直的穷人”，一位方济各会行乞修道士许诺说，“将在末日审判时站起来与冷酷的有钱人对峙，将控告他们在大地上的所作所为和苛刻行径。‘哈哈！’被吓得魂飞魄散的其他人会说，‘这些就是以前遭到鄙视的人。看看他们是多么荣耀——他们是上帝之子！对于现在遭到贬抑的我们而言，富有和壮观都算得了什么？’”
假如卑贱者其实是上帝之子的话（即使他们也因贪婪、欺诈和不敬而受到宣教者的申斥），那么为什么他们要等到末日审判时才会拥有自己的权利？假如所有人都拥有亚当和夏娃这对祖先的话，那么为何有些人世世代代都遭受奴役？假如正如中世纪思想所不断强调的那样，所有人都生而平等，那么难道地球上的不平等就不可能违背上帝的意愿？
农民起义在伦敦郊外达于鼎盛，达到了推翻政府的边缘。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反击即将来临的行进大军，这部分是出于对所有那些鄙夫、粗人、杂役和黑指甲的笨伯的轻蔑，部分是因为领导者的平庸和现成资源的匮乏。兰开斯特远在苏格兰边境，白金汉在威尔士，唯一有组织的武装部队已在三弟剑桥的埃德蒙（Edmund of Cambridge）的率领下在普利茅斯乘船前往西班牙。除了国王的五六百人的武装侍卫外，王室手上没有警察或民兵；伦敦市民是不可靠的，因为许多人都同情农民起义，有些人则正在纵容叛乱者。
两万农民在城外驻扎下来，要求与国王谈判。尽管他们承诺会保障国王的安全，却大叫着说要萨德伯里大主教（Archbishop Sudbury）和总理大臣及财政大臣罗伯特·黑尔斯爵士（Sir Robert Hailes）的脑袋，他们认为后者要为人头税负责，他们还想要主要的“叛国者”冈特的约翰的脑袋，他是不当管理和失败战争的象征。约翰·包尔大声疾呼地强烈要求他们抛下如此长久地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消灭所有大领主、法官、律师，为全人类赢得平等的自由、等级和权力。
在焦虑不安的会议上，政府别无他路，只有谈判。弱不禁风的14岁美少年理查二世在其骑士的陪伴下，骑马出城，接见起义者，听取他们的要求：废除人头税和农奴地位的一切约束，以每英亩4便士的比率进行代偿，免费使用森林，废除打猎法——所有这些都在由国王加盖了封印的契据中得到证实。起义者的所有要求都得到认可，为的是让他们解散回家。
与此同时，农民起义的热烈支持者已经向一队由瓦特·泰勒率领的人马打开了城门，开放了桥梁，这队人马占领了伦敦塔，杀死了萨德伯里大主教和罗伯特·黑尔斯爵士。受到根特阻击的他们冲向他在萨伏伊的宫殿，大肆焚烧打砸，使其分崩离析。瓦特·泰勒发布的命令是，不掠夺，只摧毁。在仓库发现的火药桶被匆匆点燃，挂毯被撕得七零八落，珍贵的珠宝被斧头捶为齑粉。神殿这个藏有所有契据和记录的法律中心同样也被破坏。杀戮接踵而至；伦巴第家族和佛莱明家族（仅仅因为是外来者而遭到嫉恨）、权贵、官员和指定的“叛国者”（如富商理查德·里昂，他曾遭到善良议会的弹劾，为兰开斯特所复位）都遭到追捕和杀害。
在接下来的一系列紧张事件中，只有理查德凭着国王本人才有的威望构成的神奇光环有所行动。一个迷人的少年骑在立于农民面前的高大战马之上，穿着绣有皇家雄豹的紫色礼服，头戴皇冠，手执金杖，和蔼可亲，笑容可掬，因他对那群乌合之众的统治权而自信满满。他向农民保证会发布大赦令，由30名书记员当场记录下来并发布出去。基于此，许多农民群体离开了，满心以为国王是他们的保护者。
而在伦敦，战争大师罗伯特·诺利斯爵士正在紧急召集一支武装部队。被血腥和征服所激怒的瓦特·泰勒力劝自己的追随者对统治阶级展开大屠杀，接管伦敦。他不再满足于大赦令的许诺，他怀疑那只是一纸空文，而且他知道，自己永远也不会在任何宽恕之列。他只能勇往直前，攫取权力。根据沃尔辛厄姆的记载，他夸口说，“在4天时间里，英格兰的所有法律都将从他的口中发出”。
他重返位于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的营地，与国王再行会谈。在会谈中，他提出了一系列极端的新要求，让人觉得它们的目的就是要激起国王的拒绝，从而提供一个逮捕理查德的托词：废除一切阶层和地位的不平等，国王之下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收教会的财产，将其分给民众，英格兰只有一位主教，消灭其余的等级制度。国王承诺了所有与“其国王之位”相应的条件。有关接下来的时刻的记录为当时的激情进行了各不相同的渲染，以致其场面始终模糊不清。显而易见的是，泰勒挑起了与国王随行人员中的一个侍卫的争吵，拨出短剑，可他本人却在猝不及防中被伦敦市长威廉·沃尔沃思（William Walworth）的短剑所击倒。
一切都混乱不清，群情激愤。农民们抽出弓箭，有零星的箭镞飞出。理查德以非同寻常的勇气，命令谁也不得跟随他，而是只身拍马向前，对反叛者说：“先生们，你们的要求是什么？我是你们的指挥官。我是你们的国王。保持安静。”就在他与他们谈判时，诺利斯紧急召集起的军队一拥而上，包围了营地，甲胄密不透风，武器寒光凛凛。群龙无首的农民们惊慌失措，变得胆怯起来；瓦特·泰勒的首级被挂在长枪上示众，这导致了他们最终的土崩瓦解，与扎克雷农民起义在纪尧姆·凯尔死去时如出一辙。
国王下令他们放下武器，并保证宽恕他们以激励其解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三三两两地走上了归乡之路。包括约翰·包尔在内的领导者都遭到绞杀，英格兰其他地方的起义也被镇压——其即便还达不到扎克雷农民起义后在法国发生的野蛮大屠杀的程度，却也足够惨绝人寰。除了零星的报复行为之外，英格兰起义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即被镇压，打败它的，与其说是军队，莫若说是欺诈。以国王的名义发布的赦免令被毫无追悔地撤回，一个领主议会以大赦令是在胁迫之下发布的借口取消了大赦令。埃克塞斯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前去提醒国王他要终结农奴制的承诺，理查德对此的回答是：“汝等一日为奴，则将终身为奴。”
独裁者的臆想总是落后于时代。经济力量已经导致了农奴制的衰落，虽然起义遭到镇压，但代偿制仍得以继续，直到无人身自由的农民渐次消失。我们不清楚起义是加速还是延缓了这一进程，但其直接结果助长了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的骄傲自满。也许是为成功所陶醉，理查德养成了专制的本能，一心指望以强硬手段来压制反对者，而他最终也将成为其受害者之一。军队似乎无须改进，教会坚决反对改革。对罗拉德派的平等教义产生了警觉的特权阶级转而抵制这些教义。在高尔的“时代的堕落”（Corruptions of the Age）一诗中，诗人公然抨击它们是被撒旦派来的分裂教会与国家的肇事者。罗拉德派转入了地下，大大推迟了新教分离的时间。
在这些“怒火中烧、怒不可遏的日子里，在这些灾难连连、悲惨困苦的日子里”，许多人眼中的劳工起义似乎只不过是又一次的磨难，像黑死病一样，标志着上帝的愤怒。一位佚名诗人将农民起义与一次发生在1382年的地震以及几次“瘟疫”联系起来，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切
是因罪恶而降临的
大报复和大觉醒的双重标志。
就连法国人对英格兰海岸的进攻也像僧侣沃尔辛厄姆所建议的那样，有可能被视为“上帝在通过这些恐怖手段来呼唤人们的忏悔”。从这些角度来看，起义传达的不是政治意义。一位佛罗伦萨的日记作者在当时写道：“人不会按照上帝希望的那样，为了我们的罪恶而做出改变。”
很难说英格兰的这次暴动对外国的革命情操产生了多大影响。无论有没有它，战争及与之相伴随的恶魔——赋税——都将为不满提供充足的燃料。不过，战争有可能几乎没有影响到工作机会的提供和金钱的流散——对象是兵器制造者、运货马车夫、粮食商贩、面包师、马夫，以及除弓箭手、步卒和军中仆从之外的上百种其他行业。当时的人们对战争是种经济刺激的主题避而不谈，对它加在穷人身上的不公正负担则口诛笔伐。维拉尼写道：“应当制定一种既有的原则，即战争不得让穷人掏腰包，而是应当由那些有权有势者为它买单。”
这可不是为德安茹公爵所认可的原则，他对金钱的追逐激发了法国始于1382年2月的新一波的暴动。让娜女王刚刚被一个竞争对手所推翻，这使他规划中的对那不勒斯王国的继承危在旦夕。他不听再次被从皮卡第招来当顾问的库西的劝告，决心率领一支部队前往意大利。在1382年1月与商会会长和主要的布尔乔亚会面时，他似乎迫使他们同意了就葡萄酒、盐和其他商品征收新的赋税。因为害怕激起众怒，这份法令被秘密发布，对有利可图的收税官职位的许诺也是在夏特莱堡紧闭的大门后做出的。许多人有充足的意愿前来投标，却犹豫着不敢对公众宣布。同样可以理解的是，法庭始终都在城外的温森斯。
当商人和旅行者将新税的消息传播开来时，拉昂、亚眠、兰斯、奥尔良、鲁昂以及巴黎纷纷发生骚乱，人们发出了愤怒抵制的叫喊声。作为首都布尔乔亚的发言人的让·德马雷斯（Jean de Marès）是位德高望重且颇具口才的人，曾在自腓力六世起的每一位国王手下任职，他徒劳地想要说服安茹收回成命。商店老板将前来为其商品估价的收税官关了起来；市民们拿起了武器，敲响了警钟，冲击税务办公处。人们普遍相信，“英格兰人的表率”乃至“佛兰德人的来信和信息”都为这场骚乱火上浇油。可是，齐心协力的行动与其说是种事实，莫若说是统治阶级心中的恐惧。
骚乱于2月底在诺曼底的首府鲁昂变成了暴动。在这里，对葡萄酒的征税伤及了重要的酒商，他们希望在自己不出面的情况下激起民众的抵抗。他们慷慨激昂地劝说工匠和贫穷的织布业工人，使他们相信缴纳赋税是可耻的，同时在他们之中分发免费的葡萄酒。一伙由200名群情激愤的布匹商人构成的连队喊着“打倒”（Haro!）政府“打倒”收税官的口号（一种意味着反抗的隐约呼喊）冲向市政厅，敲响警钟。著名的哈雷勒起义（Harelle）就此爆发。
在追随者越聚越多的情况下，布商们抢劫富人的住宅，打开保险箱，将家具扔到街上，打碎窗户和酒桶，在喝下尽可能多的酒之后，任由桶中的酒肆意横流。牧师、典当商、犹太人和所有前市长的住宅都遭到了攻击，同时警钟彻夜长鸣。富人们逃至修道院寻求庇护，有几位王室官员和收税官被杀。布商行会负责人是个肥头大耳、脑子只有一根弦的人，因其体型巨大而被人称作“胖子让”（Jean le Gras），他在无奈之下成了这群暴民的领袖，坐在王位上巡街示威，如此便连累了致力于保持幕后的上层布尔乔亚。
在袭击的高潮，吸引了许多更高阶层人士的暴民们攻击了圣欧文修道院，因为人们憎恨它持有大量的土地和不利于城镇的特权。人们用斧头劈开大门，烧毁租约和契据，修道院院长被迫签发全部为城镇所有的到期汇款。这些文件都用适当的法律语言进行了说明阐述，这一事实证明了上层布尔乔亚在此事中的角色。在那之后，在一次若非严肃却也隆重的市场集会上，民众向他们的胖“国王”请愿，要求他宣布他们“免去了税务的枷锁”，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对此表现“笑着直摇头”。
由于害怕受到王室的惩罚，上层布尔乔亚派代表前往温森斯请求宽恕。担心叛乱传播至其他城镇的御前会议建议年幼的国王打消怒火，“安抚相当躁动的百姓们”。带着恰如其分的君王神圣光环的查理六世被送至鲁昂，在那里，该城领导人显然对他们所释放出的骚动感到不安，所以应承了一笔固定数目的费用，用以作为对于国王的宽宏大量的回报。在事件暂时平息的掩盖下，斗争仍未得到解决，双方的怒火都在等待另一次爆发的机会。
在鲁昂屈服的同时，巴黎则站了起来。一直没有一个人敢于冒险当众宣布新赋税，直到一位拿了红包的使者骑马进入市场，通过宣布归还从宫中偷走的金盘子的奖赏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然后大声说出了新税，并同时用马刺使劲刺马，奔驰而去。当新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之时，人们愤怒地集结成群，发“毒誓”决不缴税，并策划反抗。对煽动者的拘捕发生在搬运工、修补匠、蜡烛制造工、糕点制作工、磨刀工、头巾制造工中——他们都是巴黎的小生意人、手艺人和仆人。第二天早上，也就是3月1日，当集市上的人看到一个收税官在中央市场要求一个卖豆瓣菜的女商贩缴税时，他们便扑向他并杀死了他。
巴黎立即沸腾起来。人们走街串巷，呼吁自己的邻居们拿起武器，“为国家的自由而战”，并且用狂热的叫喊和威胁唤醒他们。“如果你不像我们一样拿起武器，”有个人叫道，“我们就立即把你杀死在自己家中！”随后，在“可怕的骚乱中”，人群闯入位于格雷夫广场的巴黎市政厅，在那里，他们操起通常为警察所使用的3000把长柄槌。这些长柄槌安装有铅制的圆柱形槌头，需用双手挥舞，是乌格斯·奥布里奥为预防英格兰人的入侵而存贮的武器，现在，它们赋予了这次起义者以“铅锤”（Maillotins）之名。
有了这种武器之后，他们激发了额外的恐怖。当他们专注于在右岸各处的狂暴行为时，贵族、高级教士和官员们则匆匆收拾细软，纷纷向温森斯逃窜。“铅锤”们亡羊补牢地关闭了城门，加固了街头的链条，设立哨所以阻止富人们的大批逃离，甚至还带回了一些被他们抓到的人。他们追捕书记官、法律人士以及与税务有关的所有人，侵入教堂，将收税官从庇护所中拖出，在圣雅克的祭坛旁拘捕了一个正惊慌地抱着圣母雕像的人并割开了他的喉咙。各处的账簿都被焚毁，犹太人居住区一如既往地遭到洗劫。“皈依基督，否则我们就杀了你！”一个犹太妇女收到了这样的命令。“她说她宁愿去死，”一个旁观者证明说，“于是他们杀死并洗劫了她。”犹太人再次在夏特莱堡中寻求庇护，但被惧怕铅锤的官员们打发走了。在第一天被杀死的约30人中，有一半是犹太人。
上层布尔乔亚既急于遏制起义，又急于利用它来强迫王室做出让步。他们迅速动员起一支民兵来抵御起义者和国王的武装干预。小分队驻扎在十字街头，侦察兵被派往教堂塔楼，以瞭望重甲骑兵的逼近。“他们很快便显示出自己的强硬来”，住在巴黎的佛罗伦萨银行家博纳科尔索·皮蒂（Buonaccorso Pitti）写道，以至于当时的“铅锤”们对他们俯首听命，其结果是，布尔乔亚能够在自己与王室的斗争中利用武装起义者。
巴黎的起义与发生在鲁昂的事件在时间上的衔接是如此紧密，这加剧了王室对反叛密谋的恐惧。宫廷决定谈判。以机智和说服力著称的库西与勃艮第公爵和总理大臣一起被派往圣安托万港（Porte St. Antoine），去聆听起义者们的要求。让·德马雷斯充当了中间人。巴黎人坚持要求废除加冕典礼以来的所有课税，外加赦免起义者的所有行为，释放此前因反对安茹课税而被捕的4位布尔乔亚人士。王室谈判者们在能够带回回音之前，批准释放4名囚犯，以示和解——结果却适得其反。未等更多的消息传来，民众便蜂拥前往夏特莱堡和其他监狱，打开所有牢房和地牢，释放里面的囚徒，这些囚徒个个身体虚弱、憔悴不堪，以致不得不送往医院的病室。所有审判和定罪记录都在熊熊烈火中被烧毁。
巴黎最著名的囚徒乌格斯·奥布里奥也在被解放者之列。铅锤们护送骑着一匹“小马”的前市长回家，并请求他充当自己的领袖。在每次起义中，人们都感到了相同的需求，并做出了同样的努力，劝说或强迫统治阶层的某人来担负责任或发布命令。奥布里奥一点儿也不想参与其中。在夜间，当起义者们“在吃喝放纵中”狂欢作乐时，他设法离开了巴黎。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发现奥布里奥已经杳然不知所踪时，他们发出大声的呼喊，说城市遭到了背叛。
布尔乔亚迫切想要得到一种解决办法，焦灼地认为“最底层百姓的狂热轻率之举不应当变成有害于财主的行为”。打算使用一切手段制服巴黎的王室同意了所有条件，只有一条除外：宽恕那些冲入夏特莱堡者的罪行——但它的意图并不比理查二世的意图更为诚实。在接到表示同意的王室信件后，布尔乔亚领导人机警地注意到，信件的用语具有歧义性，而且文件不是用盖在丝绸上的绿蜡所封，而是用盖在羊皮纸上的红蜡所封，这否定了其永久性。
尽管这种欺骗引发了众怒，但宫廷强硬地不做变更。其他爆发抗议的城镇并非统一行动，而是各行其是，因此易于为当地所镇压。武装部队在温森斯集结，对受惩罚的恐惧遍布巴黎。宫廷得以强迫城市领袖交出40名暴动煽动者，其中有14人被当众处决，引起了平民的公愤。据圣丹尼斯的僧侣所言，其他人则根据王室法令，被秘密淹死在河中。在得到了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公爵们于3月29日将国王送回鲁昂，以实施暂被搁置的报复。在对王室到来表示喜悦的令人难受的表演仪式上，人们身穿蓝绿两色的节日盛装，有组织地排在队列中，恳求王室的宽宏大量，口中喊着：“Noël, Noël, Vive le Roi!”[3]这可不合勃艮第公爵的身份。为了引起人们对重罚的适宜情绪，勃艮第公爵命令自己的重甲骑兵长剑出鞘，在人群中骑行，让人们“恳求饶命，lahart au col（脖子上绕条绳子）”，以示国王可随意绞杀或饶恕他们的权利。
为了募集向国王和公爵奉送的礼钱，各行会的所有金银器以及烛台和香盒都被卖掉了。王室仍未变得心平气和。尽管最初表示了宽恕，但还是有12名起义者被处决，警钟被拆下，封锁街道的锁链被移除，惩罚被施加，鲁昂的解放宪章被撤回，城市管理权从独立自主的行会手中转给了一位王室总管。被此事例吓破了胆的诺曼底三级会议投票同意征收销售税、盐税和所得税。通过镇压起义，王室找到了一种充塞自己财富的途径，更为重要的是，找到了一种撤销城镇宪章，扩大王室权力的机会。
巴黎的愤怒远未被压制，根特的危险事件加强了这样一种恐惧：一场总暴动即使尚未协同起来，但也近在眼前。从佛兰德斯边界到卢瓦河畔，“根特万岁！巴黎万岁！”这种团结的呼声传遍了大街小巷。
在根特，雅各布·范阿特维德时代的白巾会（White Hoods）重新出现。一支平民自卫队组织了起来，指挥官是阿特维德的儿子菲利普，一个身材矮小、目光犀利、积极好斗、精力充沛、“具有逢迎众意之口才”的人。他之所以当选，主要是因为他名字周围的光环。若非情愿，则是迫于环境的压力，他不得不依靠普通民众，下令所有阶级都可进行法律申诉，“贫富都一样”，所有人都要得到同等的待遇。当3万人两周时间没有面包可吃时，他强迫修道院分发存粮，要求商人以固定的价格出售商品。在传统上，佛兰德斯的骚动都会将伯爵、贵族、城市权贵与行会分成相互敌对的联盟，但这一次，他们在根特持续不休的反抗中看到了革命的赤色光景，于是各个阶层都紧密团结在伯爵的领导下来镇压它。
1382年4月，城市迫于饥饿而同意谈判。确信大权在握的伯爵要求所有年龄在15至60岁的根特人都要身穿衬衫、不戴帽子、绞索绕脖地前往通向布鲁日的半途中，在那里，他将决定宽恕多少人，处死多少人。在一次公共市场的集会上，市民代表向饥饿的市民宣布了这些条件，并指出了3个行动方向——投降、饿死或战斗。人们选择了第三种：一支最适于战斗的5000人的军队被动员起来，向伯爵一派的大本营布鲁日进发。这带来了该世纪令人震惊的改天换地的结果之一。
在与老对手的作战中并不比伯爵少些自信的布鲁日民兵通宵达旦地纵酒狂欢，翌日，即5月5日，他们蹒跚向前，在醉醺醺的混乱状态下大喊大叫，哼唱不休。伯爵及其骑士们徒劳地想把他们拉回来，进行有组织的进攻。一阵石、铁炮弹的轰炸之后，根特人发起了攻击，这让布鲁日民兵死伤惨重。惊慌失措和溃不成军变得一发而不可收，它们似乎轻而易举地使佛兰德骑士们节节败退。路易·德迈尔伯爵被迫下马，尽管努力想在天黑之后借助灯笼的亮光聚合军队，却差点儿被俘，只是因为与仆人换装，这才逃过一劫，徒步逃跑，在一个穷妇人的茅屋中找到避身之所。“你认识我吗？”他问。“哦，是的，阁下，我经常在你家大门边要饭。”在被他的一位骑士找到后，他要求给他找一匹马来，结果只有农民的一头母驴可供他骑，他就那样威风扫地地骑着没有鞍鞯的母驴进入了里尔，与多年前他为了逃离与伊莎贝拉的婚姻而纵马奔驰时相比，此次旅程就没那么快乐了。
根特的胜利还在于其他城市在“Tout un（团结一致）！”口号下的支持和加入。在占领了布鲁日并将其500名最著名的布尔乔亚作为人质之后，菲利普·范阿特维德（Philip van Artevelde）宣布自己为佛兰德斯摄政王。所有城镇都服从于他的统治，“他在那里任命了新市长和总督，制定了新法律”。他采取了贵族的指挥派头：号手通知他的到来，走在街上时，前面要打出上有3顶银色帽子的三角旗，吟游诗人在他的门前进行着表演。他穿着猩红色衣服和白鼬毛皮，用当作战利品缴获来的伯爵的银盘用餐。
正如他父亲的时代一样，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利益再次危在旦夕。路易·德迈尔恳求法国人帮助自己的女婿和继承人勃艮第公爵。阿特维德向英格兰提出结盟。英格兰民众因羊毛贸易的缘故而对此表示赞成，另外一个原因是，佛兰德人像他们自己一样，在教廷分裂中属乌尔班的支持者。教皇乌尔班宣布，支援佛兰德斯的远征军是十字军，这意味着，教会的什一税可被用于此次开销。尽管有些好处，英格兰贵族仍对与叛乱者结盟感到犹豫不决，而就在他们犹豫不决之时，机会溜走了。
4月，安茹公爵已出发前往意大利，他通过各种手段，积聚到了足够的金钱，招募了9000名士兵，并用“任何领主都不曾征用过的最华丽的”帐篷和陈设来装备自己。王室在再次要求巴黎提供援助金方面仍旧不那么成功。国王此时在马恩河畔的莫。御前会议希望，如果国王的出现可安抚巴黎人的话，也许便有望达成一种解决方式，所以它决定派库西去与巴黎人谈判，“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该如何对付他们”。
没有其他领主陪同，仅在自己家庭成员陪伴下的库西进入了那座充满敌意的城市。在那里，他似乎得到了善待和礼遇。他前往自己新近获得的住宅，一座离格雷夫广场不远的名为圣让修道院回廊（Cloître St. Jean）的府第。[4]他传唤一些领导者来开会，“聪明而谨慎地”责备他们杀死国王的官员，破坏他的监狱的罪行。因为这一点，国王若是想的话，便可以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他并不渴望那么做，因为他热爱自己的出生地巴黎，还因为，它是王国的首都，“他不愿意毁灭它心地善良的居民”。库西说，他前来是要平息市民及其领主间的争执，并将恳求国王和他的叔叔们“仁慈地饶恕他们所犯下的恶行”。
市民们回答说，他们并不希望与国王开战，但课税必须撤销，至少巴黎的课税得如此。一旦免除了课税，他们随时准备“以任何其他方式”来帮助国王。库西立即抓住这一点问：“以什么方式？”他们说，他们每周会向一个被选定的接收者支付一定数额的钱财，以供士兵之用。当库西问他们会付多少时，他们回答说：“我们将同意支付的数额。”
库西“循循善诱地”平稳应对，得到了1.2万法郎的初步供给作为宽恕条件。国王接受了这个数目，但他重新进入巴黎的条件说明了宫廷的紧张不安：民众必须放下武器，打开城门，只要国王在城中，晚间街道的锁链就必须放下，并派六七个贵族前往莫作为人质。条件提交给了巴黎的一个议会，遭到了“铅锤”的愤怒拒绝，他们带着威胁和诅咒的口吻要求商人也同意他们的意见。6名布尔乔亚怀着极大的不情愿将此拒绝带往莫，正如他们告诉王廷的那样，他们是迫于群情激愤的百姓的压力才那么做的。政府决定动用武力。重甲骑兵被派去占领上游的桥梁，以切断城市的粮食供应，而其他人则肆意掠夺近郊地区，所犯暴行“就如敌人对敌人之举”。在准备进入巴黎的过程中，贵族们收集来空货车“用以在有机会时将战利品从该城运走”。巴黎人加固了街道锁链，分发武器，在城墙上设置了瞭望所。
王室这边以库西为首、城市那边以让·德马雷斯为首的双方的温和派仍在致力于达成一种解决之道。他们共同的游说和影响力获得了百姓的回应，他们同意缴纳一笔8万法郎的税款，这笔钱将由他们自己的接收者收取，并直接配送给现役军队，国王的叔叔们或财政官都不得碰触这笔钱。作为交换，巴黎将得到总的宽恕以及国王的手写承诺，保证此援助不会被用作新课税的先例，将来他也不会对巴黎人心怀恶意。如果说对王室的宽恕的信任仍然存在的话，那是因为一位神授的国王仍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并且人们迫切需要将他——作为领主们的对立面——视为人民的保护者。
就在此刻，根特对佛兰德斯伯爵的令人吃惊的胜利插入进来，吓坏了有产阶级，给了宫廷以迫切的理由与巴黎达成和解。在安茹前往意大利，贝里出发去当朗格多克总督的情况下，勃艮第公爵大权在握，而他现在的主要目标是利用法国军队来夺回他在佛兰德斯的继承权。与巴黎的条约迅速达成。
国王重新入城，只在城中待了一天，这引起了市民的极大不满。鲁昂在收税官于纺织会馆支起桌子时再次爆发了起义，但起义很快便被得到了河中一艘全副武装的单层甲板大帆船之援助的皇家总督镇压了下去。法国南部也处于骚乱之中，到处都是由失去了财产的农民和流离失所的穷人组成的起义队伍。圣丹尼斯的僧侣称他们为désepérés和crève-de-faim（绝望者和饥饿者），但当地人却称他们为“图钦”（Tuchins）。有人说，此名源于tuechien（杀狗），意指百姓的境况如此悲惨，饥荒的时候竟以狗为食；还有人说它源于touche，在当地的方言中，意为灌木地带或灌木，流离失所的人便安身于此。
在奥弗涅高地以及在南方各处，图钦们以20、60或100人小分队的形式组织了一场反抗现行社会的游击战争。他们袭击神职人员——出于对他们不用交税的怨恨——伏击旅行者，抓捕领主以换取赎金，据说还攻击所有不曾有长着老茧的双手的人。像西西里的黑手党一样，他们最初是因为境遇悲惨而劫富济贫，但在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时，则为富豪所利用，参与到当地的宿仇和抢劫之中。城镇和领主们雇用他们来与被称为“食者”（eaters）的王室官员作战。朗格多克的动乱在下一年中达到了暴动的强度。
在所有这些不幸中，上层阶级感觉到了正在兴起的颠覆浪潮。有报告说，朗格多克的贝济耶暴徒阴谋杀死所有拥有100里弗以上财产的人，而40个密谋者计划杀害自己的妻子，以迎娶其受害人中最有钱、最漂亮的寡妇。在一个编年史作者的眼中，英格兰农民“如同疯狗一般……如同在全国各地狂舞不止的酗酒女人一般”。梳毛工是“恶棍、怙恶不悛者、盗贼……一无是处的下贱者……肮脏而可鄙”，而“铅锤”则被视为他们的兄弟。根特的纺织工则被认为想要灭绝所有小至6岁的善良百姓。
所有颠覆之源，也即危险的焦点，都可见于根特。
在意识到所有那些接踵而至的结果后，法国人准备在佛兰德斯发起一场强力进攻。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反抗，英格兰与阿特维德结盟的危险，佛兰德人对教廷分裂中的乌尔班事业的有敌意的忠诚都牵涉其中。库西是最早受指派参军的人之一，他带着由3位其他方旗武士、10位男爵骑士、37名侍卫、10名弓箭手（后来扩大为63名侍卫和30名弓箭手）构成的随行人员加入了军队。他的堂兄弟、“库西的私生子”、其叔叔奥伯特（Aubert）的儿子拉乌尔虽名列侍卫，却是他的副手。在沉闷的气氛中，一支人数充足、装备精良的部队经过6个月的时间才得以集结完毕，直到11月才开始进发。许多人反对在入冬之际开战，但想抢在英格兰人之前的想法使该事业得以在凄风苦雨、寒冷凛冽的日子里向前推进。
对这支军队的力量的报道可谓大相径庭、众说纷纭，有人说人数多达5万人，但大概是在1.2万人左右——大得足以需要步兵像通常所必需的那样砍倒篱笆树木来拓宽前进道路。
如今14岁的国王与军队同行，陪伴他的是他的叔叔勃艮第、波旁和贝里以及法国最主要的领主——克利松、桑谢、库西、德维耶纳将军、德拉马希伯爵、德欧伯爵、布卢瓦、德阿尔古以及许多著名的领主和侍卫。为紧急情况或针对不信基督者的战争而保留的猩红色焰形军旗自普瓦捷会战后第一次扛了出来，以强调战争的神圣性质——这因这样一个事实而多少有些尴尬：如果敌人是乌尔班教派，那么国王的同盟佛兰德斯的路易也是。路易因与英格兰人结盟而无论如何都不受欢迎，在整个战役期间，他都遭受了冷遇。
军队背后则暗藏敌意。对根特抱有同情的法国城镇和民众拒绝给予或妨碍粮草供应，并继续拒绝缴纳援助资金。勃艮第公爵（若非国王的话）遭到公然的大声抨击。在巴黎，铅锤们凭着自己的槌子发誓，要集体抵抗收税官。他们开始在夜间锻造头盔和武器，计划占领卢浮宫和巴黎的大宅第，以便这些地方不会被用作反对他们的堡垒。可是，曾与艾蒂安·马塞尔结盟于1358年杀了两位元帅的布商尼古拉·德弗拉芒（Nicolas de Flament）却从中作梗，未采取行动。他建议等着看根特人是否会获胜，此后才是良机。
与此同时，民众在奥尔良、布卢瓦、查隆斯（Châlons）、兰斯、鲁昂都发起了反抗，其情绪表达是如此激昂，仿佛“魔鬼进入了他们的头脑，让他们杀死所有的贵族”。
在利斯河抵达佛兰德斯边境处，王室军队发现通往科明（Comines）的桥梁被敌军所摧毁，所有船只都被转移。河的两岸都是沼泽，泥泞不堪；900名佛兰德人在阿特维德的副手彼得·范德恩·布舍（Peter van den Bossche）的带领下，手执战斧站在河的另一边等候。库西曾建议在图尔内较东边的地方渡河，以便与来自艾诺的粮草供应相衔接，但克利松坚持走更为直接的路线，现在则气恼不堪，心知他应当采纳库西的建议。
当强征者被派去寻找木材和栅栏以修复桥梁时，一队骑士则被引到了3只沉船处，这些船在一个不为佛兰德人所知的地点，借助架在两岸的绳索被拖了上来，并安装了帆具。通过这种办法，一支由骑士和侍卫组成的冒险部队一次9人地被摆渡过河，而主力部队则通过弩和“射石炮”（即小型便携式大炮）的火力来分散佛兰德人的注意力。海军上将桑谢也位列冒险者中，他们虽然害怕被发现，但决心“获得英勇士兵的名声”，所以继续渡河，直到400人抵达了彼岸。他们谁都不得带扈从。
他们决定一举攻占科明，于是扣紧铠甲，高举旗帜，以战斗编队挺进开阔地带，令观战的骑士统帅极度忧心，他的“血液因替他们感到害怕而开始颤抖”。“啊，凭圣艾夫斯（St. Ives）之名，凭圣乔治之名，凭圣母之名，我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哈，罗恩（Rohan）！哈，博马努瓦！哈，罗什福尔、迈尔斯特罗伊特（Malestroit）、拉瓦列（Lavalle），”克利松叫喊着说出他能认出的每面旗帜，“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我们的军队之花在人数上少于对手！我宁肯死也不愿看到这一切……为什么我是法兰西的骑士统帅，若是没有我的忠告，你们会让自己如此冒险吗？如果你们失败了，错误将会落在我的头上，人们会说，是我把你们送到了对岸。”他宣布，所有愿意的人现在都可以前往对岸，并接二连三地发布命令，要求加快修桥的速度。随着黑暗的降临，佛兰德人接到上级的命令，停止了进攻，而法国人也出于同样的理由停了下来。无遮无拦地暴露在寒冷冬夜中的他们双脚陷在泥中，雨水顺着他们的铠甲流下，但他们终夜全副武装，强打精神，以防敌人发起进攻。
破晓时分，双方都发起攻击，法国人呼喊着许多缺席领主的作战口号，使他们的人数看似更多。克利松再次受到无限焦虑的折磨，为他不能带领全部人马渡河而悲叹不已。结果，当两军相遇时，枪尖淬有波尔多钢铁的法国长矛胜过了佛兰德人的武器，刺穿了他们单薄的铠甲，占据了上风。彼得·范德恩·布舍被击倒，伤到了头部和肩膀，但被安全地抬走了。当佛兰德人奋力作战并敲响村庄的钟声以呼唤援助时，法国人已修好了桥梁。克利松的军队怒吼着冲过桥去，击溃了守卫者，最终占领了科明。在街道上和田野中，在藏身的磨坊里和修道院中，在邻近的城镇，佛兰德人都遭到追捕和杀害。在一段时间中，掠夺者进行了全境大搜捕，找到了丰富的战利品，因为信任利斯河的佛兰德人没有将自己的物品或家畜转移至有城墙的城镇中。
由于国王进驻科明，伊普尔的上层布尔乔亚和相邻城镇推翻了阿特维德的统治，派代表带着投降条件来见法国人。伊普尔的12名有钱的贵族跪在查理六世面前，提出将自己的城镇永久性地转由他管辖，以换取和平占领。国王以4万法郎的价格欣喜地接受了此条件，这些钱立即便做了抵押。马林斯（Malines）、卡塞尔、敦克尔刻以及其他9个城镇紧随其后，又支付了6万法郎。尽管投降条件理应使城镇免于掠夺，但布列塔尼人不可能受到约束。他们不愿受到皮毛、纤维织物和器皿的牵绊，而是将自己的战利品廉价卖给了里尔和图尔内的人，“只看重金银”。生意像头豺狼一样，紧随战争的脚步急驰而至。
在北边约50英里处的根特，菲利普·范阿特维德从邻近地区召集起所有能够拿得了武器的男人，向他们保证说，他们会打败法国国王，为佛兰德人赢得独立主权。数月来，他的使节一直在向英格兰人施压，但尽管曾有位信使带着一份条约的条款前来，却没有满载士兵的船只跟进。即使这样，他还有另一个同盟：冬天正步步逼近。如果他加固阵地，保持防御姿态，他就能够听任冬天和物资匮乏去击败入侵者。但因也许会将布鲁日交给法国军队的伯爵党羽激起的内部威胁迫使阿特维德采取了行动，即使他仍然拥有重要的布鲁日市民作为人质。也许促使他行动的不是恐惧，而是过度的自信；也许他只是打错了算盘。
一支由“4万”或“5万”佛兰德人组成的令人畏惧的军队被召集起来，他们以大头棒和铁头棍为武器，皮带上插着大刀，头上戴着铁帽，以菲利普最依赖的9000名根特人为先锋。他们打着城镇和行会的旗帜，向南进发去迎击敌人。侦察兵将他们逼近的消息报告给了法国人，他们占据了位于山与距帕森达勒（Passchendaele，在这里，历史将等待1916年的另一场血腥场面）数英里之遥的罗塞贝克（Roosebeke）之间的地势。作为乌尔班的支持者，路易·德迈尔不得不应法国人的要求，扣住自己的部队不加入战斗，这样他们就不必与一个持异端邪说者和教廷分裂分子并肩作战。在雨水和寒冷之中，国王的军队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两军的交锋，“因为他们在这样的天气里极其不适”。
在决战前夜的会议之上，出台了一项非同寻常的决定：克利松应当为了作战日而辞去其职务，以便留在国王身边，其骑士统帅之职当由库西来替代。克利松十分激动不安，恳求说，军队将把他看作胆小鬼，因而恳求国王反其道而行之。那个不知所措的男孩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表示同意，“因为你对此事的看法要比我或那些最先提出它的人都看得更远”。
这个建议背后的东西在编年史中都未言及，唯一的线索是克利松在利斯河的焦虑发作。在一个眼睛眨都不眨地砍掉15颗脑袋的人身上，它反映出一种非同寻常的紧张状态，并一定说服了他同样紧张的同僚们转向库西和中途换帅的极端权宜之计。无论胜利还是失败，与其他骑士的作战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任何东西，但在这场战斗中，贵族们感觉到，自己军团本身处于危境之中。这种情绪反映在傅华萨的多个声明中，即如果法国国王和“贵族骑士”在佛兰德斯战败，所有贵族都将“在法国死去和失败”，“平民将在不同的国度发起反叛，摧毁所有的贵族”。
阿特维德如今在激战前夜更倾向于防御，建议固守阵地，反击敌人。他有地形优势，在山头上占据了一个好位置，而且他相信，心焦气躁、身体不适的法国人会变得盲目冒进或粗心大意，甚至会半途而废。他的建议遭到了那些仍旧沉浸在早先在布鲁日对伯爵的胜利所带来的骄傲之中的人的否决，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战斗。接受了这一决定的阿特维德命令军队对敌人一律格杀勿论，不接受投降，不抓俘虏，只有国王除外，“因为他只是个孩子，只是在按照要求行事。我们应当将他带到根特，教他说佛兰德斯语”。至于战术，他要求手下始终保持压缩队形，“这样便没有人能够断开你们”。为了更加牢靠，他们要用相互缠绕的手臂紧握武器。他们要用弩和曾在布鲁日使用过的炮击的沉重火力来与敌人对峙，然后要肩并肩地凭借其队伍纯粹的分量和牢固性去攻破法国人的战线。
在作战前夜的紧张氛围中，佛兰德斯哨兵报告说，从法军营地传来了喊叫声和武器发出的铿锵之声，仿佛敌人在准备发起夜间攻击似的。还有人认为，那是“地狱的魔鬼在即将成为战场的地方奔跑舞蹈，因为他们将在那里捕获到大量猎物”。
1382年11月29日清晨，敌对双方穿过迷雾向对方挺进，“浓密的雾气令人几乎有置身于黑夜中的感觉”。法军将马匹留在后方，徒步前进，而且一反常态地没有高喊战斗口号，而是悄无声息地前进，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前方的黑雾。佛兰德人以密集队形下山，手中的棍棒一律朝上，如同一座移动的森林。他们以铺天盖地的弩箭和炮火开始，然后紧握棍棒，以“愤怒的野猪”般的力量发起冲锋。法军的计划是，国王的阵营在骑士统帅的率领下坐镇中央，而分别由波旁和库西率领的两个较强大的侧翼从两边包抄敌人。在佛兰德人的冲锋之下，法军中央阵营溃退，在混乱中，波旁和库西的阵营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向前推进。
“你瞧，好兄弟，”波旁叫道（据他当时的传记记者的报道），“我们根本无法前去攻击敌人，除非穿过我们的骑士统帅的队伍。”
“阁下，你说得没错。”库西答道，此时被认为正在当场设计一项进攻计划。“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作为国王阵营的一支侧翼前进，占领山头，那么我们就会如上帝所愿地大干一场。”
“好兄弟，那个建议不错。”波旁表示同意。于是，根据14世纪军事史的记载，他们冲向山头，用长矛、战斧和宝剑从敌人的后方发起了可怕的攻击，“无论是谁，只要看见冲锋陷阵、砍杀佛兰德斯人的库西大人，他就将永远记住一位英勇无比的骑士”。这次进攻使骑士统帅的阵营得到了喘息之机，它缓过劲来，与另一翼的部队卷土重来，重新投入战斗。沉重的战斧和权杖劈开了佛兰德斯人的头盔，那声音“大得就如同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兵器制造者在一起工作”。被法军压迫得更密集的佛兰德斯人彼此紧紧挤作一团，以致里面的人无法举起手臂或武器；就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他们既无法搏击，也无法呼喊。
法军长矛和战斧朝着那些许多人没有头盔或胸甲的固定成团的士兵或刺或砍，于是死尸堆成了小山。穿梭在重甲骑兵之间的法国步卒用刀子结果了那些跌倒的人，“毫无怜悯之心，仿佛他们连狗都不如”。在波旁和库西一翼的进攻之下，佛兰德人的后方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在前线作战的菲利普·范阿特维德试图将他们集合起来，但从他的位置难以发出有效的命令。他缺乏黑王子在普瓦捷会战时的那种在山头居高临下地保持控制的保障。随着军队的节节败退，他被裹挟着一路后撤。在此过程中，他倒在了自己军队的脚下，被踩踏至死，与他一同死去的还有他的旗手，一位名叫大马戈（Big Margot）的女子。
波旁和库西骑在高头大马上，率领着自己的军团追逐那些逃亡者，在激战中，击溃了聚集在一座树林中准备负隅顽抗的3000名佛兰德人。敌人被彻底瓦解。在其军队一路追杀至库特赖（Courtrai）之际，库西和波旁骑马返回了罗塞贝克。在那里，国王“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为经由他们的努力而赢得的上帝赐予的胜利而赞美上帝”。战斗在两个小时之内即宣告结束。许多佛兰德人的尸体上没有伤口，是被其同伴挤压至死的，但也有数千人死在法军的刀枪之下，“以致大地被鲜血所浸染”。对死亡“歹徒”的数目的报告颇为荒诞，但普遍的看法是，佛兰德斯军队几乎无一生还。无人埋葬的尸体“成了野狗和乌鸦的猎物”，所以几天后，战场上弥漫起令人无法忍受的恶臭。
国王在自己猩红色大帐中御下铠甲时，表示想要看看阿特维德，无论他是死是活。在100法郎的悬赏之下，搜寻者找到了他的尸体，当他被抬到那位胜利者面前时，国王静静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他轻轻地踢了一下尸体，“待它如农奴无二”。然后尸体被抬走，“吊在了一棵树上”。阿特维德的形象后来被织进了一块描绘此次战斗的挂毯之中，该挂毯是勃艮第公爵定制的，被当成了一块地毯使用，因为他想要踩在那些曾试图推翻神授阶层之统治的平民身上。
法军对库特赖的掠夺残忍无情，这是为了报复80年前马刺战役（Battle of Spurs）的失败。市民们徒劳地逃至地窖和教堂以躲避士兵；他们被拖到街道上杀害。路易·德迈尔跪下来为城市求情，但没有人倾听他的恳求。每座房屋都遭到了洗劫，就连城里的贵族及其孩子都被带走以换取赎金。勃艮第公爵有着瓦卢瓦家族搜寻最佳物品的眼光，他将佛兰德斯最精美的大教堂时钟拆卸下来，用牛车运往第戎（它仍在那里）。当国王离开时，下令将库特赖一把火烧掉，“好让它从此以法兰西国王曾到此一游而著称于世”。人们认为，恢复了其惯常的凶残行径的克利松曾插手此命令。
总体的胜利中有一个重大的例外。其主要目标根特从未被攻克。当其军队战败的消息刚刚传来时，人们目瞪口呆，大失所望，所以假如法军在战役后的几日之内来到他们的城门边时，“他们会不加抵抗地容忍其进入”。但中世纪战争往往会在实现政治目标的半途中停止下来。法军对寒冷和雨水厌倦不堪，又为利益和在罗塞贝克即刻出现的报复所牵制，再加上相信根特会按照要求投降，所以他们没有继续北上。
彼得·范德恩·布舍虽然受了伤，却还是让人把他运回了根特，并重新激励市民，坚持说战争尚未结束，法国人不会在冬天到来，有了新季节中的新人，“我们将做出史无前例之举”，哪怕没有英格兰人的帮助。英格兰人一听说佛兰德斯战败的消息便中断了谈判，对这一结果“并非不很满意”。假如情况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很害怕“平民的傲慢自大”将在他们自己国家激起新的反抗。
在那之后，当法国人试图谈判时，根特“强硬而骄傲”得如同它才是胜利者一样，坚决拒绝向佛兰德斯伯爵投降，而仅承认法兰西国王的直接宗主权。伯爵，更具体地说是勃艮第的腓力，那位有确定继承权的人，拒绝了那一安排。此时已是12月底，到这个时候，开始围攻该城已为时过晚。法军已经恢复了在佛兰德斯其他地方的权威，虽然未能将它转至教皇克雷芒手中，但它已经打算回家了。他们与巴黎人有事要解决。
在1383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王室军队驻留在巴黎城外，派人去见市长和地方行政长官，以确保首都的投降。有武装军队在手，又因罗塞贝克的胜利而力量有所加强，所以王室具有了比一年前更大的权威，并且打算运用它。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军队受雇对巴黎形成半包围之势，迫不及待地想要大肆劫掠一番。巴黎人组成的重兵迫切地想要显示其长期准备的力量，他们以弩、盾牌和棒槌为武器整装出发，在蒙马特尔之外摆开战斗队列。王室小心谨慎地派出一个包括骑士统帅和库西在内的代表团去评估他们的力量，并质问他们为何要如此杀气腾腾地前来。平民们回答说，他们希望国王看到他们的力量，因为国王年纪尚幼，还从未见识过这种力量。代表团严厉要求他们回去并放下武器，假如他们希望国王进入巴黎的话。自罗塞贝克决战后已经服软的巴黎人的精神与他们的表现大相径庭，他们未加丝毫抵抗地撤退了。王室军队却得到通知，要摆出战争的姿态，而非和平的姿态——也就是要全副武装地——进入巴黎。
库西和桑谢元帅被派去打开城门，方法是将坚固的城门从其铰链上御下，并移除街道上的锁链。城门被扔在街上，以便国王可以从上面骑过——“将城市的骄傲踩在脚下”，正如圣丹尼斯的僧侣所悲伤地意识到的那样。这激起了市民的忧虑和愤怒，他们设立了夜间哨所，并且说：“和平尚未到来。国王已经摧毁并掠夺了佛兰德斯的土地，他也要对巴黎行同样之事。”为了避免麻烦，使节们向人们宣布，不会有劫掠或伤害加身。在入城那天，以商会会长为代表的布尔乔亚、地方行政长官和500名贵族身着盛装前去参加入城仪式，请求国王的宽恕。当他们跪倒在地时，国王及他的贵族们（库西也在其列）在手持长矛的重甲骑兵的环拱之下从他们身边经过，穿过被卸下的城门，进入了城市。
重甲骑兵立即占据了所有桥梁和百姓经常在那里聚集的广场。士兵寄宿的住宅被要求不得关门。所有拥有武器的人都被要求将它们装在袋子里送带至卢浮宫，它们将从那里进而运至温森斯。
搜捕马上开始，特别是那些布尔乔亚著名人士，王室将他们视为自己真正的对手。让·德马雷斯和尼古拉·德弗拉芒位列遭到逮捕的300名重要市民之中。两名富裕的商人，一名布商和一名金匠，被立即处死，另有13人在一周之内被处死。在1358年得以活命的尼古拉·德弗拉芒现在走上了断头台。起义期间曾在市自卫队中效力的所有布尔乔亚都被一个个地传唤至御前会议面前，被判以重罚。恣意报复的国王政府在接下来的6周中继续对市民进行强行定罪、罚款和处决。巴黎的梅纳吉耶记录说，“他们一次会砍下三四颗人头”，总计被砍头的人超过了100个，这还不包括在其他起义城镇中被处死的人。
征服的标志是对所有商品重新强征12便士（以里弗为单位）的销售税，外加葡萄酒税和盐税——它们正是激起铅锤起义以及巴黎人在前一年拒绝缴纳的相同课税。一周后，在城市统治阶层全部到齐的会议上，国王的命令被当众宣读，废除了巴黎人的优惠和特权。各城镇于中世纪鼎盛之际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赢得的引以为傲的自治权和特许自由权被一个集权政府所耗竭和吞没。在巴黎，由商会会长和地方行政长官构成的职务遭到压制，它们的权限被王室所接管。像在鲁昂一样，重要行会被剥夺了自治权，从此屈服于由巴黎市长所任命的监督者的管理。以前由商会会长主持的警察部队被废除，巴黎的防御权落入了国王的手中。有可能成为麻烦之温床的行会会议以及除上教堂之外的所有公众集会都遭禁止。参与非法集会者将被视为“叛乱者和违命者”，将被判处死刑，没收全部财产。
接下来是对让·德马雷斯的审判。圣丹尼斯的僧侣回忆说，他没有像其他名人那样离开巴黎，而是多容留了一年，一直在平息民众的怒火，努力在宫廷与城市之间进行调停。为此他得罪了公爵们。一长串的告密者被带上前来，支持对说他建议反叛者拿起武器的指控。他被判决死刑，被剥去法衣和兜帽，与另外12人一起被用马车送至位于中央市场的刑场。在马车中，他被安排在高于他人之处，“以便人人都能看到他”。他冲着聚集在街头的人们喊道：“那些判我刑的人何在？让他们来判断我的罪名的合理性，假如他们能的话。”人们为他感到悲哀，但没有一个人敢开口说话。
刽子手告诉他，如果他乞求国王的怜悯，他也许会得到对其罪行的宽恕，但马雷斯回答说，他没有做任何需要乞求宽恕的事，“但我只应向上帝乞求怜悯，谦卑地请求他原谅我的罪行”。在向眼含热泪的民众道别之后，他从容赴死。
事情仍未结束。王室于3月1日的铅锤起义周年纪念日那天，在大理石桌庭院召集了一次大型集会。巴黎各家各户都必须派人参加，参加者不得戴帽子头巾。查理六世在其叔叔和御前会议的陪同下出席了集会，他坐在一个平台之上，听担任总理大臣的皮埃尔·德奥格蒙特以国王的名义宣读对巴黎人自查理五世去世之后所犯下的所有罪行的严厉斥责。在宣读完各项处决之后，他用可怕的声音喊道：“事情还没有结束！”人们知道自己的角色。恐惧的哀泣在人群中响起。身穿杂乱服装、蓬头垢面的囚犯之妻向国王伸出手去，含泪哀求怜悯。骄傲自大的王叔们和国王的弟弟路易跪下来请求进行民事的而非司法的惩罚——民事意味着罚款。奥格蒙特宣布，国王遵从其天生的善良及其亲属的请求，同意宽恕众人，但假如巴黎人重新走上其邪恶之路的话，宽恕将被收回。囚犯将免于囚禁和死亡之痛，但不得免除罚款的缴纳。一些有大量钱财的人的罚款数量相当于他们金钱、住宅和土地的总和，使他们一下子破了产。
亚眠、拉昂、博韦、奥尔良和其他城市都采取了相似的处罚措施，亚眠古老的赦免令被收回。巴黎的罚款总额高达40万法郎，与外省份的数字相当。其中相当一部分都落入了国王叔叔们的口袋，或支付给已有两年未拿到薪俸的骑士统帅及其他王室官员，补偿包括库西在内的贵族在佛兰德斯战役中的开销。库西收到了13.2万法郎，以及从其领地征收的税金的1/3的抵押款，以弥补加固其城镇和城堡的开支。
奇怪的是，在目睹他在拆除城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后，库西仍然是为巴黎人所喜爱的人物。民间有传言说，“库西之主不惧对国王提出规劝，告诉他，假如他毁掉自己的国家，他便会一无所有，只能挥动起劳工的铁锹”。这则描绘干着农民工作的国王的预言占据了公众的头脑，将令人好奇地长期存在。
狮子的权威得到全面恢复。巴黎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没有商会会长；鲁昂从未恢复在哈雷勒起义之前曾享有的那种自由。起义之所以在一些地方赢得了暂时的控制权，那是因为它们缺少有组织的和唾手可得的公共秩序的力量。这个国家没有采取措施来迎击革命，尽管相反，镇压的作用倒像一出庆典仪式般变得程式化了。
除了根特，起义之所以未能保持控制权，也是因为它没有角色准备，它的队伍遭到了分裂。穷人提供了爆炸性的力量，却成了其利益与他们截然不同的商人阶层的代理人。城镇本身未能实现其目标，因为它们彼此为敌。根特继续斗争了两年多，直到路易·德迈尔死后，勃艮第公爵才恢复了对它的管辖，巩固了他的遗产。在其他地方，公众自由和自治权都被丢失或减少。艾蒂安·马塞尔起义时所进行的过程仍在持续：在某种程度上，城镇失败了，君主政体胜利了，而通过经济支持，王室越来越与贵族结为伙伴关系。
暴风雨过后，下层阶级被视为更加危险，更令人怀疑。人们认识到，它是社会的动力部分，而非被动部分，有些人对此充满恐惧，有些人对此充满同情。“因此，清白之人必须死于饥饿，而这些恶狼则用他们填饱了自己的肚子，”德尚写道。“这粮食，这谷物，除了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穷人的血汗之外，还能是什么？因此他们的灵魂要恳求上帝为其复仇。祸哉，那些大人们、议员们和所有致我们于此的人，祸哉，所有充当他们爪牙的人，因为现在人们除了装满自己的口袋外，什么都不在乎。”
起义的浪潮过去了，工人阶级的状况没有丝毫改变。历史天平上的惯性要重于变化。还要再等上400年，“铅锤”们的后代才会攻占巴士底狱。
[1] il popolo di Dio，意大利语，意为“上帝的子民”。——译者注
[2] Viva il popolo!，意大利语，意为“人民万岁！”。——译者注
[3] 上文为法语，意为“圣诞，圣诞，国王万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