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库西再次变回了“彻头彻尾的法国人”，在国王接近尾声的整个统治努力中，成了他的左膀右臂。尽管只有41岁，但查理五世已经感觉到大限将至。1378年2月，他的王后、与他同龄的让娜·德波旁在诞下女儿凯瑟琳后死于产媷热。3周后，她此前的5个女儿中唯一幸存的一个也死去了。在她的8个孩子中，只有两个男孩和新生儿没有先她而死。国王因为妻子之死而“悲痛欲绝，长期不能自拔”，“其他许多善良的人也是如此，因为王后与他像王室婚姻中的夫妇那样彼此相爱”。一个月后，传来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的死讯——这导致了教派的分裂——查理五世与他一直关系密切，之后，在11月，是他叔叔罗马帝国皇帝之死，再不久，是他的长期盟友卡斯提尔国王恩里克之死。由于所有这些人的纷纷离世，查理不由得感觉到了自己的有限时光向前推进的阴影，于是他迫切地想要在自己也辞世之前，留下一个完整而和平的王国。
为了实现那一目标，他必须关闭3扇危险之门，它们是：纳瓦拉的查理的持续反叛，布列塔尼公爵与英格兰的结盟，与英格兰持续进行的战争本身。库西的战略领域、他的军事和外交才能，以及格列高利十一世认为其引人注目的明显的可靠性，使他成了国王努力的支柱。他的第一项任务是指挥一场战役，一劳永逸地将纳瓦拉的查理从诺曼底彻底消灭。
在听说纳瓦拉又一次秘密地谈判，准备将诺曼底向英格兰再次开放时，查理五世发誓要将这个背信弃义的封臣逐出他拥有的每个城镇、每个城堡。合法性落在纳瓦拉的两个儿子身上，借他们之名，位于诺曼底的纳瓦拉封邑便很有可能被接管。因为他们的母亲、国王的姊妹死了，查理五世可凭借无可争辩的理由申请对他们的监护权：他俩当时都在法国宫廷中受他监管。为什么他们的父亲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则不得而知，除非他有意为之，为他与英格兰的交易打掩护。
当纳瓦拉的总管雅克·德茹（Jacques de Rue）带着纳瓦拉给两个儿子的书信抵达巴黎时，有关纳瓦拉背叛的法律证据得以提供。依照国王专门在权威性编年史中声称的那样，德茹是在未受折磨的情况下自愿证明，纳瓦拉的查理计划在刚过完复活节后，通过王室面包房的一个管事毒死法兰西国王。他将利用接下来的混乱和幼王即位所带来的可乘之机，于英格兰人在诺曼底登陆时攻占塞纳河沿岸的法国堡垒，从而发动战争。
人们很容易相信这个故事，因为作为一个亲王，他已经在一起充满了14世纪令人毛骨悚然的亮点的戏剧性事件中，试图取他另一位妹婿富瓦伯爵的性命。富瓦已娶纳瓦拉的姊妹、风情万种的阿格尼丝（Agnes）为妻，但作为一个充满“冲动的激情”的男子，他不曾停止四处拈花惹草，其结果是，阿格尼丝满腹狐疑地离开了他，到自己兄弟那里寻找庇护。这两位姻亲兄弟之间已经在金钱方面颇有龃龉。当阿格尼丝15岁的儿子加斯顿前来请求她回去时，她拒绝成行，除非这个请求由她丈夫发出。纳瓦拉的查理于是给了侄子一袋药粉，让他拿回家去，告诉他，药粉会激起他父亲和解的愿望，不过他必须对此事保密，否则药就不灵了。当加斯顿回到富瓦身边时，那袋药粉被他同父异母的私生子兄弟伊万（Yvain）发现，并出示给伯爵看，伯爵用它喂给自己的一只狗吃，结果狗立即痛苦地抽搐着断了气。
不愿意杀死自己的继承人和当时唯一婚生子的伯爵将加斯顿关了起来，而所有跟随加斯顿前往纳瓦拉的家臣都遭到调查，其中有15人被处以极刑。与此同时，加斯顿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叔叔阴谋令他弑父，沉浸在绝望之中，拒绝吃任何食物。在被告知这一情形时，富瓦伯爵正在用一把刀修剪指甲，他冲向儿子的牢房，掐住他的喉咙说：“哈，叛徒，你为什么不吃饭？”结果意外地用尚握在手中的刀子切断了那孩子的喉咙。孩子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受了致命伤，当天便死去了。纳瓦拉的查理那已恶贯满盈的记录中，又多了一条道德罪行。
纳瓦拉针对法兰西国王的“罪行和叛国”的证据在从第二个被捕的谋臣皮埃尔·迪泰尔特（Pierre du Tertre）身上搜出的用密码写成的信件中得到了证实。收集来的所有证据，连同两名谋臣的签名供状，都在其正式审判过程中被出示给民众，审判是当着济济一堂的地方长官、教士、贵族、商人和巴黎访客的面，极其隆重地举行的。被判死罪的两名谋臣被执行了死刑。他们没有脑袋的身体挂在绞架上，被切下的四肢挂在巴黎的4个主城门上。一份公开记录因此得以确立，使转而效忠纳瓦拉的查理之子的家臣的行为变得合情合理。
诺曼底战役已经迫在眉睫。在听说了纳瓦拉的背叛的第一时间里，国王便已集合起在鲁昂的一支军队，并“急忙唤来库西大人和德里维埃尔大人”，安排他们在勃艮第公爵的统领下指挥军队。由于担心英格兰人的登陆，他命令他们要么凭借武力，要么借助谈判，尽快占领纳瓦拉的城镇和城堡，尤其是那些最靠近海岸的城镇和城堡。库西将在此次战役及以后与之密切合作的国王的宫廷大臣比罗·德里维埃尔属于一个布尔乔亚出身的顾问群体，这个群体被国王的兄弟们嘲弄地称为“绒猴”（Marmosets），其参照物是在教堂飞檐和柱子上窥视众人的风格怪异的小石头图案。里维埃尔是个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官员，查理五世对他推崇备至，曾授予他管理摄政委员会的权力，这个委员会是查理五世为了防止自己在皇太子年纪尚幼时去世而设立的。
库西与里维埃尔的联合反映了使用中的军事与政治策略的结合。对于壁垒森严的城镇，包围的策略成效缓慢，代价高昂。对于快速征服而言，事事都要取决于一次经过讨价还价的投降，但这只能通过大多在作战之初令人信服的军力展示才可实现。为了加强军队的说服力，纳瓦拉的查理的两个儿子也随军出征，“以便向全国显示，战争是为了这些孩子的继承权而发动的”。
巴约（Bayeux）是座位于科唐坦半岛基部的“气派而坚固的城市”，预计英格兰人有可能会在此登陆（距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奥马哈海滩的登陆点仅10英里），它是法军的第一个重要目标。库西和里维埃尔将自己的部队部署在城墙下，并展示了身为合法领主的年轻的纳瓦拉继承人，“用令人印象深刻的语言”警告市民，如果这座城市被攻占，“他们将全部遭到屠杀，这个地方将会被另一拨居民所占据”。每个案例中的问题都是，纳瓦拉卫戍部队的指挥官（如果他们不加抵抗地投降，就有可能受到背叛其君主的指控，或者颜面扫地）并不像市民那样愿意投降。如果包围者取得了胜利，卫戍部队的指挥官们通常都会将自己关在城堡中，借此逃避加在普通民众头上的屠杀和掠夺，所以他们宁愿冒险被围，也不愿缴械投降。
在巴约，卫戍部队遭到了否决。在纳瓦拉儿子们的权利及其主教的劝说的影响下，市民们要求休战3天，以便商讨条款，这一向是个错综复杂的事情，必须将付诸文字、签名盖章的副本送达各方。在完成了这一切后，库西和里维埃尔进入城市，以法兰西国王之名获取了拥有权。在用他们自己任命的人取代了当地长官，留下一支卫戍部队以防止反叛之后，他们继续顺半岛向前推进，前往下一个堡垒。在“武力相向加花言巧语”的双重轰炸下，他们在未损失很多时间的情况下连续地攻城拔寨，尽管有时也要采取积极的包围措施，挖城墙，进行双方互有伤亡的激烈战斗。为了争取时间，库西和里维埃尔通常会批准有利的条款，如果纳瓦拉的坚定不移的党羽选择离开，便允许他们离去。与里维埃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的库西展现出国王也具备的那种冷静地追求政策的能力，而在库西身上，它还与一个雷厉风行的人结合在了一起。
在南方受到卡斯提尔国王进攻的纳瓦拉的查理本人没有出现，又因为逆风的缘故，前来支援的英格兰盟友也寥寥无几。一支部队成功地占领了瑟堡，但被一支法国包围部队困在了那里。在其他地方，纳瓦拉的指挥官们面临艰难的选择，因为假如选择抵抗，他们根本得不到一点儿援助，可假如他们投降，诺曼底就将离开纳瓦拉国王之手。埃夫勒是他在诺曼底的心脏，由他最强大的卫戍部队和忠诚百姓所把守，他们使库西和里维埃尔进行了最艰苦的战斗。“他们每天都会发起进攻”，将该城围得水泄不通，使得它被迫有条件投降。埃夫勒的陷落使国王龙颜大悦，他前来鲁昂慰问“如此神速的”胜利者们。只有可以得到英格兰人海上供应的瑟堡挺住了由迪盖克兰和库西在不同时段里指挥的长期包围，始终留在英格兰人的手中。
除了那一例外以外，到1378年底，纳瓦拉的查理已经失去了他在诺曼底的全部领地。城墙和要塞都被夷为平地，从而使他的堡垒不得再次被法兰西的敌人所拥有。在南方，纳瓦拉的查理在法国的最后一块领地蒙彼利埃的领主权也被德安茹公爵从他手中夺走。在至少30年的强迫性阴谋计划之后被粉碎的纳瓦拉的查理在他的山区王国中又度过了贫困潦倒、无朋无友的10年，这个王国对于他的灵魂而言太过窄小了。于是，也许撒旦从此被关在了羊圈里。
一些将成为库西未来的事业伙伴的著名骑士参与了不同时段的诺曼底战役，在他们中有已故王后的兄弟、虽然不大起眼但脾气温和的波旁公爵路易，还有精力充沛的新舰队司令让·德维埃讷，而最著名的是独眼的奥利维尔·德克利松，他在埃夫勒包围战中曾带领一支布列塔尼军队去支援库西。要么是在这个时候，要么是在其他时候，这两个性格迥异的人走到了一起，形成了属于军旅兄弟的那种特殊的同志关系，这是种正式的约定，根据此约定，伙伴要拟定互相帮助、平分收益和赎金的条款。
克利松来自布列塔尼的一个腹背受敌的动荡家族。当腓力六世发现克利松的父亲在与爱德华三世做交易后，将其砍头示众。腓力六世在一次比武大会进行到一半时将克利松的父亲逮捕入狱，并且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几乎是毫无证据地对其执行了死刑。据说受害人的妻子带着丈夫被砍下的头颅从巴黎前往布列塔尼，将它放在7岁的儿子眼前，要求他发誓报仇，并且永远与法兰西为敌。然后，他们乘坐一条没有船篷的小船，在风雨飘摇之中，忍饥挨饿地逃往英格兰。在那里，不惜代价地想要赢得布列塔尼人的忠诚的爱德华对这对孤儿寡母恩遇有加，赏赐无数。
奥利维尔在英格兰宫廷中长大成人，与他一起长大的是幼年的让·德蒙福尔，也就是他的公爵，对于他的猜忌和厌恶，奥利维尔可说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虽然克利松表现出了贵族那傲慢的行为举止，并且这种行为举止因其自以为是而得到强化，但他曾有一度因言语粗俗而被称为“粗人”（the churl）。为了实现其复仇的誓言，他在兰斯、欧赖、科舍雷尔和西班牙的纳杰拉都与法国人进行了凶猛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作战。他挥舞着一把双柄战斧，力大无穷，“所向披靡”，虽说他未能避开敌人的斧子，被它砍进了头盔，挑出了眼睛。在布列塔尼会战的过程中，蒙福尔因为宠信约翰·尚多斯爵士而激起了克利松的愤怒，当蒙福尔把一座城镇和城堡奖赏给尚多斯时，克利松怒不可遏地谴责了公爵，袭击并摧毁了打算赏给尚多斯的城堡，并用它的石块重建了自己的城堡。
查理五世将从他父亲手中没收的土地归还给了他，并用礼物来争取他，甚至“把他当朋友一样”送给他鹿肉。不知是这些实质性的劝说，还是像奥利维尔自称的那样，是英格兰人对法兰西人的傲慢态度使得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他于1369年返回法国，掉转矛头，与自己的前盟友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当他听说自己的侍卫被英格兰人致伤且被俘，并因被发现是克利松的属下而作为囚犯被处死时，他的怒火达到了顶点。奥利维尔发下毒誓：“以圣母之名，在这整整一年中，无论是在清晨还是在傍晚，决不从宽发落任何一个英格兰人……”第二天，在缺乏攻城器械的情况下，他心怀狂怒地向一处英格兰据点发起进攻，在攻克它之后，进行了大肆的屠城，以致只有不到15名守卫活了下来。在把他们锁入塔楼上的一间屋子中后，奥利维尔命令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放出来，每个人经过门口时，他都会用一把巨大的斧子对其进行致命一击，砍下其脑袋，于是，15颗头颅在他的脚边骨碌碌地打转，他借此为自己的侍卫复了仇。
头脑冷静的库西与这个狂野的布列塔尼人必定在彼此身上找到了互补性，因为据克利松的传记作者所言，这两位强有力的男爵“始终配合得丝丝入扣，举世无双”。此时，库西刚刚在令人震惊的情况下失去了他来自瑞士会战的伙伴威尔士的欧文。当库西在诺曼底时，欧文正在指挥在吉伦特河（Gironde）河口沿岸的莫尔塔涅（Mortagne）的包围行动。在一个晴朗明媚的清晨，他早早起床，穿着衬衣和斗篷坐在一个树桩上，习惯性地注视着眼前的城堡和乡村，与此同时，他的一名威尔士侍卫詹姆斯·拉姆比（James Lambe）正在给他梳头。这名侍卫新近才以其同胞的身份成为他的侍卫，他给欧文带来了故国的消息，并告诉他“整个威尔士国都是多么乐意他成为自己的领主”。在那个寂静的清晨，詹姆斯·拉姆比站在主人的身后，在其他人来到室外之前，将一把西班牙匕首刺进了欧文的身体，“匕首完全贯穿了他的身体，使他倒地身亡，死得非常彻底”。
这位杀手无疑受雇于英格兰人，有可能是为了拔除其在威尔士边界上的眼中钉，也有可能如时人所相信的那样，是为了报复德·比什长官在狱中的惨死，因为最初是欧文俘虏了他。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便是种对手无寸铁者的令人震惊的可耻袭击，正如那位被围困在莫尔塔涅城内的英格兰指挥官在听取了拉姆比汇报欧文之死时所承认的那样，“他摇了摇头，恶狠狠地盯着他说：‘啊，你杀了他……不过此举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不应当因此受称赞，而应当遭谴责。’”在法国一方，查理五世虽然怒不可遏，但对欧文之死也不是完全感到惋惜，因为作为一名流寇，欧文自身的邪恶行径并非无可非议。他的死亡反映了由战争中生出的一种新仇恨。在骑士之兄弟情谊范围内的买凶杀人是14世纪的发明创造。
在诺曼底战役进行到一半时，库西被派去加强法国与佛兰德斯边境的防御，因为在那里出现了新的威胁。佛兰德斯伯爵少年时代逃婚伊莎贝拉时曾对法国无比忠诚，但其早已被经济利益所收买，站到了英格兰的一边。当他为否认其法国属臣地位并重新加入英格兰的布列塔尼公爵提供庇护时，似乎便成了一种威胁。国王查理现在打算以蒙福尔对其君主犯下“重罪”之名没收其公国，从而一劳永逸地让自己摆脱布列塔尼这个问题。他打算依靠蒙福尔的竞争对手让娜·德·彭提维将该公国统一到法兰西王室名下，可是，他并未能抑制住布列塔尼的马蜂窝，而是成功地捅到了它。
1378年12月，在一次国王带着“王室的威严”亲自坐镇的法庭仪式上，蒙福尔当着王国同侪的面遭到缺席审判，因为他未理睬国王的传唤。12名世俗的和出家的法国贵族构成了一个富有弹性的组织，库西的历任男爵们有时是其成员，有时则不是。傅华萨特意提到昂盖朗七世是“法国贵族”，这一次，他是坐在“鸢尾花宝座”上的4位男爵之一，在座的还有王室出身的贵族，以及包括4位“戴着主教冠”的修道院院长在内多达18位的高级教士。王室礼宾官大声地传唤了蒙福尔3次——在会议厅入口处，在庭院里的大理石桌旁，在宫殿的大门边——在那之后，尽职尽责地回来报告说“他人不在”。于是代诉人朗读了起诉书，称公爵叛国、犯罪，“伤害无辜，惹是生非”，包括谋杀被派去传唤他的牧师。（蒙福尔模仿维斯孔蒂的样子，将传唤信缠在信使的脖子上，将其溺死在河中。）在围绕该王国的权利和继承权进行了长篇大论的法律争论后，蒙福尔的头衔被宣布无效，国王宣布布列塔尼与王室统一。
发生在一心想要独立的公国中的一次反叛立即彰显了查理的错误，这次反叛甚至发生在亲法派之中。无休无止的争吵再次出现，再加上因为蒙福尔正在与佛兰德斯共谋，而两人又都在与英格兰人共谋，所以查理很担心在北部边境出现新一轮大举入侵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守卫着北方大门的库西领地便成了重中之重。
1379年2月，国王派他的财政大臣让·勒默西埃和一位顶着王室财产监察主管头衔的官员前往考察库西的男爵领地，他们接受的命令是，“查看、报告该领主之产业并提出建议”。3月，在得到默西埃的报告之后，查理亲自前往库西堡及该区域的其他城堡和城镇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巡视。显然境况不佳的查理从自己的轿子中观看了以他的名义组织的打猎活动中的“快乐的逐鹿活动”。没有记载显示，昂盖朗是否在场欢迎自己的君主，这种只字不提表明，他也许一直在北方集结防御部队，或在诺曼底包围瑟堡。
不过，陪伴国王的是宫廷诗人厄斯塔什·德尚，他立即写下一首歌谣，颂扬令人惊异的男爵领地。德尚是他那个时代法语诗篇的语言杂技大师，但骨子里则是个现实主义者和讽刺家，他将自己描绘为长着猪皮和猴脸的“丑陋之王”（King of Ugliness）。他出身卑微，刚进入王室服务时只不过是个信使，逐渐晋升为武装礼宾官、执行副官和王室财产主管，在下一任国王当政时，成了掌管水域和森林的管家，最后当上了财政大臣（Général des finances）。他随时可为任何场合写诗作赋——总共创作了1675首歌谣，661首十三行诗，80首一节二韵诗，14首短诗，以及五花八门的作品片断——现在，他在诗篇中描述了位于库西的圣戈班、圣兰伯特（St. Lambert）和拉费尔等众多“英勇者的堡垒”、福朗布赖（Folebray）的庭园、圣奥宾（St. Aubin）的可爱庄园、猎鹰对苍鹭的追逐以及那著名的“主塔”：
有谁知道一片欢腾的乐土，
那里是法兰西王国的心脏，
拥有固若金汤的堡垒，
高大的森林和甜美的湖泊，
鸟儿的欢唱，舞蹈般井然有序的庭园。
人们一定要掉转脚步前往库西，
他将在那里找到无与伦比之地，
由此发出惊叹：“神奇的库西！”
据推测，查理曾想过要永久性地将库西买下，把北方这个最大的要塞置于王室的控制之下。收购大封邑并非史无前例：库西本人即这样间接地得到了苏瓦松。不过，他怎样才能恰当地获得对如此巨大的产业的补偿，或者人们为什么会期待他将顺从国王的意愿，这些都模糊不清。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唯一的女继承人，另一个则无可挽回地成了英格兰人，这一事实也许一直是个考虑因素。
这块男爵领地的唯一女继承人玛丽的婚姻当时正在协商之中。13岁的她是阿拉贡国王新近鳏居的儿子的3位候选人之一，其他两位分别是国王的侄女约兰德·德巴尔（Yolande de Bar）以及日内瓦的凯瑟琳，她是教皇克雷芒的姊妹。王子之妻的空位不会长时间空缺。在妻子死后8天，这位西班牙王子即派出使节前去谨见库西、约兰德的叔叔德安茹公爵以及日内瓦伯爵，授命他们尽快安排王子与这3个女子中的任何一个完成婚配。当约兰德被挑中后，玛丽后来嫁给了约兰德的兄弟亨利·德巴尔（Henri de Bar），即德·巴尔公爵和查理五世的姊妹玛丽·德弗朗斯（Marie de France）的长子。与位于洛林边境上的大公国继承人的联姻使库西家族的婚姻网络保持了高水准。
昂盖朗要么是受到这种新王室关系的影响，要么是为自己在诺曼底的成功而骄傲，这时的他创立了自己的骑士军团，它依照库西家族那种大张旗鼓的方式，被称为王冠骑士团（Order of the Crown）。正如在一首诗中赞美了此军团的德尚所表明的那样，王冠不仅象征着富丽和权力，而且象征着环绕一位国王的尊严、品德和崇高行为。它的圆圈上的突出点是“12朵权威之花”：信仰、品德、节制、对上帝的爱、审慎、真实、名誉、力量、怜悯、慈善、忠诚和“泽及天下的”慷慨。1379年之后，库西的封印上出现了由数个微小王冠构成的背景图案和一个手执倒置的王冠的站立身影——其意义现在不甚确定。不过虽然名字叫得很响，但该军团在精神上是民主的：它允许女士、少女和侍卫成为成员。
1379年，伊莎贝拉·德·库西死于英格兰，使昂盖朗可以自由再婚。要么是因为他不像阿拉贡王子那样仓促，要么是他太专注于迫在眉睫之事，直到7年后他才找人填补了她留下的空位。国王对他的男爵领地的造访在当时没什么结果，但王室的兴趣始终十分浓厚。
英格兰的新国王并未给英格兰人带来更好的作战运气。爱德华三世曾经享有的对英吉利海峡的轻松把握已经失去，这要感谢查理与卡斯提尔海上力量的稳固结盟以及他自己的造船计划。当兰开斯特公爵率领的一支军队最终在布列塔尼的圣马洛（St. Malo）附近成功登陆时，瑟堡的情形出现了逆转。为法国人所把守的圣马洛对围攻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使公爵弹尽粮绝，直到他一败涂地地返回英格兰。“英格兰的普通民众开始对贵族议论纷纷，说他们在那一季是多么费力不讨好。”不成功的战争激起的不仅是流言蜚语。当兰开斯特于布列塔尼身陷困境时，英格兰商船则遭到了法国和苏格兰海盗不受惩罚的骚扰和占领。当商人们发出抱怨时，国王御前委员会中的贵族和高级教士们只是回应说，防御行动要靠兰开斯特及其舰队。
就在这时，一位有钱的市参议员、未来的伦敦市长、格罗瑟公司（Grocers ’Company）的掌门人约翰·菲尔波特（John Philpot）集结起一支私人舰队，承载着1000名水手和武装人员前去与海盗作战，战胜了其中的一些，并得到了作为战利品的船只。在伦敦的一次凯旋欢迎会之后，他受到御前委员会的传唤，回应未经国王委托即贸然行事的问题，他热辣的回答总结了第三等级那日益加剧的愤慨，其卓越的表现丝毫也不逊于第二等级。菲尔波特说，他出钱出力冒险行动不是为了羞辱贵族或赢取骑士的名声，而是“可怜灾难深重的百姓和国家，这个国家曾是一个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高贵王国和领地，现在却因你们的因循守旧而饱受最卑劣种族的掠夺之苦。既然你们不打算举一兵一卒来加以防范，我便只好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和拯救而奉献出我自己和我的财产”。即使菲尔波特及其商业伙伴主要担心的是其贸易的安全和拯救，但他对国家防御者的抱怨并非毫无意义。
由于两败俱伤，所以双方都渴望和平。布列塔尼敌对状态的重启抵销了法国在诺曼底的成功，而教廷分裂则提升了各地的敌对程度。意识到自己每况愈下的身体的查理五世不想使法国与布列塔尼和英格兰的纷争成为儿子的负担。英王爱德华逝世后的谈判已经毫无结果地结束，并明显带有不好的感觉。为了避免相互斗气的争论，有人建议下次分头开会：英格兰人在加来，法国人则在20英里外的圣马洛，由鲁昂的大主教充当中间人。这个计划因教廷分裂而推迟，在1379年9月才为新一轮的努力所采纳。
库西、里维埃尔和默西埃或两两结合，或三人同行，成为这次谈判中的法方代表，他们还受到委托，前去阿拉斯与佛兰德斯伯爵会面，希望诱使他在与布列塔尼公爵的一项协议中居中斡旋。还未等他们可能取得任何进展，伯爵便陷入了一场当地的反叛，反叛者战胜了所有的镇压行动，将所有派系都牵涉其中，将会使佛兰德斯陷入毁灭性的内战之中。
根特人的起义与前一年夺取了对佛罗伦萨控制权的工人暴动并无任何关联。尽管两个布匹城市中的这些事件互不相关，且都是自发而生，但它们引发了在接下来5年中的阶级斗争旋风，它既源于工人阶级日积月累的悲惨境遇，也源于因黑死病的破坏所带来的新生力量。在佛罗伦萨、佛兰德斯、朗格多克、巴黎、英格兰，然后再回到佛兰德斯和法国北部，暴动一次接着一次，除了在最后阶段之外，相互之间都没有明显的关联。一些发生在城市，一些发生在乡村；一些因绝望而生，一些因力量而起；但所有的暴动都由一个因素促成：沉重的课税。
在纺织工人力量最为强大的根特，当伯爵为了支付一次比武大会的费用而向城市征税时，他引火烧身。一个愤怒的商人喊出口号：税钱不得挥霍“在王子的愚蠢行径和演员及小丑的包养费用之上”。在此口号的引领下，城市拒绝缴税。伯爵利用城市间的商业竞争获得了布鲁日的支持，其条件是答应修建一条将之与海洋相连的运河，这有利于它自身的商业，而有损于根特。当500名挖掘者开始挖掘一条引来利斯河（Lys）河水的运河时，根特人迅速派遣自己的民兵发起攻击，从那时起，冲突就如分裂的细胞般自我膨胀起来。傅华萨写道，在佛兰德斯现在开始的痛苦磨难中，“那些读到这些或听到它被读出的人除了说它是魔鬼的杰作外，还会说些什么？”。
与此同时，在法国的另一端，叛乱在朗格多克猝然爆发，在这里，饥荒、压迫、战争和课税在德安茹公爵的严酷统治下留下了一道悲惨的印迹。急躁冒进、胆大妄为且习惯性地推波助澜的安茹公爵实际上实施了对一个相当于王国1/4区域的君主权力。他将它的税收全部吞下，而不去区分何者适用于其个人目的，何者适用于朗格多克或王国的防御。为了弥补瘟疫所造成的户口的减少，每户人家的赋税每天都在增加，但百姓并未从较好的防御中获得好处。打家劫舍的连队依旧在渗入他们的山谷，依旧强迫他们的村庄缴纳保护费。1378年，食物消费税被加在了出售食物者头上，大多沉重地落在了穷人身上。当收税人像宗教法庭的代诉人那样开始挨家挨户地上门收税时，义愤之情在悲惨境遇的基础上越积越高。
“我们怎么能够像这样活下去？”抗议人群在聚集在圣母雕像前以恳求她的帮助时，发出了这样的呼喊。“我们怎么能够在已经无法缴纳富人为了自己的舒适而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沉重赋税的情况下，养活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骚动和混乱四处传播，并于1379年7月形成了起义，当时，安茹的委员会在没有召集三等级会议而仅征得了市政委员会的同意的情况下向每户征收12法郎的沉重新赋税。公爵本人当时并不在场，他在指挥布列塔尼的战争。他那些负担过重的臣下的怒火勃然而起，将矛头指向了所有的权威：王室官员，贵族以及城镇委员会的布尔乔亚上层，普通百姓要为他们缴纳新税。“杀，杀掉一切有钱人！”是他们的口号，这来自克莱蒙特的一位封建领主后来的报告。他说：“领主们和其他乡村及城镇的善良人陷入了对死亡的巨大恐惧”，也陷入了由所有暴动所激起的其他恐惧，“即假如不对普通百姓的这种恶名昭彰的傲慢无礼加以严厉镇压的话，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在勒皮（Le Puy）、尼姆（Nîmes）、克莱蒙特和其他城镇，人们成了武装暴民，抢劫富人的家宅，杀死官员，做出种种野蛮行径——据报告，甚至“用刀子划开尸体，像动物般吃那些受过洗礼的人的血肉”。10月，暴乱在蒙彼利埃达于巅峰，那时，有5个安茹的委员会成员被杀，其他8个据报告也遭到大屠杀。起事者派出使者，致力于发起广泛的起义，但由于缺乏稳固的工业基础，再加上佛兰德人的斗争传统，起义如昙花一现，很快便被镇压。依靠安茹对朗格多克的控制以获取对自己的支持的克雷芒七世立即派朗格多克的本地人阿尔巴诺红衣主教（Cardinal Albano）前去安抚众人，并警告他们对于叛逆罪的惩罚。已经对自己的反叛感到害怕的起义领袖们被说服，前去请求国王的宽大处理。
出于杀一儆百的效果，蒙彼利埃的命运被故意夸大了。在德安茹公爵于1月回来的那一天，一大群年龄在14岁以上的市民游行队伍在红衣主教的带领下穿过城门，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幸存下来的官员、神职人员、僧侣、大学教师和学生。他们依次排列在道路两边，当公爵及其手下骑马走过时跪倒在地，口中高喊着“饶了我们！”沿途站着身穿没有斗篷、帽子或皮带的办公礼服的地方法官，以及身着无修饰裙装的妇女、脖子上缠着绞索的市民，最后是全都在14岁以下的儿童，每组人都跪下身去轮流呼喊“饶了我们”。城门钥匙以及大钟的撞钟槌被卑微地递交出去。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在安茹的要求下，所有武装都缴械投降，主要建筑移交给了他的重甲骑兵。
接下来，公爵在一个于主广场搭建起的平台上宣布了残忍的判决：600人被判死刑——1/3要被吊死，1/3要被砍头，1/3要被烧死，他们的所有财产将被没收，他们的子女被判永生服苦役。其他所有市民的一半财产将被没收，除了公爵因起义而造成的花费外，还要再征收6000法郎的罚款。城墙和城门将被摧毁，大学将失去它全部的权利、财产和档案。
此判决遭到了强烈抗议，红衣主教和高级教士们“极其深情地”为百姓求情，大学发出悲叹，妇女和儿童跪倒在地，哀哀哭泣。第二天，公爵宣布了减轻的判决，免除了大多数的处罚。整个过程都是为了取得预期的效果。查理五世两个月前给红衣主教的书信已声明，他打算饶恕众人，但王室的惩罚权力需要得到演示。
朗格多克事件具有一个意义深远的结果：展示了其臣民的不幸，让国王良心发现，心生愧疚，这在中世纪的临终病榻边，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结果。就目前来说，查理意识到了自己兄弟的贪婪和压迫以及它们反映出的王室的大失民心，于是他减少了灶台税，并撤销了安茹的朗格多克总督之职。令人不快的是，经过迪盖克兰的过渡统治之后，他的位置为杜克·德贝里所取代。事实证明，他的未被任何政治意识（如果有什么的话）所冲淡的纯索取的统治，要比自己兄弟的统治更加贪婪。
1379年4月，库西和里维埃尔同其他新同事前往布伦参加会谈，以期再次寻求和平。他们被赋权在疆域和主权方面做出新的让步，并再次提议将查理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凯瑟琳嫁与理查二世。在最近6年的6次谈判中，和平就如海市蜃楼般嘲弄着它的追寻者。在同一时期，除了法国在诺曼底取得的成功外，战争的持续给双方都未带来好处，而是通过日益加深的敌意和怀疑，使战争更难结束。
英格兰人带着不同的盘算前来谈判，他们部分想要试试看通过外交可以获得什么，部分是为了维持现状，同时准备再次发起攻击。蒙福尔的反叛给了他们又一个进入法国并重新获得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疆域的机会。甚至自从查理否认《布雷蒂尼条约》及那之后的倒行逆施起，他们就因法国人（在他们看来的那样）错误而不正当地剥夺了他们的财产而仇恨他们。他们自己同胞的防御也许是懒洋洋的，但在可获得战利品的海外战争中，却不乏战斗意愿，只是缺乏金钱。由于其他手段都已使完，1379年，通过一次分级人头税（一种旨在覆盖比以前较低的收入层面的教士和农民的新方法）募集一次远征布列塔尼的费用。根据对于人口数目的一向模糊的计算，这将带来5万英镑的收入，但它只产出了两万英镑，而它全部都投入了由约翰·阿伦德尔爵士指挥的一支舰队。
在冬季到来之前，由于一直没有风，后来则因为法国袭击的威胁，阿伦德尔的军队迟迟未发，于是他带领其部分军队前往南安普顿，防御敌人的登陆，在那里，他的表现与敌人的并无差异。除了掠夺乡村外，他还将自己的重甲骑兵和弓箭手驻扎在一所女修道院中，允许他们为所欲为地玷污修女和许多生活在那里的穷寡妇，并在准备出海时将她们掠上船去。阿伦德尔是个只有拿到钱才会去防御南部海岸城镇免受法国早期袭击的人。如果沃尔辛厄姆所说属实的话，他的钱都用在了卖弄炫耀上，如同他的残暴行径一样极端。据说他船上装载了一只装有52套绣金套装的衣橱，还有价值7000英镑的马匹和装备。
在11月的航行中，他的护航舰队遇到了一场狂风暴雨，在那期间，他下令将绑架来的妇女扔出船去以减轻船只的重量，虐待船员，杀死领航员，因而罪有应得地在爱尔兰海岸触礁失事。25艘装载着全部装备的船只中，只有7艘得以幸存，其余全部受损。阿伦德尔的尸体在波浪中滚动着，3天后被卷走。舰队的余部被暴风雨驱赶了回来，从未成功渡海，于是税钱就这样被浪费掉了。
1378年时，国会下院便已在抱怨，说钱都消耗在了一场不再被视为国家利益的战争之中。尽管战争为除贵族之外的许多人提供了业务和谋生手段，但下议院抗议说，那是国王的事情，他为了保住加来、瑟堡、布勒斯特和其他地方已经花费了4.6万英镑，“下议院决不应为此受到指责”。政府回应说，对这些海外“桥头堡”的良好维护是为了捍卫王国，“否则我们永远无法与敌人达成休战与和平，因为那样一来，他们将会将激战推进至我们自家门槛，而这是上帝所禁止的”。这一论点不大可能说服南岸城镇，因为它们持续受到被野蛮的法国人和卡斯提尔人的袭击推进至自家门槛的激战所困扰。1380年8月，一支胆大妄为的卡斯提尔军队驶入泰晤士河15英里，对格雷夫森德（Gravesend）大肆劫掠，使之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这时，就连伦敦都将为之颤抖不已。
在回应下议院的质询时，御前会议声称，位于法国的堡垒为国王提供了“方便的出入口，一旦他准备采取行动，他的敌人就将痛不欲生”。此声明反映了以国王最小的叔叔白金汉伯爵（Earl of Buckingham）为首的主战派的意图。白金汉伯爵是个骄傲自大、生性凶残、偏狭固执的25岁年轻人，是12世纪贝特朗·德博恩的后期版本，后者曾满怀深情地告诫自己的骑士同胞：“永远别放弃战争！”
1380年3月，英格兰人重申了要帮助蒙福尔的许诺，但许诺的兑现被推迟，与此同时，和平的选择正在布伦接受检验。在此次谈判中，库西及其同行的使节做出了新的让步和调整，将整个昂古莱姆（Angoulême）地区都作为凯瑟琳的嫁妆，但英格兰人依旧心怀疑惧。他们相信，法国人的提议是种诡计，为的是阻止他们前来救援蒙福尔。但从根本上说，英格兰人不愿实现和平，只是因为他们渴望继续作战，如今，教廷分裂的事实又使这种渴望得以大大加强。
尚未进入疯狂阶段的教皇乌尔班正在竭力阻挠理查德与一位法国公主的婚姻，鼓励他娶温塞斯劳斯的姊妹波希米亚的安妮（Anne of Bohemia）为妻，这将使英格兰与罗马帝国以乌尔班为轴心结合在一起。当只有一个教皇时，英格兰是反教皇的，但两位教皇的存在就使站队成了必然之举。理查德的顾问们拒绝法国婚姻，于是谈判破裂，英格兰国王于两年后娶了波希米亚的安妮。对于查理而言的最后讽刺是，正是他要为之负责的教廷分裂挫败了他的和平目标。朗兰在墓志铭中写道，“以举世之智”
皆不能使教皇及其敌人间达成和平；
两位信仰基督的国王亦不能和平共处，
使其他百姓受惠。
查理也无法在布列塔尼找到解决方案。库西和其他人曾数次出使，显然是在寻求一种方案，布列塔尼的一次三等级会议也曾令人感动地为其公爵请求宽恕，但查理对蒙福尔太不信任，所以无法令其复位。而蒙福尔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也不会与没收了自己公国的君主握手言和。对于其他人而言，尤其是迪盖克兰，此情此景使他们陷入了不知该向谁效忠的纠结之中。迪盖克兰既不愿与自己的布列塔尼同胞作战，也不愿向自己在王宫中的敌人发起的政治诽谤屈服，于是离开了布列塔尼，在奥弗涅指挥对自由连队的作战。在这里，当被包围在一座城堡中时，他突然患病，于1380年7月逝世。他的葬礼在圣丹尼斯的王室陵墓隆重举行，体面得“仿佛他是国王之子”，而就在这时，一支由白金汉领导的英格兰新远征军已经上路。敌人近在眼前，布列塔尼和佛兰德斯或陷入战争或陷入动乱，而法国却没有一位骑士统帅。
在决定迪盖克兰的继任者的紧急会议上，库西和克利松是主要候选人。因为在诺曼底所赢得的“巨大声望”，以及国王对他“青睐有加”，库西得到了任命，这是王国中最高也是最有利可图的世俗官职。
作为主要的军事官员，骑士统帅的级别高于王室中的亲王，对他个人的攻击被认为是犯有迕逆之罪。他要负责武装部队的团结一致，当国王未亲征时，还要负责战术指挥。因为控制着征兵入伍、粮草供应和战争的所有其他安排，所以他扩展财富的机会十分巨大。如果国王不涉入其中，那么骑士统帅的旗帜就会在被占领的城镇上空飘扬；除为国王保留的金钱和俘虏以及为弓弩队长预留的大炮之外，所有战利品在理论上都归他所有。除了和平和战争时期每月2000法郎的固定薪金之外，在战事爆发时，他还会得到相当于每位签约的重装骑兵的日薪数额。即使这是用于军事开销，但它还是会为其接受者提供相当可观的余裕。除了它所带来的利益之外，骑士统帅之职已经随着战争的扩大而变成了一个具有真实功能的职位。
出于始终令人费解的原因，库西谢绝了这一任命。他给国王提出的理由是，为了保住布列塔尼，骑士统帅应当是某个为布列塔尼人所熟知且也熟悉布列塔尼人的人——比如克利松，库西推荐由他来担任此职。他的借口本身似乎是站不住脚的。很显然，布列塔尼的问题是很关键，可是，如果与蒙福尔必须达成解决方案，那么库西本人作为蒙福尔的前姻亲兄弟，比克利松这位蒙福尔的道义上的敌人更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库西和蒙福尔都曾娶爱德华三世的女儿为妻，尽管两位妻子都已离世，但这种关联确立了在中世纪非常重要的一种关系，且事实上也决定了将库西定为下一任国王的调停人的选择。
库西的解释中漏掉了些什么。他不可能像但丁笔下的教皇那样，会因不胜任之感而做出“庄严的谢绝”。谦虚肯定不是库西家族的特点，而从昂盖朗七世的封印和他的王冠骑士团来判断，他自视甚高。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所有加在他头上的其他任命——战争、外交、秘密出使、国外战争、内部管理——包括将使他失去生命的最后一次任命。他是这样的贵族之一：在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的驱使下成了政治家，而不仅仅是个骑在马上的剑客。库西的等级、威望和领地的重要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理由使其成为军事指挥官，但其他才能正使他对王室而言不可或缺。智慧、计谋、能言善辩以及令人注目的冷静稳健逐渐变得比传统上那种裹在铁甲之中的骑士的匹夫之勇更加重要。
那么，他为什么要拒绝骑士统帅之职呢？继而被授予那一职位的桑谢元帅也同样拒绝接受它的事实表明了某种对两人而言相同的动机，也许与国王每况愈下的健康有关。事实上，查理五世将在两个月内去世，死神那步步进逼的阴影也许一直都显而易见。在皇太子尚未成年、国王的3个贪得无厌、野心勃勃而又相互憎恨的兄弟争夺摄政权的前景下，骑士统帅之职对于占据那个位置的人而言似乎在政治上颇具风险。库西因之失去的可能会比得到的更多。与将会接受那一职位的克利松不同，库西避免了与人为敌，而且拥有广大土地和古老祖先的他，也不需要这一职位来力争权力和地位。
由于他的谢绝，国王任命他为皮卡第统帅，将位于图尔内和瓦朗谢讷之间的北方边界上的莫尔泰涅（Mortaigne）的城镇、城堡和领主权给了他，为的是确保这一前哨基地将掌握在强有力的手中。他也被提名为皇太子的摄政委员会成员，查理在王后去世后，就一直在为皇太子的事日益烦忧。由于王室公爵们拒绝接受克利松，所以骑士统帅一职空缺了一阵子。
1380年7月19日，就在库西接受了皮卡第指挥之职的那一天，白金汉伯爵带领一支根据发薪官员的记录共有5060名士兵的军队在加来登陆，开始了针对库西如今负责管理的整个地区的破坏和劫掠之旅。为了募集此次远征的费用，英格兰王室求助于向教士征收什一税以及向羊毛及兽皮征收出口税，但由于这些进程不能立竿见影，国王不得不将王室珠宝典当了一万英镑，而这只够刚出征时的费用。因此，重甲骑兵们的薪水将来自征途上的掠夺。因为军舰的损失已经减少了航运，所以远征军只能“一点一点地”渡海，整个军队花了两周时间才完成只需一两天即可渡过海峡的狭窄地带到达加来的任务。向布列塔尼直航的为时更长的航程已被排除。
事实将会证明，白金汉的袭击是7年前兰开斯特袭击的翻版——眼睁睁地陷入匮乏、饥饿和最终的徒劳无益。其战略目标是增援布列塔尼的蒙福尔，并重新掌握英格兰在那里的立足点。可是，像之前的兰开斯特一样，白金汉不是直奔目标而去，而是向东绕了个大圈子，穿过香槟和勃艮第地区，以便寻求作战机会和战利品。由于与之前相同的战术带来了相同的结果，问题便出现了：为什么这种疯狂会持续不变？
白金汉的托马斯（Thomas of Buckingham）本人即是答案的一部分。白金汉生性好斗而残忍，行为举止像他的哥哥黑王子一样“异乎寻常地飞扬跋扈”，他憎恨兰开斯特的大权独揽，认为自己继承了父亲和长兄的英勇和光荣。英格兰人仍然觉得自己生活在普瓦捷和纳杰拉会战的获胜时代。离他们而去的克利松说：“英格兰人过于骄傲自大，并且（在战争中）过了那么长时间的好日子，所以他们以为自己不可能失败。”
英格兰最富经验的士兵罗伯特·诺利斯爵士，以及其他如托马斯·珀西阁下和休·卡尔维勒爵士之流的著名骑士都伴随着白金汉来到法国。吸引他们以及年轻人的是加入武装冲突、获取名望和利益以及对法国施以任何惩罚的个人机会。“他们在战争中比在和平时过得好，因为静静地躺着没有任何好处。”如人们所言，大多数骑士参战都是为了“使自己加官晋爵”。国家的战略目标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而布列塔尼几乎只是个借口而已。
凭着一支一半重甲骑兵一半弓箭手的军队，英格兰人在阿图瓦和皮卡第北部纵横驰骋，保持着密集的队形，以防法国人的进攻。“他们会在完成行军之前打上一仗！”库西向给他带来敌人的进军路线情报的法国骑士保证说，尽管他清楚地知道，国王禁止交战。查理五世将不会背离他的战争哲学。由于他本人不是位斗士，所以他不会受阻于个人的骄傲而不吸取经验教训，也不会犹豫不决地因害怕伤害骑士精神的骄傲而不敢提及过去的失败。他本人在普瓦捷会战那可怕的一天的初涉战争留下了永久的印迹。如果说有种不可思议的成功使英格兰人陷入了“他们不可能失败”的自信中的话，查理则忍受着相反的心理折磨。从战争初期的主要冲突中，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武装力量的调遣可能会遇到不可靠的引导，战争太过重要，所以不能给战斗留下机会。
库西从位于索姆河岸的佩罗讷（Péronne）向阿尔图和皮卡第的全体骑士发出了总召集令。文献显示，他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在埃丹、阿拉斯、阿布维尓和圣昆廷（St. Quentin）举行会谈，雇佣部队来防御城镇，“因为他感到焦虑的是，不能因为他这个方面的疏忽大意而造成任何损失”。作为一名执剑者，库西会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国王的政策颇有讨论的余地；他在跟随白金汉的行踪的同时却又执行避免作战的命令，甚至当白金汉的部队在他自己的领地各处都留下一行熊熊燃烧的村庄之时也是如此，但某些行为表明，他也有着骑士们的那种急躁情绪，急于打破那令人痛苦的克制。
法国骑士各方始终与英格兰行军路线保持着近距离，以便阻挠其劫掠，而这接近于开启了诱人的作战机会。尽管一份报告将法国人形容为immobilis quasi lapis（坚若磐石），但小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总的来说，法国人并未从中获得什么荣誉。一个例子是，在一场持续了一个小时的马上和马下的激战中，英格兰人俘虏了一支30人的法国部队中的18人；在另一场战斗中，感到敌人更强大的法国人全线撤退，溃不成军。“战马感觉到了马刺的作用，而极其巧合的是，这些领主们发现（他们自己）城镇的壁垒是洞开的”，但在那之前，已有15人被俘。另一支30人的英格兰部队“正致力于实施某些武装行径”，他们带着自己的觅食者于黎明出发，但当一群重要的法国领主从他们手中逃脱时，他们的主要目标遭到了严重挫败。他们喊道：“天啊！如果抓到了他们，我们该是多么幸运，因为他们将会付给我们4万法郎。”
当乡村被洗劫过一遍后，英格兰人开始向受到攻击威胁的城镇索要粮食。在遭到有城墙保护安全的兰斯的拒绝之后，他们在一周之内烧掉了周边的60座村庄以示报复。在发现数千只羊云集在城墙外的壕沟中时，英格兰人派人在弓箭手的掩护下将它们赶了出来，弓箭手的射击密集强悍，以致没有一人敢冒险从兰斯露头，甚至连出现在防御工事上都不敢。由于害怕英格兰人会烧掉成熟的庄稼地，市民们现在为他们送去了16车面包和葡萄酒。
白金汉以这种方式向勃艮第挺进，在那里，2000名法国骑士和侍卫聚集起来，群情激愤地打算放弃国王的克制，投入战斗。王国中首屈一指的贵族——波旁、库西、德巴尔公爵、德欧伯爵、让·德维埃讷海军上将——都在场，听命于勃艮第公爵“大胆”腓力的调遣。武装到牙齿、手执战斧的公爵怀着誓死一战的决心检阅了自己的部队。传令官从对阵双方驶出，发出英勇的挑战。国王依旧坐在自己的帷幄之中，禁止作战，除非法国人觉得自己处于绝对优势。勃艮第不敢违背他的意愿，但当一个英格兰侍卫在一场打闹中丧命时，克制被打破了。为了回应敌人的挑衅，包括库西在内的一群骑士与英格兰人在特鲁瓦（Troyes）城门外展开了一场激战。结果是非决定性的，白金汉继续前行，法国人尾随其后，一面恳求国王，不要让敌人从自己的手中溜走。查理只回应说：“别理他们，他们会自取灭亡。”
在卢瓦尔河畔，法国人取得了人数上的优势。库西及其战友下定了决心：“无论国王愿意与否”，也要在英格兰人渡过萨尔特河（Sarthe）进入布列塔尼之前与他们大干一场。与此同时，乘着军队前进之机进行谈判的查理已说服布列塔尼的重镇、支持法国的南特市不放英格兰人入内，在未报告蒙福尔的情况下宣布将效忠法国。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英格兰人渡过了萨尔特河，而就在那一周，查理进入了生命垂危之际。他手臂上的脓肿分泌物干涸了，这宣告了死亡的来临，医生和病人都接受了这一信号。查理乘着轿子转至他喜爱的马恩河畔美墅后，派人找来自己的兄弟和姻亲兄弟——只有安茹除外，查理希望他远离王室宝库——准备为自己的灵魂之旅做出安排。
“大胆”腓力匆忙赶往巴黎，库西也是如此，因为他肩负着摄政委员会成员的责任。接到其在巴黎的党羽的有关此事的通知后，安茹也从朗格多克急忙赶来，不管查理想不想见他。
国王在最后几日饱受身体上的折磨，但他的精神痛苦更加沉重。两件事情重重地压在他的良心之上：他在教廷分裂中的作用以及他的税制的令人质疑的合法性。他将被三等级委员会批准的暂时性征税延长为为期10年的持续征税，尽管他把钱用在了王国的防御和“社会福利”上，但在此过程中，他也充盈了王室的保险箱，并用人民的税钱赎买来贵族的忠诚。他该怎样向上帝交代呢？他将法国从一堆“废墟”中振兴起来；他去除了英格兰人在他父亲和祖父时代对法国领土的占领——加来除外；他将纳瓦拉从诺曼底永久铲除；如果在他的治下达成了和平，那么他便会通过对国家目标的稳定追求而使所有在抉择时刻觉得自己是法国人的人的忠诚变得合情合理。
但他以人民的悲惨境遇为代价换来了复苏吗？朗格多克的起义揭示了其代价，而查理通过收税官的报告意识到了击中要害的愤怒言论。对臣民的压迫影响到了他灵魂的结局，因为一位君主不合法的征税可能引发神的愤怒，他曾冤枉过的人的控告将尾随他至审判席。他自己时代的寓言故事《樵夫之梦》的佚名作者将所有让自己的臣民背负了“无法承受的课税”的君王都打上了暴君的烙印，而神学专家则警告统治者说，如果他们想要得到救赎，就应该取消所有勒索，赔偿一切大小人物的损失。那一希望决定了国王最后的行为。
在临死前的数小时之内，穿戴齐全地躺在躺椅上的国王当着由高级教士、各方领主和代表着3个等级的委员会成员构成的慌乱人群的面，用越来越微弱的声音首先说到了教廷分裂。他困惑不安而又语无伦次地坚持说，“在这件事上，就像在其他所有事情上一样”，他致力于遵循“最有把握的路线”，“假如竟有谣传说，红衣主教是在恶魔的启迪下行事，你们可能就需要肯定地知道，指引我做出选择的不是对血缘关系的考虑，而仅仅是该红衣主教的声明和高级教士、办事人员和我的委员会的建议”；最后，他将遵守教会全体会议的决定，而“假如由于我的无知，我做出了有违教会的未来决定的举动的话，上帝也不能责备我”。这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的宣言。
在中世纪，在死亡的入口处，浑身颤抖的旅行者常常觉得有必要否认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在涉及税收问题时，这位那个时代最具良心的君主拒绝实施王权。他宣布了一条旨在“减免和消除”灶台税法令的条款，“从这里开始，还是这些相同的文字记录下了我们的快慰、意愿和命令，从现在起，灶台税将不复存在于我们的王国中，我们的百姓和臣民应不再缴纳它们，而应停止和免责”。
其他的间接税收是存在的，但灶台税是金融体系赖以维持的基本财产税。宣布它将“不复存在”的法令将蒙蔽百姓，并将剥夺他的继任者——理应是此法令的执行者——的统治手段。查理的行为不是失常之举。在他之前的君主们也曾取消过赋税，归还非法索取的津贴，而且临终之际的捐赠者通常都会做出赔偿，建立基金，如果此基金被执行的话，很有可能使其倾家荡产。查理已为自己的儿子积聚了大笔的财富，但到1380年为止，国王可以靠自己领地生活的理论还是种不成熟的悬想。正如查理所心知肚明的那样，正常的经费基础是政府的最大需求。在冰冷的死亡面前，他的灵魂需求更加强烈。
国王接受了终极的涂油仪式，把12岁的儿子托付给自己的兄弟们，用最后一口气催促他们免去赋税：“尽快地去除它们。”一直在床边垂泪的比罗·德拉里维埃尔拥抱了国王；房间里清空了啜泣的人群，所以他最后的时刻应当是平和安详的。他死于1380年9月16日，他最后的命令在第二天被宣布。在民众的欢呼雀跃与已故国王的兄弟们的冲突情绪之间，出现了一种爆炸性的局面。
同月，在布列塔尼，白金汉受到了不冷不热的欢迎。蒙福尔的一生都在制衡敌人、密谋、作战、争执以及与人人达成协议中度过，所以他是个习惯性的口是心非者。查理已死，所以他准备与新国王和平共处，开启与法国人的谈判，与此同时，他又签署了一份契约，向白金汉发下许多誓言，答应参加对南特的围攻。但布列塔尼贵族不愿意支持一次对其同胞的进攻，这决定了其领主会选择法国。热烈赞成与布列塔尼人和解的库西是谈判者之一，他们最终于1381年1月与蒙福尔签署了协议。未得到其盟友的持续通告的白金汉发现，城镇和城堡对他关闭，粮草供应也撤入了城墙之内。在整个冬季的月份中，他精疲力竭的军队从一个地方游荡至另一个地方，常常缺衣少食，无处安身。最后，蒙福尔告诉他，他必须离开，于是他和自己的部队于1381年3月乘船返回英格兰。除了个人的骑士称号和赎金以及沿途搜罗来的掠夺成果，白金汉及其战友没有实现任何军事目标，“这让他们极为不爽，也令整个英格兰王国极为不爽”。
同处于年幼国王统治下的两个国家现在都经历着野心勃勃而又争斗不休的王叔们的残酷统治，由于没有王冠加身，这些王叔们不负责任地乱施权威。战争卷土重来，内部压力达到了爆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