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控制教皇国的战争于1375年硝烟再起。在短暂的和平时期，意大利人对教皇雇佣军和法国使节的厌恶不降反增。一位法国教皇的代理人怀着殖民总督对当地人的那种蔑视来实施统治。蒙马耶尔修道院院长（Abbot of Montmayeur）的侄子在出使佩鲁贾时，对一位佩鲁贾绅士的妻子垂涎三尺。他闯入她的房间，试图强暴她，那位女士想要跳窗逃往一座相邻的房屋，结果失足摔落在街上死去，这个侄子因此被捕。怒火中烧的市民代表团要求对其侄子进行司法审判，这时，院长满不在乎地回应说：“Quoi donc!（那又怎样！）你们认为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太监吗？”这个故事从一座城市传到另一座城市，助长了人们的敌意，而在这方面，佛罗伦萨自认天下第一。
佛罗伦萨感到在其边境上有个强大的教皇国对自己是个威胁，而这种感觉更因为霍克伍德在教皇雇用期间对托斯卡纳的入侵而有所增加。在被迫花费13万弗罗林的巨资让他离去后，佛罗伦萨人相信，他是受到教皇的鼓励来攻打他们的。反教皇主义现在遍及佛罗伦萨政策之中，在教皇派（Guelf）和皇帝派（Ghibelline）之间的永久不和中大幅摇摆。根据后来热那亚的法国总督极为愤慨的描述，这场历史悠久的动荡使得意大利人出于遗传的、愚蠢的敌意而相互激烈争吵。
没有围绕土地或主权的其他争吵，他们只是说：“你是教皇派，我是皇帝派，我们必须彼此仇恨。”只因为这个原因，完全不知道其他原因，他们每天像狗一样危害和伤害彼此，子学父样，所以怨恨年年相因，没有公正来矫正它……这个国家的暴君由此产生，由人民的声音选出，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或对错。因为一旦某个派别胜过另一个派别，比另一个派别更为强大，那么那些将自己看得高高在上的人就会喊叫着说：“某某某万岁！”“处死某某某！”他们会推举出一个自己的成员而杀死自己的对手（假如对手不逃跑的话）。当其他派别重新占得上风时，他们的行径如出一辙，在民众的愤怒中（上帝保护我们不受他们的伤害），一切都被撕成了碎片。
迄今为止，民众对教皇派所代表的教皇党的敌意尚未达到拿起武器反抗教会的地步。在1374年至1375年的食物匮乏期，教皇的使节禁止将谷物从教皇国出口至佛罗伦萨，民众的愤怒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佛罗伦萨打出了上面用金色题写着“自由”的红色旗帜，于1375年组织了一场反叛教皇国的暴动，形成了反教皇联盟，米兰、博洛尼亚、佩鲁贾、比萨、卢卡、热那亚和所有在教皇国中有疆域野心的各类君主都加入了进来。
对于一位编年史作者而言，似乎“这些时间仿佛都处于一种产生冲突和争吵的行星法则之下”。他记录说，在锡耶纳附近一个信奉奥古斯丁教义的修道院，“僧侣们用刀子杀死了他们的院长”，而在附近的一所修道院，在经过一番内斗后，“6位同胞遭到驱逐”。由于天主教加尔都西会教士（Carthusians）中的争吵，教团领袖走上前来，将他们全都请到了别的房子中。“在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中间，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整个世界都在争斗。在锡耶纳，没有人会守信用，民众既不赞同自己的领袖，也不赞同任何人，事实上，整个世界都鬼影绰绰。”
反叛使一个注定要成为新灾难之催化剂的人开始发挥作用。教皇在意大利的使节日内瓦的罗伯特（Robert of Geneva）是位34岁的红衣主教，他是个大无畏的人，重新夺得了对教皇财产的控制权。他是日内瓦伯爵（Count of Geneva）的兄弟，是路易七世的后代，查理五世的堂兄弟，萨伏伊伯爵和欧洲一半王室的亲戚，所以像许许多多的王子一样百无禁忌。他是个瘸子加斜眼儿，根据在即将到来的教廷分裂中的不同派别，有的将他描绘为又矮又胖，有的则将他描绘为英俊潇洒、体格匀称。举止盛气凌人、独断专行的他声若洪钟，口舌和文笔都很犀利，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精通数种语言，在人事管理方面精明世故，巧妙圆滑。
为了重新征服教皇国，他劝说格列高利十一世雇用雇佣军团中最臭名昭著的布列塔尼人，其额外的动机是将他们从阿维尼翁郊区撤走。他们于1376年5月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伦巴第，用受到红衣主教使节祝福和奉祭的长剑将恐怖传遍意大利。可是，他们未能占领教皇国的要地博洛尼亚，并且被佛罗伦萨人数次击败，这令其雇主怒不可遏。红衣主教罗伯特怀着遭到挑衅的征服者的愤怒，决心通过暴行树立榜样，并在位于拉文纳（Ravenna）和里米尼（Rimini）之间一座靠近东海岸的城市切塞纳找到了机会。当驻扎在那里的布列塔尼人四处夺取粮草却不支付费用时，他们激起了市民的武装反抗。红衣主教罗伯特凭着自己红衣主教的帽子庄严发誓会宽大为怀，说服切塞纳人放下武器，并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赢得他们的信任：要求50名人质，然后立即释放他们，作为善意的证明。随后，他从附近的一座城镇调来包括霍克伍德在内的雇佣军，下令实行一场总屠杀，“为的是实施正义”。当有人提出异议时，他固执己见，叫嚣说：“Sangue et sangue!（血流得越多越好！）”这就是他所说的正义。
他的命令得到执行。从城门于1377年2月3日关闭后的3个日日夜夜，士兵们大开杀戒。“所有街区都尸横遍野。”数百人在试图逃跑时，溺死在护城河中，被无情的刀剑从背后刺穿。妇女被掠走奸淫，儿童被索要赎金，屠杀过后是抢劫，艺术品被毁，手工艺品成了垃圾，“带不走的东西，他们就一把火烧掉，使之无法使用，或推倒在地上”。死亡人数在2500人至5000人之间。8000名难民从那座遭到浩劫的城市逃往里米尼寻求救济。一代人之后，伟大的宣教者锡耶纳的贝纳迪诺（Bernardino of Siena）仍用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令观众不寒而栗。
据说，“并非完全不顾名誉的”霍克伍德将1000名妇女安全地送至里米尼，并允许一些男人逃走。还有报告说，当他的两名士兵为了一个修女开展争斗时，他执行了所罗门王威胁要使用的解决方式，将修女劈成了两半。可是，总的来说，相比屠杀，他对金钱更感兴趣，所以在切塞纳大屠杀后不久，他便放弃了迟迟得不到报酬的教皇的雇用，接受了佛罗伦萨和米兰提供的更有利可图的契约。为了使对这支伟大的雇佣军永久地为己所用，贝尔纳博·维斯孔蒂将自己与一个宠爱的情人生下的私生女以一万弗罗林的嫁妆嫁给了霍克伍德。一个拥有36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的君主的政治资源是十分广大的。
在其后20年的余生中，霍克伍德过着富裕而受人尊重的生活，被市政府选为佛罗伦萨队长，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几乎所有城邦国家都为其服务付费，或是为了免遭劫掠而付费。他给意大利遗留下了功成名就的掠夺者的榜样，鼓励了意大利的雇佣队兵——雅各布·德尔韦尔姆（Jacopo del Verme），马拉泰斯塔（Malatesta），科莱奥尼（Colleoni），斯福尔扎（Sforza）——他们很快便会取代那些外国队长。
因“嗜血成性”和“切塞纳的刽子手”而在意大利家喻户晓的日内瓦的罗伯特从未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或寻求谅解。市民们一提到他，就像利摩日人提到黑王子时一样咬牙切齿。他响彻全意大利的诉诸恐怖的行为，并没有提升教会的权威。一位博洛尼亚的编年史作者在提及这次大屠杀时写道：“民众不再相信教皇或红衣主教，因为这些都是粉碎一个人的信仰之举。”
与此同时，教皇将佛罗伦萨逐出了教会，邀请非佛罗伦萨人去掠夺那些被放逐者的商业贸易。佛罗伦萨的商队可能会遭到掠夺，债务收不上来，顾客不信守契约。佛罗伦萨的报复是剥夺教会财产，强迫当地教士不顾禁令，开放教堂。民众的情绪异常高涨，竟将领导此策略的八人委员会称为八圣徒，于是，与教皇的冲突在意大利编年史中被称为“八圣徒之战”（War of the Eight Saints）。
到现在，双方都有理由希望终止战争。除了对佛罗伦萨的灾难性影响外，被开除教会也对该同盟产生了各种影响。使意大利城邦的多个竞争对手长期协调一致是不可能的。对于教廷而言，从阿维尼翁保持对教皇国的控制权同样是不可能的，当佛罗伦萨向罗马提出让罗马加入联盟的诱惑时，又平添了一种新的危险。格列高利及其前任都很清楚，教廷回归故地是十分必要的。他身边的喧闹声加重了此召唤的力量。
自1376年6月起，锡耶纳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Siena，她将在死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被封为圣徒，并最终与圣方济各一起被提名为意大利的保护圣徒）便在阿维尼翁力劝教皇通过重返圣座的方式发出改革教会的信号。她时年已经29岁，因其恍惚出神、欣喜若狂的状态而受到尊敬，再加上她还声称，自己于领圣餐后的心醉神迷中得到了基督位于双手、双足和心窝上的5处圣伤。虽然这些圣伤只有她自己才看得见，可她的名声大振，以至于佛罗伦萨委派她充当大使，与教皇商讨和解及解除禁止事宜。凯瑟琳自己脑海中的更大使命是通过她与上帝和耶稣的完全融合，通过一个净化的、焕然一新的教会来充任全人类的使徒。她的权威是直接对她说话的上帝的声音，它们被保存在口授给其秘密信徒的《对话》（Dialogues）中。这些信徒相信，“因为圣父上帝通过与最光荣、最神圣的处女锡耶纳的凯瑟琳心灵交谈的方式亲自授权……她会在一段时间里陷入狂喜状态，切切实实地听到了上帝在她心中所说的话”。
在恍惚出神的背后是斋戒以及剥除睡眠和舒适的极端严苛的行径。这样的行为越是极端，一个人就越会使自己与物质生活相脱离。（据拉·图尔兰德里所言，“一日一餐是天使的生活，一日两餐是普通男女的正当生活，一日三餐以上是牲畜的生活”。）据报道，凯瑟琳几乎只以一点儿生莴苣为生，如果被迫吃东西，她会转过头去，将她咀嚼的东西吐掉，她胃部有任何食物和液体的残留都会使她呕吐。她7岁时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幻觉，从那时起便实行起苦行，这也许与她作为23个孩子中的最年幼者不无关联。在那之后，她固执地将自己与一个以染色工为业的大家庭的世俗骚动隔绝开来，将自己的处女之身奉献给基督。
那种结合的幻觉对凯瑟琳而言十分真实，正如它们对于许多通过进入宗教生活来逃离其婚姻束缚的妇女一样。凯瑟琳写道，基督“不是凭借一枚银戒”确认了与她的订婚，“而是使用了一枚取自其神圣血肉的戒指，因为当他在行割礼时，就有一枚这样的戒指从他神圣的身体上取下”。一位来自贵族家庭的多明我会修女在凯瑟琳20岁时教会了她读书识字，于是凯瑟琳将雅歌读了一遍又一遍，在其祈祷中不断重复那位新娘的叹息：“希望他用唇来亲吻我”，而她得到的回馈是，耶稣向她现身，并赠予她“一个使她充满了难以形容的甜蜜的亲吻”。在她持久的祈祷在“完美的信仰”中得到固定并成为拯救有罪灵魂的工具时，耶稣在一个典礼上迎娶她为新娘，主持那场典礼的是他神圣的母亲，出席者有圣约翰、圣保罗和圣多米尼克，大卫则用竖琴奏出音乐。
作为多明我会的一位第三级即非隐居成员，凯瑟琳投身于救死扶伤，救助犯人、穷人和病人，照看1374年的瘟疫受害者。在这场瘟疫中，她的两位兄弟姐妹和8个侄子侄女先后死去。在一个极端时期中，她曾从一位住院病人的癌痛伤口处吸脓，仿佛是在将与基督伤口直接接触的神秘强调付诸行动，以此作为精神体验的来源。
用与凯瑟琳同时代的德国神秘主义者约翰尼斯·陶勒（Johannes Tauler）的话来说，“将嘴压在耶稣的伤口上”是十分必要的。从伤口、荆棘、鞭打处流出的鲜血令狂热者痴迷。它是种可以清除罪恶的圣浴。喝下它，用它来洗涤灵魂是种救赎。陶勒详述了这个长期萦绕在他脑海里的主题，竟致觉得自己一定曾亲身经历了那个场景。他数了鞭痕的数量，知道耶稣曾被紧紧地捆绑在柱子上，以至于鲜血从他的指甲中喷了出来；皮鞭先是落在他的背上，然后落在他的胸口上，直到他皮开肉绽。圣布丽吉塔在其启示中看到了他行走时血淋淋的脚步，而当他被戴上荆棘冠冕时，“他的眼睛、耳朵和胡子如何鲜血直流；他的下颌扩大，嘴巴张开，舌头肿大，鲜血淋漓。他的腹部内吸，紧贴脊骨，仿佛他不再有内脏似的”。
凯瑟琳在提及自己的新郎基督时，几乎鲜不提及鲜血——“羔羊之血”“血的钥匙”“充满永久神性的鲜血”“饮下耶稣心中的鲜血”。句句有Sangue，Sangue和dolce（血与甜蜜）是她最喜欢使用的词汇。由于没有用笔的束缚，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就连她忠实的告解牧师、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和未来的多明我会领袖加普亚的雷蒙德（Raymond of Capua）有时都会在那千篇一律的语言洪流中陷入昏睡。凯瑟琳有那么多的言论被保留下来，要感谢中世纪抄写员逐字逐句记录那个时期冗长演讲的令人惊讶的本事。演讲通常都充满了重复，好让听众有时间吸收所说的内容。信息和学习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于倾听传令、布道、演讲和大声的朗读，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在印刷时代之前，抄写员都经过严格训练，以便记录下那以后的任何时间的言论。
随着有关凯瑟琳的幻觉和斋戒传言的传播，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进入恍惚之中的她。处于狂喜间隔期的她有着世间的心境和温暖人心的常情理智，这时的她会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使臭名远扬的恶棍悔过自新，虔诚信仰基督。她需要名望和虔诚的信徒，对于这些信徒而言，她就像母亲一样，她召唤他们走向她，就像她所说的那样，“就如一位母亲将孩子唤至胸前”。他们反过来称她为Mamma（妈妈）。从1370年起，她越来越多地参与进公众生活中，在充斥着政治和精神建议的信件中向统治者、高级教士、城镇委员会和个人发出忠告。
她的影响在于她绝对确信，上帝的意愿与自己的意愿完全一致。“按上帝和我的意愿行事！”她在一封督促十字军东征的信中命令查理五世说。在给教皇的信中，她用同样的口吻写道：“我要求……你发起对不信基督者的战斗！”“神圣而甜蜜的十字军东征”是她仅次于改革的反复论说的主题，格列高利本人在其任期内的所有信件中都在提倡十字军东征，这不仅是为了抵御土耳其人，而且将其作为调和法兰西与英格兰的关系、将雇佣军引出欧洲的手段。尽管凯瑟琳呼吁国内和平，大声疾呼“唉，唉，和平，和平，为了上帝……”，可她又恳求所有君主像过去一样热心地加入对不信基督者的战争。对她而言，十字军东征本身即具有一种值得赞扬的宗教价值。使上帝的荣耀发扬光大是基督教徒的责任，其拥护者越是像凯瑟琳和菲利普·德梅齐埃那样诚恳热烈，他们对战争的号召便越慷慨激昂。
“当个男子汉，神父，站起来！……不要渎职！”她恐吓教皇说。霍克伍德也得到了同样的告诫，让他反对基督的敌人，而不是用悲惨和毁灭来折磨意大利。在一封由爱德蒙主教亲自递交的致“佣兵队长乔瓦尼先生”的信中，她写道：“因为你那么乐于发动战争，英勇战斗，所以我甜蜜地恳求您，不要再对基督教发起战争，因为它违背了上帝的意愿。”相反，她告诉他，去跟土耳其人作战，以便“避免成为魔鬼的仆从和士兵，这样你也许就会成为一个男子汉和真正的骑士”。
凯瑟琳最喜爱的劝告就是：“当个男子汉！”在凯瑟琳的奉献中，圣母几乎不大出现，她所有的激情都被圣子所吸引。不过，在人世间的事务中，她常常会呼吁女性的影响，不是给贝尔纳博·维斯孔蒂写信，而是给他意志坚定的妻子雷吉娜写信；不是给匈牙利国王写信，而是给他占统治地位的母亲波兰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Poland）写信。在给她想象中的十字军领袖德安茹公爵的信中，她请求（众人中的）他看轻现世的快乐和浮华，使自己在圣战中与耶稣的十字架和激情相结合。当她亲自拜访他与公爵夫人时，其野心之一是准备充当十字军领袖的公爵接受了那一使命。
在阿维尼翁，她受到淫荡的氛围和“罪恶的臭气”的压制，被那些出身高贵的贵妇的好奇心所压制。这些贵妇对她的肉体又是戳又是掐，以便验看她在圣餐之后的恍惚入神，甚至用长针刺她的脚。她称呼教皇为神圣的或挚爱的父亲，或“最甜蜜的孩子”（dolce babbo mio），对于他，她会在长篇累牍的信件中，当着众人或在私人会面中，滔滔不绝地谈论她的全部主题。在此期间，加普亚的雷蒙德会充当翻译，因为凯瑟琳说的是托斯卡纳方言，而教皇说拉丁语。她要求他从通过任命称职的牧师进行改革着手，让他不要依靠武器而是依靠仁慈和宽恕给意大利带来和平，让他不是带着武装卫队和刀剑而是像受祝福的羔羊那样手执十字架重返罗马。“因为在我看来，神圣的善正在将狂暴的恶狼变成羔羊……我将带着羞愧的他们进入你的怀抱……哦，神父，为上帝之爱带来和平！”
在她那个时代由“狂暴的恶狼”带来的所有苦难以及对宗教改革的所有渴望都通过她的声音得以表达。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宗教改革意味着解除教会的敲诈勒索。在1372年的德国，教皇的收税人被抓了起来，殴打致残，下入监狱，有的甚至被勒死，而科隆、波恩（Bonn）和美因茨的教士则发誓，他们本人不会支付格列高利要求的什一税。在饱受雇佣军蹂躏的教区，什一税使牧师们穷困潦倒。许多牧师扬长而去，留下无法举办圣餐和圣礼的村子，听任空荡荡的教堂日渐腐朽或是用作牲口棚。一些牧师去干酒馆老板、马贩子或其他对于教士而言因不体面而不允许干的工作以贴补其菲薄的薪俸。
在上层社会，财产和世俗官职吸引着高级教士，使他们无暇顾及其主教教区。因为教会可以向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提供一份既有权又有钱的职业，所以许多进入教会的人都更关注物质的而非精神的回馈。“对上帝的畏惧被扔在了一边，”布丽吉塔在罗马哀叹道，“替代它的，是金钱的无底洞。”她说，全部十戒都缩减为一戒：“把附近的钱都带过来。”
意识到其过失的教会发布了源源不断的教令，谴责亵渎的着装、纳妾行为、缺乏热忱，但它与恺撒之事紧密相关，若不摧毁其既得利益，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加以改革。它变得十分依赖在阿维尼翁的流放者中的财政体系，虽然人人都知道改革的必要性，但等级制度必定会依照其本质行事，拒绝改革。就连清醒时刻的凯瑟琳也知道改革不可能从内部进行。当雷蒙德神父在听说有关教会的新丑闻而禁不住流下眼泪时，她对他说：“现在别哭，因为有你哭的时候”，因为在将来，不仅俗人，就连神职人员也会起而反对教会。她说，只要教皇尝试改革，高级教士们就会做出抵抗，于是教会“将被一种异教徒的祸害所瓦解”。
凯瑟琳本人从不信仰异端，从不大失所望，从不俯首帖耳。教会、教廷、教职、多明我会就是她的家，它们的圣洁是她的基石。她斥责它们，但打心眼里信仰它们。教士们的不抱幻想本身就会导致大异端的产生，如威克利夫和下一代的扬·胡斯（Jan Hus）。
凯瑟琳的呼吁给了格列高利以力量，使他抵制住了由法国国王和反对将教廷迁回罗马的红衣主教们所施加的压力。查理五世坚称“罗马只不过是教皇恰巧待过的地方”，并派自己的兄弟安茹公爵和勃艮第公爵去劝阻教皇。红衣主教们也做出了同样的努力，反对他在正值“被一场摧毁整个世界的战争弄得长期势不两立的”法兰西国王与英格兰国王举行需要他帮助的和平会谈时前往罗马。格列高利不为所动。尽管预感到形势严峻，但他深信，只有他的存在才可为教廷保住罗马，而当罗马答应，只要他回去，它就表示服从时，他便再也等不下去了。
他不顾其法国出身所承载的全部期望和孱弱的身体，于1376年9月出发，尽管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如同警告般地毁坏了他的船只。在最后一刻，他年事已高的父亲纪尧姆·德博福特伯爵（Count Guillaume de Beaufort）以当时的那种不加约束的身体姿态，匍匐在儿子面前，恳求他留下来。格列高利跨过父亲，嘴里不孝地低声念着赞美诗：“书上写着，你当脚踩蝰蛇，踏平蛇怪。”他的一位经陆地前往的主教写道：“哦，上帝，要是大山移动，挡住我们的去路，那该多好。”
由于罗马地区的不安全性，他直到1377年1月才进入罗马，15个月后，在1378年3月，格列高利逝世。在此期间，他像自己的前任乌尔班五世一样在意大利的政治骚乱中苦苦挣扎。在困难和不停地吵嚷着要返回阿维尼翁的法国红衣主教的包围之下，据说他同意回去，但因为感觉到了死亡的逼近，所以故意拖延，好死在罗马，这样一来，新教皇的选举就应该在那里举行，从而将教廷留在它属于的地方。他的令人尊敬的意图促成了将彻底毁灭中世纪教会的危机。
教廷分裂与教义或宗教问题毫不相干。16位红衣主教出席了罗马的教皇选举会议，其中一个是西班牙人，4个是意大利人，还有11个属于两个敌对的法国教派：利穆赞派（Limousins）和高卢派（Gallicans）。既然法国的两个教派都不打算从另一个教派中选出一个教皇，便发生了紧锣密鼓的投票游说，其中，高卢派的领袖日内瓦的罗伯特早在格列高利去世之前便已十分活跃。当任何一位红衣主教都无法获得必不可少的2/3的多数票时，与会者共同的意见是，找一个局外人作为折中候选人，他要确保两个法国教派谁也不会压倒谁。此人就是巴尔托洛梅奥·普里尼亚诺（Bartolomeo Prignano），巴里大主教（Achbishop of Bari），法庭的副大法官，那不勒斯人，出身卑微，个头矮小，肥胖结实，皮肤黝黑，工作勤奋，表面谦和。由于他曾在阿维尼翁长期服务，法国的两派都认为他是个易于掌控的被保护人。尽管他强烈反对僧职买卖和腐败，具有意大利南方人的易激动的脾性，但红衣主教们认为，社会地位要低于他们的他是可控的，最重要的是，他会顺从地返回阿维尼翁。
由于格列高利之死，罗马市民终于看到了一个终止法国教皇统治的机会，于是向梵蒂冈派出了一个由重要市民构成的代表团，督促它选出一个“意大利籍的高尚之人”，尤其是一个罗马人。这个选举团中有两个罗马人，一个是圣彼得大教堂的红衣主教泰巴尔代斯基（Tebaldeschi），他是个“善良的、圣徒一般的人”，但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另一个是红衣主教奥尔西尼（Orsini），人们又觉得他太过年轻，缺乏经验。他们的同事不想要他俩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是罗马人。
显然预计到了此次评分的困难性，法国的红衣主教们将自己的家眷连同其所有的财宝、餐具、珠宝、金钱、书籍以及教皇的财富都搬进了圣天使堡，并要求城市提供安全措施，确保公共秩序，保护他们免遭暴力和侮辱。不敢冒风险的红衣主教日内瓦的罗伯特穿上了一副铠甲；西班牙红衣主教佩德罗·德卢那（Pedro de Luna）口授了自己的遗嘱。因为红衣主教们未保证要选出一个罗马人，便有谣言传出，说一个被法国人左右的教皇将意味着教廷会重返阿维尼翁。公众群情激奋，在被“许多强壮的士兵和好战的贵族”围在中间的红衣主教们进入梵蒂冈召开教皇选举会议时，气势汹汹的人群聚集了起来。从窗户下传来平民的叫嚷：“Romano lo volemo!（我们要一个罗马人！）Romano! Romano!”被暴民处以私刑的已故的科拉·迪里恩齐和雅各布·范阿特维德的幽灵浮出了表面。
因为害怕自己的性命不保，红衣主教们不顾浑身颤抖的老红衣主教泰巴尔代斯基的抗议，让他戴上主教帽，穿上法衣，出现在教皇宝座上，仿佛他已被选为教皇，从而使他的同事们有足够的时间从梵蒂冈逃至城市外面有强兵保护的地方。当圣彼得教堂的钟声在冲撞和骚乱中响起时，人们发觉自己上当了。民众的尖叫声变成了“Non le volemo!”[1]和“处死红衣主教！”。有人抽出了宝剑，闯入教皇地窖的醉鬼们变得粗暴和喧嚣起来。
第二天，4月9日，红衣主教们宣布，选举巴里大主教为乌尔班六世，并在重兵保护下，于“怒目而视”之中，护送骑着一匹白色驯马的他依照传统骑行至拉特兰教堂。选举和即位通知被传达给了留在阿维尼翁的6位红衣主教，没有提及它在胁迫之下有可能失去效力的可能性。相反，在新教皇当政的第一周，红衣主教们将乌尔班的职位当成了一个既成事实，一股脑地向他提出常规的有俸教职申请，并要求他提拔自己的亲戚。
使乌尔班具有了超出那些出身高贵的红衣主教之上的权威的教皇权力立即冲昏了乌尔班的头脑。他从一个完全没有准备登上教皇宝座的卑微的、不引人注目的官吏，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执拗的、给僧职买卖带来灭顶之灾的人。他这样做，并不是受到了宗教热诚的驱动，而仅仅是出于对特权的仇恨和嫉妒。他公开严惩怠工、奢侈、淫乱的红衣主教，禁止他们占据或出售多个有俸教职，禁止他们接受年金、钱财礼物和来自世俗资源的其他好处，命令教皇司库不得按照惯例支付给他们来自有俸教职的一半的收入，而是用它来重建罗马的教堂。更糟糕的是，他命令这些教会的君主将其餐饮缩减至一道大菜。
他不讲策略、不顾体面地痛骂他们，他的脸因为愤怒而胀得像猪肝一样，声音嘶哑刺耳。他用粗鲁的恶意抨击和“放屁！”和“住嘴！”之类的叫喊打断他们。他称红衣主教奥尔西尼为sotus（笨蛋），赶上去想打利摩日的红衣主教，幸亏被日内瓦的罗伯特拦了下来，后者把他朝后推去，嘴里叫着：“圣父，圣父，你在干什么？”他指责亚眠的红衣主教在充当英法两国的中间人时收取双方的钱财，拖延不和好让自己赚个盆满钵满，使得那位红衣主教站起身来，用“难以形容的傲慢”称教皇为“说谎者”。
被刚愎自用冲昏了头脑的乌尔班没头没脑地开始插手那不勒斯的世俗事务，宣布这个王国统治不力，因为其统治者乔安娜女王是个女人，并威胁说要将她投到修道院，或是罢免她，因为那不勒斯作为教皇的封邑，没有交纳相应的贡物。他带着恶毒的心思从事的这种全无必要的争吵为他的敌人提供了基础。
让乌尔班爬到自己脑袋上的那些人的感觉可能无法找到恰当的形容。有些人觉得，权力带来的利令智昏使得教皇furiosus et melancholicus——简言之，就是疯了。暴怒和侮辱也许一直就有，但不会干扰税收和特权。当乌尔班断然拒绝按照原有的安排返回阿维尼翁时，危机悄然而至。红衣主教们甚至不愿像以往对待一个难管束的教皇那样，试试任何让他签署“放弃”其权威的协议的折中办法，而是决定执行废除他的致命过程。由于没有因不称职而驱逐一位教皇的程序可循，他们的计划是宣告此选举无效，理由是它是在暴民的暴力胁迫之下做出的。毫无疑问，当他们选举乌尔班时是受到过威胁，但同样清楚的是，他们在听到威胁之前就已经决定要选他了。
一场无效选举的第一个暗示于1378年7月流传开来，红衣主教们开始通过那不勒斯王国的一个贵族丰迪公爵（Duke of Fondi）聚集军事支持。与此同时，罗马人及其武装力量集结在乌尔班周围，他因为拒绝返回阿维尼翁而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他通过与佛罗伦萨达成和平协议、解除禁令、使百姓欢欣鼓舞的方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的带着橄榄枝的信使只这一次使教皇深受佛罗伦萨人的欢迎。条约正在起草。红衣主教们在曾与库西在瑞士并肩作战的西尔韦斯特·布代斯的布列塔尼雇佣军的护卫下搬出了罗马，前往教皇位于阿纳尼的夏季行宫。在这里，他们于8月9日发布了一则致全体基督王国的通告，宣布乌尔班的选举无效，理由是，他们是在听到“喧嚣而可怕的声音”时因为“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才进行了那一选举。在宣布圣座空置后，他们预先拒绝了任何由促进基督教不同教派大联合的委员会所做出的仲裁，理由是只有教皇才能够召集会议。在进一步的公告中，他们正式向乌尔班发出诅咒，说他是“反基督者，魔鬼，叛教者，暴君，骗子，凭武力当选者”。
废除教皇是种宿命之举，因为很难想象，红衣主教们会主张教廷分裂。相反，他们行动时深信，通过全体退出元老院，他们就可以迫使乌尔班辞职，最坏也是通过武力罢免掉他。在一场力量测试中，充当其军事武装的布代斯的连队已经在7月的一场小冲突中战胜过教皇的罗马支持者。
红衣主教们的首要动机是确保查理五世的支持。法兰西国王收到的所有信息都对乌尔班大大不利，而国王的政治利益无论如何都与红衣主教们相一致。他于9月11日召集了一次由高级教士和法学博士、神学家参加的会议，听红衣主教的使节陈述他们的情况。在考虑了两天之后，会议清醒地建议国王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就“如此高级、危险和令人怀疑”的问题急于做决定。如果这是种推诿的话，它也是个查理未加遵循的深思熟虑的警告。尽管他在表面上什么也没做，可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他必定传达了支持红衣主教们的保证——他一生中的重大决策失误。
在做了进一步的法律准备并致力于获得巴黎大学的赞同（它并没有到来）后，红衣主教们转移至位于那不勒斯境内的丰迪，并于9月20日召开了一次教皇选举会议，从其自己的成员中选出一位新教皇。在当下的环境中，想要寻找一位强劲而果决之人的他们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选择。那个在同一天被选出、登基、加封为克雷芒七世的人的就是日内瓦的罗伯特，“切塞纳的屠夫”。
一位反教皇的选举必定是分裂性的，教廷的利益也许一直被认为是要求一种尽可能为意大利人所接受的选择。选出一个被意大利各地所恐惧和厌恶的人表明了一种几乎与乌尔班的行为同样疯狂的权力方面的傲慢自大。也许到这时，14世纪尚不十分健全。如果得到启蒙的自我利益是心智健全的标准的话，那么用米什莱的裁决来说，“没有哪个时代比它更疯狂得自然而然”。在法国人的统治下，红衣主教团完全不顾及意大利人的感情，并且他们对以改革之名减少税收是如此畏惧，就连3个[2]意大利红衣主教也心照不宣地对投票表示赞同。这是被放逐者在阿维尼翁的最终成果。只有一种深刻的物质主义和愤世嫉俗才有可能允许将日内瓦的罗伯特置于圣保罗教堂的宝座上。改革者的抱怨不可能有更具说服力的证明。
“噢，不快乐的人！”凯瑟琳叫道，说出了人的心声，“你们本该用教会的乳汁养育自己，成为她花园里的花朵，散发甜蜜的芬芳，成为支撑教皇及其言辞的栋梁，像明灯一样照亮世界、普及信仰……你们是世上的天使，却转向了魔鬼的道路……原因是什么？自私的毒药毁灭了世界。”如果说她丰富的想象是混乱交杂的，它也是对教会中的大人物感到敬仰的方式和与此相应的背叛感。伴随着时常突破其语言狂想的天生常识，凯瑟琳绝不相信红衣主教们说他们是在胁迫下选出乌尔班的声明。
乌尔班根本没有辞职，而是在一周之内创建了一个全新的红衣主教团，并雇用了由第一位意大利用兵队长阿尔贝里戈·达巴尔比亚诺（Alberigo da Barbiano）带领的雇佣军，依靠武力来维持他的皇座。与教廷分裂分子的战争给了凯瑟琳一份新的神圣事业。“新的殉道者现身的时候到了。”她鼓励乌尔班，“你是你家族的第一人，你将摘取多么伟大的硕果！”情况得到了最初的证实。在一场与对手在西尔韦斯特·布代斯和克雷芒的侄子蒙茹瓦伯爵（Count of Montjoie）指挥下的军队的交战中，乌尔班的军队大获全胜。他们重新夺取了天使堡，俘虏了两个敌方队长，结果是，克雷芒不得不逃离罗马，在那不勒斯的乔安娜那里寻求庇护。可是，民众对他是如此憎恨，他们高喊：“处死反基督者！处死克雷芒和他的红衣主教！如果女王保护他们，就处死女王！”于是他被迫离开。因为在意大利没有任何安全的容身之地，他于1379年4月带着红衣主教们重返阿维尼翁。
由于一个教皇和红衣主教团在罗马，另一个教皇及红衣主教团在阿维尼翁，教廷分裂现在成了可怕的事实。它将变成一个困苦不堪的世界的第四种灾祸——继战争、瘟疫和自由连队之后。自从丰迪选举以来，每个最高权力都选择了支持一方，其结果通常是，在统治者与教士之间或教士与平民之间产生了分歧。查理五世于1378年11月正式承认克雷芒，出台一则公告，禁止王国中的任何人，无论是教士还是俗众，尊奉乌尔班。他拒绝一个促进基督教不同教派大联合的委员会按照巴黎大学的建议所做的安排，因为他不想要一个也许会证明是在与法国利益作对的解决方案。深陷困境的大学被迫顺从。
自然而然地站在法国和法国教皇对立面的英格兰保持了对乌尔班的忠诚，苏格兰自然站到了另一边。佛兰德斯虽说是法兰西的封邑，却站在乌尔班一边，这主要是因为，佛兰德斯伯爵在战争中遵循的是支持英格兰的政策。查理四世皇帝死得恰逢其时，避免了做出决定，但他的儿子和继任者温塞斯劳斯虽说最近才在巴黎得到盛情款待，却宣布支持乌尔班，并将帝国的大部分带了过去，只有像与法国密切相连的艾诺和布拉班特这样的地区除外。新皇帝所采取的立场，以及匈牙利、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步其后尘的立场，令查理五世大失所望，他本以为自己的决定会使其他君主随其波而逐其流，使乌尔班被孤立并被迫辞职。
查理的老盟友卡斯提尔国王唐恩里克也在站边之前死去，而他的儿子胡安一世（Juan I）虽说被查理五世施以重压，要求他支持克雷芒，可他却宁愿保持“中立”，他说，尽管忠于法国同盟，可他也不能迕逆其国民的道义之心。他写道，普通民众、贵族、教士、博学之人都是乌尔班的支持者。他尖锐地质询查理：“政府，或聪明的君主，何曾战胜过公民有理有据的道义之心？压制自由的灵魂会得到怎样的惩罚？”在西班牙的不稳定状态超出了常态的任职期间，胡安一世时不时地发出有关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关系的认真思考。不幸的是，查理已经证明，他确实能够挫败“公民有理有据的道义之心”。阿拉贡的佩德罗四世（Pedro IV）也曾试图采取中立这一庇护所，但在教廷分裂中的中立是种幻想。政治压力迫使西班牙国王，最终还有葡萄牙国王，都选择了克雷芒。
遭否认后的乌尔班的行为变得较以前更野蛮、更失去理性和更难以控制。他因那不勒斯的乔安娜支持克雷芒而开除了她的教籍，宣布将其罢黜，而扶持她的众多觊觎王位的亲戚之一，都拉佐的查理（Charles of Durazzo）。乌尔班从此使自己的教廷陷入了一场冷酷无情的冲突之中。他与锡耶纳的凯瑟琳就此问题发生了争执，而当她不久之后于1380年死于心甘情愿的贫困时，他失去了自己阵营中一向最温暖的声音。他竭尽所能地扶持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他的侄子弗朗西斯科·普里尼亚诺（Francesco Prignano），而当都拉佐的查理拒绝授予这位侄子以某种恩惠时，乌尔班诉诸了武力。在被都拉佐的查理包围时，教皇一天上了4次城垛，宣布开除包围者的教籍。如果说他之前还没有疯的话，那么红衣主教们现在的挑衅已使他精神错乱。
在他的狂乱与仇恨心的日益离间下，乌尔班的两位红衣主教背叛了他，跑到了克雷芒的阵营，但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他们宁可留在乌尔班身边，也不愿接受回归法国统治的状态。受累于一个发疯教皇的他们计划成立某种摄政委员会来控制他，同时对他进行保护性的监护，但乌尔班获知了这一阴谋，逮捕了6个涉事的红衣主教。一位在窗下走来走去的观察者报告说，当红衣主教们被严刑拷打以榨取其对阴谋的供认时，乌尔班却一面听着受害人的叫喊声，一面大声地诵读自己的每日祝祷书。5位红衣主教因阴谋罪而被处死。第六位是位名叫亚当·伊斯顿（Adam Easton）的英格兰红衣主教，因查理德二世的干预而活了下来，成了自己的所见所闻的证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乌尔班变得像他的对手一样令人仇恨和遭人挞伐。神圣教会有这样两个人把握其领导权，似乎上帝有足够的理由后悔其在地球上的落户了。
在这个世纪所有可预知的“前所未闻的邪恶和不幸”中，教廷分裂对普通人思想的影响最为有害。当每个教皇都将另一个教皇的追随者开除教籍时，谁能够保证会得到救赎？每个基督教徒都发现自己处于这个或那个教皇的诅咒惩罚之下，却又没法确定自己尊奉的那一位是真正的教皇。人们也许会听说，自己牧师提供的圣餐是无效的，因为他是由“另一位教皇”任命的，或者用于洗礼的圣油是不圣洁的，因为它受到了一位“分裂教派”的主教的祝福。在有争议的地区，有可能会任命两个主教，每个都会举行弥撒，宣布另一位主教的仪式是亵渎神明的。在不同国家的同一个宗教教团也许会效忠于不同的教皇，它的修道院会有两个相互竞争的院长主持，修道士们因冲突而分裂。当事情像在佛兰德斯那样，政治与经济的敌对状态使得一座城市与克雷芒支持的法国结盟时，忠于乌尔班的人因惧怕生活在反基督者的统治之下，纷纷放弃家园、店铺和生意，搬往持有“正”念的主教教区。
尽管制造教廷分裂的不是宗教问题，但一旦分裂成为一个既成事实，教派成员就会被成为后来的宗教战争之标志的同样的仇恨所分裂。在法国的奥诺雷·博内特（Honoré Bonet）眼中，乌尔班似乎是颗正在陨落的星辰，是手持圣约翰的天启幻象中的“无底洞”的钥匙的人。从洞中腾起的遮云蔽日的“大熔炉的浓烟”正是让教廷暗无天日的教廷分裂。与之相伴的“蝗虫和毒蝎”是“变节的”罗马人，他们借助于威吓教皇选举团，促成了错误的选举。
自从教皇的收入被砍半之后，分裂的财政影响是灾难性的。为了维持每个教廷免于破产，僧职买卖变本加厉，有俸僧职和晋升之途在压力之下被出售，对各种各样的精神豁免的索价水涨船高，正如衡平法院向法庭需要的每份卷宗都要收税一样。作为宗教改革运动之火种的特赦的兜售在经济上变得极为重要。改革未行，弊端横生，这进一步破坏了信仰。依照《查理六世统治时期的编年史》（Chronicle of the Reign of Charles VI）的作者、圣丹尼斯的僧侣的记载，当一位法国主教或修道院院长逝世时，阿维尼翁的收税人会像秃鹰般降临，借口要弥补拖欠的教士的什一税，将其物品和陈设一并卷走。“在每个地方，上帝的仪式都遭到忽视，忠诚的奉献越来越少，王国被榨干了金钱，教士们四处流浪，被悲惨的境遇所压倒。”
每位教皇的使节都不再为英法间的和平而努力，而是公开地为这一方或那一方服务，因为每位教长都在寻求军事支持以消灭对手。与此同时，他们的相互谩骂和围绕教会实体的不光彩斗争使基督教王国每况愈下。教会被拉扯向不同的方向，令那位圣丹尼斯的僧侣悲叹不已，“就像在放荡场景中看到的一位妓女”。她成了“全世界人的讥讽主题和嘲笑对象，人们每天都在编造有关她的歌谣”。
查理五世较其他任何人都该为允许教廷分裂的发生担负责任，因为如果没有法国的支持，克雷芒就不会有立足之地。他刚当上教皇，便通过将从法国教士身上收取来的税收的1/3授予国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最终，查理的选择将摧毁他为恢复法国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一心只想着重新得到一个受法国人影响的法国教廷的他一直假设，他的候选人可以强行上岗。虽然有智者之名，可他还是未能免于统治者的职业病：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控制事态的能力。
谁都不会像国王的兄弟安茹公爵那样热情洋溢地支持克雷芒，因为他有自己的野心。公爵在听说克雷芒当选的那一刻，便将这一消息传遍了图卢兹的大街小巷，与之相伴的，是在大教堂举行的弥撒和在所有教堂唱响的感恩赞美诗。他把新教皇说成是一个“关系密切的亲戚，像我一样，是法兰西家族的后代”，命令朗格多克尊奉新教皇，为红衣主教们送去钱财，派出使节在佛罗伦萨、米兰和那不勒斯寻求支持。当克雷芒被乌尔班打败，丢失了意大利时，他向安茹申请军事支持。安茹的要价是一个王国。
根据他们之间于1379年4月17日在一份教皇诏书中得到确定的协议，安茹将夺回意大利的教皇国，并将其大部分留在自己治下（只有罗马和那不勒斯除外），成立亚得里亚王国（Kingdom of Adria），王国得名于将位于其沿岸的亚得里亚海（the Adriatic）。这个横跨亚平宁山脉的王国将包括费拉拉（Ferrara）、博洛尼亚、拉文纳、罗马涅地区（the Romagna）、安科纳边境（the March of Ancona）和斯波莱托（Spoleto）公国。它将是教廷的封邑，每年向教廷支付4万法郎的数额；安茹每3年将给教皇一匹白色骑用马，作为隶属关系的象征。教皇诏令明确表示，亚得里亚和那不勒斯永远都不应归一位统治者统治。安茹得到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延长期来集结财物和军队，但如果在两年之后的两个月中，他仍未领导进入意大利的征战，或派一位“能力卓越的将领”代替自己，这份协议便将失效。
亚得里亚是个空中楼阁。既然教皇的军队在所有战役中都从未成功地重新夺得对祖传遗产的控制权，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假定，一个法国君主将在他们的失败之地大获全胜。但从这时起，对自己权力的过高估计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了法国政策；抑制它的可行性越来越小。与此同时，克雷芒迫切需要安茹的帮助，以维护乔安娜女王在那不勒斯的王位，这是克雷芒在意大利的唯一基地。为了让他前来维护她的既得利益，安茹作为女王的远房亲戚，被提名为无儿无女的女王的继承人。通过提名同一个人来当未来的那不勒斯国王和假定的亚得里亚国王，克雷芒恰恰是在安排被他所禁止的单一统治者，但也许他从未预期安茹会两者兼得。在那不勒斯的召唤下，安茹的命运现在取决于意大利，不久，库西就会被拖到那里。
为了使法国公众拥护克雷芒，一旦王室政策坚定地支持他，那么所需要的就不仅仅只是法令而已。从1379年的4月一直到5月，在巴黎举行了一系列的公共集会，为的就是要加深贵族和市民对乌尔班选举无效性的印象。最近遭受了乌尔班打击的利摩日的红衣主教亲自前来讲述所发生的一切，并手捂着胸口，呼唤上帝、天使和圣徒们作为自己诚意的证人，发誓说红衣主教们是“在死亡的恐惧之下”为乌尔班投的票。相反，他说，克雷芒是在对于选举一个真正的罗马教宗所必不可少的正确而恰当的条件下做出的选择。继他之后，查理五世站起身说，所有有关接受克雷芒的谨慎踌躇现在都减轻了，因为很清楚，一个像利摩日的红衣主教这样具有权威和智慧的人是不会“因为爱或恨一个活着的人而诅咒自己的灵魂的”。在进一步的会议上，又有红衣主教以庄严的誓言证实了胁迫之说。
5月7日，当着国王、安茹和库西之主的面，当着其他领头的贵族、大臣、高级教士和神学专家的面，一个聚集于温森斯城堡的令人难忘的小组会达成了正式的一致意见。每位红衣主教再次轮流接受了国王的质询，宣称会凭着良心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以便廓清所有犹豫不决的怀疑想法，“巩固他们的信仰”。在那之后，与会者（虽然许多人心中深藏着烦恼）进行了一致的投票，支持新教皇。一周后，为了取悦公众，一场盛大的典礼在圣母院广场举行。在那里，还专门为此场合搭建了一个平台，好让得到德安茹公爵支持的四位红衣主教宣布克雷芒七世的出现，并宣布任何拒绝顺从的人为教廷分裂分子。
巴黎大学始终心有不甘。较少受世俗官员的折中方案之影响的神学大师不像主教们那样易于屈服。对于他们而言，圣彼得教堂的传承是件严肃的事。在来自王室的极端压力之下，他们于5月30日正式接纳了克雷芒，但顺从是闷闷不乐的，并非毫无异议，这是麻烦的先兆。两年后，在查理五世死后，所有4位教职人员通过了一份决议，支持一个终结教廷分裂的常务理事会，并呼吁王室召集这样一个会议。尽管召集的权威性是不确定的，但在教会的历史上，迄今为止已举行了15次此类会议，以便解决严肃的教义问题。大学1381年由一位神学教师让·鲁斯（Jean Rousse）发出的呼吁十分必要地专注于当时的摄政王德安茹公爵。公爵想要杀一儆百地让所有此类言论噤声，于是下令逮捕鲁斯，并将其打入夏特莱堡监狱。对于教士们和大学的冒犯引发了一起丑闻，当鲁斯的释放要以遵守安茹公爵禁止任何有关理事会或教皇选举的讨论的命令为代价时，这起丑闻仍甚嚣尘上。
在遭到疏远和灰心沮丧之余，首屈一指的神学博士们逃往罗马，加入乌尔班的阵营。其他人也纷纷离去。支持乌尔班的国度的学生和教员无法处于支持克雷芒者的管辖之下，于是离开前往位于意大利、罗马帝国和牛津的大学。一位即将离去的教师说，在法国，“知识之子已经历了一种衰落”。作为伟大的世界中心的巴黎大学的衰落由此开始。
在英格兰，教廷分裂将威克利夫带到了导致新教的转折点。刚开始时，他将乌尔班视为一位改革者，对他大表欢迎，但随着两位教皇的财政弊端变得更加罪恶昭彰，他逐渐认为，反基督者和教廷分裂都是一个腐化堕落的教廷的自然结局。他相信，自从教会允许用金钱来交换忏悔的那一刻起，其结果便只有一个：邪恶。在教廷分裂后，他对自内而外的改革感到绝望，于是在1379年得出一个激进的结论：既然教会无力进行自我改革，那它就必须在世俗的监督下进行改革。他现在将国王看作地球上的上帝的牧师，主教们从他那里获得权威，而通过他，作为教会守护者的国家可以强行推动改革。在战胜教会攻击那一理论的诋毁辱骂的过程中，威克利夫现在准备扫除整个教会的超级结构——教廷、等级制度、教团。已经否决了教会的神圣权威的他，现在到了开始否决其本质的时候——否决圣礼的力量，尤其是圣餐的力量。
在一种达于极点的异端邪说之中，他将救赎从教会这个代理机构转向了个人：“因为每个应当被诅咒的人都应当被他自己的愧疚所诅咒，每个应当被拯救的人都应当被他自己的美德所拯救。”不知不觉地，现代世界自此出现了端倪。
当威克利夫宣扬剥夺教会的世俗财产时，他拥有一些强有力的朋友，可当他否决圣职系统时，他的老主顾们由于害怕异端和地狱之口而纷纷撤离。1381年，一个由12位牛津大学的博士组成的委员会将宣布他的8个论点是非正统的，14个论点是异端的，将禁止他再作演进或布道。尽管他的声音沉寂下去了，但他的事业则通过英语《圣经》的传播而得到传播。整部经文100万字，其中有3/4都是由威克利夫及其弟子们从拉丁语翻译过来的，他们是在做一件危险的事：绕过牧师，打开直接通往上帝的道路。在农民起义之后的未来的激烈反应中，当罗拉德教派被当作颠覆之帮凶而备受侵扰之时，仅仅拥有一本英语《圣经》便可能使一个人犯有异端之罪，而抄写多部《圣经》则是冒险而勇敢之举。鉴于依旧存在的175部抄本以及必定已在迫害期间被毁坏和在数世纪的过程中失传了的抄本的数量，一定有数百本被辛苦而秘密地一笔一画地抄写出来。威克利夫死于1384年，而随着迫害的加剧，抗议的潮流也在地下奔涌。当扬·胡斯于1415年因异端邪说而被康斯坦茨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烧死在火刑柱上时，威克利夫的尸体也受命被掘出，并在同一时间烧毁。即使为教廷分裂所困扰，但教会依旧掌握着控制权。古老而著名的结构的开裂是缓慢的，而且要从内部开始，尽管它的正面依旧屹立不倒。
由于欧洲被两个教皇两极分化了，教会则因竞争者为争取世俗支持的斗争而被政治化了，所以教廷分裂每多持续一年，想要弥合它就变得愈加困难。所有有头脑的人都意识到了它给社会带来了多么大的破坏，并试图寻找重新统一的途径，但在教廷分裂中，就像在战争中一样，既有的敌意会使裂缝一直处于开裂状态。由巴黎大学和许多个人倡导的促进基督教不同教派大联合的委员会是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然而，作为对他们的至高无上的优越性的挑战，两位教皇都坚定不移地排斥它。基督教王国中的这道仇恨的裂缝还要持续40年。根据本世纪末的一个流行的说法，自从教廷分裂以来，没有一个人曾进入过天堂。
[1] Non le volemo，意大利语，意为“我们谁也不要！”。——译者注
[2] 第四个，也就是上了年纪的红衣主教泰巴尔代斯基，已经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