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England）是国王爱德华与王后菲莉帕的第二个孩子，也是最大的女儿，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她的为她着想的婚姻外交5次都未有结果。自最后一次失利后，时年19岁的她被允许独立生活，到1365年，她33岁，是个娇宠过度、刁蛮任性、大肆挥霍的公主，比昂盖朗·德·库西年长8岁。
婴儿时的她曾躺在华丽的摇篮中，摇篮镀金饰羽，塔夫绸衬里，铺着用670块毛皮制成的床罩，尽管她出生在6月。一位专职裁缝被指定给这个婴儿，为她做一件用卢卡丝制成的礼服，上面有4道“装饰品”，边缘缀着皮毛，为的是让她在母亲的relevailles，也就是生育后的首次会客时穿戴。王后为了这一场合穿了身绣以珍珠的红色和紫色天鹅绒礼服，斜倚在一张豪华的床上接待宫廷成员。这张床上铺着巨大的绿天鹅绒床罩，尺寸达7.5厄尔×8厄尔[1]，上面绣着满绣的手举英格兰和艾诺的盾形徽章的雌雄人鱼。她房间里的所有女士，以及她的全体家庭成员，上至大总管和司库，下至厨娘，都为了这一场合穿上了新衣。讲究排场是君王的职责。
王室最大的3个孩子——爱德华、伊莎贝拉和乔安娜——共同拥有其自己的家臣仆从，有自己的专职教士、乐手、一位贵族男主管和一位贵族女主管。伊莎贝拉有3个侍女，乔安娜有两个仕女，还有一众候补骑士、配膳室和仆役长的书记员、大厨、负责贮藏室和厨房的男仆、负责房间的男仆、运水工、送烛工、搬运工、马夫和其他仆从。她们用银器吃饭，睡在丝绸铺垫的床上，拥有毛皮缀边、金扣银线的深红色和灰色礼服。她们的衣橱为了国家盛典和圣诞节、复活节以及所有圣徒的节日而被一再塞满，每当这些时候，所有能负担得起的人都会穿起新衣。当伊莎贝拉和乔安娜骑着自己的小马从伦敦前往威斯敏斯特时，各自都有一位男仆负责牵马，她们的施赈随员行走在一侧，向穷人和新门监狱的囚犯分发救济品。当她们在10岁和9岁时，为了让她们出席一次比武大会，18名佣工在国王的兵器执掌者的监督之下，花了9天时间为她们绣礼服，在那一过程中用掉了11盎司的金叶。14世纪的物质生活在事无巨细的簿记中得到保留，这些羊皮卷上历历分列着直至最微小的事项。
到12岁时，伊莎贝拉的受宠地位的标志是，她拥有7个侍女，而乔安娜只有3个。据报告，所有7个侍女都曾在黑死病期间于1349年陪同伊莎贝拉抵达坎特伯雷出席一次比武大会，她们都戴着面罩，大概是为了预防传染，尽管这些措施并不能阻止她最喜爱的随侍德阙克斯福德女士（Lady de Throxford）的离世。奇怪地未受瘟疫影响的宫廷在1349年一如既往地举办了嘉德骑士团构思精妙的庆典，王后、伊莎贝拉和300位贵妇出席了马上长枪比武大会和庆祝活动。嘉德骑士团的女士们穿着与男人相同的礼服，上面绣着蓝色和银色的袜带和骑士团的箴言，这些装饰每年都由王室为其支付。
在伊莎贝拉3岁时，国王即提出让她与卡斯提尔国王之子佩德罗（Pedro）成婚，但商谈落空了，也许这是件幸事，因为这位未来的新郎后来赢得了“残酷的佩德罗”（Pedro the Cruel）的坏名声。乔安娜代替姐姐前去嫁给这位王子，却在半路上，于1348年在波尔多死于瘟疫。伊莎贝拉与布拉班特公爵之子的第二次婚配由于血缘关系而受到阻挠，正当教皇考虑特许时，她却与不情愿的佛兰德斯的路易（Louis of Flanders）订了婚，在众所周知的遗弃之前，几乎走到了圣坛前。两年后，国王爱德华未能圆满完成她与波希米亚的查理四世（Charles IV of Bohemia）的婚配，这位当时鳏居的皇帝已被选中但尚未被奉为神圣。
接下来便发生了伊莎贝拉的报复事件。1351年，在她19岁时，国王宣布她即将嫁予贝拉尔·德阿尔布雷（Bérard d’Albret），他的父亲是德阿尔布雷老爷贝拉尔艾兹（Bernard-Ezi），一位加斯科涅的大领主，也是爱德华在那里的主要副手。这是国王还是他女儿的选择不得而知。尽管不是一个统治家族，但德阿尔布雷家族是个势力广泛、权威赫赫的家族，同时效忠于英格兰和法兰西两者，爱德华非常愿意与之保持友好关系。在订婚那年，他将1000英镑的年金授予贝拉尔-艾兹，恢复了其王室职位，以对抗来自法国国王的“软硬兼施”。
尽管与德阿尔布雷家族的结合对于一位国王的长女来说不是一次外交上的胜利，但在爱德华竭尽全力地加强其对吉耶纳的控制之时，它亦不失优势。爱德华在宣布婚礼时也说，它代表了他“想激发阿尔布雷阁下及其后裔与我们王室家庭的更密切关联，使他们对我们更觉亲密”的欲望——此动机将在库西的事例中准确再现。与此同时，国王似乎又不愿意放伊莎贝拉走，将她描述为“我们亲爱的长女，我们怀着一种特殊的关爱之情爱着她”。在安排她的4000马克的嫁妆和一份1000英镑的年收入时，他又加上了一条非同寻常的条款——几乎是种会改变她的想法的诱惑——万一发生任何有碍婚姻之事，这些钱将不归还给国王，而是归还给伊莎贝拉本人。
为了运送公主及其由骑士和贵妇构成的随从人员前往波尔多，爱德华动用了装备一位王室官员的直接手段预定了5艘船，作为担保，从泰晤士河的西出海口起，在“所有港口和地方”都要扣留5只适用的舰船。新娘的嫁妆包括用黄金和的黎波里丝绸制成的礼服，还有一件衬以貂皮、绣满树叶、鸽子和熊的印度丝绸斗篷，以及其他各种金银器具。在另一件用深红色天鹅绒制成的礼服上，精美的刺绣在当时盛行一时，它需要20个男人和9个女人工作13天才能完成。至于礼物，伊莎贝拉带了119顶缠以珍珠的丝制花冠，其最高处是站在用鲜花和树叶扭绞而成的绿天鹅绒圆箍上的黄金神羔。但这些奇异的装置将永远不会被佩戴——至少不像预期的那样被佩戴。在冬天即将到来时，伊莎贝拉改变了主意，打道回府。这是因为她渴望像别人遗弃自己一样地遗弃别人吗？还是她不愿意得到一个较低的等级？也许是她想起了那个死于早先前往波尔多的婚姻航程中的妹妹？抑或，整个事件是一次为了获得税收和一橱新衣服的设计？
据说贝拉尔·德阿布雷被新娘的背叛所深深地伤害，以致将自己的遗产继承权让给了弟弟，披上了方济各乞行修道士的绳编长袍。不过，根据另一条证据，1370年，他娶德圣巴泽耶女爵士（Dame de St. Bazeille）为妻，从法兰西国王那里得到了某些领地，并采用了一种设计奇特的盾徽：以两头狮子为支撑的弥达斯国王的头颅——这表明了与方济各修士的贫穷截然相反的兴趣。
伊莎贝拉的任性丝毫没有激怒她的父亲，他继续源源不断地授予她封邑、岁入、庄园、城堡、小修道院、监护权、农场和价值不菲的珠宝礼物。她的花费总是会超出她的礼物。她赊账买了一只银扣环时，令仆人的工资都延后支付，并以珠宝为抵押，换得1000马克，国王沾沾自喜地付清了她的债务，并且于1358年，在她26岁时，又给了她一份1000英镑的固定年收入，这份收入将一直支付到他死去为止。6年后，他将一个富裕的未成年人——马奇伯爵（Earl of March）埃德蒙·莫蒂默（Edmund Mortimer）的监护权给了她，伊莎贝拉将此又卖回给了伯爵的母亲，换得了另一份1000英镑的年收入，并且附带了一条苛刻的条件：假如按季度支付的费用迟付一天，则那个季度的付款便需翻倍以为惩罚。
谁都不知道，在昂盖朗·德·库西旅居英格兰的5年中，伊莎贝拉是在何时第一次对他产生兴趣的，但在思考她为何选择了他时，编年史作者雷纳夫·希格登（Ranulph Higden）直截了当地说，“只有为了爱，她才会希望订婚”。情况也许是，在她孤身独立生活了所有这些年后，她真的爱上他了，或者，在她父亲的建议下，有足够的意愿，甚至非常高兴嫁给一个拥有古老血统和庞大庄园的年轻而有魅力的法国领主。爱德华显然对此婚配非常欣喜，也许还是它的始作俑者。在法国境内拥有位于皮卡第边境的重大据点的他，自然希望将加来的腹地放入同盟手中，万一战火重燃，则可使一个强大的法国对手失去作用。他依然是从寻求法国大贵族的效忠的角度思考问题，尤其是因为，围绕法国领土的移交问题依旧争论不休。不知是为了争取昂盖朗，还是因为他个人很喜欢昂盖朗，爱德华已于1363年恢复了他从其曾祖母处继承下来的对位于约克郡（Yorkshire）、兰开夏郡（Lancashire）、威斯特摩兰（Westmoreland）和坎伯兰（Cumberland）的土地的全部所有权。
昂盖朗对自己婚姻的感觉不得而知。既然他的君主和他未来的岳父现在处于和平状态，因此便不存在有关忠诚的冲突。骑士精神所具有的伙伴关系依然将贵族们团结在一个跨越国境的联盟中，一旦战争带来的暂时性仇恨终止，该联盟就会合拢起来。这桩婚配在解除其人质身份、带来金钱和权力方面的物质好处显而易见。他对这位不大容易适应从处女转化为柔顺妻子之角色的女士本人的感觉如何，则是另外的问题。
伊莎贝拉作为一个独立女子的生活在一个通常需要恋爱许可的宫廷中几乎得不到庇护，也几乎不可能是单纯幼稚的。宫廷里的女士们并不含蓄谨慎。1361年嫁给黑王子的寡居的荷兰伯爵夫人（Countess of Holland）、被称为“肯特郡美少女”（Fair Maid of Kent）的琼（Joan），被认为是“全英格兰王国最美丽的女子”和“最多情的”的女子。她穿着仿效“朗格多克匪徒的bonnes amies[2]”的裙服的大胆而奢华的服装。人们谣传，在比武大会上，常常有些可疑的女士成群结队地到来，她们“在王国中最舍得花钱，最可爱，却不是最贤淑的”，她们衣着“各不相同，还会穿精美的男性服装，就仿佛她们是比赛的一部分似的”。她们穿着分体且多彩的束腰外衣和短斗篷，袋子里装着短剑，骑着高大健硕的骏马或妇女骑用的小马，展现出一副“既不怕上帝也不会在众人的鄙视面前感到脸红”的“粗野无礼的放纵模样”。
没有哪种女性的邪恶比拔眉毛和发际线以抬高额头的习惯更会遭到严重的谴责。出于某种原因，一种特别不道德之感被附加在这种习惯上，大概是因为它改变了上帝的安排。据说炼狱中的魔鬼会将“滚烫的锥子和针”扎进毛发被从中拔掉的每个孔眼，以此来惩罚这种行为。一位隐士曾梦见一位女士正在遭此酷刑，被吓得失魂落魄，这时，一位天使安慰他说：“她活该受此疼痛。”
正如让·德默恩（Jean de Meung）通过《玫瑰传奇》中的杜爱娜（Duenna）之口讽刺性地描写的那样，一个13世纪和14世纪的女士所关心的事并非中世纪所独有。如果她的脖颈和胸部非常可爱，她就应当穿低颈露肩装；为了给自己的脸蛋儿添点儿美色，她应每天涂抹软膏，但要悄悄地做，这样她的情人就不会知道；如果意识到有口臭，她就不应在说话时，嘴靠别人太近；她应当笑起来嫣然迷人，哭起来梨花带雨，吃饭喝水时要姿态优雅，当心别在饭桌上醉酒酣睡。她应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去教堂礼拜或参加婚礼和聚会，以便使自己为人所见，并获得美誉，撩起裙裾露出纤纤玉足，像孔雀开屏般打开斗篷，展现衣服下的美形。她应当向所有男人撒网，以便钓到个金龟佳婿，而假如她钓到了几个，就应该当心别让他们碰面。她决不能爱上个穷小子，因为她将从他身上一无所获，也许反会倒贴；她也不应当爱上陌生人，因为他也许有颗流浪者的心，当然除非他奉上钱财或珠宝。在假装只是被爱情所迷醉的同时，她应当接受所有的礼物，并鼓励男子向自己的仆人、侍女、姐妹或母亲赠送礼物，因为伸出的手多才能得到更多的战利品，她们还可逼迫自己的情人赎回她抵押出去的礼服或其他物品。
作者也许在描写这种对金钱的执着时有些夸大其词，但讽刺作品是包裹在现实内核外的夸张。毫无疑问，在伊莎贝拉的事例中，金钱是一切的根本。据说她的随从中总有两三个金匠、七八个绣工、两三个刀匠以及两三个皮毛匠，他们总是忙于满足她的需求。
如果伊莎贝拉到33岁时有任何恋爱举动，那么它们也未在有记录的流言中留下痕迹，但是，根据范例来判断，它们也不难想象。据说，那个引诱了上了年纪、患有痛风的纪尧姆·德马肖、只为换取这位著名诗人和音乐家是自己情人的名声的出身高贵的17岁少女是纳瓦拉的阿格尼丝（Agnes of Navarre），坏王查理的姊妹。不管她的真正身份是什么，她都坚持说，马肖将他们的恋爱在歌谣、诗歌以及一篇名为Livre du Voir Dit（真实的故事）的冗长、花哨、令人尴尬的叙事诗篇中公之于众。她嘲弄、亲吻并把一把可以打开保卫她的“珍贵宝藏”的clavette（即贞操带）的小金钥匙给了大惑不解的诗人。正如他后来发现的，她一直都在用那场恋爱的进程记录来款待她的年轻圈子，嘲弄她的情人，就如薄伽丘被自己的情妇、那不勒斯国王的私生女费亚梅塔所嘲弄一样。
中世纪的女孩像男孩一样，在其青少年的中期成年。婚姻通常在14岁以后完成，尽管在出身高贵者的情况中，婚姻也许在婴儿期或儿童时代便被合法订立。另一位少女，德尚的诗歌“Suis-je belle?”[3]中的15岁女主人公，显然是受到了纳瓦拉的阿格尼丝的启发，也控制着打开其“宝藏”的钥匙，尽管这也许代表着对阿格尼丝的文学共鸣，而非一种常见的占有。贞操带时常被人提起，仿佛它是件人人都熟悉的东西，可在中世纪，支持它的事实证据却少之又少，也许在当时，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学空想，而不是司空见惯的使用物品。有人说，它是通过十字军东征与其他奢侈品一起被输入欧洲的。个别的实际模式确实存在，但像诉讼这样的非文学证据却直到文艺复兴及其以后才出现。作为一种狂暴的男性占有装置，贞操带对中世纪妇女的折磨要小于其后来者。
德尚笔下的甜美少女在每行诗句中都让人详见了她的魅力——甘甜的红唇，碧色的眼睛，考究的眉毛，圆润的下巴，洁白的喉咙，坚实而高耸的酥胸，匀称的大腿和小腿，纤细的小蛮腰，精巧的“巴黎翘臀”——每个部分的描述之下都有副歌“Suis-je，Suis-je，suis-je belle？”（难道，难道，难道我不美吗？）。她是男性幻想中的多情少女，但阿格尼丝和喜欢嘲笑人的费亚梅塔足够真实，尽管两人实际上都像所有的中世纪妇女一样，只能透过男性的笔墨才被人所知。妇女的自我描述极其罕见。12世纪的心烦意乱的海洛薇兹[4]和14世纪末的女权主义者凯瑟琳·德皮桑[5]曾大声疾呼，可两人都十分痛苦，尽管那并不一定会建立一种常规。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没有心满意足的记录，这通常会使历史记录失衡。
鉴于中世纪生活的非私密性，有关性爱习惯的事情很少能瞒得过未婚少女、贵族或其他人的眼睛。若弗鲁瓦·德拉图尔·兰德里的淫欲故事确实旨在对其失去母亲的女儿们进行道德陶冶，不必只拾取其表面价值，但有趣的是，这是他的借口。他的书中包括了好色、乱伦和强奸，其例子都取自罗德[6]的女儿们、乱伦的他玛[7]，以及离家不远处的例子，如有个贵族妇女爱上了一名侍卫，便设计与他在一起，她告诉丈夫，自己曾发誓要去不同的地方朝圣，于是丈夫便让她去了她列出的地方；还有一位女士，有位骑士对她说，假如她聪明善良，她就不会“像她所做的那样，深更半夜不拿蜡烛地跑到男人的房间，或独自在床上勾引并亲吻男人”。城堡里的生活显然十分轻松自在。骑士们和女士们通宵不睡，“唱歌，游戏，开玩笑，声如鼎沸，大得听不到雷声”，“当一个男子将自己的手放在一个女子的衣服下面时”，怒火中烧的丈夫打折了他的胳膊。
娱乐不仅是朗诵有关骑士精神的崇高诗史。粗制滥造而又滑稽可笑的讽刺性寓言诗采用节奏欢快的对韵形式，富有讽刺性，内容淫秽，常常显得残暴或怪诞，如同任何时代的下流故事一样，为了博取贵族及布尔乔亚听众的一笑而被讲述。它们的作者通常是拙劣模仿浪漫传奇的宫廷诗人，视性如下里巴人而非阳春白雪，对它们的朗读或大声诵读，在城堡、城镇、客栈、有可能还有修道院，都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伊莎贝拉完全有可能在她母亲位于艾诺的宫廷中听过她那个时代的诗人让·德康德（Jean de Condé）讲述的故事。他的风格在一则故事中有所说明，这是则有关于比武大会之前在宫廷进行的说真话游戏的故事。王后问一位骑士是否有孩子，骑士被迫承认，他没有孩子，而且实际上他“长得不像那种在将情妇的裸身拥入怀中时可以令她神魂颠倒的男人……因为他的胡子……比那个女士某个地方的绒毛要略多些”。王后告诉他，她不怀疑他的话，“因为从干草的状态很容易判断干草钗是否好使”。轮到骑士时，他问：“女士，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你的双腿间有毛吗？”当她回答说“一根儿也没有”时，他评论说：“实际上我确实相信你，因为经常有人走的路上不长草。”
讽刺寓言诗中的基本生活状态是各种形式的通奸，在其间，受欺骗或羞辱的是一位令人不快的情人而非丈夫。虽说故事中的丈夫和情人形形色色，从令人同情到让人恶心不一而足，可女人则始终是欺骗者：反复无常，肆无忌惮，喜欢争吵，淫荡好色，恬不知耻，尽管不一定同时具备所有这些特点。虽然讽刺寓言诗具有更为现实的特点，但它们并不比浪漫传奇故事更贴近生活，不过，它们对妇女的敌意反映了一种出自教会口吻的普遍态度。
女人是教会的竞争对手，是妖妇，是令人分心的东西，是通向神圣的障碍，是魔鬼的诱饵。在13世纪最伟大的百科全书作者、最受圣路易宠幸的文森特·德博韦（Vincent de Beauvais）的《宝鉴》（Speculum）中，女人是“男人的惑乱，是贪得无厌的野兽，是持续不断的焦虑，是无休止的战争，是司空见惯的毁灭，是暴风骤雨的巢穴”，最后，关键是，“是忠诚奉献的障碍”。文森特是曾培育了宗教裁判所的严厉教团多明我会的成员，这也许可以解释他那夸大其词的宝塔诗，但普通布道者也并未落后多少。他们一方面斥责女人是虚荣和时髦的奴隶，喜欢戴怪异的头巾，服装“富于挑逗性，易刺激肉欲”，另一方面又指责她们在孩子和家务上过于勤劳专注，太过世俗，无法给予神圣事物以应有的思考。
神学是男性的杰作，原罪被追溯到女性。难道不是一个女人的建议使得亚当失去了乐园，从而带来了首次灾难吗？在所有人类思想中，性与原罪的等同留下的系列问题最多。在《创世记》中，原罪是通过选择善恶知识来违背上帝，而如人类的堕落（Fall of Man）这样的故事是对人类之劳苦和悲哀状态的解释。在以圣保罗为介质的基督教神学中，人类背负着永久的罪恶，而基督会为这种罪恶提供救赎。它有关性方面的文本主要由圣奥古斯丁阐明，在那之后，他的精神挣扎便将基督教教义置于人类最强大的本能的对立面。看似矛盾的是，否定变成了吸引之源，既赋予了教会以支配性和优越性，同时又使其追随者陷入了永久的困境之中。
“啊，啊，爱情竟是罪恶！”巴斯之妻（Wife of Bath）喊道。多少岁月的焦虑和愧疚都被浓缩进了那声简洁的哀叹之中，即使说话者本人似乎并未受到她所哀叹之事的极大干扰。实际上，通过她，这个世纪对性的最直白的欢庆被赋予了一个女人。相比于之后的某些时间，在中世纪，妇女之性更为人所知，婚姻债务被认为是双方共有的。神学家们服从圣保罗的格言：“丈夫要供给妻子她应得的，妻子对丈夫亦是如此。”但他们坚持认为，其目标必须是生育子女，而非愉情悦性。
区分色欲与生育，如同将一把熊熊燃烧的宝剑置于两者之间一样，是另一种有违人类习惯的大胆命令。理想中的基督教绝非可能性的艺术。它赞同奥古斯丁的原则：上帝和自然将愉悦放入交媾，“是为了刺激男人付诸行动”，以保护物种和对上帝的更大崇敬。奥古斯丁裁定，为了其中的愉悦而非为了自然所设计的目标进行交媾是违背自然因而也是违背上帝这位自然之主宰的罪行。禁欲和贞洁始终是更受欢迎的状态，因为它们使人们可以将全部的爱献给上帝这位“灵魂的配偶”。
许多人未受到与禁欲的斗争之影响，另一些人则终身受其折磨。它不曾阻止奥卡西恩[8]宁肯下地狱而不愿进天堂，“只要我能和亲爱的妮克蕾蒂在一起”。它也不曾禁止《玫瑰传奇》的创作，这部里程碑式的爱情“圣经”分别在13世纪的前后50年中写就。它由一位作者秉承宫廷传统开始创作，后来又被另一位作者扩展为一个冷嘲热讽、广为流传的版本，篇幅极长。当长达21780行的经过精心构思的讽喻终于到达结尾时，情人在一段清晰明确的描述中赢得了玫瑰：花蕾绽放，花瓣伸展，将“一粒小小的种子”塞入“花蕊”，“不断探索花萼，直至它的最深处”。
另一方面，彼特拉克在经过对劳拉（Laura）的20年的文学臆想（同时又与别的女人生下两个私生子）之后，在40岁时终于如愿以偿，“此时我的力量尚未受损，我的激情依然强烈”，足以抛弃一种由热烈性情构成的令其“深恶痛绝的”坏习惯。虽然仍旧屈服于“强烈而频繁的诱惑”，但他学会了忏悔其所有的违规之举，一天祈祷7次，“我曾经以为，离开女人我就活不下去，可现在，对与她们接触的畏惧更甚于对死亡本身的畏惧”。他在给自己当僧侣的兄弟的信中写道，他只要思考一下“女人到底是什么”，便可驱散欲望，恢复正常的平静。“女人到底是什么”指的是一种教士之义，即女人是富于欺骗性的，隐藏了错误和肉体的腐化堕落。布道者们警告说：“无论有着怎样美丽的容颜，其皮肤下都是藏污纳垢之所”。
当一个男人开始为地狱感到担心，而且其性欲无论如何都有所衰萎之时，通常都会注意到女人的污秽。诗人德尚开始时和颜悦色，最终却以《婚姻之鉴》（Miroir de Mariage）这篇针对女人的酸腐檄文而告终。在文中，婚姻是一种由折磨、悲哀和嫉妒构成的令人痛苦的苦役——对丈夫而言。他用1.2万行诗句，滔滔不绝地将教士们对女人的所有传统指责一一道出——水性杨花，争吵不休，反复无常，挥霍无度，自相矛盾，啰唆絮叨，欲望强烈，以其肉体的欲望使丈夫精疲力竭。既然德尚在其他诗歌中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安逸的已婚男人，那么这一大堆无稽之谈便像诗歌临近结尾时那样，代表了他对享用过女人和肉体快乐的悔过。
教义使自己陷入了围绕性现实的无穷无尽的纠结之中。如果婚姻的誓约是神圣的，那么婚姻之中的性愉悦何以是罪恶的？如果欢愉是可以原谅的罪过，那么它在哪一点上变成了属于致命罪恶的淫荡或极端的欲望？为了生育而在婚姻之外养育孩子要比在婚姻之内只为欢愉而进行的交媾更有罪吗？难道无生育的贞洁婚姻要比夫妇的交媾更神圣吗？如果一个男人在妻子怀孕时或闭经后与她睡觉，因而生育不可能成为其目的的时候，该拿他怎么办？或者，当他因为受到其他女人的诱惑而与妻子睡觉以“冷却”其不法的欲望，也就是说，为了避免一种罪恶而犯下另一种罪恶时，又该怎么办？或者，如果他有违生育之旨，却是为了教会的利益，在未征得妻子的许可或不带着她一起的情况下参加十字军东征，又当如何？这些都是有可能让辩论家们比普通人更为关心的问题。
像高利贷一样，性违背了教义之道，只有一条意见一致的原则除外：任何有违“自然规定”的安排和结局都是有罪的。其涵盖的条目是鸡奸，它不仅意味着同性恋，而且指与同性或异性使用“不恰当”孔口或“不恰当”姿势进行的性交，或是依照俄南之罪[9]漏失精种，或自慰遗精，或与牲畜交媾。这些都属鸡奸，它因阻碍自然之道而违背上帝，因此被视为淫荡类中“最恶劣的罪行”。
婚姻是合并重大利益的两性关系。相较于任何其他事物，它更是坎特伯雷朝圣者头脑中的主题，它的主宰性话题是，丈夫与太太之间谁说了算？在现实生活中，有关服从的问题也主宰着巴黎的梅纳吉耶为其15岁的妻子编写的行为手册。她应当遵从丈夫的命令，按照他的快乐而非她自己的快乐行事，因为“应当后丈夫之乐而乐”。她不应傲慢自大，或是同他顶嘴或反驳他，尤其是当着众人的时候，因为“女人应当顺从男人，这是上帝之命……聪明的女人通过对丈夫言听计从来赢得他的爱情并最终拥有她从他身上想要得到的东西”。她应当巧妙而谨慎地劝告他，以免他做傻事，但她决不唠叨，“因为女人的控制和主宰很难纠正男人的内心”。
遇到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的妻子的可怕命运的事例，在梅纳吉耶和拉图尔·兰德里的书中都有引述，后者提到，一位丈夫在其妻子当着众人的面冷酷地批评了自己后，“因为她的管教而怒火中烧，一拳将她打倒在地”，然后踢她的脸，弄断了她的鼻子，使她从那以后毁了容，“也许再也不好意思露出自己的容貌”。她这是罪有应得，“是她的邪恶和对丈夫习惯说出的大话所带给她的结果”。
如此反复地频频强调柔顺和服从的做法，正说明相反的品性更加司空见惯。中世纪的愤怒总与女人联系在一起，愤怒之罪被描绘成一个骑公猪的女人，尽管7种罪恶中的其他罪行通常都拟人化为男人。[10]如果中世纪妇女的世俗形象是悍妇和泼妇，那么这也许是因为，责骂可能是她反抗对男人的服从的唯一源泉，就像所有其他事物一样，圣托马斯·阿奎纳对此状态进行了梳理。阿奎纳认为，为了人类家庭的良好秩序，一些人不得不受制于另外一些“比他们自身聪明的人”；因此，在“灵魂的活力和身体的力量两方面”都更加脆弱的女人便“自然而然地要服从受理性支配的男人”。他规定，父亲应当得到比母亲更多的爱戴，拥有更大的责任，因为他在受精过程中的角色是“积极的”，而母亲的角色仅仅是“被动的和物质的”。出于其神谕的禁欲主义，圣托马斯承认，母亲的照料和养育在孩子的抚养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更不可缺少的是父亲的“引导和监护，在他之下，孩子在内外两方面都有所进步”。在阿奎纳时代，几乎毫不奇怪，女人会像泼妇般做出反应。
奥诺雷·博内特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位王后在国王不在的情况下统治王国时，是否可以审判一位骑士。不，他回答说，因为“很明显，男人比女人更高贵，并具有更伟大的品性”，因此，女人不能审判男人，更因为“臣子不能审判自己的领主”。他没有解释，在这种情况下，王后该如何统治王国。
顺从的典范是耐心的格里塞尔达（Griselda），她忍受丈夫对其婚姻服从态度的冷酷考验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男性作者们，以至于它在14世纪中叶被复述了4次，第一次是薄伽丘，然后是彼特拉克用拉丁语、乔叟在《教士的故事》中[11]用英语以及梅纳吉耶用法语。在丈夫通知她时，格里塞尔达毫无怨言地忍受着每个孩子被抱走杀害的痛苦，之后又默默忍受着对她本人的否认和假定的离婚，直到这一切被揭示为一次考验，她又心甘情愿地与考验自己的可恶的始作俑者重新团聚。
梅纳吉耶是个心地善良的男人，他认为，这个故事“讲述的残酷行为（对我的心灵而言）太过可怕，超出了常理”，所以肯定“事情决不至此”。不过，他认为自己的妻子应当熟知此故事，以便她“知道如何与别人谈论这一切”。中世纪妇女依靠故事、文字游戏和谜语自娱自乐，一位有良好教养的年轻已婚女子必须有所准备，可以谈论不幸的格里塞尔达和她骇人听闻的丈夫。乔叟也在其作品的结尾处为这则故事感到羞耻，在结尾诗节匆忙向贵族人妻谏言：
勿使谦卑钉住了你的舌尖……
莫让男子欺凌你……
不要害怕他，不要礼敬他……
欢欢喜喜，轻快得像树杪的叶片，
让他去介怀、流泪、悲叹和痛哭！
婚姻之爱尽管是高尚恋爱的基本格局，却依然是人们渴望在结为连理之后而非之前达成的目标。这项任务委托给了妻子，她的责任是通过持续关注、精心照料、和蔼可亲、温柔听话、默许顺从、宽容忍耐和不啰唆唠叨来赢得丈夫的爱，“为这个世界赢得也许存在于婚姻之中的和平”。梅纳吉耶有关此事的聪明劝告可以概括为一条：“最让男人着迷的，莫过于给他让他愉快的东西。”如果他所代表的第三等级较贵族更加强调婚姻之爱，那无疑是因为，布尔乔亚夫妇更为频繁的亲近使得亲密关系变得令人向往。在英格兰，夫妻和睦可以赢得邓莫腌猪肋肉（Dunmow Flitch）——任何夫妇若在结婚一年后来到埃塞克斯郡（Essex）的邓莫，并真诚地发誓说，他们永远不吵架，不后悔结婚，如果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仍然会与彼此成婚，那么就会得到一条腌猪肋肉的奖励。
虽然对高尚爱情的狂热理应提升贵族妇女的地位，但与此同时形成的一种对圣母马利亚的狂热崇拜，却没有给全体妇女的地位留下多少保证。人们批评女人爱说闲话、爱饶舌、渴望同情、卖弄风骚、敏感多疑、想象力过于丰富、对闲逛的学生和其他乞丐反应过度。人们斥责她们在教堂吵吵嚷嚷，每当轮到她们时，都用圣水喷洒自己，大声祈祷，在每个圣龛前下跪，对除布道之外的一切都十分关注。据说修道院的修女忧郁易怒，“如同被锁得时间太久的狗儿一样”。女修道院对于某些人而言是逃避世界的庇护所，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一种命运，她们的家人将其作为礼物献给教会，对于少数人而言，则是一种宗教召唤下的选择，但总的来说，只有那些带着充足捐助前来的人才可有此选择。
来自人头税和灶台税的证据显示，在20岁至40岁之间，女人的死亡率要高于男人的，据推测，可能是因为生孩子和更易生病。在40岁以后，死亡率正好倒转过来，而一旦成了寡妇，女人则有权自己选择再嫁与否。
在日常生活中，贵族妇女和非贵族阶层的妇女都发现，即使其地位不同，可环境强加给她们的功能却不尽相同。农妇可以拥有租用权，并凭此能力为其耕地提供与男人相同的劳作，尽管她们干同样的工作，挣得却比男人少。农民家庭要依赖她们的所得。在行会中，妇女拥有某种行业的垄断权，通常是纺纱、麦芽酒制造以及某些食品和纺织品行业。某些手艺将妇女排斥在外，除非她是行会成员的妻子或女儿；在其他行业中，她们像男人一样工作。商人之妇除了母亲的职责外，管理丈夫的家业——他自己的房子、他的乡间庄园、他外出时的生意——使她一刻也不得闲。妇女督导缝纫、编织、酿造、蜡烛制作、市场营销、救济金发放，指挥室内室外的仆人，练习医药和外科手术方面的技能，记账，也许还会作为单身妇女经营一项独立的事业。
一些妇女会充当专业人士或医生，即使她们没有执照。1322年，在巴黎，一个名叫雅各芭·费利西（Jacoba Felicie）的女子受到大学医学院的起诉，因为她在没有学位或校长许可的情况下行医。一位目击者作证说，“他听说，她在手术和医药方面比巴黎最伟大的教师、医生或外科医生都要高明”。14世纪60年代，在博洛尼亚大学，其教职员工中包括诺薇拉·德安德里亚（Novella d’Andrea），她是个以其美貌著称的女人，为了避免学生分神，她在上课时要戴上面纱。不过，她的专业能力如何却无记载。
城堡的女城主常常得在丈夫在其他地方奔忙时独自管理城堡，而他经常如此，因为14世纪的征战使得家中永无宁日。假如丈夫不去打仗，或是照料国王，他通常也会被囚禁在某处以换取赎金。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妻子就不得不代替他的位子，做出决定，坐镇指挥，除了让娜·德蒙福尔（Jeanne de Montfort）之外，还有不少妇女这样。马西娅·奥德拉斐（Marcia Ordelaffi）在她暴脾气的丈夫（他曾刺死自己的儿子）去保卫另一座城市免遭教皇军队的进攻时，被留下来保卫切塞纳（Cesena）。她拒绝了所有的谈判提议，虽然屡遭进攻，城墙被挖，遭到包围城市的敌人夜以继日地抛掷的石头的轰击，老父亲也苦苦哀求她投降。因为怀疑军师在暗中安排投降，她下令逮捕他，砍掉了他的脑袋。只有当她的骑士告诉她，堡垒的崩溃将使全城无一人生还，并指出无论她同意与否都要投降时，她才同意谈判，条件是她要亲自出席会谈。她的谈判极其有效，为自己、家人和所有仆人、门客以及支持她的士兵获得了安全通行证。据说她唯一害怕的是她可怕的丈夫的暴怒——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尽管人人都在谈论“礼貌”，但众所周知，骑士团的领主们并不比布尔乔亚会少殴打自己的妻子。在一个特别残忍的高级别的案例中，阿马尼亚克伯爵（Count of Armagnac）被指控说，他为了强索财产，打断了妻子的骨头，并把她锁了起来。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为14世纪的妇女地位树立了清晰的女性楷模，她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靠自己的文笔谋生的中世纪妇女。出生于1364年的她是皮萨诺的托马斯（Thomas of Pisano）之女，他是位医生兼占星师，拥有博洛尼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于1365年被新上任的国王查理五世征召至巴黎，并留在那里提供服务。父亲亲自教克里斯蒂娜学习拉丁语、哲学和在妇女教育中不常见的各种科学分支。15岁时，她嫁给了王室书记员之一、皮卡第的艾蒂安·卡斯尔（Etienne Castle）。10年后，当她“正值青春花季”的丈夫和她的父亲在几年之内相继过世后，她只能独自带着3个孩子过活。没有生活来源且举目无亲的她转向写作来赚取赞助，从此以后，那一定就是她的生计。她始于诗歌，在民谣和13行回旋诗中回忆她身为人妻的快乐，哀叹她身为寡妇的忧伤。尽管诗歌形式非常传统，但其口吻则个性鲜明。
无人知晓我可怜的心忍受的劳役，
为了在我得不到同情时掩饰我的忧郁。
友情中的同情越少，流泪的理由便越多。
于是我不哭诉我那凄惨的哀痛，
而是在我本想啜泣时大笑，
在没有音韵或节奏时赋歌，
为的是隐藏我的心思。
其哀怨的调子（或者，也许是比克里斯蒂娜自认为的更多的同情）让贵族和君主们——他们的地位反映在对艺术的赞助之中——松开了钱袋，使克里斯蒂娜得以从事对一系列说教性散文著作的研究，其中的许多都改编或翻译自其他作者，这在当时是种司空见惯的做法。没有任何主题可以令她望而却步：她根据韦格蒂乌斯（Vegetius）的罗马经典著作《军制论》（De re militari）撰写了一部有关战争艺术的大部头著作；一部神话浪漫故事；一篇有关妇女教育的论文；一部有关查理五世的传记，它一直是部重要的原创性著作。在撰写有关其自身性别的内容时，她自己的声音最大，兴趣最浓，这体现在有关历史上的著名妇女的生活的《妇女城》（La Cité des dames）一书中。尽管它译自薄伽丘的《仕女录》（De claris mulieribus），但克里斯蒂娜在序言中将它变成了自己的作品。在序言中，她坐而哭泣和羞愧，想知道男人为何“异口同声地将邪恶归因于妇女”，以及“既然我们也是上帝所造”，为何“我们应低男人一等”。在一场令人目眩神迷的梦幻中，3个戴皇冠的女性人物——公正、信仰和贞洁——现出身来告诉她，哲学家的这些观点不是信条，“而是由错误和自欺欺人构成的迷雾”。她们提及历史上的优秀妇女的名字——谷物女神刻瑞斯（Ceres），农业的捐赠者；阿拉喀涅（Arachne），纺纱和编织的发明者；还有荷马传奇、《旧约》和基督教殉教史中的形形色色的女主人公。
在作于本世纪结束时的《致爱神书》（Epistle to the God of Love）中，克里斯蒂娜再次充满激情地大声疾呼，质问为什么以前在法国如此受人尊重和崇敬的妇女如今却不仅受到无知的下里巴人的攻击和侮辱，而且还受到了贵族和教士的相同对待。《致爱神书》是对让·德默恩在当时最受欢迎的《玫瑰传奇》续集中对妇女的恶毒讽刺的直接反驳。让·德默恩是位职业作家，拥有巴黎大学的艺术学硕士学位，是他那个时代的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对宗教、哲学尤其是骑士精神及其高尚爱情核心主题中的虚伪惯例极尽嘲讽之能事。自然和自然的情感是他的主人公，False Seeming（伪君子）和Forced Abstinence（强制的贞洁）是他笔下的恶棍，他将它们人格化为行乞的修道士。像因男人的欲望而指责妇女的教士一样，或者像抓走妓女却放过嫖客的警察一样，身为男性的让·德默恩指责妇女令人性远离理想。因为高尚爱情是对妇女的虚假美化，所以他让妇女成为其谬误和虚伪的化身。诡计多端、涂脂抹粉、唯利是图、水性杨花，德默恩笔下的女人反过来仅仅成了男性对高尚爱情的空想。正如克里斯蒂娜所指出的，写这些书的正是男人。
她的抗议激起了让·德默恩的反对者和捍卫者在世纪之交的知识大辩论中的沸沸扬扬的争论。与此同时，她忧伤的笛声仍旧在诗歌中回响。
至今已有一月，
自从我的情人离开。
我的心始终阴郁沉默；
至今已有一月。
“别了”，他说：“我将离开。”
从那以后他不再对我说话，
至今已有一月。
正如幸存下来的抄本的豪华装帧所显示的那样，她的著作为有钱的贵族所追捧。在54岁时，她在对法国状况的伤感中退隐至一家女修道院。她又活了11年，写了一首诗歌，颂扬那位在后来者眼中超乎其时代的所有人之上的人物——另一位女子，圣女贞德（Joan of Arc）。
由于被固定在男人为其构想的女性天性模式中，妇女常常出现在歇斯底里的神秘主义者中间就并非偶然。在英格兰的玛格芮·肯普（Margery Kempe）难以抑制的哭泣中，有种为众人发声的尖锐。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途中，当“她看到我主的苦痛之地时，她是如此怜悯至深，如此痛苦至极”，于是她开始哭泣。从那以后，她的阵发性“哭喊哀号”并跌倒在地会持续许多年，一月或一周一次，有时每天一次或一天数次，有时在教堂，有时在街道，有时在房间里或田野上。看到耶稣受难像也许就会让她开始流泪，“或者，假如她看到一个受伤的男子或野兽，假如一个男人当着她的面打孩子，或是用鞭子抽打一匹马或其他畜生，假如她看到或听说这一切，她就认为看到了我主正在受鞭打或受伤害”。她会试着“尽可能不让别人知道，这样人们也许就不会因为听到这一切而烦恼顿起，因为有人说，一个邪恶的精灵纠缠住了她，或者她喝了太多的酒。有些人诅咒她，有些人希望她登上漂浮在海上的无底船”。玛格芮·肯普显然不是个令人愉快的邻居，就像所有那些无法隐藏生活之痛的人一样。
1365年7月27日，在温莎城堡，英格兰的伊莎贝拉与昂盖朗·德·库西在一片喜庆气氛中举行了豪华的婚礼。王国中最好的吟游诗人为此场合进行了表演。新娘佩戴着其父亲、母亲、兄弟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她的价值2370英镑13先令4便士的珠宝，显得珠光宝气，光彩夺目。她的嫁妆因为与德阿尔布雷缔结婚姻的那一部分而大为增加，是每年4000英镑的年金。国王给昂盖朗的礼物也价值不菲。他被解除了人质身份，而不用付任何赎金。
4个月后，在11月，这对夫妇得到国王的允许返回法国，显然这许可给得有些勉强，因为信件提到了一个反复再三的请求，“想去法国境内探访你的土地、财产和庄园”。伊莎贝拉已经怀孕，国王的信件承诺，她在国外生育的所有孩子，无论男女，都能继承在英格兰的土地，并视之“如同他们出生在这个王国一样完全自然”。
1366年4月，教堂的钟声依照惯例被朗朗敲响，目的是感化圣徒，使生产平顺容易，在钟声中，一个女儿在库西诞生，其教名为玛丽。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伊莎贝拉便带着丈夫和婴儿匆匆返回英格兰。一位颇具身份、有孕在身的女士将乘坐一辆有软垫座位的箱式四轮马车，带着伊莎贝拉的家具、亚麻床单、器皿盘碟、烹饪用锅、葡萄酒和仆人去打前站，准备住宿地，悬挂挂毯和帘幕。即使有这样的舒适安排，要带着新生儿冒险跨越海峡，完成颠簸的陆地旅程，似乎也显得十分罕见且不计后果地仓促，或者，也显示了对家园的不顾一切的热爱。在其全部的婚姻生活中，伊莎贝拉从未在库西城堡扎下根来，无论何时，只要丈夫离开库西远行某地，她就会立即匆忙返回其父亲的宫廷。也许住在位于山上壁垒森严的城堡中令她怏怏不乐，也许她在法兰西找不到家的感觉，更有可能的是，她离不开自己年轻时的那种放任娇纵的王室环境。
爱德华想将库西尽可能地与英格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决心在昂盖朗和妻子刚一回来时便付诸了行动。1366年5月11日，总理大臣在爱德华在场的情况下，通知议会的贵族和平民：“国王已将女儿伊莎贝拉嫁给了在英格兰和其他地方都有漂亮庄园的库西领主；鉴于他与国王是如此亲密的同盟，那么国王增加他的荣誉，提升他的威望，让他成为伯爵，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因此他需要建议和赞同。”领主和平民们当然赞同，让国王去选择给他授予哪块土地和何种头衔。昂盖朗被授予了虚位以待的贝德福德（Bedford）伯爵领地，其税收是一年300马克。作为贝德福德伯爵英杰拉姆（Ingelram）[12]，他在那之后出现在英格兰的记录上。为了使其荣誉臻于完善，他被纳入了嘉德骑士团。
与此同时，伊莎贝拉又得到一份每年200英镑的收入，它迅速在她那无底洞般的挥霍中化为乌有。她似乎是那样一类人：对于他们而言，花钱是种神经官能症，因为在她回来的几个月之内，国王向商人们支付了130英镑15先令4便士，以归还她购买丝绸、天鹅绒、塔夫绸、黄金大衣呢、丝带和亚麻布的欠款，又付了60英镑来赎回她抵押出去的一只镶珠宝的手镯。
在1367年复活节（它于4月18日到来）之前的某日，库西家的第二个女儿在英格兰出生，距大女儿的出生不到一年时间。这个婴儿随其王后祖母被命名为菲莉帕，从其王室祖父母那里收到了一套精美的银器，包括6只镀金镂刻的碗、6只杯子、4只大水壶、4只分别配有24只碟子的大浅盘、多只盐瓶和多把汤匙，总价值为239英镑18先令3便士。
在其财富进一步增加的过程中，昂盖朗在其非无私欲的岳父的附带帮助下，如今在法国也得到了一块等值的伯爵领地。作为昂盖朗的人质同伴和法国邻居，腓力六世和布列塔尼的查理·德布卢瓦（Charles de Blois of Brittany）两人的侄子，苏瓦松伯爵（Count of Soissons）布卢瓦和沙蒂永的居伊（Guy de Blois et de Châtillon），尽管家世显赫，联络广泛，到目前为止却无力赎回自己的自由。按照释放他的开价，现在达成了一种安排，根据此安排，在得到法兰西国王查理的同意后，他将自己的苏瓦松领地割让给爱德华，爱德华转手将它赠给了库西，以代替伊莎贝拉的嫁妆所要提供的4000英镑。构成皮卡第相当大一部分的库西和苏瓦松的辽阔领土现在都握在了英格兰国王的女婿手中。顶着一个淡化了曾经骄傲朴素的库西箴言的领地头衔，昂盖朗现在成了苏瓦松伯爵，就这样带着妻子女儿于1367年7月返回了法国。
[1] 如果这个单位用的是相当于27英寸的佛兰德厄尔，那么床罩的尺寸将是17英尺×18英尺；如果是相当于45英寸的英格兰厄尔，则尺寸将达28英尺×30英尺。
[2] Bonnes amies，法语，好朋友。——译者注
[3] “suis-je bell？”，法语，“我不美吗？”——译者注
[4] 海洛薇兹（Héloïse），中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学者。曾经是阿尔让特伊的圣玛丽修道院的院长。她最为人称颂的是她和彼得·阿伯拉德（Peter Abélard）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和她写给恋人的信笺。——译者注
[5] 凯瑟琳·德皮桑（Christine de Pisan，1364－1430），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威尼斯诗人。她维护妇女的事业，倡导给青年妇女平等教育的机会。——译者注
[6] 罗德（Lot），《圣经·旧约·创世记》中的人物，他的两个女儿都从他怀孕生子。——译者注
[7] 他玛（Tamar），《圣经·旧约·创世记》中记载的一个人物，犹大的儿媳，先后嫁给他的两个儿子，又与犹大同房，生下孪生子法勒斯和谢拉。——译者注
[8] 奥卡西恩（Aucassin）和下文中的妮克蕾蒂（Nicolette）都是12世纪的“奥卡西恩和妮克蕾蒂”系列故事的人物。——译者注
[9] 俄南之罪（sin of Onan），根据《圣经·旧约》，犹大在其长子死后，命令二子俄南娶嫂为妻，以便留后，但俄南每次交媾都半途抽出，把精液射在地上，因此受到耶和华的惩处。——译者注
[10] 在一篇14世纪的富有启蒙性的手抄本中，骄傲是个骑狮子的骑士，忌妒是骑狗的僧侣，懒惰是骑猴子的农民，贪婪是个骑獾的商人，贪吃是个骑狼的年轻人，愤怒是个骑公猪的女人，奢侈（而非通常的好色）是个骑山羊的女人。
[11] 实际上，乔叟讲述的格里塞尔达的故事应当是在《学者的故事》中。——译者注
[12] 从海峡两岸对固有名字的各种拼写来判断，常用语言的发音一定接近于互不可解的程度。乔叟笔下的女修道士说法语，只不过是斯特拉福特修道院的法语，因为她对巴黎的法语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