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乔亚的兴起与扎克雷农民起义
长久以来被王室财政的混乱状态和王室大臣的唯利是图所激怒的巴黎第三等级抓住群龙无首之机，试图强制推行某种宪法统治形式。一次为批准用以在危机中进行防御的钱财而召集的三级会议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一等到800名代表可以于10月在巴黎开会之时，饱受普瓦捷会战失败之羞辱和恐吓、缺乏经验的皇太子就不得不报告会战那可耻的后果，要求各等级帮助救回国王，保卫王国。布尔乔亚是该国的主要债权人，构成了一半的代表，当国王让的总理大臣皮埃尔·德拉福雷（Pierre de la Forêt）支持这一请求时，他们只是冷冷地听着。在投票将自己选入一个包括贵族和教士在内的80人的常务理事会，让其余的人满怀感激地回家去后，三级会议准备带着自己的要求面见皇太子。他们要求与他私下交谈，认为如果没有他的顾命大臣在身边，他就更易被吓住。
他们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将成为即将爆发的事件的策动者，他就是商会会长（Provost of Merchants）艾蒂安·马塞尔（Etienne Marcel），一个有钱的布商，其职位等同于巴黎市长之职。当1355年的三级会议表明其对王室政府的不信任时，他一直都是发言人。马塞尔代表着第三等级中的商业大亨，即中世纪社会的生产商和实业家，他们在过去200年中若不是在地位上也是在实际上获得了一种影响力，与伟大的高级教士和贵族旗鼓相当。
他代表三级会议提出的第一项要求是撤除7个最声名狼藉的收受贿赂的王室议员，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而且他们将被永远禁止担任公职。取代他们的是一个28人的委员会，由12名贵族、12名布尔乔亚和4名教士组成，它将由三级会议任命，基于这一前提，三级会议同意批准某些税收以支援战争。最后一个条件是他们最好避免提及的，即从监狱中释放纳瓦拉的查理。
他们想要纳瓦拉的查理，是因为他制造麻烦的潜力会给皇太子施压，也因为纳瓦拉在他们中间有个同盟，一个像他本人一样的密谋者，改革运动的幕后操纵者。此人就是拉昂主教罗伯特·勒科克（Robert le Coq），一位布尔乔亚出身的教士，具有“危险的”口才，他通过法律途径，已升到位高权重的职位，在腓力六世治下是国王的辩护律师，在让二世治下，则进入了御前会议。他拥有一个图书馆，在当时而言规模很大，共有76本书，其中48本与民权和教会法规有关，反映了他对政府问题的关注，还有7本是布道集，可用作演讲艺术的范本。风格和语言是中世纪的首要之事，勒科克让自己成了这方面的大师。在被任命为拉昂主教之后，他一直监管着让二世与纳瓦拉的查理间的微妙调解，后者的野心被他视为他自己的两轮战车。他想成为总理大臣，所以既恨国王没有给他那一职位，也恨拥有了它的现任总理大臣。
皇太子查理尽管看似软弱，但在他病歪歪的外表下，却拥有一颗坚定的心，敢于拒绝，天生智慧，这在逆境中对他大有帮助。虽说尚未屈服于后来成了他的命运组成部分的疾病，但他面色苍白，身体单薄，有一双敏锐的小眼睛、薄薄的嘴唇、长而削的鼻子，以及不成比例的身体。从外表看，说他是什么都可以，就是不是一个浪荡子，尽管当他在十五六岁时，当代人已经将两个私生子划归到他的名下，其根据是他们的年龄。他对军队事务既无兴趣也无能力，而代之以锻炼脑力，即使这不是瓦卢瓦家族的特性，却对统治者的地位十分有用。事实上，有个有关他母亲（她在嫁给13岁的让时，年龄是16岁）的流言蜚语，说她的长子也许不是一个瓦卢瓦家的人。毫无疑问，他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像让。
目前，在残垣断壁中留下来捍卫王权的查理根据其父亲的顾命大臣们的建议，拒绝了三级会议的要求，并命令他们解散。与此同时，他搬出了巴黎以为防范。在拒绝解散后，常务委员会于1356年11月查理离开的第二天开会，听取罗伯特·勒科克所做的煽动性演讲，他公然抨击王室的罪恶统治，详述了对改革的有所扩大的要求。“那些缄默不语的人真是可耻”，他喊道，“因为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么好！”
限制君主权利的呼声现在已经公开。如果挑战者像1215年的英格兰贵族们一样团结一致，那么它也许会成为法国的兰尼米德[1]，但他们很快便分裂成多个派系。
第三等级的上层由商人、制造商、律师、官员和王室粮食供应商构成，除了不是贵族这一事实外，他们与作为其基础的工人阶级毫无共性。克服贵族门槛是所有布尔乔亚大亨的目标。在向受封爵位和获得乡村庄园这一目标攀爬的过程中，布尔乔亚大亨会效仿贵族的穿衣打扮、风气习俗和价值观，最终达到分享他们的免税权利的目标——这可不是蝇头小利。艾蒂安·马歇尔的一位叔叔在1313年支付了巴黎人中最高的税额，而他的儿子用500里弗购得了贵族特权。马塞尔的岳父和妻兄皮埃尔·德斯·埃萨尔斯（Pierre des Essars）和马丁·德斯·埃萨尔斯（Martin des Essars）出身于鲁昂的布尔乔亚，在为美男子腓力和腓力六世效劳的过程中致富并获得贵族封号。作为王室代理人，他们和他们那一类人为王室家庭供应粮食，向他们提供挂毯和书籍，替他们购买珠宝、纺织品和艺术品，充当他们的心腹知己和借贷人，并占据如他们的司库和收税人这样的肥缺。皮埃尔在女儿玛格丽特（Marguerite）嫁给马塞尔时，有能力给她3000埃居的嫁妆。
贵族和教士憎恨王室显示出的青睐以及使官职可从他们等级之外的人中加以挑选的财富。他们尤其痛恨财务官员，“他们威风凛凛地四处巡行，获得比公爵还要多的财富，将女儿嫁给贵族，购买被他们欺骗而至穷的贫穷骑士的土地……委任自己的同类做官，他们的人数与日俱增，而他们的薪水也齐头并进”。
官员阶层与马塞尔这样的布尔乔亚商人之间关系不佳，尽管他们都从事于资本主义事业。当资本主义借助于银行和信用技术而变得切实可行时，它便变得令人尊敬起来。有关无贪婪社会的理论衰落下去，剩余财富的积累不再遭人憎恨——实际上，变得令人羡慕起来。在《乔模乔样的列那狐》（Renart le Contrefait）这部当时的讽刺作品中，富裕的布尔乔亚享有最好的庄园：“他们像贵族一样生活，穿领主的衣服，养猎鹰和雀鹰、精壮的女士用马和精壮的战马。当贵族骑士必须去参军时，布尔乔亚却在床上睡大觉；当贵族骑士在战场上被屠戮时，布尔乔亚却在河边悠然野餐。”
在被领头的市民选出后，商会会长和他的大亨同类们统管了全部的日常市政职能，将日常职责委派给警察部队，它的运行靠的是以10人、40人和50人为单位的市民强制性服务。在4位副手和一个由24人组成的委员会的辅佐下的会长应该从每天早上7点开始上班，宗教节日除外。他的办公室位于夏特莱堡，那里也是城市监狱的所在地，位于塞纳河右岸通往大桥（Grand Pont）——通向西岱岛（Ile de la Cité）的唯一桥梁——的入口处。夏特莱堡附近是市政厅，它位于一个名为格雷夫广场（Place de Grève）的开阔广场上，失业的人会去那里找工作。
马塞尔管理的城市所覆盖的区域，用现在的地标来看，北起右岸的格兰大道（Grands Boulevards），南至左岸的卢森堡花园（Luxembourg Gardens），东起巴士底监狱（Bastille），西至杜伊勒里宫（Tuileries）。超过此界的所有地方都是faubourg，即乡下。巴黎的中心是位于塞纳河中央的西岱岛，岛上矗立着巴黎圣母院（Cathedral of Notre Dame）、公共医院（Hôtel Dieu）和由圣路易修建的皇家宫殿。延伸到了老城墙之外的右岸是商业、工厂、公共集市、奢侈品交易和豪华公馆的所在地，而在居住区方面要小很多的左岸则为大学所占据。根据1292年的一份税收调查，当时的城市有352条街道、11个十字路口、10座广场、15座教堂、1.5万个纳税人。50年后，在马塞尔统治时期，其在黑死病之后的总人口大约为7.5万左右。
主要街道都经过铺设，宽得足以容两辆二轮或四轮马车并行通过，而其他街道则狭窄、泥泞，因沿街道中央铺设的排水沟而恶臭不堪。对于普通市民而言，有关清除的规则“全都关乎街道”，在下层居民的住处，粪便通常堆在家家户户的门口。房屋持有人理应将沉积的秽物运至处置坑，且有法令不断提醒他们铺设并清扫门口的台阶。
当两侧都驮着篮子的驮骡与拿着托盘的街头小贩或被木柴和木炭担子压弯了腰的搬运工相遇时，拥堵的交通就会使狭窄的街道变得水泄不通。置于长铁杆上的客栈招牌更使街道显得拥挤不堪。商店招牌巨大无比，最好能使顾客感到震撼，因为店主人不得吆喝顾客入内，除非是在他们离开相邻的商店之后。拔牙医生的代表是一颗扶手椅大小的牙齿，手套商的代表是一只每个手指都大得足以举起一个婴儿的手套。
在风中格格作响的招牌声与街头小贩的吆喝声、骡夫的驱赶声、马的喷鼻声和传布公告者的宣告声此起彼伏，一个赛过一个。巴黎有6名由会长任命的大公告发布人，每人都有众多的助手，他们被派往十字路口和各居住区的广场，宣布有关官方法令、税金、定期集市和庆典、房屋买卖、失踪儿童、婚嫁、葬礼、出生和洗礼的消息。当国王的葡萄酒行将出售时，所有的酒馆都必须关门歇业，而公告发布人会一天两次叫卖王室葡萄酒。在宣告死讯时，公告人会一边走一边摇铃，用庄重的口吻叫道：“醒来，酣睡的人，向上帝祈祷，让他宽恕你的打扰；死者不能哭喊；当铃声在街道上响起时，为他们的灵魂祈祷。”流浪狗在听到他们的声音后，会发出大声的吠叫。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地盘——屠夫和制革工人在夏特莱堡周围，货币兑换商、金匠和布商在大桥上，抄写员、点灯人和出售羊皮纸和墨水的人在大学周围的左岸。在开放式经营场所工作的人包括烘焙师、肥皂制造商、鱼贩、制帽商、细木工、陶工、刺绣工、洗衣工、毛皮商、铁匠、理发师、药剂师，以及制衣业和金属业的众多分支。在工匠阶层下的是打散工的人、搬运工和佣人。他们的姓名也许会得自其行业出身或个性特点，被叫作Robert le Gros（胖子罗伯特）、Raoul le Picard（皮卡第的拉乌尔）、Isabeau d’Outremer（来自海外的伊萨博）和Gautier Hors-du-sens（疯狂的戈蒂埃）。
每个住宅区都有自己的公共浴室，提供蒸汽或热水。1292年的调查中共列有26家浴室。尽管人们认为它们有败坏道德，特别是妇女的道德之虞，但也认识到，它们对清洁有所贡献，所以在气候恶劣的冬季，当燃料价格高昂之时，城市会费尽周折地使之免于关闭。它们不得接纳妓女、流浪者、麻风病患者或声名狼藉的人，也不得在天亮之前开放，因为夜晚的街道非常危险，但每当破晓时分，人们就可以听到这样的吆喝声：
先生老爷快快来，来沐浴，
蒸一蒸，莫迟疑，
我们的水热腾腾，
千真万确不骗人。
作为拥有一所伟大大学的首都城市，巴黎是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的云集之地。学生拥有特权地位，不受地方法律的裁制，而仅听命于国王，其结果是，他们的罪行和骚乱大部分都不会受到惩罚。他们的生活条件十分悲惨，租住在位于阴暗的邻里街区中的肮脏房间中，却得多付房租。他们坐在寒冷课堂中的冷板凳上，教室中只有两根蜡烛照明，永远都会受到放纵、强奸、抢劫以及“所有其他为上帝所憎恶的暴行”的指责。
尽管牛津正在成为知识兴趣的中心，但巴黎大学仍然是欧洲的技术仲裁者，而其独立院系的图书馆（有些图书馆的藏书量高达1000册）则扩大了它的荣耀。除此之外还有精美的圣母院图书馆以及不少于28个书商，这还不算露天书摊。一位心荡神驰的英格兰游客写道：这里是“盛产各种风格书籍的硕果累累的果园，是我们参观巴黎时让我们心花怒放的快乐源泉，是人间天堂！”。
从巴黎东南部的山峰通下来的渡槽将水注满了公共泉源，这为城市供应了充足的水。风车在近郊遍地开花，在那里，住宅有空地用于开垦花园和葡萄园，修道院矗立在耕地之中。产品主要通过内河船进入城市，然后被摆在集市的柜台上，或放在小贩的托盘上兜售。乞丐坐在教堂门边讨要救济金，行乞修道士为他们的教团或监狱里的穷人讨要面包，吟游诗人在广场上表演特技和魔术，朗诵有关在撒拉逊土地上的冒险的叙事歌谣。五颜六色的衣物使街道光彩夺目。深红色、绿色和最贵的杂色为贵族、高级教士和权贵所专享。只要其法衣够长，而且被扣起来，则神职人员亦可穿着彩衣。当夕阳西下、宵禁的晚钟敲响时，人们放下工作，关上店铺，寂静取代了喧哗。8点，当标志着睡觉时间的奉告祈祷的钟声响起时，城市漆黑一片。只有十字路口仍被摇曳的烛光或灯光所照亮，这些蜡烛或油灯被放置在承纳着圣母或住宅区保护圣徒雕像的壁龛中。
周日，各行各业都关门歇业，人人都去教堂，在那之后，工人在小酒馆聚集，而布尔乔亚则在郊区散步。每到节日，巴黎的风俗是要在家门外围桌用餐。住房是鳞次栉比的典型的高而窄的城市风格建筑，有时在房屋前后之间会有个庭院。它们是半砖木结构，空间用黏土或石头填充，每一层都凸悬在下一层之上。贵族和权贵的府邸保留了坚固城堡的一些元素，有圆锥形的塔和高墙。作为对城市生活的一种妥协，它们拥有朝着庭院开放的巨大的玻璃格窗户，还有装饰着许多小尖塔的亭台，亭台屋顶的四面都可能会保留有一座钟。屋主可以通过其塑于门楣之上的盾徽来知晓。街道没有铭刻的街名，所以人们不得不花上好几个小时去寻找要去的地方。
贵族宅第的内部装饰着壁画和挂毯，但家具寥寥。既供人睡也供人坐的床榻是最重要的物品。椅子几乎没有，就连国王和教皇在接见使节时，也是坐在装饰着精美帘幕和床罩的床上；否则，人们就坐在条凳上。墙上突出的烛台上的火把为房屋提供照明，墙体内修建有巨大的壁炉。这些火墙烟囱在意大利被叫作“法式烟囱”，是中产阶级家庭中最奢侈的东西。除此之外的唯一温暖来自炉灶和做饭用火，以及夜间床上的取暖用盆状器皿。像卫生设施一样，供暖是这样一种安排：假如人不是像对待其他活动一样对自己的舒适安逸不大理性的话，那个时代似乎有足够的技术，使之做得比实际状况更好。毛皮床罩、毛皮里子的服装或穿在束腰外衣和长袍下面的分离式毛皮衬里代替了主动的供热源。水獭、猫、白鼬、松鼠和狐狸皮没有厚重的羊毛衣物贵，貂皮为富人所穿戴。
在夏季，地板上点缀着芳香的药草和禾本植物，在其他季节，则铺上灯芯草或稻草，它们一年换4次，或者，在穷人家里则一年换一次，时间是在它布满跳蚤、到处是狗屎和污物之时。有钱的商人会在晚宴前在地板上撒上紫罗兰和其他鲜花，并用一大早从市场上买来的新鲜绿色植物来装点墙壁和桌子。
房间少之又少，仆人们睡在他们可以躺下来的地方，完全没有隐私，这也许使人变得易于发怒。它是会妨碍还是会促进诱惑是个公开的问题。在乔叟笔下的地方官的故事中，两个剑桥的学生十分便利地享受到了磨坊主老婆和女儿的垂爱，因为他们与这家人睡在同一个房间中。即使是在较大的住宅中，客人也与男女主人睡在同一个房间里。
这就是巴黎的第三等级，从最贫穷的工匠到最富裕的大亨，马塞尔试图在与皇太子的斗争中将他们调动起来。为了让皇太子屈服，会长开始以罢工和民众暴乱相威胁。当皇太子企图再次使用铸币贬值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并由此引发了巴黎的愤怒时，“会长命令全城的行会和行业停止工作，人人都拿起武器”。皇太子被迫取消了敕令，没有筹集到任何资金，他别无资源，只能重新召集三级会议，返回巴黎与他们相见。
在这次从1357年2月至3月持续一个月的会议上，所有被提出且付诸文字的改革，都出现在一个由61个条款构成的“大法令”（Grand Ordinance）中，即第三等级的《大宪章》（Magna Carta）。法令用法语而非拉丁语写成，仿佛是在强调新的声音，它陈述了一个理想的“好政府”，就仿佛它的策划者们正力图实现洛伦泽蒂几年前在锡耶纳绘制的、以“好政府”名命的欢欣景象。在那座绘制的城市中，身着色彩轻柔的长袍的市民们和谐地各忙各的，骑在马上的重装骑士从他们身边走过，彼此包容，仁慈为怀。在一个狂乱不堪的年代，《大宪章》渴望的是同样的秩序和体面。
筹划者们设计的不是一个宏大的政府新图式，而是对现存弊端的一系列修正，在其中投入了3种基本政治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君主不得征集未经三级会议投票通过的课税，三级会议主席有权自行决定定期开会，从3个等级中选出一个由36人（每个等级12人）组成的大委员会（Grand Council）充当王室顾问。
对国王让的顾命大臣的清除得到再一次的确认，新的大委员会成员“必须放弃其前任的上班迟到、人浮于事的习惯”。所有官员都要在“每天日出时分”上班；他们的薪水很高，但如果他们未在一大早出现，就将失去其薪水。货币未经三级会议的同意不得改变，王室和王侯的开支将被减少，议会将加快处理司法案件，地方长官不得身兼两职或从事商业活动，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可发布兵役召集令，贵族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不得离境，严禁他们的私人战争。穷人的公正和慈善将得到加速，若价格不公，则不得没收他们的财产，他们的交通工具绝对不能没收超过一天时间；村民的集会权利和武装抵抗抢劫和军队的权利得到了肯定。最后，三级会议保证提高税收，使之足以支付3万名士兵达一年时间，但这钱要由三级会议监管，而不是通过王室。
皇太子又是抵抗又是拖延，拒绝签署该法令，直到受到马塞尔的方法的恐吓，后者将解除了工作的乌合之众带入街道，其数量每天都有所增加，并鼓励他们呼喊：“准备战斗！”通过这种方法，三级会议拿到了皇太子以摄政王的名义签署的法令，摄政王是三级会议要求他担任的，以便他能够承担君主之责。新的36人委员会得到任命，而被驱逐的顾命大臣们则急急赶往波尔多去通知国王让。就在被带往伦敦之前，国王否决了他儿子的签字和整个法令。
在1357年夏季，无论是皇太子还是委员会都无法有效地实施管理，而两者都在寻求各省的支持。通过在全国进行王室视察以显示王权依旧在发挥功用的方式，查理胜出马塞尔一筹。当三级会议于4月重新召开但贵族极少出席时，人们清楚地知道，对大法令条款心怀不满的贵族正在撤回支持。改革运动陷入困境。在巴黎以外，权威的倒台正在走向灾难。
它的催化剂是最近15年的战争所孵化出的军事连队的劫掠。这些连队是自由连队（Free Companies），它们“在大地的胸膛之上书写悲哀”，将会成为这个时代的梦魇。它们由在普瓦捷会战后被黑王子解散的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和加斯科涅人构成。作为战士，按照惯例，将得不到更多的报酬，但他们已经在王子的战役中开始喜欢上了战利品的唾手可得和丰饶富足。他们与德国雇佣兵和艾诺的冒险者一道，围绕一个指挥官聚集成20至50人的连队，向北进发，展开行动，其活动范围在塞纳河与卢瓦尔河、巴黎与海岸之间。在波尔多休战协议签署后，纳瓦拉的腓力的部队、兰开斯特公爵的部队的余部，以及开疆拓土的能手、经验丰富的布列塔尼指挥官和重甲骑兵，都加入了自由连队的行列。编年史中的叠句——arser et piller（烧杀劫掠），尾随着它们顺着这个世纪一路走了下去。
国王和如此众多的贵族的失去给了自由连队可乘之机。在休战后的一年中，它们壮大、合并、组织、传播，越来越放纵地实施行动。在攻占一座城堡后，它们会将它用作根据地，向每个旅行者勒索贡物，袭击乡村。它们会侦察出一个一两天便可抵达的富有城镇，“偷偷摸摸、日夜兼程地前往，于清晨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该城镇，放火点燃一座房屋；城镇里的人会以为这是一些军人所为，赶忙逃出城去；于是这些土匪就会破门进入金库和住房，抢劫并占有他们开列的东西，完事之后溜之大吉”。
它们强迫富裕村民缴纳赎金，烧死穷人，抢劫修道院和修道士的仓储和财宝，掠夺农民的谷仓，杀害或折磨那些藏匿物品或拒交赎金的人，对教士和老人也不放过，侵害幼女、修女和母亲，绑走妇女，迫使其成为营妓，使男人成为仆佣。由于沉迷于这一切而不能自拔，它们随心所欲地焚烧收获物和农具，砍倒树林和葡萄藤，捣毁人们赖以为生的一切，其行径着实令人费解，只能说，那是出于一时的狂热或编年史作者的夸大其词。
这种连队自12世纪便已存在，在意大利尤盛，那里的贵族较其他地方更加都市化，他们日益将军事武装这一行留给雇佣兵去做。这些连队在专业指挥官的率领下，有时人数可达2000至3000，由被放逐者、逃犯、失去土地或破产的冒险者、德国人、勃艮第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加泰罗尼亚人（Catalans）、普罗旺斯人、佛兰德人、法国人和瑞士人构成，通常都装备精良，或骑马，或步行。这个世纪中叶的一个卓尔不凡的指挥官是个变节了的前圣约翰骑士，名叫蒙雷亚莱兄弟（Fra Monreale），他的连队中有一个委员会，有秘书、会计、营地法官、绞刑架，他可以从威尼斯要价15万金弗罗林去攻打米兰。仅1353年一年，他就从里米尼（Rimini）勒索了5万弗罗林，从佛罗伦萨勒索了2.5万弗罗林，从比萨和锡耶纳各勒索了1.6万弗罗林。对他的财富垂涎三尺的主张革命的库勒·迪里恩齐（Cola di Rienzi）邀请他前往罗马。蒙雷亚莱过于自信，孤身入城，被捕之后，被当作公然的强盗而受到审判，被执以死刑。他穿着绣金的棕色天鹅绒长袍，一身华服地走向断头台，让自己的外科医生指挥刽子手的斧头。他至死仍顽固不化，宣称自己“仗剑而行，在一个虚伪而悲惨的世界中开辟道路”的行为正当合理。
这些连队最有害的方面在于，由于有组织的军队的缺失，他们填补了一种需求，并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腓力六世在听说了一位只知人称“培根”的指挥官是多么高效地突袭并攻占了一座城堡之后，用两万克朗购买了他的服务，使之成为戴甲的王室礼宾官，“配良马，著华服，装备精良，堪比伯爵”。还有一位名叫克罗夸特（Croquart）的人，从布列塔尼战争中的“穷听差”起家，因为英勇善战而步步高升，成了一个价值4万克朗的匪帮的指挥官，他的军事声誉使他被选为“30人大战”的英方一员。后来，国王让提出条件，只要他成为国王的部下，就给他提供骑士身份、一位有钱的妻子和2000里弗的年薪。更愿意特立独行的克罗夸特拒绝了国王的提议。
在法国，这些连队与其说是雇佣兵，不如说是土匪，尽管他们基本上都是英格兰人，但也吸引了被布列塔尼和普瓦捷会战的赎金弄得倾家荡产的法国骑士们，他们现在也在同样对自己的国家大肆劫掠。骑士们的小儿子和私生子较少贵族权益，收入降低，于是他们便自己当起了指挥官，在连队中寻找一种生计、一条发财致富的道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一旦被十字军东征所吸纳便停不下来的进攻的发泄口。
最臭名昭著的法国人是阿尔诺·德赛沃洛（Arnaut de Cervole），他是佩里戈尔的一名贵族，人称“主牧师”（Archpriest），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一个教士的有俸圣职。他在普瓦捷会战中受伤被俘，在支付了赎金后被释放，于1357年那几个无法无天的月份里返回法国，当上了一个连队的头领，这个连队直白地称自己为“收购帮”（Società dell’ acquisito）。在与普罗旺斯的一位名叫雷蒙·德博（Raimond de Baux）的领主合作过程中，该连队壮大为一支2000人的军队，而“主牧师”则成了他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为恶者。1357年，在赛沃洛发起的对普罗旺斯各地的袭击过程中，教皇英诺森六世对阿维尼翁的安全大感担忧，于是他预先进行了免侵扰谈判。赛沃洛被邀请至教皇的宫殿，“受到了恭敬的礼遇，就仿佛他是法国国王之子”。在与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共进了数次晚宴之后，他获得了对其所有罪行的宽恕——连队的惯常要求条目之一——以及4万埃居的钱财，作为离开那一区域的条件。
与之齐名的英格兰人是罗伯特·诺利斯爵士（Sir Robert Knollys），“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傅华萨评介他是“所有连队中最富才干、最有手腕的重甲骑士”。他也是从布列塔尼战争中步步高升，曾为“30人大战”作战，在此过程中获得了骑士封号。在为兰开斯特效力之后，他留了下来，在诺曼底烧杀劫掠，凭着娴熟的手段和冷酷无情，仅在1357年至1358年的一年间，便积聚了价值十万克朗的战利品。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在卢瓦尔河谷发展壮大自己，在此处获得了对40座城堡的控制权，烧杀劫掠的范围从奥尔良直到韦泽莱（Vézelay）。在一次从贝里到奥弗涅的袭击过程中，他的连队留下了一连串被摧毁的城镇，它们被烧焦的山墙被称作“诺利斯的冠冕”。据说，在一个地方，他的名字是如此令人恐怖，以致人们听说他即将到来的消息后，干脆自己投河而死。
在诺利斯告诉英王爱德华，他占领的所有堡垒都听凭国王的处置之后，像其他统治者一样乐于从强盗的收益中分一杯羹的爱德华慷慨地宽恕了诺利斯违背休战协议之举。诺利斯最终赢得了与尚多斯和黑王子同一级别的崇高指挥权和军事声誉。在休战和作战期间，他在匪帮与效忠王室之间往返自如，没有错过一次胜利，也从未改变过自己的风格。在结束其职业生涯时，他带着“帝王般的财富”和巨大的庄园退休，变成了教会的捐助人，创建了多家救济院及小礼拜堂。法国人将他记作罗伯特·卡诺勒爵士（Sir Robert Canole），他“终其一生都在残酷地伤害着法兰西”。
在普瓦捷会战后的无政府状态中，骑士和匪徒的身份变得可以相互交换，导致民众对仗剑阶层更添仇恨，尽管在他们自己的同类中，这不一定是个坏名声。“年轻、勇敢而多情的”厄斯塔什·德奥布雷西科特（Eustache d’Aubrecicourt）是艾诺的一位骑士，普瓦捷会战时曾陪伴在王子左右，他怀着极大的热忱和物质上的成功成为一个匪徒，竟赢得了孀居的肯特伯爵夫人的芳心，她是英格兰王后的侄女，像他一样也出生于艾诺。她送给他骏马、礼物和充满激情的情书，这更激发了他，使他即便未能变得更具骑士的英勇，也可说变得更加大胆无畏。他牢牢地把持着对香槟（Champagne）地区和皮卡第部分地区的严厉掌控，直到法国骑士终于组织起来发起反抗，将他抓获。贪婪如他的法国骑士在让他支付了2.2万金法郎的赎金后放了他，所以他很快便东山再起，重上战场。他指挥着2000人的流寇，组织了一次对被占领城堡的交易，将这些城堡以高昂的价格卖回给了原主人。以一种对14世纪的人而言是可以理解的方式，他的仗剑劫掠杀人之举并未给肯特的伊莎贝尔（Isabelle of Kent）带来丝毫的耻辱，现在成了腰缠万贯的英雄的他将于1360年娶她为妻。
法国人向英王爱德华指控说，英格兰连队违背了休战协议，作为对此的反应，爱德华下令他们解散，但他的命令既非出自真心，也未得到认真执行。在和平条款仍在谈判之中时，他十分愿意让这些连队对法国保持高压。同样不反对制造麻烦的是纳瓦拉的查理。尽管仍在监狱，可他有自己的代理人以他的名义行事，其中便包括他的兄弟腓力。在纳瓦拉人与英格兰人联合作战的地方，劫掠最为凶残——有人认为这是故意的，是为查理的获释进行施压的一种手段。
为了防御这些连队，村民们将其石结构的教堂用作堡垒，环之以壕沟，在钟楼上安置哨兵，堆积石块，以便向下砸击攻击者。“教堂的钟声响起，不再是为了召集人们颂扬上帝，而是为了警告人们寻找藏身之所以躲避敌人。”无法到达教堂的农民家庭便与自己的牲畜一道在卢瓦尔河上的小岛过夜，或是在停泊在河中央的船上过夜。在皮卡第，人们将日耳曼人入侵时所挖的地窖扩大成地下隧道，以便在此藏身。这些隧道中间有井，上方有通气孔，可供二三十人容身，在墙体附近还有可容纳牲口的空间。
白天，瞭望哨兵从钟楼上观察匪徒是否已离去，以及他们是否可能重返田地。农村家庭急急忙忙地带着物品到城市寻找庇护所，僧侣和修女抛弃了自己的修道院，通衢大道和羊肠小路都危机四伏，强盗四起，敌人在全国各地都成倍增加。“我还能说些什么？”让·德韦内特在其有关悲惨境遇的目类中写道。“从此以后，无穷无尽的伤害、不幸和危险降临在法国人民头上，因为他们没有好政府，也没有充足的防御能力。”
让·德韦内特是第三等级的同情者，以前曾是个加尔默罗会（Carme Lite），托钵修道士在14世纪60年代，当他撰写其编年史时，还是其教团的领袖。他指责摄政者“不施补救”，指责贵族们“蔑视和仇恨其他所有人，根本不考虑领主与百姓间的相互扶持。他们奴役并抢劫农民和村民。他们决不起而保卫自己的国家免遭敌人的蹂躏。他们更愿意做的是，将它踩在脚下，剥夺和抢劫农民的物品”，而摄政者则“丝毫不考虑农民的困境”。
正如让·德韦内特所见，贵族还将因三级会议常务会议中的不和而受到指责，这种不和导致了各等级代表放弃了自己已经开始的职责。“从那时起，王国的一切都在走下坡路，国家将毁于一旦……法兰西王国和整个土地开始披上混乱和哀痛的外衣，因为它没有保卫者或监护人。”
悲哀和激愤也渗入了一篇名为“法兰西王国之悲惨境遇的悲剧性解说”（Tragic Account of the Miserable State of the Realm of France）的拉丁文论辩文中，他的作者是位默默无闻的圣本笃修会僧侣。曾经引以为傲的法兰西却让自己的国王“在王国的核心地带”被俘虏，并毫不干涉地任其被囚禁在异国的土地上，这让他感到羞愧难当，在那之后，他提出了有关军事训练的关键问题。“你们是从哪里学习（战争艺术）的？谁是你们的老师？你们当过什么样的学徒？”他质问骑士们。“难不成你们是在维纳斯的旗帜下战斗，吮吸着牛奶般的甘甜，只有快乐相随……”凡此等等，直到他突然以一个现实的问题作结：“难道武艺可以从你们于其中度过自己的青春的玩耍和游猎中习得？”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行乞修道士成了指责对象，“他们的肚子就是他们的上帝，他们是自己女人的奴隶”，至于教士，他们受到了最严厉的责骂。他们被说成是奢侈无度、暴饮暴食、浮夸狂妄、野心勃勃、暴躁易怒、不相和谐、嫉妒成性、贪得无厌、喜好争讼、盘剥高利，抢金夺银。美德死去，恶行胜出，诚实遭到毁灭，同情惨被窒息，贪婪大行其道，困惑无所不在，秩序浑然不见。
它仅仅是针对世俗的传统的禁欲主义的长篇大论，抑或是种开始占据该世纪下半叶更深层的悲观主义？
法王让的释放问题仍悬而未决。虽然爱德华对这位王室俘虏待以周到之礼，却也下定决心，要从他的胜利之中挤出法国能够设法交出的最后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厘金钱。法兰西的伟大国王在从普瓦捷战场上被抓获后，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奖赏。让于1357年5月作为黑王子的俘虏进入伦敦，导致了英格兰历史上最盛大的庆典之一，以及“在所有教堂举办的盛大庄严的仪式，其奇异之处令人难以想象”。由于人们是如此好奇地想看上法兰西国王一眼，以至于巡行队伍花了几个小时才得以穿过市中心前往威斯敏斯特王宫。作为13位其他贵族囚徒中的关注核心，让身着黑衣，“如同一个大助祭或在俗教士”，骑着一匹高头白马，旁边是骑着一匹较为矮小的黑色驯马的王子。经过悬挂着夺来的盾牌和挂毯的房屋，走过洒满玫瑰花瓣的鹅卵石道路，巡行队伍途经种种离奇的华丽展示，它们是14世纪人们最钟爱的艺术。伦敦的金匠们在沿途摆放的12个镀金笼子中安放了12个美丽的少女，她们向骑手们抛洒着用金银丝装饰的鲜花。
贵族俘虏的辉煌成就更为英格兰宫廷平添了与众不同的骑士风范。第一个冬季的圣诞节和新年在异乎寻常的华美盛况中度过，包括在火把映照下的夜晚举办的一场华丽壮观的比武大会。让住在萨伏伊的豪宅，即兰开斯特公爵的新宫殿中，虽说有一名卫兵被派来以防他的逃跑或营救企图，但他可以自由地接见来自法国的来访者，享受各种宫廷生活的乐趣。朗格多克派来了一个贵族和布尔乔亚使团，他们带来了价值1万弗罗林的礼物，并保证，他们将用自己生命、货品和财富来换取他的释放。就连拉昂和亚眠也送来了金钱。迷惑了其国民的君王身份的神秘性而非其职责使人们关心着那位国王。
在法国的悲惨岁月里，国王的账目显示的花费有：马匹，狗，猎鹰，一副棋子，一架风琴，一架竖琴，一座钟，一匹浅黄褐色的驯马，来自布鲁日的鹿肉和鲸肉，为他的儿子腓力和他宠爱的小丑购买的精致衣柜，小丑还收到了好几顶缀着貂皮、装饰着黄金和珍珠的帽子。让还豢养了一个占星家和一位带乐队的“吟游诗人之王”，举办了一场斗鸡比赛，订制装订精美的图书，出售朗格多克作为礼物送来的马匹和葡萄酒。这些投机的成功使他从图卢兹进口了更多的马匹和葡萄酒，然后将之当作有利可图的生意出售。500年后，当法国若非最客观也是最生动的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在档案馆通读让的账目时，说它们让他恶心。
爱德华的过分要求阻碍了有关国王赎金和永久性和平协议条款的商讨。他想要吉耶纳、加来以及前金雀花王朝在法国拥有的所有土地的彻底割让，外加一笔高达300万埃居的交换让的巨额赎金；作为回报，他会放弃对法国王位的要求。在教皇使节的压力之下，谈判一直在拖拖拉拉地进行着，在此过程中，法国专员愁肠百结，痛苦不堪。他们从未考虑过的一个解决办法是，将国王留在英格兰，不付赎金，然后打道回府。首先，这将意味着没有和平协议，而饱受打击的法国必须拥有和平。更为根本的是，国王是秩序之源。圣路易曾利用一定的权威来消除私人战争，强推司法公正，使税收体制化。从那以后，在公众心目中，王室已变得等同于更杰出的保护者和法律。他的继任者们的一切倒退都无法损害王权，而让，它粗心大意的代表，被人们所深切地想念着，仿佛他就是圣路易一般。
法国各省相信，王室权力将是他们抵御连队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它们不想看到君主权力的削弱。1357年8月，皇太子在他人的鼓励下，召回了被遣散的顾命大臣，并挑衅地通知马塞尔及36人委员会，他打算独自管理国家，而无须他们的干预。挫折使马塞尔变成了一个极端分子，他接受了一个与他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的同盟。
在1357年11月的动乱之中，纳瓦拉的查理步出了他位于皮卡第的康布雷（Cambrai）附近的监狱。尽管他的党羽的一个阴谋被认为影响到了他的逃跑或释放，但在那之后发挥作用的是马塞尔之手和罗伯特·勒科克之脑。纳瓦拉的查理将被用作另一个对抗瓦卢瓦王朝的国王。他在皮卡第和诺曼底贵族的“气派相伴”下进入首都，其中就有“库西阁下”。在17岁时，昂盖朗已经获得了侍卫们的拥戴，成为被他们认可的领主。也许是怀着与许多北方贵族一样的反瓦卢瓦王朝的情绪，他堂皇地进入了追随纳瓦拉的查理的阵营，尽管，凭借着他将终其一生不断展现的非凡的政治感觉，他在那个阵营中没有停留太久。
纳瓦拉的查理以“用大量毒液做调味的”精彩的滔滔宏论向大量聚集的巴黎人慷慨陈词，在没有实际施压的情况下提及了他的王位继承权，他说，他当国王至少比英王爱德华要好。他的挑战迫使皇太子重返巴黎并重新召集三级会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聚集起“2000名”卢瓦尔河要塞的重甲骑兵时，他也走向了民众。他派信使前往全城各处，将民众聚集起来，然后于1358年1月11日，当着聚集在市政大厅的众人，在马背上发表了演讲，立即将民众的情绪转向了有利于他的一面。马塞尔的代表试图发表相反的言论，却在一片呼喊声和骚乱中被拖了出去。当时的人们对口头语言极度敏感，他们会对任何一位马克·安东尼[2]做出回应，会在户外一连数小时地倾听伟大布道者的说教，认为那是公共娱乐的一种形式。
皇太子的成功引起了马塞尔的警觉，他求助于一种暴力行为，此行为毫无疑问是纳瓦拉的查理的风格。在事件之后，人们普遍相信，他是受到了纳瓦拉的查理的煽动。其借口是一位名叫佩兰·马克（Perrin Marc）的市民之死，他谋杀了皇太子的司库官，反过来被皇太子的司令官强行从一座教堂的避难所中带走并吊死。马塞尔聚集起3000名工匠和店主，手执武器，戴着该流行政党的红蓝两色头巾，带头走向王宫。皇太子的顾命大臣之一雷诺特·德阿西（Regnaut d’Acy）与他们在街头相遇，被认了出来，迎接他的是一片“去死！”的呼喊。还未等他逃跑，他已经被众多的拳头打倒在地，未出一声地死去了。
在到达王宫时，马塞尔与他的部分团伙成员进入皇太子的房间，在那里，就在他表示要保护太子之时，他的手下已扑向皇太子的两位元帅，当着他的面杀死了他们。其中一人是让·德克莱蒙特（Jean de Clermont），在普瓦捷会战中战死的元帅之子；闯入教堂避难所的正是他。另一人是当皮埃尔之主（Sire de Dampierre）让·德孔福朗（Jean de Conflans），三级会议的前代表，为了皇太子而抛弃了改革政党。每一部有精印插图的编年史都描绘了这一场景：眉头紧锁的人们高高举起的剑，吓得在床上瑟瑟发抖的皇太子，他脚边两位元帅的血淋淋的尸体。
他们的尸体被拖到王宫的庭院中，扔在那里供众人参观，而马塞尔则匆匆前往格雷夫广场，在那里，他从市政厅的一扇窗子中向人群发表了演说，要求他们支持他的行为。他说，事情已经完成，它是为了王国的利益，为了去除“虚伪、邪恶和变节的”骑士们。暴民们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并表示“毕生”站在会长一边。马塞尔迅速回到王宫，将那一永远正当的公式呈给皇太子：事情是“根据人民的意愿”所为。他说，太子必须表示自己是与人民同心协力的，其方式是认可那一行为，并宽恕所有参与者。
“悲痛欲绝且目瞪口呆的”皇太子可以从横卧在路面上的尸体上读出警告。他向会长求请，说巴黎人民可以是他的好朋友，就像他是他们的好朋友一样，然后从马塞尔手中接过了两丈红蓝相间的布料，以便为自己和手下的官员们制作头巾。
实际上是针对他本人的可怕袭击本意是要吓唬皇太子，使他接受由三级会议委员会制定的规则。适得其反的是，它坚定了在他那富于欺骗性的虚弱外表下的意志。此刻他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的家人送至不远处的位于马恩河（Marne）上的莫（Meaux）的堡垒，以确保他们的安全，自己则搬至首都以外的桑利斯（Senlis）。一旦暴力被用于反对君主，反对以两位元帅为代表的贵族，那么冲突就从政治斗争转向了与力量平衡中的一个决定性转变的公开斗争。元帅之死使马塞尔失去了所剩无几的赞成改革的贵族们的支持。这件事使他们相信，他们的利益与王室捆绑在一起。
1358年5月，摄政皇太子的一个举动引发了农民的强烈暴动，它被称为扎克雷农民起义。在此次起义中，18岁的昂盖朗·德·库西扮演了一个积极而有目共睹的角色。摄政王打算通过封锁巴黎的方式彻底根除马塞尔，于是他下令进行水上贸易的河谷沿岸的贵族加固城堡，储备粮食。一种说法是，贵族们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强占了其农民的物品，激发了起义。按照另一位编年史作者的说法，扎克雷农民起义是在马塞尔的煽动下发动的，他鼓动农民相信，摄政王的命令是针对他们的，是新的压迫和没收的前奏。但扎克雷农民自有其充足的理由。
这个将三个等级扛在自己背上的农民是谁，这个现在使整个封建领主阶层心惊胆战的、被压弯了腰的中世纪的擎天神？他鼻子扁平，随便地穿着束腰短袄和长紧身裤，你可以在雕刻的石头浮雕和代表着12个月的插图上看到他：他从挂在脖子上的一只帆布种子口袋中取出种子播种；在炎炎夏日，他穿着宽松的短上衣，戴着草帽，光着双腿，用镰刀割干草；他用脚踩盛在大桶中的葡萄；给夹在双膝间的绵羊剪羊毛；在森林里牧猪；戴着兜帽，披着羊皮斗篷，背着沉重的木柴在雪地上跋涉；2月，他在一座低矮的茅舍中坐在火前取暖。田野上，在他的身边，农妇在捆扎麦捆，她的裙子被掖在腰带上，好让双腿可以自如行动，她头上戴的不是帽子，而是块布头巾。
像所有其他群体一样，农民是多种多样的，在经济层面上，从半野蛮的贫民，到土地所有者，再到可把钱攒起来送儿子上大学的使用雇工者，范围十分广泛。一般意义上的农民是农奴，即vilain，读这个词时，需要用轻蔑的口吻，尽管它是从拉丁语villa得来，本无恶意。农奴既不是纯粹的奴隶，也非完全自由，他属于其领主的庄园，有责任支付租金或劳役，以此来换取对土地的使用，反过来，他也享有被保护权和公正权。农奴是处于人身束缚中的人，他天生属于一个特定的领主，所以，他的孩子也会随他，根据一条名为“禁婚令”（formariage）的规定，禁止农奴与领地以外的人通婚。如果他无儿无女地死去，那么根据“永久管业权”（morte-main）规定的权利，他的房子、工具和任何财产都要返还给领主，其理论根据是，它们只是借给农奴供其在活着时进行劳作之用。最初，除了农业之外，他还要做所有庄园中需要提供的劳役——修路、造桥、挖沟、供应木柴、照看马厩和狗窝、打铁、洗衣、纺线、织布，以及城堡所需的其他工艺。到14世纪，这些活计中的大部分都由雇用的帮工来干，城堡所需通过从城里或小贩那里购买的方式得到供应，使农民的大部分工作都放在支付租金这一基础之上，并在某些日子里在领主的土地上劳作。
除了要支付人头税、教士的什一税、领主赎金的救助金、儿子的封爵费、女儿的婚嫁费之外，农民还要为他使用的所有物品付钱：在领主的磨坊中磨谷物，在领主的炉灶中烤面包，在领主的苹果酒榨取机中榨苹果，在领主的法庭上解决纠纷。在死亡时，他还欠着领主的租地继承税，或是要把自己最好的财物白白奉送给领主。
他要在有利于封建领主的规则下供应自己的农业劳动力，他要在可以照顾自己的土地之前，先对领主的土地进行耕犁、播种、割草、收获，在有暴风雨或病虫害的情况下，则要先贮存领主的收获。他必须驱赶着自己的牲畜前往牧场，将它们带回家时，要穿过领主的土地而非他自己的土地，以便领主可以获得肥料之利。通过这些费用和安排，就会为土地所有者创造经济剩余。
该体制得到了教会的帮助，教会的天然利益使之更有可能与强者而非弱者结盟。教会教导农奴说，未完成封建领主的工作，不遵守他的法律，都将受到惩罚，在地狱中永世不得翻身，而不缴纳什一税将会危及灵魂。牧师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以各种形式支付什一税——谷物、鸡蛋、一只母鸡或一头猪——并且告诉农民，这些是“欠上帝”的税。日常生活被领主的管家所管理，管家的虐待和勒索是持续的控诉之源。管家可以征集有所增加的税收，将一定比例的税收留给自己，或指责一个农民是贼，在收取一定的费用后再把他放了。
租金通常被算在通过有偿劳动和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所挣得的菲薄收入中。在收获季节，男男女女都聚集起来去采摘葡萄，以换取额外的现金和几周的乐趣。女人的报酬只有男人的一半。最大的恐惧是饥荒，地方的短缺十分常见，因为交通运输不畅，并且，由于肥料不足，产出很低。
拥有价值10里弗至12里弗的犁铧和价值8里弗至10里弗的耕马是富裕农民与仅可维持生计的农民间的界线。那些穷得负担不起犁铧的人会租一张公用的，或是用锄头和铁锹翻地。也许75%到80%的人都在犁铧线以下，其中有一半的人拥有几英亩薄田和某些经济保障，而其余的人则生活在生存的边缘，通过向领主或富裕的邻居提供有偿劳动作为补充，来耕作小块的田地。最下层的10%的人生存境遇悲惨，靠面包、洋葱和一点儿水果为生，睡在稻草上，小屋中没有家具，烟要从房顶的洞中冒出去。他们甚至没有农奴的保有权，是新的农业无产者，是在旧有的庄园制度向货币基础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
哪一部分农民富裕哪一部分贫穷的判断标准是他们的遗赠，既然最贫穷者什么也留不下来，他们也就始终处于缄默状态。再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个阶层更让历史学家那著名的目标——wie es wirklich war（探求事实真相）——显得如此难以捉摸。每一条有关农民生活的言论都有另一条言论与之相对。一直以来的说法是：“洗浴在下等阶层中十分普遍……就连小村庄也有自己的公共浴室。”可法国农民的同时代人却在不停地抱怨他的污秽和恶臭。尽管当时的英格兰人似乎赞同地认为，法国农民的生活状态比自己差，常常评论其无肉的饮食，可其他地方又有记录说，法国农民经常吃用烤肉叉烤的猪肉和家禽。他还能吃到鸡蛋、咸鱼、奶酪、猪油、豌豆、蚕豆、冬葱、洋葱、大蒜、一些在其菜地种植的叶类蔬菜、制成酱或晒成干供冬季食用的水果、黑麦面包、蜂蜜，以及啤酒或苹果酒。
中间群体会有一张床供一大家子人睡，有配条凳的搁板桌、箱子、碗橱、衣柜、铁锅或锡锅、陶碗和陶罐、木桶和洗衣桶，还有农耕工具。他们住在木质结构的平房中，房子有茅草屋顶和石膏墙，墙体用黏土、稻草和鹅卵石等各种材料混合而成。大部分此类房屋都有上下部分可各自分别打开的门，以便让光线照进来，让烟冒出去，有些房屋有极小的窗户，最好的房屋有砌起来的烟囱。人的寿命很短，因为他们劳累过度，风吹日晒过度，还会受到痢疾、肺结核、肺炎、哮喘、牙齿腐烂以及名为圣安东尼热（St. Anthony’s Fire）的可怕疹子的折磨，最后一种病通过压缩血管（当时的人们并不理解）可以如同借助“某种闷烧的火焰”一样耗掉一条肢体，使之与身体断离。在现代，该病症在某些病例中会被鉴定为丹毒，在另一些病例中又被鉴定为麦角中毒，其中毒的起因是黑麦面粉因冬季存放时间过长而生成的一种霉菌。
富裕的少数人可能拥有60英亩至80英亩的土地、耕地用马和绳索马具、绵羊、猪、牛、贮藏起来的羊毛、皮革、麻，还有小麦、燕麦和玉米，有供在河中打鱼的船和网，有葡萄园、柴堆，以及用铜、玻璃和银制成的器皿。以诺曼底的一个舒适的农民家庭为例，他们家中拥有两条羽毛褥垫、一张木床、3张桌子、4只煎锅、两只煮锅以及其他烹饪器具、8只羊、两块桌布、一条毛巾或餐巾、一盏灯笼、两只用以踩葡萄的大桶、两只酒桶和两只木桶、一辆手推车、一张犁、两把耙子、两把锄头、两把长柄大镰刀、一把铁锨、一把镰刀、3副马项圈，以及一套马鞍。有记载说，富裕农民雇用了12个种田帮工，给自己女儿的嫁妆中有50个金弗罗林，外加一件饰有毛皮的披风和毛皮床罩。
对大众而言，更为真实的是在法国故事《梅林·梅洛》（Merlin Merlot）中的那个农民，他哭喊道：“啊，从未有过一天休息的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我永远也品尝不到休息或安逸的滋味……农奴天生要受苦。当他出生时，痛苦就跟他一起诞生了。”他的孩子在挨饿，他们伸出手来向他要吃的；他的妻子骂他养不起家。“而我，一个不快乐的人，就像一只落汤鸡，垂头丧气，浑身透湿，或者，就像一只遭人痛打的狗。”
农民的切肤之痛是其他阶层对他的轻蔑。除了极其罕见的同情语气外，大多数民间故事和歌谣对他的描述都是惹是生非、粗野无礼、贪得无厌、怏怏不乐、疑神疑鬼、诡计多端、胡子拉碴、蓬头垢面、面貌丑陋、愚蠢轻信，有时却又精明机智，总是怨声载道，通常还戴着绿帽子。在讽刺故事中，据说农奴的灵魂在天堂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落脚之地，因为魔鬼嫌他浑身恶臭而拒绝运送它。在《武功歌》中，他因在战场上笨手笨脚、装备低劣而遭到讥刺，其行为举止、道德品行甚至悲惨境遇都成了笑柄。特指农民的扎克雷或扎克雷·博诺姆（Jacques Bonhomme）这个名称被贵族用来嘲笑他，它来源于一种名为Jacque的有填充物的白色法衣，农民在战场上把它当作保护性铠甲穿在身上。骑士们将他看成是天性卑贱之人，他不知“荣誉”为何物，因此能够施展各种诡计，而绝不值得信任。理想而言，他应当受到得体的对待，可为大众所接受的谚语却广为传播：“折磨一个农奴，他会祝福你；祝福一个农奴，他会折磨你。”
在《可鄙的乡巴佬》（Le Despit au Vilain）这则故事中，有个异乎寻常的段落，它表达了强烈的憎恨，似乎超出了讲故事的范围。“如果您乐意的话，请告诉我，主啊，一个农奴凭什么权利或头衔吃牛肉？……还有鹅？他们的鹅可真不少！这让上帝都感到困扰。上帝因此受苦，我也一样。因为他们的命运本应不幸，这些吃肥鹅的农奴！他们应该吃鱼吗？相反，让他们周日吃蓟刺、荆棘和稻草、干草，平时吃豆荚。他们应该日夜受到监视，总是碰到麻烦：这才是农奴应当过的生活。可是，他们每天都饱食终日，被上好的葡萄酒灌得酩酊大醉，而且身穿锦衣华服。农奴的高昂花销代价惨重，因为正是它破坏并毁灭了世界。正是他们扰乱了公众的幸福。农奴带来了一切的不幸。他们应该吃肉吗？相反，他们应当跟长角的牲口一道咀嚼荒地上的杂草，光着四肢四处游走……”这些故事是讲给上流社会的听众的。这是他们想要听到的，还是对他们的态度的一种讽刺？
在理论上，土地的耕作者及其牲畜当免于劫掠和刀剑。可再没有什么比中世纪的生活现实更粗暴地对此理论加以嘲弄的了。骑士精神在骑士阶层之外不适用。文献记录提到农民被勒索钱财的匪徒钉在十字架上，用火烤，被拖在马后。有一些布道者指出，农民为了大众没日没夜地工作，常常被自己的劳作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渴望更多的善意，可人们给这些受害人的建议只能是忍耐、屈服和顺从。
1358年，农民的悲惨境遇达到了巅峰。匪徒从他的手中夺走谷种，偷走他的牲畜作为食物，用他的手推车运送劫掠品，用他的工具和犁头锻造武器。可是，领主仍旧收取费用和税金以及额外的援助金来缴纳自己沉重的赎金，“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几乎无法抽出身来，保护自己的仆从免受攻击”。普通百姓“叹息着”，让·德韦内特写道：“看着他们为战争之需拼命挤出的金钱在狩猎和比武大会中被挥霍一空。”他们憎恨贵族未能用它们在战场上杀敌卫国，不再那么畏惧他们，因为骑士们因自克雷西会战以来的连连失败和普瓦捷会战中的胆小懦弱已名声扫地。最重要的，他们看到了骑士无法无天中的串通共谋，这些骑士若不能支付匪徒提出的大笔赎金，就会为匪徒连队效劳一两年，“轻而易举地从绅士变匪徒”。没有什么革命计划，可仅仅是仇恨就足以让扎克雷农民怒火中烧。
1358年5月28日，在瓦兹河畔的桑利斯附近的圣列伊（St. Leu）村，一群农民在晚祷的钟声响过之后，在墓地举行了一次群情激愤的会议。他们指责贵族要为他们的悲惨境遇和国王的被俘负责，而国王的被俘“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骑士及其侍卫们做了什么去解放他？除了压迫可怜的农民之外，他们还擅长什么？“他们让王国受侮辱，被掠夺，把他们全部干掉将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听众们喊道：“他们说的没错！他们说的没错！退缩者可耻！”
没有再召开会议，除了个别人带的棍棒和小刀之外也没有什么武器，一群大约100人的民众就这样对最近的庄园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破门而入，杀死了骑士及其妻儿，放火将那里烧为平地。然后，据傅华萨的记载（他有关扎克雷农民起义的故事当来自贵族和教士），“他们前往一座坚固的城堡，将骑士绑在树桩上，而他的妻子和女儿一个接一下地当着他的面被许多人强奸；然后他们杀死了他有孕在身的妻子，然后是女儿以及所有儿童，最后是骑士，并且烧毁了那座城堡”。另一则报告说，在那一夜，4名骑士和5名侍卫被杀。
暴动立即传遍各地，每天都有追随者打着火把和燃烧的树枝加入进来，攻打城堡和庄园。他们拿着长柄大镰刀、干草钗、斧头和任何一种可以成为武器的器具前来。很快，数千人——据说最终达10万人——参与了攻击，其对象包括瓦兹河谷各地、法兰西岛（Ile de France）以及附近的皮卡第和香槟地区，“使库西领地烽烟四起，在那里，大暴乱比比皆是”。不等它结束，在库西、瓦卢瓦的领地以及拉昂、苏瓦松和桑利斯的主教教区，已有超过“一百”座城堡和庄园遭到劫掠和焚烧，在博韦和亚眠的辖区，受损城堡超过了“六十”座。
刚开始，贵族们没有形成齐心协力的防御，而是被吓得魂飞魄散，带着家人逃向有围墙的城镇，将自己的房子和财产扔下不管。扎克雷农民继续杀人放火，“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就像被激怒的疯狗一般”。傅华萨说，毫无疑问，“在基督教徒中，甚至在伊斯兰教徒中，都决不会做出这些邪恶之人的暴行，人类不敢想象或看到这样的行径”。他举的例子得自之前让·勒贝尔（Jean le Bel）所写的编年史，它讲述了一个骑士的故事，扎克雷农民“当着他妻子和孩子的面，将他杀死并叉在烤肉钗上炙烤。随后，其中的10个或12个人冒犯了那位女士，他们强迫她吃下自己丈夫身上的肉，然后杀死了她”。这则故事在后来的记述中被一再重复，变成了暴行故事的主要支柱。
在事件之后有案可查的记录中，杀死的人数总计有30人（不包括那位被炙烤的骑士和女士），其中包括一个“间谍”，他在被处决之前进行了审判。破坏和掠夺是比杀人更务实的行为。一群扎克雷农民直接冲向养鸡场，抓走了所有能抓走的鸡，捞出了鱼塘里的鲤鱼，拿走了酒窖里的葡萄酒，摘走了果园里的樱桃，用贵族的钱为自己开了一场盛宴。随着叛乱者变得有组织起来，他们会用城堡的贮藏来供应自己的所需，在前往下一地之前会烧毁家具和建筑。在对教士的仇恨不亚于对贵族的仇恨的区域，扎克雷农民向教会宣战；隐修者们在自己的修道院中瑟瑟发抖，在俗教士逃向城镇中的避难所。
一个以纪尧姆·卡勒（Guillaume Karle）或凯尔（Cale）之名在暴动中起家的农民领袖被描述为强壮、英俊的皮卡第人，天生能言善辩，有作战经验，这正是扎克雷农民最需要的。他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它发布盖有正式封印的命令，任命由各地方选举出的指挥官，以及10人分队的头领。他的手下用长柄镰刀和钩镰铸成长剑，用熟皮制作铠甲。凯尔采用“蒙茹瓦！”作为自己的战斗口号，并定制了带有鸢尾花的旗帜。通过这一举动，扎克雷农民想向人们显示，他们起而反对的是贵族，不是国王。
凯尔的希望是与城镇结为联盟，共同反对贵族；正是在这一点上，两个运动，即农民运动和布尔乔亚运动，走到了一起。据著有《让二世和查理五世朝代之编年史》（Chronicle of the Reigns of Jean II and Charles V）一书的圣丹尼斯的僧侣所说，很少有北方城镇“不反对那些绅士们”，而与此同时，许多城镇也害怕并轻视扎克雷农民。可是，较少有布尔乔亚将农民起义看作非贵族反对贵族和教士的共同斗争。在如桑利斯和博韦这样的城镇，红蓝头巾党居主导地位，且非常激进，它们与扎克雷农民团结一致，为他们供应粮食，并向他们敞开城门。它们的许多市民加入了农民的队伍。博韦在市长和地方法官的同意下，处决了几个贵族，这几个贵族是扎克雷农民作为俘虏送给他们的。亚眠举行了审判，缺席判处贵族死刑。
另一方面，凯尔的主要目标贡比涅却拒绝交出在那里寻求庇护的贵族，关上了城门，加固了城墙。在诺曼底的卡昂，起义之火未能燃起，一位支持扎克雷农民起义的煽动者，戴着别有微型犁铧的帽子在街上周游，号召同情者追随他，但却没有招募到一个人，后来被3个他曾侮辱过的市民杀死。
据事件之后的赦免信件，个别布尔乔亚分子——屠夫、制桶匠、马车伕、军士、王室官员、牧师和其他神职人员——让自己成了扎克雷农民的从犯，尤其是在掠夺财产方面。就连贵族绅士也出现在赦免者中，但促动他们的是信念，还是夺取战利品的机会、兴奋感，或是不可抗力，则不得而知。被指控曾领导农民队伍的骑士、侍卫和教士在事后都声称，他们是为了活命而被迫加入的，这也许是实情，因为扎克雷农民自觉极其缺乏军事领袖。
他们的指挥官极少控制权。在韦尔布里（Verberie），一位指挥官在带着一名被抓获的侍卫及其家人于一次攻击后的返回途中，被一群市民所包围，他们吼叫着要处死侍卫。“看在上帝的份上，善良的先生，”那位指挥官恳求道，“别那么干，否则你们会被判罪的。”对于此人而言，杀死贵族仍旧是件可怕的事情，但对那群暴民而言则并非如此，他们当场削掉了侍卫的脑袋。
随着暴乱遍及所有土地所有者的庄园，当有人问及扎克雷农民，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时，他们的回应是，“他们不知道，可他们看到别人在做，而且他们认为，他们因此可以消灭世上所有的贵族和绅士，一个也不剩下”。无论农民是否真的想要一个没有贵族的世界，那些绅士们都假定他们想要，并且感觉到了被歼灭的浓烈气息。民众在推翻权威后会引发的恐怖景象使贵族们不寒而栗，他们派人前往佛兰德斯、艾诺和布拉班特去寻求同为贵族者的帮助。
在一个对马塞尔而言的关键时刻，扎克雷农民的愤怒给他提供了额外的武器，他抓住了它，做出了一个将使他失去有产阶级支持的致命选择。在他的煽动下，受人憎恨的王室顾命大臣们成了一队有组织的扎克雷农民的目标，这些农民在两名首都商人的指挥下包围了巴黎。国王的宫廷大臣皮埃尔·德奥格蒙特（Pierre d’Orgement）以及两位积重难返的挪用公款者——西蒙·德比西和罗伯特·德洛里斯——的财产被掠夺和破坏。作为王室宠臣的许多恩典之一，罗伯特·德洛里斯得到了王室授予的厄梅诺维尔城堡（Ermenonville castle），而布尔乔亚和扎克雷农民的联合部队在闯入该城堡后，将里面的主人逼入了绝境。他跪在敌人的面前，被迫发誓与“绅士和贵族”脱离关系，并发誓要效忠于巴黎的公社。
身负谋杀和破坏之名的马塞尔已骑虎难下。身在莫的王室家庭成了来自巴黎的一行人的下一个目标。在他们向马恩河进军的过程中，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各路扎克雷农民使队伍不断壮大，这支人数达“9000”的联合群体于6月9日到达莫，“胸怀大志，意在行恶”。强奸和死亡的前景充斥着名为莫之集市（Market of Meaux）的要塞，皇太子的夫人、妹妹、刚出世不久的女儿，以及大约300名贵族妇女及其子女聚集在此，保护她们的是一小队领主和骑士。莫的市长及地方长官曾发誓要效忠皇太子，并答应不让他的家庭“蒙羞”，可他们在入侵者到来之前便崩溃了。要么是出于恐惧，要么是表示欢迎，市民们打开城门，在街道上摆出桌子，上面放着餐巾和面包、肉和葡萄酒。在逼近一座城镇时，掠夺成性的扎克雷农民习惯性地让人们知道，他们期待这样的供给。在涌进城市之后，可怕的乌合之众使街道充满了“野蛮的呼喊”，而堡垒中的女士们，据编年史作者所云，则痛苦不堪地颤抖着。
就在此时，脱离正轨的骑士精神化身为两位翩翩骑士疾驰而来，施以援手，他们是德比什长官和富瓦伯爵“太阳神”加斯顿。尽管一人效忠于英格兰，一人效忠于法兰西，可他们是堂兄弟，正于发生在波斯的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骑马返乡，他们是在普瓦捷会战之后的休战期间，为了让自己有事可干才去了那里的。他们谁都不是瓦卢瓦家族的朋友，但危在旦夕的贵族女士是每位骑士的事业，而这两个来自南方的人并未感染到北方贵族那在扎克雷农民屠杀之下最初陷入的瘫痪状态。他们二人也未遭受到普瓦捷会战的耻辱。在听说莫危在旦夕的消息后，他们连忙带着一支由40组配矛骑兵（约120人）组成的队伍前来救援，在平民进入莫的同一天抵达了莫之集市。该堡垒有座桥与城市相连，周围有围墙和高塔，位于马恩河与一条运河之间的长条形地块上。
长官和伯爵率领25名身着闪亮铠甲、打着上有星辰、百合花和卧伏的狮子的银色和蔚蓝色三角旗的骑士，穿过吊门，来到桥上。由于桥上范围狭窄，人数的优势没有了用武之地，可平民们不明智地选择了战斗。骑士们在马背上挥舞着武器，砍倒对手，踩踏他们，将尸体推入河中，迫使其余的人后退过桥，由此开启了屠杀之路。尽管有些人在白刃战中表现英勇，但“装备低劣、矮小黝黑的农奴们”还是在配矛骑兵和披甲骑士的战斧前退缩了，屈服于心惊胆战的撤退，结果遭到屠杀。骑士们发起了冲锋，疯狂地乱砍一通，像宰杀牲口一样杀死平民，直到大屠杀让他们精疲力竭。
据编年史记载的不大可能的数字，有“数千人”被杀，但它还是证实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死亡数字。逃跑的余众在乡下被四处追逐和消灭。骑士们也有损失，但人数寥寥，有一个是被箭射穿了眼睛。他们的狂怒随着屠戮与日俱增，这种狂怒在其对莫这座城镇的复仇之中得到释放，该城历经掠夺和焚烧，房屋甚至教堂都被洗劫一空；市长被吊死，许多市民被屠杀，另一些人被打入监狱，还有一些人被烧死在自己的家中。莫被烧了两个星期，之后被判犯有叛逆罪，并作为一个独立的公社而被镇压。
莫是个转折点。这一区域的法国贵族从征服中获得了勇气，加入了捣毁周围乡村的行动，据让·德韦内特所言，他们给法兰西造成的破坏更甚于英格兰人造成的破坏。从这里开始，对扎克雷农民起义的镇压接踵而至，在此过程中，马塞尔亦随之倒台。
纳瓦拉的查理在皮卡第和博韦地区领导了抗击活动，他是被他那一派的贵族推到那个地步的。他们去跟他说，“假如那些被叫作扎克雷的人长时间地持续下去，他们便会使贵族变得一无所有，破坏一切”。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贵族之一，他必定不能容忍自己的同类遭此没落。查理深知，只要有贵族的支持，他就有可能得到王位，或是他想要的权力，于是他被说服了。他带领一支包括“库西男爵”在内的数百人的队伍，向聚集在克莱蒙特、听命于纪尧姆·凯尔的扎克雷农民进发。凯尔明智地下令自己数千人的部队退回巴黎寻求该市的支持和帮助，但渴望战斗的扎克雷农民拒绝遵从。凯尔于是将他们部署在传统的三军团中，其中的两个军团由弓箭手和弩手带领，驻扎在一排行李搬运货车的后面。第三个军团由600名骑着驽马的骑兵构成，里面的许多人都没有武器，它被用作援军。
在号角声与喊杀声中，在飘扬的破碎旗帜之下，农民们与敌人正面相遇。这有组织的抵抗让纳瓦拉大吃一惊，他更喜爱诡计和背信弃义。他邀请凯尔来谈判，由于这一邀请来自一位国王，凯尔显然丢弃了自己的常识。他把自己当作战场上的一个对手，骑士精神的法则当适用于他，于是他未带一兵一卒地前去谈判，结果他的王室和贵族对手抓住了他，给他戴上了镣铐。自己的领袖如此轻而易举地被捕以及令人唾弃的背信弃义耗竭了扎克雷农民的取胜信心和希望。当贵族们发起冲锋时，这些平民像他们在莫的同类一样被压垮，也经历了同样的屠戮。只有几个藏在灌木丛中的人逃脱了搜索骑兵的长剑。周围的村庄将逃亡者交给了贵族。纳瓦拉及其军队在于这一区域的其他地方继续发起攻击的过程中，屠杀了“3000”多个农民，包括在一座修道院中被活活烧死的300个藏身其中的人。为了使其胜利臻于完美，纳瓦拉的查理将纪尧姆·凯尔斩首示众，据说在那之前，他出于邪恶的嘲弄之心，用一个烧得通红的铁圈，将他加冕为扎克雷之王。
随着野蛮的镇压遍及北方，昂盖朗·德·库西成了其新领袖，他的领地一直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傅华萨说，扎克雷农民再也不能重整旗鼓，因为“年轻的库西之主召集了众多绅士，他们无论在哪里发现扎克雷农民，都会毫无同情和怜悯地将其结果掉”。如此年轻便当上了领袖，说明他有坚强的个性，但从这一阶段的记载中，我们对他难有更多的了解。《诺曼底编年史》和其他文献记录也提及他在各村庄猎捕农民并将其吊死在树上，与此同时，他的邻居鲁西伯爵（Comte de Roussi）则把农民吊死在其农舍的门上。为人所知的总体情况在19世纪的作家佩雷·德尼夫勒（Père Denifle）那里形成定局：“主要是昂盖朗七世，这位年轻的库西领主，在其初为男爵领地之首的时候，完成了对扎克雷农民的灭绝。”
被莫的鲜血重新振作起来的那一地区的贵族完成了对从塞纳河至马恩河之间的扎克雷农民的屠戮。“他们扑向大小村庄，让它们熊熊燃烧，在房子里、田野上、葡萄园中和森林里追逐可怜的农民，将他们悲惨地杀死。”到1358年6月24日，“两万”名扎克雷农民被杀害，乡村变成了一片荒原。
这场徒劳的起义就此结束，尽管影响深远，但持续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其中又有两周的时间被用于镇压。什么也没有获得，什么也没有改变，只有更多的死亡。像那个世纪的每一场暴动一样，一旦统治者重新镇定下来，它就被沉重的钢铁武器、骑在马背上的人的优势以及起义者心理上的劣势所粉碎。在瘟疫之后已经苦于劳动力短缺的土地拥有者们不计后果地让复仇战胜了自我利益。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巴黎的斗争也达到高潮并最终结束。自从普瓦捷会战结束后的那一天起，马塞尔就让人们扩建城墙，加固城门，修建护城河和障碍物。现在，首都已经完全封闭，固若金汤，成了通向权力的钥匙。从郊外的温森斯（Vincennes）出发，摄政王与聚集起来的贵族们摸索着进城的入口；已经看不到所有目标、一心只想取胜摄政王的马塞尔正打算将首都交给纳瓦拉的查理；这位鳝鱼般油滑的纳瓦拉人周旋于双方之间，并与城墙外的纳瓦拉军队和英格兰军队保持着接触。
在马塞尔为他筹划的一次于格雷夫广场举行的群众集会上，纳瓦拉的查理告诉民众，“如果他的母亲是个男人，他就会成为法兰西国王”。预先安排好的示范者高呼“纳瓦拉！纳瓦拉！”作为回应。尽管被这种不忠所震惊的大多数人都保持了沉默，可他还是通过口头表决的方式被选为巴黎指挥官。纳瓦拉的查理接受了民众一边的职务之举，使他的许多贵族支持者疏远了他，因为他们不希望“与贵族绅士为敌”。有可能就是在那时，昂盖朗·德·库西离开了这个纳瓦拉人的阵营，因为在那之后不久，他便出现在它的对立阵营之中。
马塞尔脚下的土地也像河中的冰块一样破裂瓦解。他对扎克雷农民起义的纵容吓坏了许多“好城镇”，更为严重的是，导致了他自己城市中的上层布尔乔亚的不满。在贸易的混乱、匮乏和瓦解中，他们倒向了摄政王，在对权威的渴求当中，把摄政王当作了唯一的焦点。巴黎在激烈的内讧中土崩瓦解，有人至死支持马塞尔，有人要求罢黜纳瓦拉的查理，有人力争承认摄政王，而所有人都对英格兰人恨之入骨，怒火中烧，这些英格兰人每天都在以暴行蹂躏着巴黎的郊外。随着其支持的减弱，马塞尔陷入了对武装力量的赤裸渴求。7月22日，他采取了一个将人们的情绪转向对他的倒戈的行动，允许纳瓦拉的查理带一队英格兰重甲骑兵进城。被唤醒并武装起来的巴黎人向他们发起了猛攻，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使得他们不得不龟缩在卢瓦尔河的堡垒中寻求庇护。
与此同时，富裕的布尔乔亚担心，假如摄政王不投降，反而凭借武力成功地占领了城市，那么所有市民人等都将遭到惩罚和劫掠。由于无法迫使马塞尔交出城市，他们决定干掉他，其理论根据是，“与其被杀，莫若杀人”。陷于阴谋、敌人和令人费解的事件之中的市民，极易听信有关会长一方变节的窃窃私语。
7月31日，当马塞尔出现在圣丹尼斯门（Porte St. Denis）并命令守卫将城门钥匙交给纳瓦拉的查理的军官时，结局最终到来。守卫拒绝了命令，大声喊叫着说，马塞尔背叛了城市。一番刀光剑影之后，一个显然事先有所准备的名叫让·马亚尔（Jean Maillart）的布商展开了一面王室的旗帜，翻身上马，呼喊起王室的作战口号：“蒙茹瓦-圣丹尼斯！”民众跟着高呼，冲突和令人困惑的警报突然发作。马塞尔接下来又出现在城市另一边的圣安东尼门（Porte St. Antoine），再次要求卫兵交出钥匙，结果得到了同样的回复，做出此回复的人确定无疑，他是皮埃尔·德斯·埃萨尔斯，一位被授封为骑士的布尔乔亚，与马亚尔和马塞尔两人都有姻亲关系。在袭击会长的过程中，圣安东尼的守卫将他打倒在地，当沾满血污的武器被提起，混战被清除之后，艾蒂安·马塞尔的尸体横陈街头，被踩踏至死。
他的两位同伴也被杀害，他的党羽中的其他人被剥去衣服，遭到痛打，被赤身裸体地扔在城墙之下。“随后，民众又冲去寻找其他人，待之以同样的方式。”有更多会长的党羽被杀死，并被赤裸地抛尸街头。当纳瓦拉的查理逃往圣丹尼斯时，保皇派控制了城市，两天后，即1358年8月2日，他们向摄政王敞开了城市的大门。
摄政王立即宣布宽恕巴黎市民，只有马塞尔和纳瓦拉的亲信除外，他们或被处决，或遭流放，他们被没收的财产转入了摄政王的党羽手中。但蓝红头巾的精神依旧足够强大，当更多的马塞尔的追随者被逮捕时，引起了愤怒的示威游行。局势阴霾密布，危险重重。8月10日，摄政王发布了一道总大赦令，命令贵族和农民相互宽恕，以便使土地得以耕种，庄稼得以收割。消灭扎克雷农民的影响初现端倪。
由于马塞尔之死，改革运动随之夭折；“好政府”的惊鸿一瞥始终只是惊鸿一瞥。继阿特维德和黎恩济之后，马塞尔是在12年间出现，又被自己的追随者所杀的第三位布尔乔亚领袖。法兰西人民总体上还未做好准备，致力于限制君主权力的努力。他们将自己的一切困难——沉重的赋税、不诚实的政府、贬值的货币、军事的失败、连队的劫掠、王国每况愈下的状态——都归咎于王室那邪恶的顾命大臣和卑劣的贵族，而非归咎于在普瓦捷英勇作战的国王，甚至也未归咎于皇太子。马塞尔的尸骸并未引发一场政治运动。三级会议主席随心所欲地召集会议的权利丢失了，大法令的条款尽管没有完全放弃，但大部分都失去了效力。王室自由自在地进入了历史在等待中隐忍着的皇权专制主义时期。
尽管摄政王拥有了巴黎，但他被敌人所环绕。纳瓦拉的查理从圣丹尼斯公然发起挑战，恢复了他与爱德华国王的同盟关系。“十分痛苦和悲惨”的是，纳瓦拉人与英格兰连队的未经宣布的战争加剧了，个别团体正在发起反击，土地成为局部战役和袭击、被包围的城堡和被焚烧的村庄的牺牲品。由于身陷灾难之中，“年轻的库西之主小心翼翼地保卫着自己的城堡和领地”，为他提供帮助的是两个令人敬畏的武士。一个是他的前监护人马蒂厄·德鲁瓦，他曾经迫使一支300人的英格兰军队全体投降，成为战俘。另一个是库西领地的总管，一个“强硬而勇敢的骑士”，名叫沙努安·德罗伯萨特（Chanoine de Robersart），他“让英格兰人和纳瓦拉人最为闻风丧胆，因为他曾多次追逐他们。”
昂盖朗自己的功绩是摧毁了罗伯特·勒科克主教的城堡，后者试图带领拉昂加入纳瓦拉的查理的阵营。详情未有记录，除了这样一个事实：库西之主“不喜欢该主教”。另外，通过给自己的重甲骑兵付报酬，不允许任何人留在城墙外，他使强盗们无法靠近，尽管他们成功地攻占了毗邻的鲁西伯爵的城堡，造成了那一地区的“大萧条”。萧条走过未耕种的田地和被烧焦的村庄，正在法兰西的土地上高视阔步。
[1] 兰尼米德（Runnymede），1215年6月，英格兰国王约翰在众多贵族的挟迫下，于兰尼米德签署宪法性文件《大宪章》，它在历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权力，日后成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译者注
[2] 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公元前83—公元前30年），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