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三世在法国的第一场战役止于1342年的休战，这场战役一直不具决定性，且没有战略性结果，只有1340年在布鲁日港口斯勒伊斯（Sluys）进行的海战除外。斯凯尔特河（Scheldt）河口在此变宽，周围有岛屿保护，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大港口，法军从远至热那亚（Genoa）和黎凡特（Levant）的地方往此集结了200艘船只，以防备英格兰规划中的入侵。战役以英军的获胜告终，这场胜利摧毁了法国舰队，把对海峡的控制权暂时交到了英格兰手中。使之获胜的是一项军事革新所带来的功效，而它将成为法兰西的报应。
这项革新就是长弓，它起源于威尔士，在爱德华一世治下得到发展，被用于对抗位于高地的苏格兰人。长弓的射程达300码，在熟练的弓箭手手中，其速度可达到每分钟射10至12只箭（相形之下，弩每分钟只能发射两只箭），代表着军事力量的革命性转变。它的箭长3英尺，是强大的6尺弓的约一半长，在200码的范围内可谓箭无虚发。虽说在穿透力的极限范围方面比不过弩，但长弓可怕的密集攻击则会让敌人溃不成军、士气低落。在准备向法兰西发出挑衅之际，爱德华不得不运用武器或战术上的优势来弥补人数上的劣势。1337年，他下令禁止除箭术以外的所有运动，违则处死，并取消了所有紫杉弓箭制作工匠的债务。
另一种新武器——炮，在这时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显得力道不足，带有试验性质，效率也比长弓低得多。第一门ribaud，或如法国人所称的pot de fer，是门小铁炮，形状像只瓶子，会发射带有三角形箭头的铁制弩箭。当一支法国奇袭部队在战争之初的1338年劫掠并烧毁南安普敦（Southampton）时，便带着一门这样的铁炮，它装备着3磅火药和48只弩箭。第二年，法国人生产了更多的炮，其形式是将几根炮管绑在一架装有轮子的平台上，其点火孔是对齐的，以便所有炮管可以同时发射。但事实证明，它们太小了，无法发射具有可造成严重破坏的充足力量的射弹。据说英格兰人在克雷西使用了小型炮，但没有产生引人瞩目的效果，而在围攻加来（Calais）时，英格兰人绝对使用过它们。事实证明，它对该城的石墙无能为力。后来，在用黄铜和紫铜加以锻造且扩大了尺寸后，它们在攻打或防御桥梁、城市或城堡大门时发挥了作用，但它们还需要另外100年的时间才可最终攻击石墙。在整个14世纪，重新装载、撞击火药、插入射弹、容纳气体直至其足以产生爆炸力量等方面的困难，都阻挠着它们产生有效的发射。
在由爱德华亲自指挥的斯勒伊斯海战中，长弓手主宰了英格兰的武器装备，每两船弓箭手之间安插一船重甲骑兵，另外还有多船的弓箭手作为援兵，以备不时之需。在这个时代，主宰海战的不是海军力量，而是船上的士兵和弓箭手的力量。他们从加高的甲板上操纵安装在供弓箭手使用的作战平台或“城堡”上的重达100吨至300吨的齿轮。傅华萨记载：战斗“激烈而可怕”，“因为船上作战比陆地作战更加危险和激烈，因为在海上，你无路可退，无处可逃”。在弓箭手的攻击下，法国人被赶下了自己的甲板，并在坏运气和错误的追击下，一败涂地。
没有人敢告诉腓力六世这次战役的结果，直到他的弄臣冲上前去说：“噢，胆小的英国人，胆小的英国人！”在国王问他为什么这样说后，他答道：“他们没有像我们勇敢的法国人那样跳海。”国王显然领悟了个中含义。在那之后，有这样一种说法：鱼喝了那么多法国人的鲜血，所以假如上帝给它们说话的权利的话，它们会开口说法语。
英格兰人的胜利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结果，因为爱德华无法将足够的军队送至陆地。他的来自低地的各个盟国在获得了高昂的补贴之后纷纷开溜，对他的目标毫无基本的兴趣。就连他的岳父，艾诺的威廉伯爵（Count William of Hainault），也重新回归了与法国更自然的依附关系。在自身军力不足和金融破产的情况下，爱德华被迫接受教皇提出的休战安排。他撤退了，但只是为了跳得更高。
他到底为何而战？一场将出人意料地延长至下个世纪的战争的真正起因是什么？正如大多数战争一样，起因是政治、经济和心理诸多因素的混合。爱德华想获得对吉耶纳和加斯科涅的最终主权，这两处位于法国西部一角，自阿基坦的埃莉诺结婚时将它带给他的五世祖先亨利二世之日起，它就一直远离阿基坦公国（Duchy of Aquitaine）。法兰西国王在给予居民诉请裁决最终主权之权利的主权或上诉裁判权的原则下，依旧保持了优先主权。既然法王的决定极有可能是支持该地居民反对自己的英格兰君主，既然对此心知肚明的居民们时常运用那一权利，于是这样的局面便成了无止境的冲突之源。对于英格兰人而言，主权或上诉裁判权在政治上和心理上都是无法容忍的。
该局面还有更令人焦躁之处，因为吉耶纳对英格兰经济而言至关重要。它有着肥沃的山谷、绵长的海岸线，以及由可通航的河流构成的网络，这些河流都通向重要的波尔多港口，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出口地。英格兰进口葡萄酒和其他产品，并送回羊毛和布匹，从每一笔交易中都可获取丰厚的税收，在波尔多收取出口税，在英格兰港口收取进口税。在波尔多和佛兰德斯之间，商业贸易同样活跃繁荣，这引起了法国核心地区的嫉妒。对于法兰西君主而言，英格兰人在自己的王国内部拥有立足之地是令人无法接受的。200年来，每一任法国国王都试图通过战争、没收或条约来重新夺回阿基坦。争执由来已久并日益深重，当火花向上飞扬时，便会走向战争。
爱德华三世于1327年登基时是15岁，当他开始与法国作战时是25岁，当他于1346年进行第二次尝试时是34岁。他身体健硕，朝气蓬勃，金发飘飘，髭须茂密，正是精力最旺盛之时，豪爽健谈，有国王风范，自负，优雅，任性，对人性之极恶并不陌生。在他成长之时，周遭充斥着恶毒的争斗——父亲宠臣被杀，父亲被废黜和谋杀，母亲的情人、大权在握的莫蒂默（Mortimer）推翻国王之后又被吊死——可是，就历史记载而言，他似乎未被此经历吓倒。在不具备任何较大意义上的统治者权利的情况下，他理解了务实的政治。他没有什么伟大品质使他出类拔萃或领先于他的时代，但他拥有当时为人们所钦佩的国王的品质：他喜欢作乐、打仗、荣耀、狩猎、比武大会以及穷奢极侈的展现。一篇对其性格的分析包含了“孩子气的魅力”和“某种年轻人的暴躁”这样的句子，表明这位英格兰国王也显示了典型的中世纪青少年的特征。
当爱德华发出其有权成为法兰西国王的声明时，很难确定他在此事上有多么认真，但作为一种策略，它在给予他正当借口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虽然任何时代都渴望“正义的战争”，但在14世纪，它实际上是种合法的必须要求，因为它是获得封建领主在人力物力方面支持的基础。确保上帝站在自己一边也同样必不可少，因为战争从根本上被认为是诉诸上帝之仲裁的方式。一场“正义的战争”必须是由君主宣布的公开政策之一，它必须有“正义的”理由——也就是说，针对敌方以犯罪或错误形式出现的某种“非正义”。正如我们无从避开的托马斯·阿奎纳所阐明的那样，它还需要第三个标准：参与方的正直意图，但如何检验它是否正直，那位伟大的说明者却未提及。比上帝之助甚至更加便捷的是伴随一场正义战争的“战利品获得权”——实际上即掠夺权。它依据的理论是，敌人，作为“非正义”的一方，无权拥有财产，战利品是拿生命在一次正义的事业中进行冒险的应得报偿。
有权继承法国王冠的声明为所有爱德华可以招募为盟友的法国公侯提供了合法借口。假如合法国王是他而不是腓力，则一位公侯便能够以王位一直被错置为由变换自己的效忠对象。在14世纪，忠诚依旧被赋予一个人，而非一个国家，公爵和伯爵这些拥有广大土地的领主觉得自己可随意结盟，仿佛他们处于几乎自治的状态。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诺曼底的阿尔古家族（Harcourts of Normandy），以及布列塔尼公爵及其他领主，都是那么做的。爱德华说自己因母亲而获得的王位继承权向他提供了一样使其冒险切实可行的东西——法国境内的支持和有用的立足点。他完全用不着杀开血路挺进。无论在诺曼底还是布列塔尼，这种局面都将持续40年，而在于克雷西战役之后被占领的加来，这种局面将持续到中世纪结束之后。
在布列塔尼，战争的核心是分别得到法国和英国支持的两位相互竞争的公国继承人以及两派人之间无休止的争执。结果，法国永久地处于有可能被交到敌人手中的危险之下。布列塔尼海岸向英格兰船只开放，英格兰卫戍部队在布列塔尼的土地上安营扎寨，布列塔尼的贵族公开与爱德华结为同盟。布列塔尼是法国的苏格兰，其民众性情暴躁，有凯尔特人的气质，坚毅冷酷，是对立和反抗的摇篮，打算在反对其最高君主的斗争中利用英格兰人，就像苏格兰在自己的斗争中利用法国人那样。用米什莱（Michelet）的话来说，沿着布列塔尼乱石嶙峋的海岸，“两个对手，大地和海洋，人与自然，进行着永恒的交锋。”风暴掀起滔天巨浪，飞溅的水沫高达50英尺、60英尺、80英尺，像教堂的尖塔那么高。“在这里，大自然骇人听闻，人也是如此：两者似乎可以相互理解。”
布列塔尼公国的两位竞争者是一男一女两个冷酷无情的极端分子。1341年，最后一位公爵去世，使得他的同父异母兄弟让·德蒙福尔伯爵（Jean Comte de Montfort）及侄女让娜·德彭提维（Jeanne de Penthièvre）成了继承爵位的竞争对手。蒙福尔是候选人，也是英格兰的同盟，而让娜的继承人身份为其丈夫、腓力六世的侄子查理·德布卢瓦（Charles de Blois）所赋予，她成了该公国的法裔候选人。
由于从小博览群书，查理成了一个过于虔诚的苦行者，通过折磨肉体来追求灵性。像托马斯·阿贝凯（Thomas à Becket）那样，他穿爬满了蚤子的脏衣服，将石子放在鞋中，睡在妻子床边铺着稻草的地板上。在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的铠甲下穿着用马鬃制成的粗布衬衫，细绳紧缠着他的身体，以致绳结都扎进了肉里。通过这些修行，一位追求神圣的人表达了对世界的藐视、自谦和逊让，尽管他时常发现自己心怀愧疚，因为他对自己的过度行为充满有悖常理的骄傲。查理每晚都要忏悔，好让自己不会在有罪的状态下睡去。他生育了一个名叫让·德布卢瓦（Jehan de Blois）的私生子，但肉体的罪孽不必戒绝，只需忏悔。据说，他怀着敬意对待卑微的人，以善意和正义回应穷人的申诉，不允许征太过沉重的税。他的圣名远扬，所以当他赤脚踏雪前往布列塔尼神殿时，民众用稻草和毯子覆盖他要走的小路，但他走了另一条路，代价是鲜血淋漓的、被冻伤的双足，以致在那之后的好几个星期里，他都没法走路。
他的虔诚压根没有改变他对布列塔尼公国的凶猛追逐。他在南特（Nantes）的城墙之下亮明了自己的继承人身份，其方式是，用弩炮将30个被俘的蒙福尔党羽的脑袋掷入城中。成功地包围了坎佩尔（Quimper）之后，他无情地屠杀了2000个城市居民，其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根据当时流行的战争法规，如果被围者投降，则他们可以与围攻者达成协议，但假如他们以死相抗，则没有协议之说，据此推测，查理不会因此受到良心上的责备。这一次，在他已经选择了进攻地点之后，有人警告他说，会有洪水来袭，可他拒不改变自己的决定，说：“难道江河湖海不在上帝的管辖之下？”当他的手下在被洪水包围之前成功地攻陷了该城之后，人们认为这是个由查理的祈祷所带来的奇迹。
当查理俘虏了让·德蒙福尔并将之送至巴黎由腓力六世囚禁时，蒙福尔的事业由其卓尔不凡的妻子“怀着男人的勇气和狮子的心肠”所接替。她骑马从一个城镇走向另一个城镇，让垂头丧气的党羽们重新振作起来，效忠自己3岁的儿子，她说：“哈，领主们，绝不要为你们已经失去的我的丈夫哀悼。他不过是个人而已。”她还许诺，她有足够的钱将此事业进行下去。她为要塞提供粮草，加强防卫，组织抵抗，“慷慨出资”，主持会议，斡旋外交，用雄辩而优美的书信表达自己的看法。当布卢瓦的查理包围了埃讷邦（Hennebont）时，她领导了英勇的抵抗：她走上街头，身披铠甲，坐跨战马，在箭如雨下的情况下勉励士兵，并命令妇女剪短裙裾，将石块和煮沸的沥青运上城墙，向敌人投掷和倾倒。在一个战斗的间歇时段，她带领一队骑士，从秘密城门出去，快马飞奔至敌营后方进行包抄，摧毁了一半的敌军，击败了这次围攻。她发明了佯攻战术和策略，在海战中挥剑上阵，而当她的丈夫化装从卢浮宫逃出、在到达布列塔尼时一命呜呼之后，她仍执拗地继续为自己的儿子而战。
1346年，布卢瓦的查理最终被英方俘虏，并被带往英格兰的监狱，这时，他的事业由他同样执拗的妻子、跛脚的让娜·德彭提维所继承。无情的战争继续了下去。它的两个重要主人公的命运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时代、他们的疯狂和他们的圣徒地位。事实证明，攻击和阴谋、贫困与生存希望的破灭都超出了英勇无畏的蒙福尔伯爵夫人的承受范围，她发了疯，被囚禁在英格兰，而爱德华让自己成了她儿子的监护人。她被禁锢在蒂克希尔（Tickhill）的一个城堡中，逐渐被人遗忘，又继续活了30年。
布卢瓦的查理在当了9年的囚徒之后，凭借赎金获得了自由。赎金的数目众说纷纭，从35万埃居、45埃居至70万埃居不等。尽管他终于打算妥协，但他妻子拒绝让他否认她的继承人身份，于是他重上战场，最终死于沙场。在那之后，他被封为圣徒，但在年轻的让·德蒙福尔的请求下，该进程被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宣布为无效，因为让·德蒙福尔害怕，作为一个圣徒的征服者，他会被布列塔尼人视为篡位者。
当人们在布列塔尼争取赫赫功绩和鼎鼎大名时，另一番争斗正在佛兰德斯展开。
商业贸易和地理位置使佛兰德斯成了英法对抗中的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它的诸城镇是14世纪欧洲首要的商业中心，意大利商业银行家和放债者将之打造成了他们在北方的总部，这是有利可图的生意的明确信号。纺织业创造的财富使布尔乔亚权贵富得流油，他们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以至于当美男子腓力的妻子让娜王后参观布鲁日时，对此深感震惊。她说：“我以为自己是这里唯一的王后，可我发现，另外还有600个王后。”
虽说是法兰西的一个封邑，但佛兰德斯因羊毛而与英格兰关系密切，就如加斯科涅因葡萄酒而与英格兰关系密切一样。威斯敏斯特的马修（Matthew of Westminster）骄傲地写道：“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要靠由佛兰德人织成布匹的英格兰羊毛取暖。”包括供普通人使用的厚重织物在内，佛兰德斯布的质量和色彩在欧洲无可企及，被远销至东方，在经济上大获成功，但使得佛兰德斯极易受到单一产业经济之劣势的影响。在那一局面下，隐藏着此前数百年的动荡与暴动的根源，以及英法双方在争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时所使用的杠杆。
佛兰德斯伯爵路易·德内韦尔（Louis de Nevers）和佛兰德贵族都支持法国，而商人、工人阶级以及所有依靠织布业为生的人，若非出于感情则是出于自我利益，都倾向于英格兰。与法兰西封建的和自然的关联占得了先机。佛兰德布和法兰西葡萄酒在贸易中相互交换，伯爵的宫廷以法兰西的宫廷为样板，贵族相互通婚，法国高级教士占据着佛兰德斯的高级职位，法语的使用十分普遍，佛兰德斯的学生去位于拉昂、兰斯和巴黎的中学和大学求学。
在该世纪之初的佛兰德斯，遭到轻视的普通民众给法国骑士身份造成了令人难忘的失败。1302年，一大批穿着亮丽铠甲的法国骑士骑马进入北部，以支援佛兰德斯的城市巨头去镇压布鲁日工人们的一次起义。在发生在库特赖（Courtrai）的冲突中，法国步兵和弓箭手眼看着即将占胜佛兰德工人——太快了。热衷于冲锋陷阵、害怕丧失胜利荣耀的骑士们命令自己的步兵团后撤，致使他们在混乱中溃不成军。骑士们发起了冲锋，他们高呼着战斗口号，在混战中将自己人踩于马下，完全不顾脚下的运河。战马竭力攀登，又纷纷摔倒，骑士们落入水中，后一波人压着前一波人。装备着长枪的佛兰德步兵像叉鱼一样袭击他们，顽强地顶住了所有攻击，将骑士们杀得血流成河，片甲不留。战斗结束后，700只金马刺被从骑士们的尸体上剥下，挂在教堂里，作为胜利的纪念。因为损失了如此多的法国贵族，所以在那之后，国王的特使遍搜各省，寻找准备付钱受封贵族的布尔乔亚和富裕农民。
法国骑士并未被库特赖战役所吓倒，其对武装起来的普通民众的蔑视也没有丝毫改变。那场战役被视为不可重复的环境与地形所造成的偶然事件。从那个意义上说，这个结论是对的。在25年后的另一场起义和另一场冲突中，骑士们在卡塞尔（Cassel）实施了可怕的报复，他们在那里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佛兰德工人和农民。不过，库赖特失利是用长矛和动机武装起来的普通士兵的兴起的明显征兆，也是一个为骑士们所忽略的征兆。
佛兰德斯伯爵在法国军队的扶持下重整旗鼓后，腓力六世重施压力，加强与他的联系，并使佛兰德斯与英格兰隔绝开来。与之形成对抗的是，以根特（Ghent）为首的当地工业城镇在雅各布·范阿特维德（Jacob van Artevelde）的领导下发起了暴动。雅各布·范阿特维德是14世纪最具活力的布尔乔亚人物之一，作为一个迫切想从贵族手中夺过政治权力的阶层的雄心勃勃的商人，他自命为贵族。他的两个儿子自称是老爷和骑士，其长子和一个女儿都通过婚姻进入了贵族阶层。在获取对暴动的控制权的过程中，阿特维德打败了伯爵的军队，迫使他于1339年逃至法国，将该领地留在了阿特维德的控制之下。
与此同时，作为佛兰德工厂的羊毛供应者，爱德华正以施压的方式争取一位同盟，后者将给予他一个可于此进攻法国的基地。佛兰德布匹制造商偏爱英格兰盟友，阿特维德也使自己的命运依附于它。当爱德华冒领法兰西国王头衔时，法国对佛兰德斯拥有主权的障碍就得到了克服。凭借那一资质，他在斯勒伊斯战役取得胜利后，于1340年与阿特维德签署了一个条约，但那一策略空洞无果，其持续时间仅够爱德华在阿特维德被其野心拉下马之前找到一个跳板。
阿特维德是个行事凶残的人。有一次，当他与一名佛兰德骑士意见相左时，他就在英格兰国王的眼皮底下挥拳将对方打倒在地。除了利用佛兰德斯的资金资助爱德华的战争外，他还违背了佛兰德人的忠诚感。他提议，国王的长子威尔士亲王，即后来被称为“黑王子”（Black Prince）的爱德华应当取代佛兰德斯伯爵的长子路易·德迈尔（Louis de Male），成为佛兰德斯的继承人和未来统治者。这超出了循规蹈矩的佛兰德城镇的承受能力。它们坚定地告诉阿特维德，为了英国王子而剥夺其天然的领主，是“一件他们断不会同意的事情”。此外，教皇已在腓力的施压下，借口佛兰德人抛弃了自己的君主而开除了他们的教籍，这造成了相当多的担忧，给商业带来了损害。对阿特维德的怨恨之情日兴，与之相伴的，还有人们对他因私挪用公款的怀疑。
“彼时，人人都开始悄声抱怨雅克（雅各布）”，当他骑马走过根特，“洋洋得意于自己的丰功伟绩，觉得他很快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人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时，愤怒的人群跟随他到了他家，要求他对佛兰德斯所有的税收做出解释。于是他开始害怕起来，匆匆走进家门，赶紧关上大门、房门和窗子，以挡住暴民们在街道上的呼喊。阿特维德“极其谦卑地”走到窗前，为自己9年的执政期辩护，并许诺，如果人群散去，他会在第二天提供全面的解释。“于是，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下到我们中间来，别那么高高在上地讲大道理，给我们有关佛兰德斯巨大财富的账目！”这时，心惊肉跳的阿特维德关上了窗户，试图从后门逃至附近的教堂，但400个暴民冲进他家，抓住他，并当场杀死了他。于是，在1345年7月，命运的车轮打倒了佛兰德斯的大家长。
在那之后，佛兰德城镇代表匆忙赶往英格兰去安抚对此事件感到怒不可遏的国王爱德华。他们向他保证还是他的同盟之后，提供了一个方法，既可以让他的后代仍然继承佛兰德斯，又不会剥夺合法领主的地位：将爱德华的长女、时年13岁的伊莎贝拉，嫁给佛兰德斯伯爵14岁的儿子路易（他当时处于公社的羁押之下），“这样一来，佛兰德斯郡从此便归您的孩子所有”。爱德华欣然接受了这一计划，尽管未来的新郎，出于对法国的忠诚，并不买账。当爱德华于两年后强迫他订婚时，伯爵逃跑了，将未婚的公主抛在身后，此举将间接地给昂盖朗·德·库西的生活形成冲击，并造成决定性影响。
对当代人而言，与法兰西国王的权力相比，英格兰国王的权力似乎微不足道：维拉尼（Villani）称英格兰国王为“il piccolo re d’Inghilterra”（英格兰小国王）。人们怀疑他是否真的想征服法国。欧洲国家间的中世纪战争并非旨在战略征服，而是旨在通过造成足以使对手垮台的伤害夺取王朝最高统治权。爱德华的目标可能类似如此，而凭借他在吉耶纳的基础以及在佛兰德斯和法国北部的据点，这一目标似乎并非不可实现。
第一个失败阶段的代价是如此沉重，假如爱德华承受了这一代价的话，那结果就是毁灭性的；不过，他把毁灭转嫁到了别人头上。他通过巴尔迪（Bardi）和佩鲁齐（Peruzzi）这样的佛罗伦萨大银行公司承保的贷款来资助战争。据维拉尼所言，他欠巴尔迪银行的总数在60万金弗罗林至90万金弗罗林之间，欠佩鲁齐银行的总数是欠巴尔迪银行的2/3，它们以来自羊毛税的预期税收作为保证。当羊毛税带来的税收太少，爱德华无法偿付贷款时，这两个被抽空了的意大利公司就破产了。佩鲁齐银行于1343年倒闭，巴尔迪银行多挨了一年，而它们的崩溃又导致了第三家公司——阿克西亚尤奥里（Acciaiuioli）的没落。资产消失不见，商店和作坊关闭，工钱和收益不再。出于那似乎紧追着14世纪人不放的恶性巧合，继佛罗伦萨和锡耶纳（Siena）的经济大规模破败之后，先是发生了1347年的饥荒，然后又出现了瘟疫。这时，对于那些不幸的人们而言，似乎只能说，上帝把愤怒发泄到了他们身上。
被第一次进攻弄破产之后再集结军队进行第二次进攻的做法，若是得不到议会中三个等级代表一致同意的话，就是不可能的。金钱是症结所在。相比战争本身的具体破坏，募集金钱以支付战争开销的举动对14世纪的社会将会造成更大的损害。决定性的事实是，到这时，中世纪组织已转向一种占压倒性优势的金钱经济。过去，武装部队主要是出于封臣职责而服役的封建征募，40天后就可重返家园，而如今，他们是为报酬而服役的被招募者。一支拿薪水的军队带来的额外费用提高了战争的代价，它超出了领主的常规手段。这种不成熟状态造成的问题是，它既未失去对战争的强烈欲求，又尚未发明出一种常规的支付方法。当领主开支过大时，他就会采取向银行、城镇和各行各业借贷的办法（他也许无力偿还它们），甚至采用更具破坏性的任意征税和货币贬值。
最重要的，战争要通过掠夺来为自己支付开销。战利品和赎金不只是红利，而且是一种必需品，它能弥平拖欠未还的款项，并诱人入伍。为了赎金而抓获俘虏变成了一种商业行为。因为国王很少能够提前募集到充足的资金，而收税又来得太慢，所以战场上的部队总是被拖欠报酬。战利品代替了发薪人员。正如米什莱在谈及这整个时代时所说的那样，高贵的战争，就如高尚的爱情一样，是double et louche（一个煽动性的短句，可以指见不得人的意义上的“双重含义和有所偏离”，或“暧昧”“不光彩”）。目标是一回事，实践则是另一回事。骑士们为荣耀而寻求战争，却为了收益而实践它。
1344年，爱德华告诉议会的3个等级，法兰西国王违反了休战条约，要求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贵族和市民等级的建议是，“要么通过战斗，要么通过令人尊敬的和平永远地结束战争”，一旦付诸行动，则并非是要放弃获得教皇或其他人的书信或要求等方面的努力，“而是要凭借宝剑之力达到同样的结果”。教士等级和市民等级投票决定补贴问题，1345年，议会授权国王要求所有地主亲自服役或提供代役者，或缴纳与之相当的金钱。从土地或租金中可获5英镑收入的人将供给一位弓箭手，收入10英镑者供给一位马上长矛手，收入20英镑的人供给两个这样的人，收入超过25英镑的人供给一位重甲骑兵，这通常意味着供给一位侍卫或骑士。城镇和郡县都必须募集指定人数的弓箭手，整个体系将由郡县长官来管理。
必须有船来运送士兵和马匹以及两者最初的食物。它们还要装载磨石和烘烤炉、兵器制造者及其锻炉，以及使射手有箭可用的其他材料。大多数船只都很小，平均为30吨位至50吨位，有一根大桅杆和一幅矩形风帆，尽管有些船可达200吨位。一条中等大小的船可装载100至200个人和80至100匹马。
为了凑满“配置的”或征召的步卒的队列，征兵的途径多种多样，有的许诺入住者战利品，有的给服刑人员以赦免，有的则煽动已经因法国对南安普敦、朴次茅斯和其他南部海岸城镇的突袭而有所抬头的仇法情绪。爱德华国王成为法国国王的消息被公之于众，他对其事业的公正和法国的邪恶的宣扬也人尽皆知。出于对法国入侵的恒存的畏惧，英军沿着海岸部署警示烽火，成队的武装士兵和马匹驻扎在烽火之间，辎重置于其旁，小船被拖至靠近陆地处或海滩上——并非没有经济上的破坏。
1346年7月，国王为自己的重整旗鼓做好了准备。在其15岁的长子、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的陪伴下，他率领4000名士兵和1万名弓箭手外加许多爱尔兰和威尔士步卒向诺曼底扬帆进发。（另外一支部队在此前已被派往航程更远的波尔多，它已沿吉耶纳边境线与法国军队发生了交战。）在被法国放逐的戈德弗雷·德阿尔古（Godefrey d’Harcourt）的引导下，国王的远征军在科唐坦半岛（Cotentin Peninsula）登陆。德阿尔古许诺，英军在这个他所在省份的未筑围墙的繁华城镇中，有大量的机会掠夺战利品。据傅华萨所言，尽管爱德华“最渴望的是战功”，但瞥一眼中世纪的其他事例，他显然也对德阿尔古的许诺持欢迎态度：他不会遇到抵抗，因为诺曼底公爵及其骑士正在吉耶纳与英军作战，而诺曼底人不习惯于战争。
诺曼底充分印证了那一判断：英军不必为了其东道主做好进一步的准备，居民全无好战之心，纷纷逃窜，留下了“供给充足的”房屋和“到处是玉米的农场，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抢救和保留它……在那之前，他们从未见过作战部队，也不知道战争或战役意味着什么”。在没有城墙的富饶的卡昂（Caen），市民和一队骑士被派去防御，他们在骑士统帅德欧伯爵（Comte d’Eu）的指挥下进行了强有力的抵抗，但英格兰人利用准备充分的增援力量占据了上风。骑士统帅被俘，与其他许多俘虏以及装满战利品的货车一道，被送回英格兰，用以交换大量的赎金，这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英军从一座城镇向另一座城镇一路推进，“烧杀劫掠，所到之处，留下一片荒芜”，搜罗到大量面料、珠宝、盘碟、商品、牲畜，以及被俘虏的男男女女。
由一支在英格兰国王亲自率领下的军队制造的诺曼底浩劫是那之后所有浩劫的典型。侵略者组织了三个军团或三次“交锋”，“毫无怜悯之心地大肆蹂躏、糟蹋和劫掠”，获得的战利品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只骑行一小段距离，每天在正午至下午3点之间便安营扎寨”。士兵“不向国王或自己的长官报告自己获得的战利品数量：他们将之留给了自己”。当他们沿着塞纳河的一边朝巴黎进军时，一直在鲁昂（Rouen）按兵不动的国王腓力，这时在河的另一边一路紧随，当爱德华到达距巴黎西边20英里的普瓦西（Poissy）时，腓力重新进入了巴黎。当英王爱德华于8月中旬在普瓦西身着猩红色貂皮长袍庆祝圣母节时，他的军队正在烧毁和抢劫周围的村庄。村口的火焰使巴黎市民震惊于其“令人目瞪口呆的奇异景象”，让·德韦内特（Jean de Venette）写道：“写下这段文字的我本人目睹了所有这些行径，因为任何人只要登上塔楼，就可以从巴黎看到这一切。”
腓力六世与此同时已发布了arrière-ban，即总征召令，在战争地区征集所有能够扛起武器的人。基于所有臣民都有责任用生命“捍卫国家和王室”之原则，总征召令只应在贵族的征召无法或不足以击退敌人时才可使用。像所有公开宣言一样，总征召令通过“公开叫喊”的方式得以发布——也就是说，通过一路骑行的传令者在市场和乡村广场大声宣读命令。个人信件也传达到了城镇和修道院，要求一惯的金钱资助。一些城镇仍旧以步兵队伍的形式完成兵役任务，他们匆忙聚集，未经训练，实际上全无用处；另一些城镇以钱代役，使雇用更高效的雇用兵成为可能。
非贵族的小分队由城镇和地区按照灶台数量和社区的相对富裕或贫穷程度来加以装备。在某些区域，每100户人家就得负担一名士兵一年的时间。在较贫穷的地区，也许是每200或300户人家负责一名士兵。按此比率募集到的实际可作战人数十分有限：例如，在1337年，鲁昂供给了200人，纳博讷（Narbonne）供给了150名弩手，尼姆（Nimes）供给了95名重甲骑兵。根据这些数字，编年史作者兴高采烈地提及的成千上万人便缩减为一种更加适度的现实。来自城镇、地区、封邑或具有特殊地位的区域的每次征召都必须根据不同的权利和特权，分别商讨不同的利率、不同的期限，这导致了过程中的无休止争吵。公爵和伯爵领地以及像库西这样的大男爵领地依靠自身财富供给自己的人，尽管随着战争的持续，他们不得不接受国王的补偿。
骑士和属于贵族阶层的侍卫像其他人一样会收到固定比例的报偿。方旗武士（领导其他骑士在其旗下征战的领主）、低级骑士和马上长矛手在14世纪40年代的规定标准分别是每天20苏、10苏以及6苏到7苏。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是，一位统治者需要确保他手下的人在数量和质量上值得他们付的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会定期进行一次montre，即审核，通常是每月一次，审核者是目光敏锐的官员，他们要确保一个贴身男仆不会被算作一个贵族，确保健硕的马匹不会顶替驽马，然后再被撤回，确保报酬被诚实地以钱币而非以实物的方式发放。在一支结构松散的部队中，指挥层级十分缺乏。除了率队亲征的国王外，永久性的官员是骑士统帅（类似于武装部队的管理负责人）和两个职能含糊的元帅；另外，军事决策似乎是由领导者的团体会议来决定。
因为必须穿着盔甲并系上它配套的皮带和皮带扣，所以战斗多多少少是种固定不变的交战，按逼近阵地的逻辑来部署。14世纪初发明的护甲板此时成了可被箭射穿的锁子甲的强化。尽管盔甲的形式每10年就会发生改变，但其基本上还是一套护甲板，由一块胸板、一个由铁环构成的下摆以及腿臂护板构成，所有这些都套在一副锁子甲和一件皮制的或有填充物的束腰上衣外面。在金属板外要穿一件无袖的短上衣，上面绣着表明穿着者身份的盾徽。锁子甲覆盖住脖子、肘部和其他关节部位，用串在一起的金属板制成的长手套保护手部。以前头盔的面部是没有遮挡的，现在则在眉毛和两颊处加了用可拆卸的别针当铰链的保护沿。盔甲重7磅至11磅，尽管在眼部开有缝隙，还有通气孔，但里面还是黑暗而闷热。盾的重量较轻，这平衡了所有附加的保护装置造成的重量，使人的活动大大自如起来。
在一首无名诗歌中，一位骑士被称作“裹在铁茧内的可怕毛毛虫”，他跨坐在高高隆起的马鞍上，脚搁在相当长的马镫中，以便他实际站在马上，用他携带的武器中的任何一种大幅度地左右挥舞，砍杀敌人。他在战斗开始时使用的是用于对付未骑马的敌人的长矛，同时，他的皮带上还一边别着一把双柄宝剑，一边别着一把18英寸的短剑。他还有其他武器可用，它们要么别在他的马鞍上，要么由他的侍卫扛着，包括一把用以像矛一样击刺的更长的剑、一柄在弯曲的锋刃之后藏着长钉的战斧，还有一根头部粗大、边缘尖锐隆起的狼牙大棒，它是好战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喜爱的武器，其理论根据是，它不会违反禁止神职人员“以剑锋重击”的规定。驮着这一切的战马本身也披挂着金属铠甲，用以保护鼻子、胸部和臀部，并且披着装饰用马衣，它下垂的带摺面料阻碍了马匹双腿的运动。当骑士的马匹被砍倒时，在盔甲和绞缠在一起的武器、盾牌、马刺重压之下的骑士可能还来不及起身，便会被抓获。
欧洲大陆上的战术十分简单，就是骑士骑马冲锋，然后是马下肉搏。有时，弓箭手和步兵会充当先遣部队或援兵，骑士们对这两者都嗤之以鼻。不过，在英格兰的战争中，英格兰人发现，配备了长弓、训练有素地保持一种要求严格的对列的步卒，在以马匹为目标时，可击退骑在马背上的骑士们的冲锋。这类切实有用的发现比阶级蔑视来得更加重要。鉴于英法间的持续交战，法国人肯定见识过长弓的使用，但很明显，他们根本没想过它们对自己有什么意义。法国骑士拒绝将战争中的一系列重要角色让给非贵族的人，即使诺曼底人曾经利用射穿了哈罗德（Harold）眼睛的那位弓箭手占领了英格兰。
法国人也使用弓箭手和弩手，通常会雇大批将弓弩当成一种专长的热那亚人，但当他们热血沸腾时，便不愿让弓弩发挥战斗作用，因为它会减弱骑士的撞击。骑士精神坚持认为，武士之战必须是个人的贴身肉搏，令远距离交战成为可能的飞弹不值一提。据12世纪的一首歌谣所言，第一位弓箭手是“一个不敢靠近敌人的懦夫”。不过，当涉及如1328年在卡塞尔那样的布衣之战时，法国人使其弩手发挥了战略性作用，这是他们取得了那次胜利的主要原因。
弩由木头、钢铁和牛筋构成，在弓箭手置于脚镫中的脚以及绑在他皮带上的钩子或绞柄的辅助下拉开，或是用由绞盘和滑轮构成的复杂装置拉开，射出一支有极强穿透力的弩箭，但它开弓缓慢，不易操作，运载不便。弩手通常要携带约50只弩箭投入战斗，而在途中，他的装备必须用货车来运输。由于有很长的绞柄，弩事实上在静态局势中（如攻克被包围的壁垒）比在正面战场上更有用。甘愿做出某些牺牲的骑士的冲锋通常都可以将弩手的队列冲得七零八落。尽管它在发明之初的机械力量令人不寒而栗，以致教会于1139年禁止了它的使用，但弩还是继续使用了200年的时间，未对骑士有铠甲护卫的统驭权形成威胁。
在护甲板的保护下，出于骑士精神的骄傲，贵族觉得自己刀枪不入、战无不胜，并变得越来越看不起步卒。他们认为，被排斥在骑士精神之外的平民，在战争中永远靠不住。他们还认为平民在充当马夫、行李搬运者、觅食者以及修路者——相当于工程兵——时是不可或缺的，但若作为穿皮制短上衣、手执长矛和锚钩的士兵，他们就是累赘，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们将“像太阳下的冰雪一样融化”。这不是简单的势利问题，而是缺乏训练经验的反映。中世纪没有与罗马军团相当的军队。城镇会保有由市政警察构成的经过训练的队伍，但它们用于捍卫国家的小分队中常常杂有一无所长的不三不四之人。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宁肯在修道院度过时光，也不愿将时间花在军事训练上。在任何时代，一群乌合之众与一支军队的区别都只在于训练，而由总征召令召集起来的步卒是得不到训练的。被鄙视为无用之人的他们确实无用，因为他们遭到了鄙视。
1346年8月26日，英法两军在皮卡第的克雷西相遇，此地位于离海岸30英里的内陆。正如1914年8月发生的冲突那样，这场战役开启了一个暴力日增、控制涣散的时代。它在胜利者的计划之外。在得知大批军队正在法王的征召之下向法王周围聚集之后，爱德华没有表现出丝毫想要与之对阵的欲望，或者，至少是不想在没有首先确保其安全撤退的情况下与之对阵。他离开巴黎，朝着西北英吉利海峡的海岸方向进发，据推测是想去佛兰德斯，在那里，他可确保有船可用。如果那就是他的目标的话，那么这一举动不大可能使他成为法兰西国王。
经过急行军的法国军队在英格兰人到达海边之前赶上了他们，但没有抢在爱德华之先。当爱德华意识到自己必须一战时，他占据了位于克雷西村庄上方一座视野开阔的小山，掌握了极佳的防御位置。开战之前，法国贵族自信满满，他们谈论的是他们将活捉对手中的哪一个，他们是通过比武大赛获知了他的名声和作战纪录。只有国王腓力犹豫不决。他“愁苦而焦虑”，似乎害怕在布列塔尼和阿尔古的背离之后，会出现某种进一步的背叛，或是其他隐藏的危险。
由于在战斗打响的前夜，他的军队的驻扎营地离敌人太远，所以他们直到下午4点才抵达战场，当时太阳在他们对面，而在敌人的背后。弩手们在长途跋涉之后疲惫不堪，怨声载道，他们的弓弦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打湿，而英格兰弓箭手则把自己的弓弦卷起来置于头盔下，从而保护了它们。在法军一方，接下来面对的是一场混乱：愚蠢的大胆、糟糕的运气、连连的错误、涣散的纪律，以及骑士们长期以来的虚张声势之病，他们想要证明自己的英勇无畏，却缺乏战术上的理智和有组织的计划。
腓力在最后一秒钟接受了将行动推迟至第二天的建议，他发布命令，让先锋部队后撤，而后方卫队停止前进，但没有人遵守他的命令。未等弓弩手有机会弱化英军阵线，一味向前的骑士们便向山上的敌人冲去。由于其目标在射程之外，再加上被英军的箭射中，热那亚弓弩手们扔下弓箭转身便跑。法王一见英军便面色大变，“因为他憎恨他们”，此时，他失去了对势态的控制。在看到热那亚人逃跑时，要么是他，要么是他的兄弟德阿朗松伯爵（Count d’Alençon），大声喊道：“干掉这些碍事的浑蛋！”此时，他“奉了仓促而邪恶之命”的骑士们挥剑砍向那些弓箭手们，好努力杀出一条通路。在自己阵营这种可怕混乱之外，法国人向敌人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英格兰长弓手纪律严明的队列因其武器所需要的长期练习而得到加强，他们固守阵地，用射出的箭播撒着混乱和死亡。英格兰骑士徒步前进，前有弓箭手开道，后有枪矛手和杀气腾腾的威尔士人的增援，这些威尔士人手舞长刀，冲进摔倒的人群中，将他们杀死在地。威尔士亲王身先士卒，冲杀在前，而国王爱德华则在山顶的一座风车那里运筹帷幄。混战从黄昏持续至深夜，直到有伤在身的国王腓力被艾诺伯爵引离战场，艾诺伯爵对国王说：“陛下，不要任性地害死自己。”然后，他扯住国王的马缰，将他拽离了战场。在不超过5人的陪伴下，国王骑了一夜的马，来到一座城堡，城堡的总管在接到让他开门的命令时，要求知道发布命令者的姓名。“快开门，”国王说，“我是法国的命运。”
战场上留下了约4000具法国军队的尸体，也许这里面便包括昂盖朗·德·库西六世。在那些倒下去的人中，有一些大名鼎鼎的法国及联军骑士：国王的兄弟德阿朗松伯爵，佛兰德斯的路易·德内韦尔伯爵，圣波尔和桑谢伯爵（Counts of St. Pol and Sancerre），洛兰公爵（Duke of Lorraine），马略卡国王（King of Majorca），以及最为人所熟知的波希米亚的盲眼国王约翰，他那有三根驼鸟羽毛和刻有“我愿侍俸上帝”这一箴言的冠冕被威尔士亲王夺走，从此便附加在后者的名号之下。盲眼国王的儿子及未来的皇帝波希米亚的查理（Charles of Bohemia）不像父亲那么鲁莽，他预见到了未来，逃跑了。
被打败的法国及盟国骑士并不缺乏英勇精神。他们像英格兰人一样奋勇作战，因为各国骑士都极为相同。英格兰的优势在于将那些被排除在骑士制度之外的人——威尔士刀手，枪矛手，最重要的是，训练有素、牵引长弓的自耕农——与身着盔甲的骑士合在一起使用。只要斗争一方利用了这一优势而另一方却没有，那么战争的结果必将失去平衡。
致力于摧毁敌人武装部队的战略目标不在中世纪战争词汇之列。很显然，有点儿被自己的胜利所震惊的爱德华没有乘胜追击。全神贯注于征服所带来的财富的英格兰人，在会战之后，花了一天的时间来清点和辨认尸体，给最尊贵的人举行体面的葬礼，计算俘虏的赎金。在那之后，尽管爱德华宣布自己为法兰西国王，可他似乎失去了对藏身于亚眠的腓力的兴趣。英军沿着海岸向北进军，去攻打加来，这是位于多佛对面的港口，英吉利海峡在这里最窄。英军在此遭遇到了坚决的抵抗，陷入了将持续一年的围攻中。
法国骑士以及本应是欧洲最强大的封建领主的失败引发了一系列反应，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它既没有将法国君主政体拉下马，也未迫使它就范，但它确实造成了对王室政府的信任危机，并且，当国王不得不再次诉诸非常规税收时，民众怨声四起。也是从这时起，人们对贵族履行其职能的信心发生了动摇。
腓力既无美男子腓力和圣路易所具有的那种统治本能，他的议员们也无力改革军队和财政惯例，以应对即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新危险。要征税就必须得到地方三级会议的同意，但地方三级会议像大多数代表机构一样，不愿意承认危机，直到危机迫在眉睫。鉴于一个不充分的和过时的系统，国王不得不想出如销售税——被称为特税，因为人们对它恨之入骨——这样的替代品，以及同样不受欢迎的盐税；否则，他就得转而依靠铸币的贬值。在价格、租金、债务和信用俱遭破坏的过程中，这种征税借口的效果定然是灾难性的。“在1343年这一年，瓦卢瓦的腓力使15个旦尼尔只值3个旦尼尔。”一位编年史作者在其史料十分充分的评论中写道。
每当被召集起来为援助资金投票时，各等级都会大声表示对财政弊端的不满。每一次，他们都会心不甘情不愿地提供金额视声称的改革而定的援助金，以为由更诚实的人所做的更好安排会使国王再次得以苟延残喘。
在克雷西会战和失去加来之后，一次新的三级会议于1347年召开，以满足国王对用于防御资金的迫切需要。武装部队和一只舰队必须加以重建，以对抗再遭入侵的危险。各等级对王室政府的不满被屡战屡败的耻辱所锐化，他们变得直言不讳。“您应当知道，”他们告诉国王，“您是如何以及靠何种建议实施了您的战争，又如何靠糟糕的建议而失去了一切，一无所获。”他们说，如果他采纳好的建议，世界上没有一个君主“能够对您及您的臣民为恶”。他们提醒他，他是如何“在大军的陪伴下，耗费着巨大的开支和巨大的花销（14世纪的演讲者和作者对双语句情有独钟）”向克雷西和加来进发，“而后您得到了怎样的屈辱对待，如何被粗鄙地送回，被迫同意所有的休战方式，即使当敌人就在您的王国之时……靠这样的建议，您名誉扫地”。在做出这样的斥责之后，心知防御之必要的各个等级答应提供援助金，但要在相当含糊的条件之上。
在包围加来时，爱德华仍然希望通过把女儿嫁给年轻的路易·德迈尔伯爵的方式与佛兰德斯缔结联盟。这个男孩的父亲路易·德内韦尔伯爵在克雷西的阵亡则搬开了主要障碍。但“一直受到法国贵族耳濡目染”的15岁的路易不同意，“他曾经说过，即使得到整个英格兰王国的一半，他也不会娶杀害了自己父亲的仇人之女为妻”。当佛兰德斯人看到自己的领主“太像法国人，接受了邪恶的建议”时，他们将他囚禁在“礼貌周全的监狱”，除非他同意接受他们的建议，这让他极其烦恼。于是，在监狱中度过了几个月后，他给出了被要求做出的承诺。在被释放后，他获得允许到河边放鹰打猎，但处于密切的监视之下，以防他偷偷地跑掉，“即使撒尿也得向他们报告”。在这种待遇下，他最终同意成婚。
1347年3月初，英格兰国王和王后带着女儿伊莎贝拉从加来前往佛兰德斯。订婚仪式十分盛大，婚姻契约得以起草，婚礼日期定在4月的第一周，国王夫妇准备了丰厚的礼物。路易继续每天去河边放鹰打猎，假装这桩婚事让他心花怒放，使得佛兰德斯人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但他们错误地判断了自己领主的外在表情，“因为他的内在勇气完全是法国化的”。
就在即将举行婚礼的那一周，他像往常一样在猎鹰手的陪伴下骑马向前。他嘴里发出“霍伊！霍伊！”的呼唤，放出猎鹰去追逐一只苍鹭，然后跟着飞行的猎鹰前行，直到跑出去相当一段距离后，他“用马刺猛刺马匹，疾驰向前”，直到越过法国边境才停了下来，在那里，他与法王腓力会合，告诉法王他是如何“极其巧妙地”逃离了英格兰人的婚姻。国王大喜过望，迅速安排路易与布拉班特公爵（Duke of Brabant）之女布拉班特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Brabant）成婚。布拉班特与佛兰德斯毗邻，位于它的东部，布拉班特公爵是法国的亲密同盟。这对英格兰王室来说是奇耻大辱，毫无疑问，15岁的新娘受辱更甚。她的感情无法为一首以她之名写就的歌谣所平复，据让·德韦内特所云，这首歌连同它的副歌在法国各地广为传唱，“J’ay faille à cehui à qui je estoie donnée par amour（我失去了本当爱我的他）”。4年后，她在另一位新郎身上实施了自我报复，几乎是在教堂门口弃他而去。要么是因为这些短命的订婚让她尝到了独立的味道，要么是因为她任性的性格名声在外，所以直到她在13年后遇到昂盖朗·德·库西时，依然孑然一身。
在佛兰德斯人婚姻惨败的数月之后，加来被英格兰人攻下，这是那场战役的唯一重大结果。腓力集结了一只救援部队向该城进发，但是，因受阻于资金的缺乏和克雷西会战后的损失，这支部队不战而逃。在援兵久候不至、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加来市民仍坚守城池，直至以老鼠甚至粪便为食，他们才迫于饥饿，缴械投降。加来新近受伤的指挥官让·德维耶纳（Jean de Vienne）摘下帽子，倒持宝剑以示臣服，他骑马穿过城门，将城市的钥匙交给了英格兰人。穿着衬衣、打着赤脚跟随其后的是6位最富有的市民，他们的脖子上绕着绞索，这标志着胜利者可以任意吊死他们的权利。在那一肃穆忧郁的场景中，在幸存者们空洞、凄凉的目光的注视下，一项法国人的事业诞生了：收复加来。
加来的长期抵抗拖得爱德华有违中世纪习惯地进行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包围，这让他恼羞成怒，情绪狂躁，若非菲莉帕王后声泪俱下地请求他大发慈悲，他真会吊死那6个市民。从1346年8月至1347年8月的长期作战使他的部队情绪乖戾，也使他的资源耗费殆尽。存粮、马匹、武器和援兵都得从英格兰运来，在那里，对谷物和牲畜的征召使人们陷入困苦，对船只的必要调遣损害了商业，减少了来自羊毛出口的税收。据估计，大约3.2万名参战者，外加船员和包围所需的所有服务部队，总计达6万至8万人，参加了克雷西——加来战役的整个过程。兵源已竭，爱德华无法继续乘胜向前。这个在法国的新据点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他只能接受一次持续至1351年4月的休战。
若是交战者在一场战争的过程中做出清醒的判断（他们极少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英法交战的头10年就已经向英格兰人昭示，他们的胜利是多么不具有决定性：赢得一场摧枯拉朽的海战、一场摧枯拉朽的陆战，并夺得了位于海岸上的一个永久的立足之地，仍远未征服法国或它的王权。但掠夺带来的甜头、源源不断地流入英格兰的华丽物品和丰厚赎金，以及由传令者在公共场合大声宣布的克雷西会战的荣耀与名声，都让英格兰人热血沸腾。而在法国一方，他们如今永远不再缺少目标，这目标在诗人厄斯塔什·德尚将于40年后写下的副歌中得到了表达：“除非收复加来，否则永无宁日。”克雷西和加来会战确保了一件事：战争将会持续——但暂时不会，因为1347年的欧洲正站在有史以来最致命的大灾难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