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作为长子和一个伟大王朝的继承人，婴儿昂盖朗七世对其父母而言十分宝贵，但他却很有可能不是婴儿天生可以激发出的溺爱之情和温柔之意的爱慕对象。在中世纪所有不同于现代的特点中，没有一个像对儿童兴趣之相对缺乏那么令人震惊。与儿童相关的情感极少出现在艺术、文学或记录在案的证据中。儿时的基督当然被反复描绘，通常都是在他母亲的怀中，但在14世纪中叶之前，他一般都是被一个即使在哺乳时都很冷淡的母亲僵硬地抱着，远离她的身体。若非如此，圣婴就会独自躺在地上，有时包在襁褓之内，有时则赤身裸体，而一位面色凝重的母亲在茫然地呆望着他。她与孩子的疏离意在表明他的神性。假如普通母亲会感觉到一丝较温暖、较亲密的情感，那么它也很少在中世纪艺术中得到表达，因为圣母马利亚已成了先入为主的为人母的态度。
在文学中，儿童的角色基本都会死掉，通常是因为某个害怕预言的国王或某个考验妻子承受力的丈夫下了命令，他们就被淹死或掐死，或遣弃在森林里。女人很少作为母亲出现。她们在通俗故事中是轻佻女子、鸨母和给丈夫戴绿帽子的妻子，在戏剧中是圣徒和殉道者，在爱情故事中是热烈而不合法的爱情求之不得的对象。偶尔，母亲身份也许会突破重围。例如，当一位英格兰布道者在一次布道中点出某种道德时，谈及一位母亲如何“于冬日诞下一子，儿身寒栗，母乃取一稻草置于身下暖之，非为爱草而暖之也……乃为暖儿身也”。偶有插图或石刻上会出现教孩子学步的父母，一位为伏在她膝上的孩子梳头或捉虱子的农家母亲，一位较为优雅的、用四根针为孩子织衣服的14世纪的母亲；有一篇来自一位圣徒的对“婴儿之美”的感谢致辞；在一篇出自11世纪的《修女戒律》（Ancren Riwle）中，有对一位跟孩子玩捉迷藏游戏的农家母亲的描述，当孩子哭着找她时，她“伸出双臂，轻跳上前，拥抱他，亲吻他，擦去他的眼泪”。这些都是个别的陈述，它们使得其间的空白更加引人注目。
中世纪插图表现了从事其他各类活动的人——做爱和死去，吃饭和睡觉，在床上和在浴室，祈祷，打猎，跳舞，耕种，游戏和打仗，交易，旅行，阅读和书写——可是就是很少跟儿童在一起，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
人们普遍认为，母爱，如同性一样，太过与生俱来而无法根除，但也许在某些不受欢迎的状态下，它会有所萎缩。当时婴儿死亡率极高，据估计达1/3或2/3。有鉴于此，对一个幼儿投入的爱意也许会得不偿失，于是，借助某些自然的法则（就像被圈养的啮齿动物在数量过多时停止繁殖一样），母爱会受到抑制。也许频繁的养儿育女使生育遭到了贬值。一个儿童出生，死亡，然后被另一个儿童所取代。
有钱的贵族和布尔乔亚家庭会比贫民生育更多的孩子，因为他们结婚时年龄较小，还因为雇用乳母，他们的不育期较短。他们养大的孩子也较多，通常有多达6—10个孩子能够长大成人。昂盖朗七世的祖父纪尧姆·德·库西养大了五儿五女；他的儿子拉乌尔养大了四儿四女。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和菲莉帕王后（Queen Philippa）的12个孩子中，有9个活到了成年。据估计，平均而言，年龄在20岁的妇女可有12年的生育期，算上由于死胎、流产和护理等造成的婴儿安全出生的间隔，中间有约30个月为时相当长的间隔期。按此比率，每个家庭的平均生育人数大约为5人，其中有一半可以生存下来。
像所有其他事物一样，儿童时代也非千篇一律。爱、摇篮曲和摇篮确实存在。诺瓦拉的菲利普（Philip of Novara）在13世纪写道：上帝赐给儿童三个礼物作为恩典：爱和认识用自己的乳汁养育他的人；向陪他玩耍的人表现“快乐和爱”；激发抚育他的人心中的爱和柔情。在这三者中，最后一点最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了这一点，他们在婴儿期就会如此污秽不洁和使人气恼，如此顽皮淘气和反复无常，以致几乎不值得把他们养大成人”。然而，菲利普提倡一种严格的教养，因为“少有儿童因过于苛严而死去，却有许多儿童因太过肆意而殒命”。
提供养育儿童之建议的书籍十分罕见。有一些有关礼节、家务、品行和家用药物的书籍——即经过装订的手抄本，甚至还有外语词汇的短语手册。读者可以找到各种建议：在宴会前如何洗手和清理指甲，为防口臭如何吃茴香和大茴香，如何吐痰和用刀剔牙，不能在袖子上擦手或在桌面上揉鼻子和眼睛。一个女人可以学习如何制作墨水、毒鼠药和沙漏；如何制作用葡萄酒和香料调制的甜酒（即加香葡萄酒）——这是中世纪最受欢迎的饮料；如何照顾笼子里的宠物鸟，让它们进行繁殖；如何取得仆人的性格参考，确保他们用手捻或吹气来熄灭床头的蜡烛，“而不是用他们的衬衫”；如何种植豌豆和嫁接玫瑰；如何去除家中的苍蝇；如何用浸在热水中的鸡毛清除油斑；如何让丈夫冬有无烟的炉火、夏有无蚤的床铺并以此使之心情愉快。书籍会给年轻的已婚妇女提供建议，教她们如何斋戒、施舍并在“睡回笼觉之前”在晨祷的钟声里祈祷，如何在公共场合高贵而端庄地行走，不要“眼睛骨碌乱转地耍粗鄙的小聪明，像飞奔的雄鹿那样伸长脖子，像逃跑的马儿一样左顾右盼”。她还可以找到书籍，了解如何在丈夫外出征战时管理财产，如何制定预算，承受围困，了解财产保有期和封建法律，以便丈夫的权利不被侵犯。
但她很少能找到给母亲提供的书籍，了解如何哺乳、裹襁褓、洗澡、断奶、喂固体食物，以及照顾婴儿的其他复杂程序，尽管对于种族生存而言，这些似乎要比喂养笼中鸟或让丈夫感到舒适更加紧要。在提及哺乳时，它通常是因为其情感价值而得到普遍提倡——由13世纪的一位百科全书编纂者英格兰的巴塞洛缪（Bartholomew of England）在其《物性书》（Book on the Nature of Things）中提出。在哺乳过程中，母亲会“最温存地疼爱自己的孩子，拥抱他，亲吻他，怀着最热切的心情抚育并照看他”。同一时期的一位医生，在法国行医的锡耶纳的阿尔多布兰迪诺（Aldobrandino of Siena），建议要常常清理和换尿布，一天洗两次澡，用拌着蜂蜜和牛奶的面包粥来断奶，在学校要有充分的玩耍时间和非受迫性的教导，要有时间睡觉和娱乐。但他仁爱的教导是否广为人知或被人遵循，则不得而知。
总之，婴儿和幼儿在五六岁之前似乎一直是自生自灭，得不到很大关注。这种做法可能在儿童的性格上以及可能在历史上造成的影响只能凭借臆测来想象。也许，中世纪婴儿期相对的情感空白可以解释中世纪的人们对生命以及苦难的不经意态度。
不过，儿童确实有玩具：玩偶和套在老鼠身上的婴儿推车，木头骑兵和武器，陶土小动物，风车，皮球，羽毛球拍和羽毛球，高跷、跷跷板和旋转木马。按照英格兰的巴塞洛缪的说法，小男孩会像所有时代的小男孩那样，“生活得无忧无虑”，“一心只想着玩儿，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挨小棍子揍，看到什么就想要什么，说笑就笑，说哭就哭，不让妈妈给自己洗脸梳头，刚把他弄干净，转眼又脏得一塌糊涂”。在巴塞洛缪看来，女孩的举止要好些，跟自己的母亲也更亲热。如果孩子能长到7岁，他们得到承认的生命便开始了，多多少少像个缩小版的成人。儿童时代就已经结束。在中世纪的行为中，孩子气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它标志着无力约束任何种类的冲动，而孩子气许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充满活力的社会的相当大部分人实际上都非常年轻。据估计，有约一半的人口不到21岁，有约1/3的人口不到14岁。
贵族家庭的男孩在7岁之前长于妇人之手，她教给他举止礼仪，有时还教些字母。重要的是，母亲的保护圣徒圣安妮（St. Anne），通常都被画成在教自己的孩子，即圣母马利亚，学习如何读书。从8到14岁，贵族子弟会被送到邻近的领主城堡中当听差，就像下层群体的男孩长到七八岁时要去另一个家庭当学徒或仆人那样。贴身服务不被认为是有辱人格的：作为成人的听差甚至侍卫要帮助自己的领主沐浴更衣，照看他的衣物，侍奉他用餐，同时享有贵族地位。作为免费劳动的回报，领主会为自己同侪的儿子提供免费的学校教育。男孩会学习骑马、作战、放鹰行猎，这是贵族生活的三种首要的物质元素，他还要学习下棋和双陆棋戏，学习唱歌跳舞、弹奏乐器、作曲以及其他浪漫技能。城堡的本堂神父或当地修道院会向他提供宗教教育，教他初步的阅读和写作，有可能还会教他一些非贵族男孩所上的语法学校的课程内容。
十四五岁时，男孩成为侍卫，这时，战斗训练得到了强化。他会学习如何用枪矛刺穿作为枪靶的游动假人，使用剑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致命武器，了解纹章和马上长枪比武的规则。作为侍卫，他要牵着主人的战马上战场，在步战之时牵住它。他帮着管家打理城堡事务，保管钥匙，充当受信赖的信使，在旅途中携带钱包和贵重物品。课本学习在此程序中没有一席之地，尽管一位年轻贵族根据他的爱好，可学点儿几何学、法律、演说术，在极少数情况下，还可学点儿拉丁文。
贵族庄园中的妇女在拉丁文和其他学校教育方面常常比男人更有成就，因为尽管女孩不会像男孩那样，在7岁时离开家庭，但她们的教育受到教会的鼓励，以便一旦其父母希望让她们带着适当的捐赠献身上帝时，她们能够更好地得到信仰方面的指导，更适应在女修道院中的宗教生活。除了用法语和拉丁语阅读和写作之外，她们还学习音乐、天文学，以及一些医药和急救知识。
最后一位库西家族成员进入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运动受到人或马的速度的限制，新闻和公开声明由人声传递，太阳落山后，大多数人便失去了光亮。黄昏，人们会吹起号角，敲响钟声，宣告宵禁，在此之后禁止工作，因为既然工匠看不见，也就不能表现完美。富贵之家可以凭借火把和蜡烛延长时间，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夜晚就像大自然计划的那样漆黑一片，天黑之后，寂静会把旅行者包围。“鸟儿、野兽和人都无声无息，安然入睡”，薄伽丘写道，“半落未落的树叶悬在树梢，潮湿的空气盘踞于静淑的安宁之中。只有星辰还在闪烁，照亮了他的道路。”
鲜花覆满了田野和林地，形成了日常生活一个可加珍爱的元素。野花和花园中的花朵被编进了贵族男女所戴的花冠，点缀着地板和宴会桌，于王室游行队伍之前散布于街道之上。猴子是常见的宠物。乞丐遍地都是，其中大多是跛足、盲人、病人、残疾人，或是伪装成这类人的人。没有腿的人靠绑在手上的木头残桩拖着身体前行。女人被视为魔鬼的诱惑，而与此同时，对圣母马利亚的狂热崇拜又会使一位妇女成为爱和崇拜的核心对象。医生受人尊敬，律师通常遭人憎恨和怀疑。蒸汽尚未被套上缰绳，梅毒尚无介绍，麻风病仍然存在，火药开始使用，尽管尚无效用。土豆、茶、咖啡和烟草尚不为人所知，热辣的加香葡萄酒是买得起它的人最喜爱的饮料，普通百姓喝啤酒、淡啤酒和苹果酒。
非教士阶层的人已放弃穿着长袍，而穿起了紧身的分腿裤。他们通常会将脸剃干净，尽管山羊胡和髭须会时不时地流行。骑士和侍臣接受了一种时尚，穿起名为喙形尖头鞋的过长过尖的鞋子——它们常常不得不被绑扎在小腿肚周围，以使穿它们的人能够走路——以及极短的束腰外衣。一位编年史作者抱怨说，这种外衣让臀部和“身体其他应当掩藏起来的部位”都露了出来，引起了普通百姓的嘲笑。女人使用化妆品，染发，拔头发以加宽前额，她们还拔眉毛，尽管这么做使她们犯下了虚荣之罪。
使高贵者骤降而（较罕见地）使卑微者上升的命运之轮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不稳定生活的流行形象。世俗生活的状况是固定不变的，在这样的生活中，人们并不期望看到人类或社会在道德上或物质上的进步。个人也许会通过自身努力来增加美德，但整体的改善将不得不等到基督再临之时和新时代的开端。
时间、历法和历史都在基督教系统中得到估算。创世之日要比罗马的建立早4484年，现代历史源于基督的诞生。在那之后，历史事件由教皇王朝进行编年，该王朝始于圣彼得（St. Peter）王朝，它被固定在公元42—67年。当下的事件依照它与宗教节日和圣徒纪念日的关系来加以记录。一年始于3月——依照乔叟的说法，“世界是在这个月开始的，当时，上帝先创造了人”。正式的说法是，一年始于复活节，因为这是个可变动的节日，可落在30天的时间段里的任何一点上，所以历史年代是不精确的。一天的时间以祈祷时间来命名：午夜左右的晨祷，凌晨3点左右的颂赞，晨经（天亮后的第一个小时，在日出时分或早晨6点左右），晚上6点的晚课，睡觉时的晚祷。时间的计算基于太阳和星辰的运动，它们是大自然的计时装置，为人所悉知，且被小心谨慎地观察。大约就在昂盖朗七世出生之时，机械钟逐渐用于市政厅的高塔上和富裕之家，带来了精确和所有科学观察的可能。
人们的生活与令人费解之事密切相关。沼气的闪烁光芒只能是仙女或妖精；萤火虫是未受洗礼的死婴的灵魂。在地震那可怕的颤动和裂缝中，或被雷电击中的树木的熊熊火焰中，超自然的神物近在眼前。风暴是征兆，心脏病或其他疾病的突然发作所带来的死亡可能是魔鬼的杰作。魔法存于世上：魔鬼、仙女、男巫、鬼魂和食尸鬼触摸并操纵着人的生活；异教徒的迷信和仪式盘踞在民间传说中，藏于牧师和圣礼之下，甚至与之相伴相随。行星的影响可以解释任何不如此就无法解释的事情。天文学是最尊贵的科学，占星术是仅次于上帝的最大决定因素。
炼金术，即对可以将低劣金属变成黄金的哲学家之点金石的寻找，是最流行的应用科学。在那道彩虹的尽头，还埋藏着治病的灵丹妙药以及长生不老之药。爱究根问底的头脑会通过实验和观察去调查自然科学。牛津的一位学者保留了从1337年至1344年七年间的全年天气记录，他注意到，听起来更清楚的钟声或声音传得更远的钟声通常是湿度增加的信号，预示着雨水的到来。精神抑郁和焦虑被认为是一种疾病，尽管抑郁、失望、悲哀以及倦怠的症状会被教会判定为懒惰（accidia）之罪。用三角测量法进行测量得到了运用，墙和塔的高度由俯卧在地的僧侣借助于一根棍子来进行测量。眼镜自世纪之初即已得到运用，老人因而在晚年可以进行更多的阅读，也大大地延长了学者的研究寿命。纸作为一种比羊皮纸更廉价和更大量的物质的生产，开始使多次复制成为可能，也使文学作品的扩大发行成为可能。
能源依靠人力和畜力，也依靠由风和水推动的齿轮轴。风和水的力量转动着磨盘，用以鞣革、洗涤、锯木头、榨橄榄油、铸造铁器，将燕麦磨成糊来做啤酒，捣浆造纸和制作绘画颜料，带动完成羊毛面料最后一道工序的漂洗工的大桶、高炉鼓风机、铸造用的液压锤和兵器制造者所使用的砂轮。制造厂使铁的运用大幅增加，以致林地的树木已被伐光，以供应铸造燃料。它们使人的能力得到极大的扩充，致使教皇塞利斯廷三世（Pope Celestine III）于12世纪90年代下令，风车必须缴纳什一税。手动工具——车床、手摇曲柄钻和钻头、纺车、轮式铧犁——在上个世纪也已提高了生产工艺和生产力。
旅行这一“消息之母”将世界各地的消息带到城堡和村落，城镇和乡村。在要么尘土飞扬、要么泥泞不堪的有车辙的道路上，朝圣者和小商贩，带着驮畜队的商人，外出巡视的主教，收税人和王室官员，行乞修道士和出售免罪符的人，流浪学者，吟游诗人和传道者，编织起城市与城市间的沟通网络的信使和急差构成了川流不息的人流。像库西家族这样的大贵族，还有银行家、高级教士、修道院、法院、市政府以及国王及其议会都雇有自己的信使。在该世纪中叶，英格兰国王身边有12位信使与之形影不离，随时准备出发，当他们在路上时，每天的报酬是3便士，每年购买鞋子的费用是4先令8便士。为了符合更伟大的法兰西陛下的身份，法国国王雇用的信使多达100人，而一位大庄园主会雇用2—3个信使。
骑马旅行一天平均可走30英里至40英里，尽管这会因环境而有很大的变动。信使如果骑马，在不走夜路的情况下，一天可走40英里至50英里，若是步行，则可走约这一半的路程。在紧急情况下，若有良驹和好路（这很罕见），并且不搭载货物，则他可一小时走上15英里；若有等候他换乘的马匹的话，则他一天可走100英里。威尼斯和布鲁日这些大的商业城市相互间保持着固定的邮政服务，它们组织高度严密，7天可走700英里。驮畜队一天可走15英里至20英里；军队在受辎重拖累且步行的情况下，有时一天只能走不到8英里。
从佛兰德斯至纳瓦拉的纵深距离，按照通常的算法，是20至22天的行程，从布列塔尼海岸到罗讷河岸边的里昂的横向距离，是16天的行程。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的旅行者通常借道塞尼峰（Mont Cenis），经过位于萨伏伊境内的尚贝里（Chambéry）前往都灵。由于从11月到次年5月都受到大雪围困，所以这个山口要花5至7天的时间才可穿越。经由此道从巴黎到那不勒斯要花上5周时间。从伦敦到里昂的航程要用18天，从坎特伯雷至罗马要用约30天，这要取决于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时间。这个时间无法预测，通常非常危险，有时甚至会致命，时间从3天至一个月都有可能。一位名叫埃尔韦·德莱昂（Hervé de Léon）的骑士因一场风暴而在海上停留了15天，除了跌入大海的马匹损失外，他抵达时是如此憔悴和虚弱，“以致他从此永远失去了健康的体魄”。这就难怪，按照一首民谣所言，当朝圣者走海路前往孔波斯泰拉（Compostella）或更远的地方时，“他们的心开始下沉”。
除了靠划桨手供给动力的单层甲板大帆船外，船只都得任由天气的摆布，尽管索具已有所改善，摇摆的船尾舵给予了船只更大的控制力。地图和海港航图得到了应用，罗盘使航行得以离开海岸线，使商船得以冒险穿越远海。结果，能够装载500吨或500吨以上货物的大船被用于这些航程。借助河流和运河的驳船运输要比驮畜队便宜很多，即使在每个便利地点当地庄园主都要向他们强行收取费用。在繁忙的塞纳河和加伦河沿岸，每六七英里就有一个收费处。
货车和农民的二轮货运马车被用以短途货运，但因为轮式交通工具在冬日常常无法通过道路，且没有道路和桥梁的连接系统，所以货运骡队始终是最基本的运输工具。由串成一线的3到4匹马拉的四轮货车可供女士和病人使用。骑马的女士在飘散的裙裾的掩护下跨坐在马上，但横座马鞍即将于本世纪结束之前出现。对于骑士而言，乘坐马车有违骑士精神，而且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不会骑牝马。
在夜幕降临之前，旅行者们会停止赶路，贵族旅行者会在附近某个允许他们入内的城堡或修道院栖身，而包括朝圣者在内的大量徒步旅行的普通旅行者，则在城门外的客栈住宿打尖。他们有权在任何一所修道院食宿一晚，不可被赶走，除非他们要求再住一夜。商人和其他人可住小旅馆，尽管这些小旅馆通常人满为患，肮脏不堪，布满跳蚤，一个房间放好几张床，一张床上要睡两个旅行者——根据被法国国王派往德国的诗人德尚（Deschamps）那令人作呕的报告，在德国，一张床要睡三个人。他抱怨说，更有甚者，无论是床上还是桌子上都没有干净的亚麻布，旅店老板提供的食物无从选择，在此帝国旅行的人除了啤酒之外找不到其他饮料；跳蚤、老鼠躲也躲不掉，波希米亚的人过着猪一样的生活。
鉴于旅途之艰辛和时间之漫长，人们的旅行有时会达到惊人的程度——从巴黎到佛罗伦萨，从佛兰德斯到匈牙利，从伦敦到布拉格，从波希米亚到卡斯提尔，穿越大海，翻越阿尔卑斯山，横渡河流，像马可·波罗那样前往中国，或像巴斯妇人（Wife of Bath）那样三次前往耶路撒冷。
位于世俗社会上层的昂盖朗阶层的精神家私是什么？早在哥伦布之前，他们就知道世界是个球体，这一知识来自对星辰运动的熟知，因为星辰的运动只有从一个球状的地球的角度出发才是可以理解的。据教士戈蒂埃·德梅斯（Gautier de Metz）在其《宇宙万象》（Image du Monde）这部当时被最广泛阅读的百科全书中形象生动的说法，一个人可以像一只环绕苹果飞行的苍蝇那样环游世界。在他看来，从地球到星辰的距离是如此遥远，所以假如一块石头从星辰上落下，要花超过100年的时间才可到达我们的星球，而一个每天一刻不停地走25里格[1]的人，要花7157.5年才能到达星辰。
在视觉上，人们描绘被上帝揽在怀中、人处于其中心的宇宙。人们知道，月亮是离地球最近的星球，它自己不会发光；日食是月亮位于地球与太阳之间时的时段；雨是太阳从地球上提取走的湿气，它浓缩为云，然后又以雨的形式落回到地上；雷电之间相隔的时间越短，电源便越靠近。
然而，人们会透过由传说中的童话故事构成的薄雾去看待远方的国度——印度、波斯及更遥远的地方，这些童话故事偶尔会揭示一点有关现实的有用信息：高耸入云的森林，成群结队地游走、7年就会变老的有角侏儒，在葬礼柴堆上自杀的婆罗门，长着狗头和6个脚趾的人，独眼、独腿、走起路来像风一样快的“巨人”，只有当它在处女的膝上入睡时才可抓到的“麒麟”，眼泪是银子的亚马孙女子，用爪子为自己进行剖腹产的黑豹，树叶上长出羊毛的树木，300英尺长的蛇，有着宝石眼睛的蛇，由于太过热爱音乐所以为了谨慎起见用尾巴将自己的一只耳朵堵起来的蛇。
伊甸园也存在于尘世，它时常会出现在地图上，位于遥远的东方，据信由一座高山、一大片海洋或一道火墙与其余世界阻隔开来。在人间天堂中，种植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和花朵，它们色彩绚丽，散发出上千种永不消散的香气，还可治病救人。鸟儿的歌声与森林中树叶的沙沙声、流过宝石般的岩石或比银子还明亮的沙滩的溪流的潺潺声和谐地融为一体。一座带有水晶柱和碧玉柱的宫殿遮挡了奇异的光线。无风无雨，不冷不热，使天堂完美无缺；没有疾病、腐败、死亡或悲伤会进入那里。坐落其中的山峰高得碰触到了月球——但在这里，科学思维插入进来：14世纪《多国编年史》（Polychronicon）的作者宣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会造成月食。
对于地球及其现象的解释都充满了神秘感。当火熄灭时，它会发生什么情况？为什么人的肤色各有不同？为什么阳光会让人的皮肤变黑，却会让亚麻布变白？沉甸甸的地球怎么能悬在空中？灵魂如何找到前往来世的道路？灵魂存在于何处？疯狂由什么造成？中世纪的人觉得自己为谜团所包围，可是，因为上帝的存在，他们愿意这样去理解：原因被藏了起来，人不能了解一切事物的本源；“它们是按照上帝的意愿形成的。”
这并没有终止一个不断被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上帝允许魔鬼、疾病和贫穷的存在？为什么他不让人失去犯罪的能力？为什么他不确保人人都上天堂？永远也不会令人完全满意的答案是，上帝有时对魔鬼也无能为力。据具有无上权威的圣奥古斯丁所言，所有人都因其原罪而在魔鬼的掌握中，因此需要教会和救赎。
有关人类行为的问题在沙得拉克（Sidrach）的书中找到了答案，据说他是挪亚的后裔，上帝将常识当作礼物送给了他，这些知识最后由托莱多（Toledo）的几位大师编成了一本书。一个聋哑人在心中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回答：亚当的声音，也就是希伯来语。谋杀、抢劫和袭击哪个最糟糕？这三个都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鸡奸。战争终有一天会停止吗？永远不会，除非地球变为天堂。根据14世纪的法典编纂者奥诺雷·博内特（Honoré Bonet）所言，战争起源于魔鬼对上帝的战争，“因此，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出现战争和战役，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它们最早存在于天堂”。
昂盖朗所能接受到的教育建立在7种“人文科学”的基础之上：语法，科学的基础；逻辑，它区分真假；修辞，法律的源泉；数学，秩序之源，因为“没有数字便没有一切”；几何学，测量科学；天文学，最高尚的科学，因为它与神性和神学相连；最后是音乐。医学尽管不在人文科学之列，却与音乐相类似，因为它的对象是人身的和谐。
历史是有限的，包含在可以理解的局限之中。它始于“创世纪”，其终结被设置在并非无限遥远的未来，与之相伴的是基督再临，这是痛苦的人类的希望，在末日审判之后出现。在那个时间跨度中，人不是社会或道德进步的主体，因为其目的是来世，不是此世的改善。在此世，人会依照上帝的委派与自身进行无休止的斗争，在此过程中，他也许会取得个人的进步，甚至胜利，但集体的改善只有在与上帝最终团聚时才可到来。
普通人主要依靠耳朵来获取知识，即通过公开的说教、神秘剧、叙事诗朗诵、民谣和故事获得，但在昂盖朗在世期间，接受过教育的贵族和上层布尔乔亚的阅读随着手抄本可获性的增加而有所增加。有关常识的书籍大多要追溯到13世纪，用法语和其他便于俗众使用的方言写成（或从拉丁语翻译成这些语言），是在数个世纪中的每一世纪都为人所熟知的文学作品的主要来源。一个14世纪的人还会从《圣经》、爱情故事、动物寓言、讽刺作品以及有关天文、地理、宇宙历史、教会历史、辩术、法律、医药、放鹰狩猎、打猎、作战、音乐和许许多多特殊学科的书籍中汲取知识。寓言是个引导性的概念。人们认为《旧约》中的每个事件都在将会出现在《新约》中的寓言中有预先的描绘。大自然中的一切都隐藏在与基督教教义的某个方面有关联的寓言意义之中。寓言人物——贪婪者、理智者、礼貌者、爱人者、伪装者、为善者、迎美者、传恶者——都是故事和政治论文中的人物。
有关伟大英雄、有关布鲁特斯（Brutus）和亚瑟王、有关希腊与特洛伊的“强力争斗”、有关亚历山大和尤里乌斯·恺撒、有关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和罗兰（Roland）如何与撒拉逊人（Saracens）作战、崔斯坦（Tristan）和伊索尔特（Iseult）如何相爱和违反教规的诗史，都是贵族家庭的爱物，尽管他们并不排斥较为粗俗的东西。Fabliaux，即有关普通人生活的猥亵故事也会像在酒馆那样在贵族大厅中讲述。巴黎的梅纳吉耶（Ménagier of Paris）是昂盖朗七世的同时代人，一个富裕的布尔乔亚分子，曾在1392年自己60岁时，为年轻的妻子写了一本有关家庭和道德教诲的书。他阅读或拥有的书籍包括《圣经》、《金色传奇》（The Golden Legend）、圣杰罗姆的《神父的生活》（Lives of the Fathers）、圣奥古斯丁、圣格列高利（St. Gregory）、李维（Livy）、西塞罗（Cicero）的著作、《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彼特拉克的《格里塞尔达的故事》（Tale of Griselda），以及其他一些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书目。若弗鲁瓦·德拉图尔·兰德里（Geoffroy de La Tour Landry）骑士是略早于昂盖朗七世的同时代人，他于1371年为自己的女儿写了一本警示故事书，他对莎拉（Sarah）、拔示巴（Bathsheba）和黛利拉（Delilah）像对特洛伊的海伦（Helen of Troy）、希波吕忒（Hippolyta）和黛朵（Dido）一样熟悉。梅纳吉耶太过道貌岸然，不愿阅读奥维德（Ovid），但这位罗马诗人依然为其他人所熟知。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哲学的基石，托勒密（Ptolemy）是“自然”哲学的基石，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盖伦（Galen）则是医学的基石。
当时的作家很快便能找到读者。在但丁生活的时代，他的诗篇被铁匠和赶骡人所吟诵；50年后，在1373年，阅读的增加使佛罗伦萨市政府根据市民的请愿，提供针对但丁作品的为期一年的公共演讲课程，为此筹措了100金弗罗林的数额以支付给演讲者，他每天都要发表演讲，只有神圣的节日除外。被指定的人是薄伽丘，他写了有关但丁的第一部传记，并亲自抄写了整部《神曲》，作为送给彼特拉克的礼物。
在本世纪末的一部意大利语传记辞典中，最长的条目给了尤里乌斯·恺撒和汉尼拔（Hannibal），但丁占了两页，阿基米德（Archimedes）、亚里士多德、亚瑟王和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the Hun）各占一页，彼特拉克占两栏半，薄伽丘占一栏，较契马布埃（Cimabue）和乔托（Giotto）略短，马可·波罗占三行。
昂盖朗7岁时，他的父亲在与英格兰人的作战中死去，时间大约与1346年决定性的克雷西战役（Battle of Crécy）同时，但他是死于这场战役还是其他交锋则无法确定。对于此时的昂盖朗而言，惯常的模式突然间被颠覆了。
当一块属于一位对国王而言非常重要的武士成员的封邑被留在孤儿寡母手中时，控制权问题便变得至关重要，而在王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时，就更是如此。在昂盖朗年龄尚幼时，国王任命了两人为库西男爵领地的督管者，一是其御前会议负责人让·德内勒（Jean de Nesles），即德奥弗蒙特大人（Sire d’Offémont），一名旧贵族成员，另一位也是王室圈内成员，马蒂厄·德鲁瓦（Matthieu de Roye），德奥诺伊大人（Sire d’Aunoy），法兰西弓弩手的掌门人，一位行使对所有弓箭手和步兵的统领权的官员。两人都是皮卡第的领主，其领地离库西都不远。昂盖朗的叔叔让·德·库西，德阿夫兰古大人（Sire d’Havraincourt），被提名为昂盖朗的监护人和私人顾问。他的母亲，奥地利的凯瑟琳，在四面楚歌的情形下，迅速与已故丈夫的众多兄弟姐妹达成了一项协议（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掌管着他们的共同财产）。他们被确定拥有不同的城堡和庄园，而没有兄弟姐妹的昂盖朗七世被确定为领地内重要区域的继承人，包括库西、马尔莱、拉费尔、布瓦西-恩-布里（Boissy-en-Brie）、瓦西-恩-康布勒齐（Oisy-en-Cambrésis）的领地和它们的城镇及从属区域。
在1348年或1349年，昂盖朗的母亲再婚，这大概是她自己或她自己家族的选择，她嫁给了一位奥地利同胞或德国人，此人名叫康拉德·德马格德堡（Conrad de Magdebourg），亦名哈代克（Hardeck）。凯瑟琳在此次婚姻中没有生育子女，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她和丈夫即双双殒命，成为一场突袭欧洲并使昂盖朗成为孤儿的浩劫的牺牲品。
据说凯瑟琳在生前非常关注儿子的教育，希望他在“属于他的阶层的艺术、书信和科学方面”出类拔萃，并时常提醒他“其祖先的美德和崇高名望”。这条陈述来自16世纪的一项有关昂盖朗·德·库西的记录，也许是当时向贵族人物例行地表达的尊敬之辞：同样，它也可能存在某种事实基础。可是，像其他中世纪人的儿童时代一样，昂盖朗的儿童时代一片空白。人们对他一直一无所知，直到1358年他18岁时突然出现在历史记录中。
对于骑士精神这一养育了昂盖朗·德·库西的文化，人们所知甚多。骑士精神不仅是战争和爱情中的一种举止规范，更是一种道德体系，它支配着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其中有约4/5的幻想成分，但它依旧具有支配性。它的形成时间与12世纪规模巨大的十字军东征时间相当，是一种意在将宗教精神与尚武精神相融合并设法使作战者的行为与基督教理论相一致的规范。因为骑士的日常活动像商人的日常活动一样与基督教理论相左，这就需要一种道德掩饰，允许教会凭良心去容忍武士，让武士们精神愉悦地寻求其自身价值。在圣本笃修会思想者的帮助下，一种规范得以生成，使骑士的执剑之臂在理论上服务于正义、权利、虔诚、教会、鳏寡、孤儿和受压迫者。骑士身份要在一次由涤罪、忏悔和圣餐构成的庆典之后，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获得。一件圣徒的遗物通常会被镶嵌在骑士的剑柄中，以便他在起誓时紧握着它，使他的誓言被记录在天堂之中。为骑士精神大唱颂歌并因此扬名天下的拉蒙·勒尔（Ramon Lull），一位当代的圣路易，现在可以在其论文中说：“上帝与骑士精神同在。”
但是，像经商企业那样，骑士精神不可能为教会所容纳，在冲破虔诚的面纱之时，它形成了自己的准则。英勇，即令一位武士具有侠士风范的勇气、力量和技巧的结合，是最主要的因素。名誉和忠诚，再加上彬彬有礼——指此后逐渐被称为“骑士风度”的那种行为——是理想，而所谓高尚的爱情则是首要特质。高尚的爱情旨在使骑士更有礼貌，令社会交口称誉，因而需要其自身的门徒处于长期的多情状态，其所依据的理论是，他因此会显得更加谦恭、快活和殷勤，从而使社会变得更加欢乐。慷慨援助是不可或缺的伴随品质。送礼出手大方、待人热情慷慨是绅士的标志，并且有其实用价值，可吸引其他武士在大领主的旗帜和奖赏下奋勇杀敌。依靠慷慨援助为生的吟游诗人和编年史作者对这种行为大肆吹捧，导致了不计后果的铺张浪费和草率无忌的倾家荡产。
英勇并非只是纸上谈兵，因为若要发挥孔武之用，就需真正的身强力壮。穿着55磅的铠甲在马背上作战或徒步作战，平端着18英尺长的枪矛（相当于普通电线杆一半的长度）于全速驰骋之中与对手撞击，以剑或一击下去便可切开颅骨或削去肢干的战斧攻击或迎击，无论何种天气和何时何地都要将生命中一半的时间用于鞍鞯之上，这都非软弱者所能为。艰辛和恐惧是英勇的组成部分。“参战的骑士……永远都在吞咽自己的恐惧。”14世纪末期“战无不胜的骑士”唐佩罗·尼诺（Don Pero Niño）的同伴及传记作者写道：“他们使自己暴露在各种各样的危险之下，他们为了冒险生活而舍生忘死。吃的是发霉的面包或饼干，以及或生或熟的肉类；饱一顿饥一顿，极少或没有葡萄酒佐饮，喝池塘或大桶中的水，住宿条件极差，以帐篷或树枝为庇身之所，床铺差劲，睡不安稳，因为睡觉时依然身着铠甲，背负铁器，与敌人只有一箭之遥。‘警惕！来者何人？准备战斗！准备战斗！’才欲入眠，即响起警报之声；天刚放亮，号角便已吹响。‘上马！上马！集合！集合！’担任瞭望员，担任哨兵，日夜观察敌情，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战斗，担任征粮者，担任侦察兵，警戒了又警戒，任务一个接着一个。‘敌人从这里上来了！这里！他们人太多了——不，没那么多——这边——那边——到这边来——把他们压制在那里——战况！战况！他们负伤而归，他们带回了战俘——不，他们一无所获。冲啊！冲啊！寸土不让！冲！’他们这样呼喊着。”
身负重伤是那呼喊的一部分。在一次战斗中，唐佩罗·尼诺为箭所伤，它“将他的护喉与他的脖子穿在了一起”，但他继续在桥上与敌人作战。“几根枪矛的残柄还扎在他的盾牌之上，正是这只盾牌让他躲过了大部分的伤害。”一把弓弩发出的弩箭“刺穿了他的鼻孔，疼痛难当，使他一阵眩晕，可他的眩晕只持续了短暂的一瞬”。他奋力向前，头上和肩上都中了许多剑，它们“有时会击中嵌在他鼻子上的弩箭，使他痛楚不堪”。当双方的精疲力竭使作战告一段落时，佩罗·尼诺的盾牌“破烂得像块碎布，他的剑锋形如锯齿，沾满鲜血……他的铠甲被矛头切割成了几块，有些矛头刺入了血肉，使他鲜血直流，虽说那铠甲有着强大的抵抗力”。英勇可不是轻而易举便可获得的。
意味着誓言的忠诚是骑士精神的支柱。对忠诚的极端强调起源于领主与封臣间的誓言是统治的唯一形式之时。违背誓言的骑士会因背叛了骑士身份而受到“背叛”的指控。只要不打破骑士的誓言，忠诚这一概念便不会杜绝背叛行为或最臭名昭彰的欺骗。当一群全副武装的骑士宣称自己是盟友而获准进入一座城池然后大肆屠杀守城者时，显然并未违背骑士精神，因为他们并未向市民立下誓言。
骑士精神被视为所有基督徒骑士的普遍规则。基督徒骑士是个跨越国界的阶层，为一个理想所推动，很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对全世界工人的看法。它是个军事行会，其中，所有骑士在理论上都是兄弟，尽管傅华萨将德国人和西班牙人排除在外，他说，他们太过缺乏教养，所以无法理解骑士精神。
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骑士必须如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所写的那样，准备“为你的兄弟流血”——他指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兄弟——“并且，在万不得已时，要牺牲自己的性命”。许多人都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尽管也许更多的是出于对战斗的纯粹热爱，而并不关注战斗的起因。波希米亚的盲人国王约翰就是那样死去的。他因为热爱战斗而战斗，而不在乎那冲突是否重要。他几乎没有错过欧洲的任何一场争执，并加入了两者间的比拼中，据传就是在其中的一场比拼中受伤致盲。另一方面，他的下属则说，他的目盲是神圣的惩罚所致——不是因为他挖开了布拉格的老犹太教堂（他确实那么做了），而是因为在寻找藏于铺有石板的地面下的金钱时，他在贪婪和德国骑士的建议的驱动下，挖开了位于布拉格大教堂的圣阿德尔伯特（St. Adelbert）的坟墓，被遭到亵渎的圣徒弄瞎。
作为腓力六世的盟友，这位位列五百骑士之首的失明国王在皮卡第各处与英军作战，总是不计后果，奋勇当先。在克雷西，他要求自己的骑士带他深入战场，好让他可以用剑杀死更多的敌人。他们中的12人将自己的马缰绳拴在一起，以国王为头，挺进战斗最密集之处，“直至一去不返”。第二天，人们找到了他的尸体，他的骑士围在他周边，全部战死，他们的战马依旧拴在一起。
作战填补了贵族们想找事做的需求，是一种发挥自身作用的方式。那是他们的工作替代品。他们的休闲时间主要花在打猎上，否则就花在下国际象棋、双陆棋和掷骰子上，花在唱歌、跳舞、盛装游行和其他娱乐消遣上。漫长的冬夜里，他们聆听对一篇冗长的史诗诗句的吟诵。宝剑为无所事事的贵族提供了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它可以给他们带来荣誉和地位，假如幸运的话，它还可以给他们带来收益。如果眼前没有真正的冲突，他们就会致力于比武大会，这是贵族阶层最令人激动、最昂贵、最具毁灭性、最令人愉悦的活动，但自相矛盾的是，它也对他们真正的军事作用最具伤害性。比武中的战斗聚焦于技巧，使他的兴趣贯注于一种日益形式化的冲撞，没有给真正战役的战术和策略留下多少思考余地。
比武大会起源于法国，被别人称作“法式格斗”（Conflictus Gallicus），开始时无规矩和竞技场可言，只是对峙双方达成共识的冲撞。尽管人们为它找到了合理的理由，说它是种培训练习，但其推动力实则是对打斗的热爱。在变得更具规则性和中规中矩的过程中，它具有了两种形式：个人的马上长枪比武和一方人数多达40人的团体混战，它们要么是使用弄钝的武器的消遣，要么是真刀真枪的死战，参与比武的人在其间也许会身负重伤，死亡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武大会随着贵族主业的缩减而激增。在君主政体的统治得到扩大的情况下，贵族不再那么需要保护自己的封邑，而一个职业臣僚阶层也正在逐渐占据他在王权周围的地位。他越是无事可做，就会把越多的精力花在人刻意地重新扮演其角色的比武大会上。
一场比武大会也许会持续达一周的时间，盛大的比武大会则会长达两周。开幕当天用于比赛者的配对和确定种子选手，接下来的几天则留给马上长枪比武和混战。在最后的决赛之前，还有一天的休息时间，这期间都点缀着盛宴和聚会。这些场合是当时重大的体育赛事，吸引着从富裕的商人到普通工匠、江湖郎中、食品小贩、娼妓和小偷的为数众多的庸众。通常参与比武的骑士有约百人，每人都有两个骑马侍卫、一个军械修护员和6个身穿制服的仆人相伴。骑士当然会用错金缕彩的铠甲和有顶饰的头盔来装备自己，价值从25里弗至50里弗不等，还需一匹战马，价值从25里弗至100里弗不等，此外还要加上他旅行时骑的马，以及旗帜、服饰和精良的衣物。尽管这些开销能轻易地使其破产，可他也有可能变得更加富裕，因为格斗中的输者必须支付赎金，而胜者会得到他对手的马匹和铠甲作为奖品，他可以把它们重新卖给对手或他人。获益不被骑士精神所认可，但它存在于比武大会中。
由于比武大会铺张浪费、充满暴力且虚荣自负，教皇和国王一直对它们表示谴责，因为他们的钱财也会从中流失。但一切都徒劳无益。当多明我会（Dominicans）谴责它们是异端马戏时，人们充耳不闻。当可怕的圣伯纳德（St. Bernard）恐吓说任何死于比武大会的人都会下地狱时，他这一次只是在对牛弹琴。比武大会中的死亡除了会没来由地危及家庭和承租人外，还被教会正式视为自杀之罪，但即使开除教籍的威胁也发挥不了作用。尽管圣路易谴责比武大会，而美男子腓力在其作战期间也对其加以禁止，但什么都不可能永久地终止它们，或是减弱人们对它们的热情。
在比武大会上，看台上的观众打扮得光彩夺目，旗帜和缎带随风飘扬，喇叭奏出乐音，一队队的参赛者令他们盛装的马匹后足立地腾跃，凭金色的笼头争胜，马具和盾牌熠熠生辉，女士们向自己钟爱的选手扔出头巾和袖套，传令人向宣布规则的主事亲王鞠躬致敬，公告人大声地宣布比赛冠军，这一切都使得比武大会成为贵族们骄傲和愉悦的巅峰，具有其自身的勇气和美丽。
如果说比武大会是骑士精神的外在表现的话，那么高尚的爱情则是它的梦想境界。当时的人们将高尚的爱情理解为为爱而爱，是浪漫之爱，是真情之爱，是肉体之爱，与财产和家庭无关，且目标必然是他人之妻，因为只有这样一种不合法的联络才可能做到除了爱情之外别无所求。（处女之爱实际上被排除在外，因为这会带来危险的问题，除此之外，贵族阶层的少女通常会从儿童时代一下子跳至嫁为人妇，几乎没有用于谈情说爱的间隔期。）高尚的爱情使有罪的爱情变得理想化了，这一事实使中世纪人小心翼翼地通过的生命迷宫变得更为复杂。为骑士精神所程式化的浪漫爱情被描绘为超婚姻的，因为爱情被认为与婚姻无关，实际上不受鼓励，以便它不会成为王朝婚配安排的绊脚石。
高尚爱情的存在理由是，人们认为它会让人变得高贵，从各个方面使他得到提高。它会使他一心想表现得像个谦谦君子，竭尽所能地保持荣誉，永远不让自己或他所爱的女子遭受羞辱。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上，它会使他保持牙齿和指甲的清洁，使他衣着华丽，修饰精致，使他言谈睿智，引人入胜，使他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控制傲慢和粗鲁之举，从不当着一位女士的面争吵。最重要的是，它会使他更加英勇，更加具有骑士风范：那是基本的前提。他会受到激励，变得更加英勇，会在比武大会上赢得更多的胜利，提升自己的勇气和胆量，如傅华萨所云，变得“以一挡二”。在此理论指导之下，妇女的地位得到改善，她们不再只代表自己，而更多地成了男性荣耀的激发者，这个职能要高于仅仅成为性对象、儿童的哺育者或财产的输送者。
骑士的恋爱过程是：先是爱慕崇拜，然后是激情四溢的热诚告白，经过女士的善意拒绝，以永远忠诚的誓言、因欲望无法满足而濒临死亡的悲叹、勇敢无畏的英雄行为再次展开追求，终于凭借英勇而赢得女士的芳心，圆满获得秘密的爱情，然后是无休无止的冒险和为悲剧性结局寻找到的遁词。此类浪漫爱情传奇中，最广为人知，且是此类作品中最后一部的是《库西堡主》（Châtelain de Coucy），它大约作于昂盖朗七世出生之时、“武功歌”正在淡出人们的视野之际。它的主人公不是库西的领主，而是一个名为雷诺（Renault）的城堡的主人，根据一个真人和12世纪的诗歌所塑造。
在该传奇中，他疯狂地爱上了法耶尔夫人（Daem de Fayel），经过占了8266行诗句的系列纷繁的巧妙操纵，他遭到那位嫉妒丈夫的诱骗，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为自己赢得了满身荣耀，而当他被一支毒箭射中而受到致命伤害时，他编写了最后一支歌曲，写下了告别信。在他死后，它们连同他经过防腐处理的心脏和那位女士的一绺头发，装在一个盒子里，被送给那位女士。一位忠诚的仆人带着盒子日夜兼程，盒子却被那位丈夫所截获，他把那颗心做成食物让妻子吃下。在得知自己吃下的是什么之后，她发誓说，在吃过这样高贵的食物之后，她将永远不再吃东西。她因此死去，而那位丈夫则自我放逐，展开了一次终身的朝圣之旅，以换取对其行为的宽恕。
这些故事“悲伤、多情而野蛮”，将不贞洁的爱情颂扬为唯一的真爱，而在同一个社会的现实生活中，通奸是一种犯罪，更别提是一种罪孽了。一旦被发觉，便会使女子名誉扫地，使丈夫这位同为骑士的人蒙受羞辱。不难理解，丈夫有权杀死不忠的妻子和她的情人。
没有什么适合这一准则。那快乐的、令人振奋的、使人变得高贵的追求建立在罪孽之上，带来了它本应避免的耻辱。高尚的爱情是比高利贷还要严重的矛盾纠结。它始终是人为的，是一种文学惯例，是一种幻想（就像现代色情作品一样），它更多地出于讨论之需，而不是出于日常行为之需。
现实更具常态性。如拉图尔·兰德里所描绘的那样，他周围那些多情的骑士们并未过度关注忠诚和礼貌。他谈到，当他还是个年轻人时，常常与朋友骑马前往国外，他的朋友们会祈求女士的爱情，而假如这个女士不接受他的求爱，他们就会试着向另一个求爱，用奉承的甜言蜜语来欺骗她们，发下虚假的誓言，“每到一处，只要有可能，他们都会找到玩弄的对象”。一个又一个淑女被那些“虚情假意的男人用来向女子诅咒发誓的丑恶而美妙的虚假誓言”所蒙蔽。他提到三个女士，她们在交换有关自己情人的看法时，发现那位高高在上的让·勒曼格尔（Jean le Maingre），德布西科大人（Sire de Boucicaut），竟是她们各自的最爱，他已与所有人做过爱，告诉每个人，他的最爱是她。当她们斥责他的谎言时，他大言不惭地说：“因为在我对你们每个人说话之时，我都最爱跟我说话的那一个，我的心中所想也完全一样。”
拉图尔·兰德里本人是位有钱的庄园主，参加过许多战役，最后成了一位热爱家庭生活的绅士，喜欢坐在自家的花园中，快乐地聆听画眉鸟4月间的歌声，并且喜爱读书。与骑士精神相反，他还热爱自己的妻子：“钟声和所有的花朵都是那样美好”，而“我从她那里得到了那样多的乐趣，所以我尽我的智慧所能，为她写下爱情歌曲、诗谣、回文诗、一节二韵诗和各种各样的新体诗”。他不大考虑骑士精神所喜爱的主题，即激励骑士们变得更加英勇的高尚的爱情，因为尽管他们说自己那样做是为了女士，“其实他们那么做是为了让自己获得表彰和荣誉”。他也不赞成为了爱情的爱情，即par amours，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因为它可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罪恶，对此，他引用了《库西堡主》当作例子。
当时有条惊人的传言，说爱德华三世强奸了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Countess of Salisbury）。正如这条传言所表明的，高尚的爱情是骑士精神的理想，极少得以在现实行为中实现。傅华萨对骑士精神的信仰就如同圣路易对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信仰般坚定，他净化了这个故事，按说是经过了小心翼翼的调查，但更有可能是出于对其挚爱的首位赞助者、爱德华的王后艾诺的菲莉帕的尊重。他仅仅报告说，国王在1342年于苏格兰进行的一场战役之后探访了索尔兹伯里城堡，被对美丽伯爵夫人“迸发出的美妙爱情的火花击中了内心”。据描述（带有某种历史的许可），在她拒绝他靠近之后，爱德华与自己就追求其有罪的激情问题展开了辩论，其言辞是骑士精神中有关情人角色之理论的无上声明：“假如他更多情，那么这对他、对他的王国以及对他所有的骑士和侍卫来说完全是件好事，因为他会愈加感到心满意足，愈加快乐，愈加尚武；他将举办比以前更多的比武、更多的竞赛、更多的盛宴和更多的狂欢；他在战争中将变得更英勇善战，更精力充沛，更和蔼可亲，对自己的朋友更加信任，对敌人更加严厉。”
让·勒贝尔（Jean le Bel）是另一位爱德华三世的同时代人，他曾让自己成为一个不抱幻想的骑士。在那之后，他接受圣职，当了教士，并成为一位编年史作者，按照他的说法，事情则截然不同。在把索尔兹伯里伯爵像乌利亚那样送往布列塔尼之后，国王再次探访了伯爵夫人。在遭到再次拒绝时，他卑劣地强奸了她，“拼命捂住她的嘴，使她仅仅发出了两三声呼救……让她在昏厥中躺在那里，鼻子、嘴巴和身体的其他部位都鲜血直流”。爱德华怀着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极大不安回到伦敦，而那位淑良的女士“再也感觉不到愉悦和欢快，她的心变得无比沉重”。当她的丈夫回来时，她不再与他同床共枕，在被问及原因时，她诉说了所发生的一切，“坐在床上，紧挨着他哭泣”。伯爵回想起他与（如今颜面尽失的）国王间的深厚友情，以及对彼此的崇高敬意，于是对妻子说，他无法在英格兰继续生活下去。他前往法庭，当着同侪之面，将自己的土地转作妻子的嫁妆，从而不再拥有自己的土地，然后，他走到国王面前，直视着他说：“你卑劣地羞辱了我，将我扔进了粪坑。”在那之后，他离开了这个国家，对贵族产生了悲叹和怀疑，而“国王遭到了众人的非难”。
如果说有关骑士精神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外在行为的话，那么它像人类为自身所制作的其他模型一样，并未改变人的本质。茹安维尔对十字军1249年在达米埃塔（Damietta）的记录显示，圣路易手下的骑士个个残暴凶狠，亵渎神明，沉湎酒色。条顿（Teutonic）骑士在其一年一度对立陶宛未皈依的当地人的劫掠中，以搜捕农民为嬉戏。不过，假如这种规范只不过是对暴行、贪婪和纵欲的粉饰的话，它就仍然只是种理想，就如基督精神是种理想一样。对于这样的理想，人类一如既往地可望而不可即。
[1] 里格是一种被废弃的长度单位，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世界不同国家所表示的长度从2.24米到6.64米不等，在法国的不同时期所表示的长度从3.25千米到4.684千米不等。——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