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库西家族的最后一人出生时，他的国家正如日中天，但他的世纪已经麻烦连连。一次气候上的寒冷在该世纪刚刚到来时即席卷而来，开启了即将到来的痛苦不幸。波罗的海在1303年和1306—1307年冻结了两次；接下来的几年，气候莫名寒冷，风暴不断，大雨如注，里海的水位上升。当时的人们无法知道，它是自那以后被称作“小冰期”（Little Ice Age）的气候的开始，它是由极地和阿尔卑斯山型冰川的推进所造成的，一直持续至1700年前后。他们也不曾意识到，由于气候的变化，人们逐渐失去了与格陵兰岛的联络，居住在那里的古斯堪的纳维亚居民正在灭绝，粮食种植从冰岛消失，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大幅减少。但他们能够感觉到变冷的天气，并心怀恐惧地留意到它的结果：种植季节变短了。
这意味着灾难，因为上个世纪人口的增长已经与农业技术达到精妙的平衡。鉴于那个时代的工具和方法，丰饶土地的开垦已经被推向极限。在没有充足灌溉和施肥的情况下，农作物的产出不可能增加，贫瘠的土地也不可能丰产。除了通过水路，商人没有其他设备将大批粮食从有盈余的产地运送出去。内陆的城镇依靠当地资源为生，当这些资源减少时，居民就会挨饿。
1315年，在堪比《圣经》中大洪水的无休止的连绵淫雨之后，全欧洲的农作物颗粒无收，饥荒，那《启示录》中的黑骑士，变得家喻户晓。之前人口的增加已经超过了农业生产的增加，人们营养不良，更难对抗饥饿和疾病。到处都有报道说，人们靠食子为生，波兰穷人靠从绞架上放下的被吊死的人的尸首充饥。也就在同一时期，痢疾传染病流行开来。在1315—1316年横扫欧洲的大饥荒之后，局部的饥馑会间歇性地复发。
毫不逊色于气候变化的人类活动标志着14世纪是个生而不幸的世纪。在14世纪的最初20年中，接连发生了四个不祥事件：法国国王对教皇的袭击；教廷迁至阿维尼翁（Avignon）；对圣殿骑士（Templars）的迫害；牧羊人（Pastoureaux）的起义。最致命的是，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受到了绰号“美男子”的法国国王腓力四世（Philip IV）派出的特使的袭击。问题源于世俗与教皇权威的较量，这番较量的起因是腓力在未征得教皇同意的情况下向教士征收所得税。卜法尼斯的反应是，于1296年发布挑战性的教皇诏书《教士不纳俗税》（Clericos Laicos），禁止教士向任何世俗统治者缴纳任何形式的赋税。他意识到，高级教士们在对其国王的忠诚与对教皇的顺从之间越来越明显的犹豫不决的趋势，是对教皇作为基督代理人（Vicar of Christ）统领天下之权力的威胁。尽管美男子腓力对他有难以克服的敌意，卜尼法斯还是于1302年发布了第二份诏书《一圣教谕》（Unam Sanctam），这是有史以来发出的对教皇权力至上的最决绝的声明：“对于每个人而言，要想得到救赎，就必须臣服罗马教皇。”
腓力于是召集了一次会议，控告教皇散布异端邪说、亵渎上帝、谋杀、鸡奸、买卖圣职、使用巫术（包括与一位妖精或恶魔宠物为伴），以及在斋戒日不行斋戒。与此同时，卜尼法斯起草了一份诏书，开除国王的教籍，这促使腓力诉诸了武力。1303年9月7日，国王的特使在反教皇的意大利武装军队的帮助下，在教皇的夏季休养地、罗马附近的阿纳尼（Anagni）拘捕了86岁的教皇，意在抢在被开除教籍之前先发制人，并强行将其带至一次会议之前。在经过三天的骚动之后，卜尼法斯被阿纳尼的市民解救出来，但暴行带来的冲击是致命的，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便与世长辞。
对教皇的袭击并未恢复民众对受害者事业的支持，而这一事实成了一种变革手段。一直是中世纪梦想的教会普救说的潮流正在退去。卜法尼斯八世那无所不包的声明在制定之前就已过时。“阿纳尼之罪”（Crime of Anagni）的间接后果是教廷向阿维尼翁的迁移，在那场“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Exile）中，道德沦丧初露端倪。
迁移发生时，一位法国教皇在美男子腓力的影响之下当选了克雷芒五世（Clement V）。这位教皇没有前往罗马去获取其主教职位，这主要是因为他害怕意大利人报复法国人对卜尼法斯的对待，尽管意大利人说，那是因为他养了个法国情妇——美丽的佩里戈尔伯爵夫人（Countess of Périgord），富瓦伯爵（Count of Foix）之女。1309年，他定居在靠近罗讷河（Rhône）河口的普罗旺斯的阿维尼翁。这在法国势力范围之内，尽管准确说来，它不在法国，因为普罗旺斯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的封邑。
从那以后，相继产生了6位法国教皇。阿维尼翁成了一个实际上奢华壮丽的世俗王国，具有巨大的文化吸引力，圣职买卖在此层出不穷。因迁出罗马神圣教廷和被普遍视为法国的工具而势力衰减的教廷致力于经营世俗意义上的名望和权力。它聚焦于财政和教皇政府的每个能够带来税收的过程的组织和集权化。除了它来自什一税和教士的第一年收入以及来自教廷封邑的应得收入等正常税收外，每个教职、每次提职、每项任命或晋升、每个条例的实施、每项最高法庭的裁决或每项索赔的判定、每次赦免、特赦和免罪，以及教会具备和拥有的一切，从红衣主教的帽子到朝圣者的纪念物，都可用以出售。此外，教廷还会从所有的无偿赠予、遗赠和对祭坛的供奉中分一杯羹。它接受来自英格兰和其他王国的每户每年呈给教皇的一便士献金（Peter’s Pence）。它在庆典年份中兜售额外的特赦，征收十字军东征特别税，而十字军东征年年被大张旗鼓地宣扬，十字军却极少离开家乡一步。一旦伟大的冲动逐渐衰减，对圣战的热诚便基本流于纸上谈兵。
由700个主教职位和成千上万个较低级的僧职构成的有俸圣职是教皇收入中最有利可图的来源。逐渐地，教皇们将越来越多的有俸圣职留给自己来任命，从而破坏了选举原则。由于被任命者通常对教区而言是陌生人，或者是某位红衣主教眼中的红人，这种行为便引起了教士内部的怨恨。假如一次主教选举照旧举行，则教廷会收取它的确认费用。为了获得被授予的有俸圣职，主教或修道院院长会向教廷行贿以获得任命，无论在哪里任职，都会将自己头一年收入的1/3乃至全部付给教廷以换取那项任命，而且他们知道，自己死时，其个人财产将回到教皇手中，他的继任者将不得不支付所有未予支付的费用。
开除教籍（excommunication）和实施诅咒（anathema）是教会可以行使的最为极端的手段，本应针对异端和可怕的罪行——“因为通过这些惩罚，一个人就会与忠诚脱节，转投撒旦的怀抱”——它们现在被用于榨取不服从的祈祷者的钱财。在一个案例中，有一位主教，除非他的继承人同意承担他的债务，否则他就要剥夺其按基督教徒方式下葬的权利。令该主教教区大为惊骇的是，人们看到自己的主教未听忏悔地躺在那里，失去了救赎的希望。因此类目的而滥用宗教力量的做法使得开除教籍进入被人轻蔑的状态，降低了人们对教会领袖的尊重。
金钱可以买到所有类型的特许：将孩子立为嫡嗣（其中大部分都是教士和高级教士的孩子）；[1]肢解尸体，以迎合将尸体埋在两个以上的地方的风俗；允许修女保留两个侍女；允许皈依的犹太人探望其未皈依的父母；在受不同程度禁止的血缘关系内结婚（按照第二、三、四级的禁止程度来收取浮动的费用）；与不信基督的穆斯林做生意（根据船货规模收取每条船的费用）；接受达到特定价值的被偷盗物品。所有这些款项的收取和清点大多由意大利银行来操作，这使动手清点现金成了教皇宫殿中的一种常见景象。教廷的一位西班牙职员阿尔瓦尔·佩拉约（Alvar Pelayo）报告说，无论何时走进宫殿，“我都会看到掮客和神职人员在埋头清点在其面前堆积如山的金钱”。
后果最为严重的特许是，将有俸圣职任命给年龄达不到教规所规定的25岁的候选人，或是任命给从未被授予神职或从未参加过必需的读写能力考试的人。对不合适的或缺席的教士的任命本身即变成了一种职权滥用。在14世纪初期的某一时间，在波希米亚，一个7岁的男孩被委派至一个年收入达25基尔德的教区；另一个人被连升三级，每升一级，便购买一次针对不常驻和推迟献身神职的特许。贵族家庭的年纪轻轻的儿子们不断地在18、20或23岁时被任命为总主教之职。他们的任期很短，因为每次晋升都会带来又一次付款。
不识字的牧师或出于无知而在整个圣餐仪式中犯下愚蠢错误的牧师是另一丑闻。1318年，达勒姆（Durham）的一位主教无法理解或读出拉丁文，在自己献身神职的仪式上，在对着Metropolitanus（大都市的）这个词绝望地纠结了半天之后，用方言咕哝着说：“对这个词，我们就将就着读吧。”后来，在任命神圣教团候选人时，他遇到了aenigmate（透过昏暗的镜子）这个词，这一次，他不加掩饰地恼羞成怒，咒骂道：“我的圣路易啊，写下这个字的人可真不懂体谅人！”无能的教士使人们惊慌错愕，因为教士理当是掌管俗人灵魂的人，是人与上帝间的媒介。编年史学家赫里福德的亨利（Henry of Hereford）在描写那些可以从罗马教廷处买到任何职位的“无能且无知的人”时，直击这种惊慌的要害，他写道：“看看……在他们治下的那些人的危险情形，颤抖吧！”
当教会的活动被以金钱来计算时，它们的宗教内容便丧失殆尽。理论上看，对罪恶的宽恕只能通过忏悔来获得，但当冒犯者可以估算旅途费用并以等量的金额购买宽容时，前往罗马或耶路撒冷的朝圣者的悔过便毫无意义。
教皇——正如彼特拉克所指出的，是“加利利（Galilee）的穷渔民”的接班人——如今“怀中揣满黄金，身上披着紫衣”。1316年至1334年在位的教皇约翰二十二世颇有点传说中的弗里吉亚国王弥达斯（Midas）的风采，他花费1276金弗罗林从大马士革（Damascus）为自己购买了40块黄金面料，并花更多的钱购置皮毛，包括一只缀着貂皮的枕头。他的随从的衣物每年要花费7000弗罗林至8000弗罗林。
他的继任者本尼迪克特十二世和克雷芒六世在阿维尼翁的一块俯瞰罗讷河的岩石上分阶段地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教皇宫殿，它庞大而不谐调的众多屋顶和塔楼缺乏统一的设计。它围绕内部庭院而建，风格如同城堡，有用于防御的城垛和12英尺厚的墙体，古怪的金字塔式烟囱从厨房伸出，有宴会厅和花园，有财务室和办公室，有以玫瑰装点窗户的礼拜堂，有以锅炉供暖的供教皇使用的蒸汽浴室，还有一扇通向公共广场的大门，虔诚的信徒们会聚集在广场上看着教皇骑着白骡子走出来。戴着宽大的红色高帽的高贵的红衣大主教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用彼特拉克的话说，他们“富可敌国，厚颜无耻，贪得无厌”，相互攀比着谁的套房更富丽堂皇。一位主教要为自己的马匹建造10间马厩，另一位则租下51座房屋的多个部分来安顿他的全部家臣。
宫殿走廊充斥着教廷的公证人和官员，以及出发去执行公务或完成任务返回的高级教士。请愿者及其律师在接待室焦急地等待着，朝圣者挤在庭院里，准备接受教宗的祝福，此时，正有一队教皇的亲戚耀武扬威地穿过大厅，他们有男有女，锦缎毛皮加身，身边跟随着他们的贴身骑士、侍卫以及家臣。满屋子的武装军士、接待员、大管家、专职教士、管事和约400名的仆人，所有人都可获得衣食住行和薪水。
瓷砖地面上装饰着设计精巧的鲜花、虚构出来的动物、构思精妙的纹章。克雷芒六世热爱奢侈品和美，他在自己的私人服装中使用了1080块貂皮，请来马泰奥·焦瓦内蒂（Matteo Giovanetti）和西莫内·马丁尼（Simone Martini）派的画家在墙壁上绘制《圣经》中的场景。然而，克雷芒自己书房的四壁上却覆满了一个贵族的世俗享乐场景：猎鹿，猎鹰，果园，花园，鱼塘，还有一群身份不明的裸体沐浴者，他们是女人，也可能是儿童，这要取决于观看者的眼睛。没有宗教主题插入其中。
在宴会上，教皇的宾客坐在佛兰德斯挂毯和丝绸帐缦之下以金碟银盘用餐。对到访的君主和使节的款待可与任何世俗宫廷的壮观景象相媲美。教皇的消遣、招待会乃至比武大会和球赛，都是俗世的翻版。
“我生活在西方的巴比伦。”彼特拉克于14世纪40年代写道，在那里，高级教士在“放纵无度的盛宴”上恣意享受，骑着雪白的高头大马，“它们披金戴银，锦衣玉食，而假如上帝不检查这盲从的奢靡的话，它们很快就会被打上黄金马掌”。尽管彼特拉克自己可说是个堕落的教士，他却有着教士的习惯，会以双倍的力量谴责任何他不赞同的事物。在他看来，阿维尼翁变成了“一座令人恶心的城市”，尽管无法确定，这是因为世俗的腐败，还是因为它狭窄拥挤的街道实际上的污秽和恶臭。这座城市挤满了商人、画家、使节、冒险家、占星师、小偷、妓女，还有不下43家意大利银行的分支机构（在1327年）。它不像教皇宫殿那样，有精良的装备来处置污水。教皇宫殿有座塔楼，它最下面的两层配备有专用厕所。这些厕所中安装着石制厕座，污物会注入低于地表的坑中，从厨房排出的水和一道有意在此转向的地下水流会冲洗这个坑。可是，在城中，恶臭使得来自阿拉贡（Aragon）的使节头晕目眩，使彼特拉克搬出城去，到附近的沃克吕兹（Vaucluse）“去延长性命”。
因为比罗马更平易近人，阿维尼翁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访客，它流水般的金钱为画家、作家和学者、法律和医药专家、吟游歌手和诗人提供了支持。即使腐败，它也是慷慨资助文学艺术的米西纳斯（Maecenas）。人人都嘲笑阿维尼翁，可人人都前往那里。圣布丽吉塔（St. Brigitta）是位寡居的瑞典贵妇，居住在罗马，她滔滔不绝地谴责当时的罪恶，将教皇的城市称为“一块充满骄傲、贪婪、自我放纵和腐败的土地”。但腐败总是联袂而生，假如教廷有罪，则它并非没有搭档。在一个政治平衡变换不止、各个统治者都不断需要金钱的现实世界，教皇和国王彼此需要，并做出必要的调整。他们处置疆土和主权、重甲骑兵、联盟和借款。一个常用的方法是为十字军东征课税，它使得各国国王可向国内教会征收所得税，国王们很快便认为这是种权利。
教士们也是同伙。当高级教士们身披华服之时，低级教士将不再安于清贫。许多人都发出抱怨，就如1342年的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那样，说教士们衣着如同凡俗之人，穿着红、绿相间的棋盘格图案的短外套，“短得不堪入目”，袖子则过分宽大，为的是露出皮毛或丝绸内衬；他们头戴风帽，身披“长得惊人的”披肩，足登尖而有衩口的鞋子，装饰着珠宝的腰带上悬挂着镀金的钱包。更糟的是，他们不削发，留着胡须，长发及肩，违反规范性规定，使得“令人憎恶的流言蜚语在人群间传播”。有的人养小丑、狗和猎鹰，有的人带着仪仗队出国访问。
买卖圣职的行为也不可能只存在于上层。当主教以一年的收入来购买有俸圣职时，他们会把开销往下分摊，于是腐败之风遍及各个等级，从圣徒和传道者，到祭司和隐居教士，直至托钵修道院的行乞修道士和售卖免罪符者。正是在最后这个层面上，普通百姓见识了教会的物质主义，没有谁比出售免罪符的人更粗鄙的了。
这些人应该是受教会委任的，出售免罪符者会出售对于从暴饮暴食到杀人越货的所有罪行的赦免，取消所有贞洁或斋戒的誓言，宽恕所有有关金钱的忏悔，这些钱大都被他们收入囊中。当被委派去为十字军募集钱财时，据马泰奥·维拉尼（Matteo Villani）所言，他们从穷人那里获取替代金钱的“亚麻或羊毛制品，或者家具、粮食和饲料……欺骗那些人。那就是他们对十字架的奉献方式”。他们贩卖的是救赎，利用人们的需求和轻信出售它的赝品。在乔叟（Chaucer）笔下的那个坎特伯雷朝圣者群体中，唯一真正令人憎恶的人物就是出售免罪符者：他那串成一串的锁，他那阉人般的无体毛的皮肤，他那兔子眼睛般瞪视的双目，他那对自己生意的花招和骗术无耻的认可。
正规的教士讨厌出售免罪符者，因为他们扰乱忏悔的工作，因为他们使灵魂陷入危险（既然他的商品是伪造的），还因为他们侵入教士的领地，在宴会日募款，或主持葬礼及其他仪式，赚取本该归教区牧师收取的费用。不过，教会体系允许他这么做，因为它会分享其利润。
僧侣和巡游各地的行乞修道士的罪行更令人不安，因为他们更加自负于其上帝仆从之身份。他们以诱骗女色而臭名昭著。他们向乡下姑娘和人妻兜售皮毛、紧身褡和温顺的小狗，“以获取她们的爱情”，14世纪诗歌中的行乞修道士“在良人离家时来到我们夫人面前”。
他既不恕罪，亦不赦羞
因为他也许会看出女人的罪孽
可私下里并不以此为非
倒是会在她的肚中留下一粒种子
有时还一发两中。
在薄伽丘的故事中，在法国的寓言故事（fabliaux）中，在当时所有的流行文学作品中，教士的禁欲都是个笑话。教士不是与情妇住在一起，就是在猎艳途中。“一位教士与一个嫁给了骑士的贵妇双宿双飞”，一篇故事的开头这样不带感情色彩地写道。在另一篇故事中，“教士跟他的爱人奔床而去”。在农夫皮尔斯当厨子的女修道院中，佩内尔嬷嬷是“一位教士的尤物”，她在“樱桃成熟的时候怀上了孩子”。薄伽丘笔下无赖嘴脸的行乞修道士几无例外，都是在尴尬的情形下被抓现形，成为他们自己好色的牺牲品。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罪恶没那么可笑，却带着威胁，因为如果一个行乞修道士如此缺乏神圣感，他又何以拯救灵魂？这种背叛感解释了为什么行乞修道士这样频频成为人们强烈憎恨的对象，有时甚至是身体攻击的对象，因为，如1327年的一部编年史所言：“他们的举止不似行乞修道士应有的举止。”
依照圣方济各的理想，行乞修道士理应周游世界，广做善事，在穷人和被遗弃者中赤脚而行，将基督之爱带给最底层的人，只乞讨生活必需品，不要钱财。一个最大的矛盾之处是，圣方济各建立的拒收财产的教团吸引了有钱人的支持和捐赠，因为它的纯粹似乎提供了神圣的保证。在弥留之际，骑士和贵妇们会让自己身着圣方济各会士的服装，相信假如死后穿着它下葬，他们就不会下地狱。
圣方济各会需要土地和财富，修建自己的教堂和修道院，发展自己的等级制度——这一切都与建立者的初衷相反。不过，圣方济各理解这一过程。一次，当一位新信徒希望得到一本诗篇时，他的回答是：“当你有了诗篇时，你就会希望拥有一本每日祈祷书，而当你有了一本每日祈祷书时，你就会像个大爷似的坐在椅子上，对你的兄弟说：‘兄弟，把我的每日祈祷书拿来。’”
在一些僧侣团体中，僧侣有固定的零用钱和私人资金，他们会借以放贷。在有些教团中，他们每天可以喝一加仑的啤酒，吃肉，戴珠宝，穿毛皮装饰的长袍，雇用仆人。在富裕的女修道院中，仆人的数量有时会超过主人的数量。得到有钱人宠爱的圣方济各会士为他们布道，与他们一起用餐，在贵族家中设办公室，充当顾问和本堂神父。有些人仍然会在穷人中间赤脚行走，坚持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并因此得到崇敬，但如今大多数人都穿着上好的皮靴，不复受人爱戴。
像出售免罪符者一样，他们欺骗村民，向人们兜售自己突发奇想出来的神圣遗物。薄伽丘笔下的行乞修道士奇波拉（Cipolla）出售报喜天使（Angel Gabriel）的一根羽毛，说它是在天使报喜期间落在圣母房间里的。作为讽刺，这并没有夸大真实的行乞修道士的所作所为，曾有一位修道士兜售上帝对摩西说话时身边的荆棘。有些人出售功德库（Treasury of Merit）的汇票，而根据圣方济各教团的规定，这些汇票本当存放在天堂里。当人们问及这些仿羊皮纸的好处时，威克利夫（Wyclif）答道：“可以盖芥末瓶。”行乞修道士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元素，他们被轻蔑却又被尊重和畏惧，因为，毕竟，他们掌握着救赎的钥匙。
这些讽刺与控诉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因为有文字记录。它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唯利是图和伪善狡诈已弥漫至教会的方方面面，似乎它行将土崩瓦解，但是，一个在文化方面控制力如此强大、在社会结构中如此根深蒂固的机制是不会轻而易举地分崩离析的。基督教是中世纪的母体：就连烹饪指导也号召“在你可以说一段求主祈怜之祷告的时间内”煮一枚鸡蛋。它控制出生、婚姻、死亡以及食与色，制定法律和医疗规章，向哲学和学术提供主题。教会的成员资格不可选择：它是强制性的，不可替代，这使它大权在握，不易撼动。
作为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宗教既让步于滑稽戏，又不会受其伤害。在每年一度的圣诞节期的狂人节（Feast of Fools）上，教会的每个仪式和物品，无论多么神圣，都会受到嘲讽性颂扬。一位dominus festi，即狂欢帝，会从低级教士——普通牧师、副助祭、教堂牧师和唱诗班秘书，他们大多教育程度低下，薪金菲薄，戒律松懈——中被选出，在他的主宰日，一切都会被颠倒过来。人们在一个剃头庆典上，一面说着污言秽语，做着下流动作，一面将狂欢帝加封为傻瓜们的教皇或主教、修道院院长；让他里朝外地穿上牧师的法衣；在用荒谬的胡言乱语做弥撒的同时，在圣坛上玩骰子，吃黑布丁和香肠；摇晃用“臭气熏天”的旧鞋制成的香炉；戴着野兽面具、打扮成女人或吟游诗人的模样，在各个牧师办公室里主持办公；在唱诗班中唱下流歌曲；在“教皇”朗读祝福的打油诗时，放声长号、大声狂笑，或是把钟敲得叮当乱响。当狂欢帝招呼众人随他出行，违则把屁股打裂时，所有人都从教堂汹涌而出，在城中游行，让“帝王”坐在一辆手推车里拖着他一路前行。在他发放虚假的赦免令时，他的追随者们发出嘘声，咯咯大笑，嘲讽挖苦，做出各种手势。他们用“恶名昭彰的表演”和对粗鄙说教中的说教的布道者的滑稽模仿，逗得旁观者开怀大笑。赤身裸体的男人们拖曳着粪车，将粪便扔向众人。纵酒狂欢和手舞足蹈伴随着行进队伍。整个过程就是一场滑稽戏，由耳熟能详、冗长乏味、常常毫无意义的仪式构成，是一次“教士法袍下天生粗鄙行为”的大释放。
在日常生活中，教会是慰问者、保护者、医治者。圣母马利亚和守护圣人向困顿者施以援手，为人们提供保护，以对抗潜藏在每个人道路上的恶魔和敌人。手工业行会、城镇和集会都有保护圣人，个人也有。弓箭手和弩手的保护圣人是圣塞巴斯蒂安（St. Sebastian）这位死于箭下的殉道者；面包师的保护圣人是圣奥诺雷（St. Honoré），他的旗帜上有把银炉铲和三条红面包；水手的保护圣人是带着他从海里救起的三个儿童的圣尼古拉（St. Nicholas）；旅行者的保护圣人是肩上扛着婴儿时的耶稣的圣克里斯托弗（St. Christopher）；慈善同业会通常选择圣马丁（St. Martin）为保护圣人，他把自己的半幅斗篷给了穷人；未婚少女的保护圣人是圣凯瑟琳（St. Catherine），据说她一直都非常美丽。保护圣人是人一生中特别的陪伴者，他治愈伤口，平复悲痛，在极端的情况下还可创造奇迹。他们的形象会出现在游行队伍的旗帜上，雕刻在市政大厅和礼拜堂的入口处，作为圆形装饰出现在人的帽子上。
最重要的是，圣母马利亚是永远仁慈、永远可靠的安慰之源，她充满了对人类脆弱的同情，不在意法律和审判，时刻准备对任何有困难的人做出回应；她身处所有不平等、伤害和无意义的危害之中，是个永远不会辜负期望的形象。她将囚徒从其地牢中解救出来，用自己的乳汁使饥饿的人苏醒。当一位农人母亲带着被荆棘刺瞎眼睛的儿子前往圣丹尼斯教堂，在圣母马利亚前跪下，默诵“福哉马利亚”时，圣母马利亚用一件神圣的遗物——耶稣的指甲——在孩子头顶打出十字架的符号。“旋即，”编年史作者报告说，“荆棘退出，炎症消失，那位母亲带着不再目盲的儿子欢天喜地地回了家。”
麻木不仁的杀手也仍有机会接近她。不管一个人犯下何种罪行，哪怕是人人唾骂他，他也依旧不会被圣母马利亚弃置不顾。在《圣母的奇迹》（The Miracles of Notre Dame）这组在各个城镇上演的大受欢迎的戏剧中，圣母马利亚救赎了各种各样的坏人，他们通过悔改行为获得了她的恩典。一个被指控与女婿乱伦的妇人雇两个人刺杀了女婿，即将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她向圣母祈祷，圣母立即现身，令火停止燃烧。地方法官被这奇迹所折服，释放了那个被判刑的妇人，妇人在将自己的家财分给穷人之后，进了家女修道院。通过祈祷表达虔诚的行为最为重要。一个人从教会获得的不是公正，而是宽恕。
除了安慰之外，教会还提供答案。近千年来，它一直是在反复无常的世界中提供生活之意义和目的的核心机构。它断定，人的世俗生活只不过是走向上帝和新耶路撒冷这个“我们的另一家园”的流放通道。彼特拉克在写给兄弟的信中说，生活什么都不是，只是“一次迈向我们寻找中的永恒家园的艰难而疲惫的旅行；或者，假如我们忽略自己的救赎，它便是一条通向永恒死亡的同样毫无快乐而言的道路”。教会提供的是救赎，只有通过既定的教会仪式，通过其任命的教士的允许和帮助才可获得此救赎。“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教会之外无救赎）是条法规。
救赎之外的选择是地狱和永远的折磨，它们在当时的艺术中得到了非常逼真的描绘。在地狱中，被诅咒的人被系着舌头吊在火焰树上，无悔意的人在火炉中被炙烤，不信上帝的人在恶臭的烟雾中窒息而死。邪恶的人落入一个深渊的黑水之中，依照其罪行被淹到不同的深度：通奸者淹到鼻孔，迫害朋友者淹到眉毛。一些人被怪鱼吞下，一些人被恶魔啮咬，一些人被毒蛇、被火焰或冷冰折磨，饥饿者被悬在头顶却永远也够不着的水果折磨。在地狱中，人们赤身裸体，无名无姓，被人遗忘。难怪救赎如此重要，世界末日（Day of Judgement）会出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在每座大教堂的入口上方，都刻有鲜活生动的提示，上面是无数罪人，他们被恶魔捆绑着，押向一口被烧得通红的大锅，而天使则引导着少数被选中的人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
在中世纪，没有人怀疑，绝大多数人都将永远地受到诅咒。Salvandorum paucitas，damnandorum multitudo（少数被拯救，多数被诅咒）是个严厉的原则，从奥古斯丁（Augustine）到阿奎纳都恪守这一原则。挪亚及其家庭被当作被救赎的那部分人，据估算，其人数通常为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无论被选中的人多么少，教会都会向所有人提供希望。救赎将永远向不信仰上帝的人关闭，但不会向有罪者关闭，因为原罪是生活的固有状态，在必要的时候，可通过忏悔和赦免被一笔勾销。一位拉罗德派（Lollard）布道者说：“再转尔身，再转尔身，尔之罪恶深重之灵魂，唯上帝知汝恶行，乃不弃汝于不顾。转尔之身，向吾祷告，称颂上帝，则吾将收怜于汝，赐汝恩典。”
教会向既无礼节也无尊严的人提供这两者。它是美和艺术的源泉，对于它们，所有人都有办法靠近，许多人都可出手创造。在石头上雕刻一位传道者长袍上的折褶，怀着无限的耐心将明亮的马赛克薄片贴入站在天堂唱诗班中的有翼天使的画像中，站在一所大教堂中殿那向上无限延展的空地上，身处不断向上延伸，延伸到一座几乎看不到的穹顶的柱子的包围中，心知这是人类为了向上帝表示敬意，这一切都赋予了最底层者以骄傲，能够使最卑微的人成为艺术家。
教会，而非政府，通过向俗人灌输施舍，让他们获得美德和在天堂的立足之地的信仰，来帮助照料社会上的无助者——穷人和病人，孤儿和残疾人，麻风病患者，盲人，白痴。基于这个原则，基督教的慈善推动力是自私但有效的。贵族在城堡门边向所有到来者提供日常救济，给他们硬币和来自饭厅的残羹剩饭。来源不同的捐赠源源不断地涌入医院这一基督教慈善最喜欢的接收地。商人们通过把固定比例的利润拨给慈善的方式，使自己在与非基督徒进行交易时变得心安理得。这部分钱财会进入划在作为穷人代表的上帝名下的分类账目中。基督教的一种具有特殊美德的义务是给穷家女孩捐助嫁妆，使之能够出嫁，例如，14世纪加斯科涅的一位封建领主曾留下一百里弗给“那些让我破处的女子，假如能够找到她们的话”。
法人团体会把帮助穷人作为一种责任接受下来。手工业行会的规定是，每签署一份买卖合同，就要存下一便士的慈善金，这被称为“上帝的便士”。教区的俗人会议监督维护“穷人名录”和救济金银行。过节时，一个例行的做法是邀请12个穷人上宴会桌，而在“圣周四”（Holy Thursday），为了纪念基督，市长或其他贵族要为一名乞丐洗脚。当圣路易实施这个仪式时，他的同伴和传记作者茹安维尔大人（Sire de Joinville），拒绝参与，说触摸这样的人的脚会让他生病。爱穷人并非总是那么轻而易举。
整体上看，教士可能并不比其他人更淫荡、贪婪和不值得信任，但因为他们理当比常人更善良、更靠近上帝，所以他们的不达标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如果说克雷芒六世奢侈成性，那么他也慷慨大方，是个热心肠。出售免罪符的人令人反感，而在坎特伯雷旅行者中的教区牧师则仁慈亲切而受人尊敬，总是风雨无阻地随时准备赤脚去探访自己教区中最遥远和最贫穷的家庭。
以身作则，
用公正将乡亲拉入天堂
是他的职责所在。
不过，不满之风日兴。教皇的收税人遭到了袭击和攻打，就连主教也自身难保。1326年，在一场反教士的冲突中，伦敦的一群乌合之众砍下了主教的头颅，将他赤裸的身体遗弃在街头。1338年，两个“教会负责人”联手两名骑士和“一大群乡下佬”袭击了康斯坦茨主教（Bishop of Constance），使他的几位侍卫身负重伤，并将主教囚在监牢。在信教者内部，不满表现为严肃的形式。在意大利出现了弗拉蒂切利派（Fraticelli），这是方济各会的一个教派，在另一场拥抱贫穷的运动中，定期地试图取缔教会的受赠基金，使得教会痛苦难耐。弗拉蒂切利派或精神方济各会（Spiritual Franciscans）坚持认为，基督一直生活在没有财产的状态中，所以他们宣扬回归那种状态，说那是“仿效基督”的唯一正确方法。
贫穷运动源于基督教教义的精髓：弃绝物质世界——这一主张与古典时代存在巨大的裂痕。它坚持认为，上帝是积极的，而世俗大众是消极的，世界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只有通过弃绝世俗的快乐、物品和荣誉才可获得神圣性。战胜血肉之躯是斋戒和禁欲的目的，它摒弃此世的快乐，为的是在来世获得报偿。金钱是恶魔，美丽是徒劳，两者皆转瞬即逝。雄心抱负带来骄傲，对获取的渴求带来贪婪，对肉体的渴求带来色欲，对荣誉的渴求，甚至对知识和美的渴求，带来的是虚荣。既然这一切都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人放弃追求精神生活，那么它们就是罪恶的。基督教的理想是禁欲主义：否定肉体的人。其结果是，在教会的影响下，生活变成了一场与感官的持续抗争，变成了一场对罪恶的持续投入，这导致了对赦罪的持久稳固的需求。
神秘教派反复兴起，竭力扫除物质世界的全部渣石，通过切断与世俗捆绑在一起的财产锁链，变得更加靠近上帝。它们深嵌在教会的领地和建筑中，教会的唯一反应只能是，将这些教派说成异端而加以声讨。弗拉蒂切利派固执地坚持主张基督及其十二弟子都一贫如洗，这给阿维尼翁的教廷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教廷于1315年将弗拉蒂切利派的教义斥责为“虚假和有害的”异端邪说，而当该教派拒绝停止其活动时，在接下来的10年中，将他们和其他相关派别在不同时间段开除了教籍。普罗旺斯精神方济各会一个特别顽固的团体的27名成员受到了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其中四人于1318年在马赛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向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发起世俗的挑战也蔚然成风，它聚焦于教皇加冕皇帝的权力，使对国家权力的主张和对教会权力的主张形成对峙。教皇试图将这种世俗流派开除教籍，方法是剥夺帕多瓦的马西略这位该流派最大胆的倡导者的资格，后者于1324年写的《和平的保卫者》（Defensor Pacis）是对国家至高无上权力直截了当的肯定。两年后，斗争的逻辑使得约翰二十二世开除了英格兰方济各会士奥卡姆的威廉的教籍，后者作为“不可战胜的博士”，以其强有力的推理著称于世。在说明一种名为“唯名论”（nominalism）的哲学的过程中，奥卡姆打开了一扇通向有关物理世界的直觉认知的危险大门。他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知识分子自由的代言人，教皇意识到了自己禁令的含义。作为对开除教籍的命令的答复，奥卡姆立即就70个错误以及7种异端邪说提出对约翰二十二世的指控。
在生意人中，世俗精神虽未挑衅教会，却在本质上发挥着抵触作用。资本主义企业尽管此时掌握了一个制高点，实质上却与基督教对商业的态度相违背，后者所持的是一种积极的对抗态度。它认为，金钱是魔鬼，据圣奥古斯丁的说法，“生意本身就是种魔鬼”，超过支持商人之最低所需的利润即为贪婪，通过征收贷款利息来以钱生钱的做法是犯了放高利贷之罪，购买整宗货物后以较高的零售价将其原样出售的做法是不道德的，要受到教会法规的处罚，总之，圣杰罗姆（St. Jerome）的格言可一言以蔽之：“商人的经营固然无罪，但总非上帝所喜。（Homo mercator vix aut numquam potest Deo placere.）”
它进而认为，银行家、零售商和生意人生活在日常的罪恶行为中，生活在以“公平价格”为核心的道德法规所导致的日常矛盾中。此“公平价格”建立在这样一种原则基础上：一种手艺应当供给每个人以生计和对众人都公平的回报，但不可再多。价格应当设置在“公平”的水平上，这意味着劳动力价值加原材料价值。为了保证没有人能获得任何其他人都没有的优势，商业法规禁止工具或技术的发明，禁止以低于已设定价格的标准出售物品，禁止借助人造光线在夜间工作，禁止额外雇用学徒、妻子及未到法定年龄的儿童，禁止为商品做广告，或是赞扬它们，促使他人购买。就对首创性的抑制而言，此法规与资本主义企业直接相左。它是对商人的否定，因而甚至比对耽于声色者的否定更具日常破坏性。
没有什么经济活动比投资和有息借贷更难以抑制的了：它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和私人财产建构之基石——而它的基石是罪恶的高利贷。没有比高利贷理论更令人伤脑筋的中世纪思维了，没有比它更令人困惑和迷茫的清算方式了，没有比它更不可调和的大混乱了。社会需要金钱的借贷，而基督教教义对此严令禁止。它是种基本的二分法，但教义是如此有弹性，“就连聪明人”也难以把握它的条款。从实际意义上说，高利贷不被认为是在征收利息本身，而是在收取高于正当数额的利率。这项社会所需的卑鄙勾当被留给了犹太人，而假如没有犹太人可利用，那就得生造出犹太人来。当神学专家和圣典学者喋喋不休地争论并徒劳地想要决定10%、12.5%、15%或20%的利率是否恰当时，银行家则在继续以局势可以承受的任何利率进行借贷和投资。
商人常因违背了关乎自己生意的种种法规而缴纳罚金，然后一如既往地自行其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财富来源于与叙利亚和埃及的不信基督者的交易，尽管教皇禁止这种交易。据说，在14世纪之前，人们“几乎难以想象商人的保险箱上未画着蹲踞在盖子上的魔鬼”。很难说商人在数钱时是否也看到了魔鬼，或者他是否会心怀内疚地生活。从普拉托（Prato）商人弗朗西斯科·达蒂尼（Francisco Datini）的信件来判断，他是个麻烦缠身的人，但他的苦恼更多地是由对损失钱财的恐惧所引起，而非由对上帝的恐惧所引起。他显然能够在基督教与生意经之间加以调和，因为他的分类账上的题词是“以上帝和利润之名”。
贫富差别日益加剧。由于控制着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物主便可以减少工资，进行标准的剥削。穷人如今视他们如寇仇，他们不再是保护者，而是剥削者，是戴夫斯（Dives）这样被交付给地狱之火的富商大贾，是恶狼，而穷人自己则是羔羊。穷人们感觉到了一种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感找不到矫正途径，从而演变成了一种反叛精神。
中世纪理论设想，君主或统治者应当对欺压的指控做出反应，调查并下令进行必要的改革，以确保赋税平等地落在富人和穷人身上。但这种理论并不比其他中世纪理想更符合现实，而正因为如此，菲利普·德博马努瓦（Philippe de Beaumanoir）在1280年至1283年写道：“暴力活动层出不穷，因为穷人将不再忍受这种痛苦，却又不知道如何获取自己的权利，只能通过起义，靠自己去夺取它。”他报告说，穷人成立协会，拒绝为了“像以前那么低廉的价钱”工作，“而是将根据自己的依据来抬高价钱”，并对不加入他们的人施以“某种折磨和惩罚”。这在博马努瓦看来似乎是种违背公益的可怕行径，“因为共同利益不能蒙受停止工作的损失”。他提倡将这些人抓起来，判以很长的刑期，然后再每人罚60苏，这是传统上向破坏“公共治安”的行为所征收的罚款。
最持久的动乱发生在佛兰德斯的纺织工人中。在佛兰德斯，经济的发展最为强劲。纺织业是中世纪的汽车业，而佛兰德斯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在都市社会酝酿紧张局势和敌对情绪的温床。
一旦因共同的手艺而团结起来，那么良工巧匠、旅行者和学徒的行会就会遍布在各行各业之中，而雇员则为阶级仇恨所分裂。行会现在成了由雇主管理的团体，工人在其中没有话语权。依靠婚娶获得贵族头衔并在其城市房地产之外买下乡村庄园的富商大亨发展成了一个权贵阶层，它控制着城市的政府部门，以偏向自己利益的方式去管理它。他们建立教堂和医院，建造巨大的纺织品市场，铺设街道，开凿运河系统，但更大部分的市政花销要靠葡萄酒、啤酒、泥煤和粮食的销售税来弥补，而这大多沉重地落在了穷人头上。他们在管理集团中互利互惠，如“根特的39人”（Thirty-nine of Ghent），它得名于三个13人一组的团体在生活和服务方面的每年轮流执政；或如阿拉斯（Arras）的12位地方法官，他们每4个月在内部轮换一次；或如鲁昂的百人同侪（Hundred Peers of Rouen）之寡头政治，它每年都会任命市长和市议员。创造财富并努力向上爬的下层布尔乔亚可以频频渗透这种垄断，但被轻蔑地称为“蓝指甲”（blue nails）并极易失业的工匠却没有政治权利。
在游行抗议的呼声下，中世纪生活的许多部分是相互支持的，因为它是种集体生活，各个团体、结社、协会、同业会的成员数不胜数。人们从不独处。就连在卧室，已婚夫妇也常常会在自己的仆人和孩子的陪伴下睡觉。除了遁世者和隐士，隐私不为人所知。
就像贵族有自己的骑士团那样，普通人也有贸易或乡村confrérie，即同业会，它环绕在其生活的每个紧要关头。这些团体的成员通常从20人至100人不等，组建目的是为了慈善和社会服务，以及世俗生活中的消遣娱乐和宗教仪式。当一位成员踏上朝圣之旅时，他们会送他到城门口；当他离世时，他们会为他送葬。如果一个人被判死刑，其他成员就会陪他至绞刑架下。如果他意外溺水，就像在波尔多（Bordeaux）所发生的事情那样，他们会在加伦河（Garonne）中搜寻他的尸体长达3天。如果他死于破产，协会会为他提供尸衣和葬礼花销，并帮助孤儿寡妇的生活。巴黎毛皮制作工会在生病的成员无力工作期间支付他一周3苏的工钱，并给他3苏的一周恢复期工钱。协会的钱来自按收入比例收取的会费，会费按周、月或季度支付。
同业会组织上演宗教戏剧，提供音乐，充当演员和舞台管理。它们举行比赛、运动和游戏，颁发奖赏，在特殊场合，还会邀请演说者或宣教士。在盛大节日，在用鲜花装点街道之后，各同业会还会加入游行队伍，每个同业会以一个团体的形式行进，穿着自己亮丽鲜艳的服装，在队伍前打出自己的横幅，展示自己的保护圣人的雕像或画像。成员受习俗和誓言的约束，在某些同业会，成员会戴上面具以隐藏身份，好让团体内部的所有人都平等相处。
如果同业会捐赠教堂窗户，委托制作壁画、唱诗台或精装图书，那么其成员就可以骄傲地成为像贵族和富商大贾那样的艺术资助人。通过自己的协会，他们可以作为捐助者资助医院，向穷人分发救济金和食物，或承担某些种类的费用，以此博取美名——就像巴黎杂货商资助盲人及布商资助城市监狱中的犯人那样。同业会提供了一种极具社交性的生活环境，其中有慰藉，有时也有社交所带来的耗损。
1320年，因为饥荒，乡村穷人的悲惨境遇在一场奇怪而歇斯底里的群众运动中突然显现而出，这场运动名为“牧羊人”（Pastoureaux），因为它的发起者是牧羊人。虽然农民不像城市贫民那样流离失所，但他们也感受到了富人的压迫，并永远都在与千方百计地盘剥农民的更多产品和服务的地主进行抗争。可追溯至1250年的庄园法庭的案例显示，农民齐心协力地故意拒绝耕种领主的土地、打谷、翻晒干草或碾磨。他们坚持了一年又一年，尽管遭到罚款和惩罚，仍旧拒绝屈服，自作主张地处置土地，加入袭击管家或救援债务缠身的其他农人的团体。
地主对农民的压迫使那个时代陷入困顿，并唤起了警告之声。“你们贵族就像贪得无厌的恶狼，”13世纪训诫与道德故事的作者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说，“因此你们应在地狱号叫……你们掠夺百姓，靠穷人的血汗为生。”农民含辛茹苦一年所能收获的一切，“骑士和贵族在一小时内就吞噬殆尽”。贵族强征不合法的赋税，进行沉重的勒索。德维特里警告大人物们不要蔑视卑贱者或激起他们的仇恨，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众所周知，许多农奴已经杀死了主人或烧掉了他们的房子”。
一则当时流传的预言说，贫民将会揭竿而起，反抗强权，推翻教会和一个未指名道姓的强大君主政体，在血流成河之后，一个统一在十字架下的新时代将破茧而出。一个脱教的僧侣和一个被解除僧职的牧师在贫民中散布有关新十字军东征的含混传言，与此传言相伴随，上述预言“像一场疾风暴雨般突如其来地”将法国北部的农民和背井离乡的贫民刮进一场向南方进发的大规模进军。在人们的想象中，那里有前往圣地的渡船。他们所到之处，追随者和军队群起响应，他们捣毁城堡和修道院，烧毁市政厅和税收记录，打开监狱，释放囚徒，而当他们到达南方时，则投入了对犹太人的集中攻击之中。
农民向犹太人借贷以渡过困难时期，或得以购买农具或犁铧，由此带来的负债长期存在。当美男子腓力于1306年放逐犹太人时，农民以为这些债务被一笔勾销了，但腓力之子路易十世又把犹太人带了回来，条件是让他成为合伙人，从恢复的债务中分得2/3的份额。这种行为使久已有之的怨恨变本加厉，驱使在大众狂热支持下的牧羊人运动屠杀了从波尔多到阿尔比（Albi）的几乎所有犹太人。尽管国王下令保护犹太人，但地方当局无力遏制攻击，有的地方还助纣为虐。
教会使人们相信，犹太人是邪恶的，这种信仰是如此根深蒂固，致使最虔诚的人成了憎恶最甚的人，其中圣路易更是无人堪比。假如犹太人是邪恶的，那么杀死和洗劫他们便是神圣的工作。麻风病患者也是牧羊人运动的攻击对象，其理论是，他们与犹太人签署了可怕的契约，在水井里下毒，而1321年，一条皇家法令正式开启了对他们的迫害。
牧羊人运动危及阿维尼翁，袭击教士，威胁说要夺去教会的财产，从而在一个下层民众揭竿而起的时代，凭借暴动，使特权阶层不寒而栗，胆战心惊。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下令将暴动者开除教籍，禁止任何人为他们提供资助，违者处死，并且批准动用军队去对付他们。在此情况下，牧羊人运动最终被镇压。教皇的举措十分奏效，牧羊人运动像中世纪迟早会暴发的每一场贫民暴动那样，以吊在树上的尸体而告终。
在这个不幸的世纪，再没有什么因素比国家的壮大与国家财政手段之间的持续脱节更能招致麻烦的了。尽管集权政府正在形成，但征税依旧包裹在这样一个概念里：税收代表一种需要征得同意的紧急措施。在竭尽所有其他资金来源之后，美男子路易于1307年向圣殿骑士（Templar）宣战，这发生在其统治期内最耸人听闻的阶段。他的同时代人相信，这种做法招致了对其国家的诅咒，而人们对自己时代的看法变成了其历史的一个因素。
圣殿骑士这一傲慢的修道士骑士团的衰落之彻底和惊人可谓举世无双。圣殿骑士形成于十字军东征期间，成为教会捍卫圣地的左膀右臂，但它已从禁欲和贫穷的理想转而成为正常效忠渠道之外的巨大来源和一道国际势力网。从一开始便被免去了缴税义务的他们像银行家那样为宗座（Holy See）积聚财富，用低于伦巴第家族（Lombards）和犹太人的利率成为放贷者。他们不行慈善，也不像圣约翰骑士团（Knights of St. John）那样资助医院。他们在法国有2000名成员，拥有北欧最大的金库，其总部设在圣殿山（Temple），这是他们在巴黎的难以被攻克的堡垒。
给他们带来毁灭的不仅是他们的钱财，还有他们实际上是个自治飞地的现实情况。源自其秘密仪式的邪恶名声成了毁灭他们的手段。国王腓力凭借一次饿虎扑食般的袭击，在一夜之间攻占了巴黎圣殿山，并逮捕了法国境内的所有圣殿骑士。为了证明没收该骑士团财产的做法合理，对他们的主要指控是异端，作为证明，国王的公诉人将根植于中世纪人们头脑中的每一种阴暗的迷信和对妖术与恶魔崇拜的可怕想象都罗列了出来。对圣殿骑士们的指控是：他们教唆兽行和偶像崇拜，拒斥圣礼，将灵魂出卖给魔鬼，崇拜以一只巨猫形式出现的魔鬼，相互行鸡奸之罪，与恶魔和魔女交媾，要求人们开始否认上帝、基督和圣母，方法是向十字架吐口水3次，对之撒尿并施以踩踏，分别在口唇、阴jing和屁股3个地方向该骑士团的团长奉上“耻辱之吻”（kiss of shame）。据说，为了加强实施这种种行为之决心，他们会喝下一种用死去的圣殿骑士成员及自己私生子的骨灰制成的药粉。
巫术、魔法和妖术之要素在中世纪生活中被视为理所当然，但腓力在为期7年如同情节剧般的圣殿骑士审判中利用它们来证明其异端行径的做法，使得它们令人畏惧地大行其道。此后，对妖术的指控成了打倒敌人的惯用手段，也是宗教裁判所最爱使用的追捕异端，尤其是那些财产值得没收的异端的方法。在接下来的35年中，在图卢兹和卡尔卡松（Carcassonne），宗教裁判所凭此指控处罚了1000人，烧死了600人。法国司法由此变得腐败，对巫术的狂热迫害模式流毒于此后的数个世纪。
腓力威逼阿维尼翁的首位教皇克雷芒五世授权对圣殿骑士的审判，并凭借这一授权，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折磨，目的是榨取招供。中世纪司法注重举行恰当的审判，慎重地不对没有犯罪证明的人进行判决，但它取得证明的方式是招供而非证据，而招供通常都是通过刑讯逼供而来。圣殿骑士中有许多都是老人，他们被拷打、夹拇指、挨饿，被用权重吊起来，直到关节脱臼，牙齿和指甲被一个一个拔掉，骨头被契子折断，双脚悬于火上。两次行刑之间总是有所停顿，“问题”每天都会再次提出，直到屈打成招，或是受害人死亡。36人死于这种刑讯逼供；一些人自杀身亡。大团长（the Grand Master）雅克·德莫莱（Jacques de Molay）以及其他122人不堪折磨，承认曾向十字架吐口水或犯有宗教裁判所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其他各种罪行。“如果要求他承认自己杀害了上帝本尊，他也会供认不讳。”一位编年史作者说。
这一过程会拖延下去，贯穿教皇、国王和宗教裁判所那持续很久的司法权限，而被用锁链吊起、几乎不给进食的受害人则会出入于地牢，接受进一步的审讯和凌辱。67位鼓起勇气否认其招供的人被当作故态复萌的异端活活烧死。在克雷芒五世那徒劳无益的软弱挣扎之后，法国的圣殿骑士团以及它在英格兰、苏格兰、阿拉贡、卡斯提尔（Castile）、葡萄牙、德国和那不勒斯王国的所有分支都被1311—1312年的维埃纳会议（Council of Vienne）废止。根据官方的说法，它的财产被转给了圣约翰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ers of St.John），但在维埃纳坐于教皇右手边的美男子腓力的存在暗示，他不会听从这样的安排。实际上，在那之后，圣约翰骑士团向他支付了一大笔钱，他声称那是圣殿骑士亏欠他的。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1314年3月，曾经是国王的朋友及其女儿教父的大团长及他的中尉头目被带往竖立在巴黎圣母院前面广场上的绞刑架，以再次确认其供状，并被教皇使节判决终身监禁。可是，当着挤得水泄不通的贵族、教士和普通民众的面，他们宣告自己和骑士团无罪。没有了最终的正当理由的国王下令将两人处以火刑。第二天，当柴捆燃烧之时，雅克·德莫莱再次宣称自己无罪，大声呼喊说，上帝将是他的复仇者。依照后来形成的传统，他向国王及其13代子孙发出诅咒，并且，在他被烧死之前，人们听到他传唤腓力和教皇于一年之内至上帝的审判座前与他相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克雷芒真的死了，接着在7个月后的11月，腓力在其46岁的盛年，于一次骑马事故的数星期后，莫名其妙地死去。圣殿骑士诅咒的传说由此形成，像大多数传说一样，被用以解释事件之后的奇怪巧合。腓力弥留之际所描述的症状一直被判断为脑中风之状，但对于充满敬畏的当代人而言，其原因无疑是圣殿骑士的诅咒，它在夕阳的红色光芒的映照下，随着火刑柴堆的滚滚浓烟向天庭飘浮而去。
就仿佛诅咒在腓力的子孙身上得到了应验似的，卡佩王朝（Capetian dynasty）伴随着美男子腓力之子奇怪的一式三份的命运，突然地衰弱下去。他的儿子们作为路易十世、腓力五世和查理四世相继即位，每人的在位时间都不到6年，分别在17、28和33岁时死去，每人都未留下男性继承人，尽管他们一共有6位妻子。长子4岁的女儿让娜（Jeanne）被她的叔叔所僭越，他加冕自己为腓力五世。在此事件之后，他召集来自3个等级和巴黎大学的贵族们举行会议，会议自然批准了他针对当时情形所提出的原则：“女人不得继承法国王位。”由此诞生了著名的萨利克“法典”（Salic “Law”），它制造了一条不让女人继承王位的永久禁令，而在此之前，也从未有过女王的存在。
3个兄弟中的最后一位于1328年的死亡给王位继承留下了悬念，这导致了西方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长的战争。有3人宣称自己是继承人——美男子腓力的一个外孙和两个侄子。外孙是英格兰的16岁的爱德华三世，他是嫁给了爱德华二世的美男子腓力之女伊莎贝尔之子。人们普遍相信，伊莎贝尔与其情人合谋杀害了自己的国王丈夫，对自己的儿子产生了邪恶的影响。他宣称自己具有直系血统，强有力地提出要求，可这一宣言在法国并不受欢迎，这不是因为它传自一个女人，而是因为这个女人令人畏惧和厌恶，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人希望那位英格兰国王坐上法国的王座。
另外两个宣称有权继承王位者分别是美男子腓力的一个兄弟之子和他的一个同父异母兄弟之子，即瓦卢瓦的腓力（Philip of Valois）和埃夫勒的腓力（Philip of Evreux）。前一位时年35岁，出身显赫，在法国宫廷和贵族中广为人知，他毫不费力地成为更为理想的选择，在没有公然反对的情况下，被法国王公和贵族确立为国王。作为腓力六世，他开始了瓦卢瓦王朝。他的两位竞争对手都正式接受了这一选择，爱德华亲自来到王宫，将自己的双手放在腓力六世的双手之间，以示对吉耶纳公国（Duchy of Guienne）的敬意。另一位腓力得到了纳瓦拉王国（Kingdom of Navarre）作为补偿，并娶被僭越的让娜为妻。
尽管腓力六世维系了宫廷的昌盛，但他小时候并未期望会当上国王，所以缺乏某种帝王的特性。他的王位有些来之不易，这似乎让他感到不安，他的同时代人习惯地称他为le roi trouvé（被找到的国王），就仿佛他是在芦苇丛中被发现的似的，这让他几乎无法平静下来。或许，他堂姐妹们潜藏的权利对他构成了威胁。他对妻子唯命是从，也就是那位“跛脚坏皇后”让娜·德布戈涅（Jeanne de Bourgogne），尽管她是艺术和所有前来宫廷的学者的资助人，可既没有人爱戴她，也没有人尊重她。腓力六世像他的曾祖父圣路易一样虔诚（尽管在智力或意志力方面相差甚远），为真福直观（Beatific Vision）这一包罗万象的问题所迷醉：被祝福者的灵魂是一进入天堂就立即会见到上帝的面容，还是他们必须等到末日审判时才可见到上帝。
这个问题确实令人忧虑，因为代表人类的圣徒的调解只有在得到许可面见上帝时才是有效的。包含圣徒遗物的圣龛要得到税收，需仰赖民众的这样一种信心：一位特定的圣徒能够亲自向万能的上帝发出吁求。腓力六世两次召集神学家当着他的面就此问题展开争论，当教皇派往巴黎的使节传达了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对真福直观的怀疑时，腓力六世陷入了“巨大的愤怒”。“国王尖锐地申斥了他，并威胁说要像对阿尔比教徒那样烧死他，除非他收回所说的话，还进而说，假如教皇真的执此观点，他将视其为异端。”腓力忧心忡忡地写信给教皇，认为否认真福直观将破坏对圣母和圣徒之调解的信仰。幸运的是，为了国王的精神安宁，一道教皇敕谕宣称，在经过彻底的调查之后，教皇认为受祝福者的灵魂确实会与神圣的本体（Divine Essence）面对面。
腓力的统治开始得顺风顺水，王国繁荣昌盛。饥荒和传染病的影响已成过去，不祥的征兆被人们所遗忘，在腓力六世统治的第一年，一次获胜的竞赛将有异议的佛兰德斯永远地带至法国人的统治之下。王室与6个大封地中的5个——佛兰德斯、勃艮第、布列塔尼，以及南方的阿马尼亚克（Armagnac）和富瓦（Foix）——的关系相当紧密。只有被英格兰国王当作法国国王的封地所掌握的吉耶纳（或阿基坦）是个持续多年的冲突之源。在此处，在英格兰人的扩张努力与法国人重新收回封地的努力之间形成了持续的对抗。
当冲突达于危急关头时，它于1338年带来了将库西家族与另一个执政家族——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Hapsburgs）——联系在一起的婚姻。正是这次联姻，导致了昂盖朗七世的出生。它由腓力六世亲自安排，此刻他正在寻求联盟为即将到来的与英格兰的斗争中做准备。1337年，腓力宣布没收吉耶纳，于是爱德华三世宣布自己为合法的法兰西国王，准备发动战争。爱德华的变更声明与其说是为战争制造借口，莫若说是想通过战争来解决围绕吉耶纳的主权而进行的无休无止的冲突。当英格兰军队登陆佛兰德斯，准备发起攻击时，双方都在紧张激烈地于低地国家和莱茵河两岸寻找同盟。
国王腓力所关心的，不仅是寻求更多的同盟，还要确保处于战略要地的库西男爵领地的忠诚。作为丰厚的奖赏，他让昂盖朗六世拉起了奥地利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ustria）的纤手，她是利奥波德一世公爵（Duke Leopold I）之女，是同样家世显赫的萨伏伊伯爵（Count of Savoy）阿马迪厄斯五世（Amadeus V）的孙女。萨伏伊家族是从法国延伸至意大利的一个横跨阿尔卑斯山区域的自治统治者，他们本身就是一张将其与遍及欧洲——以及欧洲之外的王室串联起来的王公贵族婚姻网络的中心。凯瑟琳的七个姑姑中的一位是拜占庭皇帝帕里奥洛加斯王朝安德罗尼卡三世（Andronicus III Paleologus）的妻子。
婚姻是国际关系及贵族间关系的组织结构，是疆域、主权和联盟的首要来源，是中世纪的重要外交事务。国家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取决于一般的疆界或自然的利益，而是取决于王朝间的关联和荒诞的堂表亲关系，它可以让一位匈牙利王子继承那不勒斯的王位，让一位英格兰王子声称自己是卡斯提尔的继承人。在织布机的每个点上，君主们都在强行插入自己那带着由儿女构成的线缕的梭子，这些来来往往的梭子织就了一种人造结构，它既缔结了许多婚姻，也造成了许多相互冲突的继承声明和敌意。法兰西的瓦卢瓦家族，英格兰的金雀花家族（Plantagenets），波希米亚的卢森堡家族（Luxemburgs），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s），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Visconti），以及纳瓦拉、卡斯提尔和阿拉贡家族，布列塔尼公爵家族，佛兰德斯、艾诺和萨伏伊伯爵家族，都被编织进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之中。在编织这个网络时，有两件事从未得到过考虑：当事人对婚姻的感情，以及受牵连的民众的利益。
尽管婚姻当事人的自愿承诺在理论上为教会所需，而且“我愿意”被认为是当着教士之面签订的婚姻契约的教理精髓，但实际上的政治会忽略这种要求，有时会带来令人不快的结果。路德维希皇帝（Emperor Ludwig）在女儿尚未学会说话之前便为她订了婚，处处替她发声，而当她终其一生一言不发时，则被认为是得到了上帝的审判。
此类统治者不把近亲结婚的禁忌所带来的任何可预知的后果放在心上，而近亲结婚的风险家喻户晓，所以教会禁止四服之内的婚姻。只有当君主们渴望终止一场已经带来不便的订婚或抛弃一个碍手碍脚的配偶时，才会想起有关近亲结婚这一禁忌。事实证明，为了获得依照请愿人的级别收取的费用或政治好处，教会总是会要么欣然地将有关血缘的规定搁置一边，同意一桩婚姻，要么随和地重申规定，将之作为离婚基础。
要商讨哈布斯堡——库西婚姻的经济条款，就需要法兰西国王与奥地利公爵之间于1337—1338年签订的两项条约。利奥波德公爵给女儿4万里弗尔的嫁妆，而国王腓力从王室财产中分配给她及她的子女2000里弗的年金。国王送给昂盖朗六世1万里弗作为礼物，还许诺再给他1万里弗以偿清他的债务。昂盖朗反过来要授予他妻子6000里弗，并在捍卫国土、抗击英格兰的爱德华入侵时，率领自己的家臣参加王室军队，而后者对于国王而言是最为根本的东西。
在战争开始时，它几乎不太像一场危险的斗争，因为法兰西是欧洲的主宰力量，其军队在它自己眼中和在别人眼中一样值得夸耀，它使英格兰或其他国家的军队都相形见绌，而她2100万的人口是英格兰略高于400万的人口的5倍。不过，拥有阿基坦和与佛兰德斯的结盟给了爱德华位于法兰西边境的两个据点，并且使他在向“自称为法兰西国王的瓦卢瓦的腓力”发出厚颜无耻的挑战时，有了不只是空口说白话的底气。双方都无法知道，他们正在发动一场比他俩的生命更加长久的战争，它将生成自己的生命力，蔑视旨在终止它的谈判、休战和条约，一直延续到他们儿子活着的时候，以及他们的孙子和曾孙、玄孙直至第五代子孙活着的时候，给双方都带来巨大的破坏。而当它的危害遍及欧洲之时，将变成对行将结束的14世纪的最后折磨。
昂盖朗六世在1339年被征召参战之前，几乎没有时间生儿育女。在北方，英格兰人正从佛兰德斯向前推进，一支1500人的武装军队包围了属于库西家族的瓦西城堡（castle of Oisy）。昂盖朗的家臣展开了英勇的防御战，致使英军被迫撤退，虽然他们的头领是约翰·尚多斯爵士（Sir John Chandos），事实证明，他是英方最著名的军队将领。为了报复自己的失利，尚多斯烧毁并掠夺了位于库西领地的其他三个城镇和较小的城堡。与此同时，昂盖朗六世已加入了国王的队伍，以捍卫位于佛兰德斯边境的图尔内（Tournai）。1340年，当一场毫无意义的战役正步步推进时，他的儿子，第七位也是最后一位昂盖朗，呱呱坠地。
[1] 在1342—1343年得到合法授权的614人中，有484人是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