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5座高塔的库西城堡矗立于皮卡第（Picardy）的山顶之上，雄伟壮观，气势凌人，控制着北方通往巴黎的路径，但它是位于首都的君主的守卫者还是挑战者，则是个尚待解决的问题。一个巨大的圆柱体从城堡中心冲霄而上，较4个角塔高出两倍之多。这就是donjon，即城堡主塔，其规模在欧洲首屈一指，是中世纪及后来此类塔形中最伟岸的。它的直径达90英尺，高180英尺，可在城堡受到围困时容纳1000人，使作为其基础的城堡、镇上鳞次栉比的屋顶、教堂的钟楼、环绕着山上整个建筑群的厚实城墙的30座角楼都显得极其矮小，对它们形成保护之势。从任何方向前来的游客从数英里之外就可看见这座代表着贵族权力的庞然大物，并在靠近它的过程中，感受到旅行者在不信基督的土地上第一眼瞥见金字塔时的那种敬畏之情。
醉心于雄伟宏大的建筑者用超乎一般尺寸的内部特征来实现城堡主塔的巨大规模：台阶踏步为15英寸至16英寸，窗子位于高于地面3.5英尺之处，仿佛是为了供巨人族之用。尺寸达两立方码的石头门楣在气势宏伟方面毫不逊色。在400多年中，为这些匠心安排所反射的王朝展现了同样的僭越性质。雄心勃勃、居心叵测、时显凶残的库西家族让自己根植在一块海角之地上，它形成了天然的统领之势。他们的山顶控制着从艾莱特（Ailette）河谷至瓦兹河（Oise）的更宽广河谷的通道。以此为据点，他们向王国们发起挑战，洗劫教堂，出发参加十字军东征并战死沙场，因犯罪而受到谴责并被逐出教会，渐渐扩大其统治领域，与皇族联姻，形成它引以为傲的作战口号：“神奇的库西”。拥有法兰西四大男爵领地之一的他们嘲笑领地之衔，采用了自己简单傲慢的箴言：
吾非国王，非诸侯，
亦非公爵，非伯爵；
吾乃库西之主。
这座始建于1223年的城堡是一次建筑急剧扩张的产物，这次建筑扩张还促成了宏伟壮丽的大教堂的建造，而建造这些大教堂的推动力也萌发于法国北部。于城堡建设的同时，在距库西50英里的范围之内，还有4座最大的大教堂亦在建造之中——位于拉昂（Laon）、兰斯（Reims）、亚眠（Amiens）和博韦（Beauvais）。虽然在任何地方，要建成一座大教堂都要费时50至150年才能完工，但在昂盖朗·德·库西三世那一门心思且难以抗拒的意愿之下，有着城堡主塔、角塔、防御壁垒和地下网络的宏伟杰作库西堡，却在不可思议的7年时间里便得以完成。
城堡有围墙的场地圈起了超过两英亩的空间。它的4个直径65英尺、高90英尺的角塔，以及它的3道外围墙体被修得与山棱齐平，形成了数道壁垒。通往府邸的唯一入口是道固若金汤的大门，它位于靠近城堡主塔的里侧，处于守护塔、护城河和格子吊闸的保护之下。大门开向武备广场，这是个占地约6英亩的被围墙环绕的空间，里面有马厩和其他辅助建筑，有骑士比武场，以及供骑士马匹之用的草地。再向外，在山像条鱼尾似的加宽之处，坐落着约上百座房屋和一座带方塔的教堂的城镇。环绕山顶的外围城墙上的3道牢不可破的大门把守着通向外部世界的通道。在面朝苏瓦松（Soissons）的南侧，山势陡立，易守难攻；在面朝拉昂的北侧，山势与高地融为一体，一条护城河形成了又一道屏障。
在厚达18英寸至30英寸的城墙内部，一道盘旋而上的楼梯连接着城堡主塔的三层楼。每一层的拱形天花板上都有个敞开的洞，亦称“眼”，它们为昏暗的内部增加了一点额外的光线和空气，并使武器和辎重可以在不必攀爬楼梯的情况下被层层吊起。以同样的方式，命令可以在同一时间口头传向整个要塞。多达1200至1500名的重甲骑士可以集结起来，倾听发布自中间一层的训令。城堡主塔有厨房，当时的一位心怀敬畏的人声称，它们“配得上尼禄之用”，屋顶上还有个雨水鱼池。它有一口水井，有面包烤炉、地窖、贮藏室，每层楼都有带烟囱的巨大壁炉，还有厕所。拱形的地下通道可通向城堡的各个部分，通向露天庭院，也通向壁垒之外的秘密出口；通过该出口，可向被包围的要塞提供粮草。观察者可从城堡主塔的顶部瞭望整个区域，视野远至30英里开外的贡比涅（Compiègne）森林，这使库西堡得以免遭奇袭。无论从设计上和执行力上，该要塞都堪称中世纪欧洲几近完美的军事构造，而在规模上则最为大胆创新。
造就一座城堡的是一个支配性概念：不供居住，而供防御。作为要塞，它是中世纪生活的象征，如十字架般重要。在事事都以恋爱为要旨的《玫瑰传奇》（Romance of the Rose）一书中，环绕“玫瑰”的城堡是核心结构，它必须被围攻和渗透，以抵达性欲的目标。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部署都证实了由暴力、进攻预测构成的事实，它刻画了中世纪的历史。城堡的前身是罗马别墅，它一向不设防，以罗马法律和罗马军团为壁垒。在帝国崩溃之后，以一系列混乱冲突、分崩离析形式出现的中世纪社会屈从于无核心、无效力的世俗权威。只有教会提供了一种组织原则，这正是教会成功的原因，因为社会无法忍受无政府状态。
在骚乱之中，核心世俗权威开始在君主政体中慢慢凝聚，但一旦新势力具有了影响力，它便一方面与教会，另一方面与贵族形成了冲突。同时，城镇布尔乔亚正在形成自己的秩序，将自己的支持售卖给贵族、主教或国王，以换取作为自由“公社”（communes）的解放特许权。这些特许权用自由换取商业发展，这标志着城市第三等级（Third Estate）的兴起。相互竞争的群体之间的政治平衡是不稳定的，因为国王手上没有常备军。他不得不依靠其诸侯的封建义务来实施有限的军事活动，后来则通过有偿服务的形式加以获得。规则依旧是个人性的，源于土地的分封和效忠的誓言。支撑政治结构的纽带不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而是封臣与领主的关系。国家仍旧处于艰难的酝酿之中。
正如王室所知，库西领地凭借其位于皮卡第中心的位置优势，是“王国的管钥之一”。皮卡第北部几乎延伸到了佛兰德斯（Flanders），西部至英吉利海峡（the Channel）和诺曼底（Normandy）边境，是法国北部的通衢要冲。它的河流向南流向塞纳河（Seine），向西流向英吉利海峡。它肥沃的土壤使其成为法国的主要农业区，牧场众多，农田万顷，森林密布，其间点缀着令人赏心悦目的零星村落。很显然，最初的文明活动始于罗马人。14世纪初，皮卡第为25万户、超过100万人提供了衣食住行，这使它（而非南部的图卢兹）成为法国唯一一个在中世纪的人口密度高于现代的省份。它朝气蓬勃、独立自主，它的城镇是最早赢得公社特许权的城镇。
库西领地位于传奇与历史之间的阴影地带，最初曾是教会的一块封邑，据称由法国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国王克洛维（Clovis）于大约公元500年赠给了兰斯的首位主教圣雷米（St. Remi）。克洛维国王在经圣雷米皈依基督教之后，将库西版图授予了兰斯的新主教辖区，依照恺撒的做法为教会打基础，正如君士坦丁大帝（Emperor Constantine）例行地为罗马教会打基础那样。借助于君士坦丁的礼物，基督教既得以正式确立，又遭到致命的危害。正如威廉·朗兰（William Langland）所写的那样：
当善意的君士坦丁向神圣的教会慷慨捐赠之时，
（以土地和租约、领主与仆从的形式）
罗马人听到一位天使在上方呼喊：
“今日教会已饮下毒液，
所有拥有彼得之力的人皆永遭荼毒。”
介于神圣与俗事之诱之间的冲突是中世纪的核心问题。当教会建立在物质财富基础之上时，其充当精神领袖的声明便永远无法使其全体信众深信不疑。教会积聚的财富越多，其破绽便愈加明显和令人不安；它也无法解决此问题，只能在每个世纪都持续地更新怀疑和异议。
在最早的拉丁文献中，库西被称为库迪西亚卡姆（Codiciacum）或库迪亚卡姆（Codiacum），据信它源于Codex和codicis，意为被砍去了树枝的树干，就如高卢人用以修建篱笆的东西一样。在整个为时4个世纪的黑暗时代（Dark Ages），该地始终处于阴影之下。在910—920年时，兰斯大主教埃尔韦（Hervé）在山上建造了第一座原始城堡和小教堂，修了道墙来防御古挪威人（Norsemen）入侵瓦兹河谷。来自山下的居民在主教的城墙中找到了庇护所，他们建造了上城区，后来它被称为库西堡（Coucy-le-Château），以区别于山下的库西村（Coucy-la-Ville）。在那些穷凶极恶的年代，该区域始终是同样好斗成性的贵族、大主教与国王之间的冲突之起因。对入侵者——南方的摩尔人（Moors），北方的古挪威人——的防御培育了一个坚忍不拔的武士阶层，他们像对付外来者那样乐此不疲而又凶猛残暴地相互残杀。975年，兰斯大主教奥德里克（Oderic）将封邑割让给一个名叫德厄德伯爵（Comte d’Eudes）的名流，后者成了库西的第一任领主。有关此人，除了姓名之外，人们一无所知，但一在山顶立足，他便在自己的后代中生成了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和狂热。
该王朝最初有案可查的意义重大的活动（宗教的而非作战的）是奥布里·德·库西（Aubry de Coucy）于1059年在山脚下修建诺让圣本笃修会修道院（Benedictine Abbey of Nogent）之举。相较于为永久祷告进行的普通捐赠，此举规模更大，旨在既展示捐赠者的重要性，又买功邀赏以确保救赎。无论最初的捐赠是否像修道院心怀怨恨的吉贝尔院长（Abbot Guibert）在下一个世纪所抱怨的那样少得可怜，教堂都欣欣向荣，并得到了来自库西家族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存在时期比整个库西家族都更加长久。
奥布里的继承者昂盖朗一世是个丑闻缠身的人，按照吉贝尔院长（正如在他的《忏悔录》中所揭示的，他本人即是被压抑的性欲的牺牲品）的说法，他沉湎于对女人的色欲。昂盖朗爱上了洛兰（Lorraine）领主之妻西比尔（Sybil），他被这种激情所左右，在他的堂兄弟、对他言听计从的拉昂主教（Bishop of Laon）的帮助下，控告自己的发妻阿代勒·德马尔莱（Adèle de Marle）犯有通奸罪，成功地与之离婚。此后，他在教会的许可下娶西比尔为妻。当时，西比尔的丈夫正在外作战，而这位女士因与第三人通奸而有孕在身。据说她品行十分放荡。
在这种堕落的家庭环境中，那位“暴怒之狼”诞生了［用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修道院院长圣丹尼斯的叙热（Suger of St. Denis）的原话］，他就是托马斯·德马尔莱（Thomas de Marle），被抛弃的阿代勒的儿子，库西家族中最声名狼藉和残暴凶狠之人。托马斯痛恨将其父子关系掷于怀疑之地的父亲，长大后参与了最初由西比尔那位被抛弃的丈夫发起的反对昂盖朗的无休无止的战争。为这些私人战争而战的骑士心怀激越的热忱，使用单一的策略，包括尽可能多地杀死或残害敌人手下的农民，破坏尽可能多的庄稼、葡萄园、工具、谷仓和其他财产，以便减少其税收来源，进而毁灭敌人。结果，好战的主要牺牲品是他们各自的农民。吉贝尔院长声称，在昂盖朗对洛兰的“疯狂战争”中，被俘获的人被剜去了眼睛，砍掉了双脚，致使其后果在他（吉尔伯特院长）那个时代的该地区依然可见。私人战争是欧洲的天谴，人们一向认为，十字军东征是种潜意识的发明，为的是通过发泄侵略欲，求取解脱。
当1095年为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而进行的参加十字军并解救圣墓（Holy Sepulcher）的大征兵到来时，昂盖朗和他的儿子托马斯双双参加了军队，带着他们的宿仇抵达耶路撒冷，并怀着丝毫未减的相互憎恨重归故里。库西家族的盾徽即源于十字军东征期间的一次功绩，尽管其主人公是昂盖朗还是托马斯仍有争议。两人之中的一个带着5个同伴，在未着盔甲的情况下遭到了穆斯林的突袭，他脱下自己那边缘缀着松鼠皮的深红色斗篷，将它撕扯成六份，做成可供辨识的旗帜，如此装备起来，于是这个故事得以继续下去，他们扑向穆斯林并歼灭了他们。为了纪念此事，徽章采用了盾形，上面设计了六道横条纹，有尖角，红白相间，用纹章学措辞来说，即“6条汉子，松鼠皮和赤色”（赤色即红色）。
作为母亲的继承人，托马斯继承了马尔莱和拉费尔（La Fère）的领地，将它们加入他于1116年继承的库西地区。桀骜不驯的他追求由敌对和抢劫构成的事业，指挥各种与教会、城镇和国王作对的活动，用叙热院长的话来说：“魔鬼在援助他。”他攫取女修道院的领地，折磨囚徒（据说他会系着男人的睾丸把他们吊起来，直到睾丸承受不住身体的重量而与身体分离），亲自割开了30个发起反叛的布尔乔亚分子的喉咙，将他的城堡变成了“龙巢和贼窝”，因此，教会开除了他的教籍。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教会解除了他的骑士腰带，下令皮卡第各教区在每周日都要诵读针对他的咒语。国王路易六世（Louis VI）召集了一支攻打托马斯的军队，成功地夺取了被他窃取的土地和城堡。最终，托马斯证明了救赎的希望和对地狱的畏惧之正确，这两样东西数世纪以来给教会带来了如此多的丰富遗产。他为诺让修道院留下了慷慨的遗赠，并在普雷蒙特（Prémontré）附近又建造了一座修道院，于1130年寿终正寝。他结过3次婚。吉贝尔院长认为他是“他那代人中最穷凶极恶者”。
造就了像托马斯·德马莱这种人的，不一定是好斗的基因或仇父情结（这在任何世纪都可能发生），而是因缺乏有效的管束机制而恣意妄行的暴力习惯。
当政治力量在12和13世纪期间得到集权化时，欧洲的能量和才干正在以一种文明发展大爆发的形式得到积聚。在商业的刺激下，一股浪潮席卷了艺术、技术、建筑、学问、土地和海洋勘探、大学、城市、银行和信用，以及丰富生活并扩大见识的各个领域。那200年是中世纪的鼎盛时代（High Middle Ages），在那期间，人们开始使用罗盘和机械钟、纺车和脚踏织机、风车和水车；在那期间，马可·波罗旅行到了中国，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投身于知识的组织，大学在巴黎、博洛尼亚、帕多瓦和那不勒斯、牛津和剑桥、萨拉曼加（Salamanca）和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蒙彼利埃和图卢兹纷纷建立；在那期间，乔托（Giotto）在描绘人的感觉，罗杰·培根（Roger Bacon）在钻研实验科学，但丁在勾勒其对人类命运的设计，并用方言加以撰写；在那期间，宗教以圣方济各（St. Francis）的温和布道和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的残酷严惩两种方式得以表达，阿尔比十字军（Albigensian Crusade）以信仰之名让法国南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高耸入云的大教堂则拔地而起，拱门层叠，创造力、技术和信仰大获全胜。
它们不是由奴隶所建造。尽管有限的农奴制仍旧存在，但农奴的权利和义务为习俗和法律上的追忆期限所固定，而且，与古代世界的情况不同，中世纪社会的工作是由其自身成员来完成的。
在托马斯死后，库西处于一个为期60年较受尊重的统领时期，当时的统治者是托马斯的儿子昂盖朗二世和孙子拉乌尔一世（Raoul I）。他们与王室合作，从而使自己的领地受益。他们分别响应了12世纪后续的十字军东征，并相继在圣地（Holy Land）丧命。也许是苦于这些远征所带来的财政紧缩，拉乌尔的遗孀于1197年将库西堡的自由公社解放特许权卖了140里弗。
就其进程而言，这样的民主化并不怎么像19世纪历史学家臆想中的人类历史上的那种向自由解放稳定前进中的一步，因为它是贵族热衷于战争之行为的无意中的副产品。十字军战士得用武器、盔甲、高头大马来装备自己和仆从，而这一切都花费不菲，所以假如能够活下来的话，他回到家时通常都要比他离开家时贫困，或是使他的庄园变得不再那么富裕，尤其是因为，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没有一次十字军东征是凯旋和有所获利的。既然不可能出售土地，那么唯一的来源便是出售公社特许权，或是将农奴的劳役和依附关系折换为货币地租。在12世纪和13世纪经济大发展的过程中，商业利润和农业剩余物资给市民和农民带来了现金，使其可以购买权利和自由。
昂盖朗三世被称为“伟大的昂盖朗”，他是库西城堡和城堡主塔的缔造者。在他统治期间，库西的僭越之举重现于世。作为1191—1242年间的领主，他在除库西以外的六个封地上建造或翻修了城堡和防御墙，包括在圣戈班（St. Gobain）的一座城堡，它几乎与库西一样巨大。他参与了阿尔比十字军的大屠杀，在其他所有可参与的战争中大显身手，像他的曾祖父托马斯一样，其中包括一场针对兰斯主教辖区的战争，该战争的导火索是一场围绕封建权利的争论。他被指控占地毁林，捉拿村民，攻取大教堂的大门，将教堂元老（doyen）戴上镣铐囚禁起来，使教士们苦不堪言。
当兰斯大主教于1216年向罗马教皇告状诉苦时，昂盖朗三世也被逐出教会。教会下令，一旦他出现，则该教区的所有宗教活动都得终止。生活在禁令之下的人会失去参加圣礼的资格，注定会下地狱，除非他悔过自新，得到赦免。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主教才可解除禁令，在某些情况下，教皇也可那么做。在禁令实施期间，大批当地牧师理应每年两到三次当着教众之面，敲响丧钟，点燃蜡烛，在地板上摆上十字架和弥撒用书，以圣父、圣子、圣灵、圣母以及所有使徒和圣徒之名向罪人发出诅咒。据说有罪之人将被断绝所有社会和职业关系，但这一规定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邻居要么借助于向其住宅扔石头或其他手段来使他幡然悔悟，要么干脆无视禁令。在昂盖朗三世的案例中，停止一切宗教活动是对社区的可怕判决，这使他于1219年进行了悔过之后安定下来，得到赦免。但这并不会扑灭他的世俗野心，因为他还在建造那座给巴黎蒙上阴影的巨大城堡。
他在大兴土木方面的迫切之心受到了一场与自己君主之间的预期战役的刺激，因为在未成年的路易九世、即未来的圣路易（St. Louis）在位期间，昂盖朗三世曾率领一个贵族联盟反对王室。如有些人所言，他甚至立志要自己当国王。他从母亲阿利克斯·德德勒（Alix de Dreux）那里继承了王室血统，她是腓力一世（Philip I）之女。他的城堡主塔意在超越卢浮宫的皇塔，被视为一种挑衅和有企图的姿态。年幼国王的母亲在摄政期内顶住了威胁，但库西之主始终是一支需要对付的力量。他通过婚姻来积聚财富和国际地位。他的第一任和第三任妻子都是相邻的贵族家族之女，她们给他带来了位于皮卡第的额外庄园，而他的第二任妻子是马奥·德萨克斯（Mahaut de Saxe），萨克森公爵（Duke of Saxony）狮子享利（Henry the Lion）之女，英格兰的亨利二世（Henry II of England）与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的外孙女，狮心王理查德（Richard the Lion-hearted）的侄女，后来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萨克森的奥托（Otto of Saxony）的姐妹。其中一位妻子为他生下的女儿嫁给了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在建造库西的过程中，昂盖朗三世雇用了（依照泥瓦工的标记估算）约800位石匠，无数辆牛车将石头从采石厂拖至山上，还雇了800名其他匠人，如木匠、屋面工、铁匠和铅匠、漆匠以及木雕匠。城堡主塔的门楣上刻着一位与狮子搏斗的未着盔甲的骑士的半浮雕像，它象征骑士之勇。城堡和要塞的墙壁上都装饰着油彩包边和奇花异草编制的花环，其规模与整个结构相匹配。安装着壁炉架的烟囱被修建在墙体里面，形成了城堡各个部分的特色。不同于屋顶上的洞，这些烟囱是11世纪技术进步的结果，它通过为单个房间供暖，使得领主及淑女们得以走出大家一起吃饭取暖的公用大厅，将业主与其仆从分隔开来。没有任何其他的发明会在舒适与高雅方面比之更加进步，尽管其代价是扩大了社会差距。
藏在二楼的一个内角的是个自带烟囱的小房间，它也许是库西夫人的化妆间。在那里，她可以从窗子望见绵延的河谷，河谷中时不时地露出一座乡村教堂的钟楼，在一丛丛树木之后直刺天空；在那里，她可以像夏洛特女郎[1]一样，看着来往于从山下蜿蜒而上的道路上的行人。除了这间小屋子外，领主及其家人的住处都处于城堡中于外部根本无法接近的部分。
亚眠是皮卡第地区令人骄傲的富庶繁荣之都，已有百年的公社历史。1206年，它的市民获得了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的一片头盖骨。为了替这个遗物寻找到恰如其分的圣龛，他们决定建造法国最大的教堂，“高于所有的圣徒，高于所有的国王”。到1220年，建材已收集完毕，大教堂著名的拱顶在稳步上升。就在那10年中，昂盖朗三世在他的城堡主塔旁边，修建了一座比圣路易几年后将要于巴黎建造的圣礼拜堂（Sainte Chapelle）还要大的宏伟壮丽、富丽堂皇的教堂。它穹顶巍峨，金碧辉煌，雕梁画栋，色彩斑斓，彩色玻璃窗熠熠生辉，美不胜收，使得后一个世纪最伟大的收藏家让·德贝里公爵（Jean，Duc de Berry）企图用12000金埃居来购买它们。
昂盖朗三世现在是圣戈班、阿西斯（Assis）、马尔莱、拉费尔、福朗布赖（Folembray）、蒙米拉伊（Montmirail）、瓦西（Oisy）、克雷夫科尔（Crèvecoeur）、拉费尔泰-奥库尔（La Ferté-Aucoul）和拉费尔泰-戈（La Ferté-Gauche）的领主，莫子爵（Viscount of Meaux），康布雷城主（Castellan de Cambrai）。早在1095年，王室即已从教会那里收回了对库西领地的主权；它现在直接由国王掌握，它的领主效命于国王本人。在12世纪和13世纪，库西的领主像拉昂主教那样铸造自己的钱币。王室封臣有义务应国王之征召提供骑士，根据其能够提供的数量来判断，此时的库西在整个王国中是位列前茅的无称号贵族，地位仅次于巨大的公爵领地和州郡，后者除了效命法国国王外，实际上拥有独立的领主权利。根据一份1216年的记录，库西领地拥有30名骑士，相形之下，安茹公爵（Duke of Anjou）有34名骑士，布列塔尼公爵（Duke of Brittany）有36名骑士，佛兰德斯伯爵（Count of Flanders）有47名骑士。
1242年，昂盖朗三世在大约60岁时，从马上重重摔下，被他的剑尖刺穿了身体，一命呜呼。他的长子暨继承人拉乌尔二世此后不久加入了圣路易1248至1250年的结局悲惨的十字军东征，并于埃及战死沙场。他的弟弟昂盖朗四世成了他的继承者（这是种中世纪的封爵制），而昂盖朗四世的一项罪名成了社会公正的一大进步的催化剂。
当拉昂的3个年轻侍卫拿着弓箭但没有带供重大狩猎使用的猎狗靠近昂盖朗四世的林地时，昂盖朗四世在没有进行任何审判或类似过程的情况下，下令将他们吊死。此类事件中的免罪已不再是势所必然，因为国王是路易九世，他是个统治地位与其虔诚孝顺相当的封建领主。他下令逮捕了昂盖朗四世，逮捕他的人不是与他地位相当的贵族，而是法院的警察，这与所有罪犯都如出一辙。他被囚禁在卢浮宫，尽管鉴于他的地位，未戴枷锁。
1256年，当昂盖朗四世被传唤受审时，王国中最重要的贵族——纳瓦拉国王（King of Navarre）、勃艮第公爵（Duke of Burgundy）、巴尔和苏瓦松伯爵（Count of Bar and Soissons）等——都陪伴在他左右，因为他们不祥地感觉到了对他们特权的考验。昂盖朗拒绝服从案件调查，因为这触及了他的人格、荣誉、地位和贵族遗产，他要求由与他地位相当的贵族来评判，并以决斗的方式审判。路易九世严词拒绝，他说，考虑到穷人、教士，“以及值得我们哀怜的人”，如果允许以决斗的方式审判，就有失公正了。通常而言，非贵族可以在这种情况中雇用一位勇士来代替自己，但路易国王视其为一种过时的方式。在漫长而激烈的争论过程中，国王不顾贵族们的坚决反对，命令库西之主受审。昂盖朗四世被判有罪，尽管国王意在死刑，但贵族们劝说他放弃了这一念头。昂盖朗四世被判支付12000里弗的罚款，这些钱部分被用于为被他吊死的人的灵魂做弥撒，部分被送至阿克里（Acre）以帮助护卫圣地。这造就了司法史，后来则成了封路易九世为圣徒的一个引用例证。
库西的财富使昂盖朗四世重获王室青睐，1265年，当路易国王打算购买期望中的真十字架（True Cross）时，他借给了国王15000里弗。不过，他继续以暴行为业，直至进入14世纪，于1311年死于75岁的高龄，没有子女，不过有一些遗产。他给库西村的麻风病院留下每年20苏（相当于1里弗）的永久财产，以便居住在里面的人“每年在礼拜堂中为我们的罪行祈祷”。当时的20苏相当于一个骑士或4个弓箭手一天的酬劳，可雇一辆马车和两匹马达20天，或者，从理论上说，相当于一个雇农两年的酬劳。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它保证了合理的祈祷者人数，尽管对昂盖朗四世的灵魂而言，这个数目也许不够。
当那个尽管结了两次婚却无子嗣的无人哀悼的领主死去时，王朝被传给了他嫁给吉尼斯伯爵（Count fo Guînes）的姐姐阿利克斯的后代。她的长子继承了吉尼斯的土地和头衔，而她的次子昂盖朗五世，则成了库西之主。昂盖朗五世在他的姻叔父苏格兰的亚历山大的宫廷中长大，娶了国王的侄女贝利奥尔的凯瑟琳·林赛（Catherine Lindsay of Baliol）为妻，仅仅当了10年的领主。在短期内迅速继承了他的地位的是他的儿子纪尧姆（Guillaume）和孙子昂盖朗六世，后者于1335年继承了该领地，5年后成了昂盖朗七世的父亲。昂盖朗七世是库西家族的最后一人，也是本书的主角。通过进一步与法国北部和佛兰德斯有权有势的家族缔结婚姻，库西家族继续编织着势力和影响力的同盟，并在此过程中获取土地、税收和许许多多的纹章。他们可以展示多达12枚盾徽：布瓦让西（Boisgency）、艾诺（Hainault）、德勒（Dreux）、萨克森、蒙米拉伊、鲁希（Roucy）、贝利奥尔、蓬蒂厄（Ponthieu）、沙蒂永（Chȃtillon）、圣波尔（St. Pol）、盖尔德雷斯（Gueldres）和佛兰德斯。
库西家族保持了一种无出其右的显赫感，在实施君主制后仍旧自行其是。他们以王室的方式成立审判法庭，按照国王的臣僚制度来组织自己的家臣：一位骑士统帅，一位大仆役长，一位掌管用猎鹰和猎犬狩猎的负责人，一位掌管马厩的负责人，一位掌管森林和水源的负责人，以及分别掌管厨房、面包房、地窖、水果（其中包括香料以及用以照明的火把和蜡烛）和家具陈设（包括花毯和旅行时的寄宿地）的负责人或大管家。这个级别的大领主通常还会雇用一个以上的住家医师、理发师、牧师、画师、乐师、吟游歌手、秘书和抄写员，一个占星师、一个弄臣和一个侏儒，外加众多侍从和侍卫。一位主要的家臣充当城堡主，来管理庄园。在库西，50名骑士，加上他们自己的侍卫、随从和仆从，构成了一支500人的常备卫戍部队。
外在的富丽豪华十分重要，因为它代表着一种身份地位，这需要身着领主制服的大量扈从、场面壮观的宴会酒席、比武大会、狩猎活动和消遣娱乐，尤其是在送礼和花销方面要出手宽绰，慷慨大方，因为他的追随者赖此为生，所以这被颂扬为贵族最受人赞赏的品性。
贵族地位源于出身和祖传，但必须通过“高贵地生活”——即通过剑——来加以巩固。假如一个人的家世高贵，从父母、祖父母一直追溯到第一个武装骑士都是贵族，那么他就是个贵族。实际上，该规定是有漏洞的，而地位也是流动的、不确切的。一个确定无疑的准则是功能——即武装实践。上帝建立三个等级，这三个等级各自拥有指定的任务，为整体利益服务，武装实践即是第二个等级应发挥的功能。教士要为所有人祈祷，骑士要为所有人战斗，而老百姓则要埋头苦干，好让所有人都有饭吃。
因为最靠近上帝，所以教士最先出现。他们被分成两个等级：隐修者和牧师，后者指那些在普通信众之间行使使命的人。统辖这两个等级的是高级教士——修道院院长、主教和大主教，他们等同于世俗世界里的大领主。高级教士与未受到良好教育、仅靠微薄收入过活的穷牧师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第三等级则更加缺少同质性，被分成雇主和劳工，从富贾大亨、律师、医生，到熟练的手工业者、打散工的人和农民，范围广泛，无所不包。不过，贵族坚持把所有非贵族合并成一个普通族类。一个在最后一位勃艮第公爵的宫廷中效力的贵族写道：“在好城镇中，商人和工人无须多述，因为，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这个等级由于其层次卑微而无力具备伟大品质。”
理论上，贵族发挥作用的目的，不是只为战斗而战斗，而是为了保卫其他两个等级，维持正义和秩序。他应当保护人民免于压迫，与暴君做斗争，培养美德——即人类的更高贵品质，他的信仰基督教的同时代人认为（若非它的创始人这样认为的话），那些浑身泥点、愚昧无知的农民无力具备这样的品质。
凭借充当保护者的能力，贵族被免除了人头税或灶台税等直接税赋，尽管未被免除贡金和销售税。不过，从比例上看，这些税从穷人身上拿走得要比从富人身上拿走得多。其假设是，缴税是不体面的；骑士的持剑臂要向国家提供自己的服务，正如祈祷者供养教士，并使他们也免除了灶台税。贵族的正当理由在于“在战争中亮出自己的身躯和财产”，但实际上，规矩就如狂风劲吹的天空中的云朵那样，变化多端，流散不定。教士的税务一旦涉及保家卫国的金钱时，也是长期而激烈的争论主题。
课税就像放高利贷，其根据的原则根本模糊不清，而临时的加税、免税和不可能指望有确定数量的返还的安排更是让它混乱不明。基本原则是，国王在普通环境中应当“自给自足”，但既然他自己的税收也许不足以保家卫国或满足其他政府目标，那么他的臣民就可能被征税，以使他能够像托马斯·阿奎纳明确地指出的那样，“以共同利益来为共同利益服务”。这一责任源于更深层的原则，即“君主由上帝任命，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要谋求民众的共同利益”。
天生处于贵族等级的人固执地将宝剑作为其身份的象征，这不仅是为了免税，而且是为了自我形象。“我们之中，没有谁的父亲曾老死家乡，他们全都死于战场的刀光剑影之中。”一位骑士在13世纪的《武功歌》（Chanson De Geste）中坚定地说。
马匹是贵族的坐骑，是使他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基座。除了英语，在其他所有语言中，骑士这个词——法语为chevalier——都意味着骑在马背上的勇士。众所周知：“在一个小时的作战中，骑于良驹之上的勇士的作为可能要多于10个乃至100个步卒的作为。”军马（destrier）的培养目标是“强壮、暴躁、敏捷、忠诚”，它只有在作战时才可骑乘。在路途上，骑士骑着自己的骑用之马（它们同样得到了高品质的喂养，只不过气质较为安静），而他的侍从则在他的右手边牵着他的军马——军马之名即由右侧（dexter）而来。为了满足军队服务之需，马匹与骑士被视为不可分离的，没有坐骑的骑士只不过是个普通人。
战争是骑士的颂歌。《武功歌》中的主人公加兰·利·洛赫莱因斯（Garin li Loherains）说：“如果我的一只脚已经迈入天堂，我也会退出来，投入战斗！”吟游诗人贝特朗·德博恩（Bertrand de Born）本人就是位贵族，他说得更清楚明白：
我充满欣喜地看到：
牢固的城堡被包围，栅栏倒塌，势如破竹，
众多贵族被击倒在地，
死伤者的马匹在漫无目的地游荡，
当战斗打响时，让所有出身高贵的人
一心只想着砍断头颅，斩去臂膀，
因为死亡更胜于被征服而苟活……
我告诉你，最让我欣喜若狂的是听到
来自作战双方的“战斗！战斗！”的呐喊，
以及失去了骑手的战马的嘶鸣，
还有“救命！救命”的呻吟。
我喜于看到双方的大小人物
倒在壕沟中和草地上，
看到被矛柄刺穿的死者！
上帝，请抵押您的领地、城堡、城市，
但永远不要放弃战争！
但丁描绘了地狱中的贝特朗·德博恩，他将自己被砍掉的脑袋挑于身前当灯笼使。
贵族从土地所有权和税收中得到权利，以践行对于其领地上的所有非贵族的权威，只有教士和身为自由城镇之公民的商人除外。大领主的权威会扩展到“高级别的正义制裁”，即生杀予夺之权，而较次要的骑士的权威则限于牢狱、鞭笞或“低级别的正义制裁”的其他惩罚。其基础和辩护理由始终是其保护职责，这体现在领主对其贵族的誓言中，它在理论上与贵族对领主的誓言一样必须遵守——而贵族的誓言“只有在领主遵守自己的誓言时”才必须遵守。中世纪的政治结构在理想上是种契约，它以服务和忠诚来换取保护、正义和秩序。正如农民理当提供产品和劳动力一样，领主理当向其最高君主提供执政服务，和平时期提供谏言，战争时期则提供军事服务。所有情形下的土地都是考虑因素，发出并被接受的效忠誓言是约束双方的封印，包括国王在内。
并非所有贵族都是像库西家族那样的大领主。爵位最低的骑士是只拥有一座庄园和一匹驽马的人，他享有着与拥有大块土地的领主相同的祭仪，却享受不到与之相同的利益。法国所有级别的贵族达20万人，他们生活在4万至5万个家族中，占据了超过1%的人口。他们的范围颇广，从税收超过1万里弗的大公国，至拥有一两个充当属下的骑士、收入低于500里弗的小城堡主，再到处于阶梯最底端的穷骑士。他没有属下，只有那些出身卑微的人才听命于他，他唯一的封邑是一座房屋和几块与农民拥有的数量相当的土地。他的收入也许是25里弗或更少的租金，这些收入得用于供养家庭和仆人，以及他赖以为生的骑士装备。他靠马匹和武器为生，仰赖其君主或任何需要其服务的人过活。
无论是否获得过骑士的腰带和马刺，一个侍卫天生即为贵族，但在不失去其贵族地位的情况下，常常需要法律程序来决定一位绅士是否可以从事其他活动。例如，他是否能出售自己葡萄园中的葡萄酒？——这是个微妙的问题，因为国王会定期出售自己的葡萄酒。在1393年的一桩判决此问题的案例中，一则皇家律令语义相当模糊地声称：“贵族不宜充当酒店老板。”根据另一项判决，贵族可以在失去地位的情况下获得交易执照。众所周知，贵族子嗣“长期像出售布匹、粮食、葡萄酒和其他一切商品的商人那样过活，或是像生意人、皮货商、鞋匠或裁缝那样谋生”，但此类活动显然会使他们失去贵族的特权。
14世纪的一位神职人员奥诺雷·博内特（Honoré Bonet）清楚地阐明了问题的根本原因，他在其《战争树》（Tree of Battles）中进行了勇敢的尝试，试图阐明军事活动的现有法规。他写道，禁止从事商业活动的原因是，确保骑士“没有理由为获取世俗财富之欲望而放弃从武之责”。
定义越来越关注生而为贵族者这部分人，因为他们的地位已被外来者的封爵所淡化。王室发现，像授予城镇特许权一样，将封邑授予普通人（他们会支付可观的金钱以换取贵族称号）是种相当有利可图的资金来源。被授予爵位的人都是些迎合了国王之需的有钱人，或者，他们是律师和公证员，开始时在金融和司法管理的各个方面辅助国王，渐渐地，随着政府事务变得日益错综复杂，他们便形成了一群职业公务员和王室臣僚。他们被称为“穿袍贵族”（noblesse de la robe），以区别于佩剑贵族；生而为贵族的人嘲讽他们为暴发户，憎恨他们篡夺了他们的谏言权利，而这其实或多或少都是因不履行职责而失去的。
结果，饰有纹章的盾徽——祖先的外在标志，代表着携带武器的权利，它一旦被赋予一个家族，即不能被其他家族所佩带——逐渐成了堪称盲目崇拜的对象。在比武大会上，必须陈列盾徽，作为出身贵族的证据；在某些比武大会上，要求陈列四块盾徽。随着外来者的日益渗透，虚荣心也与日俱增，15世纪中叶的一天，一位武士骑马入伍，身后跟着一队手持三角旗的人马，三角旗上列着不下32枚盾徽。
即使贵族地位已被固定为一种社会等级秩序，但有些贵族因没有生下男性继承人而消失，或因没落为较低阶层而消失，再加上接受封爵者的涌入，这都使得贵族班底变得流动不定。据估计，贵族家庭的消失率是一个世纪消失50%，一个王朝的平均持续时间是3到6代人，时间从100至200年不等。这种沉降过程的一个例子发生在一个名为克吕塞尔（Clusel）的家族中，它拥有一块位于卢瓦河谷的小封邑。1276年，它为一位骑士所掌管，这位骑士显然没有多少资源来维持自己的武装，沦落到像非贵族那样，必须亲手耕种田地，操作磨坊。他的3个孙子出现在地方志中，一个依旧是侍卫，一个已变成了教区牧师，第三个则成了县主的收租人。过了85年之后，这个家族再无成员被称为贵族。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个名为吉夏尔·韦尔（Guichard Vert）的侍卫于1287年英年早逝，他的家族开始摇摇欲坠。吉夏尔留下了两张床、三条毛毯、四条床单、两张小地毯、一张桌子、三条板凳、五块镶板、存放在食橱中的两条火腿和一块咸腰腿肉、地窖里的五只空桶、一个国际象棋棋盘，一只头盔和一柄长矛，但没有剑。虽然没有现金，但他立下遗嘱，以分10期的方式，从他每年约60里弗的税收中拿出200里弗赠给妻子，其他的收入则用于修建一个为其灵魂祈祷的小教堂。他把衣物作为礼物遗赠给朋友和穷人，并免除了佃户的两年租税，其中大部分的佃户已经处于拖欠状态。这样一个家族，在实际条件上几乎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仍会竭力保持其与贵族的联系，将儿子送去充当侍卫，以便他们有机会得到礼物和津贴，或是去当教士，以期利用这多种渠道中的一种致富。
一位日益没落的骑士也许会遇到一个蒸蒸日上、事业有成的农民。在购买或继承了自由身份之后，一位兴旺发达的佃户会给自己添地加租，渐渐把体力活留给仆人去做，从领主或教会那里获得封邑，学着练习武艺，娶一个贪财的侍卫之女为妻，慢慢融入上层，直到他本人作为侍卫（domicellus）被记录在案。为领主服务的管家有更大的机会令自己致富，而假如他还使自己成为领主的左膀右臂的话，便时常会得到报偿，获得一块拥有仆从和租金的封邑，也许还会得到一座经过加强的庄园。他开始穿得像个贵族，佩带宝剑，养猎狗和猎鹰，背负着长矛和盾牌的战马。让家世显赫的贵族们最为憎恨的就是，暴发户们模仿他们的衣着和举止，从而模糊了社会内在秩序的界限。衣着光鲜富丽被认为是贵族的特权，他们理当通过禁止他人穿着的衣物来表明身份。为了将此原则确立为法律，阻止“各色人等那令人无法容忍的、过度奢华的服装威胁到他们的等级和地位”，禁奢令（sumptuary laws）频频发出，试图将人们可穿的衣服和可花的钱数固定下来。
经过传令者在地方法院和公众集会上的大声宣告，每个阶层和收入水平的人的衣物质地、颜色、所缀皮毛、装饰品和珠宝的精确分级被确立下来。布尔乔亚大概被禁止拥有马车或穿白鼬毛皮，农民只能穿黑、褐两种颜色的服装。佛罗伦萨允许医生和行政官享有贵族的特权，可穿着锦缎，但不允许商人之妻穿着色彩繁复、有条纹或有方格图案的长袍、锦缎、有花纹的天鹅绒，以及镶有金银的纺织品。在法国，收入在6000里弗以上的区域领主及其夫人可以每年定制4套服装；收入在3000里弗的骑士和方旗武士每年可定制3套服装，其中一套为夏装。男孩一年只能拥有一套衣服，不是一座城堡的女城主（châtelaine）或收入少于2000里弗的少女（demoiselle）每年不得拥有一套以上的服装。在英国，根据1363年的法律，身价1000英镑的商人有资格享用身价500英镑的骑士的饮食和衣着，身价200英镑的商人的饮食衣着等同于身价100英镑的骑士。在这个例子中，翻倍的财富等同于贵族性。人们还致力于规定吃饭时可摆放多少菜肴、嫁妆中可积攒什么样的外套和亚麻布制品、婚宴上可以有多少名吟游歌手。在热衷于固定和稳定身份的潮流中，妓女被要求穿条纹服装，或是里朝外的外衣。
仆人仿效其上司穿长而尖的鞋子和袖子悬垂下来的服装是被严格禁止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袖子会在服侍用餐时落入肉汁中，他们缀有毛皮的褶边会在泥地里拖拽，但更是因为他们的装腔作势。英国编年史学家亨利·奈顿（Henry Knighton）写道：“在老百姓中，人们是如此引以为傲地在服装和饰物方面相互攀比，以致少有可能将穷人与富人、仆人与主人、牧师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普通人的金钱开销使贵族感到痛苦，不只是因为他们看到它给商人阶层带来的利益要大于给他们本人带来的利益。教士认为，这种开销耗尽了教会的金钱，于是在道德层面上对之加以谴责，说奢侈浪费本身便是邪恶的，有损于美德。总的来说，禁奢令受到青睐，因为它是种控制奢靡和促进节俭的手段。据信，如果人们能够学会节约钱财，那么国王就可在需要的时候获得钱财。经济思维还不接受消费是刺激经济的手段这种理念。
事实证明，禁奢令是无法强制实行的；像之后一个世纪的饮酒那样，装扮的权利与禁令形成对抗之势。当佛罗伦萨的官员在街道上追着妇女检查其礼服、进入房间搜查其衣橱时，他们的发现往往是惊人的：绣葡萄叶和红葡萄的白色大理石花纹的丝绸布料，淡黄底子上绣红白玫瑰的外衣，还有一件外衣是“蓝色面料制成，上面遍布着白色的百合花、白色和红色的星星、罗盘以及白色和黄色的条纹，以红色条纹布做里子”，就仿佛衣服的主人在试着看挑衅可以达到何种程度。
对于拥有多块封邑和城堡的大领主来说，身份不是问题。他们饰以黄金浮雕的外套和以貂皮为衬的天鹅绒斗篷，他们绣着家族饰章、诗句或心爱女子的首字母的色彩斑斓的开衩束腰外套，他们衬着彩色衬里的悬垂的扇形衣袖，他们来自科多瓦（Cordova）的红色尖头长皮鞋，他们的戒指、羚羊皮手套以及悬着铃铛和小饰物的腰带，他们数不胜数的帽子——蓬松的苏格兰宽顶羊毛圆帽、皮制便帽、风帽和帽檐、鲜花制成的花冠、盘卷的包头巾、各式各样的头饰：蓬松的、打褶的、扇形的，或被卷成一条带长尾的口袋、被称为帽上长尾的——这些都是无法模仿的。
刚进入14世纪时，法国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2]在骑士精神、学问知识和基督徒热忱奉献方面的优越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作为传统上的教会翘楚，它的君主符合“最虔诚的基督徒国王”之模式。它王国中的子民认为自己是蒙受神恩的选民，在地球上，上帝通过他们来发布自己的谕旨。有关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经典法文解说被定名为Gesta Dei per Francos（《由法国人完成的上帝的伟绩》）。神恩在1297年得到确认，当时，法国两次发起十字军东征的国王路易九世，在其死去近25年之后，被宣布为圣徒。
12世纪的吉拉尔德斯·坎布伦西斯（Giraldus Cambrensis）注意到，“法国骑士的声誉统治了世界”。在法国这块土地上，“骑士精神得到了良好贯彻”，粗鲁的德国贵族前来学习礼貌举止，在法国君主的宫廷中品评体验；来自全欧洲的骑士和君主聚集在皇宫中，陶醉于马上长矛比武、众多的节日以及多情的殷勤求爱。按照更偏爱法国宫廷而非自身宫廷的盲眼国王波希米亚的约翰（John of Bohemia）的说法，在法国宫廷的居住生活，提供了“世上最具骑士风度的旅居经历”。正如西班牙著名骑士唐佩罗·尼诺（Don Pero Niño）所描述的，法国人“是慷慨大度的礼物馈赠者”。他们知道如何体面地款待陌生人，他们赞扬公平的行为，他们说话彬彬有礼，言谈可亲，“兴高采烈，他们投身于欢乐之中，并寻求欢乐。他们非常多情，男人和女人都是如此，并且以此为傲”。
由于罗马的入侵和十字军东征，法语被位于英格兰、佛兰德斯以及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的贵族阶层说成是第二母语。它被佛兰德斯富豪，被耶路撒冷王国残余部分的法庭，被其他国家的学者和诗人用作专业用语。马可·波罗用法语口述其《游记》（Travels），圣方济各吟唱法语歌曲，外国的吟游诗人模仿法语的《武功歌》来编造自己的冒险故事。当一位威尼斯学者将自己城市的拉丁语编年史翻译成法语而非意大利语时，他解释说，他选择的根据是，“法国语言目前通行于全世界，听起来和读上去比任何其他语言都要更加令人愉快”。
哥特式大教堂这种建筑被称为“法式风格”；一位法国建筑师受邀设计伦敦桥；威尼斯从法国进口身着最新服装的玩偶，为的是能跟得上法国时尚的脚步；雕刻精美的法国象牙制品便于携带，渗透至了基督教世界的边界线。尤其是，巴黎大学提升了法国首都之名，在教员的声誉及神学和哲学的研究声望等方面都胜过了其他所有的大学，尽管这些研究在遵守传统学风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中已步步僵化。巴黎大学的教员人数在14世纪初叶已达500多人，从世界各国被吸引而来的学生数不胜数。它像一块磁石般吸引了最伟大的思想：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纳于13世纪在那里授课，就像他自己的老师、德国的大阿尔伯图斯（Albertus Magnus）和他的哲学对手、苏格兰的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那样，而在下个世纪，两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帕多瓦的马西略（Marsilius of Padua）和英格兰圣方济各会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也在此任教。凭借着大学的美名，巴黎成了“欧洲的雅典”。有人说，智慧女神在离开希腊和罗马之后，将巴黎变成了自己的家园。
巴黎大学从1200年起就拥有的特权许可是其最大的骄傲。由于不受民法约束，大学在论及基督教权威时同样桀骜不逊，总是与主教和教皇发生冲突。“你们这些坐在自己桌边的巴黎大师们似乎觉得，世界应当由你们的论证来统治。”罗马教皇的使节、不久后成为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的本尼迪克特·卡埃塔尼（Benedict Caetani）大光其火地说。他提醒他们：“世界被委托给了我们，而不是你们。”未被此言说服的大学认为自己在神学方面像教皇一样具有权威，尽管它承认，基督的教区牧师与它自身地位相当，是“世界的两道光”。
在这个西方世界的乐土之上，库西家族在1335年的遗产一如它在古时候那样丰厚。在艾莱特河（Ailette）的浇灌之下，库西的土地被称作黄金谷（vallée d’or），因为它树木茂盛，葡萄园遍地，庄稼茁壮，河流中的鱼类丰富。圣戈班的巨大森林覆盖了超过7000英亩的土地，长满了原始的橡树和山毛榉、白蜡树和白桦树、柳树、赤杨树和摇曳颤动的白杨树、野樱桃树和松树。鹿、狼、野猪、苍鹭和各种各样的其他鸟类以此为家，因而它是猎人的天堂。凭借赋税、地租和日益转化为金钱的五花八门的封建会费，凭借过桥费和因使用领主的磨粉机、酒榨机、面包炉所缴纳的费用，库西这种规模的庄园每年的税收在5000里弗至6000里弗之间。
自库迪西亚卡姆的树干时期起就形成的封邑里的一切，都以位于城堡大门前的大狮子石坛（家臣们就是从那扇大门走进来呈献租金和效命之意的）作为象征。石坛位于三头俯卧的狮子之上，三头狮子中，一头在狼吞虎咽地吞吃一个小孩，一头在吞吃一只狗，位于它们之间的第三头狮子则默然不动。在上方端坐着第四头狮子，它气势强大，雕刻家所能激起的全部威严庄重即是如此。诺让修道院院长或他的代理人一年3次——复活节、五旬节、圣诞节——前来表达对这块最初由奥布里·德库西拨给僧侣的土地的尊敬之情。该典礼的仪式像兰斯的任何一次王室加冕仪式一样细致复杂和深奥难懂。
院长代表骑在一匹枣红马上（或者，依照某些说法，是骑在一匹金毛银鬃马上），马尾和马耳修剪得十分齐整，配着耕地用马的马具。院长代表携带着一根皮鞭、一袋麦种和一只装着120只炸肉饼的篮子。这些都是用裸麦面制成的新月形的油酥糕点，里面的馅料是用油烹制过的小牛肉肉馅。一只狗紧随其后，它的耳朵和尾巴也经过修剪，脖子上系着只炸肉饼。代理人在通往庭院的入口处围着一个石十字架绕行3圈，每绕行一次，都会甩响皮鞭，然后下马，跪在狮坛边，如果及至此时，装备和表演的每个细节都正确无误的话，他就可以继续进行仪式。随后，他登上狮坛，亲吻上面的狮子，放下炸肉饼，外加12条面包和3份葡萄酒，以示自己的效忠之意。库西之主会拿走1/3的供品，将其余的分给聚集在一起的管家和城镇长官，并在效忠文件上加盖封印，封印呈现的是一位戴着主教冠、长着山羊脚的修道院院长。
异教徒，野蛮人，封建制，基督徒，从裹着尸布的过去中积聚下来，这便是中世纪社会——以及构成西方人的多个层面的元素。
[1] 夏洛特女郎（the lady of Shalott），据丁尼生诗歌《夏洛特女郎》中的描写，夏洛特领主之女自出生之后便一直受到诅咒，被囚禁在屋子里，只能通过魔镜窥看世间景色，否则便性命不保。——译者注
[2] 原文用“她”指代法国，为符合中文习惯，改成它。——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