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经受一次又一次挫折却明显不思悔改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那么愚蠢行径的主要表现则是拒绝理性思考。在斯多葛派看来，理性是“思考的火焰”，是世间万物运行的航标，而国家的国王或统治者被认为是“神圣理性的奴仆”，上帝派他来是为了“维护地球上的秩序”。该理论的初衷令人欣慰，但现在“神圣理性”往往被非理性的人类弱点，比如野心、焦虑、追名逐利、爱面子、幻想、自我妄想、成见等左右。虽说人类的思维方式是从前提到结论的逻辑过程，但这并不能证明它始终循规蹈矩、完美无缺。
特洛伊人一觉醒来，发现希腊军队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在他们的城墙外留下一个奇异而可怕的巨大怪物，此时，理性的思考明白无误地告诫特洛伊人，这可能是希腊人的诡计。他们至少应该采取理性措施，检查一下木马中是否藏有敌人，包括拉普斯长老、拉奥孔和卡桑德拉在内的人都曾急切地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这一做法很容易想到、毫不费力，但最终没人这么做，特洛伊人从而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
就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来说，他们可能很难做出理性的抉择。他们贪婪无度，巧取豪夺，为了一己私欲而肆无忌惮。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根本就不会对选民的要求做出理性的回应。那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或许有人会认为，本着普通人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也应该像看到脚下的洪水那样注意到这种日益不满的情绪，但他们是以世俗的、暂时的眼光看待教皇职位，而且他们沉浸在王公贵族之间的争斗中，耀武扬威、大肆挥霍，对暗流涌动的不满情绪无动于衷。教皇的荒唐之处并不在于行为偏僻性乖张，而是彻头彻尾地玩忽职守。
英国对美洲殖民地及美国对越南相继采取的措施都是基于先入为主的成见，决策者对中肯的建议置若罔闻，对合理的推论视而不见，经常做出违背常理的事情，这种愚蠢荒唐的行为实则是一种自说自话。
如果政府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缺乏理性，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这将影响国家范围内从公民、社会到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也是创立西方社会思想基础的希腊哲学家所深切关注的问题。欧里庇得斯在他最后的剧作中承认，道德的善恶非常神秘，像被蜘蛛咬了一口这样的外部因素，或者诸如神仙圣灵的干预等，都无法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必须要时刻面对。他的美狄亚[1]知道自己往往会头脑发热，“全然不顾自己的目的”。大约50年后，柏拉图拼命教导人类要牢牢把握“神圣理性”，但最终他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同胞们的生活被感性所左右，一个又一个欲望和恐惧令他们一惊一乍，就像被操纵的木偶发出阵阵痉挛。他说，当理性的判断不符合欲望的要求，人们的灵魂就深感不适，“当灵魂与作为自然法则的知识、见解或动机作对时，我称之为愚蠢荒唐行径”。
当谈及政府时，柏拉图认为，明智的统治者最在乎他最钟情的东西，也就是最符合他自己利益的东西，而这就应该是国家最高利益。但柏拉图并不确信统治者是否总是这么循规蹈矩，于是就建议在国家未来统治者当政之前，应对他们进行考察检验，以此作为警示程序，确保他们按照规则发号施令，施展抱负。
随着基督教的出现，人们又将个人责任返还给外部和超自然的力量，把自己交给上帝和魔鬼处置。18世纪曾经有过短暂的理性统治的辉煌时期，但随后弗洛伊德又将我们带回到欧里庇得斯所说的时代，黑暗的统治力量重新抬头。不论人们有多么良好的意图、多么合理的愿望，隐藏在灵魂深处不受理智约束的力量还是积习难改、一成不变。
影响政治方面愚蠢行径的最主要因素是权力欲，塔西佗称之为“最明目张胆的欲望”。只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才能满足这种欲望，因此政府是实现这一欲望的最佳介质。经商也能带来某种权力，但只限于为数极少的顶尖成功人士，而即便他们也难以享受公职人员的权势和头衔，也没有后者红毯铺地、摩托开道等威风凛凛的气势。其他职业，比如体育运动、科学研究，专业人士、创意和表演艺术等，能够获得各种形式的满足感，但却无从接近权力。他们是名人，能够获得追求地位的人员的青睐，提供香车美女和前呼后拥的崇拜，但这也只是权力的外在表现，而非权力的本质。愚蠢行径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人们只有在这里才能够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但往往也因此而得意忘形、忘乎所以。
托马斯·杰斐逊比大多数人都位高权重，而他对官职的看法也最尖酸刻薄。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如果有人觊觎官职，他的行为就开始堕落。”大西洋彼岸与他同时代的亚当·斯密看法更加尖锐，“就这样……人们把生命中的一半精力都耗费在官职上；他们的贪婪和野心让这个世界纷扰不断，四处喧嚣，劫掠横行，事事不公，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夺一官半职。”他们两人讲的都是道德方面的缺失，而不是能力。当某人在道德方面出现问题，其他政治家不会对他有良好的评价。20世纪30年代，参议院要找一个人担任主席，负责对军火工业进行调查，和平运动的一位领袖征求参议员乔治·诺里斯的意见。诺里斯认为自己太老了，就先将自己排除在外，然后他顺着同事的名单一个一个往下找，有的懒惰成性，有的愚笨无能，有的与军方走得太近，有的卑鄙懦弱，有的操劳过度，有的健康欠佳，有的利益冲突，有的即将连任。他看完名单后，在全部96人中只选出一个人。他认为此人职位相当，有独立见解，完全胜任该任务。另外有一次，美国讨论在欧洲建立基地维护欧洲安全时，认为需要富有激情和灵感的领导人，艾森豪尔将军多次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选，因为“每个人都谨小慎微、惴惴不安、懒散怠惰，就个人而言又野心勃勃”。在这两个例子中，慵懒行为都是异常突出的表现。
权力放纵是愚蠢行径更大的诱因。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哲学家与国王之间的关系前进行了美妙的设想，然后开始怀疑并得出结论，认为法律才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唯一屏障。在他看来，无论给谁过多的权力，就像一艘船的船帆太大，都是极其危险的；中庸已经不复存在。权力放纵一方面导致混乱，另一方面导致不公。没有人能够在灵魂深处能够抵御专制权力的诱惑，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做出愚蠢荒唐的行为，这是最为严重的疾病”。他的王国将被削弱，“他将失去所有的权力”。这确实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命运，他们在当政时期有一半时间，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与命运抗争；路易十四也是如此，不过直到他死后才这样；如果我们认为美国总统权力过大的话，那么还有习惯说“我的空军”的林登·约翰逊，他认为总统职位使他有权撒谎和欺骗；当然，最臭名昭著的，当属理查德·尼克松了。
统治者及决策者为了维护他们思想体系的完整性，往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种状态容易滋生愚蠢行径。蒙特祖玛就因此迎来最为悲惨的命运。以亨利·基辛格的权威为例，政府的领导者总是囿于与生俱来的信念：“只要他们当政一天，就会以此作为决策施政的智力资本”。从经验中学习是一种能力，但几乎没人付诸实践。美国曾经支持在中国不受民众拥护的国民党，最后惨遭失败，但在越南问题上为什么没有以此为鉴呢？而在越南的惨痛教训为什么丝毫没有用到伊朗问题上呢？为什么没有人从以上经验中得出任何推断，从而防止美国现政府在萨尔瓦多做出愚蠢的举动呢？“如果人类能以史为鉴，我们能从历史中汲取多么深刻的教训啊！”塞缪尔·柯勒律治曾感慨万千，“但是欲望和党派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从经验中汲取的教训就像是船上的尾灯发出的微光，只照亮身后泛起的波浪。”美好的形象却误导前行的方向，照射在我们刚刚经过的波浪上的灯光应该让我们能够推断出前方将遇到什么样的波浪。
在第一阶段，僵化思想确定了处理政治问题的原则和界限。在第二阶段，当出现不同意见，机构无法运行时，没有人对最初的原则进行调整。这时，如果决策者足够睿智，就有可能重新审查并思考进而改变路线方针，但这种情况寥寥无几。由于思想僵化，缺乏变通，为了自我保护，不得不增加投入；基于错误的举动制定的政策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后果，但决策者却一味坚持，从不放弃。赞助方投入越多，陷入越深，越是难以抽身而退。在第三阶段，虽一败涂地却不知悔改，损害日益严重，直至造成特洛伊沦陷，新教脱离教皇，大英帝国失去美洲，美国在越南颜面尽失。
问题的症结在于顽固地坚持错误。政府官员在错误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就像听命于具有神奇力量的梅林[2]的指引。早期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关于梅林的描述，主要是为了对人类偏离正轨的行为做出解释，但除非我们把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作为新的魔法，不然就会发现人们确实存在选择的自由。统治者总是要为糟糕或错误的决定寻找正当的理由，正如一位追随约翰·F·肯尼迪的历史学家在描写这位总统时说，“他实在别无选择”，但无论两害相权是多么接近，只要决策者在道德方面有足够的勇气，他总是可以自由地选择改变或中止适得其反的路线。他毕竟不是由荷马作品中诸神心血来潮创造出来受命运所支配的生物。然而，认识到错误，减少损失，并改变路线方针，这是政府最为不情愿的做法。
对于一个国家的首脑而言，承认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在越战期间的悲剧就在于，让一位缺乏自信的总统指挥大撤退。我们再回到伯克所讲的话，“政治上的宽宏大量往往是真正的智慧，而一个伟大的帝国却与众多胸无大志的人一起病入膏肓。”如果认识到坚持错误的做法已经变成自我破坏行为，这就是一种检验。马基雅维利说，君主应该始终不厌其烦地了解形势，耐心倾听所询事情的真相，如果发现有人顾虑重重而有所隐瞒，他应该雷霆震怒。政府需要的就是想要了解每件事真相的人。
拒绝从消极的迹象中得出推论，也就是“榆木疙瘩思维”，在本书中占了相当篇幅，而乔治·奥威尔在其《1984》，这部近代最悲观的作品中，意识到了这一思维方式，并称之为“犯罪中止”。“犯罪中止，指的是在危险念头刚一出现，就好像出于本能而突然中止的一种能力。它包括不领会类比的能力，不能察觉到逻辑错误的能力，对哪怕最简单的理由产生误解的能力……以及对能够导致旁门左道方向的思路感到厌烦或排斥的能力。总之，犯罪中止指的是一种保护性的愚蠢行为。”
问题是，一个国家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是否能够或者如何才能避免出现保护性愚蠢行为，而这个问题反过来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政府是否也可能需要学习。柏拉图的方案里，既包括培养，也包括教育，但这一点我们从未有所尝试。而中国文化中曾有过显著的尝试，这就是他们的科举考试，但并没有产生非常理想的效果。清朝官吏必须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习，参加一系列严格的考试，许多人被淘汰，但中举的人里照样有人贪污腐败，懦弱无能。最终，这一制度由于收效甚微而颓废衰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另一个这样的方案就是使用外国人。土耳其亲兵是一个更大的机构——卡皮·库拉锐（Kapi Kullari），也称奴隶集团，其成员担任从宫廷厨师到大维齐尔[3]的各个职位。这些人主要由基督教儿童组成，他们从小离开父母，由奥斯曼土耳其人抚养长大，并在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教育体制中接受方方面面的任职培训。他们是苏丹合法的奴隶，皈依伊斯兰教，不得成家或拥有自己的财产。由于心无杂念，人们认为他们能够一心一意地为国家及君主效力，他们也完全借此获得报酬和生活必需品。苏丹以此培养出的这批人里不仅有一流的管理者，而且他们还强烈支持他的专制统治。尽管该制度运行良好，但并未阻止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败的命运；而且到最后，该制度连自身都难保。随着时间的流逝，军事机构日益强大，而且公然违抗婚姻禁令，获得了继承权，并逐渐发展成为永久的占主导地位的集团，最终，不可避免地它也向统治者发起挑战，企图公开叛乱夺权。奴隶们遭到了屠杀，集团被悉数摧毁，该奴隶制度的其余部分也一并被废弃，而大特克也日薄西山了。
在17世纪的欧洲，历经“三十年战争”涂炭后的普鲁士还在勃兰登堡统治时期决定用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和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为了消除贵族对军队的控制，申请公务员职位的人都从平民中选拔，且必须完成一系列课程的学习，这些内容涵盖政治理论、法律及法学、经济学、历史学、刑罚学和法规。只有通过各个阶段的考试和任职试用期后，他们才会得到正式任命，明确任期，并有升迁机会。较高职位的公务员队伍采取另外一种选拔制度，不从中下层职员中提拔晋升。
普鲁士制度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无论是1807年被拿破仑打败，还是经历了1848年的革命浪潮，国家都没有遭受灭顶之灾。但那时它就像中国清朝官吏那样，已经开始失去活力，很多具有先进思想的公民移民美国，大量人才流失。然而，普鲁士运用多年积聚的能量，在1871年成功地团结德意志各邦，组成了以普鲁士霸权为主导的帝国。但也正是这一成功埋下了毁灭的种子，因为它就此滋养了自负傲慢的心态和对权力的渴望，并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轰然倒塌。
政治上的冲击让英国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无论是失去美洲大陆还是法国大革命的风暴都没有撼动英国的政治体制，但是在19世纪中叶，随着自下而上的改革呼声日益高涨，1848年欧洲大陆发生的革命终于波及了英国。有人可能以为当局会惊慌失措而采取反动的逃避方针，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审时度势，责令对政府自己的做法进行调查，随后几乎都在保护有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结果，调查部门报告说，国家需要根据教育和特长建立长久的公务员制度，目的在于从长远角度进行连续管理和维护，而不是依据政治上的激情来处理瞬时的问题。虽然遭到了强烈抵制，但该制度在1870年获得通过。一批杰出的公务员脱颖而出，当然也出现了伯吉斯、麦克莱恩、菲尔比和布伦特这样的人物。英国政府在过去100年来的历史表明，除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外，其他诸多因素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
在美国，设立公务员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政治赞助和为一己之利的财政拨款，而不是发掘优秀人才。到了1937年，总统委员会发现该体制存在问题，于是督促有关部门制定“真正的公务员职业发展计划……招募那些忠心耿耿、精明能干、经验丰富、训练有素、有一技之长且能连续稳定任职的人员”。经过多方努力，他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未达到目标。不过即使达到了既定目标，该计划也不会影响当选官员和对高级职位的任命，也就是说，不会影响政府高层。
在美国，选举过程主要是展示筹集款项及打造形象的商业技巧，经过了一轮又一轮这样的过程，美国的选举跟大流士成为波斯国王的过程几乎别无二论，对候选人的资质毫不在意。据希罗多德记载，大流士与他的六位同谋推翻了暴君之后，他们就建立什么样的政府进行了讨论，有人认为采取一人统治的君主制，有人认为由一群最聪明的人组成寡头政治。大流士认为，他们应保持一人统治的原则，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选拔最优秀的人才”组成最廉洁高效的政府。其他人都被说服了，他们一致同意第二天一早一起骑马上路，谁的马第一个对日出发出嘶鸣，谁就将成为他们的国王。大流士暗中让一位聪明的马夫将其马匹最喜欢的一匹母马拴在至关重要的地方，这样一来，他所骑的马就适时地第一个发出了嘶鸣，而这匹马幸运的主人，就这样脱颖而出登上了王位宝座。
随机选择之外的其他因素减弱了“思维之火”对公共事件的影响。对现代社会的国家元首而言，政府部门头绪繁多，各种问题多如牛毛，难以对其中任何一个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且在一刻钟的会谈与阅读30页的简报之间几乎没有时间思考，这使他对问题的认识十分有限，只能做出一些十分保守又愚蠢的决策。与此同时，官僚机关，为安全起见今天重复昨天的所作所为，就像一台庞大的计算机，日复一日，一成不变地机械运作，然而一旦程序错误，则只会永无止境地重复这些错误。
首先，是职位的诱惑，在美国指的是波托马克[4]狂热，令政府难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官僚政客梦想飞黄腾达，高级官员希望扩展权力范围，立法人员和国家元首想要连选连任；为了这些追求，他们的一个指导原则便是，尽量多取悦人，少得罪人。明智的政府会要求身居高位的职员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须根据自己的最佳判断，运用渊博而专业的知识，谨守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但他们头脑中想的是连选连任，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以此为准绳。
这里充斥着野心和贪腐，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因此，在寻求建立更明智的政府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应该首先对公职人员的品格进行评估，而主要就是英勇无畏的德行。蒙田补充说，“野心勃勃之人未必刚毅果敢，只有兼具智慧和理性且循规蹈矩之人，才可能具备如此品质。”《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在公职人员的选拔方面也有类似的标准。“他们认为良好的德行比出众的能力更为重要，”格列佛报告说，“因为人类有必要对自己进行管理，因此他们相信……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从来就不是只能由极少数超凡脱俗的天才才能明白的深奥玄虚的事情，毕竟这样的天才每个时代都寥若晨星。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能够判断真理和正义，对欲望有所节制：除了需要进行一定阶段的学习之外，只要诚心敬意，温良谦恭，辅以相应的经验，任何人都有资格为其国家服务。”
虽然每个人都可能拥有这样的美德，但在我们的制度下，它们远远比不上金钱和冷酷无情的勃勃野心，只有后者才决定着选票的多寡。也许教育选民要识别哪些人品行端正从而对他们进行奖励和肯定，同时摒弃鱼目混珠、招摇撞骗的行为，比教育政府官员更重要。或许时势造英雄，明智的政府更需要一个生机勃勃、求实创新的社会的滋养，而不是一个纷争不断、令人困惑的社会。如果约翰·亚当斯是正确的，即政府“现在与三四千年前相比一点儿都好不了哪里去，”我们自然不要指望有多大的改善。我们只能像三四千年前那样，有时云开初霁，有时阴云密布，时而辉煌壮丽，时而衰落沉沦，就此稀里糊涂地过且过罢了。
[1] 美狄亚：希腊神话中科尔喀斯国王之女，精通巫术，曾帮助伊阿宋从自己的父亲那里获取金羊毛。
[2] 梅林：英格兰传说中亚瑟王的挚友、顾问、先知及魔法师，传说中就是他指引亚瑟王得到了王者之剑，并统治了英格兰。
[3] 据维基百科，维齐尔是苏丹以下最高级的大臣，相当于宰相职位，拥有绝对代理权，原则上只有苏丹才能够解除此权。
[4] 波托马克（Potomac）：美国中东部最重要的河流，流经首都华盛顿，有时比喻美国联邦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