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美国在越南自欺欺人

1.战争萌芽

（1945—1946）

连续五任美国总统在越南所采取的行动并非简单地出于无知，但后来这一点却成了他们的托词。他们或许不了解越南及文化，但是在美国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要说他们不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实在令人难以信服。在美国卷入越南事务的30年当中，我们不时认识到或者预见到阻碍我们成功的所有情况和原因。美国并非毫无预料地逐步陷入干预之泥潭。决策者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各种危险、障碍和事态的消极发展趋势。美国有足够的情报来源，有翔实而见解深刻的评论，这些都源源不断地从战场传递回首都，特别调查团被多次派遣出去，当舆论被专业人士的乐观情绪所主导时，也从来不乏独立的报道加以平衡。愚蠢行为并不源于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对所存障碍的无知，而来自在诸多不利条件下对该目标固执的追求。这些不利条件包括：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该目标实在难以企及；行动之效果与美国利益毫不相称，并最终还会损害美国社会、美国声誉及美国在全球的可支配力量。

问题在于，决策者为什么对各种证据及其影响置若罔闻？这是愚蠢行径的典型症状：拒绝从证据中得出结论，沉迷于适得其反的政策不能自拔。回顾一下美国对越南政策的制定过程，或许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拒绝和沉迷的“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罗斯福总统起初不同意，当然更不会协助法国恢复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但这一政策的逆转开启了愚蠢行径的大门。由于法国被德国占领后感觉颜面尽失，因此强烈要求维持其在印度支那的地位。而对美国人来说，随着胜利的临近，苏联的扩张成为华盛顿的心头大患，因此有必要加强法国在西欧的核心地位以便对抗苏联的扩张。直到此时，罗斯福内心仍然非常厌恶殖民主义，并始终坚定地希望消除亚洲的殖民主义（这是与英国发生冲突的基本原因）。他认为，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暴政是一种最为恶劣的殖民主义形式。印度支那“不应该重新由法国人统治”，他在1943年1月告诉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情况非常清楚。法国对这个拥有3000万人口的国家已经统治了将近一个世纪，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每况愈下。（他们）有权过上更好的生活。”

丘吉尔对安东尼·伊登说，总统“对于这个问题比对任何其他殖民问题都更为坦率。我想，将印度支那从法国人手中解放出来，应该是他参与战争的首要目标之一”。的确如此。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史迪威将军在日记中用显著的大写字母记录了总统的印度支那计划：“不要回到法国统治的局面！”罗斯福建议采取托管统治，“就像菲律宾那样，用25年左右的时间使其站稳脚跟。”这一想法彻底惊醒了英国人，但并未引起曾经统治过越南的中国政府的关注。“我问蒋介石他是否想要印度支那，”罗斯福告诉史迪威将军说，“他断然拒绝了，说‘绝对不要！’就那个意思——‘绝对不要！’”

在法国人到来之前，越南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王国，由交趾支那、安南和东京组成，并在反对中国统治的长期斗争中致力于建立自治政府。尽管如此，罗斯福却似乎从未想到自治的可能性。罗斯福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是源于当时对受压迫民族的普遍态度。无论他们的历史背景如何，在西方人眼里，他们尚不“具备”自治的条件，得等到万事俱备，在西方人的指导下，他们才可能实现自治。

英国坚决反对托管，因为这将作为一个“恶劣的先例”，成为自己重返印度、缅甸和马来亚的障碍。罗斯福也没有坚持。他并不希望在印度问题上火上浇油，因为每次提及这个问题，丘吉尔都会烦躁不安。此后，法国于1944年在桀骜不驯的夏尔·戴高乐领导下获得解放，并坚持其重返印度支那的“权利”；当时的而中国显然过于孱弱，难以担当托管重任。在这种情况下，总统有些束手无策。

由于缺乏广泛的支持，国际托管计划逐渐土崩瓦解。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之所以不喜欢托管计划，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可能会影响美国自由掌控作为海军基地的前日本列岛。国务院中一贯亲法的欧洲派，彻底采纳了法国外长乔治·比多（Georges Bidault）的假设，即除非“与法国通力合作”，否则，“由苏联所主导的欧洲将会威胁‘西方文明’”。而所谓的合作，在欧洲派看来，就是满足法国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在远东（后来东南亚）的同僚极力主张，美国对越南的政策目标，应该是先采取某种过渡政府的形式，然后最终实现独立。这个过渡政府，可以“教”越南人“重新履行自治职责”。

在为各种政策路线的选择而进行的斗争中，亚洲的未来远不及苏联对欧洲的影响力。1944年8月，在关于建立战后机构组织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美国在有关殖民地的提案中对未来独立只字未提，只是提出了软弱无力的托管计划，而这样的托管计划也得由先前的殖民帝国“自愿”同意才可协商执行。

其实印度支那早就表现出对该方案的抵触态度，这种态度在未来的30年只会日益加剧。早在战争期间，通过与日本及维希政府达成的协议，包括军队及文官的法国殖民政府就留在了印度支那执行代理统治职能。但在最后一刻，即1945年3月，日本人取而代之。这时，一些法国团体加入了越盟领导的本土抵抗组织。越盟是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民族主义团体组成的联盟，自1939年以来就一直要求独立，从事抗日活动。由英国控制的东南亚地区司令部（SEAC）与他们取得联系，并请求与之合作。由于对抵抗组织提供任何援助都将不可避免地有助于法国人的回归，罗斯福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他在1945年1月气急败坏地对赫尔说，他不希望在将印度支那从日本人手上解放出来的过程中搞得“一团糟”。在法国请求美国船只运送法国军队到印度支那时，他断然拒绝了。同时，他也不允许对抵抗运动提供援助。但随后他又转变了态度，说任何援助必须只限于抗日活动，且不能对法国有利。

但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谁来接管印度支那呢？过去一年与中国的交涉不太顺利，而法国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令人心烦意乱。一方面有来自盟友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根深蒂固地认为法国不应“重返印度支那”，徘徊其间的罗斯福身心俱疲，生命也行将走到尽头。他极力避免给出明确答复，尽力推迟做出决定。

随着胜利的临近，同盟国的所有其他问题被逐渐提上日程。在这种情况下，雅尔塔会议于1945年2月召开了。大会没有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而是将它留给即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组织会议。在筹备此次会议的过程中，罗斯福对印度支那问题仍然忧心忡忡，并与来自国务院的一名顾问进行了讨论。现在，他又回到了最初的建议，即“只要最终目标是实现（印度支那的）独立”，法国可以当托管者。当被问及他是否会允许让印度支那获得自治领地位时，他断然否决了，说“必须是独立……你可以在国务院引述我的话”。一个月后，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与世长辞。

现在路线已经清晰，在罗斯福去世26天后，国务卿斯特蒂纽斯（Stettinius）在旧金山告诉法国代表说，美国并不质疑法国对印度支那的统治权。他这样说是为美国驻法大使考虑，因为戴高乐先前曾十分生气。戴高乐当时说，他手下有一支远征军，随时准备向印度支那开拔；但由于美国拒绝运送这支部队，他们始终未能出发。另外，“如果你们在印度支那跟我们作对”，法国将会“失望至极”，可能会因此投入苏联怀抱。“我们不想成为共产党……但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我们推过去。”这样赤裸裸的敲诈，正合美国的欧洲派之意。5月，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这位精力充沛的前驻日大使和精干老练的外事服务元老，在旧金山以异乎寻常的冷静口吻向比多保证说，“找不到任何官方声明能够证明甚至暗示美国政府对法国在这一区域的主权有所质疑。”不质疑是一回事，而认可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专家就是这样通过咬文嚼字来制定政策的。

罗斯福的担忧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法国对印度支那的剥削和压榨在整个亚洲可谓无出其右。法国当局大量生产并出口最有利可图的商品，比如大米、煤炭、橡胶、丝绸、香料和矿物等，而同时又操纵当地经济，使之成为法国产品的出口市场。有4.5万名法国官僚借此过上了舒适惬意的生活，其中大多是平庸之辈。法国191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这些人当中只有3人可以讲比较流利的越南语。他们从本地的上流社会中招募“可靠”的越南人当助理，担任翻译和中间商，为他们提供工作，奖励他们土地，并为其中皈依天主教的人提供高等教育的奖学金。他们取消了传统的乡村学校，代之以法国式的教育。但由于缺乏合格的教师，学龄儿童入学率几乎还不到1/5。结果，据一位法国作家描述，越南人的“文盲率比在法国占领前还要高”。公众健康和医疗服务几乎不起作用，每3.8万人才有一名医生，而在美国管辖的菲律宾，则为每3000人一名医生。来自法国的法律条文取代了传统的司法系统，交趾支那成立了殖民地议会，占少数的越南议员被称为“被征服种族的代表”。最重要的是，通过开发公司所有的大型种植园和无视与法国合作的越南官僚的贪污腐败，法国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阶层改造成了没有土地的佃农，这一阶层的人口数量在“二战”前夕超过总人口的50%。

法国人将他们的殖民制度称为“文明的使命”（la mission civilisatrice），这符合他们眼中的自我形象，却同现实相违背。在法国本土并不缺乏直言不讳的左派反对者，在殖民地也不乏善意的总督和公务员，他们不时做出努力，倡导改革，这有损于帝国的既得利益。

越南人民反对法国统治的抗议和起义从一开始就层出不穷。在古代，他们曾推翻中国上千年的统治，后来又结束了中国的短暂征服，屡次反抗本土王朝的压迫并将他们赶下宝座，他们缅怀历代革命英雄，歌颂游击战术的伟大壮举，并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怎么会被动地默许远比中国人还陌生的外国人对自己的统治呢？在19世纪80年代和1916年，越南的国王们自己也曾两次支持起义，但均以失败告终。当与法国沆瀣一气的上流阶层正从法国人的残羹冷炙中大快朵颐之时，其他人却在20世纪民族主义的悸动中抛头颅、洒热血。各种教派和党派、民族主义、宪政主义及准宗教秘密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他们举行示威游行，领导罢工，群情激昂，但很多人被投入监狱、遭到流放，甚至枪毙。1919年，在凡尔赛和平会议上，胡志明呼吁让越南独立，但代表们连听都没听就把他打发走了。他随后加入了印度支那共产党，该党派和中国共产党一样于20世纪20年代在莫斯科的指导下建立，并逐渐掌握了独立运动的领导权，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发动农民起义。成千上万人被逮捕和监禁，许多人被枪决，大约500人被判终身监禁。

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后，被赦免的幸存者逐渐恢复并重新开始独立运动，并于1939年成立了越盟。1940年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似乎正是再次起义的好时机。尽管这次起义同样遭到残酷镇压，但其精神和目标在随后的抗日运动中重新燃烧起来，由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最为活跃。就像在中国一样，日本将其侵略行为美化为民族主义事业，法国殖民地当局竟让他们没有费一枪一弹就进入这片土地。抵抗组织对法国的行为嗤之以鼻，并从中发现了新的机会。

战争期间，美国战略服务局活跃在印度支那，参与抵抗组织的活动并为他们提供帮助。他们为抵抗组织空投武器，空投的奎宁和磺胺类药物帮胡志明治好了疟疾和痢疾，着实救了他一命。在与战略服务局成员交谈时，胡志明说，他了解美国反抗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自主的历史，所以他相信“美国将帮助越南人民摆脱法国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令他异常感动，他认为“美国在全世界广泛支持自由民选政府，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此次谈话当然并非没有私心。他想传达出更进一步的信息；他所说的政府已经“组织起来，随时可以行动”，因此他希望得到武器等援助。OSS[1]成员们表示赞同他所说的话，但他们的大中国区长官坚持认为“不能给像胡志明这样的个人提供帮助，因为他们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会制造许多麻烦”。

就在日本战败前的1945年7月，在波茨坦会议上，关于谁来接管印度支那及接受日本投降的问题，盟军做出了一个秘密决定，即北纬16度线以南的国家由英国管辖，16度线以北的国家由中国管辖。由于英国明显想要恢复殖民地，这个决定也保证了法国能分到一杯羹。美国之所以勉强同意，是因为罗斯福已经去世了，而从情感上来说，美国人更关心的总是让美国的士兵回国，而不是战争之后对退伍军人及伤残士兵的照料；而且，欧洲实力已大不如前，美国不想与盟国发生摩擦。法国提出愿为太平洋前线提供6.2万人的军队，由解放法国的英雄雅克·勒克莱尔（Jacques Leclerc）将军任总指挥，在波茨坦召开的盟国参谋长联合会议原则上接受了这一提议，他们主要基于这样的想法：该法国军队在某个待定的区域将由美国或英国指挥，且到1946年春天才能将部队运送到前线。这里的待定区域就是印度支那，而军队的使命就是重新占领并统治该地区，这几乎毫无秘密可言。

这样，允许法国恢复殖民统治逐渐演变成了美国的政策。虽然杜鲁门总统打算贯彻罗斯福的政策，但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背负反对殖民主义的十字架，况且也没有发现罗斯福留下的书面指令。而且，他周围的军事参谋，按照海军参谋长欧内斯特·J·金上将的话来说，“丝毫不赞成让法国人远离印度支那的做法”。相反，他们想要让西方军事大国代替日本对该地区进行统治。

美国接受了这一做法，在8月戴高乐将军访问华盛顿时，杜鲁门总统对此予以确认。总统此刻满脑子都是苏联扩张的威胁，他说，“美国政府不反对法国军队重返印度支那，恢复对该地区的统治”。戴高乐第二天就迅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这一声明，另外还说，“当然，（法国）也打算成立一个新政权”推行政治改革，“但对我们而言，主权仍然是首要问题”。

这一表述已经再清楚不过了。早在1944年1月，戴高乐就在布拉柴维尔会议上告诉自由法国成员，他们必须认识到，战争加快了殖民地的政治演变；法国将以“高贵而大方的”姿态迎接这种变化，但在主权问题上决不让步。就“殖民政策”而言，《布拉柴维尔宣言》认为，“‘文明使命’的目标……就是排除任何自治的想法，排除法兰西帝国集团以外发展的任何可能性。不论是现在还是遥远的将来，必须防止在殖民地实现‘自治’”。

1945年8月，在日本投降后一个星期，河内举行了越盟大会，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在夺回西贡后宣布独立，还在宣言中引用了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开篇语。在一份由战略服务局传达给联合国的电文里，胡志明警告说，如果联合国不能履行其宪章的承诺，准予印度支那独立，“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独立”。

一向委曲求全的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先后服务过法国、日本，现在又谦和而友好地让位于民主共和国。在以他的名义发给戴高乐的一封电报中，可以看到他对未来的预见：“如果你能亲眼看到这里发生的事情，亲自感受到这里每个人内心对独立的渴望，你就会更好地理解这里的境况，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继续抑制这种渴望。即便你们到这里重新建立法国政府机构，也不再有人会服从你们的命令——每个村庄都将成为抵抗运动的策源地，每个之前的合作者都将成为你们的敌人，你们的官员和殖民者将会自己要求离开这片土地，因为他们在此将举步维艰、寸步难行。”

这一预言再一次被无视了。戴高乐在华盛顿收到了这封电文，但毫无疑问，他没有将内容转达给美国，但即使他这么做了，也没有迹象证明美国会听进去。几个星期之后，华盛顿方面通知在河内的美国政府机构，说美国正在采取措施，以“帮助法国恢复（在印度支那的）统治”。

越南自行宣布独立不到一个月，一位英国将军率领一批英国军队，以及零散的法国部队，在锡兰登上美国C-47运输机，于9月12日进入西贡。两天后，一支1500人组成的法国军队也乘法国军舰抵达。同时，两个法国师团的大部分兵力搭乘两艘美国运兵船分别从马赛和马达加斯加起航，这是美国第一次重大的援助行动。由于运输联营由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控制，并且波茨坦会议已经就相关政策做出了决定，东南亚指挥部可以请求使用联营中可运输工具。随后，国务院取消了这一做法，通知陆军部说，“使用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或飞机，将任何国家的部队运送到荷属东印度群岛或法属印度支那或者从那里运出来，或允许使用这种船只或飞机向这些地区运送武器、弹药或军事装备”的行为都违背了美国的政策。

在法国人抵达之前，西贡的英国指挥官使用推迟解除武装的日本军队对付叛乱政权[2]越盟的一个代表团拜访英国指挥官道格拉斯·格雷西将军时，向他提出维持秩序的建议，“他们说，‘欢迎’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他回忆说，“我感到非常别扭，就立马将他们赶出去了。”虽然这是典型的英式思维，但这句话也表明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如果在越南蔓延开，它将慢慢影响到未来美国在越南的努力。使用诸如“亚洲人”和“东方人”这样的词汇，不仅反映出亚洲人不如白人的观点，还反映了印度支那人不如日本人或中国人的观点。因此他们对独立的主张和诉求也远没有这两个国家强烈。尽管日本人有令人不齿的暴行，但他们有枪炮、战舰和现代工业；中国人一方面因为传教士的影响而备受崇拜，另一方面又被当作“黄祸”而令人胆战心惊；此外，中国广袤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也足以使人畏惧。而印度支那人因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得不到外人的尊重。格雷西将军的话预示着，低估对手只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来自欧洲的法国师团在10月及11月抵达，一些人身着美国颁发的制服，携带美式装备。他们一来就采取以往的武装镇压手段，大肆逮捕，疯狂屠杀。尽管他们重新控制了西贡，逼迫越盟退到乡村，但并未完全恢复对殖民地的统治。在分配给中国的北部地区，越南人用中国人从日本投降中缴获得来而卖给他们的武器武装起来，在胡志明临时政府的领导下重新控制了河内。

令民众和政党困惑的是，战略服务局各部门“缺少”来自华盛顿的“指令”，这反映出美国国内政策的混乱。传统的反殖民主义政策造成了许多矛盾心理，但主导观念认为，一个“稳定、强大和友好的”法国对于填补欧洲的真空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假设打破了政策的平衡。1945年底，美国将价值1.6亿美元的装备卖给法国用于印度支那，并指示仍驻留在那里的战略服务局作为“观察员，密切关注对叛乱的越南人所执行的惩戒性任务”。在五个月时间里，胡志明曾八次向杜鲁门总统以及国务卿请求提供支持和经济援助，但并没有得到答复，因为他的政府尚未被美国承认。

美国如此怠慢胡志明并非因为对越南形势一无所知，美国驻河内情报服务处的阿瑟·黑尔在10月份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美国政策所依赖的法国对改革的承诺以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自治，将难以令人满意。当地人民希望法国人滚蛋。北部的每一个城镇和每一个村庄都张贴着海报，上面写着“独立或死亡！”号召“不要放过眼皮底下的任何一个法国人”。共产党的影响处处可见；临时政府的旗帜类似于苏维埃国旗，官方办公桌上放着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但美国的影响力也同样不可小觑。对菲律宾的承诺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们热切感受到美国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和先进超凡的技术，实用高效的能力以及技术和社会方面的进步。然而，考虑到美国对越盟方面爱搭不理，加之“法国军队最近由美国船只运送到西贡”这类事件，人们已经感受不到美国的善意。黑尔的报告也同样对未来有预警作用——即使法国打败了越南临时政府，“可以肯定的是，独立运动也不会消亡”。这种确定性从一开始就存在。

其他观察员也有同样的见解。《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位记者写道，法国可能会占领北方城市，“但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是，他们是否能够完全扑灭独立运动的火苗。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铲除北方的每一股游击队，他们也几乎没有展现出对付游击战的能力”。

国务院怀疑美国在亚洲的威望正“日落西山”，于是请查尔斯·约斯特对此进行评估。这位当时驻曼谷的政治官员和未来驻联合国大使证实了国务院的看法，而且也援引了用美国船只运输法国军队，以及“这些部队使用美式装备”的事例。战后，附属国人民一直向美国表达友好的善意。但美国没有支持民族主义运动，这一政策“似乎并没有为东南亚地区带来长期稳定局面”。约斯特警告说，恢复殖民政权不合时宜，“除非使用武力手段，否则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

然而，美国支持法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之举。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承认，“该地区存在过时的殖民观点和方法，这是极其危险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希望看到殖民帝国当局被由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意识形态以及由它支持成立并控制的政治组织所取代”。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法国人不断利用胡志明与莫斯科接触的“证据”向华盛顿施压。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对此毫不怀疑。他通过电报告知1946年12月到达河内的东南亚事务主管阿博特·洛·莫法特说：“记住，胡志明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代理人，他的话绝不可信。”

对亚洲解放事业持支持态度的莫法特报告说，胡志明在谈话中曾否认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说，如果能够实现独立，他这一生就足够了。“也许，”他不无挖苦地补充说，“50年后，美国将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而后，越南也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莫法特总结说，掌管越南这个组织“在这一阶段首先是民族主义者”，而且先有民族主义国家，后有共产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的目标“在现阶段必须放在第二位”。他是否受到了蛊惑，历史无法回答。但是谁又能肯定，当胡志明寻求美国支持的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会像事态发展的那样，朝着共产主义方向，一如既往地走下去呢？

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屈辱后，法国人有种恢复法兰西帝国的强烈冲动，因为在他们看来，法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未来危在旦夕。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必须至少要在形式上做一些调整。在1946年与越盟临时停火期间，法国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基本协议，承诺在某个并不明确的日期实现某种并不明确的自治，而其措辞中对主权问题却只字不提。按照国务院远东事务局的说法，这些都是“纸上让步”。由于阴谋未能得逞，他们又恢复了敌对行动，在1946年底，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或称法国的印度支那战争全面爆发。没有人心存幻想。西贡的美国领事报告说，如果法国恢复过去的高压措施和武力政策，“不要指望形势会得到缓解，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阶段性的游击战争将不期而至”。被派去执行这次重新征服任务的法国指挥官自己也看到或感受到了事实真相。在第一次勘察情况后，勒克莱尔将军对他的政治顾问说：“这个任务需要50万人，而即便有这么多兵力，也不可能完成。”他用一句话就刻画了未来。20年后，当50万美国士兵真正进入该地区时，他的判断仍然能被证明充满远见卓识。

早在1945—1946年间，美国政策就已经荒唐之极了吗？即使以当时的思维来判断，答案也必然是肯定的，因为大多数关心外交政策的美国人很清楚，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重建殖民地实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无论援助或支持法国的理由有多么充分，但当各方面情报都显示这是一项毫无希望的事业时，仍然继续制定各种政策，就是愚蠢行径。决策者们自我安慰说，他们并没有将美国的命运寄托于这一事业。因为法国信誓旦旦地表示未来要在印度支那实行自治，或者认为法国缺乏恢复其帝国的能力，因而最终会与越南方面达成和解，他们为此颇感宽慰。杜鲁门和艾奇逊都向美国公众保证，美国的立场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即法国是出于对未来事件的判断而声称获得了印度支那人民的支持”。现在为了表示美国在欧洲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而帮助法国，尽管是亏本生意，但起码不是犯罪行为。

美国也有另一种选择：在西方国家中建立诚信，让他们唯美国马首是瞻；通过与独立运动合作以及提供支持，在亚洲传播善意。如果对有些人，特别是远东事务部来说，这种做法太过明显，那么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似乎并不令人信服。因为对于后者而言，欧洲的安全至关重要，而亚洲人的自治微不足道，因此不应该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用这种选择需要想象力——而这从来不是政府的长处——并且在共产主义仍然被认为是铁板一块时，还得甘愿承担支持共产分子的风险。铁托是当时唯一的异数，无法想象会出现另外一个。此外，它会分裂盟友的关系。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一个不堪一击的政策，一旦这一政策被采纳实施，就必须承担其后果。

在处理与越南关系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始终都在怀疑政策是否荒唐愚蠢，这总令人惶恐不安；而这一点，从有时被歪曲的政策指令中可见一斑。1947年，在为驻巴黎、西贡和河内的外交官准备的美国立场综述中，法国事务局为乔治·马歇尔起草了一份指令，内中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与不确定性。它把代表着全世界1/4人口（文章中这么说）的东南亚新兴国家的独立运动，看作“影响世界稳定的重大因素”；它认为要防止这场斗争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防止其倾向于反西方思想，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与前殖民帝国结成同盟；一方面，它认为这种同盟“必须是自愿的”，另一方面，它又认为印度支那战争只会破坏自愿合作，并“不可挽回地疏远越南”；它说美国希望提供帮助，而同时又不愿干预或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还“不可避免地关注”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外交人员是否从这份文件中受到启迪，实在值得怀疑。

2.自我催眠

（1946—1954）

1946年3月，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铁幕”演说，这标志着“冷战”正式开始。丘吉尔在该演说中指出，没有人知道苏联及共产国际“为改变人们的信仰而变本加厉的做法究竟会疯狂到何种地步，不知是否存在下限”。

形势非常紧张。罗斯福关于战时同盟结成战后合作伙伴以维持国际秩序的幻想已经彻底破灭，他在华盛顿度过了最后一天，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承认，“斯大林早已打破了在雅尔塔所做的每一个承诺”。直至1946年，苏维埃的统治已遍布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并且波及南斯拉夫。出现在法国和意大利国内的共产主义党派成为一种隐患。乔治·凯南在驻莫斯科大使馆表示“要长期性地、严厉地、高度警觉地对俄国的扩张趋势进行遏制”。1947年，国务卿马歇尔呼吁，美国方面应该要培养一种对“世界秩序和安全的责任感”，为了达成此项使命，美国无论成败，都应“势不可挡”。对此，莫斯科方面通过宣言做出回应，号召世界上所有共产主义党派团结一致共同抵抗美帝国主义。接着，美国出现了杜鲁门主义，承诺支持自由民族抵御来自“少数武装力量”或外部势力的镇压或侵略，并推行马歇尔计划以便为战争中被削弱的欧洲诸国提供经济援助，使其早日恢复活力。这一重大努力成功阻遏了共产主义在希腊和土耳其的传播。

1948年2月，苏联将捷克斯洛伐克纳入麾下。美国重新制定了征兵草案。同年4月，俄国对柏林实施封锁。华盛顿方面果断利用空运为柏林补给所需物资，这种空运行动持续了1年，直至封锁解除。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共同抵御对其任一成员国的进攻。

1949年10月，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打破了各方势力的均衡，其所带来的冲击不亚于珍珠港事件。美国沉浸在“失去”中国的歇斯底里中；而无论在国会还是商界，院外援华集团发言人的极端言论，都是美国政治生活中压倒一切的声音。而这一冲击之所以更加令人惊恐，是因为早在几周之前的9月份，俄国就已经成功试爆了一颗原子弹。1950年初，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宣称其持有一份包含有205个受雇于美国国务院的“真正”共产党员的名单，他认为共产党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各个阶层；而在接下来的4年中，美国人不仅没有反对这一诽谤，而且还为其呐喊助威。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根据联合国授权采取军事行动。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罗森伯格夫妇因叛国罪受到审判并于1951年被宣判。因为艾森豪尔总统拒绝对死刑进行缓期执行，两人随后被处决，他们的两个孩子成了孤儿。

“冷战”的这一系列动作决定了印度支那的命运。其核心理念便是，每一次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运动意图都是在苏维埃俄国的领导下征服世界。毛泽东在中国的胜利似乎令人担忧地证实了这一点；而随后的抗美援朝更导致美国对亚洲的政策进入恐慌期。现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清楚”的是，“东南亚地区是由克里姆林宫指挥的协同进攻的目标”。印度支那之所以被视为重心，部分原因在于那里早就硝烟四起，欧洲军队正在与共产党领导的本土武装力量打得不可开交。印度支那被称为“关键地区”，一旦它陷入共产主义的魔掌，缅甸和泰国也将不可避免。最初，人们认为是苏维埃俄国发动了共产主义进攻。在中国军队加入朝鲜战争之后，中国被看作是主要发起方，而越南则是它的下一个目标。胡志明和越盟与共产国际合作，对美国表现出了敌意。当中国共产党的作战部队夺取了一直被蒋介石占领的琼州湾的海南岛时，警戒等级随之上升。于是，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5月8日宣布给予法国和印度支那相关国家总计1000万美元的首批直接军事援助拨款。

早在前一年，法国就根据《爱丽舍协议》组建了包括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在内的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该协议承认越南“独立”，并恢复了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国家元首的地位。随即，1950年2月，在美国承认保大政权之后，苏联和中国立即宣布承认河内的民主共和国为越南合法政府。然而越南人民并没有因为《爱丽舍协议》而获得实际的行政权力，法国仍像从前一样控制着越南军队。保大政权腐败无能，其行政人员疏于政府管理却精于贪污腐败。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极力相信，保大政权能够有效替代胡志明政权，而法国是支持保大政权的，这样美国就可以通过援助法国来支持保大而不必背殖民主义的黑锅。然而，事与愿违，保大政权的领袖也承认，政府只是一个空壳。他对顾问潘光诞博士说，“目前的政治形势无法让人民和军队相信，他们拥有值得为之一战的东西。”如果他像美国极力倡导的那样扩充自己的军队，可能会很危险，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集体背叛了越盟。更毋庸置疑的是，潘光诞博士是一位热诚的民族主义者。他说，越南军队实际上听从法国人的指挥，没有自己的领袖人物，他们“没有意识形态，没有目标，没有热情，没有战斗精神，没有人民的支持”。

美国政府对这一事态并非一无所知。美国驻越南技术和经济代表团代表罗伯特·布鲁姆汇报说，保大政府“能力有限，难当大任，或者说难以赢得人心”，而当时的形势也“显示不出任何有实质性改善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不可能取得任何决定性的军事胜利，从而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即“美国要实现目标还遥遥无期”。在历经18个月的挫折之后，布鲁姆终于在1952年打道回府。

美国政府各部门一方面不断相互保证说，印度支那“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对于其防御至关重要，并不厌其烦地极力推动法国及消极被动的保大本人为此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而另一方面，他们继续无视自己掌握的情况可能带来的后果。尽管保大政权缺乏广泛的支持，但出于对不断推进的共产主义的恐惧，他们还是要求法国进行援助，以对抗越盟。朝鲜战争刚一爆发，杜鲁门就宣布派遣美方首批人员到印度支那，也就是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该顾问团在战争之初只有35人，后来增加到约200人，意在推广美军作战诀窍并监督美方设施（第一批货物于7月份被空运到西贡）的使用情况。法国方面并不想要这些援助，而且始终很排斥。由于法国方面坚持如此，物资没有被送到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而是直接运到法国人那里，这就清楚地说明，所谓的独立只不过是天方夜谭。

由于美国已经踏上争端之地，决策者们感到有必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从而为接下来的行动找到充分的理由。于是，政府炮制了一个又一个政策声明，强调东南亚地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于自由世界的未来举足轻重”，其战略位置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必须为自由国家所支配，决不能落到国际共产主义手中。杜鲁门总统在一次广播中告诉美国人民，克里姆林宫里的共产党领袖们策划了一个“可怕的阴谋，企图在世界范围内消灭自由主义”。一旦他们得逞，美国将会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认为当前处于“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并且提议召开慕尼黑会议，其主要内容便是：如果自由国家能够协同行动，及时粉碎独裁者的侵犯，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就不会爆发了。

或许情况确实如此，但人们并没有吸取经验教训。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国家公然用飞机和炮弹武装侵略中国满洲里、中国华北、埃塞俄比亚、莱茵高地、西班牙和苏台德区，随之驻扎军队；而1950年为反对印度支那而进行的这种想象式进攻，在观察家们看来则源于一种自我诱导的心理状态。1950年2月，在对局势所做的一次公开评估中，国家安全委员会声称，对印度支那的威胁仅仅是“预料之中的”共产主义“占领整个东南亚”计划中的一个环节。然而，1948年调查共产主义对东南亚渗透情况的美国国务院调查小组并未发现克里姆林宫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活动踪迹。该小组报告说，“如果东南亚地区存在莫斯科方面领导的阴谋活动的话，印度支那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然而，俄国对世界构成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共产主义制度与美国的民主和利益处于对立的状态，苏维埃共产主义大肆扩张，意图囊括邻近国家及其他弱不禁风的小国，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它与共产主义中国结成了侵略伙伴关系。但这种结论实在有些言过其实，并将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为了国家利益对共产主义进行遏制阻挠等，无疑是正确的、适当的。但是，认为共产主义制度通过印度支那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却完全是一个愚蠢荒谬的推断。

随着事态的发展，中国加入朝鲜战争，杜鲁门总统认为“共产主义侵略”将美国置于了“极度危险”之中，美国安全至此受到威胁。毫无疑问，麦克阿瑟将军越过“三八”线进入共产党控制的领土范围，由此致使中国军队的介入，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一行为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但是对于战争的偏执狂而言，他们极少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从中国军队开始打响抗美援朝战争的那一刻起，华盛顿方面就始终认为，中国军队正开始行军，并将出现在与中国南部边界接壤的印度支那。

艾奇逊在其“周边”（将朝鲜置于该周边之外）演讲中指责杜鲁门政府“失去”了中国，并引发其对朝鲜的进攻。焦头烂额的杜鲁门政府于是决定武装对抗共产主义阴谋，显示自己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威胁成为至高无上的教义。杜鲁门在宣布对东南亚提供9.3亿美元的军事及经济援助的特别咨文中对国会议员们说，苏维埃统治者早已将中国当成了附属国，而同样的命运也将落到朝鲜、印度支那、缅甸和菲律宾等国家头上，并威胁要“将东方的人力资源和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纳入苏维埃征服世界的计划中”。这种做法将会“使许多自由国家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原材料”，将东方国家数以百万的爱好和平的人民变为“克里姆林宫的爪牙”。表面上文质彬彬的艾奇逊也在众多场合积极响应这番言辞。他在苏维埃和中国承认胡志明政府的行为中找到了共产主义阴谋的证据，这应该能够“消除”对胡志明民族主义的“所有幻想”，并揭露其“作为印度支那民族独立运动的死敌的真面目”。

作为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将证明自己是越南问题的所有政策制定者中最坚定、最确信、最诚挚、最固执且最有韧性的一个，他提出的新见解，为人们重新审视越南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即令美国如此摇摆不定的根源，找到了新的方向。他告诉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说，问题的关键并非法国殖民主义，而是越南人民是否会被“苏维埃共产主义帝国以武力手段纳入新的殖民主义范畴”。越盟将是“共产党政治局的一个工具”，因此也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

基于这些理由，美国政府确信，将印度支那排除在共产主义势力范围之外事关美国切身利益；因此，无论法国是否通过殖民战争的方式在印度支那地区取得胜利，这对于“维护自由世界的安全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越南的确是为了‘独立’而战，那么法国参战的意义何在”这一问题并不在讨论之列）。这一立场通过《纽约时报》社论传达给美国公众，宣称“现在所有美国人民都应该明白，对于整个自由世界来说，法国驻守在极其重要的前线地区”。尽管并没有派遣军队的冲动，但美国决意要“为西方国家守住东南亚的粮仓、占据战略要冲，并维护其良好的声誉。不然，从整个东南亚一直到突尼斯和摩洛哥，所有这一切都将岌岌可危”。就在此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甚至设想了日本从马来半岛和印尼获取橡胶、锡和石油，以及从缅甸和泰国进口大米的途径被切断的情况下垮掉的情形。

从这一自我催眠的过程，我们得出如下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使印度支那地区免受共产党控制对美国利益的而言确实如此重要，那么我们不应该积极投身于该地区的防御吗？鉴于朝鲜战争的教训，我们害怕武装干预有可能引起中国的军事反弹，因此美国军方不会去这么做。“在亚洲不要发动地面战争”是美国军队中流传已久并且深信不疑的信条。其实并不乏警告劝诫的声音。早在1950年，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之时，一份由共同防御援助办公室副主任约翰·奥利起草的美国国务院备忘录就建议我们应该适当重新审视一下我们在印度支那地区的行动方向。我们不仅有可能一败涂地，浪费大量资源，而且当我们的职责“倾向于取代法国而非与之相辅相成”时，我们就会极力维护这种局面，这样我们就将成为法国的“替罪羊”而不得不直接出面干预。“种种境况一如滚雪球。”奥利总结说。与众多有先见之明的备忘录的命运一样，奥利的忠告（如果曾为上层所知悉的话）对上层决策者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而是静静地躺在文件夹中，唯有历史最终验证了其中的每一句话。

在这份备忘录被发出之前，杜鲁门政府采纳了一份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的政策文件。该文件建议，一旦中国公然干涉印度支那，美国就派遣海军和空军支援法国，并攻击中国大陆的目标。但该文件对地面力量却只字未提。

在1952年的总统大选中，艾森豪尔将军领导的共和党上台，新政府得到极端右翼反共分子和援华集团的支持。新任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Walter Robertson）在一次讲话中将援华集团的主张进行了简要概括。沃尔特强烈支持蒋介石，而后者在收到中央情报局对新中国钢铁产量的估算时，怒不可遏地回答说，这一数字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政权，根本不可能生产出500万吨钢铁”。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威廉·诺兰是极端主义分子的领军人物，他指责民主党“将亚洲置于被苏维埃占领的危险中”，并经常谴责新中国，还发誓说，如果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被联合国所接纳，那美国政府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极右势力始终不厌其烦地对政府施压。林登·约翰逊，尽管所受的压力要小得多，但在近15年之后就极右势力的力量进行作证时说，它就是“令人恐惧的庞大怪兽”。

共和党还任命了一位专横跋扈的人物负责外交事务的决策，他就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个因职业训练和性格特质而一味采取攻击行为的人。如果杜鲁门和艾奇逊对冷战论调有些过于言听计从的话，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有人指责他们是“叛党”（麦卡锡就是这么称呼民主党的），他们不得不予以回应；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失去”中国的美国民众狂热情绪的安抚。而新任国务卿杜勒斯则是天生的冷战极端分子、本性恃强凌弱的吹鼓手，处心积虑地表现出嗜勇好斗的一面，因为在他看来，外交关系就应该这么处理。他发明了“边缘政策”，采取反攻而非遏制的策略，并信奉“激情洋溢，掌控一切”。

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时任参议员的杜勒斯说，“我们的太平洋前线”现在“完全处于东方的包围之中……现在形势危急万分”。他所谓的包围是指中国共产党向台湾挺进，并从那里一直到菲律宾；而且，一旦允许他们迈出中国大陆，将具备“前进并继续前进”的能力。当麦克阿瑟的部队在朝鲜被中国志愿军打得节节败退的时候，杜勒斯对敌人的预测更加令人心惊胆战。菲律宾的胡克农民起义、胡志明在印度支那领导的战争、马来亚共产党的崛起、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和抗美援朝战争，都是“精心策划了35年的暴力模式的内容”，并最终导致了贯穿整个亚洲的“战争与混乱状态”。

将东亚各国混为一谈，而不考虑各国的国民性、历史、差异或各自的国情，这是无知肤浅的表现，也可能明知错误而蓄意为之。但无论如何，这种想法演变成为多米诺理论，并成为一种教条。在西方人眼中，东方国家总体上都差不多，因此希望它们采取相似的行动，并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动作要领完全一致。

作为长老会牧师的儿子、传教士的亲戚以及虔诚的教徒，杜勒斯拥有这些家庭背景所赋予的一腔热血和沉着镇定的品质，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在处理某些官方问题时表现出无赖行径。在他看来，蒋介石和李承晚“这两位绅士就好像是现代社会的教会创始人。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为了信仰而遭受苦难”。与其说他们的信念是苦难的源泉，倒不如说已经成为力量的源泉。

1952年，杜勒斯在《生活》杂志上发了题为“大无畏政策”的文章，他坚信面对共产党所统治的国家，美国必须表明“它想要并期盼这些国家的解放”——“解放”当然是指推翻共产主义政权。作为当年共和党政纲外交政策的起草者，杜勒斯摒弃了遏制政策，认为这种政策“消极、没用且不道德”，他用一种低沉压抑的语调说，要鼓励“解放那些被压抑的国家”，这势必会造成压力，从而使“统治者无力继续并最终结束其残暴行径”。如果此番言辞不仅仅是选举之年政党纲领的鼓吹手段的话，那么它其实表现出了杜勒斯的性格特征。在接下来的7年时间里他将一直担任国务卿，对他而言不仅要身居高位，而且要制定政策。在其任职期间，杜勒斯成为美国对越南事务进行干涉的最为重要的公共关系官员。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召开，拉开了通过国际力量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序幕。新上任的俄国总理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在斯大林葬礼的致辞中表示要“和平共存”，这令欧洲的紧张态势有所缓和。随后，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提议大国召开会议。艾森豪尔总统发表演讲予以回应，对俄国发出的缓和信号表示欢迎，同时也表达了美国人民的愿望，即只要朝鲜半岛的战争能够“体面地结束”，那么整个亚洲以至于全世界都能迎来“真正的全面和平”。杜勒斯对这一表态嗤之以鼻。《真理报》和《消息报》将艾森豪尔这番演讲印刷出来，大力赞许。杜勒斯曾试图借机让克里姆林宫明确承诺结束越盟的叛乱，并以此为条件签署朝鲜停战协议；他像往常一样想当然地认为，莫斯科在幕后操纵了河内的一切行动。不过这一次，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在他心目中，苏联是世界阴谋诡计的罪魁祸首这一认定从未动摇。

1953年7月，随着《关于朝鲜军事停战协定》的签订，朝鲜战争结束。新的警报随之而来，中国军队可能会转战越南，帮助越南共产党取胜。越盟已成功开辟了通往中国的补给线，借此从中国接收的燃料和弹药等物资从每月10吨增加到了500吨。这时，美国是否派兵介入的问题在政府内部引起激烈争论。因为一旦开战，地面战争将不可避免，而在这方面，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已然吃了大亏，这样一来，军队难免心存顾虑。参谋总部的规划部请求“重新评估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性以及拯救该地区可能付出的代价”，这一问题正中要害。巴林顿公爵也曾有过同样的忧虑，他认为，如果英国在殖民地发动战争，“即便我们取得胜利，最后也是得不偿失”。正如英国对殖民地所发动的战争那样，就越南战争而言，从未有人回答过相对价值这样的关键问题。

参与讨论的几位海军和空军指挥官极力主张作战，而国防部长的对外军事顾问、海军中将A·C·戴维斯则认为，“应该尽一切可能避免”卷入印度支那战争；但如果美国政府决意参战，就“不应该自欺欺人地认为可以浅尝辄止，只投入‘海军和空军’力量”。他提醒在座人员说，空中力量至关重要，但必须要有地勤的支持；而地勤基地又需要地面部队，这些都需要有地面作战部队提供保护。“我们必须要明白，一旦参战，毫无省钱省力可言。”

由此看来，“局部参战”成为人们反对的主要理由也不无道理。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在给总统的建议中强烈谴责对印度支那的“静态”防御，并认为对侵略者要迎头痛击，“这次指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就是美国在亚洲的敌人；而越南人民，在五角大楼看来，不过是中共的爪牙。官员们还警告说，“一旦美国开始调拨军队，发挥其威望，胜利就将手到擒来。”

华盛顿方面获悉了可能妨碍战争胜利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假定各部门主管和负责人能够充分利用派出的特工人员所获取的情报。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在谈到当地人的“仇外”情结时说，“即便美国打败越盟的地面部队，他们也会通过游击战的形式与我们无休止地周旋下去”，以阻止非共产党政权对该地区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或许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都将不得不保持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军事力量”。

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情报机关等部门为此争论不休，结果还是一筹莫展，毫无良策，纠结于“要是……该怎么办”的一团乱麻中：要是中国卷进来怎么办；要是法国要求美国积极参战怎么办；或者恰恰相反，法国政府迫于本国民众的强烈要求，从中退出而将印度支那拱手让予共产党政权怎么办。他们仔细考虑了每一种可能性。跨部门工作小组还提供了详尽的研究报告，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各部门普遍认为，法国只有与越南人民建立真正的政治军事伙伴关系，才有可能赢得胜利。然而，考虑到法国不会愿意移交手中的权力，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除共产党之外，该地区尚未出现其他合法的地方领导机构；法国的处境日益艰难，单纯凭借美国海军和空军的力量也难以扭转这种局势。艾森豪尔总统由此得出结论，美国武装干涉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与同盟国联合行动，获得国会的批准，法国要“加快”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独立的步伐。

与此同时，随着法国在越南的形势一落千丈，危机迫在眉睫，美国加大了援助力度。轰炸机、运输机、舰艇、坦克、卡车、自动武器、轻武器和弹药、炮弹、无线电台、医院和工程设备以及经济援助都于1953年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位。在此前的三年时间里，共有350艘（或者以每周至少两艘的数量）舰船作为军需物资运到法国部队手中。然而在1953年6月，美国一家情报机构根据评估报告做出判断，认为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法军的各种努力最终“很可能使结果更糟”，并且如果当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局势只会“迅速恶化”；“公众的冷漠态度”不会有所好转，而越盟“将保持军事主动权”。不论是听从建议，从这一开始就危机重重的事业中抽身而退，还是增加援助，继续对法国予以支持，情报机构的这份评估至少应该引起美国当局再次审慎的思考。但是美国方面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停止对法国的援助，法国在欧洲大陆将不再与美国合作。

正如艾奇逊所说，“法国人敲诈了我们”；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进行援助成为法国加入欧洲防御共同体的条件。美国对欧政策与该方案捆绑在一起，目的是与主要国家结成统一联盟；而法国对此忧心忡忡，极不情愿，因为该体系也包括不久前曾侵占过法国的德国。如果美国想要法国成为欧洲防御共同体的一员，并希望法国的12个师成为北约的军事力量，那么它就必须为法国在抑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所做出的努力付出代价，并顺带维护其在该地区的帝国威望。只有法国加入欧洲防御共同体，该体系才能够有效运作。美国方面对此踌躇满志，并答应了法国的要求。

法国拥有超强的人员配备，还有美国提供的充足的后勤物资，但表现却如此不如人意，原因不言自明。殖民地军队中有两万多人来自印度支那，此外还有8万法国人，4.8万北非人和两万外籍兵团成员，他们没有理由为法国英勇献身。美国人总是谈论没有共产主义的自由，而越南广大人民所要的自由是摆脱法国及本国的剥削者。让全人类拥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不过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妄想。艾森豪尔总统曾在就职演说中说过，“我们在欧洲所珍爱并守护的自由，与亚洲危机四伏的自由并无二致”。他错了。人类或许有共同之处，但与生俱来的生存环境会导致不同的需求和愿望。

没有人会幻想能够改变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缺乏斗志的状态。托马斯·特拉普内尔少将是1954年从军事援助顾问团退役的高级军官，他汇报说，这是一场充满矛盾的战争，“越南方面并没有要赢得胜利的普遍愿望”，而“与越南国家领导相比，越盟领袖更受民众的爱戴”。然而，尽管他承认军队缺乏斗志，但他还是建议将战争进行到底。艾森豪尔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不得不承认越南“缺乏我们希望看到的兴致和热情”。在其1963年（恰逢其继任者带领美国参战之前）出版的回忆录中，他承认“大多数人站在敌人一方”，因此法国不可能依靠越南军队取胜。美国的援助“无法改变这一劣势”。

到1953年，法国国内对这场无休止的、令众多法国人难以接受的战争越来越持厌烦的态度。人们日益坚信，法国不可能在维持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及欧洲的防御任务的同时满足国内百姓的生活需求。尽管美国承担了大部分费用，但经过共产党的大力宣传，法国人民反战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不断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要求政府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

此时的杜勒斯不顾一切地要使法国继续战斗下去，以免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手中，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1954年初，40架B-26轰炸机将200名身着便衣的美国空军技术人员运送到印度支那。国会先后拨款4亿和3.85亿美元对亨利·纳瓦尔将军制订的进攻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帮助法国采取最后一次疯狂的军事行动。从1946年以来，到几个月后发生在奠边府的那场灾难为止，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中总共投入20亿美元，为法国承担了80%的军事费用，还不包括为维护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政权的稳定及加强反抗越盟的力量而提供的援助。像大多数的类似援助一样，大部分资金流入了借机牟取暴利的官员的腰包。正如奥利备忘录中曾经预言的那样，不管美国是否愿意，它都将不可避免地逐渐取代而不是协助法国参与到这场殖民战争之中。

明知问题所在，美国官员们还是在内部转发的大量政策性文件以及给法国声援的建议中强调，必须切实“加快”独立进程。这是明显的愚蠢行为。一方面让法国更为卖力地战斗以实现对越南的控制，而另一方面又让它信誓旦旦地保证越南最终会真正独立，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他们意欲让越南保持独立，却为什么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像控制殖民地那样牢牢地控制着它呢？

法国人十分清楚这一矛盾，但不论赞成还是反对这场战争，他们都希望获得某种形式的有限主权，以便使印度支那仍为法兰西联盟的成员，该联盟是战后人们对法兰西帝国的委婉称呼。法国的自豪、法国的荣耀、法国所做出的牺牲，还有法国的贸易，这一切都需要印度支那；更为重要的是，法国担心，一旦印度支那脱离联盟，它将成为另一个阿尔及利亚。美国在制定政策时，既希望法国继续战斗，又希望法国能放弃殖民地，这种看似荒谬的做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美国只从对抗共产主义的角度考虑战争，这可能涵盖了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但另一方面，它对与独立自主相矛盾的垂死的殖民主义却置若罔闻。

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以及其他人都担心中国会加以干涉，不过他们认为，只要对中国进行必要的警告，比如使用像核武器那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报复，或对中国大陆采取其他军事行动，使其不敢贸然出击，印度支那的局势就会朝着对法国有利的方向倾斜。很显然，这种想法忽略了越盟以及越南人民一个世纪以来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直到最后，美国也没有改变这一错误的判断。

与此同时，制定政策的人很清楚，在亚洲人看来，美国人作为这场由白人发动的战争的同盟，已经声名扫地，这在他们措辞焦虑的备忘录中已经表露出来；而法军凭借纳瓦尔计划取胜只是一个假象；也就是说，尽管美军军事援助顾问团主席、“铁血麦克”奥·丹尼尔将军表达了他的乐观态度，但增加军需物资供应并不能确保纳瓦尔将军一定获胜。美国的援助其实并没起到什么作用。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对越南的军需物资供应已达到每月1500吨，除非这批供应被切断，否则河内方面不会投降；而令他们焦躁不安的是，法国公众和国民大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因此战争很有可能会因为政治危机而被迫终止，令美国前功尽弃，或者独自继续这一结果不明的事业。他们知道，没有美国的支持，法属印度支那联邦难以为继。既然了解并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国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将大笔金钱浪费在远在地球另一边且无法自食其力的国家身上呢？

美国先认定印度支那是共产主义侵略的主要目标，而后又在每一个政策建议和公开声明中再三重申：防止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魔掌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结果它落入了自己的宣传陷阱中。对“冷战”言过其实的宣传最终令决策者也思路混乱。美国政府认为，或者说在杜勒斯的谆谆教导下早就确信，当务之急是阻止共产主义势力渗入东南亚。而且，在“丢掉”中国之后再“丢掉”印度支那无疑会引发政治危机。自由党人也这么认为。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在1953年访问东南亚五个地区之后，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共产主义蓄意扩张苏维埃帝国版图，这个意图在每一个前线战场都确实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越南的沦陷将会使整个东南亚陷入危险之中。”国会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在对外政策方面始终具有相当影响力，而且他还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他从担任远东历史教授时就对亚洲特别感兴趣。他在1953年结束前线视察回国后，向参议院报告说，“共产主义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所到之处”，“世界和平悬而未决”；“因此，印度支那地区比朝鲜更关乎美国的安全”。正是由于认识到印度支那对“不受共产主义控制的地区以及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我们才为当前的冲突提供援助。

这番极尽夸张的言论背后，是联盟在共产主义巨兽的严重威胁下的形势。麦卡锡主义和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导的政治迫害行径、共和党右翼势力及援华集团中的告密者、黑名单和暴力分子，对中断职业生涯人员的追踪调查，这一切令所有人担心，美国陷入极度恐慌之中。每个人都焦躁不安、战战兢兢，随时随地准备出示反共凭证，甚至连杜勒斯也不例外。据一位同事所说，杜勒斯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麦卡锡的下一个矛头可能会指向自己。这一运动也逐渐波及了总统，当麦卡锡抨击马歇尔将军时，艾森豪尔也只是默然以对。麦考利曾经写道，英国公众周期性出现的道德滑坡实在荒唐至极，而现在可以再加上一句，美国民众在20世纪50年代所表现出的胆小懦弱更是前所未有。

艾森豪尔政府时期，军事战略被“新景”所取代。这一“新景”便是核武器。根据战略专家和内阁成员组成的委员会所制定的核构想，在与共产主义的对抗中，这种新式武器将会在未来给对手造成更为严重的威胁；而且，与依靠大规模传统武器装备和“过时的战争方式”相比，战争本身也会变得更激烈、更迅速，成本也更低。艾森豪尔非常关心未来的预算赤字，其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也同样忧心忡忡，后者直截了当地说，“无视国家的资源和经济发展问题，单纯为了保护一个已经垮台的国家而耗费巨资建立浩大的防御体系，这样的军事计划不会起到防御作用，只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这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新景”的出现一方面是受到国内经济的刺激，另一方面也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

1954年1月，杜勒斯在题为“大规模报复”的演讲中公布了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向莫斯科发出警告。美国借此向所有“潜在的侵略者”清楚地表明，美国不会对任何侵略行为坐视不管；人们对这一演讲欢呼雀跃，混乱和喧嚣盖过了武器的威慑力。世界上有一半国家认为这只是虚张声势，另一半则心存畏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印度支那的形势逐步陷入危机。

1953年11月，纳瓦尔将军派遣1.2万名法国军队攻占了靠北的奠边府要塞地区，直到河内西部。他的目的是将敌人引诱至正面战场，然而他选择的这个位置，四周都是高地且大部分已在越盟的掌控之下，这个草率的选择最终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几乎同一时间，在柏林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议上，莫洛托夫提议扩大讨论范围，即召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讨论亚洲问题。

奠边府战事的失利、国内民众要求结束战争的巨大呼声令法国政府焦头烂额，它于是紧紧抓住这个谈判机会。五大国的提议令杜勒斯感到担忧，因为在他看来，与共产党达成任何协议都是不可接受的，与中国人坐下来谈判更令人难以置信，因为那样可能就意味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他认为，自从马林科夫发表共存演说以来，苏联所提出的种种建议都不过是“精心设计的假和平”策略，旨在使对手放松警惕。于是他用尽浑身解数，利用军火库进行恫吓，抵制五大国会议；而另一方面，他努力使法国全身心继续战争，不要顾及美国方面的压力而危及欧洲防御集团。法国政府为了从政治上挽回些面子，决意要将印度支那问题提上日程。杜勒斯要一味坚持，就得与其争吵不休，但他拉不下这样的脸面，因此不得不让步。最终，五大国会议定于4月底在日内瓦召开。

承认共产党在越南的存在和法国放弃战争这两点在美国政策规划中心引起了轩然大波。于是，美国开始正式制订武装干涉的应急计划以取代法国，而干劲十足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为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了一份政策文件，更极尽夸张之能事。“二战”时曾任航母指挥官的海军上将雷德福是空中力量和核武器的强烈支持者，但其在政治方面的认知却实在难以令人恭维。在谈及美国武装干涉的理由时，他说，一旦允许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之手，那么接下来整个东南亚都“逃脱不了”被征服的命运；长此以往，这将会对美国在远东地区最根本的安全利益构成“巨大威胁”，进而“甚至危及欧洲的安全和稳定”。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日本被赤化”。一旦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控制了东南亚的水稻、锡矿、橡胶和石油以及被赤化了的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它就能“建立起规模庞大统一的军事组织，甚至比‘二战’前的日本更加可怕”。那时，中国将会控制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其威慑力甚至会波及中东地区。

海军上将雷福德头脑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恐惧念头，至今尚未成为现实，但对于研究愚蠢行径却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对事物的认识究竟要达到何种程度，有多少虚构或者想象的成分在里面？在对现状的合理评估外有多少是天马行空般的臆想？对有关事实或数据要令人信服到何种程度，或相反，要刻意夸大到何种程度才会在决策中起作用？论点是否有人相信，或者是否有人编造了这样的言论用来贯彻想要的行动路线？

我们无法确定是雷德福的观点受到杜勒斯的影响还是杜勒斯的想法被雷德福所左右，但不论哪种情况，他们都小题大做了。杜勒斯现在正竭尽全力，以确保日内瓦会议在河内问题上不会有丝毫妥协，法国不要有任何松懈，并希望其国民能够清楚地明白会议中潜藏的可怕危机。他召集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商界人士及其他权威或知名人士，就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利害关系进行了简要介绍。他向他们展示了一幅标示共产主义影响范围的彩色图片，红色波浪由内向外，从印度支那向泰国、缅甸、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辐射开来。他的发言人列举了那些将会被苏联和中国获取而西方无法得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原材料，并进一步强调说，如果美国无法守住印度支那地区，那么整个亚洲从日本到印度都将被共产党所占领。据一位现场的听众说，杜勒斯的讲演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既然美国不能使法国留在前线浴血奋战，那么我们就要动用自己的力量参与这场战争。领会到杜勒斯讲演精神的副总统尼克松，预料到总统将要发动战争，他在一次被广泛引用的可能是非正式的讲演中说，“为了避免共产党在亚洲和印度支那的进一步扩张，我们必须要冒险派军队进入该地区，我认为总统先生不得不采取在政治上并不受欢迎的决定，并一以贯之。”

在1954年4月7日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尔总统使用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词来描述一旦印度支那第一个倒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从而加速美国进入催眠状态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他功不可没。这一理论认为，东南亚周边国家将会借由某些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一个又一个地屈从于共产党的领导。该观点早已有之，但艾森豪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之加以概括凝练，从而，它就像当年“门户开放”政策那样被迅速载入史册。虽然这一说法在国外遭到质疑，但在国内，却没有人怀疑其可行性，艾森豪尔在其回忆录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全世界相信，东南亚战争是共产党企图征服该地区全部领土的侵略行为。”美国人“以及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国家的人民必须要了解这场战争的真正含义”。简言之，必须要扩大催眠状态的影响范围，并且，要由局外人将战争的“真正含义”传达给那些在自己的领土上已经遭受“七年战争”之痛的人民。但这一提法还需要更多的解释和依据，这就说明它一开始就存在破绽，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漏洞会越来越多。

面对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越盟集结大批军队展示实力。他们通过突袭和炮击的方式将奠边府包围，并在1954年3月破坏了法军的飞机跑道，切断了他们的物资供给线；并且利用中国日益增加的物资供应（战争期间每月最多达4000吨），彻底摧毁了法军的防御工事，使他们举步维艰。

华盛顿方面不得不对此做出回应。法国参谋总长保罗·埃利将军抵达华盛顿，明确请求美军空中打击，解救奠边府。为了应对这一紧急情况，海军上将雷德福调派B-29轰炸机编队从马尼拉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出发，发动空袭。他曾试探性地询问几位从国务院和国防部选出来官员，是否可能请求法国在原则上同意使用战术原子弹，挽救奠边府危局。五角大楼一个研究小组早就得出结论，只要投放得当，三颗原子弹将足以粉碎越盟的所有努力，但这一做法不仅没有得到法国的同意，甚至提都没被提出来过[3]。雷德福建议使用传统的空军力量予以干涉，虽然在历史上获得了“秃鹰行动”的神圣代号，但这次行动总体上却并没有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授权，因此，正如这位海军上将后来所说的那样，它仅仅是“概念上的”。就这样，美国除承诺再提供25架轰炸机供法军使用外，并没有其他明确的答复。埃利就这样回国了。

与此同时，杜勒斯也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以便法国崩溃以后美国进行武装干涉。他召集了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威廉·诺兰和少数党领袖和林登·约翰逊在内的八个国会议员举行秘密会议，要求他们起草一份国会联合决议，允许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动用空军和海军力量。雷德福在会上解释了突发事件的性质，并提议从停驻在中国南海的航空母舰上派出200架飞机进行空袭。杜勒斯面色凝重，详细阐述了他对未来的预测，一旦印度支那地区沦陷，亚洲将会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与会的国会议员们发现，雷德福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的首肯，而杜勒斯也并没有找到采取统一行动的同盟。他们只能表示，除非美国能找到同盟国，且法国能够承诺留在战场并“加快”该地区的独立步伐，否则他们不可能达成这样一项决议。

远在巴黎的法国内阁于周日让大使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美国立即派遣航空母舰进行武装干涉”。他们表示，东南亚以及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的命运“目前都依赖于奠边府事件的解决”。与杜勒斯和雷德福会见过后，艾森豪尔仍坚持其出兵干涉的前提条件。他的立场基于两点：一、他与生俱来的对政府宪法程序的尊重；二、他认为空军和海军作战必将引发地面战争，而且他一直坚决反对地面战争。他在3月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除非通过宪法程序由国会发表声明，否则美国不会介入这场战争。现在我们就要弄清楚这一点；这就是我们要给出的答案”。此外，他赞同相关的军事预测，即没有地面部队的协助，空军和海军不可能完成预期目标；同时他坚信，如果不能像在朝鲜战场那样取得决定性胜利，美国不会动用地面部队参与战争。

在此次军事讨论中，曾在朝鲜战争中扭转战局的陆军总参谋长马修·邦克·李奇微（Matthew B. Ridgeway）将军坚决反对地面作战。在那次战争中，他被派去接替麦克阿瑟将军，带领第八军摆脱了混乱不堪的局面，并一举挫败了北朝鲜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的企图。这如果不能算是胜利的话，最起码使局势恢复到了之前的状况，并遏制了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展。李奇微的态度非常坚决。在美国是否参战的紧急关头，他于6月派调查小组前往印度支那地区，反馈的结果更加坚定了他的看法。该小组由计划和发展部部长詹姆斯·加文将军率领，在调查报告中说，美军地面部队作战将遭受“惨重的伤亡”，且在战事开始之际需要5个师的兵力，而全面参战则需要10个师。该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化地面战争所必不可少的设施。用于推进现代化地面战争的诸如远程通信、公路、铁路等，几乎全都没有”。而要修建这样的设施，需要花费巨资“进行大量的工程建设，提供巨大的后勤服务”，因此该调查小组认为，“不应勉力为之”。

艾森豪尔对此表示赞同，当然不只是出于军事原因。他认为，美国单方面进行干涉将会带来政治性灾难。“美国无论如何都不应单独表示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支持，”他对一位同事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采取单方面行动将是自取灭亡。”他强调，一旦中国方面公然发动侵略，美国应采取联合行动予以对抗。

与共产主义妥协的威胁令杜勒斯气急败坏，情急之下他纠集同盟国，尤其是英国，采取联合行动，让法国继续战斗，用发动核武器战争的暗示恐吓中国不要插手；防止与胡志明政府结盟，防止地区分割，防止签署停战协议或其他任何妥协行为，并且从各方面阻止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或者在其后破坏会议的成果。

就像纤维布料会吸收染料而着色那样，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如今已经被彻底蛊惑了，三人已然成虎，将印度支那从共产主义魔掌中解救出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并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夸夸其谈的言论已经变成了一种信条；同时，由于此次危机的刺激，总统印度支那问题特别委员会就日内瓦会议提出一项政策建议，该建议有可能让头脑简单、骄傲自大的希尔斯伯勒公爵起死回生。委员会由国防部、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等部门组成，其成员包括国防部副部长罗杰·凯斯、海军上将雷德福、副国务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和艾伦·杜勒斯以及中情局陆军上校爱德华·兰斯代尔。4月5日，该委员会提出其首要原则——“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必须取胜，不能失败。”考虑到美国并非穷兵黩武的国家，这一要求似乎有些异想天开。

其次，如果无法就此获得法国的支持，那么无论法国同意与否，美国都应该“立刻与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各国政府一道采取行动，积极参与战争，将其继续下去”。更直白地说，这就意味着美国应该接受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各国政府的请求全面接管战争。此外，在“胜利来临之前，印度支那战场决不能停战”，无论这场胜利源自“成功的军事行动还是共产党明确承认战败”。因为，随着奠边府的沦陷，军事行动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因为让越盟承认战败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式的假设；因为美国没有资格决定是否要停火，所以这一条款没有任何意义。最后，为了解决美国的被动立场，委员会敦促做出“特别”努力让“东南亚地区的人民认识到，对于东南亚的每一个国家而言，共产帝国主义都是前所未有的威胁”。

这份文件最终命运如何，是否被讨论、摒弃或采纳，并无相关记录。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之所以能够制定这一政策，就已经说明政府的想法，或者说政府的思路，为局势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为美国未来对越南的干涉做了铺垫。

杜勒斯召集统一行动的努力无功而返。一向比较顽固的英国并不相信美国所认为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马来亚等国都会成为多米诺骨牌上的名单，于是在日内瓦会议结果出来之前，坚决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法国尽管受危机所累，并请求美国空中打击支援，但拒绝邀请美国参与他们的战争，它认为草草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有损法国声望，在这一点上，法国的看法可谓独树一帜。他们希望将印度支那问题当作自己的内部事务处理，而不是反共产主义统一战线的一部分。这样看来，英法两国都不愿附和杜勒斯的提议，部分原因还在杜勒斯本人，因为他在早一年的1月份发表“大规模报复”的演讲引起了普遍的恐慌，这就使盟国担心美国会发动核战争。

5月7日，奠边府沦陷。越盟大捷，举世震惊，这令他们在日内瓦会议上更有底气地坚持自己的诉求。然而，杜勒斯对此不以为然，他在一场记者招待会上信誓旦旦地说，“即便没有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东南亚地区也照样安全无虞”——换句话说，多米诺骨牌不会像预料的那样倒下去。

奠边府沦陷的消息传来的第二天，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谈在阴沉抑郁的氛围中拉开了帷幕。会谈的级别很高，法国总理约瑟夫·拉尼尔亲自出席，其他各国均派外交部部长出席——安东尼·伊登和莫洛托夫共同担任主席，美国代表是杜勒斯和副国务卿比德尔·史密斯，中国派的代表是周恩来，越盟派的是范文同，老挝、柬埔寨和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也有代表参会。会议剑拔弩张，因为拉尼尔需要一纸停战协定来挽救法国政府，而美国方面却极力要阻止停战协议的签订。欧洲诸国咄咄逼人，很难讨论出双方都接受的条款；他们放弃了成立联合政府的努力，转而寻求分而治之；分界线和撤离区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各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代表们各执己见，群情激昂。

几个星期后，拉尼尔政府倒台，取而代之的是皮埃尔·门德斯领导的内阁。皮埃尔认为，如果继续印度支那战争，“与其说会阻止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的蔓延，倒不如说会使战火波及法国”。他宣布将在30天以后（7月21日）结束战争，否则就辞职。同时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国会，如果日内瓦会议不能达成停战协定，那么国会有必要授权颁布征兵制度，为驻印度支那的职业军队补充兵源。他说在辞职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为此目的提出一项法案，并要求国会于当天对此进行表决。实际上，战争本就不得人心，而国会议员们更不愿关心并考量颁布征兵制度。这一招还真管用，门德斯内阁于是立刻前往日内瓦，宣布法国自愿接受这一停战日期。

会议在喋喋不休的吵闹中继续进行。分割越南被认为是将交战国分离开来的唯一方式；法国要求以北纬18度为分界线，而越盟开始要求北纬13度，后来又改为16度，这样就可将古都顺化包括在其管辖区域之内。印度支那相关各国对于所有协议都表现得犹豫不决。杜勒斯由于拒绝任何向共产党让步的行为，离开了日内瓦，之后又返回。在回到华盛顿期间，他又重新开始鼓吹中国干涉理论。“如果再次出现如此公然的军事侵略，”他在一次公共演讲中说，“那将是对美国的蓄意威胁。”就这样，他坚定地相信，美国的安危与印度支那地区的局势紧密相连。

门德斯提出的最后期限日益临近，无论是分割线还是择机最终重新实现统一，都可能会因谈判破裂而前功尽弃。各方在幕后你来我往，讨价还价。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希望与各国缓和关系，借此向胡志明施压，促其和解。中国代表周恩来则告诉胡志明，要摆脱法国并将美国拒之门外，取一半领土对其利大于弊，而且他最终将会收复失地。就这样，胡志明极不情愿地同意以北纬17度线作为分界线，并且在举行选举前有两年的过渡期。7月21日，各方终于按时达成协议，并发表宣言，从而结束了战争。至此，法国不得不承认战败，将越南一半领土让与越盟；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主动这么做，也不至于如此蒙羞。美国后来，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日内瓦协议》宣布停战，并且在国际各方支持下承认老挝和柬埔寨的独立，同时将越南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并明确规定“该军事分界线是暂时的，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将之理解为政治或领土分界线”。该协议还准许法国军队继续驻留越南，直至应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国家的要求离开，但其前提是1956年7月举行选举，对外国军事基地、武器装备及人员进行监管和限制，并由国际监察委员会对条款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河内政府、西贡政府以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因为该协议只不过是一纸死气沉沉的声明，并不能防止某些国家“威胁或使用武力”来破坏协议的内容。

《日内瓦协议》结束了一场战争，并避免了中国和美国更大范围地参与其中。但是，由于各方对会谈结果并不满意，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对该协议鼎力支持；相反，他们极力要改变这一结果，因而，该协议从一开始就漏洞百出。对此最为不满的莫过于美国了。

日内瓦会议表明杜勒斯的印度支那政策全面失败。他未能阻止共产党在北越建立政权，未能说服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采取统一行动，未能让法国继续战斗，未能让总统同意美国进行武装干涉，甚至未能成功组建起欧洲防御共同体（法国国会在8月份毫不客气地摒弃了这一计划）。然而这些结果对他而言似乎无关痛痒，因为他并不打算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审视所制定的政策。在这一点上，他跟当年的腓力二世非常相似，“无论其政策如何失败，都无法撼动他坚定的信念，即自己本质上卓尔不群”。他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不是为了“缅怀过去”，而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抓住未来的机会，防止因为失去北越而导致共产主义势力渗透至整个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这种遏制政策还是一如既往。不过，他还是从这次经历中得出一个结论：“抵抗共产主义需要民众的广泛支持……并且应该让人民认识到，他们正在捍卫自己的国家体制。”这一结论深刻而扎实，再也不可能有更好的表述了。然而事实将会证明，他尽管说得很好听，但并没有从中吸取任何经验教训。

3.培植代理人

（1954—1960）

在这一阶段，美国已经花了8年多时间援助法国，结果却一事无成；法国也同样惨遭失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法兰西联邦[4]有5万名士兵阵亡，10万名士兵受伤。美国由此可能已经看到从印度支那事务中抽身而退的迹象。在中国徒劳无功的例子尚历历在目，美国在那里花费了更长的时间，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为中国命运指引方向，但结果却像大漠中的沙子一样，被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风潮吹得烟消云散。从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经历来看，他们的意愿或许不适合这里的情况，对外政治也只能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并不能推导出值得借鉴的结论。实际上让美国政府彻夜难寐的并不是中国的革命抑或越南民族主义本身，而是国内激进右翼势力的恐吓以及公众对共产主义的畏惧。这种畏惧心理产生的社会和心理原因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主题，但是从这些原因中，我们能够找到美国制定越南政策的依据。

美国既不想从印度支那抽身而退，也不愿勉强同意日内瓦解决方案。在杜勒斯看来，他最直接的任务包括两方面：首先，成立一个类似于北约组织的非殖民东南亚公约组织，该组织应事先提供武装力量，以便通过集体防卫的形式防止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挺进，或者维护集体的形象和利益；其次，在南越建立民族政府，确保其有效地运作，使其能够挡住北方的进攻，并最终夺回对全国的统治。在《日内瓦宣言》发布之前，国务卿已经开始着手这两方面的工作。

早在5月份，杜勒斯就已经开始鼓吹签署东南亚国家相互安全协定，这是他用来消除《日内瓦公约》影响的活动的一部分。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此举将使美国逐渐取代殖民帝国，实现对该地区的控制。他想为干预行动寻找国际法律基础，一如朝鲜战争期间要为突破联合国所划定的边界而找到充分的理由一样。其言外之意令众多观察家忧心忡忡，其中《圣路易斯邮报》在《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停火之前为此刊发了一系列社论，拷问杜勒斯，说他的目的是不是“开一个后门，使美国由此可以介入印度支那战争”。“组织武装力量镇压挑起印度支那战争的内部叛乱分子”是美国人民所希望的吗？《圣路易斯邮报》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并重申“这是一场不能介入的战争”。它预言说，一旦美国介入，将发动一场“有限”战争，而这场“有限”战争，“只有扩大为无限战争才可能会取得最终胜利”。为了进一步强调立场，该报纸又刊登了丹尼尔·菲茨帕特里克的漫画，其中“山姆大叔”正凝视着一片黑暗的沼泽，沼泽上方写着“法国在印度支那的错误”。说明文字是：“再犯一次错误于事有补吗？”该漫画赢得了普利策奖，从而有力地证明，早在1954年，该报纸就已经毫不隐讳地传达了其对美国在越南问题的立场上所持有的态度。

同年，一位密切关注美国与亚洲关系的观察员就看到了远比错误更为严重的悲剧。这个人就是埃德温·O·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远东问题专家和未来驻日大使。他在自己写的《寻求：我们在亚洲的政策》一书中认为，悲剧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允许印度支那的民族主义发展成为共产主义事业。这就是美国支持法国的后果——“极力要维持现状，但却无济于事，并最终不可救药”。结果表明，“我们不去帮助亚洲民族主义，反而与之对抗，是多么荒谬绝伦的错误”。

经过杜勒斯一番不遗余力的组织，1954年9月在马尼拉召开了旨在建立“东南亚公约组织”的会议。由于只有三个亚洲国家参加，其中只有泰国和菲律宾两个国家来自东南亚（还有一个是巴基斯坦），且只有一个国家与印度支那接壤，而来自印度支那本身的则一个也没有，因而此次会议从一开始就缺乏可信度。其他成员分别为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杜勒斯像以往一样杀气腾腾地告诉与会代表，他们的目的是提前同意做出这样的回应，即“团结一心，排除万难，立场坚定，摧枯拉朽”，任何胆敢侵犯公约所界定区域的人，都将有来无回。由于与会的亚洲成员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其他国家有的由于地缘关系没有在该地区部署力量，有的已经从该地区撤出军事力量，而美国自己尚未就东南亚的防卫问题做出派驻军队的承诺，因此国务卿的要求不过是一种模拟演练。在公约的第四款，即执行核心中，每个成员国均承诺“依照宪法程序应对共同的危险”。所以，这并不是可以随时出鞘的亚瑟王的“王者之剑”。

在一个单独的协议中，杜勒斯成功地将印度支那联邦纳入第四条款的保护之下，并且令他自己满意的是，还将其义务界定为“签署国家清晰明确地同意”对任何受到侵犯的成员国提供援助。而实质上，正如国防部代表海军中将戴维斯所说，该公约使东南亚地区“在对付共产主义侵略方面，并没有比以前有更好的准备”。

与此同时，美国早就为南越安排了一位新总理，从一开始到通过暴力方式退场，始终是美国的代理人。他不是从越南国内选出的，而是从在外流亡的越南人中选出来，经由美国和法国的操纵而被提拔起来。在此过程中，法国并非心甘情愿地配合了美国。为了激励南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美国决定将法国赶出去。但是，在打造起一支可靠的越南军队取代法国武装力量之前，还是有必要保留法国的军队。根据《日内瓦协议》，法国人有义务监督停战协定和最终的选举，并且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在过渡期间，可以保持并发展当地的商业、管理及文化纽带，并最终使印度支那自愿加入法兰西联邦。

美国的想法正好相反，他们找到了符合他们要求的人——吴庭艳（Ngo Dinh Diem）。吴庭艳来自信仰天主教的官宦家庭，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的父亲曾在安南王朝任宫廷大臣。吴庭艳本人曾在法国殖民地担任省长，又在宝大政权中担任过内政部部长。但是，为了抗议法国统治，表示对法国取消所承诺的改革的不满，他于1933年辞官归隐。随后他去了日本，后来又返回越南。1945年，日本邀请他成立一个以保大领导的政府，但被他拒绝了。作为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也不遗余力地反对共产党，因此也同样拒绝与胡志明为伍，哪怕后者为他提供高官厚禄。因为他的这种不合作态度，越盟将其逮捕并扣留了半年。作为非共产主义派别的民族主义领袖人物，他以有损主权为由拒绝接受《爱丽舍协议》，并于1949年再次流亡日本。1950年，他来到美国，通过一个担任天主教主教的哥哥的关系，结识了纽约红衣主教斯佩尔曼。

红衣主教将吴庭艳介绍给达官贵人，使他得以在华盛顿遇见法官道格拉斯，后者不久前刚发现了东南亚的“五大战线”。在吴庭艳看来，越南不仅要实现独立，而且要进行社会改革，这种对国家未来的愿景给道格拉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认为已经找到了能够真正替代法国傀儡保大和共产党人士胡志明的人选。他将这一发现传达给中央情报局，并把他的候选人介绍给同为天主教徒的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和约翰·肯尼迪。就这样，吴庭艳闪亮登场了。

这就是美国最终选定的候选人，一个货真价实的越南民族主义者。因为他的法国文化恐惧症，人们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殖民主义倾向；而红衣主教斯佩尔曼的批准，又为其反共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参议员麦卡锡也没法找他的麻烦。1953年，他去了欧洲，目的在于向在法国的越南同胞宣扬其候选人资格，并于1954年利用日内瓦谈判期间急需找到一位前途无量的领导人之际在巴黎积极游说。法国肯定不会选择吴庭艳，但在其迫切需要停火的情况下，对他的厌恶也就不那么强烈了。在美国的支持下，经流亡法国的越南同胞各方斡旋，加上孟戴斯·弗朗斯所承诺的最后期限的临近，吴庭艳被勉强接受了。当时还舒适惬意地隐居在里维埃拉住所的国家元首保大，经过一番说服动员，在《日内瓦协议》签署之前，同意任命吴庭艳为总理。

在接下来的9年中，各方集中精力、财力、物力，围绕这个人构建一个可行的自给自足的南越民主国家，但最终，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了。吴庭艳装备落后，喜欢高谈阔论，对建立民族独立政府毫无经验可言；与大多数人一样，他对法国怀有敌意，但他所属的阶层受益于殖民统治，他从而又继承了殖民遗产；在一个佛教居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不得不用私人军队和强盗式的手段与各分裂教派和黑社会性质的派别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他刚愎自用，不会妥协，没有民主观念，除了颁布法令或使用武力外，不知如何对付反对派或持不同政见人士。令人遗憾的是，因为一次由高级军官出于善意而发生的背叛行为，他被迫成了一位独裁者，但他却没有获得独裁者应有的铁腕力量。

现在，除了军事援助顾问团之外，美国在西贡设立了功能完备的大使馆，派驻了大使，增加了顾问人数，扩充了办事机构，并将训练一支英勇善战当然也希望忠诚可靠、斗志昂扬的越南军队作为其首要任务，这些都使政策的目的性变得更强。顾问团认为，美国将借此展示出与法国截然不同的影响力，因此想在没有法国参与的情况下独自完成这一使命。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是，越南人对任何白人的入侵都极为反感。美国人自认为他们与法国人“不同”，他们衷心希望越南独立，因此应该受到欢迎；而事实上，正是美国让法国重新回到越南战场，并对其提供资助，这一点被美国处心积虑地掩藏了起来。通过帮助独立的南越建国立业，他们好像就能够证明自己的良好意愿。

鉴于军事训练需要满足的必要条件，华盛顿的军事决策者们对于是否更进一步介入有些犹豫不决。但只要有任务，出色的士兵总是会一丝不苟地完成。援助团司令官奥丹尼尔将军制定了训练计划和程序，列出了训练方案所需要的装备和设施，并请求在《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停止增加人员条款生效之前派遣更多人员对顾问团加以扩充。

在收到大量有关越南军队士气不振、军心不稳的报告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形势完全持怀疑态度；他们不想对失败负责，或者更糟的是，如果发生冲突，不想让美国军队去营救一群虾兵蟹将。在1954年8月的一份立场鲜明的备忘录中，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成立强大稳定的适当文官政府来掌控局势”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如果这个国家不能有效地履行招募兵员及维护稳定等所有职能，那么就“不要指望单纯通过一个美国军官训练团取得成功”。他们认为，如果法国军队撤出，那么越南将是“完全的军事真空状态”；而如果美国接手，则势必“对计划中的任何闪失负责任”，这是美国不希望承担的。因此他们最后得出结论，美国“不应该参与其中”。

他们用政府顾问特有的审慎态度（即永远不要过于肯定）又赶紧补充说，如果“政治上的考虑压倒一切”，他们将“同意军官训练团的任务”。在正式的程序中，所给的意见往往是灵活易于变通的，否则决策者就没有了选择。紧接着是喋喋不休的争论，主要是关于接受训练的部队的层次，维持法国军队所需的开支（1955年1亿美元，1956年1.93亿美元），以及法国分阶段撤出的时间表；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美国能否成功的疑虑也日益加重。1954年11月，在越南内部政局混乱之际，他们发现“没有把握对吴庭艳政府提供忠诚有力的支持”，或者难以确保“南越内部的政治和军事稳定”。除非越南人民自己表现出对抗共产主义的强大意志，否则“任何外部压力和援助都难以阻止共产党在南越的胜利”。事后看来，难免要问这样的问题——美国政府派出人员通过调查反馈意见，但在决策时为什么对这些建议置若罔闻呢？

内部对手的竞争，无能和腐败，持不同政见者，这些都令吴庭艳焦头烂额；另外，根据《日内瓦协定》中允许南北方可以在300天时间内交换人口的规定，有近100万难民从北方涌入南方，这也是吴庭艳必须要应付的问题。由于在天主教的宣传中流传着这样的话，“基督已经南迁”，“圣母马利亚已经南迁”，这种大规模人口迁徙中有85%是天主教徒。然而，这也说明相当部分人口不想生活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尽管吴庭艳在政府职务安排上偏袒天主教徒并由此引发敌对情绪，但大批天主教徒的南迁却也有助于巩固他的统治。美国人挑起了重担：海军运送了30万难民；而难民安置所需资金则主要由天主教慈善机构等组织筹集解决。

据一份报告说，“来自华盛顿的高官们”在考察西贡后私下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将可能因为亏本而放弃越南”。美国决策者们受到反对派的强烈抨击，他们不得不艰难地应对一个又一个问题，比如，如何加强吴庭艳的实力从而稳定其统治，如何保留法国军队同时消除他们的利益，在训练越南军队方面做出何种决定，总体上对越南进行多大程度的投入。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美国政策已经陷入了泥潭。从来没有对吴庭艳有过好感的法国人，在报道他时引用法国总理福尔的话说，“不仅愚蠢无能，而且鲁莽狂热。”而另一方面，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在完成第二次实情调查后汇报说，吴庭艳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他的存在对美国政策至关重要。然而，曼斯菲尔德向参议院的报告远不如上一年令人鼓舞。他说，由于所有人都“一致低估”了越南独立同盟会的政治和军事实力，情况已经“严重恶化”。由于对吴庭艳政策的不满，现在出现了一种说法，即“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我们在印度支那的目标希望渺茫”。曼斯菲尔德认为，如果吴庭艳倒台，他的继任者们的民主观念更差。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应考虑立即停止对越南及在那里的法国联盟部队的援助”。最后，他用冰冷的常识总结说，“除非按照合理的预期我们能够实现目标，否则我们没有必要继续耗费美国公民的资源，这也是不可原谅的。”

艾森豪尔犹豫了。他在10月份给吴庭艳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对越南前途的深深忧虑。他说，越南“暂时被一个人为的军事集团分裂开来”（不是他的继任者所喜欢使用的“国际边界”），但他表示准备与吴庭艳一道努力，制订“一项美国直接向你所领导的政府提供援助的计划”，但前提是，一旦援助到位，吴庭艳必须确保其政府能够维持“业绩标准”。由于对承诺几无信心，总统派J·劳顿·柯林斯将军——一位“二战”期间令人信赖的同事，率领特别代表团，前去解决与法国的关系，以及期望吴庭艳所能达到的“标准”问题。

柯林斯的报告是消极的。他希望吴庭艳“充分展示自己能够实现国家统一的那种领导权威，从而有机会与强硬果敢、一呼百应的胡志明分庭抗礼”，但实际却发现吴庭艳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在柯林斯看来，美国决策者能够选择的，要么就是支持吴庭艳更长一点时间而不做出承诺，要么，如果他不能取得任何进展，则重新扶植保大；而如果这不能接受的话，“我建议重新评估我们对东南亚的援助计划，尤其要考虑先前的建议”，即“逐渐撤出我们对越南的援助”。这是“最不理想的情况；但开诚布公地说，以迄今为止我在这里的所见所闻来看，这可能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5个月后，当柯林斯被要求留下来与埃利将军共同制定一个援助方案时，他重申了自己的意见。他报告说，除非越南、美国和法国之间能够全心全意配合协调，制定完善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方案并真正落实到位，否则，越南难以脱离共产主义的控制。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据我判断，我们应该从越南撤出”。

面对所有这些怀疑和否定，美国为什么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撤出呢？它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总是出现这样的观点——如果美国撤回援助，南越政权将会瓦解，印度支那的反共产主义战线将会崩溃。而恰在此时，中国近海的金门马祖岛屿问题导致的台海危机使杜勒斯极为偏执地认为，美国已经处于与红色中国爆发战争的“边缘”（他的用词）。因为这场危机，美国无法再心平气和地以现实主义态度看待越南问题或考虑柯林斯将军的替代方案了。

柯林斯本人，尽管相信吴庭艳能力有限，但还是干劲十足，努力为吴庭艳的政权争取美国的支持；并且，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他主持制定了土地改革方案，任命临时大会起草宪法。华盛顿方面看到了这些进展，同时也希望挫败法国想要扶植吴庭艳对手的提议，便正式确认美国对吴庭艳的政府提供支持。与此同时，在1955年2月，美国政府决定负责训练一支“完全自治”的越南军队，美国由此更深地陷入了越南事务之中。

随着美国在越南承担更多责任，它已悄然开始了各种形式的干预计划和秘密活动。一个自称西贡军事特派团的战斗队在奥丹尼尔将军的指导及兰斯代尔上校的指挥下，早就已经开始了在北越的行动。兰斯代尔上校时任空军指挥官，后来到了中央情报局，并曾在菲律宾领导过抗击胡克游击队的活动。军事特派团的构想和组织工作在《日内瓦协议》之前已经完成，在《日内瓦协议》的条款规定此类特派团的活动为非法之后，该特派团又继续活动了一年时间。特派团最初的任务就是“对敌人发动准军事进攻”，虽然从技术上来讲，美国作为一个非交战国是没有“敌人”的。日内瓦会谈之后，特派团的目的变为“从方法和手段上为准军事行动做准备”。为此，在兰斯代尔率领下，该特派团开展了大量破坏卡车和铁路的活动，为南越两支秘密的“准军事”队伍招募人员、组织训练及协助渗透工作，还为他们存放走私物资、武器和弹药。由于《日内瓦协议》中规定，1954年7月23日以后，禁止运送战争物资和人员到越南；而美国也已承诺不“破坏”这些规定，因此特派团在该日期之后的所作所为违反了美国的承诺。尽管这些行为本身并非罪大恶极，且对于正在发生战争的国家来说也极为正常，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系列错误由此开启并愈演愈烈，直至完全吞噬了美国的声誉，损害了美国的自尊。

对于一个优柔寡断的当事人而言，找个适当的人取代他也并非不可能，而实际上，法国人也尝试这么做了。法国人如今公然表示要与河内和解，这不仅是出于法国在南北越的投资及商业利益考量，而且也是借机检验一下孟戴斯·弗朗斯的和平共处政治哲学。驻法国大使道格拉斯·狄龙汇报说，法国“越来越希望探讨并考虑与北越最终建立友好关系”，而且为此还将一位重要人物让·圣特尼派到河内。此人先前曾任殖民地官员，战争期间是自由法国组织军官，并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任法国驻北越专员，与胡志明一直保持密切关系。从表面上看，他在河内的使命是保护法国的商业利益，但狄龙大使了解到，圣特尼早就让法国政府相信南越政权注定要失败，并且“要想获得一线生机，就要利用越盟，争取让越盟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铁托主义[5]的越南，从而与法国合作，甚至奉行法兰西联邦的政策”。

虽然铁托主义解决方案现在看来好像有些虚无缥缈，但美国的想法也并非行之有效。美国想把吴庭艳政权建成一个不同于胡志明体制的强大的民主政体，与法国的方案一样，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尝试。法国的方案之所以没有开花结果，是因为孟戴斯·弗朗斯于1955年下台；而法国商人受共产党诸多制约无法获得利润，从而逐渐从北越撤出；与此同时，由于美国的介入，法国在当地的影响也日渐衰微。

不过，失败并不一定意味着目标遥不可及。胡志明此时的首要目标就是赢得并保持越南的独立，使越南摆脱法国的束缚，与铁托将军脱离苏联的控制而赢得南斯拉夫的独立如出一辙。既然美国能够帮助铁托，那为什么非要挫败胡志明的理想呢？答案就是自我催眠：由于模糊地感到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黄祸”如潮水般铺天盖地汹涌而来，他们认为亚洲的共产主义似乎极其险恶。而作为亚洲共产主义在越南的代理，北越理所当然成了“敌人”。

这位当事人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吴庭艳的对手在1955年4月发动了一起未遂的政变，内阁危机重重，他的参谋长总是心怀二心，这些都重新令美国焦虑万分。据一位《纽约时报》记者报道，吴庭艳政府“已被证明软弱无能、极不称职、不得人心”，“拯救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内战的阴云有可能使国家四分五裂”。即使杜勒斯也曾在柯林斯将军前去就职之际说过，“我们改变局势的可能性不到1/10。”鉴于更多吴庭艳的棘手问题，他现在总结说，“我们尚未解决的唯一的严重问题，就是土生土长的领导人。”这一评价着实令人震惊，但他并没有想到其所蕴含的意思。

华盛顿方面有些左右为难，徒劳地想要找个人取代吴庭艳，更为是否要为这个摇摆不定的政权提供更多的援助而焦虑万分。柯林斯将军被召回华盛顿进行协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讲话犹豫不决，几度停顿，令艾森豪尔总统对他投去几乎是痛苦的一瞥，他说，“我们在越南遭遇了很多困难。有人从内阁离职，还有……情况有些难以预料，令人几乎莫名其妙……至于我们未来政策到底如何，我也不好说。”

这是又一个脱身的机会。吴庭艳政府没有达到“业绩标准”，而这是艾森豪尔先前设定的美国提供援助的前提条件。法国战败，英国拒绝参与联合行动，北约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若有若无，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内享有崇高威望的艾森豪尔总统所领导的政府为什么没有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从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中抽身而退呢？毫无疑问，在官僚体系中，确实没有人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此外，害怕被冠以“对共产主义软弱无能”的思想占了上风。

在经美国训练的部队帮助下，吴庭艳成功地挫败了政变，这给了他一个喘息的机会。他借机将其三个兄弟安插到政府中来，取代了先前的竞争对手，由此加强了对政府的控制，也让他给人一种强硬果敢的印象。美国人暂时如释重负，公开重申对他的支持，主要还是害怕他倒台将产生的后果。新任大使唐纳德·希思在阐述这一选择的理由时说，为了保住一个自由的越南而投入“3亿多美元，外加美国的声誉”，就是一场赌博；但停止援助的结果更糟，因为那样会有助于共产党占领整个越南。这种选择，往往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而政府之所以做出选择，往往是由于害怕国内强烈反对的声音。据说资深议员曼斯菲尔德“相信吴庭艳”。而对于红衣主教斯佩尔曼来说，假如有他的门徒被抛弃，可以想象，他的反应肯定令人不快。他曾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声明说，“唉！对刚刚遭受背叛的数百万印度支那人而言，他们现在一定会从他们野心勃勃的共产党主人那里了解到被奴役的残酷事实”，这实际上是“红色苏联野蛮残忍的专制制度下可怜的受害者遭受创痛和恶名”的重演。共产主义一直遵循“精心设置的时间表，目的是实现他们解放全人类的计划”。红色统治者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目标清晰，令人恐怖”，而且他们为达目标“坚韧不拔，不择手段”。红衣主教一直这样宣传共产主义，以至于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所有人都觉得毛骨悚然。1955年年中，当艾森豪尔正准备竞选第二个任期之际，他也丝毫无意放弃这种慷慨激昂的演说。

根据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南越要于1956年举行全国大选。现在吴庭艳拒绝选举无疑是致命的决定，而美国选择他作为代理人则表明对他这一做法的支持。与南越1200万人口相比，北越有1500万人，而且众所周知的是，越盟在北越有更为广泛的基础，因此它也一直希望通过选举来实现对整个国家的控制。1955年7月，北越邀请南越政府就选举的准备进行磋商，吴庭艳断然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河内政权统治下的北越不会有自由选举，这样经过操控的选票肯定会大大超过南越的选票，而且无论如何，他都不会遵守《日内瓦协议》的相关条款。尽管他的反对也不无道理，但很快就失去了意义。因为3个月后，南越举行全民公决，罢黜了实际并无实权的国家元首保大的职位并授予吴庭艳总统一职。吴庭艳使用“骇人听闻”（一位外国观察员的话）的手段，获得了98.8%的选票支持，达到了他所想要的结果。显然，不论在南越还是北越，都难以指望选民自由表达意愿，在一个缺少民主经验的国家，也不可能会有其他的结果。作为避免越南内战的解决方案，本该由没有武装手段的国际控制委员会予以监督的选举，不过是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权宜之计，就像是看手势猜字谜游戏一样，只是为了在越南实现临时分界和停火。

如果举行选举的话，正如一位官员所说，“绝大多数越南人会投共产党的票”，这一点无可置疑。在一次反对共产党政权获得平等地位的讲话中，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承认，胡志明所领导的党派在“整个印度支那”“大受欢迎，无处不在”，这似乎是美国不允许它参与联合政府的原因。艾森豪尔从顾问那里得知胡志明肯定会赢得选举之后，“坚决反对”（据李奇微将军所说）发生这样的事。而吴庭艳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美国的建议，他之所以拒绝选举是基于美国的援助。到1956年，有迹象表明，北越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包括大规模打击地主。在选举中使用恐怖手段也不难设想。1956年6月，国务院正式宣布：“我们完全支持吴庭艳总统留任，只要存在‘恐吓或胁迫’行为……自由选择就无从谈起。”

其后果便是，通过选举实现统一的想法破灭了。北越于是转而采取其他方式，即鼓动叛乱，紧随其后的是所谓的解放战争。在这件事上，可以说美国并没有太过分的愚蠢行为。但是，由于支持吴庭艳的决定，在战争批评者看来，美国似乎是在公然压制人民的意愿，从而迫使北越除了叛乱之外别无选择。其实压制倒也谈不上，因为在何种情况下，人民都无法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志。没有举行选举是再次发动战争的借口而不是原因。北越副总理范文同曾在日内瓦警告说，“我们将实现统一”，“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能够使我们偏离自己的道路”。

在接下来的5年中，美国支付了南越预算的60%至75%的资金，包括其军队的全部花费，维持其贸易逆差，使南越获得了异乎寻常的繁荣和发展。法国军队迫于美国咄咄逼人的压力，逐渐分阶段撤出，直至1956年2月法国最高统帅部解散。越南的美国朋友，在天主教救济服务组织和国际救援委员会（成立最初是为拯救纳粹主义的受害者，从信笺抬头往下有一列最受人尊敬的慷慨捐助人的名单）的组织下，在西贡的一家公关机构的协助下，以每月3000美元的报酬，大力宣传南越“奇迹”。南越好像在这5年时间里，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投机冒险行为也将开花结果。

在奇迹背后，事实却难以令人满意。土地改革由于计划不完善不仅没有帮助农民，反而疏远了与他们的关系；根据“谴责共产党”计划，邻里之间要相互揭发，忙碌腐败的官员于是无休无止地干扰农民的生活，对吴庭艳的抵触情绪由此产生。批评家和持不同政见者要么被逮捕，送到“再教育营”，要么保持沉默。由美国出资进口的大量商品被当作政治工具，都被慷慨地供应给了中产阶级，以赢得他们的支持。由美国政治学家所做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南越“正在成为一个永久的乞讨者”，完全依赖外部的支持，并得出结论说，“美国的援助如同沙上建塔”。

农民的不满为叛乱分子提供了行动的理由。出生于南方，划界分治之后一直留在后方的越盟成员组成了游击队，那些在南北分区之时跑到北方去的游击队员也加入了进来。他们在经过训练和思想教育之后，又越过边界渗透回来。到1959年，叛乱分子控制了越南南方的广大地区。“如果你横贯南越地图刷上一笔的话，”一位情报人员告诉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说，“刷子上的每一根毛都会碰到一个越盟成员。”

同期的北越也有过不满和叛离现象，部分原因在于南方切断了大米供应造成粮食短缺，还有部分原因则是共产党的压迫。在1956年一次向党内同志公开认罪中，武元甲将军承认说：“我们处死了太多诚实正直的人……采取恐怖手段……使用纪律处分……酷刑。”内部的压力使河内政府过于纠结于领土上的问题，以至于无暇发动对南方的战争，但统一仍然是其固有的目标。1955年到1960年间，在挫败各种反抗行为及实现对北部的控制之际，河内扩充了军队，加强了训练，储存了中国援助的武器，并逐渐与南方叛乱分子建立了联系。

到1960年，被西贡政府称为“越共”——也就是越南共产党——的约5000名到1万名游击队员，估计要在南越采取行动。南越军队根据美国的建议，主要沿南北分割线驻扎，以防止类似朝鲜战争那样的攻击行动，而此时，叛乱分子则到处破坏，制造混乱。据西贡政府的消息，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暗杀了1400名官员和平民，绑架了700人。吴庭艳最为严酷的措施，主要包括将恐怖分子、颠覆分子和“谣言传播者”判处死刑；将农民聚居的村落搬迁到四周有防御工事的村庄，但事实证明，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人们既不忠于吴庭艳，也不拥护共产主义，更对统一没有兴趣。他们想要安全，想要土地，想要收获庄稼。“情况可以简要概括为，”1960年1月美国大使馆记录道，“事实上，当地政府总是用怀疑的眼光对待民众，或者对他们采取强制和胁迫手段，而民众只好用冷漠和怨恨予以回应。”

在这一年，包括10位前内阁成员在内的“进步与自由委员会”发布了《十八人声明》，要求吴庭艳辞职，政府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吴庭艳将这些人全部逮捕。半年后发生的一场军事政变试图推翻他的统治，因为人们认为，吴庭艳已经“表明自己无法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无法抵御共产主义的进攻，无法维护民族团结”。在从西贡城外召集的部队的帮助下，吴庭艳只用了24个小时就将政变镇压了下去。华盛顿方面对他表示祝贺，并希望随着力量的加强，他现在应该能够着手“迅速实施根本的改革了”。美国人将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告知吴庭艳，后面总要加以暗示，根据吴庭艳的“表现如何”决定是否继续提供援助。然而，当改革没有如期进行时，美国并未停止援助，因为害怕一旦撤回援助，吴庭艳就完蛋了。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距地面560英里高的轨道，并以每小时1.8万英里的速度绕地球飞行，美国的信心再一次遭受打击。在实现这一令人震惊的壮举的前一年，苏联军队已经占领了匈牙利；而杜勒斯只知夸夸其谈，令美国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一年后，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共产党取得古巴革命的胜利，虽然距离美国只有90英里远，但美国也只能同样眼睁睁地看着古巴共产党登上领导宝座。然而，远在万里之遥的越南共产党却被视为是对美国安全的直接威胁。

华盛顿与西贡方面进行了磋商，制订了反游击或反叛乱计划，以便协调美国机构与越南军队之间的工作。为此，军事援助顾问团人数翻了一番，达到685名。新任大使艾尔布里奇·德布罗有些担忧。他认为，假如没有政治方面的改善，就不应该提供计划所要求的更多的军事援助，或者就不应该生效。但吴庭艳极尽死皮赖脸之能事：他的麻烦越大，他所要求并收到的援助就越多。在这样一种依赖关系中，被保护者总能以倒台或瓦解相威胁，实现对保护者的控制。

1960年9月，共产党在河内召开代表大会，号召推翻吴庭艳政权和“美帝国主义统治”。随后在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了。虽然名义上是在南方成立的组织，但它与号召推翻吴庭艳政权和“美帝国主义殖民伪政权”的声音遥相呼应，并打着惯用的“民主”“平等”“和平”与“中立”口号宣布了一项马克思主义社会改革的《十点方案》。就在新任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就职之际，越南内战爆发了。

4.“厄运难逃”

（1960—1963）

新一届政府上台了。他们设立了智囊团，多了些务实，少了些意识形态。然而这届政府却是20世纪里以最为微弱的优势取胜的选举，只比对手超出0.5%的选票。总统及其同僚们都是比较激进的人，受危机的刺激，急于采取积极措施。就记录显示而言，他们并未举行特别会议，就所承袭的越南政策进行重新审视，也没有就美国在越南所介入的程度或者所涉及的国家利益的深度进行反思。从卷帙浩繁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到，尽管他们就各种选择方案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但从未从长远角度考虑制定长远战略。相反，他们所制定的政策似乎总是朝令夕改，得过且过。当时在白宫任职的一位官员后来被问及美国1961年在东南亚的利益是如何界定时，他回答说：“很简单，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我们认为没有问题，不容置疑。”这种既定方针就是，不论哪里出现共产主义，我们都要阻止其前进的步伐。而越南正是当时对抗的前沿阵地。如果不能在此阻止共产主义，下一次它就会变本加厉，更加强大。

早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年轻的肯尼迪就曾于1951年亲自访问过印度支那，并得出了对大多数美国观察员而言显而易见的结论，即要遏制共产主义向南部的推进，最为根本的是“在当地人心目中构筑起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强烈反感”。“偏离并无视固有的民族主义目标注定要失败。”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在对越南所采取的长期的愚蠢行动中，自始至终，美国人都在不断对结果做出预言，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将自己的深谋远虑和真知灼见抛到九霄云外。

1956年，肯尼迪已经逐渐趋向于“冷战”的正统思维，越来越少谈及“强烈的本土情绪”，更多地用各种隐喻谈论多米诺骨牌：越南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基石，是自由拱门的基石，是自由之坝的闸门”，在“因为共产主义红潮流入越南”而将要倒下的一般邻邦名单中，他加上了印度和日本两个国家。华丽的修辞使他落入两个陷阱：越南是“亚洲的民主试验场”，是“检验美国在亚洲的责任和决心的工具”。

在肯尼迪入主白宫两周前，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发表声明说，民族“解放战争”将是推动共产主义事业前进的手段，从而向美国发起了在当时具有决定性的挑战。他说，这些“正义的战争”，无论发生在古巴、越南还是阿尔及利亚，都将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对此进行了回应，说要在自由受到威胁的“最危急时刻”坚决捍卫之。此言一出，震惊世界。

不幸的是，第一次检验就遭受了莫名其妙奇耻大辱般的惨败。1961年4月，由艾森豪尔发起的这一行动试图在猪湾将古巴从共产主义手中解放出来。这也是古巴流亡分子与中央情报局采取的联合行动，但此次行动过于轻率，既缺乏足够的手段，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又过于自信。尽管该计划并非由肯尼迪制订，但他在上任前听取了相关汇报，并批准执行。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执行该计划比叫停这个愚蠢的行动更加容易，而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此次入侵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也预示了越南战争的结局。事实证明，卡斯特罗政权组织严密、精于防范、时刻警惕，随时准备作战。登陆行动很快就被发现并遭到激烈阻击；原先预料的具有反共色彩的起义有的被有力镇压下去，有的根本就没有发起。事实上，比起美国所支持的流亡者，卡斯特罗更受古巴民众的拥护，这一情形也将在越南复现。肯尼迪的意志令人钦佩，他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派遣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参与救援，许多反政府武装力量因而被消灭。新政府在执政的前三个月出师不利，促使其所有政府成员痛下决心，要在与共产主义的较量中证明自己的力量。

肯尼迪既非自由议者，也非保守派，但他思维敏捷，雄心勃勃，在高谈阔论之时口若悬河，激情洋溢，往往令人心悦诚服，但他在实际行动中却总是颇有纸上谈兵之味道。在政府主要部门和白宫工作人员安排上，他倾向于挑选头脑灵活、能力出众，并尽可能脚踏实地的人以便跟上他的节奏。他们大多数40多岁，与他年龄相仿，都不是罗斯福新政时期那样的社会哲学家、革新派及理想主义者。在肯尼迪阵营中，他们通常把理想主义者与“懒虫”或者“菩萨心肠”等词汇联系起来。新政是另一个时代；世界大战和“冷战”迷雾重重，极右翼势力甚嚣尘上。而政府中的新成员，无论他们是罗德斯学者，还是哈佛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的学究，抑或是从华尔街、政界及法律界招募的成员，都要求注重实际，经验丰富，作风强硬。尽管性格和能力千差万别，但强硬的作风必不可少，这是肯尼迪团队的工作基调，就像王宫上下围绕着君主，或是工作团队服从团队领袖那样，每个成员根据所任命的职位各司其职。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哈佛商学院高才生，“二战”期间空军“系统分析”奇才，后来更平步青云，成为福特汽车公司总裁，是国防部长的出色人选。他思维缜密，从容自信，头发光滑平整，戴一副无框眼镜，是“统计控制”管理专家，这一点他在空军和福特汽车公司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任何可以量化的东西，他都可以信手拈来。尽管有人说他就像《旧约》里的先知那样真挚诚恳，但为了成功他可以冷酷无情；他是统计天才，人类所知的变量无不在他掌握。在他看来，大千世界也没有不可预知的事物。物质就是工具和手段，他对此深信不疑，信心满怀。他曾经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有能力将任何一个组织或社团赶出20世纪。”正是这种确定无疑地把握事物的禀赋，让先后两任总统都将其视之为不可多得的人才，并让他去检验战争的好坏。

阿德莱·史蒂文森尽管没有被选为国务卿，却也毫不逊色。由于做事深思熟虑，他被视为“哈姆雷特”式的人物，但他也像哈姆雷特一样，犹豫不决，优柔软弱——这是不可原谅的缺点。尽管党内埃莉诺·罗斯福一派极力支持由他执掌国务院，但这一职务最终还是给了迪安·腊斯克。腊斯克严肃稳重，审慎精明，少言寡语，并不契合肯尼迪的风格，但他有在国务院任职的经验，同时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而且，他绝不会像史蒂文森那样，可能给总统制造难题。他在战争期间曾负责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的战争规划，因此得到机会积累了一些美国在中国的作战经验。但是，这些经验让他产生了对中国共产主义明显而又强烈的反感。在朝鲜战争期间，腊斯克作为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曾坚定并错误地预测中国将不会参战，因此，他对后来美国遭受的损失深感自责。

掌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麦乔治·邦迪[6]来自波士顿在白宫拥有一席之地。此人沉着自信，做事无懈可击，睿智果敢。他在格罗顿的同学说，他在12岁时就准备当学校的校长。而实际上，他在34岁时成为哈佛大学校长。尽管邦迪在政治上属于共和党，且其家族曾两次投票支持艾森豪尔而非史蒂文森，但这并没有阻碍他的提名；对肯尼迪而言，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他也想与这样受人尊敬的右派建立联系。如薄纸般的勉强委任，在参议院6个席位的微弱优势，这些都让肯尼迪觉得，本届政府的问题将主要来自右派，因此他感到必须得采取主动。他任命约翰·麦科恩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则是另一个更为极端的做法。约翰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是一位非常保守的共和党百万富翁，崇尚大规模报复行动，在尼安德特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看来，“美国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有麦科恩这样的人物”。

总统的许多幕僚就像他本人一样，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的曾担任海军军官和飞行员，有的做过轰炸机的轰炸手和导航员；而负责远东事务的新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曾在缅甸负责战略情报局部队，活跃在日本战线后方。他们在战争中打过胜仗，战后又有良好的职业发展，因此对成功习以为常，更希望在华盛顿有一番建树。这些新来的佼佼者中，没有一个是经过选举担任职位。权力和地位让这些人及他们的随从欢欣鼓舞；他们热衷于处理政府的紧急事务，即便筋疲力尽也乐此不疲；他们喜欢称自己为“危机管理人员”；他们尽职尽责，充分运用自己的技巧和智慧，被誉为“卓越超群、绝顶聪明”的一个群体；而他们也会像之前和之后的人一样，悲哀地发现，他们并没有掌控局势，而是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用他们其中的一员——J·K·加尔布雷思的话来说：政府，只不过是人们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做出的一种选择。

五角大楼早先已起草了一份行动计划，意在支持南越对抗民族解放阵线的斗争。肯尼迪上任不到10天就批准了该计划，从而使美国的行动开始升级。根据该计划，美国将增加人员和开支以训练并装备3.2万名越南国民警卫队对抗游击活动；同时给越南军队扩增两万人。总统之所以批准这项计划，是因为兰斯代尔将军在报告中说，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活动日益频繁。尽管兰斯代尔认为吴庭艳的统治是必要的，但他已经处于节节败退状态，对突如其来的战斗毫无防备，而且，他由于害怕交出权力，不愿进行政治改革。他的越南顾问和美国顾问都不明白，要对付敌人的游击战和宣传攻势，不能仅靠简单的军事行动，战略战术也极其重要。肯尼迪在看了这份报告后说：“这是我们最糟的情况了，是吗？”

兰斯代尔主张彻底改变顾问的角色，把“真正了解并喜欢亚洲和亚洲人”的那些经验丰富、乐于奉献的美国人派到越南，让他们与越南人共同工作、生活，并“尽力影响并引导他们朝着美国的政策目标努力”。他就工作程序及人员派遣制订了一个计划。肯尼迪对该计划非常感兴趣，于是打算让兰斯代尔本人来负责推进这项计划的实施或负责一个跨部门的华盛顿对越特遣部队，但这一想法遭到了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僚们的抵制。兰斯代尔的计划没有付诸实施，但即便真的实施了，哪怕是满怀真诚与同情，也不过是被迫完成一种使命，引导越南走向“美国的政策目标”，而不是越南人自己设定的目标。肯尼迪也意识到了这个缺陷及其可能导致的后果，因此他说：“如果这场战争演变成为白人的战争，我们就会像10年前的法国人一样，以失败告终。”这是一个经典案例，即人们在计划中看到了事实真相，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没有参照执行。

包括外籍军团在内，装备精良的法国军队败给了身材矮小、皮包骨头、衣衫褴褛的亚洲游击队，而美国人居然未能从中吸取任何教训，这是当时人们巨大的困惑之一。奠边府战役怎么就被如此忽略了呢？当曾经报道过法国在越南战争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戴维·舍恩布伦试图让总统认识到战争的现实，告诉他每年牺牲的法国军官的数量相当于法国圣西尔军校一届的毕业生时，总统回答说，“舍恩布伦先生，你说的是法国人。他们在为殖民地而战，为一个不光彩的事业而战。而我们是为自由而战，是为了将越南人从共产党和中国人手中解放出来而战，是为他们的独立而战。”美国人自认为他们“不一样”，但他们忘了，他们也是白人。

在舍弃了兰斯代尔方案后，美国定期增派人员到军事援助顾问团，使人员数量增加到3000多人，从而加快执行训练计划；与此同时，美国还从位于布拉格堡的特种作战训练中心抽调了400人，派遣到越南参与镇压叛乱。这一行动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但美国认为，北越也越境向南越渗透武器及人员，因此这样做也无可厚非。

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经历了重大的转变。艾森豪尔执政时期，军方奉行“大规模报复”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制订了一系列计划，因为他们声称这样可以快速解决问题，而且还能够减少投入。肯尼迪对此深感震惊，于是和麦克纳马拉转而在主张防御的学者的新学说中寻求理论基础，这就是他们的有限战争理念。该理念的目的不是征服，而是压制；只有经过合理的计算和评估以后才会使用武力改变敌人的意愿和能力，从而让他们认识到“结束冲突远比继续冲突有利得多”。这样就等于向敌方传递一种信息，而敌方在面对自己哀鸿遍野、断壁残垣的局面也会做出理性的回应，从而结束自己的敌对行动，就此实现了对战争的理性“管理”。这一理论的奠基者威廉·考夫曼写道，“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受理性约束的时代。”这种情形正好契合积极倡导理性管理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然而，事物的另一面却被遗漏了。战争是具有两面性的，如果另外一方对我们所传递的压制信息不是以理性的方式来回应会怎么样呢？麦克纳马拉并不太了解人性因素，人类行为有时并不是理性的，它们荒诞怪异，难以捉摸，因此没有成为分析考量的要素。

由于赫鲁晓夫对解放战争的质疑，有限战争理论的副产品出现了——反叛乱理论。这一理论在肯尼迪执政时期风靡一时，而总统本人也是这一理论的倡导者。他那些一贯谨言慎行的幕僚对这一理论大加赞扬。这表明他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对抗形势已经今非昔比。他们将在叛乱者的领土上与他们针锋相对，应对发展中国家因叛乱而滋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就像辉格党人迪斯雷利曾经说过的，趁共产党人沐浴之际，拿走他们的衣服。

受兰斯代尔报告的激发，肯尼迪阅读了毛泽东和格瓦拉有关游击战的论述，并指定在军队中传阅。他下令制订了一项反叛乱特别计划，意在让“美国政府上下都意识到，颠覆性叛乱（‘解放战争’）是政治军事冲突的主要形式，它与常规战争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一理念需要在对美国武装力量及国外民间机构进行组织、训练和装备中反映出来，以确保制定并顺利实施预防、击败叛乱或间接侵略行动的方案，尤其是越南、老挝和泰国。在发现布拉格堡的招募人数还不到1000人后，总统下令将这一任务进行扩展，恢复了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以其作为新方案的标志。总统特别军事代表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对这一理念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其他人也如信徒般对其进行大力传播，甚至连身为总检察长的罗伯特·肯尼迪也毫不例外。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沃尔特·罗斯托，位居国家安全委员会二把手。此君能言善辩，就该理论和方法发表了大量论文。1961年6月，在布拉格堡的毕业演习上，他谈到游击战争，将第三世界的“革命过程”称为“现代化”，并将其纳入美利坚体系之中。他说，美国致力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应该允许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文化和愿望塑造其想要的现代社会”，美国尊重“每个社会的独特性”，寻求让各国都“挺直腰板……保护自己的独立自主”，并承诺“保护目前正在前进中的革命进程的独立性”。这就是美国的真正原则，连托马斯·杰斐逊本人也没有如此完美地表述过，罗斯托在这里讲了出来，但他始终认为，这些原则在实践中是相互矛盾的。

尽管该理论强调采取政治措施，但在实践中，人们往往会采用军事手段对叛乱活动进行镇压。军方并不欢迎来自精英阶层的命令，也不喜欢他们的例行事务受到干涉，他们的任务就是训练军人进行操练射击，改革只会妨碍他们的日常活动，因此他们打心眼儿里并不太赞成这一理论，这样在实际操作中，对叛乱进行压制的行动并不能达到该理论所设想的良好效果。所有的话题都围绕“赢得人民对他们政府的拥戴”，但是，如果一个政府指望由外人帮其赢得人民对它的爱戴，这样的政府不要也罢。

事实上，美国和吴庭艳为这些无动于衷、异化疏远的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防洪、农村开发、青年团体、贫民窟整饬、沿海运输的改善、教育援助等等，都是美国援助计划的内容，所有这些都值得去做，但这些并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要成功地应对叛乱，就得将土地和财产、官吏和黑手党手中的权力重新分配给农民，解散布满西贡监狱的安全部队。总而言之，就是要改造旧政权，开创新事业，就像兰斯代尔所说的那样，“其对人民的吸引力远远胜过共产主义事业”。但是，吴庭艳和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弟弟吴庭儒和弟媳吴夫人，以及他们统治阶层的成员，都没有这样的意向，他们的美国后台也无意为之。

美国仍然要求实行改革，并以此作为提供援助的交换条件，就好像那种可以“赢得人民拥护”的意义深远的改革几个月内就可以完成似的。西方国家政府用了2500年时间，才开始从穷苦人民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而东方国家这种改变的步伐还要缓慢得多。吴庭艳之所以从未对美国要求其改革的呼声予以回应，是因为改革与他自己的利益相左。他抵制改革的原因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如出一辙，因为这样只会削弱他的绝对权力。美国坚持要求他获得民众的支持，在他看来不过是聒噪之音，与亚洲的情况毫无关系。亚洲国家认为，服从政府是公民的义务；而在西方民主社会，政府是公民的代表。这二者没有交集，也不可能有。然而，由于南越是共产主义事业的障碍，美国对显而易见的现实情况视而不见，坚持要使吴庭艳政府不辜负美国的期望。对这种“坚持谬误”的用处，埃德蒙·伯克曾经说过：“我实在看不出来。”

随着“失去”老挝这一危机的爆发，1961年5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如果要阻止共产主义席卷东南亚，就应部署足够的美国部队以阻止北越和中国的行动，并协助训练南越部队，使他们更积极地投入反叛乱行动。在五角大楼，人们开始讨论“一旦美国承诺派遣军队到越南，应派出多少兵力，采取何种建制”。这只是个应急计划，因为这年夏天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老挝而非越南。

老挝就是只骚动的老鼠，这个狭长的内陆山地国家，横亘于越南和泰国之间，人口据信不超过200万，这里活跃着另一个共产主义幽灵，那就是巴特寮[7]。巴特寮是越盟在老挝的翻版，也信奉民族共产主义。因为老挝北部与中国接壤，南部与柬埔寨相接，它作为一条长廊，在外人看来，着实是个战略要冲，因为在未来某一天，胡志明和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可能会经由该走廊，汹涌而来，将他们的红色浪潮向前推进。老挝人民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几个政权之间的斗争和更迭并没有对他们造成严重的干扰。在这些势力集团中，实力最强的当属梭发那·富马亲王（Prince Souvanna Phouma)，他是老挝的合法统治者，曾在“冷战”期间保持中立；其次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巴特寮集团的领导者，也是位亲王；第三位靠政府供养的是美国的代理人，任职已经颇有一段时间，是由中央情报局操控上台的，但后来遭到了罢黜。

因为这对同父异母的兄弟正在协商成立联合政府，老挝从而有可能成为中立国家，巴特寮也可能控制山中的通道，因此在艾森豪尔和杜勒斯执掌白宫时期，老挝突然成了东方的小鲁里坦尼亚[8]王国——“自由世界举足轻重的要素”“抗击共产主义的要塞”“维护自由的堡垒”。美国的金钱和物资被源源不断地送来，令老挝的统治者眼花缭乱。在肯尼迪总统就职典礼之前，艾森豪尔在其述职报告中认为老挝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他说：“如果我们让老挝沦陷，我们就不得不放弃整个东南亚地区。”他建议尽一切努力说服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加入共同行动，但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就得考虑“我们单独进行干预”。由于老挝地形复杂，美国驻太平洋的海上和空中力量无法到达，因而显然难以展开有效的战斗。艾森豪尔曾反对介入比老挝更容易抵达的越南，此番言论与之前形成巨大反差，说明老挝有些特别之处令人欲罢不能。

局部的狂热有时也会令国际关系陡然升温，到1961年，当地局势已经演变成为由一系列阴谋所引发的危机。老挝联合政府威胁要宣战，英国和法国恳请援用《日内瓦协定》，并随之在日内瓦重新召开了有14个国家参加的会议。在华盛顿，总统召集人员在白宫开会，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对仅仅几天前的猪湾惨败仍心有余悸的肯尼迪，决心要向世人表明，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行动绝非妄言，如果联合政府能够成功，就得尽量防止右翼的公开抗议。他授权第七舰队进入南中国海，派遣直升机和作战部队进入泰国，并命令在冲绳的美国军队保持警戒。

参谋长联席会议新任主席莱曼·K·菜姆尼策将军向总统建议，如果中国和北越胆敢干涉的话，可以用核武器予以遏制，这让肯尼迪颇为震惊，因为他觉得应该更加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他决定接受老挝的中立立场，并允许梭发那·富马亲王重掌权力，同时还派资深外交官埃夫里尔·哈里曼前去日内瓦就此签署相关协议。该方案之所以可行，是因为，一方面，苏联和美国都能够接受；另一方面，老挝也希望独善其身，不想参与战争。尽管让老挝保持中立阻断了外部势力干预的可能，但这一做法也带来了负面效应：让巴特寮保持原状令该地区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产生了疑虑，他们开始怀疑美国是否会坚定履行在亚洲抗击共产主义的承诺。由于大张旗鼓的宣传，这些疑虑深深触动了即将到访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

1961年5月，约翰逊被派往中国台湾、南越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周边国家，重申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支持。副总统对外交事务不怎么感兴趣，相关经验也少之又少，但是作为参议员和多数党领袖，他又不得不去关注这些问题，因此他调整了自己的态度，以适应传统的“冷战”思维。约翰逊最关心的不是外交事务，而是他自己的升迁，且他的思想和行为也被“冷战”思维所左右。他的公开声明都是针对最底层的普通民众，比如在西贡时，他宣称吴庭艳是“亚洲的温斯顿·丘吉尔”。他给总统的报告倒不是如此荒唐，他建议勇敢坚定地进行干预。他已经准备好让美国担负起对亚洲的责任。“亚洲人在维护东南亚自由方面所作所为的关键，”他写道，“就是对美国的信心。美国在东南亚的领导作用不可替代。实现对单个国家的领导……主要基于对美国的实力和意志的了解和信任。”尽管这番言语几乎完全忽略了亚洲领导者赖以生存的根基，但却充分表达了对美国无所不能的力量的赞颂，因为美国就是据此在“二战”后崛起的。我们曾经远渡重洋，粉碎了德国和日本的战争机器，恢复了欧洲的秩序，实现了对日本的统治，因此，我们是横跨两个半球的保罗·班扬[9]。

“我建议，”约翰逊继续强调说，“我们应该立即行动，大力帮助这些国家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还要再次强调，在这次任务之后，其他的措施、行动和努力要立刻跟进，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这里他指的应该是军事行动。他采取了平时并不经常主张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建议说，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必须充分意识到美国在人力、物力方面所做的持续的大量投入，以及美国的威望”，而且，“在某些时候，我们可能还要做出进一步的决定，即一旦我们的其他努力前功尽弃，我们是要向该地区派遣大批美国军队，还是为减少损失而大举撤退”。

他警告说，“毫无疑问，事态最近的发展已经在老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人们对美国在整个东南亚的意图产生了怀疑和忧虑。”东方人讲话习惯于拐弯抹角，得透过一大堆模棱两可的话揣测其意图，有时往往还不得要领，约翰逊显然不谙此道，对听到的话不假思索，信以为真，所以敦促说，他的使命“必须要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极其重要的”。他还建议“通过富于想象力地运用美国科学和技术能力”，来战胜“真正的敌人”——饥饿、无知、贫穷和疾病，并总结说，“在东南亚抗击共产主义的战斗必须要有实力和决心才能取得成功，否则，美国必将不可避免地放弃太平洋，从而把防线撤回到旧金山。”这里，他不仅将6000英里的海洋，还将冲绳、关岛、中途岛和夏威夷一并弃之九霄云外。

这里混合了各种美国特色的想法。这种要么击败共产主义，要么放弃太平洋的简单化思路，可能没有对总统产生影响，因为他根本就不赞成副总统的做法，而后者也不支持他。但有人对美国的坚定态度表示怀疑，这令约翰逊颇有些不快，但由此也引发了美国的信用危机。随着这一问题的发酵，到最后我们的所有行动似乎都是围绕这一问题了。

信用问题始于那年夏天的柏林危机，当时肯尼迪刚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举行了一场会谈，双方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随后肯尼迪对詹姆斯·赖斯顿说，“现在有个问题，得让人相信美国的实力，越南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但越南从来就不是理想的选择，因为美国政府本身从来就没有完全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与柏林的对比再清楚不过了。那年7月，肯尼迪这样说道：“我们不能也将不会允许共产党人逐渐或以武力把我们赶出柏林。”根据他的幕僚的说法，他自己已经下定决心，为此不惜冒战争甚至核战争的风险。尽管所有人都信誓旦旦，但在美国政策中，越南从未有过与之相当的地位；而与此同时，美国历届政府中也没有一个愿意放弃越南。正是这种政策的矛盾和彷徨，令美国各种努力左右摇摆，举棋不定，而始作俑者正是肯尼迪本人。

用助理国防部长保罗·尼采的话来说，从柏林危机中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保卫柏林对于西方的价值远远超过夺取柏林对于苏联的价值。”他的评论或许让我们认识到，对于为保家卫国长期奋战的北越而言，赢得对国家的掌控对于他们的要义，远远高于挫败他们的种种努力对于美国的价值。他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斗，并决心最终成为这片土地的主宰。不论是好是坏，河内当局对目标坚定不移，也正是因为它不屈不挠，它终将可能占据上风。不论尼采还是任何其他人，都没有觉察到这种对比。

1961年8月，记者西奥多·怀特在给白宫的信中写道，南越的“情况每况愈下，一周比一周糟”，这让他想到了重庆。“游击队现在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南部三角洲，即使在白天，如果没有军队护送，就没有美国人愿意开车把我送出西贡。”这与军事援助顾问团现任团长的莱昂内尔·麦加尔将军的“悲观评估”如出一辙，而据将军估计，吴庭艳只控制着南越40%的土地，其85%的军队不得不整日疲于应付叛乱分子。

怀特在信中进一步说，“政治格局将会发生严重动荡”，而令他自己都迷惑不解的是，与此同时，20英里之外，“20至25岁左右的年轻人却还在西贡夜总会里笙歌艳舞，尽情娱乐”。“共产党那边倒似乎有人甘愿为他们的事业而牺牲。”这种差异也开始令其他观察员感到不安。最后，怀特问道，如果我们决定进行干预，“我们有适当的人员吗？我们有适当的器械吗？我们对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了适当的澄清和说明吗？”

肯尼迪举棋不定，但还是派出第一个使团对越南情况进行评估，这也是众多高级官方使团中最为出名的一个。后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两年当中去了不下5次，而稍低级别的使团则像蜜蜂进出蜂房一样来往穿梭于西贡。美国大使馆、军事援助顾问团、情报和援助机构都早已在越南驻扎并定期向国内汇报情况，但华盛顿方面仍然要求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的评估，这足以证明白宫在越南问题上犹豫不决。

1961年10月，应吴庭艳的请求，由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沃尔特·罗斯托所率领的使团奔赴越南。吴庭艳请求签署双边防御条约，并且可能的话，引入美国作战部队，而他此前一直是反对这么做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进攻一浪高过一浪，很有可能穿越老挝边界，这让他寝食难安。尽管肯尼迪徘徊不定，但为了美国在越南的声誉，他于此时赞成美国加强工作力度，并希望得到肯定而不仅仅是情报，他在使团的选择上不就是这样吗？选择泰勒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在军事方面做出评估。泰勒英俊倜傥，彬彬有礼，加上一双敏锐的蓝眼睛，被公认为“军人政治家”。他能讲几种语言，时常引述波里比阿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并且还写了一本书，题为“飘忽不定的喇叭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指挥第101空降师，担任过西点军校的负责人，在朝鲜战争中曾接替李奇微，在杜勒斯主政白宫的后期担任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由于不赞成大规模报复思想，他在1959年退休，担任纽约林肯表演艺术中心主任。这样一位博学涵养之士自然受到肯尼迪的关注。然而作为一位智慧超群的将军，而非王公权贵，他的想法和建议却往往有些因循守旧。

与他同行的沃尔特·罗斯托（因沃尔特·惠特曼而取此名）坚定地相信美国有能力引导并开发贫穷落后的国家。在“鹰派”这个词出现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个遏制共产主义的鹰派，并早就提议向越南派遣2.5万名美国士兵。在欧洲战争期间，他的任务是选定目标，从那时起，他就非常信奉空中力量。但是，战后对战略轰炸的效果所做的调查发现，空中力量的有效性尚无法确定。罗斯托是个实证主义者，一位潘格罗斯博士式的人物，正如一位同僚所描述的那样，即便得知曼哈顿受到了核攻击，他也会向总统汇报说，市区重建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而且没有花财政部一分钱。由于学生时代曾参加过左翼活动，他进出白宫的安全许可总是被无端延误，肯尼迪为此抱怨说：“为什么他们总是找沃尔特的碴，说他是个软蛋？天呀，他可是我手下最伟大的‘冷战’斗士。”为了推进他的越南计划，他会找出种种理由，这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10月18日至25日，由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对南越进行了一周的访问，然后飞往菲律宾，并在那里撰写报告。这份文件，连同泰勒发给总统的“绝密”电报，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的附件和补充，彻底否决了之前各种渠道所做出的一致结论。报告可谓面面俱到，结合了正反面的观点，既有悲观，也有乐观。总体来说，在列出了许多限定条件后，报告认为，要将“拯救南越”计划付诸实施，只有派遣美国军队深入腹地，从而双方才会相信我们是严肃认真的。报告建议立即部署8000名美军士兵，“以阻止南越政权的颓势”，同时，“组织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以应对越共的侵略”。这份报告相当准确地预见到了后果：美国已经卷入其中，并将越陷越深；如果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消除南越的叛乱活动，“那我们承担的义务可能将永无止境（除非我们进攻在河内的叛乱源头）”。这里，无论是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报告已经指出了未来的军事问题。

该报告还包含了其他一些同样过于简单的结论，需要认真加以甄别。尽管泰勒并没有查看过敌人的地形地势或他们的工业基地，但他却在报告中说，越南北部“极易受到常规轰炸”。还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仅凭想象就在军事方面做出判断。

报告将河内政府界定为越过“国际边界”的侵略者，并选用了自己发明的言辞来描述越南问题。《日内瓦宣言》早就明确指出，南北越分界线只是“临时性的”，不应被理解为“政治或领土的边界”。艾森豪尔也曾明确承认这一点，别无他解。然而，像“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一样，“国际边界”也是决策者的发明之一，他们用这些词来证明干预的合理性，甚或就是让他们自己相信他们并非无中生有。罗斯托在布拉格堡的讲话中早就使用过这一措辞。而在泰勒之后的3个月，腊斯克又在一次公共演讲中继续使用该话语，并且这次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使用了跨越“国际边界”的“外来侵略”这样的表述。通过再三使用，分界线摇身一变，成为国际边界，并最终演变成为规范用语了。

报告认为南越的军事表现“令人失望”，并例行公事般地承认“只有越南人可以打败越共”。本着这样一种态度，泰勒认为，美国人“作为朋友和伙伴，可以教他们如何完成目标”。美国人就是凭着这种异想天开和痴心妄想，大刀阔斧地投入了越南事务。

被选中的顾问们就这样拟定了军事干预应该要遵循的模式。没有人像当年李奇微那样立场鲜明地表示反对。使团中来自国务院的成员在附件中对情况的描述是，随着越共取得越来越多的胜利，形势在不断“恶化”。他们还指出，共产党是从社会的最底层，即村庄开始发动工作，这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除非“美国毕其功于一役，消除越共的威胁”，否则即便外国军队能够提供帮助，他们也无法赢得这场战斗。然而，该份报告的执笔人，跨部门越南特遣部队主席斯特林·科特雷尔，完全支持泰勒和罗斯托提出的急行军方案。下级官员通常宁可附和上司的意见，也不愿承认这种轻而易举就能够推断出来的结论。

尽管国防部长腊斯克信誓旦旦地表示要阻止共产主义，但他也认为，为了他所称的“一场失败的战争”而令美国深入泥淖实在不可取，而且会因此影响美国的声誉。越南方面的危机让他如坐针毡，因为在另外一个场合，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做证时，他面对镜头侃侃而谈，表述了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美国总是与孱弱的旧政权结成盟友，因此，美国需要下定决心，“当你内心深知那个旧政权已经风雨飘摇、日暮西山时”，在什么情况下，“你能够或者还应该继续为它付出”。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还从未有人问过这么意义重大的问题，而最终也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这也在意料之中。

包括麦克纳马拉在内，各部门对泰勒的报告褒贬不一。多年的训练和思维习惯让麦克纳马拉坚定地认为，只要有必要的物资和装备，再辅以对相关因素正确无误的统计分析，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回应中指出了最根本的一点，军事干预需要厘清明确的目标，在越南问题上，这一目标就是要防止南越落入共产主义手中。考虑到苏联和中国可能做出的反应，他们估计需要派遣至多6个师或20.5万人的部队。同时还要警告河内，如果他们继续在南越支持越共的叛乱活动，美国“将对北越发动报复性打击，以示惩罚”。

肯尼迪对采取军事行动非常谨慎，并可能曾口头要求对建议进行修改。麦克纳马拉心领神会，重新考虑了一下，随后与腊斯克联合提交了第二份备忘录。在该备忘录中，他们建议暂时推迟作战部队的部署，但应做好准备，以便伺机而行。两位部长的想法不尽相同，但是在备忘录中，他们都认为，不论选择两种方案中的哪一种，如果南越方面不全力以赴，“面对冷漠无情、虎视眈眈的人民大众，单凭美国军队的力量难以完成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南越如果沦陷，将会“损害美国在其他地方的威望和声誉”，并“引发国内的争议”。这种避重就轻、模棱两可式的宏观大论，正好符合肯尼迪犹豫不决的态度。一方面，他对“白人战争”的效果心存疑虑；另一方面，泰勒曾告诫过他，增援部队将会不可避免地面临压力，因此，他并不希望万里之遥希望渺茫的一团乱麻成为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的羁绊。然而要想隔岸观火、袖手旁观，往往只会雪上加霜，因为这样的话，国外会对美国的庇护能力丧失信心，而国内也会指责政府在对抗共产主义问题上软弱无能。

肯尼迪天性谨慎，做事往往瞻前顾后。起初，他听取建议，同意推迟部署作战部队，从而避免明确地表达反对意见，因为那样很可能会引起右派的暴怒。他通知吴庭艳，美国将派遣更多顾问和工程部队，希望他们能够“激发”越南人民的斗志，从而更加勇往直前地战斗，因为“任何额外的援助都无法替代越南人自己的努力”。派遣作战部队的方案就这样被暂时搁置起来。对于经常提及的政治和行政改革，总统要求“具体展示”一下所取得的进展，并提醒说，“白人军队更适合做顾问的工作，而不是找出混迹于越南人中间的越共分子”，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却十分虚伪，因为这正是前去平定叛乱的特种部队所肩负的使命。肯尼迪向吴庭艳保证说，“我们愿意帮助越南共和国保护本国人民，维持其独立自主的状况。”他用这种模糊但又模糊得不够彻底的语言将自己禁锢起来。实际上，他坚持既定目标，却未采取任何行动。

按照美国大使的说法，吴庭艳气急败坏，“似乎想要知道，美国是否准备撤回对越南的援助，就像我们在老挝所做的那样”。美国必须要维护自己的声望，阻止局势的恶化。在没有任何明确的决定或任务计划的情况下，部队就出发了。美军顾问团需要作战支援部队，空中侦察需要战斗机护航和直升机编队，应对叛乱需要600名绿色贝雷帽士兵训练越南人如何与越共作战。装备也要同时跟进——突击登陆艇和海军巡逻艇、装甲运兵车、短距离起飞飞机和运输机、卡车、雷达装置、匡塞特小屋和机场等。所有这些都用来为南越（越南南方军）的作战提供支持，但需要配备美方人员进行操作，他们无可奈何地卷入了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当美国特种部队指挥南越军队抗击游击队并遭遇炮火时，他们也英勇还击。而武装直升机在受到敌人攻击时也毫不示弱地予以反击。

一个训练指挥部已经难以支援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1962年2月，由三星上将保罗·D·哈金斯任总指挥的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取代了军事援助顾问团。在朝鲜战争中，保罗曾担任马克斯韦尔·泰勒的参谋总长。如果要确认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开始时间，那么就应该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军事援助司令部的组建之日。

1962年年中，美军在越南的人数有8000人；到年底，超过1.1万人；10个月以后，达到了1.7万人。从营到师和参谋总部的各个级别，美国士兵与南越政府军部队并肩作战。他们策划军事行动，与越南军队一起深入战场，每次6—8周的时间。他们用飞机运送部队和补给，在丛林中修建跑道，驾驶直升机执行救援任务，指挥医疗队伍疏散伤病人员，训练越南飞行员，协调炮火和空中支援，在西贡北部指挥打击敌人的飞机。他们也遭受重创：1961年死伤14人，1962年死伤109人，1963年死伤489人。

这是一场总统发起的战争，并没有经过国会的授权。由于总统断然否认或顾左右而言他，所以尽管有人注意到了蛛丝马迹，但公众对这场战争还是知之甚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指控肯尼迪政府在美国干预越南的问题上没有“对美国人民开诚布公”。而当有人问道，现在是否还不到“撕下顾问的虚伪面具”的时机时，肯尼迪显然被激怒了，并在1962年2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说，“按照我们通常理解的词义来说，我们尚未派遣作战部队。我们只是扩充了顾问团，加强了后勤保障……”就其“尽可能坦率”的态度而言，这一表述与屡试不爽的托词“我们在该地区的安全需要”一脉相承。这当然没有令公众满意。“美国现在在南越已经不宣而战，”詹姆斯·赖斯顿在同一天写道，“除了美国人民以外，苏联人、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所有相关人员早就对这一点十分清楚了。”

美国的援助在加强越南战斗力、鼓舞越南士气方面曾经一度卓有成效，令他们在一系列战斗中势如破竹。由吴庭艳的弟弟吴廷瑈发起的“战略村”计划，在当年广为称颂，并受到美国方面的高度重视，尽管这一计划没有为吴庭艳政府赢得广大农村村民的拥护，但在许多地区成功地将越共击退了。“战略村落”计划的目的在于切断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他们缺衣少食，无法招募新兵，为此，它要将大约300户人家强行搬迁到四周壁垒森严的“农庄”。这些村民大多衣衫褴褛，两手空空，而他们的房屋也被焚烧殆尽，夷为平地，防止被越共人员用来遮风挡雨。尽管故土难离，乡音情重，但该计划不仅对此没有理会，还强行征用劳动力修建“农庄”。虽然经过精心策划并被寄予厚望，但该“战略村落”计划在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同时也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情感。

随着美国派出更多使团，加强对南越政府军的指导，越共中叛逃人数越来越多，很多根据地因此被丢弃，南越军队由此恢复了信心。1962年西贡政权大获全胜，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也就是这一年，它将走上穷途末路。美国人的乐观情绪不断膨胀，军队和使馆发言人所发布的声明也信心满怀，人们认为战争已经“转危为安”。越共与南越政府军的伤亡比率估计是5∶3。哈金斯将军始终看好战争前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7月的一次考察中的讲话颇有代表性，他说，“每一项定量测量都表明，我们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回国途中，他参加了设在檀香山的太平洋司令部的一次军事会议，会上他提出计划，到1965年逐渐撤出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

而在战场上，上校军官、非指挥人员及新闻记者对战争形势疑虑重重，J·K·加尔布雷思也是其中之一。此人在1961年11月，也就是泰勒报告出炉之际，被派往印度出任大使。途中，肯尼迪让他在西贡做短暂停留，对当地局势再做一次评估。加尔布雷思感觉肯尼迪想要一个负面的报告，于是便毫不留情，直陈时弊。当地的情况确实“一团乱麻”。吴庭艳的部队是“毫无斗志的散兵游勇，许多人佯称有病消极怠战”。地方部队指挥官既是军事首领，又是当地政府首脑和政治领袖；有关叛乱活动的情报根本就“子虚乌有”。吴庭艳处心积虑，防止可能推翻他的政变发生，但对越共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却置若罔闻，使得政治上的情形像“一潭死水”。他领导的政府软弱无能，无人拥戴，严重影响了美国援助的效果。当吴庭艳的车队通过西贡时，其举动让人联想到日本天皇，“沿街所有晾晒的衣服都要收起来，所有窗户都必须关上，居民必须待在家里，所有的街道都被清场，车队四周有一大群摩托车手保护他快速通过”。吴庭艳“既不会有效推行行政改革，也不会推行政治改革”，因此美国用承诺援助来换取改革的努力只能是痴人说梦。“改革对他而言实在是勉为其难，如果对他寄予厚望只能说明政治上的幼稚可笑。在吴庭艳看来，他绝不能放权，因为那样一来，他就会被扫地出门。”

加尔布雷思认为，对任何施压派遣美国军队的行为都要坚决抵制，因为“这种致命的弱点不是我们的士兵应该处理的问题”。他并不赞成吴庭艳不可替代这种说法，但除此之外，对于“我们目前所处的困境”，他也没有良好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尽管没有人能保证安全平稳的过渡，但当务之急是更换吴庭艳，推倒重来，“我们现在已经是厄运难逃”。

同样是在1962年3月，他写信敦促美国政府，对于与河内可能达成的任何政治解决方案，美国都应该持开放态度。一旦出现这样的机会，就要“立刻抓住”。他认为尼赫鲁将会助一臂之力，或者由哈里曼与俄罗斯接触，来搞清楚，如果美国撤军并就越南最终的统一谈判达成协议，河内是否愿意取消越共组织。同年4月回国以后，他向肯尼迪建议，通过国际协商，按照老挝模式在越南建立不结盟政府。他预言说，如果继续支持软弱无用的政府，“我们将会取代法国成为该地区的殖民力量，并会像法国人一样付出血的代价”。与此同时，应杜绝所有让美军参战的行动，并且最好停止诸如喷洒落叶剂和“战略村落”等不受欢迎的做法。

加尔布雷思的书面建议被参谋长联席会议扣压了，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在东南亚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主义，这一立场已是众所周知”，如此建议就等于让美国放弃承诺，自打耳光。他们引用了明显的证据，即总统在听信谗言后向吴庭艳保证要维护越南共和国的独立。他们认为不仅不应改变美国的政策，而且还要“大刀阔斧，积极推进，直至圆满成功”。这在当时是普遍的共识，肯尼迪也并未提出异议。加尔布雷思的建议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圆满的结局早就渐行渐远。不满情绪就像沼泽中的薄雾弥漫在吴庭艳周围。西贡政府以全日制兵役制度替代了半年服役半年回家耕作的传统，从而进一步疏远了农民。1962年2月，两名持不同政见的空军军官对总统府进行了轰炸和扫射，企图刺杀吴庭艳，以失败告终。美国记者深入探究其中的漏洞，发现官方简报中充斥的乐观情绪与现实有很大差距，且谎话连篇。他们逐渐失去了信心，撰写的报告也越来越具有讽刺意味。其中一位记者很久以后写道，“许多被新闻记者认为是谎言的东西，恰恰被特派团信以为真并汇报给华盛顿”。因为吴庭艳的指挥官告诉他们的就是这样的内容。由于美国的情报机构遍布越南，他们会对吴庭艳的指挥官所说的话完全信以为真难以令人信服；但问题在于，美国已经选择了吴庭艳，就像当初选择了蒋介石一样，官员们也都同样不愿承认他难当此任。

结果就演变成了一场新闻战争：记者们越是出离愤怒，越容易写出更多“不合政府口味的文章”。白宫于是派出国务院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曼宁到西贡，对局势进行现场调研。回国后，曼宁准备了一份坦诚的没有偏见的备忘录，其中汇报说，新闻战争的根源之一在于，政府的政策一直是“尽量减少美国对越南的干预程度，甚至对现实中的真实情况轻描淡写”，他因此敦促改变这一政策。虽然公众很少关注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但还是有少数人意识到美国在万里之遥的行动出了点儿问题。各地开始出现反对的声音，但规模很小，很分散，没有形成气候。对公众而言，他们总体上隐约知道，美国正在亚洲的某个地方与共产党作战，他们基本对此持赞成态度。越南是个遥远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只不过是报纸上的一个名字而已。

有一位学识渊博、地位显赫的独立批评人士，就是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现任多数党领袖，并且是对亚洲形势最为关注的参议员。他认为，由于过去传教士的所作所为，美国一味热衷于改善亚洲的状况，而为维护理想发起的反共产主义圣战又为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行为最终将导致两败俱伤。1961年12月，他应总统的请求到越南考察参观，这也是自1955年以来他首次到访。结束行程回国以后，他向参议院报告说，“美国用7年时间花费20亿美元对越南进行援助……如今，南越局势似乎还不如当初稳定。”他给了乐观主义者一记耳光，也对“战略村”的做法予以了否定，他认为，“迄今为止，南越中央政府的做法令人忧心忡忡。”

在与肯尼迪私下谈话时，他更加直言不讳。他说，美国军队的介入将会引发一场与我们无关的内战。如果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不仅有损于美国在亚洲的威信，而且对南越的独立自主也于事无补”。就在曼斯菲尔德滔滔不绝之际，肯尼迪变得越加不安，脸颊涨红，他突然暴跳如雷地吼道：“你觉得我会对你的话信以为真吗？”像所有的统治者一样，他希望人们能肯定他的政策。但曼斯菲尔德完全与他唱反调，令他异常恼怒。不过他事后向助手坦承，“我对自己也非常恼火，因为我发现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

什么都没有改变。总统派出了其他调查人员，有国务院情报部门负责人罗杰·希尔斯曼，以及邦迪手下的迈克尔·福里斯特尔，与泰勒·罗斯托的观点相比，他们的观点更接近曼斯菲尔德。他们在报告中说，战争将会比预期持续更长时间，花费更多金钱，付出更多生命，“这场战争的负面影响将会是巨大的”。但是，作为政府官员，他们不像曼斯菲尔德那样有独立的选民基础，因此没有对现行政策提出异议。

希尔斯曼深入而又详细的报告中有许多具体的负面报道，但政府并没有根据调查团带回的信息采取相应的调整，因为那将痛苦不堪。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一旦形成了某个政策体系，维护该体系相对更容易一些。而对于其下属而言，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最好不要兴风作浪，不要硬是去找令上司难以接受的证据。心理学家将这种过滤掉不和谐信息的过程称之为“认知失调”，这是一个“不要用事实来混淆视听”的学术幌子。认知失调就是试图“将在组织内造成冲突或引起心理痛苦的问题予以压制、掩饰、淡化或混淆”。这使得人们“不去选择”替代方案，“因为即便是对替代方案稍加考虑也会造成冲突”。在政府内部，之所以存在下级与上级关系，目的就是制定人人都满意的政策。这有助于统治者实现如意算盘，往往被定义为“在评估可能性时发生的无意识的变化”。

肯尼迪也不是榆木疙瘩；他对这些负面因素心知肚明，也感到有些心烦意乱，但他没有做出调整，他那些首席顾问中也没有一个人建议他这样做。政府部门中没有人主张从越南撤军，部分原因在于害怕那样会助长共产主义的气焰，有损美国的威信；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害怕引起国内反对派的报复。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在美国愚蠢政策历史上最经久不衰的原因，那就是个人利益，这里就是指总统第二任期。肯尼迪聪明过人，早就看出失败的迹象，能够感受到美国在越南接二连三的灾难。他为深陷其中而懊恼，为不能自拔而烦扰，焦躁不安地期望第二任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他也希望能够赢得胜利，哪怕是找到一种合理的相当于胜利的方案，以便减少损失，抽身而退。

1963年3月，在白宫的一次国会早餐会上，曼斯菲尔德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至此形成了美国对越南问题的思路。或许因为总统知道这位颇具影响力的议员想听什么话，于是将他拉到一边，对他说，他打算同意完全撤军。“但到1965年我连任之前，还不能这么做。”如果连任之前撤军的话，会招致保守派的激烈讨伐。肯尼迪又对他的助手肯尼思·奥唐奈重复说，“如果我现在就设法完全撤出，很可能会出现另一次乔·麦卡锡恐怖事件”；他斩钉截铁地补充说，只能在连任以后，“所以我们最好确保我能连任”！他向其他朋友表示了他的隐忧，但坚持认为，他不能够将越南拱手让给共产党，然后让美国选民投他的票。

如果不是一时逞强的话，他的态度还是很现实的。离再次竞选尚有一年半多的时间，在此期间将美国资源继续耗费在他已不再抱有太大希望的事业上，即便备受煎熬也要确保连任，这实在是出于一己之利而非从国家利益考虑。只有极其罕见的统治者才不会这么做。

在这期间，美国政府灵活巧妙地处理了古巴导弹危机，挫败了赫鲁晓夫的阴谋，极大提振了美国政府的信心，维护了美国的声誉。从苏联在古巴危机中退缩可以看到与柏林事件中同样的道理，在古巴部署导弹只是一个胆大包天的赌博行为，并非关系到苏联的切身利益；而阻止苏联在离美国咫尺之遥的地方部署导弹对美国而言“性命攸关”。基于切身利益定律，可以预见的是，美国最终将在越南问题上做出让步，而北越将会取得胜利。

美国给了古巴共产主义一记重拳，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威望，此时从越南抽身而退完全可以压倒国内反对派的叫嚣。但这时官方乐观主义甚嚣尘上，没有任何撤出的举动。肯尼迪确实也大约在这个时候，指示迈克尔·福里斯特尔准备一个大选后从越南撤军的计划，因为要获得国会及亚洲和欧洲盟国的认可还得需要一年的时间。该计划最终没有下文。但当有人私下问他，如何能够做到从越南全身而退却又不损害美国的威望时，他回答说：“这很简单，在那里成立个政府，以它的名义让我们离开就是。”而他在公开场合的说法却是，美国撤出“不仅意味着南越，而且整个东南亚都将土崩瓦解。因此，我们打算留下来”。他一会儿这么想，一会儿那么想，总是徘徊不定。

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一个始终要考虑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反应。当时，中苏关系的破裂已经非常明显，而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苏联对美国威胁的减弱，处在几种复杂关系背后的中国，似乎比以往更加阴森可怕。朝鲜战争的惨痛教训还历历在目，炮击金门、马祖，与印度的边境战争，所有这些拼凑在一起，勾勒出一副穷兵黩武、好战捣乱的中国形象。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当记者问肯尼迪是否有理由怀疑多米诺骨牌理论时，他说，“不，我相信，我相信……中国在边境虎视眈眈，如果南越战败，不仅会让中国获得有利地形利用游击战进攻马来西亚，而且也会让人觉得，中国和共产主义浪潮将在未来席卷整个东南亚。”

事实上，如果美国人当时能够接纳一个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北越，那么它是否由共产党领导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因为，一个充满活力、独立自主并具有强烈反华意识的越南，将会构成对抗令人恐惧的中国扩张的坚实屏障；而假如越南四分五裂、战事纷扰，就无疑让中国有机可乘，能够越过边境大肆干涉。那些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没有想到这一点。无论如何，当时的中国因为“大跃进”而陷入经济泥淖中不能自拔，还没有实力到国外去冒险。在任何敌对关系中，“知彼”都是最重要的信条。但是，在处理红色威胁时，美国却断绝与中国的关系，极尽盲人摸象之能事，这成了美国特有的习惯。

为了完成麦克纳马拉在檀香山下达的命令，军事研究院正忙于从浩如烟海的备忘录和纸质文件中收集信息，以制订详尽的计划。根据该计划，美国要在1963年底撤出1000人，还要资助并组建南越政府军，使他们经过训练和扩充，能够达到接管战争的水平。当军事援助越南指挥部、太平洋指挥总部和国防部忙于统计数字、编写缩略语及文件交换之际，南越形势恶化，引发了危机，最终导致了吴庭艳政权垮台，生命终结，令美国在道义上也备受谴责。

吴庭艳的统治从未被各部落、各宗教派别及各阶层民众完全接纳，在1963年夏天爆发的佛教徒起义中，他所领导的政权终于彻底瓦解了。法国殖民当局和吴庭艳政权均对天主教徒给予了优惠待遇，倍受歧视的佛教徒长期以来心存愤恨，最终爆发起义，当地民众积极响应。5月，西贡政府禁止庆祝佛祖诞辰，引发了骚乱，政府军向示威者开枪，造成数人死亡。随后，一名和尚在西贡广场自焚，极端行为引起新一轮的暴乱，政府发布戒严令。抗议行动开始向四处蔓延，各类反政府人士纷纷加入：反天主教人士，反西方分子，中下阶层持不同政见者。据说在吴庭艳的弟弟吴廷瑈领导下，镇压力度加强了，暴力行为因此升级。政府突击搜查了主要佛教寺院，并逮捕了数百名僧侣。政府外长和驻美大使辞职以示抗议；吴庭艳政府开始崩塌。

美国情报部门似乎没有训练过如何解读民众感情，因此并没有预见到此次暴乱。暴乱发生两周前，国务卿腊斯克被军事援助越南指挥部浓厚的乐观情绪所蒙蔽，在谈话中还说南越正在“平稳地向基于民众支持的宪政制度过渡”，而有关士气上升的证据表明南越人民正“昂首阔步迈向成功”。

吴庭艳在军队中也不乏宿敌。一位将军正暗中酝酿政变。政府因疲于应对颠覆阴谋而减少了军事行动。吴廷瑈和阴险毒辣的瑈夫人开始出现在情报中，情报说他们暗中通敌，怀疑是想通过法国中介达到让越南“中立”的目标，以攫取个人财富。美国所有的投入似乎都危如累卵。这就是那位备受美国青睐的帮越南建国立业的首选人物？这就是那位要阻止与南越势不两立且野心勃勃的北越进攻的美国可靠候选人？

华盛顿内部对美国该采取何种措施的讨论异常激烈，而由于政府根本不知道该走哪条路线，形势变得更为扑朔迷离。有能替代吴庭艳人选吗？如果有的话，他能平定叛乱吗？各种观点都集中在吴庭艳去留的利弊以及如何去除吴廷瑈的问题上，却没有人反思美国在这场困境中的所作所为。之所以要根除吴廷瑈之流，倒不是因为他们压迫佛教徒，而是因为他们想要采取中立立场。美国希望通过审慎地中断援助的方式迫使吴庭艳就范，但吴庭艳深知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决心，因此这样的威胁对他而言犹如隔靴搔痒。国务院上下局促不安，焦虑万分，因为吴庭艳有可能从中看到某种信号，认为美国即将对他和吴廷瑈采取行动，从而“做出难以置信的极端举动，比如请求北越予以协助将美国人驱逐出境”。这种种奇思怪想表明，华盛顿方面对于自己在越南的角色定位也有些心虚气短。

决策者们逐渐得出结论，他们并没有认为南越是阻挡共产主义扩张的障碍，对南越的援助得不偿失；而是认为，必须在美国协助下将吴庭艳赶下台。换言之，华盛顿应对推翻吴庭艳的军事政变提供支持。这实际是一种收归权利的行为（或者说，如果不是权利的话，是应对当务之急的务实行为），目的在于保护对一个客户公司的投资，防止因为管理不善而蒙受损失。

中情局王牌特工卢·科奈恩上校首先与密谋政变的将军们建立了秘密联系。新任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完全相信美国应该结束与“这个四处烧杀掠夺、无恶不作的专制政权”的伙伴关系，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行动的指挥任务。对于他的建议，华盛顿方面指示说，如果吴庭艳不能除掉吴廷瑈及其同伙，“那就再明显不过了——我们不能继续支持吴庭艳了”，并授权他告诉“那些具体负责的越南军事指挥官，在中央政府机关瘫痪的过渡时期，我们将直接向他们提供支持”。白宫用政府发布指令所惯有的“是与否”的风格告诉洛奇，“不要主动采取暗地里鼓励政变的积极措施”，但是，另一方面，应“暗中抓紧行动”，从而“与可能担当领导角色的人进行接触”，当然，这些行动一定要“安全可靠，而且能够彻底撇清关系”。

作为上届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洛奇被任命为驻越大使不仅是因为他的政治才能和流利的法语，而且是让共和党也卷入越南困局的一种手段。洛奇并不是一个易受摆布的人，他将肯尼迪政府的言行仔细记录在案，以防他们将来死不认账。“我们出发了，”他在电报中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的目标就是推翻吴庭艳政府。”他告诉国务院，科奈恩上校已经与政变领导人“闵大个子”将军取得了必要的联系，将军列出了三个可能的行动计划，其中第一个就是“暗杀”吴廷瑈，让吴庭艳继续执政，“这个计划最容易完成”。

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一个比吴庭艳和吴廷瑈的命运更大的问题不时地浮现出来。罗伯特·肯尼迪提出，当前主要问题是“有没有任何政府能够阻止共产党的兼并行为。如果没人能够阻止这一趋势，那么现在正是美国从越南完全撤出的大好时机，不应该再继续等待”。如果换一个政府就能够阻止共产党扩张行为的话，我们应该继续执行更换计划，但他认为，“目前还没有人回答”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有些人曾试图回答。曾与南越政府军并肩作战的一些校级军官通过惨痛的经历认识到，受过美军训练并配备美式装备的南越军队还是缺乏斗志。在哈金斯将军极力压制对战争的负面报道的情况下，这些军官还是竭尽全力，设法绕开他，利用在国防部做述职报告之际讲述了南越政府军的糟糕表现。尤其是1963年1月发生在艾巴克的一场战斗，南越方面有2000人，配备有火炮和装甲运兵车。本来以为他们装备精良、火力强大，再加上顽强的斗志，肯定能大获全胜。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们在遭到200名越共游击队的突袭后，一个个蜷缩在降落地面的直升机后面，拒绝站起来射击，更不听从反攻命令。而负责指挥国民警卫队的一位省长则拒绝让他的部队加入战斗。在这场屠杀中，有3名美国顾问被打死。尽管指挥部命令所有人闭嘴，但艾巴克战斗还是暴露出南越政府军的无能，美国援助计划的失败，以及乐观情绪的不实。上校约翰·范恩是艾巴克战斗中的美方高级军官，1963年夏天，他返回五角大楼并试图将实情告知总参谋部。但由于马克斯韦尔·泰勒是哈金斯将军的靠山，始终维护后者立场，所以范恩的意见不了了之。一名国防部发言人宣布，“我们已经完全越过转折点，正在迈向胜利。”美军太平洋指挥总部则预言，越共“必定”会被击败。

美国对外援助人员也对越南的状况表示沮丧。鲁弗斯·菲利普斯——一位乡村援助项目主管——描述道，“战略村落”计划已经成为“烂摊子”。他还指出，这场战争并不主要是军事斗争，而且是争取民众拥戴的政治冲突，而吴庭艳政权正一步步走向失败。约翰·麦克林是美国新闻处主任，1962年，他请假以《时代周刊》记者的身份来到越南，试图为越南人民的反共事业提供帮助。但21个月后，他申请辞职，他的任务也在“心灰意冷”中结束。在一次有腊斯克、麦克纳马拉、泰勒、邦迪和副总统约翰逊等人出席的会议上，国务院越南跨部门工作小组组长保罗·卡滕伯格的建议让与会人员颇感震惊，他说，鉴于吴庭艳肯定不会与他的兄弟分道扬镳，民众对他的支持也越来越少，他从而会“逐渐走下坡路”，因此，美国最好现在就决定撤出。在场人员中没人同意他的观点，而腊斯克也坚决制止了这个问题，并表示，基于“不赢得胜利，我们不会撤军”这一信念，应继续执行美国的既定政策。随后，卡滕伯格被从工作组调离到另一个职位。离职之际，他预言说，美国将在这场战争中投入50万军队，而且战争将会持续5—10年。

此时，有人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夏尔·戴高乐提出了一个中立的解决方案。他在法国内阁会议上所做的一份内部声明罕见地授权全文出版，这显然是为了让海外人士获悉。戴高乐表示，希望越南人民“全民族共同努力”，实现国家统一和“不受外来影响的独立自主”。他有些飘忽不定的话语表达了法国对越南的关注，并表示，为了这一目的，法国愿意倾力合作。外交官们在研读了他的报告后认为，他的行动方针就是按照老挝模式的“中立”解决方案，使越南独立于共产主义中国和美国。“权威人士”表示，北越已显示出他们愿意接受这一方案，而法国官员已将其触角从河内转移到其他国家首都。

这本来有可能是美国“抓住时机”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的良好开端，正如加尔布雷思曾经建议过的那样。如果华盛顿足够明智想要寻找一个脱身机会的话，戴高乐无疑就提供了这样一个退出路径。但是，据报道，美国政府对戴高乐傲慢自大的态度总是“极度厌烦”，这一次也毫不例外。然而，南越政府在吴庭艳领导下分崩离析，军事无力，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垮台就在眼前；戴高乐愿意就所提议的方案进行居中协调，而河内也已对他频送秋波，美国政府本来可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来表明，它已经尽其所能提供了援助，现在已经无能为力；接下来应该由越南人民自己解决。这样做就意味着南越迟早要由共产党占领。由于未来无法预见，由于1963年美国人对自己的实力仍信心满怀，他们仍然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结果。

政变计划还在按预定方案进行。这种行为违反了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但对于肯尼迪及其同僚这些现实主义者来说，这并未影响他们的决心。美国人一再重申“越南战争是越南人自己的战争”，这全然是胡说八道，因为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一点。“他们的”战争成了百用不厌其烦的紧箍咒；杜勒斯说过，艾森豪尔说过，腊斯克说过，马克斯韦尔·泰勒说过，所有的大使说过，肯尼迪自己也多次说过：“说到底，这是他们的战争。只有他们才能去赢得或输掉这场战争。”如果这是他们的战争，那么这也是他们的政府和他们的政治。对于民主的捍卫者来说，与政变策划者密谋行事，不论有多么令人信服的理由，也不能使美国的行为方式彪炳史册。这是朝自欺欺人的愚蠢行为又迈进了一步。

肯尼迪为自己在越南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深感不安，另外他也似乎觉察到即将陷入的困境，于是派出了另外一个实情调查团，也就是如今传统的政府政策智囊团。调查团由维克托·克鲁拉克将军及国务院的约瑟夫·门登霍尔率领，前者是马克斯韦尔·泰勒的特别顾问，现任总参谋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后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越南通，与当地很多平民都颇为熟识。调查团对越南进行了为期四天快速而密集的访问。在返回华盛顿后，两人分别给白宫提交了调查报告，一份基于军方情报的报告认为前途光明，令人神清气爽；另一份则尖酸刻薄，令人悲观沮丧。两份报告差异如此之大，令肯尼迪困惑不解，禁不住问道：“你们两位访问的是同一个国家吗？”紧接着，他又派出由泰勒将军本人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率领的最高级别的代表团，任务是搞清楚南越的政治混乱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军事行动。在他们于10月2日提交的报告中，尽管对军事前景积极乐观，但政治方面的诸多不利消息，令他们的希望蒙上阴影。随后，经总统批准，麦克纳马拉在一份公众声明中宣布，美国在当年年底能够从越南撤回1000人，并且“美国的主要军事任务在1965年年底可以完成”。就这样，报告中充斥的所有矛盾被一抹了之，实情调查所发现的令人惶惑的问题也丝毫没有用来对政策进行清醒的分析和修正。

11月1日，南越的将军们成功实施了政变。让美国人感到震惊和不快的是，吴庭艳和吴廷瑈均在政变中意外遭到暗杀。不到一个月后，肯尼迪总统也遇刺身亡。

5.总统的战争

（1964—1968）

据与林登·约翰逊熟识的一个人说，从约翰逊担任总统那一刻起，他就下定决心，绝不“失去”越南。其实早在1961年任副总统时，他就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因此这样的态度也在意料之中；另外，受“冷战”思维的影响，这甚至更多地关系到他对自我形象的要求，这一点很快就昭然若揭了。在肯尼迪去世后不到48小时，回国就吴庭艳死后南越局势进展进行汇报的洛奇大使就会见了约翰逊，向他讲述了令人苦不堪言的形势。他说，从吴庭艳继任者身上，看不到从政治方面进行改进的希望，而且很可能会发生更多的冲突；军事方面，部队岌岌可危，随时面临被消灭的危险。美国要是不更积极地参与到战争中去，南越可能就要被共产主义占领了。洛奇坦率地告诉总统说，这是个艰难的决定，但必须要面对。约翰逊的回答直言快语：“我不想成为第一个打败仗的美国总统。”这句话后来在报道中变成了“我不想失去越南。作为美国总统，我不想看着东南亚步中国后尘”。

由于突然接替总统职位，约翰逊还有些惴惴不安，总觉得应该表现得“强大有力”，指挥若定，尤其是不能笼罩在肯尼迪——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后——的光环中。他没有想到必须要表现出足够的智慧，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但他拥有与生俱来的历史感，以及至少对事物进行某种程度反思的能力，不像肯尼迪那样充满矛盾心理。他坚强刚毅，但又盛气凌人，自以为是，他性格中的三个要素影响了他对越南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永不满足，从未有安全感的自我；毫无节制，滥用职权；一旦确定行动路线，则勇往直前，无所顾忌。

吴庭艳被暗杀后，南越各方都在考虑某种中立解决方案，而假如没有美国的话，西贡方面有可能已经与叛乱分子达成协议了。越共秘密电台播出一则消息，建议就停火进行谈判。随后对外广播情报服务处在华盛顿又播发了一条消息，建议说，如果西贡新总统，即推翻吴庭艳的政变领导人杨文明将军与美国脱离关系，那么可以达成和解。这些建议看起来并不那么令人难以接受，而且或许也只是探测一下西贡的政治乱象。西贡方面也想知道华盛顿下一步的举动。这位身高6英尺的总统，号称“大个子”明将军，曾是一位笃信佛教的农民，尽管乐善好施，深孚众望，但面对一群竞争对手却无能为力；而且据传他还正考虑与越共进行接触。上台三个月后，他也被政变推翻了。在接下来的数月，继任者们似乎都受了同样的魔咒，一个接一个上台，又一个接一个被政变推翻罢黜。对这样的现象，美国大使馆及其特工人员千方百计设法避免。

此间，缅甸籍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10]正尝试接受一个中立的联合政府。虽然双方势不两立，联合之事几近幻想，但也算是一种临时解决方案。该方案并未打动华盛顿。参议员曼斯菲尔德于1月份提出了一个极端的建议，即由西贡政权与越共对南越分而治之，从而为美国撤出开辟道路。尽管约翰逊一直要求其顾问们提供“解决方案”，但这些与共产主义妥协的方式并不在他的考虑之中。

做出决定的过程着实不易。12月，麦克纳马拉带领实情调查团回国后报告说，除非在“接下来两到三个月”内能够扭转当前局势，否则“最理想的情况便是中立，更可能的结果是国家被共产党掌控”。他告诉总统说，要使南越完全不受共产党的影响，这种可能性太小了，“据我判断，我们必须继续尽一切努力来赢得这场斗争”。

前途未卜，却勇往直前，这是一种新的自我催眠方式。让北越赢得胜利，就会纵容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削弱对美国的信心，促使国内右派发动政治迫害。《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的预言令人毛骨悚然，它说：如果南越沦陷，东南亚一连串国家，包括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将无一幸免；“盟军在西太平洋的整个地位将岌岌可危”；印度将“四面受敌”，而红色中国将“极度膨胀”；全世界都将怀疑美国是否有能力保护其他国家免受共产主义侵犯；革命运动会受到深远的影响；中立主义将肆虐传播，让人感觉到共产主义可能将大行其道。截至1983年，只有越南被共产党统治长达8年之久，而除老挝和柬埔寨，这些行为无一得逞。

从美国自日内瓦会议后开始拯救南越到1964年，10年时间倏然逝去。星光斗转，世易时移。在柏林和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败下阵来；而其对欧洲共产主义党派的影响也日薄西山；北约成立，并确立了稳固的地位。为什么仍然将万里之遥无关紧要的越南看得如此重要？共产主义曾经在欧洲昂首阔步，但似乎并未像在亚洲那样引起我们如此歇斯底里的反应。如果说共产党在哪里的挺进都让人如临大敌，为什么单单在打击古巴和对抗越南方面如此气势汹汹？或许，偏偏是因为这是在亚洲？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托马斯·多德认为美国在越南对付的不过是“区区数千名装备原始的游击队员”，正是基于这种心理，美国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在这里无所畏惧、肆意妄为。因此在亚洲遭受挫败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事情，它必须行使霸权，展示“威信”。尽管过去有忠告，说在亚洲发动地面战争不可能赢得胜利；在中国及朝鲜战争中失败的惨痛仍刻骨铭心；而就在这同一片土地上，法国战败的经历还历历在目，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改变美国维护权威的霸权思维。

独立战争时期，英国人认为一旦失去美洲殖民地，他们将一蹶不振；而现在，有人据此预言说，如果美国失去越南，后果亦将不堪设想，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令政策制定者更加忧心忡忡。约翰逊在第一次谈到将美军撤回到旧金山时就表示过这种担心；而腊斯克在1965年给总统的建议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认为，如果撤出的话，“美国将厄运难逃，而且几乎肯定会引起大规模战争”；1967年，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画了一幅画，画中是“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10亿中国人”，他以此重申了自己的观点。《纽约时报》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在1966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他在文章中写道，美国从越南撤军将导致“政治、心理和军事灾难”，意味着美国“决定放弃作为一个大国的职责”，并“心甘情愿地从亚洲和西太平洋撤出”。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任职的参议员约瑟夫·克拉克也对这种似乎被施了魔法的幻觉深感恐惧，“吓死我了”，他说，“我们正在走向第三次世界核武器大战。”

北越的正规军现在正越过分界线，意欲从南越的解体中渔翁得利。为了防止美国“代理”的崩溃，约翰逊总统和他的幕僚们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时机已到，他们必须开始着手准备战争了。尽管据了解，这将不可避免地需要动用地面部队，但这仍将是一场空中的较量。鉴于西贡局势日益不稳定，地方各部门和军事机构开始制订作战计划；然而，由于约翰逊要在1964年参加总统大选，美国无法先行采取行动。而且因为他的对手是好战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他得给人一种与之相反的维护和平的形象。他开始唱“他们的”战争之赞歌：“我们将……尽量让他们以自己的力量赢得自由”，“亚洲男人应自食其力，有所担当，我们不会派遣美国战士跨越千山万水，背井离乡，去为他人作嫁衣裳”，“我们不想让我们的美国青年去为亚洲男人抛头颅洒热血”。6个月之后，尽管情况并未出现显著的变化，但在人们对这些歌词还记忆犹新之际，美国却派兵参战了，这令约翰逊自己的信誉受到影响。由于长期以来在政治上谎话连篇已经成了习惯，他已经忘记了，他这个职位非同小可；而且当谎言曝光并像白宫那样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时，遭受损失的是总统形象和公众信心。

以戈德华特为代表的鹰派谴责“没有胜利保证”的政策，而约翰逊则维护其和平缔造者的形象，这样一来，在两者的竞选活动中，公众的反应就逐渐一边倒。“二战”及朝鲜战争以后，受原子弹阴影的影响，美国人尽管反对共产主义，但也不希望发生战争。女性选民在投票时尤其对约翰逊偏爱有加，这证明反战情绪高涨。政府本来应对此小心谨慎，但却没有如此，因为它始终相信，只有右翼势力才会给政府制造麻烦。

在向选民发出一种信号的时候，约翰逊得给河内发出另外一个意图更为强烈的信号——希望面对挑衅能有所克制，至少也要等到选举之后。包括“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在内，驻扎在北部湾的海军部队很快就针对海岸发起了“破坏性”行动，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情报搜集的范围；这被认为是向河内发出一个信息，即“停止实施侵略政策”。而其所传达的真正信息，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必要的，就是美国的轰炸行动。

6月，约翰逊、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将军飞往檀香山，与洛奇大使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开会，考虑美国空中行动方案，以及下一步可能要采取的地面作战。之所以要进行轰炸，有2/3是出于政治考量：应洛奇的强烈要求，提振南越日益消沉的士气；打击北越的战斗意志，迫使他们不再支持越共的叛乱行动，并最终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从军事角度，目的在于阻止北越的渗透和供应。他们对各种建议和警告进行翻来覆去的讨论和辩论，因为作为规划者而言，即便假装认为是“外来侵略”，他们也并不希望亚洲很快发生内战。在南越迅速落败的情况下，这样做是为了扭转军事平衡，使美国不至于在谈判中处于劣势。在达到这样的目的之前，任何意欲谈判的举动都会“被认为承认游戏结束了”。

核武器是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没有人对此表示支持也是必然的。使用核武器的唯一情况，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便是应对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一旦怒而参战所可能带来的巨大危险，他们甚至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周密的设想。一谈到这个话题总是兴奋异常的国务卿腊斯克认为，鉴于中国的巨大人口，“我们不能局限于使用常规武器浴血奋战”。这意味着，如果局势升级而令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我们也将使用核武器”。不过他意识到亚洲领导人都反对这么做，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种族歧视的影子，“有些事我们只针对亚洲人，而不对西方人”。会上也简要讨论了战术性使用核武器的情况。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对此并不怎么感兴趣；国务卿麦克纳马拉则认为“想象不出考虑使用核武器的情况”，这件事就此被束之高阁了。

轰炸的作战计划已经起草好了，但行动命令却迟迟没有发出，因为大选尚未开始，必须维护约翰逊的和平形象。在成立一个可靠的政府掌控西贡风雨飘摇的政治格局之前，更严重的地面作战问题不得不被暂时搁置起来。此外，正如泰勒将军所指出的，必须要让美国民众了解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所在。国务卿麦克纳马拉以他一贯的精准态度认为，这“将需要至少30天时间”，就好像这是在向公众推销一种新型汽车那样。

约翰逊担心中国会干预，从而扩大美国交战态势。然而，如果必须让战争升级的话，他希望得到国会的授权。在檀香山，他与幕僚们对决议草案进行了研读和讨论，并在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准备提交国会审议。

1964年8月7日通过的《东京湾决议》[11]经过了彻底详尽的审查，这样，即使态度草率随便些，也可以高枕无忧了。该决议的重要性在于，总统借此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国会授权，国会却因为无计可施而突然间变得可怜兮兮，并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愤恨不平。尽管东京湾既非萨姆特堡，也不是珍珠港，但其战略意义也同样重大；在国家利益尚难确定的情况下，它就是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空白支票。

发生冲突的起因是，美国声称，在其认定的3英里范围以外，北越鱼雷艇在夜间袭击了“马多可斯”号驱逐舰及其他海军部队。而河内则认为离海岸12英里内都属于其主权范围。随后在第二天又发生了第二次冲突，而此次冲突的原因至今都没有完全搞清楚。后来，在1967年的重新调查中，该冲突被认为是子虚乌有。

白宫到西贡的通信障碍重重。约翰逊立即要求国会通过一项决议，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击退武装进攻”，而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作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答应在参议院进行斡旋。尽管他意识到这样做并非是全力维护宪法所赋予国会的权威，但他对约翰逊信誓旦旦无意扩大战争的保证深信不疑；而且他还认为，该决议不仅有助于总统回应戈德华特对于实行空中打击的吁请，还可通过对共产党的强硬态度壮大民主党的气势。

建议中也提及了人们经常谈到的经世治国的个人抱负问题，因为富布赖特在总统大选后有望取代腊斯克担任国务卿，而能否如愿以偿，则取决于对约翰逊声誉的维护。无论此番言论是真是假，在富布莱特看来，该决议的目的之一就是展示实力，争取右派支持。就这一点而言，他无疑是正确的。

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盖洛德·纳尔逊试图通过反对“任何延长当前冲突”的修正案以限制通过该决议，但富布赖特说，总统根本没有这样的打算，修正案是多此一举，并宣布该做法无效，从而粉碎了这一企图。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萨姆·欧文，在谈到美国整个介入事件时，挑着他那标志性的眉毛问道：“有没有一种合理的借口使我们能够全身而退，既不丢脸也不令人尴尬？”这其实是对那些内心焦躁不安的参议员的一种暗示。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莫过于参议员韦恩·莫尔斯，他直接谴责该决议为“提前发布的战争宣言”，并且在接到来自五角大楼某位官员的告密电话后，紧接着就有关美国海军在北部湾的可疑行动质问麦克纳马拉。麦克纳马拉坚决否认“知道”或者与任何敌对行动“有牵连”。莫尔斯常常是正确的，但各种罪孽实在数不胜数，他又总禁不住怒目斥责，久而久之，其威慑力也大打折扣。

参议院有1/3的人也在寻求连任，因此，在全国投票之前的两个月，他们并不希望让总统难堪，也不能显示自己对美国人的生命漠不关心。经过一天的听证，外交关系委员会以14票对1票通过决议，随后经两院批准，授权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美国认为越南问题“对美国国际利益及世界和平，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该决议正是基于这样有些牵强的理由，理所当然地认为要授予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无论从内容还是从意义上，该决议都没有说服力可言。参议院曾精心维护宪法所赋予它的宣布战争的权力，现在却以默许的方式将这一特权拱手让给了总统。与此同时，面对雷达和声纳技术人员在第二次冲突中收集到的令人困惑的证据，约翰逊私下说，“哦，那些蠢笨如牛的水兵只不过是在朝飞鱼开火呢。”美国就这样在越南开战了。

此时也并非别无选择。吴丹提议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而戴高乐也再次召集和平谈判。戴高乐提议由美国、法国、俄国和中国召开会议商讨解决方案，随后让整个印度支那半岛的所有外国军队撤离，而且大国要保证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南北方的中立。该提议是一种可行的并且在当时也是能够实现的方案，但由于不能确保南越不受共产党统治和影响，因此美国并未加以理会。

早在几周前，美国就派出副国务卿乔治·鲍尔作为特使向戴高乐解释说，当前南越危在旦夕，任何关于谈判的言辞都可能使其士气低落，甚至分崩离析；就美国而言，“除非在战场上完全占据上风，敌人才可能做出必要的让步，否则对方不会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戴高乐对此做了断然否定。他告诉鲍尔说，就是同样不切实际的幻想，让法国深陷困境；越南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战场”“腐败透顶的国家”，美国倾尽国力也不可能赢得战争。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谈判才是唯一出路。

尽管看到美国重蹈法国的覆辙可能有些幸灾乐祸，但戴高乐也有更深层次的考虑。他和其他欧洲人在随后的诸多努力中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使美国从越南脱身，是因为他们害怕美国不再关注欧洲，并将资源转移到亚洲这样贫困落后的国家。

与此同时，吴丹还通过苏联方面的渠道了解到，河内有兴趣与美国谈判，于是他将这一情况告知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吴丹建议越南和老挝都停火，由美国负责起草相关条款，并宣布以此为准。在传达这一信息的过程中，华盛顿各方对史蒂文森极尽拖延之能事；而在总统大选后更是对他屡屡回绝，原因在于，美国通过其他渠道得知，河内对和谈并不真的感兴趣。而且，腊斯克说，美国不会派代表前往仰光参加由吴丹安排的会谈，因为一旦暗示要采取这一举动，就会引起西贡的恐慌，或者，美国其实畏惧且并未言明的意思是，会有人因此重新试探中立主义立场。

吴丹毫不掩饰他对美国立场的不满，他在2月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尖锐地指出，在东南亚继续流血是没有必要的，只有通过谈判才能“使美国体面地从那个地方抽身”。这个时候美国已经开始了代号为“滚雷”的轰炸行动，并且，随着美军空袭所造成的破坏和杀戮进一步加剧，体面撤出的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约翰逊早就错过了一个更好的抽身而退的机会，那就是当选总统的时候。他以美国历史上最大优势的多数选票击败了戈德华特，他在参议院获得68个席位，高华德获得32个席位，他在众议院获得294个席位，而高华德130个席位，他从而毫无悬念地赢得了国会多数席位。这样的选举结果一方面源于共和党内部以洛克菲勒为首的温和派与以戈德华特为首的极端分子之间的分裂，另一方面源于人们对戈德华特好战行为的普遍担心。这样一来，继续执政的约翰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他希望通过福利计划和公民权利的立法，建立一个摆脱贫困和压迫的伟大社会。他想成为比罗斯福更伟大、与林肯平起平坐的人民的大救星并因此彪炳史册。但是在这一刻，他没有抓住机会让美国从国外的这一团乱麻中抽身而出，尽管这并非他一个人的决定，但这一愚蠢行为却难以弥补。他的内阁主要顾问与他一致认为，主张战争会受到左派的谴责，而从越南撤军则会受到右派更为猛烈的抨击。对自己的能力胸有成竹的约翰逊认为，他能够在国内和国外一举两得。

来自西贡的报告说，战争态势逐渐恶化，暴动和腐败层出不穷，反美情绪日益高涨，佛教徒的中立主义运动此起彼伏。一位在西贡的美国官员说：“我感觉自己就像是站在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这些信号并没有让华盛顿的美国政府认为他们的努力无济于事，应该快刀斩乱麻减少损失，反而使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要加倍投入，努力恢复平衡并取得优势。无论政府官员、平民还是军事人员，都认为有必要以空中力量进行干预，迫使北越放弃占领南越的企图。没有人怀疑美国是否能够以绝对优势实现其战略目标。

跟肯尼迪一样，约翰逊也认为，失去南越就意味着失去白宫。正如他后来所说，这将意味着一场毁灭性的辩论，即“动摇我的总统宝座，折磨我的政府部门，破坏我们伟大的民主”。因为我们失去中国，美国出了个乔·麦卡锡；但是“与失去越南所可能造成的损失相比，那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罗伯特·肯尼迪会站出来告诉所有人说，“我是一个懦夫，软弱无能，没有骨气”。更为糟糕的是，一旦莫斯科和北京察觉到美国的软弱，他们将“把他们控制的魔爪伸向我们离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于是将开始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对此确信不疑，就像“几乎任何人都可以确定什么事情”。世上只有无知的人才会对自己所做的假设如此信心满怀。

根据选举委任状，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或许是赞同吴丹对河内的提议，甚至利用他的影响力在西贡成立一个政府（肯尼迪曾经有过这样的建议），这样就会促使美国撤出，从而让越南自己去寻求解决方案；如此一来，美国就得以摆脱沉重的负担，但鉴于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产党占领南越，所以美国拒绝考虑这一路线。

稍加分析就会发现，美国已经失去了对越南事务进行干预的理由。总统曾要求中央情报局对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评估，即如果老挝和南越被共产党掌控，是否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会步两国后尘？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除了柬埔寨，“该地区没有其他国家会因为老挝和越南的沦陷而可能迅速屈从于共产主义统治”。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蔓延“不会高歌猛进，势不可挡”，而美国在太平洋的岛屿基地“仍将使我们能够在该地区运用足够的军事力量阻止河内和北京的行动”。毕竟，我们不必撤回到旧金山去。

在11月的选举之后，由来自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及中央情报局各机构代表组成的越南工作小组给出了另外一个大胆的建议，即“实事求是地考虑我们的总体目标和风险”。他们在经过长时间慎重分析之后，前所未有地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如果美国不能承诺全力以赴从军事上击败北越甚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那么就无法确保南越不会受到共产党的侵略或占领。这样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重大冲突，“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使用核武器”。

与此同时，笃信欧洲为美国第一要务并且是解决经济问题方面专家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对整个越南事件非常不满，并不遗余力地阻止发动越战的可能。他在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中认为，不劝说北越放弃其目标，而是使用轰炸手段迫使其就范，有可能促使河内派遣更多地面部队，而这正是他们最大的资源；这样一来，美国将不得不同样派出更多部队予以应对。鲍尔说，我们的盟国早就认为，美国“在越南卷入了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如果再扩大到地面战争的话，将会影响我们与欧洲的关系。我们最害怕的是，因为自身的判断力而令各国普遍失去对美国的信心”。他建议对西贡发出警告，如果其在战场上一败再败，美国将可能抽身而退。这就可能促使他们与叛军达成协议。鲍尔私下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最好的结果。

在讨论中，鲍尔发现三名行政负责人，麦乔治·邦迪、麦克纳马拉和腊斯克极力反对他的意见，且他们只关心一个问题——“如何使战争升级，直至迫使北越放弃”。当他将备忘录提交给总统时，结果也是一样。约翰逊随手翻阅了一下，让鲍尔逐条解释了一番，随后就返还给了他，未置可否。

为什么来自中央情报局及工作组的顾问们和副国务卿的意见如此不受重视？根据收集的情况提供建议是中央情报局和工作组的职责所在，而工作组更是具体针对越南事务的机构。可以这么说，政府机构撰写报告并非只是希望做做表面文章。如果约翰逊看过了报告的话，那么就是他对其所传达的信息置若罔闻。在他们看来，鲍尔不过是个“足不出户的魔鬼代言人”，因而对他容忍有加；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利用他来显示白宫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开明态度。而最高层的头脑中始终不能脱离1954年的思维，认为胡志明是共产主义世界的代理人，绥靖政策的教训说明不能有任何屈服和退让，美国决心挫败北越控制整个越南企图的做法是正确的，必须一以贯之。在面对约翰逊所称的那个“肮脏落后、蠢笨如驴的四流国家”时，怎么可能会不成功？尽管工作组一再警告，但总统、他的内阁部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都一致确信，美国有能力迫使北越放弃行动，并可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

河内也可能受到了蛊惑。在美国大选的前两天，似乎是为了挑起战争，越共专门针对一处美国设施发动进攻，利用迫击炮轰炸边和机场。这是美国的一个训练基地，由老旧的B-57组成的飞行中队最近刚被从菲律宾转移到此进行训练任务，目标很明显。此次进攻摧毁了6架飞机，5名士兵阵亡，另有76人受伤。在确认该进攻是由河内发起之后，时任驻西贡大使的泰勒将军致电华盛顿，请求授权立即采取报复行动。在华盛顿的所有首席顾问也一致同意。但由于约翰逊正在等待选举结果，他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并且，因为担心中国的介入，无论有关越南的报告如何讲述西贡加速衰败的情况，他都还得继续将行动拖延三个多月。

为慎重起见，犹豫不定的约翰逊派出了麦乔治·邦迪和麦克纳马拉的助理秘书约翰·麦克诺顿，让他们去考察一下是否真有拯救南越的必要性。正值他们在南越期间，越共再次发动进攻，目标是美国在波来古的兵营，造成了8人死亡，108人受伤。在视察满目疮痍的战场时，据说邦迪对越共的蓄意挑衅气急败坏，并立即打电话向总统汇报，请求进行大规模报复。不论他有没有这样做，情感并非决定因素。在与泰勒和威廉·C·威斯特摩兰[12]将军一起回国途中，邦迪起草了一份措辞冷酷强硬的备忘录：如果“美国不采取新的行动，南越似乎不可避免会遭受惨败……越南已经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况……美国的国际声誉危在旦夕……目前与越南妥协简直是痴人说梦，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按照预定计划“逐渐加大力度继续推进报复政策”是最为有效的方针。除非越共立刻结束暴力行动，否则不应接受任何形式的谈判。

这就是构成美国政策的基本要素：风险很高，第一要务是保护美国的威望免受损害，战略诉求是将轰炸行动逐渐升级，除非北越难以承受惩罚措施而偃旗息鼓，否则决不通过谈判来妥协。在解释渐进式轰炸时，马克斯韦尔·泰勒后来写道，“我们想要胡志明和他的顾问们有时间去好好思考一下被炸成断壁残垣的家园的未来”。约翰·麦克诺顿之前是法律教授，他察觉到了问题的根源，并以常人少有的远见卓识罗列出战争的目标，其中之一便是，“只要能够摆脱危机，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在波来古受到攻击之后的数小时内，美国就立即展开了报复行动。多数党领袖及众议院议长都被召集到白宫，见证做出决定的过程。又经过三周焦灼的讨论，3月2日，代号为“滚雷”的历时三个月的轰炸行动就此拉开了帷幕。

由于不知道苏联或中国对美国轰炸行动容忍的底线，约翰逊有些担心，因此要求白宫直接对“滚雷”行动进行监督。每周，太平洋指挥总部都会把接下来七天的作战计划，包括运送军火、仓库、油库、维修店及其他目标进行描述并详细定位，连同需要出动飞机的架次等一并发送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该部门再发给麦克纳马拉并由其呈递到白宫。最初由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及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组成的最高领导小组在每周二午餐时碰头，对每周的作战计划进行仔细审查。他们日理万机，在距越南9000英里之外所做出的决定通过同样的路线传达到战场。随后，每架次作战的结果由飞行员汇报给基地指挥官，经过校对整理后将数据传递到华盛顿。麦克纳马拉总是消息最为灵通，因为据说从五角大楼驱车到白宫的路程里，他比别人多八分钟时间研究他的目标清单。

二楼餐厅的壁纸描绘的是在萨拉托加和约克郡取得革命大捷的场景，而这里就是周二午餐会的所在地。约翰逊一直渴望能够名垂史册，因此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亨利·格拉夫参加了几次周二午餐会并采访与会成员。随后的记述并没有为他树立他所希冀的丰碑。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或许是为了加强效果，总统彻夜未眠，担心美国的行动可能促使北越与其盟友签署“秘密协定”。有时他甚至在凌晨3点钟穿着睡袍到楼下的作战指挥室，因为那里墙上悬挂的地图上标着空袭的战果。

一个远比中国更大的威胁来自美国国内。尽管民众情绪到目前为止一直关注并从总体上对战争持支持态度，但轰炸行动令校园里的各种异议集中爆发。3月在密歇根大学举行的第一个“师生讨论会”意想不到地吸引了3000多人参加，而这一做法迅速蔓延到东西海岸的各个大学。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通过电话连接到122所大学。这次运动与其说是突然关注亚洲问题，不如说是60年代早期爆发的民权运动、言论自由和其他学生激进行为的延伸。这些群体现在发现了一个新的动因并迸发出巨大的组织能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26位教职员工共同起草了一封信，声称“美国政府在越南犯下滔天罪行”，并表达了他们的羞愧和愤怒，“以我们的名义发动战争”。尽管受到敌对派系的猛烈攻击，并且大部分都是盲目的举动，但这次抗议为在野党增加了巨大能量。

其实决策者早就预见到，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需要“向公众提供令人信服的信息”，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却收效甚微。由政府派到大学去进行辩论的演讲团只不过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抗议的机会，而演讲团的官员们也被学生们问得张口结舌。国务院发布的题为“来自北部的侵犯”的白皮书，本来是为了表明北越的武装人员的渗透是“侵略战争”，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在所有的公开理由中，总统、国务卿和其他发言人总是喋喋不休地用“侵略”“武装侵略”“武装进犯”等字眼，总是拿因为没有阻止侵略行为而导致“二战”的爆发做比较，总是暗示越南也是一个外来侵略的例子。他们总是不遗余力地阐述这样的观点，使得有时也说得非常明白，正如麦克纳马拉在1966将它称为“最明目张胆的外来侵略行径”。越南可能确实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而造成难以解决的分治问题，这就如同美国内战期间的南北对抗，但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将北方阻止南方退出联邦的战争视为“来自外部的侵略”。

到4月份，“滚雷”行动显然并未动摇敌人的战斗意志。对老挝补给线的轰炸并没有阻止渗透行动；越共的突袭也没有退缩的迹象。派遣美国步兵的决定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建议这么做。由于完全意识到这一举动将危机四伏，无论军方还是文职人员都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有人信心满怀，有人犹疑矛盾。4月和5月所做的决定有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战略主旨在于继续轰炸并辅以地面进攻，目的在于通过“对北越和越共予以沉重打击，使他们失去胜利的希望，最终因无力抵抗而祈求谈判”，以此瓦解敌人的意志。美国认为可以通过消耗战让敌人疲于应付，也就是消灭越共有生力量，而不只是击败他们。为此，首先要将美军战斗部队人数增加到8.2万人。

约翰逊既要战斧又要橄榄枝，他于4月7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在越南广大农村实行复兴计划，并在湄公河流域建设防洪工程，为此美国将提供10亿美元资金，如果北越接受和平的话也可以获得援助。美国将“永远以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作为第一要务”，约翰逊宣布并准备进行“无条件的讨论”。这听起来开诚布公、慷慨大方，但是根据美国的思维，这里的“无条件”指的是北越被打得筋疲力尽、苟延残喘而不得不准备退让。而对方也同样针锋相对，一如既往地坚持既定的前提条件。双方一成不变的立场将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令所有各种提议化为乌有。

价值1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似乎并未奏效。在对约翰逊的提议表示拒绝之后，河内在次日提出了四个先决条件：1.撤出美国军队；2.南北双方都不能与外国结盟或接纳外国军队；3.南越采纳国民解放阵线或越共的计划；4.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越南人民自己实现国家的统一。由于第三点恰恰是南越和美国极力反对的，因此显然不会被接受。指望从冲突的调停中获利的国际各方发现此路不通。由铁托元帅召集的17个不结盟国家会议呼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却也无果而终；来自加拿大的国际管理委员会委员J·布莱尔·西伯恩试图与河内联系，但没得到任何回应；英联邦国家的四位总理提出到与战争有关的各国首都敦促谈判，遭到了莫斯科、北京与河内的拒绝。几个月后，英国特使本着相同使命获准来到了河内，结果并未有丝毫改观。

1965年5月，美国自行提出暂停轰炸行动，希冀借此引发河内的谈判意愿。与此同时，腊斯克向北越驻莫斯科大使馆传递了一张便条，指出减少“武装行动”对彼此都有利无害。但便条被退了回来，且没有任何答复。几天后，美国又恢复了轰炸。

6月9日，白宫公开宣布重大决定，授权美国地面部队对南越进行“战斗支援”，其措辞意在表明，这只是行动的升级，而并非根本变化。6月28日执行了第一个“搜索并摧毁”任务。7月，总统宣布了增加配额的草案，并增加5万人的部队，将在越南的武装力量增加到12.5万人。随着人员的进一步增加，到1965年底达到了20万人。这样做的目的，正如泰勒将军后来向国会所解释的，是让“越共游击队继续扩大损失，直至无力补充”，通过这样的消耗战，来让北越明白，它不可能赢得在南方的军事胜利。“理论上，到1966年底，他们的兵员几乎就要消耗殆尽。”从这一点来看，不用通过谈判，就可能让他们放弃占领南越的企图而最终退出。正是在为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阵亡人数统计成为这一战争中令人不快的地方。五角大楼对越共人数损失进行了复杂的统计分析，却没料到，拥有40多万正规军的北越，实际可以动员任何数量的人员对越共进行替换和补充。

现在双方交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士兵不断杀戮，自己也成为战场的冤魂；美国飞行员越过防空火力向下俯冲射击，但在飞机坠毁时，则被抓获成为战俘。开弓没有回头箭，战争已然开始，没有哪方承认失败，将一发不可收拾。美国人走进了自己设置的陷阱，困难重重，成功的希望渺茫。卷入无益的战争中的人员往往会发现，只有妥协才可能终止战斗。战争造成破坏和死亡，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决不使用。在过去，发动战争一定要有庄严的声明，即“出师有名”。在中世纪，需要声明是“正义的战争”，在近代则要发布《战争宣言》（但日本是一个例外，往往用偷袭手段）。然而不论战争的理由多么荒谬，多么似是而非，这种墨守成规的做法都用来说明事由并无意之中扩大政府的影响力。

约翰逊决定不发布声明，一部分原因在于，从国防角度来说，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和目标都不甚明了；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他害怕一旦发布声明，可能引发苏联或中国的强烈反对；而最主要的是，他担心这样会分散人们对于国内计划的注意力，减少对这些计划的投入，他还希望以此青史留名呢。如果南越日益恶化的境况被公开，右翼派别将会大力支持侵略行动并主张对北越进行毫无限制的大规模轰炸，这是约翰逊不愿看到的，因此对美国在越南的陷入程度一定要秘而不宣，这也是更深层次的原因。约翰逊认为他可以发动战争而不让国民知晓。他没有要求国会发布声明，是因为他被告知或他担心国会有可能拒绝发布；他也没有要求对《东京湾决议》重新投票，因为他害怕由于多数派减少而令自己陷入尴尬境地。

直面考验，要求国会承担起宪法所赋予的发动战争的责任，这才是本来应有的明智做法。总统也本应要求增加税收以平衡战争成本和通胀压力。但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抗议，他没有这么做。因此，他在越南发动的战争始终是不合法的。他没有发布声明，为持不同政见者留下了抨击的口实；他犯了一个对其总统职位来说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没有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

绕开声明的做法是肯尼迪政府时期形成的有限战争概念的产物。当时[13]麦克纳马拉在一项著名的声明中曾经说过，“越南的最伟大贡献……是锻炼了美国打一场有限战争的能力，在不引起公众愤怒的情况下投入战争的能力。”他认为这一点“在我们的历史上几乎是必需的，因为我们在未来50年都可能面临这样的战争”。

有限战争基本由总统决定，而“不引起公众愤怒”指的是与公众脱离，不让他们注意到，也就是说，放弃政府对人民的代表性这一原则。有限战争并非比全面战争更好、更仁慈或更正义，这只是支持它的人的说辞。因为最终的结局都是杀戮。此外，当一方是局部战争而另一方是全面战争时，很可能是不成功的，习惯于非理性思维的统治者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1959年，叙利亚和约旦敦促埃及对以色列发动一场有限战争，埃及总统纳赛尔回答说，如果他的盟友能让本-古里安[14]保证，不会发动全面战争，那么他愿意这么做。“是否为局部战争要取决于另一方。”

大选刚一结束，约翰逊就诉诸战争，保罗·康拉德在一幅漫画中对此进行了适当的评论。在该漫画中，约翰逊正往镜子里看，结果镜子里却是戈德华特与他面面相觑。从这时起，虽然持不同政见者还主要局限于学生、极端分子与和平主义者，但他们的声音也日益响亮，持续不断。人们成立了旨在结束越南战争的全国协调委员会，组织抗议集会，并召集了4万人越过白宫周围的警戒线。一个叫戴维·米勒的年轻人当着联邦特工的面公然烧毁自己的征兵证，结果遭到逮捕并被判两年监禁。但其他人对此纷纷效仿并四处蔓延。可怕的是，1965年11月2日，在五角大楼的台阶上，一名来自巴尔的摩的教友派信徒模仿佛教僧侣将自己活活点燃。一周后，在联合国大厦前，又发生了第二起这样的自杀事件。这样的行为似乎太过疯狂，不可与反战的示威抗议同日而语，除了产生负面影响之外，这些都难以真正影响美国民众的思维。

如果说持不同政见者热情有加的话，广大民众还远未达到这个程度。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理事会表达了顽固的保守意见，表现了美国工会组织与国外同类组织的不同之处。在1966年的中期选举中，该理事会不加掩饰地警告国会议员说，“那些否认我们的军事力量所起到的鼎力支持作用的人，实际上是在帮助我们国家的共产主义敌人。”工党也受到这种情绪的大力感染。在1966年的选举中，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市持非正统思想的市长在福特郊区将请示书贴到市政选票上，呼吁在美国撤军之后双方停火，“以便越南人民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结果绝大多数人投了他的反对票。

但是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也开始声援持异议人士。甚至沃尔特·李普曼也放弃了自己精心培育的与总统的情意，转而要求获知事件真相。他否定那种“外来侵略”的论点，他认为，从来就没有两个越南，只有“一个国家的两个地区”。他对全球化政策大加嘲弄，认为这只不过是让美国承担世界警察角色而进行的“无休止的解放战争”。《纽约时报》现在反对美国更深地卷入越南事务，该报纸与李普曼的转变令反对派更加受人尊重；而与此同时，在政府内部，人们开始公开怀疑战争是否能够通过军事手段得到解决。作为总统亲信的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总是将一些职位较低的军官、特工及观察员的低沉幻灭情绪向总统汇报，试图从外围战胜政府最高层的那些强硬派。莫耶斯最初是应约翰逊的要求建立起这一网络，目的是为了提供相反的意见；但由于总统不喜欢“不和谐”的声音或面对多种选择，因此后来这些观点令他极不舒服。仿佛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灵光一闪，在他片刻的自责中，他也承认这个问题，即统治者永远听不到真相，并且“最后不想听到真相”。约翰逊希望他的政策获得批准，而不是受到质疑，并且随着问题日益棘手，他尽量避免听取莫耶斯的汇报。

顾问们担心战斗将会不可避免地升级，于是提出了一些替代方案。马克斯韦尔·泰勒负责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工作。尽管他负责第一次作战计划，但并不主张扩大交战范围。1965年初，他提出一项计划，即“停止参与越南事务”。根据该计划，美国应回到日内瓦，用逐步减少在越南的军队、对越共实行“特赦和公民权”以及由美国赞助在整个印度支那实行经济发展的计划等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该计划由泰勒的副手、职业外交官U·亚历克西斯·约翰逊起草，约翰·霍普金斯在演讲中曾有所暗示。乔治·鲍尔随后在备忘录中又反复提及，敦促与西贡脱离利害关系，以免将来出现重大灾难而失去选择的余地。在给某国一位总统的通信中，加尔布雷思写道，“他很可能永远都不会看到这些内容”。

深受总统敬重的两个人分别是来自乔治亚州的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和杜鲁门的前白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他们试图使其改变对越政策。拉塞尔直到1969年一直担任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拨款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而且是约翰逊担任参议员期间的多年同事，如果不是因为约翰逊早于他成为总统的话，很多人期望他能够成为第一位来自南方的总统。尽管是公开的鹰派人物，但在1964他曾私下告诫约翰逊不要插手亚洲事务；而现在他又罕见地且富有创造性地提出在越南城市中进行民意调查，了解一下那里的人们是否需要美国的帮助，如果结果是否定的，美国应该从越南撤出。确定越南人对于美国越俎代庖行为的看法非常有原创性，此前并没有人想到这一点，但是，尽管这一做法由深受总统器重的权威人士提出，它仍然没有得到采纳。

从越南村民的眼中，我们应该能够看到这一问题的端倪。据曾经在欧洲报道过战争的记者回忆，当美国大兵经过意大利解放区时，当地人民面带微笑上前与他们拥抱，并高兴地拿出美酒让他们品尝。然而在越南，当美军士兵在大街上或村庄里碰到村民时，后者总是低头侧目，毫无欢迎之意。“他们就想让我们回家。”这就是一种虚荣的“建构国家”。有哪个国家是从外面建设自己家园的呢？

克利福德是来自华盛顿的资深律师，与约翰逊私交甚笃，曾私下写信警告总统说，基于中央情报局的评估，若继续集结地面部队，则会成为“公开的义务……实际没有最终胜利的希望”。他建议说，与其这样，总统不如寻求各种可能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不会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学会忍受它。”一位外国观察家，瑞典著名经济学家贡纳尔·米达尔[15]证实了克利福德与其他顾问的看法，他在1965年7月的《纽约时报》中写道，“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普遍深信，这一政策终将失败。”

除了鲍尔提要让出美国彻底撤出外，美国顾问们从未公开表述他们的疑虑，反而建议在不使事态升级的情况下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并同时寻求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然而，谈判是死路一条。除了先决条件之外，如果没有能够使河内最终合并南越的联盟或其他形式的妥协，它不会接受任何协议；对美国而言，任何这样的妥协都将意味着承认失败，而这是美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况且现在它还搭上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为了自己以后能体面撤出，为了保证南越不受共产主义统治，美国将自己与越南绑在一起。但现在目标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从阻止共产主义变为挽救自己的面子。麦克诺顿作为美国政府官员，向来鄙视自欺欺人的行为，当他把美国一连串的战争目标列出来时，他挖苦性地将第一个目标列为，“70%的努力在于确保我们的声誉，避免耻辱的失败”。

在这一阶段，政府开始研究“获胜”的可能性。就军事任务来说，如果军人们相信自己，并自然而然地要求增派军人，那么他们就得相信能够圆满完成该任务，达到既定目标。他们的声明积极向上，人员需求也很大。面对不断升级的态势，麦克纳马拉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将军，“如果我们尽一切努力，”美国如何确保“在南越取得胜利”。惠勒说，如果“胜利”指的是镇压所有叛乱活动并消灭南越的共产党分子的话，将需要投入75万人并花费7年时间。如果“胜利”指的是向越共表明他们不可能取胜，则不需要投入那么多人。无论人员多寡，投入这些部队的理由并没有在讨论之列；政府只是一味向前，因为它不知道还能另外做什么。当意识到所有的可能性都没有良好的结果，决策者们转而寻求“撬动杠杆”而非去理智思考。

约翰逊希望战争与谈判能同时进行。困难在于，单单想要迫使北越从南越撤出局部战争，就无法通过局部战争的方式实现。北越向来无意向没有共产党的南越让步，既然本来通过战争的胜利就能够迫使北越这么做，而在不发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无法实现这样的胜利，可是美国又不想发动全面战争，那么这样一来，美国又何谈战争目标呢？如果有人认识到这一点但又没有付诸行动，那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美国的失败。政治活动家可以相信轰炸有可能成功；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隐约中希望出现某种解决方案。

令总统不快的是，阿德莱·史蒂文森在伦敦突然去世，这为回绝吴丹调解的情况带来一线曙光。艾瑞克·塞瓦赖德在报告史蒂文森去世前对他所说的话时，首次透露说，河内实际上已经同意吴丹提议召开的会议，而约翰逊在最近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告诉媒体说，另一方“丝毫”没有表明对会谈感兴趣。《圣路易斯邮报》随即回忆说，在美国积极投入战争的前一年，约翰逊或他的白宫发言人不下七次发表声明说，美国并未寻求扩大战争。总统的个人信誉因此受到质疑。

除了史蒂文森的故事以外，另外一个失败的和平提议也为众人所知。应美国的请求，意大利外交部部长，时任驻联合国代表的阿明托尔·范范尼，安排两位意大利语教授到河内，其中一位早前与胡志明相识。正如范范尼在给约翰逊的信中所说，据两位教授的报告，胡志明“非常希望找到和平的解决方案”，他的条件除了之前发布的四点外，还包括在整个越南领土范围内停火。然而，他还同意开始谈判，且并未要求美军撤出。因为一旦停火，北越部队就可以留在南越，这是美国不能接受的。但是腊斯克所传达的美国拒绝的理由是，美国发现河内方面“并非真心实意想要无条件谈判”。但有人想让媒体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它就被适时地泄露了出去。

由于自己对和平不感兴趣的事实被公开，约翰逊有些惊慌失措。于是下令在圣诞节之际停止轰炸，并派出了蔚为壮观的飞行马戏团以推进和平。官员们就像信鸽一样被派往世界各国首都，表面上是寻求谈判路径——哈里曼被派到华沙、新德里、德黑兰、开罗、曼谷、澳大利亚、老挝和西贡；史蒂文森之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阿瑟·戈德堡被派往罗马、巴黎和伦敦；麦乔治·邦迪去了渥太华；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去了东京；两位助理国务卿分别去了墨西哥城和非洲国家。然而这种表演并未产生任何效果，反而引发了公众更大的不满，人们要求约翰逊延长停止轰炸的时间。随后这一时间被延长了37天，但正如美国政府所宣称的，这一行动目的是为了试探河内是否愿意谈判。但这一招并未奏效，因为河内志不在此，它几乎不指望谈判能有什么进度。

轰炸又重新开始了，而战争也变得更加严酷，不过寻求解决方案的努力并未停止。1966年中在华沙与波兰中间人的会谈似乎就要取得进展，但就在这个微妙时刻，美国首次针对河内及其周边目标的空袭行动，使得北越停止了接触。该事件表明，双方基本上都不希望谈判取得成功。麦克诺顿毫不留情地阐述了美国的困境：以胜利为目标，可能最终结果是妥协；以妥协为目标，可能最终结果是失败，因为“目标从胜利降低到妥协……会让北越认为有机可乘”。

随着凝固汽油桶爆炸烧死的人越来越多，大量农田被炸得满目疮痍，囚犯被折磨得鬼哭狼嚎，战死人员尸横遍野，战争越来越令人深恶痛绝。另外，花费也越来越多，现在每月消耗达20亿美元。由于战事逐步升级，到1966年4月，部队人员增加到24.5万人，需要国会拨付120亿美元补充战争费用。在战场上，美国作战部队的到来阻止了越共前进的步伐。据说叛乱分子因为失去了避难所，被迫四处流离，很难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因士气低落，纷纷逃窜。据美国方面的统计，叛乱分子连同北越军队的伤亡人数不断上升，对俘虏的审讯显示他们已经丧失斗志，美国似乎很快就要实现其目标。

这场战争的代价便是表明法国人“腐烂战争”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追求消耗战的过程中，美军在威斯特摩兰部署了作战部队，用以引诱对方发动攻击，这样美军炮兵和空军可以将敌人封锁起来大开杀戒，并可以计数敌军尸体。“搜索并摧毁”任务使用坦克、大炮轰击和空中飞机轰炸的方式，摧毁了良田和村庄，难民居住在沿海肮脏溃烂的难民营中，心中对美国的仇恨日益增加。轰炸战略也是通过破坏堤坝、灌溉沟渠和农业设施等手段制造饥荒，达到消耗对方的目的。密集轰炸用3—5天时间就可以摧毁300英亩水稻，5—6周时间就可以摧毁同等面积的丛林。凝固汽油弹就像政府恐怖主义，令人失去理智，只需轻轻按下发射按钮，就可看到“大片棚屋在橘黄色火焰中腾空而起”。在长久的军事对抗中，有关战争的报告被不断发到国内。从未见识过战争的美国人现在看到了他们的同胞在其他国家制造的一幕幕惨象，有身负重伤的人，无家可归的人，还有被烧焦的儿童尸体。甚至当《女性家庭杂志》也刊发了配有凝固汽油弹受害者图片的文章时，诺顿所希望的“没有任何污点”的结局已然成为空中楼阁了。

双方你来我往的进攻令情况不断恶化。越共蓄意使用火箭弹、炮击村庄、诡雷、绑架和屠杀等恐怖主义手段，旨在增加人们的不安情绪，并证明西贡当局无法为人们提供保护。尽管美国的武装干预令叛乱分子无法取胜，但并没有挫败他们。局势依旧毫无进展。南北平衡发生了动摇后，俄国和中国为北越输送了更多补给，使其恢复力量。从战俘身上推导出对方士气低落不过是对东方斯多葛主义和宿命论的一种误解。在美国军队中，一年短期服役的规定本来是为避免士兵产生不满情绪，但这也使他们无法适应与平时标准训练大相径庭的丛林战，令伤亡人数大增，处于最初几个月服役期的士兵伤亡率总是最高的。美军的适应能力无法应对实际战争。美军战术设计都是基于大部队机动作战，使用空中力量对工业目标进行打击。在实际操作中，一旦这些要素不复存在，其军事机器就无法进行有效调整。美军的心态源于其力量优势，但坦克在驱散黄蜂方面却无计可施。

军事之外的需求也不容忽视。“绥靖”计划是美国方面一手推行的，意在加强南越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实现民主统治。它的目标是在西贡建立起人们的信心，并打造稳定的社会基础。但是从汉、基到阮文绍将军的历届政府，都痛恨他们依赖的这位赞助人，因此无意与美军合作。白人部队虽然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但也不想作为代理人为美国“赢得人心”。这个计划，对战场上的美国人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因为尽管华盛顿方面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可还是在一些方面让人对西贡和美国产生了反感情绪。人们越来越公开地反对将军们的政权，要求实行平民统治，制定宪法章程。佛教徒的反政府运动再次兴起并又一次在西贡与军队发生冲突。在古都顺化，示威者洗劫并焚烧了美国领事馆和文化中心。

美国的情绪也在发生变化，在圣诞节短暂的停火之后，轰炸又重新开始，这令反战情绪明显上升。马克斯韦尔·泰勒发现，之前作为大使返回华盛顿向国会议员介绍情况时，他们“相当耐心，没有任何批评意见”；而现在，他们的意见正在发生分歧。在停火期间，大多是民主党派的77名众议院成员敦促总统延长停火时间并将冲突提交联合国讨论。当轰炸重新开始时，15名民主党参议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反对继续轰炸。当参议员莫尔斯建议废除作为对越拨款议案修正案的《东京湾决议》时，三名参议员（富布赖特，明尼苏达的尤金·麦卡锡和俄亥俄州史蒂芬·杨）也加入了坚定不移的莫尔斯阵营支持他的举动。但这一提议以5票对92票没有获得通过。

虽然规模尚小，但这是党内反对总统的信号。这是和平团体行动的开端，他们将在越南问题上把民主党分裂开来，但无论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他们都没有一位令人信服、坚决果断的领袖人物能够随时对多数派进行反击。

这种政治上的不满情绪远比票选失利来得更甚。国会对拨款继续顺服地投赞成票，因为选择其他道路意味着美国承认失败的情况，因此大部分议员无法对政府决策说不。此外，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深深留恋由艾森豪尔建立的军工复合的超级大国。国防合同就是货币，五角大楼在国会山豢养的300多位说客就负责操纵这些货币。军队提供了贵宾旅游、晚餐、电影、发言人、飞机、周末体育活动及其他特权，尤其为参众两院的高级委员会主席提供更高规格的待遇。国会有1/4的成员都召开过预备委员会。对军事采购的批评使得国会议员一不小心就会被指控破坏国家安全。在1965年召开的第89次国会议员代表大会上，向来泼辣大胆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向新议员建议说，“如果你想要站出来发表攻击越南政策的言论，你还是省省吧”。他说，在第二或第三个任期之后，他们可以独立发表言论，“但是如果你想在1967年再回到这里，最好还是不要那么做”。

富布赖特投票赞成莫尔斯的修正案，这意味着他与约翰逊公开决裂。美国积极投入战争的行为与约翰逊之前的保证完全相反，他感到被出卖了，他有一天承认参与《东京湾决议》的签署是他最为后悔的事情。1966年1—2月间，在连续六天电视直播听证会中，他当着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面，在官方层面组织了第一次郑重的美国干预越南事务的公开讨论。会议没有歌功颂德，而是将基本问题一一列出，例如美国承诺的义务、国家利益、付出与利益不相称，开始承认美国自相矛盾等。国务卿腊斯克和泰勒将军代表政府发言；乔治·凯南大使、詹姆斯·加文将军、富布赖特本人以及几位同事代表反对人士讲话。

国务卿腊斯克一如既往地坚持认为，根据《东南亚条约组织协定》以及艾森豪尔给奠边府所写的信，美国已经“明确并直接承诺”确保南越免受“外部攻击”，这样一来，美国就有干预的“义务”。他以虔诚的信徒所特有的口吻宣称，“我们真心实意承诺维护世界各地的和平。”参议员莫尔斯戳破了这一自以为是的谎言，因为艾森豪尔最近否认“曾经单方面对南越做出承诺”。他这么一说，腊斯克又改变了立场，说美国是由《东南亚条约组织协定》“授权”对越南事务进行干预，而且这一承诺源于一个又一个总统所做的政策声明以及国会本身投票通过的拨款决议。泰勒将军在受到质疑时承认，就我们使用地面作战部队而言，“当然只是在1965的春天”才做出相应承诺。

关于国家利益，泰勒声称，美国在战争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利益”，但至于是什么利益，他却并未加以解释。他说，共产党领导人一心想要占领南越，因此希望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并借此证明民族解放战争行之有效，而美国有义务向他们表明，他们的这种期望“注定要竹篮打水”。参议员富布赖特反诘说，难道美国革命不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

加文将军质疑，鉴于美国在国外的所有其他事务，越南是否值得美国投入。他认为我们现在是“鬼迷心窍”，而预计投入50万兵力的做法，会削弱我们在其他地方的力量，表明我们的政府已经毫无章法可言。南越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

公众反对战争就意味着意志“软弱”并一蹶不振（20世纪80年代的修正主义者如今又再次提及这个问题）的指控，泰勒将军援引法国民众否定战争的例子证明“软弱”的说法，以此作为简短的回应。参议员莫尔斯回答说，“现在离美国人民否定我们在东南亚战争的时日也不远了”，法国也打过仗，当他们否定战争的时候，是否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呢？

凯南大使清晰冷静地提出自相矛盾的问题。在他看来，在战场上，即便能够赢得战争，其结果也非常空洞无聊，因为美国发动规模宏大的战争会对“穷苦潦倒、无依无靠的人造成严重的伤害，尤其是对一个不同的种族和肤色的民族更是如此……这种惨烈的场面会令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产生强烈的反感，从而破坏美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而这与我们在全世界树立正面形象的做法背道而驰”。只有“坚决果断地放弃目前毫无根据的立场”而不是固执己见一味继续自己的行为才能够赢得更多的尊重。他引用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格言：无论自由之花在世界何处开放，“总会少不了美国的牵挂……但它无须跨出国门去将自己毁灭。”将她毁灭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而在战争中“（美国）政策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不知不觉地从放任自由到使用武力”。在这次听证会上，事实真相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尽管富布赖特听证会触及了美国在越南战争的真相，但至多是集思广益对美国政策进行审视，并没有产生根本的作用，因为只有投票反对拨款才是最为有效的行动方式。总统批准战争所导致的长期严重后果，直到听证会后才在富布赖特出版的序言中得以系统阐述。在总统战争中之所以存在默许行为，他写道，是因为人们认为政府拥有机密情报，使它在确定政策时具有很深的洞察力。这种观点值得推敲，而且重要的决策“并非基于手头事实，而是根据人的判断”，由此来看，决策者并不比聪明的公民高明多少。国会和公民可以判断出“大规模部署军队，牺牲本国人员和财富是否能够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

尽管富布赖特能够把主要问题提出来，但他毕竟是个老师而不是领导者，因此并未准备好在关键时刻发挥他的投票权。听证会结束一个月后，当国会开会审议为越南战事提供48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时，只有两个始终持反对意见的莫尔斯和格里宁投了反对票，而富布赖特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愿，使得法案得以通过。

就在这个时候，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表达了“政府对事态最为清楚”这一观点。他在恢复轰炸后说，“我们都应该支持总统。他最了解我们的对手，也掌握着所有相关的情报。”这一假设令人无比欣慰，也让人不会因为立场问题而忧心忡忡。但这种说法通常是站不住脚的，尤其在外交事务上更是如此。贡纳尔·米达尔在经过20年的研究后得出结论说，与国内因素相比，“外交政策方面的决定，通常更多地受到非理性动机的影响”。

“二战”后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方面专家所做的一个“战略轰炸调查”得出结论，战略轰炸在欧洲战区（与配合地面行动的战术轰炸有所不同）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或预期的效果。它没有极大地削弱德国的战斗能力，或使他们尽早投降。调查发现，轰炸后德国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且士气并未受到影响；事实上，轰炸反而可以提高士气。1966年3月，原定持续三个月的“滚雷”行动已经延长到一年多，但并未明显地“摧毁敌方意志”。这时，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一些知名科学家，包括先前曾参与过调查的人员，对越南的轰炸效果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受国防分析研究所的委托，由47名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代号为JASON的机构，对国防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及白宫的简报进行了历时10天的详尽研读和讨论，随后又进行了两个月的技术研究。该小组得出结论，轰炸对北越士气的影响以及在河内继续战斗的代价评估“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轰炸并没有对交通、经济和士气造成严重影响。调查发现，不能贸然得出结论说“轰炸的间接惩罚将在这些方面产生决定性的效果”。

该机构认为空袭没有起到理想效果的主要原因，是“轰炸目标没有多大价值”。该研究得出结论，“对某个社会进行直接正面攻击”往往会令其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积极防御、迅速修复。这种效应并非不可预测，德国有过这样的例子；而众所周知的是英国，1940—1941年间德国对伦敦的恐怖轰炸不仅没有令英国人退缩，反而使其士气大振，愈加坚定了抗战的决心和毅力。

作为轰炸的替代方案，JASON建议在越南和老挝长达160英里的地段建设“反渗透”屏障。该研究提出了各种详细的技术方案，包括雷区、墙壁、沟渠和据点，用带有电子监控和倒钩的铁丝网连接起来，某一侧布置长长的落叶带，该方案估计费用为8亿美元。这一招是否管用无人知晓。太平洋舰队的空军指挥官们不可能同意这样的方案，对此嗤之以鼻，该方案从未实施。

就像其他“不和谐”的建议一样，JASON一头撞到南墙之上。空军考虑到自己未来的处境，不肯承认他们的空中力量可能无济于事。这样一来，战略并未有任何改变。太平洋舰队基于对人类行为进行计算的“压力理论”得出的疼痛指数，继续加大轰炸的惩罚力度。他们认为：河内的行为导致了疼痛，而现在，它应该对此有所回应，停止这样的行为。国防部一位官员后来说：“我们预料他们会像正常人一样做出合理的反应。”到1966年底，每年投下的炸弹达到了50万吨，比在“二战”期间投给日本的还要多。河内方面并没有做出合理的回应，而是像英国遭受德国轰炸时那样出离愤怒、桀骜不驯。这也是人之常情，因为如果美国受到如此的轰炸，无疑也会有此反应。轰炸并没有将敌人赶上谈判桌，反而令他们更加坚定不移：他们现在坚持将停止轰炸作为谈判的筹码。

有人通过加拿大的切斯特·朗宁（Chester Ronning）和其他调停机构继续提出建议，因为到如今各方都希望结束战争，而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仍然难以协调统一。华盛顿从到访河内的人员那里得知，如果轰炸停止，河内就愿意谈判，美国方面由此得出结论，轰炸给对方造成的打击还是非常有效的，因此应该加强力度达到预期效果。结果当然是河内的立场变得更加顽固了。

JASON在南墙上终于撞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豁口。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开始的一些疑虑得到了证实。他自己在国防部的系统分析显示，军事效益与投入的经济成本根本不成正比。虽然他没有公开表示，但在私下里似乎开始承认失败。在他写给总统的信中，认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前景并不好，因此宣布支持使用反渗透屏障作为轰炸以及进一步增加地面部队的替代方案。但是他没有能够实践自己的观点。

在政府的其他部门，这种徒劳情绪已经四处蔓延，有一些人离开岗位。没有人辞职；大多数人被总统略施小计予以免职。无论自己有什么样的疑虑，总统也不希望其他人存在这样的想法，它有时被毫无顾虑地讲出来，有时则不言而喻。希尔斯曼于1964年被解除在国务院的职位，福里斯特尔于1965年离开白宫，麦乔治·邦迪在1966年年初离开国家安全委员会，随后乔治·鲍尔和比尔·莫耶斯分别在同一年的9月和12月自愿离职。所有人都静悄悄地离开，无一例外，就像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的拉奥孔，没有人在此时发出警告，更没有人喊出他们的反对意见。

团队成员悄悄离开对政府而言非常重要。即便在离开后再说出实情也无异于离群索居；因为这样一来就表示他们不够忠诚，就无法再回到这个圈子。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不愿辞职。政府官员总是相信，只有在这个圈子中才能够施加更多的制约作用，而且还要默认顺从，以免失去权力。美国总统在行政机构中拥有至高无上的任命权力，因此使得他常常骄傲自大，专横跋扈。顾问们难以对总统说“不”，或者就某一政策进行争论，因为他们深知，他们的地位，他们下次能否被邀请到白宫参加会议，都取决于对总统的态度。如果他们是内阁成员，那么根据美国的制度，他们不能在议会中拥有席位，反而可以在政府中保留自己的观点，而无须担心自己在议会的席位。

腊斯克仍顽固地坚持己见。如果他有疑虑，作为一名优秀的公务人员，他能够说服自己，相信美国政策是正确的，并且重申，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考量，但使南越不受共产主义统治这一根本目标是不能改变的。有人对他这一坚定立场深表敬意，就在部门的电话亭里涂写了“腊斯克是录好的政府报告”字样。沃尔特·罗斯托取代了邦迪，他曾预测越共的暴乱自1965年起将逐渐消停，他对此非常乐观。可是身居高位的约翰逊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一次被问及战争还将持续多久时，他回答道：“谁知道会打多久，要花多少钱呢？重要的是，我们是对是错。”一方面战争还在继续，造成巨大伤亡和破坏，另一方面约翰逊却还在提出这样的质疑，这种做法，无论对公众，对他自己的总统职位，还是对历史而言，都是不明智的。

由于战事一次又一次升级，战争通过征兵也直接影响到了一般公众。1966年年中，五角大楼宣布派驻越南的部队到年底将达到37.5万人，而在随后半年中将再增加5万人。到1967年年中，这一数字达到46.3万人，而威斯特摩兰要求再增加7万人，使总数达到“最低基本力量”52.5万人。对此约翰逊宣布，将“满足”指挥官的需要和要求。对适龄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认为这场战争卑鄙龌龊、可耻下流的人而言，征兵行动并未引起他们的重视。每个人都极尽所能利用征兵延长期继续自己的学业，只有那些学业不佳的人才不得已穿上军装。不公平的征兵制度是越战后方的第一起罪行，本来旨在缓解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可造成舆论分裂之余又使得美国社会也产生了裂痕。

公众举行各种抗议集会，校园里的反战游行也愈演愈烈，甚至逐渐上升到暴力行为。人们挥舞着河内的旗帜，喊着支持胡志明的口号。一批集会人群在五角大楼的台阶上与身着军装的士兵发生冲突，许多抗议者被捕入狱，妇女遭到殴打。因为在公众心目中，抗议行为与20世纪60年代的毒品、长发和反叛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并没有激发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反而延缓了它的出现。根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就全体公众而言，他们认为反战示威“让共产党越战越猛”；逃避兵役和焚烧国旗行为让爱国者出离愤怒。然而，在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荒唐之后，一种不安的感觉正在四处蔓延。对一个小小的亚洲农村国家进行轰炸，姑且不论其是否在共产党统治之下，都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根据亲眼所见向《纽约时报》提交了一份报告，描述了美军对河内平民区的打击。空军对此先是否认，随后予以承认，掀起了轩然大波。在民意调查中，公众对约翰逊处理战争的方式持反对意见，并且他再也没有获得多数支持。另有报告说囚犯被美军从直升机上直接扔下来，还有其他麻木无情的残忍行为，这些都让美国人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也可能犯有暴行。国外的咒骂声，我们最为亲密的盟友——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的不信任，让美国人感觉到了这一切。

战争应该是使人民万众一心，但如果战争引起人们的不满情绪，就像1900年的菲律宾或英国的布尔战争那样，其所造成的国家分裂就比正常的分裂更为深远。随着新左派与其他激进分子的攻击性越来越强，他们与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分裂日益加深，并加剧了工会与强硬派之间的仇恨和相互之间的暴力行为。1967年赖肖尔在《超越越南》这本书中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对于“精神困惑”，我们还能忍受多久？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开始厌恶自己的国家。全国教会理事会声称，美国“被视为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国家，并使用我们的超强力量杀死更多的亚洲人”。小马丁·路德·金说，每当对自己的民族所做出的暴力行为加以责备之时，总禁不住对“当今世界暴力传播的罪魁祸首”口诛笔伐，而这一罪魁祸首就是我们自己的政府。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可怕。猛然间发现我们自己就是世界之巅的“坏蛋”，而始作俑者就是“我们自己的政府”，这一倾向带有严重的后果。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厌恶反感最为严重，并开始不愿参加投票。在纽约的一次反战集会上，有一条标语写着：“你1964年投票并让约翰逊上台了，还操什么心呢？”人们在斯坦福大学对副总统汉弗莱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质问。早在18世纪，孟德斯鸠就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中写道，“每一个政府的堕落，都始于它赖以建立的原则遭到破坏”。

政府对战争的报道令其在国内的声誉大打折扣，而人们的责难大多关于军事。兵不厌诈这一思想本来是为误导敌人，现在俨然成了习惯。每一个机构及主要指挥官无不为“国家安全”利益而操纵新闻，或为美化自己，或为赢得不同军种之间的某轮竞赛，或掩盖所犯错误，或美化某位指挥官。在愤怒的媒体急于要揭露真相的情况下，公众已经不像以往那样对花言巧语所掩盖的卑鄙伎俩一无所知。

对战争的异议蔓延到了当局。1966年，沃尔特·里普曼花了一个晚上说服《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同时也一直是顽固的鹰派人物的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正派人物可能不再支持这场战争了”。几十亿美元的战争成本令人震惊，不仅预支了未来的支出，而且造成了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逆差，这令商界人士忧心忡忡。一些商人组成了反对派团体，虽然与整个商界相比规模很小，但是，当作为重量级人物的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公开表示支持由加尔布雷思和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所组建的“现在谈判”的团体，这些小规模反对派组织大受鼓舞。前政府官员偶尔的表态打破了沉寂。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是政府内部持不同政见的人，并在1966年离开国务院远东事务部。他在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说，“建设性的替代方案”一直是有的，并且，作为对伯克的回应，他还说，美国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有能力丢脸，有能力承认错误，有能力做出宽宏大量的举动”。

李奇微将军不喜欢战争，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一个与他具有同样气质与威望的戴维·M·舒普（David M. Shoup）将军是海军陆战队指挥官，他一退休就与李奇微一道加入了反战行列。在他看来，政府所持的越南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论点是胡说八道；整个东南亚都不“值得美国牺牲一条人命……我们为什么不能让那里的人民自己决定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呢”？被认为是总统宿敌的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呼吁停止无效的轰炸，他在另外一次令白宫大为震怒的演讲中提出，任何谈判都应该有民族解放阵线的参与。当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盖洛德·纳尔逊加入势单力孤的莫尔斯和格里宁，与后两者一起投票反对为越战新增120亿美元拨款的法案时，情况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在众议院，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乔治·布朗（George Brown），提出在该法案的基础上增加一项决议，也就是“国会应该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其所授权的资金一分都不能用于“针对北越的军事行动”。虽然这只是一个决议，总统没有义务去执行，但它还是以18票对372票的悬殊结果惨遭淘汰。

从杜鲁门时代起美国就发布声明，说东南亚的利益对美国“至关重要”，因此阻止共产主义蔓延的行动势在必行，但20年过去了，广大民众对该战争的目的仍然不甚了解。1967年5月，盖洛普民意调查问受访者，他们是否知道美国在越南打仗的原因，有48%的人回答“是”，也有48%的人回答“否”。如果美国发布了《战争宣言》，情况或许就会有所不同。

此次战争的目的并非保家卫国，也不为渔翁得利。如果是其中之一的话反而容易理解了，因为通过领土征服或消灭敌人军队及资源的方式结束战争远比以优越的力量确立一种原则并称之为胜利更加容易。美国的目的是要表明，为了保护一个人为建立起来的、缺乏强烈动机且随时可能会消亡的国家，它要阻止共产主义并且自己具备这种能力。我们所全力维护的社会在本质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尽管我们在不遗余力地“建设国家”，但“它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在这一前景黯淡、无利可图且又具有潜在危险的冲突中，美国如何停止浪费资源呢？由于自信满怀地认为，越南一定会受到重创，有可能会屈从于美国的意愿，政府在1966—1967年间多次尝试与河内谈判，使其答应美国的条件。这些条件看似是非常开明的“无条件”，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也就是河内一直所坚持的一条：停止轰炸。美国曾多次承诺，在北越从南越撤军并停止使用暴力之后，美国将“尽快且在半年内”停止轰炸，不再增派军队。所有这些承诺能否落实，取决于河内的举动。而在河内看来，轰炸行动不先停止的话，它也不会有实质行动。

其他各种力量也加入进来。教皇保罗呼吁双方停战、进行谈判。吴丹应华盛顿的请求进行斡旋，他敦促美国和越南南北双方在英国领土上进行谈判。对无论何方所做出的提议或表态，河内通过胡志明和其他官员的公开声明以及来访记者的访谈表示，始终坚持将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停止所有其他战争行为、撤出美国军队以及接受“四点要求”作为谈判的前提条件。尽管河内对其他条件会不时做出修改，但停止轰炸这一基本条件从未改变。

总理范文同在一次讲话中将“四点要求”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而非先决条件，此时，美国认为他们从中发现了一个信号，如果美国停止轰炸，河内将“审核并研究谈判建议”。就这样，美国和北越各自驻莫斯科的代表最终会面了。但是，因为与此同时美国未停止轰炸以示诚意，所以会谈并未取得任何成果。

另外，两名与河内领导人有些私交的美国人，带着由国务院起草的口信飞赴河内，信中建议双方在“某种相互克制”的基础上进行秘密会谈，措辞谦恭温和。但飞机没有着陆，并一度被驱离河内区域。他们没有得到越南方面的回应，无功而返。美国于是首次对海防、铁路货场及首都的其他目标进行了打击。吴丹建议停止一切手段公开投石问路。他敦促美国停止轰炸来“冒险一试”，认为这样只需“数周时间”对方就会答应和平谈判。但美国并未做出这样的尝试。

就国内而言，约翰逊总统说，“在所有的停火、停战或和平谈判中”，美国随时准备“尽我们最大努力与北越会谈”，但“尽我们最大努力”并不包括出动B-52战略轰炸机。约翰逊在直接写给胡志明的信中重申了互惠条件：“只要向我做出保证，立即停止从对南越的海陆渗透”，美国将停止轰炸，不再增派军队。而胡志明在答复中也重申了之前的互惠条件。

华盛顿方面对北越的答复进行了分析，认识到，“河内方面深信，由于战争开销巨大，我们的决心会逐渐动摇”。这一分析是正确的。河内毫不妥协的信念确实是因为，在它看来，无论是从成本还是日益蔓延的不满情绪来看，美国都会首先泄气。当国务卿腊斯克义愤填膺地增加了28项和平提议时，他只对了一半；除非能够答应河内提出的条件，否则他们并不想要和平。因为美国的提议不仅没有满足河内所要求的任何条件，而且也从未说明通过政治途径最终将问题解决到哪一步，以及问题的性质，因此河内并不感兴趣。

当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到英国与哈罗德·威尔逊首相会晤时，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作为双方首脑之间的调停人，他们几乎都安排好了双方都同意的会谈。然而在最后时刻，当柯西金已经在离开伦敦的路上时，约翰逊无缘无故地改变了官方公告最后的措辞。由于已经没有时间再与双方协商，此次努力终又化为泡影。“和平几乎势在必得了”。威尔逊遗憾地说。这一点有些值得怀疑。在人们根深蒂固的印象中，约翰逊总是极尽所能地安抚国内外的批评声音，但是他和对他言听计从的顾问们仍然想要通过绝对优势与河内进行谈判。

国内逐渐被乌云所笼罩。战事逐步升级，就像人的胃口越来越大，永无止境。对于一个人们只是有点儿模糊认识的战争而言，总归要对其有所质疑，否则如何令人信服呢？威斯特摩兰要求一次增加7万—8万名士兵，由此推迟了召集预备役的事务，但是，正如麦克诺顿曾告诫过总统的，它被推迟到了一个更为不合时宜的时间，那就是正值大选的1968年。麦克诺顿提请注意公众日益不满的情绪，因为美国的伤亡人数在不断上升（1967年阵亡9000人，受伤6万人），公众担心战争可能会扩大，“越南南北双方的人民遭受的痛苦会日渐深重”。“人们普遍并强烈地感到‘政府当局’失去了理智……这件事我们做得有些过火了……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我们如何到了这一步……所有人都想要战争结束，并希望他们的总统结束战争。不论是赢得胜利也罢，其他方式也罢，都没关系。”

如果“其他方式”的意思是“让他下台”的话，那替代方案并非不可想象。对约翰逊来说，事情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即令人纠结的越南问题决不会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式结束。在当前任期剩下的18个月内，他不可能通过军事胜利的方式结束战争。在选举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他不能抽身而出，“失去”越南。他将不得不面对预备役招募、人员伤亡、公众的抗议。他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据莫耶斯判断，“他知道这一点。他感觉到战争将会摧毁他的政治生命，破坏他的总统任期。他既可怜又可悲。”

右翼派别的反对及军方日益不满的情绪也给约翰逊施加了压力，而军方的发言人也在尽力克制地劝阻他们。1967年8月，由参议员约翰·斯滕尼斯主持的军事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听证会成为公众发泄愤懑的论坛。还没等接受证词，斯滕尼斯就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说中止或限制轰炸的行为都是“致命的错误”。

太平洋总部的空军司令尤利西斯上将在为空中力量据理力争时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论点。他公布了B-52战略轰炸机的辉煌战绩，包括摧毁兵营、弹药库、电厂、铁路货场、钢铁厂及水泥厂、飞机场、海军基地以及桥梁，并总体上对“经济活动”和交通“造成了广泛的破坏”，而且还破坏了收成，令粮食短缺更为严重。如果没有轰炸，他说，北越在南越的部队可能已经增加了一倍，因此，为了达到战略平衡，他要求美国增派80万士兵并拨款750亿美元。他谴责所有暂停轰炸的建议，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得敌人可以有机会修复供应线，为其在南越的军队增加补给，并建立起强大的防空网络。他毫不掩饰地嘲讽说，对平民目标的选择过于缓慢，而且偏离太多。在提及众所周知的周二午餐会制度时，他肯定地说，如果由文官执政的政府听取军队的意见，解除对在至关重要的河内及海防区域内“有利可图”的目标的限制，消除对轰炸目标进行审批时的长久拖延，轰炸行动会有效得多。停止轰炸是一场“灾难”，将会无限期地延长战争。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证词使这一切都受到质疑。在一份发人深省的报告中，他引用的证据表明，轰炸计划没有从根本上减少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他对军方所提议的解除限制、扩大轰炸范围的做法不敢苟同。“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样做将击垮北越人民的意志或动摇他们领导人的决心……或者令我们相信可以通过轰炸将他们赶到谈判桌上去。”因此，国防部长承认，美国的整个战略都是徒劳的。这一证词由于揭示了文官与军人的公开分歧，引起了轰动。

参议员斯滕尼斯在就听证会所写的报告中对文官干预行为进行了大肆攻击。他说，文官的意见否决了军方的提议，“限制了空中力量的真正潜力”。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做出艰难的决定，“冒该冒的风险，运用所需要的力量完成这项任务”。

约翰逊决定不冒任何这样的风险，因为仍然令他心有余悸的是，美军在北越某个港口意外击中苏联商船，他已经向克里姆林宫表示了歉意。他也不能将停止轰炸作为实现和平的手段，因为他的军事顾问早就向他担保过，轰炸是令北越屈服的唯一方法。在斯滕尼斯主持听证会后，他认为有必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其政府内部存在分歧，并声明自己支持轰炸方案，而且自己并未放弃选择轰炸目标的权力。为了表示对军方的敬重，约翰逊随后邀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将军定期参加周二午餐会；而由于麦克纳马拉的意见被驳回，轰炸的目标范围逐渐北移，海防成为重点打击的目标。

由于麦克纳马拉的证词，约翰逊政府已经支离破碎。作为到现在为止最强有力的支撑，从肯尼迪时代继承下来的团队中最冷静务实的成员，负责战争的最主要人员，麦克纳马拉对战争丧失了信心，并从此失去了对总统的影响力。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他说，轰炸不能防止北越的渗透，而且还“破坏南方农村，造成永远的仇恨”。在他讲这番话时，他的同事们不安地盯着他，一言不发。反战的民众等待着，希望他能站出来否定战争，但未能如愿。信守政府游戏规则的麦克纳马拉像1917年德国的霍尔维格那样，继续在五角大楼主持着一个他认为徒劳无功、荒谬错误的战略。如果去做其他事，大家就会说，这表示他不相信政府决策，会让敌人得逞。问题在于，你的职责是什么：忠诚还是真理？麦克纳马拉选择了中间立场，但并未持续多久。在斯坦尼斯主持听证会三个月后，约翰逊在没有征求麦克纳马拉本人意见的情况下，提名他出任世界银行行长。这位国防部长心领神会地悄悄离开了。

此时从国内角度来讲，政府追求的是防御性战争。为了稳住自己的政治地位，恢复公众对他的信任，约翰逊把威斯特摩兰将军、洛奇的继任者埃尔斯沃思·邦克大使及其他重要人物召回国内，让他们对未来做出乐观的预测，并声明对“战胜共产主义侵略”这一使命的坚定信念。公众对从前线传回的消息一无所知，这些消息并不令人欢欣鼓舞。中央情报局推断认为，河内对任何空军或海军行动都无动于衷，“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必须停止战争”。该机构还以美元为单位对轰炸成本进行计算，结果发现，对北越造成1美元的破坏，美国需要投入9.6美元的成本。国防部的系统分析还发现，每当我们阻断了敌人的补给线，他们总能“以更快的速度”构建新的补给线。而且，美军人数越多，结果可能越适得其反，尤其对南越经济而言更是弊大于利。国防分析研究所在对JASON研究进行修订后，并未发现新的证据来支持其修改先前的结论；而且，该机构坦率地表达了与空军相反的看法，认为“我们无法制订一个能够减少渗透人员流动的针对北越的轰炸计划”。

当客观证据证明坚定的信念并不正确时，在研究“认知失调”的理论家看来，人们并不是抛弃这样的信念，而是坚决固守并试图为反证找到合理的说明。结果就是“认知僵化”；用通俗的话来讲，愚蠢的结扣变得更加结实紧固。轰炸行动就是这样。越是对河内采取惩罚措施，美国政府就越是难以通过谈判结束战争。1967年底，国防部宣布，在北越和南越上空投放的炸弹总吨位超过150万吨，比“二战”期间美国陆军航空队在欧洲战场所投放的炸弹总吨位还多7.5万吨。这些炸弹有一半多一点投放在北越，超过投放在太平洋战区的总量。

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限度。7月份，约翰逊已经将地面部队增加人数的上限定为52.5万，刚好超过21年前勒克莱尔将军声称所需要的人数，“但即便那时也难以达到如此目标”。与此同时，美国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对此前所坚持的互惠条件稍微有所松动。雷蒙·奥布拉克（Raymond Aubrac）和赫伯特·马可维奇（Herbert Marcovich）都是法国人，前者过去曾经是胡志明的朋友，两人都非常希望帮助双方结束战争。他们在帕格沃什会议上通过与基辛格的沟通，提出担任特使到河内去做说服工作的建议。在与国务院协商之后，他们给河内带去消息，说只要河内保证与美国谈判，并且作为互惠条件减少对南越的渗透，美国将停止轰炸。河内的回答似乎表明，双方可能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然而，在夏普将军发动大规模空袭阻断河内与海防之间的联系，并切断他们的供应线之后，河内愤然取消了进一步的对话。在星期二的午餐会上对那一天的轰炸目标进行选择时，他们一定是在打盹；不然这种粗心大意的行为一定是另有图谋。

一个月后，不同政见的呼声日益强烈，而且有证据表明，总统在民主党内部的政治地位正逐渐受到挑战。于是，他决定奋力一搏。9月29日在圣安东尼奥的演讲中，他公开重复了布拉克和马可维奇河内使命的原则，他说，“我们和我们的南越盟友今晚万事俱备，只等谈判……如果北越能够与我们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美国愿意完全停止轰炸越南北方。”美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谈判进行期间，北越不会利用轰炸暂停的间隙搞小动作。河内认为这是“假和平”，是“赤裸裸的欺诈”，因此断然拒绝了美国的提议。与他们有所沟通的威尔弗雷德·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一位亲共产主义的澳大利亚驻河内记者，报道说，河内对来自华盛顿的试探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都“大为怀疑”。“约翰逊总统老是说，他真的想要结束战争，让越南人民自己去解决他们的内部问题。我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领导人相信，这是约翰逊的肺腑之言。”

这次是河内愚蠢地错失良机。如果北越接受了约翰逊的提议，他们就可以敦促他执行，检验结果如何。如果能从当前的混乱中重新获得和平，他们的国家将免受痛苦之灾。但是轰炸行动使他们过分怀疑敌人的动机，在察觉到敌人的一点儿让步之后，他们反而决心与之打持久战，直至能够通过实力进行谈判。

不到几天工夫，在美国发生的事件使反战运动从发表不同意见演变为政治挑战。一位同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站出来表示反对约翰逊。反战的组织者们深知，没有政治上的挑战，这场运动几乎不会有进展，而他们也一直在积极寻找这样的机会。罗伯特·肯尼迪尽管在圈内呼声很高，但不会自己表态。10月7日，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在众多该地区成长起来的无党派人士中，宣布自己参选，从而填补了这一空缺。反战团体的热情笼罩在他的四周。不论是激进分子还是温和派，不论他们的政治信念如何，想要结束战争的人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大批学生从学校里蜂拥而出，为他的竞选活动鞍前马后。在第一场初选之前，约翰逊和他的支持者一直对麦卡锡的追随者大加鄙视，认为他们就是一群业余爱好者，因此并未认真接受挑战。事实上，这标志着结束的开端。一个月后，作为美国中产阶级喉舌的《星期六晚间邮报》在一篇社论中将美国对越南事务的干预和盘托出，该社论说，“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是约翰逊一手造成的错误，而他滥用职权，将这一错误演变成为国家的战略性错误。”

1968年1月底，正值越南春节，敌人突然发起攻势，这令美国反对战争以及反对总统的舆论瞬间积聚了力量。与越共之前进攻乡间村庄的战争不同的是，这是一次针对南越100多个城镇的大规模协同突击作战，大部分叛乱分子如同神兵天降。现在，经过疾风暴雨般的进攻，他们成功地渗透到了美国驻西贡的大使馆，美国电视观众看到了巷战，看到了美国管辖区浓浓的炮火和惨烈的死亡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古都顺化曾一度被越共占领数周，在被夺回之前成千上万名居民遭到屠杀。战斗持续了一个月，许多城镇被包围，情势危急，而人们似乎并不清楚哪一方占据上风。但是，已经被炸得体无完肤苟延残喘的敌人竟然能够组织起如此强大的攻击，无疑摧毁了美国所有胜券在握的判断和评估，令威斯特摩兰名誉扫地，也令美国公众和政府大为震惊。

此次进攻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引发起义，或者攻占重要据点，或者展示强大的实力作为谈判的筹码。尽管进攻并没有摧毁南越，且令越共和北越人员伤亡惨重（估计大约3万—4.5万人），但它成功地起到了震撼作用。一种灾难感弥漫美国，而更令人们忧心忡忡的是那句四处流传的关于战争的话语：“为了拯救城镇，就必须毁掉它。”在美国陆军少校看来，这句话意思就是，要彻底消灭越共，就必须摧毁城镇。但他这句话似乎意味着美国通过摧毁保护对象，以免其受到共产主义的统治。当战斗结束，《华尔街日报》发出了清醒的声音，宣称，“我们认为，如果美国人民还没有思想准备的话，他们应该准备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整个越南可能将厄运难逃。”

威斯特摩兰立刻要求紧急空运1.05万名士兵；随后，经惠勒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他请求再增派20.6万名士兵，远远超过了约翰逊曾在7月份设定的上限。在越南这一区域的军事力量正好低于50万人。如此大规模的升级，必定会在国内引起强烈抗议。总统必须在这一刻做出抉择，是扩大战争还是采取非军事解决方案。大选在即，接受威斯特摩兰的请求有些冒险，然而由于内心始终相信必须使用优势力量压倒敌人，因此约翰逊决不愿意以可能被视为“失败”的条件进行谈判或撤出。

他任命了以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为首的工作组，负责对动员另外20万名士兵的花费及效果进行审查。当被问及增加军队人数对胜利和僵局有什么意义，参谋长联席会议无言以对。虽然工作组恪尽职守，绝不逾矩，但仍不断出现一些“根本问题”，比如：在国内召集预备役，延长征兵时间，为履行职责延长甚或重复旅行，额外花费数十亿的资金，增加税收，控制工资和价格；在军事方面，无法回避的事实是，9万名北越人已经于1967年渗透到了南方，目前的速度是上一年的三四倍，所以敌人数量的增加每次都能超过我们，轰炸行动显然无法阻止他们，他们部队的减员率还没有被证明“不可接受”。在春节攻势的惨烈进攻中，以及在一些地方的自杀式进攻中，敌人对生命大义凛然，毫不吝惜，有时伤亡率达到50%。什么样的减员率才会令他们觉得“不可接受”呢？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幕僚的核心人物中，腊斯克、罗斯托、惠勒和泰勒将军都是工作组成员，但不论他们还是其他人似乎都没有从这些事实中推导出什么结论。他们固守着过去三年以来的看法，不惜一战，对威斯特摩兰有求必应。用乔治·凯南的话来说，他们“就像是在梦游”，对“他们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无法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估”。克利福德及其他人持怀疑态度，主张对战事有所克制并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撤退并不可取，因为经过三年毁灭性战争和破坏，北越有可能要大肆报复，美国现在不可能拍屁股走人，徒留南越人民被他们的敌人肆意屠戮。由于有些事情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工作组在3月4日建议增派1.35万人以解燃眉之急；而报告的其余部分，据一位成员说，“意在引起总统的注意，让他专注于更为广泛的问题。”

在失去了麦克纳马拉的支持后，约翰逊选择克利福德来支撑他的政策；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利福德刚一上任就流露出与麦克纳马拉一样的消极情绪。其实早在前一年夏天，在他前往东南亚条约组织国以督促他们派遣更多军队时，各国对他的冷漠态度就已经让他心灰意冷。所谓的盟军，其实就是公认的“多米诺骨牌”，他们并未严肃认真地对待越南问题。拥有3000万人口的泰国尽管面临近在咫尺的威胁，但只有2500人的小分队在越南。克利福德发现这些国家尊重并支持美国所做出的努力，但并不打算派出更多军队，也没有表示密切的重视。东南亚国家内部对其自身形势的看法引发了我们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美国保卫的是什么？

进入五角大楼后，克利福德发现没有夺取军事胜利的作战计划，只有一系列阻止胜利的制约条件：不入侵北越，不进入老挝和柬埔寨，不对海防港进行轰炸。他还发现，在他的文官助理和副部长中存在普遍的失望情绪，从汤森·胡普斯（Townsend Hoopes）关于《军事胜利不可行》的备忘录，到保罗·尼采提出辞职而不向参议院捍卫政府的战争政策。他读到了系统分析部门起草的报告，其中指出，“尽管美国派出多达50万人的军队，每年投下150万吨的炸弹，每年多达4万次的进攻，三年中歼灭敌人20万，我方阵亡2万，如此等等，但现在我们所控制的农村和城市区域基本上还是1965年8月前的水平。”

此外，克利福德还发现，每次战事升级都对公众舆论产生可怕的影响，而且预计1968年预算将增加25亿美元，1969年为100亿美元。他看到，在越南的巨大投入使美国无暇顾及欧洲和中东事务；而且，美国在战争中投入越多，南越对美国的依赖性就越大，越不愿意自食其力。他确信“我们正在遵循的军事路线不仅遥遥无期，而且毫无希望”。战争已经走到了尽头。克利福德不是一个在失败的事业中随波逐流，埋没自己过人天资，毁掉自己一世英名的人，他决意要让总统放弃自己顽固的立场。面对核心成员中“梦游的人”，他是以一对八，但现实站在他这一边。

政治力量也在协助他。反战情绪已经上升到反对民主党人，因为约翰逊就是民主党成员。战争已经成为沉重的负担，以至于来自马里兰州的参议员米勒德·泰丁斯（Millard Tydings）告诉约翰逊的演讲撰稿人说，“如果今天就举行选举，任何德高望重的共和党人都可以狠狠地揍我。”泰丁斯的顾问告诉他，只有攻击总统才能拯救自己。尽管他不会这么做，但他必须得“大声疾呼反对战争，因为战争正将美国连同民主党一起拖下水去”。他还说出了其他几个参议员的名字，据他们所言，他们州的情况也是一样。加利福尼亚国家民主委员会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并将有300个成员签名的电报发给总统。电报中说，根据他们的判断，“能够避免民主党派1968年在加州遭受重大损失的唯一行动，就是立即竭尽全力通过非军事手段解决越南战争问题”。此间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现任总统落后于其潜在的六位共和党对手中的所有人。

一个更强大的信号来自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于2月27日所播出的节目，他刚从因春节攻势而“被烧得遍地狼烟，被炸得断壁残垣，被拖得疲惫不堪”的土地上归来。他在节目中描述了约47万新难民的情况，他们住在“令人难以置信、到处污秽不堪”的小木棚中，而此前已经有80万人被正式列为难民。在政治方面，他说，“过去的表现无法让我们相信，越南政府能够应付这些问题。”他说春节攻势要求实现“该来的都来吧”，谈判必须要公正，“而不是口授和平条款。因为现在看来比以往更加确定的是，越南的血腥经历将要以双方的僵持状态而结束”。唯一“合理的出路”便是通过谈判确定我们如何退出，而“不是”，——他再次警告说——“当胜利者”。

国家的“大叔”已经做出判断，而“冲击波”，总统新闻秘书乔治·克里斯蒂安（George Christian）说，已经“通过政府渠道”传递到最高层。总统说：“如果我失去了沃尔特，等于我失去了半个美国。”

一周之后，参议员富布赖特宣布，参议院对《东京湾决议》重新调查的结果表明，该协议是用“虚假陈述”获得通过，因此是“无效的”。据说总统正在考虑威斯特摩兰增派20万名士兵的请求，并且已经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招募5万名预备役作为战略后备队。有人将此消息泄露给了新闻界，引起了意料之中的强烈反对。如果新闻评论准确反映事实的话，对战争大为不满的公众比政府更乐意放手东南亚事务，并且，在《时代》杂志看来，公众更乐意承认“在越南取得胜利，甚或达成有利的解决方案，可能都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所能够做到的”。这一见解标志着，在越南战争时代，人们的思想趋于成熟。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先前一度处于消极被动状态，现在仍不太积极热衷越南问题，但还是召开了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富布赖特在其开场白中宣称，美国正在目睹其年轻人的“精神反叛”，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已经背叛了传统的价值观”。在其他参议员的支持下，富布赖特对总统的权力提出了质疑，因为他“没有征得国会的同意就扩大战争”。委员会成员私下里对克利福德和惠勒将军说：“我们其实不可能支持对越南增派如此多的部队，但是如果我们不对总统的决策予以支持，谁来做这个工作呢？”当被要求在听证会上作证时，腊斯克没有改变自杜勒斯以来的目标，但是他承认，政府正在“从头到尾”对越南政策重新审视，并正在考虑替代方案。

次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参议员麦卡锡赢得了惊人的42%的选票，而更糟的情况接踵而至。罗伯特·肯尼迪在其他人试水之后意识到好事将至，于是宣布自己的提名总统候选人身份。魔鬼（在约翰逊的眼里）上场了，而且借着肯尼迪的名望，他是个比参议员麦卡锡更现实的政治威胁。现在他们两人作为和平候选人，正在全国拉票。而约翰逊现在就好像戈德华特，只不过没有鲜明的信念。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项选举运动，民主党将被分裂，而他这位现任总统，将永远处于防守状态，试图为没有任何成功光芒的政策找寻正当的理由。现在没有了JASON，没有了麦克纳马拉的背叛，没有了毫无结果的消耗战略，没有了春节攻势，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能够让他重新思考，一切事物只是令“认知僵化”更为严重，他最需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政治前景了。

这并没有动摇他对战争的决心，因为现在已经过于僵化难以改变了，但它会让人联想到国内惨败后狼狈不堪的前景。与此同时，罗伯特·肯尼迪宣布，迪安·艾奇逊——约翰逊在春节攻势后曾私下问他对战事的看法——得出了他的结论。在摒弃了“千篇一律”的简报，并咨询了自己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情报来源后，他告诉约翰逊说，军方正在追求难以企及的目标，正如工作组在1964年就曾说过的，如果我们不能无限地投钱在军队上，我们就无法赢得胜利；而约翰逊的演讲与现实严重脱节，公众不再相信他，国家也不再支持战争。

这是一个约翰逊既不能反驳也不能忽略的评价，而且事实上这个评价来自一个他还非常尊重的人；不过，他现在还难以接受有人告诉他，他错了。就在同一周，他向全国农民联盟发表了一个鼓吹战争的讲话，其间他敲打着讲台，用手指着观众，要求“全国努力”赢得战争与和平。他说他不会因为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而改变他在越南的政策，并谴责那些“缩起尾巴违反承诺”的批评家。他最初曾发誓绝不成为第一个打败仗的总统，这是他最后气急败坏的呐喊，没有人对此表示赞赏。他的老朋友兼顾问詹姆斯·罗（James Rowe）向他报告说，在他演讲后很多人“气势汹汹”打来电话，对他指责他们的爱国主义表示愤慨，而且对他“赢得战争”的叫嚣无动于衷。“事实在于，”罗毫不客气地总结说，“现在几乎没有人对赢得战争感兴趣。每个人都想结束战争，唯一的问题是如何结束。”三天之后，约翰逊突然宣布召回威斯特摩兰，并召集副司令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回国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磋商。在磋商期间，他决定反对增派20万人的部队，但在政策方面没有任何明确的改变。参谋长联席会议征得了约翰逊的同意，招募6万人作为战略预备役部队。

为了让总统对美国在越南的前途完全死心，克利福德提出召集前资深政治家开会研讨做出决断。后来人们称他们为“智者”，这些人包括：三位杰出的军事人物——李奇微将军，奥玛尔·布拉德利和马克斯韦尔·泰勒，前国务卿艾奇逊，前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前大使洛奇，前德国问题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朝鲜停战谈判代表亚瑟·迪安，资深外交官罗伯特·墨菲，乔治·鲍尔，赛勒斯·万斯，亚瑟·戈德堡及其在最高法院的继任者大法官阿贝·福塔斯，后者也是约翰逊的好友。这些人都是法律、财政和政府权力核心的精英，并非持不同政见者、反战分子或长头发的激进分子；他们积极维护这个体系的既得利益，与外部世界有广泛的联系；与之相比，现任总统深居白宫，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他们在讨论中尤其关注对美国经济日益深重的损害，以及美国公众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虽然有些人支持继续轰炸，但大多数人并没有那么做；多数人认为坚持军事胜利的想法使美国深陷战争泥潭，继续下去只会变得更糟，这不符合国家利益。李奇微认为，如果有理由说明越南领导人是可塑之才，美国可以提供支持，给他们两年时间完成过渡，而且要告知西贡方面这一时间节点；然后，“我们开始分阶段撤出我们的军队”。尽管会上并未达成坚实的共识，但传达给总统的主要思想是，政策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不言而喻的建议就是谈判和撤出。

总统定于3月31日做全国电视讲话，对越南春节期间的战事进行解释。克利福德会见了“梦游的人”中的几位成员，包括腊斯克、罗斯托和威廉·邦迪；此外还有总统演讲撰稿人亨利·麦克弗森，后者跟他一样有清醒的认识。在会谈中，克利福德坚持认为，这次讲话必须彻底脱离过去的政策。就目前获得的证据来看，这将是一场“灾难”。他告诉他们说，顾问们仍然不明白的是，那些权倾一时的人已经“不怎么表示支持，或许是对越南春节期间战事的反应，或许感到我们处于难以自拔的沼泽。而继续向沼泽深处前进，在他们看来是疯狂的举动”。他继续坚定而冷酷地说，国家生活中的主要群体，“商业界、新闻界、教会、专业团体、大学校长、学生和大部分学术界都已经在反对战争”。

为了平息公众的不满情绪，演讲调转方向，郑重提出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并单方面停止轰炸。但政策背后的意图却仍未改变。军方早就让约翰逊放心，因为雨季来临，越南方面的军事行动有所减少，因此暂停轰炸不会对美国有任何影响。而且，白宫幕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和谈提议不会妨碍美国利用武力达到目标，因为河内肯定会拒绝和谈。在给美国驻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大使的一封重要电报中，他们用简单平实的话语表达了这种思维。政府在电报中指示大使们说，在通知他们所在国家的政府时，应该“明确指出，河内方面很有可能对该方案予以谴责，而之后不久，我们就可以自由行动了”。显然，约翰逊及其幕僚们并未打算改变战争行为；问题就在于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选举和国内公共舆论。本着相同的精神，政府也将这一做法告知了太平洋总部和西贡的指挥官们。惠勒将军告诉他们说，在与“总统所做决定密切相关”的因素中，不可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春节攻势以后，公众和国会对战争的支持“急转直下”，而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公众对我们在东南亚目标的支持将微乎其微，我们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但他总结说，希望总统暂停轰炸的决定“能够扭转公众日益不满的情绪”。

约翰逊如期发表了恢宏大度的公共演讲。“我们准备通过谈判立即迈开通向和平的步伐。所以今晚，为了尽早开始和谈，我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减少冲突……而且即刻单方面这样做。”飞机和舰艇已接到命令，停止进攻北回归线20度以北的北越地区，只进攻非军事区的重要战场，因为“敌人继续在那里集结，直接威胁盟军的前沿阵地”。不受轰炸的区域涵盖了北部人口的90%以及主要的人口聚集地和粮食产区。“如果河内以同样的克制态度配合我方”，轰炸可能就完全停止。约翰逊呼吁日内瓦会议的联合主席英国和苏联，帮助推动单方面减少冲突的做法，直至实现“亚洲的真正和平”，并说服胡志明主席“做出积极正面的响应”。假如河内拒绝这一提议，或者美国随后又发起攻击，结果如何？约翰逊对此只字未提，而是期盼“基于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和平，使南越“不受任何外来控制或不容许我们或任何其他人的干涉”。对于增派20万人的请求，约翰逊也三缄其口；仍不排除未来战争升级的可能性。

在做出令人为之动容的关于分裂和统一的结束语之后，约翰逊出乎意料地宣布了一件震动整个国家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事情：他将不“允许总统卷入在这个大选之年日渐形成的党派分歧”，因此，“我不会寻求连任，我也不接受我所在的民主党提名我担任下届总统职位”。

这就是说约翰逊决定要辞职了。并不是因为认识到战争是死路一条或要放弃战争，而是意识到战争影响了他现实的政治前途。约翰逊在骨子里就是一个政治动物。现在显而易见的是，他不受欢迎，而且还拖累了民主党。作为现任总统，约翰逊并没有打算去拼命争取重新获得提名的机会，并且他很可能要失去这样的机会；他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在学生四处抗议的威斯康星州，初选活动定于4月2日，提前了两天。现场特派员电话中直言不讳地预测说，总统将落后于尤金·麦卡锡和罗伯特·肯尼迪。他曾经义正词严地讲过，“今晚我们所有人都存在分歧”，治愈伤口、修复历史、信守美国的承诺以及其他值得称道的恢复性工作，这些都曾是他的职责所在；而现在，他选择了一个良好的时机，堂而皇之地退出了比赛。

三天之后，即1968年4月3日，河内做出了令对手大跌眼镜的举动，宣布愿意与美方代表接触，以确定“无条件停止”轰炸和所有其他战争行为，“从而开始可能的会谈。”

自美国军舰将法国军队运回印度支那到如今已经过去了22年，尽管愚蠢政策还没结束，但总算使战争停止了。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美国极力试图从越南体面地撤出，这将会令愚蠢行为更加严重。在缺乏目标，坚持不懈却徒劳无功，并最终自我戕害的情况下，由约翰逊政府所发起并一味追求的战争是一种愚蠢至极的行为，因为可以说它绝对没有带来任何好处；除了唤起“公众的愤怒”之外，没有任何良好的结果。太多的美国人已经逐渐意识到战争是错误的，不仅不成功，而且完全不符合美国利益。民粹主义者喜欢说“人民的智慧”；美国人民并没有聪明到这个地步，而是受够了，厌倦了，这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一种智慧。总统认为政府可以无须征得民主国家人民的同意而发动战争；而一味的倒行逆施，终究会失去公众的拥护和支持，历史又一次通过越南战争证明了这一点。

6.撤退

（1969—197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芥子气现在已经不再用了，因为这种气体用起来飘忽不定，有时会往回吹到施放者身上。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最后阶段也同样引火烧身，各方冷眼旁观，越来越不相信政府，而政府也逐渐对人民产生了敌对情绪，后果相当严重。虽然林登·约翰逊总统所受的教训显而易见，但是他的继任者并未摆脱荒唐政策的纠缠。由于仍然没有更好的办法让敌人接受美国所提出的条件，新政府跟旧政府一样，除了诉诸军事手段进行压制以外，别无他法。其结果便是，早就被大部分美国人所排斥的战争，现在又延长了，在新总统的整个任期内，对国内造成了无尽的损害。

在约翰逊任期的最后一年，尽管暂停过轰炸，河内也曾同意谈判，但战争并没有丝毫结束的迹象。所谓的各种会议都是讨论在哪里举行谈判，签署什么样的协议或草案，南越和民族解放阵线是否参加，谈判时座位的摆放甚至桌子的形状。北越始终将“无条件停止”轰炸作为谈判的前提条件，不会从程序跨越到实质内容。美国在停止对北纬20度线以北进行轰炸的同时，以3倍的力度对该线以南的渗透路线予以空中打击，并将“搜索并摧毁”任务发挥到极致，以改善西贡在将来和谈中的地位。在这些战斗中，每周有200名美国人牺牲，而1968年美国在行动中的死亡人数达到1.4万人。

这一年，国内暴力频发，仇恨加剧，先是罗伯特·肯尼迪和小马丁·路德·金双双遇刺身亡，随后暴乱发生，紧接着出现激进学生的无政府状态和故意破坏公共财产的行为，尔后是在芝加哥民主党代表大会期间发生了暴力对抗和警察的野蛮镇压。国内情报机构扩大了对可能的颠覆分子的监控和调查，拆看私人邮件，雇用奸细，一旦怀疑某位公民对国家构成危险则编制卷宗，建立档案。

为了在越南谈判中取得进展，美国代表哈里曼大使和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敦促总统宣布全面停止轰炸，可约翰逊断然拒绝了，因为河内并未以减少军事活动作为互惠条件，而且还坚持要求美国先停止轰炸，否则拒绝减少军事行动。由于大选临近，在民主党近乎绝望的哀求下，约翰逊于11月1日宣布全面停止轰炸。但随后，由于南越总统阮文绍期待美国共和党上台后对他提供更大支持，于是临阵退缩，拒绝参与会谈，打乱了美国的计划。1969年1月，当实质性谈判最终举行，美方负责谈判的已经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及其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所率领的团队了。

艾森豪尔在竞选总统时曾许诺“到朝鲜去”结束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现在尼克松在总统大选中所说的话又使人想起了艾森豪尔的许诺，他向选民保证说，“我们将结束这场战争，赢得和平。”他没有说如何结束，主要基于这样的理由：一方面他不想表达任何意见，那有可能影响约翰逊在巴黎的谈判；另一方面，他也不能“采取将来让我毫无回旋余地的立场”。他似乎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如果我当选总统六个月后，战争还在继续，”他私下告诉一位记者说，“这就是我的战争了。”他说他决心“不要落得约翰逊那样的下场，蜷缩在白宫里，都不敢到街上露面。我将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如果真有这番豪言壮语，则表明一种基本常识，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意味。但当尼克松成功地入主白宫后，他所做的结束战争的承诺在他的头脑中演变成为延长战争了。人们发现新总统跟其前任一样，不愿接受一场失败的战争，并且也同样深信，只有增派军队才能迫使敌人答应条件。

尼克松从前任手上接过来一个烫手的山芋。他任命基辛格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如果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能时刻吸取前任的教训，就好比在墙上钉一个牌子，上写“不要重复已经失败的老路”，那么他俩就可以避免很多错误了。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重新审视一下奠边府战役；清楚地评估一下敌人的利害关系，它为之战斗的意愿和能力；仔细研究一下约翰逊时期始终没能够实现谈判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所做的反思可能使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巩固南越独立政权而继续战争，其结果是徒劳的，也无益于美国的安全；由于不想无限制使用武力，因此试图通过敌人寸步不让的谈判来达到目的，是浪费时间。即便通过军事施压实现了谈判并取得了预期结果，也没人能保证它维持多久，赖肖尔早在1967年就曾指出过这一点，他说，10年或20年后，“南越的政治局面不会因为我们的介入而有所改变”。

符合逻辑的方针是，减少损失，不要再去努力避免南越受共产主义影响，不与敌人谈判而自行离开，但要附带一个条件，那就是告诉对方美国承诺撤出的时间节点，与对方交换战俘。这一方案实际是应白宫的要求由兰德公司专家所提交的几种建议中最为缓和的一种意见；但在这些建议被提交给总统之前，基辛格及其军事顾问就把该方案淘汰了；其实，即便尼克松看到了这一方案，他也不会感兴趣。战争一开始被夸大为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到现在演变成为对美国威望和声誉的考验，而且，正如总统肯定会看到的，也是对他个人的考验。尼克松也是一样，不希望在自己当政时期接受战败的事实。

他确实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确实彻底颠覆了约翰逊的路线。其目的是通过结束征兵活动，命美国地面作战部队回国，从而化解国内的抗议。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战争目标，而是加强美国对越南的空中打击，并且如果必要的话，进一步扩大对北越的供应线和位于柬埔寨的基地的打击。为了弥补美国的撤军计划，他主持制定了一个大力增加援助的方案，把南越军队武装起来，进行训练并灌输思想，使他们借助美国持续的空中支援赢得战争的胜利。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越南化”。这一努力在一直被认为是“他们的”战争中或许来的有些迟缓。根据这一理论，北越利用大量的供给将会以某种方式完成过去25年始终没有完成的使命，即至少在一个“可接受的间隔期”内创建一支士气高涨并有能力维持独立自主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战斗力量。

除了安抚美国人，单方面撤军的目的也是为了向河内表明“我们在认真地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从而鼓励敌人就可接受的条款进行谈判。然而，如果北越一意孤行，美国将提高惩罚力度，直至确信在可能胜利的条件下，迫使他们最终放弃或任由战争自生自灭。为了帮助说服河内，美国通过苏联向河内暗示说，将要对他们的供给线及在柬埔寨和老挝的避难所进行封锁轰炸，并加强进攻。为了表明这一姿态，美国于1969年3月对柬埔寨进行了第一次秘密轰炸，此时距离尼克松上台仅有两个月；他们随后在4月份进行了第二次轰炸，到5月份，轰炸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越南化”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扩大了范围并将南越政府军武装了起来。美国对南越提供武器、进行训练、思想灌输已达15年之久，却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从这一点来看，现在指望这些行为让南越政府军接管战争实在有些痴人说梦，完全够得上榆木脑袋式的思维了。回想起1970年的情况时，一位曾附属于南越某部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士说，“我们总是有一半人擅离职守，南越政府军的连排级军官大部分始终见不到人影。”军官们“整天偷鸡摸狗，贩运毒品”，士兵也因此毫无斗志。

更严重的愚蠢行径在于中途扭转战争行为，也就是说，一方面撤出美国军队，另一方面还要通过轰炸和空袭不断对敌人加大惩罚力度（或者称为“负面强化”）。除了基于国内方面的考量，只有同时放弃最初想要达到的目标时，撤出地面部队的举动才会有意义。

通过撤出作战部队来赢得一场战争，甚或希望以此达成对自己有利的解决方案，实在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这种计划一旦开始就难以停下来，并且就会像战事升级那样势头越来越强；而随着部队人数的减少，最终不可逆转。美国军方也认识到这一做法的弊端，认为这样一来就毫无获胜的可能；而且，因为他们对“越南化”信心不足，甚至不可能实践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现在也只能这么做，因为战争必然会引起公众的愤怒，那种悄无声息偷偷摸摸发动战争的想法已经成为泡影。尽管尼克松和基辛格精明强干，但他们显然还存在另外一种幻想。他们似乎认为，美国完成撤出地面作战部队的任务不会削弱南越早已弱不禁风的士气，不会再次证实北越的毅力和决心。当然，这两点它都做到了。

正如豪将军撤离费城那样，减少军事行动的努力并没有让敌人意识到美国方面严厉果断的意图，而是恰恰相反。美洲殖民者从豪将军的撤离中看到将英国人赶走的趋势，并且知道无须对卡莱尔和平委员会做出妥协。河内收到了同样的信息。当尼克松于1969年6月宣布撤军方案，且第一批2.5万人的美国部队于8月份乘船回国时，北越知道这次战争将以对自己有利的局面结束。他们能做的，只有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下去。就像是夙愿终了，胡志明在经过半个世纪的斗争后于9月份去世了。

在国内，尼克松计划并没有意识到，人们并不仅仅是对战争的伤亡人数痛楚忧虑，因为，许多人认为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违反了美国的行为准则；随着部队撤回国内，抗议活动一度有所减少，但战争本身必然会导致沉重的感受，而且随着交战行为的继续，这种感受将会变得愈加强烈。

由于深信美国人就像当年法国人那样，将祸起萧墙，河内方面毫不妥协。在愤怒和沮丧中，美国转向“负面强化”战略，起草了冠以各种称谓的计划，如“野蛮打击”或“致命一击”或“11月方案”。根据计划，将对北越进行封锁，对港口、河流和沿海水域进行轰炸，对堤防进行爆破，对河内进行地毯式轰炸。“我就不相信，我们永远打不垮一个像北越这样小小的四流国家。”基辛格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这样说。从任何事物都存在忍耐的极限来讲，他是正确的；就看需要多大程度的力量对它进行检验。文职分析家们认为，这个提议将不会显著削弱北越在南越的战斗能力，因而对此表示反对；而这样的方案有可能激起基辛格所称的“休眠猛兽，即公众的抗议”，这令他们惴惴不安。鉴于这两方面原因，“11月方案”被取消了。

在疯狂实施“越南化”的过程中，南越政府军的数量增加了一倍，配备了大量武器、军舰、飞机、直升机，有100多万支M-16步枪，4万多件榴弹发射器，2000枚重型迫击炮和榴弹炮。虽然有多达1万名南越政府军军官、飞行员、机械师及情报分析人员被送到国外接受先进技术的培训，但无奈大势已去。在这个过程中，南越暂时稳住了阵脚，主要是因为在春节攻势以后，越共元气大伤，尚未恢复过来；但是随着15万美军在1970年陆续撤出，并且接下来更多的美军还要撤离，现在看起来就像是“越南化”和撤退行动争相上场。

抗议活动远未停止，并没有销声匿迹。1969年10月，在一场有组织的“暂停越战日”活动中，全国各地举行游行示威，要求“现在就要和平”，10万人聚集在波士顿公园，聆听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演讲，他呼吁美国在一年内撤出所有地面部队；三年内，也就是到1972年底，撤回所有空军及地勤部队。旧金山的一名示威者手中拿的牌子上写着：“停止越战，让士兵们回家。”在为“暂停日”事先准备好的回复中，总统通过全国演讲呼吁那些他认为支持他的“沉默的大多数”，向他们承诺说，尽管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但美国将按照预定计划完全撤出军队，并且“以我们能够赢得和平的方式结束战争”。

如果存在这样沉默的大多数的话，主要还是出于人们的漠不关心；而抗议活动热火朝天，喧嚣异常，并不幸成为尼克松攻击的对象，他称抗议人士为“流浪汉”。在11月的另一个“暂停越战日”中，主办方在华盛顿动员了25万名示威者参加。尼克松当律师时的合作伙伴，现任总检察长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从阳台上望去，感觉“就像是俄国革命”。就这样一语成谶，政府对反战运动进行了界定，不是把它作为大部分民众要求国家摒弃的某一政策、表达不同意见的合法活动，而是将它视为恶意行为和颠覆威胁。正是本着这种观点，政府出台了“黑名单”。

因为不同意见是通过媒体发出并传达到政府当局的知名人士那里，所以尼克松认为这是“自由主义者”反对他政治存在的阴谋；在他看来，这些“自由主义者”“自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案件以来就一直试图毁灭他”。有些躁动不安并常常无名火起的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证明，他将抗议活动视为对外交事务的干扰，从民主角度来讲是鸡肋，必须要忍受，但不应影响到严肃的政治家的决策。抗议活动并没有向他传达任何信息，甚至连哈佛大学教员组成的代表团所发表的意见也没有实质内容。抗议活动并未向总统传达任何他认为值得倾听的内容。两个人都没有从人们的异议中听到任何有理有据的论点。就像疾呼改革的喧嚣充斥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教皇的耳朵，从统治者自身利益来看，没有哪种意见让他们觉得需要迫切做出积极的响应。

不论是基辛格与河内密使黎德寿（Le Duc Tho）之间的秘密会议，还是在巴黎的四方会谈，这些谈判都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因为双方都始终坚持对方不能接受的条件。北越要求罢黜袁文绍（Thieu-Ky）政府，以包括民族解放阵线在内的名义上的“联合政府”取而代之。这就等于让美国放弃其代理人，遭到美国的断然拒绝；而美国反过来要求北越从南越撤出其全部军队。但北越从未将南越视为另外一个国家，认为自己有权利在南越的任何地方驻扎，要求撤出无疑就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因此也坚决不同意。虽然他们的这种理念与亚伯拉罕·林肯坚决维护联邦统一不可分裂的信念如出一辙，但美国人并未予以理会，而是认为，必须通过武力手段迫使河内放弃要求。

“以我们能够赢得和平的方式结束战争”，也就是，维持一个不受共产党统治的南越，这是美国谈判的思路和基石。这与信誉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现在被称为“不失体面的和平”，尼克松和基辛格曾无数次予以强调。“不失体面的和平”已经成为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可怕负担”。“给出一个你据理力争的理由，”埃德蒙·伯克曾经说道，“从常识来进行判断，你将用什么方式来实现有益的目标，而后我会心满意足地给你所想要的尊严。”美国的做法恰恰相反，正如前法国驻河内总代表让·圣特尼（Jean Sainteny）根据自己长期在越南的经验告诉基辛格说，美国现在所拼命争取的是“毫无希望的事业”。如果基辛格多读一些伯克而非塔列朗[16]的书，那么他的政策路线或许就会大不相同。

其他方案，比如：用美国并不情愿使用的一定程度的武力对北越进行猛烈打击，直至将它击败；或者，美国放弃先前的条件，通过“越南化”将南越打造到足够强大时，让它实现自我防御，正如基辛格自己所正视的，“在不与河内签订协议的情况下从越南撤出”。由于河内方面在开出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拒绝投降，美国战俘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障碍。河内认为，只要美国答应在某个最后日期前撤退所有空中及地面作战部队，他们就同意释放战俘。为了迅速结束战争，为了美利坚民族的健康发展，这一方案是可行的，况且还有那么多人在大声疾呼。但这一方案最终被驳回了，因为政府方面认为这样有损美国的声望。但是，减少损失，回到美国的正常发展轨道上来，对美国声望而言反而有益无害，这一点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并未予以考量。在猛烈打击和放弃条件之间，尼克松和基辛格选择了一条到那时为止并非有效的中间路线，即试图通过加强进攻强度，让“河内认识到，与其继续战争，不如和平解决”。这一方案已经存在多年了。

美国现在加大了轰炸强度，目标并不是北越的领土，而是它在柬埔寨的补给线、基地和避难所。因为柬埔寨中立等复杂的原因，轰炸次数在军事记录上被统一篡改了。但由于敌人已经长期违反中立协议，找个借口易如反掌，因此，对此次轰炸秘而不宣或许更多地是为了向美国公众掩饰战争延长这一事实。鉴于新闻界及许多政府官员的反战情绪，最高决策层认为可以严守轰炸的秘密这一想法实在有些掩耳盗铃。《纽约时报》派驻五角大楼的一位记者找到了证据，对轰炸行动进行了报道。尽管该报道并未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却让柬埔寨成为尼克松报复的目标。尼克松认为这是秘密轰炸行动的“泄露”，有些恼羞成怒，于是他召来了联邦调查局特工，后者在基辛格的指导下在莫顿·霍尔珀林（Morton Halperin）的办公室安装了第一套窃听设备。而这个莫顿是总统班底人员，可以阅读到机密报告。就这样，在美利坚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导致总统辞职的一系列事件拉开了帷幕。

尼克松在越南的秘密军事行动仍不为人所知，但是，1970年4月，当美国地面部队与南越政府军一起侵入柬埔寨时，人们的怒火如岩浆般迸发出来。在国内民众呼吁减少而不是扩大战争行为之际，美国将战火燃烧到了另外一个名义上中立的国家，这就像罗波安叫被奴役劳工的监工去平息以色列人的怒火一样，是在当时情况下做出的可能最具挑衅性的举动。这一行动本来完全是为了惩罚作恶者，结果政府似乎难以抗拒地做出了愚蠢荒唐的决定，就像是受到命运的捉弄而只为博得上帝的开心。

此次入侵在军事上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由于预计北越可能会发起进攻占领柬埔寨，从而将军队驻扎到那里，在美国撤出之后对南越构成严重威胁，美国不得不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为“越南化”赢得时间；切断连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的主要供应线；支持金边新政权，因为它罢黜了有左派倾向的西哈努克亲王，并且对美国更加友好。然而，如果是出于尼克松和美国的利益而结束战争的话，政府的智囊人物同样可以找到反对军事行动的有所依据的理由。

尼克松以为他先前宣布的将在1970年撤出15万军队的时间表会让抗议者偃旗息鼓，不然，如果“那些狗娘养的自由主义者”再制造麻烦，他就像一只替狼受过的羊。在一次类似战斗檄文的演讲中，他宣布了这一军事行动，作为对北越“进犯”的回应，并再次老生常谈，说在他当政期间，绝不会让美国蒙受战败的羞耻。这次侵略行动的代号为“南越中央办公处”，据说其目的就是要摧毁所谓的敌军司令部，也就是“神经中枢”。由于战术运用得当，侵略行动成功缴获了北越大量武器，摧毁了碉堡和避难所，歼敌200人，给敌人造成了重创，足以迫使敌人将所声称的进攻推迟一年。即便神秘的“神经中枢”从来没有被发现，尽管所用的缩写形式看上去那么庄严宏伟，但这又有何妨呢？但总体来看，结果并不尽如人意：金边政府实力削弱，需要保护；土地和村庄受到破坏；1/3的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亲共产党的红色高棉力量大大增强。北越又折返回来，侵占了大片地区，将叛乱分子武装起来进行训练，为印度支那另一个国家遭受悲惨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美国的侵略行径在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引起政治上极端分子的对抗，引起了慷慨激昂的辩论，点燃了持不同政见者对政府的憎恨。尽管民意调查往往显示很多人支持尼克松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但反战的呼声更高，新闻媒体也公开表示了敌对情绪。《纽约时报》将尼克松发动侵略的原因称为“又一次军事上的幻觉”，并断言说，“时间和痛苦的经验已经让美国人警醒，不再轻信政府的谎言。”几个月前披露的美莱村大屠杀，让美国公众大为震惊。在那次屠杀中，美国士兵以疯狂残忍的手段杀死了200多名手无寸铁的村民，包括老年人、妇女和无助中哭泣的孩子。让人更加难以置信的是，在美军侵略柬埔寨行动之后，发生了美国人射杀美国人的事件。5月4日，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学，州长叫来国民警卫队，镇压在他看来有潜在危险因素的校园抗议行为。警卫队向示威群众开枪，打死四名学生。一位女生跪在死去的同伴身边，满脸痛苦和迷茫。这一照片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痛，自美国将国旗插到硫磺岛上以来，还没有哪幅照片比它更加令人震撼。战争确实又吹回到了美国大地。

在肯特州立大学事件之后，抗议活动进一步升级。学生罢课、游行，校园里遍布篝火。近1万名愤怒的人群聚集在白宫四周的公园里，60辆满载警察的公交车围成一圈，将示威人群包围起来，就像对抗印第安人的排成一圈的货车。在国会山，越战老兵举行集会，每个人都向空中抛掷勋章。在国务院，250名工作人员签字声明反对延长战争。所有这一切都被指责为倒行逆施，是激励敌人坚持下去，这一点儿都不假；而说他们不爱国，也确实如此，因为最令人悲哀的后果是，年轻人不再有这种珍贵的感受，他们对爱国主义嗤之以鼻。

在无脑的言辞和无法无天的破坏行为中，确实有极端出格的抗议活动，这激怒了那些正直人士，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强硬派，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行为侵犯了法律的尊严，破坏了社会秩序。当头戴安全帽的建筑工人在华尔街攻击示威的学生时，他们用随手找到的器具充当武器对学生进行殴打，这种身体上的冲突集中体现了两种言论之间的对抗。10月份，尼克松到圣何塞，为1970年的中期选举活动发表演讲，此时抗议活动达到了高潮。暴徒们对他尖叫咒骂，污言秽语；当他离开大厅时，人们向他投掷鸡蛋和石头，并使他受了擦伤。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总统受到暴徒袭击。在随后谴责暴徒行为的一则声明中，他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脸上的仇恨……听到他们言语中的愤恨”，这些“暴徒”代表着“美国最坏的一面。”

其实在圣何塞事件之前，对总统柬埔寨行动的如潮批评就已经令他恼羞成怒，加重了他本来就比较强烈的迫害心态。一位叫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的白宫职员说，“一种被包围的感觉”弥漫在白宫上下。“现在是‘我们’对抗‘他们’。”据另外一个人所见，白宫警卫“确实相信，非常可能发生左翼革命”。对“敌人”进行秘密监视，用卧底的方法进行恐吓和间谍活动，破门而入，毫无理由地窃听，这些方法都很普遍。被派去监视激进恐怖组织活动的一位员工起草了一份计划，准备动用警察力量和未经授权进入私人区域作为执法手段。这一方案经总统签署成为一项政策，但只执行了五天就在联邦调查局的劝说下放弃了，可能是联邦调查局怕该政策威胁到自己的特权。对轰炸行动泄密根源的调查范围扩大了，最后甚至在17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以及几位记者的办公室及家中安装窃听设备。对于飘忽不定的南越中央办公处，没有发现任何漏洞；报告最后被证明不过是新闻界正常的职业行为。

异议权是一种绝对的美国政治制度。国家元首想要对此进行压制并派人付诸实施，而且还堂而皇之地启用非法程序，这为“水门”事件埋下了伏笔。由于在谈判中继续受挫，由于战争延长至新的一年，此类程序越来越多，并在1971年6月五角大楼文件的出版方面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麦克纳马拉当初批准了一系列机密文件，意在披露美国介入越南事务的根源；但这批政府文件被现在极力推崇反战信念的理论家、前五角大楼官员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窃取，并提供给媒体和参众两院的某些成员。尽管这些档案记录的都是1968年以前的事件，但尼克松——基辛格团队对于泄密事件却极度敏感，尤其是因为他们正在秘密着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与莫斯科举行高峰会议，他们不希望人们将华府视为软弱无能的孬种，从而无法与二者建立亲密无间的信赖关系。他们首先在白宫旁边的一间地下办公室成立了一个“管道工”小组来查找泄密渠道，并且根据“直接来自椭圆形办公室”（根据后来的证词）的命令，要在埃尔斯伯格身上做些文章。其结果便是，有人闯入埃尔斯伯格心理医生的办公室盗窃，目的在于将他诬陷成为苏联特工。这件事是否有用值得怀疑，因为一旦成功的话，有可能会阻止尼克松与苏联举行高峰会谈。他们的雇主还算幸运，因为管道工们空手而返；但无论他们在埃尔斯伯格身上可能发现什么证据，都无法质疑14卷影印政府文件的真实性。显然，最高层做出了愚蠢荒唐的事情。在这里，在对违法行为没有丝毫忌惮的情况下，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道德准则又死灰复燃了。

到目前为止，国会一直还是一副气定神闲的状态，对令举国上下心急火燎的越南事件不过是冷眼旁观；但现在，来自国会的令人不安的信号越来越多。一位国会成员说，国会“是一群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可以这么认为，国会总是遵循舆论趋向，因此，其麻木懒散的作风表明，在美国进攻柬埔寨之前，沉默的大多数确实就是多数。当尼克松在执政的前六个月没有实现他在竞选中所承诺的停火协议，反战的参议员诸如曼斯菲尔德、肯尼迪、盖洛德·纳尔逊、查尔斯·古德尔（Charles Goodell）等等，开始公开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结束战争。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入侵柬埔寨的行为促使参议院重申自己与行政权力平起平坐的特权，此前自由放任政府行事令自己元气大伤。在五角大楼文件所披露的内容里，其中一项就是，在任何有关确定国防及外交政策的讨论或文件中，明显没有考虑征求国会的意见。在入侵柬埔寨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以后，尼克松向从参众两院挑选出来的人员保证说，在没有征求（他没有说获得）国会批准的情况下，美国军队不会深入到30英里—35英里以外的距离，并且所有部队将在3—7周内撤回。

参议员们并不放心。他们提出拨款法案修正案、切断资金修正案、以某种方式限制军事介入或设定时间限制修正案等，这些都经委员会批准，在议会大厅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以绝对多数票通过。每一次，在众议院超级鹰派人物所把持的委员会的专横操纵下，这些修正案总是在会议中被减头去尾或弃之一旁，或者被议会战术围追堵截，最后未经辩论即胎死腹中。《东京湾决议》最后被废除了，但那也只是总统领导的政府在智胜对手后自己做出的选择，因为政府认为，总统作为总司令有权发动战争，这是宪法所赋予的权力。这一理由有些牵强，因为在没有宣布战争状态的情况下，他是事实上的总司令吗？但是最高法院在面对几次考验时，小心翼翼地绕过了这个问题。

然而，下议院的反战选票不断增多。153位代表投票反对搁置《库珀教会修正案》，这一修正案旨在于7月份以后切断战争资金，这是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选票，这一票数产生了极大的杀伤力，反对的声音如雷鸣般轰响。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赞成《曼斯菲尔德修正案》的人数上升至177位。该《修正案》最初将撤退的最后期限设定为9个月（经众议院修改为“尽快”），暂停派出军队。尽管规模不大，但这一上升趋势表明反战的力量日益强大，甚至或许在令人难以想象的时刻，立法委员会可能会对总统的行为“叫停”。

1971年，尽管没有美国地面部队的协助，但是南越政府军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像侵略柬埔寨那样入侵了老挝。对南越政府军实行“越南化”的代价，是50%的伤亡率，而且政府军越来越感到，现在战斗和死亡的目的，就是让美国人离开。而华盛顿方面宣布，所有军事行动都要以“拯救美国人生命”为目的，这种趋势更令他们加深了这一看法。反美国主义在越南传播，随之而来的便是与民族解放阵线秘密合作，并公开要求政治和解。抗议活动重新兴起，但这次是反对阮文绍取代吴庭艳。尚未撤回的美国军队士气低落，部队逃避作战或拒绝作战，士兵们使用毒品，还有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情——蓄意杀伤上级军官或同伴，有时还有用手榴弹谋杀军官和军士的现象。

在国内，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开始支持到年底撤回所有部队的做法，哪怕出现南越被共产党控制的结果也在所不惜。多数人首次同意这种观点，即“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从道义上讲是错误的”，对越南战争的参与首先就是一个“错误”。公众总是反复无常，民意调查也是昙花一现，而答案或许反映了问题的根源。不道德的行为之所以被发现，正如诺斯勋爵在谈到他的战争时说，“邪恶的胜利最终会遭人唾弃，到那时，人们就会呼唤和平”。

到1972年，战争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对外冲突，而尼克松给自己定下的六个月时间已经拖延到了三年之久，又有1.5万名美国人伤亡，而战争到底何时结束仍是个未知数。

巴黎会谈的一切努力和基辛格的秘密任务均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试图通过谈判从根本就无法取胜的战争中脱身而出，与此同时还要维持体面。对于战争的延长北越也负有同样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双方的动机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的未来在此一举，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1972年3月，当美国战斗部队大多已经撤走后，北越展开了猛烈的攻势，最终促使战争结束。

12万北越军队驾苏联坦克，携带野战炮，穿过非军事区，撕破了南越政府军的防线，势如破竹地突进西贡周边的人口密集地区。美国在地面无计可施，便重新启动了早在1969年制订的“野蛮打击”的第一波计划，派遣B-52战略轰炸机到北越上空，对河内及海防的燃料库和运输线进行狂轰滥炸。尼克松宣布此次行动为“结束战争的决定性军事行动”。一个月后，基辛格提出了一个就地停火计划，该计划首次无视了北越的要求，决定从南越撤军，并宣布美国愿意在北越遣返俘虏后的四个月内撤出全部军队。政治和解的大门并未关闭。四个月的最后期限本可能让河内理智地接受条件，但由于一直抗拒在被轰炸的情况下谈判，他们又一次拒绝了。

随着总统大选迫在眉睫，尼克松对敌人顽固不化的立场暴跳如雷，当着幕僚的面发誓说，“这次要让这些狗娘养的彻底尝一尝轰炸的滋味。”有人害怕此举会激起国内民众的反抗，而苏联也可能为此取消原定于两周后的莫斯科高峰会谈，这样一来，经过千辛万苦的谈判才好不容易达成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签署就成了问题。但尼克松对此全然不顾，宣布了“野蛮打击”计划的另一半，即动用海军对海防港进行封锁，布置水雷，并用B-52轰炸机进行全天候打击。因为一直担心对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船只造成损害，美军过去始终避免使用封锁和水雷等手段，也怕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谴责。兴奋异常的白宫工作人员，认为这一决定“要么树立、要么打破总统的威望”，于是从选举经费中花费了8000多美元，发出一封又一封通过批准的假电报，并在报纸上编造广告，这样一来，白宫就能发布支持总统竞选的舆论。他们本来可以不必如此费力；尽管新闻界和异议人士对政府的封锁行为予以谴责，但公众舆论不仅没有义愤填膺，反而似乎对美国面对北越顽固不化的立场所做出的强硬举动表示欣赏。

另外一个极端事件随后不久东窗事发。与曾经搜查过埃尔斯伯格的两位主要特工（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有关联的支持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五位特工，在水门办公大楼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盗窃文件并安装窃听电话时当场被捕。直到第二年，在对这五名特工进行审判并由参议员欧文率领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所举行的听证上，人们才获悉总统也参与了这一事件。他们将要揭示连篇累牍背后的秘闻，包括掩饰罪行、绑架勒索、唆使串供、贿赂、间谍、破坏、使用联邦权力对“敌人”进行骚扰、雇用大约50人使用“肮脏伎俩”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进行破坏颠覆，或者用白宫工作人员的话来讲，就是“暗中非法破坏对方”。最后可公诉的罪行清单包括入室盗窃、贿赂、伪造、伪证、偷盗、阴谋和妨碍司法公正，其中大多数属于过度反应，而且，就像使大厦付之一炬的磁带，根本就是无事生非、自我戕害。

性格再次决定命运。因为被越南问题所困扰，尼克松的性格，以及他所挑选的幕僚们的性格，令他所领导的政府陷入无尽的麻烦之中，并进一步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在世界历史上，某位统治者的耻辱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如果政府蒙羞，则会对人们的精神造成致命伤害，因为一个不受尊重的政府无法有效运行。

尽管“水门”事件丑闻迄今所显示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但越南的战事现在有了结果。经过一段时期的封锁，加之对燃料和弹药库的破坏，北越的物资供应锐减。事实证明，与河内的需求相比，俄国人更关心的是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他们在莫斯科欢迎尼克松的到来，并建议他们的朋友妥协让步。中国也希望减少冲突。在最近由尼克松与基辛格所确立的崭新的中美关系中，中国方面想要借助美国力量对抗苏联。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利用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造访北京之际奉劝后者放弃始终坚持的推翻阮文绍的立场，到现在为止，这一直是他们谈判的必要条件。“按我说的去做，”他说，“我曾经在必要的时候与蒋介石达成协议。”民族解放阵线相信，他们也终将会有这一天，于是就点头应允了。

北越在B-52战略轰炸机的打击下，也准备屈服于政治条件。从美国民意调查的结果来看，民主党候选人胜选的希望渺茫，这使河内意识到，尼克松会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继续执掌白宫。因此，他们认为，在大选前，有可能从他那里争取到更好的条件。这样，双方又重新启动了谈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美国做出了艰难的妥协和退让，签署了错综复杂的协议，在表面上确保阮文绍无恙的情况下得以抽身而出，这让基辛格在10月31日（后来证明为时尚早）宣布，“和平已经近在咫尺”。

阮文绍坚决拒绝接受条约草案。根据该草案，14.5万北越军队将留在南越；草案还承认民族解放阵线以刚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的名义参与未来政治解决方案。考虑到如果不这样做就等于默认了自己下台，阮文绍的立场也可以理解。在这个关键时刻，尼克松以绝对多数的优势成功连任，这是有史以来优势最明显的总统选举，这对他而言也是一个非同凡响的胜利。但不久以后，他将被迫向美国人民保证，“我不是一个骗子”。这一压倒性胜利有很多原因：他的对手——参议员麦戈文（McGovern）软弱无能、摇摆不定；麦戈文在声明中极不恰当地说，他将“跪着”爬到河内，并建议给每个家庭发放1000美元的福利，这令选民们颇为反感；尼克松“肮脏伎俩”的成功实施，在初选中摧毁了一位强大对手；公众在期盼和平的过程中最后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或许还有时代的背景，因为当时以长头发、嬉皮士、毒品和激进分子为代表的叛逆文化暗中对主流价值观构成了威胁，而美国中产阶级对此强烈反对，这在总统选举上表现了出来。

继续执掌大权的尼克松精力充沛，对越南双方都施加了最大压力，寻求南北和解。他在给阮文绍的信中保证说，阮文绍对北越军队继续留在南越表示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绝对保证，如果河内不遵守本协议的条款，我将迅速采取严厉的报复行动”。他之所以这么说，无疑是因为，《巴黎协议》并没有承诺从附近水域的航空母舰或从位于泰国和台湾的美军基地撤离空中力量。实际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根据指示制订了可能利用驻守泰国的空中力量进行报复行动的计划，而且价值10亿美元的武器也奉命送到了西贡。阮文绍还被告知，如果他继续负隅顽抗，美国可能会绕过他与北越和谈。阮文绍对此无动于衷。在与北越重新开始的秘密谈判中，基辛格不再考虑已经达成的约定；他现在要求北越象征性地从南越撤军，降低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位，以及其他一些变动；同时还威胁说美国将重新动用军事手段。

由于坚定地认为美国总是背信弃义，河内拒绝做出必要的调整。现在已经不再担心公众抗议行为的尼克松决心对河内穷追猛打，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圣诞节轰炸，也是美国在此次战争中最猛烈的军事行动。在12月的12天里，美国空军向北越投放的炸弹数量比过去三年的总和还要多，将河内和海防地区夷为一片废墟，破坏了河内的机场、工厂和发电厂。还有一些不良后果：由于北越采用地对空导弹进行密集防御，美国损失了不少飞机，并有95名—100名飞行员成为战俘；此外还损失了15架重型轰炸机（河内的统计数据是34架）。圣诞节的轰炸有两个目的：其一，极大削弱北越的力量，使西贡政府延续足够长的时间，让美国撤离；其二，借此证明美国的决心，克服阮文绍的抵抗情绪，或者为撇开他继续行动提供借口。“我们已经陪他走过了最后一程，”根据后来的解释说，“因此我们不依靠他也能够解决问题。”

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展开的猛烈进攻令美国在国内外名誉扫地，同时又让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其残暴好战的本质。在民主党初选中根据修订的规则选举出来的国会新成员承诺即将过问此事。随后，参众两院民主党领导层秘密会议于1月2日和4日分别投票，决定“立即”停火，并切断用于印度支那任何国家军事行动的所有资金，只有在释放战俘和安全撤离美国军队时才可以动用资金。由于国会长期以来总是低眉顺眼，少有反抗；由于“水门”事件在大法官约翰·J·西里卡（John J. Sirica）的法庭上所披露出来的内幕越来越多，尼克松政府提出，如果河内愿意恢复和谈，美国将取消轰炸。河内同意了；于是双方又恢复了一度陷入僵局的谈判；双方起草了条约，并给阮文绍发出明确的最后通牒，如果他不遵守这一条约，美国将终止对他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并撇开他与河内签订条约。

在最后的条约中，双方放弃了曾经将战争拖延至四年之久的两个条件：一个是推翻阮文绍政权；另外一个就是北越军队撤出南越。双方在条约中承认了现在演变成左翼激进党的前越共的政治地位，不过考虑到阮文绍的感受，并没有明确表述；河内曾要求予以消除的非军事区或分割线，现在得以保留，但还是按照先前《日内瓦协议》的条款，作为“临时的而非政治或领土边界”。双方含蓄地承认越南的统一，并在某一条款中规定，通过各当事方和平讨论的方式“推进越南的统一”，从而排除了跨越“国际边界”进行“外部侵略”的可能性。就这样，美国多年来开战的理由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阮文绍起初以死相逼拒绝和解；但在尼克松通牒的最后一刻，他还是屈服了。1973年1月27日，各方签署了协议。根据协议的规定，越南的状况与19年前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并不牢靠的解决方案时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事实上，在这期间，越南南北双方有50多万人因战争死亡，成千上万人受伤，百姓家徒四壁；很多儿童被烧伤，落下残疾；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大量土地遭到砍伐蹂躏，弹痕累累；而民族因为相互的仇恨而变得四分五裂。但是，人们普遍公认的是，南北双方达成最终协议的程序是行不通的，迟早还将诉诸武力。美国为了实现南越不受共产党统治的目的，将印度支那炸得体无完肤，而且还背叛了自己；但除了令尼克松和基辛格信心满怀之外，没有任何人从中获得启发，而他们两人深信，如果有必要，美国仍能够力挽狂澜。根据该协议，没有被摧毁的是一个临时的幕墙，而美国得以在这个幕墙后面赶紧抓住一个破衣烂衫般的“体面的和平”逃之夭夭。

之后的事，尽人皆知，河内在两年内占领了西贡。当尼克松因“水门”事件毁了前程，国会终于用足够的票数通过决议，切断了资金，防止美国再次干预越南事务；此时，北越发起了最后的攻势，而早已灰心丧气的南越没能承受住如此猛烈的袭击。尽管有些军队誓死顽抗，但作为一支国家军队的南越政府军，用一名美国士兵的话来说，“就像没有根基的房子，倒塌是很自然的事情。”共产党实现了对整个越南的统治，而类似的结果也同样出现在柬埔寨。假如美国从来没有干涉过越南事务，那么很多年以前它的政治秩序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现在的他们更加复仇心切，更加残酷无情。也许最大的荒唐来自于河内，为了一个事业坚定不移地战斗了30年之久，然而赢得胜利之后，却建立了残暴的专政统治。

国会拒绝让美国重新干预越南事务，这显示出国会的功能，而不是基辛格所哀叹的“我们的民主政治进程的崩溃”。这并不是美国人意志薄弱无法将某个任务进行到底直至完成，而是亡羊补牢，认识到这一做法明显违背并伤害自身利益，从而根据自己在政治上的责任予以终止。然而，这一行动来得太晚了，以致美国还是受到了惩罚。当人们相信曾经为某个事业奉献的时候，人身伤亡尚在可承受之列；但是，像这种情况，4.5万人死亡，30万人受伤，却没有任何意义，令人无比痛苦。在近10年中每年花费约200亿美元，总计150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正常的军事预算，导致经济发展无法正常运行，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纠正过来。

比物理效应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不再那么相信政府，政府威望大为降低。越南战争之后，国会在立法中总是对总统的行政权力施加限制，因为在它看来，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政府在运行过程中则毫无章法可言。公众也学会了怀疑，很多人认为白宫工作人员戈登·斯特罗恩（Gordon Strachan）的两个字表达了他们的态度——当欧文的委员会问戈登，对于那些想到政府部门任职的其他年轻人，他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时，戈登回答说：“远离”。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本来相信国家的公平公正，而现在也转向犬儒主义的玩世不恭态度。自从越南战争之后，在谈及美国的时候，谁还敢简单地相信美国就是“地球上最好的最后的希望”？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失去的，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便是“美德”。

产生这一结果的愚蠢行为始于连续的过度反应：杜撰了危在旦夕的“国家安全”，杜撰了“切身利益”，杜撰了迅速推及它自己生命的“承诺”，对杜撰的始作俑者施加了魔咒。在这一过程中，杜勒斯起到最主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着手破坏日内瓦会议上所做出的妥协约定，确定了美国要维护南越的利益而不遗余力地打击北越的政策，使得随后的各个总统都纷纷效仿。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就像萨沃纳罗拉那样虔敬热情，令他的幕僚和继任者深深折服，因此人云亦云地不断强调“国家安全”和“切身利益”，他没有那么多针对“冷战”的“口惠而实不至”的信念，或者极少用恐吓手段从国会获得拨款。1975年，福特总统对国会说，不愿意投票援助南越将会损害作为一个盟友的“信誉”，这“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两个月后，基辛格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重复了这一主旨，他说，如果任由南越肆意妄为，那么“在一段时间内，它将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根本威胁”。

过度反应总是无处不在，诚如用咒语召唤或驱赶鬼神，多米诺骨牌倒下，关于“毁灭”的幻想，放弃太平洋而撤回旧金山，像来无影去无踪的越南共产党南方局这样的小怪物，以及最后白宫因妄想症引发了“水门”事件。更为严重的是，过度反应导致政府相关部门以极度愚蠢或荒唐的行为滥用美国权力和资源，与所涉及的国家利益极不相称。令人惊讶的是，人们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理智的思考，因为，正如李奇微将军在1971所写的，“这本来无须拥有远见卓识就应该能够认识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而且承诺采取重大行动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第二种愚蠢行径便是，幻想自己无所不能，这与教皇认为自己刀枪不入不分伯仲；第三种愚蠢行径是榆木脑袋式的思维和“认知失调”；第四种愚蠢行径是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替代思考。

就无所不能的幻想而言，美国决策者想当然地认为，对一个给定的目标，特别是在亚洲，美国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力量。这一假设来源于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国家所具有的“无所不能”的性格，以及源于“二战”时期能够胜任任何工作并具备超强能力的意识。如果这是“权力的傲慢”，那么用参议员富布赖特的话来说，它还不是那种曾击败雅典和法国，以及在20世纪击败德国和日本的致命的狂妄自大和过度扩张，因为它只是由于人们没有明白，其他民族之间也存在各种问题和冲突，单纯使用美国的军队或者美国的技术甚或美国的良好意愿，都无法化解这些问题和冲突。“建国”是最胆大妄为的幻想。北美大陆上的定居者从普利茅斯的岩石，到福吉谷，到开垦完毕的边境，建立起一个国家；但是他们没能从成功的经验中学习到的是，与北美大陆一样，在其他地方，也是只有那里的定居者才能够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榆木脑袋式的思维，那种“不要把我与事实混淆起来”的习惯是一种普遍的愚蠢行为，这种愚蠢行为在美国政府上层就越南问题的处理方面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其最大的错误在于低估了北越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刚毅和信念。美国在缜密的计算中却没有考虑敌人的动机，因此华盛顿方面才能够罔顾事实，无视民族主义热情和为独立而斗争的激情，而早在1945年，河内就曾宣布“没有任何人类的力量能够抑制”这种热情和激情。华盛顿方面可以无视勒克莱尔将军的预言，即征服北越需要50万人，而“即便那样仍然无法完成任务”。它可以无视北越所表现出来的锐气和能力，他们在奠边府战胜了拥有现代武器的法国军队；它还可以无视所有后来接二连三的事实和证据。

那些对越南问题负责的人解释说，美国之所以在决策中没有考虑敌人的意愿和能力，是由于不了解越南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用一位高级官员的话来说，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但是越南长期反对外来统治的斗争从任何一本有关印度支那的历史书中都可以了解到。法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曾经在越南生活过多年，美国完全可以向他们悉心求教来弥补专业知识上的欠缺。在前方开始向决策层提供报告之际，即便是对于该地区浮光掠影的认知也可以成为可信的情报。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对该地区是否了解，而是拒绝相信事实情况，并且更重要的是，始终没有将这个“四流”亚洲国家放在眼里，这都是决定性因素，与英国当时对美洲殖民地的态度如出一辙。又有谁能避免历史的嘲弄呢？

一方面低估南越，而另一方面又高估南越，因为南越是美国援助的受益方，因为根据华盛顿方面的措辞，任何非共产党集团都是“自由”国家，因此使人错误地认为，自由国家的人民，为了他们的“自由”，随时准备利用自由所赋予的意志和力量去战斗。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所定下的基调；必须摒弃不和谐的证据，不然这些证据早就会明白无误地表明，该政策犹如沙上建塔。当不和谐的声音扰乱了对于敌人或代理人的态度时，在榆木疙瘩式的思维的支配下，这样的态度逐渐变得僵化而难以变更。

最后一种愚蠢行径是，从来不去反思我们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的计划和措施对于我们致力追求的目标是否有效，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可能的利益和损失以及损害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另外一个共性是缺乏对总统职权的理性思考，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在现代国家，政治和官僚生活中是否有某些东西妨碍了智囊团的运作，臣服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而忽略了理性的预期。这种现象似乎永远无法杜绝。

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或许可以隐约听到200年前查塔姆对一个民族自欺欺人行为的概括，他说：“通过强制接受的方式，通过自己的轻信盲从，通过虚假的希望，虚假的自豪感，承诺最为浪漫的结果，未必会产生质的改变。”来自密歇根的国会议员唐纳德·里格尔（Donald Riegle）则从当代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总结。他所在选区的一对夫妇的一个儿子在越南战场上牺牲了，但是在跟这对夫妇谈话时，他突然痛苦地意识到，他根本想不出什么言语，来说明这个孩子死得其所。“这场战争究竟是对他们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还是对任何个人有好处？我实在无法回答。”

[1] OSS，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对付冲突而设立的美国情报组织。

[2] 战区指挥官路易斯·蒙巴顿勋爵，1945年10月2日向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避免英国/印度军队卷入的唯一办法是“继续让日本人来维护法律和秩序，这意味着3个月内我还不能开始解除他们的武装”。——原注

[3] 我们已经说过，雷德福意在挑起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从而促使中国在还未强大到威胁美国的安全之前与美国一决雌雄。他建议在印度支那使用核武器，他的助理将这一建议口头提交给时任国防部顾问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后者对此坚决反对。“如果我们与法国接洽，”他向杜勒斯写道，“这肯定会泄露出去……从而在整个自由世界的议会中引起轩然大波，”特别是北约盟国，尤其是英国。美国将不得不做出保证，将来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不得使用核武器。此外，苏联的宣传机构将“把我们希望在印度支那使用这种武器的想法”描述为客观证据，“说我们用当地老百姓试验武器”。——原注

[4] 法兰西联邦（French Union，1946—1958）：法国同其在非洲的殖民地组成的政治联盟。1958年9月，根据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改为“法兰西共同体”。

[5] 铁托主义：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执政时的政策和方针，其核心是对内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对外执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6] 即麦克乔治·邦迪（McGeroge Bundy,1919—1996）：肯尼迪和约翰逊任总统期间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7] 巴特寮（Pathet Lao）：1950年建立的老挝左翼民族主义集团。

[8] 鲁里坦尼亚（Ruritania）：虚构的浪漫的王国。

[9] 保罗·班扬（Paul Bunyan）：美国民间传说中的伐木巨人。

[10] 吴丹（U Thant，1909—1974）：生于缅甸班德瑙，1962—1972年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

[11] 《东京湾决议》：美国国会通过的授权总统对北越使用武力的决议案，这里的东京湾即北部湾。

[12] 威廉·C·威斯特摩兰（William C. Westmoreland,1914-2005）：取代哈金斯的指挥官。

[13] 该声明先前在两个学术作品（见注释）中曾引用过，麦克纳马拉先生没有想起来。历尽千辛万难，终于在有证明文件的原始资料中找到了它。现在把它放在这里是因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一表述都是真实可信的，并产生了严肃而深远的影响。——原注

[14] 本-古里安（Ben-Gurion，1886—1973）：以色列第一任总理，领导创建以色列国。

[15] 贡纳尔·米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瑞典经济学家，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6] 塔列朗（Talleyrand，1754—1838）：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外交家，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曾在连续6届法国政府中，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外交大臣，甚至总理大臣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