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权力争斗路线不明
（1763—1765）
18世纪大英帝国在美洲大陆的自身利益无疑就是维护自己的统治，一方面要谦恭友善，另一方面还要殖民地人民自觉自愿，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稳定的贸易往来，维护和平共处的双边关系，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收入。然而，在15年时间里，双方关系持续恶化，最终迎来了震惊世界的枪声。在这期间，一届又一届英国政府，对发生的一件又一件事情熟视无睹，对人们的一次又一次警告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采取各种伤害彼此关系的举措。无论这些举措在原则上有多么充分的理由，它们日渐深重地破坏了所应展示的良好意愿和自觉自愿的纽带关系，经由实践证明是非常荒唐和愚蠢的，因为，除非诉诸武力，否则这些举措根本就无法实施。只有仇深怨重的两方才会动用武力，因此即便武力能够成功，其代价也是相当巨大，得不偿失。最终，大英帝国在那片原本寂静平和的广袤土地上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
我们都知道，问题主要出在议会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利上。在殖民地民众看来，议会是国家的而非帝国的最高立法机构。宗主国声称拥有这项权利，而殖民地拒不承认。该“权利”本质上是否存在，即便现在都难以给出确切的答案，并且与这次调查的目的基本上是不相关的。利害攸关的，是身上流着英国人血液的一个精力旺盛、勤劳多产的民族所建立起来的拥有广袤领土的帝国。作为当代的拉奥孔，埃德蒙·伯克[1]是不能回避的人物，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说，“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道义上讲，不论可能征收多少赋税，哪怕是所谓的宪法的任何原则，都无法与保留美洲的价值相提并论”。总之，尽管拥有这片土地的价值远远大于维护原则的价值，但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而牺牲了可能达成的结果，实在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就是政府最为常见的愚蠢行径之一。
1763年，“七年战争”以英国大胜法国及印度结束，但这时麻烦也来了。随着法国割让加拿大及其腹地，英国拥有了俄亥俄河及密西西比河流域中辽阔的跨阿勒格尼平原，这里住着野性难驯的印第安部落和大约8000—9000名法裔加拿大天主教徒。法国人并未被完全驱逐出大陆，依然控制着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河口，并很有可能会卷土重来。对新的领土进行管理和防御，意味着英国除支付国债利息外，总体支出也将增加，而战争的花费已经翻倍，从7200万英镑增加到了1.3亿英镑。与此同时，财政预算也上升了10倍，从1450万英镑增加到了1.45亿英镑。
战争胜利后，首要问题就是在北美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力量，防止印第安人制造麻烦和法国人东山再起；同时还要从殖民地征税，用来支付对殖民地的管理和防御费用，英国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就在英国要建立常备军的消息开始流传时，那些政治上颇为敏感的殖民者立刻就警惕起来，因为在18世纪人们的思维中，这是建立专制政体最为直接的表现。他们认为，由于解除了来自法国的威胁，英国人现在怀疑他们心怀不轨，想要摆脱英国的枷锁，因此，他们相信祖国正在计划“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以保护我们作为幌子，其实是要监视制约我们”。正如另一位殖民地人士所写，让他们“处于适当的从属地位”。尽管有些英国人肯定会这么想，但实际情况似乎并不像整日提心吊胆的美洲人想象的那么严重。从国内政府的态度来看，与其说害怕殖民地叛变，倒不如说担心殖民地会继续有这种倔强易怒的心态，不能让殖民地对他们自己的防御袖手旁观，因此，现在需要采取措施让殖民地承担相应的防御任务。
一听说英国要对殖民地征税，北美大陆民众同仇敌忾的情绪比听说要设立常备军来得更为强烈。到现在为止，几个殖民地都是由他们自己的议会投票拨款支付地方政府的运行费用。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关税对贸易进行调节，除此之外，并未对美洲殖民地的大城市征税，这样一来，就让殖民地民众逐渐认为，英国并没有这种“权利”。殖民地人士知道，英国有一条原则——无英国议会没有代表，因此他们抵制英国政府对他们征税，从而做出了对任何新的赋税都会有的普遍反应：我们不会缴税。虽然承认效忠于英国国王，但殖民地认为他们不受英国议会制约，并且他们的议会与英国议会具有同等的权利。但是，双方对这种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均没有明确的表述，这样一来，他们彼此都得过且过，免不了磕磕绊绊，但也没有任何人对其中的规则了然于胸；然而，一旦有人提出要对殖民地征税，就像要建立常备军那样，殖民地民众马上就会提出谴责，因为在他们看来，这违背了他们的自由权利，意味着暴政悄悄来袭。这就埋下了双方冲突的导火索。
在此，需要提及一下本篇文章的界限、范围和风险。作者在下文中不想为了文章构架平衡而再次描述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过程，因为这方面的文章早已卷帙浩繁了。我的主题范围较窄：描写英国方面所做出的愚蠢行径，因为当时的英国政府始终追求与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美洲人有些反应过度，有时误入歧途，偶或争吵反目，但总体上，他们的行动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并基本保持正确的方向。如果我们这里所涉及的愚蠢行径就是违背自身利益的话，那么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必须循着英国的脚步去一探究竟。
关于英美关系，第一件要说的事情便是，尽管英国一直认为殖民地对于自身的繁荣昌盛及在世界上的地位至关重要，但却很少考虑它或关注它。虽说美洲问题一度变得尖锐，但除了废除印花税法而掀起的短暂风暴之外，在双方真正爆发敌对行动之前，它始终没有引起英国政坛的严重关切。吸引各方广泛关注的甚嚣尘上、压倒一切的问题是派别游戏，是执掌政权，是操控形形色色的关系，是建立或打破政治联盟。总而言之，比任何其他问题更为急迫、更为重要、更为热切的，是谁上台谁下台的问题。在没有固定政党的情况下，政府组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个人运作。霍兰（Holland）勋爵是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的侄子，他写道，在乔治三世担任国王的最初12年里，困扰英国政坛的“议会中的阴谋诡计只不过是为了获得权力和国王的宠幸而进行的斗争，与英美和英法战争所涉及的政策和原则等重大问题相比，却引起了更多个体之间的腥风血雨和深仇大恨”。
第二个利益是贸易。贸易被看成是英国繁荣的血液，对一个岛国而言，它代表了世界的财富，决定了国家的穷富。当时的经济理念（后来被称为重商主义的经济哲学）认为，殖民地在贸易中主要是作为原料的来源和英国商品的市场，永远都无法承担生产制造功能。这种共生关系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根据这种定位，殖民地农产品出口到英国进行加工，然后再次出口到国外市场，大约有30条航海条例以及贸易理事会对此进行规范管理，由英国政府直接负责，目标明确、组织严密、运作专业。在航海条例的约束下，殖民地商人和船长连马蹄钉这样的商品都不能出口，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无休止的战争中，他们又不能与敌人进行贸易，因此不得不频繁走私劫掠，规避或无视关税，结果英国财政部一年在殖民地收到的税收还不到1800英镑。1763年《巴黎条约》签署之后，情况有所改善，入不敷出的财政有了增加收入的希望。
即便在“七年战争”结束之前，就有人曾试图增加对殖民地征税的力度，但这引起了殖民地人民愤怒的呼号，这些呼声成了未来抵制税收的口号。为了强制征收关税，英国发布了《协助收缴走私物品令》，或称“搜查令”，允许海关人员进入私宅、商店和仓库搜索查缉走私品。波士顿的商人们像所有东部沿海地区的人一样，靠偷逃关税进行贸易活动为生，他们请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担当律师，在法庭上对上述搜查令提出质疑。他在“滔滔不绝的雄辩”中对规避关税行为进行辩护，并阐明了殖民地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无代表权的征税行为就是暴政”。任何听到奥蒂斯这番言语的人，都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其实从那时起，美洲已经发出了有事情要发生的信号。
这一说法并非是奥蒂斯的发明。殖民地总督中有很多英国政府的委托人，他们没以为殖民地各州有过或竟会有政治见解；而非英国本土委托的总督则非常清楚，美洲殖民地对任何外部力量施加的税收都极为反感，并早在1732年就说，“议会会发现，将这样的法案付诸实施绝非易事。”对于当时的首席政治家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爵士来说，迹象已经非常清楚。当有人向他建议对美洲征税时，他回答说：“不！这一举措对我来说实在太危险了；这个问题留给我的继任者来解决吧。”“七年战争”期间，殖民地并未慷慨大方地提供人力财力支持战争，因此对殖民地征税的提案日渐增多，但议会一个都没有采纳，因为一旦这样做，就很容易疏远脾气暴躁的粗野乡民，当时的英国政府不敢冒这个风险。
奥蒂斯发出呼吁后的六个月，英国司法部长在伦敦裁定，《协助收缴走私物品令》对于执行航海条例是合法的，这于是开启了一连串搬石头砸自己脚的行为。结果，因为疏远了与美洲殖民地的关系而花费的成本远远超过了随后征收的关税和罚款的收入。
在此期间，带领英国赢得战争胜利的威廉·皮特[2]成了民族英雄，由他主导签署的1763年的《和平条约》由于让步太多引起分歧，遭到了强烈反对。他发出了雷鸣般的怒喝，令整个下议院震撼异常，令部长们惴惴不安，最终，该协议还是以5票对1票的多数通过，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想要恢复到平时的开支，并减少土地税。不过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幻象。相反，被乔治三世选中用来替换皮特的比特勋爵，在战争问题上遭到否决后曾傲慢地离开，现在他在英国对苹果酒征收消费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就像在美洲施行的《协助收缴走私物品令》一样，该法案授权检查人员到生产场所参观，甚至与苹果酒厂的业主同吃同住，记录生产的加仑数。面对这种侵犯行为，英国人大喊专制，并举行暴力抗议活动，以致政府不得不出动军队平定苹果产区的骚乱。与此同时，远在威斯敏斯特的皮特深受激励，发出了他不朽的原则声明：“住在自己村舍里一贫如洗的农民可以蔑视国王的所有力量。他的农舍可能摇摇欲坠，也可能弱不禁风；但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唯独英国国王不能进。哪怕断壁残垣，哪怕荒草野蔓，国王的任何士兵都不能跨过农舍的门槛！”这就是皮特所发出的声音，要不是因为他极具悲剧色彩的性格缺点，他或许能阻止英国所有错误的决策。
没有人对苹果酒税的预期收益进行计算，因此在人们的憎恨情绪导致政府垮台之前，谁也不清楚这些收益能够弥补多少财政赤字。担任财政大臣的是一位杰出的放浪形骸的人物，弗朗西斯·达什伍德（Francis Dashwood）爵士，他将在不久后继任第15任勒迪本瑟男爵。他在经过改造的一所修道院中创建了臭名昭著的“地狱之火”俱乐部[3]，但他对财政事务并不擅长：与他同时代的一个人介绍说，他在账户方面的知识，也不过“局限于计算酒馆的账单”，而五位数字的账目对他而言已经是“天方夜谭了”。他似乎已经察觉到，苹果酒税不会给他带来荣耀。他说：“人们会指着我，大声哭喊着说，‘看啊，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差的财政大臣！’”
在政府中担任职务的贵族领主，在意识到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时，通常都感到苦不堪言。很高的社会地位格外重要，这一点在18世纪已经被从自耕农到国王的各个阶层所接受；那个年代的启蒙影响还并不广泛。乔治三世说得很清楚：“诺斯勋爵不能郑重其事地认为，像彭顿先生这样的平民能够阻碍一位伯爵的长子的仕途，毫无疑问，如果这一想法言之在理，我的平生所知岂不要彻底颠覆！”
然而，尽管社会地位使人能够担任政府职位，但却不见得令人信心满怀。在18世纪60年代，正是由于身份地位和身家财富，罗金汉侯爵和格拉夫顿公爵才担任了首相职位，里士满公爵成为国务大臣。甚至在担任首席大臣（那时还没有首相这一说法）时，罗金汉就很难站着讲话，而格拉夫顿则经常抱怨对工作力不从心。纽卡斯尔公爵在12个县都有继承地产，每年收入4万英镑，数次担任首席大臣，掌控政治上的任免权达40年之久，但他胆小怯懦、急切焦虑、猜疑嫉妒，并可能是有记录的唯一一位总是希望自己受到冷落斥责的公爵。在关键时期的18世纪70年代领导内阁的诺斯勋爵，经常提出抗议，连乔治三世本人都常常叹息，说他们责任重大，却力所不逮。
在罢黜令人讨厌的比特伯爵时，苹果酒税引发了最终的骚乱，因为他怂恿托利党主张王室拥有“特权”，因而涉嫌颠覆国王。他于1763年辞职，由皮特的内弟乔治·格伦维尔[4]取而代之。虽然苹果酒税法案明显失败，并在两年内被废除，但千方百计增加收入的政府随后将到美洲大地上尝试使用同样的征税方法。
乔治·格伦维尔51岁时就任首席大臣。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与那些一知半解的人相比，他勤勉好学；与那些唯利是图、心胸狭隘、自以为是、迂腐固执的人相比，他诚实可靠。他性情方面有点儿像经济学家，给自己制定了一条规则，把薪水存起来，只靠其他基本收入生活。虽然他有些雄心壮志，但似乎天赋不够。最知晓内情的霍勒斯·沃波尔认为，他“是下议院中最能干的人”。虽然他不是贵族，也不是贵族子嗣，但他通过个人的背景及家族势力，与在英国政坛一言九鼎的辉格党统治家族结下了深厚的关系。他的母亲是坦普尔人，通过母亲的关系，他的哥哥理查德继承了头衔，成为坦普尔勋爵；他的舅舅科巴姆（Cobham）子爵是斯托庄园的所有者，该庄园是当时最富丽宏伟的房产之一。乔治遵循传统的路径，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基督教堂接受教育，在皇家法律学院学习法律，并在23岁成为律师，在1741年29岁时代表其家族选区进入议会，此后一直任该选区代表直至去世。为了担任大臣职位，他孜孜不倦，致力于精通朝政要务，并在其姐夫皮特的庇护下担任过众多重要职位。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忽略个人婚姻大事，迎娶了位高权重的国务大臣埃格雷蒙特（Egremont）伯爵的妹妹。
这就是英国大臣的典范。他们来自大约200个家族，在1760年，这些家族有174位贵族。他们从小学到大学在一起读书，彼此熟知，并通过堂表关系、姻亲关系、继父母、第二及第三次婚姻的兄弟姐妹等相互联系起来，迎娶对方的姐妹、女儿和遗孀，并不断交换情妇（一位阿姆斯特德夫人曾先后成为乔治·杰曼勋爵的情人、他的侄子多塞特公爵的情人、德比勋爵的情人、威尔士亲王的情人、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情人，最后嫁给了福克斯），相互任命职位，为对方谋得职位或养老金。在1760—1780年期间担任高级职位的大约27个人中，有20人是伊顿公学或威斯敏斯特公学的校友，然后有的继续到牛津大学基督教堂或三一学院，有的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或国王学院继续学业，大多数人随后又到欧洲大陆教育旅行。在这27个人中，有两位公爵，两位侯爵，10位伯爵，一位苏格兰贵族，一位爱尔兰贵族；有6名是贵族子嗣，只有5名来自平民家庭，其中就包括当时杰出的政治家皮特，还有3位通过律师途径成为上议院大法官。作为国内唯一面向贵族子嗣和平民绅士开放的专业教育（当兵服役和成为神职人员无须经过培训），修读法律是有雄心抱负的人士通往上层权利的途径。
拥有舒适地产的贵族及其他土地所有者每年从租金账簿、矿山及物业资源中获得的收入可达1.5万英镑或者更多。他们管理着庞大的家庭、农场、马厩、狗舍、公园和花园，招待无数客人，雇用大量的仆人、马夫、猎场看守人、园丁、田间劳作的工人及手工业者。除了那些公爵以外，在这期间身居高位的最富有的人是罗金汉侯爵，他每年从约克郡、北安普敦郡和爱尔兰的物业所获得的收入大约有两万英镑。他住在英格兰最大的豪宅里，娶了一位女继承人，拥有3个议会选区、23名文书、5位礼拜堂牧师，自己还担任约克郡西赖丁区及约克市的首席治安长官。
为什么拥有财富、特权和巨额房产的人要进入政府？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一方水土养育了他们，管理政府是他们职责所在。地位高责任重的思想来源于封建义务，一开始，贵族不得不在国王的顾问团中任职，并长期在他们自己的家乡作为地主和治安法官行使管理职能。管理活动与领土所有权相辅相成；这是士绅的职业，是拥有土地的贵族的义务。在1761年的选举中，有23位贵族长子进入下议院，其中只有两位年龄还不到26岁，这是他们在满21周岁后能获得的第一次机会。
另外，身居高位，享有俸禄，使他们得以供养自己的家属。因为按照规定，财产只能由长子继承，因此私有财富很难养活小儿子、侄子、贫困的表兄弟以及品学兼优的家臣。“职位”是必要的，因为这些家属没有其他收入来源。除了学习法律之外，士绅们没有其他经过培训可以从事的职业。通过任命权以及在朝廷的关系，大臣能够照顾自己的亲属。职责不清、薪水微薄的闲职倒是数不胜数。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在前任君主统治时期是一位说一不二的大臣，他有三个儿子，包括贺拉斯。他让他们分别担任交易所审计员、引导员及议会书记员，其中两个儿子还共同担任海关收税员。乔治·塞尔温是一位追求时尚的浪荡公子，同时也是公开绞刑的行家里手，被任命为巴巴多斯大法庭的登记员，但他却从来没有去过该岛。从美洲海关获得的收益杯水车薪的原因之一便是，被任命去担任收税员的那些人，往往自己在英国国内过着舒适惬意的生活，将具体工作交由那些报酬微薄的人员去处理，而这些人经不起诱惑，很容易就被收买。
不只是任免权，无论在哪个时代，不论舒适安逸还是穷困潦倒，权力和地位的诱惑始终令人神魂颠倒。谢尔本伯爵作为当时一位聪明睿智的大臣，曾清楚地表示：“我认为，职业的唯一乐趣并非获取利益，而是根据适合我的地位和能力做出恰当的行动，而我就是这么做的。”18世纪英国的贵族们与其他人无异，难以抵制各种诱惑；即便是像纽卡斯尔公爵这样对自己职位满怀敬畏的人，正如霍勒斯·沃波尔所言，也“对炙手可热的权力趋之若鹜”。他们年纪轻轻就进入政府部门，对所要履行的义务大多没有丝毫的准备或训练，因此一旦碰到困难就可能焦躁不安或烦闷无聊，一年之中通常有一半时间回到他们的家乡沉醉于声色犬马，混迹于赛马养育场和猎场，纵情于山水风景。不论在哪个群体中，个人的性情和能力都各不相同：有的人尽职尽责，有的人疏于职守；有的人自由豪放，有的人保守反动；有的人吃喝嫖赌，有的人谨言慎行；有的人骄横跋扈，有的人文质彬彬；有的人懦弱无能，有的人精明能干。但总体上，他们看待政府的态度不够专业。诚然，政府不是一个职业，单这个想法就会令那些身体力行之辈震惊异常。社交娱乐往往是第一位的，剩余的时间才用来处理公务。无论是召开内阁会议，还是处理不定期出现的杂乱无章的事务，通常都是利用晚餐时间在首席大臣位于伦敦的宅邸中进行。人们并非总是有强烈的责任感，但谢尔本勋爵却不同，他有一次深表同情地对一位同事说，让卡姆登勋爵和格拉夫顿公爵“屈驾（到伦敦来）发表一通无关痛痒的意见，在内阁中以多数票否决你的议案”，实在有些发人深省。
当赌博成为时尚的宠儿，当女士们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家中招徕牌局，当男人们在布鲁克斯通宵达旦为纸牌投注巨资，或就明天是否下雨或者下周歌剧演唱者姓甚名谁等毫无意义的问题赌个你死我活，当财富如流水般消失，债务已经司空见惯，那么身为大臣的这些男人们怎么能够调整心态去处理供应账单上、税率表上以及国债报告中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呢？
高贵的出身没有培养出政府管理中的现实主义。在家里，一句话或一个手势，仆人就能代为完成任何工作。在无所不能的布朗或另外一名景观设计师看来，波浪形的轮廓比平地更有观赏性；于是他们就开挖出湖泊，创造了远景，并种上了一排排的树木；从湖边到房子，到处都是梳理得整整齐齐的青草坪。设计师的规划图被中间的一个斯托村打乱了，于是所有的居民都搬迁到两英里之外的新房中，原有村庄被夷为平地，犁过之后栽种了树木。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负责英国军事行动的大臣乔治·杰曼勋爵，出生于萨克维尔，在诺尔之屋（Knole）长大，这处房产归他家族所有，有7个院落，高低不一的各式屋顶，从远处望去宛如一个小镇。在他童年时期，他的父亲一口气种下200棵梨树、300棵海棠、200株樱桃、500棵冬青、700棵榛子树，另外又种了1000棵冬青作为果菜园的屏障，还在公园里种了2000棵山毛榉。
兴致趣味也并非全都局限于户外活动和俱乐部。中学和大学的教育理论上说会让他们了解到拉丁古典和一些希腊文化，而到欧洲大陆的教育旅行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艺术，可能偶尔还会买些绘画作品和古典雕塑带回家里。旅游目的地通常都会包括罗马，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时代以来，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变化。罗马政府“可能是最为糟糕的政府，”一位英国游客写道，“在全部人口中，有1/4是牧师，1/4是雕像，1/4无所事事。”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英国的统治者们总能够通过雇用杰出人士担任顾问的方式，从他们狭隘的阶层之外寻求到忠告或建议。罗金汉在猛然间接替格伦维尔担任首席大臣之后，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缺点，非常睿智地选择了年轻的爱尔兰律师埃德蒙·伯克作为他的私人秘书。谢尔本勋爵雇用了科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作为他的图书管理员和文学侍从，并为他提供房子和终身年薪。亨利·西摩·康韦（Henry Seymour Conway）将军，国务大臣及未来的军队指挥官，任命政治哲学家大卫·休谟作为他所在部门的副秘书长，并且经休谟的请求，他还为当时在英格兰的让-雅克·卢梭争取到了每年100英镑的养老金。康韦自己偶尔写点儿作品，并根据法语素材，改编并写出了一则喜剧，在特鲁里街上演。达特茅斯伯爵在他同父异母的兄弟诺斯勋爵的内阁中担任国务大臣，他是埃利埃泽·惠洛克（Eleazar Wheelock）的印第安人学校的首要捐助人，后来这所学校成为达特茅斯学院。他有18幅坐姿的肖像画，其中一幅由罗姆尼所创作；他积极为诗人威廉·柯珀提供赞助，为后者谋得一个闲职，寻得一处安静的房子，并在其精神错乱发作时悉心照顾。
尽管他们情趣高雅，但在这期间，上层统治阶级几乎没有拥有杰出思想的人。约翰逊博士宣称，在他看来，“只有两个人聪明睿智，鹤立鸡群”，这就是威廉·皮特和埃德蒙·伯克，但这两人都不是来自上层社会。皮特曾提出一个主观因素，他说，在他所认识的男孩中，几乎没有一个“不被在伊顿公学的生活吓得屁滚尿流”。因此，他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家里接受私人教育。苏格兰律师威廉·默里（William Murray）作为曼斯菲尔德伯爵，也是未来的首席法官和上议院大法官，他对普遍的精神状态具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他曾经尝试对其侄子——未来的罗金汉侯爵，在历史、演讲及古典文学的课程学习方面进行指导，但几乎徒劳无功。他在后者21岁时写信给他说，“你想要变得博学而英明，但你周围充满了愚蠢的诱惑和工具，你根本就不能提出比同龄人更为独特的见解；在你心怀不满的时候再去好好思考吧。”这就是1760—1780年的状况，环境使你无法变得明智，使你无法进行冷静的思考。但随后，这种让人明智思考的时期又有多少呢？
在这些年来，君临天下的年轻君主并没有受到多数人的尊敬。1760年，在21岁的乔治三世登上王位时，霍勒斯·沃波尔发现国王身材高大、器宇轩昂、“和蔼可亲”，但在和蔼可亲的背后又有令人心酸痛楚的一面。他12岁就失去了父亲，他的祖父乔治二世与他父亲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之间积怨很深，他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尽管这种现象在皇室并不少见，但乔治三世因为对父亲的孝顺而对祖父产生了深仇大恨，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乔治对所有曾经服侍过他祖父的大臣都心怀敌意，深信他所继承过来的王权如撒旦般邪恶，因此自己有义务从道德方面对其进行改善。他从小居住在莱斯特的宅邸中，家庭圈子狭小，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与外部世界接触甚少，长大后固执己见，心胸狭隘，焦虑不安，常常自我怀疑。他喜欢回到自己的书房休息，他的导师沃尔德格雷夫勋爵报告说，他“在情绪不佳时往往郁郁寡欢”。他很少会做错事，“除非他把错误的当成了正确的事情”，而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很难让他清醒地认识到问题所在，因为他有不同寻常的惰性，并具有很强的偏见”。
病态的思维中产生的强烈偏见，对政府而言极其危险；如果这种情况与至高无上的权力结合起来就会更为糟糕。乔治在少年时代写过一篇关于国王阿尔弗雷德的作文，当阿尔弗雷德登上王位时，“政府中几乎所有人都是不称职的，且通常在履行职责时都极其腐败”。通过罢免那些屡教不改的人，对另外一些人进行“改造”，阿尔弗雷德利用全能的权力“提升了国家的荣耀和幸福”，将那些“骄傲自大、野心勃勃、谎话连篇的人的阴谋诡计一举击溃”。乔治就是这样看待他的大臣们，也是这样制订自己的计划。他母亲曾经说过，“乔治，当个像样的国王”。他要实现母亲所说的话，必须将这个系统清理干净，恢复自己的正义规则。辉格党的那些地位显赫的大人物，通过无所不在的任免权，沾沾自喜地控制着朝堂上下。乔治从上任伊始，就致力于罢免这些辉格党人，并将官员任免权逐渐控制在自己手中，他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在上个世纪的斗争中失去的王权专制主义，他的一系列举动自然说服了很多人。
乔治需要一个人代替他父亲的形象，他将目光集中在比特伯爵身上，并对其生发出一种神经质的崇拜和爱慕，其结果，注定并确实成为不切实际的幻象。之后，在他发现让他舒心的诺斯勋爵之前，他要么不喜欢，要么就鄙视每位首席大臣，要么就过渡到产生一种依赖；因为他有权在一定范围内任命或罢免这些大臣，他摇摆不定的心态也造成了政府的动荡。因为皮特曾经离开威尔士亲王的圈子，转而为乔治二世效劳，因此乔治称他“心肠歹毒”，是“真正的草丛中的蛇”，并发誓，其他大臣“如若忘恩负义，定会遭到惩罚”。他经常向比特坦白忏悔，说对自己有些不信任别人，做事优柔寡断，因而备受折磨，但与此同时，他也深信，自己秉持正义，这就使他形成了一个基本看法，认为他的愿望是最好的，任何不同意他的看法的人都是流氓无赖。本着这样一种心态，他不可能去理解或者试着去理解桀骜不驯的殖民地的想法。
英国政府的一个弱点是缺乏凝聚力和集体负责制的概念。国王任命个人为大臣，这些人在奉行自己的政策理念时通常不与同事协商。因为政府是由国王组建的，要想担任某一职位，必须首先为国王效劳并获得他的青睐，而事实证明，在乔治三世手下工作要比在那些在国外出生的思维有些迟钝的第一批汉诺威人手下工作更加困难。在一定限度内，君主就是首席行政长官，任命尽管并不单纯取决于皇室的喜好，但他有权选择自己的大臣。首席大臣及其同事必须获得选民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没有一个政治党派，他们也必须赢得议会多数，以此制定和批准政策。虽然这一点已经不是问题，但乔治三世在其统治的第一个10年中想法总是飘忽不定，时常情绪化地行使选择权。结果，在各派系为争权夺利而斗得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这种情绪化行为除了培养出个人之间的仇恨外，还往往导致政府动荡不安。也就是在这10年，英国逐渐培育出与美洲冲突的萌芽。
内阁就像是个铁打的营盘，成员不断变换，却没有明确的政策指明方向。内阁首领被称为首席大臣；自担任这一职位达20年之久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以来，反对使用“首相”这一头衔就成为一种遗产保留至今，主要也是担心权力重新集中到一个人手上，格伦维尔称这种做法“令人作呕”。就其行使的功能而言，该职位应该源于财政大臣。内阁成员由五六个人组成，除了首席大臣之外，还有分别处理国内及外交事务的两位国务大臣，负责法律的上议院大法官，以及枢密院议长。枢密院成员并不固定，主要由现任大臣、前任大臣及重要官员组成。海军大臣由于职位重要，有时也是内阁的核心成员，不过也并非总是如此。陆军的战争部长不是内阁成员，其军需部长控制薪酬及补给装备，是政府各部门中最有油水的职位，但在政策委员会中没有代表。在1768年之前，没有哪个部门专门负责管理殖民地事务或执行与殖民地有关的政策。从务实的角度出发，殖民地事务由贸易和种植园委员会负责；也是出于同样务实的考虑，一直与大洋彼岸的美洲保持联系的海军负责执行对殖民地的政策。
上议院初级议员、副国务大臣、委员会及海关特派员等负责日常事务，向议会提供建议并起草法案。这些公务人员，低至文员，都是通过赞助以及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任命的，连殖民地总督及工作人员和海军部在殖民地的官员也毫不例外。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将统治阶级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一张无形的网，常常对政府的职能造成损害。这一点并非没有人注意到。纽卡斯尔公爵为了确保选票，曾请求海军上将乔治·安森任命一位不合格的议员作为他的参谋，在庆祝环球航行之后成为首席海军大臣的安森直陈这种行为对海军的危害，他说，“我现在必须请求诸位大人，你们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如果海军对各个选区频繁推荐的人选来者不拒，那么你们的舰队将会是什么情况”；“与在下议院失去选票的后果相比”，这种做法“对政府的危害更甚”。
在17世纪，历经革命、内战、弑君、复辟及第二次罢黜王权等残酷的斗争之后，议会终于赢得了凌驾于大臣和国王之上的权威。在外来的汉诺威家族的统治下，各方最后偃旗息鼓，度过了一段平静期，在这期间，下议院已经不再为了维护伟大的宪法的威严而争论不休。它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或多或少令人满意的、比较稳定的团体，其成员的席位取决于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由各家族所控制的“腐败”选区；他们用金钱操纵选举，政府用授予职位、给予利益以及直接支付金钱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关照，而作为回报，他们也在投票中积极支持政府政策。据统计，在1770年，下议院中有190位成员在政府中担任报酬丰厚的职位。尽管这一腐败的制度经常备受诟病，但由于其触角无所不及，人们也司空见惯，因此并没有人觉得有所不安。
议会成员并不属于有组织的政党，也没有明确的政治原则。他们来自不同地方、社会的不同阶层，经济状况也不同：乡村绅士，城市中的商人阶层；来自苏格兰的45名成员都是西印度的种植园主，依靠他们在海岛的收入生活，住在英国的家中。在下议院的558名成员中，大多数都是这种情况。从理论上讲，成员们分为两种：各郡或县的骑士，其中每个县一般选两人；另外就是代表选区的自由民，这里的选区指的是根据宪章授权在议会拥有代表权的任何城镇。要成为骑士，必须拥有每年价值600英镑的土地，因此，只有富豪士绅或者贵族子嗣才有这样的实力。从利益方面与他们结合起来的是来自较小选区的成员，因为他们拥有的选民实在太少，所以成为收买的对象，或者因为他们微不足道，被当地大地主玩弄于股掌之中。他们一般选择依附于富豪士绅，因为后者能够代替他们在威斯敏斯特进一步提升权益。因此，拥有土地的富豪士绅或郡县派别是下议院中最大的团体，声称代表民众意见，但事实上，只有大约16万选民参与了他们的选举。
较大的城市行政区几乎都实行了民主普选，并举行了竞争激烈、粗暴吵闹的选举。最后当选的成员有律师、商人、承包商、船东、陆军和海军军官、政府官员以及在与印度的贸易中大发横财的商人。虽然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圈子中颇有影响力，但所代表的选民数量少，几乎不超过8.5万人，因为在国家层面上的政党设法剥夺了大部分城市人口的公民权。
据估计，大约有一半的席位可以通过赞助的方式进行买卖，诺斯勋爵在1774年换届选举时给财政大臣的指示中就曾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他是要通知控制着康沃尔六个席位的法尔茅斯勋爵，诺斯同意以每个席位2500英镑的价格由他提名填补3个席位；而且，“莱格先生只出得起400英镑。如果他要得到洛斯特威西尔，就得花费公众2000几尼[5]。加斯科因如果付1000英镑的话，应该会遭到特莱格尼的拒绝”；还有，“告诉库珀，对埃奇库姆勋爵的（5）个席位，你答应每个支付2500英镑还是3000英镑。我打算付给他1.25万英镑，但是他非要1.5万英镑”。
政治上的赞助人有时依靠上议院贵族通过家族团体的方式控制着多达七八个席位。上议院成员，尽管由于意见分歧针对某些问题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理念投票，但一般而言，还是根据赞助人的指示协同行动。各县的骑士选举由于选民众多，任何赞助人都无法控制，还有三四十个行政选区并不是通过财产多少来控制的，因此这些骑士将自己视为乡村党。17世纪的保皇党在被中央政府流放后，遗留下的保守思想现在已经变得日益执拗。各县由于已经习惯了地方政府的管理，对来自伦敦的干涉极其反感，并在原则上藐视首都及王室，当然，这也与辉格党大臣们的支持不无关系。各县的成员，不属于任何党派，不追随任何领袖，不谋求任何头衔或“官位”，只为他们自己的选区服务，因此在投票时只考虑自身利益及他们自己的信念。一位约克郡的议会成员在一封信中写道，他“在下议院一动不动地坐了12个小时，但我对此相当满意，因为从双方唇枪舌剑的争论中，我可以通过投票行使一些权力，清楚地表达我的意见”。只要有足够的票数，独立思考的人就能打败那些金钱游戏。
乔治·格伦维尔上任伊始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英国的财政偿付能力。由于签署了《巴黎和平协议》，他现在能够将陆军从12万人减少到3万人；他还大幅削减船坞设施及维护费用，以牺牲海军为代价发展经济，但当需要以行动来检验时，此举就引发了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他还准备通过立法对美洲贸易征税，也并非没有预料到所可能引发的抵触情绪。由于殖民地在议会没有代表权，因此一些代理或说客被保留在伦敦代表他们的利益，但这些人通常就是议员本人或与政府有联系的其他人。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是一名杰出的议员，也是一位商人和律师，在不同的时间分别担任过康涅狄格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的代理，还是格伦维尔的私人秘书。他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写道，“殖民地的任何朋友想要接触什么部门，我几乎都有渠道，但我并不清楚我所做的努力有多少是成功的。”他和他的同事们面对种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让伦敦的官僚及民众了解殖民地人民的心声。
除了杰克逊这个渠道以外，格伦维尔还定期与殖民地的总督及北方殖民地的海关总检察官保持通信，在他起草执行关税的法案之前，总要征求后者的意见。英国已经很久没有对美洲殖民地征税了，现在一旦强制收税，美洲人势必要进行抵制，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1763年11月，格伦维尔初步命令海关官员全额征收现有关税，马萨诸塞州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Francis Bernard）在报告中说，这一命令在美洲引起“极高的警惕”，6年前法国逮捕福特·威廉·亨利（Fort William Henry）时都没有产生这样的后果。为郑重起见，贸易委员会曾被要求提供建议，即通过什么样的“让殖民地最易于接受、最简单易行”的方法，才能让他们甘心情愿地为“文职人员及军事机构”的支出贡献力量。由于找不到让殖民地坦然承担重负的方法，而格伦维尔又早已下定决心，他们可能并没有期盼一个正式答复。
如果未来的麻烦并未令政府部门寝食不安，那是因为格伦维尔已经讲得相当明白，“没有人希望征税”，而且无论如何，他已经下定决心，美洲能够并且应该为它自己的管理和防御开支埋单。他的两个国务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和埃格蒙特伯爵，劝阻不了他。哈利法克斯勋爵在23岁时继承爵位，而他迎娶的妻子从她经营纺织品的父亲那里为他带来11万英镑的巨额财富。鉴于这些条件，他担任了皇室侍寝官和狩猎主管，以及其他一些有名无实的王室职位。后来，由于政治的风云变幻，他担任了贸易委员会主席，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成立之际，正好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该省省会。人们认为他胆小懦弱但和蔼可亲，酒量惊人；由于患有早期衰老症，他在任职于其侄子诺斯勋爵的第一届内阁时去世，享年55岁。
在那个年代，大量饮酒往往令人寿命缩短，能力下降。即便是受到人们普遍敬仰爱戴的格兰比侯爵也难逃劫数，他在1766—1770年担任英军总指挥官，是一位拥有崇高品格的高尚士兵。霍勒斯·沃波尔曾说，“由于嗜酒成性，他在49岁时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自己本身并不太爱喝酒，在1774年的大选中，曾抱怨在拉票期间不得不招待别人。一个下午来了8位客人，从3点待到10点，喝了“10瓶白酒、16碗潘趣酒，而每碗潘趣酒相当于4瓶白酒”，相当于每人喝了9瓶白酒。
格伦维尔的另外一位国务大臣埃格蒙特伯爵是他的姐夫，与他被称为“骄傲的萨默塞特公爵”的祖父十分相像，无能又傲慢。一贯冷酷无情的贺拉斯评论说，“他骄傲自大，用心不良，出身高贵……（但）既没有业务知识，也不具备在议会处理事务的能力”，可谓是个复合体，另外据说还不值得信任。他看不起美国人，但是就在《收入条例》的起草阶段，他因为暴饮暴食（根据沃波尔的说法）中风而一命呜呼，从而没有处理美洲事务的机会。
他的继任者是桑威克（Sandwich）伯爵，前后都担任过海军首席大臣，只是跟他在气质上有所不同。桑威克精神饱满，脾气温和，但腐化堕落，利用手中的海军任命权及供应补给谋取个人私利。虽然他既不是外行，也勤奋能干，对建立海军舰队热情有加，但他营私舞弊的积习难改，这令船坞建设成为丑闻，提供补给的人员欺上瞒下实施诈骗，所造船只也经不起风浪。而海军的情况在英国与美洲殖民地开战时暴露无遗，以致上下两院都对他投了不信任票。社交方面，他与达什伍德“地狱之火”俱乐部的社交圈过从甚密，整日沉迷于赌博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因为忙于赌博而常常把肉片夹在两片面包中间食用，从而在西方世界流传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快餐，就叫三明治（Sandwich）。
在这些大臣们的支持下，议会紧锣密鼓地筹备收入条例，并在这种没有议会法案的情况下采取了一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措施。1763年的公告禁止白人在阿利根尼山脉以西定居，将这些土地留给了印第安人。之所以发布这则公告，是因为凶猛的印第安人曾发动被称为“庞蒂亚克叛乱”（Pontiac’s Rebellion）的起义，战火从五大湖区蔓延到宾夕法尼亚各部落，他们还一度威胁要将英国人从该区域赶出去。因此，发布该公告的目的就是防止殖民地侵占印第安人的狩猎场所，防止再次激怒印第安人而发动战争，以此安抚他们的情绪。另外一次印第安人起义，除了要求增加英国可能负担不起的开支与之对抗外，可能只是向法国人施放的烟幕弹。上述动机的背后，是想要把殖民者限制在大西洋海岸，在那里他们可以继续进口英国货物；另外，防止债务人和探险者越过山脉，在美洲中心地带没有英国王权的地方建立定居点。由于这里远离海港，他们势必得自己生产制造必需品，那正应验了贸易委员会的可怕预言，“将对英国造成无穷的损害”。
但是，殖民者根本不欢迎公告，因为，为了获取利益，或者就像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样，为了获得横贯山脉的土地经营权进行投机，他们早就组建了股份公司鼓励并推动移民。对于那些焦躁不安的自耕农来说，这种干涉令他们非常气愤。经过一个半世纪艰难困苦的努力，他们终于将这一片片荒原开垦出来，这是他们用斧头和步枪所征服的土地，而现在，远在大洋彼岸由身穿绫罗绸缎的贵族所组成的政府说自己有权阻止他们占有这片土地，他们怎么能够答应呢？他们在公告中没有看到有关保护印第安人的条款，只有英国政府一系列腐败的计划，而根据这些计划，政府将大片王室土地授予国王宠幸的大臣。实际上，殖民者自己的志愿军在庞蒂亚克叛乱中与印第安人浴血奋战，战斗力远非英国红衣军团可比。
相互认识应该能够相互了解，而在同一战壕中并肩战斗能够锻造同胞情感，然而在“七年战争”中，常规军与各殖民地的地方部队之间的接触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在战争开始之际，他们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彼此有好感，但在结束时，这种好景已不复存在。殖民地民众对英军的言行充满憎恨，因为后者谄上欺下，军官们不屑与殖民地同级军衔的军官协商，他们过分注意整洁、闪亮的仪容（英国部队每年使用6500吨面粉用来漂白士兵的假发和马裤），英军将最高指挥权延伸到殖民地地方部队，官兵普遍对殖民地军民颐指气使。在这种情况下，憎恨是很自然的，也是可预见的。
另一方面，英国对殖民地士兵不屑一顾，这是在那个年代最奇怪、最深刻也最伤害感情的误判，并由此导致了双方的冲突，而后者最终在法国的帮助下，迫使英军缴械投降。沃尔夫将军32岁时就攻占了魁北克，并战死沙场，成为英国英雄，他怎么能称那些与他并肩战斗的游骑兵为“宇宙中最糟糕的士兵”呢？在另一封信中，他补充说，“美洲人总体上是最肮脏、最可鄙、最懦弱的狗，你把他们想得多么坏都不过分……他们不会真正增加部队的实力，反而会成为挥之不去的负担。”所谓肮脏，肯定是将在丛林野地中摸爬滚打的游骑兵与带着白色假发的英国红衣军团相比而言的。鲜亮绚丽的外观已经成为欧洲军队的标准，成为人们判断部队好坏的基础。杰弗里·阿默斯特（Jeffery Amherst）爵士对游骑兵“评价很差”。而沃尔夫的继任者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将军则宣称，美洲人“非常不适合战争，并且对战争极不耐烦”。另外一些曾在美洲丛林和营地中看到过游骑兵服役的人，称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胆小怕事，缺乏士兵气概。这种判断在英国本土日益被放大，并逐渐演变为愚蠢的吹嘘，比如，国王的侍从武官托马斯·克拉克（Thomas Clarke）将军当着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面就说，“只需带领1000名近卫步兵，他就能够从美洲一端行进到另一端，一方面通过武力，另一方面通过哄骗的方式，就能将所有男性阉割完毕”。
之所以出现致命的误判，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英国职业军人的部队服役经历与本土乡民不同，后者根据合约而由他们当地的议会招募起来，在一段的时间内、根据事先讲好的报酬和供应情况执行明确的任务。当所有这些条件不复存在时——这在所有战争中都是必然会出现的情况——殖民地部队就会犹豫不前，拒绝履行义务，而如果他们所抱怨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往往不假思索，扭头回家，并不是一个人偷偷地开小差，而是集体正大光明地对毁约行为进行抗议。而轻骑兵、轻龙骑兵团和近卫步兵第一团沉浸在所属军团的自豪和传统之中，自然很难理解这种行为。英军指挥官试图应用战争规则和章程；殖民者都是顽强的平民军人，他们意志坚定地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他们转化为正规军，并固执己见地拒绝英军指挥官的要求，在必要的时候甚至集体逃亡。就这样，人们从此认为他们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这种感受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作为英国国教的圣公会要在新英格兰建立一个主教辖区。由于宗教在鼓动人们的憎恨和敌意方面具有独特的能力，因此其前景颇令美洲人感到怀疑。对他们来说，主教就是暴政的桥头堡，是抑制良心和自由（这是新英格兰人体验最深、身体力行的东西）的工具，是通往罗马天主教的隐蔽大门，更是支持等级制度的新的税收来源。实际上，英国政府与教会不同，它并没有打算支持一个独立的美洲主教辖区。然而，“不要主教！”的呼声就像“不要征税！”或后来的“不要茶叶！”那样高亢有力。甚至因为《白松树法案》，英国海军的桅杆也成为冲突的来源。因为，为了将白松树留下来制作桅杆，该法案禁止砍伐高大的树木。
如果，在“七年战争”结束之际，英国能够赞成通过重组建立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的决议，并由此成立一个美洲部门来关注殖民地事务并进行不间断的管理，那么可能就已经平息了这些五花八门的争吵。时间紧迫；还有一大片新的领土需要被纳入；事实已经证明，殖民地形形色色的宪章麻烦重重。但需要并未得到满足。比特勋爵邪恶不公，随后又操控其同僚和对手，无暇顾及殖民地事务。帝国的各种棘手问题被留给了贸易委员会去处理，而仅在1763年一年之中，该委员会大臣就走马灯似的换了三任。
《收入条例》于1764年2月提交给议会，其所包含的条款注定要带来麻烦。它减少了长期被忽视的对糖蜜所征收的关税，而该商品是新英格兰贸易的支撑，但同时要求强制征收每加仑3便士的新关税；涉嫌违反该条例的人不在普通法法院接受审判，而要去位于哈利法克斯的一个没有陪审团的特别海事法院，因为普通法法院的陪审团由不倾向于定罪的同胞组成，而该特别法庭的法官不容易被殖民地商人收买，这样一来，被告需要长途跋涉到那里为自己辩护。《收入条例》没有挂羊头卖狗肉，但宣称，其目的是“为了在美洲募集收入，用于支付美洲的防御、保护美洲人民的政策开支”。这就是它的危险信号。然而，事实很明显，尽管美洲人会断断续续、或多或少地承认国王规范贸易的权力，但他们执意认为，除了他们自行收税以外，任何人都无权为提高收入而向他们征税。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他们怕贸易会一蹶不振，因为长期以来，在关税不过是空中楼阁的情况下他们还有利可图，而现在强制征收每加仑3便士的关税，则毫无利润可言了。
殖民地在英国的代理人早就指出，贸易下滑对英国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坚持认为，尽管商人可能会“悄悄地默许”两便士[6]，但是对糖蜜的关税如果超过每加仑1便士则令人无法容忍。在美洲，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议会早就对违反他们征税原则的“自然权利”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敦促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州与他们一道，抗议“对这些殖民地的和平造成致命创伤”的行为。就像他们的钱袋受到真正威胁那样，他们强烈抵制这些原则，因为他们相信，一旦接受了议会征税的先例，就等于打开了通往未来税收及其他不公平税款的大门。然而，在这一阶段，殖民地的意见并未被详尽地汇报给伦敦当局，或者，伦敦方面并未认真加以对待。
贸易委员会将关税定为3便士，议会于1764年4月颁布了《收入条例》（就是后来众人所知的《食糖法》[7]），只有一位出生在波士顿的名叫约翰·哈斯克（John Huske）的议员投了反对票。
议会宣布随后将出台《印花税法案》，上述《食糖法》带有始料未及的缺陷，不过目前尚未表现出来。这绝非意在折磨美洲人的可怕方案，只不过是英国多如牛毛的税收之一，但就一部《印花税法案》，就要对信件、遗嘱、契约、出售票据以及其他邮寄或法律文件征收赋税。在此之前，格伦维尔曾事先发出通知，因为他确实意识到议会对没有代表权的臣民进行征税这一权利存在潜在问题，他自己认为这一权利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他希望“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使之成为议会的一个问题。在那个疲于战争的年代，英国政府的一个前提便是，其所制定的政策要被广泛接受，不要去叫醒正在沉睡的狗，这也是各方永恒的“共识”。格伦维尔并不太关心殖民地的反应，他不想对看起来很可靠的议会造成干扰。他在《收入条例》中提请人们注意《印花税法案》，或许是希望通过颁布该法案来确立议会征收岁入税的权利，而同时又不引起轩然大波，或者他可能打算暗示殖民地要他们自行征税，尽管他随后的行动并未证实这一点。另外一个更加老谋深算的动机可能是，他非常清楚，这一公告将煽动殖民地的抗议浪潮，如此一来，议会就会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同维护君主的权威。
呼声此起彼伏，甚嚣尘上，但当英国方面听到来自殖民地的呼声时，它已经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将国内每只熟睡的狗都唤醒的事件，也就是威尔克斯事件（the Wilkes case）。并不是约翰·威尔克斯转移了人们对美洲的注意力，因为根本就没有可以转移的东西。1763—1764年间所采取的措施并非不切实际，措施本身也并不愚蠢荒唐，但是在制定这些措施时，政府并没有考虑到措施所实施的对象的素质、秉性以及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殖民者并不是一群头脑简单举止粗野的“原始人”，而是具有英国血统、意志坚定、勇于进取、开拓创新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后代。本质上还是态度问题。不仅在行动上，更重要的是在思维方面，英国还是一派帝国作风，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统治者。而殖民地人民则认为自己与英国是平等的，讨厌来自英国方面的干预，对来自大洋彼岸的每一缕暴政之风都嗤之以鼻。
自由是那个时代最为强烈的政治诉求。人们不喜欢政府；虽然伦敦街头经常发生袭击和抢劫事件，但人们仍然极力反对建立警察部队。在1780年的戈登暴乱中，暴力活动猖獗，到处硝烟四起，哀鸿遍野，随后几天，谢尔本勋爵提出，到了建立有组织的警察部队的时候了。但人们认为，他这一提法只适用于法国的专制主义。而人口普查的想法更被指责为是侵入家庭私有领地，令人无法忍受。向收税员提供信息的行为则早在1753年就遭到议会某一议员的谴责，认为“完全颠覆了英国的最后一丝自由精神”。如果有任何官员要求他提供家庭及家人的信息，他会断然拒绝，如果该官员坚持己见，他将把他扔进饮马池。正是诸如此类的情绪，鼓舞并推动着人们对有关税收及威尔克斯事件迸发出炽烈的热情。
威尔克斯事件演变成为令人担忧的严重的宪法问题，对美洲而言该事件的重要性在于，美洲由此在“自由”事业中有了自己的盟友。因为由威尔克斯所描绘的议会权利与美洲的权利，都被视为自由问题，那些在该事件中反对政府的人后来成为美洲事业的朋友。约翰·威尔克斯本人就是议会成员，是一个机智而又粗俗的花花公子，因为恶言不断而臭名昭著。1763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杂志《北方英国人》中大肆抨击在“七年战争”中与法国签署的和解协议的条款，并攻讦国王乔治三世。随后他因为煽动性诽谤而被以一纸空白搜查令逮捕，囚禁在伦敦塔中。鉴于他拥有议会特权，首席法官普拉特（即未来的卡姆登勋爵）下令将其释放。政府以多数票将他驱逐出下议院，他逃往了法国。而在英国，他因为诽谤国王以及私下发表有关妇女的色情文章而被缺席审判。他以前的朋友桑威克勋爵在上议院坚持一字一顿地朗诵他的猥亵性文章。
这些关注证实了威尔克斯的罪行，他由此被宣判驱逐出境；与此同时，无须再为这个人辩护的议会反对派齐心协力提出一项决议，宣称用空白搜查令逮捕威尔克斯为非法行为，就此引发了一场危机。该决议以14票的微弱劣势被政府多数派击败了，但投票结果表明，当议会意识到权利有可能被滥用的时候，赞助体制将变得脆弱不堪。国王怒不可遏，命令格伦维尔解除在皇室内府或政府部门任职的所有心怀不轨的选民的职位，这导致了力量日益壮大的反对派中坚力量的出现。乔治三世终究不是一位精明狡猾的政治家。
2.“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765）
1765年，乔治·格伦维尔通过了《印花税法案》。历史学家麦考利在号召建立历史的丰功伟绩时声称，人们直至“地老天荒”也不会忘记这件事。他写道，这项法案注定要“引起一场伟大的革命，并对全人类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他指责格林维尔没能预见到这些后果。这有些事后诸葛亮；可即便殖民地代理人也做不到这么先知先觉。但是当时英国人掌握的信息应该足够让他们预见到，北美殖民地上的人民会坚决抵制这一做法，英国人将陷入严重的困境。
《伦敦纪事报》及其他几份报纸收到了从北美发来的报告并予以发表，这些报告讲述的都是殖民地人民如何痛恨《食糖法》，如何仇视《印花税法案》。在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宾夕法尼亚州、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人们举行了盛大的抗议游行，每个州都坚决主张拥有自行收税的“权利”，认为议会没有收税的权利。命运多舛的马萨诸塞州副总督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揭露了英国政府固有的荒谬立场，但他本人却将在他所管理的殖民地遭受本不应由他所承受的痛苦。他写了一本专著，寄给远在伦敦的英国政府。他在这本专著中指出，收税行为实在荒唐之至，因为英国从与殖民地的贸易中获得的利润远比通过税收带来的收入要多得多；而收税这种恶意的行为，将会危及双方之间的贸易。哈钦森实在是一个悲剧人物，两面不讨好。在北美大陆，他受到诽谤中伤，而英国方面又不待见他，这使他很早就认识到了英国的荒唐行径。这一点在其他人看来也显而易见。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尽管美国人现在崇尚英国人的做事风格，模仿他们的风俗习惯，迷恋英国进口的商品”，但“接下来他们就会对这一切心生厌恶。贸易将要遭受重创，远甚于税收的损失”。他还加了一个竟然被英国政府奉为圭臬的观点：“你有权去做的事，不一定非得去做。”这句话实际上成为伯克后来的论点：当表述不合事宜时，则不必表述原则。
由于从北美殖民地向东横渡大西洋至少需要4到6周时间，而向西所需时间则更长，因此等到抗议的消息和请愿书到达伦敦时，格伦维尔已经在筹备《印花税法案》了。为了阻止这项法案出台，四位殖民地代理人急切地等待与他商议。他们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理查德·杰克逊、下院议员兼马里兰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代理人查尔斯·加思，以及新近从康涅狄格州来的贾里德·英格索尔。讨论的焦点在于用什么办法来替代向殖民地征税。格伦维尔问他们是否能说一说每个州打算增加多少税收，但几位代理人由于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无法做出回答。其实格伦维尔并非真要他们给出答案，他想要的只是议会从今以后拥有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利，因此也没有继续追问这个问题，而对代理人们提出的关于税收额度的问题也故意含糊其词。
一开始还有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如果英国向殖民地征税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殖民地的防御经费支出（而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那么它可以并且应该让殖民地自行征税。殖民地也已准备好了对此做出积极回应。1764年，马萨诸塞州议会请求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召开特别会议，授权殖民地自行征税，而不是坐等英国议会来征税。然而，总督尽管也倾向于这一做法，但却拒绝这么做，因为他觉得如没有格伦维尔的具体要求，这样做也无济于事。宾夕法尼亚州也指示其驻伦敦代理人表示，如果英国按照正当的程序要求殖民地缴纳一定数额的税收，该州也愿意提高收入。按照代理人查尔斯·加思的话说，“大多数殖民地已经表示，从今往后，只要宗主国有适当的要求，他们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殖民地也同样明确表示，反对英国议会直接征税。负责起草《印花税法案》的财政大臣兼下院议员托马斯·惠特利问殖民地代理人，美洲民众对征税可能会做何反应，他们回答说，这一做法既不合时宜也毫不明智。康涅狄格州的代理人英格索尔表示，在新英格兰殖民地，人们对征税行为忧心忡忡；那些家财万贯的绅士们早就说过，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他们就将携家带口移居他国。惠特利不为所动，因为他曾坚决地表示，“有些税收是绝对必要的。”他打算听取更多英国驻殖民地代表的意见，而罗得岛州的皇家总督史蒂芬·霍普金斯在一本公开出版的小册子《被考验的殖民地权利》中表示，“除非像其他自由臣民一样，由殖民地议会自行征税，否则陛下的美洲臣民坚决反对英国议会向殖民地人民征税。”罗得岛议会把这本小册子寄给其驻伦敦代理人，同时还将一份请愿书一并寄给国王，以表达该州的诉求。纽约州议会同样在给国王和议会两院的请愿书中表达了“最诚挚的恳求”，即除了必要的贸易管控，英国议会应该“把向民众征收所有其他税负应急的权力交给殖民地自己的立法机构”。
显然，由英国议会直接征税的做法势必遭到殖民地的坚决抵制。但是这一点却为人们所忽视，原因在于这些有决策权的老爷们视英国为君主，而视殖民地居民为臣民，并没有把美洲殖民地人民当回事。就连格伦维尔和他的同僚们自己都怀疑是否可以如此行事，因而想通过建立议会征用权的方式来获取税收。由于无视所有的负面影响，这件事最终成为弄巧成拙的典型案例。格伦维尔始终没有向殖民地下达“从今往后”可以自行征税的正式命令，反而因为拒绝了这项替代方案而开启了北美大陆独立革命的大门。
殖民地的请愿未在议会予以听证就遭到了拒绝，因为在英国方面看来，请愿所涉及的是一项不容反对的财政议案。杰克逊和加思在议院发言中指出，“除非或者直到北美殖民地民众在英国议会拥有代表权”，否则议会便无权向殖民地征税。后来成为冲突的关键人物的贸易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起身回应，从而诱发了戏剧性的北美事件的第一波高潮。他说：“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就像我们亲手抚育大的孩子，难道他们不应该贡献绵薄之力来减轻我们肩上的沉重负担吗？”
曾在北美殖民地与乌尔夫和阿默斯特并肩作战过的艾萨克·巴雷（Isaac Barré）上校是一位脾气暴躁的独眼退役军人，他忍无可忍地跳起来说：“殖民地人民是在你们的关心下才成长起来的吗？无稽之谈！他们是被你们赶到美洲的。正是你们漠不关心，放任自流，才使他们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你们用武力保护过他们吗？倒是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拿起武器，为你们英勇抗敌。请你们相信我并且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当初激励美洲人的那种自由精神将仍然激励着他们，他们是珍惜自由的人们，一旦遭到侵犯，他们也会誓死捍卫自己的权益。但征税的议题太过敏感，我就不再多说了。”在英格索尔看来，巴雷激昂的言辞完全是出于即兴的宣泄——“这番慷慨陈词如此振聋发聩，同时又感觉意犹未尽。由于太过突然，整个议院都为之震惊，所有人都凝视着巴雷，没有人回应。”这可能是第一次或许有少数几个人意识到，英国在美洲殖民地的前景堪忧。
早在魁北克作战时，子弹穿透了巴雷的一只眼睛并在他脸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痕，他就用这张满是伤痕的脸“怒视”世界；而现在，他将成为捍卫北美殖民地权利的杰出人物之一，反对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征税的请愿者中的一员。巴雷的祖先属于胡格诺派新教徒，他出生在都柏林并在那里的三一学院就学（该学院被托马斯·谢里登的父亲形容为“半是熊园半是妓院”）。在国王否决了他的晋升提名后，巴雷离开了军队。在同样出生于都柏林的谢尔本勋爵的帮助下，巴雷当选为议员。因为坚定地维护美洲殖民地的权利，他和另外一位志同道合之士一起受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克斯——巴里市人民的永远纪念。
第二次讨论殖民地请愿时，有人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警告，康韦将军对将殖民地的请愿置之不理的行为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提议对此进行听证。他说：“只有从殖民地代表的口中，我们才能了解到殖民地的情况，以及强行征税可能会产生的致命后果。我们难道还有其他渠道吗？”他的提议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议员的拒绝。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似乎第一个察觉到了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康韦将军有一位表弟及密友叫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此君相貌堂堂，可亲可敬，由于在威尔克斯事件中投票反对政府而让皇室怀恨在心，不仅被罢黜了官职，而且连赖以谋生的军团指挥官职务也一并被剥夺；不过，他拒绝接受朋友的资助，并与巴雷、理查德·杰克逊以及谢尔本勋爵一起加入了一个行动核心，开始反对英国政府的美洲政策，而且还经常在谢尔本家里碰头，密商国事。
时年32岁的谢尔本（Shelburne）伯爵是威廉·皮特的学生中最有能力的人，而且是继威廉·皮特之后最有独立见解的大臣，这可能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在威斯敏斯特公学或是伊顿公学受过教育，尽管他曾说过，他早期在爱尔兰的教育“在极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由于他看起来太过聪明，而且又是“耶稣会”成员，同僚们对他敬而远之，并不甚信任。但又因为用得着他的才干，因此他从未长期赋闲在家；尽管不受信任，但他还是在1782年成为首相并赶上缔约谈判的时机，确认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同僚们不喜欢谢尔本的原因，或许是由于对他的一些想法深感忧虑；他总是有些愤世嫉俗，所提出的政策往往过于激进。他曾投票反对驱逐威尔克斯，赞成解放天主教徒，支持自由贸易。与伯克大相径庭的是，他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公开表示支持。
虽然谢尔本在爱尔兰和英格兰拥有大量租金账簿，并且还是身在海外的爱尔兰最大的地主之一，但是按照杰里米·本瑟姆（Jeremy Bentham）的说法，他却是唯一一位不惧怕人民的大臣；而且，在迪斯雷利（Disraeli）看来，他还是第一个意识到中产阶级正变得日益重要的人。他处处遵循贵族风格，请一位叫布朗的能工巧匠对其在乡下的庄园进行绿化，并请罗伯特·亚当设计他位于城里的房子；此外，还好几次请约书亚·雷诺兹为他画像。谢尔本的与众不同远不止这些，他平生还收藏了大量图书、地图和手稿，在他去世后光是这些藏品的拍卖就持续了31天。在议会的特许下，谢尔本还为国家购买了大量历史文献。像皮特和伯克一样，谢尔本轻而易举地就察觉到，对北美殖民地采取胁迫态度极不明智并毫不迟疑地提出了警告。
《印花税法案》是第一个直接向殖民地征收的赋税，在第三次对此进行审阅时，该法案以249票对49票获得通过，这符合通常的5∶1的绝对多数。而对这多数人来说，按照贺拉斯·沃波尔的说法，他们对该法案“知之甚少……并且也没怎么仔细倾听个中详情”。那些职业政客对此心知肚明。用惠特利的话来说，该法案是本次会议的“伟大举措”，因为它从此确立了议会向殖民地征收国内赋税的权利。他的同僚，副国务大臣爱德华·塞奇威克承认，面对北美殖民地各州的强大抵抗，这是有意为之的，“因为在北美各州看来，该法案的目的就是通过一个新的法律文件确立英国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利”。
北美殖民地民众普遍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因为《印花税法案》不仅要在所有的印刷品以及法律和商业文件上贴印花征税，就连船舶入港证明、酒店营业执照甚至骰子和扑克牌也要征税。这就不仅只涉及新英格兰了，而是触及几乎所有殖民地的所有阶层的所有活动。《印花税法案》再加上之前的《食糖法》使殖民地民众深信，英国人计划首先破坏殖民地经济，而后使殖民地永远被奴役。弗吉尼亚州下议院集会抨击该法案，帕特里克·亨利用臣子叛乱的史实提醒乔治三世别忘了恺撒和查理一世的下场。哈钦森写道，当波士顿得知弗吉尼亚州的坚定立场后，“所有人都万众一心”，哈钦森写道，对他们表示支持，并确信，“如果印花税法案实施的话，我们都将成为奴隶。”“自由之子”组织的成员在城市中聚集起来呼吁民众进行抵制。各地民众纷纷响应，全面参与运动，不仅发动暴乱，还劫掠并拆毁了税官们的住宅，举着印有税官被绞死的画像游行，以逼迫他们辞职。因为忌惮这些警告活动，波士顿和纽波特的税务官员到8月份便辞职了，因此当法案在11月份正式生效时，已经没有任何税务官员还敢待在办公室里征税。
鼓动暴乱的人和小册子的作者们仍然情绪高涨，从加拿大到佛罗里达的广袤殖民地，尽管许多人并不清楚《印花税法案》到底将威胁到他们的什么利益，但该法案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一位乡绅的仆人在漆黑的夜晚不敢到牲口棚去，于是乡绅问他：“你怕什么呢？”仆人回答说：“怕印花税法案。”埃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是一位传教士，同时也是未来耶鲁大学的校长，按照他的说法，在康涅狄格州，有3/4的人准备拿起武器反抗。对一些能够收到通报的英国人来说，更令他们吃惊和感觉不祥的是，10月份，九个殖民地在纽约召开了反《印花税法案》大会并达成协议。经历了短短两周半的争论之后，各殖民地便联合起来要求英国废除《印花税法案》，同时也同意不再纠结于内外部税收之间恼人的区别。因为在整个殖民地的争论中，始终都是围绕两种税收，一是以贸易关税形式征收的“外部税收”，这是可接受的；二是针对国内生产或加工过程征收的“内部税收”，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两种税收的区别几乎成为争论的焦点。
除了声明和请愿之外，最有效的抗议形式是被称为“禁止输入”[8]的联合抵制行动。这项行动本来在反对《食糖法》时就已经启动，现在被波士顿、纽约以及费城的商团所采纳，意在切断进口英国商品的渠道。这项号召迅速传遍整个殖民地。妇女们带着纺车来到官员的会客厅或政府所在地表示，她们在家里生产的土布数不胜数，完全可以替代从英国进口的布匹。她们用亚麻布做的衬衫“质量上乘，完全可以给美洲最优秀的绅士穿”。到这一年年底，进口总额从上一年的约200万英镑骤减了30.5万英镑。
英国又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呢？按照许多人的想法，此时应该给予北美殖民地一直想要的议会代表权，然后继续征税。这样做本可以一举化解殖民地的反抗情绪。尽管引起冲突的要素还有很多，但没有什么能像钱那样燃起人们的愤怒之火，而征税则是对北美殖民地民众触动最大的问题。他们已经为获得议会代表权做了充分的准备，但事实上，他们在骨子里并非真的想要这种权利。《印花税法案》代表大会已经一致同意，宣布这一做法“不切实际”。
在关于代表权的所有讨论中，被提及最多的是英国和美洲之间的3000英里距离，通过海路传递命令到执行命令往往要几个月时间。但同样的距离并不妨碍美洲民众购买英国的家具、服装和书籍，追赶英国的时尚，送孩子去英国上学，与欧洲的同行定期通信，递送植物标本，接纳各种观念以及保持密切的文化关系。与其说“浩瀚凶险的海洋”是天然障碍，不如说殖民地民众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更少的干涉和更多的自治。而在这之前，尽管殖民地人民并未考虑与大英帝国分离，更不用说独立，但许多人并不想与英国有更紧密的联系，因为一想到英国社会的腐败现象，他们就不寒而栗。约翰·亚当斯认为英国已经达到了与罗马共和国相同的阶段，“城市腐败，毁灭的条件已经具备”。到过英国的美洲人对那里腐败的政治、恶俗的社会以及巨大的贫富悬殊现象深感震惊。富人们过着“穷奢极欲、花天酒地、富丽堂皇的生活”，而穷人则“极其悲惨又苦难绝望”。如此种种，令人惊诧之余又心生厌恶。
在美洲民众眼中，这种庇护制度是自由的敌人，极其危险，因为如果政府依靠金钱交易获得支持，那真正的政治自由便是一纸空文。英国人是唯一已经获得自由的民族；这些年来美洲殖民地人民各种争论的关注点便是美洲人作为继承人的使命感，即为人类培育自由精神，并永远维护这一精神。人们认为议会中的殖民地成员可能早已被英国的颓废所腐蚀，而且实际上也总是处于无能为力的少数派。还有一点十分清楚，如果殖民地在议会获得代表权，他们便再没有理由反对议会对殖民地的征税权了。美洲人比英国人更早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英国人着实从未认真考虑过接受美洲殖民地在议会拥有代表权，而这一举列将会给自己带来好处。
英国人的傲慢态度是另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他们无法想象美洲人居然能与他们拥有平等的权利。《绅士杂志》惊呼：“难道我们应该邀请那些粗鲁的乡巴佬，那些被我们流放的囚犯所产下的野种，还有那些举止比莫霍克人好不到哪去的暴乱煽动者来占据我们联邦的最高议席吗？”《早报》则在报道中写道，“美洲人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日耳曼人的杂种与罪犯和流浪汉结合的产物。”比社会歧视更严重的，是对殖民地居民会引发阶级平等之趋势的担心，因为一旦允许殖民地在议会拥有代表权，那些同样没有代表权的英国城镇和地区也会纷纷效仿，要求在议会拥有席位，这样一来，就会破坏自治城镇的财产权利，进而彻底颠覆整个制度。
英国人想出了一种所谓“实质代表权”的便捷理论来糊弄没有投票权或代表权的广大民众。他们声称，议会中的每位成员都代表着社会大众的整体利益，并非只代表某一个具体选区的利益；如果曼彻斯特、谢菲尔德和伯明翰在议会没有席位，伦敦仅有6席，而德文郡和康沃尔郡却有70席，那么前者可能会心安理得地接受那些乡下来的豪爽先生们作为“实质代表”。由于承担着土地税的重任，这些乡下先生们总体上心甘情愿地赞成向殖民地征税，并坚信应该维护议会的政治权威。
为避免爆发冲突，那些做事严肃认真的人们想出了一个方案，建议成立殖民地联盟，随后与英国建立某种形式的联邦并且在帝国议会拥有殖民地代表。1754年，在听取托马斯·哈钦森意见的基础上，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在奥尔巴尼会议（the Albany Congress）上提出了一个联盟计划以对付来自法国和印第安人的威胁，但并未得到采纳。在《印花税法案》危机期间，那些对殖民地负有管理责任并深恐与宗主国日益疏远的人重又想起了这一提议。许多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主张对联邦赖以存在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进行辩论，并借此以合理的方式建立殖民地政府，确立最终解决方案。这些人包括富兰克林本人，前任马萨诸塞州总督、现任下院议员的托马斯·波纳尔，还有对美洲事务十分熟悉的贵格会商人托马斯·克劳利，以及现任马萨诸塞州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在稍后的1775年的危机中，波纳尔抱怨说，政府中没人重视他的意见，他以后不会再提意见了。弗朗西斯·伯纳德曾制订了一项包含97条建议的详细计划并呈送给哈利法克斯勋爵及其他显贵，哈利法克斯回复说，“这是他曾看到过的同类计划中最好的一份，比其他计划好得多”，然而之后却再也没有了下文。
本杰明·富兰克林力劝他的英国同行，要认识到北美殖民地的成长与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不要妄图通过法律手段限制殖民地的贸易和生产，因为自然扩张将会像狂风扫落叶般把它们抛进历史的垃圾堆；相反，他们应该为建立一个横跨大西洋两岸美洲人与英国人享有平等权利的世界而努力，因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殖民者将使他们的宗主国更加富裕，“使帝国扩张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并让全世界都对它肃然起敬”。自提出奥尔巴尼联盟计划以来，这是个让他着迷了很多年的灿烂远景。许多年以后，富兰克林在自传中写道：“直到如今我仍然认为，如果当初的联盟计划被采纳，这对大西洋两岸来说都将是件幸事。如此联合起来的殖民地将有足够的自卫能力，无须再从英格兰调集军队了。当然后来的征税托词以及由它引起的血腥对抗也都将得以避免。”富兰克林最后感叹道：“但是这种错误也并非前无古人，在历史上，由国家和帝王所造成的错误实在数不胜数。”
几乎就在《印花税法案》颁布的同时，废除该法案也成为英国的一大议题。因为“抵制英货”行动使港口变得空空荡荡，托运人、码头搬运工以及工厂工人都无所事事，商人们损失了大把的钞票，这使得英国从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抵制情绪中惊醒过来。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印花税法案》成为新闻媒体的主要话题。在18世纪，由于人们热衷于政治原则，从议会权利、无代表权征税的不公、“实质代表权”，到内外税收，所有议题都会在各种评论、专栏和愤怒的来信中得到充分激辩。
贸易委员会委员索姆·杰宁斯（Soame Jenyns）公开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引起了巨大反响。杰宁斯认为，无论是征税的权利，还是为便利而实施征税权的做法，都是“毫无争议，不言而喻的议题”，要不是因为论争而有人“以傲慢无礼、荒诞不经的态度”对此加以质疑，根本就无须进行辩解。杰宁斯先生轻蔑地说，“英国人的自由”这一短语，最近已经被用来“作为亵渎、猥亵、叛逆、诽谤和烈酒的同义语”，而美洲人认为未经他们同意便不能向他们征税的论点是“颠倒黑白，因为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人是在征得其本人同意后才被征税的”。
同贺拉斯·沃波尔一样，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喜欢从局外人的角度观察事物，正如他向其侄子纽卡斯尔所教导的那样，他善于透过虚伪的表象直达事物的本质。他给纽卡斯尔的信中写道，《印花税法案》的“荒谬之处”在于，它就像是“一场恶作剧，明知无法行使某项权利，却还大言不惭地坚持并维护这一权利”。他还写到，即使印花税得以实施，每年收上来的税款亦不足8万英镑（政府的预测则不足6万英镑），这笔税款远不足以弥补英国在与殖民地贸易中所遭受的损失，即每年至少100万（每年贸易额为200万）。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将军是英军驻北美殖民地总司令，他在11月的报告中透露了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即殖民地各处都掀起了反抗浪潮，“除非法案能强制通过，否则只有动用大规模的军队才能使法案得以实施”。英格兰的绅士们还不敢想象与殖民地的这群暴民当面对峙的情境。
格伦维尔的《印花税法案》所导致的危机一触即发时，他自己却离职了。由于格伦维尔老是喋喋不休地对国王阐述经济政策，乔治三世早就不胜其烦，心生恼怒；而这次，格伦维尔所属的派系更是利用1765年年初国王生病[9]的机会起草《摄政法案》，并且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将王太后的名字从中删除了，这令国王大为震怒。乔治三世解除了格伦维尔的首相职务，但不幸的是，此时他尚未寻得一位大臣来接替格伦维尔组织内阁，而这位大臣应有足够的能力和智谋来应对《摄政法案》所引发的冲突。不知所措的乔治国王只好求助于他的叔叔坎伯兰公爵，后者拥有汉诺威家族所没有的才干，并享有崇高的威望。坎伯兰公爵推荐威廉·皮特出任首相，但皮特却拒不出山，人们也搞不清楚这位性格复杂又有些神秘的人物不愿出任首相的原因。或许他早已下定决心要废除《印花税法案》，但又不确定自己能否把控局面；另外，他自知性格倔强，不易妥协；或者，由于身体的病痛并且时常遭受精神方面的折磨，他已有一年时间没有参与政务，实在也没有余力。
有历史学家曾指出，如果皮特1765年就执掌政府，接下来10年的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但这只是建立在他在这10年里持续掌权的假设上，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这一假设是错误的。皮特誓不妥协的精神以及过分要求自治权的做法，在与美洲殖民地的冲突中无疑削弱了政府的力量。由于深孚众望、一言九鼎，加之对下院的掌控能力无人能及，他成为彪炳史册的人物，帮助建立起大英帝国，但却没能够阻止美洲殖民地从帝国分离出去。
皮特是被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称为“一个新式家庭”的次子，他的崛起得益于坚定果敢的性格及个人的真才实干。他祖父被称为“钻石”皮特，是供职于东印度公司的富豪，脾气粗暴，为人野蛮专横，靠在印度做生意发家，并曾一度出任马德拉斯（Madras）总督。使他成名的那块钻石后来被法国国王以超过200万里弗的高价买下。在英格兰，皮特家族获得了威尔特郡有名无实的老萨姆选区，这使得威廉·皮特从1735年起便拥有了该选区的议席。皮特是在27岁时接替其兄长担任该区议员，而其兄在将个人财富挥霍一空并疏远了所有的朋友之后，“穷困潦倒”，只好远遁他乡，而且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病，“尽管没有被限制自由，但也被迫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不知是否因为祖父的遗传，皮特的姐妹们也出现过精神失常状况，其中一位不得不被关起来，另外两位也或多或少被限制活动。
皮特从小到大一直都遭受着痛风病的折磨，这种病从他就读伊顿公学时便令他痛苦不堪。这种病在青少年身上极为罕见，在那个年纪患上此病说明病情十分严重。反复发作的疼痛症状会引起痛风病人常见的暴怒脾气，因而皮特不得不在他的马车和轿子前部装上缓解疼痛的脚凳和硕大的脚踢。
皮特在担任军队的薪资主管时，盛传他因为公然拒绝接受佣金或截留支付款项用来做个人投资而为其仕途带来恶名，因为这两种做法是当时担任公职的人员获得额外补贴的惯用方式。在“七年战争”中，皮特担任国务大臣，与首相纽卡斯尔公爵共同指挥作战，两人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因为纽卡斯尔知人善任，于是负责处理自己擅长的人事任免一类的事务，而将制定政策及作战方针的权力完全交给皮特。
皮特深信，英格兰注定要确立海上霸权地位，而其丰富的资源可以用来摧毁法国贸易及采购基地，从而在与法国的竞争中占据上风。为实现这一目标，皮特不遗余力地动用资金和武装力量，信誓旦旦地保证，甚至曾经说过，“我知道，我能够拯救这个国家，而且我一己之力足矣。”就这样，他重新组建舰队，配备人员，招募英国人代替外国雇佣兵，把有气无力的战斗转变成为全国战争并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在不列颠海角的路易斯堡，在布雷顿角、瓜德罗普岛、泰孔德罗加、魁北克以及在欧洲的明登，在比斯开湾，海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正如贺拉斯·沃波尔写道，“由于害怕错过某场胜利，我们每天早晨都要自问，刚刚又取得了什么胜利。”在民众的欢呼声中，缴获的法国国旗被悬挂到圣保罗大教堂，所需后勤补给不经讨论便投票通过。皮特主导着同僚，而且，作为举足轻重的下院议员，他还是公众心中的偶像；因为他不慕虚名，人们对他大加崇拜，并且还认为，他就是公众的代表。甚至连新英格兰的人们都有这种感受，据埃兹拉·斯泰尔斯所言，那里的人们已经将他“神化”了。1758年从法国人手中夺取的杜肯堡（Fort Duquesne）被重新命名为皮特堡（Fort Pitt），而该地以生产木材为主的小村庄则被命名为匹兹堡（Pittsburg）。
后来，他想要和另一个海上对手西班牙开战，这样一来就势必要增加税收，于是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反抗；与此同时，新的国王下定决心要将纽卡斯尔辉格党人驱逐出去，由自己掌握官员的任免权。在这种情况下，皮特无法继续发号施令了。1761年离任时，皮特乘马车从皇宫出来，周围都是欢呼雀跃的人群，女士们则伫立在窗边向他挥舞手绢，平民们则“围拢到马车前，与男仆握手，甚至亲吻马匹”。
自那以后，皮特由于桀骜不驯、傲慢自负而难以再被任用。皮特对帮派之间的钩心斗角不感兴趣，因此没有屈从于这个体制。他想要做的是由他自己去实施自己制定的大政方针。在1761年离任之际，他曾对议会表示，如果不采纳他的意见，他只能袖手旁观。他说过，“如果要负责，那我就要大权独揽，对于我没有管理权的事情，我一概不闻不问。”一位下议院议员认为，这是“一位大臣所讲过的最狂妄自大的话”，这的确是皮特一贯的态度。皮特是那种罕见的独断专行的人，他说：“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现在是并且希望将来也是完全独立的人。”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更是毫不掩饰地表示：“我不能容忍别人对我有任何指手画脚。”也许这番话有些妄自尊大，他可能当时已经患上我们今天称为妄想症和狂躁抑郁症的疾病，但这种病在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名称，而且也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
皮特身材高大、面容白皙、鹰鼻瘦脸、双目有神，因为痛风病的原因，足踝肿胀，给人一种步履蹒跚之感；他仪表威严，傲慢自负，总是衣着笔挺，头戴假发，“处事果断，令人敬畏，酷似罗马时期的监察官加图”。也许是为了隐藏内心的热情或怒火，他惯于把自己伪装起来，似乎总在装腔作势。他蔑视和愤怒的眼神常令对手胆战心惊，而破口大骂和冷嘲热讽时又让人感到极度恐慌，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性格特征与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极为相像。皮特的演讲很有魅力，尽管没人能搞清楚为何如此，但这项天赋确曾一度使他在政治上十分成功，他讲话妙语连珠、雄辩有力，同时又大胆泼辣、激情四射，从不墨守成规，他因而得以获得议会中间派的支持。他的演讲往往言过其实，极尽夸张之能事，就像一位出色的演员，对动作和声调的拿捏恰到好处，并擅长使用“精彩纷呈、隽永秀雅的短语”。有一次他告诉谢尔本说，在决定使用某个经典佳句之前他已经“三易其稿”；但其实，他最为成功的演讲都是即兴创作的。即便他在窃窃私语，坐在大厅最远处的人也能听到他的声音；而他敞开嗓门大声讲话时，声如洪钟，响彻议院礼堂各个角落，就算在入口大厅和楼下也能听得一清二楚。当皮特站起来发言时，所有人都凝神屏气，侧耳倾听。
皮特下台了，坎伯兰公爵只好拼凑了一个内阁，该内阁三个主要职位由他在军队和赛马场的熟人担任，而这三人此前都没有过在内阁任职的经历。担任首相的是年轻的罗金汉侯爵，他是英格兰最富有的贵族之一，在三个郡拥有男爵封地，在爱尔兰和约克郡还有大片地产，是其家乡当地的代理长官，还是爱尔兰贵族，并且拥有嘉德骑士和寝宫侍臣的头衔。罗金汉时年35岁，是新生代辉格党成员，既无执政经验也无施政能力。康韦将军和奥古斯都·亨利·菲茨罗伊出任国务大臣，前者曾是王叔坎伯兰公爵的副官，后者是第三代格拉夫顿公爵，与罗金汉同是赛马场的赞助人，他在赛马俱乐部与坎伯兰公爵相识。格拉夫顿公爵年方30，性格懒散，胸无大志，无意名垂青史，对赛马情有独钟，对政治漠不关心；但本着身在其位需谋其职的原则，倒也随时准备尽职尽责，为国效力。1768年，由于其位高权重，他被一致推选为剑桥大学校长。《墓园挽歌》的作者，诗人托马斯·格雷为此写了一首颂歌，并打算配乐，以便在公爵的就职仪式上吟唱，而格拉夫顿公爵亦曾保证让格雷担任该校历史教授。在就任内阁之职后，格拉夫顿郁郁寡欢，经常如坐针毡，并多次提交辞呈。
在由国王的朋友组成的内阁中，担任上议院大法官的是诺辛顿勋爵（Lord Northington），此君患有痛风病，脾气暴躁，性格粗鲁，常爱酗酒，而醉酒之后更是俗不可耐，但在过去9年里他却担任过所有与法律相关的职位，并也乐于承认自己喝波尔特酒太多而造成了不良后果。他曾说过，“要是早知道我这两条腿有一天能驮着一个大法官，从我还是一个小伙子的时候就会悉心照顾它们了。”担任战争大臣的是巴林顿子爵（Viscount Barrington），他是应国王的盛情邀请而接受这一职位，他和蔼可亲，有两个兄弟，一个是海军上将，另一个任主教。他说曾给自己制定了一条原则，无论职位高低，来者不拒，因为他有一个理论，“某一天或许会时来运转，最终让我成为教皇”。巴林顿从此在战争大臣的位置上一待就是13年，成为那一时期任期最长的大臣之一。在他接受这一职位时提出过一个条件，就是允许他对政府的《印花税法案》和《普通拨款令》投反对票，从此内阁中不再强制取得一致意见。
由于各部门之间貌合神离，软弱无力，新政府一头陷入了《印花税法案》危机中，仅仅四个月之后，坎伯兰公爵便驾鹤西去，罗金汉痛失庇护，茫然无措。他试图将皮特招至麾下，但遭到拒绝；随后他又再三问计于皮特，求教如何废除《印花税法案》，然而皮特始终拒绝与他沟通交流。更加上他有神经衰弱之症，以至于在整个1765年他都不问政事。
“抵制英货”行动使英国经济形势恶化，商人和普通劳工也备受煎熬，警示性的文章开始见报，工厂倒闭，大批失业工人准备挺进伦敦，向下议院威胁使用暴力，以此要求废除《印花税法案》，其实在多数情况下这都是受到一个有组织的商人废法运动的鼓动。伦敦的商人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给位于30个制造业及港口城镇的生意伙伴们写信，敦促他们向议会请愿，要求废除《印花税法案》。政府内部分为“征税派”和“反征税派”，罗金汉、格拉夫顿、康韦和老纽卡斯尔公爵赞成废除法案，而反对废除法案的人希望显示议会的权威，认为一旦该法案废除，将使英国政府颜面扫地，从而促使殖民地彻底走向独立。诺辛顿勋爵公开反对罗金汉派系的主张，宣布以后将不再参加内阁会议，但他不会辞职，他要留下来搞垮政府。
虽然罗金汉本人并没有什么慑服人心的意见，但他接受了大臣埃德蒙·伯克的政策主张，后者让他相信，美洲民众的激烈反应表明，强制实施《印花税法案》的做法极为不妥：英格兰的政策不够明智，会令殖民地民众心生怨恨，从而失去与他们的贸易往来；如果可以通过废除《印花税法案》恢复与北美殖民地的融洽关系，情况可能要好很多。伯克解释说，辉格党的两大原则，即民众的自由和议会的权威可以合二为一，协调一致。
由于大多数议员都想教训一下殖民地，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议会权威”，并且也想通过从美洲殖民地征税来减少他们自己所承担的土地税额，因此，通过议会投票来废除《印花税法案》希望渺茫。格伦维尔怒斥北美殖民地的“无耻暴动和叛乱”，诺辛顿勋爵则宣称，通过废法的方式来“放弃律法”对英国来说意味着“被美洲征服并且成为自己殖民地的一个省”。在圣诞节休会期间，罗金汉试图再次从皮特那里获取些金玉良言，但无功而返，所以，到1766年1月14日议会重新开张时，面对这样一个已被内部纷争搞得孱弱不堪的政府，罗金汉已经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了。
皮特出场了。议员席上鸦雀无声。他对议员们说，当前摆在他们面前的议题“要比议院曾关注过的任何问题都更为重要”，因为他们自己的自由在上世纪的革命中曾危在旦夕，而“今天的讨论结果将决定后世子孙如何评价帝国荣耀，如何评价当前政府的管理智慧”。征税行为“不应该是管辖权或立法权的一部分”；它是“议会主动馈赠的礼物”；所谓“美洲殖民地在议会拥有代表权的想法实在是无耻而卑劣的概念，完全不值一驳”。在谈及格伦维尔谴责一些英国人鼓动殖民地反抗的言论时，皮特反驳说：“我很高兴看到美洲奋起抗争。300万人对自由的感受如此无动于衷，以至于心甘情愿被人驱使，这岂不是助纣为虐，让其他人也成为被奴役的对象吗？”一位议员大声怒吼，说应把演讲者送进伦敦塔关押起来。据一位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这一嗓子激起了“我从未听到过的欢呼雀跃的掌声”。皮特稍微颤抖了一下，但仍不为所动，继续宣称，必须“立即完全彻底地”废除《印花税法案》，同时还要发布一则声明，“对殖民地昭示国家威权……使用最为强硬的措辞，并覆盖立法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约束殖民地贸易，限制殖民地生产制造，并且除了未经他们同意向他们征税以外，可以行使任何权力。”
这种说法让人感到困惑。难道通过关税的形式约束殖民地贸易不是未经同意便向他们征税的另一种方式吗？如果议会拥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权，征税怎么就不能成为“议会权力的一部分”？格伦维尔提出了这些问题，并拒绝接受所谓外部和内部税收的区别问题。皮特是一位坚定的重商主义者，他的回复十分明确：“我们要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征税是他们的事情，而制定商业规则是我们的事情。”他的这种区分法很难令其他人信服，乔治·杰曼勋爵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如果你明了其不同之处的话，就比我高明多了。但我向你保证，当我听到这种说法时，感觉它真的妙不可言。”
这对罗金汉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得到了暗示。于是经他授意，议会在起草废印法案的同时，立即起草并发布了《议会权威声明》，希望能重拾信心。议会告知国王，要不就废除《印花税法案》，要不就采用武力实施该法案，而后者则需派遣更多的军队，资金难以落实。就这样，国王勉强同意了。议会恢复了对该问题的辩论。在上议院，格伦维尔派的领导人物，贝德福德公爵坚称：“如果《印花税法案》遭到废除，那将意味着大英帝国在美洲的终结。”但罗金汉也找到了盟友，为了把焦点从充满争议的“权利”转移到经济影响上来，他鼓励商人们的废法运动。每天都有来自35个城市的地方长官和社会知名人士抵达伦敦递交当地的废法请愿书，美洲商人寄给英国发货人的信件纷至沓来，声称取消订单，还有100多名商人聚集在伦敦游客画廊以沉默方式施加压力，有20名骑手原地待命，随时准备传递投票的结果。
40名见证人被召集到议会就“抵制英货”运动作证，这些人里既包括殖民地代理人，也包括商人以及美洲游客。在这些人里，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66年2月的那次著名问询中语气坚定地告诉议会成员，“除非是在武力胁迫情况下”，否则北美殖民地民众将永远不会支付印花税，但武力将毫无用处，因为“军队不可能强迫一个不缴纳印花税的人接受印花税。他们找不到谋反的证据，尽管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此番言辞可以说是对英国这10年的总结性评价，因为正如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过，在富兰克林讲这番话之时，他同胞中的“绝大多数，从未有过与其宗主国断绝关系的想法”。
目前形势进退两难。要保留《印花税法案》，就会像见证人在作证时所说的那样，注定引起殖民地长期的不满，甚至“完全疏远”大英帝国；而若同意废除法案，将使英国在美洲殖民地威信扫地。贺拉斯·沃波尔两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清晰地记载了这一窘境，并且加上了另外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印花税法案》的实施有可能会“有激起叛乱的风险”，还可能会让殖民地“倒向法国和西班牙的怀抱”；而另一方面，废除税收议案也是“史无前例，命运攸关”的事情。
《声明法案》声称“大不列颠议会过去拥有、现在拥有，并且根据其权利应该拥有全部权力和权威来制定具有足够强制力和有效性的法律和条例，以便在任何情况下对美洲殖民地及其民众进行约束”，由此在下院获得一致通过，在上院也仅有五票反对。十分有趣的是，投反对票的5个人包括康沃利斯勋爵。另外一位是普莱特前首席法官卡姆登勋爵，他是唯一一位反对《声明法案》的大臣；他坚持反对的理由是，没有代表权却要纳税的做法是非法的，而且“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事实上，《声明法案》对作为争论焦点的征税行为只字未提，这一点遭到首席检察官查尔斯·约克的质疑。他建议加上“在征税事务中”字样，但是，因为有了“在任何情况下”的保证，已经没有这种必要，所以被否决了。这为废印法案赢得了多数赞成票。但是，尽管《声明法案》的颁布十分顺利，却也颇为草率，因为这样一来，议会所处的法定地位就使它无法做出妥协。在接下来的10年中，当罗金汉所领导的党派极力避免战争时，该法案又反过来束缚住了当初投票赞成该法案的议员。《声明法案》暂时达到了目的，废印法案在下院以超过167票的多数获得通过。但上院仍然负隅顽抗，最终，当国王听从了劝说将他赞成废印法案的意见公之于众之后，他们才松口表示同意。
此事就此告一段落。伯克在报告中称，康韦将军的脸上熠熠生辉，“就像天使的脸庞一样光芒四射”。信使们带着喜讯疾驰而去，布里斯托钟声袅袅，船长们升起了旗帜，庄严行礼，海港回荡起阵阵欢呼声。消息抵达美洲时，人们更是欣喜若狂。既是商人又是托运人的约翰·汉考克举行了盛大的晚会，点燃鞭炮，畅饮马德拉白葡萄酒。民兵们伴随着悠扬的笛声和喧闹的鼓声上街游行，酒馆里人满为患，纷纷饮酒庆祝，有人悬挂彩球，向国王和议会表达衷心的感谢。整个新英格兰先后举办了500场感恩布道活动。人们又恢复订购英国商品，戴着发痒的手织外套被送给了穷人。八个月后，约翰·亚当斯写道，现在的人们“就像太阳底下任何民族一样，对政府极尽恭谨顺从之能事”；废印行动“使得一波又一波民众骚乱偃旗息鼓”。因为《声明法案》没有提及征税事务，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美洲民众可能也认为，它只是英国感到颜面受损以后的表面姿态，不会付诸实施。
我们该如何评价《印花税法案》及其废除的意义呢？尽管明知制定该法案定会引火烧身，但它其背后的政策方针还不能算是典型的荒唐之举，因为英国毕竟没有固执己见到做出显然南辕北辙的事。英国想从殖民地获得税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想方设法去获取收入也在情理之中。同样的道理，废除该法案也并非愚蠢的行为，因为当时也确乎没有明确的替代方案。强制执行既不可行，那废除法案就不可避免了。这对英国而言实在是不幸之举，因为无论美洲民众多么欢欣鼓舞，他们难免会认为，在暴动、骚乱和抵制活动面前，议会至上的原则不堪一击。但是，除了少数激进分子，当时的绝大多数民众都未曾考虑过反叛或分离；而且，如果不是后来英国进一步的挑衅，列克星敦[10]可能永远不会传出枪声。
3.愚政扬帆高歌猛进
（1766—1772）
英国人确实错了，现在不得不要求废除法案以亡羊补牢。决策者们也极有可能悬崖勒马，重新审视与殖民地的关系并扪心自问，应遵循什么样的路线才既能让殖民地继续对大英帝国忠心耿耿，进贡纳税，又能确保议会的权威不受侵犯。许多朝堂之外的英国人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而将在不久之后执掌政权的皮特和谢尔本，在任职伊始即打算消除殖民地的疑虑，并平复英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事态的发展受到了干扰。
因为执政团体尚未形成目标明确的磋商机制，国王还高高在上，他们之间也时有争执，因此英国人并未重新考虑殖民地政策。其实，长期避免对美洲殖民地采取刺激性措施或许是明智的做法，这样既能向殖民地民众保证，英国尊重他们的权利，又可避免给煽动者落下口实，但他们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殖民地对《印花税法案》的过激反应不过证实了英国人的想法，即殖民地民众在一帮“心怀叵测的家伙”（上议院决议中的用语）的领导下正开始叛乱。面对威胁，或者被视为威胁的某种东西，政府通常很少去调查分析、了解其来龙去脉、界定其性质及范畴，而是急欲将其瓦解清除。
根据1766年通过的《驻扎法案》，美洲殖民地每年要为英军提供营地、给养和训练，其中有一条，要求殖民地议会为驻守当地的正规军建造兵营，提供物资，诸如蜡烛、燃料、醋、啤酒和盐等。这不啻为一项新的刺激举措。议会几乎不用考虑就应该可以意识到，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内部税，殖民地民众一定会对此恨之入骨，这一点很快在驻有大量军队的纽约印证了。殖民地民众意识到，根据英国议会的“指示”，大英帝国很快就会要求他们为驻美英军支付所有开支。纽约州议会拒绝拨付所需资金，英国对殖民地这种公然违抗命令和忘恩负义的新苗头极为愤怒，查尔斯·汤森宣称，“一旦我们失去殖民地监护人的地位，那英国就完蛋了”，这番话在议会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为此，议会通过了《纽约悬置法案》，指出在纽约州议会投票同意拨付资金以前，该议会的一切决议暂时无效。就这样，宗主国与殖民地再度陷入争执。
恰在此时，发生了一场政治变故。国王找到了借口与罗金汉反目，并趁机顺从上帝的旨意“解散内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协商，皮特受邀出任首相，组建了参差不齐的内阁，而受到羞辱的罗金汉成了反对派。与正常情况相比，新政府内部纷扰不断，内阁成员各执一词，这是皮特故意为之。因为就当时处境而言，他得拼命讨价还价才能说服别人赞成他所坚持的条款；他决意要大刀阔斧地发号施令而不受任何羁绊，为此，经过精心谋划，他拼凑了这个派系众多的内阁，这样他就能够左右局势而不惧任何“联合”。为了说服那些任期届满而又不愿退出席位的成员为继任者让位，新政府不得不给他们支付了可观的退休金，花费了一大笔钱。
一方面，谢尔本出任国务大臣，负责殖民地事务；格拉夫顿和康韦继续留任内阁；皮特圈子的另一核心人物卡姆登勋爵被任命为上议院大法官。另一方面，代表国王的诺辛顿勋爵改任枢密院议长，比特勋爵的弟弟谋得了一席之地；令人捉摸不透的查尔斯·汤森担任了财政大臣；希尔斯伯勒伯爵被任命为贸易委员会主席，此君对殖民地态度极不友好，这一点与谢尔本截然相反。他曾很不友好地对待本杰明·富兰克林，据后者描述，希尔斯伯勒是一个“狂妄自负，刚愎自用，固执己见，同时又激情洋溢”的人。这些人私下各自为政，毫不掩饰，以至于令伯克极尽讽刺之能事称该内阁为“由各种图案拼成的马赛克；用花纹小瓦片铺就的人行道……这里一块黑色石头，那里一块白色石头……”当然，伯克是心情失落的罗金汉的追随者。
拼凑的内阁并非是导火索，但皮特病倒了，政府的愚蠢之举由此开始。皮特接受了贵族爵位，离开了下议院，以查塔姆伯爵的身份进入上议院，这严重影响了他伟大光辉的形象。皮特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部分原因在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作为首相的他不想继续担任下议院领袖职位。在公众看来，他这一做法就好像耶稣基督参与了教堂里的权钱交易。欢庆英雄复职的活动被取消，市政厅悬挂的彩旗被撤了下来，有人开始印刷小册子并发表讽刺作品攻击皮特。在人们眼里，这位始终代表平民形象的伟大的平民已经将人民抛弃在脑后；并且，为了一己私利，将自己卖给了朝廷。
作为一位出色的演讲家，皮特在下院拥有众多支持者；而到了上院，这位新伯爵的听众减少，反响也少了许多，因此，他的影响力大为减弱。随着痛风病愈发严重，他脾气愈加暴躁，时常闷闷不乐，对待同僚也更加粗暴专横。康韦将军曾说，“查塔姆阁下的一些话在西方世界闻所未闻。”慢性病痛的折磨，公众谴责的刺痛，失去伟大光环的伤感，美洲形势急转直下而导致的挫折感，这一切使皮特消沉抑郁，因而深居简出，不再参加内阁会议。不过他还是在一封信中直言不讳地表达对“纽约痴心妄想”的愤怒之情，指出，“他们的反抗情绪必然会在我们这里引起轩然大波……最近的《印花税法案》已经吓坏了那些敏感暴躁、荫翳怨怒的人，使他们变得六神无主。”
失去了主心骨的英国政府乱作一团。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给殖民地的报告中写道，“政府内外党派纷争，阴谋不断，魑魅魍魉，热闹非凡，各色事务，乱七八糟。”格拉夫顿公爵本来也是勉强答应担任财政大臣一职，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一职务；但现在，为了让皮特免受日常行政事务之苦，时年32岁的他又不得不肩负起了代理首相的职责。深感无所适从的他宁愿“一两周到一次伦敦，只到财政部签署一些文件，并尽量少见国王”。他有一次为了参加纽马克特的赛马比赛而推迟了内阁会议，另外一次推迟会议则是为了张罗一场在他家里举行的大型宴会。政府这艘航船实际已无人掌舵。为了恢复与殖民地的友好关系，谢尔本勋爵已经通过殖民地代理人开始努力，但为此也与同僚争吵不休。卡姆登勋爵除了处理一些法律事务以外，在政治方面基本是个外行，只能三缄其口。这样，几乎没人能够制约最最才华横溢也最最不负责任的内阁成员查尔斯·汤森了。
在伯克看来，“汤森是下议院所有人的开心果，是下议院的花瓶，也是所有民间社团的符咒”，甚至在醉酒的情况下，他都能发表一番精彩的演说。而根据贺拉斯·沃波尔的说法，如果汤森的毛病能够有所减少的话，以他的智慧和能力，或许可以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傲慢轻浮、口无遮拦，而且还言而无信，甚至为了一点这儿蝇头小利出尔反尔。一次，纽卡斯尔公爵在考虑委任他何种职务时曾问道：“查尔斯·汤森在战争部还是财政部造成的危害更小？”由于他的才干多少还有点儿作用，汤森先后在贸易部、海军部和战争部担任过各种职位，偶尔也会辞职，或拒绝赴任。“他从未耐心仔细地研究过任何问题，”沃波尔曾写道，“有时他瞬间就能融会贯通所有知识，以至于他好像不是在搜寻而是在创造。”他智慧超群，“对他而言，似乎无须时间去思考”。他耀眼的才华掩饰了实际知识的不足，正如大卫·休谟在谈到汤森时评价道的，“他被误认为是英格兰最聪明的家伙。”
汤森最坏的毛病在于“对名望的过分热衷”，这可能跟他是家里的次子有关，也可能与他那声名狼藉、绯闻不断、一直分居的父母有关。他那风流古怪的父亲是第三世汤森子爵，按照沃波尔对一位朋友的话说，“是你老乡中最为疯癫的一个。”他儿子还有一种残疾，就是会突发羊角风，现在看来可能是患有癫痫病，但沃波尔却对此轻描淡写，说“他身体痉挛，突然倒下，随后又苏醒过来，在议院里咆哮不止”。汤森试图效仿皮特，但却没有皮特对大局的判断力；他下定决心，“不参加任何政党，不追随任何领袖，绝对只听从自己的判断”。但不幸的是，他最为缺乏的恰恰就是判断力。
汤森在贸易部的几次任职经历使人们认为他是在美洲事务上最有见识的人。早在1763年，他就第一个建议从殖民地征税用来支付那里的防御开支，并向殖民地官员和法官支付固定薪水，这样一来，他们就“无须再看任何殖民地议会的脸色”。而这正是殖民地所担忧的问题，并显而易见地被认为是为压制殖民地权利而做的准备。
现在，汤森又未经深思熟虑，草率地重提这两个想法。1767年1月，他提出预算草案，要求将土地税仍维持在4先令的水平，这引起了乡村议员极大的不满情绪。因为急于想要获得支持，他又表示，如果英国政府不必在对殖民地管理上花费40万英镑，可将土地税减少到先前的3先令。有鉴于此，丝毫没有从《印花税法案》吸取教训的格伦维尔马上就建议，只要他们在殖民地的防务和管理方面开支的大部分都能够以殖民地的税收支付的话，可以削减预算。汤森好像说了句“没问题”，令其同僚颇为诧异。他又洋洋得意地“保证，会想出办法在殖民地征收到足够的税款来达到英国的目的”。他向议会保证说，他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不会触怒”美洲民众，他的意思是对殖民地征外部税；而与此同时，他又说“除美洲人以外，在所有人的观念中”，外部税和内部税之间的区别是“荒谬可笑”的。此时，美洲人在反印花税大会和公开的谈论中实际上已经摒弃了所谓内部税和外部税的区别这样的说法，但汤森根本就不想劳神去了解美洲人的意见。
既然能够减轻他们自己的赋税，议会便欣然接受了汤森的保证。他们之所以心甘情愿这么做，更是因为在《印花税法案》听证期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严谨却又透着自满的证词中说过，殖民地不会反对外部税收，即便是为了英帝国国家的收益也不会反对，政府对这番话印象颇深。已经失势的罗金汉家族和右派的[11]贝德福德家族想要政府难堪，在他们的鼓动下，乡村议员们提出一项动议，将土地税从每镑4先令减少到3先令，这样政府每年收入减少50万英镑，而财政大臣还必须兑现他的承诺。
在既没有与内阁成员商议，也没有将意图告知他们的情况下，汤森提出对进口到美洲的货物征收一系列关税，包括玻璃、油漆、铅、纸张和各等级的茶叶等。据称，其目的并非是为了控制贸易，而是为了增加岁入。根据汤森自己的计算，单茶叶税的预期收益就可达两万英镑，其余商品的关税收入略少于两万英镑，总计约4万英镑，约占殖民地管理总成本的1/10，尚不足因土地税减少所造成损失的1/10。因为数额太小，征收的成本反而会超过收缴上来的税收总额，国家财政赤字不仅不会减少，而且还很有可能会有所增加。本来，废除《印花税法案》的目的就是缓和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但现在，汤森正准备让这一努力前功尽弃。像大多数的愚蠢政策一样，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而置国家根本利益于不顾。在没有查塔姆伯爵的情况下，汤森看到了一条通往首相的光明大道，最终，他还可以借此提升其个人在下议院的声望，而这里，就是伯克所称的“名望的殿堂”。
汤森的提议似乎让其同僚们惊愕不已。格拉夫顿承认，尽管通过从殖民地征税来提高国库收入的做法“与每位内阁成员已知的决定截然相反”，而且“像这种”由内阁大臣单方面做出的行为，“我相信，没有哪个内阁会愿意接受”，但实际上，内阁真的同意了。汤森威胁说，如果不让他践行诺言，他就辞职回家。在内阁看来，汤森辞职将会令政府垮台，他们就只好乖乖地通过了。这是一如既往的做法，留得青山在，何愁无柴烧呢？
尽管已经有过自食苦果的经历，但议会的大多数成员还是乐于再教训一下美洲殖民地民众。1767年5月，体现汤森关税主张的《税收法案》在上下两院一致顺利通过，甚至无须计算票数。似乎是为了故意刺激美洲民众的神经，汤森在该法案的导言中宣称，此次税收的收益将用来提高国家收入，一方面帮助支付殖民地的防务开支，另一方面“用来支付司法行政的开销以及王室的年奉”。此番言语一出，殖民地民众惊恐万状，幡然醒悟。假如没有这番陈述，他的关税主张或许不会激起惊涛骇浪。而现在，愚蠢行径已经扬帆起航了。
情况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呢？汤森本来就是个不计后果、自大狂妄之人，真正应该为此负责的是政府和议会。格拉夫顿公爵在回忆录中辩解说，只有查塔姆伯爵才有权力解除汤森的职务，当时“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这项举措”，这一托词实在不堪一驳。在面对成员的辞职威胁时，一个对政府具有责任感的团结内阁完全可以坦然接受，决不至于瓦解倒台。况且，英国议会是欧洲最古老的议会，有丰富的治国经验，在法案制定之前就应该能够预见到可能产生的后果。实际上，就连罗金汉派也没有对这一举措发表任何反对意见。南卡罗来纳州代理人查尔斯·加思写道，“美洲殖民地的盟友太少了，在与财政大臣的较量中无人帮忙。”有人在报纸上撰写文章，或出版小册子，满腔愤怒、气势汹汹地要求忘恩负义的殖民地承认英国的权威。政府和议会不但没有安抚美洲殖民地，反而想要对其进行严厉的惩罚。汤森的税收主张出台得正逢其时。
但汤森并未亲眼看到他提出的措施的命运。他在当年夏天感染了一种被称为“热病”的疾病，病情几经反复，最后在1767年9月不治身亡，年仅42岁。他的职业生涯短暂而变化无常，但对美洲殖民地而言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一位同僚评论说：“可怜的查尔斯·汤森啊，现在终于名垂青史了。”
在经历了这一系列事件后，伟大的查塔姆伯爵闭门谢客，而焦头烂额的格拉夫顿公爵一直在恳求见他一面，哪怕是半小时，甚至10分钟，也好问计一二。而国王也不厌其烦地给他写信，一封接一封，希望他能满足格拉夫顿的请求，甚至提出亲自去探望病中的查塔姆。伯爵深深挚爱的查塔姆夫人代遭受病痛折磨且每况愈下的丈夫做出了答复，她替丈夫婉言谢绝了，因为他“身体极度虚弱……病情日益严重……承受难以名状的痛苦折磨”。同僚们起初都以为查塔姆只是装病，但是当格拉夫顿经再三请求终于被允许进行片刻的会见之后，他看到的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精神和意志极其糟糕，令人唏嘘……这位伟大的人物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因为神经紊乱，他已经彻底垮了”。
被隔离居住在彼森特的查塔姆，在他狂躁症状加重的时候，命令园丁在有碍视野的荒山上都种上常青树。有人告诉他说，“即便全郡所有的苗圃都提供不了所需数量的1%”，然而，他根本不予理会，命人到伦敦去采购，并从那里用马车把树苗运了回来。彼森特本来是诺斯勋爵一位男性亲戚的地产，此君性情暴躁，因为诺斯勋爵投票赞成征收苹果酒税而大发雷霆，愤而烧毁了诺斯的蜡像，并更改了遗嘱，将庄园赠送给了皮特这位民族英雄。为了住进新的庄园，皮特卖掉了自己在海斯的庄园，他在那里已经花费巨资买下了附近的房子，以便“不受邻居的打扰”。现在，他又神经发作，迫切地要把海斯庄园赎回来。伯爵夫人只好求助于她自己的兄弟，试图让他们规劝丈夫，结果查塔姆却与他们大吵一架。无奈之下，她只好说服了海斯庄园的新主人，把房子又买了回来，伯爵这才被安抚了下来。
深受痛风病折磨的查塔姆有些悲观绝望，因此回到海斯后的心境并未好转，且不能忍受与外界的任何接触。他拒绝与任何人见面或是交流，不能忍受自己的孩子们待在房子里，不与仆人们讲话，有时候甚至也不与他妻子说话。饭菜得始终温着，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哪一刻会摇铃，那时得立即用小车给他推过去。他会为很小的过失大发雷霆。有一次，他一连几天呆坐在房里，茫然若失地盯着窗外。他拒绝接待任何人，卡姆登勋爵在得知他的状况后说，“那样的话，他就是疯了。”其他人则称其为“脑子里的痛风病”。
在那个饮食过度和饮酒过量的年代里，痛风病影响了一些国家的运数。在教皇居统治地位的文艺复兴时期，它曾经导致了查理五世的退位。威廉·卡多根博士是查塔姆时代一位出色的内科医生，他认为患痛风病主要有三个原因，即“懒惰、酗酒和恼怒”（现在已经查明，痛风病主要是由于血液中的尿酸过剩，不能被吸收，从而引起炎症和疼痛），而积极俭朴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预防措施，还有可能因此而痊愈。通过身体锻炼和素食饮食可以有效治疗此病，这在当时也已经众所周知。但查塔姆伯爵的主治医生阿丁顿博士却信奉与之相反的理论，这也是18世纪最无益的医学概念之一。作为精神病专家，确切来说是治疗疯病的医生，他希望让痛风剧烈发作出来，其理论依据是，这样可以驱除神经错乱症。他制定的治疗方案是，每天喝两杯白葡萄酒、两杯红葡萄酒，这是查塔姆平时饮酒量的两倍。此外，病人需要继续吃肉并且避免户外活动，这样治疗的结果自然是病痛状况日益恶化。从1767年到1768年，查塔姆都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然而，他竟然挺过了阿丁顿的治疗方案，甚至后来神志清楚了。他的事例说明，人类在与药物的斗争中，偶尔也能取得胜利。
狂躁症有时与痛风病有关，可能主要还是感觉疼痛，这种症状在18世纪的统治阶级中并不罕见。与美洲危机相关的两位主要人物就表现出这种症状，一位是危机期间的查塔姆，一位是危机之后的乔治三世。而在美洲大地，曾一度举止狂暴的詹姆斯·奥蒂斯在1768年彻底精神错乱。沃波尔从其侄子奥福德伯爵那里继承了爵位，因为后者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乔治·杰曼勋爵的两个兄弟也是这样，其中一位是萨克维尔（Sackville）伯爵爵位继承人，砍光了诺尔的所有树木，家族宣布其精神失常，他最终“暴病而死”。另外一位患有精神忧郁症的人是约翰·萨克维尔勋爵，他在欧洲四处流浪，在孤独贫困中“与精神失常抗争”。昆斯伯里的公爵夫人“天资聪颖，喜怒无常，只是没有疯疯癫癫”。人们早就注意到，诗人威廉·柯珀有些疯癫，而不怎么出名的克里斯托弗·斯马特也是个精神病患者，约翰逊博士还曾到“伯利恒圣玛丽医院”（位于伦敦的一家疯人院）去探望过他。领导了1780年戈登暴乱的乔治·戈登勋爵通常也被人们认为是个疯子。虽然根据回忆录的记载，这里所提及的几个偶发案例并不能表明此类疾病在当时发病率很高，但这些例子说明其他没有提到的人也很可能患有这样的疾病。仅依据这些证据，我们还不能说，统治阶级中的精神失常现象具有深远的影响，可是如果查塔姆身体健康、精神正常的话，美洲的历史可能会完全不同。
汤森所提出的关税法案并没有立刻在美洲激起反响。许多公民和未来的保皇派受到《印花税法案》危机期间威胁他们生命和财产的暴力行动的滋扰，开始担忧“爱国主义”运动可能会成为“荡平”阶级差别的先锋。他们并不急于挑起与大英帝国分离的行动。纽约州议会没有接受悬置法案，而是清醒审慎地遵从了《驻营条例》。然而，很快就发生了冲突。为了管理新的税收，议会通过了《汤森法案》，并同时成立了美洲关税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代理人对殖民地民众不断进行骚扰。与此同时，随着《协助收缴走私物品令》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英国议会允许对民众房屋或经营场所进行搜查。由于海关代理人急于想从罚金中大发横财，他们以高度的热忱投入工作，对水面上浮动的任何物体都会拦停下来进行检查——登上每一个港口、每一条航道的每一艘船，甚至连农民乘自家的摆渡船运送小鸡过河都不放过。
就在民众怒气集聚之际，醉心于美洲事业的人们突然找到了一个能让所有人都倾听的声音。这个声音最早出现在1767年12月《宾夕法尼亚纪事报》上的“农民来信”中，作者是费城的一位律师——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他来自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后来任大陆会议代表。这些信件罗列了殖民地所面临的问题，有理有据，切中时弊，令人信服，与其他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一道，说服并促使人们起而抗争。殖民地的所有报纸都转载了这些信件，马萨诸塞州总督伯纳德还将这样一整套信件邮寄给了在伦敦的代理人理查德·杰克逊，并告诫说，如果不能将信中的内容驳倒，它们就可能成为“美洲民众眼中的《权利法案》”。
迪金森文章的主旨在于，各殖民地有必要团结起来，共同抗议《纽约悬置法案》和《税收法案》，他将前者称为“可怕的疯狂行为”。他断言说，任何为增加国家岁入而征税的行动都是违反宪法的，从这一角度看，《汤森税法》和《印花税法案》之间并无区别。因为英国控制着与殖民地的贸易，并从中获利甚丰，因此殖民地没有理由为英国的管理成本埋单。用关税收益来支付王室供奉和法官的薪水是最“卑鄙的行为”，只会彻底破坏对地方的管理，并有可能使殖民地沦落到与爱尔兰一样的地位。迪金森最主要的观点在于，他认为英国此次之所以征收如此微不足道的关税，是因为英国人希望在人们几乎毫不在意的情况下通过法案；如此一来，可为将来的征税行为大开先河。因此，美洲人民必须立刻提出质疑，表示反对。
尽管迪金森在其论点中为汤森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比汤森本人的理由更为合理的动机，读者们还是采纳他的观点，纷纷付诸行动。美洲人往往认为，英国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是有意识、有计划地约束并奴役他们，在他们看来，英国人做事非常理性；而在英国政府看来，美洲民众总是桀骜不驯，试图反抗。事实上，他们对彼此的看法都错了。
“农民来信”点燃了美洲民众的怒火，鼓舞他们奋起抵制《税收法案》；萨姆·亚当斯（Sam Adams）因此开始四处巡回演讲，鼓动人们反抗；马萨诸塞州议会也因此发函给其他各殖民地，呼吁他们抵制所有税收。这一次，取代汤森做出回应的是英国另一位重要人物希尔斯伯勒勋爵，而他之所以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似乎是上天为了确保在汤森去世后破坏英美关系的行径能够绵延不绝。其实，希尔斯伯勒此前已经取代谢尔本勋爵掌管美洲事务。情况是这样的：格拉夫顿公爵需要国王的支持，需要与贝德福德派的结盟，而迫于他们两方面的压力，他不得不将谢尔本解职了。就这样，格拉夫顿不费一兵一卒，将谢尔本所负责的事务分拆，设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地事务大臣职位，并任命希尔斯伯勒出任该职。作为爱尔兰贵族，希尔斯伯勒拥有大量地产，由于担心他的佃农会移民到美洲殖民地从而令自己收入锐减，他与其他众多土地所有者一样，反对软化对殖民地态度。尽管希尔斯伯勒曾担任过许多职位，但他做事并不机智练达，也不通情达理；甚至就连跟他具有同样缺点的乔治三世也说过，他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人拥有比希尔斯伯勒阁下更差的判断力”。这一缺点的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了。
在给殖民地的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中，这位新任大臣命令马萨诸塞州议会立即撤回给其他各州的通函，否则就解散该州议会；同时，他还通知其他各州总督，只要该州议会胆敢像马萨诸塞州那样煽风点火，同样将遭到解散。信中口气咄咄逼人，言外之意，要么被迫接受征税的事实，要么让自己的议会关门大吉，这点燃了各州前所未有的怒火。马萨诸塞州最先慷慨激昂，拒绝撤回通函；而先前拒绝听从其召唤的宾夕法尼亚州和其他各州现在也按照马萨诸塞州的模式不顾希尔斯伯勒的命令通过了决议。希尔斯伯勒为了一己之利，在维护帝国的根本利益上举措失当。
与此同时，关税委员会变得愈发紧张不安，它于1768年2月请求英国派遣军队及一艘军舰提供保护。于是，皇家海军舰艇“罗姆尼”号从哈利法克斯抵达波士顿港口，关税委员会于是壮大了胆子，扣押了约翰·汉考克的“自由”号轮船，并由此引发了骚乱。惊恐万状的关税委员们不得不逃到“罗姆尼”号上以保全性命。由于担心骚乱升级，盖奇将军派两团士兵从哈利法克斯出发，前去维持秩序；另有两团士兵在11月从英国本土抵达波士顿。一位波士顿市民在目睹了英军士兵列队穿过波士顿大街后写道：“好家伙！竟然有常驻军队了！”“对已经尝到自由甜头的民众来说，这实在糟糕之至！”“我们中的有些人到现在还贪图安逸，反对独立”，这一事件“无疑将加快独立的步伐”。
在没有任何计划或决议的情况下，英国贸然使用武力压制暴乱，从而引发了冲突。这一轻率的举动让许多英国人感到不安，其中就包括已经75岁高龄的纽卡斯尔公爵。他早年曾以国务大臣的身份负责殖民地事务长达25年，他认为，在与殖民地打交道时应尽量避免使用“武力和暴力手段”。他在给罗金汉的信中写道：“征服殖民地并强迫他们屈从的做法现在越来越深得人心。凭良心讲，我反对这么做。在采取具有如此破坏性的举措之前，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能够三思而后行。”
由于国王派和贝德福德派势力的渗入，内阁的重心正逐渐向另一边偏离。康韦曾经独自一人试图阻止汤森的冒险行为并限制《纽约悬置法案》，但现在他已经辞去国务大臣一职，只保留了一个次要职务。代替他的，是一位嗜波特酒如命的贵族，除了听说他与贝德福德关系密切之外，人们对他知之甚少。此人便是韦茅斯子爵，他专好通宵赌博，却往往输得一败涂地，他家里总是坐满了前来协调讨债的执行官。当上国务大臣之后，他习惯未变，仍然在早上6点上床睡觉，待到午后起床之时，“完全忘记了需要处理的公务，而大小事务则悉数交由他的副手伍德处理”。汤森死后空出来的财政大臣职位由诺斯勋爵接替，尽管他属于不妥协派，但他性情温良，为人随和，常识丰富，极少发表极端意见。另外两个职位由贝德福德派的两位贵族担任：高尔伯爵顶替去世的诺辛顿勋爵；罗奇福德勋爵接替谢尔本担任国务大臣，他刚刚就任西班牙大使，但为了离开马德里，他不得不将银器和珠宝典当，换了6000英镑偿还了债务。作为唯一一位反对希尔斯伯勒对美洲殖民地实行高压政策的内阁成员，谢尔本在国务大臣职位上坚守了八个月后，终于辞职了，或者说被赶走了，由罗奇福德取而代之。身体状况渐行康复的查塔姆，在获悉谢尔本去职之后，交出了御玺，正式辞离了首相职务。
曾经的查塔姆政府现在改头换面，成了布鲁姆伯利（Bloomsbury）一派的天下，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贝德福德的宅邸位于布鲁姆伯利广场。贝德福德公爵本人家财万贯，在之前的从政经历中曾担任过很多职位，尤其在贝德福德郡更是地位显赫，权倾朝野。除此之外，他非常看重身份，极其自信，这些都令他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据说，在皮特执掌大权的时代，他是唯一敢跟皮特叫板的人。他曾经担任过枢密院议长，是格伦维尔政府的实际掌舵人，甚至有人称当时的政府为贝德福德内阁；但现在，由于深受痛风病折磨，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乡乌邦修道院的家中，并通过其追随者施加影响。他与妻弟高尔伯爵和女婿第四世马尔伯勒公爵一道，总共控制着下议院的13个席位。贝德福德虽然足智多谋且为人热忱，但脾气暴躁、刚愎自用，还有些固执己见。他的手下能人辈出，有的精于投机买卖，有的对竞选拉票了如指掌，有的巧舌如簧，极力鼓吹对殖民地采取强硬手段进行压制。他们不厌其烦地劝说国王，声称只要六艘护卫舰和一个旅的兵力就足以将美洲的嚣张气焰压下去。
乔治国王对关乎殖民地的政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遵从大不列颠立法机构制定的法案是美洲臣民责无旁贷的义务”，并且，国王“希望并要求他们欢欣鼓舞地遵从大不列颠的法案”。在政府管理方面，他试图效仿学生时代的偶像阿尔弗雷德大帝，对政府进行清理，因为他深信，这就是国王的职责所在。但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致命的影响。通过贝德福德派，国王现在比以往更多地染指政府各项事务，随意任命和解除大臣的职务，控制任免权，在涉及各部门的事务时，只与某个负责该部门的大臣打交道，而对内阁的集体决策置若罔闻，甚至就下议院辩论中发言的人选提出建议。他通常选择那些溜须拍马口蜜腹剑之人为官，而这些民众在治理政府方面的才能和历练又不太可能超过他本人。
美洲民众对每项税收、每个举措都极力反对，这使得贝德福德派深信，这些民众已经决意要打破重商主义体制，实行自由贸易，并将对议会通过的每项法案高呼“暴政！”。如果一再妥协让步，他们的抗议势必变本加厉，大英帝国的权威将荡然无存。
就贸易而言，贝德福德派的这些担忧并非多虑。由于殖民地“抵制英货”策略的成功，打破重商主义枷锁并发展本地工业的想法着实深入美洲民众之心。由于英国的挑衅，殖民地人民愤而改用本地生产的布匹和其他商品，这让英国本能地想到了贸易独立，因为这是它最不愿看到并极力防止的结果。甚至对皮特而言，重商主义规则也一直是殖民地政策的本质所在。他为此曾宣称，“就算是平头钉或马蹄铁”也不应允许殖民地自行生产。现在，这个本能反应被重新激发出来。1768年8月和9月，波士顿和纽约的商人们达成协议，在《汤森税法》废除之前，停止从英国进口商品。几个月之后，费城的商人也加入了该协议；在接下来的1769年里，大多数其他殖民地州也都加入了这一协议。由“自由之女”团体所组织的本地纺织生产事实上自印花税法案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1768年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以及1769年的罗得岛学院（现在的布朗大学）首期毕业生和校长都穿着美洲本土织造的服装参加了毕业典礼。
在英国国内，流亡法国的约翰·威尔克斯回到伦敦，被米德尔塞克斯郡选入议会，但却被政府的多数派排挤出下议院，从而又一次唤起了反对政府的怒潮。所有反对国王特权的人们立刻重整旗鼓，要求议会改革的激进主义运动又有了生机和活力，他们希望以真正的选举代替任命制度。所有的“自由”事业，包括反对高压政治的美洲殖民地的朋友，都联合了起来，互相支持，同舟共济。
当威尔克斯再次代表米德尔塞克斯郡参加竞选时，选民又将他选到议会，但他又被排挤出下议院；然后又再次当选，再次被排挤出来，如此往复达三次，不满的人群大呼“威尔克斯与自由！”，呼声久久不能平息。他由此成为宪法的象征、深受人民爱戴的英雄，这令下议院议员对其恨之入骨。随后，政府取消了威尔克斯的得票，提名了自己的米德尔塞克斯郡候选人，并宣布此人当选。此时，整个伦敦群情愤慨，骚乱频发，震撼全城。本杰明·富兰克林写道，这座城市“每天都发生无法无天的暴乱事件，到处一片混乱，暴民们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逡巡，碰到有谁不高喊‘威尔克斯与自由’，则立马过去将其打倒在地”。煤矿工人、船员水手，以及形形色色的暴乱者推翻马车，抢劫商铺，强行闯入贵族的豪宅。而与此同时，内阁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对事件的前景忧心忡忡。
昏庸无道的英国政府压制米德尔塞克斯郡的选举结果，激发了民众蓄积已久的对自由的呼唤，这也是对政府的一大警告。美洲代理人非常活跃，不断向威尔克斯郡民众提议，希望与该郡自由人士建立联系，现在这一点得到了证实。在为1768年的选举拉选票的过程中，一位从事麻布制造的伦敦选民说，“那些一心想要奴役美洲民众的人，一旦得到权力，将会对我们也颐指气使。”当选的236位市议员和26位参事大多是店主和个体工匠，他们组成了伦敦政务议事厅，政府每出台一项压制殖民地的举措，他们几乎都会大力谴责。
带头提倡自由的是伦敦市长大人本人——威廉·贝克福德，是一位干劲十足的商人，像美洲大多数党派人士一样，因为支持威尔克斯的立场而名声大噪；在他看来，对政府的一面攻击便是对它的两面袭击。贝克福德的祖上是富有的牙买加种植园主，并且是岛上最大的地主，他在英国做生意积累了财富，从市政参事升到郡长再到市长大人，并曾代表伦敦市政当局当面向国王抗议，认为政府篡改米德尔塞克斯郡的选举结果有失公允。沃波尔自命不凡地批评这一举动，认为他的举动不过是基于“一堆乱七八糟的知识……判断极度错误，更因其浮夸虚荣之心而令荒谬言行尽显无疑”。尽管如此，他在对英国的美洲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中，还是大胆表述了立场。英国激进分子的行为体现了殖民地民众的观点，在后者看来，内阁在搞阴谋诡计压制他们的自由。一位主要的激进分子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认为，汤森法案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精心设计的圈套；不过他相信，此举只会适得其反，因为，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将会因此提前一个世纪。
1768年8月的《伦敦期刊》将当前支持并制定“当前对美洲不明智政策”的人与17世纪的国王及“劣迹斑斑的大臣”做了一个比较。“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察，我们可以大胆地说，甚至在英国，10人里面有9人都是美洲人民的朋友”，并且认为，他们“有权站在美洲人民一边”。9/10的说法肯定有些言过其实；有些刊物估计的比例恰好相反。拉尔夫·伊泽德是一位居住在伦敦的美洲人，据他判断，有4/5的英国人反对美洲，而议会对政府美洲政策的支持，则正确反映了公众的意见。当反对意见还不足80票时，“你可以据此得出结论，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一项糟糕的措施，因为腐败还没有达到那种深度”。从当时的出版物上很难对公众舆论做出判断，因为许多对美洲殖民地持支持态度的文章是由在伦敦的美洲人匿名或以笔名撰写并投稿的。然而，正是因为公众舆论中有相当一部分反对政府的政策，英国的印刷商才留出了适当的版面刊登那些亲殖民地的文章。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后人通常都会高估当时的政府对公众舆论的关注。1768年，令统治阶级真正感兴趣的不是美洲人，甚至也不是威尔克斯，而是格拉夫顿公爵的丑闻，因为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当着已与自己离婚的公爵夫人和王后的面，陪同情妇南希·帕森斯欣赏歌剧。但格拉夫顿至少已经离婚了，而大多数拥有情妇的男人根本还没有离婚；不过流言蜚语并没有因为这一点而偃旗息鼓。南希是邦德街一位裁缝的女儿，此前还是一位西印度商人的情妇，结过婚，有时也被称为霍顿夫人，但社会上对她的闲言碎语仍然不绝于耳。格拉夫顿在公众面前“炫耀”南希，并让她和自己坐一桌上，这一做法让人怒不可遏。这在当时是轰动事件，南希的风头完全盖过了喧嚣的殖民地民众。
在英国议会，来自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以及其他殖民地义愤填膺的抗议表明，对税收法案的抵制行为正在四处蔓延，而冰冷的数字也证实了这一事实。1768年到1769年，英国对美洲的出口下降了1/3，从240万英镑下降到了160万英镑。纽约的进口额减少到1/7，即从1764年的48.2万英镑下降到1769年的7.4万英镑。波士顿的进口额被砍掉一半，其他对“抵制英货”行动贯彻程度不尽相同的殖民地则少一点。汤森税法实行的第一年，共收入1.6万英镑，而同期对美洲的军事开支却达17万英镑。就连作为殖民地事务大臣的希尔斯伯勒也不得不承认，汤森法案“对商业十分不利，他希望该法案从来就不存在”，而新任财政大臣诺斯勋爵则表示，“汤森税法荒唐之极，但竟然能在大不列颠议会获得通过，实在令他惊诧不已。”两位大人现在对该法案懊悔不已，但当初却都投了赞成票。
政府不但没有安抚殖民地以便尽快结束“抵制英货”的行为，反而本能地认为要对殖民地进行惩罚。面对来自臣民的挑战，它感到有必要展示一下权威；另一方面，它也在担心，一旦美洲民众的抗议行为得逞，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暴民将大受鼓舞，纷纷效仿。希尔斯伯勒与罗波安的想法如出一辙，认为要展示权威，就要尽可能使用粗暴的手段。他重新使用亨利八世专制时期的一项法令，即凡被控在王国境外犯有叛国罪的人，都将在英格兰接受审判；而贝德福德公爵提议将该法令作为议会决议，以对付马萨诸塞州的冒犯行为。下议院一致通过了该项提案，政府中格拉夫顿集团的查塔姆辉格党人似乎也没有表示反对，于是，这条法令被适时传达到了波士顿的伯纳德总督那里。人们的反应自然十分强烈。政府要将他们从当地抓走，然后押解到离朋友和辩护人3000英里以外的敌对环境中接受审判！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暴政！
而在英格兰，人们一直担心“抵制英货”运动会鼓励美洲殖民地发展本地工业，现在这种担心正在变为现实。政府和议会鲁莽草率的政策曾经激起殖民地的联合抵制，而今它们开始考虑如何通过废除法案减少损失。《印花税法案》的历史再次上演，英国的统治机构好像患上了赌徒强迫症一样，不断将筹码放在此前输掉的位置。从1769年3月到1770年5月，废除《汤森法案》的过程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在此期间，政府所采取的其他约束限制殖民地的举措同《汤森法案》一样，结果都适得其反。
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完全认识到了政府接二连三的荒唐愚蠢行为，并在年度辩论中进行了明确公开的抨击和嘲弄。反对派发言人们就议会驱逐威尔克斯代表一事表达了对政府的愤怒之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违反了神圣的选举权”，“颠覆了整个宪法体制”，要像对美洲一样严厉地对政府进行惩戒。伯克对政府行为大加嘲讽，巴雷上校也表达了他的不屑；贝克福德市长大人认为，“殖民地每年总净税收只有295英镑，但我们每年花费在那些税务官员上的钱则有50万英镑，这真是一项奇怪的政策。”但这些还不是最有分量的辩论，前总督托马斯·波纳尔的发言是基于他在美洲四个不同殖民地长达七年的任职经历。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论点论据，非常令人信服，无可驳斥，他或许是唯一一位没有一己私利，并真正有意恢复与美洲良好关系的发言者。而其他批评者，往往极尽嘲讽谩骂之能事，刻意表达对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的同情，比如，巴雷上校的描述是，“那些诚实守信、忠心耿耿的马萨诸塞州人民，身为大英帝国的子民，直到现在的行为都无可挑剔。”这些人更关心如何搞垮现任政府，而不希望政府与美洲和解。由于政府在议会中掌握绝对优势，有些骄傲自满，因此对这些批评意见置之不理。
波纳尔一一列举了政府的愚蠢行径。因为《驻军营地条例》一颁布就引起了殖民地的抗议，因此不应该命令殖民地为英国军队安排营地、提供物资，而是应将决定权交由人民，“由人民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决定如何处理”，按照他们在“七年战争”期间的经验，“遵循他们自己做事的模式”。部队各级军官应该有权与地方官员打交道，并通过双方协商来解决军队驻扎问题。在提议废除《汤森法案》时，波纳尔说明，法案导言中宣称征税的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维持公民政府的运行，这其实“彻底改变”了原有体制，因为殖民地借此通过他们自己的立法机构实现对公务人员的管理，而立法机构有权批准和支配政府资金。即使要改变这一体制，《汤森法案》也其实是多此一举，因为《声明法案》早已确立了议会的权威；另外，它也“毫无公平公正可言”。
关于贸易方面，波纳尔解释了《汤森法案》是如何“直接违背了与你们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的所有商业原则”——这项法案对美洲制造业非常有利，它鼓励违法交易，鼓励求助国外市场，使得“我们从殖民地的获益一天天减少，我们对殖民地的优势日渐衰微，并将最终使他们不再依赖我们”。如果失去这次纠正错误的机会，“那将永远不再有机会了。如果议会在这次会议期间无所作为，那么我们今后对美洲事务的处理将永远不切实际。你们可以对他们发号施令，但你们绝不会令他们心悦诚服”。波纳尔无意间说出了一条任何时期的任何统治者都应该注意的法则，那就是政府在实施对国家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被管理者的感受，否则将危机四伏。
尽管波纳尔的动议赢得一致赞许（也许正因为这样），内阁却抱怨说，现在提出该动议已经太迟了，这件事影响深远，后果难料，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本次会议已经无暇对此进行辩论；他们之后通过了一个动议，将波纳尔的议案推迟到下个会期再行讨论。这其实是一种试探，因为他们只想尽快结束殖民地的“抵制英货”运动。在休会期间，内阁开始处理这个问题。格拉夫顿及其所领导的派别投票赞成完全废除《汤森法案》，但因票数少于希尔斯伯勒、诺斯和三个贝德福德派大臣而落败，后者主张保留对茶叶的收税，以便保留导言作为征税权的象征。就这样通过了一项费尽心机的决议——不应采取任何“有损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立法权威”的措施；与此同时，议会也无意向美洲殖民地征收“更多的赋税”以增加岁入；议会打算在下个会期“取消对纸张、玻璃和涂料征收关税”。当希尔斯伯勒通知殖民地总督，英国打算废除《汤森法案》时，他没有使用“态度缓和、令人宽慰的表达方式”，有意减弱了预期效果，而之前经过格拉夫顿派的争取，议会已经同意使用此种表达方式。由于对茶叶征收关税的做法尚未取消，这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的《汤森法案》并没有被完全废除，因此英国未能说服殖民地结束“抵制英货”行动。
极度绝望的托马斯·哈钦森在给理查德·杰克逊的信中写道，“如果你们在任何一个方案上都能够踏实稳定，一如既往，我们就可以在殖民地问题上达成某种解决方案……我恳求你们，尽可能地废除那些还在生效的法律吧，越多越好”，而去贯彻落实那些有用的法律。“你们拖延的时间越长，废除的难度就越大。”他对波士顿的情况了如指掌，那里的新闻报道说，300名“家庭妇女”由于意识到她们消费茶叶的支出都供养了关税委员会的老爷们以及“政府的其他权力工具”，一致同意不再喝茶，“直到这些家伙连同波士顿常备军一并撤走，并且《税收法案》也被废除为止”。
议会一被召集，有关美洲的辩论就重新开始了，因为一场危机，格拉夫顿内阁人去楼空，包括其名义上的首相以及他的几名副手。查塔姆从幕后走出来，在其演讲中警告说，美洲民众成功地实现自给自足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他还呼应波纳尔所阐述的法则说，“200万[12]民众的不满情绪值得深思，但我们必须要消除造成这种不满的根源。”这是阻止美洲“生产和组合”的唯一途径。然而，查塔姆发言的重点却是下议院排挤威尔克斯代表一事。他提出一项动议，谴责议会的这一做法，这时大法官卡姆登以其独有的胆量和勇气投票表示支持。身为内阁成员，现在却投票反对政府，他理所当然地被解职了。或许他本人倒乐于有这样的结果，因为他在议会中坦承，他在内阁中通常只是埋头记录对政府所采取措施的不同意见，并且他也很清楚，即便公开表示反对也无法阻止这些措施的出台。
结果便发生了一场悲剧。格拉夫顿建议由查尔斯·约克（Charles Yorke）入阁填补空缺，此君的父亲曾担任首席检察官和上议院大法官，而且这也是他一生梦寐以求的政府职位，但此时他本人、他的家人和朋友都表示反对；然而，在国王的极力劝说下，他还是违心接受了任命，因为国王许诺加封他贵族头衔。当天晚上，同僚们对他这一做法大加斥责，这使本就内心矛盾的约克无法忍受煎熬而自杀了。格拉夫顿大为震惊，自觉难辞其咎，加之无力掌控政策而萎靡不振，于是就辞职了。紧接着，康韦和格兰比两位将军也辞职了。
新首相是为人和善的诺斯勋爵，这个名字将永远与美国独立战争联系在一起。在担任首相期间，他日益心烦意乱，并逐渐认识到首相所应具备的资格，而且他确信自己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他定期给国王写信请求允许他辞职，其中一封信中写道，首相一职应由“一位能力超群且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的人”担任，此人应该“能够做事雷厉风行、坚决果断，通过发号施令，不折不扣地实施政策……还要能够制订明智的计划，并将政府各个部门的力量整合调动起来”。这是对该职位非常到位的描述，信中最后说，“我显然不是这样一个人。”
然而，既然国王选定了他，无论多么不情愿，他也在这个职位上一待就是12年，而且是至关重要的12年；而在他之前的10年间，走马观花般换了5任首相。诺斯与国王乔治三世具有惊人相似的外貌，两者都是双颊饱满、身体肥胖、两眼外凸，这常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普遍认为，诺斯的父母与乔治三世的父亲，即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一家关系密切。在诺斯出生之际，他的父亲吉尔福德伯爵担任亲王的寝宫侍臣。诺斯在洗礼时被命名为弗雷德里克，如果没有更密切关系的话，那是因为亲王是诺斯的教父。除了外貌相似以外，诺斯和乔治三世晚年都曾遭受失明的痛苦。
在性情上，诺斯勋爵却与国王乔治三世大相径庭，按照吉本的说法，“他有举世无双的好脾气”，这是众所周知的。据说只有一位喝醉酒的愚笨的马夫曾惹他发怒；这个马夫并未有所改进，却总能得到勋爵的谅解，并且直到去世，一直在诺斯家里工作。诺斯家族控制着班伯里口袋选区[13]，在下议院拥有13个席位，诺斯在22岁那年被选入下议院，直至去世，一直担任该区代表。在被任命为首相时，他38岁，由于视力不佳，舌头偏大，行动有些笨拙。由于舌头的原因，他在讲话时，“尽管不是完全不清楚，但多少有些含混不清”。得益于在伊顿公学、牛津大学的教育以及为期3年遍游欧洲大陆的教育旅行，诺斯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也会讲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当兴致盎然时，还会用名物典故、外国习语、突发奇想和天才的幽默来点缀他的演讲。
当诺斯无法躲避政务的袭扰时，他会在辩论期间躺在前排的长凳上睡觉偷懒。有一次，格伦维尔做了一个沉闷而冗长的演讲，诺斯叫人在格伦维尔快讲到现代社会的时候叫醒他，在格伦维尔正引用1688年的一个先例时，有人用胳膊肘轻推了他一下，他睁开了一只眼睛，嘴里咕哝着说“还有100年呢，太早了”，然后又重新打起了呼噜。他把这个习惯也带到了内阁会议上，据一位后来跟他共事的大臣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说，“在内阁会议上，诺斯丝毫不会引导其他大臣的意见，而且也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一般来说，在与大臣们开会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睡觉。”这肯定不利于形成强有力的集体决策。
虽然很少发言，但诺斯却是个坚定的右派。他投票赞成征收苹果酒税，赞成驱逐威尔克斯代表，赞成《印花税法案》并反对废除该法案。尽管他反对与美洲妥协，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也准备通过和解促成可能的中间立场，在不放弃“我一直认为宗主国应当拥有向美洲征税的正当权利”的基础上，如果他能够做到的话，他“真诚地希望废除整套（汤森）法律”。尽管他并非贝德福德派成员，但后者也能够接纳他，不然他也不可能被任命为首相了。他主要的难言之隐在于，由于他父亲长寿，活到86岁，且又自私吝啬，他无法继承一大笔财产；而等到他能够继承的时候，他自己也已年近花甲，双目失明，不到两年亦驾鹤西去。结果是，他既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又要维持首相这一重要身份所应具备的形象，因此在整个政治生涯中始终都有些捉襟见肘，只能依靠年俸收入。而他感激于皇恩浩荡，因为国王体贴到他的难处，巧妙委婉地给了他这位首相两万英镑，使他得以清偿债务。在这种状况下，他不太可能保持独立的思想和行动。
1770年3月至5月，辩论重新开始，反对派发言人对政府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们认为，自《汤森法案》以来，英国在美洲的一系列政策软弱无力，各项措施自相矛盾，决策实施优柔寡断，而且有时出现违反宪法的行为，做出违背英国利益的不当判断，总而言之，都是愚蠢荒唐之举。虎视眈眈的巴雷上校向内阁发难，认为政府在议会采取行动之前就将英国意欲废除税法的消息告知了美洲民众，从而让后者意识到“议会所采取的措施是多么卑鄙无耻，管理这个合法政府的这批人是多么蠢笨无能”。他进一步斥责政府恢复“亨利八世时期残暴统治”的法令，然而“在险恶用心下他们却孱弱无能……没有雄心壮志将该法令付诸实施”。
波纳尔解释说，“冒犯了美洲民众并令他们警醒”的是《汤森法案》的导言；他为此提议，要删除导言，必须废除整个《汤森法案》，并将茶叶税排除在外。格伦维尔承认自己是与美洲争端的始作俑者，并提出了个没用的意见，由于部分废除法案不会让殖民地满意，而全部废除法案又不能“保全国家的尊严”，因此他宁愿在投票时弃权。独立议员威廉·梅雷迪思爵士发现，政府“在几乎每件事情上都坚持错误，刚愎自用，执迷不悟”，实在令人无奈。用德莱顿的话说，“他们从来就无法回到思维正常的轨道上，哪怕偶然做出一次适当的举动也绝无可能。”他补充说，因为收缴的茶税无法弥补征收成本，英国不得不动用“国库资金”予以补足，其结果只能是“劫掠我们自己”。尽管下议院在投票中以204票对142票驳回了波纳尔的动议，使得政府以人多势众而战胜了常识，但常识也令人眼前一亮，因为这次的赞成票几乎是平常亲美洲选票的两倍之多。
当辩论的重心总体上转向美洲政策时，波纳尔再次谈到对美洲的侵略行为。他指出，除了征税以外，殖民地真正担心的是英国“企图改变他们的公民宪法”，希尔斯伯勒解散殖民地议会的命令以及汤森法案的导言证实了他们的这一担忧，他们由此害怕“自己的各个议会变得一无是处”。这时，波士顿大屠杀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英格兰，当地居民群情激奋，因此，为了防止发生更多类似事件，必须要撤离派去震慑波士顿民众的英国军队，尽管这么做不利于英军的荣耀，但能确保波士顿港口的威廉城堡的安全。这次的撤退对于幽默风趣、智慧过人的埃德蒙·伯克先生可谓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是那个时代最为后世所知的演说家。
伯克的思想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主要得益于他对语言的精准把握和恰切运用。但如果他的观点模棱两可，即便是浮华的辞藻也无济于事，巧的是他洞察敏锐，言辞泼辣，观点鲜明，思想深刻。尽管伯克的评论常常有些啰唆，夸大其词，但遣词造句别具匠心，能成为格言警句。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14]认为他在会话方面的技能可以与约翰逊博士相提并论，因为他“总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地切入主题”。约翰逊博士本人对这一点也毫无异议。“伯克口若悬河是因为他思想丰富……任何思维正常的人，如果碰巧见识到伯克那滔滔不绝的口才，都会深信他就是英国第一人，这一点毫不夸张。”他经常慷慨激昂地发表长篇大论，以致议员们纷纷离席而去，四座皆空，他的朋友不得不拉着他的衣服下摆，提醒他控制情绪，但仍难以阻止他发挥睿智和才华。贺拉斯·沃波尔曾写道，伯克在演讲中抨击英国美洲政策的言语“甚至令诺斯勋爵和大臣们自己也大笑不止”。当他讲到哀婉动容之处时，连一向“铁石心肠的巴雷也禁不住潸然泪下”；如果路人有幸听到某些辩论，伯克对政府的冷嘲热讽足以令他们热血沸腾，从而“将走出议会大厅的诸位大臣们撕得粉碎”。
伯克列举了英国对殖民地一系列软弱无力的惩罚措施，从而轻而易举地令政府看起来愚不可及。这些措施包括：英国命令马萨诸塞州议会撤销其煽动性的决议，否则就将其解散，但最终不了了之；其他殖民地议会在受到同样威胁的情况下，也公然藐视英国的处罚，而且“以极端不屑的态度对待国务大臣的信件”；亨利八世时期的法令“从未被付诸实施，而且众所周知的是，也永远不会贯彻执行”；英国派遣军队和战舰去波士顿控制局势，结果现在“又从那里撤了出来”；总之，“人们痛恨你们恶毒的意愿，谴责你们软弱的能力”，这些足以证明，“这是个缺乏明智之举的政府”。
当然，政府的多数派击败了伯克的八项谴责性决议；而在上议院，年轻的里士满公爵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谴责动议，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他是应美洲事业而新当选的重要议员，多少有些独立性，并将成为反对政府政策的杰出代表。
里士满是个光彩万分的人物，他在许多方面都代表着18世纪英国政府不切实际的幻想主义色彩。他运气极佳，总是受到命运的青睐，以至于在执行任何一项任务时都难以彻底发挥他的才能。里士满是查理二世的曾孙，是其与情妇朴次茅斯女公爵路易丝·德凯鲁阿尔（Louise de Kéroualle）的后代，乔治三世曾经想娶的可爱的萨拉·伦诺克斯小姐是他的姐妹。他气质高贵，谦恭有礼，英俊倜傥，与同样来自公爵家庭的妻子一起，成为了“英格兰最为般配的一对夫妻”。里士满15岁时就承袭公爵爵位，23岁出任陆军上校，31岁出任驻法大使并且在罗金汉内阁短暂出任国务大臣。他年轻英俊、富甲一方、位居高位、作战勇猛、机智敏锐、刚毅果敢，在政界人脉甚广，并“拥有从布鲁斯到查理二世的所有王室血统”。
他刚直不阿，脾气暴躁，不屈从于他人或政治需要，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或不足，习惯跟家人、朋友及下属争吵，甚至在国王执政第一年便顶撞他并辞去在皇室的职位，从此与皇室结下恩怨。为了揭露相关部门滥用职权或胡作非为的行为，里士满总是刨根问底，常令陆军、海军和财政部不胜其烦，避之不及。在即将进行某个辩论之际，他可以在当天一早到达城镇，迅速调查研究，把握问题根源或本质，而后在当天下午有理有据详尽阐述。但是，如果他的目标或意图无法实现或遭受打击，他会很快心烦意乱，反复威胁说要退出政坛。他也有过几次抑郁和沮丧阶段，一次是在1769年，他在给罗金汉的信中写道，“当前心境不佳，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我必须调养一段时间”。在苏塞克斯郡的家里，他花费巨资在古德伍德庄园两侧修建了新的建筑，并整日斗狗赛马，驾船狩猎，训练兵丁；他继承了一笔价值6.8万英镑的不动产，此外每年还有两万英镑来自煤炭税的收入，但他40年后却负了9.5万英镑的债。跟同类的其他人一样，他对管理国家的兴趣时常远不如对其他事务那么浓厚。他有一次写信给伯克说，让他在议会召集开会前到达伦敦实在是毫无道理。他的意见“无足轻重”，因此让他去与政治方面的同僚共商国事没什么意义。“不，在会议召开之前，就让我在这里享受几天吧。然后，我会按照你的要求到伦敦去待几天，四处看看。”
在1770年的辩论中，里士满毫无顾忌地把内阁在美洲的表现描述为“狡猾多变的无赖或不可救药的白痴”，而“大臣们令政府颜面尽失”。他提出了18项谴责决议，内容涵盖了1768年以来的所有法案和措施，最后总结说，“这些数量众多并且欠缺考虑的行动是前述混乱现象的主要原因”。希尔斯伯勒忍无可忍，像往常一样辩解称，这是为了确立政府的权威，而后又附加了一条指控，“我们的反对派爱国者们”一直在激励殖民地的抗议行动，并且“为了实现他们的爱国意愿”而“不断在通往和解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事实上，各位大人，他们的整个所谓爱国精神实际上就是卑劣贪婪地觊觎权位……这样他们就可以成功地取我们而代之”。
虽然明显低估了殖民地本土的反抗力量，但希尔斯伯勒对反对派的动机还是言之有理。然而，反对派对权位的“贪婪”与政治组织的懒散怠惰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他们的努力徒劳无功，因为长期的斗争和相互之间的差异，他们无法找到形成坚固阵线的共同基础。里士满在当时写给罗金汉的信中曾说，“汤森（罗金汉内阁时曾任财政大臣）对查塔姆勋爵极度不满，而伯克脾气火爆。”伯克无法接受查塔姆傲慢自大的态度，查塔姆也无法忍受一个与自己不相上下的有主见的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盟友。尽管罗金汉曾试图延揽查塔姆入阁，在自己的领导下合作共事，但查塔姆提出条件，他必须得说一不二，否则决不接受。谢尔本长久以来始终属于少数派，总是显得孤立无援，他因而心生厌倦，在1771年与巴雷一起远遁海外了。里士满和罗金汉对他们在乡下的田产无法释怀，正如当时的一首讽刺诗所写的：
牵着猎犬，吹着号角，
逃课的学童四处游荡；
为了捉住一只狐狸，
远离了圣史蒂芬教堂。[15]
尽管英国方面保留了《汤森法案》的导言和茶叶税，但美洲方面并没有进一步的抗议活动。正如人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事件的发展有时也不一定完全符合逻辑，形势也会急转直下，发生偏离。殖民地的有产阶级由于担心暴民劫掠造成社会动乱，开始减少他们对“爱国主义”运动的支持力度。运动的原动力萎缩了。由于厌倦了抵制英货运动，纽约州建议召开北部海港会议来决定共同政策。波士顿和费城的商人们也希望恢复贸易，但被那些煽动此项运动的人阻止了。当提议的会议计划落空后，纽约州抱着宁愿被欺骗也不想“饿死在爱国主义的粗茶淡饭上”的态度，停止了抵制英货，并于1772年开放了港口。其他殖民地也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效仿纽约的做法，躁动的情绪逐渐平息，他们的行动团结一致。这一现象证实了英国之前的想法，即殖民地永远无法形成统一阵线，煽动叛乱的念头哪能抵得过效忠保皇的情绪和经济上的利己主义呢。
随着议会对威尔克斯事件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强，诺斯勋爵的应对策略是尽量使下院避免讨论美洲事务，加之此时殖民地风平浪静，这一做法颇见成效。如果在这一阶段做出积极努力，双方本可以相互妥协，并有可能重新团结起来。殖民地正致力于解决各种不满和抱怨情绪，寻求对自身事务的自治，而非独立。与之相反的是，反印花税大会已经声明，他们“最为热切地”希望“永久延续”与英国的固有关系。甚至在情绪上最为激烈、最有挑衅性的马萨诸塞州议会也在1768年否认其有“最遥不可及的独立念头”，声称“如果让他们选择的话，殖民地会拒绝独立，并且认为被迫接受独立将是最大的不幸”。然而，乔治三世、诺斯勋爵、希尔斯伯勒和贝德福德派并未做出积极努力，或者对政府进行改革创新。在这段风平浪静时期，愚蠢之帆暂时被收了起来——直至1772年“葛斯比”号事件发生。
4.“别忘了罗波安的下场！”
（1772—1775）
“葛斯比”号是一艘英国税收帆船，该船指挥官陆军中尉杜丁顿（Dudington）勇猛好斗，不折不扣地执行国王的旨意，要将纳拉甘西特湾入口处及其周边上千岛屿上的走私活动一网打尽。每有船只经过，他都会登船检查。对于胆敢反抗的船长，则威胁要将他们通通扔到海里，此举使罗得岛居民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念头。当人们发现“葛斯比”号在普罗维登斯搁浅时，他们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于是，在数小时内，当地的船员们就分乘八艘小船袭击了“葛斯比”号，打伤了杜丁顿中尉，并把他和其他船员丢到岸上，放火焚烧了这艘船。
与往常一样，英国的反应虎头蛇尾，一开始强硬，最后软弱。首席检察官和副检察长判定，对“葛斯比”号的攻击是针对国王的战争行为，也就构成叛国，因此必须将罪犯绳之以法，遣送英国接受审判。首先，必须把这些人找出来。根据《皇家公告》，告密者将获得500英镑赏金，并由国王赦免其罪行。紧接着，一个阵容庞大的调查委员会成立，以起诉嫌疑犯，成员包括罗得岛州总督、纽约州首席大法官、新泽西州首席大法官、马萨诸塞州首席大法官以及波士顿助理海事法庭大法官。这项公告让人们重新怀疑这是英国的一起阴谋，意在剥夺殖民地人民的自由。罗得岛州与最难驾驭的马萨诸塞州齐声高呼“暴政！”“奴隶！”等口号，《纽波特信使报》用斜体字愤怒地宣告，“即使一万人在祭坛上被斧子劈死”，也不愿“在比埃及暴君更残暴的国王统治下过着戴枷锁的奴隶生活”。没有人站出来告密；虽然邻居们都知道谁参与了事件，但英国就是抓不到嫌犯。英国装模作样地在纽波特开了几次庭之后，调查法庭窘迫难当地在全体法官面前宣布休庭，随后便再也没有重新开庭。英国的惩罚措施又一次落空，进一步证实了英国既想推行专制又力不从心的软弱形象。
“葛斯比”号事件的结果很重要，因为罗得岛州抗议的怒吼为殖民地走向联合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根据马萨诸塞州在各个城镇中建立起来的模式，弗吉尼亚州下议院邀请其他殖民地成立一个通讯委员会，就共同行动和反抗方式进行协商。托马斯·杰斐逊和帕特里克·亨利此时均在弗吉尼亚州委员会任职。这是殖民地走向联合发展的开端，而英国一直以来都信心十足地认为这种情况永远都不可能发生。除了在对抗时刻之外，通讯委员会几乎没有引起英国方面的关注，而美洲事务总体上也是风平浪静。德拉尼夫人是一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丈夫是英国圣公会的一位教长，她在这一时期与社交圈及文学圈中的朋友和亲戚有大量通信，但在信中对美洲几乎只字未提。
英国政府中直接负责处理“葛斯比”号事件的两位律政官员是首席检察官爱德华·瑟洛（Edward Thurlow）和副检察长亚历山大·韦德伯恩（Alexander Wedderburn），两个人都极令人反感。瑟洛脾气暴躁，而且据说脏话连篇到在伦敦无人能及，此人在学生时代便极难管束，因为傲慢无礼和为非作歹而被剑桥大学除名，但他在法律方面却自信过人。在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看来，“人不可貌相”，低沉的嗓音和严肃的外表使他看起来有些阴险奸诈，但他其实还是很让人钦佩。瑟洛在法庭上对被告往往咄咄逼人。在政策方面，他始终认为英国要向美洲殖民地展示权威，而且，尽管众人皆知诺斯勋爵并不待见他，但由于他坚定不移地支持国王，国王最终任命他为上议院大法官，并加封男爵。韦德伯恩在对待美洲事务上也同样倾向于高压政策，他是一位野心极大的苏格兰人，为了向上爬，他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奉承或是背叛任何同僚。一位熟知他的人曾说，“这个人很有一套，即便对背叛行为都不会轻易相信。”虽然国王不喜欢他，但他最终也成了大法官。
瑟洛和韦德伯恩不属于内阁成员，但下达命令成立调查法庭并传唤嫌犯到英格兰受审的却是内阁，签署该命令的正是希尔斯伯勒的继任者“好好先生达特茅斯勋爵”。国家受到攻击，必须做出回应，内阁认为此举完全正当；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举动未尝不可，但从现实政治来讲，实在是愚蠢之至。众所周知，美洲人对将他们遣送到英国审讯本就极为愤怒，而指望罗得岛居民出卖自己的同胞更是痴心妄想，因此，问题的要害还是“坚持认为自己拥有一项明知无法行使的权利”。在沿海通讯中心纽波特，这已经成为人尽皆知的事实了，宗主国软弱无能的形象也从那里迅速传播开来。
虽然达特茅斯勋爵是诺斯勋爵同父异母的弟弟并且两人一起长大，也在欧洲大陆游学过，但他却是美洲诚挚的朋友，这可能因为他是卫理公会教徒，该教会的主要活动之一便是在美洲传教和讲道。达特茅斯为人亲切，对上帝十分虔诚，而且据说是塞缪尔·理查森的小说《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中善良的主人公查尔斯·格兰迪森的生活原型，还有个外号叫“圣歌手”。他曾出任罗金汉内阁的贸易大臣，尽管在该职位上被赋予的行政职权很小。后来，贝德福德派党同伐异，使用阴谋诡计迫使希尔斯伯勒辞职，诺斯勋爵遂任命达特茅斯担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写道，作为内阁中唯一的亲美洲人物，达特茅斯“诚挚地希望能够与殖民地相互谅解，但他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实力，并且他所希望的最佳措施又只有加入了最糟糕的内容才能获得通过”。渐渐地，由于美洲誓不妥协的态度屡屡使他的善意家长制作风受挫，他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反对安抚，赞成镇压。
恰在这时，茶叶事件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同威尔克斯事件一样，东印度公司的财务困境，其臭名昭著的恶劣行径以及该公司与英国皇室的复杂财务关系，许多年来一直是个难以处理的问题。之所以在此提及，只是因为这些问题在英国与美洲争端中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结局。为了逃避茶叶税，美洲人一直在走私荷兰茶叶，这样便使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销售量减少了几乎2/3。由于该公司每年最起码要向伦敦偿付40万英镑债务，为了挽救它，诺斯勋爵想出了一项计划，而根据该计划，堆积在东印度公司仓库里的多余茶叶可以直接销往美洲，这样就不必先运到英国，也就避免了英国关税。如果在美洲，茶叶税减少到每磅3便士，那么茶叶便可以每磅10先令的价格销售，而不是原来的20先令。考虑到美洲人对茶叶情有独钟，降低后的价格有望吸引美洲人大量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这样便会瓦解他们出于爱国情怀而对茶叶税的抵制行为。据报道，每天饮两次茶的美洲人达百万之众，而且根据费城的一篇报道，“妇女们对茶喜爱颇深，以致她们宁愿不吃饭也不能不喝茶。”自从抵制英货运动烟消云散，除茶叶以外的其他贸易的恢复已经平息了双方的怒气，许多人认为以前的不愉快已经一去不返了。因此，当1773年5月《茶叶法案》在英国议会顺利通过时，议员们完全没有料到，此举将再次激发美洲人的怒火。
英国坚决主张对美洲人民的统治，但是他们始终不了解美洲人民，而且也没有刻意去了解，这就是英帝国与殖民地关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直到大约15年后，巴雷上校告诉马萨诸塞州代理人乔赛亚·昆西，大英帝国有2/3的人认为，美洲人都是黑人。身在伦敦的美洲人主要是与商人和城里人打交道，比如弗吉尼亚州的亚瑟·李，他曾在英国受过一段时间教育，并且在双方敌对之前在那里度过了10年；还有来自查尔斯顿的富裕商人和农场主以及未来的大陆会议主席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以及诸如拉尔夫·伊泽德和查尔斯·平克尼等其他几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商人。尽管这些人与伯克、谢尔本以及其他党派的人物关系还算友好，但他们始终未能进入英国贵族社会，反过来贵族们对他们也一无所知。
虽然美洲的小册子和请愿书、迪金森的来信、杰斐逊的《英属美洲权利综论》以及其他许多关于殖民地问题和殖民地人民情绪的论争内容都已在伦敦出版，但贵族和乡绅们却很少去读这些材料，下议院时常以这样或那样的技术性理由拒绝像乔赛亚·昆西这样的特别代理人列席会议。他在给美洲的信中写道，“我每碰到一个人，都会不厌其烦地向其讲述美洲大陆的真实状况以及美洲居民的真实感情。”但他又说，无法保证这种努力能够奏效。按照希尔斯伯勒的说法，“我们与生俱来高人一等”的感觉在英国人中根深蒂固，在他们看来，美洲人就是一群行事粗野、不服管束的麻烦制造者，但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他们中间有个叫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人，他才华出众，智慧超群，政治敏锐，久经世故，各方面与任何欧洲人相比也毫不逊色，而且为了英国与美洲殖民地的和解目标而做着不懈努力。
美洲的盟友们态度也大相径庭。罗金汉认为英国就是家长，而殖民地则“应该是安分守己的孩子”。查塔姆也持相同的观点。但是，如果他们两人中任何一人曾访问过美洲，参加过殖民地议会，也了解过殖民地人民切身感受的话，那么在离开时可能会纠正他们的这种认识。然而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是，从1763年到1775年，甚或在此之前和之后的时间里，除了陆军和海军军官之外，英国的内阁大臣中竟无人到访过大西洋彼岸这片他们认为大英帝国赖以汲取营养的土地。
他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认为，必须牢牢掌控这片土地，因为在他们看来，美洲人正在叛乱，而美洲的独立则意味着英国的毁灭。查塔姆坚决主张采取安抚措施，因为他担心，如果美洲被逼到武装反抗的地步，帝国也许会失败，法国或西班牙可能会得到美洲殖民地，而“如果这一切发生的话，英国便完蛋了”。如果输掉美洲这块巨大的蛋糕，英国的发展将停滞，将不再是个世界强国。国王在内心隐约感觉到这种可能性，他表示，“在我们与邻国作战之前，必须把殖民地问题处理好。”
在另一种意义上，查塔姆同许多人一样，也感觉到英国的命运与殖民地休戚相关，“如果自由在美洲得不到保障，它在英国也必将患病、衰弱直至死亡”。这就是关于自由的论点。而关于权力的论争在于，如果不向殖民地征税，许多英国技术工人和制造商有可能被吸引到那里去发展，殖民地将逐渐繁荣起来，并且最终取得对英国的相对优势，留给古老英国的只是“一个贫穷的遭人遗弃的可怜王国”。报上登载的一些来信表达了这种担忧，有人预言，美洲人口很快就会超过宗主国，“到时我们该如何统治他们呢？”甚至还有人说，200年后，帝国的首都有可能迁至美洲。1772年平安夜，《圣詹姆斯编年史》中这样表述，如果美洲人口超过英国，那么英国和美洲之间只剩下自然利益和某种联邦形式的关系了，而如果二者联合起来，他们或许能够“以武力与世界对抗”。
《茶叶法案》的结果相当令人失望。美洲人并没有兴高采烈地勉强接受廉价茶叶，而是愤怒至极地爆发了；而这次爆发与其说是群众的普遍感受，不如说是商人煽动的结果，因为东印度公司低价倾销，美洲人感觉自己作为茶叶批发商的地位被剥夺了，这就令他们的贸易毁于一旦。船主和造船工人以及船长和船员也感受到威胁，因为他们的生活主要依赖于走私，政治煽动者心中窃喜，认为机会将至，应该坦然面对。他们提出了耸人听闻的口号，“垄断者”即将通过一家英国公司控制美洲，而这家公司因“肮脏黑暗、横征暴敛”而臭名昭著。如果他们在茶叶上得手，很快就会扩展到香料、丝绸、瓷器和其他日用品上。因此，一旦美洲人接受了印度茶叶，3便士税收便会“进入我们神圣自由的壁垒”，英国议会通过征税增加国库岁入的目的也将会实现；“在彻底征服殖民地之前”，政策的制定者不会善罢甘休。
殖民地的和事佬们希望安排载运茶叶的船只在卸货及缴纳茶叶税之前返航。在除波士顿以外的港口，他们提出有暴民威胁，恐吓东印度公司的代销人，使他们不再承接茶叶的零售业务，这屡屡奏效。在波士顿，有两位代销人是哈钦森总督的儿子，他们坚决反对煽动者所散布的言论，并准备提货。1773年12月1日，第一艘载运茶叶的船只在波士顿码头靠岸，紧接着又有两艘停靠。因为如果已卸船的货物在规定时间内未被运走，有可能会被关税委员会以未纳税为由而予以没收，爱国者们担心委员会可能会把没收的茶叶私下出售以增加岁入。为了防止这种行为，或许也是为了恐吓所有希望购买廉价茶叶的人，他们于12月16日晚上登上这几艘船，强行打开茶叶箱子，把所有的茶叶都倒入了大海，这就是以后载入史册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这则对英国财产发动罪恶攻击的消息最早于1774年1月20日传到伦敦，令英国人大为震怒。这起事件破坏了悄无声息地建立征税制度的计划，使东印度公司的财务状况危机四伏，也证实了马萨诸塞州人是不可救药的叛乱分子。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此刻或许应该想到回顾在殖民地造成的一系列日益严重的负面后果，从而扭转到目前为止令人担忧的事件发展方向。这需要的是思考而不只是单纯做出反应，但政府并没有停下来认真思考的习惯。这一点，乔治三世的大臣们无一例外。
他们不但没有认真反思，反而颁布了一系列现在通常称为强制法案的措施，该法案在美洲被称为“不可容忍法案”，这项法案使本已迹象十分明显的对抗状态升级，错过了另外一条结果也许完全不同的道路。
作为一场针对王室财产的战争行为，倾茶事件被判定为另一个叛国案件。内阁明智而审慎地决定，为了避免“葛斯比”号事件因为程序而造成难堪局面，他们选择通过议会法案将波士顿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惩罚。据此，有人提出了一项议案，在东印度公司和关税委员会遭受的损失获得赔偿之前，在“和平与守法”得到充分保障之前，在人们可以安然无恙地进行贸易活动之前，在税务部门能够及时适当地收取关税之前，关闭波士顿港口的所有商业活动。
自格伦维尔第一次提出征税以来的10年间，殖民地愤怒的抗议此起彼伏，而内阁却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而今在准备这项议案时，它也一如既往地没有预见到任何麻烦。大臣们以为美洲其他殖民地会对波士顿人破坏王室财产的行为予以谴责，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干涉英国对波士顿的惩戒，甚至可能会愉快地接收由于波士顿港关闭而转到他们自己港口的茶叶。榆木疙瘩似的思维不会有清醒的时候。对发生在码头上的巨大盗窃罪断然做出愤怒反应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但指望《波士顿港口法》能够起到控制局势的作用，起到维护帝国稳定的作用，抑或起到震慑马萨诸塞州近邻的作用，都是过于情绪化的表现，完全没有考虑最近种种迹象所可能带来的后果。
唯情主义向来是导致愚蠢行径的根源。在就哈钦森来信事件所进行的听证会上，本杰明·富兰克林成了野蛮攻击的目标，而唯情主义在此刻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哈钦森在这些寄给财政大臣托马斯·惠特利的信中建议采取更加断然的措施以镇压马萨诸塞州的叛乱，但信件被富兰克林秘密获取并公开发表了，马萨诸塞州人民因而对哈钦森出离愤怒，并向议会请愿要求解除其总督之职。韦德伯恩在按请愿书要求举行的听证会上主持对富兰克林的审查，审查是当着35位枢密院委员的面在一间更适合被称作战场的内庭进行的，这是出席此类听证会委员人数最多的一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热心的观众，包括一些贵族、下院议员以及其他宾客。韦德伯恩时而嘲笑奚落，时而妙语连珠、恶语谩骂，把这位在伦敦最有影响力的美洲人描绘成小偷和叛国者，看客们则随着韦德伯恩的节奏有时面露微笑，窃窃私语，有时毫无顾忌，开怀大笑。据说，诺斯勋爵是唯一一位没有发笑的听众。第二天，国王解除了富兰克林北美殖民地邮政副局长的职务，但这并没有使这位强烈主张和解的人灰心丧气，当然，他也永远无法忘记这一天。4年后，当富兰克林与法国签署联盟条约，确认他的祖国成立时，他仍然穿着那件在接受韦德伯恩折磨时所穿的曼彻斯特丝绒外套。
政府中反对波士顿的情绪相当强烈，以至于在前两次对《波士顿港口法案》进行解读时竟然无人表示反对；甚至连巴雷和亨利·康韦也发言赞成采取强硬的行动。在第三次解读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其他港口已经将茶叶退回了英格兰，同时也主张在波士顿港被取消商业活动之前再给它一次支付赔偿金的机会。最重要的陈述出自一位具有实际经验的人物——前西佛罗里达总督乔治·约翰斯通，他警告说“提出这样的草案定会促使殖民地普遍建立联邦关系以对抗英国的权力”，但几乎没人在意此番预言。作为反对派发言人之一的伯克承认，反对派发言人“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以至于下院都无须分组投票。在上议院，谢尔本、卡姆登和里士满公爵均对草案表示不赞成，但这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波士顿港口法案》如融化的黄油一般在议会轻易获得通过。
紧接着议员们讨论了另外三个《强制法案》，首先是《马萨诸塞政府法》，该法案实际上废除了海湾殖民地大宪章。包括选举权，政府官员、议员、法官和陪审员的任命权，还有召集市镇会议的基本权利在内的所有权利都由国王委派的总督接管，用伯克的话说，“通通只能听从英国国内政府的安排”。自然，这种做法也向其他殖民地暗示，今天对马萨诸塞州的惩罚也同样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其次是《司法行政令》，该法允许那些在马萨诸塞州被控有罪而又声称无法保证受到公平审判的皇家官员可以被移送到其他殖民地甚至英格兰接受审判。鉴于波士顿已经矫枉过正地给予“大屠杀”中的指挥官普莱斯顿上尉一个公正的审判，由约翰·亚当斯为其辩护并已经宣判他无罪，《司法行政令》简直就是对马萨诸塞州的羞辱。再接下来，为防止任何拒绝提供兵营的行为，议员们在年度《驻军营地条例》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条款，允许把士兵安排在居民的家中、客栈中以及其他建筑中。与此同时，盖奇将军已经受命去波士顿接替哈钦森出任总督。
同时颁布的还有《魁北克法案》，尽管该法案并不属于强制法案之一，但却是最令人出离愤怒的措施，因为该法案将加拿大边界扩展到了弗吉尼亚和其他殖民地也有领土主张的俄亥俄河。《魁北克法案》还规定了加拿大国民政府的组成条件，规定英国议会有征税权，可以按照法国方式进行没有陪审团的审判，也允许天主教的存在。由于95%的加拿大人都是天主教徒，因此这是一项难得明智的宽容举措，但它同时却让殖民者和他们的英格兰朋友大为光火。针对“天主教会”的怒吼响彻云霄。宾夕法尼亚人预言将出现宗教裁判所，费城人则预言会出现“圣巴多罗买节大屠杀”，人们又想起了巴比伦妓女，卡姆登勋爵已经在描画“教皇的军队”和“教皇的部落”，说他们似乎随时准备毁灭清教徒殖民地的自由。至于废除陪审团制度，《圣詹姆斯编年史》则宣称，“如此可耻的条款不应当出自任何英国人之手。”这项法案给予加拿大人诸多优惠，但在此时通过实在有些令人费解，不合时宜，或许目的是希望让加拿大人效忠大英帝国，使他们能够协助遏制美洲出现的暴乱。但是，如果英国真想安抚殖民地并且最终与殖民地和解，那么颁布《强制法案》，尤其是《魁北克法案》的做法却与这一目的完全背道而驰。
正如反对派所坚信的，难以说清楚政府的愚蠢举动有多少是出于无知，又有多少蓄意寻衅的成分。无知肯定是重要因素，正如约翰斯通总督曾在下议院十分无助地评论说，他注意到“在这个议会大厅里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大多数对美洲的体制一无所知”。
1774年3月至6月的一系列举措令反对派真正担忧起来，他们警告政府，也许会出现可怕的后果。人们已经隐约感到有可能涉及使用武力，而一想到准备对具有英国血统和传统的人民动武，让很多人不寒而栗。约翰·邓宁（John Dunning）是一位开明的律师，曾在格拉夫顿内阁担任副检察长一职，后来战争快结束时在著名的“邓宁决议案”中对诸多问题进行了总结，通过强制法案看到了一种“针对我们自己臣民的战争、严厉的报复和仇恨”倾向。之所以别无选择是因为其他方案成功的机会渺茫。曾在魁北克与乌尔夫一起攀越亚伯拉罕高地的威廉·豪少将在1774的竞选活动中告诉他的选民，即使英国的所有军队加起来，也不足以征服美洲。同样在议会任职的约翰·伯戈因将军也表示，他更愿意“看到美洲被说服而不是被武力所征服”。
大臣们也收到了警告。当达特茅斯向亨利·劳伦斯询问《强制法案》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时，后者的看法与约翰斯通总督在议会的发言相近，他预言说，“从佐治亚州到新罕布什尔州，人们将组成一个生气勃勃的联盟和方阵进行抵抗”。迄今为止，在人们的印象中只有出现奇迹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当听众只愿相信事情的另一面时，对政治事件的警告注定是徒劳的。在明确表述卡桑德拉的咒语时，古希腊人向我们表明，他们早就对人类的灵魂洞察入微。
在1774年4月19日的辩论中，反对派提出一项废除茶叶税的动议，伯克在针对该动议的演讲中阐述了他个人对美洲问题的看法。他对英国政府出台一连串法案而后又废除法案的行为进行了绝妙的总结，他认为英国人在美洲问题上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空洞威胁、错误假设，殖民地政策的历史一路狂奔，一方面退回到《航海法案》时期，另一方面又“以精力旺盛却狂躁不安，愚蠢至极却轻快敏捷的状态快速奔向毁灭”。他说：“国家的公务员们从未以相互联系的观点从整体上看待你们复杂的利益……他们从来没有一套区分是非的体制，只不过偶尔凭空捏造一些可耻的谎言来逃避他们神气活现夸大的困难……通过这样的管理方法，软弱无力的议会做出了很多难以挽回的决定……就这样，他们已经撼动了经营活动遍及全球的商业帝国的基石。”在抨击某些人一直主张的维护帝国权威（现在有时称为信誉）的象征意义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的尊严与此密切相关……但这样的尊严对你们来说实际是一种沉重的枷锁，因为近来它已经与你们的利益、你们的公平正义以及你们所有的政策理念都发生了冲突。”
这个“沉重的枷锁”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决策者。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一位智者，他从政治经验中总结出原则，并能够进行清晰的表述，这种人寥若晨星。他在《印花税法案》危机期间写道，有人认为，“在制定了错误的政策之后一定要坚持己见，而不是在发现错误之后尽快采取纠正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维护尊严和荣誉，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对的。
在美洲，《波士顿港口法案》的颁布让殖民地团结起来。5月，罗得岛州发出倡议，首次提出成立殖民地代表大会，而康涅狄格州各城镇则举行了抗议集会，宣誓将给予波士顿资金和物资援助，并在必要时“以我们心灵之血溅洒美洲祭坛”。年迈的印第安战士，同时也是“七年战争”中的突击队员伊斯雷尔·帕特南上校是康涅狄格州通讯委员会主席，他亲自赶着130只羊从庞弗里特的家中步行100英里到达波士顿。巴尔的摩赠送了1000蒲式耳（容量单位）玉米，波士顿最终收到了来自所有13个殖民地州的礼物。爱国领袖们要求所有美洲殖民地都拒绝用茶，对茶叶的走私也停止了，“造成伤害的垃圾”在乡村草地上被付之一炬，取而代之的是同白水一样索然无味的被称作自由之茶的草药冲剂。
召集殖民地代表大会的倡议迅速得到了纽约和费城的支持，到夏季还未结束时，便得到了12个殖民地州的响应。正如杰斐逊给弗吉尼亚代表大会的代表所写的说明草案中所说，许多美洲人已经相信，“在经历了几届政府的更替后”，英国政府“一成不变”地对美洲实行了一系列压制措施，从而“明白无误地证明，英国在精心谋划并系统实施一个计划，要让我们所有人沦为奴隶。”
这篇文章在美洲深入人心。乔治·华盛顿对此十分赞同，因为里面提到“一以贯之的系统计划，要将奴隶枷锁套在我们身上”。汤姆·佩因则坚持认为，“英国内阁在每件事上都与美洲看法相左，这已经是他们固定的思维了”，其目的就是想废止美洲宪章，控制美洲人口和财产的增长。这一指控非常恰当，因为这样就证明美洲最终造反实在是迫不得已；诚然，如果英国确实一直在执行一项逼迫殖民地造反的计划，以便能够彻底征服他们的话，那么它所制定并实施的各项政策就合情合理了。但这也有悖情理，这样的解释跟撤销法案、出尔反尔、任意而为以及个人独断不相吻合。那些批评英国政策的人抱怨说，英国不但没有“精心谋划，系统实施”的政策，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伯克大声疾呼，“什么政策应该强制执行，什么政策应该废除；应该对什么强硬，对什么退让；有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要全力以赴，什么事情可以张弛有度……在这个会期结束前，我们应该制定某种制度……我们还是采取一些能够一以贯之的行动吧。”
相反，由于认为英国的政策是连贯的，美洲开始公开与英国决裂。正如两个世纪后日本偷袭珍珠港一样，《强制法案》把对手凝聚在了一起，使殖民地团结一致，成为一个整体，而这两起事件最后的结局也是相同的。第一届大陆会议于1774年9月在费城召开，有56名代表出席，代表了除佐治亚州以外的所有北美殖民地。会议宣告，自1763年以来英国议会通过的所有与殖民地相关的法案都侵犯了美洲人民的权利；代表们宣誓，恢复“抵制英货”运动，直到所有相关法案被废除为止。如果一年之内美洲的冤屈得不到伸张，他们将采取禁止贸易行动，也就是不但禁止从英国进口商品，也禁止向英国出口货物。会议通过了有关自治政府权利的10项决议，包括由殖民地立法机构决定自行征税；同时，迫于激进派的压力，签署了由马萨诸塞州萨福克县提出的决议，该决议宣称《强制法案》违反宪法，因此无效。同时授权当地民众，在法案废除之前不必遵行；并号召他们，一旦受到攻击应武装起来组成民兵自卫。与此同时，在承认效忠国王的前提下，他们认为自己是不受英国议会管辖的“自治领土”。为了不疏远代表中的保守派，会议并没有号召独立。约翰·亚当斯声称，“独立是拥有恐怖外表的妖怪，体质纤弱之人若胆敢直视其面容，恐怕会吓得昏厥痉挛。”
然而，有些人准备选择另外一种方案，即“慷慨大方地成立联盟”，这也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代表大会说明中所用的措辞。他的条件是，殖民地的对外贸易一定不能受到任何限制，“除殖民地自身外，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对他们的财产征税或进行管制。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瑟夫·加洛韦是大陆会议上的保守派领袖，他正式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被称作“英国与殖民地之间建立联盟”的提议，但几乎没有代表对该计划表示支持。在代表们看来，英国腐败堕落，懒散颓废，视自由为敌人，因此他们无意与英国为伍。富兰克林在写给加洛韦的信中说，“我一想到在英国这个古老腐朽的国度，腐败现象充斥社会的各个阶层”，“政府官员人数众多却人浮于事，数额庞大的薪资、退休金、额外津贴、贿赂、无端无故的争吵、愚蠢的探险、假账目或者无账目、合同以及工作挥霍掉国家所有税收……”就担心，如果与英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盟关系，殖民地将得不偿失。
随着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英格兰的进步思想家中有人提出了建立联盟的主意。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为了繁荣昌盛的宏伟大业，为了大英帝国绵延长久”，应该建立这样一种联盟。同一年，非国教派知识分子领袖理查德·普赖斯博士在他的作品《对公民自由性质及对美战争的意见》中提出，在平等基础上建立盎格鲁——美洲联盟。他借助启蒙这一外表，将论点建立在“理智、公平及人类权利赋予”的公民自由基础上。
尽管声称建立联盟在当时切实可行的说法有点儿言过其实，但在一方强调使用武力，另一方拼命反抗的情况下，联盟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他们丝毫都不能容忍与美洲人拥有平等权利的想法，联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实现，因为英格兰的实权人物中没人愿意放弃对贸易进行管控的权力。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这么认为；如果双方都有建立联盟的愿望和意向，或许逐渐建立某种形式的联邦也未尝不可。但当时谈这些为时尚早，因为固有的观念和偏见是反对建立联盟的，而彼时离两岸直接通讯尚有100多年的时间。
大陆会议将各殖民地团结了起来，英国对此大为不快，并将其视为叛国行为。到目前为止，诉诸武力的想法已经深入人心。盖奇将军一封又一封来信说明了日益严重的局势。他报告说，“骚乱的火焰”正在迅速蔓延，而且已经不再只局限于“一小撮”煽动者了，马萨诸塞州及其近邻各州的大多数小业主和农场主都参与了进来，他们正在收集武器和弹药，甚至大炮，整个新英格兰地区一定会不可避免地进行公开叛乱。11月，国王公开承认，无论殖民地打算仍然臣属于英国还是准备独立，“英国已决定实施打击”，对于“行动方针目前似乎已计划妥当”这一点，国王表示“并不难过”。
内阁决定派遣三艘军舰前往美洲支援，但因为所有人都正忙于当年秋天的竞选活动，行动被推迟到了新一届议会召开的时候。同时，长期担任战争大臣的巴林顿子爵不是在核心内阁就是在大内阁中提出了不同意见。尽管他以前也赞成对美洲实行强硬路线，但他是那种在任何群体中总是根据现实情况及其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的少数人之一。到1774年，他已经逐渐认识到，把殖民地逼到武装反抗的地步将会产生灾难性后果。不过，他没有转向亲美洲立场，他对大英帝国仍然忠心耿耿；他在1774年11月和12月写给达特茅斯的两封信中解释说，他只是得出了专业性的结论：在美洲进行陆上战争将徒劳无功、代价高昂，并且也无法获胜。徒劳无功是因为英国显然永远无法征收内部税；代价高昂且无法获胜是因为，必须得派遣大量军队，修建许多要塞才能控制被征服的地区，“但这样做所投入的成本将是个无底洞，最终会令我们功亏一篑”；而且，“内战还会血流成河，让人民惊恐万分”。英国发动战争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证明无法行使的权威；“我重申，我们的争斗只是为了一个面子问题”，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胜利所能带来的回报”。
巴林顿建议，不但不应该向马萨诸塞州增派军队，反而应从波士顿撤军，让这座城市处于目前的“混乱状态”，直到它更倾向于合作为止。没有了小规模胜利和“迫害性暴力活动”的鼓舞，殖民地的反叛士气将逐渐减弱，最终他们将愿意回到谈判桌前。
巴林顿在这里清楚地阐述了许多明显的愚蠢荒唐行径，即付出与预期收益之间的不平衡，以及为获得荣誉而必须承受的“沉重负担”，但因为他不在其位，难谋其政，只是说说而已，因此他的观点并未激起一丝涟漪。后来，内阁要求他执行一项他并不信服的政策，他只好请求辞职，但国王和诺斯对他极力挽留，因为他们并不希望让外人看到他们队伍中有人对政策持怀疑态度。
在城市，舆论普遍对殖民地强烈支持，以致伦敦的自由民选出了两位美洲人担任郡的司法长官，分别是长岛的斯蒂芬·塞尔和弗吉尼亚的威廉·李。竞选伦敦选票的候选人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保证支持一项议案，而根据该议案，美洲有权选举它自己的议会，有权自行征税。同样也存在相反的意见，一位知名的伦敦人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也表达了他的观点，认为美洲人是“天生的罪犯，理应感谢我们允许他们拥有除绞刑以外的任何东西”。表现约翰逊极端思想的小册子《税收并非暴政》使英国乡绅、大学、圣公会教士以及所有反美团体感到欣喜若狂。然而，他私下里向博斯韦尔承认说，“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管理软弱无力，胆小怕事”；而随着时光流逝，“我们政府的表现明显愚钝低能”。
1775年1月，当时杰出的政治家查塔姆勋爵强忍病痛召集议会开会，提出了一项可行的方案，这是英国捍卫自己利益的最后一次机会。1月20日，查塔姆提议立即从波士顿撤出英国军队，以此向殖民地表明，英国“为了维持与北美的和睦关系”，愿意“率先做出让步”。他表示，军队不仅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只会火上浇油。他们可能会从一个城镇挺进到另一个城镇，迫使民众暂时顺从，“但如何才能确保军队离开后，这个国家仍然俯首帖耳呢”？“对你们随意的征税制度”进行的反抗“早就应该能够预见得到”。需要多少力量才能将反抗镇压下去呢？“我的先生们，难道是靠在美洲的几个团和国内的1.7万或1.8万人吗！这个想法实在荒唐可笑。”北美殖民地纵横1800多英里，人口众多，骁勇善战，最重要的是，他们向往自由，想要征服这片土地和人民实在是痴心妄想。“试图在如此强大的国家建立专制主义制度只会徒劳无功，也一定会造成致命的后果。我们最终将被迫撤退：如果是那样，就让我们主动撤退吧，而不要等到迫不得已而为之。”
老皮特口才高超，但却有些傲慢自大，他忽视了政治手腕，未能说服足够的支持者投票赞成他的动议；而且除谢尔本之外，他甚至都没有事先告诉任何人他打算发表演讲或是提出动议。而他告诉谢尔本的也不过是，他打算唤醒“这个沉睡而糊涂的内阁”。他认识到冷酷无情的现实，他的远见卓识击中要害，但是议会不需要现实；议会只想要鞭笞美洲。沃波尔写道，对于查塔姆出人意料的动议，“反对派盯着他，然后耸了耸肩；而那些大臣们只是盯着他笑了笑而已”。这项动议只获得了18张赞成票，有68票反对。
尽管查塔姆魔法般的统治地位已不复存在，但他仍然坚信“我知道我能够拯救这个国家，而且我一人之力足矣”。在与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及其他一些美洲人私下磋商后，查塔姆于2月1日提出一项解决美洲危机的议案，内容包括废除《强制法案》；在未经美洲人民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对他们征税；承认大陆会议并由其负责对殖民地的评估，决定是否自行征税以增加王室收入，用来支付王室的开销；此外，殖民地拥有独立司法权，设置陪审团，被告无须被遣送到英国接受审判。国王将保留对外部贸易进行管控的权利，和在必要时部署军队的权利。针对这样一份议案，在贝德福德公爵去世后一直担任该派领袖的高尔勋爵“愤而起身”对该议案予以谴责，认为它背叛了议会的权利。他说“所有相关的利益，每一个高贵的动机，一个健全政府的每一个原则”，都要“全部彻底、不折不扣”地维护“立法机关至高无上的权威”。
尽管查塔姆的解决方案遭到大多数议员的拒绝，但仍有32名贵族投票支持他，不过他终究无法拯救一个不愿被救赎的帝国。由于在辩论中遭到嘲笑，查塔姆颇受打击，他在一份控诉摘要中用语粗野、毫不留情地发泄对政府的沮丧不满情绪，他说：“你们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是那么软弱无力、鲁莽冒失、专制臆断、无用无知、疏忽大意、卑躬屈膝、毫无能力、腐败透顶。”
第二天，政府提出了一项议案，宣布新英格兰为反叛地区并请求增派兵力迫使其就范。虽然该议案很快便获得通过，但这次下院的反对票增加到了106票；此外还附加了一项遏制法案，新英格兰殖民地不能到纽芬兰从事渔业，并且除了与英国港口进行贸易外，不得与任何其他港口从事贸易活动，以此施加经济压力。内阁任命了三名将官到美洲服役：他们是少将威廉·豪，约翰·伯戈因和亨利·克林顿。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后来他们三人有的被召回，有的向殖民地投了降。
与此同时，英国还派了三个团的兵力去增援盖奇将军。国王还让“七年战争”中任英军总司令的杰弗里·阿默斯特爵士再次指挥美洲的英军部队，因为，根据国王有些矛盾的理论，殖民地人民熟知阿默斯特，对他信赖有加，因此，他也许“用不着把刀架在殖民地人民脖子上，就能使这些受到蛊惑的人下跪臣服”。尽管国王许诺授予阿默斯特贵族头衔，但他一方面可能对结果心存疑虑，另一方面也可能对政府的政策心生厌恶，他拒绝服役对抗“曾帮助过他，令他深怀感激之情的”美洲人民。他还不是最后一个说“不”的人。突然之间，诺斯似乎也有所动摇了。在仍谋求和平解决方案的达特茅斯的推动下，他提出了自己的和解建议；根据该建议，英国免除任何单个殖民地的税收，但各殖民地要自行筹集由国王和议会批准的管理和防务支出费用。得知这一计划后，“所有人脸上都流露出犹豫、错愕、疑惑的神色”，但后来，人们才明白，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分化殖民地，让它们互相为敌。但因为该计划中并没有提出废除强制法案，因此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殖民地所接受。
在此情况下，伯克也奋力一搏，发表了一通排山倒海般的演讲，将最后获得和平的机会又稍微扩大了一点。他的主要观点在于，“以团结精神维系帝国的和谐一致势在必行”。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拥有权威但并不颐指气使。无论英国人喜欢与否，美洲人民的自由精神是存在的；他们的祖先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漂洋过海移民到了美洲，而这种精神在来自英国的殖民者中可能比来自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的殖民者都要更加强烈。“这种精神无法去除，用武力镇压也无济于事，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顺其自然，或者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姑且将它当作一场无法避免的灾祸来坦然接受。”据此，伯克开出了他的药方：“政治上的宽宏大量往往都是真正的智慧，伟大的帝国会因为鼠目寸光的政客而病入膏肓。”废除强制法案，让美洲人民自行征税，我们应该“欣然同意而不是强其所难”。给他们自由，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富裕起来，这样他们就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源，使我们有实力去对抗法国和西班牙。
宽宏大量需要虚怀若谷的情怀。乔治三世和他的大臣们，以及议会中的多数人，拒绝理性分析，置终极利益于不顾，继续在镇压的道路上前行。显然，即使他们能获胜，也必将由于激起了美洲人民的敌意而损失惨重，而像阿默斯特和豪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兵对战争胜利持怀疑态度。这是显而易见的感觉。沃波尔在当时写给他的朋友霍勒斯·曼（Horace Mann）的信中表示，“就这种战争而言，胜利会使我们倾家荡产、”那么，为什么国王和内阁对这样的结果视而不见呢？因为他们只想着维护权威，没有深谋远虑的思考，毫不考虑失败的风险，想当然地以为从军事上打败“乌合之众”易如反掌。面对大英帝国的武装力量，美洲人肯定会俯首称臣，对这一点他们深信不疑。这就是支配他们思想的关键要素。一位名叫格兰特的陆军上校表示，他在美洲服役多年，对美洲人了如指掌，他向下议院保证说，“他们不会跟英军打的，他们永远都不敢正面对抗英国正规军，而且也不具备优秀士兵所必备的任何条件”。上议院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一位反对派成员警告说，殖民地将会征召到无数的士兵，听闻此言的桑威克勋爵自鸣得意地回应说，“那又能怎么样呢？他们不过是一群毫无经验又缺乏训练的胆小鬼而已。”这样的人越多越好，因为“如果他们不逃跑，那就只能在饥饿难耐后束手就擒”。桑威克和他的同僚们很乐意展开这种无休止的争吵，并始终认为，英国将最终使用武力征服美洲。对那些自认为英国实力更强的人来说，诉诸武力似乎总是最容易的解决方案。
此外，就像高尔勋爵所说的那样，他们一直认为，美洲人的叛乱就是“一些暴民聚众滋事，外加几个派系领袖煽风点火”，而且大陆会议的代表“远未表达那些品行端正的选民的真实想法”，之所以选定他们参加会议，是因为“那些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不敢参与此事”。关于那些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虽然高尔的说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绝对没有如他所想象的那样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或是具有普遍影响。
正是这些假设使得英国疏于准备。尽管在上一年颁布《强制法案》之际就应该能够预见到双方的敌对状态，但在这过程中，英国并未在军事方面采取任何准备措施。狂妄自大的桑威克一直以来就宣扬要采用武力，但作为海军大臣，他并没有为海军的战备做一丝一毫的工作，而这对于战时的运输和封锁都是至关重要的方面；事实上，到1774年12月为止，他反而将海军部队减少了4000人，这相当于海军总兵力的1/5。几个月后，伯戈因将军说道：“我们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步与恺撒带兵渡过卢比孔河（意大利北部河流）具有同样的意义；而现在，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极其严重的战争，除了枪炮声之外，我们没有接到任何作战的命令。”
1775年4月，盖奇将军获悉在20英里外的康科德镇，叛乱分子藏有大量武器，于是他决定，派遣一支部队前去摧毁储藏武器弹药的仓库。尽管他试图掩盖行踪进行偷袭，但随着报警信号灯的闪烁，送信者快马传递信息，随后民兵们马上聚集在列克星敦，与英军交火，但很快被驱散。在英军向康科德镇挺进之际，早已高度戒备的乡民揭竿而起，人们带上步枪从各个村庄和农场冲了出来，与正在返回的英军发生枪战。他们枪法精准，对英军穷追猛打，直到从波士顿派出的两个团到来，才把这些红衣军搭救回去。该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时，斯蒂芬·塞尔沮丧地承认道，“可怕的悲剧开始了。”
战争已经真正打响，毫无挽回的余地，而英国方面对此似乎仍有些将信将疑。卫理公会领袖约翰·韦斯利得知消息后大声疾呼，最后呼吁人们理智行事。他在6月14日写给达特茅斯勋爵的信中表示：“正确还是错误暂且不提，我要问的是，对美洲动武是否符合军事常识？现在的问题不是两万人的军队，也不是3倍力量的军队，而是在3000英里之遥，远离家乡，远离后勤补给，能指望我们征服一个为自由而战的国家吗？”从卫理公会在美洲的传教士发回来的报告中，韦斯利了解到，殖民地民众不是一见到英军或是一听到枪响就拔腿逃跑的农夫，而是骁勇善战，吃苦耐劳的拓荒者，不是那么容易被击败的。韦斯利最后说：“不，尊敬的阁下，他们出了奇地团结……看在上帝的份上，想一想罗波安的下场吧！想一想腓力二世的下场吧！想一想查理一世的下场吧！”
5.“……有种疾病，叫精神错乱”
（1775—1783）
危机并不一定能消除愚蠢的制度，原有的习惯和态度根深蒂固难以改变。政府在组织战争的过程中，总是迟缓怠惰、疏忽大意，有时矛盾重重、各执己见，甚至对敌情做出致命的误判。国内粗枝大叶的管理作风也蔓延到战场上的指挥调度。首先，豪将军和伯戈因将军一直对战争持怀疑态度；豪担任总指挥时，因懒散顽劣而受人诟病。其他那些军人也都对使用地面部队征服美洲疑虑重重。时任副官的爱德华·哈维将军早就做出了判断，认为与美洲的这场战争是“失去理智的疯狂举动”。
政府大臣们低估了任务难度和军备需求。兵力和装备远远不足，战船不适合航行，熟悉海上战斗的人寥寥无几。与伦敦司令部之间的通讯需要两三个月，一切为战争指明方向的指令都被大大延迟，伦敦方面对此却无能为力。诺斯勋爵承认，“国民对这场战争的热情远不如所预料的那么高涨。”这从征兵结果中就可见一斑，三个月内应征入伍者尚不足百人，导致英国必须从德国雇用大量士兵（据统计，雇佣兵的比例达到英军投入美洲战场总兵力的1/3）。当本国民众不屑加入军队时，英国人习惯于在战争中使用雇佣兵。雇佣兵疯狂镇压殖民地居民，强迫他们接受英国的暴政，强硬推行他们的方针。美国独立战争有过失误，有过失败，有过阴谋，也有过怨恨，但是，因为英国方面处理不当，美国最终取得了胜利。
在列克星敦和康考德战役后四个月，邦克山战役消息传到伦敦后一个月，英国才宣称美洲已经“公开发动叛乱”，而在这期间，英国正忙于制定相互矛盾的政策，为政事和一些人惯例性的缺席而争吵不休——他们在这个季节狩猎松鸡和鲑鱼去了。国王在此期间一直敦促内阁发布美洲叛乱声明，并要其下定决心，“不遗余力地采用一切可能手段迫使受蒙骗的殖民者俯首称臣”。时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达特茅斯勋爵仍尝试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争端；内阁外的温和派以及经验丰富的大臣的副手们希望避免与美洲决裂；贝德福德派则强烈主张采取行动；巴林顿勋爵坚持认为，单用海军对美洲实行封锁并切断贸易就可以迫使殖民地就范；豪将军的兄弟——分别被任命为驻美洲陆军和海军总指挥官的威廉爵士和海军上将理查德倾向于通过谈判而非战争来达成和解，并希望能一同被任命为和平委员会成员来完成这一使命；诺斯勋爵对各种意见都不为所动，极力拖延塞责，防止出现难以逆转的局面。
迫于贝德福德内阁和国王的压力，诺斯不得不让步了。8月23日，国王陛下发布了《镇压叛乱和暴动宣言》，声明美洲人发动了针对国王的战争，犯下了“大逆不道”的罪行，尽管身在叛乱地的盖奇将军及各州总督发来的一系列报告已经说明，叛乱者包括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但该《宣言》依旧认为叛乱是那些“危险异常、图谋不轨的人”的阴谋。罔顾事实，一味坚持根深蒂固的观念，这就是自欺欺人的本源，这就是愚蠢行径的特点。因为回避现实，他们低估了所需做出的努力。
与此同时，大陆会议中的费城温和派成功获得了《橄榄枝请愿书》，声称效忠于国王，呼吁国王停止敌对行动，并废除自1763年以来颁布的镇压措施，希望寻求可能的和解方案。《请愿书》于8月被送达伦敦，但乔治三世拒绝接收；而之后没几天，他就发布了《镇压叛乱和暴动宣言》，坚定地回绝了本应值得考虑的美洲方面的提议。议会里，反对派提出将《橄榄枝请愿书》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但是，像往常那样，该动议被多数派驳回了。
继《宣言》之后，国王解除了达特茅斯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职务，改任其为掌玺大臣，其原有职位由乔治·杰曼勋爵顶替，后者极力主张通过武力“迫使叛军俯首称臣”。他出生于诺尔的萨克维尔家族[16]，是多塞特第一伯爵及第七公爵的小儿子。他曾经在军事法庭受到审判并遭到流放，但他克服重重阻力，用尽心机赢得国王的宠幸，并极尽甜言蜜语之能事最终在内阁攫取了对付美洲的这一关键职位。
在1759年的明登战役中，乔治勋爵作为陆军中将担任英军骑兵指挥官，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却拒绝服从其上司布伦瑞克的费迪南德亲王下达的带领骑兵冲锋的命令。尽管联军大胜法国，但乔治勋爵却由此被称为“懦夫”，不仅被解除了职务，还由于“不适合为国王陛下履行任何军事任务”而在军事法庭受到审判，宣判结果被记录在英国每个军团的训练手册中。“我总是跟你说，”他那可怜的半疯癫的弟弟约翰勋爵写道，“我的兄长乔治比我好不到哪里去。”
在20多年艰苦曲折的军事生涯中，尽管这一怯懦的标签始终伴随左右，但乔治勋爵从不为其在明登战役中的行为做任何解释。他冷酷无情，傲慢自大，继承了先辈的秉性，他的一位祖先曾经是“英格兰最伟大的贵族”，他的祖父只是因为国王查尔斯二世的说情而避免了谋杀指控，在乔治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被授予公爵，周日到他们家拜访的人络绎不绝，就好像是国王在接见朝觐的人群。乔治勋爵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由于对同僚的批评，他早就树立了一批政敌；但若干年后，在萨克维尔的支持下，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进取心，他历尽艰辛，克服耻辱，终于取得了与其地位和家族势力相匹配的职位。他的经历没有使他更加明智，反而更加冷酷，而现在，他将成为积极发动战争的大臣。
就像内阁其他成员及国王的朋友们一样，乔治勋爵反对做出任何调解努力，极力抵制和平委员会针对殖民地所拟定的计划。诺斯勋爵先前曾承诺使用和平手段，在提及这一点的时候，杰曼坚持要起草指令。按照他的条件，在谈判之前，殖民地必须承认，“至高无上的立法机构有权对殖民地无论任何事务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正是因为他们10年来始终拒绝这一原则，才导致他们叛乱犯上，因此，正如诺斯勋爵所指出的，这一模式显然注定要使和平委员会失败。达特茅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政府坚持这一指令，他将辞去掌玺大臣一职；诺斯勋爵也暗示说，如果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的这么做了，他也不想继续任职了。
对条款的反复讨论内容如下：“无论任何事务”的措辞是否应包含在内，殖民地接受中央政策是否必须是谈判的前提或谈判的一部分，委员是否应该有自由裁量权；豪上将是否应同时担任海军总指挥及和平委员会成员。争论的过程夹杂着各种尔虞我诈，比如应该由谁填补因反对战争而辞职的人员所留出的王宫及内阁成员的职位空缺，与此同时，议会在1776年1月重新召开会议伊始，就对有争议的选举及因为雇用德国军队而令德意志亲王收取高额费用问题争论不休。最终定下来的和平方案与一年前诺斯提出的和解计划相比并没有进一步的成效，同样遭到大陆会议的唾弃。无论国王还是内阁，都丝毫没有考虑让美洲实行国王统治下的自治的可能性；设立和平委员会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平息公众反应，而且他们仍然幻想将殖民地分而治之。在杰曼颐指气使的指挥下，富兰克林的朋友——科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博士写道，根本没法指望有“像理智和节制之类的品质”。“一切充满了深仇大恨，绝望无助。”
等到1776年5月确定了条款，落实了任命之时，事件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之前的预期。托马斯·潘恩在其小册子《常识》中，大胆呼吁独立，激发了殖民者的斗志，让数千人认识到反抗的必要性，从而带着毛瑟枪聚集到招募中心。乔治·华盛顿已被任命为统帅；提康德罗加要塞已经向伊桑·艾伦的83人团投降；美洲人不可思议地将加农炮从提康德罗加拖曳到多切斯特高地，迫使威廉·豪将军撤离了波士顿；在南方和加拿大，全副武装的英军士兵人数在增加。6月，大陆会议通过了弗吉尼亚代表理查德·亨利·李所提出的决议，即联合殖民地“是自由独立的国家，而且根据权利也应该如此”。7月2日，正式的《独立宣言》投票表决时没有任何异议，在7月4日第二轮投票时稍微做了些修订。
9月，豪在长岛战役胜利后，他的海军上将弟弟作为和平专员尽其所能安排了与大陆会议代表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的一次会议，但除非殖民地重新效忠国王并撤销《独立宣言》，否则他就没有谈判的余地，因此此次会议无果而终。就这样，双方又错过了预防并扭转破裂局面的尝试。
尽管与支持战争的人数无法相比，但从一开始，反对战争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在有了阿默斯特的先例后，陆军和海军中的其他人也拒绝对美作战。海军上将奥古斯都·凯佩尔经历过整个“七年战争”，宣布自己将不参与此次战争。埃芬厄姆伯爵从陆军委员会辞职，因为他不愿卷入这项“没有明确目标的事业”。查塔姆最大的儿子约翰在加拿大某军团服役，复员回家了；而另外一位留在驻美洲陆军的军官则表示，因为“这是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有能力的男人不会积极参与其中，否则将使自己名誉扫地”。康韦将军更在议会宣布，尽管士兵在对外战争中应该绝对服从命令，但如果是国内冲突，他必须要明确这是正义的事业，而在当前的冲突中，他自己“永远都不能拔出利剑”。这就从理论上说明，人们有理由自己选择是否参与这场战争。
之所以要鼓动这样的情绪，是因为人们相信，美洲人正在为英国的自由而战。反对派发言人约翰·卡文迪什（John Cavendish）勋爵说，英美双方相互依存，它们要么“同归于尽”，要么与山河共存。伦敦在议会的4名代表及所有郡的行政长官和市参议员都坚定地站在殖民地一边。上下议院都提出动议，反对在未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雇用外国雇佣兵。1776年12月，里士满公爵提出向美洲方面让步，以此达成和解，因为在他看来，美洲人的抵制行为“无论从政治还是从道义角度来看都是名正言顺的”。人们还公开募集款项，救助那些“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或附近被国王的军队残忍杀害”的美洲人的遗孀、孤儿及父母。
由于意识到英国在对美战争中存在自相矛盾的利益，1776年的一则政治漫画将英国描绘为一只沉睡的狮子，而大臣们则忙于屠宰一只下金蛋的鹅。像沃波尔这样的观察家也看到了诸如此类的矛盾。无论美洲是被征服抑或丢失，英国都不能指望从中“捞到好处”，因为，如果用军队去管理这个国家的话，不仅不会吸引人前来定居，经商贸易，而且这块地方“还将被遗弃，像秘鲁或墨西哥那样成为我们的负担，他们的矿产将悉数被西班牙所占有……唉，那就相当于让我们坠入万丈深渊，这是多么愚蠢，多么疯狂的举动，简直就是犯罪！”博斯韦尔甚至私下里也认为，政府采取的措施“缺乏考虑，嚣张暴戾”，而“发动这场丧心病狂的战争”的内阁也实在是疯狂至极。
支持战争的主流舆论没有丝毫收敛，反而更加气焰嚣张。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附和约翰逊博士激情澎湃的咆哮，“我爱全人类，但美洲人除外”，或者像国王的朋友卡马森侯爵那样发出极端荒谬的言论，他在辩论中要求说：“除非（殖民者）将劳动果实交还给他们在英国的主人，否则他们到美洲去意欲何为呢？”人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绪（在英国人的态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殖民者是如何以及为何要到美洲定居）。
布里斯托是伯克所在的选区，他在《致布里斯托地方行政长官的信》中以不可挑剔的逻辑提到布里斯托对于商业方面的忧虑，但收效甚微，因为在繁忙的港口谋生的商人及神职人员给国王寄去一封效忠函，敦促国王对殖民地实行严厉的高压政策。地方乡绅和上流社会表示赞同。所有反对的动议都无一例外地被议会驳回，大多数议员继续忠实地支持政府的决定，不只是那些拿了政府俸禄而对政府宣誓效忠的人，连地方党派也一味认定，必须要维护议会的权威，要让殖民地俯首称臣。
反对派只有区区100来人，不仅权力有限，而且内部也缺乏凝聚力，因此势单力孤，没有影响力。查塔姆再次陷入神智衰弱，他从1775年春季到1777年春季都没有参与争论；但是，他就像哈姆雷特一样，在危急时刻还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清楚地认清现实。美国《独立宣言》发布后，他对专门照顾他的阿丁顿医生预言说，要是英国不改变政策，法国将会支持美洲人的事业。它只是在等待英格兰更深地卷入这场“与自己作对的毁灭性战争”中，而后再采取公开行动。
然而，思维活跃时，查塔姆总是自行其是，还讥讽嘲弄反对派。由于他傲慢自大，拒绝作为反对派的领导人发挥作用，反对派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而他们的主要人物也行为怪异，反复无常。里士满已经成为上议院最为活跃、最直言不讳的成员，但他痛恨查塔姆，从气质上讲，他既不是领袖也不是追随者。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作为反对派中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就像曾经的汤森那样，由于果敢机智、恶言谩骂而在下议院熠熠生辉，但他也只是孤军奋战，螳臂当车。其他人则态度暧昧，虽然相信美洲人民在为正义的事业而战，但他们不由得担心，美洲民主的胜利意味着对议会至高权威的威胁，也会刺激改革运动，实在是危险之至。
政府的态度令他们沮丧，而在投票中每每处于劣势更让他们有些气馁。里士满在给罗金汉的答复中坦承了这一点，后者一直试图维持反对阵线，并鼓动他就一项议案进行表决，即在叛乱期间禁止与13个殖民地进行贸易活动。“我承认，我现在对美洲事件有些心灰意冷。”他写道。继续反对这项法案毫无用处，而且，“必须要反对整个体制”。他没有前往伦敦，而是到了法国去处理与他的贵族头衔相关的法律事务。这可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他在给伯克的信中写道，因为“英国沦为一个奴隶制国家”的日子可能不远了；如果他“也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而美国又不接纳我们，或许还可以逃到法国，因此在这里拥有贵族身份还是非常重要的”。岂不知，法国大革命即将在未来10年爆发，大概这是最为颠倒历史的预言了。“就英国政治而言，”里士满总结说，“我坦白地跟你说，实在是死水一潭，我已经厌倦了，心灰意冷了。”
作为领袖的罗金汉变得异常沮丧，于是他在1776年提议，让反对战争的人士退出议会，也就是故意不参加会议，从而旗帜鲜明地抗议内阁的政策。但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派并没有团结一致，只有他自己的追随者表示赞同。就这样，罗金汉所率领的辉格党雄赳赳气昂昂地打道回府了，不过这一招并不奏效，一年以后他们又陆续回来了。他们都是一些“和蔼可亲的人”，查尔斯·福克斯在给伯克的信中写道，但他们“并不适合以疾风暴雨的方式对根深蒂固的体制发起攻击”。伯克非常了解这些大臣，回复说，正是因为他们拥有“巨额的财富，稳固的地位，舒适的豪宅”，所以才会和蔼。
叛军的投降遥遥无期。他们的劣势在于装备不足，物资短缺，队伍松散，缺乏训练；最大的劣势是，他们在短期内应召入伍，毫无经验可言。然而，他们有为之战斗的事业，有英勇的总指挥，满腔的豪情壮志，在诸如特伦顿和普林斯顿等地取得的精彩胜利更大大提振了士气。英国在海外的敌人向美洲殖民者提供武器，英国人肆意破坏或大肆劫掠财产，招募印第安人实施恐怖袭击，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斗志。英国人高估了来自保皇派的内部支持，而且由于他们自己并未将殖民者放在眼里，因此没能动员并组织起一支保皇派军队，这使得他们不得不依赖欧洲人进行跨大西洋的长途运输。因为担心法国和西班牙乘机从海上发动进攻或侵略，他们又得在本土维持足够的军队进行防御，并从牙缝中挤出少得可怜的船只在周边水域布防。整个行动消耗巨大，震惊了很多人。因为支持诺斯而在1774年当选为议员的爱德华·吉本写道，“政府方面见解深刻的朋友一点儿都不乐观。”
1777年2月，伯戈因将军回国与杰曼一起制订一项击溃计划。根据该计划，从加拿大南下的英军与从纽约北上的英军在哈德孙河集结，切断新英格兰与其他殖民地的联系，从而在下个圣诞节之前结束战争。伯戈因返回美洲带领北方部队向奥尔巴尼行进，但因为只有一支部队，“钳形攻势”就有着致命缺陷。南方部队的总指挥是威廉·豪爵士没有效仿伯格因的做法，而是自行设计路线，带领大部分士兵朝着与费城相反的方向行进。由于没有主力部队的支援，亨利·克林顿爵士所率领的其余纽约部队，无法沿哈德孙河而上。伯戈因在6月份就已经出发，随着夏天的到来，他发回的报告令人不安：他所率部队的供应严重匮乏，形势危急；想要夺取本宁顿仓库的突袭行动受到重创。一支美洲部队力量日益壮大。豪在宾夕法尼亚忙得一团乱麻，克林顿尽管几度意志消沉，但是在绝望中的最后一刻，还是向北前进了一步。几路军队没有实现会合。在费城外率军与豪激战的华盛顿发现，前者掉头向北的动向并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于是在得知本宁顿大捷后写信给帕特南将军，希望现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所有武装力量都倾巢而出……彻底粉碎伯戈因的军队”。
与这些事件相比，查塔姆勋爵更关心来自法国的威胁，1777年11月20日，他提出“立即停止敌对行动”。这一战役是战争的分水岭，亦将证明他对战争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尚未获悉英军此次失败的消息之前，他在谈及与美洲的冲突时就说，“我知道征服英属美洲殖民地是不可能的。我敢说，你们根本就无法征服美洲……”美洲人民要保护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不是叛乱。这场战争，“就原则而言是不公正的，就手段而言是不可行的，就后果而言是毁灭性的”。雇用“唯利是图的人进行抢劫和掠夺”会引起人们强烈的不满，造成难以愈合的伤口。“作为英国人，如果我是美国人的话，当外国军队踏上我国的领土，我绝不会放下手中的武器，永远，永远，永远都不会！”如果坚持要他们投降，英国将无法通过与殖民地的贸易获利，在与法国的斗争中也无法获得他们的支持，不仅将一无所获，而且将重新陷入与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唯一的补救方法是，停止敌对行动，通过谈判达成和解。查塔姆并没有请求将承认美国独立作为达成和解的条件，因为直至他去世，他都始终相信，殖民地与王权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而且，按照他的一位继任者的解释，他会很高兴地宣布，在他担任英国首相期间，他没有默许取消大英帝国这一称号。但是，上议院对他与美洲结束敌对状态的提议并不感兴趣，以4 :1的投票比例驳回了这一动议。
在下议院，查尔斯·福克斯通过军事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并得到了惊人的验证。他说，征服美洲“从道理上讲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们在行动中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使得我们的将军永远不能取胜，”那就是，他们相互距离太远，无法相互照应。12天后，信使送来可怕的报告，10月17日，伯戈因将军带领疲惫不堪、饥饿难耐、寡不敌众的残余部队在奥尔巴尼附近的萨拉托加向美国军队投降。克林顿将军行进到距离阿尔巴尼50英里的金斯顿就举步不前，并早在前一天就返回纽约搬救兵去了。
萨拉托加大捷极大振作了美国人的士气，穿透福吉谷冬天的大雪和严寒，给历尽苦难的人们带来胜利的希望。英国在萨拉托加战役中颜面尽失，伯格因所率领的总共近8000人的部队伤亡惨重。根据投降条款，他们要放下武器，被遣送回英国，同时保证不再参与对美战争。尤其是，通过这一战役，英国最大的恐惧变为现实，即法国与美国结成联盟，并肩战斗。在英军投降的消息发出后还不到两周，法国担心英国现在可能会向其前殖民地提出可接受的和平条款，赶紧通知美国特使，他们决定承认新生的美国，并在三个星期后表示愿意与美国结成联盟。双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确立了一个崭新国家的诞生，成为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除了承认美国独立之外，协议还包括平常的一些保持友好关系和进行商务往来的条款，而且还规定，一旦英法之间发生战争，协议双方都不能单独与英国签署和平协定。
查塔姆曾预言法国会参战，现在预言得到了证实；但即便在此之前，他就于1777年12月11日在上议院再次表示，英国自己陷入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通过巧妙的欺上瞒下，通过自己的轻信盲从，对前景抱有虚假的希望，对自己充满掩耳盗铃般的自豪感，声称对最不切实际最不可能的事情拥有无尽的优势”，这个国家就这样被出卖了，被拖入了战争深渊。这是查塔姆得出的振聋发聩的结论，可以适用于此前和此后许多年代的战争和愚蠢行为。
英军竟然向殖民地投降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让英国政府和公众惊呆了，让此前几乎没有关注过战争的许多人萌生了兴趣。“你真想象不到这一消息对城里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位朋友在给乔治·塞尔温的信中写道，“那些之前从未有过这种感受的人，现在感受到了。那些对美洲事务几乎无动于衷的人现在从睡梦中惊醒，发现我们已经处于非常可怕的境地。”股市下跌，整个城市“一片沮丧”，人们对“蒙受耻辱的国家”议论纷纷，纷纷谈及更换政府。吉本写道，虽然多数派把持着议会，但“如果不是怕丢人的话，议会中至少有20位成员准备投票赞成和平”，哪怕“以最最卑微的条件”也在所不惜。
反对派发起了恶毒攻击，苛责政府及诸位大臣对战争处理不当，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战争。伯克指责杰曼对事实“故意视而不见”，从而失去了美洲；福克斯要求罢免杰曼；韦德伯恩为杰曼辩护，提出要与伯克决斗；巴雷认为战争计划“与英国大臣的地位极不相称”，而且即便对一位“印第安酋长”来说也是荒谬之至。杰曼自己也有些心慌意乱，但在国王和诺斯的支持下还是顶住了狂轰滥炸。他们认识到，如果将责任归咎于身处英国本土的杰曼的话，他们自己作为杰曼的上司恐怕也难辞其咎。
内阁精心谋划了投票的构成，因此避免了重组的命运。尽管战争令党派心神不安，但他们更不愿发生变更；虽说战争消耗了大量钱财而没有增加政府收入，但他们依然稳居职位。只有国王在公平正义的光环笼罩下，对公众普遍的焦虑情绪无动于衷。“我知道我尽职尽责，因此永远都不希望隐退，”他早在战争伊始就对诺斯这么说，而且他知道这些就够了。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光环黯淡。国王深信他是公正廉洁的，因此他的所作所为必然就是无往而不胜的。后来，随着命运之花凋零，他认为美国赢得独立则意味着在他统治下，帝国分崩离析了。于是他就向上帝祈祷，“指引我怎么做吧，帝国曾经辉煌壮丽，受万人景仰，我不希望因为大厦在我的手中倾倒，而被子孙后代所唾弃”。没有哪个统治者在自己当政期间愿意看到国家打败仗，乔治没有去面对战败的现实，而是心存胜利的希望，哪怕在希望破灭之后很久，仍然固执地试图延长战争。
萨拉托加战役失利后，豪辞职，伯戈因回国，克林顿疑神疑鬼，理想幻灭，各种责问和官方问询铺天盖地而来。尽管将军们将失败归咎于政府部门的无能，但政府对他们还是宽宏大量，不仅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杰曼确实存在过失，而且因为这些将军们都拥有议员身份，内阁也不想把他们逼到自己的对立面。在伯格因来到哈德孙河的情况下，杰曼没能够配合豪在费城的行动，这是此次失败的关键，而就像他在明登时举止怪异一样，除了态度懒散之外，似乎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随后，为了平息人们对杰曼的普遍厌恶，政府就杜撰了一些缘由。最初制订计划之际，杰曼在赶回其乡下庄园途中曾到办公室停留以签署紧急文件。他的副手威廉·诺克斯早前就向他指出，还没给豪将军写信告诉他作战计划以及期望后者采取的行动。“伯爵阁下于是就开始写，他的助理道雷就在一旁看着”，然后匆忙提出代爵爷签署那些文件。因为乔治爵士“特别反感在任何场合将他撇在一旁”，就粗暴地拒绝了，因为如果答应的话，就意味着“我可怜的老马只得一直站在街上，而我则无所事事”。他指示道雷给豪写信，同时附上伯格因的命令，“这样就把他想要了解的信息全部告诉他”。本来打算将这封信与那些签署的文件经由同一艘船邮寄出去，但信写完之后他们就错过了开船时间，直到很久以后豪才收到这封信。
人们很容易认为英国是因为驾乘舒适的车马才失去了美洲，但距离、时间、不确定的计划以及不连贯的指挥才是更主要的原因。乔治勋爵对待文件满不在乎的方式只不过是粗枝大叶作风的一种表现。人们还容易认为的是，这种粗枝大叶行为可以追溯到乔治时期大臣们过于奢华的生活，但随后，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通信失灵的例子则是：当情报显示日军可能偷袭珍珠港时，为什么没有人对美军指挥官们发出警告呢？通讯失灵好像是人类的普遍现象。
对英国而言，当前最要紧的，便是摆脱这场无利可图的战争，这样才有可能应对法国的挑战；而摆脱战争的唯一方式，就是与殖民地和解。鉴于有传言说法国将要与美国达成协议，在萨拉托加战役后对胜利失去希望的诺斯试图成立另外一个和平委员会，与杰曼、桑威克、瑟罗和其他顽固分子抗衡，因为后者始终拒绝与叛军进行任何谈判。诺斯绞尽脑汁考虑提出什么样的条件，既不能让英国窘迫从而在议会被驳回，同时还得有足够的吸引力让美国人接受。然而，就在此时，他接到密报，说法国已经与美国签署了联盟协议。
10天后，诺斯向议会提交了一整套成立和平委员会的建议，包含了众多让步举措，如果在战前就做出如此让步的话，英国完全能够避免这场战争。这些建议与议会一年前驳回的查塔姆的和解方案几乎如出一辙。英国放弃为增加国库收入而征税的权利，同意视美国国会为宪法机构，暂停《强制法案》《茶叶法案》以及自1763年以来通过的其他令人不快的政策，讨论美洲代表在下议院的席位问题，并任命和平委员，委员全权负责“对任何问题采取行动、进行讨论并得出结论”。与查塔姆先前的做法一样，根据这些条款，英国并未承认美国独立，也没有放弃对贸易的控制；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殖民地的附属地位，而不是就此放弃。
诺斯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进行了详尽的解释，期间整个下议院“一片忧郁，寂静无声”。他似乎已经放弃了政府在过去10年始终维护的原则。“任何国家都没有因为这样一连串的愚蠢的行径蒙羞过。”约翰逊博士尖刻地评论说。朋友们大惑不解，对手惊异错愕，沃波尔如梦方醒。他认为这是政府“不光彩”的日子，同时也承认“反对派从头至尾就是正确的”。在他看来，这样的让步美国人应该能够接受，“但是，我的朋友，”他在给曼的信中写道，“这一调解手段还有一个缺陷，那就是，提出得太晚了。”法美已经签署了条约，现在不仅和平无望，还将会有更大的战争。下议院准备“竭尽全力，毫不延迟”地批准该计划，“但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失去的时间”。他是正确的，历史性的错误往往都不可挽回。
如果真想有所改变并有意识地贯彻实施，那么放弃一项已经变味的政策不仅不会蒙羞，反而值得称赞。诺斯始终和蔼可亲，但却有些举棋不定，不够坚定。在暴风骤雨般的辩论中，面对内阁中顽固分子的怒火，他动摇了，对条款进行了修改，撤回了和平委员们的自由裁量权，并承诺不再讨论独立问题；以“臣民”身份对待美国人，否则他们“什么都不是”。他定下12个月的时间（从6月份开始，当时是3月）完成这项使命，其实就表明他并不急于成功。确实，战场情况千变万化，美洲的形势也飘忽不定，这就使得国王和顽固分子深信，他们仍然可能占据上风。
正如约翰·威尔克斯（在议会中坐在最后）所说，许多人怀疑成立和平委员会只是为了“让这里的人保持安静……而不是要夺回殖民地”。为了不让政府的支持者们渐行渐远，需要安排一场表演。如果反对派的政治行动一直像他们讲话那样活力四射，贝德福德派似乎有可能一蹶不振，并可能被迫退出了。他们在辩论中激情洋溢，但在美国独立的实际问题上却分崩离析，各持己见。查塔姆因为曾经在“七年战争”中带领英帝国取得胜利，所以与其追随者谢尔本等完全反对帝国的分裂，且这一立场从未改变。罗金汉和里士满逐渐认识到，他们已经永远失去了美洲殖民地，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即刻公开”承认美国的独立，以便将它从法国手中抢过来，从而集中力量应付英国最主要的对手。
1778年4月7日，里士满在一次充满激情和紧迫感的演讲中提议，要求国王解散现任内阁，从殖民地撤军，承认其独立，通过谈判“如果不能让他们表示忠诚的话，就应当恢复真挚的友谊”。
查塔姆早就应该赞同，因为他的目标始终是集中精力对付法国，而且显而易见的是，除非通过军事力量打败殖民地，否则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废止《独立宣言》和《十三州联邦宪法》，查塔姆本人也曾宣称这是不切实际的。然而，个人的怒气使他失去了理智；他无法容忍帝国的分裂。里士满告知他自己，将要提出承认美国独立的动议。查塔姆倾尽全力，发挥余威，极力抵制，不仅违背自己所在阵营的意志，而且违背了历史潮流，着实可悲可叹。
他一如既往地穿着礼服，腿上缠着法兰绒，在19岁的儿子和一位女婿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到自己的座位。他的这个儿子就是小威廉·皮特，不久就会令欧洲刮目相看。查塔姆带着巨大的长假发，面容消瘦，深陷的眼睛仍然犀利有神。当里士满公爵讲完之后，他站了起来；但一开始人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当听清楚他讲的话时，他们都糊涂了。他谈到英国人“可耻地交出了”国家的“权利和最正大光明的财富”，并“在波旁王朝面前俯首称臣”。然后，他就语无伦次了，一会儿不断重复，一会儿又喃喃自语，周围的同僚怀着怜悯和尊重，都面面相觑，大厅里静得出奇，似乎可以用手触摸。里士满彬彬有礼地对其做了答复。坚强不屈的查塔姆又站了起来，张开嘴却没有说出话来，他一只手搭到胸口上，晕倒在地板上。随后人们将他送到附近的住所，在恢复了足够的体力后他又被送到位于海斯的家中。在接下来的三周，他越来越虚弱，逐渐走向生命的尽头。最后，他让儿子给他读《伊利亚特》中关于赫克托死亡的那段描写。
尽管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也曾有过失，但他的陨殁让全国人不知所措，对前途忧心忡忡。议会投票一致同意为他举行国葬，并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他死了，”《朱尼厄斯的信》的佚名作者写道，“国家因此失去了理性和个性，没有了荣耀，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对国家了如指掌了。”阿丁顿医生认为，因为上天怜悯他，才让他离开这个世界，“上天不能让他拯救这个国家，因此就不让他眼睁睁地看着它彻底毁灭”。
一想到失去美洲，人们往往就想到国家的毁灭，这实在是明显而严重的错误，因为英国挺过了困境，在下个世纪继续在世界上保持着支配地位，并达到帝国的鼎盛时期。谢尔本宣称，如果承认美国独立，“我们将不再是一个强大的或受人尊敬的民族”。在这一天，“大不列颠帝国将日薄西山”。里士满预言，法美同盟“必定令我们彻底毁灭”。沃波尔在不同的信件中都表达了忧郁的情绪，预言说，“不论这场战争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对这个国家来说都是致命的”，或者在战争结束之前就预见到失败的可怕后果——“我们将沦为一个可怜的小岛，从一个强大的日不落帝国堕落为像丹麦或撒丁岛那样微不足道的小国！”没有了贸易，没有了航运，英国随后将失去东印度，“而后就像我们当初对待爱尔兰那样，法国将对我们更加颐指气使”。
这种消沉的态度来自当时的两种看法：与殖民地的贸易往来对英国的繁荣至关重要；在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与西班牙君主国对英国威胁巨大。尽管11年后就爆发了法国大革命，但目前人们还难以想象；是英国人自己觉得处于衰落阶段。伯克给罗金汉写信抱怨公众麻木不仁的态度，他说，如果不深刻改变民族的性格和领导阶层，我们可能会“从原有的宏伟壮丽、繁荣富庶状态一落千丈，成为一个愚笨无能、卑劣猥琐的国家……我敢肯定，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哪怕引起剧痛来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这个国家必然会落得如此下场”。其实，如果一个国家真的衰落了，任何有意识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因此，虽然伯克在这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不过是像他过去那样，纯粹是胡说八道。
查塔姆在5月去世，罗金汉因而有机会取得领导地位，团结各派系、争取那些拥护政府立场的人，他们对战争及花费越来越持怀疑态度。有人早就向国王建议进行某些必要的变革，这对罗金汉来说机会难得，可以借此要求内阁出台政策结束与殖民地敌对状态并承认其独立，因为这终究是不可避免的。福克斯试图说服犹豫不决的侯爵遵循这一路线，建议他向国王提出替换部分内阁大臣，这样就不至于让国王心烦意乱，从而继续获得他的支持。如果“为了私人荣誉”拒绝就任，福克斯说，“不符合作为公众人物所应具有的职责。”伯克也极力说明，始终如一地履行职责至关重要，但就罗金汉和里士满而言，虽然他们都对问题洞若观火，知道应采取何种补救措施，但当前景不妙或政治方面的基本需求令他们反感时，他们倾向于采取逃避态度。罗金汉的追随者们尚未准备就绪，他自己的原则以及接受任命的条件使他无法就任这一职位。沃波尔写道，反对派“慵懒怠惰”。他们错失了良机，国王的大臣们，“虽然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在福克斯看来，“他们将继续稳坐钓鱼台。”
一个以弗雷德里克·霍华德（Frederick Howard）为首的和平委员会临危受命，霍华德是第五任卡莱尔伯爵，年轻、富有、时髦，拥有恢宏壮丽的霍华德城堡，另外还是高尔勋爵的女婿。即将协助他的是经验更加丰富做事更脚踏实地的两个人：前总督约翰斯通和威廉·伊登，前者支持反对派，后者是一位资深政治家，曾任副大臣，战争期间负责秘密情报工作，担任过贸易委员会大臣，是卡莱尔求学时的同窗，也是韦德伯恩、杰曼及诺斯的朋友。该委员会成员的选拔过程以及将他们派往美洲的决定向人们证实，事件的发展还是没有摆脱荒唐愚蠢的思想和行径。
在到达费城后，和平委员会成员要求与大陆会议代表开会协商，却被告知，只限于讨论英国撤军和承认美国独立问题。于是约翰斯通总督就试图贿赂大陆会议的两位主要成员，约瑟夫·里德和罗伯特·莫里斯，以便说服大陆会议接受英国的谈判条件。这一行为一经曝光，就进一步加深了美国人对英国政府的厌恶情绪，约翰斯通因为该丑闻被迫从委员会辞职。与此同时，在未告知委员会成员的情况下，杰曼向豪的继任者亨利·克林顿爵士发出密令，要他派遣8000人的部队到西印度群岛支援那里的英军对抗法国军队，从而将他在费城的武装力量从1.4万人减少到6000人，这使得该城市防守空虚，并最终让他不得不从该城市撤出。
这种尴尬处境迫使卡莱尔纽约转移，杰曼没有提前将意图告知他，令他勃然大怒。如果美国人拒绝和解，就只有通过武力迫使他们接受和解条件，这也是唯一的手段，但现在随着部队撤出，他已然成了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他私下里写道，连他的小女儿卡罗琳都可以告诉内阁，说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委员会就是一出闹剧。“我们提出的和平条件，”他后来写道，“就像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由于精疲力竭而恳求别人同情怜悯。”一方面撤出军队，另一方面还试图使敌人让步，这种极度愚蠢的行为也不是最后一次。200年以后，天生具备这种愚蠢基因的美国在面对敌人时重复了这样的行为，导致了同样的后果，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巨大讽刺之一。
卡莱尔和他的同事们竭尽全力粉饰自己的使命，指出现在没有了继续战争的理由，因为英国已经取消了茶叶税及其他惩罚性法案，宣布了“大英帝国议会免征任何税收”，可以公开讨论在议会的代表权问题，并且已经承认大陆会议本身为合法机构。但是，由于并未承认美国的独立，大陆会议还是拒绝协商甚至探讨。黔驴技穷的委员们最后竟绕过大陆会议领袖，向殖民地民众呼吁单独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相信，大多数美国人确实希望继续效忠大英帝国。他们于1778年10月3日发布公开声明，首先重申，对之前的种种不满情绪不予追究，承诺赦免在该日期之前所犯的所有叛国罪行，随后就试图重新恢复惩罚行动作为威胁——因为当一个国家“自己及它所拥有的资源受到我们的敌人威胁的时候……英国会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彻底摧毁或瓦解妄图使它灭亡的力量”。
卡莱尔在其声明的第一个草案中提出，鉴于美国“背信弃义、恶意预谋”与法国签订协议，并顽固偏执地坚持叛乱行为，英国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在这痛苦危急关头”采取“摧枯拉朽的手段”，并将动用其强大的军队和舰队最大限度地摧毁敌人，令他们闻风丧胆，抱头鼠窜。这一声明中也表达了英国在威胁背后的真正意图。卡莱尔认为，这一提议“将会奏效”，有人建议他措辞要委婉一点，因为声明会广为人知，副本要发送给大陆会议的所有成员——乔治·华盛顿和所有将军，所有州长和各州议会，传播福音的大臣们，英军及劳改营的指挥官们。
之前，英军和黑森雇佣兵每到一处就蓄意掠夺，大肆破坏房屋和财产，烧毁村庄和农场，使田地荒芜，林地一片狼藉，所有殖民地无一幸免；而现在，英军势力渐微，所以这种威胁并未令殖民地恐慌。相反，大陆会议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当地报纸上刊登英国的这篇声明，从而“让各州心地善良的人民更充分认识到英国和平委员会的阴险目的”。6个月后，彻底失败的和平委员会，不论是有意还是因为错误，在11月跌跌撞撞地打道回府了。
或许他们执行这个任务本来就没打算要成功。然而，伊登还是写信给他哥哥说，如果“单凭我良好的愿望和深切的关注”就能完成这一使命，“这一崇高的国家……将很快再次属于大不列颠”。他“从内心”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统治者，只是在欧洲大陆完成他们的教育之旅，而没有沿大西洋西岸的海岸和河流走走看看，接受教育”。他在私下里给韦德伯恩的信中坦然道，“你根本就想象不到我在这个恢宏壮丽的国家所看到的一切，因为我们一连串不端行为和错误，我们失去了这个国家，这怎能不让我近乎发疯呢？”这番话实在令人惊讶。
这封信意义重大。这是政府核心圈子成员所讲的话，不仅承认英国已经失去了殖民地，而且还坦承是政府的错误导致了这一结果。伊登的观点揭示出愚蠢行径悲剧性的一面：作恶者有时会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但他们却无法打破格局。这场徒劳的战争将再继续4年之久，牺牲更多人的生命，造成更大的破坏，加深双方的仇恨。在这数年间，乔治三世根本意识不到，他将要为战败负责。尽管议会和公众对战争日益失望，但国王却坚持要继续下去，部分原因在于，在他看来，帝国的瓦解将意味着耻辱和毁灭；而更多的原因在于，他不能忍受自己在统治时期被永远烙上失败的烙印。
而且，在这过程中，美国人也时常有不少麻烦这一事实也能令他精神振奋。没有了统筹资金，议会无法继续为军队支付报酬或提供物资，这也就意味着，冬天缺衣少食现象比在福吉谷更为严重，食物配给只有平时的1/8，士兵开小差，甚至不止一次发生叛乱。华盛顿被政治上的阴谋诡计搞得心烦意乱，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背信弃义；查尔斯·李将军违抗命令；反对美洲独立的人士与印第安各部落不断骚扰，引发零散而野蛮的战争；美国本打算与法国舰队联合以夺取纽波特，但却没能成功，令他失望之极；英国在卡罗来纳州胜利并占领查尔斯顿，又使他灰心丧气。另一方面，他有法国海军和地面部队强大力量的支持，打破了战争的平衡；而施托伊本男爵（Baron von Steuben）及其他欧洲专业人员加入他领导的部队，将衣衫褴褛的美国人训练成了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劲旅。1779年，大陆会议任命约翰·亚当斯为代表，在美国独立与英国撤军的基础上就和平问题进行谈判，但对国王和那些顽固强硬的大臣们来说，这仍然是不可想象的。
英国首相对自己的职位深恶痛绝，只盼望辞官归隐不再与战争有任何关系；他所厌恶而且不信任的战争大臣杰曼仍在接受调查，因此，英国人并没有准备好打胜仗。他们无法制定总体的战略，只想着为国王拯救一些在南方的殖民地，并继续执行骚扰策略，破坏双方贸易往来，直到殖民地举手投降。除国王之外，无论是指挥官还是各位大臣都知道，这不过是一种错觉；征服这个国家对他们而言实在力不能及。与此同时，法国人已经出现在英吉利海峡。尽管桑威克勋爵曾经夸口说，他准备好了35艘舰船整装待发，可以随时投入战争，但是，当法国参战后，凯佩尔上将将会发现，“适合作战的舰船”不超过6艘，而船坞内则空空如也。1778年6月的外桑岛战役双方不相上下，但英国却大胆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
比战争更糟糕的是英国的政治进程。由于美国起义的助推，政治改革运动蔓延到全国，民众要求议会每年召开会议，让所有男性拥有选举权，取消腐败选区，废除议员的闲职或挂名职务，取消与议员所签署的协议。1779年的选举令党派间相互仇恨。政府多数派萎缩。在1780年2月约克郡的请愿中，抗议活动达到高潮，人们要求在实行改革前暂停拨款和发放养老金。随后，在其他28个县及许多城市，人们也开展了像约克郡那样的请愿活动，活动波及了威斯敏斯特。人们成立了永久性的改革协会，而且普遍认为国王是专制主义的推手。邓宁对王权提出了大胆的决议，认为它“权力增加了，还在继续加强，现在应该予以削弱”，该决议确实以微弱优势得到了多数的支持，在投赞成票的人中有许多是来自村镇的成员。6月，鉴于有人要求废除针对天主教徒的某些刑法，以及乔治·戈登疯狂煽动的行为，暴徒们聚集起来发动了可怕的骚乱。他们叫嚣“不要罗马天主教！”，要求废除《魁北克法案》，并攻击大臣，撕毁他们的假发，袭击并洗劫他们的房子，烧毁他们的天主教教堂，冲击英格兰银行，全市一片恐怖，直到三天后军队才控制了局面。
政府不得人心，战事日益升级，其他各种麻烦接踵而至。西班牙对英国宣战，荷兰向叛乱分子伸出援手，俄罗斯试图阻止英国对殖民地的封锁，而在美洲的战争本身也徒劳无益地一拖再拖。
1781年5月，南方军团指挥官康沃利斯勋爵为了守住弗吉尼亚而放弃了南卡罗来纳，在位于切萨皮克湾海岸上的约克镇建立了防守基地，以此巩固其前线阵地。从这里，他可以与驻扎在纽约的克林顿的部队保持海上联系。现在，加上在该地区的其他英军，他总共拥有7500名士兵。此时的华盛顿正驻守在哈德孙，而罗尚博伯爵带领法国士兵从罗得岛赶来与他会合，准备对纽约发动袭击。这时，格拉斯上将从西印度群岛发来电报，告诉他们说，他正率领3000人的法国军队向切萨皮克湾航行，并有可能在8月底到达。华盛顿和罗尚博于是就调转方向，向着弗吉尼亚进发，并于9月初到达那里，从陆上对康沃利斯形成了包围之势。
在此期间，英国舰队在切萨皮克湾附近与格拉斯相遇，双方激烈交火，互有损伤，随后英军返回纽约维修舰船，留下法军控制约克镇外围水域。康沃利斯在陆地和海上的通道都被封锁。绝望之中，他试图用小船渡过约克河实现突围，但计划因暴风雨而受阻。他唯一的希望是英国舰队能够从纽约返回，搬来救兵。但舰队没有来。由大约9000名美国人和近8000名法国人组成的联军向约克镇的红衣军团步步逼近，而等待救援的康沃利斯则逐渐收缩防线，双方一退一进。三个星期后，英军已然绝望，无计可施。1781年10月17日，萨拉托加战役时隔四年之后，康沃利斯提出投降谈判；两天后，双方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仪式，在乐队演奏“世界改天换日”的曲子中，英军放下了武器。五天后，克林顿率领其部队从纽约乘舰船赶到，但为时已晚。
11月25日，诺斯勋爵接到消息后痛哭流涕，“哦，上帝，一切都结束了！”这是一声如释重负的哭号。一切都结束了，并不意味着各地的战事立刻都平息了。因斗争失败而心力交悴的国王，此时开始要求结束战争。乡村士绅由于害怕税收越来越重，不再支持政府的战争行为，因此反对派提出一揽子终止敌对状态的议案后，支持票数逐渐增加。在12月，一项反对战争的议案获得了178票支持。1782年2月，具有独立思想的康韦将军提出对这个问题进行最终表决。早在《印花税法案》时期，他就第一个预见到，政府一意孤行所采取的对美政策，最终将导致“致命的后果”，而现在，他马上就要听到他们的丧钟了。他认为，“在北美大陆所进行的这场战争，其目的是要使美国人民俯首称臣，这是不切实际的，现在或许应该到了停止的时候了。”为了支持结束战争的议案，他在下议院发表了迄今为止最雄辩有力、最立竿见影的演讲，令议员们群情激奋，最终以194∶193的投票结果，与多数派只有一票之差。反对派终于团结了起来，对抗只有微弱多数支持的政府。议员们一个接一个地投出了谴责票，并在就康韦的议案所进行的投票中达到高潮，但政府稍后又赢得了足够的票数，得以继续留任。
应国王要求，诺斯勋爵继续留任。当他请求议会再批准一大笔战争贷款时，下议院最终表示了反对，政府多数派发生了分歧，焦虑的国王起草了一则退位声明，不过并未发布。他在声明中说，下议院情绪的变化使他无法继续有效推行战争政策，也无法与敌人言归于好，而与美洲和好不会破坏“英国的商业活动以及人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他还表示自己忠于宪法，但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除非他退位，否则，按照宪法的要求，他必须遵从议会的意见。
3月，内阁的立场终于有所松动。3月4日，议会一致通过决议，授权国王与美洲和解。3月8日，议会投票对内阁进行谴责，内阁仅以10票之差逃过重组命运。3月15日，有人针对内阁大臣耗费1亿英镑却丢掉13个殖民地一事提出不信任案，双方只有9票之差。随后还有两个不信任案。早些时候，诺斯勋爵终于毅然决然地告诉国王，他必须辞去首相一职。3月20日，为了防止议会再次通过投票来显示对内阁的信任程度，他带领内阁一起辞职了。3月27日，罗金汉领导的新内阁上台，谢尔本与福克斯任国务大臣，卡姆登、里士满、格拉夫顿、邓宁及凯博尔将军担任其他职位，康韦将军为总司令，伯克和巴雷分别担任陆军和海军的财务部长。
即便现在内阁主要成员都具有亲美倾向（早先他们在反对派中就是这样），英国也非常不情愿去承认其前殖民地的国家地位。他们没有任命大臣、贵族或者议会成员或者副大臣进行和平谈判。唯一被派到巴黎去与富兰克林展开初步会谈的特使叫理查德·奥斯瓦尔德（Richard Oswald），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英军的承包商。他是亚当·斯密的朋友，并经后者推荐给谢尔本，他自始至终都是单独与美方谈判，而英国政府没有派任何正式代表团为他提供支持。
1782年7月，罗金汉突然去世，谢尔本接任首相，但此时的他已经不再立场鲜明地承认独立了。他现在考虑的是，运用政治家的风范和睿智成立联邦，其实英国早就该这么做，但现在为时已晚。美国人坚持，英国要承认他们的独立地位，这是不可改变的必要条件，没有商量余地。在拖延了一段时间后，英国在9月份正式开始了与富兰克林、劳伦斯、亚当斯和约翰·杰伊的谈判，并于11月缔结《巴黎协定》，该协定将于1783年1月生效。国王最后并没有表现出宽厚仁慈的胸怀。他并没有感到悲伤，在就“取消美国大英帝国的成员国身份”给谢尔本的信中，他认为，“流氓无赖似乎是美国人最显著的特点，因此，将他们分离出去与英帝国不相往来或许最终不是一件坏事。”
综上所述，英国的愚蠢行径并不像罗马教皇那样有悖常理。大臣们并非对日益增加的不满情绪充耳不闻，他们的对手在每次辩论中都表达出这种情绪，在面对暴徒制造的骚乱行动中，他们也每每受到这种情绪的强烈干扰。他们凭借在议会中的多数优势，很少做出积极主动的反应，但他们也担心失去这种优势，因此不遗余力地花费巨资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他们不像教皇那样，总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刀枪不入。尽管他们也像大多数人一样，拥有雄心抱负，但他们并没有贪婪和私欲这些最容易犯的错误。由于他们大多数出生高贵，对财富和特权习以为常，因此并没有利欲熏心，将攫取财富作为首要目标。
从维护权威的目的来看，英国坚持税收权本身是合理的；但一味坚持“你认为无法行使”的权利，并且在认识到这种企图将会对殖民地自愿效忠行为产生致命后果时仍不罢休，这就是愚蠢行为。此外，存在问题的是行事的方法而非动机。政府在贯彻政策方面越来越无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并最终挑起事端。最后，归结到态度问题。
态度，在此就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强烈的优越感。因为这种感觉抑制了好奇心，导致了对世界和他人的无知。从格伦维尔到罗金汉和查塔姆，再到格拉夫顿和诺斯，在10年时间里英国与殖民地的冲突逐渐加剧，但各届内阁都没有派代表哪怕是某位大臣，穿越大西洋与北美殖民者会面，探讨并找出破坏甚至威胁双方关系的根源，以及如何更好地处理双方的关系。他们对美国人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人是乌合之众，或者把美国人当小孩对待，根本不可能平等地对待他们，甚至把他们作为竞争对手。在英国所有的通信中，他们在称呼对方总司令时从来不用华盛顿将军这个称谓，而只是称之为先生。威廉·伊登在对过去的沉思中表示，“我们的统治者”在教育旅行中只去了欧洲而没有到美洲，实在令人遗憾，因为在他看来，如果统治者饱览了北美大陆的壮丽山河，他们就会更加急切地想要把它留在英帝国内部，而不是分离出去；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会因此改善与人打交道的态度或方法。
美国人是这片大陆上的居民，也是殖民者，一旦失去这片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的土地，他们将遭遇灭顶之灾；而英国人仰仗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不去了解这片大陆，低估了这片大陆的价值，从而产生了致命的后果。在和平谈判中领教到英国人优越感的约翰·亚当斯写道，“英国的骄傲和虚荣是一种疾病，是精神错乱，长久以来，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对英国极尽吹捧和奉承，令它无法客观地看待任何事情。”
尽管有时会无意识地做出愚蠢的举动，但政府不称职是因为没有一套健全的制度，在缺乏强有力的领袖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尤其脆弱。皮特在状态最好的时候指挥若定，带领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取得胜利。他的儿子随后牢牢地执掌内阁，有力地对抗拿破仑。在他们两人任职的间隔，政府命运多舛，跌跌撞撞，错误百出。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的公爵和达官贵人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格拉夫顿认为自己不适合担任首相一职，做事犹豫不决，每周只参加一次内阁会议；汤森行事鲁莽，不计后果；希尔斯伯勒傲慢自大，愚钝迟缓；桑威克、诺辛顿、韦茅斯等人饮酒无度，嗜赌成性；杰曼傲慢无礼，能力有限；里士满和罗金汉一贯冷面无私，一心为国；可怜的诺斯勋爵极端厌恶自己的工作，所有这一切如一团乱麻，即便最聪明睿智之人士恐亦束手无策。人们总是有这种印象，在1763到1783年间，无论是在民事还是军事方面，尽管可能会有少数例外，英国人的智力和能力水平总体还是较低的。或许是运气不佳，或许是由于决策位置几乎全部由超特权阶层所把持，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弱势群体和中产阶级往往也没有更好的表现。毋庸置疑的是，当有人能力不足却又自鸣得意时，结果很可能就是最坏的组合了。
最后便是尊严和荣誉造成的“可怕的阻碍”；宣称这些很有价值并错误地认为是为了自身利益；当原则代表的是“一种你知道无法实施的权利”时，为了这一原则而牺牲其他可能性，也会造成“可怕的阻碍”。如果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早在1765年就讲出这番话，伯克和其他人反复请求将其作为权宜之计，而不是象征性地展示权威，那么如果政府拒绝尝试这么做，就一定是愚蠢行径无疑。他们坚持第一种追求，然后争取一个目的，那么不论输赢，其结果都将是不利的。自身利益在于以善意保留殖民地，如果这一点被认为是英国繁荣昌盛的关键，但仍然不能与立法权威相容，那么权威应该依然存在，许多人这么建议过，但却没有付诸实施。罗金汉曾经说过，可以用“隐性契约”的方式实现和解，而其他问题“尚未确定下来”。
虽说战争和屈辱很长时间损害了英美关系，但英国也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50年后，在经历了与加拿大麻烦不断的关系之后，英国人在《达拉谟报告》中开始使用“英联邦”这一描述组织结构的词汇，因为英国人认识到，其他任何道路都会导致再次出现美洲叛乱然后独立的后果。仍然困扰我们的问题是，如果乔治三世时期的大臣们完全是另外一批人，英美之间或许早就可以建立这种联邦或联盟形式的关系，这样一来，横跨大西洋的两个大国就可能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而遏制任何胆敢挑战的国家，能避免1914到1918年的世界大战以及随后无休止的战争也未为可知。
曾经有人说过，如果将《哈姆雷特》和《奥赛罗》的主人公调换一下，就不会有悲剧发生：哈姆雷特可以一眼看穿埃古，而奥赛罗将毫不犹豫地杀死国王克劳狄斯。如果1775年前后的这些英国政治参与者是另外一些人，或许他们能展示出政治家的睿智和风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出台一个又一个愚蠢荒唐的政策，那么历史的火车也就改变了轨道，一直驰骋到现在。假设总是魅力无穷，让人浮想联翩；但历史的走向，终究还是由执政者的现实所决定。
[1]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爱尔兰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曾任辉格党议员。他反对英王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支持美国殖民地以及后来的美国革命，被视为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
[2] 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英国辉格党政治家，1766—1768年曾任英国首相。
[3] “地狱之火”俱乐部（Dashwood’s Hellfire）：18世纪不列颠及爱尔兰的上流社会社交圈。
[4] 乔治·格伦维尔（George Grenville，1712—1770）：英国辉格党政治家，1763—1765年任英国首相。
[5] 几尼：英国旧时金币单位。
[6] 有证据表明商人们反对的声音被无视了，因为在那个阶段，殖民地代理中的杰出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难以忘怀的是，他美洲邮政副署长的职务，以及他儿子的新泽西州总督职位，都是国王龙颜大悦之余任命的。——原注
[7] 《食糖法》：1764年英国议院通过的由殖民地进口优质糖的条例。
[8] 此处指的是抵制英货。
[9] 有关这是否就是国王精神错乱的早期表现，人们已经写了很多文章进行探讨。他的精神病确切发病时间是在1788年，已经是20多年以后了，在这之前并没有其他症状。因此可以认为，在与美洲殖民地冲突期间，他始终是神智清醒的。——原注
[10] 列克星敦：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城镇，1775年4月19日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次战役在这里打响。
[11] 这是一个没有史料支持的词，当时没有人使用过，但由于现代的读者能从中体会到准确的含义，同时又没有其他相应的词汇，所以我决定试着这样写。——原注
[12] 该数字与查塔姆1766年演讲中所提到的300万有差距，可能反映出对事实信息的了解还不够精确，或者议会报告中的数字不够精确，两者都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当时实际人口据估计大约250万人。——原注
[13] 口袋选区（pocket borough）：指由个人或家族控制的议会选区。
[14] 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1728—1774）：生于爱尔兰的英国剧作家，小说家。
[15] 圣史蒂芬代表议会大厦。——原注
[16] 他之所以采用杰曼这一姓氏，是因为1770年从一位该姓氏的家族朋友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