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人类历史时期，不论在哪个国家，也不论在哪个阶段，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便是政府奉行与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与人类几乎所有其他活动相比，政府的表现往往更为不如人意。在这方面，原本应该根据经验、常识和可利用信息而做出恰当判断的智慧，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导致了令人沮丧的结果。为什么身居高位的人如此经常性地做出有违理智且显然与自身利益相违背的事情呢？为什么明智的思维过程似乎常常失效？
首先，尽管特洛伊的统治者有种种理由怀疑那令人生疑的木马是希腊人的诡计，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将它拉到城里去呢？为什么乔治三世的历届内阁，都宁可对美洲殖民地坚持威胁态度，而不采取任何安抚手段，尽管众多顾问一再劝诫这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查理十二世和拿破仑，以及后来的希特勒，不考虑先驱们所遭受的灭顶之灾，仍然一意孤行地入侵俄国呢？蒙提祖马（Montejuma），作为一支勇猛好斗、渴望驰骋疆场的部队的统帅和拥有30万人口城市的首领，为什么虽然已经清楚地知道几百名外来入侵者不过是人而绝非神，却仍然顺从地举手投降呢？为什么蒋介石拒绝听从任何改革或警告的声音，直至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呢？为什么由出口商所组成的牢固的统一战线能轻而易举地掌控局势，石油进口国却为可供应的石油资源剑拔弩张呢？为什么近代以来英国工会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致使国家处于瘫痪状态，且场面疯狂壮观，令人觉得他们好像不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呢？为什么美国的企业一味追求“发展”，却与此同时明显在耗尽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命赖以生存的三大基础，即土地、水源和未受污染的空气呢？（虽然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来讲，工会和企业并不是政府部门，但它们说明了执政的情况。）
人类在政府以外的其他领域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发明了能带我们离开地球飞向月球的运载工具；在漫长的过去，成功地利用风能发电，用泥石修建起高耸入云的教堂，用蚕丝织造出丝绸布料，发明了乐器，从蒸汽中获得动力，控制或消灭了疾病，在北海填海造田，对自然的形态进行分类，探索宇宙的奥秘。“尽管人类在所有其他科学领域都取得了进展，”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政府却踯躅不前，在管理方式上与三四千年前相比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政府的失当行为有四种，且通常不会单独出现。它们是：1.暴政或压迫，历史上已经有无数此类臭名昭著的例子，这里无须赘述；2.过度的野心，比如雅典企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征服西西里，腓力二世试图用他的无敌舰队击败英格兰，德国自视为优秀种族而两次试图统治欧洲，日本谋求建立“大东亚共荣圈”；3.无能或颓废，比如晚期的罗马帝国，最后的罗曼诺夫王朝和中国末代王朝清朝；4.愚蠢或堕落。这本书关注的是最后一种，它具体表现为奉行一种与所涉及的国家或政体的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自身利益一般应有利于维护统治主体的利益或优势，而愚蠢的政策往往适得其反。
要限定本研究所说的愚蠢行为，采取的政策必须符合三个标准：不仅以后视之明，而且当时就必须被认为是违反生产力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所有的政策，都取决于那个时代的观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曾经说过：“用现代人的观点对过去时代人们的行为进行判断是非常不公平的。无论人们对道德如何评说，政治智慧无疑是不断变化的。”为避免用当代的价值观作为判断的依据，我们必须采纳当时的观点，并且只研究那些当时的人们察觉到的对自我利益伤害的事件。
其次，必须要有一个可行的替代行动方案。要排除个人因素，第三个标准就必须是，所述的政策是由一个团体而非某个统治者自己做出的，并且在政治阶段结束后继续发挥作用。由独裁者或暴君导致的政府失当行为数不胜数，且大都是由个人因素造成的，不值得归纳调查。而由集体所领导的政府或先后继任同一个职位的统治者们，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会产生更为严重的问题。（要简要审视一下的话，对于上述时间标准，特洛伊木马是一个例外，而对集体统治的标准，罗波安是个例外，但每个都是经典案例，并且在已知的政府管理历史中发生如此之早，足以说明此类愚蠢现象是何等根深蒂固。）
愚政的出现与其所处时代或地域并无关联；虽然某个特定时代和地域的习惯与信念确定了它所采取的形式，但这是一种永久的普遍的现象。它与政权形式也没有关系：无论是在君主制、寡头政治还是民主政体下，都同样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它与民族或阶级也不相干。共产主义政府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在行使权力方面并不比中产阶级合理有效，这一点在近代历史中已经尤为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俄国无产阶级在掌控国家60年后，以残暴取得了成功，但其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很难说是开明的。如果说大多数俄罗斯人在物质方面比以前更为富裕，那么他们为残酷的政策和暴政付出的代价则不比在沙皇统治下小，可能还大得多。
法国大革命中，曾经是民粹主义典型代表的政府，却在强有力的执政者上台后迅速恢复了君主专制。雅各宾派的革命政权本来能够整合力量消灭内敌并战胜外国侵略者，但他们连自己的下属都管理不好，维持国内秩序、建立强大的政府或广征赋税就更无从谈起了。最后波拿巴通过军事行动才确立了新的秩序，他用在国外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填补国库，随后登上执政者的宝座。他根据“任人唯贤”的标准选拔官员，那些聪明过人、精力充沛、勤勉踏实、唯命是从的人才被悉数收入他的麾下。这一招非常有效，可惜好景不长，傲慢自负的他，最终因为过度扩张而将自己摧毁殆尽。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愚蠢或反常行为是人性所固有的，为什么我们要指望政府有所不同呢？原因可能是，政府的愚行比个人的愚行影响更为深远，因此，政府更应该采取理智的行动。既然如此，人们也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却并未采取预防和保障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呢？历史上已经有人进行了尝试，比如柏拉图建议挑选一批人进行培训，使之成为政府管理专家。根据他的理论，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统治阶级应该首先学习执政艺术，应该是理性和智慧的杰出代表。因为在他看来，这种人是极其稀有的，所以他认为，应该通过优生学方法进行繁殖和培养。他说，管理，是一种特别的技艺，管理能力，如同在任何其他行业一样，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够逐渐掌握，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他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哲学家成为国王，这听上去妙不可言，实际上高不可攀。“哲学家必须成为我们城邦的国王，或者，现在的国王和统治者必须像真正的哲学家那样去寻求智慧，只有这样，政治权力和知识智慧才能融为一体。”直到那一天，他说，“对于城市，并且我认为对整个人类而言，才会远离各种麻烦。”事实也确实如此。
不开窍的榆木脑袋造成的自我欺骗，在政府管理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它主要表现在以先入为主的固定观念对形势做出评估，而忽视或拒绝任何相反的迹象。它总是根据意愿行事，而不让自己根据事实调整方向。一位历史学家对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这位所有主权国家中思想最顽固的首脑的评价概括了这种特质：“他始终坚信自己超凡卓越，即便他的政策失败无数次，这也难以动摇。”
一个战争中的典型案例便是第17条计划，也就是1914年法国作战计划。该计划完全是按照进攻态势构想出来的，集中一切人力物力于法国莱茵河前线，令左翼几乎毫无防卫。唯一能说明这一战略合理的理由便是：法国方面固执地认为，德国不可能调派足够的力量将侵略战线延伸到比利时西部和法国沿海省份。这种假设是基于同样固执的观点，即认为德国永远不会动用其前线预备役部队。而法国参谋总部1913年就逐渐获得与此相反的证据，但事实上却将其断然忽略了，目的在于不要让对德国可能从西部发起攻击的担忧，影响法国向东部的莱茵河地区进攻的士气。当战争来临之际，德国能够并确实使用了前线的预备役部队，又长途奔袭绕到西线，结果便导致了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20世纪所经历的可怕的后果。
榆木疙瘩似的僵化思维同时也拒绝吸取经验教训，14世纪的中世纪统治者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尽管货币贬值非常明显并已严重影响到经济的运行，引起了人民的愤怒，但法国的瓦卢瓦君主还是把它作为疯狂攫取现金的手段频繁加以使用，这最终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暴动。战争是统治阶级的手段，其中榆木疙瘩式的思维尤其明显。许多国家通过战争掠夺敌对国家的资源，但还是不可避免地经常陷入食品短缺甚至饥饿状态，比如英法百年战争中英国对法国的入侵就是这样，尽管如此，国家间还是经常发动战争。
在17世纪初，另外一位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据说因为坐在一个炽热的火盆边太久而发热，于是传唤负责挪开火盆的人，无奈一时没有找到那个人，国王竟因此发烧驾崩了。20世纪后期，人类好像在接近一个类似于自杀性愚蠢行为的阶段。这种案例如此之多，出现如此频繁，以至于人们只能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为什么超级大国相互间不摒弃人类自相残杀的方式？为什么我们穷尽所有技术和资源为获得武力上的优势而竞争，却不花点儿力气与我们的竞争对手寻找一种权宜之计，也就是说，寻找一种生存而非死亡的方式呢？
2500年以来，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杰斐逊、麦迪逊、汉密尔顿、尼采、马克思等政治哲学家，他们研究思考的都是诸如伦理、主权、社会契约、人权、权力腐败、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平衡等重大问题。马基雅维利关注政府的职能，而不是政府所应采取的形式，除他之外很少有人劳神去关心政府的愚蠢行径，尽管这种愚蠢行径早已是长期和普遍存在的问题。阿克塞尔·奥克森谢尔纳（Axel Oxenstierna）伯爵，在异常活跃的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统治期间的30年动乱中担任瑞典首相，在其女儿克里斯蒂娜统治时也是瑞典实际的统治者，他在临死之际基于自己丰富的阅历得出结论：“我的孩子，现在治理天下，哪里需要什么智慧呢？”
因为长久以来，政府始终是以单一主权的形式存在，它所表现出的导致政府愚蠢行径的人类特点可以追溯到人类有记录的时期。以色列国王罗波安是所罗门王的儿子，约于公元前930年他41岁时继承王位，比荷马创作民族史诗早大概一个世纪。这位新国王丝毫没有浪费时间，就做出了蠢事，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并永远失去了统称为“以色列”的10个北方部落。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不满于所罗门国王统治时期的苛捐杂税和繁重劳役，已暗中努力分离出去。他们聚集在所罗门手下一个叫耶罗波安（Jeroboam）的将军周围。这位将军被称为“伟大的勇士”，他凭借着一个预言承诺带领他们起义，该预言说他将在起义后继承这10个部落的统治。上帝通过某个预言家、示罗人亚希雅（Ahijah the Shilonite）在该事件中发挥了作用，但他后来的角色并不十分清楚，并且似乎是由叙述者添加进去的，该叙述者认为全能的上帝必须无处不在。起义失败时，耶罗波安逃到埃及，埃及国王示撒（Shishak）为他提供了庇护。
南方的两个部落犹大和本杰明毫无疑问承认新国王的统治，罗波安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以色列的动乱，于是即刻前往北部中心示剑（Shechem）以赢得那里的人民对他的忠诚。但是他碰到了以色列代表团，他们要求他减轻他父亲所罗门国王在位时期强加给他们的沉重劳役。如果他答应这么做，他们将愿意做他的忠实支持者。代表团成员中就有耶罗波安，他是在所罗门国王刚死去时从埃及被召回的。耶罗波安的出现必然让罗波安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作为缓兵之计，罗波安请代表团先回去，并在三天之后返回来听取他的答复。与此同时，他征求了他父亲的顾问团中那些长老们的意见，他们劝他答应人民的要求，并告诉他，如果他对人民慈爱有加，并“好言相劝，他们将会永远做你的仆人”。由于是第一次执掌政权，热血沸腾的罗波安认为这个意见过于温和，于是转而征求“同他一起长大的少壮派”的建议。他们非常了解他的性格，并且就像历史上任何时期想要巩固自己在“总统办公室”中地位的顾问们一样，提出了认为他会接受的意见。他不应做任何让步，并且还要直接告诉那些人，他不仅不会减轻赋税，而且还要把赋税加到比他父亲在位时更重。他们为他起草了能够成为任何专制君主的口号的名言：“你就这样跟他们说：‘我父亲给你们套上了沉重的枷锁，而我还要给你们再加一套；我父亲用鞭子责罚你们，而我会用蝎子惩戒你们。’”罗波安对这样残忍的表述欣喜异常，于是在代表团第三天返回时把这些话“粗暴地”一字不差地转述给了他们。
他的臣民可能并不准备顺从地接受这一答复，这似乎是罗波安始料未及的。在希伯来历史上，他能够赢得“十足的蠢蛋”称号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于是，以色列立即宣布从大卫家族中分离出去，并且他们的战争口号是：“哦，以色列，建立自己的家园！哦，大卫，看好你自己的部族！”他们行动如此之快，说明事先已经对可能出现的否定答复拟定了行动方针。
如此不动脑子的罗波安甚至令奥克森谢尔纳伯爵都深感诧异，他采取了当时情况下最挑衅的举动。他叫来亚多兰（Adoram），此人负责监管被奴役部落，常对劳动者施以枷锁，令人深恶痛绝。罗波安命令亚多兰去确立国王的权威，但显然并没有派军队支持他，结果人们用石头把亚多兰砸死了。听到消息后，这位鲁莽而愚蠢的国王迅速跨上他的战车逃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召集了犹大和本杰明部落的所有战士发动战争以重新统一国家。与此同时，以色列人任命耶罗波安为国王。他统治了22年，而罗波安统治了17年，“这一时期，他们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
旷日持久的战争削弱了两个国家的实力，也使得约旦东部由大卫所征服并成为附庸的领土，比如摩押、以东、阿蒙等重新获得独立，由此敞开了埃及入侵的大门。埃及国王示撒派“大军”占领了边境要塞并向耶路撒冷挺进。罗波安只能以寺庙和王宫中的金银财宝向埃及进贡，才避免了耶路撒冷被征服的命运。示撒还侵入了前盟友耶罗波安的领土远至米吉多，但他显然由于资源匮乏无法建立政权，不得不退回埃及。
这12个部落从未被统一起来。因冲突而变得四分五裂的两个国家再也不能维持大卫和所罗门建立的帝国的荣耀。在辉煌时期，帝国领土从北部的叙利亚一直延伸到埃及，直至到红海的国际商队路线和外贸出海口。而由于分裂造成人口和领土的减少，他们更无力抵御邻国的侵略。在分别存在了200多年后，以色列的10个部落终于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人所征服，并且根据亚述人对被征服民族的政策，他们被驱逐出自己的土地而散落各地，消失在了不为人知的世界和被反复揣测的历史之中。
包括耶路撒冷地区在内的犹大王国，作为犹太人民的土地继续存在着。尽管在不同时期重新夺回了北方大部分领土，但它也曾经被征服，流亡到巴比伦河流域，然后经历复苏、内乱、外国主权的占领、叛乱、再次被征服、更远的流亡、驱散、压迫、犹太聚居区以及屠杀，但却从未消亡。当初本应可能被采纳的长老们的建议被罗波安轻易拒绝了，而最终采取的另外一套举措导致了长期的仇恨，其所造成的创伤历经2800年仍难以愈合。
同样是毁灭，但原因恰恰相反的是导致墨西哥被征服的愚蠢行为。虽然人们对罗波安不难理解，但蒙提祖马的例子让我们认识到，愚蠢行为并不总是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他于1502到1520年间是阿兹特克国王，这个国家物产丰富，情况复杂，掠夺成性。它坐落在内陆高原上（现在的墨西哥城所在地），周围群山环绕，首都是有6万户人家的城市，房屋沿湖边堤坝、小岛等地势用木桩打造并粉刷，街道整齐，寺庙辉煌，装饰精美，武装强大。其殖民地向东延伸到海湾地区，向西到太平洋海岸，整个帝国有大约500万人口。他们信仰邪恶的宗教，其用活人祭祀的仪式在血腥和残忍方面无人能及。然而，阿兹特克的统治者在艺术、科学及农业领域却具有非常先进的思想和理念。阿兹特克的军队每年都要对邻近部落发动战争，以掠夺用来劳动的奴隶和用以祭祀的牺牲品，补充总是短缺的食物供应，并借机占领土地或惩罚反抗行为。在蒙提祖马统治的最初几年，他亲自率领这样的军事行动，极大地扩展了疆域。
阿兹特克文化强调对神的崇拜——从鸟神、蛇神、美洲虎神，到雨神特拉洛克（Tlaloc）和作为地球表面主宰的太阳神太兹卡利波克（Tezcatlipoc），以及“将野蛮想法通过低声耳语传达给人类”的“太母颇特”（Tempter）。国家的创始神羽蛇神（Quetzalcoatl，古代墨西哥阿兹特克人与托尔特克人崇奉的重要神祇）已经失去往日的辉煌，黯然离开去了东海，人们在那里期盼他回到地球，有众多预言和特异景象对此做出暗示，预示了帝国的衰落。
1519年，从古巴来的一群西班牙征服者在埃尔南·科尔特斯的率领下在墨西哥湾海岸的韦拉克鲁斯登陆了。在哥伦布发现加勒比群岛后的25年来，西班牙入侵者迅速摧毁了原住民的家园，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如果他们的身体没能在为西班牙人提供劳役的过程中幸免于难，那么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灵魂得到了拯救。从他们的信件和头盔可以看出来，西班牙人并没有耐心定居下来开荒种地，而是无情地、无休止地、贪婪地掠夺奴隶和黄金，而科尔特斯就是他们的一个缩影。由于或多或少与古巴总督不和，他提出带领600个人、17匹马和10门大炮进行探险，表面上是探求贸易机会，实际上是追求荣耀，并以国王的名义建立独立的领地，这从他的行为来看再清楚不过了。他登陆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烧毁船只，这样就破釜沉舟，没有退路了。
有当地居民出于对阿兹特克统治者的憎恨，将首都的财富和防守力量透露给了他。于是，科尔特斯带领大部分人马出发前去征服这座内陆大城市。尽管他非常鲁莽大胆，但并不愚蠢，沿途与阿兹特克的敌对部落，尤其是主要对手特拉斯卡拉部落结成了联盟。他先派人捎信，声称自己是某个外国王子的使臣，但并没有伪装成一个转世的羽蛇神，对西班牙人来说这本来就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他们带着自己的传教士前行，非常显眼地手持十字架和圣母马利亚的画像，并宣称他们的目的在于传播基督教。
蒙提祖马在听到前方的报告后，召集顾问们开会，有些人强烈要求以武力或欺骗手段抵制这些陌生人；而其他人则认为，如果他们确实是某个外国王子的使臣，应该举行友好的欢迎仪式。如果他们并非常人，那么这一点从他们神奇的特征就能看出来，抵抗也是没有用的。他们的“灰色”面孔和“石头”服装，他们驾着带白色翅膀的水上房屋登陆，他们从管子里喷出的魔力十足的火焰能杀死远处的人，他们的首领骑着怪兽。对一个神灵无处不在的部落来说，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们就是超自然的力量。然而，他们的首领可能就是羽蛇神的这个想法，似乎只是蒙提祖马自己的臆想。
疑虑重重、惴惴不安的蒙提祖马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出了最为糟糕的决定：他派人送去金光闪闪的礼物炫耀他的财富，同时带去信件，要求来访者返回，又显示了他的软弱。100来个奴隶拿着宝石、纺织品、华丽的羽毛制品和两个“如车轮般大小”的巨大金盘和银盘令贪婪的西班牙人兴奋不已；而信上所说的禁止继续向首都行进，几乎恳求地让他们返回自己的家乡，为了不激怒神灵，也不令使臣不满，使用了极其温和的语言，因此语气并不强硬。于是，西班牙人继续前行。
当他们到达城市的时候，蒙提祖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比如设置障碍阻止他们。相反，他举行仪式欢迎他们的到来，还陪同他们到王宫和其他场所。在山中等待进攻信号的阿兹特克军队始终没有接到命令，虽然他们本来能够消灭侵略者，在堤坝上切断逃生路线或者将他们予以隔离，从而迫使他们因饥饿而投降。这样的计划实际上都已准备妥当，但是翻译将其泄露给了科尔特斯。警觉的科尔特斯把蒙提祖马软禁在他自己的宫殿中作为人质，防止外面的进攻。英勇好战且在数量上以1000 : 1的比例远远超过绑架者的一个国家，就这样屈服了。由于过于相信神秘主义和迷信的力量，他显然认为，西班牙人的确是羽蛇神派来分离他的帝国的，并相信这是命中注定的，因此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过，从入侵者不断索要黄金和食物来看，他们显然也都是人；他们总是向钉在一个木头做的十字架上的裸体男人及一个抱小孩的女人顶礼膜拜，这表明他们同羽蛇神并没有什么关系；反之，他们对当地人对羽蛇神的祭祀行为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后来，出于后悔或经人劝说，蒙提祖马下令让部队伏击科尔特斯留在韦拉克鲁斯的驻军。他的部下杀害了两名西班牙人，并将其中一个的人头送到首都作为证据。科尔特斯对此没有要求谈判或解释，而是立刻用链子将国王锁住，迫使他交出凶手并将凶手在宫门前活活烧死，还不忘再次索要大批黄金和珠宝作为惩戒。由于西班牙人被杀，任何残存的与神灵建立关系的念头消失得无影无踪。
蒙提祖马的侄子卡卡玛（Cacama）对科尔特斯进行了谴责，说他是杀人犯、盗窃犯，并威胁要进行反抗，但国王却一味保持沉默，消极被动。极度自信的科尔特斯在得知从古巴来的一队人马已经前来逮捕他时，自己回去对付他们，留下了少部分人继续占领。这少部分人打碎祭坛，掠取食物，进一步激怒了城里的居民。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失去了权威的蒙提祖马既无法下命令指挥，也不能平息人民的怒火。于是，在科尔特斯返回之际，阿兹特克人在国王弟弟的率领下发起反抗。只有13支步枪的西班牙人只好用剑、矛和弩予以反击，并放火焚烧了房屋。尽管他们有钢铁武器的优势，但由于被步步紧逼，他们只好将蒙提祖马拉出来要求停战。但国王刚一出现，就被人们用石头一顿乱砸，说他是懦夫、叛徒。于是他被西班牙人带回宫殿，三天后就死了，而他的臣民拒绝为他举行葬礼。西班牙人在一个晚上从城里撤出，损失了1/3的力量和先前的战利品。
科尔特斯纠集了他的墨西哥盟友们，在城外的战争中打败了占优势的阿兹特克军队。在特拉斯卡拉部落的协助下，他包围了城市，切断了城市的水和食物供应，并逐步渗透。在前进过程中，他们将被摧毁的建筑物废墟都抛入湖里。1521年8月13日，城里剩下的居民群龙无首，又迫于饥饿，最终投降了。征服者填湖造地，在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城市，并随后统治墨西哥、阿兹特克及其盟友达300年之久。
对宗教信仰，尤其是某个陌生的、遥远的、你只是一知半解的文化中的宗教信仰进行争论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当某些信仰违反自然规律而变成一种错觉，使人民失去独立，那么将它称为愚蠢行径也无不恰当了。在宗教狂热的特殊类型中，该范畴同样属于榆木疙瘩式的僵化思维。它往往会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
愚蠢行径不一定给所有相关方都带来消极后果。由于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愚蠢行为而导致的改革，在新教徒看来并不算是不幸。由于英国的愚蠢政策挑起的美国独立战争，使美国人由此获得了独立，从全面来看这并非憾事。摩尔人征服西班牙后，对该国大部分领土的统治持续了300年，少部分地区甚至长达800年。根据每个人所持有的不同立场，这一征服的结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或许还值得商榷，但这一征服的起因却是当时西班牙统治者的愚蠢行为，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这些统治者就是西哥特人（Visigoths），他们在4世纪入侵罗马帝国，5世纪末得以统治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地区数量占优势的伊斯帕诺罗马居民。200年来，他们与被统治者争吵不休，时常发生武装冲突。他们以无限膨胀的自我利益为标准，对主权国家巧取豪夺，四处树敌，并最终同样为这种行为所害。本地居民是罗马天主教徒，而西哥特人则属于阿里乌斯（Arian）教派，于是宗教仇恨令敌对情绪愈演愈烈。在选择君主的方式上，双方出现了进一步的争论。本地贵族试图维持原来的选择标准，而深为建立王朝梦想苦恼的各地国王决心使这一做法成为世袭并予以保持。他们利用流亡或处决、没收财产、不平等的税收和不平等的土地分配等一切手段来消灭竞争对手，削弱当地的反对力量。这些做法无疑导致贵族煽动叛乱，仇恨的火种四处燎原。
与此同时，通过更加强有力的组织以及对西班牙境内的罗马教会和主教更积极的抗拒，天主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在6世纪后期，成功地将两个继承人推上王位。第一个被其父亲处死；而第二个人里凯尔德（Recared），最终实现了统治，并意识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他在哥特人中第一个认识到，作为一个被两个敌对集团所反对的统治者，继续与双方同时对抗实在愚蠢至极。由于坚信在阿里乌斯教派的框架下永远不可能实现联盟，里凯尔德不遗余力地反对先前的盟友，并宣布天主教为官方宗教。他的几个继任者，也努力安抚昔日的对手，召回那些被放逐的人并返还他们的财产。但是，愈来愈大的分歧和各种复杂的趋势超出了他们的控制，他们已经失去了对教会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在其中为自己培养了内部敌人。
政权稳固以后，天主教的主教成立了世俗政府，颁布了自己的法律，滥用各种权力，控制拥有决定权的议会，将自己所青睐的篡权者的行为合法化，尤其致命的是，无情地推行起了对任何“非基督徒”，也就是犹太人的歧视运动和惩罚条例。表面上来看人们继续对阿里乌斯教派表示忠诚；但王室颓废，纵情酒色。在各种阴谋诡计、强取豪夺、暗杀和起义的夹击下，公元7世纪的国王如走马灯般快速更替，没有一个在位超过10年。
在这个世纪，被一个新的宗教赋予生命力的穆斯林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这一发展得益于一系列从波斯到埃及，并在公元700年从西班牙穿越狭窄的海峡到达摩洛哥的征服过程。他们的船只袭击了西班牙海岸，虽然被打退回去，但对岸的新政权为哥特人统治之下每个心怀不满的集团提供了无尽的诱人前景，即用国外的援助对抗内部敌人。不论历史曾重演过多少次，正如拜占庭皇帝们在邀请土耳其人抗击国内敌人时认识到的那样，这种方法最终通向的结果只有一种，那就是：外来势力留了下来并夺取了统治地位。
西班牙的犹太人是饱受苦难的少数民族。他们与罗马人一同来到西班牙，并通过经商而繁荣富庶。但现在，他们受到排挤、迫害，被强制改宗，被剥夺了权利、财产、职业，甚至连孩子都被强行带走，送给基督教奴隶主。面对灭绝的威胁，他们通过在北非的其他犹太部落与摩尔人接触并向后者提供情报。对他们来说，什么都比基督教统治好。
然而，社会分裂的致命缺陷导致了突发行动。公元710年，部分贵族策划了一起阴谋，拒绝承认前一君主的儿子为国王，于是击败并废黜了他，并推选他们中的罗德里戈（Rodrigo）公爵登上了王位，这使国家陷入争端和混乱。由于认为摩尔人会非常热心地为他们夺回王位，被推翻的国王和他的追随者越过海峡，邀请摩尔人予以协助。
摩尔人本来就与西班牙不和，于是在公元711年大举入侵，势如破竹。罗德里戈的军队无力抵抗，摩尔人用1.2万人的部队很快控制了局势。他们攻城略地，占领首都，确立代理人（将其中一座城市交由犹太人管理），然后继续前进。他们在7年内完成了对半岛的征服。哥特式的君主立宪制，由于没能够制定可行的治理原则，或是实现与国民的融合，未能建立牢固的根基，在受到攻击时轰然瓦解了。
在罗马衰落和中世纪复兴之间的黑暗年代，政府除任意使用武力外并没有有效的理论、体系或手段。由于社会的混乱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因此在中世纪时政府开始逐渐成形，随后具备了公认的功能，包括普遍接受的原则、方法、机构、议会和官僚体制。它获取了权力、话语权，改善了行事手段并提升了能力，但并没有变得更加聪明或是不再有愚蠢的行径。这并不是说，王公贵族和各位大臣不能够英明地管理好自己的国家。在强大有力的，有时甚至是良性或明智的统治下，也会定期出现例外情况。就像愚蠢行径一样，这些现象并没有随时间和地点而发生变化。雅典的梭伦也许是最明智的，也是其中最早的例子之一。他值得我们探讨一下。
公元前6世纪，时值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梭伦被选为执政官（或首席大法官），人们希望他能拯救国家，调和分歧。当时的债务法非常严厉，允许债权人将被典当的土地作为抵押物，甚或驱使债务人从事奴役劳动，这无疑让平民更加贫困，民怨沸腾，反抗情绪高涨。梭伦既没有参与富人对平民的压迫，也没有支持穷人的反抗行为，因此双方都接纳他。在富人眼里，据普鲁塔克（Plutarch）讲，他拥有物质方面的财富；而在穷人看来，他诚实可信。在梭伦所颁布的大部分律法中，他关注的不是党派之争，而是正义，强弱之间的公平交易，以及稳定的政府。他废除了债务奴役，解放了被奴役者，将选举权扩大到平民，进行货币改革以鼓励贸易，规范度量衡，建立法律法规对财产继承及公民权利进行规范，对犯罪行为施以刑罚。这样还是丝毫不敢大意，他最后要求雅典理事会宣誓，将他的改革维持10年。
然后，他做了一件极不平凡的事，在国家元首中可谓独一无二：他借周游世界之名买了一艘船，并乘船自我放逐达10年之久。作为一位政治家，梭伦做事公平公正；作为一个人，他又非常智慧。他本可以保留最高控制，扩大权力范围直至成为独裁者——他由于没有这样做反而受到诟病。可是他深知如果人们永无休止地请愿并提议修改这条或那条法律而他并不依从，只会增加对他的骂名，于是他决定离开，以便维持他所制定的法律的完整性，因为不经过他的许可，雅典人无法废除法律。他的决定表明，不去试图凌驾于他人之上的雄心，以及用来判断分析的常识，是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梭伦的日记中，他用第三人称描写自己时，换了一种表达方式：“他每天都在变老，可是学会了新的东西。”
强势而果敢的统治者，如果缺乏梭伦那样完备的素质，往往会如英雄般逐渐凌驾于他人之上，成为随后几个世纪的灯塔。伯里克利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做事很有分寸，声誉卓著，在其统治下，雅典达到了最为强盛的时期。罗马的恺撒死于对手的刺杀，或许并不是非常智慧，但他却具有非凡的执政能力。后来，安东尼王朝出现了4个“好皇帝”：即图拉真和哈德良，组织者和建设者；安敦尼·庇护，仁慈的庇护者；马可·奥勒留，令人崇敬的哲学家。在他们的统治下，罗马公民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因为政府管理有方而生活富足，相互尊重。在英格兰，阿尔弗雷德大帝击退了侵略者，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查理曼得以在纷乱芜杂的社会中建立良好的秩序。他打造的文明艺术并不比战争时期少，并因此在中世纪赢得崇高的声望，这一点在之后的4个世纪里无人能及，直至被称为Stupor Mundi，意为“世界奇观”的腓特烈二世赶超。腓特烈凡事都要亲力亲为：艺术、科学、法律、诗歌、大学、十字军东征、议会、战争、政治以及与教皇的争夺。尽管他各方面才能卓著，最后遭受挫败。洛伦佐·德·美第奇，作为杰出的政要，使得佛罗伦萨更为辉煌，但他却因为想要建立王朝的野心而使共和国逐渐削弱。两个女王，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和奥地利的玛丽娅·特蕾莎，都是精明能干、睿智无比的统治者，为各自国家创造了无尽的财富。
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的缔造者，乔治·华盛顿在众多领袖中闪耀着最为夺目的光芒。与学富五车、文质彬彬、头脑非凡、智慧超群、多才多艺的杰斐逊相比，华盛顿意志坚定、品格高尚，拥有天然的领袖气质；另外，他精力过人、不屈不挠，能够克服重重障碍，无往而不胜。他不仅带领美国人民赢得国家的独立，而且使羽翼未丰的年轻共和国度过了最初几年的危机得以茁壮成长。
他的周围群星闪耀，人才济济，更有无数政治精英如雨后春笋，充满无限生机。尽管他们并非完美之士，且时常争吵不休，但在大阿瑟·M·施莱辛格看来，这些开国元勋们“是美国，或者可能是所有国家最为杰出的一代公务人员”，这并非言过其实。这位历史学家所赋予他们的品质值得一提：他们无所畏惧，具有高度的原则性，精通古代和现代的政治思想，精明务实，勇于尝试，并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相信人类有能力通过自己的智慧改善所处的环境”。这就是塑造了他们个性的理性时代的标志；而且，虽然18世纪有一种倾向，认为人类在内心深处更为理性，但恰恰在这个年代，这些人将他们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才能发挥到了极致。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从仅仅250万居民中就产生如此众多精英的原因就好了，它将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施莱辛格提出了一些起到促进作用的因素：教育的广泛传播，富有挑战性的经济发展机遇，社会的流动性，自我管理方面的培训——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公民竭力培育并提升他们的政治素养。教会威信的降低，商业、科学和艺术领域尚未提供努力进取的方向，因而对于那些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人来说，治国方略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或许在时代的需求中最为重要的是激发人们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勇气和机会。那么有什么东西更加令人振奋，并且更有可能让这些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人付诸行动呢？
不论之前或之后，都从未有人对政府体制的构成进行过如此审慎和理性的思考。在法国和俄国革命中，有太多的阶级仇恨和流血冲突，以至于人们无法实现公平的结果或建立永久的体系。两个世纪以来，在每次危机之后，美国的政治制度始终能够在压力下纠正其不合理的做法，同时不放弃既有体制去寻求其他制度，而诸如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则并非如此。随着惰性的加剧，美国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在历史上，当各种条件有利的时候，或者拙劣的决策因为丰富的资源而并未产生严重后果的时候，或者因为规模宏大而减弱了不利影响的时候，社会制度往往不会因为众多荒唐愚蠢的行径而发生变化，处于扩张时期的美国就是这样。时至今日，已经不再有那么多的缓冲因素，愚蠢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是我们无法承受的。美国开国元勋们的思想和行为难能可贵，在正常的历史进程中无法期望再次出现这样一个群体。但他们非凡的形象始终铭刻在我们心中，有助于我们对人类行为的可能性做出良好的评估和判断。
在昙花一现般的明智的政府间隙，总有愚蠢行径大行其道。在法国波旁王朝时期，这种愚蠢行径更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路易十四通常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君主，主要是因为人们倾向于接受夸大其词的自我评价。实际上，他发动了无休止的战争，大量发行国债，外加伤亡、饥荒和疾病，耗尽了法国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将国家推向崩溃边缘，并最终导致两代君主之后绝对君主制被推翻。从这个角度看，路易十四所奉行的政策违背了最终的自身利益。其继任者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评价这种统治的后果道：“在我们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路易生涯中最应受到谴责的行为和最为糟糕的错误就在于1685年废除了《南特敕令》，取消了他祖父时期所贯彻的宽容政策，恢复对胡格诺派的迫害。这还称不上是绝对的愚蠢政策，因为在当时根本就无人对此进行责备或告诫，这反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且在30年后国王的葬礼上，人们还将其作为最值得赞扬的行为大加肯定。然而，这一事实却使另外一项标准显得更为重要，即愚蠢政策必须是某个群体而非个人的决策。没过多久，人们就认识到了该政策之愚蠢。几十年后，伏尔泰将其称为“法国最大的灾难之一”，其结果“完全违背了初衷”。
和所有愚蠢行径一样，它受到当时人们的态度、信仰和政治倾向的影响；而像某些愚蠢行径一样，若并非所有的话，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不采取措施也能平安无事的时候，它太过激进。旧的宗教分裂和加尔文残忍教义的力量正在逐渐削弱；人数不足200万或大约人口1/10的胡格诺派是辛勤工作的忠诚公民，而他们太过勤奋反而令天主教派感到不安。这样就造成了双方的摩擦。胡格诺派只有一个新年作为休息日，而天主教徒则有100个圣徒和神圣假日；且胡格诺派工作高效，创造力强，在经商方面更为成功。他们的商店和作坊抢走了大批生意，这也是天主教徒要求对他们进行压制的主要原因。在更高层次上，这一要求被赋予充分的理由，因为在宗教方面持不同政见是对国王的背叛，而取消对是非感的自由选择（“这致命的自由”）不仅是为国家利益，也是对上帝的忠诚。
摆脱了红衣主教马萨林（Mazarin）早期监护之后的国王越来越专制，因而这一建议对他很有吸引力。他的专制权力越大，似乎就越不能接受政见不同者的存在。“一部法律，一个国王，一个上帝”是他对国家的概念，并且在他当政25年之后，他的政治力量日益加强，对分歧的包容也逐渐萎缩。他所认为的神圣使命对统治者来说通常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深信“我应该成为上帝的使者，让所有臣服于我的人按照上帝的教导行事”是全能的上帝的意志。此外，他还有自己的政治动机。鉴于英国詹姆斯二世对天主教的了解，路易认为，欧洲正在回归到天主教至上，他可以摆出一副极力反对新教徒的姿态对此表示支持。而且，由于与教宗在其他问题上的争执，他想表明自己是正统观念的捍卫者，由此重申古代法国的“最具基督教意味的国王”的称号。
1681年，废除《南特敕令》的法令尚未被真正颁布，迫害行为就开始了。新教活动被禁止，学校和教堂被关闭，人们被强制接受天主教洗礼，儿童从7岁开始就与家人分离，被抚养成天主教徒，行业行为与职业被逐步限制直至完全禁止，胡格诺派官员被责令辞职，政府组织专门人员进行改宗，且给每个转变信仰的人提供赏金。一个又一个法令将胡格诺派教徒从他们自己的社区及国家生活分离开来并彻底根除联系。
随着迫害行为的升级，他们开始采取暴力措施，其中最为残忍且最为有效的莫过于对新教徒的“武力迫害”，即让那些凶暴粗野的男人分别驻守在胡格诺派家庭中，并鼓励他们为所欲为。由这些粗野男人组成的军队，因粗暴散漫而臭名昭著。他们大肆屠杀，殴打抢劫户主，强奸妇女，四处破坏，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当局以免除家庭被进驻从而摆脱这种恐怖行为为幌子，诱使人们转变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信仰转变几乎不可能真心实意，这引起了天主教徒的不满，因为这些人发假誓，亵渎了教会的神圣。并非心甘情愿领受圣餐的人有时被驱赶着去做弥撒，其中有的反抗者对圣餐吐口水，并倒在地上践踏，他们因为玷污了圣礼而被烧死在了火刑柱上。
法令禁止遭受处罚的胡格诺派教徒离开，而他们一旦被抓到，则被判决到船上的厨房接受劳役。为了反抗，胡格诺派开始移民。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拒绝公开发誓放弃原有信仰，当局就会迫使他们的牧师流亡海外，因为怕这些牧师会在暗中传教，鼓励那些已经转变信仰的人恢复原有信仰。那些继续布道的顽固的牧师被施以轮刑，很多牧师因此成为殉道者，这同时也激励了他们的追随者继续反抗。
当有人将大规模信仰转变情况汇报给国王，说仅一个地区三天时间就有6万人转变信仰时，国王决定废除《南特敕令》，因为在他看来胡格诺派已经不复存在，不再需要这个敕令了。这时，有人质疑这一政策的明智性。在废除敕令前夕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皇太子或许是想表达有人私下转达给他的忧虑之情，提醒说如果废除这一敕令可能导致反抗和大规模移民，由此损害法国的商业。但是，他似乎是唯一提出反对声音的人，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不用怕遭到报复。一个星期后，即1685年10月18日，废除的法令正式颁布，并被人们誉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奇迹”。“以前从未有过这样胜利的喜悦。”历来刻薄的圣西门写道。并且他的激情一直持续到国王死去，“从来没有过这么一致的好评……国王听到的全是溢美之词”。
但不良后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信仰胡格诺教的纺织工人、造纸商及其他工匠，将曾经在法国居垄断地位的技术带到英格兰和德国；银行家和商人带走了他们的资金；印刷工人、出版商、造船商、律师、医生及很多牧师逃离。4年内，海军中有8000—9000人，陆军中有1万—1.2万人，还有500—600名军官，都逃到荷兰，极大增强了路易国王的敌人威廉三世的军队实力。并且在三年后，当威廉三世取代被赶下台的詹姆斯二世成为英格兰国王时，其军队实力已经是法国的两倍。图尔和里昂的丝绸行业据说由此遭到破坏，而像兰斯和鲁昂这样的重要城镇，其工人数量锐减了一半。
人们意识到废除《南特敕令》的诸多后果时，夸张之词照例不可避免，而这一现象从圣西门恶意责难国家人口减少了1/4时就已经开始了。根据现在的估计，各地流亡总人数大约10万—25万。无论这一数量多寡，新教国家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些流亡人口对于法国对手的价值。荷兰即刻给了他们公民权利，并免除三年的赋税。勃兰登堡（未来普鲁士）议员弗雷德里克·威廉在《南特敕令》发布不到一周就颁布法令，邀请胡格诺派来到他所辖的领土，而后者所带来的工业企业对柏林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近的研究认为，胡格诺派移民对法国经济所造成的损害一直被高估了，它只不过是战争带来的众多创伤之一。然而，政治方面的损害却是毫无疑问的。胡格诺派印刷工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所印制的反法小册子和讽刺作品如洪水般涌入所有他们定居的城市，这些小册子将对法国的敌对情绪推向新的高潮。勃兰登堡与荷兰结盟，德国小公国也随后加入进来，由此加强了反法的新教联盟的力量。而在法国，迫害行为反而更激发了新教徒的信仰热情，复苏了他们与天主教徒的宿怨。南部赛维纳山区胡格诺派中的法新教徒（Camisard）的长期反抗，导致了三次残酷的镇压战争，削弱了国家的实力。人们在这里以及法国保留下来的其他胡格诺派社区中建立了接收基地，迎接革命的到来。
更为深远的变化在于对绝对君主制理念的怀疑。持不同政见者认为，国王不能再拥有强行统一宗教的权力。这样一来，君权神授遭到了公开质疑，宪法的权威性更受到了挑战，这一斗争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之久。1715年，当了72年国王的路易十四在去世之际，留给法国的不是他长期以来致力于实现的国家统一，而是思想活跃但处境悲惨的持不同政见者之国度；他没有令国家财富日益增长，而是使之更加贫困孱弱、混乱失序。以自我为中心的统治者用如此有效的方式损害自身利益，路易十四真可谓前无古人。
本来，对胡格诺派所为不加干涉，或者至多通过发布国内法令的形式满足反对胡格诺派人士的诉求，而不采取武力施加暴行，也不失为可行之道。虽然大臣、神职人员和人民完全赞同对胡格诺派的迫害，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十万火急。整个事件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本来就不该发生。这就突出了愚蠢行为的两个特点：事件的发生通常并未经过精心策划，其后果却总是令人惊异。愚蠢行为在事件发生后仍一如既往。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对“废除”法令这样写道，“伟大的图谋在政治上极其罕见；国王总是凭经验，有时甚至一时冲动做出某种行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观点得到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支持，后者在一篇富有洞见的评论中告诫说：“在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时，不要太过深刻，因为原因通常都显而易见。”这一点往往被政治学家们所忽略，因为他们在讨论权力的性质时，即便持否定态度，也总是极其虔诚的样子。他们的行为有时就像是普通人走进一人深的水里，非常不明智或愚蠢反常，与普通大众在正常情况下时常会表现的并无二致。权力的陷阱和影响欺骗着我们，赋予了其拥有者非同一般的地位。有着一头卷曲的长假发，穿高跟鞋和貂皮大衣的太阳王是一个容易误判、出错和冲动的人，就像你和我一样。
法国波旁王朝最后一位国王查理十世，是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及在位时间很短的路易十八的弟弟，其愚蠢行为一而再，再而三，已经到了覆水难收的地步[1]：也就是说，他努力恢复已经倾倒瓦解的政权，开历史的倒车。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被称为反动还是反革命，反抗右派都决心极力恢复旧政权以前的特权等级和对财产的占有，并采取各种手段攫取之前所没有的权力。
当67岁的查理十世在1824年登上王位时，法国刚刚经历了长达35年之久的历史上最为剧烈的变化，从大革命到拿破仑帝国，再到滑铁卢和波旁王朝复辟。由于当时不可能取消大革命以来的所有权利和自由以及政府实施的法律改革，所以，尽管路易十八可能永远都不习惯君主立宪观念，但还是接受了宪法，这是他弟弟查理无法理解的。由于在英格兰流亡期间的所见所闻，查理说他宁愿砍伐树木谋生也不愿像英格兰国王那样生活。毫不奇怪，对于那些与波旁王朝一起回到法国，希望恢复旧政权、等级和头衔尤其是被没收的财产的众多流亡者来说，查理是他们的希望。
在国民大会，代表他们利益的极端右翼分子与少数极端派构成了最强大的党派。他们减少已知对手的税收，使后者无法达到选举资格所要求的纳税300法郎的条件，如此将选举权限于最为富裕的阶层，从而完成了组建党派的工作。政府部门也受到同样的限制。极端派占据了所有部长职位，其中一位宗教极端主义者任司法部长，其政治理念据说是在对《启示录》的经常阅读过程中形成的。他的同事们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颁布具有弹性的搜查和逮捕律令；他们的主要成就在于建立了一个基金，对大约7万名流亡者或他们的后代提供每年1377法郎的补偿。这样微不足道的数额难以满足他们，但却足以惹怒为此纳税的资产阶级。
大革命以及拿破仑统治时期的受益者并不打算为旧政权的流亡者和神职人员让步，而不满情绪尽管只是暗流涌动，却也日益高涨。被极端分子所包围的国王，如果不是因为利令智昏而导致自己垮台，或许还能够多多少少舒适地完成他的统治。查理决心要大干一番，尽管他在智商方面没有继承先人，但却具有波旁王朝时期典型的不学无术和睚眦必报的作风。当反对派在议会中制造麻烦时，他听信了其内阁部长们的建议将议会解散了，并通过贿赂、威胁、施压等手段达到了操纵选举的目的。事与愿违，保皇派因只有对手1/2的议席而落败了。因为不愿落得像英格兰国王那样的无望结局，查理又一次解散议会并且根据新的范围更窄的选举权以及更为严厉的审查制度，再次进行了选举。
反对派所控制的媒体呼吁反抗。国王去打猎之时没有料想会发生公开冲突，因此没有召集军队提供保护。而巴黎人民和从前与此后的许多次一样，利用这个机会筑起路障，积极投入到三天的巷战中，此即法国人所说的“三大荣耀”。反对派代表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查理退位并逃往海峡对岸他所鄙视的有限君主制国家。这一事件中没有发生大的悲剧，其历史意义只在于推动法国从反革命向着资产阶级的路易·菲利普君主制前进了一步。在愚蠢行径的历史上更为重要的是，它说明，包括但不限于波旁王朝在内，试图将打碎的鸡蛋复原往往是徒劳无功的。
纵观历史，军事愚蠢案例数不胜数，但它们不在本次研究的范围之内。然而，有两个最为重大的事件牵涉与美国的战争，都是由政府层面做出的决定。他们是德国在1916年恢复无限制潜艇战的决定，以及日本在1941年袭击珍珠港的决定。这两种情况中，均有反对的声音警告不要采取行动，但警告均以失败告终。在德国，这种声音是那么急切和绝望；在日本，它如此谨慎却又深受怀疑。这两种情况中的愚蠢行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我们别无选择”论点中的自我禁锢，另一方面则是最经常且最致命的自我妄想——对敌人的低估。
“无限制”潜艇战意味着一旦在所宣布的封锁区内发现商船，不论其是交战国还是中立国船只，不论有无武装，均不加警告予以击沉。基于中立国享有公海自由航行原则，美国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德国在疯狂地用鱼雷击沉“卢西塔尼亚”号客轮之后于1915年停止了这一做法，与其说是由于美国气愤之极提出的断交威胁以及其他中立国的反对，倒不如说是因为德国当时并没有足够的潜艇来保证取得决定性效果。
到这个时候，其实是在1914年年底，在公开进攻俄国和法国的努力失败之后，德国统治者意识到，他们无法战胜三国联军。而实际上，正如参谋总长对总理所说，“我们自己很可能会精疲力竭。”
此时，德国需要通过政治行动与俄国单独签署和平协议，但这一努力失败了。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德国与比利时、法国甚至英国的无数次接触或提议也以失败告终。所有失败均出于同样的原因，即每次德国总是以胜利者自居而提出惩罚性条款，要求对方结束战争且割地赔款。它总是挥舞大棒，从来不拿胡萝卜，因此德国的对手没有一个想要背叛自己的盟友。
到1916年年底，双方在凡尔登和索姆河牺牲数百万生命也难见分晓，资源濒临枯竭，士气日渐低落。德国仅靠马铃薯为生，并征召15岁的孩子加入军队。而协约国方面，除非有美国强大的新生力量加入，否则也是岌岌可危，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这两年里，基尔造船厂在疯狂地制造潜水艇，目标是200艘。与此同时，最高统帅部在高级别会议上就是否恢复鱼雷战争与持强烈反对意见的平民部长们争论不休。平民部长们认为，重新开始无限制潜水艇战，用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2]的话说，就是“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加入我们敌人的队伍”。最高统帅部对此并不否认，但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德国显而易见不可能仅赢得在陆地上的战争，他们的目标是打败英国。而英国由于资源匮乏早已风雨飘摇，因此在美国能够动员其力量、训练并运送部队到欧洲且数量足以影响战争结果之前，应该切断英国的海上补给线来达到目标。他们声称，这一任务在三四个月内就可能完成。海军上将展开航海示意图，证明潜艇可以在一定时间将多少吨鱼雷发送到海底，直至英国“苟延残喘”。
贝特曼宰相首先反对，他反驳说，美国如果参战的话，它除了把扣留在美国港口的德国船只让协约国使用外，还很可能将其他中立国也拉拢过去，并且，它将为协约国提供巨大的财政援助，并极大鼓舞士气，激励他们坚持到援军到达。财政部长卡尔·赫弗里希则认为，使用潜艇将“带来毁灭性后果”。直接与美国打交道的外交部官员也同样反对。去美国执行任务返回的两位主要银行家警告说，不要低估美国人的潜力，一旦他们警醒并确信有充分的理由，他们能够调动的力量和资源是无法想象的。
在所有劝阻的人中，最为迫切的莫过于德国驻华盛顿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他非普鲁士出生和成长的背景使其没有同辈那样的妄想和错觉。出于对美国的了解，伯恩斯托夫反复告诫其政府，如果发动潜艇战，美国肯定会参战，德国必将战败。由于军方日益强烈地坚持战争，他在发回德国的每条信息中都试图改变在他看来将会带来致命后果的这种趋势。他相信，避免这一结果的唯一途径便是通过调解达成协议停止战争，而威尔逊总统也正准备这么做。贝特曼也忧心忡忡，他认为，如果协约国像德国所预料的那样拒绝了该和平动议，而德国接受了这一结果，那么它就有正当的理由恢复无限制潜艇战而不会引发美国参战。
推崇潜艇战的主战派包括骄横粗暴的德国军官和宫廷人士、以扩张为战争目的的社团、右翼政党和大多数民众，他们根据政府的宣传认为只有通过潜艇战才能够打破英国对德国的食品封锁并战胜敌人。社会民主党少数人在国会喊道：“人民不希望潜艇战，只想要面包与和平！”但很少有人倾听他们的声音，因为德国公民无论多么饥饿难耐，总是非常顺从。德皇威廉二世，因为有些犹豫不决而受到激烈抨击，但由于不愿让人觉得他还不如其指挥官大胆，也只得随声附和。
1916年12月，威尔逊提议交战国坐下来就“没有胜利的和平”进行协商，但遭到了双方的拒绝。双方都不想在没有任何收获的情况下接受和解，因为这样一来各自的牺牲和痛苦似乎就没有了正当的理由，而要支付战争的费用也变得不可能了。德国并非为现状而战争，而是为称霸欧洲，在海外建立更为强大的帝国。它想要的不是调停式而是命令式的和平，而且，正如其外长亚瑟·齐默尔曼在写给伯恩斯托夫的信中所说，德国不希望通过中立国调停者来“冒被骗取战争获益的风险”。任何要求德国放弃自身利益并赔偿协约国的解决方案都意味着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s）及其执政阶层的下台，这是协约国能够接受的唯一方案。他们还需要有人支付战争费用或者破产。没有胜利的和平不仅将终止称霸的梦想，而且需要大量税收为早就无利可图的多年战争埋单。这将意味着一场革命。对于皇室宝座、军事阶层、地主、工业和商业大亨来说，只有赢得战争，他们才有希望继续掌握大权。
1917年1月9日，德皇、宰相和最高司令部召开会议做出了决定。海军上将、海军参谋长霍尔岑多夫提交了一份200页的材料，包括进入英国港口的船舶吨位、运费、舱位、配给制度、食品价格、与去年收成之比较，以及详细到英国早餐中所含热量等包罗万象的信息，并发誓说，他的潜艇一个月能够击沉60万吨船舶，从而迫使英国在明年收获节前就投降。他说，这是德国的最后一次机会，他看不出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赢得战争，“保证我们将来世界大国的地位”。
贝特曼用了一个小时回应他，将那些认为美国参战意味着德国失败的顾问们的所有论据一一列出。四周对他的回应是皱眉、焦躁和缄默。他知道，拥有自我决断权利的海军早已派出了潜艇。慢慢地，他屈服了。诚然，不断增加的潜艇数量使成功的可能性比之前更大了。确实，协约国的上一次战果甚为惨淡。另一方面，美国……陆军元帅兴登堡打断了他的话，肯定地说，他的军队能够“对付美国”。而霍尔岑多夫则“信誓旦旦”地说：“美国人将不会踏上欧洲大陆！”面色忧郁的宰相让步了。“当然，”他说，“如果成功在向我们招手，我们没有理由拒绝。”
他没有辞职。后来一位官员发现他颓然坐在椅子上，表情凝重，于是小心翼翼地问他是否前线传来了坏消息。“没有，”贝特曼回答说，“但德国完蛋了。”
早在9个月前，在之前的潜艇危机中，被派到总参谋部的贝特曼的助手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就已得出同样的结论。他在1916年4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德国就像是一个沿着深渊跌跌撞撞行走的人，一门心思地想要跳下去。”
结果得到了证实。尽管在护航制度生效前，德国潜艇击沉了大量协约国船只，造成巨大伤亡，但英国受到美国宣战的鼓舞坚持了下来，并没有投降。另外，霍尔岑多夫曾保证美国不会登陆，但200万美军最终抵达欧洲，在美军第一波进攻的8个月里，投降的是德国。
当时有别的选择吗？鉴于它非要取得胜利，拒绝承认现实，大概没有。但是，如果它知道这是死胡同，接受威尔逊的提议，从而阻止或者肯定地延缓美国加入敌对力量，那么结果可能就不是这样。如果没有美国，协约国不可能坚持到胜利；而由于德国也难以取得胜利，双方将步履维艰直至筋疲力尽，最终达成相对平等的和平。如果这样的话，世界历史就要改写了，没有胜利，没有赔偿，没有战争罪责，不会出现希特勒，或许也不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然而，像许许多多可能性一样，这在心理上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正如希腊人所说，性格就是命运。德国人受到的教育是以武力夺取目标，但他们并没有学习如何调整。即使有战败的风险，他们也无法放弃扩大版图的目标。里茨勒所说的深渊在召唤他们前行。
1941年，日本也面临做出一个类似的决定。它的帝国计划，即“大东亚共荣圈”，核心在于征服中国，并将日本的统治从满洲里延伸至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马来亚、暹罗、缅甸一直到（有时也包括由发言人酌情决定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与日本的胃口成反比的是其国土，而非其意志。为了这一事业，它要动员必要的力量，因此必须获得远远超出它自己所有的钢铁、石油、橡胶、大米等资源。当欧洲爆发战争，日本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即西方殖民帝国正在为生存而战斗或早已无能为力——法国已经战败；而荷兰，尽管还保留着流亡政府，已经处于被占领状态；英国饱受德国空军的打击，也无力在世界另一边采取任何行动；日本成就辉煌的时刻到来了。
日本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是美国，后者始终拒绝认可日本对中国的步步占领，并越来越不愿向日本提供原料，以避免其进一步的冒险行动。日本在中国的暴行，对美国班乃舰的袭击，以及其他挑衅攻击行为，都是影响美国舆论的因素。1940年日本签订三方条约，使自己成为轴心国伙伴，并乘法国在欧洲战场屈服之际侵入法属印度支那。作为回应，美国冻结了日本的资产并禁止向日本销售废旧钢铁、石油和航空汽油。从1940年到1941年，双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外交磋商，意在达成基本协议，但结果证明这是徒劳的。尽管孤立主义情绪甚嚣尘上，但美国不会默许日本对中国的控制；而日本的无穷欲望，使它不愿限制自己的行动自由，它在亚洲其他地区仍恣意妄为。
与鲁莽的军事和政治上的极端分子不同的是，主政日本的主要领导人不想与美国开战。他们只想要美国保持沉默，而自己长驱直入建立亚洲帝国。他们认为，只要坚持不懈地游说，喋喋不休地争论，耀武扬威地要求，含蓄隐晦地恐吓说与轴心国合作，就能够迫使美国就范。当这些手段不仅没有令美国保持缄默，反而起到相反作用的时候，日本未加研究就确信，如果它采取行动拿下其首要目标，即对日本而言至关重要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资源，那么美国肯定会对它宣战。如何占领这一地区同时又不会触怒美国，这是从1940年到1941年一直困扰日本的问题。
从战略上来说，为了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并将资源运送到日本，日本必须保护其侧翼在西南太平洋不受美国海军的攻击。既是海军总司令又是珍珠港突袭行动设计师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知道，日本没有希望取得对美国的最终胜利。他告诉近卫首相说：“对于能否坚持到第二或第三年，我丝毫没有信心。”因为在他看来，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军事行动“将导致与美国的战争早日开始”，而他的计划就是推动这一行动并通过“致命打击”将美国赶出去。然后，通过征服东南亚，日本可以获取它所需要的资源来进行后续的战争，实现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霸权梦想。因此，他提出日本应该“从战争一开始就猛烈攻击并摧毁美国主要舰队，从而沉重打击美国海军及其人民的士气，使其一蹶不振”。对局势做出如此奇特估量的人其实并不了解美国，尽管他曾就读哈佛大学并在华盛顿担任武官。
从1941年1月，日本就开始策划对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实行超级大胆的毁灭性打击，而与此同时，政府与军队之间始终在就最终决定进行激烈争论。认为应采取先发制人手段的人，尽管并不自信，但仍信誓旦旦地说，突袭行动将使美国没有任何可能对日本进行干涉，并再也不敢对日本采取进一步敌对行动，这正是日本所希望的。持怀疑态度的人问，如果结果不是这样会怎么样呢？他们争论说，日本不可能赢得对美国的持久战，国家的命运现在就只能誓死一赌了。在讨论期间，警告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首相近卫亲王此时辞职了，指挥官们争执不休，顾问们犹豫不决，天皇也闷闷不乐。当他问，偷袭是否能像日俄战争中偷袭亚瑟港那样取得巨大胜利时，作为海军总参谋长的海军上将长野回答说，日本能不能赢还都还是个疑问。（或许这是向天皇讲话时的一种东方的自我贬低式的谦恭，但在如此严重的时刻，这似乎是不必要的。）
在这种存疑的氛围中，为什么最终极端冒险行动还是被批准了呢？部分原因在于，在受到恐吓时对功亏一篑的恼怒情绪导致了一种心态，即要么胜利拥有一切，要么就失败一无所有，而像贝特曼那样的文官无可奈何，只得屈从于军队意志。另外，还要考虑法西斯政权那种征服一切的耀武扬威情绪。日本已经调动了具有可怕力量的军队意志，它事实上就是取得非凡胜利的企图，其中就包括攻占新加坡及袭击珍珠港，后者令美国几近恐慌。日本甘冒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要么前进，要么满足现状，而没人愿意或者敢于冒政治风险做出满足现状的提议。对这一代人来说，在中国的侵略军以及本国的政治党派所施加的压力，驱使它朝着不可能实现的帝国梦想前行，而现在它已经别无退路。过度膨胀的野心让它自己厄运难逃。
另一种策略是朝既定的荷属东印度群岛进发而不理会的美国态度。这样一来，尽管留在日本后方的力量是个未知数，但这正好令敌人不明就里，尤其是这个敌人的潜在力量大大超过日本。
这里的错误估计实在让人奇怪。此时，美国至少有一半人强烈支持孤立主义政策，而日本这一行动让美国人团结起来并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参战。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美国孤立主义如火如荼，以至于为期一年的法律草案只以一票的多数得以重新开始制定——只有一票。事实上，日本人本来能够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而不会有美国参战的风险；对荷兰、英国或法国殖民地的攻击都不会使美国卷入战争。而对美国领土的攻击却是唯一可能令美国参战的事情。日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到，对珍珠港的攻击不仅不会粉碎美国士气，反而会使美国团结起来。这种奇怪的认识上的真空可能源于所谓的文化上的无知，是愚蠢行径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双方都存在这种情况，但在日本这一案例中，它却是至关重要的。）根据他们自己对美国的判断，日本人认为只要美国愿意，美国政府可以动员整个国家参战，因为日本就是这么做的。无论是因为无知、错误估计还是纯粹的鲁莽，日本给了对手猛烈一击，而正是这一击，使美国毅然决然、目标明确地加入了战争。
虽然日本发动了战争，但尚未深陷其中，它的情况与1916—1917年间德国的情况惊人相似。两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是以整个国家和人民作为赌注，两个国家中的很多人都很清楚，从长远来看，他们几乎必输无疑。这种冲动来自领土和版图的致命诱惑，来自强大的自负，来自无限的贪婪。
在迄今所提及的案例中出现的一个原则便是：愚蠢行径是权力之子。我们都知道阿克顿勋爵重复过无数次的名言——权力滋生腐败。我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权力也制造愚蠢；颐指气使的权力导致思维僵化；随着权力在某些人手中习以为常，其所应承担的责任往往也日渐消退。权力的责任在于为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尽可能以合理的手段进行治理。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责任人有义务让公众了解信息，听取公众呼声，保持思维和判断的开明，避免僵化思维的隐患。如果思维足够开明，就能够察觉到某个特定政策是在损害而不是保护自身利益，然后有足够的自信予以坦承，并有足够的智慧去扭转局面，这就是治理的最高艺术。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及战后索要的赔偿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策，是胜利者从经验中学习并付诸实践的真实案例，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美国在华盛顿起草了日本投降后的政策，并根据这一政策决定占领日本。政策经盟军批准并主要由美国执行，是征服者的管理手段、政治智慧、战后重建和创造性改革的卓越实践。保留日本天皇作为国家元首，防止了国家出现政治混乱，并由此使日本民众接受并服从占领军的管理，后者温顺的配合着实令人惊讶。除了裁军之外，还通过去军国主义化和对战犯的审判建立问责制，目标是通过宪法和代议制政府以及打破垄断和土地改革等手段实现政治及经济上的民主化。日本为数众多的工业企业拥有巨大的力量，难以被撼动；而政治上的民主通常不可能通过法令来实现，只能通过几个世纪漫长的斗争逐步完成，但现在观念被成功地转变过来，且民主在总体上被采纳了。占领军并非直接管理，而是通过与日本各部门设立联络处的方式实施治理。清除先前的官员，雇用资历较浅的人员，这或许并不是由于后者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有什么根本不同，而只是因为他们愿意接受改变。教育和教科书被修订和修改，天皇身份成为一种象征，“由人民意志产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军事政策方面。日本社会的独裁本质有所抬头。然而，整个结果是有益的，而不是报复性的，并且可以让人意识到，政府智慧仍然是一把利剑，尽管很少用到，但却令人类战栗，这也算是一种鼓舞吧。
最罕见的局面逆转的情况——统治者意识到某个政策对自身利益不利，并敢于冒险将之扭转180度，从历史上来说，只有在昨天才刚刚发生：埃及总统萨达特放弃与以色列之间的仇恨，不顾周边国家的愤怒和威胁而试图建立更为有效的关系。无论是在风险和潜在收益方面，这都是一个重大行动；另一方面，他在谈判中运用常识和勇气，而不是一味盲目地继续，这使他彪炳史册但异常孤独，即便随后的暗杀悲剧都未能损毁他的形象。
接下来我将讲述人们更为熟悉但对人类而言非常不幸且在持续发生的故事。某个政策的最终结果并不决定该政策是否有资格成为愚蠢政策。所有弊政从长远来看都违背自身利益，但实际上可能暂时有助于加强政权。当某项政策明显行不通或者阻碍生产力但却被反常地一以贯之的时候，就是愚蠢行径。似乎无须说明的是，目前我所进行的这项研究就来源于我们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此类问题。
[1] 此处原文为“Humpty Dumpty”，指童谣中从墙上摔下跌得粉碎的蛋形矮胖子。——编者注
[2] 即特曼马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1856—1921）：德国政治家，曾于1909年至1917年间任德意志帝国宰相。——译者注（后文中注释若非特别标明均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