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6年
由于机敏的史迪威的运气，他最终得以如愿地在战场上结束这场战争。不过，在他回来的头几个月里，好像他注定要在案牍中干到战争结束。1月23日他被任命为美国国内陆军地面部队司令，负责训练。在海外战事正酣的时候，这份工作对他没有吸引力。“我会先尽量忍受，然后爆发。”他在给温妮的信中写道。马歇尔没有确切表明会让他在太平洋地区担任什么指挥任务，同时史迪威认为总统没有接见他是个不祥之兆。
陆军地面部队的总部设在华盛顿，但是史迪威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各个营地之间走动，以视察训练情况并解决回国士兵问题。跟其他视察的将军不同的是，他不去看营房，而是像在蓝姆伽一样立即查看训练和射击操练。在视察的间隙他发现自己成了名人，证据便是有警察开道把他从奥尔巴尼一直带到华盛顿，飞机就地等着他。有各种讲演，会议，听证；在一次公开晚宴上大家对他报以热烈的鼓掌。他还曾经应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演讲，跟“想让他谈谈”的副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谈话，此外，根据后来的司法部长文森（Vinson）法官提供的说法：“美国人民把我视为一种典范。天哪！”
当利多公路终于推进到中国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时，他对这种荣誉感到悲喜交集。Y军和缅甸部队在1月会合。后面紧跟着的道路穿越过来在八莫跟老滇缅公路连接，并在1月25日通车。负责筑路的皮可将军向接替史迪威在缅甸的指挥任务的萨尔坦将军表示说：“我成立了一支车队。我请求你准许车队开往中国。”当第一批卡车经过24天艰难跋涉从阿萨姆邦到达昆明的时候，近千名欣喜异常的民众挥动着彩色横幅，上面用中国字写着：“欢迎第一支车队通过史迪威公路。”庆祝时史迪威的画像跟蒋介石和罗斯福的一道被人们举着。蒋委员长宣告说：“我们冲破了对中国的封锁。请允许我以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名字命名这条公路，以纪念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在他指挥下盟军与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和筑路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我想知道是谁让他这样说的？”主角史迪威这样想。
印缅战区美军总部正式发文同意了这个命名。此时陆军电台播送了史迪威自己的声明。他感谢所有的战士——步兵、工兵、医务人员、空勤人员、卡车司机以及劳工，是“他们为之奋斗并最终建成”了这条道路。他对自己的作用不置一词，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萨尔坦的一封私人来信要比这种种官方荣誉都更好地概括了实情；他在信中说，开通到中国的道路的是“你顽强的意志”。
不管史迪威对总统对待他的态度怎么心怀不满，他无论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均无表露，哪怕是意味深长的微笑或者皱皱眉头都没有。一位朋友说：“幕布是严严实实地拉上了。”他内心里却在痛苦地思索，这体现在他就自己指挥时的情况和中国的问题所进行的反省以及就此所做的笔记。他在陆军部长史汀生家里的晚餐上做出了无可回避的结论，对此，根据他所做的记录是：“在中国除非除掉蒋介石，否则毫无办法。”反面也同样无可回避：其他的选择是什么？因为对此并无现实的答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共产党正在奋力改变，因此史迪威认为，作为中国的“农民自由主义者”，共产党也许会为美国提供一种支点。在另一番谈话中莫斯（Wayne Morse）参议员发现他对共产党和对蒋介石“同样持批评态度”。他说中国正在陷入“长期内战，对此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只能等着中国走出混乱。史迪威在笔记中写道，只要蒋介石还在掌权，那就不会在统一，甚至是在可行的联合方面有任何进步。由于支持反动的重庆政府，美国在中国遭受重创并跟旧有的殖民体系联系到了一起。“除非我们立场坚定，否则我们将与法国、英国、荷兰和重庆归入一类。”
史迪威主要的精力用于为僚属们正在编纂的他指挥地区的大规模记录《中缅印战区史》（History of the CBI Theater）编辑和撰稿。这些包括战斗报告、政治工作报告、各分支机构专述以及综述的报告在内的资料，整理完成后装满了一只箱子，并在3月7日提交陆军部。当他帮着在五角大楼的过道里搬运这只箱子的时候，有人问他里面装的是什么，他回答说：“给汉迪将军的一封信。”这份材料最后一章在对中心论点的总结中指出，由于在支持中国的同时并未对租借物资要求在作战方面做出承诺，美国是在执行一种“摇摆不定的政策，在一种徒劳的输血中耗尽了公共资金”。就他自己的作战指挥而言，史迪威的结论是，由于无权“指挥”自己的部队，他的指挥被削弱，结果他无从制定战略或者直接战术。在批评自己的国家和职业时，他认为美国的军事教育是有缺陷的，由于对外国的做法和特点缺少认识，我们的士兵“只知道按美国方式行事，但是一旦这行不通便会变得困惑并失去耐心”。他认为，如果美国想在未来各国军队中立于前列，那么美国的教育体系必须考虑到这个问题。
报告公然对抗美国政策，在最后谴责了蒋介石政府，不赞同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支持，并预言这个政府将会倒台。在总参谋部的授意下，这个报告的内容缩减到了700页以内，以便于处理和保管。但是即便如此，史迪威还是被告知，如果他想让这份报告发表的话，就必须剔除那些对蒋介石和英国的无情批评。他拒绝了，这也就意味着报告肯定无法发表。
史迪威的见解还是值得听取的。“在当时的中国，也许是永远，再也不会有美国人能处在更好的位置观察蒋介石优点和缺点了。”A·T·斯提尔（A·T·Steel）写道。此人从1932年到1950年是《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以及其他报纸的驻华记者。
还有其他人的建议也同样未被采纳。出于对政策的不满，大使馆的政治官员在2月发出了一份史无前例的联合电报，电报是赫尔利不在时由艾奇逊以代办身份签名的。他们警告说，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正在使蒋不愿意做出任何妥协；与此同时，正如他们当中有人曾经对北方地区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参观后所见证的那样，共产党正在增加实力，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困境便日益临近了，那就是美国一旦在中国登陆将不得不做出决定，是选择接受还是拒绝跟共产党合作。魏德迈的指挥部所拟订的计划准备将美国伞兵部队空投在共产党地区——报告既天真又傲慢地认为——以“组织、领导并指挥”共产党游击队对日抗战。然而，除非蒋介石已经确定了共产党参与政府的条件，否则无法做出任何可行的安排。使馆官员争辩说，迫使蒋介石和谈的唯一方式是命令他，而不是请求他。他们还建议说，不管蒋介石同意与否，现在都应该做出是否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定，并将决定如实告诉蒋介石。电报由副国务卿格鲁在表示赞许后于3月2日转呈白宫，这跟史迪威提交报告给五角大楼是在同一个星期。
驻外人员趁赫尔利在华盛顿的时候提交此报告并非偶然，因为他们的提议在效果和意图上都是对大使的不信任投票。赫尔利受命支持并承认政府，避免其崩溃，并敦促国共部队立即联合起来。他试图居间斡旋使两党能够达成某种协议。他一开始志得意满，志在必得，但是尽管他天生精明，还是很快发现这是他力所不及的。国民党的曲意逢迎让他得意，但由于对中国背景缺乏了解，同时又对问题的深度没有概念，结果他听信了蒋介石周围人的说法，并接受了他们的保证，以为凡事皆有可能。然而，尽管有会谈和休战，有提议以及对方的回应，在联合政府方面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他的政府一直想促成此事。华盛顿越来越感到迫切。中国正处于内战边缘，无法填充未来日本战败后所留下的空白。此外人们还担心，如果这种分裂无法弥合，那么苏联可能跟共产党就控制东北达成某种协议。
种种挫折和困难让赫尔利恼火。他开始出现一些暴躁的举止，发怒骂人，中断了使馆所有的常规事务并疏远了其他工作人员，几乎到了相互之间完全不信任的程度。赫尔利认为谢伟思、拉顿以及其他敦促采取更独立于国民党，并更多考虑共产党的现实政策的人是在破坏他的努力。他相信有针对他的阴谋存在，因此跟中国人展开复杂谈判时只有一名上士充当书记员，并不征求自己同事的意见便向华盛顿报告。他的同事们则深信他的报告之偏颇和误导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这导致他们未经作为使馆负责人的赫尔利过目便提交了自己的报告，最后在2月以联合电报的形式发给了华盛顿政府。
总统维护赫尔利并反对其同僚的意见，认定除非得到蒋介石的同意，美国不能支援共产党。这个决定同样是取决于主权问题，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召回了史迪威。美国政策在立场上仍然确定无疑地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争斗中拒绝跟当权政府的对立集团单独交涉或者对之提供援助。这个立场尽管正确，但是不现实。中央政府的主权只是一种表象，正如其民主不过是一种幻象一样。共产党其实并不像赫尔利向周恩来所申明的那样，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治党派，与其他党派的唯一区别是它是武装的；它实际上是个独立体，有国家的各种特征——政治组织，领土控制以及自己的军队。共产党目前声称他们只是国家的一个因素，并愿意在某种条件下商谈统一问题，这使人混淆了这个问题，但是并不能改变事实。他们充满活力，正在成长，而国民党则正被侵蚀。
华盛顿对此并非一无所知。斯特汀纽斯国务卿（他于1944年11月接替了生病的赫尔）在1945年告诉总统说，蒋介石之所以抵制联合政府，是因为这意味着国民党主宰的结束并为“更加雄壮、更加受欢迎……并日益壮大的共产党”开辟了扩张其影响的新天地，最终共产党可能控制国民政府。然而，如果未能跟共产党达成协议，这又会招致“最终推翻国民党的危险”。
委员长并没有这样的担心，美国对他的一贯支持让他感觉自己很强大。对美国来说，这种支持事与愿违，让蒋介石变得更加顽固，而不是让他倾向于退让。他低估了共产党的力量，同时也误解了自己的现状，因为正像史迪威经常抱怨的，没有人告诉他实情——也没有人会承认这一点。何应钦对共产党实力的“可笑”估计显示了他“完全无视事实”，对一位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来说，这表明了“只要这类人仍然在发挥重要影响，想在中国实现统一的努力就是无望的”。
美国政府本性上对新事物充满戒备，无法调动足够的决心减少对蒋介石的支持，不敢面对他倒台的危险。在做出支持赫尔利的决定后，出于对大使地位的考虑，那些有异议的外交官都改任他职。共产党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政策并不会有利于他们。他们开始有了猜忌，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又产生了敌意。不过，透过表象不远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在根本上的排外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敌视。对美国来说，他们把共产党看成“抢夺财产的人”，因此对他们存有近乎本能的恐惧，这显然是形成政策的一个因素。不管罗斯福是否也有这种想法，他无疑明白这种恐惧情绪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危险性。也许现在超越其他所有因素的决定性原因是他已经无法承受蒋介石的崩溃，尽管他本人已经不抱多大幻想来指望蒋介石政府领导下的中国能够扮演他计划中的大国角色。
毛泽东复电接受蒋介石邀请，赴重庆“商讨和平建国大计”
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在蒋介石不知情也未必同意的情况下就向苏联出让中国的某些利益，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议》是一场艰难的谈判，是在没有中国人参加的情况下试图说服苏联对日作战。对斯大林所做出的让步除了波兰问题外，还包括苏联继承老沙皇在大连的特权以及中国的中东铁路。相应地，苏联将承认中国在东北拥有“完全主权”，并愿意同被承认的政府元首蒋介石缔结友好条约并结盟。后来让雅尔塔会议成为争端导火索的并不是这些让步，而是邀请苏联再次现身东北。
毛泽东和赫尔利
蒋介石与毛泽东
之所以有这种需要，是因为中国政府管理的真空。一种被认为不争的事实是，需要由苏联地面部队来击败东北的关东军。这是个公认的事实，对此总统只能听取军方的意见。此时还没有试爆原子弹，欧洲战争尚未获胜，而根据军事情报部门对日本延续战争能力的错误估计，对日战争在击败德国后还会持续18个月。尽管也有人对此表示不同意，但是战略家们流行的看法是必须攻入日本本土，因此美军的伤亡可能多达100万。此外，还担心几乎是一支独立部队的日本关东军可能跟中国大陆的日军汇合并继续抵抗；也许正如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团长迪恩（Deane）将军所预计的，他们会“建立一个新的日本国”。
罗斯福在雅尔塔的让步是出于考虑美国人的生命。他只能给出一些东西，否则正如斯大林所坦言的，如果苏联什么也得不到，它为什么要参加对日作战？如果中国人在军事方面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那么让苏联人参战的必要性就会小一些。假如史迪威创建90个有战斗力的师的计划得以完成，那么也就不会有雅尔塔会议了。
1945年2月10日，史迪威被授予了迟来的荣誉军团勋章，表彰他“意志专一和无尽的热忱”，同时还被授予卓越服务勋章橡树叶勋章（Oak Leaf cluster of the DSM），以表彰在开辟史迪威公路时他的具有“极端重要性和复杂性”的功绩。陆军部长史汀生为他佩戴勋章的时候，说自己从来没有像给史迪威授奖这样感到高兴。对于错过了在其他地方进行的战斗的史迪威来说，这两枚勋章还谈不上补偿。他憎恶华盛顿，在他看来那里“跟重庆一样是一堆大粪”。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说：“除非能让我做什么带劲的事，否则我就会照我告诉过你的事做（要求带一个团）并让陆军部受到羞辱。”
史迪威心中还希望最终率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吕宋——台湾——华南这个三角地带在战略计划中仍然是重要的。2月7日，他注意到合众社的一篇推测性的文章认为，指挥进军中国的总司令是他自己、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而且优先顺序也是如此。史迪威从来不是满足于等待天上掉馅饼的人。当尼米兹来到华盛顿的时候史迪威去拜访了他；不管他们是否谈及此事，根据史迪威的记录，会晤“很热烈”。3月8日，他陪同一群军人去白宫，结果没有发现总统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对他造成妨碍的迹象。“罗斯福在会见后跟我攀谈，谈到了缺少士兵以及对日进攻的严重性。说他很高兴利多公路以我命名。他看上去很糟，但是不像雅尔塔的照片上那样糟。”出去时史迪威甚至向自己的副官表达了稍许赞许，似乎在疲倦地迈向终结的时候，他短暂地感到了罗斯福的一丝魅力。再过一个月稍多一点儿，即4月12日，总统去世了。罗斯福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最持久的支持者，而且不管他有怎样的幻想，他也是最坚定地把中国的未来放在美国一边的人；他去世得太早，结果没有来得及知道——除非他有一点点预感——他付出努力的结果。
重回中国在史迪威看来并非不可能。梅里尔从战区回来时报告说人们都想念他，说“在我的事上站在蒋介石一边的还不到10个人”，还说孙立人提议中国军官请求罗斯福让他回去。据报告说，魏德迈和他的同僚“现在的说法是，由于我们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即使他们来也无法纠正了”。然而，当日军似乎即将进攻昆明的时候，委员长和魏德迈的办法便是要求把缅甸最初的第二十二师和第三十八师调出，而史迪威曾经跟这两个师一道训练和作战。第二十二师和另外一个在蓝姆伽训练的师被空运回中国以应付危机，结果发现无此必要。由于美国加强了空袭，同时也出于保护粤汉铁路和防备美军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日军没有在华南再次发动攻势。
正像史迪威之前曾经谋划过的，魏德迈准备让中国师对广州海岸发动攻势，而他可以支配的资源要远远超过当时史迪威可以得到的。驼峰航线的运输量在1945年1月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6吨，同时还辅以史迪威通过发动战役开通的公路和输油管的运输量。委员长同意发动战役，但是，尽管跟重庆达成了和睦，军队的表现却跟史迪威在时一样捉摸不定。魏德迈擅长搞好与委员长的关系并能够轻松应对各种礼节，这赢得了蒋介石的配合，但是他给马歇尔的报告有点似曾相识。“要是中国人能合作就好了！”他这样哀叹道。委员长及其亲信“无能又糊涂”，最高司令部的“政治阴谋和自高自大”荒谬可笑，指挥官“无法发布指令”，中国的后勤保障“可怕地低效”。
摆脱了这些烦恼的史迪威密切注意着争夺太平洋指挥权而发生的斗争。史迪威在陆军部的一位朋友在一次长谈后“说指挥权最后将归结于我。当局无法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然而麦克阿瑟却像横亘的喜马拉雅山一般无法回避。麦克阿瑟认为自己是指挥整个太平洋战争的不二选择，但是目前的指挥权是根据地理位置由他和尼米兹分开指挥的。4月份当焦点聚在日本的时候，指挥权重新调整，由麦克阿瑟担任太平洋美国陆军总司令，而尼米兹则平起平坐地担任太平洋地区整个海军的总司令。
4月1日开始攻入台湾和日本南端之间的琉球群岛中最大的冲绳岛，为了争夺这个岛屿，展开了所有岛屿战中最为激烈、代价最大、防守最为顽固的战斗。占领这个距离日本中心350英里（约563千米）的岛屿，可以使B-29轰炸机对日本工业和通往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发动更猛烈的袭击，这是从马里亚纳的关岛和塞班岛发起进攻所无法比拟的。由于日本人的战舰已经处于下风，他们拿出了最后一种致命武器——神风敢死队驾驶的自杀飞机。日复一日，这些飞行员驾驶着飞机呼啸着向集结起来支援这次进攻的美国战舰俯冲过去，造成了令人恐惧的破坏。在岛屿的岸上日军守军集结了他们所能够调动的所有炮火，以与美国第十集团军的大炮、飞机和燃烧弹抗衡，这使得岛上到处泥泞不堪，一片废墟，但是无法摆脱进攻者。由于日军无法进行增援，结果已经没有悬念了。
5月8日，欧战胜利。就对日战争的最后阶段而言，跟那些认为轰炸、封锁和包围就足以让其投降的人相比，提议直接攻打日本本土的人占了上风。拟采用的进攻计划分两个阶段。首先是进攻日本本岛最南端的九州，日期定在1945年11月1日，四个月后开始进攻本州。代号“奥林匹克”（OLYMPIC）的第一阶段由包括12个师的第六集团军完成，代号为“王冠”（CORONET）的第二阶段总攻由第八和第十集团军完成，总计25个师。从欧洲调来的第一集团军将作为预备队。麦克阿瑟负责指挥岛上作战，而尼米兹则负责海战和两栖登陆阶段。
《下一个目标：日本》，美国战争债券海报
苏联参战并牵制住中国大陆的日军，是麦克阿瑟认为的发起进攻的先决条件，不过在后来的冷战年代中，狂热掩盖了这个情况。对进攻难度的评估反映在官方估计中：尽管陆军部中有些人的看法更加乐观一些，但是官方认为，即使在欧战胜利后，打败日本仍然需要十五个月之久。
攻克冲绳使得不再需要利用中国沿海。估计在华东和华南的日军可能会撤出去防守长江谷地或者增援日本本土岛屿，这样就可以不受抵抗地进入华南港口。没有制订在中国强行登陆的计划。史迪威在华期间地平线上闪烁不定、期盼多时的高潮退去了。之后在6月，日本开始撤出1944年进攻中占领的华东地区。日军在撤出桂林、柳州、南宁以及其他城市前先是进行焚烧和破坏，然后撤到沿海和北方。中国军队未经战斗便进入了这些历经浩劫的地方。
史迪威在西点军校时就认识麦克阿瑟，他们当时只差一个年级。如果有什么机会的话，他认为机会将来自麦克格雷格那里，因此史迪威决定如果可能的话就到源头去看看。马歇尔给他了方便。他专门安排了一个代表团去太平洋前线视察，以确定军级指挥官在陆军地面部队的作用方面的需求。在5月10日进行的最后一次谈话中，马歇尔“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只是说我可以去并自己安排……道格拉斯显然已经控制不住了，陆军部害怕他。所以我准备自己去看看。跟多恩、贝尔金和琼斯谈了此事。他们都赞成我去”。由于没有正式命令，为了预防万一，多恩和贝尔金是作为史迪威参谋团队的核心成员参加的。他5月21日离开，在巡视途中岛屿后于5月25日到达马尼拉。麦克阿瑟亲切接待了他，接待方式也很合乎其个性：麦克阿瑟发表了一番演讲，说想让一个朋友替自己说说话。他鼓励史迪威到各处看看，见见大家，跟第六和第八集团军的指挥官克鲁格和埃其尔贝尔格（Dwight David Eichelberger）谈谈话，提些建议并给他出出主意。
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在此期间史迪威还访问了冲绳。史迪威在奥德堡时带过的第七师也隶属于第十集团军在冲绳作战。到处都是日本人曾经占据过的山洞、地窟和坟墓，现在他们已经被火焰喷射器赶出来了。“这些可怜的冲绳人甚至连祖先都被炸成碎片。”美军士兵由于遭遇不间断射击，有时竟然连续几天站在2英尺（约60厘米）深的泥泞中。双方都在死亡和痛苦中奋战。最终这个60英里（约96千米）长的小岛上的伤亡情况是：美军1.2万人死亡，3.6万人受伤；日军超过10万人死亡，并有8000人被俘。
6月18日，也就是史迪威准备离开的前一天，麦克阿瑟问他愿不愿意做他的总参谋长。“我告诉他不，说我认为自己是位作战指挥官。”麦克阿瑟问，尽管他是四星上将，他愿不愿意带一个集团军。史迪威回答说只要能跟部队在一起，哪怕一个师也行。“哦，哦，”麦克阿瑟说，“如果你愿意带一个集团军，那么我当然最希望由你来带了。”他谈及他和尼米兹一直在争夺的第十集团军，尼米兹当时仍然在指挥冲绳战役。第十集团军的指挥官西蒙·玻利瓦尔·巴克纳（Simon Bolivar Buckner）将军是偏向尼米兹的。麦克阿瑟说，要是他能把第十集团军从海军那里弄过来的话，如果马歇尔同意，他希望能由史迪威来指挥它。史迪威第二天启程回去。在他到达第一站关岛时得知巴克纳将军已经在冲绳被弹片击中身亡。他给麦克阿瑟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在哪里能联系到自己，然后继续往东去。到达火奴鲁鲁时他接到了期盼的电报：“指挥第十集团军。即回关岛。”
6月23日，史迪威接过了第十集团军的指挥权，准备率先对日本发动总攻。十天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制订计划，以防备日本突然崩溃或者投降。在新墨西哥，“曼哈顿工程”几乎做好了试验第一颗原子弹的准备。结果怎样不得而知，而战地指挥官也并不知道有此项计划。冲绳战役已经到了扫尾阶段。将岛屿发展成为一个基地并让第十集团军休整和备战的任务依然存在。史迪威发现这是个压力甚大的24小时工作，由于缺乏协调和主动性，工作受到妨碍。“我只能要么是个刻薄鬼，要么就面临灾难。”他后来说，自己所得到的最大赞扬便是，当他开着吉普车经过，一些第七师的战士从掩体里往外看到他时欣喜地喊道：“嘿伙计，乔回来了！”
他的笔记中写满了有关进攻的各种计划和想法，其中包括增加战术航空的运用；同时，他显然同一位老同事说好，希望由地面部队控制战术航空兵，“如果能协调妥当”，则可以保证有比过去更好的团队合作，取得更有价值的结果。7月6日，就在史迪威等人制订上述计划的时候，他们的对手陈纳德将军愤然辞去了第十四航空队的指挥职务。他受到了马歇尔和阿诺德的排斥；他们在重组的过程中把斯特拉梅耶任命为驻华空军总司令，位居陈纳德之上。陈纳德有着奋力作战的经历，但是这不足以消除他诉诸军队以外的渠道和压力的做法而在其上司那里引起的不信任。在一封由艾尔索普（此人的过分活跃也是促使陈辞职的部分原因）为他起草的冗长的辞职信中，陈纳德“带着愤懑”结束了其军事生涯，并将在中国的所有失误归咎于史迪威。
陈纳德离开中国
6月16日，原子弹秘密在新墨西哥州成功试爆。从7月17日到8月2日，杜鲁门和丘吉尔在波茨坦会议上会晤了斯大林；他们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面临“迅速而彻底的毁灭”。日本军界统治者拒绝了最后通牒，不过文官政府已经开始通过苏联商谈和平，并得到了天皇的许可。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诫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说，准备应对日本可能投降已成“当务之急”。应对投降的行动计划代号为“黑名单”（BLACKLIST），8月3日该计划送交史迪威；计划要求第十集团军占领朝鲜。他写道：“马尼拉对此表示乐观。”与此同时，进攻计划仍在继续。他得知英军也将参与“王冠”行动，其中包括一个加拿大师、一个澳大利亚师以及一个印度师。“他们要受我指挥。天哪！”这一安排已经得到英国国防部批准。“他们说这些部队知道在哪里他们应该跟我站在一起……蒙巴顿为了此次战役不得不让出一些部队！生活真是有趣。”
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了原子弹。8月7日，苏联参战。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投向长崎。“真是革命性的。人类文明快速走向自杀。我现在只能承认日本佬可能投降。苏联加上原子弹应该够了。”原子弹所产生的一个未曾预料的结果是，给日本迅速投降提供了一种保住面子的理由，结果事态的发展比预计的更快。经过就天皇的地位展开的激烈争执，最终美国同意保留天皇，之后日本于8月14日投降。
“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史迪威像在1918年时那样记上了一笔。尽管这意味着率领美军作战的机会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他跟所有人一样如释重负。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想进攻日本本土。史迪威首先想到的是刚刚18岁的小儿子。“我很感激我们不必把本也弄进来了，因此我对怎么处置那个该死的天皇并不在乎……谢天谢地！我们活下来了。我们家没有人伤亡，算是很幸运的人家。”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说。
他当下的前途让人失望。由于“道格——尼米兹之争”，第十集团军最终被拆开，就像所罗门判案时那个婴儿似的。除了个别团被分派调遣外，这个集团军基本上未能参加占领。史迪威从麦克阿瑟那里还了解到另一个麻烦的问题：蒋介石曾经向华盛顿求证一个传言，即史迪威将军将统率美军在中国海岸登陆；杜鲁门答复说，史迪威将军不会在中国海岸登陆。麦克阿瑟宣称，他认为，如果问华盛顿是否把朝鲜也包括在中国海岸之内的话，那么答复毫无疑问将是确定的。他不想冒耽搁占领军调动工作的风险。他答应如果可以安排妥当的话，以后将把第十集团军派驻日本。史迪威很愤怒：“看来他们又一次卡住了我的脖子”——为了照顾蒋介石。
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了
前去访问的记者发来了中国大陆的消息。“中国一片混乱。美国面临卷入旋涡的危险。共产党正跟苏联人联系。”如何安排好在中国本土的100多万日军以及“满洲”几乎同样数目的日军的投降，这是个大问题。由于没有预料到这么快就面临重新接管从广州到北京等大城市的艰巨任务，更别说曾被日本统治了十五年的东北和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因此中央政府并没有相应的计划、组织和资源。交通问题一直是中国最大的阻碍，现在交通更是支离破碎，90%的铁路无法运行，机车和内河运输都遭到破坏，而公路则跟过去一样糟。为了最终控制这个国家，最急切的问题是要由国民政府军赶在共产党之前回到华北和东北。美国空军和海军帮助将国民党部队运到上海、北京、天津、青岛和其他地方。在华北，由于共产党部队也赶往同样一些港口和城市，冲突变得不可避免。美国在这场竞争中帮助一方而不帮助另一方，这很可能使自己卷入内战，并肯定招致未得到帮助一方的仇视。史迪威只能看到一种解决方式。他在8月19日坚定地写道：“我们必须撤出——就现在。”
史迪威很高兴地得知自己将参与接受敌人的正式投降，这即便不是因为他在缅甸的战功，也至少是因为在琉球的贡献。他还准备参加计划9月2日在东京湾举行的日本正式投降仪式。他跟其他军官在仪式前两天抵达战败国日本，在参观横滨那些被彻底炸毁烧毁的街区时他有些幸灾乐祸，并直直盯着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獠牙杂种”；现在这些人都住在废木板和破铁皮搭成的简易棚子里，并在肮脏的地里种洋葱。他在20世纪30年代看到日本对中国施加的暴行以及侮辱外国人时所感受的未消之恨都了结了。“我们对日本遭到的破坏幸灾乐祸，感觉很痛快。”
根据史迪威所看到的在“密苏里”号上的受降仪式跟教科书上描写的有所不同。他作为受降代表团中的美国陆军高级军官登上战列舰，第一个走上后甲板，然后所有人各就各位开始等待。日方共有11位代表，文职官员为首的是重光葵外相，军方为首的是梅津美治郎大将；史迪威他们也爬上甲板就位；“我们在瞪着他们看的时候，这些冷酷又可憎的面孔上透出无限屈辱”；史迪威他们静静地立正站立，目视前方。“谁都没有说话。我们只是看着他们……整整十几分钟。可能这对他们相当于十年。”麦克阿瑟是整个盟军的指定代表；他从舰长舱出来，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开始讲话；他的手和脚都明显在颤动：“克鲁格说这不是因为紧张，可是看上去抖得太厉害了。”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然后是麦克阿瑟签字；麦克阿瑟旁边站着的是温赖特和珀西瓦（Authur Percival）将军；这两位曾经分别在巴丹和新加坡向日军投降，之后一直待在日军战俘营。史迪威对珀西瓦的评论一开始就是：“我所见过的最虚弱的小妞，哪怕是在英国军队里也未见过。”然后又阐释了一番——其实这种苛刻并无必要。当他有了某种偏见的时候，他的酸醋性真是让人招架不住。
在代表美国的尼米兹率领下，盟军代表依次签了字。除了这位美国海军上将和中国代表以外，在史迪威看来，其他盟国代表都是“一群乌合之众”：那个英国人是个“肥胖的红团子”；那个澳大利亚人仿佛是“一桶杂碎”；那个加拿大人仿佛是“一个又老又糟的舞男”；法国代表“穿着整齐”，但是两个助手很丑陋；丹麦代表是个肥秃子；而新西兰代表看上去很业余。“在日本佬看来这些人多么滑稽可笑啊，他们并非人类的最佳代表。”
9月7日，他亲自主持了琉球的受降仪式。日方代表为两名将军和一名海军上将。先让日军代表经历了十分钟痛苦的立正等待，史迪威才露面，大家的目光才重新聚焦。美国大兵喊道：“干得好，乔，让他们等着。让他们一直等着，乔！”乐队开始奏将军进行曲，史迪威在桌旁坐下，签署受降文件，然后通过一名第二代美籍日裔上士发布指令，让三名日本代表签字，随着由100架海军战斗机和60架B-29轰炸机组成的庞大机群飞过，仪式宣布结束。“真是些冷酷无情的事。”他的战争结束了。
后来他听说第十集团军将不参与占领，而是要在10月15日回美国，此时他再次试图回中国看看。在第二次去日本视察的时候，史迪威于9月26日给马歇尔发报，要求去北平探望老朋友。在一周的等待中，斯特拉梅耶试探了蒋介石对此的反应。显然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影响力或意图感到担心，因此他回答说，由于共产党和日军部队都在北平，局势“很混乱”，因此在国民党军队进驻之前（投降六周后他们还未到达北平），史迪威将军的来访可能会被共产党所利用。他答应“一旦国家局势安定下来”，就会正式邀请史迪威访问中国。不幸的是，局势并没有朝稳定的方向发展。史迪威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恭维：“我在亚洲大陆上不受欢迎……也许蒋介石认为我会发动一场革命……如果可以，我想做的倒正是这个。”史迪威没有来的情况下，中国发生了革命。而史迪威后来也再没有到过中国。
1945年10月18日史迪威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生命只剩下一年差一个星期。按照通常情况，他应该在1945年3月64岁时退休。由于第十集团军被解散，他临时受命到华盛顿任战争装备委员会（War Equipment Board）会长，结果引起了他这番评论：“我显然更适合做些其他的事情。我完全愿意滚开。”《陆军时报》（Army Times）的说法更加恰当；该报把他选为和平谈判的军方代表，认为他“在这场战争中所经历的前线战斗比任何高级军官都要多”。另一场世界性的和平会议没有开成，而史迪威的华盛顿使命幸运地只持续了几个星期。在1月份的时候他高兴地受命担任第六集团军司令，负责西部防御，总部在旧金山的普来西多（Presidio），这里距离他在卡梅尔的家只有几小时路程。
在史迪威离开华盛顿之前，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卷入又爆发了另一场争执，其激烈程度跟他被召回时的那场争吵不相上下。11月25日，赫尔利辞去了驻华大使职务；他公开指责“我们的国务院总体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在竭力支持共产党，特别是在中国”。这种指责引起了震动。日本投降后，美国继续援助中国，这是通过维持魏德迈的指挥同时继续将租借法案延长半年进行的，直到日军被遣返，中国内战的威胁被消除为止。在各种性质的美国机构的敦促下，重庆和延安的谈判仍然在继续，但是他们的军队已经对峙并发生零星交火了。毛泽东同他的主要将领周恩来和朱德已经多次抗议美国用飞机和战舰将蒋介石的部队运到华北，同时也反对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国民党到来之前替它驻防一些城市，并抗议美国继续向重庆提供军火。美国提供这种援助的理由是考虑到有大批武装的日军还待在中国这种危险因素。对于正在试图加强对华北的控制并想掌控东北的共产党来说，这不啻是一种干涉。援助激发了他们的仇视并削弱了美国作为斡旋者的影响，因为美国在斡旋中似乎偏向一方。
在各个方面都显现出美国卷入内战的危险，而有些爆炸性事件更是一触即发。一队美军在靠近大连对面的战略性港口烟台的时候，共产党警告他们不要靠岸，因为八路军已经控制了这个港口和地区。指挥这支舰队的美军上将和海军陆战队将军核实后发现情况的确如此；当地秩序井然，且没有日军或者战俘，因此他们明智地报告说“军事上没有理由让美军此刻登陆”，然后就撤回了部队。然而冷静和常识并不总是占上风的。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增援的要求在增加，其中包括通过租借物资装备90个师，正如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随便允诺的。蒋介石在组织和物资方面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他无力对此进行控制。由于他用人考虑更多的是对他的忠诚而不是能力，他的总参谋部和一群军官面对他们面前的众多问题不知所措。很快，伴随着从前傀儡政权手中接管各个城市，他们很快就汲汲于随之而来的各种交易和贪污行为中了。在政府缺少民众支持的华北，情况尤其不好。早在8月15日，延安军事观察团的新任团长伊顿（Yeaton）上校就警告说，尽管共产党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是“长期来说，即便是有美国帮助，国民党作为占领军也无法支撑下去”。
面对这种令人痛苦的前景，成立了国家——陆军——海军协调委员会［SWNCC，华盛顿称之为“苦役”（Swink）］ 以制定政策。该委员会提出的最好方案便是10月22日发布的总体指示，申明美国的目标是视中国为友好、统一和独立的国家，“在可行的情况下有稳定的政府，该政府受到中国人民自由表达意愿的支持”。在这种幌子掩护下，美国在中国的做法和决定，继续将美国跟一个各方面都不符合上述标准的政府联系在一起。
通过美军运送到北方省份的国民党部队自然跟共产党部队对峙并发生冲突。11月11日美国驻重庆武官报告说：“战斗正在变得猛烈，大批士兵已经投入进去了。”在不卷入内战的情况下完成对日军缴械和遣散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渺茫。是否按计划在年底撤消魏德迈在中国的指挥部并终止租借法案，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国是准备停止对委员长的援助并任由局势自行发展——这意味着内战以及美国的意图落空——还是继续帮助一个江河日下的政府，并将其统治延伸到那些会遭到有力挑战的地区？
做出继续支持的决定是由新的世界格局所确立的。法西斯刚刚被击败，共产主义便成了新的敌人。尽管苏联人已经跟蒋介石签订正式盟约，但是苏军出现在东北，而且他们可能跟中国共产党结盟，这已经成了美国的心腹大患。美国在中国的窘境在加剧。国家——陆军——海军委员会和总统进行过各种真挚和急切的磋商，但是他们的建议不过是继续支持蒋介石，同时向国共双方施加压力，让他们都做出让步以建立代议制政府。
这种局势让赫尔利大使难以应付。尽管现在美国是新政府当政，他又一次认为自己是一场阴谋的牺牲品，杜鲁门总统、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Byrnes）以及副国务卿艾奇逊都在听信他的批评者的意见，并准备让一位“称职的民主党人”接替他。他11月回到华盛顿时跟先前一样威胁辞职，但是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劝他回到中国再试一试。但是次日，他突然变卦。在没有通知总统也未通知国务卿的情况下，赫尔利直接向报界戏剧性地宣布了他的辞职声明。
他的指责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自从解除了战时同苏联达成的联盟后，在美国，对共产主义的固有恐惧和憎恶再次抬头。在这种黑色酵母的滋养下，猜忌、野心和报复心理都得以发展，而教条主义者也趁势而上。赫尔利开了庸俗的恐怖统治的先河，不久乔·麦卡锡（Joe McCarthy）参议员更加轻而易举地将它施行下去了。歇斯底里的时代到来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其核心问题，蒋介石的支持者（通称为中国游说者）是其推动者。1945年6月已经采取了第一个步骤，当时突然搜查了亲共杂志《美亚》（Amerasia），并最终导致谢伟思和其他五人一道被捕。在《美亚》的文档中发现了谢伟思从延安发出的报告的副本。在前一年秋天史迪威把报告送到华盛顿的时候，谢伟思不慎重地将这些报告的草稿借给了该杂志总编，为的是让媒体了解情况。大陪审团没有发现可以起诉谢伟思的证据，后在史迪威的推荐下，他改任麦克阿瑟驻东京的参谋。但是通过不断扩大的忠诚调查以及防颠覆搜查活动，对驻华外交官的迫害刚刚开始；其后不久，对美国对华政策甚嚣尘上的攻击和诋毁毁了很多人的前程，败坏了一批人的声誉，并通过最终解除戴维斯、谢伟思等人的职务，而使得后来的外交机构中的人不敢再独立行使判断力。
对美国政府来说，中国问题目前导致了一种外交危机和国内的危险局面，两者都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杜鲁门总统迅速行动起来，为了消除赫尔利突然辞职所造成的影响，他请求马歇尔将军这位超脱政治、并受到国人尊敬的人出面，担当促成在中国的国共双方停火并成立联合政府的使命。一周以前，马歇尔刚刚从陆军总参谋长的职位上退休；他正期望在经历了不间断的六年重负之后，跟夫人一起好好休息一下；但他和史迪威一样有很强的责任感，因此当总司令召唤他的时候只可能有一种回答：他接受了。由于他跟史迪威在中国的经历有密切联系，他也许曾经犹豫过，但是他又迫切地感到，必须挽救美国在远东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作为对日战争胜利的主要缔造者，他可能格外希望捍卫这种成果。
为迫使国共双方达成协议，马歇尔受命可以把部队往华北调遣作为自己的筹码。在确认这个指令的时候，马歇尔掌握了关键的地方。他对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说，如果共产党拒绝做出合理让步，他就会把国民党部队运到华北。另一方面，即便委员长拒绝做出让步，而且最后导致无法达成统一的话，美国也不能抛弃他，因为“这将会造成悲剧的结果，使中国分裂以及苏联可能重新在中国东北掌权……从而造成我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主要意图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明白他必须“前去帮助委员长将部队运至华北”，至少要到日军遣返完毕以前。杜鲁门和贝尔纳斯都对此表示同意。
这本质上是一个反革命的决定。美国在过去的殖民地地区也做出过同样的选择。跟前总统的意图相反，在那些地方，美军积极帮助对抗印度支那的强大独立运动以恢复法国统治。美国的宪章和宣言是倾向于民主的，但实际上执行者选择了旧政权。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的这种决定非但徒劳，而且在中国民众眼中美国还跟压迫者、地主和税吏联系在了一起，这让自由力量感到失望，并大大增加了中国未来统治者的对立情绪。虽然很多人都怀疑这种努力是误入歧途了，但是美国的政策无法进行调整。它倾向于维持现政权，哪怕这个现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似乎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抛弃中国的合法政府转向共产党是美国所不能做的，这可能意味着在美国国内政治上的自杀。另一个唯一可能的办法便是史迪威所建议的“撤出——就现在”；他提出这个建议比实际上这样做早了一年半。
当史迪威从拜罗德将军那里了解到马歇尔使命的内情时很是对之不屑。拜罗德是作为马歇尔的主要助手陪同马歇尔去的。由于在出发前最后一刻还被珍珠港事件听证会所耽搁，马歇尔派了过去曾在中缅印战区工作的拜罗德来征求史迪威的意见。史迪威问他，马歇尔接到了什么指示，然后得出结论说这个使命不会成功。一旦蒋介石察觉了真实情况，他只会变得更加顽固。“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只尊崇权力？”他在谈话中曾经数次这样问拜罗德。后来当史迪威看到麻烦越来越多的时候，他用一句话恰当而犀利地总结了马歇尔的使命：“可是他们还能指望什么？乔治·马歇尔不可能在水面上行走。”
史迪威的这句评论写在1946年4月6日的一封信中，由于信中的另一句话，这封信后来变得十分有名。史迪威写道：“中国东北难道不是一场好戏吗？”接着是对马歇尔的评论，然后便是这句话：“这让我恨不得放下铁铲，到中国去跟着朱德扛枪去。”[1]跟其他人一样，史迪威的这种冲动代表了亲共产党倾向，而这只是他憎恶国民党的逆反心理罢了。极端左翼和右翼势力都紧紧抓住他在私信中的这句闲来之笔，并以此为基础营造了他的意识形态结构，试图证明他对延安的忠诚。在艾尔索普的推动下，这种对史迪威思想的随意捏造在陈纳德将军于1952年对国会调查委员会做证时达到了巅峰。陈纳德说，在1945年7月时史迪威提出率第十集团军（该军按计划拟进攻日本本土）去“上海以北沿海，陕西河（原话如此）以北”，史迪威可以在那里武装20万至30万的共产党军队并率领他们南下夺取上海。总之，在规模最大、最令人恐惧的战役中，陈纳德指称史迪威计划把进攻日本本土的一半美军部队引向别方，看来他是打算让八路军独自担当进攻日本的任务。只有麦卡锡时代的无穷责难跟艾尔索普和陈纳德他们的无情敌意相结合，才可能炮制出这样的虚妄之辞。
在旧金山担任指挥任务时史迪威仍然保持跟武器委员会（Weapons Board）的联系。由于这种身份，1946年7月在马绍尔群岛比基尼岛的两次原子弹效果试验中他被派去担任观察员。一个月不见，他回来后温妮发现他变化很大：他显得消瘦，很不舒服，自己也说没有力气。在这个夏天剩下的时间里他时常发冷，偶尔头晕，经常有筋疲力尽的感觉，还有好几次在椅子上就睡着了。医疗检查发现“我的肝部有些可疑的东西”。次日，仿佛是为了显示不服输，他步行了好几英里——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散步了。9月28日他住进赖特曼总医院(Letterman General Hospital)并在10月3日经历了一次腹腔手术，结果发现胃癌已经扩散到肝脏，其进展比原先预计的还要严重。显然他发病已经很久了。他没有感到过疼痛，这让医生很不解。
众所周知，尽管他得过优异服务十字勋章、卓越服务勋章和荣誉军团勋章勋章，他仍有一个愿望是希望想得到战斗步兵勋章（Combat Infantryman Badge）；这只是一枚刻有步枪图案的纪念章，通常授予那些在战火中经受了考验的在役步兵。10月11日，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宣布授予史迪威将军这枚奖章，并亲自把奖章送到旧金山。然而，为了避免让史迪威意识到他已经是将死之人，没有在病床边举行仪式为他别上奖章。在生命的最后两天中，史迪威大部分时间都是睡着的，有一小会儿他短暂醒来并问护士：“哎，今天是不是周六？”（的确是的）。1946年10月12日，午后不久，史迪威在睡眠中去世了。
根据他的遗愿，没有为他举行公葬；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撒在太平洋中。在如潮的评论和悼念中，各种评论都反复提及他说过的“我认为我们被狠狠揍了一顿”，认为这证明了史迪威的“顽强”和拒绝虚饰。他们重点谈到了“酸醋乔”，据《亚特兰大宪章报》(Altlanta Constitution）报道说，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军人能够像他那样激发公众的想象力。梅里尔将军言简意赅地总结道：“想要再找到他那样的人可要费尽周折了。”
很少有人评价他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那里的混乱和事态的快速发展使人无暇回顾。最确当的评语是卡尔森上校那富于特色的极致说法：“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来没有再出现一个像他那样对中国人民忠心耿耿的朋友。”蒋介石在南京一座私人宅邸举行了很小的基督教纪念仪式，悼念这位一直不遗余力攻击他的人的过世，事前没有进行任何报道或者公告，在场的只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和少数几位受邀的美国人，没有邀请任何中国人参加。在参加悼念的人看来，对一位美国在华战争努力过的统帅来说，这种仪式未免过于卑微，令人伤感；但是，这种不恰当反而表明史迪威有关军队的想法已经深得人心，这让委员长深感不安。
马歇尔与蒋介石夫妇
史迪威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他“撤出”的建议已经被采纳了。马歇尔的努力是徒劳的。他无法让国共双方达成和解，在这种努力失败时，也无法为中央政府注入足够的活力以使其支撑下去。在对日作战胜利后的一年中，共有40万至50万的国民党部队在美国的帮助下，被运到上海、南京以及东北和华北的主要城市中；共有5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中国登陆，以把守港口、煤矿和铁路枢纽；美国还提供了6亿美元的租借武器弹药及其他物资，同时还给予了经济支援。再多的援助也不够，因为中国未能有效使用之。为了迫使蒋介石停止他不可能获胜的敌对活动，马歇尔在1946年7月中断了向国民党提供军火，但是没有效果。跟那位敏捷瘦小的魅影史迪威的看法颇为相似，马歇尔后来说，委员长“根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他受到国民党中“占主导地位的反对势力”的支持，这些人坦率承认，他们认为跟共产党合作是无法想象的，唯有武力才能够解决问题；这样蒋介石便继续顽固不化，认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可以指望美国的支持。共产党占主导的势力同样不愿意尝试和谈。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他们指望经济崩溃能够使政府倒台，并试图通过游击战加速崩溃。马歇尔注意到跟国民党适成对照的是，共产党从基层往上都有严密组织，“而且因为得到民众支持而具有力量”。
1946年10月1日，马歇尔提醒对张家口发动进攻的委员长，除非立即确定跟共产党达成协议的基础，否则他将中止斡旋。结果蒋介石没有表示任何让步。12月，马歇尔亲自警告蒋介石说，共产党过于强大，无法在军事上击败，只有和谈才能避免中国经济的崩溃。蒋介石对这个建议置之不理。就在那个月，在中国努力一年后，马歇尔通知杜鲁门说他的使命已经失败。他于1947年1月初被召回并出任国务卿。华盛顿宣布停止斡旋并撤出美国军队。在远东取得胜利不到一年半的时间，美国在这里的既定目标已经遥遥不可企及，成了对美国努力的一种嘲弄。
作为国务卿，马歇尔仍然相信，没有美国的军事干预，国民党无法赢得内战。他一如既往坚决反对干预，同时公众舆论也并未要求进行干预。由于政治压力日渐增加，在其他方面给予帮助的呼声愈高。美国恢复了向国民党出售武器，派遣了各种使团，并通过1948年的“中国援助法”（China Aid Act）向国民党提供了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共产党指责这种援助无异于在延长内战，而且援助也在已经厌倦的民众中引起了一波新的反美情绪。蒋介石的部队在“世界上最糟糕的统帅”［新任陆军咨询团团长巴尔（Barr）将军的说法］率领下在许多关键战役中失利；整团整师的兵力倒向共产党；经济混乱加剧了民众对已经失去信誉的国民党的憎恨。1948年10月，蒋介石发表声明说，拯救亚洲要依靠中国，他希望“美国人民和政治家们能够为这一使命献身”。蒋夫人来到华盛顿要求美国在三年内提供30亿美元的新援助，并要求美国宣布其战胜共产主义的决心。
现在给国民党什么样的支持也无济于事。国民党诞生于1911年那场不完全的革命，尚未立下根基便受到日本的摧残，结果已经背离初衷的国民党在几十年间气数已尽。1948年12月，共产党占领了“兵家必争之地”——徐州。1949年4月，他们的部队横渡长江。在随后的几周里，蒋介石政府带着大约200万追随者迁往台湾，并在美国的帮助下立足。中国又开始经受新革命的猛烈洗礼。
如果当初史迪威得以改革中国军队并造就一支有战斗力的90个师的部队，中国的命运可能会有所不同吗？曾任缅甸战略情报局游击队队长的威廉·佩尔斯（William R. Peers）将军写道：“我本人坚信，如果史迪威将军装备、组织并训练中国地面部队的计划得以完成，日本步兵1944年就无法摧毁华南的空军基地……而对日作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的地面部队也不可能达成他们的目标。”
如果亚洲只是西方人手中的一块黏土的话，这种假设或许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所谓的“革命性想法”——不管来自史迪威还是来自其他人——是无法从外界导入的。要改革国民党的军事结构就必须改革它所基于的体系，但是正如史迪威自己所认识到的，改革这种体系“就必须把它撕成碎片”。
伊拉斯谟曾经写道，就伟业而言，尝试也就足够了。史迪威的使命代表了美国在中国的卓越努力。他竭尽全力，这是本性使然；他从未懈怠，更没有放弃。然而这个使命未能达到最终意图，因为其目标本就不可企及。推动力不是来自中国人自己。就像外国传教士和顾问所引进的基督教和民主一样，战斗力与进攻精神并非被引入方社会和文化的固有要求。甚至连史迪威在1921年所筑造的黄河公路也在十二年后消失了。美国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美国维持现政权的努力无法给一个腐朽的政府注入力量，实现稳定，也无法使它获得民众支持。它无法支撑一个空壳，也无法长久延迟天命周而复始地轮回。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
[1] 该信收信人不详。这封信是史迪威手写并被亲共自由撰稿记者约翰斯·斯迪尔（Johannes Steel）收藏。史迪威逝世后他在自己的新闻杂志《世界事务报道》（Report on World Affairs）的第一期（1947年1月）上影印发表了此信，发表时隐去了收信人的名字。约瑟夫·艾尔索普对此信大肆诋毁，并在1951年参议院内部安全听证会上就史迪威提及朱德一事大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