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11月
现在史迪威问这个问题还为时太早，因为蒋介石现在只是口头答应，而且对蒋提出的三个条件现在还无一满足。当赫尔利9月8日开始谈判的时候，一个新的争端出现了。委员长要求中国在密支那的部队继续向南面的八莫进攻，以把日军从龙陵引开。史迪威对此表示反对，因为那里的部队需要休息，而Y军自5月投入战斗以来就没有补充过兵力，如果现在使之满编的话是可以攻下龙陵的。不管怎样，史迪威估计，日军无须从龙陵撤出兵力就可以抵挡住对八莫的进攻。严格地说，史迪威的拒绝是合乎道理的，因为蒋介石没有权力对蒙巴顿战区的部队下达作战指令。但是因为忽视了委员长的判断，这使得史迪威又招致蒋介石新的怨恨，不久之后这导致了严重后果。
就共产党而言，蒋介石重申了他的条件，那就是必须把他们纳入自己统辖下的中国部队，然后史迪威才有权力指挥他们。作为国家元首，他只能这样要求，但是这个条件难以满足。英国政府此时询问其驻华大使贺拉斯·塞默（Horace Seymour）爵士是否可以设法让中国的两个政党达成妥协，塞默认为这不会有结果。他指出，国民党已经失去信用，其军事指挥“幼稚无能”，因而中国士兵很高的作战价值完全被浪费了。共产党明白这一点，同时也意识到了他们的强势地位，因此不会对中央政府做重大让步。如果贺拉斯爵士已经明白了这一点的话，那么蒋介石也不可能对此完全没有察觉。他仅靠这个条件就足以让史迪威的任命泡汤。
谈及《租借法案》时，宋子文明确指出委员长必须对此完全掌控。根据史迪威的记载，赫尔利“告诉他加上加重号写下‘不同意’的字样……这就是委员长想要的：完全的自由支配权。现在我们要摊牌了”。由于史迪威在缅甸北部的成功，现在这个支配权油水更大了。由于攻取了密支那，现在空军运输队可以不必担心日军飞机而走一条更加偏南的路线，因此缩短了驼峰航线的路程，同时也降低了飞机飞行的高度。其结果令人吃惊：运送的物资在6月达到1.8万吨，在7月达到2.5万吨，在8月达到2.9万吨，在9月几乎达到3万吨，10月达到3.5万吨，而11月则达到3.9万吨。实际上，攻下密支那之后驼峰已经无“峰”可言了。等到1945年1月滇缅道路重新开通的时候，空军运输队每月的运输量已经超过了陆路运输量，这让史迪威在内部的对立者得意扬扬，认为他一直以来坚持修路，现在证明这多么愚蠢，多么过时。但是他们并未想见到降低驼峰航线飞行高度而造成的结果；而降低这个高度的正是在陆地上作战的地面部队。
此时，蒋介石已经无法再不认识到自己部队的虚弱。有报告说，新征募的士兵由于疾病和饥饿正在重庆市区的成群地死去。蒋介石不相信，于是派他儿子去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个情况。根据几个小时后就传遍全城的说法，蒋介石又亲自去查看，发现情况确实像报告的那么糟，墙角里还有两个死去的士兵。他勃然大怒，用手杖打了征兵部负责人的脸，并下令逮捕他。蒋介石任命了新人担任此职位，但是整个体制并无变化。8月，在昆明的大街上共收殓了138名死去的士兵。据说，蒋介石终于准备采取措施加强军队，正如两年前史迪威建议他做的那样。
面对这种岌岌可危的形势，蒋介石急于想掌控对战争物资的支配权，特别是要使物资不要落入共产党之手。在9月12日与赫尔利的下一次会谈中，据说蒋介石“很不通融”，坚持要控制租借物资，而且据说正是由于租借物资，史迪威比他“在中国的实权更大”。根据美国的建议，租借物资将由一个驻重庆的美国委员会负责，其中包括一位中国代表，但是委员长仍然觉得不保险。高思大使清楚地看清并表明了蒋介石的问题：由于中国沿海的战争正在逼近，“我们现在似乎不可避免地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为了对日作战，是否需要向共产党提供美国的武器和装备”。由于对此只能违背蒋介石的意愿，高思指出，这个决定可能会导致蒋介石的垮台。
史迪威在给赫尔利的一份备忘录中直率地表明了他在共产党问题上的立场。“要使用第十八集团军（共产党）。对此不应有误解。可以派遣他们去那些与中央军没有冲突的地方，但是在整个危机中，他们必须被接受为整个队伍的一部分。”
在歇斯底里的美国反共年代里，曾有人指责说，这是一个阴谋分子设计利用共产党推翻蒋介石。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赫尔利后来也参与了这种歇斯底里并对之推波助澜，但此时他理所当然地支持史迪威的提议，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史迪威对马歇尔也讲得很明白：“如果由蒋介石和委员会控制物资，你知道谁会得到物资，你也知道谁不会得到物资。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把军火提供给愿意打仗的共产党。”史迪威真正感兴趣的实际上是“愿意打仗”。
9月13日史迪威接待了两位共产党特使，他们向他带来了朱德和毛泽东的问候。他没有记录下他们讨论了什么，只是史迪威向马歇尔汇报说：“他们跟我交流后表示愿意由我指挥打仗，但是不愿意接受蒋介石指派的中国指挥官。”根据史迪威的日记，他告诉来访者说他会去延安，然后他们高兴地告别了。
共产党在延安跟谢伟思讨论时比史迪威更加强调了中央政府的必然反对，并在谈及承认其权威时很是慎重。他们显然不指望能够立即得到美国的支持，并在讨论时极为谨慎。周恩来说，任何“积极合作”的举动都会受到国民党的强烈反对和顽固抵制。当问他延安军队是否愿意接受一位美国指挥官的时候，他说“如果中央政府同意”，那就可以，不过此事要等到美国输送给中国的军队和物资已经达到相当数量，并可以明确计划对日进行反攻的时候。他认为就目前而言，可以先稳步、小心地迈向“有限的合作”。谢伟思的报告表明，这种合作的具体形式可能是先提供给共产党“极其匮乏”的基本军事物资，并训练他们使用这些装备，并随着战事的发展达到“真正的战术合作”。
一个人无须在意识形态上“亲”共才会推动美国与延安当局进行接触、提供援助或者进行战术合作。这自然是军事上的权宜之计，是中央政府的缺陷和华北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在东北和华北的日本关东军仿佛是个庞然大物，可以预料其抵抗必然是持久的，因此，如何对付他们是一直困扰美国参谋人员的问题。发挥延安的军事潜力原是迪克西使命的公开意图，这种想法并未受到美国政府内的共产党组织或者特务的影响。当史迪威也发出类似倡议，更奇怪的是当陈纳德也发出这种倡议的时候，他们并无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情急之中的陈纳德认为有必要在9月份给总统写信，信的内容他是不会对其保护人蒋介石说的；他在信中说现在必须支持“重庆进行彻底重组，之后是重庆和延安的真正统一”，而且“对此要给予超过任何其他军事或政治目标的优先考虑”。陈纳德所谓的“真正统一”，跟他要击败日本的大话一样，都是无稽之谈，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陈纳德是亲共的。
支持与延安建立关系的声音的出现，与1944年的背景有关。那些并不把美国援助延安视为军事上的权宜之计的人指望此举会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他们相信这对中国更有好处。他们并不认为取代国民党政权的是刻板的共产主义制度，这是因为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种否定的判断是基于一种三段论，即认为“真正的”共产党是众所周知的坏东西，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似乎是好的，因此他们不可能是“真正的”共产党。正如罗斯福总统和卡尔森上尉此时的书信往来一样，他们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称中国共产党为“所谓的共产党”[1]。在官方信函中这已经成了常用词句。史迪威对他们的称呼正像他早期对国民党的称呼一样，是“赤党”［在1911年也间或称之为“义军”（Rebs）］，表明他们是革命者。对曾被称为邦克山英雄的史迪威来说，革命本质上并非不符合美国观念。中国早就需要革命了，而对很多认同有这种需要的美国人来说，共产党就仿佛是当代的太平军。他们被认为是进步分子中一些富于活力的类型，或者用当时的用语说是“农民改革者”（史迪威有一次称之为“农业自由主义者”），但他们未必如美国想的那样简单。
毛泽东及其集团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农民主导运动的胜利，同时不太显露地保留了列宁有关党的作用以及夺权的教条。他们的目标是通过采取那些对农民有意义的措施去赢得农民的主体，而不是采取马克思所确立的针对西方工业社会的那些措施。实际上，无论是建党、建军、争取根据地还是进行中国重建的时候，农业改革都是他们所关注的事情。在1944年的形势下，他们未来在国际事务方面的态度未必已经确定。如果建立了与美国的联系，那么中国共产党会走何种道路，正如所有错过的机会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永远是未知的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会比现在更糟。
史迪威对其指挥任务的设想包含了原先他改革中国军队的计划。这种想法体现在了由他草拟的蒋介石要给他的一项指令中，这项指令任命他为中华民国陆空战斗司令。指令授权他立即着手准备对日军反攻，并改编和调遣中国军队，包括启用新单位，解散旧单位，部队间人事调遣或者将一个指挥官或者地方军队派往他处，所有这些“均不受指挥官或者省以及战区界限的限制”。除了这里可能暗含一些余地之外，这份草案并没有提及共产党。指令还进一步授权他“立即施行改善军官和士兵生活的计划……以使他们在生活上至少跟后方人民相当”。
因为不可能指望委员长签署这样一道包括承认中国军队生活困顿的指令，其中，也许这代表了史迪威所能采取的最强硬立场。他认为自己的政府是支持自己的，有了这种支持，他甚至可能相信这个指令是可以强加给蒋的。赫尔利自然没有异议，因此将提议的任命以及委任状一同交给了蒋介石。在随后通常会出现的等待中，史迪威跟何应钦就Y军的补充问题继续讨价还价，现在Y军的有效战斗力仅为1.4万人。他设法得到了补充1万兵员的承诺，条件是提供一些加拿大制布朗轻机枪。“他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在河南丢掉了30万大军，可是我历经千辛万苦才得到1万人来补充战斗伤亡人员。”
在华东，第二个美国空军基地陷落；现在日军正往南方的桂林进攻，有各种迹象表明这个城市将会很快失陷。由于疲惫和组织混乱，华东守军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不幸的沙皇部队一样，受到缺乏计划和补给的影响。部队的武器都是过时的，有时不是每个人都能分到步枪，或者有步枪但没有足够的弹药。尽管通常来说机枪够用，但是炮很少，炮弹也不够，或者有时一个师有足够的野战炮，但是这些炮被分到不同地方供单独使用。由于野战指挥官和重庆的龃龉，总参谋部没有确定的战略并且极不称职，此外，委员长的犹豫不定和对南方指挥官的不信任，造成了物资和援军不是太零碎就是来得太晚——所有这些都妨碍了协调作战。蒋介石自以为桂林以北70英里（约112千米）山区的防御线可以守上三个月，可是日军三天就到了这个关口。薛岳和桂林战区指挥官张发奎试图在一个地方集中优势兵力，但是不行，因为委员长有个致命的偏好，那就是使用一支部队的同时把另外一支部队留下备用，这样就不必担心同时失去这两支部队了。此时，这支势单力薄、骨瘦嶙峋、衣衫褴褛的部队只能顶着烈日翻山越岭，守住这些没有希望守住的阵地，然后在敌人的炮火中死去。
正当日军攻入广西的时候，华北的16个国民党军却按兵不动，封锁共产党。当中央政府派遣第九十三军到桂林进行救援的时候，对此地不熟悉的这支部队与其说是去战斗，毋宁说是去抢劫。据采访此次战役的白修德说，第九十三军军长“不知道自己的侧翼在哪里，不知道战线上跟下一个部队的距离，不知道敌人占领了哪些村庄”，而且未发一枪便放弃了让他去守卫的阵地。农村那些失去家园的难民阻塞了道路，同时为日本人工作的奸细则四处放火，散布恐慌情绪。
9月14日，史迪威飞往桂林去跟张发奎会谈，以决定大量的美国空军设施的命运。张发奎告诉他，委员长的命令跟他的判断不同，要求带着仅存的几个可靠师退到桂林城并从里面守城；史迪威认为这个决定将使这个地方成为“另外一个陷阱”。张发奎说他可以把桂林守上两个月，但是除了不可靠的第九十三军之外，他没有可以保卫机场的部队。在跟陈纳德商量之后，史迪威艰难地下令撤出所有的美国人和设备并拆除所有跑道，仅留下一条跑道可以最后为围困的桂林驻军提供枪炮和军火。他走了之后，空军运输队的货机就开始运出储藏的炸弹、汽油、备件、卡车以及修理设备——这些东西都是以很高的代价通过驼峰航线一吨一吨运过来的。他们留下了550桶汽油，这是为了让拆除小分队用来放火烧毁这些设施的。蒋介石1943年向罗斯福“亲自保证”他的部队有能力守住这些空军基地，这就是他承诺的价值。
《窒息的重庆》，摘自《时代》杂志，1944年12月11日
两个月后的11月底，一支美国战略情报局部队发现有些军火藏在了距离桂林以东200英里（约921千米）的贵州境内的土山（Tushan）里。在二十多个每个长达200英尺（约60米）的军火库中储藏了五万吨的武器弹药，其中包括50门新的野战炮以及炮弹，这些东西都是几年来中央政府为了应付华东危机而储存的。此时，桂林和柳州已经沦陷，日本已经在贵州四处搜索，而重庆已经在颤抖——可是这些军火还藏在那里准备应付紧急情况呢！
史迪威在桂林还没有待上二十四小时就受命回去跟委员长会谈。日军的迅猛推进把蒋介石吓坏了，他下达了相当于最后通牒的指令：要么驻缅师在一周内向八莫进攻以解除对龙陵中国部队的压力，要么他就把Y军撤回萨尔温江以保护昆明。他担心，如果在龙陵失利则日本可能进而攻打昆明，而由于昆明处于同重庆差不多的内部区域中，因此进攻昆明总是让蒋介石惊恐万分。他的最后通牒实际上意味着终止在缅北的战役，而此时距离战役成功已经为时不远，因为夺下此地就可以重开通往中国的公路。
史迪威怒气冲冲地写道：“这个疯狂的杂种。利多公路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已经给忘掉了。现在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唯一尚未控制的就是龙陵，而他想放弃这个地方并让这整个工程都报废——包括我们过去两年半中为了帮助中国而投入的人力、钱、物资、时间和汗水。不可思议。他那个榆木脑袋大概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还是那些歪理和愚蠢的战术、战略想法。他真是不可救药了。”正在此时，Y军成功攻下了腾冲；这是个有城墙的城市，控制着通往缅甸的一条小路；由于何应钦答应补充1万人，攻克龙陵看来还是有希望的。
史迪威立即将委员长的意图向马歇尔报告，说蒋介石给“吓坏了”，尽管他竭力反对但是无法对蒋介石产生影响，因为蒋“不可理喻……我现在确信华东的灾难在他看来根本算不了什么，认为日本在那个地方不会再骚扰他，并且设想他会躲在萨尔温江战线的后面安安稳稳地等着美国来结束战斗”。这便是蒋介石和史迪威战争理论中的文化冲突的根本所在。在史迪威完成其使命的整个时期里，蒋介石的主导原则一直是囤积物资并等待以夷制夷。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合情合理的。对于提供物资并认为应当采取行动以主宰命运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是没有道理的。这种分歧没有相交点。
史迪威决心跟宋子文“坦率地”谈一谈，希望他能够说服委员长。宋子文接受过西式教育并熟悉西方的思维方式，是担任中间人的理想人选，不过他为人圆滑，有时难以捉摸。他的坦率和友好对西方人来说很有效：赫尔利为他倾倒，奈尔逊也不断向他承诺。由于宋霭龄和宋美龄姐妹现在不在这里了，宋子文的地位得到了加强。几个月来一直有谣传说由于蒋介石拒绝从家里赶走一个姨太太，于是宋美龄于7月1日同宋霭龄一起去巴西访问去了。委员长举行了告别晚会，席间他公开否认有不忠行为。蒋夫人在9月份到达美国的时候，有关他们婚姻出现裂痕的谣言甚嚣尘上，结果中国大使馆只能出面辟谣。她在国外待了一年多，直到1945年9月才回国。
史迪威跟宋子文的坦率交谈不但没能弥合分歧，反而使分歧变得更加显著。对此他们两个都感到吃惊。根据史迪威事先所做的笔记，史迪威打算告诉宋子文，委员长必须下决心“做些史无前例的事情”——这就是任命一个全权总指挥——而如果他不愿意这样做，史迪威就会建议美国政府“彻底撤出中国和印度并将美军基地设在别的地方”。他准备要求由陈诚和白崇禧分别接替何应钦的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职务。当他讲了这些情况并陈述了他起草的指令中所谈及的条件的时候，宋子文“对我们所设想的作战指挥官和蒋介石的想法之间的分歧感到吃惊”。当宋子文接着讲了委员长对这个职位的理解的时候，史迪威怒气冲冲地总结说，这“基本上又是个傀儡”。
史迪威告诉宋子文说他没有争取也不想要“这个倒霉的工作”，但是，如果要他担任这个职务，这就必须是个有充分权力的职位，否则他不会接受它。如果他接受了这个职位，“委员长就不能指手画脚”。他说，他四十四年来一直希望有机会指挥美国部队，而且如果他不是中国的真正朋友的话，他的愿望可能早就实现了。
跟所有身处困境中的人一样，史迪威内心也很矛盾。的确，他放弃了第一份在海外指挥美军作战部队的职位后来到了中国，但是当初交给他执行的“运动员”计划有些苛刻的条件，这显然让他做出决定变得比较容易。另外一个事实是，尽管常识告诉他自己并不想要眼下这个糟糕的工作，但是同时他又很想要担任这个职务，而且在竭力争取它。他对中国有很强的责任感。在跟白崇禧就桂林的形势进行讨论后，他拟就了一份比蒋介石的“陷阱”战术更好的防御计划。为了不让桂林的剩余部队被包围，他的计划要求把这些部队用于机动战，给他们布置特定的阵地和目标。假如这计划不成功的话，这些部队也不会全部损失掉，而是可以撤退并跟史迪威准备在贵州集结的部队会合，最终向沿海挺进。这个计划于9月18日交给了委员长。
正如史迪威向马歇尔报告的，蒋介石威胁退到萨尔温江之后，这最后引燃了“鞭炮”。马歇尔是在参加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时收到这封电报的。在那里丘吉尔和罗斯福正为未来怎样对待德国而陷入激烈争执，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战略和计划方面也是旧的争执还未解决，又产生了新的异议。然而，不管这些争吵有多么激烈，但至少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中国却是让人极为失望和困惑的一个地方；对在那里采取何种政策，任何政治家或者指挥官都没有连贯或者一致的想法。
罗斯福已经是在他第十二年的任期中，他的任期经历了从大萧条到战争的时期；在过去三年中，罗斯福每天至少花十六个小时应付危机并做出各种决定。他已经太疲惫，无法尝试激进的新想法或者做出新的努力。从军事上说美国在中国已经失算了，现在那里除了是个可以拖住敌人的战区外，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在魁北克会议上确立的战略目标是让中国人继续战斗，仅此而已。没有往中缅印战区派兵的计划，马歇尔在这一点上是肯定的。未来在缅甸的战斗将尽可能交由英国展开，这样美国就不会卷入重新夺回这些殖民地的战斗中了——至少意图是这样的。
现在华东日渐崩溃，而蒋介石又拒绝——或者威胁拒绝——协助打破对自己的封锁。在9月16日有罗斯福和丘吉尔参加的会议上马歇尔介绍了史迪威电报的要点。他显然已经准备了答复的电文，因为根据会议记录，他在激动之余还非常克制，要求总统向蒋介石发出一份“照会”，指出他必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全部后果。这份最后成了导火索的电报是由马歇尔在魁北克的参谋人员起草的，在这份六百字的电报最后有马歇尔的批复：“我建议你将电文发至委员长。”最后是罗斯福那笔画很长的签名。
“二战”的外交政策是在大规模盟国会议上确立的，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是军方，军事人员担任工作人员，而文职方面除了两位元首之外人数很少。这里到处是排场和制服，每个人似乎都比穿文职服装时的权威增加了一倍。衬胸和笔挺的制服掩饰了人性的弱点。就这份建议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的内容来看，是由军方在主导外交政策，但是当时并没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史迪威在陆军部的同僚们跟他一样感到愤怒，并准备采取强硬的语气——这并非没有一点儿白种人的优越感；是否会将这样的照会发给欧洲政府的某位首脑，这很值得怀疑。罗斯福也许已经不再关心蒋介石的尊严了，也许他只是没有太注意就签了名，但是后果都是一样的。
电报所采用的语气仿佛是老师对一个屡教不改的学生的语气。电报重复了史迪威曾经想让那个“榆木脑袋”理解的一些道理：Y军除非得到增援、支持并去打通滇缅公路，否则这支部队的勇猛和牺牲都将付诸东流；撤退到萨尔温江之后正是敌人想竭力达成的；如果蒋介石半途而废，“我们将没有机会打通跟中国的陆上通道，而且这会马上危及驼峰航线。对此你要准备接受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电报还说：
最近几个月我反复敦促你采取断然措施，以避免中国和你自己正在面临的灾难。现在，在你还没有让史迪威将军担任中国部队总指挥的时候，我们面临失去华东一个关键地区的危险，这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的部队从太平洋推进的速度很快。但是，除非你现在采取断然步骤，否则……就挽回你多年战斗的成果和我们为了帮助你而做出的努力来说……这种推进对中国已经太晚了……
我相信，要阻止日军达成其在中国的目标的话，你现在必须立即对萨尔温江部队进行增援并敦促其进攻，同时立即让史迪威将军不受限制地指挥你所有的部队。我要求你采取的步骤将会加强我们的决心，同时也会加强美国为了维持并增加对你的援助而做出继续努力……我们都感到，如果再有迟疑，那么你以及我们试图拯救中国的努力都将落空。
这些话都很有道理，问题在于它未能考虑到各种复杂因素。发一封电报给一位国家元首说他不配统治，这毫无意义，除非威胁停止对他的支持。但是，因为不打算停止支持，这只是一份没有威胁作用的最后通牒，最终发电报的人只能退缩。
毫不奇怪，受命送达这封电报的史迪威认为，这表明华盛顿已经采取了断然态度。在他看来，“罗斯福睁开眼了……最后他终于实话实说，而且每句话都火药味十足……赤裸裸的火药味”。作为驻重庆的高级官员，他有义务亲自送交这封总统给委员长的电报。如果他想避免由于送交这封电报而触怒他需要得到其认可并要与其合作的国家元首的话，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推脱一下并让赫尔利去送电报。但是，有总统签名的这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明显表示了蔑视，这也消除了他的各种顾虑。此外，这封电报是发给他而不是给赫尔利的，也没有附带别的指令，或者有缓和其冲击力的意思。当蒋介石宣布从龙陵撤出的时候，由于蒋的不作为，使得史迪威的工作和使命两年半来无法完成。这些因挫折而积累起来的愤怒和轻蔑，此时都爆发出来了。当史迪威读到总统的电报要求由他“不受限制”地统率所有中国军队的时候，他抓住这个机会要直接击打花生米的心脏。
他命人把电报译成中文，并拿着电报径直去了蒋介石的官邸。蒋介石当时正在同赫尔利、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商讨史迪威指挥权的有关问题。进入会议室前他叫出了赫尔利并向他出示了电文。对外交有直觉的赫尔利建议对电文进行弱化，由他逐句口头上解释给蒋介石听。这正是过去宋子文、蒋介石夫人和其他送递信件的人一直在做的，但史迪威亲自递交信件正是试图避免这种情况。史迪威拒绝了，并自己把电报拿进去。他后来幸灾乐祸地写道：“把这包辣椒粉递给花生米，然后长舒一口气坐下。这叉子直接插进了这个坏蛋的太阳穴，并穿透了他。”蒋介石面无表情地读完了中文译文，看着史迪威，然后说：“我明白了。”静坐了一会，他晃动一条腿，然后结束了会议。“什么！没有摔茶壶？没有，只是一片寂静。我马上出来回家了。过江时景象很壮观：重庆到处灯火辉煌。”
后来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信中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畅快心情，风格类似“大屎”那首诗。这首诗早该让它埋没了，但是根据不为贤者讳的原则还是照录如下：
我早就等待复仇——
终于有了机会，
我盯着花生米的眼睛，
并踢了他的屁股。
鱼叉已经备好，
猎物出现，时机绝佳，
我差点儿把手柄都插进去，
让叉子彻底插进他身体。
小杂种颤抖了一下，
已经没法言语。
他脸色发青并开始颤动
还竭力挣扎不要尖叫。
尽管我们饱经纷争，
尽管我受尽磨难，
最后终于轮到我出手
并让花生米吃了苦头。
我知道自己还要受苦，
并要经受磨难，
可是我欢欣鼓舞，
因为撕了花生米的脸面。
毫无疑问，这封电报让蒋介石大感震惊。据说他在会后极其愤怒，而且很快他就意识到其含义。他知道自己无法接受这样表述的美国要求，否则这将为他自己的被抛弃创造条件。如果美国最后在违背他意愿的情况下将史迪威强加给他，那么他们在共产党的问题上也可能采取类似做法。并不是只有高思才看得出来，这可能导致国民党的崩溃。他必须直面这个问题。根据宋子文向他提出的现实建议，蒋介石认为美国不会抛弃他，而他也打算对此试探一下。9月18日的电报给了他所期待的借口。据宋子文说，由于这封电报，他撤销了让史迪威指挥的承诺。
蒋介石和宋子文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样表述这种撤销，从而可以显得这并非是在指责总统；因为担心失去租借物资，他们不能触怒总统。正当宋子文着手此事的时候，不可琢磨的蒋介石不动声色地接受了史迪威拟就的桂林防御方案。白崇禧被派去监督这个计划的执行。白在9月20日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史迪威，同时还提到了一个进展，那就是第九十三军军长被处决了——正如史迪威借伏尔泰之口说的，这是为了“以儆效尤”。
史迪威此时已经知道蒋介石发了火，但无论是他还是赫尔利（尽管他事后做过解释）当时都没有觉得蒋已经做了决定。桂林的战事似乎令人振奋，而史迪威也认为自己的地位已经得到加强，因为他认为华盛顿已经越过了一个障碍。为了就他的任命打破僵局，他9月23日又提出了一整套新建议，准备亲赴延安，跟共产党商量接受中央政府权威并由他在军事上指挥的事宜。根据这些提议，共产党部队将部署在黄河以北，不与国民党部队接触。史迪威建议只为5个师配备美国武器和装备。“这会把树上的柿子摇下来了！”赫尔利很有信心地叫道，然后就去把文件送交委员长了。
结果他大为震惊。蒋介石不但拒绝让史迪威指挥，而且正式要求美国调回史迪威将军。
蒋介石在追求一个目标时跟史迪威一样坚忍不拔。他已经下决心要弄走一个人，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和他的政府的谴责。如果说他是史迪威的恶魔的话，那么史迪威就是他的鞭挞者。他们过去和未来的关系都起了作用。最根本的是陈纳德和史迪威争执中的原则问题：一个要美国空军帮助中国作战，另一个想让中国人为自己而战。如果蒋介石在权力上或者思维方式上能够接受史迪威的军队改革方案的话，那么他部队的战斗力可能足以抵抗日本1944年的进攻，甚至可能在与共产党的最后冲突中战胜共产党。这个机会已经失去，也许委员长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并不对此感到遗憾。他所关心的是消除他无法容忍的压力来源。
蒋介石现在敢于冒险，因为赫尔利和奈尔逊的存在让他相信，美国会继续支持他。中国人很喜欢赫尔利，认为他为人随和，为蒋介石提供了一条无须借助史迪威和高思表达他观点与愿望的通道。此外，奈尔逊还为美国支持中国战后经济重建拟就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计划，同时还承诺蒋介石（或者通过充满不确定因素的经过翻译的谈话以及听众的想当然使蒋介石产生了这种印象）让蒋控制租借物资。这是事态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2]
在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的这一天，赫尔利与蒋介石进行了两次长谈，竭力阻止他做出这个决定，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自己使命的失败。但是蒋介石一旦确定了自己的立场，就会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就像他在西安事变中被扣住时所表现的一样。解决的办法是把责任全部归于史迪威。史迪威亲自递交总统的电报，他实际上已把蒋介石看成了自己的下属——据蒋介石说。委员长说，史迪威拒绝接受让其进攻的命令，如果他让史迪威指挥自己的部队的话，史迪威就会进行叛乱。蒋介石在通过一个备忘录阐述原因时指责史迪威“无意与我合作，实际上他以为自己的任命是为了指挥我”，他“无法应付这个新任命所包含的广泛而复杂的任务”，并认为他的任命会对美中军事合作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备忘录还向总统保证，蒋介石还是愿意任命一个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并做出其他一些有助于使关系“和睦”的重要改变。史迪威对此的评语是：“这东西是宋子文写的。”
自此以后，在又持续了三周的谈判中，唯一确知结局的人便是蒋介石。他处于弱势，但是意志坚决，而美国尽管占有各种优势，却没有坚定的意图。对于当局者来说，形势并没有那么明了。想做大使的赫尔利现在倾向于宋子文和蒋介石的论点，认为史迪威送交电报的方式是错误的，并在9月25日向罗斯福据实报告。宋子文还说，他和委员长都认为史迪威自己起草了这份傲慢无礼的电报，根据他们的说法，史迪威先向华盛顿建议接着设法以总统之名发来了电报。对这种说法赫尔利只是默默听着。这简直把史迪威看成是无所不能的人，而史迪威本人倒是希望自己是有这样能力的。
由于史迪威对蒋介石的评价甚低，因此，尽管蒋已经正式要求将他撤回，但是史迪威仍然在谋求指挥中国军队。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张扬自己，而是为了对付敌人。在这场针对一个强大敌人的战争中，他最关心的仍然是打败日本。他急切想获得任命，这样他就可以像早就计划好的那样对沿海方向的敌人发起反攻。他知道这已经不可能，但是跟往常一样，他在头脑中从不认为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9月26日史迪威向马歇尔明确表明，蒋介石无意继续努力作战，而且“任何敦促他这样做的人要么会受到冷遇，要么会被清除”。但是他仍然继续敦促蒋介石。过去蒋介石曾经多次进退不定，因此有理由认为他又会如此。正如史迪威所了解到的，蒋介石还没有向国家军事委员会或者何应钦通告要求撤回史迪威一事，这说明他仍然留有回旋余地，在等待华盛顿的反应。他们显然在焦虑不安中等待着，宋子文“神情高度紧张和慌乱”便是明证。
9月28日，史迪威提出了林蔚建议的一个妥协方案。林对要求撤回史迪威的事并不了解，但是认为如果放弃让共产党参与，那么委员长会同意让史迪威指挥。史迪威向何应钦提议，提出暂时不考虑共产党的作用，并致力于组织和准备北部战区以及Y军和Z军，以期“在半年内发起进攻”。他完全清楚这正是委员长所无法容忍的催促，但是他别无选择，只能这样提议，否则怎么击败中国大陆的日军？
在华盛顿，委员长再次要求召回史迪威正好击中了美国立场的软肋。这便是马歇尔促使总统采取了罗斯福自己并不真正倾向的立场。罗斯福之所以被动地同意了这种立场，部分是因为他在开罗会议后对蒋介石感到失望，并对他一直以来拒绝调遣Y军感到愤怒，部分也是因为史迪威证明了自己是有作为的人，最后还因为他别无他法。战时最让人头疼的莫过于盟友的桀骜不驯。但是，他现在不想在明确违反一个国家元首的意愿的情况下把一位美国指挥官强加于人。这跟他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并恢复中国主权地位是不相容的。由于蒋介石表示仍然愿意接受任命另一位美国人，总统情愿就史迪威问题做出让步。马歇尔对此坚决反对，但是就在争执此事的时候，在一次晚宴上霍普金斯在非正式情况下向孔祥熙转达了总统的态度，而孔祥熙在10月1日立即把此事电告宋子文。
不管霍普金斯是否真的说过此话，孔祥熙在电报中推断说，因为事关中国主权，因此总统打算同意召回史迪威的请求。一旦他与马歇尔商量并解决了继任者的问题，他就会对委员长做出答复。这正是蒋介石和宋子文所期待和需要的。委员长立即堵住了自己的退路，向中央执委会常委会报告了自己打算撤走史迪威之事。执委会常委会通常周一下午开会，由于会议议题严格保密，因此通常三到七天后其内容才会流传出来，但是10月2日的议题当天便传给了高思，这显然是有意所为，意在让他向华盛顿汇报并堵住所有退路。
据说情绪激动的蒋介石捶着桌子坚持说，史迪威将军“必须走”，而所有的租借物资必须要由他来分配。他说，如果要任命美国指挥官的话，那么指挥官只能接触委员长指派给他的中国军队。尽管蒋对废除治外法权和排除法案表示感激，但是美国人正在其他方面侵犯中国的主权。“这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如果我们同意了，我们只能变成傀儡；那样的话我们还不如到汪精卫那里去。”他重申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他抱怨说史迪威违抗命令，拒绝向八莫进攻，他还说史迪威吹嘘说如果能去延安他就能让红军合作，但是“除非共产党服从我（蒋介石）的命令”，否则永远不会允许史迪威去延安。委员长还告诉与会人员不必担心美国会撤出援助：“没有他们我们也能够坚持下去……我们仍然可以在四个省份站稳脚跟。”
尽管下面议论纷纷，但是常委会中只有一个委员大胆做了回应。他说，史迪威是他们所能找到的“了解中国和人民生活”的最佳人选，而一个新人可能会更糟，“因为美国人通常考虑不太周全，他们可能想很快做成事情，可能会更加粗暴”。这也许是对史迪威不同凡响的致敬。
史迪威一了解到蒋介石对常委会的讲话以及霍普金斯所透露的事情（宋子文特意向赫尔利讲了此事）后，他便意识到争执已经濒临终结，尽管仍然在等待美国的正式答复。当天他给曾经在他手下干过的中国高级将领写信告别，同时写信给妻子，让她准备“接受我被踢到垃圾堆上”的事实。在他看来，总统的妥协是个决定因素：“如果这个老软骨头对此妥协的话——显然他已经妥协了，那么花生米从此以后将无法控制了。”
似乎为了进一步肯定史迪威已经大势已去，参加完魁北克会议的梅里尔当晚向他总结时说，会议上对中国战区没有什么兴趣了。他报告了尼米兹上将等人的话，他们说在中国海岸需要建立基地，这纯粹是为了掩护“我们真正的行动”（即将对菲律宾的进攻）；所有有关对日作战的计划都没有安排中国作战，除非是牵制中国大陆的日军；没有“让大量美国部队陷入中国大陆的战斗中”的意图；而且最具终结意味的是，作战处处长的汉迪将军承认说，目前“史迪威的使命主要是政治上的，并不指望让中国部队进行什么真正的战斗”。承认这一点便是史迪威使命的真正的结束，现在仅仅是采取什么方式召回的问题罢了。
这出戏还没有演完。这场指挥危机的始作俑者马歇尔拒绝召回史迪威，这既有关他的政策，同时也因为这涉及对史迪威的维护。他针对蒋介石的指责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回复”，但是这次罗斯福拒绝发出。
正如史迪威自己所认为的，这个问题涉及中国的战争努力。他屡次向马歇尔重申，如果这一次蒋介石得逞，那么就不要指望中国还会再作战，而美国今后在中国的努力也就白费了。如果委员长成功地撤换了史迪威，同时又保住了美国的援助和支持，那么他必然会顽固到底了。因为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美国只能跟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管是吉还是凶。这都不错，但是史迪威指挥问题就侵犯主权而言，的确是个不好的例证，是没有根据的。
美国几乎已经决定终止对华支持。更多是出于普遍不满而非长远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放弃驼峰航线，并且根据史汀生的记录，联席会议还打算从目前起终止“对中国的任何援助”。然而，他们又不得不得出结论认为，这将大大影响中国人的士气，并会给日本很多话柄，说美国负担不起了。这个决定让人愤懑，因为通过驼峰航线向陈纳德提供补给的长期努力落空了，而且正如史汀生写道的，这可能“会使主要战区的战事再延长一个冬天”。从法国的瑟堡（Cherbourg）到荷兰的阿恩赫姆（Arnhem）[3]的前线上，盟军先头部队都由于缺少空中运输机而放慢了前进的步伐。史汀生对此尤其感到愤愤不平。虽然给陈纳德的“物资装备要比他要求的多一倍”，但是他并未能阻止日军的前进，而“整个中缅印战区唯一证明成功的人物”史迪威却成了一个牺牲品。
罗斯福的答复日期为10月5日，这个人们期待已久的给蒋介石的答复并未完全同意召回的请求。马歇尔成功地提出了一种折中方案，根据该方案，史迪威将被解除作为蒋介石总参谋长和租借物资负责人的职务，但是将仍然指挥缅甸和云南的中国部队。电报还通知委员长说，不打算再任命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因为自从最初提出这种建议以来中国地面形势已经急剧恶化，美国政府已经“不应该担此重任”了。对蒋介石来说，这当然算不上什么损失。电报语气仍然很严厉，但是并没有他担心的内容——停止援助物资。与此相反，蒋介石被告知将继续通过驼峰运送物资，因为这些物资“对保证贵政府的稳定至关重要”。美国对面子问题也同样关注。
由于在关键点上已经松了口，因此律师出身的史汀生觉得“很可能”蒋介石不会接受这种妥协安排——的确如此。蒋介石借口主权问题再次写信给总统，要求把史迪威从中国撤回。“只要我是中国的国家元首和最高司令，我觉得自己有权力对我已经不再信任的军官撤职，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此外还附上了一篇阐述情况的长文，旨在消除自己对当时军事局面的责任，而把责任推给史迪威。
在委员长看来现实是相反的，所有事情都是颠倒的，其说法就仿佛是《镜中世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中红皇后所说的。他刚刚采取了史迪威的桂林防御方案，现在竟然莫名其妙地说“我不但不相信史迪威将军，而且对他的军事判断也缺少信心”。根本问题便是缅甸战役。蒋介石不但不认为这场战役对中国有所裨益，反而指责这“消耗了中国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后备部队”（他没有指出是谁提供了训练和装备），并“极大地降低了进入物资的数量”（这与事实正好相反），结果这使得中国无法抵御日本的进攻。因此史迪威将军要为华东失利负“严重责任”。一反三年来不断叫嚷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蒋介石这次不同意“局势已经恶化到美国总统所说的样子”，同时他也“不能预见任何会使中国根本瘫痪的灾难”——不过，继续援助当然是必需的。
委员长要求召回的解释在10月11日被转交给赫尔利；赫尔利同意了，基本原因是蒋介石和史迪威“根本不能相容”，而这都是真实合理的。赫尔利进而向总统建议说：“如果你在这场争执中继续支持史迪威，你将会失去蒋介石，而且很可能还会同时失去中国。”可能失掉蒋介石，这在美国似乎是个无法接受的提议；不过这无关大局，因为赫尔利的所作所为对事情的结局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其他事件参与者并不这样认为。
立即发现其谬误之处的史迪威给马歇尔发报说：“这并非在把我赶走与失去蒋介石甚至可能失掉中国之间的选择”，而是“如果现在允许蒋介石制定规则就会失去中国潜在的战斗努力”。他在最后一刻又提出了一种妥协，即为了照顾蒋介石的面子成立中美委员会，让他在其中任职以保证命令能够得到执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此时史迪威仍然在努力；他是个绝对不肯放弃的人。10月14日，他去了桂林以南的柳州跟张发奎和白崇禧商讨反攻计划。
10月6日到15日马歇尔在法国，他回华盛顿后立即去白宫，准备继续为史迪威力争，但是已经没有用了。罗斯福相信蒋介石已经无法容忍史迪威，因此“直接肯定地”下令毫不迟疑地把他调出中国。不管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只要美国还打算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那么罗斯福只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有另外一种方式——或者政府上层是否在寻找另外一种方式——去支持国民党？过去的意见一直认为只有蒋介石能够统一中国，因此决策者接受了这一点，并一直担心中国会重新陷入军阀混战和割据的局面。现在有一种新的声音认为，虽然蒋介石要依靠我们，但是我们未必一定要依靠他。正如戴维斯在他一份报告中所说的：“我们不应该无限期支持一个政治上已经破产的政府。”但是美国这个一度年轻、勇敢的共和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维持现状的政权，倾向于跟现有政权打交道——哪怕这个政权已经破产。任何其他做法都令人为难并充满风险；就中国而言将会导致共产党掌权，这是唯一有足够活力和组织性从而足以构成一种现实挑战的集团。让美国转而支持延安是不现实的。比较可能的选择是努力使两个政党联合起来，这正是美国已经在政策上推行的。
魏德迈来到重庆，中间者为何应钦
“斧头已经落下来了。”史迪威在10月19日已经获悉此事，马歇尔事先给他发了电报。随后是总统的正式答复，通知委员长已经下令“立即把史迪威将军从这个战区召回”。这封电报在各种电报中语气最为冷淡；电报提醒蒋介石，发动缅甸战役的决定并非由史迪威做出，而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并经过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同意的，当时是出于为中国提供物资的需要。电报还针锋相对地提请蒋注意，这次战役已使驼峰航线降低了飞行的高度，并在9月29日在密支那启用了输油管线。由于史迪威的召回不得不做出一些变动，因此宣布解散中缅印战区并将其分成两个战区，即缅印战区和中国战区。萨尔坦将军将接替史迪威在前一个战区的职务，而魏德迈将军将接替史迪威成为委员长的总参谋长并指挥美国驻华部队。[4]电报希望能继续在蓝姆伽的训练，“否则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将不可避免地、迅速地被销蚀”，同时Y军也要继续在缅甸作战。
指挥权的危机结束了，史迪威的使命也随之结束了。围绕霍普金斯泄密、赫尔利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史迪威送交电报的方式的争执，基本上都是无伤大雅的；这些并非原因，只是契机而已。召回是一种看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看法认为，由于中国的依赖和被动性，因此可以把美国的解决方案强加给中国。马歇尔的责任在于首先开始了这种尝试，罗斯福的责任在于对此进行了授权，而史迪威的责任在于对此表示同意并予以推动。在更深的层次上说，表面上看是两个人的不相容，根本上则是两种意图的不相容。
史迪威在接到召回通知后，在重庆只待了48小时。他离开时匆忙而隐秘，这都是因为马歇尔将军的命令；马歇尔有理由担心史迪威口无遮拦，因此急于想在宣布消息和记者扑向他之前就把他从这个战区撤出并召回华盛顿。由于当时那届相互攻讦的总统竞选已经达到高潮，马歇尔希望史迪威不要随意发表言论，以免对再度对史迪威委以重任制造困难。
史迪威急切地想表达他对此事的看法，这从他的日记里那些充满痛苦的说法中看得出来：“要对解职发表声明吗？”“允许我发表一个声明吗？”他叫来了白修德和埃金森，秘密告诉他们事情发生的经过，并敦促他们记录情况作为史料。对于记者来说，这无疑是具有震撼力的报道，但是报道无法在重庆写成。原计划在一个月内离开中国的埃金森决定立即回国并敦促发表这一报道——不久这引发了轩然大波。
也正是此时，史迪威命令谢伟思回到华盛顿；这次返回是命运攸关的，用意是跟共产党建立关系，对此他在延安提出的报告中有中肯的说明。包瑞德上校不久前写信给史迪威说：“他们想打日本人，而且他们的部队也能打仗……并且他们愿意跟着你打仗。”尽管史迪威本人跟这个并无关系，但是他一直想着仍然在中国大陆的那24个日本师，并认为应当组织共产党对日军展开某种军事行动。显然，他这样想的时候对国民党并无任何好感。他通过谢伟思的上司高思大使完成了对谢伟思的任命，而高思对史迪威的司令部不断挖走他最好的人员一直耿耿于怀。高思对其动机完全了解，因此他对国务院说，“我们的某些陆军军官——也许包括史迪威——倾向于直接给共产党部队提供援助”，而这便是派遣谢伟思去华盛顿的原因。他的返回华盛顿的使命后来招致美国驻华外交官悲剧性和毁灭性的责难。
在临行前的最后几小时史迪威开始写告别信，其中包括一封写得很体面的给陈纳德的信，信中谈到他对陈纳德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并承认中国人对他备感敬重；此外他还写信给延安的朱德，表示自己“极度失望”，无法“跟你和你所造就的优秀部队一道”对日作战。唯一接到史迪威一封并非正式告别信的英国人是奥金莱克将军；信中说自己视他为“朋友”，同时希望他也能这么看。他专门向孙中山夫人告别，夫人哭了，并说她希望能亲自去美国并把真实情况告诉总统。他正式跟高思大使告别，结果得知大使的任命也要结束了。由于有各种特使绕过他——赫尔利和奈尔逊属于其中被当作救命稻草的特使，高斯没有影响力，因此得不到蒋介石的重视；他知道白宫不理睬他的意见，并对一项无望的使命感到厌倦，因此他下决心在总统任期结束后辞职。
还剩下最后一个告别。委员长的一名使者前来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这是中国可以授予外国人的最高勋章。史迪威的拒绝是意料之中的[5]，但是他必须硬着头皮接受要他去喝茶的邀请。在宋子文陪伴下的蒋介石很客气，他表示对此深感遗憾，说这仅仅是因为性格差异，他希望史迪威继续成为中国的朋友。他请史迪威提出建议和批评，特别是有关柳州的局势，结果吃惊地发现史迪威曾经亲自去过那里。这位客人言简意赅。他请求委员长只要记住他的动机是为了中国好，然后喊了战时口号“最后的胜利！”便离开了。
10月21日，在这个寒冷的阴天，他爬上了自己的飞机，陪伴他的是贝尔金将军。他坚持说只要自己的上司走，他就不会留下；此外还有赫尔利的助手麦克纳里（McNally）上校；他在这个战区已经服务了两年，想法也跟贝尔金一样。赫尔利也感到不快，他承认自己“把事情弄糟了”，史迪威对此表示同意。史迪威认为自己遭到了“蒋氏集团的流放”，同时又被赫尔利“打出了中国”。由于史迪威被召回是秘而不宣的，只有赫尔利和宋子文到机场为他送行。埃金森随机一道离开，最后一刻何应钦也赶到了；他下了车并向史迪威敬礼。史迪威对他还礼，环视四周后问：“我们还等什么？”接着就起飞了。他只剩下三天的时间去昆明、Y军在保山的总部、密支那以及蓝姆伽逗留，以便私下向旧时的伙伴们告别。没有允许他向那些在他指挥下重回缅甸的部队、筑路者和飞行人员发表告别讲话，这“让人难过”。他10月24日到达德里，两天后，即在为美国在战争中最难以达成的目标做了32个月的努力后，他记下了从事这项使命的最后一次日记：“被铲除了——中缅印战区最后一天。”
对于那些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美国人和很多中国人来说（尽管对这个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的第十四航空队并非如此），史迪威将军的召回是一种终结，明白显示了一种巨大的努力宣告结束。曾经确实做出了努力，但是正如一些人感到的，这种努力白费了。如果曾经鼓动并指导这种努力的人走了，而且是在没有任何仪式和承认的情况下被撤出的，那么在很多人看来继续留下只能是徒劳无益的。这种感觉体现在了多恩在萨尔温江前线写给贝尔金的一封信中。多恩解释说他无法离开，因为他觉得在战役没有结束的时候背弃他统辖下的中国和美国军队是不对的，但是他又写道：“我想的越多越觉得未来没有希望。所有的东西本来都‘期以来日’，可是现在看来都落空了……即使在经常出现的那种乱糟糟的情况下，我也一直相信我们会在这里有所作为。现在我不相信了……”
在华盛顿，由于竞选已经到了最后一周，因此对史迪威的归来感到极为紧张。史汀生写道：“我预计将会后患无穷。史迪威的成功使他深得美国人民的好感。”在罗斯福看来，这次总统竞选“是历史上最为肮脏的”，因此召回一位广受爱戴的英雄很可能招致人们指责这里有阴谋。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已经颇得冷战风气之先，在最后的演讲中宣称共产党已经把持了新政。尽管罗斯福一派的人都感到击败杜威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媒体预计结果将会很接近，而罗斯福则希望尽可能得到压倒性的胜利。对史迪威的召回消息尚未公开宣布，同时还采取了特别措施以防媒体接触到他。
布鲁克斯·埃金森写就了报道并在史迪威之前离开德里。他到开罗的时候，跑道上的一名宪兵要求检查他公文包中所有的文件和其他东西，巧的是埃金森的稿子放在了口袋里。他在突尼斯耽搁下来，于是他把稿子交给具有优先通行权的谢伟思，并要他直接将稿件交给《纽约时报》，而他则尽量搭乘下一班飞机回去。谢伟思将稿件平安送到，但是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没有准许发表这条消息。《纽约时报》为了发表此稿斗争了三天，就在此时埃金森到了；他回避了报道来源的问题。此事交由总统裁夺；总统认为由于事情基本属实，《纽约时报》有权发表。在史迪威还没有回到美国的时候，《纽约时报》10月31日就已经将此事作为封面文章发表了。
文章宣称，史迪威将军被召回表明了“一个垂死的反民主政府的政治胜利”，并迫使美国对“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受信任的”政府至少给予消极的支持。文章形容蒋介石“头脑混乱，并对中国的迅速瓦解感到恐慌”。它对任命另一位美国人作为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嗤之以鼻，认为这不啻于“表明我们认同一个不开化、冷酷和独裁的政府……（这个政府）已经无法代表我们的忠实盟友——中国人民”。文章还认为，史迪威是“中国”戈登[6]之后最能干的作战指挥官，他“私下无法对委员长产生敬重之情”，但是即便他不是这样，任何外交天才都无法克服委员长“根本上的不情愿”而能让他冒险将部队用于对日作战。
由于埃金森打开了缺口，情绪突然爆发了。高思的辞职已经泄露给了媒体，而且由于这似乎跟史迪威的辞职有关，使得事情更加轰动。中缅印战区的每个记者或者原先在这个战区采访过的记者都开始写那些多年来未获准发表的东西。新闻报道、评论、专栏文章以及电台评论员都参与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约瑟夫·哈希（Joseph C. Harsch）所谓的“一个大幻想的破灭……已经推迟了太久，是该抖出中国这些丑事的时候了”。当问到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即为什么没有向公众告知这种情况的时候，曾在重庆和缅甸工作过的美联社的托伯恩·维安特（Thoburm Wiant）说，这是因为华盛顿一直指望着能够收拾残局，但是史迪威的召回表明这是不可能的。委员长的热情支持者周以德博士指出，任何有尊严的国家元首都不会接受那些别人要求要他做的事情。“史迪威并没有错……我们本来就不该采取这种不可行的立场，现在也只能放弃这种立场。”
罗斯福不得不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此发表评论，对此他非常坦然。这都是性格不相容的缘故。蒋介石和史迪威将军“有些争执——哦，很有段时间了——有一天这些争执终于结束了”。这不涉及政治，甚至是中国的政治；不（总统对一个又一个问题都如此回答），无关战略，无关政策，无关租借物资或者驼峰航线运力，无关赫尔利和奈尔逊，无关高思的辞职，“所谓的共产党”也与此无关。这“只是性格问题”。《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就史迪威和高思批驳了所谓性格的说法：“假使他们只是缺少圆滑的话，很难想象如果有更加圆滑的代表的话，就能克服妨碍中国作战努力的那种混乱和腐败现象。”
在媒体的吵嚷声中，11月2日星期四，史迪威在距离大选还有五天的时候到了棕榈滩（Palm Beach），次日他就依据保密规定被送往华盛顿，那阵势就仿佛他是从敌人那边叛逃来的鲁道夫·赫斯[7]。他的战时使命既缺乏荣耀又不被欣赏，而他自己国家对他的接待也大致相同。没有与史汀生所说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分派给任何美国人的最为艰巨的任务”相匹配的欢迎仪式。史迪威是他的上司们感到为难的人物，是他们退避的显著标志。由于急于想把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白宫和陆军部只能设法让他不露面。据说由于担心引起媒体的注意，马歇尔和史汀生都没有去迎接他；实际上知道他到达时间的史汀生就在史迪威到达半小时前在同一机场乘飞机度周末去了。迎接史迪威的是他的夫人和马歇尔的助手弗兰克·麦卡锡（Frank McCarthy）上校；麦卡锡上校得到的指令是在无人看见的情况下把史迪威接下飞机并离开机场。他被护送到马歇尔住处街对面迈耶堡（Fort Meyer）的客人住地，在那里迎接他的是汉迪将军和负责陆军公关的塞勒斯（Alexander Day Surles）将军，他们告诫他不要发表讲话。
马歇尔在天黑后过来看望史迪威。眼下他只是提出让史迪威负责陆军地面部队在本土的训练，并不肯定地答应以后再在欧洲或者太平洋给他找什么事做，但是提不出比这更好的了。史迪威不能不意识到：“其实没有什么工作给我。”现在作为一名四星上将，他提出带一个师；马歇尔笑了，并告诉他先休息一个月。史迪威明白了，他们想让他不要碍事，不要出声，等到大选结束后再说。
这就是他回家的情形。对他可能发表什么言论的担心似乎过分了。史迪威打算遵从不让他开口的命令，特别是他并不希望在战事正酣的时候被晾起来。但是长期以来他一贯不怕得罪人，这可能影响了马歇尔，结果他从本宁堡以来就努力保护史迪威不受这种性格的牵累，并竭力避免他由于这种性格而有任何不妥当。在史迪威从首都回到加利福尼亚家乡的整个过程中，宪兵和保护性措施一直伴随着他，甚至到了家里他仍然保持缄默。到处都有拿着笔记本和麦克风的记者随时准备让他说些什么，而他自己也确实如骨鲠在喉，因此他发报给塞勒斯将军，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取消禁令。得到的答复仅仅是一个官僚的惯用托词而已：“你说得越少，你的地位就会越强。”让他闭口的理由——假如曾经还成立的话——现在已经不成立了，但是没有人想让史迪威就此事说个明白，就像上次那样，说所发生的事情是“被狠狠揍了一顿”，只不过这次是指对美国的努力而言罢了。
被召回国后，史迪威在家中接待媒体
从个人来说他得到了安慰，尽管这样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因为回到卡梅尔的家里，跟所爱的家人团聚，并在海滨自由自在地遛狗，这些都让他高兴。他不得不丢弃别人对他的欣赏，但是这种欣赏却从战区源源而来。第一支攻入密支那的第五十师师长潘玉坎将军写道，当这个消息传来时“我们都很失落”。负责筑路的皮可将军写道：“我还从来没有过像你这样让我无法割舍的长官。”这个战区的宪兵司令哈里·库伯（Harry Cooper）上校要求派遣时“你到那里我就跟到哪里”。在他们写给他的信中，中国人觉得史迪威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中国，而美国人则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一个人：“这就是为了乔大叔做事。”中缅印战区报在一首题为“致敬”的十四行诗中表达了这种失落感。这首诗预言，在未来的日子中——
……人们看见
一个瘦长的魅影走在
利多公路上——他军帽歪戴——
开着吉普车轰鸣着赶往莫拱
……我们会说
“看见了吗？他其实并没有走。”
曾跟史迪威一道作战的中国人对他成就的评价跟蒋介石大相径庭。指挥萨尔温江Y军的常胜将军卫立煌回忆说，他曾经由于剿共有功而得到四个县税赋的奖励，他因此对多恩说：“对于像史迪威将军这样的人，他们当然应该给他至少十个县！”最好的评判来自他缅甸战役时的战友曾士奎将军，他写道：“在至少三年的时间里你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史迪威一直认为，他所说的有关中国的虚假宣传是自己的大敌，因此在深感挫折的时候他会问自己：“当美国公众得知真相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什么也没有发生。官方政策继续沿着既有轨道进行。赫尔利当然被任命为大使，接替了高思的职位，因为赫尔利正好在中国，因为他想要这个位子，因为他对那位国家元首恭敬有加——尽管在中国的职业军人都认为这个人有一半是虚伪，并请求“派谁都别派赫尔利”。同样圆滑并受人欢迎的魏德迈担任了蒋介石的总参谋长的职位。
B-29轰炸机下的鞍山
史迪威离开重庆那天，菲律宾的莱特湾海战正好开始，这标志着战斗方向开始指向中国。但是除了不得不继续支撑重庆并使中国不要退出战争外，美国军界对中国的兴趣已经消退了。11月中旬，日军从沿海地区向内地以及从江西省向南同时发起两路攻势，并在柳州江合，结果桂林陷落几天后柳州也陷落了。不久之后，由于严寒和战线过长，敌人前进的步伐停在了贵州冰冻的山路上。自4月以来共有8个省陷落，其中包括50万士兵、1亿人口以及最后的海岸线。国民党在民众心目中的信誉遭受重创。蒋介石依然支撑着，反正有美国的支持；正如一位中国人说的：“要统治太虚弱，但是推翻它又太强大。”四年后为蒋介石立传并颇多谀词的熊式一（S. I. Hsiung）曾暗示说，很多伟人如果有先见早点儿死，那他就会更伟大，比如拿破仑在滑铁卢战争之前，威尔逊在凡尔赛之战以前，以及“蒋介石在召回史迪威将军之前”。
[1] 1944年11月15日，罗斯福写信感谢卡尔森转给他周恩来写的一封有关军事观察团的信件。他在信中说：“我在希望并祈祷能够跟所谓的共产党解决问题。”
[2] 奈尔逊大受奉承。蒋介石请他再到中国去参加国家经济重建。他接受此任将是“历史性的事件”，会给中国带来巨大希望。“如果你不来，那么看来中国将会没有希望……我把你看成是一个中国公民，并希望你能够担当中国经济重建的全部重任……我会无条件地把中国的经济大权都交给你。”
[3] 这两个地方在“二战”时均发生过激战。——译者注
[4] 史迪威作为东南亚战区副总司令的职位被威勒将军接替。
[5] 中国政府在1944年3月第一次提出给史迪威授予这种勋章。史迪威告诉陆军部说，为了保证他完全能自由行事，他拒绝接受中国或者英国的勋章，而且如果他无法“平和地”达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就将援引陆军部的一项规定，按照这个规定，凡是参与租借物资分配的人都不许接受外国勋章。陆军部据此对他最终拒绝青天白日勋章做了解释。
[6]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英国军官，曾参与抢劫焚掠圆明园，1863年接替美国白齐文统领“常胜军”，配合李鸿章攻打太平军。——译者注
[7] 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1894—1987），德国纳粹首领，1941年单独驾飞机逃到瑞士。——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