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12月
有一段时间史迪威好像真的同重庆相处和睦。委员长开始变得出奇地和蔼可亲，在有关缅甸战役的会晤中也由衷地配合。萨默维尔带着一份令人振奋的报告回到华盛顿，蒙巴顿也非常满意地回到印度；史迪威觉得他们被中国人彬彬有礼的态度糊弄了：“他以为他们会事事照办。”中国军政部官员现在答应史迪威的要求时不但毫无保留，而且恭敬有加。宋美龄和宋霭龄答应会设法推行他所有的提议，此外还向他表示，可能让商震取代何应钦，这个可能性令人振奋。“宋美龄现在叫我乔大叔了”——在战区里人们一般都这样称呼他（而“酸醋乔”主要是媒体使用的）。宋家姐妹希望他能在即将在开罗举行的盟国会议上为中国说话，这是中国作为正式会员参加的第一次会议。她们希望他“能够向大国阐述中国的立场”。
这是关键所在。中国认为，开罗会议除了能够让他们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外，同时也是一个确立其地位的好机会；他们需要史迪威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在打败日本中的军事作用，从而可以对他们的要求表示支持。据宋霭龄说，蒋介石准备表现得“非常友好”，的确，史迪威在11月6日跟他会晤时他的确如此。这次会晤是“和解日！是爱的盛宴日！”，而且“这响尾蛇跟地狱一样和蔼可亲”。蒋在会晤一开始就答应，史迪威很久之前就向他提出的5万名补充兵源（但是需要史迪威提供运输所需的汽油），并同意给这批部队口粮，甚至答应给他们额外的配给。史迪威还需要什么吗？不需要了？“那好，我正式要求你在开罗替中国讲讲情况。”宋霭龄后来说，蒋介石感到“欢快”，跟史迪威的会晤“不仅满意而且欣喜”，认为“这是我们之间最让人满意的”会晤。
开罗会议，蒋介石夫妇与罗斯福、丘吉尔
这些欢喜的内在原因是，10月最后一周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上，正式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尽管苏联人竭力反对，但是在美国的坚持下，中国成了《四国宣言》的缔约国之一，该条约保证战后采取共同行动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终于承认蒋介石跟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都是平等的，而蒋出席开罗会议就是公开表明他的地位。蒋介石的善意也转到了史迪威身上，因为他需要史迪威为中国担起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介绍军事计划和供给的重任——这个任务是中国参谋所不能胜任的。
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于11月7日到达重庆；他对史迪威的命运起到了很大作用。他的任务是安排蒋介石跟其他国家元首的会晤，这是自7月以来就一直在商讨的。因为苏联并不是对日交战方，因此不可能有四国会晤。希望苏联参战是个关键问题，尽管并没有公开议论。赫尔利的使命之一就是确定中国对此事的态度。蒋介石表示愿意跟苏联合作，但是出于尊严方面的考虑，蒋要求罗斯福会晤斯大林之前先会晤他。因此最后的安排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跟蒋介石磋商之后再去跟斯大林会晤，地点就在离苏联边界不远的德黑兰。
赫尔利是个活泼风趣的俄克拉何马人，生于农场，学习法律起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外服役，并展示了善于操纵的才华，在胡佛当政时是陆军部长。他高大英俊，仪表堂堂，留着拱起的胡须。他自视甚高，以至于包瑞德上校在重庆迎接他时说了一句尽管不甚恭敬却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将军，我看你除了谢斯起义[1]战斗勋章以外，所有的战斗勋章都有了。”罗斯福选择赫尔利做他的外交特使可能有各种原因。总统的一项任命往往希望达到数个目标，而此时考虑到下一年的大选，赫尔利这个“温和的共和党人”可能会有用。在史迪威看来，他就似“一阵清风，像个真正的美国人”。赫尔利刚从德里来，他告诉史迪威说，蒙巴顿想弄掉你。因为蒙巴顿打的是帝国牌，不想冒险，想要的只是“某种能贴上胜利标签的东西”。赫尔利对史迪威的努力赞赏有加，说史迪威在美国被视为“中国的救星”。他满口甜言蜜语，说他“跟我（史迪威）站在一起”。史迪威承认自己也喜欢跟他在一起，因为“这种态度极为意外，也极为少有”。
史迪威这时对罗斯福总统很是不满，觉得他把机会都浪费了，而本来可以利用这些机会跟蒋介石讨价还价，以提高中国部队的战斗力。当总统向蒋介石通告，准备在中国部署远程B-29轰炸机计划时，史迪威说：“罗斯福又拆了我的台，结果我没法用这个做筹码了。”在11月9日的日记里，他甚至称呼总统为“橡胶腿”，这是对有残疾的总统的可怕嘲弄，不过这种叫法后来在日记里总共也就出现了一两次。
第三十八师的一些部队这时已经走完了利多公路，正在向位于胡康山谷边缘的新平洋挺进。史迪威这次行动没有被正式授权，参谋长联席会议未必一定会给予支持，也未必会承诺什么，因此史迪威这支重返缅甸的先遣队并不是很热切的。他试图以此对盟国发出明确的暗示。利多部队一旦开始攻打缅甸，就会受到众多支持，这时英军和中国军队就会出于羞愧而加入战斗。直接目的是占据一条可以空中补给的简易机场。之后通过空投物资，再加上车队和挑夫，先遣队就可以掩护继续往前修路，直到达塔隆河，这里是主要进攻开始的地方，计划在12月1日展开。整个计划包括三个阶段的进攻，通过胡康山谷经孟拱谷地到达密支那。配合进攻的英军，不过还不能肯定；他们将在英帕尔更南端穿过钦敦江攻打英都。进入胡康山谷的前期计划是基于错误的情报制订的；根据这个情报认为，在第一阶段行军途中除了小股的缅甸新兵外，不会遇到敌人阻拦。实际上，在这里的丛林作战的士兵都是在新加坡参战的老兵，他们为了进攻印度已经越过塔隆河建立了桥头堡。
在重庆，委员长原先承诺派遣5万名补充兵源，可是次日史迪威跟何应钦会晤时变成了2.5万名经过训练的士兵，余下的是新兵。“谈着谈着，2.5万名又变成了2万名，之后由于逼迫他说明这包括哪些部队，什么时候可以到位，这2万名又变成了18个旅，其满编兵力是1.4万人。”史迪威曾寄予厚望、时称“能人”的陈诚现在跟宋子文一道失宠，肯定不可能再去指挥Y军了。取代他的是第一战区司令、人称“常胜将军”的卫立煌。史迪威在任驻华武官时留下的记录里，称卫立煌是中国最能干的战区级司令，性格积极进取，但是他现在有些疑虑了。要穿过萨尔温江进入缅甸，“Y军需要一个有冲劲的人，而我怀疑他是不是这样的人”。
在史迪威前往开罗的前一天晚上，多恩对这30个中国师能否发挥效力的估计很悲观。问题到处都是，关键是找不到或者根本没有可以打交道的负责任的代表。多恩意识到，无法把部队改造得比其政府更好，于是绝望中他开了个玩笑：“唯一的办法就是推倒整个中国政府，从头再来。”此外，考虑到中国政府老是想利用Y军，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由美国人对训练、指挥和调遣行使绝对控制权，而对重庆“除了让它了解情况”无须考虑其意见。这个结论跟史迪威试图让自己被任命为拥有绝对权威的“战地总参谋长”是一致的。多恩的这个建议是经他同那些“认真思考”的中国军官商讨之后提出来的；这些军官对事态的发展十分忧虑，认为除非在高层出现“决定性的改革”，否则很难对军队进行有效的改编。他们说除了重庆之外，蒋介石对别处的控制并不稳固；云南几乎是独立的，贵州在过去六个月里一直在反叛，四川也差点儿暴乱，政府军同地方军打了三天之后，最后政府同意免税之后事情才得以平息。他们认为中央政府“战后不到半年就会被推翻”。
11月13日，如履薄冰的统治者蒋介石接受了史迪威拟就的准备在开罗会议上做的报告。报告分成两个部分，表明了蒋介石想做的事情和他希望盟友做的事情。在第一部分里他表示将致力于把90个中国师训练成具有战斗力的部队，训练工作共分三批进行，每批30个师。第一批30个师准备在1944年1月1日前投入战斗，第二批30个师将在打通通向印度的利多公路后于1944年8月前装备好，而第三批30个师将在1945年1月前准备就绪。史迪威的报告还承诺说，中国“会按既定计划参加反攻缅甸”，从利多和云南发起联合出击。在打开缅甸后，“将发动攻势夺取广东——香港地区，并开通海上交通线”。报告列举的蒋介石的期望是，希望盟军借助海陆空力量为了在1944年初重新开通缅甸到中国的运输线而给予“最大的”努力；美国对90个师进行装备；为维持第十四航空队、中国空军和航空运输队，保证每月运送物资1万吨；未来将以中国为基地配置远程轰炸机；最后是史迪威梦寐以求的，那就是夺取广东后，美军的10个步兵师和3个装甲师将进行登陆，前往华中和华北作战，由美国人负责指挥参加此次战役的中美联军。
这个计划表达了最乐观的情况。尽管史迪威已经了解中国部队在作战效率上，在现实、政治和观念方面的局限性，他怎样看重这个计划仍很难说。自然，他认为自己是这支中美联军的当然指挥官。尽管他对蒋介石的意图仍然充满不信任，但是他觉得自己现在的地位已经加强了，要实现这个目标并非不可能。蒋介石接受了将来由美国人指挥的计划，史迪威记录此事时跟过去一样充满了信心：“胜利！”
当他们分别赶往开罗的时候，他跟花生米的关系是“从未有过的和睦”。
开会的地点是开罗位于沙漠边缘、看得到金字塔的漂亮的总统宾馆。这是迄今最大规模的会议，“人们曾经听说过的英美军官都到了”，一个对此油然生畏的与会者说；此外，还有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以及伴随他们来的霍普金斯、安东尼·艾登、诸位大使以及文职参谋人员。史迪威的记录说“都争着上厕所”。有关亚洲战争的战略意图是决定将在中国花费多少，以使中国和太平洋一道成为进攻日本的跳板。蒋介石和史迪威表面上的和解让美国人又恢复了一种设想，那就是，一旦物资可以运达，就使用经过训练并指挥有方的中国军队。蒋介石显得很合作，这在马歇尔和他的参谋人员看来表明了蒋介石最后终于愿意加入对日作战了。
与此同时，也有些舆论倾向于在太平洋作战，他们认为中国的能力有限，要依靠他们是异想天开。中国作为配置B-29轰炸机的基地仍然至关重要，但是设想的中国在人力方面的优势完全不抵为了试图调动这种人力所经历的痛苦。随着不断收复一些岛屿，同时航空母舰也在增加，这些都取代了中国大陆的优势，并可能使战斗在距离和时间上都缩短。据认为，太平洋战略还包括最终使用苏联空军基地并让苏联在中国东北发动地面攻势。
这次会议也有政治意图。罗斯福竭力要使这次会议在中国人看来是场胜利。他试图着手解决中苏关系问题和国共分歧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破坏战后秩序。他还在考虑未来殖民地的前途问题，而且如何分配日本所占领的领土也已经提到了议程上。尽管罗斯福强烈的反殖民地信念在丘吉尔那里遇到了阻力，但是他期望与蒋介石和斯大林会晤，并自信通过友好的个人关系能够把事情解决好。之前莫斯科《四国宣言》宣称，战后几亿中国人将站在美国一面，罗斯福认为在莫斯科第二次外长会议基础上的开罗会议是个“伟大胜利”。
至于目前，他认为在中国的工作可以总结为一个关键：“让中国继续参战以拖住日本兵力。”在德黑兰，他告诉斯大林说这是“我们的伟大目标”。长期以来由于一直担心中国会崩溃，掩盖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竭尽全力参战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如果中国最后作为盟国一员取得胜利的话，那么根据莫斯科会议上的提议，它将收复台湾以及其他日本占领地。
罗斯福现在对蒋介石也不像过去那样有信心了。他曾对萨姆纳·威尔斯说，在过去一年中他跟蒋介石经历了“无数困难”，这些困难似乎更接近史迪威而非陈纳德的说法，他认为蒋介石是“高度情绪化的”。他动情地谈及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低效”，并说他“无法忍受当局对广大中国人民的深重痛苦无动于衷”。然而，不管委员长的军事见解多么“局限”，不管“他的部队打得多么糟糕”——这可是罗斯福第一次承认的——他仍是唯一可以使中国在战后保持统一的人。罗斯福对自己的儿子说：“尽管他们有很多缺陷，我们还是只能依靠蒋家。”
史迪威由约翰·戴维斯和梅里尔上校陪同，于11月20日到达开罗。那天在距离这里以东7000英里（约11265千米）的地方，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吉尔伯特群岛登陆，这最终使得没有必要依靠中国了。如果人能够透过时间的地平线看得更远的话，那么开罗的讨论就会更简短一些了；然而人既然没有这种能力，与会者只能根据当时了解的情况按计划开会。美国人都充满好奇想见到蒋介石。出于安全原因，他抵达机场的时间没有宣布，罗斯福或者丘吉尔也没有去接他，这让委员长的自尊心有些受挫。
罗斯福认为蒋介石是他看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东方人”，蒋跟他所了解的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不同。一直持不友好态度的艾伦·布鲁克则认为蒋长着一张像黄鼠狼的“精明狡诈的脸”，这位领袖“对战争大局毫无把握，只想到讨价还价”。让丘吉尔印象深刻的是蒋介石的“镇静、缄默和富于效率的个性”，但又对美国人过于关注中国问题感到恼火。罗斯福“不久跟蒋介石进行了长时间的单独会晤”，并坚持要蒋介石参加首日会谈，结果这使得英国和美国无法在会议前磋商。最后，丘吉尔所认为的“冗长、复杂和琐细的”中国事务“在开罗会议上占了首要而非最后的地位”。
中国的目的是趁机得到军火和收复过去的领土，此外，还想得到日本以东的小笠原群岛。盟国已经同意归还东北和台湾，并写入《开罗宣言》，现在只需征得斯大林同意就可以了。罗斯福与蒋介石夫妇的会谈还涉及一些微妙的问题，如大连以及其他前苏联占领地问题、香港以及与英国的关系问题，以及共产党问题等，但是没有留下相关会议记录。自9月差点儿与共产党发生冲突以来，美国顾问们就一直想化解中国的内战。有些人想当然地接受了这样的理论，那就是，暂时消除分歧就可以让不共戴天的对手达成和解，因此他们建议美国将来提供贷款要以中国国内的和解为条件。
有关军事方面的讨论持续了三天，结果，缅甸战役最后的前途比一开始更黯淡。所拟订的海军和两栖作战行动计划是蒋介石所坚持的，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分散日军力量，使之不会对陆地攻势做出强烈反应；这个计划要求必须夺取距离缅甸海岸线不远的安德曼群岛。这个行动的代号是“海盗”（BUCCANEER）。建议英国发动的陆地攻势要求在钦敦江建立桥头堡，并在英都通向密支那的铁路线上进行空降兵登陆，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具体目标。为了保证蒙巴顿认为这个战区所必需的胜利，计划配给大量部队和登陆船只。
史迪威对两种战役的评价都是“落空”。它们无法达成任何目标。参加两个行动的部队不曾向任何地方进发或取得任何成果，他们只是显示一下活动，满足蒋介石对海军的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牵制敌人。蒋介石只知道有这个行动，但并未被告知孟加拉湾行动的真正目的。除了没有目的之外，“海盗”行动计划的主要缺陷还在于，英国的将领们，尤其是丘吉尔，不想发动这场战役，原因同在欧洲第二战场的争论交织到了一起。丘吉尔也不想发动“霸王”（OVERLORD）计划，即跨英吉利海峡进攻；他希望外围通过地中海对柔软的欧洲下腹部发起进攻。他想把“海盗”计划中的登陆舰只用于对罗德岛发起进攻，目的是让土耳其参战。丘吉尔为了避免自己不喜欢的行动方案，总是能够随时提出另一个方案。马歇尔强烈不赞成罗德岛建议，因为“这会耗尽我们的物资”，并会分散力量，削弱美国所集中关注的“霸王”计划。美国将领们决心发动“海盗”行动，这可以兑现对蒋介石的承诺，从而使中国军队从云南进入缅甸，否则史迪威的战役将无法打开中国的后门。蒋介石赞同史迪威的计划，这让马歇尔和金上将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认为这表明了一种态度上的改变，绝不应该挫伤这种态度。
开罗会议，后排左一商震，左四史迪威、左五阿诺德，右二蒙巴顿
尽管马歇尔这样提议，但是中国的表现让他失望。蒋介石贪得无厌，反复无常，虽然蒋夫人竭力弥补；她认为官方译员未能“充分传达蒋介石想要表达的意思”，对他说的每句话以及别人同他说的每句话都重新翻译一遍。蒋介石坚持在发动缅甸战役的同时，不管其他方面的供给问题有多么严重，驼峰航线的运输仍然要保持在每月1万吨，并要求增加运输机数量来保证这一点。马歇尔认为派遣到驼峰航线的运输机已经妨碍了欧洲的战事，因此他怒气冲冲地对蒋介石说，这些都是美国的飞机、人员和物资，中国如果想得到更多的物资，只能通过战斗重新开通滇缅公路，并说不会再增加运输机数量：“对此不要再有任何误解。”
在11月23日的会议上，正当史迪威准备为中国做报告时，他接到蒋介石的话说不要他做了，并说蒋介石会亲自过来，接着又是好几次通知，一会儿是还是他做，一会儿是蒋介石做。同时，艾伦·布鲁克主持的英美有关缅甸战役的会谈变得气氛很紧张。“布鲁克发了脾气，金也勃然大怒。金几乎爬过桌子想冲向布鲁克。天哪，他气疯了。我真希望金能揍他一顿。”
下午，蒋介石和他的参谋们到了。“表现糟透了。他们什么问题也提不出。布鲁克语含侮辱。我帮他们解了围。”面对三国元首，英国人问中国有关缅甸部队的问题，他们却答不出，最后史迪威替他们回答了。蒋夫人是众多穿军服的人中唯一的女性；她穿着印有黄色菊花的贴身黑色缎子旗袍，头发上用黑色纱系着结，脚穿露着脚趾的高跟鞋；她竭力表现得举止优雅，开叉旗袍的缝隙中露出修长的腿，竭力吸引别人的注意。具有典型英国人作风的布鲁克认为，对外国人都要给点颜色，如果不是白人，那么还要踩上一脚；他竭力要让中国人更难堪，因此他要求中国人谈谈对之前发给他们的作战计划的看法。根据他的说法，这之后是“死一般的寂静”，然后中国人“开始兴奋地交头接耳”，之后一名代表宣布：“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中国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环境和语言都是陌生的，再加上到处都是戴着绶带和军徽的军官，他们想在这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
这次会议不愉快地结束了，这时布鲁克讥讽地对马歇尔说：“这纯粹是浪费时间。”之后他在记录此事时说：“由于马歇尔和美国的看法，我们不得不忍受这令人压抑的插曲。”
史迪威那天晚上整晚帮助中国人拟定了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同时因为蒋夫人和马歇尔有一个午餐会晤，他还要向蒋夫人介绍情况。他为她写了一些要点，供她在讨论派遣美国军队到中国的问题时使用。在参加下午的会议之前，蒋介石就参不参加会议又两度改变主意；最后他参加了会议，但是要求史迪威替他介绍他的看法。很自然他对东南亚战役的短期目标感到不满，因此对是否投入Y军摇摆不定，同时又坚持要求增加空运物资。
面对这个僵局，罗斯福派来了富于魅力的蒙巴顿向蒋介石解释现实情况，并得到他派军队穿过萨尔温江的承诺；史迪威写道：“一个令人高兴的进展；省得我费劲了。”通过蒋夫人的翻译，蒙巴顿竭尽全力让蒋介石相信，不可能再提供额外的飞机了。蒋介石仍然不为所动，坚持要535架运输机。他对蒙巴顿说：“总统对我是绝不会拒绝的。我要什么他都会给的。”最后蒙巴顿说，即使能够找到这么多的飞机，也无法既满足蒋介石对驼峰航线的要求，又满足雨季前对曼德勒发动空中打击。此时，蒋介石和他夫人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最后直到蒙巴顿皱起眉头表示疑问时，蒋夫人才说：“不管你信不信，他并不了解什么雨季。”
这有力证明了史迪威同蒋介石打交道时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在东南亚，雨季是生活和战争中的关键因素。可蒋介石是中国的统治者，是中国人的统治者。中国没有雨季，所以他不懂雨季。
在11月25日，即感恩节的下午，史迪威陪同马歇尔去见罗斯福，以便解释为什么需要往中国派遣美国部队并由美国人担任指挥。他首先考虑的是“作战总参谋”的职务，也正是这一点后来导致了危机。这个想法首先出现在他为这次会晤所准备的笔记中，题目是“问罗斯福”。他把作战总参谋的职责分成五个部分：兵力，执行权，美国部队，中美部队指挥权以及保留对X军的指挥权并增加一个军团。他在笔记中写道：“不管花生米会同意哪些事情，如果不改变中国的最高指挥权，那么将前功尽弃。”他计划告诉总统，必须有个新的国防部长来取代何应钦或对他的部门“进行彻底改组”，或者像多恩上一次所发出的呼吁那样，由“美国完全接管并控制第一批30个师”。史迪威在这行字下面加了着重号。
这一次他真正努力解释他所理解的当务之急。他觉得总统“不怎么在意”地听他说。罗斯福打断了史迪威的话，开始讲起安达曼群岛，至于史迪威要求派遣美国部队，他打算派一支海军陆战队去重庆，而这样做的原因据他说是“海军陆战队名气大。他们在中国到处都去过，去过北平、上海还有别的地方。陆军只去过天津”。这种莫名其妙的解释几乎跟蒋介石不了解雨季一样，也许说明了跟国家元首都会遇到某种特别的沟通问题。也许总统只是想婉转拒绝往中国派遣美国部队罢了。不过，尽管并没有给出具体日期，他还是同意装备90个中国师的计划，这与其说是想改革中国部队，倒不如说是想送给蒋介石一点儿礼物，让他不虚此行。史迪威认为这是在开罗所得到的“确定的”承诺之一。中国人尽管并没有提供过90个满编师，但多年来把这也看成承诺不断催促。
罗斯福对未来的确有些肯定的想法。史迪威记录了总统对战后印度支那的计划：三名委任官，分别是英国人、中国人和美国人；“不再交给法国！”而就史迪威自己的提议而言，他在笔记上写道（下面划了着重线）：“注意，罗斯福不感兴趣。”
在跟罗斯福总统会面时，总统还说，蒋介石在同他私下会晤后现在接受了缅甸战役计划并同意派遣Y军。那天晚上9点，史迪威接到霍普金斯的电话，让他赶回住地；到那里后他听说两个小时以前蒋介石又收回成命。“上帝啊。他又发作了。”
次日上午，一群将军拜访了蒋介石，其中包括蒙巴顿、史迪威、阿诺德、萨默维尔、威勒、斯特拉梅耶（George Edward Stratemeyer，中缅印战区新任空军司令）以及陈纳德。“约翰·刘（John Liu）脸都吓青了，因为我们迟到了三分钟。商震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地盯着门外。这些孩子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总是吓得六神无主。”蒋介石又开始大谈他要求空运每月1万吨物资的想法，但是经过来客们的说服，他又同意了参加缅甸战役——至少他们以为他同意了。次日动身回国前，他又改变了主意，要史迪威留下来继续抗争，坚持要求对曼德勒进行空降袭击，并坚持要把物资运量增加到1万吨。与此同时，罗斯福、丘吉尔以及那些欧洲代表启程去德黑兰，而史迪威在这里等他们回来并做出最终决定。“我们怎么办？”他很是疑惑，觉得蒋委员会让执行者处境艰难。他还写道：“路易斯·蒙巴顿对花生米烦透了。谁会不烦？”
这种评价是公允的，也得到了蒙巴顿日记的证实。蒙巴顿在日记中写道，这次会议是罗斯福、丘吉尔以及联席参谋们首次跟蒋介石打交道，而“他们都快被他搞疯了”。蒋介石完全有理由有同样的感觉，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想让他参加战役，但是这两国并未就这次战役达成明确的决议，甚至没有达成一致看法。蒋介石一直坚持，除非英国人参加两栖登陆，否则他就不会参加缅甸战役，而且过去的经历表明，中国人不大相信西方国家的承诺。他的疑虑是有道理的，因为丘吉尔认为，罗斯福总统不顾他的反对，答应了在孟加拉湾的两栖登陆作战，丘吉尔在他自己的会议记录中注明他并不认为这对他有约束力。
马歇尔在开罗跟史迪威私下交谈时告诉他，9月时他曾经打算让史迪威放弃中国去统辖第四军；他问史迪威可能会做出什么决定。史迪威没有记下他是怎么回答的，只是加了一句自己的评语：“只能由我来铲粪。”他受到了批评，因为他在指挥部里谈及蒋介石时用语刻薄，而他的参谋官马上就把这些说法传遍了中国。史迪威答应改过，不过正如马歇尔后来说的，两个星期后他又故态复萌了。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史迪威在埃及一股劲儿地观光游览了。他飞到耶路撒冷，并沿着尼罗河去了埃及古城底比斯的遗址，参观了拉穆塞斯王朝图坦卡蒙等法老的陵墓和卡尔纳克神庙，并记录下了自己看到的有趣的景象，对此他在日记中的记录要比对会议更加详细。他在写给温妮的信中说：“我对古迹很着迷，这里恰恰到处都是。我可以花几个月在这里晃悠……若不是这个愚蠢的会议，我很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看到这些东西的。”平心而论，这样看事情的轻重顺序倒不是没有道理的。
德黑兰会议三巨头
在德黑兰会议上有两项进展最后确立了开罗会议的结果。这就是斯大林坚持尽快发动“霸王”计划外加“铁砧”行动（在法国南部协同登陆）；他还重复了早些时候于10月在莫斯科曾经向哈里曼和赫尔所表述过的，那就是一旦打败德国，苏联就参加对日作战。尽管丘吉尔竭力想对罗德岛和土耳其进攻，但是最后还是得到美苏支持的“霸王”行动占了上风。这立即给了丘吉尔一个借口，取消“海盗”行动，并将其登陆舰艇用于对法国南部登陆。他坚决拒绝发动上述两场进攻，尤其是在他看来，既然苏联答应参加对日作战，那么就没有必要在中国发动大的战役了，甚至无须花力气支持中国了。发动“海盗”计划是一种浪费。他坚持说苏联参战的前景让一切都改变了。
这个承诺对罗斯福影响也很大。尽管这个承诺他在开罗会议之前就已经知道，但在首脑会议上经过斯大林亲自说一遍显然就很有分量了。考虑到跟中国人令人失望的会晤，这就出现了由苏联取代中国成为战时和战后伙伴的可能性。刚刚对蒋介石感到失望的罗斯福欣喜地发现，斯大林是他战后规划中一个更强的角色。他曾经对布立特大使说：“如果我把他想要的东西都给他而并不要求回报，那么他身处高位必然感到责任重大，也许不会到处兼并，而是会跟我协作建设一个民主和平的世界。”他认为，只要在诸如“霸王”行动计划这样的问题上跟斯大林进行全面而愉快的合作，同时满足他想利用大连这样的不冻港之类的合理要求，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让苏联心甘情愿地加入到他所策划的联合国组织中。在这次历史会议的和睦氛围中，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斯大林是“可以接近的”，可以为了共同目标在战后合作。11月30日，在丘吉尔的生日晚宴上，当答谢祝酒时罗斯福说：“我们在德黑兰证明，我们民族的不同理想是可以和谐并存的。”在这种所谓的和谐中，中国的问题变得不那么紧急了。
不经意间，斯大林使得中国的地位更加降低。当罗斯福告诉斯大林有关缅甸战役以及Y军的作用时，斯大林说中国部队战斗力弱是由于“领导无方”。他对拟议中的有关归还中国领土并在未来让朝鲜独立的宣言并无异议，只是评论说，“应该让中国具有他们迄今未能展示的战斗力”。
12月1日，公开了由英国、中国和美国签署的《开罗宣言》，表明国际上正式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达到了罗斯福的政治目标，而这时他正在开始对此产生疑虑。这个宣言答应归还“所有被日本侵占的中国土地”，并承诺签字国会坚持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现在无论是在正式文件上还是在自身利益上都不可能跟日本单独媾和了，因此它要退出战争的威胁的分量也减少了。但是台上的演员对于感知他们自身所促使的变化往往有些迟钝，因此除了那些已经认识到中国的这个唯一的威胁手段的人以外，很多人对这种威胁手段已经没有效力了这一点并不明白。
罗斯福等人回到开罗后，“海盗”计划成了激烈争执的焦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坚决反对放弃这个行动。他们不认为这会分散“霸王”行动，不认为“铁砧”计划需要用那里的登陆舰只，并坚持认为不满足这个条件，蒋介石就会撤走Y军，这会使缅甸战役失败。如果没有这场战役，马歇尔和金都担心日本会更加猛烈地对抗在太平洋上的进攻。李海上将还在担心“蒋介石可能会退出战争”。罗斯福认为自己有道义上的责任，因为蒋介石离开开罗时尽管自己并没有承诺参战，但是他确认会发动两栖行动。丘吉尔仍然断然拒绝。他争辩说“海盗”行动的物资可以用到更好的地方。而对此蒙巴顿表示支持，他夸张地说“海盗”行动需要5万人。在向东南亚司令部问及各个选择方案时，回答是，如果没有驻缅军，则不可能打通通往中国的道路。争论持续了三天。据李海上将说，英国人从来没有像这次会议上这样，对美国的建议表示“坚决反对”。
这时，一个不好的事件帮了英国人的忙。波特纳将军通过电报报告说，胡康山谷的中国第三十八师的先头部队意外遇到日本的阻击后开始原地防御，无论怎么命令都拒绝前进。这份发给史迪威的电报却错误地交给了东南亚司令部的魏德迈，因此这些英国同行马上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得意扬扬地借机发挥，说尽管这是史迪威统辖的部队，但是中国人还是不愿意打仗。几个小时后，这个消息就在整个会场传播开了，英国人想以此证明史迪威试图跟Y军会合纯属异想天开。胡康山谷所发生的真实情况是，波特纳依据自己的老经验，认为中国人的情报总是有20%的夸张，因此，尽管中国军官要求派遣炮兵而他予以拒绝，但自己又拒绝到前线核实情况。
12月5日，罗斯福向丘吉尔妥协了，答复得很简短：“‘海盗’结束了。”于是历时两周的开罗——德黑兰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在这两周里，中国开始不那么重要了。一开始罗斯福决心让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取得辉煌成功，最后他让蒋介石让位给斯大林。他找到了一个新的舞伴。他上面给出的简短答复代表着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尽管人们当时并没有认识到。总统并没有意识到他做了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他也没有这样做的习惯。总的来说，他大致知道自己的方向，但是在过程中，他的决定是凭经验做出的。据他的朋友艾弗里尔·哈里曼说，他在某个既定日期同敌人作战的方式就是“当天早晨权衡桌上的报告”。在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候，罗斯福做出的决定跟他一开始就选择优先考虑欧洲是一致的。从战略上说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海盗”行动从本质上说只是一种姿态而已。
开罗会议的结果跟预计的有所不同。刚刚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接着对蒋介石的承诺就被违背了，仿佛他只能是个摩洛哥的苏丹一样。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互接触，中国更加不相信西方了，而西方对蒋介石的信心也直线下降。
罗斯福通过电报告诉蒋介石出现了变故，并问他是愿意在没有两栖登陆的情况下继续参战，还是再等一年，等到雨季结束后，盟军可以发动大规模海上作战时再进行；同时他还允诺尽最大努力通过驼峰航线运送物资。虽然并没有让史迪威传递这个消息，但是罗斯福和马歇尔都意识到，这种情况可能再次让史迪威没有好日子过。两手空空地回到重庆，将使他处境更加艰难。马歇尔提出调他去别的战区，这样他可以指挥美国部队，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史迪威拒绝了马歇尔的援助。他从来就没有怎么看重“海盗”计划，因此取消它对他并无影响，只是这可能妨碍Y军。蒋介石本来就十分不情愿，再有一个借口也许不会对他有太大改变。此外，史迪威认为，归根结底中国人必须自己参战打开自己的运输线。尽管他并没有把这记录下来，但是从他走出缅甸那一天起，他就从来没有改变反攻缅甸的决心。
在离开开罗前，他想通过总统知道，有关“海盗”计划的决定是否意味着政策的改变，以及在新形势下他应该怎样跟蒋介石打交道。他在戴维斯的陪同下，再次到总统住处跟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会晤。他未加评论地记下了整个谈话，谈话无比生动地再现了罗斯福。
“哎，乔，你怎么看这个坏消息？”总统一开始这样问，接着他谈到美国与中国的友谊，传教士，广东的德拉诺家族，控制中国的通货膨胀的计划，计划让香港成为一个自由港，“不过还是先升起中国国旗，然后第二天蒋介石就会做出高姿态让它成为一个自由港。就要这样处理！大连也如法炮制！”计划对印度支那和朝鲜进行二十五年左右的托管，“直到让它们能够自立起来。就像菲律宾的情况一样。我曾经直截了当问蒋介石，他是不是想要印度支那，他回答说：‘丝毫不想！’——就这样的，‘丝毫不想！’”还有其他各种话题，最后谈到了他跟孔祥熙有过一次长谈，是有关为发展中国运输业贷款5000万美元的事。尽管有好几次史迪威和戴维斯想把话题转向当前的政策，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指导。
总统暗示了他自己新近产生的疑虑。他问道：“你们认为蒋介石还能撑多久？”史迪威回答说情况很严重，如果日军再来一次像去年夏天那样的攻势，就可能压垮他。罗斯福回答说：“那好，我们是否得另外找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来继续下去。”史迪威提议说，这样的人“很可能也在找我们”，但是这个问题到此为止。离开时他对罗斯福的看法毫无改善：“这个人是个轻浮的傻瓜……前景毫无希望。”这真是历史的无情的捉弄，虽然这两个人都急切地想跟中国建立有效关系，然而他们之间却彼此厌恶，完全互不谅解。不过，霍普金斯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他们之间在信息上的巨大差距，并时不时地把戴维斯的报告转交给总统。
蒋介石得意地带着对中国大国地位的承认回国，并跟别人说，他已经得到了盟国在孟加拉湾发起攻击的保证。然而他刚刚回国便接到了宣布取消这个行动的电报。他受到了侮辱，马上提高要价进行报复。他向美国要求借款10亿美元，理由是现在要让他动员自己的国民继续抗战已经变得“极为困难”，而且中国军队和经济的虚弱已经“无法”使中国再坚持半年，更不用说一年了，并说中国战区的崩溃将“对全球战争造成严重影响”。他还要求把第十四航空队和中国空军的飞机数量增加至少一倍，同时为了能够发动有效的战斗，将驼峰上物资运输的数量增加到每月2万吨。
史迪威回到重庆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建议蒋夫人不要再采用讹诈的形式，并警告她说“我们国家的人已经对此腻味了”。但是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他召来了高思大使，向他表明现在支持中国的币制何等迫切，而蒋夫人则愤愤不平，说为了维持在中国的美国空军开销有多大。高思不为所动，这也就是为什么蒋介石很久以来就希望让他被召回，就像他想调走史迪威一样。高思向华盛顿建议说，贷款无济于事，因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形势“正急剧恶化”，因此为了避免出现崩溃，“必须尽早采取军事手段，恢复滇缅公路并开通对中国的陆上运输线”。
蒋介石对继续参战几乎明码标价的做法让华盛顿日益失望。摩根索出于跟高思同样的原因，也反对提供贷款。他告诉总统说，这是因为中国无法使用这笔贷款，因此无法遏制通货膨胀。中国对1942年的贷款使用得非常失败，此外他们在美国还有4.6亿美元的无质押资金。他们拒绝把汇率水平调整到更加现实的水平上，而是坚持把汇率人为维持在20∶1的水平上，是现实水平（在1943年11月达到120∶1）的6倍；这招致跟中国有往来的政府和私人机构的日益不满。据高思说，中国官员借机“通过我们的战争开支积累了大量美元”。财政部已经了解到有86.7万美元的中国政府资金被转移给了蒋夫人的外甥和她的另一个亲信吴博士手中。
在一份“直言不讳”的备忘录里，摩根索建议美国拒绝向蒋介石提供10亿美元贷款，同时详细解释说，中国需要的是食物、商品、机器和军火，所需数量巨大，只能通过陆地或者海上运达。他建议说，为了开辟这些通道，中国也应该共同战斗。使他感到意外也使赫尔国务卿感到困扰的是，总统提议将这份备忘录原封不动地转给蒋介石，而且真的送交了，只是在备忘录中增加了一些安抚性的表示友好的话。
在重庆，尽管盟国背弃了承诺，但是史迪威还是努力催促蒋介石攻打缅甸。经过两场冗长的会谈，蒋介石仍然坚持认为，日本在缅甸有8个师而不是5个师，认为东南亚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不妥，认为尽管盟军集结了部队和空中力量，但是现在想赢得战斗要比1942年时更加渺茫，说最好进行防御等待日军进攻，还说他不能再冒失败的危险，因为这将会对中国人民造成严重的影响。史迪威逐条进行了反驳，但是没有什么效果。“他（蒋介石）简直是疯了……甚至宁可忍受隔绝，也不愿冒失败的危险。”宋美龄和宋霭龄由于担忧都发急了，以致夜不能寐。“宋美龄跟花生米一同祈祷。告诉我，除了杀掉他以外她已经用尽所有办法。”不过，蒋介石同意让利多的部队按计划作战，并用书面形式授予史迪威不受约束地拥有完全指挥权，并“完全有权力枪毙任何军官”。蒋介石说，这是史迪威的部队，除了小心不要为英军谋取利益之外，史迪威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使用它。蒋夫人建议史迪威问蒋介石对罗斯福总统敦促之事的答复，对此蒋介石说，除非盟军通过攻打安达曼群岛、仰光或者毛淡棉而切断日军的后方，否则他拒绝使用Y军参加缅甸战役。
蒋介石提出的10亿美元贷款的要求被拒绝后，变本加厉地提出了新的要求：美国应该按照官方汇率支付在成都地区为B-29轰炸机建造机场的费用，这个轰炸计划是在开罗制定的。假如美国觉得它无法这样做，那么中国政府很遗憾，“无法满足驻华美军的需要……也不可能再在物资和财政上给予支持，包括军用设施的建设”。原定于1944年1月15日开工的机场建设就此耽搁下来了。
史迪威写道：“天哪。用5000万建造机场，再赚上5000万！”在华盛顿，摩根索勃然大怒，他叫道：“他们只是一群该死的骗子！我不会再去国会要一分钱！”他提议，“让他们尽管跳长江好了”，我们自己通过黑市价格出钱修建机场；他愿意每天把“价值100万美元的金条送给萨默维尔将军”。平静下来后，他跟自己的顾问讨论了解决办法，他们告诉他说用20∶1的官方兑汇价格来建造机场太昂贵了，这样估计的价格是8亿美元。显然，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富国要在中国打仗，钱也是不够用的。
在美国人看来，蒋介石要求美国用6倍于实际费用的标准出钱去打败中国领土的占领者，这是一种神经错乱的、令人感到义愤的、没有良心的做法。但是源自犹太——基督教传统的良心与儒教里的是不同的。也许中国过去所累积的对西方的幻灭以及从西方受到的歧视，现在都算到了蒋介石的支付要求中了。他本来就是排外的，开罗会议的结果无疑加强了这种情绪，另外，他对把租借物资更多给予英国和苏联也极为不满。
像所有因钱而起的争执一样，美国与蒋介石的这次争吵也很让人不快。摩根索说：“也许我们不需要他们，上帝啊——”他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他问萨默维尔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简直气疯了。难道我必须忍受这种东西，呕吐后再吃下去，或者你有路子通过其他方式解决掉？”在跟马歇尔和史汀生会晤之后，萨默维尔报告说陆军“非常不满”，甚至曾经热心支持中国的陆军部长也准备“来硬的”。史汀生在那天的日记中不无道理地写道：“现在我们已经离胜利不远，并不担心中国退出战争了。”
萨默维尔跟摩根索1月20日会晤后说，陆军准备停止修建机场，并准备“从另外一个方向接近日本”。他还提出了一个更加让人吃惊的想法：“美国可以通过停止援助而搞垮蒋介石”，或者如果愿意的话，“花1亿美元收买他的一个对手”；有很多这样的对手。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将军建议不要再提供租借物资，或者把部分租借物资送给地方将领们，“或者，如果有必要的话，撤出中国，或者待在中国什么也不干，继续以缓慢的速度行事”。
可以说从这次会议之后，美国尽管仍然支持蒋介石政府，但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然而还必须继续支持，美国也没有试图尝试其他选择。跟当政者打交道是最容易的，而外交政策的惰性也抵制了试图改变或者冒险的方式。华盛顿政府内所有的人都认为，美国不能也不会接受中国提出的官方汇率，但是国务院很不愿意削弱蒋介石的地位，罗斯福也不想放弃他。最后提出了折中的40∶1的汇率，此外，还邀请孔祥熙赴美继续讨论。中国人继续要求要么是10亿美元的贷款，要么按20∶1的汇率。孔祥熙启程前跟高思大使会晤时谈到了中国可能崩溃，并说日本提出了“一些很不错的建议”。
到了2月份，美军在太平洋的推进已经使可能抵达中国港口的时间提前了几个月，这使得更有必要修建机场以帮助进攻。因此军界此前所持的不借助中国的看法也就不复存在了，索要钱财的斗争继续下去了。将近一年后，孔祥熙博士在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上，仍然微笑着坚持20∶1的汇率。
孔祥熙
与此同时，通过各种临时性财务折中方案，中国老百姓建成了一些机场，从而使B-29得以起飞。四川从各县征集了45万人。每个县要按定额提供男女民工和童工，同时还要准备工具和九十天的口粮。他们步行过来，用独轮车运来自己要用的东西。最后在没有卡车、挖土机和混凝土的情况下造好了9个机场，其中4个有9000英尺（约2743米）的跑道。几千年来辛苦积累的供种植水稻用的上层土壤被用肩挑的柳筐清除掉，而下层土壤则由男人们来回拉着石滚子压平。源源不断的独轮车流运来了采自河底的鹅卵石，并铺成了石质地基。上面铺一层层混有泥浆的土层，有时中间夹有碎石，这是妇女和孩子们成天坐在地上敲打而成的。然后再把表层浮土运回并重新压实。各村的人都由拿着小旗子的本村的监工负责，这些人又由工程师指挥，他们中除了14个美国人外均为中国人。第一批B-29轰炸机在两个月后降落，机场在三个月里全部造好。
在提议孔祥熙赴美之前，作为对蒋介石要价的回应，美国提出每月花费2500万美元，具体条件由高思大使和史迪威将军商议而定。当为史迪威安排了这个难办得要命的任务的时候，史迪威已经不在重庆，也不打算很快回来。他在12月20日奔赴缅甸前线，这是蒋介石书面确认他对蓝姆伽部队指挥权的次日；该部队现称新一军。史迪威在日记中对此并不是很有把握，提出了这个疑问：“我们能成功吗？”他干脆躲到缅甸“天堂般的无战事”中去了。
[1] 谢斯起义，1786—1788年由谢斯领导的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农民起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