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10月
要为整个中国以及中国的空军和地面部队提供供给，是这场战争，也许也是所有战争后勤保障方面的最大挑战。如果地形以及天气等自然障碍很大的话，那么，由于勉强共同作战方之间相互敌视和低落的士气所造成的人为困难也并不比这小，而夏季的季雨又加重了困苦。在这种情况下，要根据三叉戟会议的指示将驼峰的运输量增加到每月1万吨是很难的。
有一次，史迪威在视察之后忧心忡忡地写道：“C-46问题很多。汽化器结冰了。我们在驼峰上失去了6架飞机，孩子们的士气越来越低。”机组人员都不服管教，往往有一个发动机停转就跳伞，或者天上有点云就拒绝起飞。飞行员相信“中国人”根本不是在打仗，而且黑市正在等待运给地面部队的货物，因此，尽管他们愿意冒任何危险为第十四航空队提供补给，他们却不愿意为了填满那些私人仓库而送命。对日本战机的防卫能力很弱，因为日本人把飞机藏在洞里并盖上泥草，这样，不但无法通过空中摄影，甚至也不能通过克钦侦察员发现掩藏飞机的地点。战略情报局所属部队在1943年共营救了125名机组人员，但是这只不过占被击落人员的三分之一，其余的或者死去，或者被俘。不过随着增援的到来，给航空运输队派去了一名新的指挥官，加之三叉戟会议之后，士气得到了鼓舞，C-46的缺陷不断被消除，士气和飞行条件也得以改善，这样运输量从5月的3000吨增至7月的5500吨，再到9月的8000吨，最后，雨季结束后，在11月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3万吨。
不过，取得这些成果是以牺牲公路建设为代价的，因为很多推土机、卡车、平路机、铲子和人员都被调去扩建阿萨姆邦机场了。在雨季提供给那些仍然留下筑路的人员的供给，也由于道路泥泞而受阻。车辆无法通过；大象和那加地区的挑夫又无法运送足够的食物、燃料和设备；塌方往往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让一天的工作付之东流；由于地面塌陷，有些推土机掉到河里；人、机器、帐篷和地面——所有这些都浸透了水；吃的东西很不像样，疟疾长期流行。这时缅甸甚至出现了一种让人猝不及防的新型疾病：丛林斑疹伤寒。这种病会引起皮肤损伤、高热、内出血、错乱、昏迷并常常导致死亡。
在航空运输队扩大的同时，利多公路在5月到8月只延伸了3英里（约4.8千米）。在这个战区里，这条路跟史迪威密切联系在了一起，因为他坚持收复缅甸北部，而人们通常觉得他是在犯傻。英国人总是说这条路不可能修成，因为在缅甸从来没有横穿山脉的路；老天爷的安排是所有的公路都是顺着河谷南北向的。事情的确是这样，但是也未必只能是这样。很少人认为这条公路能够弥补它消耗的资源、人力和经历的痛苦。据斯利姆将军说，只有史迪威认为公路“可以修成，而且相对于它所消耗的资源是值得的”，不过就斯利姆将军来说，他宁愿把修路的人力、物力用于发动一场全面的进攻，把自仰光以北的缅甸全部夺回来。这样，给中国的供给将会远远超过这条公路的运量。这一点是明确无疑的，而史迪威也比斯利姆更希望如此。斯利姆很清楚，唯一的困难在于他的上司从一开始就坚决拒绝发起这样的全面进攻。史迪威选择修建利多公路并不是因为他喜欢修路，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首先缅北战役的全部供给要靠这条公路，并且最终中国战区的供给也要靠这条公路。他也许可以跟汉尼拔说：“我需要找出一条路，或者修一条。”
到了8月份，各种困难已经表明，兼顾利多公路和驼峰航线可能会使两方面都难以为继，并无法为扩大中国的空战运送足够的燃料。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向中国每运送一吨货物就需要消耗一吨燃料，因此，在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的作战计划者认为，目前的局势需要铺设一条输油管道。这条管道从加尔各答到昆明有1800英里（约2896千米），中间要穿过大山和峡谷，要越过激流和河床，这条管道在很多地方架设在木头支架和没有用钢制成的悬桥上，是世界上在最恶劣的条件下架设的最长的输油管道，因此建设者把它命名为“梦想”也就不奇怪了。跟利多道路一样，输油管也必须跟在进攻部队的后面铺设，因此，除非进攻取得成功，否则输油管和公路都无法到达中国。
隐藏在中缅印战区所面临的各种现实困难深处的，是缺少共同的作战和能够激起热情的目标。对于在中国的普通美国人来说，买不到他们经常喝的啤酒和陆军消费合作供应社供应的物资（空中运输队的飞机已经腾不出地方来运输这些东西），周围的肮脏和污垢让他们患上腹泻和各种肠道病并被虫子叮咬，这让他们厌恶；他们无法适应中国生活的极端困苦，也无法理解长期物质匮乏造成的贪污盛行。所有这些并不能像那些浪漫主义者所以为的让他们通过接触而意识到四海皆兄弟的道理。与此相反，他们开始觉得所有的中国人都贪心、效率低下、靠不住、该死、爱偷东西、不可救药，都是些磨磨蹭蹭的家伙。在供应站附近，这种敌视基本上又普遍出现了。而普通中国人觉得美国人都是些冥顽不化的败家子，粗俗野蛮，瞧不起人，很容易学坏。据美国大使馆报告说，中国的“上流阶层”对于美国军人在放假时的胡作非为以及第十四航空队那种“粗俗”的态度和“吊儿郎当，不修边幅”的样子感到“震惊”。
租借物资提供了无数让他们相互反感的机会。从药品到半吨重的卡车，没有一件东西不会出现在昆明的黑市上。甚至第十四航空队也报告说，“中国人私藏汽油并把账记到我们的飞机上”。根据记录，一架飞机一天之内加了8次燃料，总计700加仑（约2649升），可是它统共才飞了4个小时，这种作弊方式没有美国人的默许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中缅印战区的氛围里，美国人也很快学会了怎样分赃。走私物品包括黄金、磺胺类药物、外币、香烟、口香糖和陆军消费合作供应社的物资，走私涉及美国空军、陆军、红十字会和平民，到1944年底其总额估计达400万美元。美国陆军刑事调查局曾一度同时受理300个案件，其中最有名的是第十四航空队的“妓院事件”。其主要意图是从华南的魅力之都桂林和通过驼峰航线从印度运进女孩子，昆明同时也是个走私中心，事情披露后，史迪威只能正式对之采取行动。“军官嫖妓。用我们的飞机拉妓女。派人把陈纳德找来。他知道此事……汽油团伙有了更多消息。”此事引起战区总监的调查，由于涉及陈纳德，实际情况比已经知道的复杂得多，此事加重了战区总监对陈纳德的反感。陈纳德在中国的各种赚钱勾当是阿诺德将军不喜欢他的原因之一。
修筑机场
后方的印度也令人恼火，其原因既在于英国帝国主义者，也在于懒散的“东方佬”——美国人这样叫印度人。美国人习惯于把印度的英国人跟英王乔治三世联系在一起，并把印度人在1942年的起义跟美国人在列克星敦、康科德、邦克山的反英斗争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最初对印度人的同情很快转化为不耐烦和蔑视。许许多多的印度人显然安于被奴役。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有活力，喜欢笑和从容。美国人虽然继续抨击帝国主义，但对当地人的态度很快就跟英国人没有区别了。据说中缅印战区的缩写CBI是代表“印度那些昏头昏脑的杂种”（Confused Bastards in India），这样说并非没有原由。中缅印战区的美国人的袖子上都戴着一个盾牌形状的中缅印战区的徽章，上面是印度的星星和中国的太阳围绕着美国的星条。这是为了把美国人和英国人分开来，表明美国人到亚洲是作为盟友来打击日本人的，不是为了帮英国人收复帝国领土的。但是徽章的这三部分标志无法融为一体。喝彩声和晋升的机会转到了别的战区，中缅印战区确实是个让人不快的地方，存在着不满、丑闻、挫折和各种复杂的敌意，本身充满了不协调。
没有租借物资这个砝码的史迪威现在还得征得蒋介石同意，发动不包括进攻仰光的缅甸战役。也许是作为安慰或者是作为贿赂，史迪威还得到一个光荣任务，那就是根据罗斯福的提议，为蒋介石和何应钦颁发荣誉军团勋章；而史迪威认为何应钦要为中国军队的软弱无能负最大责任，并为了撤换何应钦而一直不遗余力。“这真使我恶心。”他在写给妻子温妮的信中说。［作为一种补偿，还给他的朋友商震、红十字会的罗伯特·利姆（Robert K. S. Lim）医生，以及普遍受到尊敬的军械局局长俞大维也颁发了荣誉军团勋章。］
史迪威的反感并非只是个人的。他觉得，美国使自己处于“不得不支持这个腐朽政权的地位”是彻底错误的；这个政权跟美国在德国正在与之作战的那个政权惊人地相似——正如史迪威所认为的，“两个政权都是一党制，由盖世太保所支撑（在中国是戴笠的特务组织），而且其领袖都是受到很少教育的神经质”。他常常试图使自己理解这种情况。他记录了跟自己的朋友和顾问蒋梦麟的一次长谈。蒋梦麟是中国学界的领袖人物，他提醒史迪威说欧洲的政治教育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而中国只有五十年，而且这是引进的文化，不是本土的。他说，尽管蒋介石所受教育不多，“但是眼下也没有很好的人选”。这并不奇怪。史迪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历表明，国民党之所以统治得那么糟糕，是因为在中国还没有形成有别于家庭责任的公民职责观念，而曾经行使民政职责的满清官僚体系已被摧毁。
但是史迪威个人所经受的挫折是最大的。罗斯福支持陈纳德显然减少了他的影响力，并促使蒋介石可以更坚决地不积极出击或者改革。“我被轻视、阻挠、敷衍应付、欺骗……”史迪威失去了耐心。
三周来，他一直在等待蒋介石的回复，这时他发现，何应钦身为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却对三叉戟会议的决议毫不知情——没有人告诉过他。更让史迪威恼怒的是，何应钦正试图把Y军的军火调往湖北。尽管承诺最晚在3月1日指派好Y军的各个师，但是事情仍然一拖再拖。除非这些部队已经到位，否则陈诚拒绝到任。在未到达的部队中，原来曾保证“绝对”在5月20日前补足的各师，到了6月仍然没有到；到了7月才来了区区1200人。蓝姆伽训练营的补充兵力也面临同样问题。原来答应3月份运送4500人，但是到了7月还一个也没有到。重炮班原来答应给200人，可是经中国医生体检后只剩下65人，美国医生又淘汰了30多人，到达蓝姆伽的只有35人。后来，由于面临开战的压力，12—14岁的孩子也被送来充数。由于为卡车发生争执，史迪威跟何应钦进行了会晤，之后史迪威几乎要放弃自己不断坚持的东西了：“会谈后我再次陷入低谷。看来根本没法做任何事。”
他认为，何应钦不断抵制派兵去蓝姆伽受训，是因为那里的训练方法跟他本人的管理方式形成鲜明对照，从而让他丢脸。他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蓝姆伽营地直接给士兵发军饷并且提高了伙食和医疗标准，蓝姆伽其实起到了颠覆性的影响。就Y军来说，史迪威觉得中国人想方设法不想准备作战。“这就是事情的关键——他们不想作战。”这的确是个关键。中国人不喜欢通过决定性战斗解决问题。事例之一就是1937年淞沪抗战，他们之所以奋起抗战，那不是出于军事意图，而是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中国人在Y军问题上对史迪威做出了种种承诺并非真想信守这些承诺，而是为了获得物资。中国人答应某事往往是为了应付别人，并不是真打算做。史迪威对此是知道的，但是他仍然相信自己得到的承诺——对没有信守的承诺他很恼火地记录下来——因为他内心仍然觉得承诺就必须信守。
也有一些中国人希望改革军队。在昆明训练学校的很多军官都勤奋好学。被任命为昆明军校训练处主任的白崇禧很乐意地成为视察学校的第一个来自首都的高级军官，蒋介石或者军政部的其他官员都没有来过。白崇禧察看了每一门课程的教学情况，要求看看做战条例，他给军官们训话时讲起了美国的训练方法，并准备在广西省府桂林开设学校，训练第二批的30个中国师。他的热情并非没有私心，因为这可以加强他率领的桂系部队的实力。蒋介石所担心的正是这种情况。史迪威总是乐意接受鼓励，白崇禧的支持成了“重大胜利”，而白“也许是中国最好的人”。
然而他迫切希望得到“真正授权”，将60个中国师加强训练为有战斗能力的中国部队；否则的话，租借物资就无法用于原先的意图上，即武装中国人以打击日本人。此时他得出结论，仅凭他作为蒋介石参谋长的身份，如果没有对中国部队的具体指挥权，那么他仍然无法达到他的目的，也无法完成他原先的使命。他给自己设想了一个“作战总参谋长”的职位，他相信，如果美国以租借物资相要挟的话，自己是可以得到这个职位的。这个计划首先出现在他1943年6月的笔记中，一年后，基于这个想法的提议决定了他的命运。按照史迪威的设想，美国要求蒋介石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同时命令军政部要执行他的各项决定。如果蒋介石拒绝，美国应当“停止给中国的一切援助……他（蒋介石）不可能拒绝。如果他们不管他，那就是要他的命。这里5亿美元还是有分量的”。
他在此时给马歇尔的电文中建议将此计划付诸实施。这些电文中对于美国没有用租借物资提出要求感到不满：“我们的政策是错误的。我们对东方政治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总统拒绝在援助时增加附加条件，史迪威认为总统要为无法改革中国部队负责。因为史迪威增加附加条件的要求未能满足，他一定程度上夸大了附加条件的效力。不过很显然，哪怕蒋介石接到最后通牒的话，他也会找到某种办法避免对部队展开他所害怕的改革。内心里史迪威也知道租借物资并非魔杖，无法根本改变中国的制度：在他随意写的一篇有关中国政府各种渎职行为的文章中他写道：“要改革这个体制，就必须打碎它。”
马歇尔屡次来电就给蒋介石授勋章的事催促史迪威。根据史迪威的记载，马歇尔说：“你他妈的要配合。罗斯福想要明确的日期！”史迪威提出的反对意见很天真，他认为蒋介石不配授予这种勋章。蒋介石似乎也不想从史迪威手中接受勋章，因此他提议通过一个使者把勋章给他，而史迪威觉得信使授勋是对美国能够给予一个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的侮辱。在这种气氛里，授勋仪式在7月7日进行，为此还拍摄了影片使之流传千古。两位主角都面无表情。史迪威用汉语为他的“高尚而激奋人心的贡献”向这位“自由捍卫者”致嘉奖辞，然后手伸得远远地把勋章别上。蒋介石眼睛看着远处，蒋夫人很友好地看着这一切，她穿着无袖的印花上衣本来很精神，可是她任何时候都要穿着那双打着蝴蝶结的凉鞋。“花生米迟到了半个钟头……不管在哪里，靠近他的人都变得非常拘谨……我抓住他的大衣别上，而他吓了一跳，好像我要刺杀他似的。”
在五天后的7月12日，蒋介石同意参加缅甸战役，这次是签名的书面同意。跟往常一样，史迪威用笔记下了为了达到这个结果而遭遇的各种阻挠、欺骗和“各种别扭”。“天哪，我都快撑不住了。”他已经不想回忆英美两国在缅甸战役上有过多少次周旋。他立即赶赴印度，在那里用了六个星期准备战役。他对重庆已经腻味透了，迫不及待地想率领蓝姆伽的部队参战。据说陈诚由于患溃疡没能回来，但不能肯定这是因为疾病，还是因为不愿意或是因为中国政治的内在矛盾，还很难说。尽管Y军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史迪威觉得他已经无能为力了。训练计划可以在多恩统率下继续下去，但是要继续派遣师团和后备队来，史迪威觉得自己的手段已经全部用完了。
到了1943年的仲夏，史迪威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不想要他这个美国人来增加中国部队的战斗力。史迪威现在意识到，蒋介石之所以对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有不可思议的抵触，原因在于他害怕“让一个可能的对手统率一支训练有素的高效部队是危险的”。史迪威在7月23日给马歇尔的信中承认了这个原因，后来他还在笔记中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过去他经受的各种令他困惑的阻挠，他认为都是因为蒋介石“担心会对他的权威带来威胁，同时也因为他相信空中力量是决定性的，没有必要在地面部队上花费时间。否则的话，他不可能面对自己的部队处于这种糟糕的境况下的危险中还处之泰然”。另外可能还有一种解释，即“他真的以为自己的部队非常优秀，只要有武器就能战无不克。很难想像还有比他更笨的军人……”。实际上蒋介石与其说笨，倒不如说他不了解情况，因为他只喜欢听好的消息，不愿听坏消息。正如蒋梦麟说的：“他并不知道真实情况。他下达的书面命令数以千计，像雪片一样乱飞，所有的人都说‘是，是’，而他根本不知道命令到底执行没有。”他仿佛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在英国海军的轰炸下既不谈判也不投降，因此广州人在当地的一首歌谣中唱道：“他不打，他不和，他不守。他不死，他不降，他不逃。”
这时，为了消除战区内的不满和分割状态，中缅印战区的指挥权做了大调整，划成了几个部分。整个夏季在三叉戟会议到下一次的魁北克会议期间，英美两国对让中国继续参战的重要性认识不同，这妨碍了中缅印战区的战略计划的制订。韦维尔升任总督，他的驻印总司令职位被原英军驻北非第八军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将军所取代，但是奥金莱克及其参谋们对印度的情况像韦维尔一样悲观。根本原因在于英国人已经不相信印度军队有为帝国而战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想在缅北的荒野中冒险发动大的攻势，目的仅仅是为了协助中国人。他们认为中国人在战争中“基本上无用”，也不想支持其未来的稳定。在伦敦的参谋讨论会议上，美国作战计划官员争辩说，如果不能通过缅甸开辟到中国的供给线，就可能造成中国的崩溃，中国一旦崩溃，盟军就会失去进攻的基地。约翰·怀南特（John Winant）大使对戴维斯说“首相很乐意看到中国崩溃”。丘吉尔丝毫没有改变他的看法，一直认为日本可以通过外围击溃，这样中国可以排除在战略考虑之外。
史迪威为蒋介石佩戴美国最高荣誉军团勋章
罗斯福则一如既往地想让中国成为战后世界秩序中的第四块基石，并为了推进这种想法在6月提议这年晚些时候他与蒋介石会晤一次。他对于“我们在中国的整体表现”非常不满。蒋介石和陈纳德仍然抱怨对他们的许诺没有兑现，而总统把这归咎于个性问题。在7月15日跟霍普金斯、李海、马歇尔以及萨默维尔等人举行的会议上，总统指出“史迪威显然憎恶中国人”，说史迪威的电报充满了嘲讽，而中国方面和蒋介石无疑都知道史迪威的这种感觉，并说“显然委员长不喜欢史迪威”。马歇尔承认史迪威不够慎重，但是他把史迪威对中国官场的感觉跟“他对中国人民的尊重”相区别，并继续认为史迪威是不可缺少的。
丘吉尔提议在现有的印度战区外另外建立一个东南亚战区（Southeast Asia Command），这似乎带来了一点解决问题的希望。因为美国的原则是不为恢复英帝国领土作战，所以在这个地区没有驻军，也没有派兵的打算，因此东南亚战区的指挥官只能是由英国人担任。在魁北克会议上，最终同意由英俊、潇洒、迷人的中将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伯爵担任东南亚盟军指挥官。43岁的蒙巴顿是国王的表弟，具有永久上尉军衔，曾作为联合作战总指挥对法国迪埃普发动过一次不成功的袭击。
史迪威被任命为东南亚盟军副指挥官，同时保留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和蒋介石的总参谋长的职位。因此他同时对三个指挥部负责：通过蒙巴顿向英美联军总参谋部负责，通过马歇尔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另外还向蒋介石负责。此外，他还担任蓝姆伽部队的作战指挥，这支部队出于其军事意图的考虑被命名为北部战区部队（Northern Combat Area Command），这使得一切更加混乱。这些战区在地理上、作战指挥上和国籍上相互交叉重叠，错综复杂，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人能把它理出个头绪来。蒙巴顿甚至马歇尔都有些搞糊涂了，丘吉尔承认自己无法理解。史迪威这个主要受害者看重的是实际任务，而非名义上的指挥结构图，他这样轻描淡写地谈到自己的命运：“一个中国难题，由韦维尔、奥克（Auk）、蒙巴顿、花生米、亚历山大（空军运输队指挥）以及我相互交叉，难辨你我。”
正如戴维斯为史迪威所分析的，英国建立东南亚战区的用意是想夺回它在东南亚的属地，如果英国想完全恢复其第一流大国的地位，它就别无选择。美国出现在印度和缅甸让他们不舒服，但是因为他们必须接受这种局面，所以他们的目标是“先组成联盟再主导之……以便使我们跟他们的政策和行动保持一致”。戴维斯认为这就是蒙巴顿的任务，蒙巴顿也许有丘吉尔的密令，让他“限制自己的好战热忱”。
戴维斯接着指出，英国无论怎样参与美国援助中国的行动，都是违背英国自身利益的，而美国人也知道，无论美国怎样帮助英国恢复其殖民统治和建立白人至上的行动，都是对美国的政策和感情以及未来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不利的。一个国务院官员在看过这个报告后在边上写道：“我极为高兴，我们军队中有人可以写出这样的报告。可是前景是多么让人气馁啊！”
在魁北克会议上，计划人员决定把中国作为将来对日本发动远程轰炸的基地。但是另外一种可能投下了阴影：那就是决定通过中太平洋攻进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这些岛屿距离日本本土还有2500英里（约4023千米），同时从太平洋基地发动远程轰炸的可行性在空军的眼里还很渺茫。再往前的是距离日本1450英里（约2333千米）的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但这里距离日本还是很远，而且对设计活动半径为1500英里（约2414千米）的B-29轰炸机的性能也还不是很了解。在魁北克会议上，美国人坚持认为中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并未能说服英国。过去争论的事情又争了一遍。除了有关缅北战役外，此次会议并未制定跟这个新设的指挥部相配的战略。计划击败日本的日期是四年后的1947年，或者最乐观的估计是在1944年击败德国一年后。
跟三叉戟会议相比，有关中缅印战区的这次会议只多了一项内容，那就是史迪威一直期盼的，派遣美国战斗部队，不过这只是一支准备派到缅北的3000人的突击队，代号为格拉哈德（GALAHAD）。其样板是当时并不很成功的温格特（Orde Wingate）的突击队。温格特是个出色的发动非常规战的天才，丘吉尔特意把他带到了魁北克。奥德·温格特准将在阿比西尼亚和巴勒斯坦服役时富于创新，曾经提出了远途穿插（Long Range Penatration，缩写为LRP）战术——这种战术的基础是在敌占区建立分散的小而稳固的据点，突击队员从这些据点在敌后扩散并切断其交通线。他的计划跟陈纳德那种小代价击毁敌人的方式同样有吸引力。原先准备在春季发动的战役取消之后，温格特的队伍已经经过训练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因此还是获准去缅甸作战；这并没有什么战略目标，也许只是为了显示英军并非按兵不动。此次行动被生动地报道，但是其战果则没有见诸报端。在3000人中有800人死亡或者失踪，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战术是有效的，并计划在下次战役中再次采用这种战术配合。
马歇尔对远途穿插很感兴趣，觉得这种战术可能缩短战役时间，因此同意为之增加一支美国部队。他希望减少美国在亚洲的作战并尽快结束战斗。他认为长期战争会对社会体制带来危险。由于温格特突击队的伤员结局都不好，都成了日军的俘虏，马歇尔和阿诺德设想完全由空中为远途穿插提供供给、撤出和增援。尽管加拉哈德小分队在史迪威的统辖之下，但是马歇尔同意由温格特直接指挥。
史迪威的反应可想而知。“好不容易弄来一批美国兵，可是上帝啊，我们却被告诉说他们由温格特统率！我们不懂怎么摆布他们，可是那个爱出风头的家伙懂！他仅仅到卡塔逛了一圈，把我们的人已经破坏的铁路又破坏了一遍，在伊洛瓦底江东面被包围，逃回来时损失了40%。除此之外，什么事也没干成。现在他倒成了专家。这样的事就是耶稣遇到也要泄气的。”马歇尔安慰他，提醒他：“如果我们还要一起打仗，就都得受些委屈。主要考虑到这对日本人的影响。”之前马歇尔还给史迪威写信敦促他跟英国人好好合作；作战处处长汉迪（Thomas T. Handy）将军在一份备忘录里建议说，英军奏《哈里路亚》时，史迪威无须一同参加合唱，但是他至少应当站起来。
此外，还有种种别人的不满：陈纳德的声音比任何时候都高，对此史迪威在日记中嘲讽地提到过：“他喊着要提供帮助。‘日本人会把我们赶出中国的！’真是可笑。半年前他还准备把日本人赶出去。”陈纳德请求第十航空队增援，因为他对日本商船发动的攻击引起了日本人对其空军基地的猛烈进攻。因为陈纳德一直宣称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让他的战士把日机从空中赶走，史迪威则不想把这些本来用于保护驼峰航线的飞机调去保护他。
在魁北克会议的休息室里，无处不在的宋子文戴着黑帽子和黑边眼镜，拿着手杖，竭力想知道会议做出了什么有关中国的决议。这时美国人已经破译了日本人的密码，他们发现日本人也已经破译了中国人的密码。本来中国的安全体系就有漏洞，现在更加糟糕，这时让中国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显然是鲁莽的。英国人坚决反对向宋子文通报会议决定，但是又没有办法把原因告诉他，因为如果日本人知道了不能向宋通报的原因，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密码也已经被破译。从来都态度强硬的马歇尔决定亲自出马。马歇尔叫来宋子文，让他举手发誓保密，然后告诉了他魁北克会议所达成的决议以及中国的密码已经被破译的消息，最后告诉他，如果他违反誓言通过电报发出这个消息的话，陆军部就会知道此事，那样的话他就完蛋了。宋子文只能回重庆口头汇报此事。
在召开魁北克会议的同时，美国报刊上对中国军队的无能及其后果开始第一次有了真实的报道：如果美国人民指望中国人在最终击败日本人的过程中起主要或者决定性作用，那么这将是“灾难性的”。《纽约时报》的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Hanson Baldwin）只能通过他自己报纸以外的途径告诉公众（通过8月的《读者文摘》）说“对中国有太多的想入非非” ——这是他文章的标题。他写道：“传教士、战争救援行动、能干的大使和电影都欺骗了我们。”中国“按照我们的理解不是在赢得，而是在输掉战争”。它的最大贡献在于牵制了15到22个日本师，但是“依照我们的理解，它自己并没有真正的部队”，而且它的战报“几乎一文不值”。鲍德温利用陆军部的联系，叙述了中国军队在医疗、训练、设备和主张防御等方面的种种弊端，口吻与史迪威如出一辙，但是鲍德温却得出不同的结论。他写道，不管是通过驼峰航线还是公路，都不可能为在中国发动大战役提供足够的物资，而且，如果没有大规模两栖登陆，也不可能夺回主要港口。鲍德温的结论值得注意，因为它反映了陆军部的新想法；他的结论就是必须在海上打败日本人，而在中国大陆只能在东北打败日军，因为在那里可以利用苏联军队。
史迪威只能对自己的使命有信心，他仍然认为中国的力量对抗击日本是不可或缺的。他自己拟订的远途击败日本的计划，包括首先对广东沿海发起陆上进攻，先头部队是3个美国师，他们在重新打开缅甸通道后从印度进入中国。配合这次行动的是麦克阿瑟率军由菲律宾和台湾对同一点发起进攻，由在中国的空军对敌人海上航线发起攻击。最后阶段是对上海发动陆上进攻，同时对日本本土发动远程轰炸。他认为，这个计划可以把魁北克会议上制定的时间表缩短一到两年。关键要由美国军队打头阵，此外，史迪威认为应该由美国人指挥中美联军。史迪威的参谋官常常敦促他像其他战区指挥官一样四处活动，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者像麦克阿瑟和陈纳德一样利用媒体的力量，但是他拒绝了。“我不想再给乔治·马歇尔施加任何压力。他正在指挥着世界各地的战争。要让他来决定谁应该得到什么。”
魁北克会议
不过，在8月份有5个参议员在对盟国访问时来到中国，此时史迪威还是尽力使他们拨云见日了解真相。他不断对他们说，如果国民党政府的真相被人所知的话，那么美国人民的幻想就会破灭，这时重庆就会因为担心失去美国援助而奋起战斗。他陪着这些参议员去昆明和重庆，并“尽力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为他们洗脑，但是蒋夫人又会施展魅力的，我不知道最后谁赢了”。他认为“他们了解的足以让他们心存疑虑”，并在离开时“他们的自信动摇了”。这些参议员回到美国后报告说，英国人正利用租借物资维护其帝国利益，但在国务院的劝阻下未能公开批评中国。当洛奇（Lodge）参议员在全国记者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大胆说出“有关中国的各种正面宣传”可以停止的时候，国务院的霍恩贝克将他的话归类为“贬低中国”。
华盛顿所流传的一些言谈的确是在贬低中国。通过勉强的合作，美国人发现了现实中国跟所宣扬的中国相去甚远。陆军部的战略计划部体现了这种新的意识，在制定击败日本的整体战略时开始重新评估中国的作用。太平洋的局势正在发展，而为了利用中国的潜力所花费的努力可能得不偿失。为了使中国能够保持继续对日作战，在1943年仅中缅印战区的空军和服务人员就增长了5倍，达到9.55万人。尽管这与太平洋战区的70万人和欧洲战区的140万人相比还是很少的，但是这里毕竟是传统上反对派遣军队的地方——亚洲大陆。10月份作战处在一个题为“我亚洲战略方针重估”的报告里，提出了一种新的论点：给中国提供的援助只要能维持它不退出战争即可；要限制轰炸机进攻基地；只训练30个中国师；绕过缅甸，多余的服务部队调出中缅印战区并用到其他战区。这个激进的建议跟英国的立场相仿，最后并未采用，但是认为中国在战略上——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的话——可以没有的想法却产生了。
史迪威8月底从印度回到重庆时，他突然成了一种独特的斗争的对象，斗争历时两月，这些诡秘行动的动机却难以知道。起因跟他有关共产党的提议有关。史迪威同国民党北方第二十二军团军团长邓宝珊将军、戴维斯以及大使馆的谢伟思（John Service）商讨跟共产党第十八集团军（原八路军）合作的可能性之后，他提出了北方国共联合军事行动计划，目的是引开敌人，以阻止敌人重新沿长江进攻或者再度威胁长沙。他怀疑敌人正在准备采取这个行动，以干扰Y军的集结。作为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史迪威建议采取主动，这会让日本人摸不着头脑，而不要让他们“来对我们发动这样一场佯攻从而使我们陷入被动”。他“完全根据军事考虑”制订了详尽的作战计划，为了增加说服力还敦促说，共产党如果愿意在蒋委员长指挥下对日抗战，这也是对他们的一次考验。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不会理睬这个提议的。”
史迪威从来没有接触过周恩来或者其他共产党人，而且除了戴维斯之外，史迪威也不许他的参谋人员跟他们接触。当多恩提出建议同共产党接触的时候他说：“别让我听到你试图这样做，我们在这里是跟政府一道的。”半年前，周恩来曾再次邀请美国观察员去华北实地考察未来战争的具体情况，但是这个建议并未被考虑。
夏天时，重庆和延安重新开始和谈，蒋介石提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是他们放弃在北方建立的政府，并使他们的部队接受中央政府的控制。这遭到了拒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部分人当时开始施加压力，要求趁着现在跟共产党摊牌，因为苏联在对德作战，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有传言说蒋介石准备在9月份向共产党发起进攻。史迪威怀疑蒋介石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参加缅甸战役。他听到报告说，国民党部队正在向北方调动，他要求马歇尔指示，如果发生内战，美国军队怎么办。他自己建议采取完全不介入的政策。大使馆也因为这种报告而震惊。美国在外交上开始施加压力要求和谈，开始走向一条漫长而痛苦的道路。危机暂时过去了。蒋介石在9月13日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声明中，否认准备对共产党动武，并重申这是需要用政治手段解决的政治问题。
在做出这项声明的当日，史迪威意外地接到蒋夫人的邀请，请他到她家里见她和她姐姐孔夫人。这次会晤是姐妹通过以后多次会晤从而同史迪威结成联盟的开始，有阴谋意味地令人困惑。艾拉和梅（宋霭龄和宋美龄）告诉史迪威说，她们对军队的战备情况之糟感到震惊，并希望试图改变中国的消极状态。她们同意他的看法，认为何应钦是主要障碍，甚至提出要换掉他。这可悲地证明了，蒋介石可以信任的范围多么有限或者其人才多么稀缺，因为姐妹俩提议取代何应钦的正是蒋夫人本人。她们敦促史迪威继续施加压力，同时答应为他的事帮助做蒋介石的工作。“我们订立了攻守同盟。”史迪威这样写道。尽管他不能肯定对方真正的意图是什么，不过不管这真实原因是什么，他相信他的新盟友的提议不是随便说说的。他在写给温妮的信中说：“这样打仗是不是很混账？”
谢伟思
这姐妹俩告诉史迪威说，现在正在展开一场换掉他的攻势（她们把这归咎于何应钦），反对他的理由是：他曾经叫俞飞鹏“那个土匪”；他在备忘录上的签名是“美国中将史迪威”而不是“委员长的总参谋长史迪威”；以及“我‘傲慢’并敌视中国人……并说过中国人没用，瞧不起他们”。这些指责的理由有些是真的，因此指责看上去像是真的。史迪威在日记里，无疑还在一些闲谈中，对俞飞鹏之流的称呼即使不是“流氓”，也是“土匪”。无疑有很多中国军事官僚都是他瞧不起的，尽管很多中国人也瞧不起这些人。正如高思报告所说的，他们这些人最有名的是“乱政和腐败”。史迪威的缺点在于他不够委婉。他受到委派前来完成的使命，以及他一直竭尽全力试图完成的使命，恰恰是帮助对象竭力抵制的。史迪威本来脾气就不好，再遭受这样的抵制，结果可想而知。
史迪威想象这姐妹俩这样做是因为宋子文。他认为，宋子文经马歇尔的指点可能告诉她们，“她们最好支持我并与我合作”。事实恰恰相反。艾拉和梅的做法跟她们兄弟的做法正相反；宋子文在华盛顿开始活动要求召回史迪威，为此跟他当初支持史迪威一样花了不少力气。他宣称，蒙巴顿的任命使得史迪威的职位没有必要了，因此他在9月15日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新的中缅印战区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史迪威的职位由一个中国人担任，负责航空运输队，同时统辖中国战区的所有部队，不管属于哪个国家。此外，宋子文再次要求让中国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需控制委员会。他的动机主要是想控制租借物资。只要他能够让美国援助供中国使用，他就会很有影响力。然而史迪威坚持要发动缅甸攻势，这消耗了物资，同时也削弱了宋子文的地位；因此史迪威必须走。
姐妹俩对宋子文的反攻反映了宋家内部的激烈斗争，其本质是为了争权夺利。宋子文最后的野心是取代蒋介石成为中国的领袖。他提出了明治天皇为日本所做出的选择——采用现代西方的技术并适应自己国家的需要——作为中国未来的明治天皇，他想建立自己的权力基地，赶走他的妹夫，清除异己势力并建立一个能够使自己国家现代化的政府。由于局势、众多问题以及对西方的失望，蒋介石越来越转向过去，开始欣赏儒家价值观和义和团的精神。不过，宫廷内的对立更多是有关地位而非意识形态的。宋霭龄和宋美龄为了自己丈夫的地位，同时也是为了她们自己的地位而应对他们兄弟的挑战——这跟以前朝代中杀死嗣子、毒死侄子的统治家族残酷的内部纷争并无二致。
由于史迪威具有控制租借物资的权力，这使他在一段时间里成了这种斗争的焦点——至于原因并不是很清楚。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史迪威走后宋子文将有更大的支配租借物资的权力；也许宋子文想帮助蒋介石除掉眼中钉，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影响力，并在权力的阶梯上更上一层，更接近自己的目标。这是宋美龄、宋霭龄姐妹俩想竭力阻止的。
宋子文在当时作为说客真是孜孜不倦，丝毫不难为情。他想方设法利用各种能够接近总统的渠道，这包括詹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阿基巴德·麦克莱士（Archibald MacLeish）以及无数其他人；这些人为他的口才所折服，于是把他的有关局势岌岌可危的信件转交给总统。宋子文跟他家人一样都喜欢享受皇室特权，曾在7月份要求白宫最优先考虑飞往英国并多带7个人和500磅（约453斤）的行李（对此的答复没有记录在案）。9月份，宋子文要求召回史迪威；美国总统本人也曾经多次这样要求过，这次他将此事推给马歇尔并附上一句话：“亲爱的乔治，你愿意跟宋博士谈谈此事吗？罗斯福。”
这些屡次试图撤掉史迪威的活动，不管是来自白宫、重庆以及那些附和陈纳德的人，还是来自现在的宋子文，都让马歇尔恼火，因为他觉得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针对自己的。他选择史迪威担当这个工作，去从事一项未给予充分支持的使命，他觉得自己对此是要负责的；这浪费了他尊为美国最有才能的战地指挥官的才华。尽管他并不是令人感到亲切的人，但他喜欢史迪威，给史迪威写了一些对其来说很难得的私信，这些信里隐隐有种玩笑的口吻，这是他的其他信件所没有的。他告诉宋子文没有改变指挥体系的打算。宋子文并不气馁，而是准备回国通过另一种途径达到目的。宋子文跟同僚说，他曾经得到美国总统的允诺（很可能是从霍普金斯那里得到的保证），说如果蒋委员长正式提出要求的话，那么史迪威就会被撤换。
马歇尔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现在考虑，是不是真得考虑撤回史迪威并让他担任（正如史汀生后来在写给史迪威信中所说的）“某种不太为难的任务”。马歇尔想让他指挥美国陆军第四军，这是珍珠港事件时他曾经服役的部队。现在这支部队在阿拉斯加，其中史迪威自己待过的第七师将被指派参加马绍尔群岛战役。为了取代史迪威，马歇尔打算牺牲掉不可多得的萨默维尔，他当时正在去中国的路上，他是奉命去解决问题的。但是马歇尔的这个打算没有实行，也许因为中国的问题已经根深蒂固。阿萨姆邦的交通线还是拥塞得很厉害，因此航空运输队受到妨碍，同时陈纳德对敌人的打击也令人失望。罗斯福现在对陈纳德的兴趣转到在中国配置远程轰炸机上面去了，但是这个计划也跟这个战区的所有其他努力一样遇到各种拖延和障碍。“事事都不对。”美国总统曾经恼火地向马歇尔抱怨说。这种抱怨在中缅印战区是经常听到的。
每次中国同意加强中国师的人员配备，史迪威总是深受鼓舞。9月1日他写道：“胜利”；这天他接到了准备在桂林作为Z军训练的第二批部队的30个中国师的名单。他以为事情终于取得了进展，同时也受到宋霭龄和宋美龄的鼓励，因为她们好像真的想有所作为；结果他又一次给蒋介石呈交了一份包括八点意见的军队改革计划，对计划的签名是“委员长的联席总参谋长”。为了真正消除委员长的担心，他还表明，这两批各30个师的部队经过整编和训练后，将“保证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并将使中国“在战后有办法保证稳定”。他不指望对此能有答复，而事实上也没有回复。蒋夫人这时警告他说，他现在跟委员长之间有了麻烦，起因是史迪威有关共产党的建议，之后他离开了一周去视察他的部队，并去会晤刚刚抵达印度的蒙巴顿。
宋氏家族全家福
宋庆龄与史迪威
遵照马歇尔的指令，史迪威想尽力随和一些，而这跟蒙巴顿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以魅力著称的蒙巴顿的任务本来就是为了能让这个士气低落的战区重新振作起来。他令人振奋地把一只从废墟中飞起的凤凰作为这个战区的标志，为了有个欢快的开局，他还随行带了一些英国皇家海军女服务队员，此外，还说服马歇尔派遣了50个美国陆军女兵队员——尽管史迪威是禁止妇女到这个战区的。蒙巴顿渴望成功，但是他在印度所遇到的悲观和惰性恐怕就是最达观的“坎戴德”也束手无策。他这个新战区的参谋官和作战军官对缅甸作战毫无信心，认为计划与Y军会合纯粹是史迪威的幻想。即将退役的陆军总司令欧文将军对蒙巴顿说，他接手的这个战区毫无希望，陆军和空军的士气极低，以至于要恢复战斗力必须休整两年。由于蒙巴顿的军衔不高，这个战区的陆、海、空三军指挥官［皮尔斯（Richard Peirse）空军中将、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和吉法德（George Giffard）陆军上将］都越级向伦敦汇报。史迪威觉得蒙巴顿是个“好人”，说他“精力充沛，想方设法取得进展”，而且是个“不拘礼节的人”。史迪威对后来成为蒙巴顿的美方总参谋长的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说：“这家伙不错。我觉得他行事公平，是想做事的人。”不过他最后还是谨慎地提醒了一下：“好好注意他，魏德迈，要盯住他。”
尽管史迪威在年龄和军衔上都比蒙巴顿高，但是史迪威对在其手下做事并无怨言。他从来都是这样的，这类事情从来不会让他烦心，可能在内心里他并无得到最高指挥权的雄心大志，甚至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也不配。史迪威经常通过一些小名堂贬低自己：比如经常不佩戴勋章或者表示军阶的徽章，在食堂里或者理发馆总是依次排队，他甚至不会利用职位获取正常的优待，他在缅甸前线的住处，在斯利姆将军看来“没有必要地过于原始”。一个朋友曾经偶尔听到他作为四星少将亲自打电话预订卧铺，他没有给出自己的姓名，并顺从地接受了一个上铺。他属于这样的人，虽然机敏过人、能力超群，但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对自己评价并不高，甚至比大多数其他人还要低。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显得脾气古怪的原因。不过史迪威在跟家人和自己信赖的人一起时，基本上还是乐观欢快的。
在蓝姆伽的部队准备再次进入缅甸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兆头。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要求史迪威撤换波特纳将军——波特纳是史迪威的副官，现任先遣队指挥，孙立人要求用一个中国人替换他。这引起了争吵。几个星期以来孙立人一直说波特纳低估了日军在胡康山谷的力量，命令中国巡逻队径直往前，其结果必将是灾难性的。虽然孙立人自己是中国指挥官中比较积极进取的，但是他不想让自己的部队受到损失，进而相应地削弱他的地位；也有可能是蒋介石不想遭受损失，在孙立人后面指使他设法保存这个蓝姆伽最有价值的师，准备用于战后目的。总之，蒋介石支持孙立人撤换波特纳的主张。后来事实证明，波特纳对这个山谷的日军力量的估计是有严重错误，但是史迪威认为，孙立人的举动只不过是中国人不愿意进攻的另一个证明而已。史迪威希望能有个会讲中国话的军官（波特纳就是这样的）来指挥，而且觉得不能放弃像波特纳这样的对他忠心耿耿的军官——这军官没有离开他去机会更多的欧洲战场。史迪威做出的决定在各方面均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他拒绝撤换波特纳，理由是他的职责还包括指挥为这次进攻提供支持的美国部队，此外也没有堪当此任的中国人。孙立人和蒋介石只能作罢，但是这件事显然不能增进他们和史迪威之间的感情。
再次陷入重庆的各种阴谋诡计之中，让史迪威的情绪低落；他一想起四处奔波、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就感到厌恶。他在10月15日写给温妮的信中说：“如果后面几个月事情仍然没有改善，我真想到其他地方去带一个师、一个团甚至是一个班，只要精神上的消耗不要那么大就行。”他真想跑到胡康山谷去作战。他向史汀生汇报说，中国方面答应使Y军做好准备的承诺都没有兑现，报告的结尾是真心实意的：“我等待进攻都开始不耐烦了。要是能离开这里跟部队一道去参加实地战斗，这可真是个完美的终结。”
史迪威10月15日回到重庆，发觉自己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他到达才几个小时就吃惊地听说蒋委员长明确要求撤换他，理由是他已经“失去了部队的信任”。这个意思是由充当蒋介石翻译的宋子文向刚刚到达重庆参加会晤的萨默维尔传达的。宋子文告诉萨默维尔说，罗斯福已经同意撤换史迪威，而且宋子文在经过德里时还告诉蒙巴顿说，让史迪威担任盟军副指挥将会造成“灾难性的、不可挽回的影响”。宋子文一直与孙立人保持联系，孙立人事件无疑提供了一个借口。萨默维尔把蒋介石要求的事跟史迪威说了，在史迪威看来这已成定局：“这就是20个月来挣扎的结果。”
史迪威与蒙巴顿
史迪威知道，蒋介石对自己产生敌对情绪是对史迪威促使他战斗和实行改革感到恼火。早些时候，史迪威在总结他所遭遇的挫折时曾经写道：“我把实情告诉他了。我让他注意到了各种弊端。我就他部队的状况警告过他。我向他展示了怎样才能够改善这些情况。他无视这一切，对部队的可悲状况视而不见，这种状况是对蒋介石、军政部以及他的总参谋部的严厉的指责。”这正是史迪威的罪过所在。他不断提及政府的弊端，让蒋介石没了面子，特别是这些事是属于他自己负责的军事事务。史迪威的存在本身便成了一种“严厉的指责”。
宋霭龄和宋美龄姐妹俩立即开始反击。接着举行了一些紧急会议。何应钦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出人意料地开始为史迪威出谋划策。原因是何应钦的对手、处于军中前沿的陈诚成了宋子文的同盟者。因为陈诚也是史迪威看好的人，并一直是他认为可以取代何应钦的人选，宋子文的这种谋划真是让西方人摸不着头脑。
危机当日，蒙巴顿正好到达重庆，却发现他熟谙（尽管并不愉快）中国关系的副官正要被抽走。他初来这个战区，正需要有人协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感到了慌乱，于是径直去跟史迪威说：“如果你还想保住职务，我可以为你争取。”史迪威对蒙巴顿这样做的原因很清楚。“他很恼火，因为必须再跟一个新的人共事。所以想让我再等等，帮助他应付住局面。”史迪威相信自己已经完了，并怀疑蒙巴顿是否有能力撤销这个决议；因此蒙巴顿到达时，他在门口向后退了一下，对蒙巴顿说：“不要让人看到你跟我握手，这对你不好。”但是蒙巴顿信心十足，从容不迫。在去见蒋介石之前，他告诉萨默维尔说，如果撤换统率了中国部队近两年之久的史迪威的话，他将无法继续按计划调动中国部队。不管蒋介石怎样不情愿参加这次战役，自己的部队被正式拒绝参战还是很丢人的事。
现在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产生了效果。萨默维尔竭力劝说，宋美龄和宋霭龄也使用了各种方式，并提出了一些显然很有力的理由。到了晚上，他们告诉史迪威可以收回成命，条件是史迪威要去面见蒋介石并告诉他，自己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中国好，如果自己犯了错误，那也是误会所致，并非故意，并说现在愿意全面合作。他们很有说服力地辩解说，如果能够传达这个意思的话，那么史迪威的地位将比过去更加稳固，他正在“福星高照”。为了避免被撤职，尽管史迪威内心很恼怒，但他还是觉得只能忍住自己照做。他“把戏演了”，看到蒋介石也在“竭力和解”；显然，内部的权力斗争再加上蒙巴顿的干预已经使蒋介石左右为难。他们终于达成谅解，结果这次危机在爆发后24小时内就得到了解决。表面上看史迪威的地位加强了，但是也许蒋介石内心深处并不这么认为。史迪威写道，这次事件的结果无疑让“花生米很丢脸”。
蒋介石正式向萨默维尔提出召回史迪威的要求之后又不得不收回，这是整个奇怪事件中最为奇怪的地方。显然他听了宋子文的话，但宋子文未能考虑蒙巴顿的反应或者自己的姐妹们所能够调动的影响的力度。作为惩罚，宋子文奉命到祖坟守墓并在近一年时间里退出了官场。对于史迪威来说，这是一段“恶心的经历”，使他回想起来“感到不是味道”，同时对前景也“感到黯淡”。这件事让他不可能再对委员长有什么宽容的想法（只是后来他才知道宋子文所扮演的角色），并使他想到了一条没有发出响声就发起攻击的响尾蛇。
蒙巴顿现在可以接着开展他同蒋委员长夫妇的官方关系了。他送给蒋夫人一个用钻石镶嵌出她姓名首字母的卡地亚化妆盒，在向蒋介石介绍时，说自己担任这样的高位年纪太轻，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可以“仰仗委员长的丰富经历得到帮助和建议”。他向罗斯福汇报说，这种方式“让蒋介石很受用”，后来他对蒋夫人也如法炮制，结果同样成功。他们也向他和他妻子回赠了雕刻精美的玉制中国印章，结果他离开时觉得自己交了两个好朋友，而“他们也向我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现在还存在的“唯一困难”就是中国的交通线和空运问题，而且“只要我们能把供给安排妥当”，那么对未来还是有信心的。罗斯福回答说，他“感到很兴奋，两年来，我首次对中国和缅甸战场上的人事问题有了信心，而这大部分是由于你个人的原因”。
蒙巴顿依靠一点儿圆滑、一个卡地亚化妆盒以及殷勤的为人——终于与重庆确立了和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