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5月
1942年11月，蒋夫人来到美国后，白宫转交给她的礼物中包括了新泽西东奥林奇（East Orange）凯塞琳·奎因太太（Mrs. Cathleen Quinn）的一封信，里面有一张3美元的支票和从报纸上剪下的一张照片，是1937年日本空袭上海后那个坐在铁轨上大哭的孩子的照片。写信者请求总统把支票给蒋夫人：“这是我三个女儿的钱，是为了中国某地坐在铁轨上的那个小家伙的。”
蒋夫人的漫长访问一直持续到1943年5月，她的公开露面引起了公众巨大的钦佩和好感，这是自林德伯格成功飞越大西洋之后所没有过的。正如威尔基所预计的，美国人“还从来没有对谁”这样倾听过。2月18日她在国会演讲时简直把听众迷住了。有个议员说：“他妈的，我还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情。蒋夫人快要让我流泪了。”身着迷人的中国青色旗袍的蒋夫人身材娇小、苗条，她镇定自若，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声音优美而用词优雅，她让整个国会感到仿佛“是面对着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据《生活》杂志一个被迷住了或是深受教益的记者说，议员们都被她的“优雅、魅力和智慧”“抓住了……惊诧不已……完全倾倒了”。在议员们长达四分钟起立欢呼之后她开始讲话，其主旨是打败日本比打败德国更重要，美国应该帮助她的国人进行战斗，而不要在太平洋花费太多努力。她还说，在经过了五年半的抵抗之后，中国人已经相信“光荣地冒险要比屈辱地失败”更好。说到这里全场掌声雷动。自然，公众并不知晓蒋介石刚刚决定不在缅甸光荣地冒险。
宋美龄在美国众议院演讲
此时的社论强调了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友谊，并欣喜地指出，“在现在的困难时刻以及将来可能更加艰苦的未来”，这种关系是靠得住的。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Halifax）勋爵不无忧虑地向伦敦汇报说，国会有可能在公众情绪的裹挟下对中国做出一些他所说的“难以兑现”的承诺。他指的是归还所有中国领土的承诺。
蒋夫人从10岁到19岁在美国接受教育，思维方式和语言已经完全西化，她向普通美国人传达的是中国跟美国的相似之处而非不同之处。她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向两万人发表演讲，同场演讲的还包括威尔基；在好莱坞对3万人演讲，在全国募集资金的旅行中在芝加哥和旧金山的集会上发表演讲，此外，还通过各大广播网发表广播演讲。她每天从美国公众收到几百封信，有一次乘火车经过中西部的一个小站时还收到站长妻子亲自做的一盒饼干。这位站长在凌晨3点接到通知说蒋夫人乘坐的火车将在8点通过这里。站长叫醒了妻子并告诉她这个消息，而他妻子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就做了她最拿手的饼干。蒋夫人触发了人们心中想表达善意的愿望，并让人们觉得她就是这种普遍愿望的代表。正如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所说的：“她想要的也是地球家园中所有家庭想要的。”
然而，私下场合里情况却有所不同。她要来访问的消息让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成员很不安，他们担心她会蛊惑美国总统，从而改变首先击败德国的战略。她马上开始了这种努力，首先从哈里·霍普金斯开始，蒋夫人在11月27日乘坐陆军部的美国飞机到达时是他前往迎接的。她患有一种周期性的皮肤病，因此提出到美国入院治疗。在董显光以及孔家一个外甥和外甥女的陪同下，霍普金斯开车把他们送到纽约的哈克尼斯馆，那里整个12层都供她使用。在跟霍普金斯的谈话中她对欧洲或者太平洋的战争没有兴趣，“她的兴趣完全在中国本土”。她显然“不喜欢史迪威，但对陈纳德敬佩之至”。她告诉霍普金斯说史迪威“不了解中国人民并犯了悲剧性错误：他迫使蒋介石将一些最精锐的部队投入缅甸作战，后来全部失去”。她追求的第二个目标是承认中国为四个大国之一，她大谈对和平谈判和战后世界的看法，敦促美国立即行动，主动启动“四个大国”就战后事务进行谈判。
罗斯福夫人到医院里看望了他，她觉得蒋夫人显得那么“娇小脆弱”，以至于“我想帮助她、照顾她，就像她是我自己的女儿似的”。蒋夫人在1月初带着两个护士和两位孔家人搬进白宫。其外甥女经常穿男装，以至于罗斯福管她叫“我的小子”。蒋夫人自己带来了丝质床单，每天都换，如果她中午午睡的话还要一天换两次。她大多数时候在套房中吃饭，尽管所有房间中都装有电铃和电话，但是叫人时还是喜欢拍手，这让白宫的服务人员很恼火。她住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时，秘密特工队接到她外甥女电话说，要在她外出时清理她的套房到电梯的走廊以及电梯到出口等地方；但发出通知后她往往又会改变主意，要等好几个小时才出来，或者不出来了。特工队负责人请求她在安排时确定一些，她随即要求换掉负责人。两名年轻的孔家人本来根本没有什么特权，但行事时跟她一样傲慢无礼。
作为统治阶层的宋家人和一位专制者的配偶，蒋夫人很有些皇室风范。有一次，她很不客气地问多恩上校，为什么他和他的同事称她为Madam而不是Madame，因为众所周知前者在美国是指妓院老鸨。多恩灵机一动回答说，英国女王通常被称为“Madam”，美国军官这样称呼她是想表达一种皇家的尊贵。“你一辈子都见不到一个人的表情会变化那么快。”她的脸一下子从埋怨转为阳光灿烂，在多恩办事的其他时间里她都表现得优雅尊贵，仿佛真是皇后。
得知她如此富有魅力后，美国总统安排与她的第一次会面没有按常规让客人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而是在他面前摆上一张牌桌并在对面放了一把椅子。他对自己女儿说，他不想让他的客人“太靠近”。随着交往的深入，他发现蒋夫人有“钢铁一般”的决心，这跟他妻子说的那个温柔甜蜜的人并不一致。有一天晚餐时谈到了约翰·刘易斯（John L. Lewis）号召的一次矿工罢工，总统问蒋夫人，她的政府在战时遇到这种情况会怎样做。蒋夫人伸出一个手指在喉咙上划过去，这让总统仰头大笑并对桌子那头的妻子说：“埃莉诺，你看到那个了吗？”
蒋夫人又跟总统谈到了跟霍普金斯谈过的那些话题，并在谈及史迪威和陈纳德的时候把史迪威与蒋委员长的紧张关系归结为之前的西瓜事件。按照她的说法，史迪威在接到这个命令时“公然表示蔑视”，据她说这影响了他们后来的关系。
她邀请总统跟她去中国，她对政府中每个准备“诱惑”（用罗斯福的话说）的高官都发出了这种邀请。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海军上将李海（William Daniel Leahy）应邀去她在白宫的住处，但是他之后“始终不知道这次邀请的用意何在”。史汀生说她是位“有吸引力和让人愉悦的小妇人”，曾经“评价说我的手长得漂亮”，但他对应邀访问她的副参谋长麦克洛伊说，“要对她所说的一切都严加留意”。她向所有拜访她的人恳求为空军运输队派遣更多的飞机，经不起她的坚持，罗斯福命令立即将还没有完成测试的柯蒂斯——赖特（Curtiss-Wright）公司的C-46飞机送去。飞机投入使用后，驼峰的恶劣条件加剧了飞机的结构性缺陷，结果很多飞行员因此死去，这使得本来就很低落的士气更低了。
罗斯福尊重蒋夫人，因为她是中国政府的实权人物，但是并不信任她，而且她待得时间越长，魅力也变得越少。她的圆滑不能跟她的魅力相比。在总统为她举行的一个有172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她让他回答美国怎么才能够向中国提供物资的问题。当总统回答说上帝能让我们多么快地把物资运给中国我们就会多快时，她竟然提示说“自助者天助”。罗斯福脸一下子红了，但究竟是由于难为情还是由于愤怒就不知道了。
在2月底，白宫的大管家给摩根索的私人秘书打电话，因为蒋夫人请求财政部指示海关税务人员免税放行一批刚刚到纽约的运给她的英国香烟。后来发现香烟还在船上，结果蒋夫人方面的电话仍然整日不断，直到财政部被逼无奈只好指示专人“从船上把货取下并空运过来”。跟西瓜事件一样，英国香烟虽然事小但意味深长。蒋夫人的所作所为无法让人把她跟一位正在把自己的国家引向民主的未来的领袖联系在一起。“总统……急于想让她离开美国。”摩根索对他的参谋说。罗斯福之所以这样，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的不快，倒不如说是他越来越担心蒋夫人私下的做事态度可能传播出去，从而破坏她的公众形象——这也会破坏他的政策。
罗斯福除了执意要使中国成为战后的四个大国之一，他还希望目前能使中国继续参战并在未来能够跟美国步调一致。他认为，没有任何别的国家会像中国那样可能成为战后麻烦的来源。据对此最有可能了解的萨姆纳·威尔斯说，罗斯福拟定的使中国未来更加稳定的四项原则是：第一，中国应该与苏联达成协议，以免苏联在战后进行干涉；第二，中国应该收回被日本以及其他列强抢占的领土，包括香港；第三，应当支持国民党政府成为唯一能够统一中国的政府；第四，美国的远东政策应该基于中美之间紧密的工作关系的基础上。
罗斯福通过谈判废除了美国跟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特权和租界，同时也敦促英国这样做了（尽管没有归还香港），从而在使中国成为与他国平等大国的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美国的这些做法在1942年10月10日的中国国庆日宣布，后来又在1943年1月11日跟英国一道正式分别签订条约，从而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年里对中国主权的践踏。蒋介石欢呼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里程碑”并使独立中国“成为和英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
罗斯福的四项原则以及他的中国政策的成功有赖于一个前提，那就是国民党政府是个可以持续存在的政府，但这已经是个问题了。到了1943年，任何一个有见地的观察家都看得出来国民党在战后难以避免地会在国内受到重大挑战，而结果如何谁也说不定。然而，为了顾及大国的概念，美国还是对国民党非常尊重，这意味着美国是在自欺欺人的幻觉下执行这项政策的。华盛顿得到的情报是没有问题的。驻外机构的报告内容翔实。大多数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官员和记者都一致认为国民党无能、腐败、压制、不能代表人民、内部虚弱不堪且难以为继。乔治·艾奇逊（George Atcheson）是在中国具有二十年经历的外交官，他在1943年5月以代办的身份到达重庆之后报告说“几乎各方面都在急剧恶化”，而经济衰退“可能最终导致崩溃”。中国领导人“束手无策”，通过考虑战后问题来逃避现实。他的报告并没有跟其他众多文档一样石沉大海，文件送到了白宫李海上将的办公室。为了拨开蒋夫人风风光光的访问所造成的迷雾，赛珍珠在给罗斯福夫人的信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她说蒋介石政府和宋家人为一丘之貉，均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她还写道：“这种局面独特而有趣。当然这无法继续下去。我担心战后人民会立即爆发，或者至少在人民恢复到有能力这样做的时候。”另一个可以直接接近总统的人居里曾经收到过白修德就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而为《时代》所写的亲历文章的未经删节的版本。他的报告说赈灾“愚蠢和无效”，地方官员对挨饿的农民仍然横征暴敛，重庆对此“安之若素”，因为据说官方已经免除了各种税收，最后作者坚信，河南农民的忠诚“已经由于其政府的抢夺而荡然无存”。
首都的决策者和现实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各种徒劳的努力反而加深了这道鸿沟。华盛顿1943年的中国政策并不是根据当时的信息确定的，而是由那些思维方式已经在漫长的一生中早已固定的人制定的。形成政策的不是艾奇逊的报告，不是赛珍珠的信，而是1912年的国会决议——该决议欢迎中国走入民主的行列并热烈祝贺其人民“成功行使……自我管理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此外，形成政策的还有此后三十年中所形成的想法和形象。从现实世界所得到的这种信息必须要跟这种历史积累斗争，并且还要能够成功得到国家元首的关注并能够得到他的理解。如果有见地的建议得以到达国家元首那里，这个建议仍然可能不被采纳，因为这可能给想当然的既定政策造成不便。这是所有障碍中最大的。要克服一种被接受的想法的惯性，要重新检验各种前提——这是一个充满困惑的过程，所需要的勇气往往不是政府通常能够拥有的。美国国务院就中国问题并没有从自己特使的报告中得出需要重新考察中国的结论。总统不想正视这个他致力于帮助的政权的缺点，因为他专心致志想让中国成为维护世界稳定的第四根支柱。如果没有人能代替蒋介石使中国统一，那么，尽管他有弱点仍然要支持它。
除了史迪威还有别人也认为，要使中国政府变得强大并有活力，就需要有“革命性想法”。由于中国的被动和恶化以及对盟国而言失去了战斗潜力，史迪威这类人往往都焦虑地想找到改进的办法。据艾奇逊报告说，外国贷款已经无济于事，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夺回宜昌以及通往湖北和湖南的腹地，那么棉花以及各种农产品的源源而来可以满足食物和衣物需求的50%——这是中国经济部长翁文灏告诉他的，翁是中国官员中最出色和最受尊重的人之一。艾奇逊不知道盟国是否能够帮助中国发动“坚决的行动来夺取……诸如汉口、宜昌等地方”。他觉得“必须要有所作为”。像翁文灏之类的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迫切感到必须“有所作为”，但是他们跟晚清的维新人士一样，遇到了一个无法采取行动的政府，因为政府过于虚弱并害怕改革。
此时美国公众所听到并信奉的是诸如威尔基报告所传达的中国的形象。记者受到限制，因为他们要经过美国陆军部授权，必须签订协议同意把所写的东西都交上去审查——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都可能会使之失去授权。部分由于新闻审查，但更多是由于自愿选择沉默，到1943年为止媒体有关这个英勇而广受喜爱的盟友的报道都是不真实的。也许过去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如此误解过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
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的议程包括了恢复安纳吉姆计划以全面夺回缅甸，包括通过两栖登陆夺取仰光的问题。现在的主动权取决于盟国了，美国的陆海军负责人马歇尔将军和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Ernest Joseph King）都坚决支持安纳吉姆计划，因为这可以帮助在中国建立有效的基地，是对日本工业和海上运输线展开空中打击的先决条件。重新开通连接中国的道路还提供了另一个可能性，那就是日本在其帝国的主要落脚点将转入防御地位——当然这个前提是中国军队可以得到装备并能够奋起作战。在美国人看来，这比让美国人在潮湿的西南太平洋岛屿的丛林中进行缓慢、艰难、零碎和代价高昂的战事要可取。日本人在这些岛屿的反攻非常激烈，而美国，正如马歇尔说的，“经不起再来个巴丹战役了”。在中国的日军转入防御之后我们可以“减少我们在太平洋的危险并可以展开对德作战”。对此马歇尔不惜使用讹诈。他在卡萨布兰卡对英国人说，除非发动安纳吉姆战役，否则“太平洋随时都可能出现一种局势迫使美国收回所有对欧洲战区的承诺”。
英国厌恶这场战役的理由并未改变。他们也可以使用讹诈。他们说夺取仰光的登陆舰必然会减少英国跨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的份额。海军上将金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像一把利斧，马歇尔跟他比起来都算是个温文尔雅的人了——他提出可以由美军从太平洋为仰光登陆提供舰只。这样各方达成一致，安纳吉姆战役必须在一个战斗季节中完成，也就是在11月到次年5月之间，计划在1943年11月15日开战，且最终决策在7月前做出。
为了让蒋介石同意参战，并弥补未邀请中国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这个让主张中国为四个大国之一概念的人难为情的事实，盟国派遣了一个高级代表团跟蒋介石商议此事。代表团包括空军的阿诺德将军、美国供应署署长布里恩·萨默维尔（Brehon Burke Somervell）将军，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英方代表约翰·迪尔（John Dill）爵士。
这个代表团的背后实际上是空战和陆战的问题。由于受到蒋介石和陈纳德的影响，罗斯福已经对安纳吉姆计划疑虑很大，倾向于认为空战是打击敌人的最快捷和成本最低的方式。他提议让阿诺德去中国，阿诺德是个主张空战的人，急于“尽早轰炸日本”。萨默维尔代表了陆军部的看法，认为驼峰航线所运送的货物不可能与地面供应线相提并论，为了与另一种意见抗衡，马歇尔同时也派遣他去了中国。
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借此了解了中缅印战区的现实情况和脱离现实之处。在德里，阿诺德觉得韦维尔的作战计划根本就不是什么计划，而只是“写得不错的几段文字，说明为什么这个计划无法完成”。2月4日到达中国之后他发现，陈纳德对他作战的后勤保障有“不切实际”的想法，而蒋介石更是如此。阿诺德在史迪威的陪同下参加了一系列在蒋介石山上的住所（他的向导称之为“花生米的贝希特斯加登[1]”）的会议，并发现蒋委员长“听不进道理”。无论是阿诺德答应为驼峰航线提供137架运输机以便使每月的运输量达到5000吨，还是答应还会提供一批B-24轰炸机来，蒋介石对此都不为所动。蒋介石并不像史迪威所设想的那样急于博得美国好感，反而又提出了三个新要求：给陈纳德以独立指挥权；至11月底前每月从驼峰运送1万吨物资；并为中国提供500架战斗机。
提出这些要求的原因之一是需要陈纳德的航空特遣队代替中国空军保卫重庆。根据高思的报告，在美国训练的中国空军士官“并没有实战经验”，“显然对战争是无济于事”。苏联人在兰州的培训也同样徒劳无功。苏联人发现，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提供的飞机或者使用不当，或者坠毁了，而且其他物资也很少能用于抗击日本。据他们说：“物资消失了，并没有为此说明。”由于训练计划失败了，《租借法案》提供的飞机大多被毁，同时又不屑于让外国人来负责空军事务，因此，如果日军春季回来继续轰炸重庆，中国空军只能束手无策。
卡萨布兰卡会议，1943年1月
当谈及必须建设和维护机场以及提供燃料的问题时，阿诺德发现，蒋介石和陈纳德“只是挥挥手就打发了这些问题。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想了解后勤保障问题”。对于委员长来说，任何对现实困难的解释都是“借口，借口”，他要求立即达到每月空运5000吨的目标，“办法总是有的，必须要做到”。他再次提出了最后通牒：“告诉你们总统，除非满足我这个要求，否则我没法打这场战争，他也不要指望我们的部队参加这个战役。”
阿诺德后来对史迪威说：“我才不会把这个见鬼的消息带给总统呢。”阿诺德没有理睬最后通牒，继续会谈，承诺增加运输量，但仅此而已。他让机敏的迪尔去“试探”委员长到底会不会参加11月的战役。蒋介石说他会参加，但是，如果每月不能运送1万吨物资，以及无法提供500架飞机的话，他无法保证能打胜。史迪威对此仍不满意，问如果海军只能提供有限支持时蒋介石会不会参战。“他（蒋介石）勃然大怒，说：‘我不是说过我要参加了吗？’他通过宋子文说我公开使他下不了台。让他见鬼去吧，我就是要叫他当众答应。”蒋介石在2月7日给罗斯福的信中重申了自己的承诺，也重申了之前提出的三个新要求，并说“中国部队准备坚决完成既定任务”。11月战役的参战各方在2月9日在加尔各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确认了这次战役。这次会议中国方面的与会者是何应钦和宋子文，英国方面是迪尔和韦维尔，美国方面是阿诺德、萨默维尔、比斯尔以及史迪威。“一致同意了。”韦维尔这样总结说。现在要做的只在于雨季一旦结束就“尽最大努力”准备战斗。
史迪威很高兴，因为这些来访者可以亲自看看“中国政府的操作方式”和这些他要与之打交道的人——他是指蒋介石和何应钦。阿诺德走时对他说：“你真应该得到一个桂冠”，并在后来的信中说：“亲爱的乔：你要做的工作真是混账……什么时候需要帮助只要说一声。”
结果是陈纳德先吱声了：由于驼峰上的运输实际限制很大，他的作战仍然很受限制。这时从驼峰每月运送约3000吨物资，其中大部分被史迪威用作训练和装备Y军以备发动缅甸战役，只有一小部分给了空军。陈纳德对此大为不满，为了促进事态发展，还授意报刊发表文章，此外，这种不满还通过艾尔索普这个私人途径到达了霍普金斯在白宫的办公室。艾尔索普是个具有煽动性见解的人。他是罗斯福的亲戚，是华盛顿知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他本人相信飞机是终极武器，1941年曾担任陈纳德的公共关系助手并对陈纳德推崇备至。几个月后他在香港被日军逮捕并遣送回美国。之后，通过霍普金斯的关系，他被任命为《租借法案》的驻重庆代表并于1942年12月去中国。罗斯福当时曾写信给艾尔索普说希望跟他一起去看看陈纳德，并提出另一个办法是陈纳德到华盛顿来。总统似乎更相信私人使者而不是官员的报告，而艾尔索普作为私人使者是很合适的。他能书善写，擅于鼓动和说服，虽然对局势一知半解，但显得很有主见和见地。据霍普金斯的传记作者说，艾尔索普的大量来信“毫无疑问地影响了”霍普金斯。
阿诺德
艾尔索普的报告耸人听闻。他还没有到达中国就根据和回国的飞行员的谈话告诉霍普金斯说，美国空军在中国的处境是“一个国家的悲剧……一个国家性的丑闻……让总统、军队和整个国家蒙羞”。不到两个月，艾尔索普就要求被召回亲自汇报。到了重庆后他去看史迪威，这次会面后史迪威就开始在日记中称他为“Alslop”[2]。不到两个月，艾尔索普带着中缅印战区的解决方案回到美国，给霍普金斯提交了一份21页充满激情又富于说服力的报告。报告的核心是，发动缅甸战役是在发动“辉煌的、危险的、结果难料的”地面战斗，忽视了“在空中可以轻易取得的辉煌战绩”。
艾尔索普的解决办法就是撤掉史迪威，这个人“不了解并严重低估”空军力量，其用陆军解决的方法“对我们来说结局很可能是一种灾难”，史迪威是个“傲慢、狭隘和老派的墨守成规的步兵”。他说，史迪威对中国人的态度是居高临下的。他完全错误地认为，史迪威的训练计划是为了“让美国人代替中国人担任战场指挥”。不过艾尔索普有一点说对了，那就是戴笠的特务们将史迪威那些轻蔑的语言汇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得出结论说，因为史迪威在压制空军的作战能力，而且很明显，只要马歇尔还是总参谋长，史迪威就要继续控制物资，那么就得把史迪威调离。
事态发展为反对地面进攻提供了支持。英军试图夺回缅甸西海岸的实兑，但是被日军击退，并在之后遭受了一系列挫败，这大大影响了士气。这个结果使得安纳吉姆计划前景黯淡。在丘吉尔看来，反攻缅甸无异于“一根毛一根毛地吞食一头豪猪”。罗斯福也开始同意他的看法，并向马歇尔建议也许应当放弃安纳吉姆计划，因为这跟准备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相冲突。这样就有更多理由将战斗的负担转给陈纳德，那么为了能使他有效地战斗，就要给他足够的支持。罗斯福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因为这是在中国战区显示美国战斗积极性的最容易、最直接的办法，这对于美国承诺将主要的战斗力量用于对德作战也是个弥补。不管怎样，罗斯福喜欢给那些有强烈想法的人机会并看看结果怎样。他决定不理睬阿诺德对陈纳德不大热情，并准备否决陆军部给中国提供物资要求有补偿条件的做法，不过他没有坚持调离史迪威或者取消史迪威对租借物资的控制权。
罗斯福的决定跟其他很多复杂的战时决策一样是个折中的办法。3月8日，他要求为陈纳德另行建立一支空军队伍，它独立于比斯尔管辖的第十航空队，但仍在史迪威的控制范围内。罗斯福向蒋介石表示将使战斗机的数量达到500架，并将无条件每月提供1万吨物资。然而在美国陆军部的坚持下，罗斯福又提醒蒋介石通过空运无法满足物资运输需要，必须开通地面运输线。罗斯福向马歇尔明确表示，虽然他“仍然对缅甸战役抱有希望”，但他想在1943年把重点放在陈纳德的空军作战上。机场的建设和改进将“竭尽全力”，陈纳德所得物资的份额要“真正满足他的战斗需要”，在每调拨4000吨物资中至少分给他1500吨，如果调拨超过4000吨就给他2500吨。陈纳德要在“史迪威许可”的条件下对其作战和战术有“完全控制权”，这显然是不可能同时满足的条件。
促使总统做出这个决定的是政策而非战略。他专注的并不是想在空战和陆战之间做出什么历史性选择，而是致力于想把中国看成大国的想法。支持陈纳德正是中国的首脑想要的，而史迪威坚持要改革中国军队的想法却破坏了这种大国形象。罗斯福基本上对“增强中国部队的战斗力”的使命不感兴趣，因为他也跟那些习惯于中国胜利战报的美国人一样，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特别是史迪威所推行的军队改建是违背蒋介石意愿的。在这方面总统的直觉是对的，尽管他提出的理由未必正确。从根本上说，军队改革不可能违背其统治者的意愿；要改革它就必须先改革它所置身其中的社会。更让罗斯福不安的是，作为同样的统治者，他对“花生米”之类的称呼感到反感。他觉得蒋介石也应该得到跟自己一样的尊严，也许考虑到蒋的困难境地，他甚至需要更多的尊严。
在写给马歇尔的一封著名的信中，罗斯福解释了为什么要否决陆军部的决定。他引用了史迪威的一封要求对蒋介石要语气更加严厉、要求他有更多承诺的信，并认为这种方式“大错特错”。蒋委员长是国家元首和总司令，“人们不能对他厉声说话或者要求有更多承诺，正如不能这样对摩洛哥的苏丹一样”。蒋介石是通过个人奋斗才“成了四万万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在中国造成了我们花了一两百年才促成的变化”。
这封信的辞藻原不是为了公开发表的，因此它显然代表了美国的幻想。尽管像史迪威说的，中国人民有忍受乱政的“巨大凝聚力”，而且文化的统一性要远比美国的久远和强大，但罗斯福认为国民党经过十五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便达到了像美国一样的国民凝聚力，这只能是一种幻想，而且是有害的。这使得美国的政策的基础岌岌可危。
美国航空志愿队（飞虎队）标志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标志
对蒋介石的军事表现所产生的类似幻想也让史迪威一直恼怒不已。中国部队在允许的范围内确实在奋力保卫国家，但是每天有关在萨尔温江前线“奋起反攻”并“重创敌人”的战报，按照史迪威的估计，90%都是假的；然而这些战绩在美国却广为传播。史迪威在写给马歇尔的信中说：“这当然让我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了。如果中国部队很有战斗力而且领导有方，那么还要我来这里干什么？”他仍然认为，只要给他充分权力要求中国为取得按《租借法案》提供的武器做出让步，那么他就可以要求对部队进行改革。他认为这是关键所在，并不遗余力地说明这一点。他毫不怀疑，有美国的物资和经验，再通过他这样受过军事训练的出色专业人士的指导，那就可以达到想要的结果。他也有幻想。
在给总统的复信里，马歇尔基本上解释了史迪威为什么想改革并要求提供地面力量。他解释了空中力量对地面的依赖，因此史迪威提高中国部队战斗力的训练计划是必要的。“一旦我们的空军打击了日本人，他们就会向我们反扑”，而保护机场的任务就落到了中国军队的身上了。“这是最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必须现在就着手准备。”他指出，设在浙江的原来准备用于轰炸东京的基地已经被日军地面部队所摧毁，现在仍未修复。为了加强对日军的空中打击，开辟一条通过缅甸的陆上供给线是必需的，而这也有赖于中国的地面部队。他还强调指出：“我们要充分调动中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的潜力，就必须改变中国军队战斗力低下的状况。任何代表美国利益派驻到这个战区的代表的首要目标便是矫正这种情况。”
马歇尔的最后一句话涉及了政策领域，而他的说法并不是总统的政策。罗斯福并不想违背中国领袖的意愿而坚持要求调动中国军队。他反对对提供物资要求附加条件，因为他相信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承诺都是不会被实现的。他倾向于同意蒋介石对陈纳德计划的明显支持，尤其是他也相信日本的商业运输线是其薄弱环节。至于防护机场，陈纳德曾经说飞机可以帮助中国军队防护机场，至于所需的飞机数量他给出的数目并不一致，有50架、100架和150架不等。
根据总统命令，3月11日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建立，陈纳德也被晋升为少将。尽管意见被否决了，美国陆军部也很快行动起来。由于担心陈纳德的晋升会减少史迪威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影响力，作战处提议授予史迪威一枚最高荣誉军团勋章[3]，目的是“想方设法让中国相信史迪威将军完全受到美国信任”，而且“我们”认为他是有关中国事务的“主要裁夺者”。马歇尔3月16日同意了对史迪威将军的授勋，但此事又就此打住了（尽管不是永久的），因为罗斯福更想让蒋介石成为接受这种勋章的第一个外国人，而如果史迪威同时接受同样的勋章，蒋介石对勋章就不会那么看重了。
马歇尔通过一定途径向史迪威转达了罗斯福对史迪威未能像对待摩洛哥的苏丹（为了便于发报他改苏丹为“部族首领”）那样对待蒋介石所隐含的不满。之后史迪威的日记中时不时地使用了“部族首领”这个词。
自从在12月那个黑色星期五蒋介石取消了缅甸战役之后，史迪威一直致力于组织、训练和装备Y军，准备在来年11月重新发起进攻。这个计划包含两个部分：使各师满编以及训练军官。史迪威看中的陈诚被任命为Y军的总司令，选定了中国参谋官和美国教官，确定了30个师，在昆明建立训练学校的具体事宜已经安排好，并得到了云南省长龙云的同意，学校就定在4月1日开学。训练计划进展缓慢、困难重重，但是蓝姆伽证明了事在人为。驻蓝姆伽第三十八师的一个团已经先行进入缅甸北部，在筑路队前面担任警戒。约翰·戴维斯在3月预计说史迪威“可能真能干出一件似乎不可能的事情——让中国人重新对日本人发起进攻”。
现实条件并不理想。为30个师选定的11个军均不满编，总共缺少18.5万人。他们的武器数只有正常装备的50%，而且其中有一半由于缺少关键部件而无法使用。按照史迪威跟中国军政部商讨的日程应该提供补充人员，但尽管军政部屡屡保证，却始终未能兑现；有时候补充兵源在刺刀威逼下零星来到，但这些人情况很糟，往往需要五到六周的特别安排，在此阶段他们一日三餐，第一周主要是睡觉和短途散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接受训练。在去征兵站的途中这些被征者没有吃的东西——他们为了活命只能拿着枪到村子里抢，这让村民们更加愤怒，生活也更加痛苦。由于预计到会有减员，往往会额外征兵。史迪威曾经写道：“何应钦预计补充兵力有三分之一会死去或者在路上逃跑，而他对这种局面安之若素。”在1943年中国军队的被征士兵中有44%由于死亡或者逃跑而损失掉，换句话说在总数为167万的部队中共失去75万名士兵——这是“对中国领袖们的无情控诉”。
尽管困难重重，还是时不时有让人振奋的地方。史迪威在3月23日写道：“一切顺利。已经下令让补充兵力报到。所有征兵将在4月底开始，估计在5月底能够加入队伍……3月24日。蜜月在继续。多恩接见了坦克部队的士兵，一切都跟我们预想的一样……百分之百地同意……白崇禧昨天来到，主动提出帮助。他现在想看看蓝姆伽了。何应钦演讲中提到了蓝姆伽，说好极了！”在给史汀生的信中史迪威写道，他正得到中国军械和交通部门的“大力协助”，“医疗设施是迄今为止中国军队中最好的”。
艰难行进
组建昆明训练中心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对450名军官进行步兵训练，对300名军官进行炮兵训练，并对150人进行通信科和医疗训练。多恩上校任参谋长，阿姆斯上校（不久晋级为将军）任训练计划主任，包瑞德上校任中心的执行官，而自缅甸战役开始就一直担任史迪威联络官的曾士奎则是中国方面的执行官。训练中心有各种建筑、射击场、教员以及各种设备，但是学员数目一直不够，因为中国军方未能提供足够的人来。炮兵科开学时只有87名军官而不是300名——整个1943年，炮兵科的人数只能达到预定人数的25%，而步兵科的人数只能达到预定人数的60%。参加训练的人很多人不是军官的料，但也有很多热情很高，学得也很快。一个美国教官说：“他们学得很快。这真是一段奇妙的经历。我从来没有看到美国学员也能够这样学。”
开学不久，23名翻译就举行了罢课；这些军官学员由于通货膨胀深受其苦。曾士奎上校给一个美国朋友展示了这些事情在中国是怎么对付的。他把弹药发给一个排的学员，让他们防守翻译官的营地，并指示他们一旦有人离开营地就开枪，去吃饭也不行。翻译们次日捎话说他们愿意谈判，然后曾士奎让全副武装的卫兵把他们带到他的办公室，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支上了膛的手枪和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并让每个人在声明上签字确认他们对薪饷表示满意，否则“我就打死你们”。这些翻译回去工作之后，曾士奎跟那个美国人解释说，在淞沪会战中，自己曾经不得不枪毙了9名军官，因为“他们严重夸大了战术和后勤状况，以至于我无从决策”。后来替补他们的人“都能尽职工作”。他并不为这些措施而得意，但是认为在中国军队当前的情况下这是唯一奏效的。
幕后的斗争仍在继续。史迪威认为陈诚将军是在真正配合，但是军政部在拖他后腿。“何应钦意识到如果陈诚成功了，他将一举成名，而何应钦自己将被人忘掉。因此何应钦对训练不顺利表现得很平静，也许他自己就在积极破坏呢。”此外，何应钦还担心把中央军屯兵云南会引起龙云的反感。史迪威写道，“云南的鸦片贸易仍然很盛”，而“我们出现在这里将会影响这种大规模的走私勾当”。龙云筹集资金的办法五花八门。有一次，他命令这个地区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两轮车必须装上橡胶轮胎，然后他打开仓库出售他在滇缅公路通行期间罚没的走私橡胶轮胎。那以后他又通过法令对所有有橡胶轮胎的车子征税。
在缅甸另一边的利多，筑路工作艰难地缓慢推进，要克服的困难包括地形和像驼峰那样剧烈的天气变化。到处是高山、峡谷和急流，由于树木和藤类密布，无法在陆地上进行准确测量，而年降雨量可达150英寸（381厘米），雨季有时的降雨强度可达每24小时14英寸（约35厘米）；泥潭、水蛭和疟疾是时时刻刻面临的危险。过去一年试图通过伊朗、阿富汗和西藏另行开辟通往中国的道路，但是勘探表明都不现实，这样唯一的选择便是胡康山谷了。日本人没有占领缅甸最西北角，但经常有传言或者有人发出警报说看到了日本人。威勒将军作为一名工程师，不同意修建这条公路，不过他还是为每一英里道路设计了13个涵洞，以便于大雨积水时可以溢洪。包括一个旅的黑人部队的美国工程兵跟英国提供的印度劳工一道开始修路。最终参与修路的共有8万人，其中5万人是美国人，其余的是中国人和印度人。这条小道到预计将要展开战斗的新平洋共计103英里（约165千米），威勒希望能在6月前完工。天气好的时候，每天能铺设3/4英里（约1.2千米）的单车路面，包括让车道。1943年2月28日，先头部队在距离利多43英里（约69千米）的地方穿过了边境线并竖起了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欢迎来缅甸！这里通向东京！”曾在蓝姆伽陪护中国军队的西格拉夫博士和他的医疗队，现在又沿着难民走过的小道往回走，每个水坑或者斜坡下面都有一堆堆骷髅，骨头上还剩有一些衣服碎片，有平民的衣服也有军服，既有英国人的，也有印度人和缅甸人的，这些残骸遗物都见证了一年前那场可怕的大逃亡。
由于遇到各种麻烦，穿过国境线后工程进度慢了下来。5月11日雨季到来时，只从边境线延伸了4英里（约6.4千米），而雨季的到来更增加了难度。
从2月到4月的时间里，史迪威一直在奔波之中，从昆明到利多，再到阿萨姆邦的查布瓦（空中运输队的总部），再去蓝姆伽、德里，再回到重庆，不断地视察，会晤，听各种抱怨，确定该优先做的事情，跟盟友商谈并敦促他们行动。他到查布瓦事先没有声张，想亲自去看看检验报告说地面食堂情况非常糟糕是否属实；这是空中运输队又一桩让人头痛的事。用餐条件之糟糕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丑闻，但高级军官因为可以到别处吃饭而对此不管不顾。在跟列兵一道排队并坐在肮脏的板凳上一起吃完“泔水”后，史迪威宣布说：“好的，孩子们，让他们来尝尝吧。”顿时，食堂里士兵们开始用食物和铝盘四处乱扔，桌子也被推翻。史迪威然后叫来指挥官说“这就是你的食堂”，并告诉他不管什么时候，史迪威下次再来到这里视察的时候，如果这儿的情况还不像样，这名指挥官就会被撤职送回去。
回到重庆又是“文件和郁闷”，还去蒋介石宅邸吃了饭：“只是家常便饭，也没有繁文缛节，可是气氛，嗨！面对高高在上者谁也不敢说话或者发表意见……从他们僵硬的姿势和紧张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每个人都汗流浃背。”3月19日是史迪威的60岁生日，他“挨过了这可怕的一天”，没给家人写信。
无论何时何地，史迪威总是喜欢随手写下字条和备忘录，记录下寻求解决办法时不断思索的过程。“攻下一个港口让美军在华南登陆？跟华南中国军队连成一体。邀请红军加入……我在中国的使命结束了吗？”
“蒋介石是个瞎子……解决办法——重开这条道路？做什么用？如果让蒋介石处理物资，这意味着为国民党囤积物资罢了。”
“蒋介石并不自由：各战区指挥官，政治影响，红军问题。不愿意（不能）重组。”
他对自己的处境也有评价：“无从操纵。”有些笔记是有关他读过的书的：华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mann）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拉铁摩尔的书，以及其他一系列有关中国的书。一篇5页的有关中国局势的论文，一篇关于“印度问题”的论文，还有一些笔记是有关东方，租借物资，苏联士兵，道家清净无为的教义，跟英国关系太近的危险，以及美苏成为战后大国的问题。
自3月起，日本人再次沿长江对华中的主要产粮地湖北、湖南发动进攻。其军事意图并不确定，但似乎是为了夺取宜昌；宜昌是通向重庆的天然屏障——三峡开始的地方。何应钦坚持认为此次行动是为了夺取重庆，并挫败盟军进攻缅甸的计划。他想把Y军调去防守重庆，而史迪威认为这正中日本人的下怀，因为日本人对云南出现的这支部队感到日益不安。4月19日，史迪威“跟委员长举行的会谈糟透了……讥讽和抱怨……讲到反攻以及‘士气低落’。看他（蒋介石）的举动好像是吓坏了”。后来何应钦还是从Y军中抽调出了两个军和7万人的后备队，这使得训练计划再次耽搁。更大的损失是调走了陈诚，蒋介石命令这个湖北的战区司令回到本省抵抗日军对湖北的进攻。
4月份，来了后来史迪威所说的“华盛顿的著名召唤”。蒋介石在“陈纳德的帮助下突然灵机一动”，这次召唤就是这灵机一动的直接后果。陈纳德得到独立后并没有解决其存在的问题。总统允许他可以优先得到物资，但是在具体实施上并没有做明确指示，结果他并没有优先得到供给。史迪威仍然控制着经驼峰空运的物资，因为他正在致力于让Y军准备参加各方已经同意的缅甸战役，他仍然把3/8的物资给空军，剩余的5/8则用于地面部队和其他用途。这包括给中国小型武器军工厂的物资以及成吨的纸币；由于中国缺乏造纸厂和原料，这些纸币在海外印好后空运进来，以满足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对纸币的巨大需求。
蒋介石被日本人的进攻吓坏了，认为第十四航空队必须发起一次大的攻势，因此他要求罗斯福把陈纳德召回华盛顿，这样总统就可以绕过史迪威直接跟他商量。罗斯福很乐意这么做，因为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但马歇尔想让史迪威也回国跟总统解释情况。马歇尔立即警告说，一个盟国干涉美国的指挥体系可能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他建议，可以同时召回史迪威来解决这个难题，这样他们两位将军就可以都参加5月即将召开的跟丘吉尔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议。因此史迪威和陈纳德一道于4月23日离开中国，并于4月28日到达华盛顿。媒体对任何有关中国的事情都必然欣喜万分，而这也推及到了回来的乔大叔身上。在《纽约时报》的社论中他成了在重庆广受人爱的使者：“包括蒋委员长人人都喜欢他。”
跟专程到华盛顿来看他的妻子温妮团聚之后，史迪威首先拜访了马歇尔和史汀生。他们告诉他次日要去白宫，在那里他需要向总统解释为什么不该发动蒋介石和陈纳德所提出的大规模空战。陈纳德带回华盛顿的计划要求发动一次为时半年的战斗，夺回日本的制空权，同时对江河和沿海的船队展开轰炸，并逐渐扩展到中国南海，到年底轰炸日本本土。为了满足这次计划，他需要在5月和6月得到所有的空运物资，从7月到9月每月要4700吨，之后每月要7000多吨。
美国陆军部反对这个计划，认为不够成熟，因为除非有缅甸陆上攻势的配合，这个计划将会激起日本人摧毁中国境内的所有机场，此外还会进攻阿萨姆邦基地。当时蒋介石向罗斯福“个人担保”说，如果敌人要进攻空军基地，那么这种行动会“被现有的中国地面部队阻止”。
史迪威特意准备了一个备忘录，记下了要跟总统说的东西。除了重申了马歇尔给总统的信里所说的为什么要重新攻取缅甸并提供中国部队战斗力之外，他还着重讲了亚洲战场的巨大空间，并坚持要有“总战略计划”，这样可以将中国未来的战斗跟西南太平洋的战役连成一体。他从来没有放弃这个希望，那就是美国陆军会在中国参战。备忘录还解释了为什么不应该发动空中打击，并预计，如果日军像在浙江那样对空军基地发起一系列进攻，那么中国部队跟那时一样也不可能阻止他们。这就是他训练60个中国师计划的必要性，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需要开辟一条通过缅甸的陆上供给线。这些论点中肯有力，可是在真正说明的时候却被搞糟了。
次日，也就是4月30日在白宫的时候，史迪威无法把自己的论点有力地向罗斯福表达出来；相反，根据马歇尔的说法，他弯腰驼背，头低着“咕哝地说了些中国不抵抗之类的话”。罗斯福看他这种神态，借机说他是不是生病了，并问马歇尔一个病号是不是应该解职养病。马歇尔回答说，这个“病号”的体质比白宫里任何两个人加在一起都要好；然而马歇尔很不高兴，感到失望。史迪威后来说他意识到自己让马歇尔失望了。
当时妨碍史迪威的是这种感觉，那就是如果要为自己的计划辩解，那么他就是在自我吹嘘。从史迪威的性格来说他不想这样。当时在《名人录》中有关他的介绍词条只有短短6行说明（而艾森豪威尔有15行，巴顿有33行，麦克阿瑟有55行）。对他来说，反攻缅甸和提高中国部队的战斗力都是触及他感情深处的东西，结果这让他缄口不言了，特别是在他看来，这两件事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跟克黛莉亚[4]一样，他不想说那些无须解释的东西。他对总统有些敌视，同时意识到总统对他也有些不友好，这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罗斯福显然倾向于满足蒋委员长的愿望，同时对蒋介石和陈纳德有些华而不实的看法，显然在想方设法试验一下空军，这些都让史迪威变得哑口无言。要敷衍他瞧不起的见解，他没那么世故也没有能力，而他又偏偏很容易瞧不起人。他本可以向罗斯福解释，蒋介石的“个人保证”不过是中国人的应景话罢了，但是他没有解释。他用笔表达得很好的东西却无法口头说明：建立一支有效的地面力量意义深远，这远比“缺乏基础的空战”对中国更有利——“没有根基的空战在我看来毫无价值”。
那天晚上他和温妮以及麦克劳埃（John Jay McCloy）夫妇应邀去陆军部长史汀生家里晚餐的时候，他很轻松地把情况向史汀生说明了。谈到上一次大战的时候，这三个人发现他们差不多同一时间都在朗格勒。为了竭力使史迪威的论点，也就是陆军部的意见得到接受，史汀生特意给罗斯福打电话说“我对史迪威钦佩之至”。他试图尽可能地打消总统对史迪威的顾虑，添油加醋地说上次大战“我和他在郎格勒是同学”，打完电话后又写了封信给罗斯福，回忆当时他为什么要选择史迪威去中国：“我们有意派他执行这场战争中最艰难的任务……过去几天里他已经让我相信，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唯一能够胜任这个工作的。”
这也无济于事，因为罗斯福在5月2日已经通知马歇尔，他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再拖延空战计划。日本人沿着长江进攻，再次激起了此前屡次出现的对中国将要崩溃的担心，而蒋介石的确感到了恐慌，更加剧了担心。罗斯福跟霍普金斯及其参谋长联席会议说：“蒋介石已经岌岌可危，他的整个政府有可能崩溃。”他决心无条件地竭尽全力帮助蒋介石，因此尽管他完全信赖马歇尔，他决定否决自己军事顾问的意见。他告诉马歇尔说“他自己必须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他同意必须保证Y军的需要并会“就此与蒋介石交涉”，但是陈纳德必须得到优先考虑。他同意修改过的安纳吉姆计划，该计划只在缅北，不包括攻克仰光的目的，但这跟空战相比也只能居于次要地位。
马歇尔把总统的这项计划告诉了史迪威，对此史迪威的结论是，这个决定是基于“对蒋介石的个性、意图、权威和能力的错误理解”之上的。他私下认为蒋夫人“完全蒙蔽了罗斯福”。蒋介石的政府是“孤家寡人的玩意儿。国民党只是他的工具。蒋夫人是他的门面。愚蠢的美国舆论是他的杠杆。我们都被他骗了”。
安纳吉姆计划的命运以及远东的未来战略仍然有待于在即将举行的代号为“三叉戟”（TRIDENT）的正式会议上确定。这是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战略会议，同时也是中缅印战区作战指挥官首次参加的会议。韦维尔、史迪威和陈纳德都是受人关注的焦点，不过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有关欧洲战区的。需要在英国人所倾向的地中海行动方案和美国人所建议的横跨英吉利海峡作战方案之间做出选择。作为谈判的筹码，美国时不时地威胁说要用“太平洋战”代替欧洲战役。在远东问题上，丘吉尔一如既往首先考虑的是政治目的，并坦率承认希望“绕过”缅甸，赞成采取行动最终夺取新加坡，因为“只有夺取新加坡才可以恢复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声望”。这并不是美国的目标。罗斯福和美国军方尽管在手段上看法不一，但都认为作战目标应当是能够使中国成为对日作战的基地。
英美两国在这个战略问题上出现了根本分歧：美国出于政治和战略上的双重需要，希望帮助中国；英国不想这样做。把中国设想为战后四大国之一对英国并无吸引力。他们并不想看到战争结束后由中国占据日本的强国地位。那样的话，英国的国旗就不会长久飘扬在香港的上空。他们也不像罗斯福那样认为中国没有侵略或者帝国主义野心。中国凭借西藏可以威胁印度和外蒙古，此外还有缅甸北部——尽管没有公开承认。正如为筹备三叉戟会议访问美国的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对罗斯福说的，自己“不喜欢看到中国人在太平洋跑来跑去的”。另外，艾登还预计中国在战后会发生革命，对此英国非常平静，因为这会使中国分裂和虚弱。
在三叉戟会议上面对美国提出的解除对中国的封锁问题，韦维尔及其参谋还是很悲观。他们不想把资源用于安纳吉姆计划和开辟通往中国的陆上线路，相反，他们跟罗斯福一道反对美国陆军部计划，倾向于投入更大的力量来支持驼峰航线和空运。以海军上将金为首的海军则跟马歇尔站在一起。根据金的一位助手说，如果金发起脾气的话，“他甚至敢跟罗斯福大干一场”。金强烈感到，如果有军需品和设备的话，中国人是可以用来抵抗日本人的，因此他倾向于重新夺取缅甸，并且用他的话说“不断努力通过海上到达中国”。由于持这种观点，他“对史迪威一直信任有加”。
罗斯福支持陈纳德的战略，这让马歇尔很恼火。在同总统打交道时他竭力公事公办，罗斯福开玩笑时他也不笑，在其他人笑的时候只有他板着脸坐着。他有意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他们所同意的事情都是正式的陆军部意见，不是可以“挥挥烟嘴”就可以推翻的。实际上，马歇尔本来就是个一本正经的人，据说史迪威是唯一管他叫乔治的军官；而当他发怒的时候更是冷若冰霜。他在中国问题上的恼怒甚至殃及了霍普金斯，尽管在其他事情上他们两个都是相互尊重的。到了开三叉戟会议的时候，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很大，已经发展到见面不讲话的地步了。马歇尔后来说，他跟霍普金斯之间唯一一次严重的争执就是因为陈纳德而起的。马歇尔认为陈纳德不能独立担当指挥，因为正如他跟罗斯福说过的，虽然陈纳德“可能是个战术奇才”，但是他对后勤保障一窍不通，而且他“很多年来一直受雇于中国政府，因此受到蒋介石很深的影响”。他瞧不起陈纳德玩弄花招，并曾当着他的面说不信任他。战后马歇尔对军事史学家谈起陈纳德时，“就会对他拍案申述一番”。他非常讨厌艾尔索普，知道是他说服宋子文退出缅甸战役，因此马歇尔对他有些非常刻薄的话也就毫不奇怪了。由于总统的两个最重要的顾问——政治顾问霍普金斯和军事顾问马歇尔——之间在中国问题上分歧太大，根本无法对此讨论，结果总统也就只能自行决定了。
霍普金斯
史迪威在家里只待了短短的五天（“在卡梅尔待一个小时胜过在中国一年”），然后在5月14日回到华盛顿开始讨论安纳吉姆计划。长桌旁那些威风凛凛的英国军官们的调子就是“不行，不行，不行”。英国代表为首的是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这个皮肤很黑的矮个子不招人喜欢，他讨厌美国人，美国人也讨厌他。他正是那种可以刺激到史迪威的人。史迪威曾经津津有味地写自己“跟布鲁克打得难解难分，让金高兴得不得了”，不过两个人的顶撞只是在一些具体事情上，而非总体战略上。当会议转移至白宫，面对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时候，史迪威的辩才又不见了。马歇尔为此非常不快。史汀生听完史迪威的报告后泄气地写道：“史迪威噤若寒蝉，显然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史迪威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很难说出自己想说的东西。”
即使他像西塞罗那样雄辩也无济于事，因为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反对将主要力量投入安纳吉姆计划所指的缅甸战场。金上将坚持认为该计划是不可避免的。丘吉尔说他不想仅仅为了安抚中国人而干“傻”事。这时史迪威倒是站出来，说英国和美国都曾保证今年发动缅甸战役。有一次正式会谈之后的讨论中，对蒋介石个性饶有兴趣的总统问史迪威和陈纳德，蒋介石是怎样的人。史迪威的回答是：“他摇摆不定，是个诡计多端、说话不算数的靠不住的恶棍。”而陈纳德则赞扬说：“总统先生，我认为蒋委员长是当今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和政治领袖。他从来没有违背过对我的承诺。”
会议在争执中又进行了一周，此时中国人坐不住了。蒋夫人在会议期间仍然住在白宫，这让罗斯福颇为不快。她拜访了她够得着的职位最高的官员麦克劳埃，坚持要求美国方面完全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她说他毕竟是中国战区的总司令。现在刚回到华盛顿的宋子文在三叉戟会议上陈述中国的观点时也说了同样的看法。他还明确表示，除非攻下仰光，否则蒋介石不会参加缅甸战役，还说除非全力解救中国，否则中国只能跟日本单独媾和。罗斯福在会议上说，他认为这并非耸人听闻，并说盟国“不应陷入要为中国的崩溃负责任的地步”。
对于应当采取何种军事行动争论很激烈，最后，受到英国军方支持的罗斯福的意见占了上风；罗斯福赞成把主要力量用于加强驼峰运输。最后安纳吉姆计划被搁置，没有做出任何决议。这个计划仅仅停留在纸上，以后的每次会议都会被重新提及，又重新搁置。陆军部坚持认为仅靠驼峰航线不可能运送更多的物资，除非重新夺回密支那，这样可以缩短飞行距离，况且本来也必须要有通往中国的陆上运输线。这样一来，夺取缅北的战役得以幸存，并专门有了个代号——“鲁莽汉”（SAUCY）。陆军部同意，为了准备这次战役，自7月起每月通过驼峰运送7000吨物资，并在9月份达到1万吨。总统曾经明确指示自7月1日起陈纳德将首先得到每月物资中的4700吨，而剩下的2000吨将用于“包括地面部队在内的所有其他用途”，其余300吨仍给空军。
所谓用于“所有其他用途”的2000吨，意味着在满足“其他用途”的需要后给Y军的实际上只有每月500吨。史迪威的结论是：“他们实际上让我无法准备Y军，可是同时还要将Y军用于缅甸北部的作战……”然而在三叉戟会议后以及任何其他时间，他都不曾要求过解职。尽管所有的方式都被拒绝，所有的论点都对他不利，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信仰，那就是他将成功收复缅甸。正如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所写的，史迪威的战区的要求是排在最后的；尽管除了艾森豪威尔和尼米兹（Chester William Nimitz）之外的任何指挥官都认为自己是最受冷落、待遇最差、最受蒙骗的，但是“最有权这么想的莫过于史迪威了”。他要对付印度指挥部的失败主义情绪和中国的消极抵抗；他自己的总司令以及自己所受命服务的司令要求将他撤回；他要求派遣美国部队和要求授予他权威以对提供的物资提出条件的主张均被拒绝，连自己的物资也被转给了空军。他常常把他到重庆的使命描述为“铲除粪堆”。然而，或者是出于责任感或者是为了证明什么，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从来没有流露出自己不想再去中国的意思。
他被人称为“中国的麦克阿瑟”，在华盛顿时经常受到媒体的采访和官员的咨询。他会晤的人包括赫尔、霍恩贝克、居里、战略情报局的多诺万（Donovan）上校，并在国会山跟参议员拉·佛莱特（La Follette）、康纳利（Connally）、道格拉斯（Douglas）等人进行了两场“非常满意”的会晤。他利用这个机会竭力让美国人知道中国问题的真相。经过戴维斯的安排，《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尤金·迈耶（Eugene Meyer）邀请他和6到8个有名的记者共同进餐；吃完饭后又来了20来个客人听他讲话。当面临想听他说话的听众时，史迪威总是很健谈；史迪威毫不客气地直率地说出了他所面对的局势，之后他又请戴维斯谈了政治方面的问题。从此之后，媒体对中国的理想化描述开始出现裂痕了。之后史迪威还数次将戴维斯派回美国，让媒体了解发展的情况。
在华盛顿时，另一个很想听他的意见的人就是丘吉尔。他曾邀请史迪威到英国大使馆谈话，按丘吉尔的话是为了“了解一下”。史迪威在三叉戟会议上曾经谈及的一点是韦维尔的失败主义和印度部队的消极情绪，对此陆军部长史汀生曾坦率地提醒丘吉尔注意。史迪威在见丘吉尔之前，史汀生曾经指点他怎么才能“让自己的话有分量以及怎样才能不怕他”。会谈时，史迪威觉得丘吉尔是在认真听他说话，结果这次他说得很好，而且他的见地给丘吉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他惊讶的是，对于英国人在印度办事不力这一点丘吉尔完全同意，而且实际上已经决定替换韦维尔以及他的高级指挥官。这就是丘吉尔“仰慕并喜爱史迪威将军”的开始。
在中国，随着日本在4月和5月的进攻，政府开始出现恐慌。据说有一次蒋介石在盛怒之下，抓起茶壶向带来坏消息的人砸去。史迪威从自己在中国的参谋那里得知，“宜昌情况危急”并命令赫恩“做最坏的打算”，同时还要比斯尔从印度派遣40架追击机帮助第十四航空队进行防御，此外还要他准备派遣中型轰炸机中队。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战报都是持续激战，据说日军数次“被中国的反攻击溃”并“损失惨重”，被“包围”以及“歼灭”。日军最终于6月在没有遭到追击的情况下撤出了这次显然是为征集粮草和控制河道运输所做的一次训练式的攻击。中国人把这个结局称作中国的重大胜利，美国记者也心甘情愿地同意了这种说法。
史迪威通过伦敦和开罗返回中国，中途停下来拜访了北非的相识指挥官，据他对记者说这是为了“研究他们的战术”。在经历了驼峰航线之后“穿越大西洋真是小菜一碟。你简直都不知道自己是在飞行”。在伦敦他拜访了一些高层人士（这是马歇尔为了增加他的威望指示安排的），高潮是为他举办的一次午宴，英国副首相艾德礼还致欢迎辞，史迪威也致了答谢辞。虽然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实在让一个乡巴佬受宠若惊”，但是也许他对过去一个月来的作为并非漠不关心的。他在伦敦逗留的两天的日记里有句意味深长的话：“看来早该让另一个我退休了。”
[1] 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德国著名的疗养胜地，位于巴伐利亚州。——译者注
[2] 埃尔索普原名Alsop，史迪威有意称他Alslop，slop有“脏东西、排泄物”之意。——译者注
[3] 军团勋章（Legion of Merit），这种勋章由乔治·华盛顿首先创立，在1942年重新设立。这种勋章的最高级专门授予国家元首或者高级军界人士，是美国可以授予外国人的最高勋章。
[4] 克黛莉亚(Cordelia），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中李尔王的女儿。——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