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1943年1月
有个地方是史迪威可以控制并可以训练中国士兵以备重返缅甸的，那就是蓝姆伽。还在溃败的时候他就开始着手制订在这里建立特遣队的计划，并声称他将在这里使用的训练方法会使中国部队具有无与伦比的战斗力。印度政府不断反对，后来终于同意了（“这些杂种还是会把计划毁掉的”），这样蓝姆伽计划在8月正式启动，第一批受训的就是那些从缅甸逃往印度的约9000名在缅甸参加过战斗的幸存者。他们中有很多人还在医院。第二十二师由于蒋介石的命令犹豫不定而耽搁了，结果未能在雨季前撤离，那些幸存者零散地走出缅甸时非常可怜，衣服褴褛，已经饿得半死，步枪已经损坏或者锈蚀，很多人由于得了疟疾、痢疾或者身上生了那加疮而虚弱不堪。那加疮是由于水蛭叮咬或水蛭头残留在肉里所造成的感染，常常是致命的。病号在蓝姆伽医院接受治疗，医护人员最初是西格拉夫的医疗队，后来由一所美国驻军医院的人员补充。这些中国人接种了霍乱、伤寒和天花疫苗，现在一天三餐［结果第一个月平均每人体重增加了21磅（约19斤）］，配备了新军服、帽盔、靴子、背包、步枪、刺刀、卡车、大炮以及大量的美式装备，因此他们很快焕然一新。
史迪威8月在印度待了三个星期，10月份，当其余的中国师团终于开始被空运到印度的时候，他再次过来。尽管当初允诺将身体状况良好的士兵运送过来，但是在此后两年中，出于体重不够或者疾病等原因，驻华美国医疗官淘汰了40%的士兵。有时候一批人状况特别差，有一个月淘汰率达到来员人数的89%。有时候淘汰的人数甚至超过了空运过来的人数。中国人对美国人的这种浪费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便将这些淘汰的人添加到Y军了。空运到印度时这些瘦弱的士兵往往35—40个人一起挤在一架货机里，有些本用于空投的飞机连门都没有。兴致勃勃的罗卓英说道：“让50个人光着进去。只有3个小时！”这些中国指挥官认为，反正士兵会领到新军装，现在给他们也是浪费。这些人从昆明飞出时除了短裤和为了预防呕吐用的纸袋外，什么都没有。有好几个人被冻死了。在蓝姆伽的参谋人员要求在飞机上提供棉大衣以供运送士兵反复使用，但是中国方面认为这没有必要。士兵下飞机时往往都冻僵了，并感到晕机，但在印度的阳光里晒上一个钟头后往往他们能很快恢复。
蓝姆伽练兵
史迪威开始规定每天运送400人，这个数目在10月份达到，在11月被超过了。当时一天16架次的飞机运来了650人，结果在慢吞吞的阿萨姆邦——孟加拉铁路造成了常见的积压。铁路方面发现无法按照从驼峰空运的数量通过铁路把士兵运往加尔各答。到12月底已有3.2万名士兵在蓝姆伽受训。史迪威的目标是组建一支由两个整编师外加三个炮兵团和其他附属部队组成的军队，这些部队将在1943年2月开始反攻缅甸时投入战斗。他还希望能够得到及时的补充，并为训练中国30个师计划培训出1500名中国教官。在之后的两年里，共有5.3万人参加了蓝姆伽的训练。
跟英国人使用白人军官指挥本地人部队的做法不同的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顾问，史迪威计划建立美国联络官队伍，或者由单个军官以顾问身份与各级中国指挥官一道工作。根据他在缅甸的经验，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部队驻扎在指定的位置，并可以投入战斗或者按照命令进入指定阵地。他的办法是对小单位部队进行强化训练，因为他相信，如果两个排的士兵都分别受到良好训练的话，那么把这两个排放在一起的话他们也会知道怎么做的。从在蓝姆伽拍摄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一名瘦削的、穿着短裤、上衣领口敞开并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硬沿军帽的人在一列列趴下的中国士兵中间走动，并耐心趴倒在每个士兵的旁边示范或者纠正该怎么用步枪瞄准。他亲自教士兵有多种意图。一名美国上士看到史迪威趴在尘土中教士兵练习使用步枪感到惊诧不已，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史迪威这不仅仅是在教中国的士兵，而且是在给那些美国人示范应该怎么教。
蓝姆伽训练
由于有语言障碍，同时又缺乏翻译，训练主要是通过示范进行的。由于中国人善于模仿，这种方法非常有效。“谢天谢地。我们不会讲中国话，也没有足够的翻译，”斯莱尼将军说，“我们示范他们模仿。他们是世界上最擅长模仿的人，学得快极了。”那些过去连机器都没有见过的农民，现在一个星期就学会了怎么使用榴弹炮和机枪，并很高兴地学会了怎么使用军用电话和发报机。后来参战后有些人得到了勋章，这是中国士兵第一次得到勋章。史迪威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英国佬津津有味地看着我们。他们看到上校也可以派上用场，这对他们来说是个新鲜事。”
曾在奥德堡军校负责作战训练的麦克凯布担任训练中心主任。原为汉语教官和第十五步兵营老兵的波特纳上校成了指挥部的参谋长。“指挥部”字面上理解为指挥总部，这里用来代指中国驻印军。曾为奥德堡军校制订训练计划并后来为国民警卫队制订训练计划的阿姆斯上校，也被从美国召来加入参谋部。
在蓝姆伽的中国军官接受战术和作战技术训练，而士兵则学习使用步枪、机枪、迫击炮、火箭发射器、反坦克炮以及其他供完成特殊战斗任务使用的设备。掌握了这些武器之后，他们还要参加为期八天的丛林战训练课程。为期六周的炮兵训练课程教授在丛林条件下如何使用驮载炮、榴弹炮和迫击炮。作战军官和非战斗人员还要学习野战条件下的卫生和医疗救护，而30个师的上校和将军也被空运到蓝姆伽接受为期六周的参谋和指挥训练课程，这些课程是以利文沃思的战斗课程为基础的。士气高昂，特别是新建炮兵连队。史迪威的主要精力是想把炮兵和步兵的比例从现在的一个连对九个连提高到1∶3。中国士兵们得知他们在火力上已经跟日本人相当以后很受鼓舞，开始热情高涨地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从步兵到炮兵的转变。
蓝姆伽可不是什么融洽的家长制大家庭：这里文化冲突激烈，争吵不断，特别是跟中国军官。他们对受到那些从来没有到过战场的美国人的批评很是不满，坚持认为因为在战场上是由自己下命令，所以不能容忍在训练时自己的权威受到损害。这些美国人却认为，头脑中灌满了防御意识的中国军官会妨碍进攻训练，因此往往会绕过他们。更具有破坏性的是，美国人试图绕开中国军事体制中有机会让军官中饱私囊的做法，在这里，不是把军饷先一总发给指挥官，而是公开点名直接发给个人。军饷和如何配置增补队伍的问题成了史迪威跟罗卓英将军之间各种久拖不决的问题中最严重的一个。罗卓英没想到，自己不但名义上处于第二位，而且实际上也处于第二位。“他（罗卓英）又想玩绕过我的把戏——我又是参谋长了。”史迪威不想再次犯同样的错误，这次坚持要明确他的权力。在跟军政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他坚持有权力枪毙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上校以及以下级别的军官，并可以对上校以上的军官撤职。由于罗卓英将军拒绝接受美国对他管理权的干涉——据说他凭借权力在蓝姆伽月入10万卢比——最后他离开了指挥部。
飞往蓝姆伽的运兵机
蓝姆伽练兵
蓝姆伽训练营，史迪威视察汽车学校，左一似为多恩
史迪威严令美国人不许虐待中国士兵，但是中国士兵并不领情，这让美国人很不满。有时中国士兵情绪激动时多次拔出枪来。美国人也被指示不得干涉有关军纪方面的事务。有的士兵由于用手榴弹炸鱼便被随意枪毙，或者由于丢掉了毯子便挨上125大板，直打得皮开肉绽，他们对此常常感到痛心或者愤怒。在参谋会议上，波特纳向中国指挥官提交了有关在抵达蓝姆伽路上死亡的中国士兵的数目，让他震惊的是，这些报告被扔进了废纸篓里，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照原先人数详细报告需要物品的清单。
蓝姆伽训练营，罗卓英为士兵授勋
瘦削英俊、说话很慢且略带口吃的孙立人将军和矮小敦实、戴着眼镜、口才甚好的廖耀湘将军仍然分别带领他们原来负责的第三十八师和第二十二师。廖耀湘现在看来要比在缅甸时表现得好，尽管他不像孙立人那样有冲劲和个性；孙立人顽固、自信，敢于顶撞任何人，包括史迪威。史迪威忙于到他们那里商讨作战计划，参观摩托化学校和军乐队、医院以及射击场，史迪威首次感到满意，因为自己是在真正地练兵。
史迪威曾在8月23日和10月25日两次在纪念孙中山的仪式上，站在中国国旗下用中文给部队训话，这让战士们印象深刻，因为他是在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而且是在讲他们自己的历史故事。他在讲话时适时地加入一些成语，例如讲到报效国家时便会提到宋朝抵抗蒙古人的大将岳飞，或者为了报仇雪耻而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他告诉士兵们说，自己是代表蒋介石的，他们要英勇作战，否则他将无法向让他担当此职的蒋介石交代。他提醒他们应当为祖国而战，并向他们允诺他们不必担心武器和装备的问题，因为他本人可以担保他们的装备不会比日本人的差。
蓝姆伽训练营，罗卓英和史迪威巡视士兵列队
“我现在没有时间生气了。”史迪威在家信里说。他还说自己的身体好些了，体重也增加了。“如果我长出一点新牙，眼睛再好一些，再把头发染一染，我一点都不像一个70多岁的人。”尽管加尔各答的一个医生诊断认为他的一只眼睛有轻度白内障，但他的视力仍然很好，可以辨别出细节。在看电影时他看到路易斯·斯通（Lewis Stone）扮演一名军官，“挺着肚子。他们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在新德里他要参加会议和接触“有害的文案工作”，这时他被指挥部里不管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的那种“气派和宏伟的做派压得透不过气来”。据说，德里的各种军帽上的徽章闪闪发光，以至于可以引导飞机在大雾时安全降落。史迪威发现自己陷入了这个战区的管理和人事纠纷之中，因为他负责战区里的美国部队。妒忌，辞职，“带有偏见的授勋，酒会”，参与驼峰航线走私，各种偷窃和丑闻——这些东西只有华盛顿派个检察官来才能够查清楚。参谋人员由于无所事事而感到厌倦，每天9点到中午上班，抱怨牺牲了他们的军事生涯，很多人还批评史迪威醉心于完成一项无望的使命，认为史迪威只是为了自己的野心，想加强自己的指挥权。但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不好。美国供应署署长的威勒“让人高兴”，而且战区报纸《中缅印战区通报》也在未受阻碍地发挥作用。史迪威对这份在他的战区内创办的报纸的唯一指示是：“如果你能确定属实，就把它印出来。”由弗里德·埃尔德里奇主编的这份报纸是美国在国外办的第一份军报，而且由于经常无所顾虑地抨击时弊，也是办得最富有活力的。
史迪威在8月30日写的家信中说：“我现在在社交界的成功已经无以复加，应邀跟总督共进午餐。简直高兴得不知所措。”这个总督是林利思戈（Linlithgow）勋爵。他是个身高6英尺6英寸（约197厘米）的苏格兰人，威风凛凛，很气派地住在辉煌的总督府里，这座总督府是大英帝国在建筑上的化身。总督府和政府大楼是由发红的沙岩建成的庞大建筑群，仿佛受到罗马风格影响的埃及建筑，都矗立在高出地面的坚实基础上，要通过引道上去。前面的拉加帕特（Rajpath）街是一条巨大的绿树成荫的大道，两边没有建筑物，好像是光秃秃的香榭丽舍大街，这条大道从印度门一头一直通向这里。在宫殿内部，在圆形有穹顶的正式接待厅里，猩红色天鹅绒幕布下面笼罩着两个御座。接待室非常气派，有18英尺（约5米）的窗子和发亮的东方地毯。天花板上有莫卧儿的王公们的华丽装饰，宴会厅的一张桌子可以坐下108个人，阳台上可以俯视整个花园，里面有经过剪裁的草木和各种喷泉。整个建筑的运作需要300名穿着白袍、步履轻盈的印度仆人。就跟法老或者凡尔赛的太阳王所建造的标志性建筑一样，这些统治者建造这些高大建筑原是为了展示他们的永恒和辉煌，并毫无疑问地宣告说，其建筑者认为他们在印度将永远待下去。
史迪威带着蓝姆伽的照片到重庆给蒋介石看，效果很好。经过几个星期的拖延之后，还需要空运去的几个师也立即被批准派遣。蒋介石通过照片可以看到训练和火炮的情况，显然感到很满意。“他怎么还能不满意呢，这个小犟驴？”史迪威还有点哭笑不得地指出：“在不断受到阻挠和敷衍之后”，最后得到前进的信号让自己感到无限安慰，“结果你几乎要对那个不愿意被帮助的人感恩戴德了”。他毫无疑问地认为，蒋介石“除非极其愚蠢，否则他应该是希望让这件事情继续下去的”。
1942年10月1日，重庆正准备接待一位非常重要的美国客人，这就是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他是自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之后竞选失败的总统候选人中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威尔基在国际关系中倡导“一个世界”理论，因此，尽管跟罗斯福在国内政策上见解不同，但在对外政策上却是一致的。作为罗斯福的出色对手，威尔基现在正以特使身份进行一次为期四十九天的环球旅行。根据蒋介石发表的声明看，他被中国人视为自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1897年到中国之后来访的“最高级别”的美国人。中国对威尔基如此感兴趣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理由，那就是预计他会成为下届总统。他身材高大，感情充沛，富于感染力，由于竞选活动很成功，现在正如日中天，很有影响力。中国人想在他身上花一番功夫，主要目的是想加强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而眼前的目的就是要美国投入更大的空军力量。蒋介石认为这意味着用陈纳德替换史迪威，而达到这个目的便是妥善调动各种影响力，而这正是中国人擅长的。
在操纵外国人方面，下至大妈奴仆上至蒋介石夫妇，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这是他们最拿手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自信十足，技巧上也无法超越。他们手段娴熟，不屈不挠，态度圆滑，往往能够达到目的。日本人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技术来制服西方，但中国人从来没有试图超越西方，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本来就比西方优越。尽管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历了很多，但是其实他们仍然顽固相信夷人是可以被操纵的。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英国的熊将军在到达伦敦时对同僚说：“让我见见英国官员，我就会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威尔基和宋美龄，身后是蒋介石
威尔基的访问极好地展示了中国人是怎样操纵美国公众舆论的。“他会给憋死的。”史迪威这样写道。威尔基的日程上将会有无休止的宴席、招待会、检阅、饭局、参观学校、工厂、女童子军和军工厂等。他将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下榻于中国宾馆，而非美国大使馆，这让高思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恼火。这样的安排可以保证威尔基的所见所闻都是中国人想让他知道的东西，正如史迪威所写的，这样威尔基就可以“免受美国人的污染。目的是让他筋疲力尽并通过大吃大喝让他麻木，在他的各种感官都变得迟钝之后，就可以对他灌输‘正确’的见解了”。
为了撑面子，重庆的警察把穷人所居住的棚子全部拆掉，那些特别凄惨的乞丐被赶出城外，此外还下令，在访问期间那些最破烂、最寒碜的店铺不得营业。街上挂满了彩旗，墙壁上刷满了标语；在从机场到市区的11英里（约17千米）的路边有学生夹道欢迎，他们一边摇旗一边呐喊。此外还要求普通民众从警察那里购买纸质的中国和美国国旗。威尔基不会看不出他看到的只是组织的排场而已，不过作为一个宽厚大度的人他又为此感动，说，这种“人民和情感上所表现的朴素的力量让人难忘，这也是中国最大的财富”。他行程就在这种基于粗略印象上的善意气氛中进行着。
在他参观的整个过程中，有两个中国人是始终不离左右的——那就是能言善辩的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董显光和朱绍良，朱绍良将军是蒋介石的亲信和西北第八战区总司令。尽管朱绍良将军不会说英语，但是他其他方面的素质弥补了这种不足。根据威尔基的说法，朱绍良是“我所见过的最让人亲切的人”，这无疑是选派朱的原因。威尔基无论是发表完讲话、参加完会谈还是刚刚结束宴席时，“总可以看到他笑容可掬地望着我”，这种笑容让威尔基感到中国是个“热情好客的国度，到处都是美国的朋友”。
威尔基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马上相信别人告诉他或者带他看的东西。然后他又通过10份报纸的连载和一本叫《一个世界》（One World）的书把他的印象传达给美国公众。这本书立即成为畅销书，发行量极大，在前四天里的订单就达20万本，在八个星期里售出了100万本。中国人真是做了一项非常好的投资。
中国还在周围是西式建筑的大操场上为他举行了部队检阅。要人们都盛装参加，卫兵和警察都戴着白手套，士兵以完整的队列，迈着经过改造的德国方步通过，他们的装备极好，都头戴钢盔，手拿武器，后面跟着坦克、战车和拿着小旗子的骑兵队。这是一支供人检阅的部队。这位贵客还看了成都军校几千名士官所进行的“令人兴奋的”演习。他们手持步枪举过头，游泳通过一条水流湍急的河，冒着榴弹炮火爬上山并剪断铁丝网通过。他没有看到用绳子捆绑的壮丁，训练三周就发配前线的士兵，或者送到蓝姆伽充数的那些骨瘦如柴的病人。因此他报告说：“中国的部队是团结的；其领袖是训练有素的能干的将军；其部队骁勇善战，知道为何而战，也知道怎样作战。”民众积极踊跃，士气高昂，“甚至大户人家的孩子也以列兵身份参军”——这种说法显然得归功于富于想象力的董显光。
史迪威闷闷不乐地看着威尔基浸泡在各种宣传之中，这些宣传使得军队的改革不太有必要了。国防部为威尔基在中国军人俱乐部举行了一次有蒋介石参加的鸡尾酒会，酒会上何应钦将军提议去靠近西安的黄河转弯处看看“前线”——那也是史迪威二十年前修路的地方。有好几个这种代表日战区边界的象征性前线，客人经常在陪护下被带到这里。史迪威将军面对一屋子中国高官大声说道：“当然，威尔基必须要去。他可不能错过这个地方。这是中国最大的市场。这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一起从事贸易、互通有无的地方。”除非有意，史迪威很少鲁莽无礼，他说这样的话无非是对各种虚伪的门面感到不耐烦：“噢，算了吧。”
威尔基自以为是自己提出的参观前线之事，在消除了“委员长对他安全的担忧”之后顺利成行。他们一行通过火车和手摇四轮小车去黄河，史迪威曾经跟冯玉祥的部队步行走过这条路。前线就是黄河，最宽处达1200码（约1097米），而威尔基也由于“不像想象的那样有人身危险”而有点失望。然而“通过望远镜盯着日本人的枪筒”还是让人满意的。陪他去的蒋介石的小儿子蒋纬国上尉给威尔基指出这里并非让人参观的地方，这让威尔基很满意。蒋纬国回到火车的餐车时手里拿满了礼物，有日本骑兵用的大刀，也有上好的法国葡萄酒。他说这些都是战利品，突击队夜间渡过黄河，回来时往往就带着各种东西，包括“俘虏和军事地图”。不过并没有把俘虏给威尔基看。
驻华记者经常参观这些“冷战场”，在这里他们往往可以看到成堆的日本大炮、头盔以及其他装备。为了验证这些东西是不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以供参观之用，据说一名记者曾经把自己姓名的头字母刻在头盔上，并在几个月后另一次参观时再次看到了它。
除了不可忽视的通货膨胀和它所造成的各种破坏之外，威尔基对蒋介石治下的各种缺陷沉默不语，这也是为了盟国的大业和对中国习惯性的理想化的结果。对于各种让人不安的使人想到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痕迹，他委婉地称之为发展的“训政”阶段所必需的“中央控制”。如果有教师、编辑或者大学校长告诉他有腐败、压迫或跟敌人私通的情况时，忠心耿耿的董显光就会向他保证——然后他再向美国民众保证——那些对抗这些邪恶势力的正义力量总是能够得到蒋介石的“坚定不移的支持”。穿着长衫的蒋介石镇静而矜持，看上去像个学者，在威尔基看来，蒋介石“比传闻中的还要了不起”，而蒋夫人对这位可能的美国下届总统不断施展各种魅力，无疑加强了这种印象。威尔基尽管年事已高但热情犹存，他受到了影响并想出了继续这种相识的妥善方法。他建议她对美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样还可以达成另外一个意图，那就是让他更加相信“让我的国人了解亚洲问题至关重要”。“有头脑，富于说服力和道德感……机智而有魅力，慷慨而善于理解，态度优雅容貌美丽，强烈的信仰……蒋夫人将成为完美的使者……我们将会对她洗耳恭听”——这个预言不久证明是正确的。威尔基对自己的想法感到十分兴奋，在最后跟蒋夫人见面时不断告诉她“明天”就跟他乘同一架飞机去，他保证罗斯福总统会给她所有想要的飞机。
蒋介石对英语懂得很少。根据在中国长大并曾参加这些会晤的大使馆的约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的说法，体格健壮、胸膛宽大、头发蓬乱的威尔基在蒋介石眼里不过是那种身上发出生牛肉味的外国人，以至于客人走后蒋介石立刻吩咐打开窗户“让外国人的气味散掉”。
史迪威尽管不想试图影响谁，不过他现在觉得有这个必要了，因为刚刚回来的戴维斯从华盛顿带来了令人沮丧的报告。“这个战区完蛋了。没有援助来了……居里看来想掐我的脖子。中缅印没有希望。‘主要战略努力是在别的方面。’总参谋长说不会派地面部队。”同时他接到警告说：“蒋介石正在计划玩弄诡计并在指挥上搞花招。”史迪威试图在威尔基见蒋介石之前让他了解一些基本事实，但是威尔基已经累得昏昏欲睡，看上去没有听进去对他说的话。史迪威次日又跟他谈了话。“一无所获。他什么也没有问。完全被蒋介石夫妇糊弄住了。建议我也敷衍敷衍。胡说八道。”次日史迪威又写道，威尔基“要么筋疲力尽了，要么就是对我无所谓。几乎什么也没说，也没有问什么。态度很明显”。
史迪威与陈纳德
与此相反，根据蒋介石夫妇的建议，威尔基对陈纳德却很照顾，结果陈纳德有机会向他解释怎样以中国为基地发展空军来击败日本人的计划。陈纳德的结论跟蒋介石夫妇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支持这个计划，必须让他代替史迪威成为战区指挥。只要史迪威还在控制，那么通过驼峰航线运送的物资大部分将被分配给中国步兵部队，以备发动烦琐的陆地攻击，而蒋介石对此毫无兴趣，陈纳德更是充满蔑视。他们的兴趣是一致的。作为盟国，蒋介石必须积极作战，他现在想通过空军满足这个条件，这样他只要提供机场就完了。陈纳德因为跟美国军界闹翻了，愤愤不平，正试图通过让飞虎队独自赢得战争证明他的空战计划并彻底复仇。两人出于各自的考虑，这些都需要美国空军参战。对于未来的中国来说，中国空军要比美国空军更有用，但正如陈纳德所发现的，现在还缺少这种气势。
现在他的飞行员已经很有名气。他自己往往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至于认为日军5月份从缅甸进攻云南的时候正是飞虎队阻止了日军跨过萨尔温江。他的飞行员接受了迅速灵活的战术训练，并屡次在与日军空战时取得优势，而陈纳德把这等同于阻止了日军的地面部队。另外，他们遏制了日本在华东城市进行的恐怖轰炸，再加上地上放了很多逼真的假飞机，这使得重庆免于一年四季连在冬季也受到无情轰炸。他们的威力通过各种非正规途径广为传播，结果陈纳德成了中国人心目中最知名、最受人敬慕的英雄。
空军成为制胜武器是再自然不过了。很少有人停下来考虑一下，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飞机也离不开机场。有一次在视察的时候史迪威对工程部军官亨利·拜罗德（Henry Byroade）大为不满地喊道：“你造这个机场要干什么？”
“噢，陈纳德说他需要这个机场。”
“他打算怎么保护它？”
这是问题的实质。陈纳德及其信徒们眼睛只盯着“最佳方式”，认为中国部队自会做好防御的，而他们对中国军队知之甚少。这些飞行员由于其职业的缘故往往忘记了地面，并跟曾派去解救史迪威的斯考特上校一样相信“上帝是我的副驾驶”。斯考特的看法代表了飞行员对中国的看法，他曾经写道：“西安在昆明以北。”这条信息的实用性就跟说波士顿在墨西哥城以北一样微小。
由于坚持进行乏味的陆地训练，在陈纳德及其狂热的追随者看来，史迪威成了一个只知道苦干的、早已落伍的老顽固，正为空军的胜利制造障碍。不管用什么方法排除他——利用政治影响力也好，通过关系也好，或是调动宣传也好——都是合情合理的。威尔基提供了一个可以直接通达总统的途径。
按照程序，陈纳德未经史迪威允许不能直接去见威尔基。让陈纳德吃惊的是，尽管史迪威知道他有不良的意图，但还是准许了。史迪威说他可以随便告诉威尔基任何事情，甚至可以陪同威尔基去重庆郊外的白石驿机场——在那里，陈纳德正站在一排排机头画着鲨鱼的P-40战斗机旁，煞是威风。史迪威让他们两个在陈纳德的办公室单独谈了两个小时。威尔基离开时带了一封日期为1942年10月8日的转交给总统的信，这是这场战争中最不同寻常的文件之一。
在这封信中陈纳德宣称，只要有105架新式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和12架重型轰炸机并及时补充，他就可以“击溃日本……可能在六个月以内，最多不超过一年”[1]。他告诉总统说，这是他作为一名职业空军飞行员的“专业意见”。这个军事任务“十分简单”，障碍只有一个。陈纳德对自己的想法倒不是吞吞吐吐，而是开诚布公：他要求成为“美国驻华全权指挥官”。如果这一点达到了，他带给罗斯福的不光是军事胜利。他像一个政治家一样，说自己“相信……不仅能够打败日本，而且能够使中国人永远成为美国的朋友”，而且“我可以促进友谊使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中成为美国最重要和最融洽的贸易市场”。陈纳德并没有详细解释怎么完成承诺，也许这是他的精明之处，却转而考虑他的军事战略。其基本依据是“可以在中国击败日军”，而且他可以击败飞机产量有限的日本空军，方法是“让它跟我在我选定的地方作战”。在这样牵制了日本空军之后，美国在西南太平洋的部队就可以“随意”前进，同时“我保证会摧毁日本的主要工业中心”。
为了让他完成这个计划，必须建立并保护从印度通过驼峰的空中运输线，但并不是用现在的方法（他显然是指史迪威），因为这种方法“完全未能真正理解空军的用途，甚至缺乏基本的军事战略”。与此相反，如果陈纳德得到“完全授权”，他会像西皮奥·阿弗里卡纳斯（Scipio Africanus）通过攻打迦太基（即攻打日本本土）来保卫罗马那样保护驼峰航线，或者像格兰特将军那样通过切断李的交通线而击败南方。整个计划很“简单”——这个词在整个信中重复了四次——另外也很简单的还有：他宣称“对成功毫无疑虑”以及如果得到实权，“我会击溃日本”。前提是“我完全有主动出击的自由”，并可以自由地与蒋委员长直接接触。他信中唯一提到中国陆军的地方是，大致说他的计划将“使中国地面部队成功作战”。
这封信是一个军事上的救世主的自我宣告。这就是为什么陈纳德强烈希望得到最高指挥权，因为否则他就无从完成救世主的使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对挡住他路的史迪威的不满会变成一种恶毒的仇恨。从军事上说陈纳德的提议有种“简单的”逻辑，假如战争中没有其他因素也许是可行的。由于他忽视了各种现实情况，正如后来马歇尔说的，他的看法只是“胡说八道，不只是蹩脚战略，纯系胡说八道”。但对罗斯福来说事情就不是这样明了了。这样的信本来可以被斥为狂言妄语，但却因为来自一个表现出众的勇敢战士而有了分量。陈纳德老是津津乐道他自己，这跟麦克阿瑟将军的自信颇为相像，在到处是悲观和混乱的情况下这样的情绪倒是很难得的。陈纳德之所以值得注意，倒并不是因为总统相信他能够“打败日本”，而是只要他能够完成他承诺的一小部分，那么对他给予支持就是值得的。
在陈纳德的信发出之后，蒋委员长进一步通过他的美国亲信、海军武官麦克休上校施加压力召回史迪威。麦克休原是语言教官，曾经编过一本中文教材。在30年代曾是蒋介石当时的顾问端纳的密友和一起打高尔夫球的伙伴，当时每星期要在蒋介石家吃三四次午餐。由于熟知“宫廷秘密”，他成了约翰逊大使的耳目，这让当时同为武官的史迪威上校很不痛快，因为史迪威看到麦克休老是有各种内部消息，并总是跟大使嘀嘀咕咕。
蒋介石夫妇邀请麦克休来吃午饭，并向他强调了用陈纳德替换史迪威对盟军大业的好处。麦克休完全赞同这种建议，在给海军部长诺克斯的报告中说，史迪威执意要夺回缅甸，完全是出于他吃了败仗后的个人野心，这浪费了军事力量，使得无法根据陈纳德的计划配置空军力量。“如果史迪威和比斯尔将军及其庞大的参谋班子被撤除”，特别是如果“把指挥权交给陈纳德的话”，那么蒋介石必将受到鼓舞，而“该战区的战事也必将大为改进”。蒋委员长希望由陈纳德全权负责。比斯尔也好，布里尔顿也好，或者史迪威的空军参谋也好，他们都不懂基本的空中战略，而史迪威本人“甚至不能想象空中打击对日本造成的破坏程度”。
海军部长诺克斯将报告转给陆军部长史汀生，史汀生又给马歇尔看了，马歇尔勃然大怒，特别是听说麦克休曾经在德里把他的想法给韦维尔也说过了。马歇尔认为这种干涉对美国在中缅印战区的战争努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并愤怒地指示海军不要让当时正在回国途中的麦克休再去中国任职。同时这个文件的副本也送交美国总统，据说总统“非常感兴趣地”看了文件。
由于罗斯福已经打算叫史迪威离开，他开始考虑陈纳德所施加的压力以及集中空军力量的想法。但是他遭到了陆军部长和陆军参谋长的反对，因为他们都认为必须重新收复缅甸，这不是反对使用空军，而恰恰是为了支持空军。为满足中国的陆军和空军的需要，必须要有一条可靠的供给线。正如史迪威当时给史汀生的信中说的，史迪威错误地认为空中运输队“只能运送重要物资的一小部分”。虽然陆军部不是那么悲观，但在评估陈纳德的计划和麦克休的报告时指出了关键一点，那就是，即使空中运输队增强到可以运送必需物资的话，但是只要日本人还占领缅北，这条路线本身以及终点阿萨姆邦都是易受进攻的。为了保护空中运输线就必须进军缅甸。为了向中国地面部队输送战斗物资，必须要有陆上线路补充空中运输线。作战部表示，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能通过战斗夺回缅甸”。
对后勤保障和空军的陆地支持毫无兴趣的蒋介石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看法。陈纳德及其众多支持者也一样。
陈纳德想得到最高指挥权的想法不可能被美国陆军部认真考虑。他被军事部门看成一个异类，更加糟糕的是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那就是走“外线”直接诉诸总统，并仍然动员其信徒继续游说。但是犯有救世主综合征的人从来不承认有办不到的事，因此陈纳德在他的公共关系助手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的狂热支持下仍然相信指挥权应该是自己的。由于相信政治影响力必然可以成就一切的蒋介石夫妇也在不断努力，加之哈里·霍普金斯也听从艾尔索普的话，于是这件事就继续紧锣密鼓地进行并逐渐取得了成效。
马歇尔和史汀生在分别同宋子文会晤时明确重申了对史迪威的支持，宋子文准备10月10日离开美国回重庆。马歇尔和史汀生明确表示援助是有目的的——那就是希望展开军事行动。正如史汀生所说的，给中国提供援助，依赖于重新打开地面运输线，打开地面运输线依赖于军事行动。由于只能承认英国人和中国人不能很好相处，因此这又依赖于美国代表要成为“能打仗的军事领袖”，而不只是圆滑和讲究外交辞令的人。他要求宋子文告诉蒋介石，“更需要的是辣椒而不是糖浆”。
马歇尔私下告诉了史迪威，居里和麦克休正在活动将他撤换，并向他保证了自己对他的支持，同时也建议他“要比常人应该有更多的耐性和宽容，而这种素质正是你个性中所缺乏的”。
重庆的冬天到了，带来了雨水、雾气和烂泥，不过这至少比过去几个月极为闷热的天气要好受。何应钦处在比较通融的时期里。在史迪威提醒他中国若想继续得到租借物资，就必须在训练30个中国师上表现出行动后，何应钦表示会“解决所有问题”。“天哪，这是可能的吗？”史迪威对此难以置信。每一次许诺都让他相信他是在取得进展。
为了准备缅甸地面作战，战略情报局派了一个由前财政部人员卡尔·艾夫勒（Carl F. Eifler）上校带队的特遣小组，主要目的就是不让日本人使用密支那机场。特遣小组通过破坏铁轨、桥梁、机车和河上运油船来减少对空军基地的燃料运输。史迪威对他临别的话是：“艾夫勒，除非我听到缅甸那边发出了轰隆巨响，否则我不想再见到你！”
对于有能力和主动性的助手，史迪威是很乐意赋予权威的。曾负责整个战区庞大的后勤问题的威勒将军回忆说：“他从来不告诉我该做什么，他只告诉我他想要什么。”有些心怀不满的人时不时地想调到机会更大的战区去，但那些“一向可靠的人”留下来了：副官比尔·贝尔金（Bill Bergin）以及他总部参谋班子的“骨干”、代替多恩（多恩现在被任命为炮兵军官）的高级助手卡尔·阿诺德（Carl Arnold），作战部军官鲍威尔（Powell），医务官威廉斯，梅里尔，还有保罗·琼斯。史迪威已经让当时是中校的儿子小乔来到情报部任职（他11月到达），此外还召来他的女婿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Ernest Easterbrook）上校，伊斯特布鲁克后来跟阿姆斯上校一道加入蓝姆伽的参谋班子。史迪威从德里带来了琼斯，因为他想有个老朋友在身边可以谈谈自己的家人，而琼斯又是个不可多得的人。“保罗到任何地方都能胜任——不管是搞铁路运输，负责物资仓储，驱使苦力干活还是修卡车。我希望能有100个像他那样的人。”对于那些“背叛我们的人”，史迪威在多恩的帮助下设计了挂在双十字架上的叛徒勋章。“平基不高兴了——跟很多人发脾气……他对那些虚伪和摆架子的人都充满了厌恶。”
10月14日，在接到美国对“三项要求”的答复之后，蒋介石准备参与对缅甸的进攻。他给史迪威看了中国的进攻计划（实际上就是史迪威自己的计划），而他坚持要投入15到20个中国师参战的先决条件，就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派遣足够的海军舰只和航空母舰在孟加拉湾拥有海空优势，并在仰光进行两栖登陆。现在的问题是让英国人参与。为此，史迪威10月15日赶赴印度。为了让两个都很别扭的盟国一道参加行动，史迪威采用了他所说的“扯袖子”的方法。“见鬼，我现在成了个跑腿的了，”他解释说，“我跑到重庆去扯蒋介石的袖子，告诉他最好准备沿萨尔温江下去，因为英国人准备从南部进攻缅甸……如果英国人独自这么干了，中国人可就没面子了。然后我又到印度去扯阿尔奇的袖子，”并告诉他说，“委员长准备沿萨尔温江而下，你们最好也动起来。如果中国人有胆量打而你们英国人不行，到时候你们白种人的负担[2]可就够你们受的了。”
英国人已经开始因为蓝姆伽中国部队不断增加而开始制造麻烦了。虽然韦维尔同意增加中国部队，但是印度总督林利思戈勋爵向伦敦汇报了此事。史迪威又火了。“他们一心想把事情搞砸。给乔治[3]发了一封急电请求帮助。”如果英国人阻止中国人进入蓝姆伽，蒋介石会把这看成是侮辱并可能会“退出整个计划”。史迪威意识到，英国这样做的动机是出于“长远的政策考虑：害怕中印合作”。长远政策——对英国来说是指大英帝国，对中国人来说是国民政府的生存——主宰了两个盟友在战争中的行为方式。他们所担心的并不仅仅是赢得战争，而是在赢得战争的同时还能够增进或者至少维护既有利益。当时的美国还没有接受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就是政治的继续的看法。当时战争仍被视为一种非常态，应该尽快结束以使社会可以正常继续。
在德里，韦维尔找了很多麻烦，明确表示正在往蓝姆伽的两个中国师是不受欢迎的：铁路已经很拥挤，每天最多可以运送200名士兵，卡车和畜力车不够，占用了驻印军的资源。“他们不想让中国人参加缅甸反攻。就是这样。”韦维尔想知道还有多少中国士兵要来，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天哪！我告诉他们是为了帮助我们盟国夺回缅甸。”
英国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几个月后，中国新闻部在1943年7月出版的地图中已经把缅北像从前那样划入了中国版图。
跟韦维尔会晤的第三天，史迪威发现事情突然出现了变化。“他们会在利多给我们一个地方。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供给……一切都顺顺当当了，很明显乔治施加了压力。”韦维尔总体上同意了以重新夺回包括仰光的缅甸全部为作战计划基础的“安纳吉姆”计划。给史迪威指定的、可以让蓝姆伽的中国部队推进的地方是缅北的胡康河谷，因为英国人相信史迪威不可能从那里通过。目的是夺取密支那及其机场以及与云南部队会合。成立了联合计划部，由梅里尔代表史迪威参加。根据计算，运送中国部队从蓝姆伽到利多，再到缅北并维持他们在战场上的需要，这需要800辆卡车，并需要在350英里（约563千米）的运输线上每天运送200吨的补给。英国方面提供500辆卡车此外还有运送炮的畜力，此外，他们还很有先见之明地建议考虑空运。当时共有100万印度人参与机场建设。此外，还进一步达成协议，即美国负责修建一条从利多通过胡康河谷的道路为战役提供补给，道路随着战争的进展最后与滇缅公路连接。
利多公路是另一个美国“援华”政策的计划中英国人所不喜欢的东西。他们为了维护船运公司的垄断地位，情愿前沿地带没有道路，特别是他们不想让中国人接近印度。他们名义上同意了修建道路，这是因为华盛顿坚持这样做，另外，公开拒绝会大大激怒中国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暗中反对或者阻挠这个计划。虽然英国工程师曾经修建过一条几乎同样困难的穿过达武山口的路，他们还是声称无法修建利多小道。不能修建，因为这是浪费人力物力，是糟蹋现有资源。他们同意发动仰光战役，是希望这样不必再修一条公路，但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夺取新加坡而非仰光，所以攻打仰光的承诺并不坚定。
“让两个民族联合起来揍日本人可不是容易的。”史迪威在家信中说。不过在他看来，事情有了进展。他发现英国佬中有些“好家伙”，而且在跟林利思戈勋爵一道进餐时，勋爵不断问他战后中国人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史迪威对勋爵的看法是：“他自己是花了些心思的。”《中缅印战区简报》总编埃尔德里奇在给史迪威家人的信中说，乔大叔“还在像个蟋蟀一样四处蹦跶……到处管闲事”，并违反了所有着装规定。他原先最不愿意穿短裤，但“现在他赴晚宴都穿短裤”，尽管太阳落山就不许穿了。他那顶老式军帽在热带透气且实用，但是他系帽子用的是根鞋带而不是皮带。
蒋介石的态度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现在愿意合作了。在11月3日的会议上他同意在云南投入15个师，将他现有的炮兵配备给他们，并会在次年2月15日前准备就绪。当史迪威说如果这些部队是些精兵强将的话，那么15个师应该够了，这时蒋介石在蒋夫人的示意下，立即表示同意让他挑选这些师并指定指挥官。正如后来史迪威回味过来的，这样的话自己再打败仗就说不过去了——当然，假如这个建议被付诸实施的话，但是实际上这个建议并没有实施。蒋介石同意由史迪威统率蓝姆伽的部队，并可以随时撤换罗卓英。此外，蒋介石重申必须有海上和空中的控制权，“否则他不会行动”。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就太好了。我们取得了最大进展。”出人意料的是，促成这种变化的是已经到达重庆并参加了会晤的宋子文。宋子文的地位取决于他能够弄到多少租借物资。在跟史汀生和马歇尔会谈之后，他得出结论认为跟史迪威合作要比跟他对着干好。他来时给史迪威带了一块手表和一个打火机作为礼物，并显然让蒋介石相信，同意军事行动要比抵制它更可能使他从美国得到更多物资。宋子文现在代替即将赴美的蒋夫人成为一个积极的盟友和与蒋介石联系的中间人。这时史迪威的笔记里那个不好听的绰号不见了，看来他对宋子文的帮助是真心感激的。跟中国军政部的会晤开始有效果了。“嗯，现在有进展了。真的接受了进攻计划。真正在调配部队，减少师的数量，让部队满编，增加武器，配备炮兵……有人传说我现在在这里说话算数了——从他们对我的态度上可以明显看出来。”
在史迪威的坚持下，宋子文甚至让他得到了这种承诺，保证第一次缅甸作战时的供应处处长俞飞鹏和原第五集团军司令杜聿明不得跟Y军发生联系——至少当时看起来如此。但是就杜聿明来说，中国人内部的各种关系要比承诺更强，结果就在史迪威以为已经摆脱他的时候，他又以另一种身份出现了。
关于供应和运送组成Y军的30个改编师的计划，这是在中国军政部作战处参谋人员和专门从德里赶来的威勒将军商讨后拟定的。仓储和交通控制、医疗、信号和工程服务以及从蚊帐到榴弹炮的各种设备都在议程上。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作战处的美国参谋们已经详细计算了要使各师满编在人员和物资方面的具体要求，以及分别需要配给多少租借物资。据计算，为了Y军的初期作战需要，在2月15日之前的三个月里必须经驼峰航线运送4300吨物资。因为这挤占了供给陈纳德的燃料的舱位，他提出了激烈抗议。史迪威此时主要把他视为一个不守纪律的爱虚荣的人而非主要对手。在上一次抗议时史迪威曾经提到“陈纳德嗷嗷叫。他让人难受。仍然对比斯尔不满。告诉他闭嘴并服从命令”。但事情并没有完。由于Y军的需要，加之史迪威计算中国地面部队将会持续需要每月3500吨的物资，这很快使事态陷入危机。
史迪威已经盘算次年再训练30个中国师，最后再训练30个师，最终是将中国军队改编成100个满编师。他还计划在夺取缅甸后对汉口发起进攻，之后再进攻徐州——那是1927年他任职时去过的地方，从这里可以对日本发起空中打击。史迪威不但不轻视空军，相反在给宋子文的备忘录中敦促说“为此次战役要大力加强空军，同时也利用空军对日本发起密集、不间断的轰炸”。
中国军队对缅甸战役的支持正在增加。据宋子文说，他们觉得史迪威是唯一仍然对中国军队抱有信心的人。在很多人围坐一桌的全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与会者向史迪威问了一些严肃和实在的问题：“我们是真正在做事。”军械处在待命，各师得到了加强，炮兵的配备容易了，美军供应署也听从建议了。军械局局长俞大维“完全支持我们”。李宗仁“表示敬重、非常友好……这些家伙现在都支持夺回缅甸”。史迪威在11月19日写道：“我们正在前进”——这里话有些过了；“如果我们能在韦维尔下面烧一把火……”
两天后这火苗便闪烁不定了。“印度那边消息不妙。英国佬想进行有限的进攻。他们的目标非常可笑——若开山区，钦山，加列瓦。”他们的海军上将詹姆斯·萨默维尔（James Somerville）爵士以及皇家空军都在推脱。“总而言之，他们想在缅甸北部修建工事并在秋天来到后再认真考虑进攻。”再次出现这种游疑不定的态度反映了北非战场的进展难以逆料；盟军部队在11月8日登陆后经历了一系列的混乱，目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战事将会延长，而且排除了在1943年底前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在太平洋，两艘美国航空母舰在防守瓜达尔卡纳岛的战斗中被击沉，结果太平洋舰队只剩下最后一艘航空母舰。在大西洋的舰船损失也很大，尤其是在摩尔曼斯克附近，在一支由40艘船组成的舰队中一次有13艘船被击沉。在各条战线都需要支持的时候，战略和目标难以达成一致的中缅印战区并不是盟军乐于投入资源的一个地方。
马歇尔在给史迪威的一封信中说明了这种情况，信恰巧是在感恩节收到的。史迪威对来信做了如下总结：“对于我们的‘战争’，我们慷慨地分配到了：1.我们已经得到的租借物资；2.训练人员；3.一些机械设备，数目不详；4.‘运输线效率将日益提高’。天哪。这就是我们发动进攻所得到的支持。我不知道他们会给非洲提供什么。我就用这种前景去安慰中国人吗？”那天晚上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花生米和我同在一个木筏子上，我们只有一个三明治，而救援船正在驶离我们。”
他给陆军部的回复怒气冲冲，尽管信不是写给马歇尔的，但显然是针对他的。信中说，如果这就是他实际上得到的支持的话，那么以后大可不必口头上表示怎样的支持。马歇尔写了回信：“我收到了你骂人的信，并对你有这种反应表示理解。”
在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一周年之际，韦维尔建议“取消”缅北战役。这场战役休眠了，尽管完全死亡是一个月后。韦维尔做出这个举动时史迪威恰好收到了马歇尔的信，信中表示，已经决定增加美国对此战役的援助，其基础是重新开通缅甸的陆上交通，以更好地从中国发挥空中力量。在艾森豪威尔的北非战役之后史迪威的需要将得到优先考虑，为表明这种意图的严肃性，还计划提供6000名美国工程部部队用于筑路等任务。
史迪威赶到印度。英军总部“非常悲观，处处设置障碍”。韦维尔咕哝地说了各种困难：“所有的事情都很难……在雨季无法给孩子们提供供给。日本在内线有公路网……对中国的Y军疑虑很大。想等到1943年11月再认真考虑。”目前韦维尔以将原先的7个师计划削减成3个师，并无法承诺提供更多的部队攻击实兑并在钦敦江组织一条战线。
这一次，华盛顿对伦敦施加的压力没有起到作用。史迪威的原情报官、当时在陆军部供职的罗伯茨上校告诉史迪威说：“他们想方设法不想让中国部队在缅甸作战。”英国人坚持说他们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控制孟加拉湾并支持仰光登陆。因为这是蒋介石参战的条件，所以不满足这个条件肯定会使他退出的。史迪威回去时感到重庆的准备工作已经冷下来了。何应钦又开始使用故意拖延的战术并以没有时间为借口。在讨论的过程中史迪威收到他的一封长信，“告诉我摔破了一些箱子，还摔破了一瓶子碘酒！然后向我们解释希望我们在处理时遵循怎样的程序”，史迪威愤怒了。这个人一人身兼史汀生和马歇尔的职务，可“现在因为印度弄洒了一瓶碘酒而小题大做”。这种琐细的命令跟在缅甸溃败时蒋介石要求给部队提供西瓜如出一辙。失望至极的史迪威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民必然有极大的凝聚力，这才能使他们忍受他们所谓领袖们的严重渎职和乱政。”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才不断努力，直到他任职结束。
战地记者们搭乘乔大叔的“战车”，左二史迪威，左三《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埃金森，右二（坐地上者）《时代》的白修德
12月28日，蒋介石通知罗斯福说自己原先提出的在孟加拉湾保持海上和空中优势的条件未能满足。罗斯福强调了重开陆上供给线的必要性，并说他（罗斯福）将马上与丘吉尔磋商此事[4]，敦促蒋介石在此之前先不要否定此事。忧心忡忡的马歇尔发电报给史迪威说，要“想方设法”使进攻可以开始，但是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史迪威不断给宋子文发送备忘录，提出了种种理由，包括中国自身的利益、未来的战略，以及撤销计划可能对未来援助的影响等。他竭尽全力提示说，假如中国不能发动进攻，他本国政府就有理由问：“既然中国目前的现状是这样，考虑到其现在的人员、组织和政策，美国还值得在中国战区投入更多的努力和资源吗？”史迪威所处地位的软弱之处在于他没有权力假设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1月8日，蒋介石正式拒绝发起进攻。他无须等待罗斯福跟丘吉尔商量之后再决定。事情已经明摆着他们无法满足他的条件，而对他来说，除非盟军认真对待这场战役，否则他不愿意勉强参战，尽管这符合中国的利益。他告诉罗斯福说，“如果海军无法控制缅甸海域”，这场战役最好推迟到秋天。如果中国再在缅甸失败，这对中国将是一场灾难，因此“在现在情况下我的唯一的选择便是谨慎小心”。他又提出了他一直想要的东西——根据陈纳德的论点，甚至是照搬陈纳德的原话——要加强美国空中力量，指出“空战的巨大潜力”，以及回报“远远超过投入”的前景。
史迪威把这一天说成是“黑色星期五”。他对此深恶痛绝，但并不轻言放弃。在经过了这么多拖延和挫折之后，他怀疑是否能在原定日期发起进攻。他意识到蒋介石已经跟陈纳德站在了一起，但显然认为自己有陆军部的支持，再加上史汀生会写信热情相助，自己的地位将会加强。由于已经跟宋子文成为盟友，加上中国军队内部的鼓励，甚至“花生米”也并非不可控制的。他认为中国人为了能持续得到美国援助，就会竭力取得美国好感，而他可以借机推动他的军队改革和训练30个中国师计划。他认为仍然可能给蒋介石发一个最后通牒，并起草了一份，“如果乔治同意拟从华盛顿发出”——对总统并未提及。他继续施加压力加强X军（蓝姆伽）以及Y军。曾士奎来了，“还是老一套：‘为了四万万人坚持到底’”。
1月16日，史迪威意外地被邀请参加授勋仪式，他因去年4月的东枝战役中在战火中的英勇表现而被授予优异服务十字勋章。史迪威在指挥部的门口遇见了多恩，这时他发现参谋官都表情肃穆地在院子里列队站立着。贝尔金上校走上前跟他握手并说：“请站在那里，先生。”
“这是干什么，要处决我？”史迪威仿佛要遭难一样喃喃说道。
贝尔金开始朗读嘉奖令，说史迪威“出现在前线中国师的阵地上，以身作则”激励这支部队再接再厉终于夺取东枝，此外还提到了他在前线的其他表现。“谁弄了这些废话来？”史迪威低声说，有些不知所措。小乔上前一步，尖声说“站着别动”，并给他别上了奖章。《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埃金森（Brooks Atkinson）以及《时代》的白修德报道此次仪式时语调略显热情，这是媒体对史迪威所惯有的，此外，《纽约时报》还发表了“给乔大叔授勋”的社论。受勋者却不为所动。在写给妻子温妮的信中他说：“整个儿都是废话，因为一点儿小事而大加渲染，完全是小题大做。这让人难为情，好在时间仍在继续，这些东西很快就会被遗忘。”
[1] 陈纳德准备用一支由147架战斗机组成的空军在六个月内打败日本，但实际上又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才击败日本，而且不包括陆军和海军，仅空军就动用了9支部队从印度、中国、太平洋和阿拉斯加参战，还有一支海军航空兵参战，到1945年海军航空兵有90艘航母和14847架战斗机，最后还是投了两颗原子弹，才打败了日本。在1945年8月初，仅对日本的一次袭击就动用了801架B-29轰炸机。
[2] 白种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出自吉卜林的诗，指白种人照顾其殖民地其他人种的所谓义务。——译者注
[3] 指英国国王乔治六世（1895—1952），1936—1952年在位。——编者注
[4] 指计划在1月14—23日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