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5月
缅甸是不是能守住以保证进入中国的大门敞开，还是会重蹈新加坡的覆辙，这是现在的关键问题。事态的发展给了史迪威第二次担任作战指挥的机会。虽然这并不是他使命的最初或者主要目的，声称让他统率中国派往缅甸的两个军无非是蒋介石做出的一个友好姿态，但是史迪威还是很想抓住这次机会。他知道，如果由中国人自己做主，他们是不会在缅甸发动必要的进攻的。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担任指挥会不会被批准。
新德里是个于20世纪20年代为显示英国统治者的威风而建造的印度都城，气派、宽敞、浓荫覆盖；在这里史迪威参加了一次总司令部会议；司令部“极大，足够我们整个陆军部用的”。满满一屋子的中将、少将和准将，而前线只有区区三个旅，显得很不相称。他不无道理地怀疑这次聚会是出他的洋相的，因为英国人觉得这很可笑：一个官阶很高的美国将军接受一项使命，可手下却没有部队可供指挥。他开始询问有关缅甸的局势，却发现“除了军需长大家都一无所知”。参谋部似乎没有进攻计划，没有同中国人的协同战略，也没有有关敌人实力或意图的情报。“英国人连一个俘虏都还没抓到。”
史迪威继续往东前往加尔各答，这个从前的都城熙熙攘攘、肮脏不堪，是从印度东海岸去缅甸的起点。他在这里等待2月28日从后来陷落的爪哇飞过来的韦维尔。韦维尔“疲惫、沮丧，简直被打垮了”。在加尔各答旧政府楼阴森的餐厅里他一边吃饭，一边告诉史迪威这三个月来失败的经过。陪同他来的是美国空军少将刘易斯·布里尔顿（Lewis Brereton），他曾在爪哇任职，现在准备指挥驻扎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归史迪威统辖。布里尔顿自视甚高，还拿着一条猎鞭。“他妈的一个空军军官拿一条猎鞭干什么？也许是赶鸟用的？”史迪威对多恩嘀咕说。几个月后史迪威乘坐布里尔顿将军的飞机，跨入机舱时他瞠目结舌：飞机上铺的竟然是一块剪裁得正合适的精美的波斯地毯。
史迪威带领众人步行出缅甸的画作
韦维尔和史迪威相遇的那天，在孟加拉湾那边的缅甸，政府正在撤离仰光。现在必须北迁，因为日本人正在从锡当江推进，可能抵达铁路线并切断它，从而使仰光成为一座与外界割断联系的孤城。英军原来就没有打算对他们驻扎的这个国家进行认真防御，因此也就不可能指望他们能阻止敌人。新加坡陷落三天后艾伦·布鲁克才疲惫不堪地承认：“缅甸情况不妙。如果部队不能够比现在打得更好，我们失去帝国只能是活该。”五天之后，锡当桥大溃败加快了事态的发展。印度第十七师仓皇撤出，一个旅几乎完全被歼灭，幸存者也没有了武器，是在桥被炸掉以后渡河过来的。
建立大英帝国原是为了服务英国，而不是反过来。跟从中东仓促撤回到缅甸的那两个旅的情况一样，印度军队所接受的训练原本是为了对德军展开沙漠战，而不是为了在他们本国服役，因为那样他们很可能受到危险的亚洲民族主义情绪的感染。由于英军的作战计划里根本没有考虑到马来亚或者缅甸会遭受陆地进攻，所以也就根本没有对他们进行丛林战训练。这些军队就像在路易斯安那演习时那些“离不开卡车”的美军一样，完全依赖于交通工具和道路，面对日本到处设置路障的战术一筹莫展。缅甸和印度之间没有公路联系，所以不可能通过陆地对他们增援或者提供补给。这种没有公路的情况正合了一些人的意。强大的缅印航运公司想继续垄断加尔各答和仰光之间的贸易，而驻印英军也正想把缅甸作为一个缓冲地。军方认为：“疾病流行、丛林密布的缅甸山区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要发动攻势穿越过去，在军事上是不可能的。”
仰光弥漫着浓浓的燃烧橡胶的味道，这是在销毁租借物资存货，包括972辆尚未组装的卡车和5000只轮胎。在锡当战役之后美国驻华代表团人员已经尽可能将物资转移，但是让中国人痛心的是有900多辆卡车和吉普车、1000多挺机枪以及其他武器转给了英军。政府部门开始转向缅甸北部，充当警察和文职人员的印度籍人正在逃离，而缅甸雇员已经开始消融在人群中。取而代之的是纵火抢掠、秘密策反集团和夜里到处转悠的强盗。政府唯一还剩下的就是爆破队，只等总督最后一声令下就准备炸毁码头。
在总督府的最后一个晚上，总督雷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Reginald Dorman-Smith）爵士和他残余的工作人员在凄凉的气氛中孤独地进了晚餐。原先有110名仆人，现在还剩下一名厨师和一名管事了。大厦中没有了身材高大的，穿着白色长袍、外罩紫红色和金色背心的印度侍者。过去他们唯一的任务便是像无声的雕塑一般站立着等待吩咐，显示帝国的威风。晚餐后总督及其助手还有其他一两个人在历任总督的画像下打台球。画像中的那些平静而冷漠的眼神让这个助手感到了一些不快。他拿起一个球说：“爵士，您不觉得我们也不该让他们落入小日本之手？”说完便将球朝画像砸去。或者是出于泄气，或者是隐隐感觉他们的统治要结束了，其他人也纷纷仿效，开始用台球击打破碎的画布。“这简直是一场大屠杀。”总督回来时说。他自然是指画像，可是对依靠其威信统治，但现在却威风扫地的大英帝国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缅甸，英国人不可能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虽然在缅甸积极亲日的团体不超过10%，但是这里暗中有种对日本人的敬佩，认为终于有个亚洲民族可以起来对抗西方了。正如缅甸总理吴苏（U Saw）曾经说过的：“自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之后，我们亚洲人的日子就没有好过。”缅甸的山民如钦族（Chins）、克钦族（Kachins）和克伦族（Karens）人往往友善而好战，与他们不同的是，南部缅甸人总的说来性情冷淡，不喜欢参与争斗。民族运动在要求缅甸人参政方面得到了一些让步，但是英国人拒绝答应战后让缅甸独立，甚至享有自治权利也不行。显然，如果他们打完日本后要放弃帝国统治，那打日本人也就毫无意义了。
在印度，借助日本所造成的威胁，要求独立的呼声正在达到又一个高潮。罗斯福非常担心民众会对日本人大门敞开，因此尽管丘吉尔在12月曾经对罗斯福的提议大为光火，他还是再次敦促英国对印度人的要求做出一些让步。同时，急于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蒋介石也在2月赶在史迪威到达前访问了印度，试图联合印度人抗日，但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结果。印度国大党非但没有被蒋介石所说服，反而想利用他给英国施加压力。甘地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从盟国对待他的态度来看，蒋介石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甘地说：“他们永远不可能自愿地平等对待我们印度人。嗨，他们甚至不让你们的国家参加谈判。”蒋介石被刺痛了，因为这个时候他正在为不让中国参加主管军火和物资分配的华盛顿军火分配委员会（Munitions Control Board）而忧心忡忡呢。他在经宋子文转给美国总统的信中引用了甘地的话，并接着说：“如果我们在艰难的战争时期就得到如此对待，那么在和平会谈时我们的地位又会怎样？”这样的诘问并不太有说服力，因为，尽管美国总统思想上愿意平等对待蒋介石，但是那还没有到让蒋参加军火分配委员会的地步。
至于印度，蒋介石指示中国驻伦敦大使转告丘吉尔：“我个人对印度的军事、政治形势感到震惊。”并说如果事情得不到立刻解决，那么日本进攻印度的可能性将与日俱增。他认为要想避免这种结局，只能主动将实权交给印度人。这个建议并没有受到丘吉尔的欢迎。
史迪威一行于3月3日离开加尔各答，以完成去重庆的最后一段行程。他将在重庆建立司令部，向蒋介石汇报，而且还希望能够明确他对中国派驻缅甸的第五军和第六军的指挥问题。第六军是由不满员各师组成的二流部队，正在缓慢南下，但是到3月1日它还没有抵达掸邦；它按计划将要接替准备从那里撤出的缅甸第一师。第五军要强得多，包括一个满员摩托化师再加上炮兵，因此不管中国多么急切地想守住缅甸，蒋介石并不愿意放手这个军。整个2月他都在拖延，直到3月1日他才命令第五军的一个师出发，但是其他两个师仍然按兵不动。
史迪威第一阶段的行程是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他飞过了开阔的、水道纵横的和暗褐色的布拉马普特拉（Brahmaputra）河三角洲和阿萨姆邦郁郁苍苍的山岭，并在飞越缅甸的黑黝黝的山脉后抵达腊戍。在专供外国人聚会用的传教士建筑波特大楼（Porter House）里他遇见了蒋介石。蒋由夫人陪同，是专门为缅甸战役发布指示来的。蒋委员长热情地对史迪威表示欢迎，但是跟史迪威的谈话很简短。他跟史迪威上次见到他相比变化不大，外观还是跟抛光的石头一样坚硬、光滑，看不出经历过什么磨难或者忧虑。他强装笑脸，但眼神里流露了真情。他身着笔挺的、扣子扣得很高的咔叽军服，只有在家里他才会换上一套普通的黑色中国长衫，为了掩饰白发，他剃了光头。史迪威默默观察着，像其他独裁者一样，蒋介石喜欢到台上演讲，于是他便走向波特大楼的门廊开始对第五和第六军的指挥官和参谋们发表讲话。他们紧张地肃立着，聚精会神地聆听首长那尖利、短促、时断时续的讲话。
在蒋委员长的随从里史迪威见到了老友商震将军——他是总参谋部对外联络局局长，现负责与中国盟国的军事联系。商震担任这个任务非常合适：他直截了当又性情随和，史迪威跟他交谈不必绕弯子。不过商震并不属于蒋委员长的亲信，实际上他们彼此并无好感，经历也很不相同。商震出身于官宦世家，直到1927年北伐时才加入现政权，但仍然有些超然，比如他对史迪威说蒋委员长“太自私”。商震之所以很有影响，是因为他是高级将领中唯一能够熟练说英语的，其他人都必须使用翻译。蒋介石随行人员中另一位老相识是新闻局副局长董显光——他毕业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负责处理与媒体的关系，起草各种言过其实的公告。史迪威对他没有好感，曾经写道，他“圆滑，虚伪，不断表示我的到来让他多么高兴”。
在停留了一个小时之后史迪威继续乘坐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中国。这架历史很久的商业航空公司使用DC-3运输机，驾驶员中只有一名合格的中国驾驶员，其余均为美国人。旅程的第一段是沿着滇缅公路上空飞行，两个小时后到达昆明，在那里史迪威住在陈纳德的驻地。第二天早晨当陈纳德飞来之后，史迪威开始第一次商谈有关陈纳德指挥的问题。“跟他进行了一番长谈后他平静下来。他同意（把美国志愿队）并入（美国空军），并说他愿意服从我指挥。真是如释重负……他没有问题。”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第一个麻烦来自飞行员而不是他们的指挥官：他们反对并入。
又经过了两个小时的颠簸飞行，其间“中国乘客都呕吐了”，之后他们一行终于到达重庆。他们走下飞机，踏上2000英尺（约609米）长的、位于长江边上的混凝土降落跑道。史迪威“又艰难爬上”365级石阶后才到达安排给他的住宅——这是宋子文建造的西式楼房，原来由拉铁摩尔住，现在拉铁摩尔已经回美国。重庆位于伸入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一个岬角上，史迪威的屋子在靠嘉陵江一面，一层楼跟街面齐平，其余三层可以俯视江面，就像旧金山的房子一样。有一个屋顶阳台，上面是一些布满尘土的花和一个游泳池，那里景观壮丽，可以看到江上往来频繁的船只。后来这里还配备了戴笠提供的服务人员。戴笠是中国式的、集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和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于一身的人物。
重庆有了一段悲壮的历史：它一年有三个季节遭到无情轰炸，却没有英国皇家空军那样的力量可以保护其公民或者教训敌人。人们所依靠的只是在岩石中挖凿的防空洞和在自由中国边缘地带所设置的烽火台式的接力报警系统。这些年来他们独立支撑着，很有尊严地继续抵抗，但是痛苦和厌倦都在增加。由于战时大量人员涌入，重庆的设施捉襟见肘，跟过去比更加不舒服、不卫生，供给更缺乏——而天气还是一如既往：夏天炎热潮湿，其他季节老是下雨，到处泥泞不堪。遭到炮火袭击的房屋摇摇欲坠，到处漏水。随着人口的增加到处污秽不堪，臭气熏天，老鼠夜间到处乱跑。职员和工人收入很低，营养也很不好，以至于有些美国记者相信“财政部长之下再也找不到肥胖的中国人”。通货膨胀加剧（史迪威曾经写道“苦力动辄要50块”），官员们则吃得很好，大发横财，而政府则毫无节制和计划地发行纸币。国民党困于形势，早就不可能完成其既定目标了，于是他们跟清朝最后那些满族人一样就想着一件事——维持权力——至于各种接踵而来的问题他们早就无能为力了。
由于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很多商人都已经破产，而他们是最具有现代思想和倾向西方的集团，也是政府最强有力的支持者。随着他们的势力日益削弱，国民党极右翼开始成长。由于失去了资本和生产方式，这导致了通货膨胀，工薪阶层也失去了生计，只能靠日渐孳生的黑市投机和贪污受贿过活。由于节节败退，军队不但武器装备缺乏，而且士气低落，指挥软弱无力，这使政府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苛捐杂税和兵役让乡村贫困凋敝。不断爆发针对地主和官员的武装叛乱。一场灾难性的大饥荒首先出现在河南。不满导致镇压，而镇压又导致更多不满，这助长了对立，很多人开始倾向共产党。政府由于感到不稳定而惶惶不安。重庆和昆明街头拐角处的混凝土机枪掩体不是用来对抗日本人的。1937年到1938年间那场了不起的爱国主义高潮曾经让日本人无计可施，但是现在已经由于人们疲惫、受到压制或者有人投机而消退了。蒋介石的魅力和他超人的政治技巧（史迪威说他是“20世纪最为精明的政治人物”，“不这样他就无法生存下去”），使得国民党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它无视日益扩展的溃烂，用逃避来麻醉自己。
空袭下的重庆
在重庆有些美国人，特别是早期曾对国民党怀有憧憬的那些人，用他们其中一位的话说就是，后来对蒋介石及其政府产生了“强烈的厌恶，甚至是仇恨”。另外一些人，比如高思大使——正如史迪威在拜访他时所发现的——则只是感到“厌倦了”。这位前驻沪总领事曾经因为对抗日本人而出名，他在这个国家做了三十年的领事工作，但并没有变成在某一方面有强烈情绪的亲华人士。他的很多领馆官员会说甚至会读中文，加之他们交游广泛，结果他的领馆对中国事务是最为了解的，但他也常常被华盛顿的决策者和特使们所忽视。他不像职业外交官那样彬彬有礼、和颜悦色，由于他一直做领事而且不讨人喜欢，他未能像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t）和约瑟夫·格鲁那样挤进白宫。他一本正经，其貌不扬，抽起雪茄来一根接一根。他不能容忍东方人转弯抹角讨好的样子，是个“很难糊弄，思想深刻，直言不讳”的人。他老喜欢说中国“对我们来说价值很小”，但却可能成为“大包袱”。中国人觉得这个西方人难以琢磨，叫他“铁面如来佛”，不喜欢他，正像他一位同僚说的，“因为他态度冷淡，老说不”。
史迪威在重庆遇见的老朋友还有曾经作为《时代》记者陪他回到缅甸的杰克·贝尔登，以及国防部长兼任总参谋长何应钦，对何他曾经正式拜访过。何应钦在革命前在东京讲武堂学习时跟蒋介石同学，后来在黄埔军校跟他一同工作，北伐战争时他是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当时他在部队中的绰号是“老奶奶”），后来他们一直在一起。他身材矮小、结实，态度圆滑，一张圆脸老挂着笑容，长着一张小圆嘴巴，还戴着一副圆眼镜。他只效忠蒋介石，认为他作为总参谋长的任务就是通过操纵各个派系、控制供给和资金让部队保持忠诚。尽管他十五年来一直恪尽职守，成效不小，但是按西方的标准看，他没有积累多少可服务于他上级的现代军事知识。必须同他进行会谈，而用多恩的话说，这些会谈不过是不断地“说些模棱两可的话，不住地喝茶”而已，仿佛何应钦用客套、繁文缛节和拖延筑起了一面墙似的。史迪威3月5日见他时觉得他“很让人愉快”，他们是用汉语交谈的。
3月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报到，当时有关指挥的问题让他“精神负担很重”。史迪威认为可以通过进攻夺回缅甸，同时还认为发动攻势在达成关键军事目标的同时，还可以让中国人恢复自信，此外这对他失去“运动员”行动的指挥权也是一种补偿。他发现蒋介石的确想让他在缅甸指挥，而且似乎愿意打，这让史迪威如释重负。蒋介石对英军的动机和意图“疑虑极大”，同时也“对英军不断撤退和无所作为感到厌倦”。史迪威告诉蒋介石，“我们跟他（蒋介石）是一伙的，愿意听从他的安排”。史迪威还对蒋夫人保证说陈纳德不会被冷落。她对陈纳德的地位很担心，还告诉史迪威说陈纳德已经按规定辞职。会谈结束时，蒋介石同意第二天为指挥缅甸作战设立参谋长联席会议，史迪威离开时认为他可以回到缅甸去开战了。“现在我不必每天醒来时感到郁闷，并琢磨怎么能为他妈的自己的存在找点儿理由了……我不清楚自己算是什么，不过商震说我现在是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伤兵和娃娃兵
可是后面两天毫无进展，不断跟中国人会谈，可是会谈的结果总是各种形式的可怕“等待”。在等待的时候，史迪威为缅甸的战略和中国行动拟订了计划。如果仰光失守（在他制订计划的3月7日之后一天，日本人进入仰光），他考虑可以让中国第五军和英军一道通过发动强大的反攻把仰光重新夺回。一旦不成功，联军可以退至曼德勒以东的高地，那样可以威胁任何企图北进日军的侧翼，并固守缅甸北部。最重要的是，要“制订出英国人可以接受的计划”，但问题是这些计划只能凭空制订。没有人知道日本有多少军队投向缅甸，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在准备发动进攻，还是已经很虚弱，不可能再发动进攻。这些估计都仅仅是猜测而已。
在中国工作的重点是启动训练30个师的计划，可是到现在训练哪些师还没有确定。史迪威想在保证缅甸安全之后在中国发动攻势，清除汉口的敌人，这“可以让我们处于直接打击日本本土的距离内”。他想通过双重包围夺取汉口，由美国空军对中国地面部队提供支持。他在临行前交给马歇尔的长期战略计划中写道，“当务之急是迅速建立空中支持”。同样需要优先考虑的还有建立一支有效的地面部队。
要把松散、羸弱的中国军队造就成一支善战的力量，唯一的有利条件便是中国士兵吃苦耐劳。中国军事体系的所有其他因素都是不利的。中国被分成有独立指挥权的12个战区，这是为了使日本人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结果这增强了地方势力，军队长久被视作政治砝码，甚至成了战区司令的私人资本。这还使实力最强的各师分散各处，结果即便现在有抵抗日军的意愿，却无法组织一支强大的力量。现在缺少抵抗日军的意愿，因为中国人觉得他们打日本人的时间已经够长了，现在该轮到别人打了。部分还因为地方势力想保存其军队的实力，而中央政府则想把军队用来对付共产党，最后还由于缺少自信。“中国人不相信中国军队能够打败日本人。”史迪威这样写道。
中国名义上武装部队的人数接近300万，分成约300个师或其他军事单位。通常的建制是三三制，即三个团组成一个师，三个师组成一个军，三个军组成一个集团军，而且通常三个集团军组成一个战区。各师质量差别很大，其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往往在武器、装备和制服上都是配备最好的。这些部队往往有靴子和绑腿，但是中央政府的供给体系并不能惠及全体，那些普通的中国士兵只能穿着草鞋行军，睡觉时每五个人合用一条毯子。士兵腰带上别着两颗手榴弹，脖子上挂着一条装满大米的蓝色长袋，那是士兵作战时唯一的口粮。招募是通过抓壮丁完成的，这榨干了农村的劳动力。可以通过缴纳100元法币或者定期缴纳大米而不必入伍。去新兵营地的途中，这些壮丁是被绳子捆在一起的。基本训练历时三周。师往往不满员，因为军饷先整个交给指挥官，这样他付给士兵的越少——当然这是有限度的——他获利的也就越大。一个师的总人数并不能代表其武装实力，因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负责帮助运输的苦力。
由于营养不良和疾病所造成的减员很大，有时一年里可以达到40%甚至更高，因此一支7000人的师每年需要新招募3000人。由于收入低，又不能按时发放，结果军官也有很多开小差的。食物定量是每人每天25盎司（约700克）大米，此外还有些咸菜或者红辣椒——这些本是为了补充营养的，可是咸菜中的维生素已经被破坏了，而通常发放的两三年的陈大米则无论是维生素还是蛋白质都很少。每个士兵的军饷平均每月为16—18元，其中8—10元要作为伙食费扣掉。由于通货膨胀加剧，士兵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用剩下的钱买豆腐、油脂、青菜或者偶尔买点鱼或肉之类改善伙食。甚至上尉和少校每月145—175元的军饷也难以保证充分的营养。士兵们每天两次在一个大锅里盛饭吃，留给他们吃饭的时间只有三分钟。他们吃饭时狼吞虎咽，根本没有好好咀嚼，往往强壮的人吃得多，而弱小的变得更加虚弱。部队医院的病人中有60%—70%都患有因饥饿导致的水肿以及其他疾病，而饿死更是常事，特别是那些运输连队的士兵。看病时他们经常说：“我不觉得疼，可就是没力气。”往往在视察前夕医院先把重病号藏起来。在部队转移的时候，往往一路上到处都是尸体。
像痢疾之类的传染病、天花以及虱子传播的回归热和斑疹伤寒频繁发作。尽管规定必须为新兵建立除虱站，但是长官们常常省掉这个步骤，因为这需要消耗燃料，要多花时间多消耗粮食，这都是额外开销。出于同样原因，要求耕地种菜的命令也常常被违背，因为指挥官都不愿意花钱种菜，怕万一调防后只能由别的部队坐享其成了。中国最了不起的人之一、中国红十字协会的林可胜（Robert Kho-seng Lim）[1]博士负责建立的医疗队只能勉强触及表面问题；由于政治上的压力，林博士于1943年离开。多数士兵没有卫生习惯，甚至很多文职或军官也不清楚卫生和疾病之间的关系。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挖茅坑，烧开水需要用燃料，这又是一种浪费。
部队医院人员不足，设备很差。由于缺少道路以及救护车，伤员往往用担架从战场抬出来，如果抬担架者力气不济，那么这些伤员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有的干脆就死在受伤的地方。红十字会医疗队随同各个师奔赴前线，但往往他们先要跟指挥员的无知或者抵触做斗争，因为这些指挥员往往觉得用不着急着救人，正如其中一位说的“中国有的是人”。这种神秘的现象固然让人欣慰，但事实上，尽管人多但还是不能满足军队和农业的需求。也有些指挥官真正关心自己部队的待遇。驻宜昌前线的十八师的一个姓罗的将军发现，在四年里该师的非战斗死亡人数已经相当于他的整个师的人数，于是他认为不能让那些还没有遭遇日本人就死去的士兵的父母“骂我是敌人”。他召来医疗队，慢慢地将他团里的死亡和生病率降低了60%—75%。开始时他并不知道在当地肆虐的回归热是经虱子传播的。史迪威想为那30个师做的就是类似这种的努力，此外还有增加食品，定时发饷以及给予武器和训练。
在重庆等到第三天之后终于传达了指挥计划，结果却表明“只是帮闲，没有实权”。史迪威被置于与其他中国指挥官同等的地位。斗争从那一刻开始了，一直到最后酿成危机。参谋部的计划似乎体现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但是蒋介石说话时就好像史迪威统辖中国远征军是已经得到认可的。史迪威依据这口头证据行事，不过他头脑中隐隐觉得这不太可靠。
在蒋介石住处为他举办的晚宴上继续进行讨论。蒋介石的住宅位于黄山，这是位于重庆以南10英里（约16千米）的郁郁葱葱的高山，可以俯视重庆和两个河谷。客人中除了商震和何应钦之外，还有军械署长俞大维，他有教养、善思考，毕业于哈佛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此外还有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两位是桂系将军，多年来并不是一直忠于蒋介石的。他们“寡言少语，若有所思”。白崇禧现在是负责训练的副总参谋长；作为一个没有自己军队的将军，他越来越接近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的对立是一直有的。客人们都正襟危坐，说话时都压低声音，都想避开穿着靴子的特工人员从红屏风下偷窥。蒋委员长夫妇正式进入，接着是祝酒。史迪威用汉语答谢时重复了罗斯福总统在史迪威临行时的话。
宴会后开始就战役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讨论。史迪威怀着轻蔑听完了对“蒋氏外行战术”的阐释，其精髓是“谨慎”。很明显，蒋介石把第五和第六军看成他的精锐之师，对冒险让这两支部队上阵他顾虑重重，因为他担心英国人会“跑掉”。况且，他说，进行防御需要三个中国师对付一个日本师，而要展开进攻这个比例是5∶1，因此，除非他明确知道日军是否有援军，否则他不愿意发起进攻。史迪威提出“让我们在他们集结之前动手”的建议被否决了。要让敌人采取主动，如果“日本人不动，那我们就可以动”。要避免集中兵力，因为这可能使几个师被一举击败，但是，假如只有一个师被消灭的话，那么其余的师还在。要保持纵深配备，这是说各师要分别相距50英里（约80千米）纵向排开。这便是蒋介石的原则，跟史迪威的恰恰相反。
蒋介石坚持说他不会接受英军的命令，并说要电告罗斯福，要罗斯福告诉丘吉尔必须由史迪威指挥联军。史迪威提醒他说，重新夺取仰光是出于“我们”的考虑，而“英军需要的不过是印度前面的一堵墙罢了”，但是蒋介石还是不愿意立即行动。他要史迪威回到缅甸，确定英国人的意图，研究当地的地形，并一定要本着纵深配备的精神。
“这算什么指令。一团糟。他们多么讨厌英国佬，而我又多么轻信。”史迪威这样写道，接着还不无眼力地说：“也许日本鬼子会攻击我们，这样我们的难题就都解决了。”在次日进行的进一步交谈中，他承认就中国人的个性和其军事局限性而言，蒋介石“很有道理”。史迪威竭尽全力试图圆滑一些：“我重复了指示，重申了他讲话的要点。”他觉得尽管中国人有很多局限性，但是就中国人“把军队交给一个他们并不熟悉的老毛子这一点来说，他们还是很了不起的”。蒋介石的确在这次晚餐后的次日电告罗斯福，要求任命史迪威为缅甸联军总司令。夹在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罗斯福回答说此事“极为微妙”，并建议是否可能让史迪威在缅甸北部指挥，而南部由驻守英军负责。
3月11日，也就是史迪威离开的那一天，蒋介石口头向他保证，“今天上午我已经下令由你指挥第五军和第六军”。他还说两军军长杜聿明将军、甘丽初将军以及代理参谋长林蔚将军都受命“完全只接受你的指挥”。史迪威意识到他的指挥是“受到限制的，这些限制可能摆脱，也可能摆脱不了。很可能摆脱不了”。他习惯写下最悲观的情况，不过他跟其他人一样，并不相信情况真会这么悲观。
史迪威回到缅甸的时候，被击溃的印度第十七师已经从仰光撤退到伊洛瓦底江边的卑谬（Prome）。这时中国第五军的先头师即第二〇〇摩托化师已经到达锡当的东吁（Toungoo），大约跟英军的位置相当。
联军的想法——因为这还不确定，算不上是计划——是在仰光以北150英里（约241千米）下缅的卑谬和东吁守住一道防线。沿水平方向采取联合行动有一些困难，因为缅甸的交通都是沿着三个河谷纵向进行的。这些河流分别是位于西部的伊洛瓦底江和钦敦江，位于中部的锡当和伊洛瓦底江上游，以及位于东部的宽阔的萨尔温江。萨尔温江跟长江一样发源于遥远的西藏高原。古都曼德勒大致位于缅甸中部，在伊洛瓦底江岸边，而且处在一条铁路的岔路口上：向西通往密支那（Myitkyina），向东通往眉苗（Maymyo）和腊戍，在那里又与滇缅公路相通。蒋介石还没有让第五军的另外两个师即第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出发，不过史迪威已经得到他的允诺，一旦食物供给安排好就让他们出发，一直到曼德勒。
史迪威将指挥部设在眉苗，这是个山区避暑地和夏都，街道很脏，但是已经撤出的英国政府的官邸里则有草坪和花园。史迪威和他的参谋们住在浸礼会传教士的红砖房子里，房子上爬满了紫色九重葛，院子里还种了玫瑰、桉树和忍冬。
一讲战争史人们就爱讲指挥官如何如何，但是指挥官是要依靠参谋的。史迪威的参谋参差不齐——跟在任何战场中一样，有些能干，有些就不行了。据说，有人谈起一直担任史迪威的参谋长的赫恩将军时说，如果你想干成什么事，那就得找别人。但是忠诚和可靠弥补了他的缺点。曾担任第五军和第六军战术顾问与联络员的作战军官有一位是乔治·斯莱尼上校，一个英国同事说他是“陆军有史以来最好的炮兵军官”。参加过中国语言培训项目的几个毕业学员派上了大用场，此外还有首席翻译曾士奎上校的帮助。曾士奎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曾在1937年淞沪抗战时由于作战勇敢立下战功，他具有中国人所特有的品质，既有世故和风度，又有很强的个性，后来在史迪威在华期间一直是对他帮助很大的亲密助手。这些参谋人员之前都没有来过缅甸，对当地的食物、道路、货币、交通、政治状况或者他们置身其中的复杂环境中的任何其他因素都不了解。总体说来，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史迪威的参谋班子就他们面对的任务来说能力非常有限。一位观察家认为，他们反映了“二十年在养尊处优中担任军职和老是坐在乡村俱乐部的影响”。负责为中国人提供运输工具和供给的英军不无道理地认为，美国人根本没有能力驾驭这6个（后来是9个）中国师。史迪威反过来认为英国人无法与中国人共事，“因为他们瞧不起中国人”。
在佛莱格斯塔夫大厦（Flagstaff House）这幢位于山上的巍峨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里，装在银质杯子里的啤酒随时准备待客。这是英军司令部，有1名四星上将、1名中将、5名少将、18名准将和250名参谋官。可是他们所指挥的作战部队则已经缩减很多，原来两个师外加一个装甲旅的兵力现在能作战的还不到1.5万人。他们身着短裤，可是尽管当时的局势岌岌可危，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起草史迪威说的“利文沃思式命令”。
史迪威去佛莱格斯塔夫大厦对总督（史迪威在日记中的记载是多尔曼－史密斯）做了礼节性拜访。史密斯听到一个美国人自称是中国驻缅军队司令很是吃惊。后来他更加迷惑了，因为第五军的杜聿明将军后来也这样介绍自己。当后来多尔曼－史密斯问杜聿明怎么可以两个人担任同一职位时，杜聿明笑着回答说：“哦，阁下，这个美国将军只是自以为是在指挥罢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让美国参战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在名义上担任一些指挥职务。只要实权在我们手里，这无伤大雅。”
杜聿明有关当时局势的这番说法反映了中西方之间不断出现的问题：双方有关局势的看法谁的更真实？究竟谁想让谁继续参战？史迪威职位的实质是什么？这些疑问使得他在缅甸的指挥像皮兰德娄（Pirandello）的戏剧一样变得很复杂。
就在他忙于跟中国的将军们建立联系的时候，眉苗又出现了一位新的指挥官，这就是敦刻尔克的英雄将军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爵士——他是典型的威武的皇家禁卫军军官模样，是一位伯爵的幼子，他原来准备担任“运动员”行动英国统帅，现在是来接替韦维尔的驻缅英军司令职务，而韦维尔已经转任驻印英军总司令。丘吉尔曾经写道：“如果我们不能派一支军队去，我们至少可以派一个人去”，尽管“我还从来没有派一个将军去完成一件比这更加无望的任务”。韦维尔已经汇报说他对守住缅甸“疑虑很大”。亚历山大在危急时刻从容镇定是出了名的，这最初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中尉，后来他在危难时刻将英军撤出敦克尔刻时又再次展示了他的这种素质。据说当时海岸上炮火纷飞，到处人心惶惶，而亚历山大“皮靴锃亮，马裤笔挺”，一边吃早饭一边夸奖果酱好吃。丘吉尔说“他让周围充满了信心”，可是这个时候再对缅甸防御注入信心已经不可能了。
失去了公路或者仰光，即便有增援的武器和部队也无法运送进来。3月9日，也就是仰光陷落的次日，爪哇联军投降，这使得又有1.3万名联军士兵被关进战俘营或被迫服苦役。日本广播已经宣布即将进攻印度。这天正好距离珍珠港事件三个月，是西方与东方关系史中最为屈辱的几个月。各种夸张的宣言和鼓舞人心的大标题模糊了美国公众对现实的认识，但对于战场上的士兵就并非如此了，他们正遭受轰炸，伤亡严重，节节败退。无论对他们的领袖、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事业（尽管对他们大多数来说算不上是他们的事业）来说，他们都已丧失了信心。士兵们为了捍卫家园可以奋战到底，但是在缅甸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了。应该在缅甸背水一战的只有缅甸人，而这些人现在的唯一希望就是交战各方赶快走开。派亚历山大去不过是个空洞的姿态而已。
亚历山大
史迪威对英国佬本来就充满敌意，现在这种情绪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他看到亚历山大个儿头不大，鼻子又大又尖，眼睛突出，留着禁卫军的胡子，眼神在史迪威看来有些居高临下的意思。亚历山大“让我在外面一直等到商震到来……他很吃惊是我——一个他妈的区区美国佬——在指挥中国军队。‘奇怪！’他打量我的神情就好像我是刚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开始探讨指挥方式的时候，亚历山大“没有表情地盯着我”。史迪威不想被英国人这种冷冰冰的眼神吓着，于是也同样“不客气地瞪他一眼”。与此同时，他发电报给蒋介石，让他派第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去曼德勒以南130英里（约209千米）的彬马那（Pyinmana）以支援在东吁正遭受攻击的第二〇〇师。还在等待答复的时候，他就行动起来了，命令林蔚开始调动部队。英国参谋部得知了这个行动后感到“满意，态度友好了”，而亚历山大更是“仿佛换了一个人，笑容可掬，开玩笑说我怎么把他的中国部队给拉走了”。关系缓和了，但是亚历山大的参谋长温特顿（T. J. W. Winterton）少将是个例外，此人傲慢无礼，史迪威管他叫“普拉什巴顿”（Plushbottom），这是穆恩·穆林斯（Moon Mullins）漫画里的角色。他给马歇尔发电报说合作问题已经安排妥当，而且“指挥问题应当不至影响作战”。史迪威认为潘兴坚持各国部队各自为政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史迪威同时还认为应当有统一指挥，而且他非常愿意（即便不是高兴）接受亚历山大的指挥。
战斗使得大家都开始配合起来了。杜聿明“不错，战术扎实，做好了战斗准备”。林蔚和商震都同意应该在东吁打一仗。史迪威“对中国人如此接纳我感到惊讶” ——不过后来看来这只是表面现象——并认为“唯一的麻烦来自上面”。
各种缺乏开始显现出来。电台很少，通讯条件很差，缺医少药，疟疾和黑水热已经出现，史迪威的参谋班子不大能应对当前的局面，而日军正持续对一个又一个缅甸城镇狂轰滥炸。敌人平均每天出动260架飞机，而联军只有45架，这包括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中队以及顽强的美国志愿团——美国志愿团尽管长期缺乏燃料、飞机、零件和飞行员，但是战绩非常出色。
眉苗气候凉爽宜人，可是庞大的英军参谋部却毫无计划，陷入混乱之中，对此史迪威的办法跟在华盛顿是一样的：“整个这群人应该坐下来，不说话待两个钟头，好好想想。”可是他们无法有头绪地思考，因为自从仰光陷落后，他们就没有得到过有关他们目标的明确指令：是尽量坚守缅甸其余地方，还是慢慢撤退并同时完成对印度的防御。不过倒是有一个目标得到了高度重视，那就是通过钦邦山区达武山口（Tamu Pass）上长期废弃不用的公路修建一条逃往印度印帕尔（Imphal）的通道。每个人头脑中思考的是5月中旬雨季就要来临，此时小道会泥泞不堪，除非有公路可以逃出去，否则缅甸将成为一个陷阱。为了不至于妨碍道路施工，从霍乱肆虐的曼德勒难民营出来并涌向达武山口的印度人被军方限制在每天500人。
西拉格夫和他的缅甸护士们在一起
弗兰克·梅里尔（Frank Merrill）少校原是日语教官，珍珠港事件后从菲律宾来到缅甸，负责与英军联络；他给史迪威介绍了目前为止缅甸战役的状况：“没有计划，没有侦察，没有安全保障，没有情报，没有俘虏。”与此相反的是日军通讯畅通，具有很高的进攻性和机动性。史迪威发现梅里尔是个不可多得的助手，后来梅里尔在缅甸起到了主导作用。他是个机敏又性情温和的战士，身材魁梧高大，眼睛近视，被太阳晒脱皮的鼻子上架着眼镜。他18岁入伍，之后6次参加西点军校的考试，最后西点军校同意破格录取他，尽管他有散光。
另一位此时到眉苗前来效力的是戈登·西格拉夫（Gordon Seagrave）博士。他是个长期在缅甸的美国浸礼会教会的外科医生，是个不墨守成规和不肯妥协的人物，说话直言不讳又兢兢业业，有点儿像史迪威那样言语刻薄、憎恶虚伪。他曾在掸邦建了一座医院，培养了一些缅甸籍护士，现在想让他的医疗队为东吁的中国第五军服务，他喜欢接受美军而非英军的领导。原以为史迪威会把他轰出去，因为史迪威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而且很可能对传教士和缅甸籍护士抱有偏见。让西格拉夫意想不到的是，史迪威将军和医务官罗伯特·威廉斯上校接受了他的提议，甚至还就中国部队的补给问题询问了他的想法和建议。随着战争进程的加快，他与史迪威尽管交谈不多，但加深了相互了解和彼此的尊重。显然，西格拉夫很快发现，那些善于巴结的人从将军那里甚至“连‘早上好’也得不到”，而且史迪威非常喜欢“人们跟他谈论正事，因为你话才说到一半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而且他做决定也极快”。
为了说服蒋介石调派更多的中国师，史迪威在3月17日飞回重庆，在商震的陪同下连续两天跟委员长硬磨。“他（蒋介石）提出的每一点都遭到我反驳。坚持不懈地一遍又一遍……筋疲力尽。”商震与何应钦、白崇禧以及总参谋部的另外两位成员进行会晤后报告说，这四人都认为有必要进行战斗，并说要敦促委员长同意，这个结果让史迪威大为吃惊。不断的说服工作甚至让蒋夫人也动摇了，“事实上她让我坚持下去”。受到鼓舞的史迪威放下心来，认为中国人已经接受了他的地位，并说“这简直是奇迹。至少现在我知道，有些军官下狠心还是会表示同意的”。了解了这一点，自加尔各答之后他第一次睡了一晚安稳觉，因为之前他对委员长的军事想法越来越失望。在他59岁生日那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他数月来第一次感到“并非大势已去”。在宣布他任命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表示信任“我的队伍”，也就是中国人，并告诉记者说：“我们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中美军队一起攻入东京的时候。”
他收到了马歇尔发来的生日贺电，上面说“你在中国对于总统、对于史汀生上校以及对我都是莫大的宽慰”。因为让自己最好的军团指挥官去从事一项希望渺茫的使命，马歇尔不断给他发电报表示赞许，为他鼓劲。在接到史迪威报告说蒋介石拒绝接受英军指挥之后，马歇尔放弃了统一指挥的打算，并敦促英国人说，如果他们想让中国人参战的话，就要同意让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两人同时担任指挥。亚历山大能够领会这个意图，并表示同意。罗斯福跟丘吉尔讨论这这个问题，丘吉尔也默许了。
在重庆就如何使用中国部队的问题上蒋介石少许有些让步。史迪威得到允诺第二十二师可以到达彬马那去支援第二〇〇师，甚至在卑谬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援助英军，但条件是必须是在史迪威的指挥下，而且“只能是在情况紧急的时候”。蒋介石坚持要第九十六师留在曼德勒。现在还不明确日本人是否有力量向北发动进攻。蒋介石说，如果过了一个月还没有动静，那也许中国部队可以发起攻击（“他希望进攻是轻而易举的”）。他重申第五军和第六军不能打败仗，“因此我告诉他还是另请高明，因为我无法这样保证”。第二天蒋介石动摇了，说如果英军放弃卑谬，他将把军队全部撤出。“他拿不定主意。老是在变。”还没有等蒋介石再反悔史迪威就飞回了缅甸，而且一到达腊戍就签署命令调动中国各师。他乘汽车迅速赶到位于漂贝（Pyawbwe）的第五军。日本已经发起攻势，东吁正在遭受进攻。杜聿明很是担心。他同意让第二十二师迅速南下支援第二〇〇师，并从第六军调一个师去支援第二十二师。史迪威赶回眉苗安排部队调动。“在第二十二师出发之前气氛非常紧张。”
那一天，对于卑谬以北约100英里（约160千米）的位于伊洛瓦底江边的马圭（Magwe）机场来说，是个灾难日。由200架日本飞机发动的空袭让机场的皇家空军和美国志愿团措手不及，未遭损坏的飞机撤到中国的垒允，这是位于腊戍以北离缅甸边境不远的美国志愿团基地。皇家空军又敷衍地打了几仗，结果损失惨重，之后未通知亚历山大将军就退到印度，再未参加作战或侦察任务。通过修理以及拆用受损飞机部件，美国航空队仍然在一段时间里维持了小股空中力量。飞行员们由于不得不老是处于劣势作战而愤愤不平，开始对抗命令，他们很恼火，连相对少量的增援力量也得不到，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有这种支援就可以取得对敌优势。为完成轰炸东京这项极其秘密使命的飞机按计划完成轰炸后要去增援陈纳德的部队，但是这项使命还有四周。史迪威3月23日的日记非常简短：“现在没有什么空中支持了。”
他在那天晚上写给史汀生的信中说，这就是当前局势的关键所在。“进行有效对抗的机会已经丧失殆尽。”说服蒋委员长同意调动他的部队已经消耗了太多时间，这种拖延“使我们本来在缅甸可以有的机会完全丧失”。第五和第六军派遣了，但完全没有后勤支持：其给养、铁路运输以及卡车燃料完全依赖英军提供。“据我的观察，中国军队的参谋们对这次远征根本就没有兴趣，也没有费什么心思。”他不得不亲自找一个医务长。这个部队纪律严明，士气很高，但是委员长的“战略思想真是异想天开”。蒋介石老是放不开曼德勒，认为“守住它的唯一办法便是驻扎在那里”。
史迪威习惯于做最坏的设想，但是准备起来还是竭尽全力的。在3月24日到31日这一周里积极准备调派第二十二师对东吁发动进攻，这是为了打破对防守的第二〇〇师可能形成的包围，同时也是为了巩固卑谬英军的侧翼。光是让第二十二师进入阵地，就花去了四天时间；铁路上是不可思议的漫长等待——史迪威开始怀疑这都是重庆捣的鬼。史迪威两次命令发起攻击，杜聿明将军及其下属不断争辩、分析、找借口、允诺并同意服从命令，但最后第二十二师仍按兵不动。
战线继续朝北部延伸，空袭不断，很多村庄一片火海，不断增多的难民塞满了公路，牛车一辆接一辆，到处是尘土，人们在炎热的天气中口干舌燥。“火车票贵得吓人。铁路乘务人员正在逃离。彬马那以南根本没有火车。也没有卡车。”当史迪威要求得到150辆卡车的时候，俞飞鹏将军只给他了50辆，这位负责物资供应的胖子在腊戍掌控着700辆卡车，他正利用这些车将军用物资运往中国的私人仓库。史迪威的所有命令都必须先经过杜聿明将军转给林蔚，林蔚再转给另一位联络官侯（Hou）将军[2]，由侯将军报最高层批准——侯将军有可以与蒋介石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而上层的答复也必须再经过这些人转达后才能付诸实施。同时，蒋夫人还会通过信件给史迪威传达蒋介石的指示，这些信通过所有在重庆和腊戍之间飞行的飞机上都设有的特别信箱发送。之所以还要这个步骤，是因为当时认为日本人可能会破译密码。这些信件中充斥着告诫、劝说以及蒋介石最喜欢的战术意见：“他希望再次向你重申遵循‘纵深战术’原则的必要性。”史迪威有一天收到三封信，每封信都改变主意，最终再次同意调动第二十二师，而史迪威早就下达了命令。“天哪，一个指挥官要是受他牵制，精神负担何其大啊！”
史迪威再加上几个参谋为驻扎在漂贝的第五军设立了总部。他这段时间不断乘车往返于眉苗和彬马那之间颠簸不平和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有时冒着空袭的危险，无休止地对着桌上摊开的地图，跟杜聿明以及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争论发动攻击的种种有利之处。有一次四架敌机低飞过来对他们的小楼进行扫射，梅里尔少校在用布朗式轻机枪射击的同时还听到廖耀湘从卫生间里喊叫：“这些杂种趁着我解下裤子的时候来，等他们再来的时候我就可以下去帮你了。”
在卑谬的英军重新集结为缅甸第一军，军团司令是新来的威廉·斯利姆（William Joseph Slim）中将，他是从中东调过来的，跟亚历山大一样是由上层安排的。他生性好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列兵参战。负责史迪威与英军联络的梅里尔去看他并问他是否想参加反攻的时候，斯利姆问道：“史迪威的目标是什么？”
“仰光。”梅里尔漠无表情地回答道。
“告诉史迪威可以把我算进去。”斯利姆道。
后来，一起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斯利姆对史迪威也更加了解了。斯利姆发现史迪威有时“比一大群驴子还要顽固”，有时候故意很粗暴，但在军事上有个很大的优点：他“时刻留意主动反攻的机会”。斯利姆认为现在在东吁正好有这样的机会，可惜他没有发动反击的条件。为家人担忧的缅甸士兵正纷纷开小差，又没有其他兵力可以弥补，空中掩护已经没有了，印度师的野战炮和重装备已经在锡当丢失，部队精神涣散，士兵对军官已经没有信心，阵地往往不经战斗就被放弃。乡村的情况正变得险恶。韦维尔的一个副官在视察了情况后感到“无政府状态和威胁正在加重”。土匪以及民族主义领袖昂山的游击队在当地出没。缅甸农民像“穿着裙子、戴着白帽的凶恶的保姆一样”，人人拿着锋利的长刀，虽然这些不过是普通的农具，但是他们的眼神很邪。有些驾驶吉普车的英军士兵将挡风窗打开在路上奔驰，结果被横挂在脖子高度的铁丝割掉了脑袋。
3月26日史迪威听说在卑谬以北120英里（约193千米）的仁安羌（Yenangyaung）驻扎的英军发生了骚乱；这里有油田，为战役提供各种燃料和石油。更坏的消息还在后头。“英国人毁掉了油田。天哪，我们在为什么打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其实谁都不在乎缅甸。伦敦和华盛顿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别处了。由于缺乏增援和帮助，中缅印战区有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将医疗队设在驻彬马那第五军后方的西格拉夫博士就感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要使自己相信这个任务是重要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美国，也许是为了全世界”。
然而第二十二师仍然未能投入战斗。史迪威跟铁路方面交涉，那里的印度雇员由于担心缅甸人有敌意，正在离开。“让马丁用枪顶住机务人员才使得火车开过去……运送第二十二师的最后一列火车在七点钟开过漂贝。情况似乎好一些了。”然后杜聿明将军“情绪非常低落，大发脾气——一切都不利于进攻。没有办法。上帝啊，他发起脾气来可真可怕”。现在一切都有赖于第二十二师的到来。到凌晨3点有两列火车还在彬马那，到9点钟所有的火车才开出。（“有个杂种让车停止了三个小时。这是谁？”）次日上午各种矛盾的报告接踵而至；接着突然三个团都准备到位了，大炮和坦克都做好了在下午4点开战的准备。
“还是推后一点。这形势好像太好了一点。”中国式的犹豫和借口又回来了。“‘我们怎么打？他们有105毫米的炮，而我们只有75毫米的’”，或者是“‘他们有49辆坦克’”，或者是“‘第九十六师不可能及时赶到’”（因为未能用卡车运送他们），或者是缅甸人会搞破坏或切断铁路线；“‘也许明天吧，要好好想想。’”正在此时，传来消息说英军正在从卑谬撤退，这使中国军队的侧翼没有了掩护。“这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怎么办？我实在对杜聿明没办法。”史迪威决心要摊牌了。他知道蒋介石直接同杜聿明和林蔚联系，在两千英里（约3218千米）之外对下至团级的部队亲自调遣。他去眉苗找到了林蔚，林在感到史迪威可能强迫第二十二师发起进攻时突然失踪了。在眉苗让史迪威感到困惑的是蒋介石现在接受了亚历山大。当时亚历山大正以战区总司令的身份到重庆去看他。蒋从来没有解释过这种大逆转的原因是什么，然而因为这涉及统一指挥权的问题，史迪威也就没有浪费时间为此事操心。
史迪威找到林蔚，反复做林的工作，直到林同意签署进攻令，然后史迪威迅速回到漂贝跟杜聿明研究作战计划。第二十二师的廖将军“没有什么立场”，他语速很快地讲了很多，却不知所云，说要等第九十六师。“他们在拖……他们会无所事事地拖下去，除非我可以逼他们上去……好吧，我可以再耐心一段时间。热得像地狱。我们都干透了，精疲力竭。我脑袋仿佛喝醉了似的。”史迪威打电话给眉苗要求英军配合发动进攻，得到了肯定的许诺。“斯利姆真是好样的。也许最后他能行。”但杜聿明又一次找到了按兵不动的理由。正在他还在这样拖延的时候，敌人三面包围了东吁，并从东吁和卑谬之间穿过，直接对中国和英国军队的内侧造成威胁。斯利姆的装甲旅本来已经开始进攻并且夺取了一些阵地，这时为了避免敌人切断后路不得不回头。第二十二师进行了炮击，好像要进攻似的，其实还是没有动。到了3月30日9点30分的时候，史迪威意识到不可能发动进攻了。“他们又在拖了。这群胆小的杂种。”
第二〇〇师顽强支撑了十二天，死亡达1000人，结果自己突围出来并退至第二十二师后面向北60英里（约96千米）的彬马那。缅甸军已经在撤退，原来说要退至跟彬马那齐平的亚兰谬（Allanmyo），但是士兵们到达那里后并没有止步，在后退时也没有稍微停一下炸掉桥梁以阻止日军的前进，结果他们一直退了80英里（约128千米）到达油田区前面的马圭。此时，甚至英国士兵也在开小差，他们逃往曼德勒，隐约希望通过中国逃回去。中国和英国军队相互埋怨，都指责对方暴露了自己的侧翼。中国人指责英国人让第二〇〇师忍饥挨饿，而英国人则反驳说戴将军将他的联络官置于后方，结果日军的包围圈把他们切断了。已经成为联军总司令的亚历山大将军在后来的正式报告中称中国人是“寄生虫”，因为“他们指望我去喂他们”。
史迪威现在处于困境之中——他要打仗，可是手下的部队不听他的指挥。“我不能毙了他们，我不能撤他们的职，跟他们谈话又没有用。”在他的推动下，蒋介石同意作战，但是蒋介石的内心并不情愿，尽管这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蒋介石现在正在收回控制权。史迪威考虑了摆在自己面前的选择：“无所事事，静观其变”，“断然去职”，或者“偷偷溜走，要求使用我们自己的部队作战”。他去重庆去跟蒋介石挑明此事。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有可能变得“一团糟”，他让多恩对所有的情况都记录在案。
要求下级指挥官服从命令的问题并不只是史迪威才遇到的。未接受命令便后退或者未能按照命令攻取或坚守某个阵地，都是司空见惯的事，而且也符合中国传统上对战争的看法，也就是认为战争像下棋一样，是计谋的较量而不是实体上的冲突。一个指挥官自己或者自己的部队战死，这不是勇敢，是愚蠢。由于不愿意让军队冒险参战的情况非常普遍，结果在16世纪制定了连坐法，这是一种集体问责的军法，规定任何军队未经命令擅自撤退，则所有相关指挥官均要被处决。在黄埔军校毕业生首次参战时，蒋介石也借用了这个做法，这样无论是垂直上的各单位内部还是水平上的相关单位之间，都能确保责任的归属。
对坚守阵地的指挥官给予金钱奖励，这种做法也是对整体上责任感缺失的一种弥补。但是，既然文化上未能发展这样的观念，那么在军事实践上也就不会有结果，处决也好，奖励也好都无济于事。因此总体而言，中国的军官们并不认为他们要对战斗的结果负责。传统上军事这个行当并不很受尊重。中国的理论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史迪威自己在笔记中曾经指出，中国军官“不属于这个国家有信誉的职位”或传统上对国家负有责任。中国的指挥官不像西方那样，是体制化军队中的一员。结果忠诚往往只针对领袖而言，而不是在一个指挥等级中对上级服从。结果师级将军甚至团级上校都可以直接接受蒋介石而不是其直接上级的命令。“老虎仔”薛岳就曾经对此甚为反感，因为自己的下级常常直接接受委员长的命令而在他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调遣或者撤退，结果后来他干脆自己也违抗命令并撤退“到那些电话打不到的地方”。
在卑谬——东吁撤退之后，眉苗的气氛更加恶劣。史迪威的参谋官中的那些美国人自己并没有参战，而且到那时为止美国自己的战绩也谈不上辉煌，但他们对中国人和英国人都嗤之以鼻，而且用其中一位的话来说，随着战事的进展，他们认为“亚洲除非部署美国自己的部队，否则局势已经不可挽回”。史迪威“偷偷溜走，要求使用我们自己的部队”的说法也反映了这种愿望，不过这在中缅印战区并未实现。而眉苗的英军尽管受到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嘲弄，却公开讥笑“史迪威了不起的中国战”。尽管他们自己的帝国风雨飘摇，他们却老喜欢把一切都归罪为美国人不顾种种警告、由于大意而失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失去印度很可能是由此引起的。
“我是个愚人节傻瓜吗？”史迪威在4月1日于重庆评估形势时这样反问自己。麻烦的根本在于蒋介石的干预。要不是蒋介石阻止第二十二师，那么在日本人第一次包围东吁的时候就可以切断包围，可是“他（蒋）已经被曼德勒迷住了，不明白守住曼德勒的唯一办法便是在东吁揍日本人”。史迪威从商震那里得知，是蒋介石本人命令退到彬马那一线的。
跟蒋委员长会晤的时候，史迪威“发了脾气。虚张声势，直说我必须辞职。另一个解决办法是让我独立指挥一支部队。告诉他（蒋介石）我无法对这样的指挥官启用第十航空队支援……简单地说就是，军长师长都不服从命令，而我又没有足够的权力强迫他们服从”。
实际上，史迪威还是有点虚张声势，因为正如他在日记里所承认的：“我必须拉长着脸告诉蒋介石说，他的下属不听从他的命令，而实际上极有可能他们恰恰是在执行他的命令。不过说句公道话，要让他们把一两个军交给一个他们并不很信任的洋鬼子，那还是太勉为其难了。”跟很多美国人不同的是，他能够理解中国人那种根深蒂固的排外情绪。
蒋介石夫妇看上去很担心，急于纠正这种情况，在此后的几天里答应尽最大努力使史迪威有实实在在的权力。在蒋夫人建议下，蒋介石同意亲自去腊戍“跟那些孩子们说明我就是老大”。他看上去态度真诚，让人信服，还指定了罗卓英为执行官。罗要比林蔚更有办法对付杜聿明将军。罗卓英是个精力充沛、性格刚强的广东人，是在20世纪30年代剿共的时候上来的，曾经参加淞沪抗战和长沙保卫战，在史迪威看来是个说话算数的“不好对付的人”。此外，蒋夫人能够理解西方人的看法，知道他们对中国人那种转弯抹角的做法会有何种反应。她“答应尽全力帮忙，这很不容易”。史迪威认为自己取得了重大胜利。“考虑到他们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历史和经历，蒋介石实在是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姿态了。”
史迪威与蒋介石夫妇在眉苗
在重庆被记者纠缠的史迪威指出，现在报纸上“到处胡说八道，为了表明这些不是胡说，我一周之内必须进入仰光。如果日本人把我赶出了缅甸，我会看上去多么像个傻瓜啊”。美国公众这时正在报纸上读到这样的大标题：“中国机动部队在缅击溃日本装甲部队！”史迪威创办的《奥德堡广角》（Ord Fort Panorama）在宣布史迪威的使命时用了充满自豪又不免吹嘘的花边标题：“裕仁小心！”
4月5日，他在蒋介石夫妇陪同下回到缅甸。为了欢迎蒋介石夫妇，英军按惯例让缅甸步兵持枪吹奏风笛。蒋介石在眉苗向亚历山大保证说“史迪威将军对中国军队有绝对支配权”。次日，他又召集中国指挥官当着史迪威的面说，他们必须无条件听从史迪威的指挥，而且说“我完全有权力对中国远征军中的任何军官做出提升、撤职以及惩处。（天哪。）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里程碑”。史迪威跟蒋介石夫妇微笑着手挽手地合影供报纸发表。蒋介石还答应用古篆文刻成的说明持有者官衔的印章正式表明他的权威。文件盖上这种红印章表明了效力。没有印章，史迪威的命令只不过是建议而已。当印章一周后送来的时候已经跟先前许诺的有了显著的不同。印章的铭文是“同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援缅军总司令”，而且没有附上表明他有奖惩权的信件。第三十八师的军官在战后说，不管委员长在眉苗是怎么说的，印章中的“参谋”表明史迪威是“顾问”而非指挥官，因此他们也只能这样看待他。
然而在史迪威看来，蒋介石已经接受了必须进攻的观点，而且罗卓英和杜聿明也“对此完全赞同”。史迪威很受鼓舞，尤其是蒋夫人在离别时送他一罐果酱，还附了一封充满柔情的信，说罐子里的东西代表了人生的甘苦，并向他保证“我们都站在你后面……我们在前线的那一头……等着你的是一个男子汉的工作，而你就是个男子汉——而且我还要说——你是怎样的男子汉啊！”蒋夫人跟西方人可是不讲含蓄的。
当时也去到眉苗的卢斯夫人采访了史迪威，两个月后她的文章发表在以史迪威照片做封面的《生活》杂志上。她问会晤是否成功。根据她的说法，史迪威是这样回答的：“是啊，是啊，是啊。委员长对包括他自己将军的所有人都直言不讳了。还有亚历山大。还有我。蒋夫人也一字不漏地做了翻译。毫不含糊。是啊，每个人都亲耳听到了他怎么说的。”史迪威说记者们可以往回报道说局势已经完全控制。当问他“这会保持下去吗”时，他却回答：“不。不会保持下去。不可能保持下去。”但这赢得了时间，而“时间，时间，时间”——这才是他战斗的目的。“缅甸多坚守一个小时，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美国士兵便可以多赢得一个小时。”
卢斯夫人在眉苗采访史迪威
酸醋乔成了一位公众人物。这本是记者报道的好材料，而对此记者们也真是不遗余力，把他形象地刻画成为一个样板，一个倔犟的、夸夸其谈的本色大兵，顽固、坚韧、硬实、踏实、会开玩笑、会讲中文、受士兵爱戴的严以律己的人，没有架子又带着迷人的微笑，一个美国的“中国式戈登”以及一个“乔大叔”。
尽管日本人继续沿伊洛瓦底江往曼德勒进军，同时仍然按部就班地对各个村镇狂轰滥炸，但史迪威在重庆的这段时间里，地面的军事状况并无大的改变。“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其实，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又调进了两个师和两个坦克团，而盟军由于侦察能力很差，对此并未察觉。日军的计划是沿着三个山谷分三个纵队前进，赶在5月中旬雨季到来之前围歼腊戍和钦敦江之间的盟军。依据史迪威以攻为守的理论，他认为仍然可以从彬马那一线发动反击击退敌人，并使得盟军可以在缅甸中部巩固阵地。为了守住曼德勒，蒋介石又新派了第三十八师，其师长是机敏而富于活力的孙立人将军。孙跟马歇尔将军一样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他后来证明自己是个出色的战略家，战斗时头脑冷静，善于主动出击，是缅甸战场上出色的中国指挥官。他英语流利，这既有利于作战又使他声名远扬。其他师老遇到的麻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足够的称职的翻译。
在炎热的中午，茅屋和竹楼村落不断因轰炸而燃烧。4月3日，轰炸逼近了曼德勒。400人被炸死，火车站和医院被炸毁，街道大片被烧，电话线埋在灰烬、遍地瓦砾和横七竖八的人畜尸体下面，还有很多尸体炸飞后落在18世纪王宫石墙下的护城河中。史迪威4月8日前来与孙立人会晤时寺塔林立的曼德勒还有地方在燃烧。由于警察、公务员以及大多数居民已经逃离，英国当局难以恢复公共服务和收集死尸。到处臭气熏天。肿胀的尸体泡在泛绿的死水中，四周的水已经染成粉红色。街上的狗和猪在腐烂的尸体周围拱来拱去，乌鸦也啄出了死人的眼珠。饱餐了各种死尸后鸟类仿佛醉了一般在尸体中走来走去。蒋介石夫妇也和史迪威同日到达曼德勒。蒋介石借看到的恐怖情形批评英国并表达了对西方的愤慨和失望。自珍珠港之后，这种失望情绪在中国不断增加。蒋介石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在我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我从来没有看到哪里像缅甸战区这样令人可悲地毫无准备、混乱和糟糕。”
史迪威和孙立人
中国军队于萨尔温江畔作战
史迪威自以为得到了新的授权，再次巡视了各个师部，想让第五军集中攻打彬马那，并让左边的第六军去萨尔温江前线的垒固地区遏制日军推进。事情都不顺利。日本人继续前进，并神出鬼没地迅速钳断联军的阵地。空袭仍在继续，命令和服务体系正在加速解体，而蒋委员长的信件还是源源不断。在中国部队是否可以增援英军以及何时、何地增援的问题上，他曾经三次更改主意，结果不得不重新部署军队，而运输体系本来就很紧张。蒋介石还有一封信命令要把所有阵亡的中国军人的尸体用松木棺材运回中国，这样就可以让他们跟祖先安葬在一起。
在彬马那，史迪威见了第二〇〇师的部队，这是“看上去很不错的一群士兵”。当时在日军的轰炸下大地在震撼，而噼里啪啦燃烧的房屋则冒出滚滚浓烟，仿佛打开的一张巨伞要更加渲染他们是在怎样的黑暗中战斗。由于没有空中侦察，无法得知敌军前进的情况。“天哪，我就像个瞎子。”他曾这样告诉多恩。美国空军志愿队拒绝低空飞行，认为那是死亡陷阱，而让英国皇家空军紧急派遣两架侦察机的要求又毫无结果。驻印美国第十航空队有8架轰炸机，另外还有17架正在路上。但是他们并未满足史迪威要求对其支援，因为据3月24日去见了史迪威的布里尔顿说，他的炮手没有受过射击训练，航空队只有在5月1日才能投入战斗。尽管布里尔顿应该在史迪威统辖之下，但是他本人更喜欢认为自己是在接受韦维尔的指挥，而且他也接受了德里流行的看法，那就是缅甸大势已去。
史迪威盼望雨季能早点儿到来，并希望能够支撑到那时候，这样大雨能够阻止日本人前进的步伐。在巡查时他常常去看望西格拉夫及其护士们；他们不辞辛劳救治伤员，汗如雨下，浑身沾满血迹。有时西格拉夫抬起头来发现史迪威正在默默注视他，于是他们彼此苦笑一下。西格拉夫曾道：“对认真做本职工作的人，他总是有时间的。”史迪威的美国参谋中有些人已经不再努力，开始变得消沉和紧张，并批评说史迪威仍然顽固地要打，而英国人和中国人都已经没有了信心，其实这些参谋对自己和同事也没有了信心。
突然，就像用隐形墨水写下的东西突然显现出来一样，向北挺进的三路日军的最东面的一支出现了。情报部门的罗伯茨上校综合分析了第六军与敌军小分队接触的零散报告，他意识到这些小分队是为进击腊戍的日军探路的，而进攻腊戍将会切断滇缅公路。他向史迪威做了紧急汇报后，史迪威前去察看第六军在前线的驻守情况，结果失望至极。部队未经命令擅自转入防御阵地，指挥员也很松懈，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将军掉以轻心，对情况不了解，也不能控制下辖各师的将军，结果暂编第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面对一股比他弱小的敌人便放弃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阵地。另外，他也未能执行要他重新夺回一个阵地的命令。这里的山庄仍然是风景不俗，一派祥和，松柏遍地。“咳，你知道吗，这些松树是为花生米的那些棺材用的”[3]，史迪威对多恩说。花生米原是蒋介石在秘密电文中的代码，后来经常用作蒋委员长的名字。回到指挥部后史迪威给罗卓英下令训斥甘丽初将军，把陈勉吾撤职并收复失地，但他并不能保证这些命令会被执行。实际上除了第一个命令，其余的都未被执行。
“飞虎队”战斗机在云南上空
三天后，在伊洛瓦底江一线日军绕过缅一师并突破了防线，直奔仁安羌的油田而去。斯利姆将军的部队已经斗志全消，无法进行有效抵抗，结果4月15日他下令炸毁油田。被亚历山大紧急召往眉苗的史迪威看到了“灾难和消沉”。亚历山大向他坦白说，他的士兵“见了日本人就怕”。忧心忡忡的亚历山大“现在叫我乔了”。
正在这时，史迪威收到蒋介石的一封来信，命令他给每四个士兵发一个西瓜。在史迪威做战区指挥的过程中，再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让他恼火的了。当时正是联军最黑暗的时候，缅甸已经危在旦夕——史迪威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蒋介石的干涉——这时候来个西瓜令，这使他对蒋介石的蔑视无以复加。因为后来此事被公开，蒋委员长的愤怒也可想而知。这件事对双方都有深远影响。
按照原先委员长同意的安排，孙立人的第三十八师已经北调至伊洛瓦底江一线加强与英军的联系，现在被用来阻止日军，争取时间让缅一师逃脱。在仁安羌的三天浴血奋战中，中国第三十八师和英军装甲旅一道坚守阵地并不断反攻。这是整个战役中最为激烈的战斗，展示了史迪威常说的只要指挥果断，就能显示中国军队原有的素质。中国军队的战斗使得缅一师得以逃脱——尽管失去了大部分车辆、榴弹炮、野战炮和高射炮以及20%的伤亡——另外也无意中救了更东面的印十七师，因为假如日军击溃了缅一师的话接着它就会攻击印十七师。
战斗结束后是一片恐怖，日军的野蛮跟在中国的做法并无二致。日本人把印度囚犯捆在竹楼里然后放火，或者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把他们活活烧死。让缅甸的西方人惊恐的是，被俘的英国军官的待遇也好不到哪里——一些人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当活靶子练习刺刀。在这之前，所有到亚洲的西方人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会得到跟本地人不同的待遇。
在参加战斗之前，史迪威在4月15日给马歇尔发了一封措辞悲观的电报说明当时的形势。他说，自己相信英军很早就已经打算放弃缅甸。他确信印度的部队足以解救缅甸，而且“如果他们当真的话部队早就开进来了”。他自己得出的结论是，亚历山大之所以不愿意让部队参战，是因为伦敦指示他只要象征性抵抗然后撤出缅甸。这种看法不仅是史迪威参谋中的美国人，而且很多其他美国人都相信。卢斯夫人在跟亚历山大谈话后于4月10日写给史迪威的信中说：“恰尔德[4]·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无意守住他来到的这个黑塔——如果这证明代价很大的话。”（他还说了一句“极有价值”的话：“我真希望乔别走。没了他，要我指挥中国人可很难。”）路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上校是个好战的原作战部副部长，罗斯福派他去印度担任总统特使，他也获得了同样的印象。在他的报告中他说，英国人情愿放弃缅甸而不愿意受恩于中国人，或者为了守住缅甸而对缅甸的民族主义分子做出让步。反正他们想在和谈时重新得到缅甸，而且不想就其未来政府形势做出任何承诺。
其实对任何人来说，缅甸的重要性都是排在最后的。当4月的第一周一支由6艘航空母舰组成的舰队抵达孟加拉湾的时候，韦维尔对加尔各答非常担心，要布里尔顿派8架轰炸机对日军正在集结船只的仰光和安达曼群岛进行轰炸，尽管轰炸效果并不好。这发生在他拒绝支援缅甸还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因此让史迪威非常愤怒，而更恼火的是蒋介石，因为蒋曾经得到保证说第十航空队属于史迪威指挥。蒋介石认为，布里尔顿的空袭说明只要有必要，美国随时都会为了英国而牺牲中国人的利益。蒋介石跟西方人的接触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加深了他对西方的反感。他宣扬说，这样将中国战区的兵力挪用别处，如果联军再遭失利，中国就“可能突然完全仇视外国”[5]并退出战争。
然而，当面临在东西方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马歇尔是从来都不含糊的。正如韦维尔所担心的，从日军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于4月9日轰炸锡兰，此时马歇尔同意派第十航空队去保卫印度。这是对英国同意在英国集结兵力准备跨海峡进攻欧洲作战的代价。以马歇尔为首的美国人希望英国出兵，英国人不太愿意，最后同意了，但条件是美国要防御中东和印度。马歇尔的参谋们提醒他说，他的决定会“对中国局势和史迪威的作战产生不好的影响”。不过实际上中国的利益是第二位的。为了让自己下得了台，马歇尔告诉委员长和史迪威说对加尔各答和印度东海岸的威胁“关乎印度的存亡，也严重影响我们将来帮助中国的能力”。
史迪威得不到空中支持，对这种精神鼓励也只能将就了。马歇尔告诉他说：“我向你保证，从世界的大格局来说，你所做出的努力的重要性是明确无疑的。”可惜他的话并不能阻止日军的进攻。由于飞机数量少，马歇尔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觉得我们要挨揍了。”史迪威4月16日在给妻子的信中说。生平第一次担任作战指挥便吃了败仗，这样的前景让他怒火中烧，急切地想复仇雪耻。他已经在计划怎样反攻夺回缅甸了。不论英国人怎么看待缅甸，在他的头脑中缅甸仍然是通往中国的重要走廊，将来要在中国进行对日决战。战斗将由他指挥的中国人进行，但他希望到时候有美国士兵加入。
在灾难即将临近时他制订了重返缅甸的作战计划。这需要把中国部队转移到印度并在美国人指导下进行训练和装备，使之成为反攻特遣队。史迪威从来没有对公众宣布过“我将要回来”，但是这个决心仿佛是刻在铁板上的，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要战胜现在正在使他吃败仗的敌人，而且还要证明，只要有合适的指挥官，中国军队本身是可以担当此任务并拯救他们自己的。4月16日，他让一名参谋将计划带往重庆送交蒋介石批准。
作为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史迪威建议说，由于通过缅北到中国陆上的供应线和空中航线可能被日本空军切断，因此中国军队如果得不到武器，就必须到有武器的地方去。他提议在印度整编并训练两个军，每个军由三个师组成，团级以及团级以下指挥官由中国人担任，更高的指挥官和参谋先由美国人担任，直到中国人有能力担当此职为止。他谈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部队怎样到达印度？他极为大胆地提出，在“尽可能得到美国航空运输公司的帮助下”，可以从密支那把军队经孟拱和新平洋（Shingbwiyang）（这些后来被人熟知的地名当时让人恐惧）穿过缅北，经过利多公路运到阿萨姆邦的铁路起点站。他得到通知说有25架运输机已经组装完毕，有的正在前往阿萨姆邦准备开始行动。他希望中国军队的转移能够在5月15日开始，也就是在雨季开始的时候。因为他知道这是最糟糕的时间，只能假设他选了一个尽可能早的日期，因为蒋介石是没有能力在这一天就开始行动的。
史迪威确定该计划的目标是“夺回缅甸”，主力军为在印度训练的中国军队，此外由中国驻云南各师发动辅助进攻。他从来没有改变这个计划。蒋介石两周后“总体上”同意了，条件是如果印度发生暴动，中国军队不得用于支持英军镇压印度人。美国陆军部也批准了这个计划，因为这符合美国借助本地部队在亚洲大陆作战的想法。
史迪威仍心存侥幸，以为缅北一线尚可守住。他想通过卡车和火车调集第二〇〇师填补中国军队和英军之间出现的一个空隙，不过后来证明这是徒劳的，正在此时，指挥部传来了有关对东京发动杜立特尔空袭的消息——这次极其冒险的行动原来指望能为陈纳德的空军增加16架B-25轰炸机的。这16架飞机无一幸存。由于这些飞机被迫在比原计划要远的距离上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因而均耗尽燃料，坠毁在中国的日军占领区或者接近占领区的地方。日军对中国人救助了美国飞行员的地区展开了惩罚性扫荡，并派遣53个大队破坏了那些可能用于再对日本本土轰炸的中国机场。尽管这分散了敌人的一些兵力，但是杜立特尔的初衷原是为了鼓舞美国人民的士气并改善生产停滞不前的状况，让笼罩在悲观中的联军看到胜利的希望。这个目的达到了，但代价是很多中国人家破人亡，蒋介石也愈加不满。出于保密的考虑，直到行动开始前一周才向蒋介石通报这次将在他的地域展开的行动。他极力反对，担心敌人的行动会摧毁浙江的一些机场。然而他被告知这次行动已经准备到了无法取消的阶段了。这次事件使他更加确信，中国并没有被看成是个平等的盟国，更别说一个大国了。在缅甸的官兵们愈加孤立无援了，他们不必再朝天上看飞机是属于谁的了，因为飞机肯定是日军的。
4月20日开始了致命一击：日本人奔袭腊戍的部队突破了东翼防线，击溃了第五十五师。“灾难降临垒固。第五十五师被完全击溃……甘丽初吓坏了……天哪。这可能会把我们完全掐死的。”通过中部前线的一个间隙日军包抄了第九十六师的一翼。“这里好像也面临崩溃。上帝啊。让塞伯特去看个究竟……电话线全被切断。英军会不顾我们逃跑吗？是的。结果已经非常明显了。”
史迪威接着几天千方百计想堵住缺口，重新集结，统一计划，并试图按计划重新部署混乱的军队，但是溃败已经势不可挡。没有几支中国军队是在他们应该在的阵地上，而且因为没有卡车，也无法将士兵运到这些阵地上。“大约在4月18日腊戍有6.5万加仑（约24万升）的汽油和850辆卡车。”史迪威顺便提了一句。可是这些卡车正忙着将物资运往中国，无暇顾及中国士兵。火车被阻截或者抛锚了，指挥官联系不到，军纪已经涣散。联络官带来了“不服从和找不到人的消息”。（史迪威这里旁白了一句：“困境中的士兵们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好像看我怎么办，‘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垮掉？’”）
杜聿明和甘丽初将军担心丢掉自己的兵力，他们阻止部队前进，甚至命令后退，有一次一个师级指挥官想战斗也不行。为了收复日军先头纵队夺取的一个叫东枝（Taunggyi）的关键地方，史迪威亲率一个中国连冒着猛烈的炮火反击，并要求坚守阵地直到援军到达。接着根据罗卓英的建议，史迪威提出，如果在5点前占领东枝，就将有5万卢比的奖赏。结果，东枝很快就攻下了，比桂东还提前了一个小时。奖赏的方法看来生效了，史迪威也试图使用惩戒，但是失败了。第五十五师全部逃往山区，史迪威要求处决师长陈勉吾或交由军事法庭审判。但他的要求未被接受。说到第五十五师，史迪威有些心寒地对贝尔登说：“一点痕迹都没有了。这是我看到的最糟的事。昨晚上我还有一个师，可是今天全都消失了。”
史迪威在一个阶段小结中总结道：“这是个不可救药的局面，我不得不竭力看清这一切。蒋介石使得我无所事事，我最好现在就老实承认。”蒋介石的腊戍之行只不过是场闹剧；“完全糊弄了我，我真蠢……我当时以为他是真诚的……”史迪威无法统领高级指挥官，除了孙立人等人外，其余的人都完全接受了蒋委员长的信条，认为对日防御时我军和敌军的兵力比例要3∶1，进攻则要5∶1。史迪威不无羡慕地想到八路军，并对参谋人员说他希望能“把共产党弄到这里来打仗”。
中国军队囤积物资准备应付更大的危机，这也妨碍了战斗。由于中国战时一向有物资匮乏的问题，因此囤积在文化上似乎也具有了必然性。在重庆的蒋介石曾亲自一个一个调动第五军的九辆坦克分散行动，因此这些坦克无法集中发挥其力量。在东吁，亚历山大问杜聿明，他前一天还看到的那些经过伪装并很好地放置于炮位的野战炮到哪里去了。杜说已经把它们撤到安全地带去了。
“你的意思是它们不会参加战斗了？”
“完全正确。”
“那它们有什么用？”
“将军，第五军是我们最好的部队，因为它是唯一有野战炮的部队，所以我不能冒险使用这些炮。如果失去了这些炮，第五军就不再是最好的了。”
日本进攻腊戍的部队绕过联军东翼，这使得任何企图继续作战的希望都已落空。日军利用车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绕过了东枝，并已经沿公路向北面腊戍的方向走了很远。试图集中第六军的努力全部失败。要求腊戍的中国物资处提供150辆卡车，结果他们只给了22辆。在中线的第五军受到猛烈进攻，而更西面日军正在挺进钦敦江，试图插在联军和印度之间。两面都面临被包围的危险。
4月25日晚上，史迪威和亚历山大在曼德勒以南25英里（约40千米）的皎施（Kyaukse）与罗卓英和杜聿明进行了会谈。史迪威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用的那种军帽，穿了政府发的咔叽制服，跟那些爱炫耀的人相反的是，他没有带肩章和勋章。西格拉夫看了一眼，觉得史迪威“非常疲惫”。罗卓英看上去“肥胖又闷闷不乐”，而杜聿明则“捉摸不定，很郁闷”。大家一致认为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全部撤退。一旦承认了这一点，现在就变成了在被围捕之前迅速撤退的问题了。在东线，已经不完整的第六军、驻东枝的第二〇〇师以及刚刚沿滇缅公路新近进入的两个中国师可以退到中国境内。亚历山大和史迪威的主要问题是将英缅军和中国第三十八师、第二十二师以及第九十六师通过曼德勒撤出，然后到达伊洛瓦底江西岸，之后英军可以撤至印度，而中国军队通过密支那北上。坦克以及大量部队可以过江的唯一地方便是曼德勒的阿瓦（Ava）铁路公路桥。部队全部通过后，桥将被炸毁。英国早在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炸桥的准备。
史迪威一边看着亚历山大口述总撤退命令，一面记起一个中国人曾经说过要“吃苦”了。唯一一点让人安慰的是还没有命令投降，这跟新加坡和爪哇还有所不同。让失败的气氛更加浓重的是四架敌机在会场上空吼叫着。正当军官们四处躲藏的时候，一个重500磅（约226千克）的炸弹落在不到100码（约91米）的地方，爆炸声震耳欲聋。空袭过程中亚历山大仍然下指挥命令，还毫不在乎地笔直地站在花园里。史迪威也不甘示弱，倚在走廊栏杆上，嘴上含着琥珀色的烟嘴，像罗斯福那样斜叼着。
指挥部被转移到曼德勒以北50英里（约80千米）的瑞冒（Shwebo），而日本的飞机也跟着到了那里。参谋人员不但感到这场军事灾难在加深，个人的危险也在增加。有些人自己承认“吓坏了”，另外一些人呆住了，不知道干什么好。铁路是最大的问题。史迪威决心要让运兵列车南下将第二十二师撤出，可是中国的那些机构或者已经涣散，或者已经无法工作。由于从程序上说他的参谋都无权对中国部队下达指令，史迪威亲自回到曼德勒鼓动他们行动起来。他从桥上回来的时候，退却的部队已经形成滚滚人流，而桥下还有人用渡船过河。到瑞冒的路上塞满了卡车、弹药车以及难民装满东西的推车。大撤退的人群就这样在尘土、热浪和恐惧的氛围中进行着。曾经趾高气扬的锡克人现在包着破头巾，一个个蓬头垢面。中国士兵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怀着恐惧行进着，在这里他们无法脱下军装逃到乡下去。地上是穿着黄僧袍的和尚的尸体，中国士兵认为他们是日本奸细从而杀了他们。日本零式战斗机从上空飞过，并不住地用机枪朝下面的公路上扫射。坐在汽车里的中国的将军们以及考虑到有“当地人”在场的英国军官都在竭力撑住面子，可是每个人都知道大家已是颜面尽失，这无论是对亚洲还是对全世界都是如此。“最糟糕的是，”多恩写道，“在我们自己看来也是如此。”
到4月29日，日军包围圈收紧了：在东边，日本人攻下了腊戍，截断了滇缅公路，而在西面，他们攻下了钦敦江边的望濑（Monywa），这里距离瑞冒仅60英里（约96千米），已经危及英军退到印度的路线。现在英军必须赶在日军之前到达钦敦江上的加列瓦（Kalewa）渡口。原来准备在撤退的道路上储备粮食和水的工作现在必须缩短。炸毁阿瓦桥定在4月30日子夜。史迪威原来准备把指挥部移到密支那，以便尽可能保持跟中国人的联系，可是腊戍陷落后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日本人可以翻越山脉到达密支那。他打算让他参谋人员中的大部分乘飞机到印度，而他要和罗卓英将军一起到腊戍前线的莱温（Loiwing）去。他5月1日发报要一架飞机把他接走。由于罐头食品必须节约下来以供将来不时之需，顶着酷暑的参谋官们现在只能吃米饭，他们怨声载道。他们对中国人屡次不遵守承诺和不执行命令感到愤怒，并认为“老板应该在形势好转的时候叫中国人滚蛋”。面临炎热、失败和恐惧，再加上对联军的不满和普遍有被遗弃的感觉，他们的表现也就可想而知。
4月29日，史迪威接到蒋介石回复，表示原则上同意在印度练兵的计划。史迪威现在全身心都倾注在这件事上，就好像老水手望着北极星一般。“上帝啊，只要我们能把这10万中国人弄到印度，我们就能成。”他马上致电马歇尔要求他保证提供支持和物资，否则这个计划就只能依靠英军支持，“而这将是致命的”。当周围的其他人都在一门心思想早点儿离开缅甸的时候，史迪威却坐在一个破烂的布风扇下，对合众社记者达雷尔·贝里根（Darrell Berrigan）介绍自己打算回来重新打开通往中国道路的战略。史迪威说，中国将成为一个联军可以借以打击日本的跳板。马歇尔将电报转给总统，由于即将失去缅甸，总统再次非常担心中国会退出战争。罗斯福在4月28日宣布：“将想方设法为蒋介石委员长的部队提供飞机以及军用物资。”为了让蒋介石放心，似乎也为了让自己相信，罗斯福还重申，将来“一个未被征服的中国不但在东亚，而且也要在全世界为维持和平和繁荣起到重要作用”。
5月1日史迪威醒来后发现，总司令罗卓英将军已经逃往密支那机场去了。罗将军拿着枪征用了一辆有17节车厢的机车，在走了25英里（约40千米）之后，这辆未编入行车计划的列车跟另一辆车撞到了一起，结果铁路中断了两天。“不幸的是他没被撞死。”罗将军的逃跑甚至激怒了塞伯特这个唯一还在坚持的人，而其他人早就感到不满了。“天哪，乔，我们回家吧。”塞伯特恳求道。莱温已经封锁了，但是史迪威觉得仍然有义务竭尽全力保证中国军队出逃的路线上储藏好大米。塞伯特争辩说史迪威的位置应该是在德里的指挥部里。“不，”史迪威回答道，“我会为你解释为什么的。”西方人节节败退，这包括美军在菲律宾被打败，这使得西方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他有责任照顾好他统率下的中国军队，哪怕这种统率只是名义上的。“如果我现在逃跑，那将是又一个失败，又一个投降。那我以后就不可能再指挥中国军队了。”
“二战”时期在中印公路上行驶的美军卡车
中印公路，载于《美国人》（Yank），1945年
史迪威坐下来开始列出一份名单确定哪些参谋将去德里，哪些将跟他留下。亚历山大这时“很担忧地”走进来。这是他们在缅甸的最后一次会面。次日亚历山大下达了英军最后的撤退命令，然后他乘车经一条107英里（约172千米）的小道到达钦敦江——这条路步行要六天。他们赶在日军之前到达钦敦江，但是不得不丢掉了坦克、大炮和很多车辆。已经跟那边的印度人就交通工具和食品事宜做了安排。在5月12日到20日之间共有1.2万人分散抵达印度，剩下的1.35万则在此前四个月的战斗中死亡、受伤或者失踪。亚历山大在5月20日停止行使指挥权的告别仪式上说：“当然我们会夺回缅甸，它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此后不久他回到伦敦，接着继续指挥“运动员”战役并在突尼斯立下战功。他再也没有回到缅甸。
亚历山大和罗卓英走了，史迪威留下来了。一次，他跟几个人正在玩金多美游戏（gin-rummy），遇到空袭大家都散开了。等他们回来的时候看见他还在桌旁“神情安详地玩单人纸牌”。现在日军已经攻下并穿过曼德勒，炮火声已经可以听到。“这真是个了不起的五一节啊，”史迪威对贝尔登说，“所有的东西都倒了，所有的人都倒了。”
就在这一天傍晚，卡拉布·海恩斯（Caleb Haynes）上校和罗伯特·斯考特（Robert Scott）上校开着一架美国运输机赶到。他们是十天前刚刚运作的阿萨姆邦—缅甸—中国空运队指挥和执行官。这些运输机是没有武装的道格拉斯C-47（DC-3）型。飞行员都讨厌这份差事和这条路线，管这种飞机叫“信天翁”，因为这种鸟会往回飞看看自己起飞的地方。海恩斯和斯考特接到哈普·阿诺德将军的指令，让他们“速将瑞冒附近的史迪威以及参谋撤离。特急”。
史迪威指挥部设在一个种茶叶的人家。他们被带进的时候，史迪威还戴着那顶旧帽子在桌子上写着什么东西。斯考特是个英雄人物，后来参加陈纳德的歼击队并打下几十架日本飞机。他到来时颇为戏剧性地、尽管未必很周全地说：“先生，阿诺德将军要我们来救你们出去。”过去几天的紧张情况已经使史迪威憔悴不堪，他透过无框眼镜看看这些“飞行员”，然后拒绝接受这个优待。两个飞行员瞠目结舌。他们告诉他说，他们已经在距离瑞冒不到20英里（约32千米）的地方看到了敌人的部队。史迪威还是不为所动。从溃败一开始，他唯一的想法便是跟中国军队一起出去。这是他作为指挥官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他毫不动摇。他表示欢迎飞机带出他的参谋，但是他自己打算去密支那，不管是通过火车、卡车、吉普车还是其他任何方式都行，他想到达那里跟中国人取得联系。
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决定这样做，他拒绝时常常不做解释，这是他性格的一部分，就像他不戴肩章一样。作为一名三星上将，他没有义务对两个空军上校去解释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不想对那些傲慢和没有共同语言的陌生人坦露内心感受。对于这两位飞行员来说，这个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破帽子的老人在离敌人不到20英里（约32千米）时还在写东西，而且拒绝空军的援助，并要通过陆路走出去，这对他们不啻是一种侮辱。后来经过斯考特添油加醋那么一宣扬，这事就成了后来崇拜陈纳德的人的把柄，说“步行乔”不理解空军力量。
史迪威让指挥部其他人乘飞机走，并指示罗伯茨“给我找个地方供训练中国人之用。你知道我需要什么”。他跟其他参谋人员向北转移了60英里（约96千米），到达了温托（Wuntho），试图绕过被阻断的铁路。现在，每个美国人都在考虑自己逃生的可能性。他们的车辆已经过热并不断抛锚，但还是尽力沿着车辙通过干燥凄凉的乡村。他们超过装满中国军队的卡车，中国士兵们都像蜜蜂一样往车子上爬。在温托，运输官保罗·琼斯（Paul Jones）亲自走过去用铁棒撬动走不动的车子，琼斯自1934年在圣迭戈史迪威手下作为预备队受训之后就一直对史迪威忠心耿耿。史迪威过去跟一位第五军指挥官“谈论供给”，可是此人对此既无计划也无兴趣。蒋介石的三份不完整的电报也于事无补。罗卓英被找到了，但他问史迪威可否在晚上8点去看他。到了约定时间，史迪威却看到罗卓英的房子里已经漆黑一片，空无一人。史迪威意识到他正在做的努力可能是多余的了。“显然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他认为离开的时间到了——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坐火车去密支那，如果不行就穿过西部去印度。“中国部队控制极弱。相信崩溃在即。”他给马歇尔发电报这样说，同时还报告了他的计划。
他现在有些破破烂烂的车子和大约100人，其中有18名美国军官和6名美国士兵，西格拉夫医疗队的两个医生和19名缅甸籍护士，16名中国卫兵，一个包括7名成员的英国贵格会（Quaker）急救队，9名印度籍、马来西亚籍和缅甸籍的厨师和搬运工，7名走散的英国军官和难民，彬马那农业大学校长、会讲山民土语的美国传教士凯斯（Case）先生，还有杰克·贝尔登先生（英国命令全部记者撤出，但他没有离去），还有一些掉队的人。美国军官包括有梅里尔、塞伯特、斯莱尼、麦克凯布（Thomas McCabe）、怀曼、费里斯（Ferris），医务官威廉斯，两个助手多恩和扬，预备役军官保罗·琼斯和弗里德·埃尔德里奇（Fred Eldridge）。埃尔德里奇原是报道警务新闻的记者，曾在奥德堡任公共关系官员，在这里他也担任这个任务。
被派去侦察的琼斯汇报说铁路堵塞，毫无办法。史迪威打算继续往北沿着铁路的方向再走一天，然后往西走，不是往达武山口，而是沿一条更北的路线，以尽可能在日军前面穿过钦敦江。这群人计划先沿着公路走，公路没有了就沿小路走到钦敦江的支流乌尤江（Uyu），然后乘木筏顺流抵达两江交汇处。在霍马林（Homalin）穿过钦敦江之后，他们会继续翻山抵达印度的英帕尔。曾有人告诫史迪威说这条路路途艰难，很少有人走，而史迪威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选择走这条路——可以避开难民和逃跑的中国部队的人流。最担心的是缺少食物，这也是难民跟敌人一样危险的原因。从伊洛瓦底江西逃离的除了难民，还有三个中国师。有100万印度人已经逃离或者正在逃离缅甸，其中很多在路上已经筋疲力尽或者已经饿死。成千上万的人还在朝山上涌去，史迪威后来沿这条路回来时看到了其中有些人的白骨。两个英国准将带着12个人也在逃跑之列，他们拼命想说服史迪威跟他们走一条更加直接的道路，史迪威拒绝了。几周后他得知他们遭到日军伏击，好几个人被打死。
5月4日到5日的行进受到各种干扰：发动机烧坏、轮胎漏气和报告附近有敌情。每一次耽搁都让史迪威很恼火。雨季即将来临，史迪威曾经盼望雨季，但现在这成了威胁，于是迫使他们要加快速度。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西格拉夫听到有人悄悄地说要“给护士一些钱让她们离开，免得她们拖后腿”。史迪威听说此事后“立即叫他们住嘴”。“大家都失去信心了，”贝尔登这样写道，“失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卓英将军再次出现，他由于未能到达密支那，只能沮丧地加入到一群中国难民的队伍逃离。在英都（Indaw）最后一次想乘上火车的努力又失败了。城里已经完全陷入混乱，士兵在抢劫，平民奄奄一息。几个英国军官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大英帝国在此统治的结束。坐在车里的中国士兵用枪托击打试图爬上来的其他士兵的手。史迪威后来说，在英都所看到的混乱是他在远东所看到的最糟糕的局面。他警告同行的人说他们可能要奋力过去：“继续走。无论什么事都不能停下。”
在向导身后，史迪威带领众人水蹚过河
在英都他们离开了铁路线，转向未知的丛林。除了一台发报机外，跟外界的通讯已经中断，他们正陷入隔绝。史迪威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有一次以为路上走来的一群士兵是日本人，结果吓了一跳。“天哪，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经过各种耽搁后（“上帝啊，要是我能让他们再往前一点点就好了”），到晚上这支队伍终于到齐了。西格拉夫带领护士们唱着“基督战士向前进”。听到她们纯真、细弱的声音大家都静下来了，诅咒和埋怨停止了，正准备爬上一辆吉普车的史迪威也站住不动了。大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朝西进入长满大树的黝黑的森林中。大象在林中吼叫。过一条河时卡车陷到了河里，一群中国人像“‘红格朗奇’[6]一样径直从我们中间走过去”。史迪威急于继续赶路，命令放弃陷进去的汽车。他夜里11点开始露营，“我想我们仍然赶在雨季前面了”。
5月6日早晨集合的时候史迪威发现了15位新来者，是一群英军突击队员，都胡子拉碴，肮脏不堪，由戴维森－哈斯顿（Davidson-Huston）上校带队。史迪威朝他们吼道：“你们从哪里来的？有口粮吗？”他们摇摇头。他恼火地瞪了他们一会儿，同意他们留下了。他们中间有个有用的人，这就是巴顿（Barton）少校。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丛林中，并在缅甸待过很多年。现在他们的人数是114人了。走了一天之后公路没有了，除了装运供给的吉普车外所有的车辆都必须放弃，包括装无线电的车以及重达200磅（约90千克）的电台本身。开始发出最后的电报。担任报务员的中士开始专心发报，敲几下，焦急地听着，然后再敲。给驻扎在印度的布里尔顿的电报说了他们走的路线，并告诉布里尔顿方面“我们粮食已经不多，后面也没有指望”。要布里尔顿方面送粮食、挑夫和药品在霍马林接应他们，此外史迪威还要中士通知印度政府，数以万计的难民和中国士兵正沿着各种小道走向印度，最北可达胡康山谷，急需在小道上储存大米并派驻警察和医生，“否则死亡人数会达到数千……更多的人在赶来。已经没有任何控制。可能出现大灾难”。史迪威他们应当在三天内到达乌尤江。“这是我们最后的讯息。”史迪威通过重庆转给陆军部的电文并没有提及这极端糟糕的处境，因为反正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我们有武器、食物、地图，现正在英都以西50英里（约80千米）步行。无须担心。中国军队大致也沿此路去印度……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这是我们最后的消息。再见。史迪威。”发完电报后，发报机被用斧头打碎，密码本和各种文件也都被烧掉。
那天晚上他们的运气来了：他们遇见了一支马帮。两个满脸凶相、粗俗不堪的中国人赶着20头小骡子，从“北部山区”卸完货后正赶往印度，史迪威猜测他们是往中国走私鸦片的。史迪威雇用了他们的骡子，此外还通过跟当地的头人协商，雇用了60名挑夫（当地人都是“好人”）。
天亮后史迪威站在一辆卡车上对大家训话，说明了行进的计划并定下了规矩。所有的食品都要集中在一起，每个人除了武器和弹药外，所有自己带不了的个人物品都要扔掉。前面还有约140英里（约225千米）路程，途中还要渡过一条河流和翻过一道山脉。山的海拔达7000英尺。他们必须每天走14英里（约22千米）；达不到这个进度他们的粮食就会不够，而且可能遭遇大雨。他警告说他们只有靠纪律才能够活下去。任何不想接受他指挥的人现在就可以走开，可以得到一个星期的口粮。他四处看看，没有人走。最后他说：“等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你们很多人会恨透我，不过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都会走出去。”
他走在队列前面，采用的是每分钟105步的标准部队速度。卡斯纳将军的阴魂大概还陪伴着他，不过他现在是唯一参加很久以前第十五步兵团急行军的老兵了。从第一天开始，就有很多美国人由于炎热走在后面或者掉队。缅甸雨季到来前的5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史迪威对这种虚弱和“他妈的不像样的体质”非常恼火。他每小时允许休息五分钟，但其他时候不减慢速度，也不停下。到了一条河的时候他照旧大步跨进，“顽固地瞧着手表每分钟保持105步”。他稳步蹚水而过，而其他人也排成一列纵队跟在他后面。疟疾和痢疾开始袭击这些行进者，人们变得虚弱，步伐也慢下来了。史迪威不得不把休息时间延长到十分钟，尽管他知道每增加一小时，他们的危险就会增加一些。两个军官中暑倒下，结果不得不把他们驮在本来已经超负荷的骡子身上。有一次宿营时威廉斯上校的药箱被偷走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蚂蚁、荆棘、破裂的口袋、挑夫逃跑、一头四处骚扰的大象、昆虫、水蛭、腿上的疮、水疱、传染病以及烈日——这些都侵扰着行进的队伍，大家的善意和友情也在一点点被销蚀。有人发现一个军官将带有床垫和所有衣物的铺盖卷塞到了挑夫的担子上。史迪威没有直接点他的名，但当着大家的面严厉批评了他，说他多占了地方，而这些地方本可以装下一个病人。史迪威的声音由于愤怒而颤抖，他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有个听着的人不无敬畏地说：“天哪，连他的军帽看上去都好像是怒不可遏。”
梅里尔由于中暑，加上心脏不好，结果昏倒在一条河里，这样只能把他放在气垫上拖过河，后来由人抬着走。他有两个小时不省人事。另外还有些人也步履蹒跚，逐渐掉队。威廉斯为病号求情要求暂停一下。史迪威回答道：“这个队伍不能停。见鬼，威廉斯，你和我都受得了，我们俩比他们任何人年纪都要大，他们为什么就受不了？”他通过嘴上不断鞭策并以身作则敦促他们继续走下去。他一直为这100多人的口粮担心，后来决定将口粮定量减半，并指定多恩做司务长主管伙食，防止舞弊。他自己坚持领饭时排在最后一位。为防止日本人的伏击，他要求晚上由男人轮流站岗，白天则组成一个先遣队。
按照他的要求，在三天内到达乌尤江。提前赶到的信使已经安排好了木筏子。马帮由一名美国军官和一组中国卫兵护送，继续往前经陆地过去。西格拉夫的护士“总是乐意帮忙”——她们用树叶为木筏编织了顶棚，防止太阳照射，还为梅里尔以及其他病人编了医用的草垫。在撑着筏子，顺流漂向钦敦江的时候，很多人心头都对他们的目的地怀有莫名的恐惧。“这会是在萨马拉相遇[7]吗？”保罗·琼斯问道。由于速度“慢得要命”，史迪威让他们整夜撑船。第二天下了阵雨，这是不祥之兆。飞来一架轰炸机，从河流上游飞过，转了个圈子又飞回去了。每个人都感到恐惧，接着他们看到了皇家空军的红蓝标记，于是大家都欢呼并疯狂招手。轰炸机低飞了三圈后打开了炸弹仓，并在岸边投下了粮食袋。半赤裸的黝黑的山民从丛林中冲出来抢走了第一批空降物资。乘木筏的人们愤怒地喊叫，但只能接收剩下的东西了。空投的东西中有一袋医疗用品，这样威廉斯就可以给病人开奎宁了。他们突然发觉外界正在关注他们的困境，于是他们又有了希望，认为会有人在霍马林准备救助他们。在木筏上史迪威给贝尔登讲了他准备夺回缅甸的计划：如果美国提供飞机和物资……如果英军能够重组……如果中国人能够配合……贝尔登说：“我们先要设法出去。”他们又撑了一夜的筏子。木筏碰到礁石解体了，而史迪威“一整夜都感到累极了”。
从乌尤江走到霍马林后他们大失所望：没有人等他们，没有食物，没有留言。这使得史迪威的领导变得困难起来，开始有人嘀嘀咕咕表示不满和指责，有些人开始盘算怎样才能使自己存活下去。次日准备渡过钦敦江，可能会遇到敌人，于是史迪威命令检查武器。在钦敦江没有遇到敌人，他们乘独木舟和货船安全渡江。
帮助搬运东西的掸邦人和卡钦人现在换成了皮肤很黑、头发零乱的那加（Nagas）人和唐库尔（Tangkhuls）人——他们跟易洛魁（Iroquois）人一样在头中间留下一绺头发，但其他地方剃得光光的，刺了孔的耳朵上夹着弹匣、香烟或者花朵。他们性格开朗友善，喝米酒，可以用木制的背篓背五十磅（约22千克）重的东西。5月14日，当他们正往上爬一座3000英尺（约914米）的山时，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让他们几乎绝望。但是那天他们碰到了在霍马林未能遇到的救助人员：一名叫夏普（Sharp）的英军地区官员带着活猪，让他们吃了顿烤肉，而且宣布他后面还有马匹、食物、医生、威士忌、香烟以及400名挑夫。史迪威对此只是轻描淡写地写了一笔：“终于放心了。”夏普将带着他们去英帕尔。原来有关他正在等史迪威他们的信放在了皇家空军空投的粮袋里了，但正好丢掉了。史迪威问他，一共有四条山路，他怎么知道他们会选择走哪条路。夏普答道：“我给德里打电话，问你是什么样的人。德里说你非常聪明。这条路是根据常识可以选择的唯一道路，所以我想你会走这条路。”他还叫史迪威放心，其他的小道上都储备了物资，但同时带来一个坏消息：菲律宾的科雷吉多尔（Corregidor）投降了。
接着继续爬了五天，为了赶在雨季之前，每天的行程提高到15至16英里（约24至25千米），下坡时达到17英里（约27千米）或者更多。已经开始下了一些雨，小路变得很滑，不断有人摔倒。他们一边蹒跚前进一边骂着粗话，有时只能从路旁边的山上慢慢爬。西格拉夫的腿被感染了，最后变得十分虚弱，除了“裹在我的毯子里祈祷少受罪早点死”外毫无办法。不过他们现在有了食物，病号也可以骑在马上了，但有个得了疟疾的重病号无法骑马，只能由挑夫轮流用轿子抬着走。那些“懦夫”和“女人气”的男人现在好了些，顽强的护士们唱着基督教赞歌和美国流行歌曲。“这是怎样的景象啊……中国士兵，缅甸女孩，美国人和英国佬——他们一起在小溪里清洗、刮胡子和泡脚。”一个披着大红毯子的当地头人送给史迪威一头山羊，前来欢迎他们的那加人还用米酒和鸡招待他们。
5月20日队伍到了英帕尔。凭着细致周密的计划和不留情面的纪律，史迪威一个没少地把他那一队人带出来了——他们是唯一没有死人而到达印度的队伍，不管是就部队还是平民而言。很多在他的指挥下走出来的人都恨他恨得要命，但这114个人都知道，是他让他们活了下来。据一位记者说，史迪威出来后“像上帝一样震怒，像恶魔一样诅咒”。他体重减少了20磅（约9千克）。他本来身材就消瘦，现在已经不能再瘦了。他的手在颤抖，皮肤由于黄疸而变得蜡黄，眼眶深陷。多恩减轻了32磅（约14千克）。霍尔库姆（Holcombe）上校是属于一路上多数时候都生病的人之一，他“像甘地一样骨瘦如柴”。中国军队音信全无。
史迪威看到了乔治·马歇尔发给他的“问候”，马歇尔表示了“陆军部长、总统和整个陆军部”对他的敬佩。他则只意识到自己的意图已经全盘落空，记下的评语非常简短：“为什么？”作为一名受了奇耻大辱的战士，史迪威需要为自己开脱。在他后来写给陆军部有关缅甸战役的报告（由多恩起草，史迪威增加了一些内容）里对英军和中国军队的无能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结果上面命令所有报告的备份都要销毁——然而这种命令往往是不能完全执行的。他报告的含义是，英军的表现只有一种解释：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守住缅甸，而且为了削弱中国故意逃跑。历史真相和人们所认为的真相相比，往往后者更重要。
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路易斯·蒙巴顿正与孙立人将军交谈中
史迪威在其他地方总结的失败原因包括技术落后，这表现在空军、坦克、炮火、机枪、阵地迫击炮、弹药以及运输等方面。当地人民的敌对，日本的积极进攻以及“蒋介石愚蠢、胆怯的指挥和干涉，英军在铁路管理上一团糟，交通糟透，英国的失败主义态度，战术上易受攻击”等。列举的众多原因并未提及敌方因素，因为日军在缅甸战斗中所面临的各种现实困难并不少，战术上的困难也只会更多。根本的差异是在意图上，比如进攻者经过主动计划和准备，而防守者既无计划也没有准备，目标也不坚定。
史迪威逃出的时候，日军已经沿滇缅公路攻入中国。日军在大败刚刚调进缅甸的中国第二十九师后于5月8日占领畹町，并在中国撤退部队刚刚炸掉桥梁不久抵达了萨尔温江的峡谷。中国驻缅军大为震惊，在美国志愿团的大力支持下进行战斗，以阻止日军进入。位于南部山区的日军风头已过，加之从南部阻断中国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日军在这里停下了。
中华民国将领孙立人，摄于中国远征军时期。
华盛顿对已经陷入隔绝的中国的态度极为担心。在史迪威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马歇尔于5月9日给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发了措辞严厉的指示，要求所有在华服役的军官“对中国前途要保持镇静和乐观”；无论计划还是谈话均不得“暗示局势已经无可挽回”；各种调动要周密安排，“以免被看成美国正在撤出”。
中国驻缅军的命运各不相同。孙立人将第三十八师带出，虽然历经艰辛，但部队状态很好，他们走的路线比史迪威的偏南，于5月25日到30日到达印度。第五军的第二〇〇师杀开一条血路，并与第六军残部一同到达云南。第五军的第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艰难地北撤，但由于蒋介石命令多变，他们不断改变行走方向，有时不得不走回头路。他们遭遇雨季后困在西北部的深山老林中，靠着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的空投粮食才得以存活。第二十二师的幸存者在7月和8月经由利多到达印度，而第九十六师残部在忍受了超乎想象的困苦后翻山越岭，经过赫茨堡回到中国。
中国有关缅甸战役后期的公报的风格一如既往，之后再经过了驻重庆记者和美国编辑的添油加醋的描述。根据重庆的公报，5月10日到11日，日本在云南的一个联队被“全歼”，另一队“也被歼”。中国驻缅军已经“收复”眉苗，并“正从东西两面逼近旨在收复曼德勒”，因此入侵部队已经被“断后”。美联社记者发回报道说日本入侵部队已经遭受“惨败”，而他的合众社同行更是绘声绘色，说日军正从中国“溃退”，“已经瓦解……仓皇逃跑”。美国报社的编辑们以为所有中国军队都在接受史迪威的指挥，他们怀着爱国热情在发表这些稿件时加上了这样的标题：“史迪威击溃入侵日军”。而5月11日的标题是：“史迪威中国军包围日军，入侵者全线撤退。‘乔大叔’关死中国后门切断日军退路。战报！ ! !”那一天史迪威正在乌尤江的木筏上呢。
史迪威及其一行从英帕尔这个避暑胜地乘卡车到达阿萨姆邦的火车站，然后经过无边无际的黝亮的茶树林，乘火车到达丁詹（Dinjan）和廷苏基亚（Tinsukia），这里设有空中运输队（Air Transport Command）的机场。韦维尔和亚历山大、第十航空队的布里尔顿和比斯尔以及他在新德里的参谋都来看他。5月24日，史迪威乘坐布里尔顿铺着波斯地毯的飞机飞抵德里，他已经声名远播。在从机场到帝国宾馆（他发现这个宾馆的地址是很简短的“舒适”）的路上他后面跟着一大群记者，于是他同意召开记者会。在一个小时的提问时间里他强调说，最具破坏性的是日军的空中优势，并对这场战役做了历史性的总结：“我认为我们被狠揍了一顿。我们被赶出缅甸，这是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必须查找原因，并回去重新夺取缅甸。”
这番话的分量毫无疑问非常之重。《旧金山纪闻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后来回忆说，史迪威的诚实像“疾风”吹跑了陆军公关们的浮华辞藻。《纽约时报》在头条社论中说，尽管丘吉尔和罗斯福擅长辞令，“但他们都可以从史迪威将军这里学到不少东西”，至于其他职位较低的官员，他们也可以注意“他的用词和原则”。史迪威这段话跟他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以后每当他成为新闻人物的时候都会被引用。他打算做一件简单的事情：把真相告诉公众。
[1] 林可胜（1897—1969）：生理学家，在“二战”时参加红十字会。——译者注
[2] 侯将军疑为侯腾，参谋团参谋处副处长，时任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译者注
[3] 军队习惯用代码代指人或项目，这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史迪威用了那么多绰号，尽管这无法进一步阐释这些绰号的意思。
[4] 恰尔德（Childe），是卢斯为哈罗德·亚历山大加上的名字，当取自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主人公。——译者注
[5] 这是美国海军武官詹姆斯·麦克休（James McHugh）的话。麦克休与蒋介石夫妇私交甚好，经常代为传达他们的想法。
[6] 红格朗奇（Red Grange），即哈罗德·格朗奇（Harold Grange，1903—1991），美国橄榄球手。——编者注
[7] 指无法避免地跟死神相会。萨马拉（Samarra）在伊拉克。一位青年在市场上撞见死神，想躲得远远的，便骑马飞驰到萨马拉。有人问死神此事，死神颇为诧异，说“我跟他计划是要在萨马拉相见的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