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1942年2月
在一个对12月说来有些偏热的阳光明媚的周日上午，史迪威夫妇正在卡梅尔家中招待奥德堡的新任下级军官。通往花园的门敞开着，透过楼上起居室的窗户，波光粼粼的太平洋翻滚着，波浪重重地拍打着岸边。客人们都穿着便服，因为在离岗时不允许穿军装，屋子里到处都是散乱放着的星期日连环漫画。电话铃响了。史迪威夫人接电话时听到一位朋友激动地喊道：“温妮，打开收音机！珍珠港遭到了袭击！”之后她忙着到处找收音机，终于找到了一个，收音机插好电源后大家都围在四周听，他们都惊呆了。他们如梦方醒：就在那里，在窗户那边碧波荡漾的大洋上，战争已经开始了。
当时估计日军会在东南亚发起进攻。没有人想到日本人会如此大胆，跨越3300英里（约5310千米）的太平洋对美军舰队发起突袭。攻击的大胆和成功让人畏惧，更让人惊讶。一直被低估的日军突然被赋予令人生畏的能力，并可能随时扑向美国。恐慌开始的几个小时后奥德堡就接到各种谣传的电话，有的说日军舰队已经到达距离蒙特雷10英里（约16千米）的地方，有的说旧金山可能受到空袭，有的说在克力夫豪斯（Cliff House）看到了一个潜望镜，又说在洛波斯角（Point Lobos）也看到了一个。
史迪威在约翰·德·维特（John L. De Witt）少将统辖下指挥第四集团军，负责西部防御区的南部，包括直到墨西哥边境的加利福尼亚海岸线。这里是预计敌人会发起进攻的地方。由于珍珠港海军所遭受的损失，这里的防守只能依靠尚未准备就绪的陆军。这个地区有500万人，此外还包括整个国家80%的航空工业，这均在海军舰船炮火射程以内。史迪威相信加利福尼亚不是日本所可以企及的区域，但是由于责任重大，结果至少每天一次他陷入一种“沉重的感觉”。他四周到处都是惊恐和混乱，旧金山的第四军司令部周期性地在电报中透出“惊惶”，这使史迪威感到了自己部队的不足，尤其是在军火方面。
日本偷袭珍珠港
他坐在南部圣波纳迪诺司令部的桌旁，一面几乎把烟嘴咬成两截，一面告诉陆军部说，他的轻武器弹药可以供几个小时战斗之用，但是几乎没有炮弹。当华盛顿那边的军官答应“我们尽力而为”的时候，史迪威咆哮起来：“你尽力！上帝啊，我他妈的怎么办？用橘子打他们？”日军在进攻珍珠港的同一天还进攻了关岛、威克岛、香港、菲律宾和马来亚，并在次日进攻了中途岛。这个消息让加利福尼亚更加恐慌。飞机厂、电台、铁路桥、隧道、大坝、电厂、输水道、水库、油井、医院、造船码头以及港口防御部门都急切要求提供防卫——这些地方都认为自己至关重要。由于太多的单位要求前去进行保卫工作，结果训练只能中止。
史迪威整日在海岸线上奔波巡视，跟市长、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商谈，调查各种谣传，保卫机场，组织警报程序，回答质询，为东部派来的额外部队安排食宿，尽力落实更多的弹药。与此同时，各种恐慌和谣言仍然继续。据报告，12月9日在大概是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的地方发现一支由34艘军舰组成的日本舰队。在经过焦急的几个小时后，史迪威写道：“不实（更加低落）。”所谓敌舰后来证实是蒙特雷的14条快速回岸躲避的渔船。12月10日传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11月派遣到远东防止对新加坡袭击的英国最新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号和战斗驱逐舰“却敌”（Repulse）号，在靠近马来亚海岸的地方，被日军空袭击沉，从而使英国失去了在这些水域的制海权。（“我的上帝，越来越糟了。”）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根据轴心国盟约所规定的义务，同时也是在日本要求下，对美国宣战。又经历了一场恐慌，这次是来自第四集团军司令部本身，它报告说：“在距离旧金山164海里（约303千米）处发现日本主力舰队。所有单位进入警戒状态。”经过了让人焦虑的几个小时后，这个消息也被确认为不实。（“上帝啊！他们会要了我的命的。”）
12月13日，西部防御指挥部报告说对洛杉矶的空袭在即，并准备对全体市民发出警告。史迪威的结论是，“全体警报”所导致的伤亡和恐慌将会跟空袭一样严重，因此准备不相信这份报告。“弹药好一点了……第一二五师计划在24小时内到达……两个营已经做好准备，还有两个在距离海岸175英里（约281千米）的地方担当预备队。（还是很低落。）从奥德堡开来6辆坦克（其他的无法开动）……从某处正在派来一个师——十天。派出一架空中侦察机……防空炮来了……登陆被击退……12月14日，开战一周了。威克岛和中途岛守住了……菲律宾师在林加延（Lingayen）把他们击退了……干得不错。实际上大多数受到蔑视的民族（中国人、苏联人、希腊人、菲律宾人）都在为文明做着大好事。”
神经绷得紧紧的，有的人崩溃了。“R想辞职——只是无法忍受罢了。”一个驻守加利福尼亚南部沙漠地带的空军轰炸中队指挥官，担心日军会从航空母舰或者南加利福尼亚的秘密基地上发起伞兵空降突袭，并会把他们全部杀害。到处盛传各种破坏、带发报机的间谍、潜水艇以及秘密机场等耸人听闻的传言，这些都要进行调查。史迪威被告诫要在卫兵的不间断护卫下活动，防止日本特务加害于他。
突然他从这种慌乱中摆脱出去了。12月22日早上6点30分，他被第四集团军的一个电话惊醒——他受命立即奔赴华盛顿“制订有关某远征军的作战计划，（打电话者）暗示由我担任这支部队的指挥”。史迪威被告知要离开一段时间。他的参谋都很兴奋。“他们认为肯定有大动作。”他匆匆处理完工作后回家告别，并跟家人提前过了圣诞节。“谈了很多很多。精神上都很镇定，谢天谢地。”他和多恩第二天上午乘机离开，并在次日即12月24日下午到达华盛顿，他们到达两天后，丘吉尔和他的总参谋人员也来参加一系列所谓的阿卡迪亚会议（ARCADIA Conference）。
史迪威径直去作战计划处，在那里他得到一个有关他的新任命的惊人消息：他被选中指挥美军的第一场战争，这就是“布莱克计划”（Plan Black），即在法属西非登陆的计划。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是该处副处长、他在利文沃思时的同学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刚刚得到第一颗星（少将）。有一阵子史迪威觉得这时候自己应该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感觉，但是“不知怎么，这并没有让我感到跟过去有什么不同”。是马歇尔选择他来担任这第一号战斗任务的，正如马歇尔后来说的，马歇尔对演习时史迪威对第七师的训练和处置印象很深，认为他是个卓越的战术家，有想象力，机敏，自信，深谙军事史并长于练兵。马歇尔命令由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对各将官所进行的评议证实了马歇尔的看法。在对九位陆军军级指挥官依品行排列时，史迪威名列前茅。
史迪威在陆军军事学院得知，他的目的地将是达喀尔，这是个很早以来就在美军计划中被注意到的地方，被认为是德国穿过窄窄的南大西洋向南美发起进攻的起点。第二天，得知此事还远没有定下来。“谁也不知道我去哪里。今天上午是达喀尔，下午又到了卡萨布兰卡。”阿卡迪亚会议首先做出的决定是确认欧洲第一的战略，计划在摩洛哥大西洋海岸的卡萨布兰卡登陆就是为了占据一个基地，以避免敌人控制地中海并最终夺取在欧洲战区的主动权。卡萨布兰卡战役的代号是“运动员”（GYMNAST）。史迪威发现“整个事态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此后三周阿卡迪亚参谋会议期间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通过在白宫举行的8次有关主要政策的会议以及新近成立的（英国和美国）联合参谋长会议，与会者竭力想在战争目标、指挥组织、作战方案尤其是作战方式等方面达成一致。面对众多赞成和反对意见，“运动员”计划就像浮在水面上的轻木塞子，漂浮不定。
半年前当战争降临莫斯科的时候，据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位观察家说，“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现在华盛顿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史迪威在他第三军主要参谋人员配合下开始拟订作战计划，但是其目标是每个小时都要变的。是卡萨布兰卡还是达喀尔？是冰岛还是加那利群岛？要多少军力？前景如何？支援情况怎样？有什么样的军火？预计敌人会怎样行动？所有这些都不确定，都有争议。提出了备选方案，但是又最终放弃。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自己周围到处是“从转门里冲进冲出的办事员，拿着文件的人追赶另外一些拿着文件的人，一群人聚在角落里嘀嘀咕咕，你正想说话时其他人都一起向你发难，蜂鸣器嗡嗡作响，电话铃声大作，屋子里人满为患，办事员拼命敲打字机。‘立即给我把这个打出十份。’‘把秘密文件从保险柜中取出来。’‘见鬼，黄色计划（蓝色计划、绿色计划、橙色计划等）哪里去了？’每个人都狠命吸烟，每个人都让你去找别人去。真该有位大嗓门、凶巴巴并拿着大棍的人出来喊叫：‘停下来！你们这些疯狂的杂种。安静！你们这些只会模仿的蚂蚁。你们中的一半人要在天黑前离开这个城市，另外一半人坐下，半个小时内不许动。’接着他们就可以把文件都烧掉，又重新开始了”。
史迪威一边就“运动员”计划纠缠不休，一边为远东的局势着急，不知道海军是否还能再投入战斗。他此时已经了解到珍珠港那场灾难的损失情况——美国主力舰有8艘或者一半被炸沉或者无法战斗，177架飞机被毁，伤亡人数为4000，其中死亡人数超过一半。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也同样遭受重创。就在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出几小时后，麦克阿瑟将军的35架重型轰炸机中的一半和战斗机的1/3在地面上遭袭并被摧毁。西方参与对日作战——中国期待已久的高潮点——带来的是惨败，而不是什么激励人的东西。
日本在开战时其海军力量大致相当于美国、英国和荷兰在远东和太平洋海军兵力的总和。日本仍然有10艘战列舰、10艘航空母舰以及约500架一线海军战机，而盟军的全部主力舰为一艘完整的和两艘受轻伤的美国战列舰和3艘美军航空母舰。交战双方在驱逐舰、巡洋舰和潜艇方面力量相当。就陆地上说，日本陆军共有51个师，其中21个在中国关内，13个在“满洲”驻守面对苏联的前线，这样，除了保卫本土的部队外，可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投入作战的还剩下11个师和约700架陆军飞机。
可就是这些部队势如破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异的胜利。关岛和威克岛在12月23日陷落。圣诞节那天，一百年来一直是英国堡垒的香港投降了。跟最初的传闻正相反，日军在菲律宾成功登陆，其20万人的登陆部队正将美菲部队赶往狭窄的巴丹半岛。1月2日，他们占领了马尼拉。日本空降兵开始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泰国被占领，在维希政权的默许下印度支那向日本开放，这使得日军可以长驱直入到达缅甸的东部前线。此外，他们也在马来半岛的中部登陆，占领了那里的英国机场，并穿过丛林向南边的新加坡挺进。无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日军的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都占有制空权。正如丘吉尔所说的，在日本战争机器的“高效的邪恶”下，亚洲白种人的声誉已是岌岌可危。
在中国，人们仿佛就要有了救星似的，对珍珠港的消息欢欣鼓舞。韩素音写道：“国民党官员奔走相告，仿佛打了大胜仗。”成群的人在重庆进行庆祝。在内地的城市里，那些祝贺的人以为东京已是一片火海。美军要发动远程空袭的消息变成了500架美国飞机轰炸了东京，不过这种讹传无伤大雅。人们庆祝的原因是中国终于有了盟友了。美国加入了对日作战，而且可以指望它结束战斗。中国没有别的任务了，只要坚持下去就能最后成为胜利方。一个美国人在看到重庆的欢庆场面后评论说：“美国珍珠港事件发生之日便是这里的停战之时。”
蒋介石一听说这个消息，便采取步骤在这个大联盟中扮演大国角色，并确立中国在全球战略中的分量。在珍珠港遭遇袭击的那一天，蒋介石召集驻重庆的英美代表开会，并提议亚洲所有轴心国的敌人——包括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和苏联（他当时预计苏联会对日作战）——都应当签订军事公约以相互协助，并应当在重庆建立军事委员会，由美国协调作战。尽管蒋介石让美国提出战略上的“全面计划”，他自己实际上对战略已有明确想法。他提议，包括苏联在内的盟国应将主要力量投入亚洲，并通过从南太平洋、阿拉斯加、西伯利亚沿海地区以及中国海岸发动空中打击，在1942年击败日本。在通过空袭阻断敌人供应线从而将日军孤立在亚洲大陆后，中国军队就可以摧毁日军了。
蒋介石不失时机地提议在重庆建立的军事委员会应当“控制优先权和补给”。这跟战略问题一样让他关注——甚至可能更让他关注，因为他立即准确地察觉到，英国想征用堆积在缅甸的准备运往中国的《租借法案》军火。他想通过让美国人领导战争委员会来避免英国人拿走他的物资。
他的战略不但在可供使用的空军力量方面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也跟美国和英国已经取得共识的欧洲优先战略不相符。尽管中国是联合国在1942年元旦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的四个主要签字国之一，但是蒋介石并未受邀参加阿卡迪亚会议。（根据一份罗斯福笔迹列举的单子，最初中国是列在美国之后第二位，后面是苏联和英国，罗斯福后来修改了单子，将英国列在第二位，中国列在第四位，其他26个国家则按字母顺序排列。）不过出于礼节，蒋介石在与被任命为远东美英荷澳（ABDA）国家前线最高司令的阿奇巴德·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爵士会晤后，要求得到战役计划的草案。12月23日这次在重庆举行的中国期待已久的与西方盟国的第一次会晤机会，跟珍珠港事件一样是一场灾难，这使三大盟国中的两个盟国之间的对立表面化和扩大化了。
中国对英国是既害怕又厌恶，因为这个居于主导地位的帝国最早侵犯了它的主权，同时还是不平等条约的始作俑者。中国对英国曾经短暂关闭滇缅公路至今耿耿于怀，而英国则对中国政府或者其军事能力很不以为然。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一个月，奥托·尼迈耶（Otto Niemeyer）爵士在率领英国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后报告说，中国政府无力解决它所面临的众多问题，它所采取的措施是不恰当和随意的，给它提供贷款亦无济于事，因为面对商品匮乏这个现实问题贷款无法被有效利用。尼迈耶对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说，蒋介石“未能领悟局势”。英国颇有城府地接受了这样的结论：作为一个帝国，英国不像美国那样希望在战后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在一个个据点接连失陷的情势危急的12月，英国首先考虑的是如果可能的话就守住缅甸，把它作为印度前面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是一旦失去缅甸，那么它也并无其他想法，只是想在取得最后胜利后重新收复亚洲的帝国领土。
中国对保卫缅甸同样有兴趣，因为这可以保证从仰光运来的租借物资畅通无阻，更别说这还可以让中国掌握堆积在那里的成千万吨物资了。重庆会议的主要意图便是争取囤积的租借物资以及控制基地设在缅甸的、刚刚到来的陈纳德指挥的美国志愿队。中国名义上对这两者都具有所有权，但是穷急之中的英国认为，他们能更好地利用这些东西。
韦维尔将军这位身材结实、缄默而有威严的独眼斗士明确表现了对立，他注定在担当指挥任务时要历经艰难。他跟史迪威生于同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伊普雷（Ypres）失去了一只眼。这次他在中东先是取得胜利但接着遭受挫败，后来他跟克劳德·奥金莱克（Claude Auchinleck）将军对调，到印度担任总司令。由于在阿卡迪亚会议上马歇尔坚持在各个战区均要统一指挥，韦维尔现在竟然令人生疑地要指挥从爪哇到缅甸的长达2000英里（约3218千米）的防御前线。英军参谋们怀疑美国人是在耍花招，不想在注定要失败的地方担任指挥，因此抗议说“让英国指挥官为共同降临美军和英军头上的灾难负责是致命的”。丘吉尔愤怒地拒绝接受这种指责，同意让韦维尔担任东南亚的战区指挥官。在日军周密计划的打击下，在这块软弱和不堪一击的地方，韦维尔只能独立应付。
在整个战争期间，指挥权之争跟作战计划所引起的关注几乎一样多。自从在19世纪发明了总参谋这个职位后，对战争的书面安排便占据了重要地位，结果恺撒、成吉思汗或者拿破仑只能对此感到庆幸。专职参谋人员现在认为，战争已经不是大将们的领地，而是有关解答“指挥问题”的事情。由于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与者专心致力于取得各个战区指挥上的统一，结果战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反而成了次要的了。
韦维尔跟蒋介石在重庆会晤，准备讨论——如果不是欢迎的话——中国军队参与保卫缅甸的问题。在珍珠港事件次日蒋介石曾经问英国武官丹尼斯（Dennys）将军，需要中国军队做些什么。丹尼斯显然对这种表示不以为然，建议中国派一个团，也许以后再派一个师。委员长回答说他在考虑派两个军[1]，并根据联合战略总体计划情况最终将兵力增加到8万人。丹尼斯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也许并非没有理由，因为蒋介石就在几周以前还明确表示，这些部队连保卫昆明都是不够的。
当韦维尔抵达重庆的时候，缅甸的危险变得更加明显了。英国的防御显得虚弱不堪，这本质上是因为这个帝国迄今为止只需要显示一下帝国的军威就可以让人俯首听命了。往往是这里或者那里派一艘炮舰，在江边由拿着步枪、穿着时髦的士兵练操时弄出一阵响声，穿猩红制服的士兵装模作样地走动一番，让留胡须的锡克人充当警察，这些已经足以让英国称霸亚洲而不会遇到什么挑战了。欧洲的紧急情况让英国的志得意满未免大打折扣，使得它对日军的蓄意袭击无法应付。然而中国不想看到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因为尽管中国不事张扬，但它并未放弃传统上宣称对缅甸所拥有的主权。一旦越过边界中国部队就可能留在那里，此外还可能跟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因为他们对中国人没有好感。韦维尔希望能得到英印军的支援，他自然希望“一个大英帝国的属国应当由帝国部队而非外国部队来进行防御”。此外还有人告诉他，缅甸无法给大量涌入的中国部队提供食物和交通工具。因此韦维尔答应只接受一个中国师，条件是这些军人必须从中方得到补给[2]。他的美国伙伴、属于空军的乔治·布雷特（George Brett）将军是派往中国考察可能用于重型轰炸机基地的，布雷特对此也表示同意，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部队的做法已经让他触目惊心。正如马格鲁德情绪紧张却又尽力轻描淡写地向华盛顿报告的，韦维尔的拒绝让委员长“颇为不快”——实际上蒋介石被激怒了。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以东不乏各种侮辱举动，现在又添了一笔。
韦维尔
此外还就仰光的租借物资爆发了争执。码头上的物资堆积如山，仓库里是满满的军火，几百辆汽车排成几排悄无声息地停在那里。与此同时，由于预计日军将会对码头进行轰炸，码头的卸货工人已经开始逃走。中方搬运这些堆积的物资能力有限，根据常识，最符合盟军战略意图的就是立即将这些物资用于仰光的防御，仰光对中国跟对其盟国一样重要。但是，要让以蒋介石的表哥俞飞鹏将军为首的中国驻缅供应官员将油水这样大的巨量物资拱手让给英国人，良非易事，毕竟英国人守卫这个城市的能力并不让人有信心。中国人贪图物资，但是又没有能力使用这些物资，这让西方人恼火。由于时间紧迫，焦头烂额的英国总督暗示会征用这些物资：150辆卡车和一船的军火被征用，其他堆积的物资则被美军租借物资军官扣下，直到解决了其去向问题为止。当争执之事传到重庆的时候，蒋介石显然刻意对韦维尔的不恭进行报复，先是提议将20挺机枪转给英军以供保卫缅甸之用，之后拒绝见英国大使，并威胁要中止中国和英国之间的所有合作。
此事的影响波及了阿卡迪亚会议，结果美国和英国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分歧加深了。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的英国其实并不想因中国操心。美国把中国像白头翁一样挂在自己的脖子上[3]：山东问题，未能兑现的《九国公约》承诺，无力的史汀生原则，向日本出售废铁，跟美国的“特殊”关系，退还庚子赔款，有关战后中国成为强国的理论——所有这些都成为负担的一部分，是负罪感、监护人和幻觉合成一体。美国领导人对蒋介石可能是有意的发作立即做出反应，重新担心蒋介石会退出联盟。美国一直担心中国会跟日本单独媾和，这种担心未免有些杞人忧天的意味。因为中国显然有意在最后站在战胜者一方，但如果跟日本站在一起只能一无所有。不过蒋介石一直叫嚷快要顶不住了，加之担心如果中国崩溃那么日本就会把在中国的那些师腾出来，这让美国一直忧心忡忡。
日本的一系列胜利加剧了这种担心。正如马歇尔将军在给韦维尔的一封电报中焦急地指出的，日本正在发动一场大规模宣传战，想利用由于中国香港和马尼拉陷落而造成的西方声誉上的损失而瓦解中国的抵抗。他敦促说必须增强中国“对英美在远东的共同意图的信心”。除了打败日本，他还必须为这种共同意图下个定义。
主要由于利益方面的不同，盟国未能就抵抗日本达成统一计划，早些时候在新加坡举行的参谋会议上也未能就如何使用现有兵力或者优先防御目标等问题做出决定。重庆会议所达成的一致是，守住“对中国继续抵抗至关重要”的仰光和缅甸是“重中之重”，但是马歇尔所提及的应当增强的信心几乎马上又遭到了削弱。据高思报告说，盟军失利让中国人“深感震惊”，而公开谈及应优先打败希特勒的政策则引起了“愤慨”。陆军部长史汀生对这种动向尤为担心。他认为韦维尔“为人专横有余但圆滑不足，对中国仍然用老式英国做派行事”。史汀生比其他人更加感到对中国有监护的义务。跟欧洲优先战略相比，他本来倾向于在远东发挥更大的努力，因为他认为不让日军巩固其占领地和避免让中国由于泄气而崩溃是至关重要的。
罗斯福对韦维尔事件深感不安。他担心的是，如果蒋介石政府放弃抵抗，那么整个亚洲都会倒向日本。蒋委员长的士气在华盛顿被视为是最为微妙的一种尺度，任何影响这种士气的事情都是危险的。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艾略特（Elliott）说：“如果中国倒下了，你知道日军会腾出多少个师来——并会把这些部队用到哪里？攻取澳大利亚，攻取印度——这都是探囊取物罢了。直接向中东挺进……日军和德军会从两面夹击，并在近东的某个地方会合，完全切断苏联与外界的联系，撕开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罗斯福告诉丘吉尔说，重新让蒋委员长心情愉快非常重要，并请求丘吉尔命令韦维尔要特意安抚蒋介石。
为了确立蒋介石的正式地位，盟军邀请他担任独立的中国战区的盟军最高司令。但是由于目前尚无向中国派遣盟军的计划，因此这不啻于通知蒋介石说，他现在的作战范围只限于本国。尽管这在形式上也许让人满意，但是现实情况仍然是明摆着的：由于情报安全方面的原因，中国人并未加入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为一种补偿，罗斯福更加想在重庆设立某种盟国间的军事委员会。
罗斯福的主导思想是让中国在战后成为一个大国，以取代日本所留下的空白。他并非不了解中国的缺点，因为他曾经向他儿子承认说，中国“仍然处于18世纪”。这个有5亿吃苦耐劳的人民的伟大而古老的国家尽管治理上一直混乱不堪，但其重要性仍然是个政治地理上的事实。罗斯福想让中国将来站在美国一边。丘吉尔在参加阿卡迪亚会议期间告诉罗斯福说，他坚信美国过高估计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可能做出的贡献，对此总统表示“强烈异议”。罗斯福质问，如果中国的“众多人口像上个世纪日本那样发展并掌握了现代武器的话”，那么会发生什么？丘吉尔回答说，自己是在说现在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目前已经足以对付”。在这场对话中，丘吉尔所说的现实的顽固性和罗斯福所说的未来的阴影在这里相遇了。
正如罗斯福所相信的，如果想让中国起到一个大国的作用，那么就应当像对待大国那样对待它。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在跟《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的一番谈话中说，对蒋介石说话不能像对一个“野蛮人首领”那样。接着他问了斯诺一个颇有深意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是否“喜欢我们，他们那边对我们看法好吗”，他继而谈到了他家庭跟中国的渊源，讲了1933年时他怎样想废除治外法权；尽管当时赫尔表示同意，但是国务院顾问（罗斯福不喜欢、不信任这类人）表示反对。尽管德拉诺家族的财富来自这里，但是罗斯福不赞同外国对中国的渗透。他在1934年的一封信中表达了有史以来制定过但却从未执行过的最完美的政策：他坚信与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继续采取不妥当的立场，毋宁加快中国的危机并“迫使中国人民更好地站立起来”。
除了他外祖父德拉诺和帆船贸易之外，总统有关中国想法的演变是个隐蔽的过程。根据他的一个亲密助手罗森曼（Rosenman）法官的说法：“在白宫，罗斯福有关中国政策的制定过程几乎跟制造原子弹一样，都是大秘密。”战后有陆军史家问马歇尔将军：“总统对中国的政策是什么？他向你解释过吗？”对此他只能说，总统的政策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看待”。这并不仅仅是填补空白的一句口号而已。尽管这并非真正的政策，但是其信念却是真实的。罗斯福认为殖民地帝国的时代已经终结，西方世界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不应再把亚洲人民视为劣等民族。正如他跟副国务卿威尔斯所说的，平等对待中国是防止“在未来岁月中西方和东方之间出现根本分歧”的最好方式。
这便是他跟丘吉尔的分歧所在：用丘吉尔自己的话来说，他就任首相并不是为了安排帝国解体的。恢复从前状态是英国在远东的战争目标，但是这并不是罗斯福的目标。罗斯福相信大英帝国已经终结，印度支那、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争取独立的浪潮，长久而言，会把白种人赶走。丘吉尔来访时，罗斯福在讨论印度问题时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这造成了他们之间第一次出现严重的分歧。丘吉尔写道：“我反应强烈且发表了长篇大论，结果他再也未谈及此事。”
当最终目标不一致的时候，这必然影响到战略。对于美国人来说，中国是中心问题；对英国来说，核心是新加坡，其背后则是印度。对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缅甸在战略上有两种不同的视角，这种焦点不一致的问题从来没有解决掉。
美军参谋人员跟总统一样认为必须支持中国，并由于这种原因认为守住缅甸至关重要。对于英国人来说，对中国的支持是一种浪费，属于美国那种令人费解的乖张举动，但是他们必须要达成联合战略。丘吉尔同意让罗斯福主要负责“各种需要跟中国交涉的情况”。由于美国的坚持，为了强调缅甸对中国的战略关系，缅甸被从印度战区划出并划入韦维尔的东南亚战区，英军方对这种打乱常规补给渠道的做法深恶痛绝。马歇尔的对等人物、伦敦的英帝国参谋长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e）愤愤不平地说：“整个安排异想天开，根本不成熟。”
丘吉尔在向韦维尔解释这种安排时这样写道：“我必须让你了解美国人的看法。在他们很多人的心目中中国跟大不列颠一样高大。”美国参谋长将缅甸置于他的指挥之下，这纯粹是因为他们认为跟中国联系起来并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对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必不可少。不要忘记在这些东西的后面笼罩着亚洲团结的阴影”。他最后说：“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总结自己在美国那里学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中国’。”
1942年1月1日史迪威在日记中记道：“乔治要我去——跟他待了一个多小时。都是有关东方的问题。”马歇尔介绍了英国和中国之间发生的争执，并说他正在寻找一名高级美国官员去重庆维持和睦。可能是在史迪威的建议下，当时提及了陆军高级军官、现任第一集团军司令休·德拉穆（Hugh A.Drum）少将的名字。也许之前马歇尔曾经让史迪威推荐一个人，因为史迪威曾与多恩谈及此事，而多恩推举了德拉穆。多恩当时是这样说的：“蒋委员长是个装模作样的人，我们就把最装模作样的人送给他。”
德拉穆架子很大，是个自以为是的浮夸之人，曾任远征军第一军参谋长，后任潘兴的总参谋长。当再次爆发战争的时候，他想率领下一支美国远征军。德拉穆在上一年夏天的演习中曾经因举止傲慢和说过一些尖刻话而激怒了马歇尔。马歇尔知道让哪些人担任需要实力的指挥职务，并很高兴有办法让野心勃勃的德拉穆得到满足。尽管没有在中国的经历，但是他的军衔对中国人来说算得上是种恭维。已在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负责任的马格鲁德威望不够，另外他已经厌倦，并对中国人感到失望了。对史迪威来说，剩下的唯一选择是明摆着的：“我？不，谢谢你。他们记得我还是一个可以踢来踢去的小不点儿上校。他们看见我徒步走在尘土中，跟苦力交往，坐着运兵车旅行。德拉穆架子够大，而且要经过翻译来交谈，他还可以多些时间考虑，他会慢慢做出决定，并保住他的尊严。无论怎样还是让德拉穆去。”
此时由于计划和对物资方面的担心，“运动员”计划已经陷入深深的混乱。对于西班牙、空中掩护、潜水艇、运输并对“冒着炮火、必然经受的惩罚以及供给方面陷入一个陷阱”整体上是否明智，均有顾虑。史迪威听说自己由于“主动性、思维敏捷和决断性”而被选中，而美国人的第一次进攻必须胜利。“这不错。不过谁愿意做一种标志？”在跟马歇尔以及其他人商谈过之后，他写道：“所有的人都反对……所有的人都认为手段匮乏，交通没有保障，复杂因素众多，主要事实不清，后果严重。”然而计划仍然继续，因为正如史迪威所看到的，“英国佬想让我们承诺下来”并对罗斯福彻底“实施了催眠术”，结果罗斯福“也迫不及待地想做点事情……‘什么，废话，我们干得了。’这个天真的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卸船不能卸得快些。他说‘对于处于危急之中的人来说，两个星期是很长的时间’。”史迪威轻蔑地称罗斯福“在军事方面是个十足的业余人士”，易于产生“各种怪想法、想象以及各种突然的幼稚想法”，并且“上了英国人的当了”。此外，“海军是他的心头肉，而陆军则是拖油瓶”。
到了1月10日，“运动员”计划“正在变得争议越来越多……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场疯狂的赌博……整个见鬼的东西都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先清理太平洋然后再转向东方”。1月14日，在浪费了三个星期“制订那些我们可以证明是行不通的计划”后，在最后一次阿卡迪亚全体会议上做了最后陈述。此时，由于预计在利比亚可能遭受挫败，英国的态度已经冷了下来，结果同意推迟“运动员”计划。
当天晚上史迪威应邀到陆军部长家里做客。他在那里得知，用史汀生的话说是，“命运之指已经指向了你”，而这个方向是指向中国。当史迪威正醉心于“运动员”计划的时候，德拉穆将军被召往华盛顿，德拉穆以为这是让他通向伟大的召唤，因此带着四五十参谋人员到来。然而德拉穆发现并没有任命他为潘兴的继任者，而是准备派他去中国，而且没有拨任何部队供他指挥，这件事在目标和指令方面的混乱较之“运动员”计划更加严重。
美国战时对华政策开始在跟德拉穆的讨论中显现出来。根据史汀生告诉德拉穆的，这次使命的意图是在早期作战中将中国作为基地，并最终“由中国或者通过中国发动有效的反攻”。其次是让史汀生口中的处境艰难并可能跟日本单独媾和的中国继续作战。史汀生确定了三项主要任务：“完全支配”租借物资，全面指挥美国空军在华的作战活动，并可能在蒋介石的提议下指挥中国部队——蒋介石曾经同意“交出他的一两个军”。
马歇尔的说法则侧重点有所不同。除了将中国作为空军基地维持下去并增强航空志愿队之外，主要的目标是“武装和训练在中国的中国部队”，以使他们更有效地对日作战并限制日军在太平洋的活动。在陆军部看来，这便是《租借法案》的目的所在。由于马歇尔有在中国的经历，因此他对中国士兵潜力的看法跟史迪威的大致相同。他知道中国士兵吃苦耐劳、不怕死，并在对冯玉祥的地盘访问时对他部队的纪律印象很深。这让他相信，如果有称职的人统领的话，那么就可以铸造一支“不可战胜的”部队。他认为中国连级以上的指挥官都不称职，需要更换或者重新训练。
这项使命对德拉穆将军并无吸引力，他认为它“模糊不清”，跟主要战争努力相去甚远，而且由于马歇尔表示无意往这个战区派遣美军地面部队，因此德拉穆认为对他这样职务高且有作战经验的军官来说是种浪费。在他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蒋介石尽可能威风地就任了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并请求派一位美国高级军官充当他的盟军总参谋长，还说此人“无须精通远东问题。相反，如果略微了解军阀混战时中国军队情况，则此人可能反而会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此人将以军阀时期的军队设想当前的国民革命军”。这个有趣的限制可能是针对马格鲁德将军的。
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他希望派来的人态度和蔼，官职显要并在美国国内很有影响，但对中国又不是很了解，从而不至于对中国的要求提出批评——简而言之，他需要德拉穆将军那样的人。但是由于德拉穆对此项任务兴趣不大，因此史汀生已经将他排除在外了。由于“运动员”计划已经推迟了，目标便像指南针的指针一样无可置疑地指向史迪威了。马歇尔跟史迪威一样，想让史迪威担任作战指挥职务，因此马歇尔竭力想避免做出这种牺牲：“乔，你还有二十四小时来想出一位更好的候选人，否则就是你了。”美军第一位战地指挥官职务和史迪威个人的第一个指挥任务都曾经距离他仅一步之遥，因此他有理由指望指挥任何取代“运动员”计划的行动。“天哪，好好想想，否则我们就会陷进去了。”史迪威这样敦促多恩说。不过他自己知道他们已经陷进去了。
在史汀生那座占地20公顷并可以俯视洛克溪公园（Rock Creek Park）的18世纪的房子里，史迪威发现自己是唯一的客人。他们在书房壁炉前谈了一个半小时。陆军部长问他对这次使命感觉如何。“我告诉他派我去哪，我就去哪。”史汀生也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对他印象很好。他对中国有很深入的了解，这一个半小时让我对中国军队的勇敢有了切实了解，这是我从前从来未曾了解的。他对中国部队的勇敢有很高的评价。”史迪威告诉他说这次使命能否成功，取决于蒋介石是否会将部分军队交由美国指挥——蒋介石一直以来拒绝这样做。陆军部长向他保证说，蒋介石本人曾经做过这样的提议，而且宋子文也对此做出了承诺。史迪威表示怀疑，不过根据史汀生的记载，史迪威说，如果真能够这样指挥，那么这次使命的可能性将“无可限量，他对之也充满热情”。有些热情显然是属于史汀生自己的，因为对他来说这次使命代表了“我多年来一直信奉的政策和原则终于得以贯彻”。他所寻找的正是热情，而史迪威对中国的感情鼓励了他。他上床睡觉时感到，“我找到了一位对解决我们正在面临的问题非常有用的人”。从那一天直到最后，他一直是史迪威最热情和最坚决的支持者。
两天后，史迪威在跟马歇尔进行了一番长谈后确定了这次使命。他听说史汀生最初不想考虑他，因为在一次“运动员”计划的会议上史迪威低着脑袋。“乔治告诉他说，我那是在准备出击呢。”马歇尔问史迪威是否认为这次中国使命有把握取得实质性结果。“是的，如果让我指挥的话。”马歇尔问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说‘如果他（马歇尔）愿意就问问蒋介石吧’。乔治说，写下这个问题。我写下了，然后他就把这个送交宋子文了。”马歇尔说将把史迪威提升为中将，但是事态发展迅速，“等你到了那里的时候可能你已经是澳大利亚的指挥官了”。
似乎在从印度洋到西南太平洋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进行强有力的抵抗。日军现在已经在婆罗洲和西里伯斯（Celebes）登陆。在马来半岛，两支英国师由于无法立足，结果退到了护卫新加坡的海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看来直布罗陀以东最了不起的海军基地马来亚可能守不住了。所谓的马来屏障，是一系列保卫印度洋的陆地和岛屿，它们从缅甸经马来亚、苏门答腊和爪哇一直到澳大利亚。1月15日，缅甸本身这个屏障北部的支点在南部被日军先遣队突破——日军是通过泰国翻山路过去的，这些山路在过去皇朝中是步兵和大象曾经使用过的，但据认为具有现代交通工具和枪炮的部队是无法穿越的。在敌对的缅甸民族主义者的带领下，日军开始向毛淡棉挺进。
突然，一直受到排斥的中国师似乎变得受欢迎了。英国现在要求他们驻守缅甸东部边境地区的掸邦，以便抽调那里的英缅军第一师去防守仰光。丘吉尔参加完阿卡迪亚会议后回到伦敦时面临着选择，这就是用唯一的增援部队增援缅甸还是增援新加坡。他对其参谋长的表态令人惊诧，他说：“就战略目标而言，我认为保证滇缅公路畅通要比保住新加坡更加重要。”失去公路“会非常可惜。这会使我们跟中国人隔离开”。维持与中国人的接触第一次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但增援部队还是去了新加坡，因为已经将其最精锐部队派往中东为英国作战的澳大利亚警告说，放弃新加坡将会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背叛”。
1月19日，史汀生跟宋子文提到了获得委员长承诺，把“一些中国部队特别是那些准备在缅甸作战的部队”交由尚未指明的美国人指挥的问题。蒋介石的答复是肯定的，但是并不是简单明了的。他同意交出中国驻缅部队的“执行控制权”（宋子文转达此问题时的说法）并确定一名少将，但此人不应是马格鲁德。12月23日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在蒋介石和美国人之间充当了阐释人的角色，他这样做主要是根据是否会让事情顺顺当当而灵活处理的。此人有很强的个性，野心勃勃，作风骄横但颇有才干，在思维和语言方面已经完全西化，不过就其傲慢而言又非常中国化。他瞧不起他所代表的政权，跟那位他想取而代之的领袖，即他的妹夫之间也并无信任可言。史汀生从宋子文这里得知“有关缅甸有一事尚待解决”，但是他并未解释这个充满玄机的暗示。宋子文说无须再发电报过去，因为他同意就够了。他已经设法知道了任命的是谁，并调查了史迪威过去的记录。宋子文完全满意，而且知道蒋介石也会满意的。他认为美国“选择了陆军中的最佳人士担任此职”。蒋介石后来来电表示同意，电报说“热烈欢迎史迪威将军来华就职”。
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1月23日告诉史迪威说，看来史迪威就是“此人”。马歇尔问道：“你去吗？”史迪威跟对史汀生的回答是一样的：“派我去哪，我就去哪。”他接受了这个任务，没有再说什么，不过还是在日记中写道“打击来了”，并接着说这仿佛是把一只公羊作为牺牲祭祀。他的参谋人员听说这个消息都“目瞪口呆”。陆军部一位同事评论说，马歇尔原想“巧妙除掉德拉穆，不料结果失去了自己一位最好的军级将官”。
接下来的日子是研究中国案卷，组建参谋队伍，准备提出各种要求并跟宋子文（“诡计多端并狡猾”）以及中国国防物资公司人员（“通常说些有关运输机、大炮和俯冲轰炸机的废话”）进行详细会谈。史迪威跟负责中国租借物资的劳其林·居里以及海军负责人进行会谈。海军此时正准备派遣曾长期驻华的海军上将米尔顿·迈尔斯（Milton Miles），并指示他“想方设法在中国沿海做好准备，以备美国海军在三四年内进行登陆”，同时还要“摸清楚那里的情况”。
在史迪威准备的时候敌人已经在前进了。就在确定他是“此人”的时候，日军在俾斯麦群岛的腊包尔（Rabaul）登陆，三天后又占领了附近的所罗门群岛，这是他们准备切断美国跟澳大利亚联系的第一步。在缅甸他们已经在逼近毛淡棉，按照英国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日军“并不是直接通过公路进来的”，而是一小批一小批穿过丛林过来的。跟在马来半岛一样，他们在这里的机动性和推进速度也令人惊叹。他们轻装上阵，利用自行车或者畜生做交通工具，自己携带供小口径武器使用的弹药，因此他们不受道路的限制。他们穿着运动鞋、短裤和运动衫，并接受过有限供给下的生存训练，因此他们每人可以在背包中携带四天的给养。英军尽管使用本地人，但是调动时乘坐卡车，携带全部辎重，包括重武器、罐头食品、钢盔、毒气面罩和很重的靴子，结果他们跟在北美密林中布莱多克[4]将军率领的英国兵一样处于不利地位。
马歇尔没有信心。他对英军是否能够守住新加坡或者仰光表示怀疑，并承认中国使命是个冒险，他还再次警告说史迪威可能最后被派往澳大利亚。史迪威几乎同样悲观：“中国人肯干吗？或者他们会坐着让我们干？英国佬会配合吗？会不会等我们到时仰光已经没了？”
在致马歇尔的有关战略的备忘录中，他认为西南太平洋是个防御性战区，而在中国则要“发挥最大进攻性”，至少派遣一个美国军，并在这里把战火引向日本。他最后接受的指令——也就是他作为中将（“毫无兴奋感”）接受的指令——却并没有包含这种想法。他们任命他为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5]总司令、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总参谋长、租借物资督导人以及任何盟军委员会的美方代表。他的职责和意图是维持滇缅公路，“指挥分配给他的中国军队”，“协助提高中国部队的战斗力”，并“增强美国为了协助中国政府作战之有效性以使战争能够继续下去”——这里用词审慎，特别指明了协助的意图。史迪威将各种任务列成一个单子，结果发现自己的各种职位、职能有八项之多。
由于预计可能失去仰光，作为弥补，另外两项艰巨的任务已经有了雏形，这就是“驼峰航线”（Hump）和利多公路（Ledo Road）。1月30日日军攻取毛淡棉之后对仰光的威胁增大了。中国人对西方力量的信心动摇了，他们预计会失去仰光这个港口城市，而他们也会陷入孤立，除非能够找到另外一条供应线。罗斯福同样感到担心。他在1月30日的内阁会议中提出了开辟空中运输线和另辟陆上线路的可能性。根据史汀生的记录：“他说的陆上线路在现有道路以北，通过海拔不超过6000英尺（约1828米）的山脉。”艾弗莱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大使根据总统的要求跟宋子文商讨此事。宋子文拿出一张用红线表明线路的地图，该路线从波斯湾通过铁路到里海，然后通过船运抵达穿越俄国土耳其斯坦的铁路直到中国边境，从那里再经过约2000英里（约3218千米）的公路运输抵达重庆，总距离达5000英里（约8046千米）。
可以理解，宋子文认为航空线会更为有效。他在1月31日给罗斯福的信中不容置疑地指出：“堪称奇迹的是”，有条路线“就近在眼前，很是方便”。这是条“飞越相对平坦区域”的仅700英里（约1126千米）长的航线，连接印度东北阿萨姆邦以北的萨迪亚和中国昆明。他没有提到这两点之间耸立着的喜马拉雅山，这座山使这条航线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线。他估计100架DC-3运输机每月可以向中国运送1.2万吨物资。物资的输入港是加尔各答，一条铁路线从那里通向北部的阿萨姆邦。哈里曼在一封说明信中对这个提议表示赞同，不过出于慎重，他提到了那里的高山。提出该请求仅仅九天，对各类仅仅属于后勤问题抱有十足信心的“能干”精神的总统就向蒋介石“明确答应……通过印度向中国的供应线可以通过空中维持”。随之而来的是机场、飞机、地勤人员、燃料以及在世界之巅开辟空中货运线所需的各类保障问题，而这在史迪威离开之前都纳入他的使命范围之内。他认为这是必须的：“事态发展使得所有相关人员都意识到了缅甸的至关重要性。我们必须马上启动这条航线，同时在边远地带建造一条公路。”
从此这条从印度到中国的“边远地带的公路”跟史迪威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人说这是史迪威的杰作，也有人谴责这是他做的蠢事。此事最初是由中方在1942年1月提出，那时距离考虑由他完成该使命还有两周，距离他被正式任命还有三周。中方甚至在日军穿过缅甸边界前就预计缅甸南部可能失陷，因此正式请求用租借物资修建一条公路，公路从阿萨姆邦的利多穿过缅甸北部的高山、森林和河流，在中国的龙陵跟滇缅公路连接。这条道路过去从来没有车辆通过，工程甚至比那条航线还要充满艰难。委员长认为这条公路可以在五个月内建成。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军官在对各种问题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后预计，建成这条路要花两年半时间。陆军计划处建议将它列入“紧急军事需要”。因此在史迪威抵达中国或者缅甸之前，所有与援华相关的人员均已批准此项工程，这包括陆军部和总统，宋子文和中国国防物资公司，主管租借物资的劳其林·居里，自然还有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在2月访问印度时亲自获得了印度政府的批准。
史迪威在离开前回到卡梅尔跟家人团聚了四天，这期间他并没有表露过对放弃作战指挥而可能感到的失望。他似乎很高兴能够同日本作战并帮助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他曾在他明白的情况下所了解的。现在他的使命已经跟他所期望的是一致的了：使中国士兵能够有效作战。除了35名军官和5名征募士兵将陪同他一同飞往中国外，陆军部还派遣了400名技术人员和教官乘船前往，以帮助训练中国人如何使用美国装备和战术。
史迪威的下属既包括“中国帮”，也包括第三军的军官。具有中国经历的多恩上校仍然是他的副官和主要助手。曾担任语言教官、其在“帕奈”号舰上的命运曾经引起很多担忧的弗兰克·罗伯茨现在是情报处的中国负责人，他作为情报官再次加入史迪威的队伍。招募的人员还包括从前的两位语言教官威勒德·怀曼（Willard Wyman）上校和黑登·波特纳（Haydon Boatner）上校，他们曾经在第十五步兵团服役过；此外还包括迪克·扬（Dick Young）上尉，他是个在夏威夷出生的中国人。马克斯维尔·泰勒正急切地想把他的日语派上用场，而史迪威也正急着想要他，但是他的名字最后被马歇尔从名单上划掉，因为马歇尔想派他去欧洲。史迪威借用约翰·培登·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担任他的政治军官——史迪威1938年在汉口跟他认识，他当时是使馆人员。戴维斯出生于四川，父母是传教士。他很有学识，聪明，会讲中文，而且擅长撰写详尽的报告。到蒋介石那里去的这个使团并不是一群一团和气的无知之辈。其余的人主要来自奥德堡的第三军，步兵长官是富兰克林·塞伯特（Franklin Sibert）准将，担任参谋长的是赫恩（Hearn）准将，他绰号“大个子汤姆”，是个动作迟缓的南方高个子，做事稳健但没有什么灵气。
史迪威在离开的前一天遇见了对他这次使命有决定性影响的两个人。他结识的第一个人是距离他很远的陈纳德，他是这个战区的出色战士和鼓动者。马歇尔在跟蒋介石商谈重新把美国航空志愿队纳入美军一事时，曾经答应蒋介石让陈纳德担任驻华空军总司令。但根据随后制订的中缅印战区空军战略计划的指挥结构，陈纳德的飞虎队要纳入筹建中的以中国为基地的空军中。宋子文对这种变动表示同意，不过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往往会在后来造成麻烦，这次的麻烦是他没有事先告诉蒋介石。陈纳德对这种违反承诺的做法大声抗议，不过他真正不满的是在任命为其上司的克莱登·比斯尔（Clayton Lawrence Bissell）上校手下工作，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有积怨。所有人都参与了这场争执：史汀生“深表关切”，史迪威被派去解决问题，居里为陈纳德说话，而跟普通军官一样厌恶陈纳德并视他为异类的空军司令哈普·阿诺德将军则“勃然大怒”。尽管阿诺德将军绰号“快乐”[6]，慈眉善目是出了名的，但是他也会发脾气，有时甚至会扔满满的墨水瓶。作为这个战区的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坚持比斯尔要居于陈纳德之上，阿诺德也颁布了这样的命令。就纪律性而言，这次事件让陈纳德在史迪威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很多”。
第二个人是罗斯福。在跟陆军部长告别时史迪威提出，如果他能够携带总统的一封私信，这可以增加他在委员长心目中的威望。史汀生安排了会面，解释了会见的意图，这样2月9日史迪威去白宫第一次拜见他的总司令。这次会面持续了二十分钟，但没有像跟史汀生在安静的壁炉边那次会晤那样产生相知之感。考虑到史迪威带着偏见而罗斯福有那种一个人夸夸其谈的习惯，这种结果也并不意外。在家里史迪威是个普通的共和党人，跟那些憎恨罗斯福的人有同样的想法，立场也一致，在这方面他深受哥哥约翰的影响，而约翰属于这类人中态度极端的一派。如果史迪威的烟嘴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说的“像罗斯福那样往上翘”的话，那这种相似肯定纯属巧合。然而就他们对中国的希望而言，他们的会面还是有共同立场的，如果一方给另一方机会的话。总统可以对真实的中国有更多了解，而史迪威也可以多了解总统的真实目的。
“飞虎队”飞行员标准像
罗斯福谈话时喜欢自己滔滔不绝，这个习惯根深蒂固，以至于经常跟他打交道的人想出了一些特别的办法让总统能够听到他们的话，这包括吃饭时在他嘴巴塞得满满的时候跟他说话，或者让他先说五分钟，然后毫不客气地打断他。据说打电话时史汀生部长曾经没等罗斯福说完话就把电话给挂了。罗斯福这个人脾气好，有直觉，相信实践，工于算计，多变，狡诈，愿意做出让步，他的思路跳跃很快，往往没有连贯性。他经常会同时有几种思路，动机也常常是含混的。那种指导他的连贯性，用他女儿的话来说，便是“他的未来感”。正如一位英国观察家说的：“他对民主的未来信心十足。”他最突出的特点便是自信——有些人认为他过于自信了——这也许是因为他征服了自己的麻痹症，这让他感到世间再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他经常看上去不很稳重，其实未必，他常常是靠闲谈掩饰想法，正如史迪威是靠沉默来掩饰想法一样。在闲聊自己曾参与中国贸易的祖先的时候，罗斯福竟然悟出了对一个希望了解中国的西方元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正如1935年他在给一位朋友写信时说的：“有些力量是你我都无法了解的，但是至少我知道，他们对我们西方人来说几乎是无法理解的。不要让所谓的事实或者数字诱使你相信，西方文明的某种作用能够深入影响中国。”
缝在飞虎队飞行员制服上的血幅，指示军民救护被击落的飞虎队员
史迪威觉得他“热情而令人愉快——但是有点儿浅薄。给人印象不深。他好像把我当成拜访国会议员的一个选民。散漫地谈到他对战争的想法——‘我设想的是一个2.9万英里（约4.6万千米）长的前线’，等等。很多浮夸的东西”。在这“等等”之中包括了总统所说的他预计战争将在1943年结束，“自现在一年后”将会出现转折，将向澳大利亚提供2000架飞机，蒋介石没有把希特勒看成共同敌人，所有的敌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盟友都要同舟共济，还说他不想让蒋夫人来访问。“我已经听够了，因此插话问他是否有话捎给蒋介石。他显然没有话要捎，因此又说了五分钟，竭力想说出什么能震撼世界的话。终于他想出来了——‘告诉他我们会永远坚持下去，我们打算坚持下去，直到中国收复所有失去的领土。’”
这个不寻常的目标实际上成了美国的政策，尽管也许不能像史迪威那样对之嗤之以鼻。正如一年后在卡萨布兰卡谈及无条件投降时的情况一样，罗斯福宣布的很多不同寻常的决定看上去好像未经思考，实际上，这些决定尽管可能没有事先商讨，但是却反映了他的基本信仰。他对史迪威所阐释的实际上是偏离政策的，虽然没有经过正式报告，但当史迪威尽职尽责地向蒋介石转达这个意思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种承诺。通常一个国家不会试图帮助另外一个国家收复其失地，哪怕是盟国也不会，况且1944年罗斯福还声明说：“我不想让美国背上战后重建法国、意大利和巴尔干的负担。”
在公众心目中，中国是个受欢迎的盟国。罗斯福在1月6日向国会致辞时曾经提到了美国在战争中已经与之携手的盟国，当他提到“勇敢的中国人民”时，引起了自发的、最为热烈的掌声。总统接着说：“这几亿人在四年半的时间里经受了轰炸和饥饿，面对日本的先进装备和武器，一次又一次地痛击了入侵者。”伴随着勇敢而富于耐心的中国人民的是“痛击”日本人的玄机，对此重庆的战报总是大事渲染的。比如珍珠港事件之后中国政府曾经宣布，派遣两个军对进攻香港的日军后方发动袭击。尽管根本没有做出这样的调遣，但是中国12月15日发表的一份战报说，这些部队已经跟敌人交火并给敌人造成了1.5万人的伤亡。同样，带着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想法，蒋介石在1月告诉美国政府说，他准备发动反攻将日本人赶出印度支那。
马格鲁德此时向陆军部报告说，中国人“非常相信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他们对不好的后果视而不见，喜欢“那些令人得意但却是虚构的符号，认为这些东西要比冷冰冰的事实更加真实”。他引证了一些公报作为例子。由于那些记者或者出于善意，或者由于懒惰，对这些天方夜谭未加甄别地进行报道，结果对中国的“胜利”大肆宣扬，造成了误解。
虚假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作为美国的盟友，中国只能声称自己是个民主大国。它不可能承认说，蒋介石的政府真的像后来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历史学家惠特尼·格利斯沃德（Whitney Griswold）在1938年所说的，是个“法西斯独裁国家”，纵使是个邋遢低效的独裁国。即使在中国以外那些不受新闻审查限制的记者也避免报道国民党的弊端，因为他们认为那样做就是在帮助日本人，此外这还会使这样做的记者无法再回到中国。出于对中国的友谊，他们夸大了中国的武装抵抗。结果这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任何“希望中国好”（正如一位记者写的）的记者来到重庆都不可能“不对蒋夫人的美丽、委员长的勇敢和决断、中国军队的威力以及中国人民之崇高感到欣喜”。
当中国在1月要求不受限制地得到5亿美元贷款的时候，高思大使曾经提出了虽不令人愉快但颇有见识的看法，认为无限制贷款可能被中国统治阶层中的“反动、自私自利以及那些我所担心的轻薄多变者”滥用掉。重庆宣称说，这项贷款对支持政府对付那些悲观失望的失败主义势力很有必要。“这仅仅是讹诈罢了。”苏联大使立特维诺夫曾私下对财政部长摩根索说。但是，陆军部和国务院认为，为了激励中国政府并使中国能够继续作战，这笔贷款是有必要的。它具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意义，但是跟财政无关。摩根索对在没有担保或者控制的情况下由他负责提供这笔贷款感到极为不安，因此他提议按月用一种特殊货币直接将钱发放给中国士兵，“因此这些士兵们打仗便有钱，不打就没钱”。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断然拒绝，之后摩根索继续试图让美国能够施加某种控制、监督，或者至少能够争取到使用这笔钱的磋商权。委员长对所有这些建议均表示拒绝。他告诉华盛顿说，这笔贷款是贷给一个向共同敌人作战的盟友的，“因此不应对其使用或者偿付方式要求担保或者在其他方面预先设置条件”。
最后美国接受了这种异乎寻常的说法，因为贷款的真正意图是为了让蒋介石高兴并使他对盟国的事业保持兴趣。正如摩根索自己说的，这样做的动机便是持续担心如果没有大量援助，中国就会靠拢日本或者其他“黄种人”。他被要求在参众两院委员会就这笔未担保贷款进行辩护时承认，这不是一种普通的借贷活动，很可能美国无法再收回这笔钱了，而且他也不否认一位质疑者的指责——这个人说这笔贷款是为了跟日本比着争取中国并向蒋介石展示他自己的利益所在。
宋子文和摩根索签订一笔5亿美元的贷款协议，1945年1月
陆军部长史汀生则表示，这是调动中国军事努力的方法。2月3日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贷款问题作证时引用了史迪威对他说的有关中国士兵潜力的话。据一位听众说，他的这番讲话是他所听到过的“最雄辩、最感人和最让人信服的”。他对委员们谈到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和它“与我们的独特关系、它对我国政府的独特态度以及信心”。他还谈到了日本努力想拖倒蒋介石，而“中国的抵抗就基于他的个性和影响力”，谈到了蒋介石答应让一个美国人担任他的总参谋长，还说史迪威相信他能够发挥他们的战斗力。他说，这笔贷款是抓住机会“在远东进行的一场豪赌……如果美国没有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它就不值得赢得这场战争”。委员会的委员对此印象深刻，结果一个问题都没有问，次日众议院没有经过辩论就以唱票的方式通过了贷款。参议院也同样表示支持，史汀生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的当日就一致通过了这笔贷款。国会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国务院不无敬畏地评论说，美国第一次在“没有担保、没有利息以及没有美国对其花费施加任何控制”的情况下发放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政治贷款。罗斯福告诉蒋介石说，这证明了“本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由衷的敬意和钦佩”。
与它之前和之后的很多贷款一样，这笔贷款的基础是必须维持蒋介石的权力——不管他有怎样的缺点——以便在中国维持一个对日战线。如果他倒台了，抗战恐怕就要崩溃，随后会发生内战，对此几乎所有的人——不管是蒋介石的支持者还是诋毁者——都表示同意。马格鲁德就是基于这一点解释《租借法案》的。在陆军部长雄辩地在国会发表演讲的当日，他发电报说中国无意发动任何攻势，也“永远不会成为巨大的军事财产”，“但是它的崩溃以及可供我们利用的领土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负债”。
史迪威的态度介于马格鲁德冷冰冰的实用主义和罗斯福的乐观主义之间，但是没有卡尔森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史汀生的幻想——了解中国的史迪威准备回到那里去了。
他最后会见的人物之一是哈里·霍普金斯，他是在见完总统后在白宫见到霍普金斯的。史迪威的记录展示了他对霍普金斯看法的变化。他在便携式日记本中写到霍普金斯时说他是“怪怪的小矮个儿”。后来的笔记把这扩展成了“一个奇怪的侏儒般的人物（胃溃疡）……他身穿一件旧的红毛衣和街角店卖的那种鞋子，没有穿吊袜带，已经有八个星期没有理发了”。在次日给妻子温妮的信中霍普金斯又成了“一个和蔼的老农民”。
新加坡：英军大投降
突然被推入世界问题和新近发现的中国问题之中的霍普金斯急于帮忙，尽管他对此了解的并不是非常精确。“我想你是准备指挥军队。”他说。接着又说，如果蒋介石提出让史迪威指挥“整个中国军队”，他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他宣称蒋介石会尽力配合的。他发“蒋”这个音就像“昌”一样。听说罗斯福对此“极感兴趣”，如果有必要的话准备从航空公司的客运飞机中抽调出100架客机。他还提议把巨大的“诺曼底”（Normandie）号作为运输船放在这个战区使用，这激起了史迪威的兴趣。担心运输问题将成为严重问题的史迪威写道：“了不起的东西。”但史迪威刚刚离开白宫便听说，“诺曼底”号由于事故，再加上重大失职，正在纽约的港口燃烧；这样的巧合不能不看成是种兆头。“这是命运吗？”史迪威这样问自己。
他正面临的是种日益崩溃的局面。就在2月9日这一天，日军在毛淡棉稍事停顿后，集结了两个师总计1.8万人的兵力穿过了萨尔温江。他们现在距离锡当江仅有100英里（约160千米），这是仰光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英国在缅甸南部有一个师的兵力，包括一个旅的英印军和一个旅的英缅军。这两个旅在日军攻击毛淡棉的过程中均遭受重创。他们共同组成了总计7000人的第十七师，并得到一支刚刚到达的印度旅的支援，他们放弃了对萨尔温江的防御并退守到锡当江前的阵地中。撤过萨尔温江本来可以让他们有机会阻滞敌人，但是这样一支力量悬殊又背水的部队所处的是一种典型的不宜作战的境地。
在他们身后穿过50英里（约80千米）的平原便是仰光，虽然仰光有另外一支印度旅的支援，但是仰光居民已经在恐慌中逃离。印度人占据了仰光人口的一半，他们主要是数目不大的公务员、商人和城市劳工。这些绝望的人在没有足够食物和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开始步行回国。缅甸总共有100万印度人，输入他们是为了填补英国执政官员和缅甸农民之间的阶层，因此他们受到当地人的憎恨。商店和服务设施关闭，食物短缺，政府机构正在撤到缅甸北部的夏都眉苗，据报告难民中已经出现了霍乱。在政府机构解体之后，各种复杂的缅甸敌对势力开始出现，他们反对印度人、英国人或者相互敌视。
英国急切地等待两支还没有出发的中国军队的到来。2月2日，英军指挥官托马斯·赫顿（Thomas Hutton）中将飞往腊戍会见正准备赶往印度的蒋介石，敦促他赶紧派兵。委员长答应配合。2月5日，韦维尔从2000英里（约3218千米）外位于爪哇的指挥部飞到仰光，想看看是否能拯救那里再度吃紧的局面。正从中东赶去增援新加坡的第七装甲旅被转调去援救仰光，因为对新加坡来说再多的部队也已经无济于事。英军现在已经撤出马来半岛并在新加坡集结，那里的部队有四个师。英军此刻士气低落，各种安排混乱不堪。韦维尔报告说：“日本大胆巧妙的战术以及掌握了制空权使英军产生了一种自卑心理。”他自己从新加坡回来时，在黑暗中的码头上摔倒并伤了背部。
敌人在各条战线上均占据了主动。正如史迪威离开前所得知的，现在美国唯一可以采取的报复措施便是大胆地轰炸东京。在西方这最为屈辱的时刻，这种轰炸可以展示战斗决心和力量。总统建议从外蒙古起飞发动袭击，假如这不至于引起苏联的麻烦的话，但是阿诺德将军正在制订另一项计划。
史迪威及其参谋人员2月11日飞往迈阿密，并在两次起飞均未成功的情况下，2月13日第三次起飞成功离开美国。他有些吃惊地发现搭乘他飞机的还有一位平民女乘客，这就是《生活》杂志派遣的记者克莱尔·布斯·卢斯（Clare Boothe Luce）。这次旅程很不舒适，但是她却表现得很风趣，在那之后不久就发表了向美国公众介绍史迪威的系列文章中的第一批中的一篇。乔大叔在飞机第三次试图起飞前写给妻子的信中说：“1942年将会一塌糊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挺过这一年，我们就会让情况好转。”
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和DC-3运输机的这次旅行花了十二天，包括一系列短程航线，经加勒比海到南美，从那里飞往非洲，再往北飞往开罗（“跟北京比——呸！”），然后往东飞过巴勒斯坦、伊拉克和波斯，飞往印度中部的新德里。在2月13日到25日这段时间里，远东前线接二连三地经历了多个灾难。2月15日，由于新加坡的自来水供水中断，终于使这场军心涣散且指挥混乱的战役达到高潮，结果新加坡无条件投降。8万人的部队被关进了日本战俘营，其中一半是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其余是印度人。丘吉尔黯然承认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和最大规模的投降”。“天哪，他妈的这是怎么回事？”史迪威这样问，他在南非听说这个消息时既愤怒又不解。
如果德军突破中东而日军突破印度，那么德日合流的可怕前景将变成现实。缅甸变得至关重要。2月20日，他竭力想把正在从中东赶去保卫祖国澳大利亚的两个正在途中的澳大利亚师转调仰光。他给澳大利亚首相柯廷（John Curtin）发报说：“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填补这个空隙了。”然而柯廷看到他自己国家的外层防御“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而且澳大利亚在新加坡损失了一个师，而另一个师则卷入了英军在希腊的惨败中，他已经没有理由对英军的作战保持信心，因此拒绝调遣他的部队。
2月23日，驻缅甸的英属印度旅在锡当江前线一败涂地。为了能撤退，他们炸毁了桥梁，结果有一个旅还在桥的另一边。现在日军和仰光之间只剩下一支已经溃败的部队。（史迪威在开罗写道：“世界正在崩溃。”）考虑到日本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锡当江失守的当日就解散了设在爪哇的ABDA（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韦维尔也回到印度，他几乎是在史迪威到达印度的同一天也到了那里。2月26日到28日爆发了爪哇海战，结果以ABDA（美英荷澳）联合海军部队的失败而告终。现在爪哇失守已经不可避免，澳大利亚海岸也完全暴露给敌人了。
“这里人心惶惶，”史迪威为了应付检查官有意在家书中这样轻描淡写，“以后可能会有麻烦。”
[1] 一个中国军跟美国军类似但是较小，由三个师组成，每个师名义上的兵力有9000人，但实际数目平均在6000人到7000人之间。
[2] 后来他宣称接受了两个师，但是当时在场的人似乎并不这样认为。
[3] 典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诗《老船夫》（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老船夫讲到船驶向南极时遭遇风暴并有一只白头翁绕行。风暴结束后白头翁仍然随行，但是老船夫不可思议地射杀了这只鸟。灾祸开始降临船上。为了赎罪，船夫将这只鸟挂在脖颈上，后受到宽恕。——译者注
[4] 布莱多克（Edward Braddock，1695—1755），英国将军，1755年在美国匹兹堡附近被法军和印第安人击败。——译者注
[5] 此时的美国陆军包括参谋人员、技术人员和空军。——译者注
[6] 阿诺德将军的绰号为“Hap”（哈普），这是Happy的简写。——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