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1941年
史迪威在1939年9月回国时，美国陆军连同其预备役在世界上的武装力量中排名第十九，在葡萄牙之后，但还在保加利亚之前。在武装国家中如果按人口比例排序，美国排名第四十五位。陆军现役人员为17.4万人，还不到1920年国会法案所许可的和平时期军力的三分之二。有三个整编师，但没有一个能达到满编时的一半数量。其各组成单位分散在各个驻地中，由于缺少供运输的机动车辆，这些部队没有机会进行师级训练。此外，还有六个部分整编的师、两个骑兵师，但是装甲师连一个都没有。没有集团军级、军级或者指挥部级的部队。作为野战部队训练很不够，装备都是1919年的过时装备。由于缺少资金，训练都是每四年举行一次，每次历时两周，其中仅有五天“有限的实战”训练。根据现任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报告，由于国会对陆军拨款一再削减，陆军“地位相当于一个三流国家的力量”，战备能力仅有25%。
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于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陆军是最后使用的，而且使用的可能性很小，陆军只是用来保卫美国本土的，因为美国已经受到海洋的很好保护。军事政策并未考虑在西半球外再派遣远征军。在参加了上次的海外战争后，整个国民都认为“永远不要战争了”。马歇尔的当务之急是让陆军部队满编，并在训练和设备上能够做好从事现代战争的准备。西点军校之父席尔瓦努斯·泰尔（Sylvanus Thayer）将军曾说：“要把好材料造就成为好的士兵，他们必须由称职的人进行训练，要把一群优秀的士兵造就成一支精锐军需要三年时间。”这个任务本身已经够艰巨了，可是最大的困难还在于说服国会拨款。
“二战”时美国政府号召民众购买战时债券的海报
史迪威准将奉命指挥得克萨斯萨姆休斯敦堡（Fort Sam Houston）第二师第三旅。在任职前的一个月假期中，他在西点军校就中日战争做了演讲；一个骑兵军官问他，马在中国战争有什么作用，史迪威的回答让人印象深刻。史迪威先是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很好吃，如果你饿了的话。”他去华盛顿报告有关中国的情况，这也可以让他有机会跟他现在已经在军阶上超过的“麦克凯布理论一番了”。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当这位新将军从走廊上大步走过的时候，一个个脑袋都从门口伸了出来；史迪威在跟麦克凯布谈话期间为了方便这些偷听的人，有意没有把门带上；可惜这次谈话没有留下记录。
作为一名将军，他现在有权配备一名副官。这有些问题，因为在史迪威看来副官就像一根文明棍一样，显然是种浪费，是种让史迪威光火的东西。副官是“开门和挂衣服的人”，但是他自己设法解决了这个问题，选择弗兰克·多恩这个性情投合的人做副官，在中国时多恩已经在他手下工作了四年。多恩1923年毕业于西点军校，人们管他叫“粉色”（Pink，又译作“平基”），这是由于他的脸色而非其政治观点。38岁的多恩是个英俊的单身汉，很有修养又多才多艺，是个有才气的爱好艺术的人，他天生就有些不恭敬的态度，同时在知识上又很有好奇心，这使他可以成为让人很有灵感的伙伴。史迪威提及这个问题时颇觉尴尬。他对多恩说：“我了解你对副官的看法，也知道你对将军的看法。我提议你担任这个职务。我将成为一种新的将军，而你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副官。你不必现在回答。好好想一想，然后给我发封电报。”多恩接受了这个职位。
尽管晋升将军后史迪威个人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但是他仍然对美国政策感到恼火和不满。在他看来，华盛顿未能理解远东的发展正在怎样地影响美国，而且太关注欧洲了。跟其他任何认真的外交官一样，他觉得自己的报告并未能影响到决策层，也许甚至没有被读过。[1]他认为美国的关切之处应是亚洲，但是面对日本的挺进，美国却表现出相对的沉默。美国这是在忽视亚洲的局势，但是从长远看，亚洲的重要性将超过欧洲。他相信对日作战即将到来，认为对欧洲的关注使得华盛顿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不管是谁，只要不久前在中国亲眼看到日本人，看见他们逮捕、用枪指着或者有意侮辱外国人，他们都会因为无法向华盛顿那些埋头文牍的官员传达这种日本威胁的紧迫性而感到绝望。
史迪威就此跟马歇尔理论，马歇尔向他保证说，他的报告都读过了，对这种局势也有足够了解，尽管或许远远没有采取应对之策，马歇尔还对史迪威说：“乔，你的工作就是去萨姆休斯敦堡并帮助我们。”
史迪威在9月24日到达得克萨斯。作为旅长，他在师里是排在华尔特·克鲁格（Walter Kruegger）将军之后的指挥官。当时，陆军为了提高速度和机动性，正在利用第二师试验一种削减过的三三制而不是以前的四四制。按照三三制，第二师由三个步兵团组成，人数为1.1万，而按过去的四四制则有2.2万。由于德国对波兰发动闪电战，第二师和第三军的相关单位进行了一个冬天的艰苦训练，他们住在野外，进行行军训练，睡在地上，经常要冒着雨和严寒。在1月进行野战训练时，克鲁格让史迪威负责一支进攻的“敌军”。由于史迪威富于活力，这成了他在演习时经常扮演的角色。美军的训练是针对抵御入侵者的，据一个同事说，现在有了史迪威率军入侵，“很少有令人乏味的时候了”。他的想法、出其不意和意料之外的战术都打破了常规，而马歇尔在1月的一次访问中也见证了这些情况。用多恩的话说：“他（史迪威）想赢，并不只是想玩。”
在华盛顿那些计划部门中，尽管没有考虑海外作战，但是陆军部还是拟定了一项在紧急情况下动员50万人的“保护性动员计划”（Protective Mobilization Plan），旨在最终使部队人数达到120万。但是并没有采取行动动员这个国家的工业部门，让它们为这支军队提供数量很大的武器和补给。罗斯福回避了这个必须要做的事情，担心引起公众不满，再次指责他进行经济“独裁”。他也不愿意全额拨付马歇尔所要的拨款，因为他正在劝说国会修改《中立法案》，担心这样会遭致国会的反对。他认为在欧洲危机日渐加深的时候，当务之急是废除武器禁运，这样，一旦需要的话，美国就可以援助盟国迅速取胜，这样就可以使美国避免卷入冲突。尽管那些孤立主义者也许并不明白，但是美国政府很清楚：美国的安全最终依赖于英国舰队。英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并非如此。
美国尽可能地想继续保持中立，这是美国已经摆脱旧世界冲突的最后的梦想。然后1939年9月来到了。德国那令人可怖的56个师和1400架飞机摧毁了波兰，这让国会震惊之余终于在11月经过一个月的辩论，废除了武器禁运，但是孤立主义者还是设法保存了现购自运的条款。
美国情绪现在是更倾向于涉入远东而不是欧洲。这部分是由于美国对中国有负罪感，另一方面是由于一种有趣的事实，那就是做一个孤立主义者和做一个反日分子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那些老派的言辞激烈如博拉和海勒姆·约翰逊的参议员都是既慷慨激昂地反对战争，又对日本气势汹汹，这似乎并没有让他们遇见什么内在的困难。罗斯福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就让国会在1939年7月同意按要求提前半年通知日本，美国准备中止现在的贸易条约，这为施加经济制裁扫清了道路。这个举动是针对日本对在中国的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各种极端的骚扰做法的回应，是表明美国不会撤出，要日本人小心。
孤立主义的领袖人物范登堡（Vandenberg）参议员已经提议废除贸易条约。另外有两名参议员提出议案对日本采取某种形式的武器禁运（《中立法案》并不适用远东）。格鲁大使自东京回到华盛顿进行协商，他对国内这种情绪很是吃惊，认为“对日制裁的压力将会很大……国会可能会要求实施制裁”。到了1940年1月，已经有了五种不同的对日实施贸易制裁的议案等待国会的批准。这说明，自“帕奈”号事件后美国国会没有通过拉德罗决议后两年来，公众舆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中国城市的恐怖轰炸以及美国正在向日本出售废铁的助纣为虐的感觉起了作用。美国传教士医生周以德生动地说明了这其中的关联。他说，他在山西行医时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东西”从中国伤员的体内取出。他的听众可以想象，他们那些废旧汽车转变成了日本的炸弹。尽管教会团体总体上反对对日本实施禁运，认为这可能导致战争，但是很多传教士还是对此积极支持，“如果需要可以由海军坚决支持”禁运。民意调查表明，70%的公众都倾向禁运。格鲁大使在东京的一次不同寻常的演说（又是出于警告的意思）中说，“美国人民”反对日本试图在亚洲建立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以及“轰炸、各种侮辱做法，以及对美国各种权益的侵犯”。
出于急切的战略考虑，罗斯福的策略在远东问题上已经落在了公众舆论之后。尽管陆军部和国务院都极力劝说，罗斯福还是没有对日本实施禁运，担心依靠美国进口石油的日本会转而向南面的荷属东印度群岛获取石油。在南亚的东印度群岛有石油，马来亚有橡胶，加之印度支那的大米，这些都是日本需要的资源，由于欧洲战争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他们的机会来到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趁着帝国的扩张，要求进行这种冒险。这对除了苏联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可能是发动战争的理由。这将会危及从香港到新加坡的所有西方领地，包括菲律宾，甚至包括印度。这意味着要在两个大洋发动战争，对此英国舰队力所不及，而美国又没有做好准备。如果可能的话就避免，至少推迟这场战争，这一点至关重要。
美国没有将陆军派驻海外的想法。“简直难以想象我们会再向海外派遣一支庞大的军队。”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上校在1940年4月2日的一次演讲中说。他不是一个孤立主义者，而是具有国际胸襟的《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的出版人。尽管他警告说盟国仅有50%的胜算，还敦促增加美国的海空力量，但是他认为，“全国进行战争动员并让几百万士兵参战的浮夸计划……对我们的防御毫无必要”。六天后德国入侵挪威和丹麦，这使得静止的“虚伪战争”结束了。
此时美国陆军兵力已达24.1万人，但是只有5个可以进行战斗的整编制的师，尽管他们并没有被完全装备起来。预计的50万人——更不要说120万人，还有部队所必需的武器、设备，尤其是飞机，根本就没有。据陆军部对总统的说法，要生产出足够满足120万兵力的装备，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现在德国已经开始横扫低地国家并开始准备进攻法国。罗斯福要求的新国防拨款是10亿美元，而他要求的飞机生产数目更是让举国震惊，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一年5万架。
5月10日，也就是德国入侵荷兰和比利时的那一天，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军级演习开始了——这次演习在路易斯安那开始，涉及第三集团军的7万士兵。统率入侵的“红”军的史迪威这次赢得了美誉，这使他成了美国战斗步兵将领的佼佼者，并在他赢得第一颗星不到一年又得到了第二颗星。由于即将决定是否采用三三制师，而且由于有机会观察第三集团军演练闪电战术，全军的要员都在观看。这个计划假设“红”军方的一支3万人的军队正在入侵美国，并正在由得克萨斯跨过以萨班河为界的路易斯安那挺进。“红”军正在向“蓝”军的首都亚历山大进军，而“蓝”方的4万军队（防御方配给了更多的人数）正驻防700英里（约1126千米）外的本宁堡。“红”军由包括第二师的第九军充当，“红”军提前发起攻击，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只能是史迪威的点子。这反映了他的一种理论，那就是要成功发起进攻，就要“打乱那些计划好的事情”。
奋起进攻的“红”军空军夺取了制空权，这使得“红”军的地面部队迫使“蓝”军后退，夺取了几个关键阵地并继续前进。史迪威的特长是夜间调遣，通过长途奔袭完成包围，这样他就可以袭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根据一篇热情洋溢的报纸报道，他的部队“在经过陆军历史上一次最为辉煌的包围之后”袭击了纳奇托奇斯。从萨班河的出发点开始，他的侦察车就两个一排在凌晨3点冲过了桥，后面是每座桥和岔路口都派有破坏部队，是为了防止“蓝”军有任何占领侧翼阵地的可能。到了天亮的时候，他的先头部队已经长途奔袭70英里（约112千米），“仿佛是情节剧中的一系列转捩点一样……史迪威发起了可谓登峰造极的闪电战”。到了夜晚，他的部队的行踪已经消失在“战争的迷雾”中，到处都在问：“第二师到哪里去了？”
随着战事的扩大，史迪威继续施展各种出奇制胜的策略。早晨他常常出现在错误的地方，也就是他在计划中不该出现的地方。有一次让克鲁格将军恼火的是，他夺取了当时由乔纳森·温赖特（Jonathan Wainright）将军指挥的第一骑兵队司令部，温赖特不久就在菲律宾巴丹遭受惨败。裁判裁决此次行动有效。观察者都印象深刻，因为史迪威咄咄逼人，通常总是取胜，而此时大部分军官似乎头脑中还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呢。
跟美国军事演习遥相呼应的是正在荷兰和比利时横冲直撞的德国装甲师，他们在行进中已经揭露出了防御方在路易斯安那演习中显现出来的缺陷。除了侦察很弱，缺乏部队之间的联络并“令人痛心”地缺乏炮火支援外，主裁判还指出，“部队极不情愿从卡车上下来”，而卡车本身也很不愿意离开大路向荒野走。那些离不开公路的卡车只是些坐着的目标而已，而卡车中的步兵是“完全没有作战能力的”。史迪威也对此甚为不满。他指出，在欧洲“已经发展出了一种革命性的进攻方式。侦察航空、侦察车、深水炸弹、重型坦克、机械化步兵、轰炸航空兵、伞兵，这些都息息相关，攻击后就会立即散开，企图使敌人的后方阵地瘫痪。我们对此有足够注意吗？没有”。
困难之处在于，很多军官跟一般公众一样，不像在中国经历了两年战争的史迪威那样对此有紧迫感。正当德国镰刀横扫法国北部并将盟军赶到英吉利海峡的时候，一个美国师长还打了个赌，就好像只是有关明天的天气一样随便，说如果法国陷落，英国就连六个星期也坚持不了。
到了6月中旬，法国的陷落已经成了可怕的现实。德国人真的到巴黎了。他们用六周时间所取得的成就，是在1914—1918年间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都未能取得的。这种对比突然揭示了民主国家的弱点。英国在敦克尔刻撤退中使其陆军得以保存，但是所有的重武器都丢弃了。他们缺少步枪和弹药，几乎只能依靠空军了，现在他们只能凭借着英吉利海峡，而温斯顿·丘吉尔此时发表了那个著名的演讲：“我们将在海滨与之作战……在街道上……我们决不投降……”
丘吉尔在伦敦皇家爱尔伯特音乐厅演讲，他的背后是林肯的大画像，1944年
法国的陷落让美国震惊。突然一切都变得可能，人们不再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是不可能受到攻击的了。美国总统私下承认，如果英国战败，那么美国只能“在纳粹的枪口下”生活。军界的看法都不乐观。乔治·斯特朗（George Strong）在麦克凯布主持情报处工作时曾经也是让史迪威诅咒的人物之一，他现在是作战计划部部长，他在6月17日预测说“盟军不久就会失败”。公众在“虚伪战争”时都认为盟国必胜，现在他们的看法正相反；由于美国的防御非常匮乏，他们陷入恐慌之中。罗斯福总统和前总统胡佛都在电台发表讲话，安抚罗斯福所说的那些“叫喊大难临头的人”，并试图化恐惧为有益的目的。胡佛说：“没有必要恐慌，但有必要迅速行动。”
接下去的几个月忙着制订各种防御计划。根据陆军部的计划，陆军人数在1941年10月要达到100万，一年后达到200万，这一切都有赖于在那个大选之年实施在和平时期令人憎恶的、非美国化的义务兵役制度。总统出人意料地任命两名共和党人进入内阁，即前国务卿、现年73岁的史汀生任陆军部长，由诺克斯上校任海军部长。他们两人都是义务兵役制的积极支持者。与此同时，国会匆忙通过了增加陆军人数、增加海军吨位并为此再拨款15亿美元的计划。但是这些都是在修修补补。7月的时候总统向国会提出了在生产要求方面的“全面防御”计划，该计划是针对一支120万的陆军、相应的空军以及可以在两大洋作战的海军，已使这支部队可以应对任何组合的三军力量，花费是近50亿美元。国会为了国家防御乐于通过任何计划，但是执行这些计划的义务兵役制计划则是例外。这个国家还不想面对这样一种暗示，那就是历史再次提出了发动一场对外战争的议案。整个夏天都在就征兵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为了不让日本利用欧洲的危机，美国决定将太平洋舰队的基地设在夏威夷——舰队已经在4月从圣迭戈迁到这里了。遏制日本已成了美国的当务之急，其重要性仅次于备战本身。这个任务本身有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任何可以有效遏制日本扩张的行动都必然激起日本进行反遏制——简而言之，这会激起本来试图去遏制的侵略行动。这种困难一直是困扰后来发展的问题。
日本政府还不愿意放弃最后一点谨慎态度，到目前为止一直对要求加入轴心国的军方代表采取抵制态度。军方分子认为，如果跟节节胜利的德国结盟，那么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德国将会使苏联保持中立，这就可以让日本无须担心北部，自由自在地往南进行扩张。他们还认为，德日联盟还会阻止美国积极支持中国，这就使得日本可以最后解决这个“事变”。好战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对其同僚说：“我们越是对美国进行有效扼制，就越是可能迅速地解决‘中日争端’。”日本封锁天津的英国和法国租界，对上海的公共租界进行挑衅并施加压力，侵犯美国财产并在长江差点儿炸了另外一艘军舰——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展示民主国家的弱点，并消除日本政府中对加入轴心国所存有的顾虑。
对日本来说，德国战胜法国同样也是个转折点，证明了德国的确代表了未来的潮流。幕后跟德国的谈判开始了，日本外务省现在开始公开跟“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站在了一起，并赞同“将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是日本国家命运的说法。由于欧洲出现了盟国结盟的情况，日本认为必须通过切断中国接受西方物资的最后通道以彻底解决中国问题。
三年后，这场“事变”的结局对日本人来说仍然遥遥无期。进一步渗透、轰炸、恐怖主义、做出姿态、跟汉奸勾结——这些都无济于事。他们原来想通过强迫的相互合作来控制中国，但是只要国民政府仍然在进行抵抗，他们就必须继续军事占领。在法国面临崩溃的最后一刻，日本向法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法国关闭从河内到中国的铁路，并要求允许日本出于检查目的在印度支那建立军事基地。与此同时，日本在以战争相要挟的情况下，实际上命令英国关闭了香港边界和滇缅公路。通过那条拥挤而又管理无方的公路运进的物资其实并不多，不过，这条由20万男女老幼几乎徒手在山坡筑成的公路现在是他们跟西方唯一的联系渠道。一个友邦关闭这条公路，当然会改变他们对民主国家的看法，并增强了那些主张跟日本媾和者论点的分量。
而大英帝国和美国本身却无法调动足够的集体力量来对抗这种要求。现在孤身对抗轴心国的英国向美国提出请求，一旦拒绝日本而导致战争，则美国需参与共同作战。美国为了支援敦克尔刻撤退后处于孤立无援和危急之中的英国，几乎已经清空了它的军事库存，其现状已经难以应对战争，再说美国也不想因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被袭击而承诺参与战争。美国无法承诺共同作战。英国只能屈服，于7月12日关闭了滇缅公路，不过附加条件说关闭期为三个月，以期望日本和中国再次做出努力达成和解。
重庆弥漫着一股悲观主义的氛围，但是这还不足以让它跟日本媾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泛亚和反西方的主题，对很多中国人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受到激发的爱国主义精神拒绝了那些鼓吹这种说法的日本人。汪精卫在南京的傀儡政权未能得到普遍支持，因为很明显这是由日本操纵的，而且日本对乡村使用武力“安抚”，这也无法使人们对“共荣”产生好感。
蒋介石对各类使者的频频示意并不理会。他一直坚信，当西方不可避免地卷入对日战争时他就会得救了，而且他是一个不轻易改变自己想法的人，即使在民主国家的前途一片黑暗的时候也是如此。另外，正如他的一位国人说的，如果蒋介石跟日本人纠缠在了一起，“那么他最终也会被毁掉”。但是自此以后，蒋介石越来越紧急地请求美国提供援助时却总是伴随着这种暗示，即他可能与日本媾和，因为中国人的斗志已经濒于崩溃，或者因为无法进行持续抵抗。由于大国未能帮助中国或者更加积极地遏制日本，中国对此并不掩饰它的怨恨。他们跟史迪威一样在绝望中提出质疑：美国为什么不能看出阻止日本的最佳时间就是现在？在蒋委员长向华盛顿要贷款、军火、信贷、飞机、制裁或者宣战并提出其他建议的过程中，这种质疑都是贯穿始终的。
罗斯福总统担心，实施禁运会使日本像传言中那样跟轴心国结盟，从而增加英国的危险。然而必须做出一些鼓励中国并警告日本的姿态：7月26日美国宣布对废铁、钢和某些航空燃料实施有限禁运，但是，由于担心日本会袭击荷属东印度群岛，因此禁运并不包括石油。
1940年7月1日，史迪威得到了每个军官都期望得到的任命——指挥一个师。他被任命为第七师及其基地的指挥官，基地在蒙特雷的奥德营（Camp Ord），离他卡梅尔的家不远。第七师由三个团组成，现在在各个方面都需要训练。奥德营被重新命名为奥德堡（Fort Ord），这个营地正积极准备迎接新兵；一旦义务兵法得以通过，那么预计新入伍者会在10月大量来到。士兵都住在帐篷里，而可供1.5万人使用的兵营、食堂、行政楼以及其他设施都要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建成。
史迪威每天16个小时忙着制订计划、监督、视察、训练士兵、训练军官以及教会那些军官训练士兵。他立刻建立了一所学校，由托马斯·阿姆斯（Thomas Arms）上校负责，训练来自预备队和国民警卫队的连级军官。“从今天开始一周后准备开课。”他告诉阿姆斯说。训练内容为每天上午和下午进行战术讲解、示范和演习以及野战问题。史迪威每周有三四天时间是在观看班级和排级学员的训练情况，经常由他自己教没有经验的军官解决进攻问题。他经常仔细而耐心地解释有五个段落组成的野战令，以及命令的固定顺序，这是为了保证他们即使在激战的时候也不会忘记其中一条。他习惯于从灌木丛后面突然钻出来，并当场提出批评，谁也不知道他会从哪里冒出来。他不停地催促自己手下的高级军官工作，给他们很大的行动自由，但是希望他们在尽职尽责和表现方面能够向自己看齐。阿姆斯说：“如果你不尽力，那么你就待不长。他很冷酷，非常冷酷。”史迪威的领导方式让人兴奋，因为他不是“照搬书本”的，但是他对军官是毫不留情的。有些人感到怨恨，大多数人仰慕并崇拜他。第七师的一位上校说：“你不能不崇拜他。他有种魅力。”
国会在9月制定了义务兵制法案（针对年龄在21岁和35岁之间的男性，其服役不能在西半球之外，且服役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后，第七师85%都是新征募的士兵。坦克、卡车、迫击炮、枪炮、车辆、弹药以及各种士兵装备都很缺乏。士兵用木枪训练，并用点燃TNT炸药代替炮弹。无法进行真正的战斗训练，因为无论是公众还是应征者都没有意识到现实的紧迫性。媒体和父母们都反对让应征者在艰苦条件下进行训练。这种情绪反映在“10月开小差运动”（Over the Hill in October）中，这在服一年兵役的士兵中颇为流行。史迪威的训练计划却容不得士兵产生这种情绪。他举行战斗演习和阅兵，为的是培养士兵对自己所在师的自豪感，而且为了鼓舞士气，他经常亲自带队行军。通过他的训练和战术技巧，他造就的师在1941年的演习中脱颖而出。
他在练兵的时候最开心。他经常悠然自得地坐在应征的士兵中间，跟他们讨论战术问题。他思维敏捷，脸上时不时掠过一丝笑意。这位将军戴着旧帽子，穿着供步行的靴子和伐木工穿的那种毛衣，几乎跟营地附近的平民没有什么差别，不久他就得到了“乔大叔”的雅号，此外，由于他擅长步行，也被人们称为“飞毛腿乔”。他走遍了奥德堡保留区周围的大小山丘，甚至从他家到总部的12英里（约19千米）也有一半是步行来的。1940年9月传来了他被提升为少将的消息，在营地迎接他的是准备放13响礼炮的一排大炮、带乐队的一支骑兵仪仗队，还有聚在一起的本师军官。这显然都是多恩搞的，有点儿捣蛋的意思。“他妈的这都是谁搞的？”将军爬出汽车准备接受这种礼遇的时候由于难为情而怒气冲冲地喊道。
他向聚集的士兵致辞时总是非常简短。他说他不喜欢在提升的时候发表长篇演讲，因为他认为“一只猴子爬得越高，你就越能看清它的屁股”。
此时史迪威在对旧金山记者俱乐部发表的不许发表的讲演中说，跟日本开战是必然的。他说，如果再发生“帕奈”号那样的事件，就该狠狠揍他们一顿；还说，这种拖延实际上是把确定开战时间和地点的自由交给了他们。他说，如果让他指挥一支装备精良的中国部队并由两个美国师做先导的话，那么他可以半年内就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因为日本人尽管效率很高，但是他们没有想象力，很刻板，循规蹈矩，面对非常规的战术会不知所措。
当时在中国观察日军作战情况的外国军事观察员对日军的评价普遍很低。史迪威有关日军战术的信息主要来自经常在前线的福尔肯豪森以及其他德国顾问——他们经常告诉史迪威，要确定日本军官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总能看见他们在拿着望远镜观察，查看地图，或者配着剑，只要擅长狙击就肯定把他们弄倒一大批。卡尔森上尉在观察了1937年的淞沪会战后写道，日本的战争机器“显示出是个三流军队”。他形容他们缺少主动性和计谋，经过刻板的训练后事事循规蹈矩，一旦常规不管用，他们便会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使用别的方法。由于他们依靠重装备以及空军和炮兵支持，因此他们的部队“行进时很笨重，而且维持部队花费巨大”。经过进一步观察，他在1938年报告说，日军“攻击力弱，交通工具方面的协调差，空军和陆军方面没有很好地协同行动，武器差，炮火指挥差，而且指挥官缺少想象力和积极性”。但是卡尔森承认了很重要的一点：“他们是不会重犯在这次战争中犯下的大多数错误的。”
史迪威以及卡尔森等人的判断，尽管出于对日本的厌恶，可能有些夸大，但是就日本在中国的表现来说并非妄语，并在后来产生了不幸的后果。他们反映了西方人的普遍倾向，那就是认为因为日本人喜欢模仿，因此不必害怕他们。美国首席武官本特立·莫特（Bentley Mott）在1937年说：“在军事工具或者发明领域从日本可资借鉴的东西很少，在战略或者战争艺术方面可以借鉴的就更少了。”他不免有些自以为是地认为，在这些方面日本仅仅是个模仿者，而且“继续在步西方进程的后尘”。再没有什么比从这种想法中幡然醒悟更加让人痛苦了。
1940年9月，也就是史迪威得到提升的那个月，日本加入了轴心国，用格鲁大使的话说，日本正式加入了“掠夺国”之行列。从这以后，根据陆军部长史汀生的记录，总统及其顾问认为美国“最终会被拖入这场战争”，更加相信必须给英国提供援助，并通过某种方式援助中国。11月，美国很快批准了给中国的5000万元贷款，这距离9月的2500万元贷款还不到两个月。此外美国还准备一旦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结束，就立即跟英国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
美国在这个距离成为交战国还有一年的时候做出了一个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决定。总统跟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参谋长哈罗德·斯塔克（Harold Stark）商量后，一致达成了这样的意见：一旦美国被拖入战争，那么基本战略将是在欧洲展开主要战斗，而在太平洋保持防御态势。这种“欧洲至上”的战略反映了这样的认识，那就是欧洲是世界权力的中心，而且他们相信会一直这样。这将决定战争的形式，其中包括史迪威所扮演的角色，并深刻影响与中国的关系。
此外还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陆军除非做好了准备，否则不承诺展开进攻；基于这样的共识，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1年1月召开。4月在新加坡召开了ABDA（美国、英国、荷兰以及澳大利亚）就远东合作的参谋长会议。由于美国没有承诺共同作战，会谈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英国曾多次问道，一旦日本袭击新加坡或者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话，那么美国会怎么做。美国无法回答。他们跟英国人同样认为，如果日本发起攻击，那么攻击对象肯定是跟德国作战的某个欧洲国家。12月，在马歇尔和斯塔克跟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的会谈中，“这四个人都认为”，如果美国不参战，就无法赢得这场战争，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让美国参战。日本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如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所说的，海军已经得出结论认为“除非摧毁在夏威夷水域的美军舰队，否则我们没有取胜的希望”，因此日本海军在这年冬天开始为袭击珍珠港进行计划演练。
中国在1940年向美国提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请求。他们要求组建一支由500架飞机组成的空军，飞机由服务于中国空军的美国飞行员驾驶，同时还要求为此项目提供大笔贷款。蒋介石认为这是件急迫的事情，并承诺这会有诱人的回报。他说出了其空军顾问陈纳德上校的想法，认为由美国飞行员驾驶的美国飞机将在日本的海军基地摧毁日本海军，从而“彻底解决”问题。远程轰炸机可以“将战争引向日本本土”；中程轰炸机和战斗机可以通过袭扰日军海上运输线，阻止日本进攻新加坡，防止它控制中国海岸和轰炸英国刚刚重新开放的滇缅公路。蒋介石说，中国的经济和士气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这些飞机不能及时到来，具体来说就是在日本轰炸滇缅公路或者通过占领新加坡而封锁海上运输线之前到来，“那么就太晚了，中国的局势即使还未失去希望，也极其危急了”。
蒋介石看到他一直渴望获得的物资正在提供给英国。他认为，在英国施行绥靖政策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在战斗了，因此当美国开始提供这些援助物资的时候，中国理应得到优先考虑。当陈纳德正沉迷于他那了不起的摧毁日本海军的前景时，蒋介石所感兴趣的是建立一支空军，以及由此增加的各种战斗物资如何巩固他自己的地位。他向约翰逊大使承认说，他对共产党的担心更甚于对日本的担心，他担心共产党会“利用”这种局势。
其实共产党在最近几个月里对入侵者重新发动了攻击。对日作战对他们来说既可以防备国民党，又是他们赢得人民同情的渠道。这是他们需要的东西。由于法国陷落后担心出现失败主义以及蒋介石可能跟日本媾和并必然会对共产党围剿，为了使战争能够持续下去，河北和山西的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日本疯狂报复，开始施行新近制定的“杀光、烧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2]，结果很多省一片凋敝，很多百姓遭到杀戮。
同日本人一样，蒋介石也不欢迎共产党再次展开攻势，并在不久后开始了行动。他特别不喜欢位于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命令他们转到江北，而新四军在转移的过程中，国民党在1941年1月对新四军发动了突然袭击，这让人们想起了1927年在上海发动的政变。自此以后统一战线，仅是一个门面而已，下面则是相互敌视。
在华盛顿，积极鼓动中国空军计划的是其发起者陈纳德上校，跟他一道的是受命设法在美国满足中国需要的特使宋子文。陈纳德无论从意愿还是从性情来说都是个真正的战斗机驾驶员，是空中追击的狂热追随者，曾经详尽细致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加之其想象力和勇敢，他对新飞行技巧、机动性以及效力方面均卓有贡献。1940年他已经50岁。他早先是得克萨斯的一名中学老师，1917年在美国参战后开始接受军官训练，先是隶属步兵预备队，但后转到通信军航空部，在战争期间未在海外服役过。1920年加入陆军航空兵后，他试验了自己设计的战术，并在飞行学校和空军战术学校以及题为“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的课本中教授了这种方法。他借助其有关追击航空的价值和重要性以及战斗机护航必要性的教条在空军里虚张声势。因为空军采用了相反的杜赫（Douhet）理论，该理论认为连续波次的轰炸机轰炸对追袭本身就有自卫作用，所以陈纳德并不受欢迎。他由于耳聋不能再飞行，加之他跟所有那些有很强使命感的人一样，一旦自己的意见未受重视，便觉得是在受迫害，因此他在1936年便退休了。他那些曾经在中国飞行过的学生推荐了他，结果次年蒋介石就把他争取过去了。
陈纳德跟史迪威一样结实、瘦削和饱经风霜，他们身材也相似，由于在开放式机舱里受到气流的冲击，陈纳德的脸上布满疤痕。他是个既有高超专业技巧又有些自大的人。他喜欢走极端。1937年他跟蒋介石夫人的“相见是永生难忘的经历”。当她“洋溢着活力和热情轻快地步入房间的时候”，他“完全为之倾倒了”。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他还是15岁的孩子的时候，他的后妈曾经让他有类似的倾倒感觉，并在其后再未找到“另一位让我如此仰慕、敬佩和热爱的伙伴”。他的兴趣并不是针对中国的，而是针对空军的。他在中国走动的时候，无论是去汉口、重庆还是昆明，都是乘飞机，因此对地面情况知之甚少——例如河流、独轮车小道、有围墙的村庄、到处是坟墓的乡村以及“老百姓”的生活。他跟蒋介石的随从们打交道，由于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妨碍，他对这个政权背叛其初衷并堕落成暴政并没有感到有所不安——即便他对此是有所意识的。
《送郎上战场》
《妇女纺织小组》
尽管陈纳德以及在兰州的苏联人做出了很多努力，他在1937年之后的短暂时间里还是未能成功培训出一批中国飞行员，使他们在数量上或者效能上足以达到跟敌人争夺制空权的地步，就像英国皇家空军在英国所做的那样。他最大的贡献便是在占领区设立观察员，通过电台组建了防空预警系统；这个系统非常有效，以至于日军飞机还在基地准备的时候，中国的指挥部便接到了空袭警报。这对城市来说是一种保护，但是并没有对敌人进行反击。由于中国没有准备从地面上发动进攻（史迪威老是抱怨说中国人“天生”不愿意进攻），陈纳德提议组建的由美国人担任飞行员的中国空军无疑是一种极好的替代。空军就像是贤者之石，仿佛阿拉丁的神灯那样能够让愿望成真。正如陈纳德所设想的，这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种捷径，可以让蒋毫不费力便得到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可以积聚自己手中的战争物资，并让别人有了一把可以打击日本的利剑。跟阿拉丁一样，陈纳德在此过程中也成了一名受欢迎的协作者。
美国支持中国抗战的海报
宋子文向华盛顿提交的所需东西的清单上包括美国地勤人员、训练机、零件、野战设备，各类信贷安排，购买各类军火以及飞机，还有互派军事使团。中国提出的财政援助现在扩大成了要求2亿至3亿美元的英美联合贷款。除了击毁日本海军的B-17重型轰炸机之外，陈纳德的计划还以蒋介石的名义要求提供相应比例的中型轰炸机和战斗机，以造就一支空军力量，这支空军也能够“支持我准备发动的旨在重新夺取广州和汉口的反攻”。陈纳德的计划不切实际，这是一开始就暴露出来的。
此时主要负责向美国盟友提供资金和武器的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对宋子文说，要500架飞机“就像要500颗星星”。美国手头有的飞机连它自己的最低需要都无从满足。根据9月份陆军部的调查说，各类物资都极其匮乏，以至于陆军只能在战场上调动并维持一支5.5万人的部队，而达到这样一点的代价是，别的部队将无法得到训练设备。按照目前的生产速度，在1942年4月前没有希望既装备本国扩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又同时满足英国的需要。即使这个日期分界线也必须在不断增加生产和延长工作时间后才能达到。
然而所有的人——包括总统、摩根索、史汀生、赫尔以及武装部队联席会议——都倾向于向中国提供飞机。这主要不是为中国着想，而是让美国赢得时间进行武装。美国政策的主导目标是不让日本往南部扩张而挑起争端，至少坚持到1942年4月。陈纳德借用所谓的中国空军，利用美国飞行员和物资来完成进攻的计划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据信，在日本的海上运输线上出现空军，会遏制日本向南部发起致命进攻。
这种战略目标是第一位的，但同时也有一点出于自然流露的同情和良心而帮助中国的愿望。斯坦利·霍恩贝克写道，在白宫、国务院、财政部、陆军、海军及其他机构中有一批中国的同情者，他们为了敦促美国对华援助“提出议案，催促，施加影响，拍桌子，进行不懈努力并不断骂娘”。陆军部长史汀生在后来一个场合中说：“我很想竭尽全力向这些在四年时间中一直奋力战斗的可怜人们提供一切东西。”罗斯福的看法则比较不动感情。当时正在进行谈判，此时罗斯福收到了蒋介石的信，信中提出要求得到飞机。“他还愿意战斗吗？”罗斯福这样问道。在得知信的主要意思就是这个的时候，罗斯福叫了起来：“太好了！这正是四年里我一直在说的事情。”有关中国崩溃的威胁也让他印象深刻。他曾经对萨姆纳·威尔斯说：“我真的担心，除非我们赶快行动，否则自由中国的国内局势将日益恶化。”
陈纳德
但是，比战略或者同情都更加诱人的，是美军驾驶B-17轰炸机对日本真正进行轰炸的前景。委员长建议发起空袭，其理论是，一旦遭受空袭，日本人民就会“要求结束侵略”。尽管蒋介石自己对这种异想天开的想法不大可能相信，他可能觉得这种说法会对美国人有吸引力，而且的确如此。这为美国本能地施加报复提供了一种借口，而内阁成员都感染了这种报复情绪。在日本击沉美国的“帕奈”号军舰后，由于美国不得不对各种挑衅忍气吞声，愤懑的情绪正在增加。中国自己的国家遭受蹂躏、其城市遭受肆意轰炸，而中国却无力报复，这使得美国甚至也无法品尝到由于中国的抵抗而替它报一箭之仇的快感。出人意料的是，在有关轰炸的计划方面，赫尔国务卿被证明是个“热血沸腾、充满活力”的人。他那田纳西山地人的血性被激发了。他对摩根索说：“亨利，我们要做的是立即让500架飞机从阿留申群岛起飞并在日本上空飞一遍……这会教训他们一顿……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让他们给东京扔些炸弹。”对此摩根索只能无言以对。这位财政部长也非常赞同这种想法，认为“这会立刻改变远东的整个局势”。宋子文说服他接受了委员长的论点，即认为这“会对日本民众造成决定性影响”。
宋子文自己对此也热情很高，而当摩根索问他这是否会招致日本对中国进行报复性轰炸的时候，他回答说：“他们本来就已经在轰炸……这会给我们以反击的机会。”甚至英国大使洛西恩（Philip Kerr Lothian）勋爵对此也抱有热情。当摩根索告诉他说，美国准备向中国提供一批四引擎轰炸机和机组人员，“旨在用这些轰炸机去轰炸东京和其他大城市”，洛西恩对此表示同意，并说“这会改变一切”。
接着立即开始讨论方式方法问题，但是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慎重态度成为障碍，他认为这种想法“未经推敲”，代表的更多是中国的而非美国的战略。当这些要求转给马歇尔将军的时候，马歇尔认为这个包括重型轰炸机的500架飞机的计划“不切实际”，因为飞机和训练人员都无法得到。他们现在能够为中国搜罗的就是100架P-40战斗机，这属于原本分配给英国的飞机，英国人为了阻止对新加坡发起进攻而暂时没有启用这些飞机。由于这些情况，加上总统和军方领导人的支持，陈纳德计划的核心部分得到了批准。
宋子文和一些从美国政府那里借调的协作人员组建了中国国防物资公司，以进行为雇用这支空军所需的各类购买和融资活动。由于美国总统认为这是在帮助一个处于困境之中的民主国家，因此这个团队得到了各种帮助和照顾。总统的两个最亲密的助手之一的汤姆·考考兰（Tom Corcoran）被解职后开始私自开业从事法律业务，他立即受到宋子文雇用，成了中国国防物资公司顾问和与白宫的联系人。根据总统的建议，负责购买集团的是另一位政府律师威廉·扬曼（William Youngman）——艾森豪威尔刚刚被从联邦电力委员会解职。为了鼓励从陆军和海军的空军中招募100名飞行员，给飞行员的月薪达750美元，而且每击落一架日本飞机还奖励500美元。1941年4月的总统行政令（Executive Order）同意让飞行员解除现役到中国参加雇佣军。尽管有官方支持，但由于各种困难、拖延和缺乏，此事进展甚慢。直到1941年11月，美国志愿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才抵达缅甸开始接受陈纳德的严格训练，此时对遏制日军来说为时已晚，尽管就与日军战斗来说还不晚。
真正打开向中国援助闸门的是1941年3月通过的《租借法案》。从那以后，这种源源不断的援助成了一种投资。为了保护这种投资，只能继续增加援助，结果这成了一种用银子做成的绳索，把美国和国民政府牢牢栓在了一起。没有什么比向穷朋友提供援助更纠缠不清的联盟了。
为了弥补由此给英国租借物资所带来的损失，罗斯福请求国会对“总统认为其防御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政府”都租借给军火和物资。因为这个计划可以通过给其他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供应而让它们去作战，而美国则仍然保持成为非交战国，所以就有望让战火远离美国海岸，因此这个计划对孤立主义者很有吸引力。该计划首先拟提供价值7亿美元的战争物资，并在众议院以317∶71的高票通过。美国立即宣布中国有资格接受租借物资。在此之后《租借法案》变成了中美关系的核心和基础，在中国人看来该法案也成了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方面。他们现在无须请求了，美国现在有义务给他们提供需要的物资。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各种需求接踵而来，只要是部队能用的东西应有尽有——步枪、榴弹炮、迫击炮、机关枪，野战炮、反坦克炮、坦克、弹药、车辆以及为了支付这些东西的贷款。这个问题跟史迪威在冯玉祥那里遇到的问题相似：所需武器的数量和种类都不符合现实需求。他们列出的清单中包括了对中国的桥梁来说太重的13吨坦克以及其他无法使用的武器。
《租借法案》借助中国国防物资公司所促成的生意，要比大多数军事采购计划都有利可图。跟这个公司有关的美国人都发了财，同时这也增加了宋子文的财富。宋子文之前在担任财政部长和中国银行总裁的时候就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家产。宋子文时而受到蒋介石的恩宠，时而坐冷板凳，跟他竞争的是他的姐夫孔祥熙。孔祥熙由于受到孔夫人和蒋夫人两姐妹的联手支持现在担任财政部长。尽管宋子文暂时失宠，但是他从来都是有影响的人物。由于宋子文的生意和政治头脑并不比其爱国热情逊色，他为中国国防物资公司搜罗了一批既能干又有关系的人——特别是跟哈里·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和主管援华租借物资的劳其林·居里（Lauchlin Currie）的关系。
美国有点不切实际的目标是“中国军事上的自给自足”。这个目标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如果给中国部队武器、装备并在美国顾问指导下进行改编和训练的话，那么这支部队就可以转而发起进攻并牵制日军，从而使日本无法在其他地方进行冒险。宋子文提交了一个武装30个中国师（中国师的总数约为300个）并提供全副武器的计划。在给这些师提供了大炮和其他武器，并通过美国军官就武器的使用进行培训之后，这30个师将成为特别进攻师——当然这是在委员长和全国军事委员会已经就指定哪些师一事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由于师或者师以上单位属于一个指挥官的私人资本，而且中国政治的全部结构就取决于那些能够处置军事力量的人的关系以及委员长在他们中间可能维持的微妙的平衡，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是极为棘手的问题。为了完成30个师和美国志愿队计划、组织和监督整个《租借法案》的执行情况，美国特意任命了一个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AMMISCA，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为首的是约翰·马格鲁德将军，史迪威担任驻华武官时，马格鲁德既是他的前任又是他的继任者。这个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由一些从前的语言教官担任，它在战时还在战略计划和合作方面起到了联络的作用，并总体上鼓舞了中国政府的士气。
这个计划并非慈善性的，而是为了增加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以使日本无法脱身。尽管其后的情况和条件变化很大，但这仍然是美国援助的目标，而且原先的缺陷也依旧存在：那就是美国的目标并非中国的目标。中国的主要兴趣并不是让日本在中国继续侵略并烧杀恐吓，以使日本无法骚扰美国。国民政府要美国的钱和军火，主要是为了加强它自己的实力。跟只有一个外部敌人的英国不同的是，重庆在背后还有个内部敌人正在逼近。纯粹的占有欲也是一个因素。只要占有了武器，即便是不使用这些武器，仍然可以增加权力的安全感。
1941年10月，当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军官开始工作的时候，这一点立即变得非常明显了。这个使团的炮兵专家乔治·斯莱尼（George Sliny）上校在视察后证实了史迪威在任武官时报告的说法，即对侵略行动进行积极抵抗的意志“在中国军队中并不存在”。他们要求得到战争物资，并非“为了增强对日作战，而是为了让中央政府”在其他国家迫使日本撤出中国后“能够从容地对付叛乱”。他发现，“美国人普遍认为的‘中国的抵抗使日本侵略陷入停顿并取得了辉煌胜利’是一种幻想”。
美国政策——这本质上是增强中国对日本的战斗力——的中心思想便是基于这种幻想，尽管不乏对此发出的警告。佛蒙特州奥斯丁参议院敦促美国大力向中国输送军火，认为这是击败轴心国的捷径。驻重庆的海军武官R·E·舍尔曼（R. E. Schuirmann）上尉读到他这样的说法后禁不住写道，最近一些名人发表的很多诸如此类的言论显示，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具有成为击败日本的积极军事因素的潜力。舍尔曼警告说：“如果那些掌控最高战略的人真的持有这样的想法，那么这是有致命缺陷的。”
在中国的朋友们和宣传分子的鼓动下，这种幻想一旦得以确立，便难以消除。报刊喜欢发表那些它们认为受到公众喜欢的有关中国的东西，因此它们助长了这种幻觉。有个自由撰稿的记者想证明关闭河内通向中国的铁路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有多大，但是她总是白费力气。每当她写报道指出，尽管铸成滇缅公路的人力上的努力非常辉煌，然而失去河内铁路却是致命的；然而她的稿件在经过编辑之手后，总是变成一首对滇缅公路的赞歌。
一个拥有一支出租车队的交通专家丹尼尔·阿恩斯坦（Daniel Arnstein）动摇了某些幻想。总统的全权代理人哈里·霍普金斯派阿恩斯坦去调查为什么“他妈的一丁点儿东西都没有通过滇缅公路运过去”。根据《租借法案》运送的物资堆积在仰光港口和腊戍这个跟滇缅公路相连的铁路线终点。根据目前的运输速度，要运完堆积的物资需要8个月。阿恩斯坦发现腐败、低效和无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认为，除非管理的责任从政府之手转到某个称职并有“权力”改变这种情况的人之手，否则这种情况是无从改进的。
这条从昆明到腊戍的长715英里（约1150千米）宽9英尺（约2.7米）的单行道公路的状况“令人吃惊”。在中国端公路的起点，昆明卡车司机必须经过8个海关，有时在这里需要花上一天才能获准前行。沿途还有其他十几个检查站，各省官员收费后才会放行车辆。在中缅边境的畹町，有250辆卡车为了通过海关要等上24小时到两周的时间。显然，由于不知道加润滑油或者这方面费用过于昂贵，有几百辆车子熄火停在路上。黑市上经常有偷来的备用零件。参与公路事务的有15个官方机构、运输公司以及控制委员会，它们代表着——并将好处上缴给——不同的政府部门。滇缅公路每月应该能运送3万吨物资，但实际上每月只能运送6000吨。
阿恩斯坦在报告中建议采取一种切实有效的办法，通过这种办法可以将某一时刻正在通行的车辆数增加到8000辆。他把报告的中文本提交委员长并加了索引。委员长对此很高兴，并邀请阿恩斯坦和他的两个助手特许经营这条公路，并按每辆车缴百分之几的特许费用。阿恩斯坦拒绝了，结果这个权力被重新分配给更多的委员会和控制委员会。尽管上层改变很少，但是《租借法案》派遣的由46名民间机械师组成的美国技术队（American Technical Group）还是疏通了交通：他们沿途设立汽车联营队和维修部，并教中国人怎么加润滑油。
由于德国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整个世界以及这场战争都骤然失去了平衡。这跟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个反常事件一样令人震惊。事态出现这种新的逆转改变了整个局面。德国自愿陷入两线作战，而上次战争时正是这种情况使它战败，这同时使得苏联跟民主国家站在了同一阵营。当时还没人意识到这种局面在战略上的优势。与此相反，正如马歇尔、史汀生以及陆军部的智囊团都一致认为的，自负的德国军队会“在最少一个月，最多三个月的时间里”击败苏联。其他地方的前景也同样黯淡。德国已经粉碎了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抵抗，德国的“狼群”潜艇正在袭击大西洋上的英国船只，而隆美尔正在北非发起反攻。这种趋势激励日本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即转向南部，目标是南印度支那。7月24日，在与法国维希政权签订的城下之盟的合法外衣掩护下，日本获准使用位于金兰湾（Camranh）和西贡的八个机场和一个海军基地；这使它可以直接打击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及菲律宾。这个协议还规定日军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个地方；美国通过破获日本密码得知，日军试图从这里入侵暹罗。
目前所剩下的最后一种遏制方法——石油禁运——开始了。史汀生认为这种禁运会遏制而不会激怒日本，其理由是尽管日本非常邪恶，但还不至于违反常理而采取跟美国开战这种自杀之举。7月26日，美国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财产，这实质上相当于石油禁运，理由是日本进入印度支那显然表明日本有意“执行武力占领的政策”，而且这是日本“攫取更多领土”的前兆。
与此同时，美国在战略方面又面临一种新机会。过去五年来一直在菲律宾服役的麦克阿瑟将军在7月提议，派遣足够的兵力驻守迄今为止被认为是无法守住的菲律宾。促成这种改变的是B-17轰炸机。从菲律宾的一个基地起飞的“飞行堡垒”可以进攻日本海军。为了装备这个基地并制造和调遣足够的大型轰炸机过来，现在必须尽力拖延冲突时间，直到最后一刻。陆军和海军坚持拖延。为了寻求基本解决方式，国务卿赫尔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Kichisaburo Nomura）之间的一系列会谈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用赫尔的话说，继续谈判主要作为“最后的外交努力”，而不是真的有解决的希望。跟过去一样，主要的障碍就是中国。日本不接受任何不承认它对中国进行殖民控制的解决方式，而美国则不接受任何承认日本对中国殖民控制的解决方式。其实，日美之间已没有可以商量的余地了。
随着10月的到来，为期一年的预备役训练就要结束。陆军花了一年时间对这些士兵和预备役军官进行训练，但现在陆军可能失去这些人。用每年刚刚接受训练的新兵来造就一支可以随时准备战斗的部队，这是不可能的。尽管总统非常不愿意试探国会的反应，但是马歇尔和史汀生都坚持要延长兵役期限。国会山再次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马歇尔顶住“军国主义”和“战争贩子”的谴责，通过小心慎重但毫不留情地施加压力，终于使议案以203∶202一票之多勉强在众议院通过。这样一个极其微弱的胜利表明，对战争是有关美国事务这种想法的反对有多么强烈。
在国会仍在辩论的时候，陆军在1941年夏天举行了全国范围的演习，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四个集团军先后都参加了演习，士兵共计50万。首先参加演习的是西海岸的第四集团军，其中包括史迪威的第七师，现在已经是“加利福尼亚专属”部队了。跟往常一样，他是作为敌人的红方军队的。在第三军其他部队的支持下，第七师从洛杉矶一个基地向北进攻代表“蓝”军、正保卫旧金山的属于第九军的两个师。“加利福尼亚之战”打了五个星期，从5月底一直贯穿整个6月，在蒙特雷以南120英里（约193千米）的赫尔斯特牧场（Hearst Ranch）地区的亨特·莱格特（Hunter Liggett）军事保留地举行。
史迪威通过一个装甲营爬越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山谷发动了闪电战，有50%的把握可能突破并攻占蓝军指挥部，从而打开通往旧金山的道路。他通过在夜间发起进攻达成了突然性，但是兵力上以2∶1占据优势的“蓝”军同时对“红”军的两个侧翼发起进攻，并击退了史迪威的进攻。然而，随着演习的进行，史迪威的名望已经确立下来了。他视察了整个前线，以亲自保证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责，能够坚守每一个炮位。他每天晚上只在地上睡三个小时，并且跑得比自己的下属还勤，结果有一位下属说：“我的天哪！这个老头子就像羊群似的无处不在！”在这种战斗精神的激励下，第七师有的士兵扔掉了没有装子弹的步枪，开始赤手空拳地进行搏斗。最后有个连队（即第32步兵团）为了首先到达营地，竟然还有精力步行走完了计划中没有安排的17英里（约27千米）路，而史迪威则跟他们一同走完了最后的8英里（约12.8千米）。
“蓝”军在6月30日达成停火后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是由于“红”军第七师的出色表现，史迪威晋升为第三军军长。这次晋升是马歇尔主导的大调整的一部分，涉及了20位将军，意图是增强高级指挥官的活力，并用年轻一些的将军代替年老的将军。现在即将卸任的第三军军长华尔特·威尔逊（Walter K. Wilson）少将认为，史迪威在美国陆军的47名少将中名列第一。
史迪威对这种赞誉并不满足。他在评论这次演习的时候说：“我们军官那种平和自信的神态让我印象深刻。没有人去操心，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大摇大摆地坐在那里。”他还解释说，这种平和自信“或者是出于无知，或者是由于经历得多了，至于这次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这要由你们来判断”。他命令部队回到野外继续进行四天的演练，以矫正缺陷。8月份在华盛顿的路易斯堡（Fort Lewis）时，他再次率领第三军跟第九军进行对抗演习，旨在测试处置大部队的能力以及高级指挥官解决裁判提出的战术问题时的效能。总参谋长和陆军部长都前来观战，而史迪威正是此时见到了史汀生，不过史迪威没有留下对这次会面评论的书面记录。
此时政府只能面对这样的事实，那就是这个国家将无法回避战争。以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上将为首的联席委员会在9月给出了正式的意见，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现在的盟国无法击败德国，同时，如果没有美国积极的军事援助，那么英国和荷兰“很可能不能成功抵抗”日本对马来亚或者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进攻。因此美国“同时面临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必须要组织生产以应对这个问题。委员会重申了先击败德国，同时对日保持强大的防御态势的战略决定。这种防御的要素便是为“中国向日本占领军发动的进攻”提供物质援助。
英国参与了战略的制定，但是中国则没有参与。由于中国泄露情报是出了名的，因此没有让中国参加军事讨论。此外还让蒋介石很恼火的是，也没有邀请中国参加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的由高层参加的大西洋会议。蒋介石在等待了这些外国大国很久后发现，那些交战国——英国，荷兰或者苏联——都没有把他视作盟友，同时也没有邀请他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ABDA（美英荷澳）参谋会议，此外，通过事态的发展他也感觉到，他在美国的战略中也并不占据第一位。为了更好地接近华盛顿，他在《租借法案》刚刚施行的时候就邀请美国派遣有“悠久历史”的政治“顾问”来。罗斯福至少在这方面想尽力让中国满意，因此派遣了最适合担当此任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此人自1920年起就活跃在中国，做过商人、记者、游客和学者，并出版过一些有关蒙古、“满洲”和中国边远省份的著作。雅奈尔上将形容他为“美国在有关中国和满洲问题上的最高权威”，不过这种描述在援助国看来如此，在受援国看来则未必：当中国人要求派遣“顾问”的时候，他们要的是有关美国的顾问，而不是有关中国的。拉铁摩尔在召开大西洋会议期间报告说，中国人在政治上感到孤立，日益担心战后他们不会得到“平等地位和公平对待”。他敦促建立正式联盟对他们表示鼓励，但是不管是他还是别人都无法解决一个根本性的困难：必须要有同等的分量才能取得平等的地位。
拉铁摩尔的这份报告对理解中国的怨恨很有启示意义。中国人注意到，英国和美国在各个方向上都对日本发出了警告——例如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暹罗，甚至还有西伯利亚——但是这并没有包括受到威胁的云南；只要日军对昆明发起进攻，就可能封闭滇缅公路。中方开始感到越来越大的疑虑，怀疑西方国家为了赢得时间可能暗中唆使日本“对我们小打一番，反正我们的承受能力很强”。中方认为，美国之所以竭力改善滇缅公路的交通情况，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本身，而是为了让中国能够继续抗击日本，这样美国和英国就不必对日作战了。“中国人觉得他们已经为了我们打了四年仗了，现在是我们参战并为他们打仗的时候了。”中方憎恶所有各方的公约和承诺——除非是跟他们有关的，并从这些公约和承诺得出结论认为，欧美采取了“欧洲第一”的战略，而这对中国来说不是好兆头。这表明民主国家相信仅在欧洲就能赢得战争，这将使中国在和平谈判时无法占据一席之地，而且本质上是要恢复大英帝国的领土，“已使它能够扩张并重建起边疆地区”。中国人想首先在亚洲赢得战争。这样的话，在盟国还在赢取欧洲战争的时候，他们就有时间增强自己在和平谈判时的地位。
这还是1919年所面临的老问题，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世纪一直面临的问题：在西方主导的时代中华帝国软弱无力。这还有一种痛心的意识，那就是他们文化上的优越感并没有增加他们的力量，以及中国无法调动力量在世界上占据他们应当占据的地位。
拉铁摩尔报告说，如果中国人更有自信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自己赢得他们想在东方赢得的战争。他们不应该老是说他们没有飞机大炮”，还应当开始使用不太常规的方式，集中力量发动游击战。“可是他们没有这种信心。”他们的军政高层不信任人民，不敢放松他们对权力的垄断。他们正在加强其政治机器，这样，一旦占领区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了，他们就可以马上对占领区实施控制。不过他预计说，如果“在东方的胜利主要是大国——而不是中国——赢得的”，那么最终中国将居于不利地位。
大西洋会议，1941年
蒋介石并不这样看。为了让别人听他的，他声音非常尖利地喊叫说，日本正准备进攻昆明，并坚持说昆明对太平洋战事至关重要，但是没有空军将无法守住昆明。此时，美国志愿队的100名飞行员和P-40战斗机刚刚抵达缅甸的一个英国训练基地，根本没有做好战斗准备。蒋介石急切要求英国空军从新加坡赶去支援，并要求美国从菲律宾增派飞机。马格鲁德将军对蒋介石的论点和请求表示同意。在11月2日给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信中蒋介石再次叫道，如果昆明失守，那么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将被断绝，中国军队和人民的士气将“彻底动摇”，而且“在这场漫长的战争可能第一次真正出现抵抗崩溃的危险”。
由于担心在华盛顿举行的赫尔国务卿和日本野村大使的会谈，蒋介石有意夸大了对局势严重性的估计，以便让人产生这样的担心，那就是中国崩溃将使整个亚洲都屈服于日本。他警告说，美国对日本的任何妥协或者放松禁运都会让中国人民觉得他们被美国“彻底出卖”了，结果全体人民将彻底丧失斗志，同时“所有亚洲国家都会失去信心，他们对民主国家的信心也会受到极大动摇，这将揭开世界上最具悲剧性的一页”。因此中国抵抗的崩溃将是“世界无与伦比的大灾难，而我无法知道未来的历史将如何书写这段历史”。
尽管华盛顿从来不知道是不是该认真对待蒋介石的各种喊叫，但是这种前景还是让总统极为担心。接替约翰逊任驻华大使的高思认为，“不应当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会无限期地坚持对日本进行抵抗”。
在日本政府焦头烂额的委员会里，11月便是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刻。跟华盛顿的谈判不可能就解决中国问题取得进展，甚至也不可能达成妥协。如果没有新的资源，日本的石油库存无法支撑两年以上。德国在它所在的半球上，在确定其领袖地位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展，如果日本现在不采取行动控制亚洲，就会被未来的潮流抛弃。如果将战事拖到春天，那么美国就会更好地进行战备。11月5日，日本的枢密院（Privy Council）举行了5个小时的御前会议，决定在华盛顿的谈判将继续下去，与此同时军方将准备就绪。如果谈判在月底仍然没有结果，日本军方就准备采取行动。
尽管有提议和各种持相反意见的提议，尽管美国和一些日本人仍然试图避免那不可避免的结果，尽管各种警告纷至沓来，“魔法”密码得到了破译，日本的意图在一定程度上也已明了，但是11月还是一天天地指向了历史上预兆最为明显的那次对美国的奇袭。
[1] 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参赞威利斯·佩克1936年曾经写道：“（我们有时感觉到）我们提交华盛顿的报告仿佛落入无底洞中。”驻云南领事A·R·林沃尔特也有过类似不满：“特别是在我现在这样的边远岗位上，我们觉得写报告只是出于个人喜好，报告被收到后就被存档，谁也不会再留意报告的内容了。”
[2] 这种方法是包围一个特定地区并摧毁该地区的所有东西，从而使这个地区无法居住。根据日本的记录，在河北一个地区进行的为期两个月的“扫荡”中共有4500人被杀，1.5万间房屋被烧，1.7万人被赶到满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