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39年
在1937年7月7日这个满月的晚上，一群美国大使馆的人正在紫禁城幽深而静谧的北海上乘船游玩。这条船由船夫撑着，船上点着灯笼。这群人中有史迪威上校及其夫人以及他们的女儿南斯，大使约翰逊及其夫人，海军陆战队使馆卫队长约翰·马斯顿（John Marston）上校及其夫人，还有史迪威的朋友约翰·格特。大使带来了他的吉他并弹唱了他最喜欢的歌曲《走在那遥远的路上》，而船夫则在船边有节奏地划动船桨。船上灯笼发出的光在水面上闪烁，而月光下大理石白塔则在黑暗中挺立着，仿佛是佛教圣杯的样子。这群人仿佛觉得自己沉浸在老北京的氛围中，直到他们遇到另外一条坐着日本军官的船后，他们才又回到现实世界中。
马斯顿上校提到说，作为外国派遣部队的高级军官，他已经接到日本人的通知，说日本军队那天晚上要在京汉铁路以西12英里（约19千米）的铁路桥卢沟桥进行演习。日本人在这个地区的演习已经有两个星期，这在当地的报刊中引起了不安的猜测。在通向北平的交通方式中，这条铁路是唯一尚未被日本控制的，而卢沟桥则是这条铁路上的一个战略要地，这里有条支线跟天津相连。跟这条铁路桥平行的还有一座已有八百多年历史，有石狮子雕饰的桥栏及11个石拱的石拱桥。13世纪来到中国的第一位西方人马可·波罗对中国的这个宏伟建筑赞叹不已，因此西方人也把这座桥称为马可波罗桥。
在乘船游玩的次日早晨8点，史迪威在办公室获悉在那座桥上发生了小规模交火。日本人声称受到驻扎在宛平附近的宋哲元部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袭击，因此他们包围了宛平，并用迫击炮和榴弹炮射击，以迫使中国部队交出所谓有罪的军官。史迪威命令助理武官包瑞德少校与格特一道开车去查看一下。那里的景象很平静，只是偶尔有步枪声打破这个美好的夏日清晨的宁静，但是被派去的两人找到了引起事端的原因，这就是被一个排的日军看守的一具日本士兵的尸体。包瑞德和格特意识到日本可能利用此事作为借口提出苛刻的条件，于是他们知道自己可能在亲身经历一个历史事件。结果那实际上是一场战争的开始。
1937年，长城上的日本兵
1937年，北平29军伤员
卢沟桥
中国驻军司令拒绝了日本提出的条件，当时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等到包瑞德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史迪威已接到报告说关东军正大规模向关内调动。尽管表面上日方在宛平还进行着谈判，但是史迪威和包瑞德都认为日本人已经开始了决定性步骤，准备占领华北。北平的气氛很紧张，谁也不知道交火背后的真正意图，也不知道蒋介石会怎么做。史迪威在第三天驱车赶往宛平试图与中国驻军接触，但是在他通过最后500码（约450米）的时候，双方开始激烈交火。司机没有停车就赶紧拐弯，“我们是用两个轮子着地才得以逃脱的”。
史迪威的办公室得到的报告显示，有1万名日军正在越过长城进入河北，运兵车正在以半小时一班的间隔通过山海关。为了了解发展中的局势，他组建了一个情报网，把他手下担任助理武官的五名资深语言教官派驻到各个城市中。他们中有四人已经在美国第十五步兵团服役过，还有两人，即弗兰克·罗伯茨（Frank Roberts）上尉以及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上尉后来再度跟随史迪威在远东服役。史迪威的儿子小乔当时在天津的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工作，也被征调过来作为情报人员；此外征调的还有记者、领事、美孚石油公司职员以及任何可能透过各种流言的迷雾获取蛛丝马迹的人。要估计当时事态发展的轮廓，只能依据一些琐碎的事实：天津上空日本飞机的数量，日本运送兵力以及物资的火车及卡车的频次，中国部队的位置，此外还有最难以捉摸的，那就是中国部队是否有集结的迹象以及是否有显露政府的意图的线索。
对于一个武官来说，史迪威采取了不合常规的方式；他把自己给情报部的电文放在办公室桌子上供记者参考。他告诉包瑞德说，他的目的是使别人尽可能多地了解真实情况，“这样世人就可能了解日本在关内进行入侵的真实情况”。由于他跟中国人站在一起，因此深深感到了中国所陷入的危机。
南京的沉默并不让人振奋。据说蒋介石当时甚至不在都城南京。日本人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7月18日前答复。蒋介石终于在牯岭（庐山的中心）发话了。牯岭是避暑胜地，外国人以及华人显贵为了躲避长江谷地的酷暑，乘着轿子到这里避暑。蒋介石没有号召抵抗，也没有排除最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但是他宣布将不会再放弃任何华北的领土，并说跟日本达成的任何解决方式均不得妨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表明中国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认为有必要进行武装抵抗了。当蒋介石的声明在北平广播之后，激动的民众涌上街头敲锣打鼓。
但是这种热情只持续了几天而已。由于政府没有制订和做出任何进行全面抵抗的计划和准备，日本人不到一周便控制了北平。日本人指责中国人挑衅，声称是“自卫”，日本人施加了各种暴行，而美国却对此无动于衷——所有这一切都让史迪威感到愤怒。赫尔国务卿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但是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对此史迪威评论说：“赫尔先生再次声明我们是反对战争的，这番话应当很快就能够阻止战争的。”
史迪威孤身一人，情绪低落。他的家人去沿海送两个大点的女儿回美国，之后他们一直待在秦皇岛海滨，直到8月中旬。他写信给温妮说：“这里的气氛让人悲伤和压抑，所有的事情都笼罩在黑幕中。上帝啊，想到战争已经爆发，这足以让你感到恶心了……这可能预示着这个阶段的结束，也可能是一场大风暴前的短暂平歇——谁也说不准。不管怎样，华北没有了。”
北平城外的零星战斗仍在继续，不过谁也不知道宋哲元的意图何在，甚至有传言说他已经“屈服”了。7月29日，日本飞机轰炸天津，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连续四个小时，他们的飞行中队从天津城外3英里处的一个机场依次起飞，并对大学内建筑物“系统地并不慌不忙地”投下密集的燃烧弹。日本司令部对记者说这些建筑必须铲除，因为这里窝藏着“反日分子”，也就是学生。轰炸是为了摧毁学生的活动基地，这样，他们将无法组织游行或者印刷传单。日本在整个对华作战期间跟他们之前在朝鲜一样，有意攻击教育机构，因为这里是全民觉醒的源泉。
日军在通往天坛的路上伏击了一支中国部队，在地上留下了五六百具尸体。这些人大多没有武装，很多人被炸碎，连头和四肢都没有了。史迪威和包瑞德一道去查看情况，他看到30辆卡车上满载的士兵均被杀死，无一幸免，一些尸块贴在卡车的车厢上，而司机则倒在方向盘上。附近村民说，日本人提出，如果这些部队缴械就会接受他们投降，可是当他们走出村子的时候，他们用机枪和手榴弹袭击他们。死马在7月的烈日下胀得很厉害，而死去的士兵则倒在沟里，“有一个眼睛还睁得大大的，上面有苍蝇爬着”。
在河北察哈尔傀儡政权的驻地通州，当地保安队听信了谣言，以为中国在北平取得了“胜利”，于是他们发起暴动，杀死了日本人和傀儡官员，并试图守住这个要塞。这种企图最终失败——日本增援部队消灭了他们，同时将这座城市化为废墟。
不到四天，所有的中国部队都从北平、天津地区撤出，从而使日本人完全控制了这些地区。中国缺乏统一的政策或者防御计划，加之卢沟桥和通州那些士兵的无谓牺牲，这些都让史迪威怒火中烧。中国人失去了那么多好机会，以至于“你不可能不对他们深恶痛绝”。他写道，中国人不大可能打败日本人，不过，如果他们协调行动并发出进攻命令的话，他们至少可以重创日军。
尽管有些晚了，但中央政府还是调集部队准备防御。全国救亡联盟被囚禁的领袖得到释放，禁止抗日歌曲和口号的命令也解除了。现在人们开始在街上唱这些歌曲，电台也开始公开播放这些歌曲。在南方，白崇禧专程飞往南京，在经过八年的对抗后，宣布两广部队效忠中央。为加强这个联盟，白崇禧被任命为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云南和四川的军阀也拥护政府。到了8月底，包括共产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内的所有军事力量均联合起来并声称接受中央指挥。
最初一场小规模但却振奋人心的胜利引起了史迪威的兴趣，这就是林彪指挥下八路军的一个师在山西北部山区取得的平型关大捷。这个师利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借助在当地百姓帮助下建立的农村基地，在长城的一个关口伏击了日本军队，攻取了指挥部并截获了各类补给物资。尽管这对日军仅仅是个暂时性的阻截，但是这也说明共产党创造了一些值得研究的作战方法，因此几个月后史迪威曾经跟阿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花了半天工夫分析平型关大捷。史沫特莱是自由撰稿的记者，曾在北方跟共产党一起待过数月。
9月24日，日本人夺取了宋哲元位于京汉铁路上的总部保定。日军兽性大发，3万名日军进行了一周的奸淫杀戮。残暴的日军就像嗜于征服的豺狼，吃得愈多愈加贪婪。日本人清楚，一个敌对的中国将使他们无法达成成为亚洲领袖的目标。在他们侵入中国大陆的这些年里，最使他们恼怒的莫过于不断出现的“反日”情绪。他们每年都坚持认为，必须强迫中国“诚心诚意地”与他们合作。他们原本想使中国依附日本，结果发现他们必须要征服中国；但是他们的每一步都招致更多的仇恨，而他们因此又变得更加野蛮。在保定，日军除了对人实施恐怖暴行，他们还在长达一周的焚烧中烧毁了所有的教科书，此外还烧了河北医学院的图书馆和实验室设备。农业研究所长达十年的作物统计资料也被蓄意销毁，这些资料是农业改良计划的基础。
到了8月中旬，这场还未曾宣战的战争已经蔓延到长江谷地，尽管日军最初并没有这样打算。在卢沟桥开战的时候，日军原先打算在约90天的战役中占领华北。他们认为南京政府会像从前一样只能无奈地默许，或者在日本不断增加对城市、工业和交通的控制后，南京政府只能妥协，并作为一个傀儡政权进行配合。蒋介石有意把战火引向上海，企图通过把日军引入中国的心脏地带而增强全国的抵抗决心，当然也很可能他是在遵循他从未放弃的一种战略——挑起国际干预。蒋介石自始至终只有一个目标：摧毁共产党并等待通过外国帮助打败日本。上海是个有大量外国投资的国际城市，他认为，在这里发生战斗会引起外国出面调解，甚至会引起英美以及其他国家的干涉。
蒋介石把他由德国人训练的精锐师从南京调至靠近上海边缘的闸北，也许他认为在那里发生任何战斗都会导致涉及外国人或者外国财产的事件。日本在公共租界有海军驻防，同时黄浦江中还布满了他们虎视眈眈的炮舰。这些炮舰不是用来打仗的，而是用来威慑的。与此同时，关东军紧紧把守在北方。但是中国人向上海进发挑起了日本膨胀的支配欲望。他们让部队登陆，试图延长他们的阵线从而赶走中国人；然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他们被中国顽强的进攻击退了。从那一刻起，这场充满悬念和悲剧性的战斗就在旁观的外国人眼皮下展开了。在第一周，中国人的顽强进攻几乎把日本人赶到了江边。由于有海军炮火以及制空权的优势，日本人得以进行增援和反攻，并最终使登陆部队包抄了中国阵地的侧翼。尽管日军通过驻扎在台湾的飞机以及停靠在黄浦江上的军舰不断轰炸，但是中国人仍然进行了三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战斗，捍卫了他们的阵地。这恐怕是自1918年摧毁兴登堡防线之后世界上最受关注、最广为报道的重要战役了。
笼罩上海的硝烟和战火即便没有招致外国的帮助，但还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在1927年北伐时著名的“铁军”领袖张发奎的指挥下，中国人向国人和世界展示了他们的战斗决心。在比凡尔登和索姆河战役伤亡还要惨重的情况下，尽管白崇禧和其他人都主张撤出，他们仍然奉命坚守早就已经没有希望守住的阵地。蒋介石在上海除了死守外并无别的打算，不过他在博得世界舆论的支持。他由于延长了防御时间而受到了猛烈抨击，很多中国人对此永远记恨他。他性格的主导特性是坚韧不拔，也许他认为防御者所经受的痛楚最终会感化外国列强。
后来，在日本俯冲轰炸机和60码（约54米）外发射的野战炮的轰炸下，中国军队的防线由于精疲力竭、饥饿和损失严重而崩溃了。最后几天的防御毫无意义，只是消耗了部队。等到下令撤退的时候，日军增援部队已经在海岸登陆并对撤退路线形成包抄。用一位中国指挥官的话来说，“撤退的悲剧简直难以描述”。损失了60%的部队，包括20%的经过训练的军官。
淞沪会战使得世界意识到了中国。有幅最有名的战时照片让美国人对这场战争有了人性方面的触动，这幅照片显现的是在一次轰炸后，一个哭泣的婴儿坐在一个遭受轰炸后铁轨旁边空荡荡的街道上。记者们奔赴现场，并在每天两次由中国政府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温习那些报道的有关英雄主义、流血和苦难的故事。中国被视为是在为民主而战，其体现便是坚毅的委员长以及极具魅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英勇无畏的委员长夫人。通过他们的形象，美国人看到中国意志坚强、目标统一。一旦这种印象得到固定，那么无论是从上海撤退时所犯的军事错误还是中国空军的大失败，这种印象都再不会有所动摇。中国空军好几周试图攻击停靠在黄浦江的日本战舰都未成功，结果却由于投弹失误炸死了2000名自己人，此外还炸了美国军舰“胡佛总统”（Hoover）号。
上海沿长江上溯200英里（约321千米）的地方就是南京。日本人已经比计划更深地进行着战争，而且他们感到了战线过于拉长的危险，因此决心在南京这个首都结束战斗。他们有关“彻底摧毁中国抵抗意志”之必要性的声明中有种狂热的意味。日本首相广田告诉国会说，南京政府“展开了最恶毒的反日攻势”，必须“强迫其改悔”，以使之“通过日中之间的真诚合作携手维护东亚持久和平”。接着日军对南京、广州以及20个华东城市的空袭，据日本的声明说，其“目的是为了尽早结束敌对”。仍然坚强不屈的蒋介石准备防守南京。这个决定从军事上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在南京后面设防的话将会赢得时间，避免大量牺牲，而且防御会更加坚固。他的意图又是为了引起世人注意，或许还为了引起外国干涉，因为南京有各国的大使馆。
惨烈的淞沪会战，《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王小亭摄
在北平，人们头顶上由气球悬挂的条幅，上面宣告了日军占领的中国城市，此外还有诸如“日军维护东亚和平”之类的神话；在此情况下，史迪威从职业需要上说必须跟华北的新主人搞好关系。要视察前线必须得到他们的许可，这是史迪威的个性所不能接受的。他的朋友格特感叹说：“他跟他们交涉时事情往往会出错。”为了改进这种局面，史迪威提出要一个会说日语的助手，结果借调给他一位在东京的语言教官，这就是马科斯维尔·泰勒（Maxwell Taylor）上尉——他当时36岁，是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毕业的，后来成为美军参谋总长。有人警告泰勒说，他的新上司是位不同寻常的军官，很有能力，但是脾气不好，不好相处，但是让泰勒吃惊的是，他到达火车站时发现史迪威上校正在那里准备接他。他对这种礼遇很感动，跟他原先设想所不同的是，他发现这是个他所喜欢的人。他认为史迪威是个重情感和行动，而不重思索的实干家，一旦发现事情出错就想改正之。他认为史迪威在脾气不好的时候会做出很糟糕的判断，但是像一名战士一样具有勇敢而坚决的品质。
泰勒尽管无法控制结果，但是提供了一种缓冲，能够做出一些安排。日军占领张家口后史迪威在一位日本大佐的陪同下去参观，结果他承认，由于问了一些尴尬的问题而被从铃木（Suzuki）将军的办公室中轰了出来。出于建立职业关系的需要，史迪威硬起头皮，但是根据温妮的记录，在访问田头（Takashita）将军后，乔“已经准备今天退休回卡梅尔了”。在“那些傲慢的小杂种”的统治下北平已经无法忍受。他们的飞机在美国大使馆150英尺（约45米）的上空嗡嗡地飞，“向我们宣示他们根本不理会我们”。他们强迫学生游行以“庆祝”保定被日军占领，这样日本人就可以拍照显示他们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了。“他们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而我跟他们打交道还要带着笑脸。”经过泰勒的劝说，为了职责的需要，他甚至请五位军官吃午饭。其中有两名军官接受了邀请但没有赴约，一个既没有答复也没有来，而对剩下两名赴约的军官，史迪威唯一的评论是：“让他们见鬼去吧！”
由于华盛顿竭力避免引起麻烦，这种屈辱感也是其他人所共同感受的。第十五步兵团的亚历山大·麦克安德鲁斯（Alexander McAndrews）上校一边引述陆军部对他的指令——“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卷入纠纷” ——一边抱歉地告诉史迪威说，他觉得必须中止对日本部队调遣的观察，因为日本副领事暗中发出了威胁。
由于中国人希望别人通过正式的公报了解他们的战斗情况，史迪威既无法抵达中国前线，也无法去日本前线，而他屡次向华盛顿“发火”要求施加压力也没有结果。他只能满足于在日本人陪同下参观保定。根据日本人的说法，为了攻克这个城市，杀了25800名中国人。史迪威发现城墙未受损坏，也没有其他迹象表明中国人曾经进行过抵抗，更不用说是顽强抵抗了。史迪威对只能待在距离作战前线50英里（约80千米）的地方，感到很是苦恼，觉得自己“实际上一直在受到禁闭，并向他们直言这种感受”。不出所料的是，三天后，当组织外国武官进行另一次参观的时候，他被通知不在受邀之列。“因此我觉得自己已经跟这场战争无缘了。我被视为中国人的朋友，在道德上是个‘麻风病人’。”他同样也对军事情报处感到失望。“这群华盛顿的傻瓜”不通情理地老是对他喋喋不休，因此在后来几个月里他跟他们的关系持续恶化。他给在美国的两个女儿写信说，总而言之，“我在7月8日之后所发的脾气足以浮起一艘战舰”。
在8月底时他仿佛预示中国命运地提到，在四周前交火中被杀的30名中国战士的坟前“有一些很新鲜的水萝卜”。每天都有一群群外国家庭离开，阿妈站着哭泣，丈夫们擦着眼泪，而乐队也适时地演奏《友谊地久天长》。国务院担心，如果美国公民发生意外的话，这可能使美国卷入争端，因此鼓励他们离开。很多人都走了，其中包括约翰逊大使的太太和孩子，结果温妮发现自己已经成了还在北平的地位显要的美国官太太了。9月7日，总统下令所有美国公民离开，同时国务院和海军也命令撤出有关家属，但是陆军部“并没有对我们发号施令”。后来史迪威的两个女儿也从美国过来跟他们重逢，他们一直待在中国，直到史迪威任期结束。
尽管史迪威厌恶中国的那些领袖，但是他意识到：“他们的道德准则跟我们的完全不同，因此在我们看来赤裸裸的全民畏缩，并不能损害他们的道德力量……如果我们的领土遭到入侵，我们会誓死战斗，直至最后一人，但是他们所关心的是种族延续，因此为了能让孩子不断降生到世界上，他们迫不得已可以暂时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种族的源流延续下去了。”即便如此，史迪威仍然会深感厌恶，大骂中国那些“油滑的政客……狡诈的责任逃避者，自私的、没有良心和原则的骗子”。在保定陷落后，军事情报处发电报问他，中国人什么时候会奋起反抗，他发电报答复说“直到他们失去对进攻性战斗的内在反感为止”。
史迪威认为中国人军事上的弱点归因于想依赖持久战而取胜。中国喜欢将局部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的传统，导致了最为严重的军事错误——他在淞沪抗战前线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侧翼部队不去援助遭受袭击的友军。职业军官总体上质量低下也同样是个严重问题。史迪威写道：“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听说中国军官很糟糕都很吃惊。”他们马上就能够理解他所阐释的积极性、选择进攻点和集中兵力的可贵之处，然后他们就会问：“我们能用五年时间培养出这样的军官吗？我只能告诉他们，这大概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才能够做到。”
但是史迪威对中国士兵的战斗素质很有信心，认为只要有好的将领，他们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抗衡。中国士兵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能够忍受饥饿、长时间劳作、伤病和无聊，同时“对最琐细的事情也能开玩笑，在最艰险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欢快”，因此这些士兵如果有他们所信任的军官带队的话，则“无往不胜”。史迪威认为日本文化是人为的和模仿性的，但他对中国很有信心，尤其是中国的北方人。他和泰勒上尉到野外辨别日军部队番号时同上尉讨论了自己的这种看法。在走过村庄时，史迪威会拿起一个水果，用手绢擦擦，然后吃下去，这把他的同伴吓坏了，因为上尉也只能这样做。有一次他们走了一天却一无所获，在一尊佛像下休息时却发现，三个日本兵把各自的名字和番号刻在了佛像的背面。
他们不停地观察运兵火车。有一天，当他们坐在山顶上时，看到远处有个长长的东西在缓慢移动，两边有脚，就像百足虫一样。后来，他们看清楚原来那是一列货车，正被一个连的中国士兵从两侧推着前进。史迪威默默地看了一会儿这速度仿佛蜗牛般的货车，然后说：“就是这种精神最终一定能征服日本。”但是当蒋介石接受采访呼吁《九国公约》签约国援助中国时，史迪威却很是尖刻。按照史迪威的说法，“蒋介石叫起来了：‘我们在为全世界而战。看在基督的分上，干涉一下吧！’”
对于那些看到西方民主正在受到新兴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人来说，进行干预从而阻止侵略者是当时的关键问题。提出这种观点的是前国务卿史汀生；他大声抨击“不道德的放任”并竭力劝说总统，认为有必要对公众舆论进行更加直接的指引。
轮椅上的罗斯福
罗斯福总统最初支持史汀生的远东政策，但就美国退出中国以免卷入其中而言，尽管罗斯福并非这种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但是他后来却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在1936年海军限制不复存在后，他对远东最为关注的便是加强那里的海军力量。1936年3月在伦敦召开海军会议是为了续签《华盛顿公约》。由于美国和英国反对让日本具有同等的海军力量，结果日本退出会议，这个已经垂死的公约也就寿终正寝了。鉴于日本的狂热情绪，在格鲁大使的敦促下，罗斯福和赫尔都认为有必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使任何国家都不敢贸然向我们发起进攻”。但是达成这个目标进展缓慢，为主要建造计划的拨款直到1938年才投票通过。与此同时，卢沟桥事变后几个月里美国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避免卷入与日本人的纷争。
然而在表面上的这种官方情形之下，历史的声音激励着总统，让他产生了一些在此后八年中影响了美国政策的想法。尽管罗斯福热衷于谈论德拉诺家族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并喜欢讲他们跟中国商人和达官贵人结交的事情，但是罗斯福更关注的是日本的威胁，而不是中国的完整。他的外祖父华伦·德拉诺（Warren Delano）曾经是美国重要的贸易公司拉塞尔公司的一个合伙人；这个公司成立于1824年，不久就跟东印度公司一样富裕和有影响力，在各个口岸开办有分支机构，其合伙人同时兼任美国领事。他们驾驶着最快的飞艇，有的时候赶在英国人之前将新茶运到伦敦，在中国敷设了第一条电报线，在长江开设了第一条定期班轮，从事茶叶和丝绸贸易的同时也经营鸦片生意。罗斯福的母亲萨拉·德拉诺（Sara Delano）做姑娘时曾数次住在香港玫瑰岗（Rose Hill）的家里。她的两个大姐姐在那里出生，后来她们跟拉塞尔公司的合伙人结婚；其中福布斯夫人（Mrs. W. H. Forbes）继续把家安在玫瑰岗达三十五年之久。
在海德公园长大的罗斯福的周围到处都是中国的装饰品，其中在图书室有个蓝白色的瓷盆，按照家里的习惯，这个东西在玫瑰岗是用来为孩子洗澡的。通知开饭用的是一个青铜钟，这是罗斯福的外公从两个逃避苏州1863年的劫难的苦力那里收购的。罗斯福收集邮票的爱好是从收集中国和香港邮票开始的，这些邮票是他母亲在他10岁时送给他的。1933年罗斯福在为他支持史汀生信条进行辩解时对雷蒙·莫莱（Raymond Moley）说，由于他的祖先曾经跟中国人做过生意，他一直对中国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他无法理解怎么会指望他会不支持中国抗日。这种想法很天真；罗斯福支持史汀生是因为他们想法一致，而不是因为罗斯福前辈的缘故。1932年罗斯福当选总统后跟史汀生讨论了远东政策，在就任后宣布他将继续坚持不承认政策。
他私下里曾告诉史汀生说，他对日本夺取东北印象很深。他回忆说，1902年他的一位哈佛同学曾告诉他，日本在1889年拟就了一个共有12个步骤的百年扩张计划。这个计划一开始是对中国发动战争和吞并朝鲜，然后是跟俄国开战，兼并东北，然后是热河，再然后在从长城到长江之间的华北建立自治领，最终占领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包括夏威夷在内的太平洋岛屿，顶峰是在所有黄种人中间建立自治领。总统在这些已经实施的步骤中嗅出了不祥的意味。
据总统最亲密的外交政策顾问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说，“满洲事变”之后罗斯福对日本的所作所为“更加恼怒”，而到了1937年他“越来越关注”日本的威胁，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德国的威胁。他一直想找出办法阻止日本的前进。在卢沟桥事变后他向海军要了一张大比例尺的太平洋地图挂在办公室中，并同威尔斯讨论过对日本实施禁运的可能性；禁运可以由美国和英国舰队施行。在无法获得原材料后，日本只能被迫撤出，而且他认为这样不会挑起日本对中国开战，因为日本已经过多地卷入了中国。但是当时公众舆论完全倾向于孤立主义，这使总统意识到，一项可能导致战争的措施不可能得到国会的批准。
罗斯福喜欢从私人那里得到情报，他有关中国的消息来自助理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森（Evans F. Carlson）上尉；这恐怕是曾经报告中国情况的美国观察家中最富于浪漫色彩的人了。他后来以领导卡尔森突击队而出名，这是他借鉴中国共产党的方法和“工合”信条创立的一个营；卡尔森是个具有强烈信仰和勇气的人。他是个美国的“坎戴德”[1]，相信“委员长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会取得相互信任”，因为“他们都关心中国的福祉”。他喜欢用自己成长中所接受的理想解释所有他遇到的事情，认为蒋介石和共产党“都致力于代议制政府”。他对任何人物都喜欢加以美化。蒋介石夫人不仅浸透着“知天命之意识”，而且“内心平静，成熟优雅”。
卡尔森是公理会牧师的儿子，最初作为应征士兵开始其军事生涯，1927年到1929年曾在斯迈里·巴特勒将军手下的海军陆战队服役，1933年到1935年在学习语言时又在上海和北平服役。1935年卡尔森曾经在总统度假的温泉指挥一支海军陆战队卫队，罗斯福就是在那里跟他结识并结成了亲密的关系。卡尔森在温泉的圈子里被看成是密友，在他1937年6月去中国时总统敦促他给白宫写信。他在8月中旬到达上海。在战时照顾那里的美国利益的是三个人，即亚洲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哈里·雅奈尔（Harry E. Yarnell），总领事克莱伦斯·高思（Clarence Gauss）以及海军陆战队的普莱斯（F. B. Price）上校。他们每天上午都在高思的办公室会面。卡尔森每周写信描述这段富于戏剧性和悲剧性的日子，并生动描写了他在前线亲眼看到的中国士兵的情况。他觉得这是史无前例的时刻：“所有杰出的中国人都在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这甚至包括了“所谓的共产党人”。总统对这些信兴趣很大，以至于在10月份通信停顿了一个月后他专门询问卡尔森的下落。米西·勒翰德（Missy Le Hand）为此写信对他说“我的上司喜欢读你的信”，还“让我转告你务必继续写下去”。
1937年11月底，卡尔森去陕西延安，想看看有关共产党采用游击战术打击日本人的传言是否属实。作为证据，他把缴获的日本文件，一个日记本和一套毛皮军装寄给了罗斯福。后来在他不得不写一本书的时候，有关延安那一章节的标题透出了他的观点：“中国自由主义的源泉”。他在书中阐述的观点比在给罗斯福的信中的观点更为花哨，代表了一类美国人的看法。他告诉陕西省长说，他这次出行“发自内心……是以自由的名义”。在他自己的国家，人民视自由和平等为“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他在中国也看到了“同样对自由和平等的热爱”，“这种精神跟激励列克星敦、特伦顿和瓦利福奇[2]我们那些祖先的精神并无二致”。这就是经过美国梦的华丽辞藻过滤后的中国，对亚洲政策来说未必提供了最为合适的依据。
尽管在西班牙内战时罗斯福曾经引用《中立法案》禁止与交战方贸易，但是罗斯福在中日战争中未采用这个法案，因为这对侵略者有利，而对受害者不利。禁止用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向中国或者日本运送军火，但是并不禁止出售军火。借助于自己的自由裁量权，罗斯福超越了国内大行其道的孤立主义情绪。在1937年9月一周内白宫和国务院所收到的两千封信中，大多数是在各种和平社团的倡导下写的，这些信中有95%要求美国继续保持和平，80%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和平，70%敦促立即采取中立方案，只有15%反对，理由是这会有利于日本而损害中国。
对这种倾向甚为担心的总统发表了强调国际合作的谈话。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提议对那些制造“国际混乱”的势力进行集体“隔离”，他把这种势力比喻成疾病的携带者。结果这招致了前所未有的反对。六个主张和解的组织指责总统在把人民“引向”战争的道路，他们联合发起了有2500万人签名的活动，旨在“让美国远离战争”。美国劳工联合会不同意总统的这番讲话，众议员费西（Fish）建议对总统弹劾，而国会的一次投票以2∶1的结果拒绝美国参加国联在远东采取的一致行动。总统对他的一个朋友说：“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你想在前面领队，可是回过头去却发现后面一个人也没有。”
因此，10月6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会议试图解决中日纷争时，美国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因为日本之前已经拒绝第三方调停，而经济制裁又有赖于九国的共同行动和相互担保，但是美国和某些国家又不愿参与其中，结果这个会议毫无结果。对于那些感到急需抵制侵略的人来说，这段时间似乎是一片黑暗。史汀生在一封公开信中敦促对日本实施禁运。他在信中写道，尽管美国采取了《中立法案》，但美国不必“被动而羞耻地默许那些正在实施的不公正行为”。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又出现了：什么时候抵制不公正成了关系国家利益的事了？
在中国，政府以及随后的外交使团从南京撤到溯江而上400英里（约643千米）的汉口，史迪威是1937年12月的第一周去到那里的。由于从北平过来的铁路被阻断，现在这段行程需要八天，先要通过海路绕过山东半岛，然后经陇海线到达郑州，再南下去汉口。正如温妮写信给女儿时说的，史迪威“对所有的人和事都感到厌倦”，他在徐州登上了一辆装满难民的列车：“八个座位上坐了十三个人，不敢起来去上厕所。很冷……没有食物，没有水。”两天两夜后，趁着一位旅客睡着的时候，他偷偷喝了他茶壶里的凉茶，这是他四十四个小时里第一次湿润一下喉咙。
陇海铁路上的中国军队，1938年
在后来的八个月中，汉口（或者是包括武汉三镇）是未被占领的中国的首都。委员长把总部设在江南岸的武昌。外国使团纷纷挤进汉口租界区临江的洋房里，不远的江面上停靠着属于长江巡逻舰队的美国军舰“吕宋”（Luzon）号。城里一片混乱，数以千计的人，用史迪威的话说，“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四处乱跑：官员，寄生虫，记者，发国难财的人，难民，福利委员会以及各种战时层出不穷的事物，既有尽职尽责和精神抖擞的，也有懒散和冷漠的。跟往常一样，看到对普通士兵的治疗马马虎虎，史迪威又感到了恼火：“北站到处都是伤员。他们没人管，而且他们自己也意识和预料到了，现在只能用死来偿付生的代价……为什么蒋介石不组织一个医疗队，或者至少弄个担架队？”
史迪威到达汉口一周后的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了，其情形即使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极为惨烈的。在上海壕沟中的抵抗赢得了时间，但是南京并没有做好防御或者撤退的准备，结果这个首都陷落后人员和物资的损失极大。兵工厂完好无损，红十字会医院也是如此，连同各种珍贵物资和伤员均落入敌手，此外还有火车站的机车以及其他各种车辆和仓库。由于没有设立防线掩护士兵和平民的撤退，人员损失极大。
日本人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首都，因此把在长江三角洲已经展开的杀戮又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5万名日军奸淫烧杀，据当时传教士以及国际救济委员会看到和收集的部分证据，日军亲手在南京杀死了数万平民。一群群男女老少被排成排，之后或被机枪扫射，或被用作活靶练习刺刀，或者被捆住，在身上浇上煤油后点燃，而军官们则在四周看着。美国教会的出版物中充斥着那些由于恐惧和无助而吓呆了的传教士医生等的报告。很多后来在国外发表的照片都是日本人自己照的快照——他们把照片送到上海的普通照相馆冲洗，结果被洗了备份并送交到了记者手中。
在长江三角洲，有的城镇整个被毁，大片房屋由于轰炸而燃烧或者变成废墟。街道上空荡荡的，唯一的活物是狗，由于饱餐了尸体，这些狗变得异常肥大；偶尔有活人，那也已经饿得半死，仿佛幽灵般在瓦砾中走动。那些生存下来的人都大规模逃离了这个地区。水稻已经在地里腐烂。日本部队在道路上行进。他们绕过黑黑的废墟和烧掉的农舍，赶着偷来的驴子和水牛，炮车上绑满了猪和鸡，而装满赃物的小车则由农民挽着车把上的绳索推着。
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不少中国人都认为停战要比这样的浩劫好，但是大多数人不愿意投降或者和平解决。史迪威写道：“蒋介石无法退出。他号召全国，现在有了回应。现在他只能继续下去。”日本也只能继续下去，尽管其战线拉得太长，很危险，而且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南京大屠杀之后，蒋介石在12月17日公开宣布将要誓死抵抗，其战略是典型中国式的。他解释说：“总有一天日本将会耗尽其军事实力，因此中国将取得最后胜利。”
作为回应，日本人断绝了跟中国的关系（这之前还一直保持着关系），无限陷入战争的日本人气急败坏，只能硬着头皮派遣更多的师团去中国，最终在中国大陆的日军数量超过了100万。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还屡次向蒋介石发出和平的呼吁，先是通过德国大使，接着经过美国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博士，但是这些和平条件都会使日本控制中国。不知是不愿意还是不可能，蒋介石并没有屈服。正如约翰逊大使所报告的：“目前的中国政府无法媾和，但同时也无法进行毅然决然的战争。”
12月12日，让美国政府最担心的事情，即涉及美国人流血的事件发生了。当时正值南京陷落之时，傲慢至极的日本人向停泊在长江上距离南京仅几英里的美国军舰“帕奈”（Panay）号开火并将其击沉，造成两人死亡，48人受伤。在第一轮进攻后，“帕奈”号舰长已经受伤，舰炮也已经无法使用，但是低空飞行的飞机第二次对正在沉没的军舰进行袭击，还殃及两条美孚油船和旁边一条较小的船。所有这些船只跟“帕奈”号一样在甲板和遮篷上均绘有美国国旗。英国长江巡逻舰中的“瓢虫”（Ladybird）号和“蜜蜂”（Bee）号也被炸伤。日本岸上的火炮在飞机飞离后朝军舰开炮，而日本的快艇也追赶逃跑的船员并用机枪扫射。由于华盛顿不想卷入事端，这些在长江巡逻的舰船在对南京空袭期间仅作为使馆人员躲避之用，而且也已经向日本陆军和海军提供了地图，准确标明了这些舰只的位置和行走路线。这次进攻显然是蓄意的，只能是一次直接的挑衅。
就像在其他命运攸关的时刻一样，史迪威对此反应极少：“昨天‘帕奈’号受到攻击被击沉。麻烦极多。”几乎可能发生任何事，包括战争。当时史迪威正在为他的助理武官罗伯茨上尉担惊受怕；罗伯茨当时在“帕奈”号上，后来才知道，在船只被损坏后他开始担负责任并带领船员逃到岸上。到了下午时史迪威得知罗伯茨安全无恙，结果他对大使非常恼火，因为大使上午就知道此事却没有告诉他。
第二天，紧张气氛有所缓解，按照史迪威的说法，“日本佬道歉说：‘很为你们难过。’没有看到标记。这些杂种”。他没有再提到这件事，但毫无疑问，他的国家在这件事上只能忍气吞声，这无疑让他的脾气更加不好。
这个事件没有引起什么后果，因为在不想打仗的时候是不会发生战争的，无论日本还是美国当时都不想对抗。东京政府对这种冒险举动大为震惊，立即道歉，而且不到十天就完全接受了美国提出的赔偿要求。东京有很多日本人到美国使馆去表示歉意。罗斯福考虑罚没日本的一些资产作为一种预防性的制裁，以避免再发生挑衅行为，但是由于日本充分表示了道歉，他未能这样做。在其他方面，美国的官方反应是有节制的。军界意识到美国的海军力量不足以对日本人产生威慑，美国国内普遍觉得应当尽量阻止那些可能导致对峙的举动。就国会所代表的公众舆论来说，他们的反应是畏缩而不是怒吼。众议院立即通过了《拉德罗决议》（Ludlow Resolution），要求如果使宣战生效，则必须先进行全民公决。之前主张这项决议的人无法收集到足够的签名让这个决议可以在参众两院委员会讨论，可是在“帕奈”号被炸沉两天后签名数一下子就够了。后来，只是由于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这个决议表决由于少于21票而未被通过。
这次事件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美国为了避免再次与日本发生摩擦，两个月后从中国撤出了第十五步兵团。由于该团受到多种限制，华盛顿很长时间以来就在讨论撤退之事，而陆军部也一直在敦促这样做，因此据一份美国报纸说，这件事可以算是“在错误的时间干了一件正确的事”。当“能干”团撤出的时候，当地的妇女流着眼泪送别，而天津的其他外国驻军的乐队则在街上奏乐，甚至日本的号手也吹起了小夜曲。
史迪威在汉口这个“造物主所不屑的地方”酸醋性越来越厉害。让他感到压抑的事情包括天气，“阴冷，灰暗，小雨绵绵”，此外还有中国的局势，完成他本职工作所遭遇的种种挫折，以及华盛顿那边的茫然无知。中国军政部不允许他视察前线，因此史迪威无从得到有关汉口军事形势的可靠情报，而他那些在战场上的助手也没法搞到；罗伯茨上尉提醒说，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人根本就无战场可言。史迪威认为中国人“对未来日本的作战计划一无所知”，因此不愿意让外国观察员到前线去，因为这样他们会看到并报告指挥官和士兵的糟糕状态。由于史迪威正式向外交部提出申请要求到前线参观，因此他不能私自“溜到前线”去查看，而多恩上尉发现这才是最好的方法。多恩在任职期间曾经六七次往返于日军和中国军队之间，第一次带回了有关中国部队调遣情况的准确报告。而他的上司只能在汉口发火，“我只能在这里咬指甲”。再把汉口的环境跟他在北平的住所相比，“我只能怒火中烧”。
尤其是军事情报处让他不胜其烦。负责这个部的是一个迂腐的有学究气的小暴君麦克凯布（E. R. W. McCabe）上校。此人成天缠着他要作战报告，对每项开支都要问个究竟，往往不经过史迪威就给他的部下下命令，提出的一些要求根本不考虑战斗局面，甚至不顾及中国的地理常识，他不断告诉史迪威说从他那里“收到那么少的情报让人难堪”。“华盛顿的杂种不喜欢我。”史迪威得出了这个结论。这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麦克凯布这样对他，显然有报复的意思，尽管他也威逼其他武官。史迪威有一本叫“狗娘养的”黑色小本专门记录那些他厌恶的东西。[3]
史迪威住在嘉维斯领事的公寓里。他在那里感到舒适——“他（嘉维斯）跟我说同一种语言”——而且他们的办公室也在一起，“我们经常在一起说‘上帝啊’。”但是跟“使馆帮”的其他人在一起“空气总是有些紧张……我觉得自己在这里格格不入”。史迪威原谅了约翰逊大使。大使人很不错，随和，喜欢说话，有要人来访时总是让史迪威参加会见。现在中国政府准备迁往重庆，约翰逊受命要一道迁去，但是他让史迪威自行决定自己的去留，因此大使跟嘉维斯一道被史迪威列入“好人”（good egg）之列。史迪威对约翰逊大使的称呼现在成了奈尔斯[4]，大使私下告诉史迪威说，自己跟中国人打交道也遇到过史迪威说的那些困难。约翰逊写了一篇“杰作”向陆军部解释这种情况，这甚至让史迪威有些后悔，因为他曾经为“大屎”写了首很不友好的诗并寄给自己的妻子。他忍不住想出了一个具有双关意义的绰号，是“在火车上想起了这个绰号，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不说它——因为说习惯后它将脱口而出”。的确如此。温妮回信说她没有收到这首诗，这让史迪威吓了一跳，因为这可能落入不该看到此信的人之手——他马上又重写了一封信给她寄去，这未免是在挑逗命运女神。
他也有朋友，生活中也有欢快的时候。一些中国人，特别是汉口市市长，“非常讨人喜欢”，此外他很高兴再次遇见冯玉祥。史迪威十五年前曾经为冯玉祥筑路，现在冯玉祥在武汉“耽搁”，是有关重组政府吸收共产党的事情。“这个老兵看上去不错，很有信心。说他们能够支撑六个月。”此外，史迪威的偏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令人吃惊地报告说：“整个城市中最让人开心的是英国海军人员。”有次他受邀到克莱布那里吃午餐，他很开心，说他的主人是“好人”，“……法国人也很好”，甚至“英国佬领事”也是个好人。他发现同自己最投缘的人是一些记者，通常是那些同情中国革命并富有冒险精神的自由撰稿人——他们跟卡尔森一样，“发自内心”喜欢在这个国家晃悠。这些人中包括阿格尼斯·史沫特莱和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尤其是贝尔登，他是个28岁的了不起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者，阴郁，有冲劲，时而欢快时而郁闷，按一个朋友的说法是个“忧伤、衣衫褴褛、憔悴和不可思议的人”。贝尔登后来成了史迪威一个亲密的伙伴和很有价值的消息来源。贝尔登毕业时正值大萧条最为严重的时期，因此他无法找到工作，于是他上船做了水手，并在1933年在上海弃职离船。自那以后他一直探究中国问题并学习汉语，靠写各种小报道为生，直到日本侵华后他被合众社雇作记者。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消失，去探求中国那些纠缠不清的人事关系，也会给史迪威带来大量有关中国部队调遣和意图的报告，此外还会带来有关各指挥官声誉以及内在关系的材料。
史迪威经常跟阿格尼斯·史沫特莱谈共产党；史沫特莱觉得他“强硬，脾气大，饱受战斗锻炼……直截了当，而且很诚实”，他对伤员的同情也让她感动。她当时为援华委员会工作，有一天正把一些物资搬到卡车上，这时史迪威正好走过，于是他问：“你在干什么？”
“把药装到卡车上。你在干什么？”
“我站在这里看你干活，”他闷闷不乐地说，“我还要告诉你，国际红十字会的仓库里装满了新运来的药品，包括一些新的磺胺药。”他让她到那里去要一些给部队。
1938年1月，由于不断施加压力，史迪威终于冲破阻碍，开始了在后来的一年半中到中国很多作战地区的旅行。在一个很冷的季节他经过江西和湖南时，发现前线已经不再积极开展作战了，但是当地也并没有任何和谈的言论。省长们都谈到三年抗战，并且已经开始开展游击战术的训练项目。史迪威发现中国人热衷游击战，但是军火和装备是个严重的问题。一个中国军官问他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史迪威回答说：“利用人力上的优势进攻。”不过这种回答并不被欣赏。
由于结识了河南第二十军的商震将军，史迪威又一次离开了汉口，这次是去位于陇海铁路的东西两端开封和徐州。离开乌烟瘴气的汉口让他很是欣喜。在他上路的最后一刻陆军部来电，建议他从开封“回来”时顺便去一趟兰州；但他太高兴了，对此只不过耸耸肩，并没有大发雷霆。他只是评论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那是在什么地方。”兰州是苏联物资经由中亚到中国的入口，靠近内蒙古边界，在开封西北600英里（约965千米）。
周恩来与史沫特莱等在武汉
在河南的时候他恢复了对中国人的信心。他们在积累经验，正在对补给的流程加以组织和改进；他开始相信，如果他们能够到达采取主动积极进攻的程度（也许这可以在一年内达到），“那么转折点就会到来了”。旅行时天气很冷，他有一个星期没有脱下衣服或鞋子，因为担心脱下就穿不上了。冻坏的脚有好几天让他很难受，但是后来“我再走30到40英里（约48—64千米）也完全没有问题了”。史迪威在商震的陪同下来到徐州，史迪威认为商震是中国最可靠的将军之一。史迪威终于看到了前线的中国部队，这时他又变得悲观了。他认定“他们并没有进攻精神”。如果他们晚上发起攻击，他们可以“在白天抵达阵地从而使日本人失去炮火上的优势”。“蒋介石不是打仗的。商震不错，还有白崇禧——但只有这么多。”
史迪威跟国民党的刘将军进行交谈，史迪威的谈话记录显示，他有通过对话抓住说话者个性的非凡才能；通过这番谈话，他提炼了中国统治阶层的态度。刘将军承认损失严重，大约有60万人，但那“其实是好事……中国士兵都是些盗匪和流氓无赖。我们把他们送到前线去送死，这样就可以清除我们当中的坏分子”。问到士兵的军饷是多少，刘回答说是每月8元，并说“如果给他们更多钱，他们就不会打仗了”。至于战争的持续时间，刘将军认为至少要一两年。到那个时候日本的财政将会破产，他们的士兵开始想家，而外国列强也会参战。实际上日本占领的土地越多越好，因为那样的话就更容易同化他们。“长远来看日本人将会消失，他们会像蒙古人和满族人一样被汉族人同化。”当问到如果中国受到封锁，那么怎么解决食盐和机车燃油问题，刘回答说，日本占领的地方越多，则留给中国的地方越少，“那样我们就无须在大面积上运转”，也就用不了那么多汽油了。
史迪威在一节中国运兵列车上，开封，1938年
史迪威问刘将军为什么不把受过教育的人吸收进来做军官，刘回答说：“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都是些胆小鬼。他们会逃跑的。我了解这一点，因为我自己就是上过大学的。”另外，“中国人很早以前就知道怎么让下层人打仗。最初贵族自己打仗，但是不久他们就不这样了，开始让人民为他们打仗”。刘指出，英国人利用印度人为他们打仗，法国利用摩洛哥人和安南人为他们打仗，现在日本人在利用蒙古人和“满洲人”。
通过跟中国刘将军的结识并交谈，史迪威并不倾向于认为中国是在为民主而战，而这是诸如卡尔森那样的思想家所津津乐道的。他在汉口结识了卡尔森，史迪威对他的看法还是不错的。他是个“好的观察员，没有受到太多教育……但是个实实在在的公民和一个战士”，而且尽管他在晚宴上穿的衣服不对，他“还是一位绅士”。私下里他叫卡尔森“勇气上尉”，并对卡尔森有关八路军训练方法充满溢美之词的报告不以为然。史迪威告诉他，十五年前自己就亲眼看到过冯玉祥部队用这种方法进行训练了。
尽管当时流行说“八路军不是很棒吗”，史迪威对此仍存有疑虑，但是出于职业需要还是对此很感兴趣。通过阿格尼斯·史沫特莱的介绍他认识了周恩来。周在共产党的等级制度中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同时也是驻汉口代表，此外他还结识了共产党军队的总参谋长叶剑英。他认为共产党提出的“军事上独立自主”和“动员群众”的政治主张“非常含糊——都是些老一套的口号”，不过从他自己来说，在跟周恩来及其一行见面并一道吃饭之后，他发现他们都“同样坦率、彬彬有礼、友好而直接。他们同国民党那些穿毛皮领子、脚蹬带马刺靴子的新式拿破仑人物适成对照——那些人都很做作和傲慢”。周恩来英俊、有教养且温文尔雅，很受外国人欢迎。叶剑英“像大多数共产党人一样属于好人”这种范畴之内。跟这些壮怀激烈、精力充沛、追寻中国革命未竟之业且尚未被权力污染的人交谈，史迪威意识到了他们跟刘将军那样的人之间的“鸿沟”。他确信，如果中国战胜了日本，“那么内部将会再出问题”。
对此很少有人怀疑，因为在那个冬天，汉口的政府和统治阶层中正弥漫着一种衰败的氛围。南京陷落后史迪威曾经表达过这个意思，提到过“对目前的大溃败要负主要责任的腐朽败落的政府”。与此类似的是，卡尔森此时在给总统的信中说，他“对知识分子甚至是中产阶级的态度都感到厌倦。城市里充满了对战争没有明显兴趣的男男女女。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未来并无任何责任感”。卡尔森在汉口参加一个中国人的晚宴时提议为抗战的中坚力量“老百姓”干杯，可是据当时在场的约翰逊大使说，当时应者寥寥。约翰逊也觉得通常人的态度是“让我们战斗到底，直到流干苦力最后一滴血”，而“与此同时宋家仍然不断施展阴谋诡计，这有时让我深恶痛绝”。
抗战时期悬挂于重庆的蒋介石夫妇巨像
国民党青年时代的那种热情都转到共产党那里去了，结果重庆正在演绎历史上最悲惨的故事：每一场革命最终都会承接被罢黜的暴君的衣钵。蒋介石夫人有一次很难得，简明扼要地承认了这一点。一些从延安回来的记者做了热情洋溢的报告。她请他们去喝茶，尽管她自己并不相信，但是还是想亲自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热情赞扬共产党的正直、理想精神和为事业的献身精神，听到这些后说她无法相信他们的话。她走到窗户旁边，默默朝江对岸凝视了几分钟，然后回到屋子里，说出了她平生最忧伤的词句：“如果你们告诉我的有关他们的事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正当史迪威准备动身前往安徽前线视察汤恩伯将军的第十三军时，陆军部却阻挠了他的计划，命令他去兰州收集抵达中国的苏联援助物资的情况。史迪威费了很多周折才得以安排去安徽的行程，这是战争开始八个月来第一个外国军官被派遣到作战部队，因此取消这次行程让史迪威极为恼怒。他寻找各种理由不想去兰州，几乎已经到了违抗军令的程度。但是陆军部还是命令他服从。陆军部似乎是在奉总统之命行事，因为总统要求报告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大陆的军火的性质和数量，这些途径包括香港、印度支那、缅甸，同时也包括通过陆路来自苏联的。情报处并没有对史迪威交代这些情况；实际上，这个让他的恼怒达到极致的兰州事件完全是可以化解的，这跟他与情报处遇到的其他麻烦一样，只要对他进行简短的交代即可。“他带着对华盛顿那些指手画脚的杂种恨之入骨”的情绪离开了，还写信给温妮说，他打算现在或者下一年就退休，“完全听从家里的决定”。他在去兰州的路上过了55岁生日，考虑到自己跟陆军部的关系，他觉得今后的职业生涯不会有太大前途。
史迪威是第一个参观兰州苏联空军基地的外国人，他带回的证据说明了苏联对援助中国的关切程度。他先乘火车到西安，在那里访问了八路军总部，然后乘公共汽车和卡车去兰州。他到处寻找线索，贿赂苏联人所住宾馆的工作人员以了解苏联来客的人数，询问哨兵、警察、客车司机、客栈老板、仆人、甘肃省长及其秘书、西安的传教士、一个藏语翻译、一个经营汽车的商人、中国军官、飞行学员以及当地的蒙古人等。这些蒙古人“结实、肮脏、顽强、饱经风霜，他们的脸就像印第安勇士‘公牛’[5]”。他请他们在客栈喝茶，后来他在街上又遇到他们时，他们“都满脸笑容，向我问好”。尽管史迪威的举动受到监视，谈话也被监听，他还是得以视察机场并确定苏联共提供了300架苏联飞机，其中有30架还在基地培训中国飞行员。这些苏联飞行人员体格都很魁梧，食欲很大，每天要吃四顿饭，但是他们“都表情阴郁……我没有看到他们中有任何人笑过”。他搜集了运送补给和燃料的苏联卡车车队的数量，根据运输距离和装卸货时间等估计出了运量，此外还确定了供给的类型，“尽管未能找到箱子的标号或者破裂的箱子”。运输总量跟从香港通过海运的运输量相比数目很小。他的结论是，建立这条路线主要是为了运送航空燃料，并是在广州沦陷后用作紧急运输线的。
他在4月15日回到汉口的时候，由于4月6日到7日中国在山东台儿庄经历了第一场真正的胜利，中国人的情绪获得了巨大的改变。整个国家都“欣喜若狂”。日本人毕竟不是不可战胜的，对抵抗产生的新希望把悲观情绪一扫而光。这是战争开始后第一桩值得庆贺的事。
台儿庄是日军通往徐州路上的城镇，如果徐州失守则日军就会占领陇海线，从而打开通往内地的门户。在广西将军李宗仁的指挥下，根据德国参谋的计划，由防御转入反攻，并有一个军的增援部队截断敌人后路。担任增援任务的是汤恩伯的部队，如果史迪威没有被派往兰州的话，他本来是要陪同这支部队的。看到援军到来，大受鼓舞的防御部队也“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一起冲上去向敌人发起进攻。他们消灭了这个日本步兵旅团，这个旅团弹药补给和坦克燃料都被截断，看来日本步兵在没有机械化力量支持下无法抵御果敢的进攻。为期十七天的战斗结束后，日军伤亡1.6万人，损失了40辆坦克、70辆装甲车和100辆车辆，此外还有枪炮等其他军火物资。这是日军自组建现代化军队以来第一次遭受大败。中国的伤亡人数也大致相当。
像所有支持中国的人一样，史迪威很想探究乐观的原因。他的朋友们在台儿庄大捷后说，他们认为中国会取胜后，史迪威写道：“我也这样认为。”与此同时他知道，从军事上说，由于中国未能乘胜追击而失去了他们的优势。军事参谋长、德国人福尔肯豪森将军气得“乱揪自己的头发”，因为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行动。“我让委员长前进，去进攻，去扩大战果。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做。很快日本人就会在徐州布置8到10个师团。那时候就太晚了。”白崇禧跟史迪威和德国参谋们分析了这场战役，但是他对进攻的战术不感兴趣。他再次转向通过消耗取胜的理论：“如果日本人损失一个人，我们经得起损失四个人。”他这样说；同时他还指出，中国除非损失人数达到5000万，否则是“微不足道”的。史迪威对此评论说，中国人的“头脑无法接受进攻的想法”。
史迪威参观台儿庄战场时跟李宗仁进行了交谈。李宗仁对有关这次交谈的记录代表了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对史迪威的看法之一：李宗仁说史迪威态度“直率”，同情中国的事业，但是“对中国未来的抵抗非常悲观”。李宗仁把这种悲观归咎于这位美国上校是在“物质化文明”情况下接受的教育。他敦促史迪威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大量贷款以购买战争物资，还争辩说美国帮助中国实际上是在捍卫自己的安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台儿庄大捷的结果便是坚定了蒋介石总体上的防御政策，因为这次胜利似乎表明，日本人已经没有了锐气。几周之后日军再次发起进攻，攻破防线后向徐州挺进。徐州在5月底陷落。由于另外一支日军部队正从北部准备在开封以北跨越黄河，因而包括汉口在内的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地区都处在危险之中。穷急之中的蒋介石不是诉诸中国的部队，而是转向中国的忧患之河黄河。他命令商震将军在日军先头部队过河之后炸开郑州的黄河大堤。蒋介石屡次打电话给商震问自己的命令是否得到执行，而商震一直在拖延，直到他自己的部队安全撤出。然后他们引爆了炸药。在现场的杰克·贝尔登的报告描述了整个经过。旁观者在痛苦的煎熬中看到，充满泥沙的河水一往无前地沿着旧河道涌下，不住地向炸毁的河堤翻滚，然后伴随“可怕的咆哮”大堤被撕破，河水向低处倾泻下去，开始向东边的大海奔腾而去。一共淹没了11个城市和4000个村庄，3个省的作物和农田被毁，200万人流离失所，而在这广大的、被浸泡的荒野中又积蓄了另外一种对政府的怨恨。日军陷入泥泞之中，这大概为中国赢得了3个月的时间。
中方的战斗给美国留下了印象。出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或者因为跟中国有某种联系，记者、传教士和其他观察家都专注于那些值得敬佩的方面，但是对各种缺陷和不足则避而不谈。因此美国人民心中开始产生了一种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蒋介石夫妇成了1937年《时代》（Time）的封面人物，他们忧郁而高贵地望着美国人民，冷静，坚决，勇敢，真实。《时代》的出版者亨利·卢斯（Henry Luce）出生于中国，其父母是传教士，因此在美国人民心中，中国对蒋介石夫妇产生这种崇敬看法并非偶然。传教士以及支持他们的北美外国布道团大会、美国基督教联合委员会、基督教青年会以及中国救济委员会都饱含热情和干劲，热心于他们帮助对象的事业，而且很有影响力。由于美国在长达一个世纪里在中国的传教工作，美国人对中国有种责任感，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一位欧洲评论家说，不管传教士是否在中国产生了影响，“他们显然在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对蒋介石夫妇积极支持，他们的忠诚是有私心的，因为作为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夫妇信奉基督教，这证明了传教士的努力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他们对蒋介石充满溢美之辞，而一旦认定他是完美无瑕的，那么所有认为他有不足的说法都是不可接受的。《世界传教评论》（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宣称：“中国现在有了历史上最开明、最爱国和最能干的统治者。”
同样，这本杂志对共产党的评价也不错，称这个组织旨在促成“跟所有进步人民诉求一致的社会变革”。这种表现“一心一意”的画面对忙于为中国募集善款的教会团体很有必要，对国民政府的那些特使和宣传家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正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提供贷款并进行干预。承认中国社会的巨大裂痕是会引起负面影响的。因此美国舆论并没有把共产党看成异己，而是认为他们是阵营内的体面的社会变革者。国民党要求记者们不要管中国共产党叫共产党。蒋介石在1939年对一个德国记者说：“中国已经没有共产党了。”美国人都在加强这种幻觉，包括共产党本身，因为这符合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路线。尽管他们并不否认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们也开始谈及“新民主主义”，说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一个阶段。
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根本上塑造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以及狂热的三段论：民主国家正在受到侵略国的威胁；中国正在受到一个侵略国的攻击；因此中国是个民主国家，他们的战斗是在为世界民主而战。对所有那些认为世界斗争具有不可分割性的充满善意的人们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帮助中国显然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尽管从意识形态上说这未必有效，可在战略上显然是有效的。但是经过意识形态包装过的战略更具吸引力，因此凡是“我们一边”的人，不管他们的政治经历是怎样的，都会被视为民主主义者。美国人不大容易记起来这个事实，那就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并没有到亚洲活动过。
民主成了中国支持者的主题。民间救济中国委员会是个曾经容纳了各种委员会的组织，有一大批卓有声望的理事。他们发起了美国承认中华民国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美国是在1913年予以承认的），在这个“民主日”举行了宴会，并通过网络向全国播放发言。同样阐释这种主题的还有纷纷成立的各种委员会，它们是为倡导支持中国和反对继续向日本提供战争物资而建立的。有同样想法的还有教会团体［这些团体团结在主席哈泼·西布里（Harper Sibley）周围——西布里是美国前商务部部长］、世俗团体，如美国反对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以及联合阵线左翼团体，如中国人民美国之友（American Frie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等。热情的代言人形形色色，其中包括周以德（Walter Judd）博士，他是曾在山西传教的医生，回到美国后成了蒋介石最虔诚的支持者；另外也包括卡尔森上尉，他回国后也开始在公开场合宣传自己的观点。
由于卡尔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赞扬了八路军的战斗力，海军新闻检查人员要求他不要再公开发表言论，他借机于1938年辞去军职，回国后开始对公众进行宣传，认为如果美国停止向日本出售战争物资，那么中国就能赢得胜利。他坚持认为，中日战争的结果将会决定“东亚是会受到一个军事独裁国的统治，还是中国幼嫩的民主之芽会长成参天大树”。这是滥用意识形态，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不论是在国民党内部还是在延安，都还没有出现民主的萌芽。国民党实行一党执政，进行新闻审查，组织蓝衣社和秘密警察。延安则依据教条办事，一心追求革命的社会主义。
尽管中国的美国友人们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美国的孤立主义仍然要比同情来得强大。民意调查显示，2%的公众支持日本，74%的人支持中国，但是这种情绪并不表明他们愿意卷入其中。在政府层面上危机感正在加重。总统急切地希望中国能够独立发展。一方面他受到财政部长摩根索的鼓励，摩根索对抵制法西斯侵略有很深的危机感，认为支持中国至关重要；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受到赫尔国务卿的牵制，赫尔认为应当对任何“不中立”的姿态（包括经济援助）毫不犹豫地进行抵制，认为这将会使美国卷入中日纠纷。他非常谨慎，甚至拒绝接受宋子文作为经济特使，因为他是个著名的反日人士。
当财政部驻华特派员罗兴·巴克（J. Lossing Buck）1938年8月30日去见史迪威以了解军事形势的时候，史迪威提出了李宗仁的观点，认为应当通过帮助中国购买军火而帮助美国自身。根据巴克给财政部长摩根索的报告，“史迪威上校感到……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政府的政策应当更加积极，并通过提供财政贷款和军事设备的方式帮助中国，因为这比只是加强我们自己的防御设备是要好得多的防御。哪怕是这种防御开销的很小部分，一旦提供给中国，那么结果就会有效得多。”
摩根索同意这种观点。他对大局有强烈的认识，但是有关中国的知识有限，他认为“我们要在太平洋保存一种民主形式的政府的机会已经很小”，因此极力敦促总统向中国提供贷款。1938年12月通过进出口银行向中国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
尽管日本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是他们未能结束战争；1938年8月他们决定向一个新的目标挺进，这就是汉口。史迪威在8月从北平回到汉口，在那之前，他自行决定跟家人在北平一起度过了那个夏天。这个决定让军事情报处感到异乎寻常的恼火，本来史迪威为了他五个助手的任职问题已经跟军事情报处争吵不断了。麦克凯布上校告诉他说，史迪威在6月回到北平与家人团聚，“在主要军事发展仍然进行的情况下……是种严重的判断错误”，并命令他未经许可不得再擅自到外地去，外出旅行要提请批准，详述“每次旅行的理由、路线、目的地和预计开销”。这种训斥的语气更适合一个士官生而不是一个上校。史迪威还被告知，陆军部准备直接指导他和他助手的调遣，因为“所收到的情报的覆盖面、质量和数量均不能（重复一遍：是不能）令人满意”。在距离现场7000英里（约11265千米）的地方，麦克凯布表明情报处有权力“调派你或者任何在中国的军官从事任何情报处认为适当的使命”。在进一步的通讯中史迪威还被告知，他提供的情报跟卡尔森给海军提供的报告相比相形见绌，提供的情报无法合理说明他所花费的情报处秘密资金的数量，并敦促他解释通过这些花费所获得情报的“明确性质和价值”。显然麦克凯布企图刺激史迪威辞职，这样他就可以在这个职位上安插“武官帮”那些跟他关系好的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几乎成功了。史迪威一度决心请求解职，还用铅笔怒气冲冲地起草了一封信要求派检察官来，以“查明在自1937年6月以来的条件下我履行职责的状况”。然而，中国挽留了他。
当北平武官办公室秘书蒂莉·霍夫曼（Tilly Hoffman）回国休假的时候，她听说了军事情报处的各种抱怨，主要涉及史迪威认为无须加以解释的各种行动和决定。虽然同僚都认为史迪威是他们情报处里最好的观察员和报告者之一，甚至就军事行动来说是个“完美的观察员”，但他们对他擅自行事颇为不满。蒂莉问为什么没有人拿起钢笔直接向上校说明，回答是“有严格命令禁止任何军官通过非官方渠道跟任何人交流”。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史迪威任职结束为止。
当时汉口与北平的陆上交通已经断绝，从北平过来只能先从北部乘船经上海到香港，再从那里乘飞机到达汉口。当史迪威在8月26日到达的时候，政府已经迁走，围困的感觉正在加重。共产党想起了在1925年到1926年时汉口那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想模仿马德里对城市进行“人民保卫战”。马德里曾经在被围困两年后仍然坚持下去。共产党敦促政府成立一支15万人的由工人、学生和市民组成的队伍，队伍由具有“最高革命觉悟”的青年精英团领导。蒋介石对这个计划没有什么兴趣，他不想看到在共产党控制下确立的工人干部，也不相信武汉能够抵御日本人的进攻。在这之前，在长江上有两个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阵地，一个未经战斗便失去，还有一个被敌人采用计谋从后部攻下，因此他这样想并非没有道理。但是中国防御不利的本质原因却是深层的文化偏好，这也是总司令自己所赞同的，这就是倾向于拖下去，而不是作战。
史迪威跟一群人开始去前线，其中包括英国和法国武官以及新闻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卡帕曾经在西班牙工作过一年，是个“不错的家伙”。英国人“发了火，退出了”，法国人得了痢疾也回去了，但是史迪威仍然留下来了。他的日记中留下了他的行踪：“晚上走，步履艰难，卫兵迷路了。马帮，苦力，筋疲力尽的人蜷缩着等死……日本飞机在200英尺（约60米）远的地方用机枪扫射公路。我估计可能他们有几个人受伤了。野鹰战机！……庄表示欢迎。继续往前，没说的。越靠近前线接待越热情。谈话并吃东西。他们给了我铺盖……早餐吃面包奶酪，卡帕找来的，发霉了，不过还能吃。坐到9点，然后去前线。热得要死，很难走。爬上一座山，沿着长江可以看到九江。到处都是山丘和灌木丛。可以一直坚守下去……从湖的北边过来了各种炮。为什么？匡和张说这些炮不能用了，但是现在拖到阵地后面还能用。”
回到汉口，“到处是路障和铁丝”。法国武官罗塞勒（Rousselle）上校死于痢疾。这是奉天事件七周年之际，欧洲列强正因为慕尼黑危机而战战兢兢。“天哪什么世界！如果欧洲再次发生战争我们会在哪里？……卡梅尔的家乡突然显得很遥远。”日本飞机每天在城里轰炸，没有受到抵抗。蒋介石曾经寄予厚望的中国空军毫无成效，只剩下很少的飞机或者飞行员来保卫汉口。流行的中国做法是囤积物资以备将来之用，这使得燃料不足更加严重。史迪威看到有些75毫米炮在经过了之前在上海和徐州的战役后甚至没有使用过，于是他写道：“中国人舍不得使用他们的物资。如果他们用了这些东西，他们就可能丢掉这些东西，那没有了物资，战争后他们怎么办？”
空军人员是个更大的困难。中国机械师不像美国人那样对内燃机有亲和感，他们对待机器漫不经心，也没有什么敬意。由于缺乏专业维护，他们的飞机很快就不能飞了。飞行员和导航员都来自受教育阶层，他们这类人总体上没有尚武精神，也无意在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本人的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失去性命。那些成为飞行员的人倒是勇敢的，但是鲁莽张扬，意大利军官对他们的训练也不能令人满意。蒋介石在20世纪30年代从墨索里尼那里接收了这些人训练其空军。由于他们与日本人的友谊日渐深厚，意大利最后撤出了所有军官，这些军官把他们为中国人准备的航空地图也拿走了，这让依靠别人做事的中国人一筹莫展。
陈纳德与蒋介石夫妇
为了建立空军，蒋介石在1937年雇用了一位出色的美国飞行员，这就是陈纳德上尉。陈纳德由于耳聋和争执已经从美国空军退役。到1938年时，陈纳德已经在中国空军系统中晋升为上校，他开始了大规模机场重建计划并组建了有效的电台预警系统；但是他的飞行员训练计划不太成功，后来他开始招募一些美国的雇佣兵组织了一支志愿军来保卫中国领空。当时日军飞机未受任何抵抗地飞来袭击汉口，警报声不住地尖啸，而街道上是成千上万的人逃难时鼓点般的脚步声；他们想逃往外国租界区躲避危险。
当一队队衣衫褴褛、浑身血迹的伤员零散进入城里的时候，市内的平民却开始向外地疏散了。在最后几周里，共有4万人通过轮船、舢板或者在陆上通过卡车以及手推车撤往湖南省会长沙。蒋介石夫人组建的妇女委员会在战区收容了很多饿得半死、衣衫褴褛的战争孤儿，足足装满好几列火车，他们吃饱饭，洗好澡，穿着整洁的蓝外套乘船疏散出去。企业合作组织已经开始拆卸工厂和设备，准备长途运往内地。伤员来到某些医院，结果发现医院已经拆掉了，于是他们只能坐在或者躺在人行道上，精疲力竭，无法继续走下去。
在汉口做“最后抵抗”的人包括蒋介石夫人。史迪威在9月份见到了她，认为她“很有魅力，非常聪明和真诚”。尽管他认识到她“在政府事事为百姓打算这方面不乏宣传之辞”，不过“她人不错，很会做事”。蒋介石夫人施展魅力时从来没有办不成的事，而对一个武官下一番功夫是值得的。史迪威在会面后还给她送去了一束鲜花。
10月，史迪威又去南方前线，在一个营长的指挥部观察一次为期五天的争夺德安的战斗——德安位于日本从长江向南进攻江西省会南昌的路上。“步行去王亮峙（Wang Lia-chi）指挥部，15里（约7500米）。桥都被烧毁了，路每隔200码（约180米）左右就会中断。见到王。热情欢迎。他正在挨训——损失50%……没有重机枪。有一些小炮弹箱。没有炮。每支枪200发子弹。4挺轻机枪。桥断了。没有车。没有电话，等等。睡在草里。”王上校开始守住了山上的一个阵地，但是后来被迫撤到城里。战斗在城墙内继续。在最后一个小时里，王上校亲自率队在夜间通过狭窄的街道发起袭击。史迪威后来是这样描述的：“分队冲进一个日本人的机枪据点……中国人匍匐在街道右边。日本人开始开火，但是没有出来，要是出来的话他们就可以对街道扫射。子弹从对面墙上弹回来，没有打到任何人。这时需要采取迅速行动，中国人证明是可以做到的。一个班从建筑物后边悄悄过去，从后面用手榴弹结果了机枪手……当时一片喧闹，在黑暗中跟这个班失去了联系……”在那个晚上的剩余时间以及第二天，战斗仍然继续，双方之间仅间隔几米远，直至日军对已经虚弱的阵地发起猛攻，此时守住阵地已经无望。师长派的一个传令兵在下午6点赶到，下令撤退，这是派出的六名传令兵中唯一送达命令的。王上校趁着夜幕带着65人跟营里其他人会合，带着不到400人离开战场，原来他们有1500人。他们已经连续打了五天，很少睡觉，也没有食物和水。在1100名伤亡者中有600人是战死的。
通过这些战斗史迪威形成了自己的判断，这些判断在他四年后来到中国战区时伴随着他。他认为王上校很勇敢，但是欠缺判断力。王不应该进城，因为城里已是一片废墟，根本提供不了掩护，而且，只要占领城外的小山头，就完全可以控制住这座城。在依据亲自观察为情报处提交的战争分析报告中，史迪威描述了中国防御战术的内在缺陷。在开阔地区，面对日本的飞机、坦克和大炮，缺少这类武器的中国人只是敷衍地进行一些防御，然后很快放弃阵地。然而在山丘隐蔽良好的情况下，他们能更好地守住阵地，仅凭步枪、手榴弹和机枪就能阻滞日军前进。敌人继续向侧面推进，往往插入一个突起地带，这原是反攻的好机会，但是中国人“总是要保护后方”，结果没有抓住机会。他们将预备队藏而不用，没有竭尽全力，否则本来是有可能成功的，结果人数上倒是相当了，但是日本的主动性和先进装备很快就改变了平衡。“中国的补给体系是有问题的。”史迪威在私人笔记中这样写道。他还认为“未能利用中国最大的财富——人力——这是最为失策的”。
报告的结论还是他一直保持的看法：“中国的士兵都是很好的材料，可惜被愚蠢的将领们浪费和出卖了。”这还引出了另外一种假设：“假如中国士兵吃得好，有好的武器装备，能得到关心，并且有好的将领……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10月21日到25日这五天里，中日战争再次出现高潮。日本人不但攻克汉口，而且占领了广州，这是中国跟外界唯一的海上联系通道。这个南方重镇的陷落仿佛瓜熟蒂落，原是意料之中的。中国人原来指望在海湾那边的香港有英国人在，因此没有对广州进行防御，因为他们不相信日本会在太平山的阴影下轻举妄动，也不相信如果发生了这种事英国不会采取报复行动。但是警觉的日本人从慕尼黑事件中得到了启示。在丘吉尔所谓“不战而败”那天两周后的10月12日，日军在距离香港30英里（约48千米）的广东大亚湾登陆。为他们开路的是失职、腐败和一些叛变，因此日军没有遭到认真抵抗便占领了广州。
英国没有做出反应，因为如果他们做出反应而卷入战争的话，他们就无法保证得到美国支持。据约翰逊大使说，中国人感到“非常失望”。在日本登陆大亚湾后，蒋介石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敦促他给予英国在远东“合作性干预”方面必要的鼓励。他阐述自己的论点时并不畏缩。他教导总统说，亚洲的问题只能通过集体行动才能解决，而“美国必须扮演领袖角色”。那正是美国的问题。美国既不想做领袖，也不想默认日本对中国的控制，但是，不扮演领袖角色则日本必然会控制中国。
日本原以为拿下汉口和广州后会最终赢得胜利。现在日本已经在中国大陆投入了100万人，他们急于结束战争，因此竭力想迫使中国接受某种解决方式。他们宣布成立日本、中国和“满洲国”组成的反共集团，并基于此建立东亚新秩序。他们还邀请中国政府参加，条件是中国放弃过去的抗日态度并“对其人事进行改组”。日本现在已经控制了中国的港口、铁路、主要城市、华北、山东半岛、长江谷地以及南部海岸，因此日本认为国民党现在只能投降了。为了谈判解决办法，他们竟然成功赢得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成为特使。汪精卫跟其他一些人都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汪精卫部分是因为对蒋介石怀有旧恨，部分是因为他想通过跟日本合作而对蒋介石取而代之，总之，汪精卫认为日本统治时代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对于蒋介石来说，如果他妥协，那么他不会有好下场。他一如既往，经受了事态发展对他的冲击。什么都没能改变他。他坚信中国将会比日本更加持久，而且从历史上看，他必然会有外国盟友。由于结构松散而且是农业社会，中国即使被隔离也可以在大西部存活下去——至于物资会匮乏到何等程度或者要经受何等痛苦，这都无关紧要。用人力在山中开出的通往缅甸的狭小道路刚刚通行。蒋介石会在敌人无法到达的重庆坚持下去，直到日本最终跟苏联或者西方大国发生冲突。他拒绝日方的任何和谈条件。
由于1938年12月汪精卫的和谈使命失败，局势僵持下来。日本重申其新秩序中包括被占领的中国，并决心“彻底消灭”“仅仅作为地方政权存在的”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在12月公开重申了保持中国独立的决心。日本除了发动惩罚性攻势外，军事进攻已经停止了，日军无意继续前进了。没有完成的战争就这样停下了，100万日军也在这里留下来了。1940年日本在南京扶持成立了汪精卫傀儡政府，但是只要独立中国仍然存在并在抵抗，占领军就无法撤出。
新秩序是与美国的对抗，违背了中国的完整和机会均等这两个美国四十年来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再次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情形：一个国家从良心上说无法接受这种状况，但是又不愿意用武力反对。华盛顿采取了折中的方式，那就是抗议。它宣布新秩序违背了门户开放原则和《九国公约》。日本对此表示吃惊，说美国“未能认识到由于日本在中国发动的成功军事攻势而在远东造成的新状态”。由于在美国再次有人鼓动实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据一个有经验的记者报道，日本因此“开始感觉到，当日本与中国商讨解决办法的时候，美国将成为它的大敌”。
史迪威并没有等到日本进入汉口。他前往商震在长沙的司令部，长沙是新防线的关键地方。在其后的两个月中，当局势充满变数的时候，他一直待在南方前线，跟随各个单位转移，其中包括军队、医务人员、未及撤出的官员、外国同僚、记者，此外还有战败后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流离失所的人。
另外一种大迁移，一种缓慢进行的大变动，正在把自由中国的生产力量向西转移。人们源源不断地将物品、设备还有他们自己经过长途艰难跋涉，从占领区转移到独立区。冒着连续轰炸参与这种迁移的有船只、火车、马车、牲畜和苦力，从广州、南京、徐州以及其他城市向内地迁移。工厂机器、政府文件、大学图书馆馆藏、医院设备、军工厂以及办公室的设备都装箱用扁担挑走，或者装在舢板上逆流而上，由那些纤夫一步一步通过翻山越岭，从没有路的江岸拉过去。这是一种古老的将船只拉过激流的方法，一条船往往需要几百名肌肉发达的苦力，他们弯腰拉着纤绳，慢慢将重物拉到长江三峡那边的自由地区。一整座纺织厂被装入380条舢板，其中三分之一在急流中沉没，然后再被打捞，重新包装后继续赶路。有些工厂设备在路上运了一年多，然后才得以复工。大学教师和学生组织了由粮秣队、警察和驮东西的驮畜组成的行军队伍，步行到西部和西南的新校址。史迪威曾经在汉口和长沙看到了一些这样的行军队伍。“一个苦力肩上挽着一条长管子快步走过。一个拉满零件的马车吱吱呀呀地经过。一个锅炉放在滚轴上拉过。有些机器放在木制滚轴上通过人力拉着走过500英里（约800千米）。等他们走得够远的时候，他们就在长江边的石崖上凿出洞穴，这样半年前还在广州运转的军工厂就在这里被复制了。”这场跟共产党的长征相比毫不逊色的大迁移，再次证明了史迪威在那百足虫推动货车时看到的东西——中国那不可征服的劳动力。
史迪威慢慢经由衡阳抵达广西桂林，与此同时，他继续关注中国各个师，跟指挥官回顾事件经过，竭力寻找交通工具，并试图透过混乱和谣言的迷雾了解真相。他发现必须等到2月才有空位乘飞机去重庆，于是设法在汽车中找到一个位子，沿着唯一的一条汽车公路，经过贵州，穿过崇山峻岭，驶向重庆。有天晚上他在一个只有一条街的小镇上停下过夜。他在当地的小客栈吃饭，还请了“许（Hsu）、田（Ti）、朱（Chu）和唐（T'ang）……都是好人”。晚上他住的房间里跑进一只有趣的老鼠，他管它叫“工程师”，因为它非常擅长解决问题。
12月28日，在中国此后七年里的战时首都重庆，史迪威跟蒋介石会面了。这时他得到允许可以在5月份任职结束前待在北平，因此他在重庆待的时间很短，只是在12月19日到31日这段时间。不过史迪威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得出结论，这是个“糟糕的地方”；在这个有五百年历史的边远城市，要从江边进城必须爬上很陡的街道和台阶，下水道是露天的，冬天则弥漫着大雾。跟蒋介石夫妇的会面只持续了似乎很愉快的十五分钟。史迪威的记录认为：“非常热情。两人看上去都极好。他们都很坦率。给了我一张照片并向我祝福。”有他们签名的照片后来在史迪威北平家里的客厅里占据了显著位置，这也许更多是为了表示对日本人的蔑视，而不是出于对委员长的崇敬。
史迪威在与蒋介石夫妇会面后不到一个月，在有关这个中国领袖的报告中总结了自己的判断：“蒋介石对在他指挥下经常出现的混乱负有直接责任。”史迪威认为，其原因是由于他对潜在对手的猜忌。蒋介石不敢下放权力或者相信自己的下属，试图尽量多地牵制他们。蒋介石“首先考虑的是维持自己对精锐部队和物资的控制，这样他的地位就不会受到威胁了”。
史迪威在私人笔记中还写道：“他（蒋介石）想让自己的下属都对情况不了解，因为他不信任他们……如果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不可能很好相处和共谋。”在谈及那些日后让自己深受其苦的因素时，史迪威写道，委员长“从来不把好的枪炮分到各师中去，因为他不想把炮分给他们——各师只有机枪和迫击炮。这种由来已久的不信任使他无法造就一支有效的部队。他总是考虑保存实力，也许是为了在他的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使用”。另外，蒋介石从来没有一种可靠的消息来源：“他周围有一些一知半解的人，他们向他提供的一切看法都是扭曲的。他从来不去亲自看看……始终缺乏真正的监督。”
不管史迪威对这位总司令是什么看法，他是把中国作为未来的盟友来看的。他相信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很久以来他就在搜集各个师和指挥官的材料并对之加以判断，以找出将来一致作战时可以利用的部队和指挥官。他通常不大看重中国军队的领导才干，但对某些个人的能力有很好的评价。他还吩咐自己的副官多恩上尉留意发现能干和强有力的指挥官。史迪威相信，如果美国在组织、训练、设备和供给、计划、指导——甚至可能的话——在指挥方面给予大规模帮助，中国人就可以有效地对抗日本。他在头脑中已经开始勾画未来的轮廓了。他特别看重的将军包括顾祝同；他写道，如果美国将来跟中国一样对抗日本，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位很好的中国军队的总指挥，“在美国军官和参谋指挥下作战”。他认为自己最喜欢的商震将军若“在美国参谋中担任顾问必将愉快胜任”。
1938年的最后一天，史迪威乘飞机离开重庆去云南的省会昆明。昆明现在是自由中国的主要空军基地，也是滇缅公路的起点。这天晚上他在宾馆中与陈纳德共进晚餐并长谈至深夜，没有任何征兆预示他们之间后来将出现争端。
由于日军的占领，史迪威在北平的最后几个月过得很不舒服。他会说日语的新副官弗雷得里克·蒙森（Frederick Munsen）费了很大劲才说服他去正式拜访冈村（Okamura）将军，认为这对武官办公室的正常运作很有必要。史迪威勉强同意了，但是宣称他不穿制服。蒙森又好不容易说服他改变了立场，史迪威再提出不佩剑。在说服史迪威这是礼节上的必需后，他毫不通融地坚决拒绝穿马裤和皮靴，因为这是日本军官的一贯装束。史迪威闷闷不乐地穿着军便服去跟中国的征服者喝茶，并在奈良的宫廷麋鹿这样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上同他们展开了一番争论。
为了私下缓解情绪，他对日本人品性的优劣进行了罗列。史迪威认为他们有六种优点：勤劳、勇敢、持之以恒、有条理、纪律严明、爱国；他们的弱点有二十六种，包括傲慢、玩世不恭、残酷、无所顾忌、野蛮、愚蠢、狡诈、说谎、不择手段、不道德、神经兮兮以及歇斯底里等。在那段时间里，必须迁就日本人的任何外国人大概都会同意史迪威的感受，只是他们未必像他这样善于表达罢了。为了保持正常关系，只能忍受日本人旨在挑衅的傲慢无礼，更糟的是还要忍受各种黑白颠倒、歪曲事实的做法，这无疑是对灵魂的折磨。罗伯特·克瑞基（Robert Craigie）爵士是英国驻东京的大使，就连他也在出访上海期间说“对姑息日本的政策感到厌恶”，而且“由于要对这些混蛋彬彬有礼而感到恶心”，以至于经常有屈辱感，“在情感甚至精神上都出现了混乱”。爵士老是做梦，梦见自己穿着带金色镶边的将军服率领一支登陆部队在东京登陆，后来的一道命令让他欢欣鼓舞——“全力对这些肮脏的杂种实施报复”。
真正折磨克瑞基、史迪威还有其他很多人的，是他们自己国家在面临日本入侵时表现出的消极被动。当暴政大步挺进的时候，民主国家为了换取虚假的安全感，不断施行绥靖政策，这时人们的挫败感非常强。此外，史迪威个人的职业生涯也前景黯淡。准将这个在军事生涯中举足轻重的一颗星离他越来越远。再过一年他就已经五年没有升迁过了。由于已经在陆军服役三十年，他只能被强制退休了。他的朋友哈尼卡特，还有他同班的九个同学都已经是将军了，其中还包括两个比他年纪小的同学。尽管有朋友和提携他的人为他说话，为他向陆军部写信，尽管由于他们的努力，他的名字已经被成功列入有资格的人的名单上，但是麦克凯布在他鉴定中的诋毁是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他新接到的命令是担任一个没有前途的职位，他认为“他们是想把我晾起来”，感觉自己将会跟其他退休的上校一样，黯淡平庸地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1939年5月1日，离开的日子到了。周围的气氛很是让人泄气。远在重庆，由于冬季的大雾散去，日本对这个城市的恐怖轰炸又继续了。美国仍然在向日本出售废钢铁。抗日初期没有任何帮助中国的迹象。在卢沟桥事变近两年后，史迪威原先希望军事抵抗会更加协调有效，但是这并未出现。
在中国的最后一天史迪威一家乘河船由天津去塘沽，此时他们遇见了一个朋友，这就是一个使馆官员的妻子埃德蒙·克拉布夫人。她也准备回国。他们拿着午餐篮准备到甲板上野餐，这时河上漂来一具溺死的男人尸体，他还抓着一个已经淹死的孩子，孩子还系着一条绳子，绳子绑在一块木头上，这是船家用来救生的方法。看来这没能救他的命。仿佛这象征着中国的一切都是令人悲伤和不公正的，在这一刻他们在河上看见死尸简直不可忍受。他们默默无言地收起午餐回到甲板下面去了。
在美国，三天前史迪威的命运由于一个意料之外的发展而完全改变了：马歇尔越过了军衔比他高的34位高级军官脱颖而出，成了代理参谋长，并在9月1日担任正职。由于冲突在即，马歇尔的当务之急是用积极主动、富于实干的人代替那些平庸之辈。他提名晋升准将的头两人之一就是史迪威。
8月3日，史迪威一行经过了三个月经由暹罗、印度支那、马来亚和爪哇之后，在他们乘坐的船进入火努鲁鲁的时候，史迪威接到电报得知了他晋升的消息。他对温妮说：“这让人难以置信。先不要跟人说。我到甲板上转一转，好好消化一下这个消息。”可是在这艘陆军运输船上这个消息已经传开了，人们纷纷涌过来向他表示祝贺。所有的人都很兴奋，只有一家人例外，这家人因为职位比史迪威高，已经抢先占据了最好的舱房。史迪威现在有资格使用这个房间了，但是他无意行使自己的权利。在火努鲁鲁逗留期间他对温妮说：“让他们以为我们会坚持要使用那个房间而感到不自在吧。”
在纷纷而来的贺信中，他所取得的所有成绩和他所宣称拥有的所有品质都得到了承认。“自从二十多年前我领教了你那该死的奶酪玩笑以来，我就相信你配这个。”舍尔曼·迈尔斯说。很多信都表露出一种惊喜，因为一个明显具有“独立思考力”和“勇于实践”（正如一位步兵少校说的）的军官竟然得以在逆境中脱颖而出。这些信都认为，这个消息恢复了人们对当局的信心，司令部终于顶住压力做出了一项好的任命：“我们知道马歇尔在陆军会妥善行事，看来的确如此。”这些信都由衷感到高兴。一个朋友写道：“这好比把阔边帽直接从屋顶扔出去。”威利·惠普尔写道：“好极了——你早就该得到这个了。我一直这样说。我们1904级的同学也都这样认为。”一位炮兵上校宣称：“从昨天开始将官的平均素质提高了很多。”
埃文斯·卡尔森写道：“我在中国形成的一种看法就是，陆军需要一位像你这样的人做将官……毫无疑问，我会为能在你手下作战而感到自豪。”其他曾长期在中国服役的人都感到高兴，觉得“该死的中国帮”终于得到了相应的承认。尽管军事情报处长期以来对史迪威很是不满，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海军情报处的一位军官认为，史迪威的报告使得这个部门“得以了解中国战争”。“多年来没有谁比你更值得成为将军了。”这位崇拜者还说。他知道，“如果在不久的将来爆发了战争——看起来有这种可能”，那么史迪威会在战场上证明这个任命是正确的。
一个月后，战争在欧洲爆发了。
[1] 坎戴德（Candide），伏尔泰同名书中人物，此人遭受种种不幸而能保持乐观。——译者注
[2] 列克星敦（Lexington）：马塞诸塞州城镇，1775年4月19日美国独立战争在此爆发；特伦顿（Trenton）：新泽西州城市，华盛顿1776年在此打败雇佣军；瓦利福奇（Valley Forge）：宾夕法尼亚州的村子，1777年到1778年冬季华盛顿部队在此宿营。——译者注
[3] 麦克凯布的前任，如1935年任情报局局长的耐特（H. E. Knight）准将以及1936年的林肯（F. H. Lincoln）上校，都觉得史迪威“极其适合”他的任命，“极端聪明”，“喜爱而且胜任自己的职务”。
[4] 奈尔斯（Nelse），纳尔逊的昵称。——译者注
[5] 勇士“公牛”（Sitting Bull），美国印第安人武士以及部落首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