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37年
史迪威晋升为上校并于1935年7月7日重返北平时，作为军事观察员，摆在他面前供他研究的是中国的未来、日本的扩张以及对美国的影响。驻在国的能力和意图是武官的主要观察任务。他的职务是情报官员，任务是让陆军部了解那些具有军事意义的因素和发展。他的消息来源既有官方的也有非官方的：视察部队，观看野战演习，跟重要人物接触并结交外国同事，研究报刊、秘密特务的报告，还有耳闻目睹的各种传闻。通常武官最认真对待的那部分工作是社交方面的，其理论依据是参加晚会便是工作。但社交并非史迪威的强项；他避开了北京俱乐部，那些常去俱乐部的人觉得他“不是我们这类人”。但是他和一个叫丹夫人（Mme. Dan）的满族贵族关系很好；她是个满族公主，原是慈禧太后的侍女，是老式贵族中最出众和最有教养的妇女之一，经常受到史迪威夫妇的款待。他还结交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一个史迪威称之为“玉乔”的古玩商人。作为武官，他住在一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中，那原是为广州总督建造的，有很多院落和油漆过的柱子。他在休息室的一面墙上挂了一张定制的国画，增加了他收藏的象牙扇子柄，购买了一些蒙古马鞍垫子，搜集了慈禧太后的一件华丽的袍子，此外还有其他珍品。
对很多西方人来说，在中国生活的魅力是它的人民品质，这抵消了肮脏、残酷、对痛苦的漠然和对人生命的轻视。此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外国人之所以喜欢中国，是因为他们在这里生活得更好，更有地位，仆人更多，而且比在自己的国家更舒适。但是对史迪威这样的人来说，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在这里可以接触到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中国人有内在的自尊，富于幽默感和毅力，思维敏捷，中国妇女身段优美、非常可爱。史迪威的助理武官戴维·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尉是美国军界最有才能的语言学家；他认为中国人“最聪明，在很多方面最文明，通常是最有魅力的（特别是他们想这样的时候），而且平均看来肯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民族”。
史迪威夫人和丹夫人，1938年
也许中国人有时似乎缺少西方人所说的忠诚，把官场的贪污视为理所当然，不太把诚实看作优点，有时傲慢，有时过于敏感；但作为让人肃然起敬的一种古老而发达的文明的继承者，他们弥补了自己的缺陷。孙子是公元前5世纪有关军事理论和实践的作家，他的一些论述比克劳塞维茨（更不用说拿破仑了）超前很多。史迪威和他那些同事们读起孙子的书仍然颇有教益。
面对日本的压力，华北的完整正在崩塌，正像海岸上沙质的峭壁受到海浪不断的拍打。两年前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后日本人停止了军事占领，之后他们不断发起旨在威胁的攻势，试图分割华北，使之成为像“满洲国”那样的“自治国家”。在史迪威到达的前一天，中国又丧失了部分主权，这次事件史称“何梅协定”。关东军借口中国对取缔反日活动“缺乏诚意”，因此违反了《塘沽停战协定》，提出了一系列条件，要求解除所有反日官员的职务，代之以傀儡官员，并撤出河北剩下的国民党部队。国民党在北平的代表何应钦将军签字接受了这些条件。对蒋介石不满的人越来越多。桀骜不驯的山东军阀韩复榘对日本人和国民党一样仇视。他拒绝从河北撤出的国民党部队经过山东地界。河北那位不幸的省长宋哲元虽然忠于自己的国家，但是不得不跟侵略者合作；他每天忍受日本的侮辱，只能表面上行使中国的主权。
过去两年中，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施加了各种压力，试图迫使南京“和好”，意思其实就是顺从日本的渗透和控制。它要求中国退出国联，并阻止中国各种试图从西方取得贷款和帮助的努力。日本想使中国完全得不到外部援助。蒋介石深信，中国跟日本相比，在军事上和工业上均处于劣势，因此认为除了采取顺从合作的政策别无他法，只能希望时间能够带来转机。但是时间对日本更有利。欧洲法西斯正在兴起，而美国正在流行的是孤立主义，美英两国都不愿意公开支持中国而跟日本惹上麻烦。1935年，已经使德国退出国联的希特勒（Adolf Hitler）宣布废除《凡尔赛条约》，并宣称德国准备再次装备自己。同年5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在美国，奈委员会[1]透露了出售军火和卷入战争的关系后舆论一片哗然；接着国会准备起草中立法案，禁止向交战国提供援助。
日军正在加强对华北的渗透，他们在街上横冲直撞，用枪托敲打那些挡住他们路的中国人，对那些傀儡省长和官员发号施令，不断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一些情绪激昂的声明，表明日本有领导亚洲人民的“神圣使命”；此时在北平比在南京能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受奴役的生活现实。虽然外国使团在南京开设了领事或者代办等的办事机构，但是大使们并不想完全搬到长江边上那个泥泞不堪的城市去；那里常年下雨，新的馆舍不易找到，而且政府能够存在多久也是个未知数。这些外交官在北平的使馆区拥有馆舍，有俱乐部去逍遥自在，夏天可以到西山的别墅避暑，他们当然喜欢在这个皇城过那种安逸的生活，尽管这种生活的结束已经为时不远了。
南京已经有几百年没有作为都城了，而且那里住的是——正如史迪威说的——“那些讨厌的长江河谷的人”，他们比不上那些为人随和的北方人。北平的居民都认为，越往南去那里的人越坏。但是国民党强烈要求把公使馆迁到南京，以示对政府稳定的承认；在经过了八年后，这一点面子上的事总不能老是拖着。尽管不情愿，但是正式迁移还是要在1936年完成。北平的美国公使馆将变成领事馆，有些大使馆员会留下，让史迪威高兴的是，他这个武官也在留下之列。考虑到事件发展的趋势，显然有必要对华北军事情况继续观察。
1935年，英国和美国带给南京的唯一的鼓励是把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这样就跟已经这样做了的日本平起平坐了。9月份，也就是史迪威抵达中国不久，美国公使纳尔逊·约翰逊（Nelson Trusler Johnson）在其他馆员陪同下，在南京举行的正式仪式上递交了国书。有张集体照记录了这一时刻，里面的史迪威穿着挂着勋章的白色制服，看上去是个十足的态度平和的武官。
10月，他很高兴能一起去访问暹罗；这里跟中国一样也属于他工作的范围。他之前的那些武官都没有访问过这个小小的富于异国情调的王国；暹罗在东南亚是唯一的独立国，其独立是由于各自从相反方向挺进的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者在那里相遇，之后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分别夺取了一些边境省份，然后同意让这个王国作为一个方便的缓冲国存在。史迪威旅行时乘坐的是美国海军的“奥古斯都”号，这是正在进行正式访问的美国亚洲舰队的旗舰。让他吃惊的是，他觉得很乐意跟海军打交道。他在写给温妮的信中说：“每个人都把我当作来访的王室成员，而不是一个混账的陆军乘客。”曼谷是外交人员难得到来的地方，为此这个首都殷勤接待了“奥古斯都”上的这群人。在参加宴会、晚会和皇家接见之余，史迪威还设法视察了步兵、骑兵和空防部队，并写出了详细的报告，介绍了有关暹罗陆军的训练、构成和防御等问题。
他11月回到北平时，日军所采取的一个新的举动使得华北的局势再次陷入危机。日本竭力想让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和山东）独立，因此在非军事区屯兵，其意图是恫吓并对宋哲元将军施加压力，迫使他宣布将这个地区从南京独立。身材高大的宋哲元出身山东农民家庭，他像如来佛一样面容平和但又让人过目不忘，手里老是夹着一支大雪茄。日本人批准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因为他们认为可以控制住他。其实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日本人对他威逼利诱让他不胜其烦，于是他打算回到自己老家的村子给祖宗守墓去。名义上他统率第二十九军，共计4个师6万余人，但根据日本要求，他只能在河北北部驻扎1万人。11月，面对新的压力他委曲求全，但是从来没有屈服过，一直希望南京能够痛下决心奋起抵抗。蒋介石有理由认为日本在何种程度上支持陆军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分歧，因此蒋再次按兵不动。
对蒋介石意图的担心在增加。有人认为他不会冒险跟日本人对抗，另有一些人认为到了一定时候他就会转变态度，不再退却，即便是迫于公众压力也可能这样。宋子文曾对《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记者哈利特·阿本德（Hallett Abend）说：“现在是战斗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抵抗，那么我们就可能会永远失去机会。毕竟哪怕是失败也会有所收获。与其不战而退，不如战而失利。”这是一种浪漫的西方观念，对蒋介石是毫无吸引力的。尽管据约翰逊大使说，蒋介石和宋子文代表了其政府中“唯一的脊柱”，但是他们的意图有所不同，而美国的政策将取决于谁的意图占据上风。
华盛顿从使领馆那些观察员那里所接收到的有关中国的观点是悲观的。自1934年以来，他们一直对国民党作为统一和改革中国的力量感到失望。有个热忱的中国人也同意这种看法。胡适曾对一位美国朋友说，国民党“已经死亡，但是还没有掩埋，所有没有掩埋的东西都会对那些活着的人造成麻烦”。国民党从来没有像皇室那样发挥过统一的作用。现在失去的不仅是王位，而且还有它的政府工具，即帝国文官制度，但是却没有合适的替代物。与此同时，国民党领导层已经退化，政府在专制和军事阶段变得强硬，但并没有像许诺的那样进入有关国民福祉和民主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中国还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的人民有一半在30岁之前死去，75%的人死于可以预防的、由于肮脏而引起的疾病，那里的农民要缴纳44种税——这些税有时是提前几十年就征收的。这些税五花八门，从土地到床到锅子都要缴税，为军队缴纳的税有11种，与公共开支有关的有9种。如果这些还不够，那还可以随时增加“临时经费税”或者“非常税”。跟过去一样，“老百姓”支付政府的费用，不管当政的是皇帝、军阀还是国民党，情况都是这样。蒋介石将80%的税收都用于军事上。
大学教员、合作团体和改革者试图迈向现代化，废除各种非法税赋并帮助农民买回失去的土地，但是，这种努力尽管勇敢却受到旧势力强大惰性的阻挠。政府依然腐败低效。自1927年后湖北省更换了五任最高军政长官，而安徽则换了六任，与此同时更换的还有各局长、区长和各种地方领导，因为这涉及任命亲信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把这些职位给予那些对自己忠诚的人。华盛顿驻华机构经常会报告一些有关高官贪污的传言。据说在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的时候，宋霭龄“对所购买的军事飞机都要拿回扣，数目虽然不大，但是一笔不少”。还有传言说宋霭龄和宋美龄还操纵政府债券，并在孔祥熙博士推行币制改革时通过投机白银而聚敛了大量财富。约翰逊大使认为，孔祥熙博士及其小舅子宋子文不可能对中国的问题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因为这涉及他们个人的各种财务利益。
约翰逊大使（作为使团的首脑，他也是史迪威的上司）虽然对国民党已经没有了先前那种信心，不过他还是认为蒋介石是可以把中国统一的唯一的领袖。约翰逊是个48岁的中产阶级人士，脸庞又大又圆，头发正在变少，看上去面容和善，尽管有些日耳曼人的气质。他1907年作为语言学员开始来到中国，之后在从汉口到重庆的一些城市中担任过领事。1925年到1929年，他从领事升至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在职期间他反对麦克默里敦促在1927年对国民党进行干预。在远东司继任他职位的是斯坦利·霍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此人在此后十五年里成了远东司的霸主，而约翰逊则于1929年回到中国担任公使，他是多年来担任这个职位的人中第一个能说汉语的使馆人员。他对中国的了解不算深入，但是很广；他不装腔作势，不喜欢举行正式晚会，也不喜欢跟北平的社交界来往。约翰逊接受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信条。不管他的办公室搬到哪里，墙上总是悬挂着写着这句话的精美书法作品；这是很适合他个性的。
约翰逊报告说，由于关东军在中国的领袖们心目中造成的“恐慌和畏惧”，“华北所有敌视日本的领导力量均被清除”，而且根据各种情况看来，“南京政府已经是惊弓之鸟”。为了摧毁中国的经济并切断它的税收，日本对中国的走私正在日益猖獗。整船的包扎好的棉制品、人造纤维、食糖、煤油、香烟和各种其他工业品都运到后，再由武装卡车从东北和各海港偷运进来。当地官员对此都默许，他们或者被收买或者受到威胁。日本在天津的租界里从事大规模的海洛因和吗啡的交易。约翰逊在1936年写道，对中国海关的进攻“是我所知道的一国对另一国最为残酷的做法，我毫不怀疑这种做法会成功”。1907年就来到中国的驻南京使馆参赞威利斯·佩克（Willys Peck）所提交的报告也同样悲观。在就中国重建的困难所进行的常规报告中他突然爆发了，写道：“太晚了，太晚了，这个船长喊道。”华盛顿对此大多不予理睬，不想鼓励积极支持中国的政策。
外国武官（自左到右：意大利、英国、日本、法国、美国）在北平，1935年7月，右一为史迪威
1935年11月，日本就分割华北发出最后通牒，这时约翰逊就预计日本人可能得逞，除非中国人通过加强抵抗“迫使他们使用武力”，因为这就将给整个世界——特别是国联和美国——造成一种非常“棘手的”局面。
罗斯福政府竭尽全力避免遇到这种棘手的局面。总统在第一任任期里主要专注于国内事务，无意招致美国公众对卷入别国麻烦的极端反感。当时对外交事务尚能有一点关注的是拉丁美洲的睦邻政策。史汀生的努力只产生了负面的结果；他未能帮助中国，却招致了日本的敌意，而史汀生的继任者无意再重复这个过程。新政府的政策主要不是要遏制日本，而是要避免与它对抗。英国也希望采取慎重态度。它们在欧洲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不想在远东地区陷入争端。
但是日本人还握有王牌：菲律宾、香港、贸易利益——此外还有道义上的问题，这既有关对中国传统的支持，也有关对抗入侵的集体安全问题。西方大国并不想被赶出远东，也不打算放弃中国。那时的政策是，中国的独立对门户开放政策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些大国试图通过提供贷款和共同提供其他援助的方式支持中国独立的做法，招致了日本的强烈反应，结果只能作罢。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一直想对中国进行财政支持，但却不了了之。美国有些负罪感，因为参议院所采取的白银购买政策不幸扰乱了中国的银本位币制，但是摩根索的努力却因为中国乱糟糟的财政状况而终于搁浅。
美国要想让中国独立已经变得困难，更不要说使它强大了，而且鉴于美国的这种行为所引起的日本的敌意，这样做也是很危险的。由于对中国是否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日渐悲观，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一些决策者开始产生疑虑，不知道这种努力是否值得，不知道中国的完整是否对外国在大陆上进行贸易是必需的，不知道最终是不是就不能跟日本人打交道。既然中国不能或者不愿意帮助它自己，那么为什么要冒挑起日本敌意的危险去帮助中国呢？否定的回答显然更加可取，这时发现门户开放的基本原理，即认为美国贸易机会巨大，不过是幻觉而已。无论是远东作为一个整体也好，还是特别就中国而言，它们均与1900年那些帝国主义者的乐观估计相去甚远。在美国1935年的海外投资中，远东占6%，中国占1%。在美国1931年到1935年的外贸总额中，中国在总体份额中的比重不到4%。中国尽管有四亿人口，但是所占美国贸易和投资的份额仅相当于具有7000万人口的日本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在远东真正有很大利益的英国开始发出这样的疑问，那就是，跟日本的扩张相比，中国的虚弱是不是威胁更大。由于中国未能强大到能够捍卫自己的主权，为了远东的和平，必须要有某种权威来填补这种真空。考虑到目前局势的危险，英国大使亚历山大·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爵士对约翰逊大使提议说：“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日本在亚洲为所欲为。”但是他同时承认，“要在日本进攻前做好撤出的准备”很难。
在华盛顿，决定政策的主导因素便是对日本在受到挑衅后发起战争的担心；约瑟夫·格鲁大使曾经多次警告说，考虑到日本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无为成了主导方针。日本人在没有采取公开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继续对华北进行渗透，而由于受到日本温和派不断的熏陶，美国仍然对此保持沉默，希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狂热在不遭到对抗的情况下会自行消退。赫尔国务卿写道，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外交官总是竭力向我们说明在日本有两种面目：一种是人文的、和平的和民众性的，另外一种是军事的和扩张主义的……如果我们不阻止军方在远东扩张的权力，那么政府中的和平因素就会最终占上风并维持和平。因此不使日本出现最糟情况的决定权其实在我们自己”。
中国对美国的缄默感到震惊，开始焦急地询问，并暗示说中国可能被迫与日本结盟。它的暗示没有引起任何反应。赫尔国务卿决心把与日本的关系维持在不太危险的水平上。在1935年12月就远东政策对媒体的声明中，他对待这些问题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毫无干涉的意味，几乎是向日本保证美国不会干涉。
最终扭转事态的是中国人民，或者说是一些慷慨激昂的北平市民。日本在华北的存在导致了一种可能挫败日本计划的局面，这就是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南京政府竭力想通过新闻审查和镇压来阻止这种情绪的公开表达，但是这只能造成压制下更强烈的情绪沸腾。有些绝望的中国军官公布了日本要求中国在12月10日前宣布华北“自治”的最后通牒，于是民众开始公开要求抵抗，而12月7日北平的大规模学生请愿就是公开对此表示支持的。在一旁观看的民众拍手欢迎，然后无视警察的阻拦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甚至人力车夫也喊起了被禁止的爱国口号。示威活动扩展到其他城市；在北平和天津，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游行。请愿书纷纷涌向南京。学生们征用了京沪铁路的列车并鼓动沿线人民迫使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全国救亡联盟成立了，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又成立了三十个爱国阵线集团和协会以及抗日“统一战线”。
共产党的地下党人和宣传机关推动了这种运动。共产国际现在的官方政策就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在1935年7月到8月间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的。对苏联来说，在西线出现一个军事化的德国，而在背后的亚洲大陆上又出现一个军事化的日本，这成了其命运的主导现实。当时普遍预计会发生日俄冲突。
在关东军在中国北部大陆上的各种冒险活动中，自“满洲事件”开始，观察家们就一直不清楚，日本是想同苏联发起冲突还是想继续吞并中国。因为关东军和东京的军国主义者本身就没有拿定主意，因此这两种均有可能。对苏联来说，如能将日本引向南方，从而陷入跟中国战争的泥潭之中，这是符合苏联利益的。因此共产党感到重要的是唤起反日情绪并激发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战，不但因为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工具，而且也符合共产党自己的利益。因为如果蒋介石不得不抗击日本的话，那蒋介石就不可能继续对共产党进行追击了。此外，他们还意识到，尽管这也许不是马克思的信条，但是确实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他们认为民族战争比阶级战争更能打动人，而这种爱国事业给了他们与北方民众连接的渠道。
正如约翰逊所预计的，全国抵抗运动的发展是迫使日本使用武力的一个因素，这再次让世界“难堪”。在经过了12月的示威之后各种呐喊声已经无法再忽视了，而日本炮制的华北“独立”看上去也根本不像什么自决。这种独立被取消，而日本暂时只能满足于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此作为他们的控制基地。自此之后，所有的反日活动都被指责为是共产党鼓动的；日本成了亚洲反共的先驱，并竭力想迫使蒋介石加入反共联盟。正像跟希特勒结盟对英国和法国的右翼有吸引力一样，这对很多中国人也很有吸引力。但是蒋介石很清楚，跟日本结盟就可能使他失去全国领袖的地位。他那样做就会给共产党和他的很多对手一种对他群起而反之的借口。南方李宗仁和白崇禧那一伙人已经在以要求对日抗战为借口准备驱逐他了。
蒋介石仍然保持了平衡，继续私下谈及武装抵抗，但并没有真正采取行动，除非是针对共产党的。他不想转移自己歼灭共产党的力量，因此他逮捕并囚禁了煽动抗日情绪的领袖，并取缔了全国救亡联盟。跟入侵者的方针不同的是，他想尽可能长地延长这个问题。尽管他和中国人民害怕日本人，但是他们一直认为这种祸患只是暂时的，凭借中国人的无比智慧——更不用说人数了——中国人必将能够坚持到最后。蒋介石无意妥协，相反，他已经开始促进四川的发展，准备一旦事情紧急就将政府迁至边远的四川重庆。
蒋介石仍然指望美国早晚会进行援助，因此他告诉约翰逊大使说，他的政策是“继续”武装抵抗日本。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要弄清这种意图有多大的真实性，中国的积极抵抗在多大程度上会使美国“难堪”。军事准备情况可以提供某种答案，而找到答案正是武官的任务。
跟过去一样，史迪威开始了从华南到东北的一系列旅行。第一次旅行是1936年4月去广州和两广地区；那里李宗仁和白崇禧正在酝酿反叛，但是这次旅行并未了解情况。他没有直接乘火车去，而是通过从内地乘坐客车、汽车、江轮、渡船以及步行去的。在去桂林的路上，他曾经从一个边远小镇步行30英里（约48千米）到达下一个小镇。事后一个认识他的人写道：“你恐怕是美国大使馆中唯一到过这些地方的人了。”并不令人奇怪的是，在一节可以容纳125人的三等车厢里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南方人太可怕，而且太多了。”在广州他视察了军官学校，乘江船到达梧州，又从那里乘当地的客车到达南宁。他在那里遇到了正在闹分裂的领袖之一李宗仁。北上经过汉口时他认识了美国领事罗伯特·嘉维斯（Robert Jarvis）；史迪威觉得他“看上去很有头脑，因此在汉口显得颇为与众不同”。
他从汉口乘火车回到北平。在餐车中吃早餐时，咖啡的味道就仿佛普鲁斯特笔下的“小玛德莱娜”（madeleine），又使他想起1920年时初到北京的时候——“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树梢在风中晃动，太阳还是相当强烈，空气清新，什么都是崭新的。孩子们还小，我们前面还有很多东西。现在没有那么好了……是什么造成了那种感觉？东西是新的？……那时没有烦恼，期望未来还有奇异和有趣的事情，孩子们还小，前面还有很多时间……”当史迪威沉痛地写下“现在没有那么好了”并奇怪地预感到时间不多了的时候，他53岁，生命只剩下十年了。
史迪威在中国南方步行调查，1936年
只是在6月他第二次去的时候，他才得到了问题的答案，知道了政府是否在认真准备军事抵抗。答案是“否”。史迪威准备沿东西向的陇海线从徐州出发，查看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军力部署情况。跟1927年大不一样的是，徐州已经很“繁荣”。史迪威通过河南北部去开封和洛阳——“平坦，肮脏，到处是尘土和沙子”。回到徐州，然后乘货船经大运河。在确定了部队的布防和番号之后他报告说：“没有迹象表明对日本进一步蚕食计划抵抗。没有增加兵力，甚至连这种想法都没有。没有训练和演习。”要么是中国已经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而且“以当今其他军事大国还未曾掌握的方式对之进行了隐藏，要么就是中国没有进行任何准备”。他报告的副本除了按常规送交情报处外，还被约翰逊送交国务卿。
从部队的布置来看，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军事才能评价甚低（他在私下的笔记中表达了这种想法）：“他（蒋介石）也许无意做任何事情，也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跟一个世界强国作战意味着什么……如果他准备沿陇海线作战，那么，要么他是个大傻瓜，因此没有做准备，要么还是个傻瓜，以为战争一旦展开他就可以奋起战胜敌人。”从蒋介石这种毫无行动的情况判断，“似乎日本人告诉他，他们现在不会再继续进攻了”。但是就未来而言，如果蒋介石想守住陇海线的话，那么他就应当改善交通情况：“要改善铁路。往南敷设支线。在铁路后面建造公路网。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做。”
相反，他不无厌恶地写道：“蒋介石到处指手画脚。‘不要随地吐痰。不要挤。’”跟大多数西方人一样，史迪威对蒋介石在1934年发起的、旨在让人们暂时忘却日本入侵的“新生活运动”中提出的种种口号十分反感。这种运动旨在端正品行、态度，改进社会服务，保持清洁、诚实并消除吸食鸦片和贪污的行为。这代表了儒家对“礼教”的追求，对某些中国人还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不了解情况的西方人来说，在国难当头、百废待兴的时候劝告人们不要吐痰、吃饭不要出声、要“准时”、要“坐端正”和“消灭苍蝇老鼠”，这未免显得轻佻。
史迪威对中国部队做了估计。他按照各省进行登记，并分解到各军和各师，列出指挥官名字、指挥部位置和各部队不同的兵力规模。据此，在1936年8月，不算非正规军的话，中央政府部队共有130万人，另有36万受各省控制。在取代了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的冯·福尔肯豪森（von Falkenhausen）将军的指导下，蒋介石正竭力组建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黄埔军校原来是苏联教官，现在他们被30名德国教官所取代，并通过这些教官的关系开始购买德国武器。然而，如果不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话，那么中国军队不可能被铸成一支全国性的军队。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国王一样，蒋介石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各省的军阀们愿不愿意对他效忠。至于进行基本的改革，也就是改变普通士兵原先的生活，或者是他们要为之用战斗去捍卫的生活——在这方面很少有所作为。蒋介石并非一个急于推翻旧体系的积极进取者。他什么都没有改变。他是个得过且过的人，没有什么打算，过得去就行。
正如史迪威在前一年的情报报告中写到的：“对中国来说不幸的是，看不到还有别的什么有影响力的领袖……可以取代他（蒋介石）的位置，并凭借他那样的威望继续做下去。”他指出，缺少替代性的领袖人物是“所有独裁者”的通病。
为了继续研究局势，史迪威在7月和9月两次去南京，并在那里视察了步兵和炮兵学校，结识了各类中国官员，其中包括后来他十分憎恶的何应钦。他开始收集有关共产党红四方面军和现在驻扎在西安的张学良的东北军的情况。据知情人报告，这位少帅已经戒掉了鸦片，但是“没有对部队有任何举动。他只是乘坐他的私人飞机[2]飞来飞去”。
南京对史迪威没有吸引力。“要是命令我去南京怎么办？”史迪威这样问自己，而他写下的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出路是“回家退休”。自从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之后，在日本的蹂躏下，甚至北平的魅力也在减少。在公使馆北面，每天都可以听到日本步兵和骑兵伴着刺耳的喇叭声训练的声音。插着日本太阳旗的日本军官乘坐的汽车在街上飞驰而过。日本军官骑的马对他们来说总是显得太高大，结果他们只有在别人帮助下才能骑上去；需要的话有时还有勤务兵在后面跟着跑。宾馆到处是日本商人和其他日本人，他们开设自己的咖啡馆和妓院，并在高尔夫球场上打球。一群群日本学生集体在“满洲国”和华北旅游，参观天坛和颐和园。不用说，史迪威跟其他热爱中国的人一样憎恨日本人，只是他憎恨的程度更深罢了。他在河南时看到有些日本人受到当地警察的折腾，于是史迪威写道：“我喜欢这个，鼓励他们继续这样干。”
在这种心态下，他在“满洲国”旅行可需要进行一些自我克制。他采访这个“自治国”的“外交部副部长”，结果并不意外地发现这是个叫大桥的日本人。“我们是唯一阻止俄国实现亚洲苏维埃化目标的。”他宣称道。针对史迪威的提问他回答说：“当然俄国想”在远东“继续扩张”，而那种情况“将对日本至为危急”。如果“满洲国”和日本失败了，那么中国将轻易成为牺牲品；因此日本面临一场“巨大的危机”，在今后的五年里必须想方设法解决这种危机。这次谈话是在1936年9月进行的。史迪威提交给情报处的有关这次采访的报告在政府中广为流传。
10月，蒋介石集结部队准备对共产党进行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清剿”活动，而且希望通过英国和美国的斡旋能让日本人在此期间不要有军事行动。中国人希望美国能敦促日本保持克制，但是美国无意进行干涉。当中国大使询问如果发生冲突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的时候，赫尔国务卿只能回答说：“我们的国家当然对和平有浓厚的兴趣”以及“我们真诚希望不会发生冲突”。
史迪威也被试探过。一个中国上校带着其上司的提议前来见史迪威，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就阻止日本达成“默契”，并在华盛顿建立中美联合总参谋部以制订作战计划。此人告诉史迪威：“如果美国采取行动，那么它可以阻止日本”，但是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日本就会控制中国的资源，这会妨害美国的利益。史迪威在报告中评论说：“这再次表明中国人希望由别人做他们自己不敢去做的事情。”他还很有见地地说：“可能这说明，如果得不到援助，他们就不打算进行抵抗。”
史迪威也对道家清净无为的想法印象深刻，并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上抄下了这句话。那里写着的只是这句话最前面的两个字“无为”，而中国人的头脑中自然会补全这句话后面的部分“而无不为”。史迪威认为，“无为”是中国人性格中典型的东西，因此他得出结论：“他们从个性上说不想影响事态的发展。”尽管这个结论有很多例外，但他觉得这是东方人生活的一种特点，是让西方人非常不耐烦的特性。这正像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墓志铭上写的：“躺在这里的是一个企图让东方人动起来的傻瓜。”与此相反，欧洲人及其美国后裔们则受到另外一种冲动的驱使——他们想改变令人不满的现状，想行动，想摆脱压迫，想寻找边疆，想跨越大海，他们是些相信行动之效力的乐观派。然而中国人则一直待在原地，被各种墙壁围困在房屋、村庄或者城市之中。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生活在家庭的专制之下，在自己祖先的坟地周围种植粮食，他们永远延续了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和谐比争斗更加重要。
1936年的世界乌云密布，法西斯正在变得大胆，而民主国家正在变得虚弱。当年2月，极端主义的日本下级军官发动政变并谋杀了数位年老政治家；尽管政变失败，但是对反对军国主义的人却有一种威慑作用。3月，希特勒未遇抵抗便进入莱茵河地区。5月，墨索里尼吞并埃塞俄比亚；国联口头上说要对意大利制裁，但最后只能取消制裁，而不想挑起争端的英国舰队则从东地中海撤出。蒋介石并非唯一未进行抵抗的人。在日内瓦，被流放的海尔·塞拉西[3]，那个形单影只、身披斗篷的矮小人儿，最后呼吁大国帮助他；他警告说：“……如果他们不来支援，那么西方将死去。”7月，在独裁者的帮助下西班牙右翼发动叛乱，这使西班牙陷入内战。在共产党的鼓动下抵抗开始了。世界反法西斯的热情都倾注到了西班牙，结果“统一战线”变成一股积极的力量；尽管民主国家都躲在“不干涉”这块幕布的后面，想眼不见为净，但是最终双方均卷入了即将到来的斗争中。日本对此看得很清楚，它于11月跟德国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在中国，共产党似乎拿起了抵抗的火炬。1936年他们在山西发起的一场攻势让人印象深刻。他们的军事对抗主要是针对阎锡山的地方武装的，但是由于他们宣传爱国抗日，加之枪杀了一些地主和收税人员，这在当地激起了很大热情。
史迪威在3月初去山西北部的太原和汾州调查此事，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尽管打着“打倒阎锡山”和“打倒日本人”的口号，但共产党的行动是由于陕西缺乏粮食造成的，他们“除了寻找新的可以生存下去的地方外并无具体目标”。他在其情报报告中指出，由于阎锡山的部队战斗力弱，因此渗透相当容易。有个旅没有试图阻止共产党部队进入山西，“因为这不属于他们的驻防地区”。另外一个旅被红军伏击，“原因是电话通讯出了问题，以至于汾州卫戍司令还以为他是跟自己的部队通话”。“如果就中国军队的表现来对之判断的话，那么谈抗日纯属无稽之谈。”
共产党加强了抗日的宣传攻势。8月，他们向国民党发出公开信，表示愿意积极赞助建立一个“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All-Chinese Democratic Republic），以共同抵抗入侵者。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想让蒋介石跟日本公开对抗。
在一则未标明日期的笔记中，史迪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什么推动了共产党？某种道义上的支持。这是什么？”紧随这个问题的是一种很有诱惑力的想法：“给贺龙写封信问问他怎么样？”贺龙是红二军团总指挥，1928年到1935年11月在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地区活动，后来在主力红军出发一年后的1935年11月也进行长征。史迪威的文件中没有提到他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结识了贺龙，也没有提到他准备怎么把信交给他。
他在笔记中继续写道：“他们有很好的情报工作、很好的组织工作和很好的战术。他们不想要城市。愿意在乡村艰苦度日。他们的武器和装备都很差，但却把政府吓个半死。”这些因素跟正在衰退的国民党成了鲜明对比，给外国观察家造成很深印象。史迪威已经对共产党的情况了解了很长时间，显然已经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了其他武官。英国大使馆在1936年2月感谢他“对中国共产党形势的很有意思的简报”。
熟悉中国农民困苦但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史迪威把共产党看成一种局部现象，认为是压迫的必然结果。他在写到农民时说：“他们饱受饥荒和旱灾之苦，忍受各种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受到各种中间人和地主的盘剥，因此他们很自然地想调整土地所有制，因此他们成了共产党——至少他们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他们的领袖采用了共产主义的方法和口号，但是他们真正追求的是合理的土地所有制。中国人天性并不倾向于共产主义。”
这种分析在当时是很正常的。那些外国人把自己国内的共产党视为邪恶的威胁，但却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视为地方现象，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各种积弊和试图改变这些情况的改革者作用下在当地的特产；正如嘉维斯领事对史迪威说的：“他们根本不是共产党。”在上海的美国商业界喉舌《大美晚报》（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通常采取美国商会的见解，但它宣称中国共产党有些“很聪明的想法……根本上说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通常人都可以接受的想法”。简而言之，他们在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他们的军事组织和对待士兵的方式跟中国通常的做法有所不同，这让乔治·林奇（George A.Lynch）印象深刻；林奇跟史迪威一样也毕业于西点军校，在史迪威担任武官时他担任第十五步兵团团长。1932年林奇在菲律宾服役时，曾经利用休假的时间来中国旅行，当时他在江西观察了共产党；他发现他们不抓壮丁，给他们发饷，不让他们骚扰民众。“这种做法跟南京政府控制区的做法恰好成为对照。”他向情报处报告说。结果很多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开小差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
两年后，美国驻云南府的副领事阿瑟·林沃尔特（Arthur Ringwalt）描述了他看到的长征中经过西南时共产党士气高昂而且“几乎堪称狂热的目标一致”。尽管他们装备简陋，吃不饱且由于多年争战而精疲力竭，但是他们的领袖是饱经磨难的人，作为一个集体，他们显示了“一种执着奉献和不谋私利的气质，这是自太平天国起义后未曾在这样大规模的人群中显现出的”。
外国公众对共产党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作为第一个访问陕西延安的外国记者，于1936年11月开始在《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内容是他在延安这个“独立王国”中对共产党领袖的采访以及在当地的见闻；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轰动——在南京自然是负面的。这些文章以《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结集出版并在国内外大量印刷，第一次让世人听说了长征并首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性格、生活方式、信仰和意图。他渲染了他们的反日情绪；在20世纪30年代那种人们正旗帜鲜明地反抗法西斯的氛围中，这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马克思主义也不那么显眼了。
毛泽东，斯诺摄
正如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所解释的，打败日本应该在社会变革之前，因为必须先打败外国帝国主义并赢得独立；只有那时，向社会主义的奋斗才可能成功。出于这种原因，他愿意同国民党一道抵抗这个帝国主义敌人。毛泽东的话很有说服力。“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任务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他坦率地表示，在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摧毁帝国主义最强大的基地之一，会加快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世界革命就会非常迅速地发展。”[4]
其他美国记者也紧随斯诺来到延安，他们都为其采访对象的简朴生活所吸引。他们共同参加农活劳动，言语朴素，勇于实验，相对于衰败的国民党无异于一股清风。因为他们将革命置于第二位，外国记者对革命没有怎么注意；就像史迪威认为的一样，“共产主义”看来不过是一纸标签。
1936年12月，蒋介石去西安准备发动第六次反共“围剿”，结果遭遇了一个现代国家元首所能够经历的最奇特的事情。负责此次战役的张学良为了迫使蒋介石放弃内战共同对日，结果扣留了蒋介石。这些被赶出东北的少帅部队无意跟共产党作战。蒋介石已经动员了坦克、轰炸机和十个师的部队，他本是前来督战的。之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绑架行动。
一般认为蒋介石难逃一死。不但蒋介石自己这样想，而且张学良的一些部下也怂恿他这样做。最后救蒋介石一命的原因是——当时仍然是需要他的。在西安，在延安，在人心惶惶的南京，尤其是在莫斯科，所有的人们都立即看到了一种前景——如果蒋介石被除掉，那么中国将陷入混乱，内战将延长，因此只有日本会是赢家。蒋介石在被绑架前既不受公众欢迎，也没有得到其支持者的热烈敬佩，但是传统上对家长的服从习惯，以及在家长制下人们所体验的安全感现在均已转移到国家元首的身上了。现在没有任何人有足够的分量可以替代他，也不会有别的政党能够执政时间超过三个月。如果要制止内战并使国家的资源能统一对日，那么现在也只有蒋介石能够办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参加绑架后的谈判的共产党帮助蒋介石活了下来；这主要是因为莫斯科坚持要这样做，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愿意这样。苏联人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希望蒋介石活下来，而不希望中国出现混乱并使日本人因此受益。
在蒋介石的命运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各国武官纷纷前往最靠近西安的国民党基地洛阳；洛阳当时已经陷入反叛者之手。虽然西方大国不像苏联人那样感到情况十分危急，但是他们也担心中国出现混乱，因此希望武官们在那里可以施加一些压力并有助于释放蒋介石。这次旅行后来证明是多余的。史迪威于圣诞节抵达洛阳，当时蒋介石刚刚乘飞机到达南京，让世人吃惊的是，扣留他的张学良也随后到达。听说了蒋介石被释放的消息，欣喜的民众举行了示威游行。蒋介石的声誉增加了，而张学良此后一直被软禁，从那时直到今天，对他的不同程度的监视一直未断。[5]
1936年12月7日，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宴请驻陕各军高级将领。张学良对蒋介石进行了最后一次劝谏，两人起争吵，遂有其后的兵谏
西安事变后的第三天，端纳带着宋美龄的信飞到西安面见张学良。端纳曾任孙中山、张学良的私人顾问，此时则是蒋介石夫妇的私人顾问
尽管为了顾及脸面尽量避免给出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为了蒋介石的释放而达成了妥协，不过实际上蒋介石同意取消第六次“围剿”，并与共产党在名义上结成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共产党同意停止对地主的斗争，并将他们的军队置于国民党的统率之下。在此后几个月中进行了错综复杂的谈判，双方都觉得没有理由相信对方，也都没有放弃最终摧毁对方的目标。国民党很无意过深卷入抵抗。蒋介石的意图仍然是，尽可能避免或者延迟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直到外国进行干涉并向他提供帮助，从而使他能够将日本和共产党一同击败，这样他就是最终唯一的、绝对的胜利者了。
西方对西安事变后出现的国共统一对外的迹象印象很深。共产党的各师团改编成八路军并由南京政府统辖；他们在南京设有办事处，甚至还出版了一份报纸。华盛顿通过约翰逊大使以及别的方面的报告感到，中国最终真正开始出现变化，开始对政权民主化，开始进行真正的融合。
日本人同样也在西安事变的结果中看到了一种信号。他们认识到中国正在出现一种国民团结的精神，正如1937年5月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Sugiyama Hazime）将军所说的，这“可能根本阻碍日本的和平挺进”。关东军和东京的军国主义者开始要求采取直接行动。
史迪威并没有被西安事变后所出现的和解假象所迷惑。“中国目前有关民主的言论纯属空谈，毫无意义。”他在1937年初一份有关中日局势评估报告中写道。他预计政府方面会“继续实施拖延战术，坚持说准备应战，但其实并非如此。他们希望由别人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中国的匮乏极其严重，外界援助似乎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史迪威还写道，相对日本来说，中国唯一的资本便是“人数、仇恨和一个庞大的国家。它没有领袖、士气、凝聚力、军火，也没有很好的训练”。此外，一旦发起战争，那么日本就可以封锁中国的港口。
但是，史迪威也相信中国人的内在品性，这让他相信中国有潜力。在研究1853年到1855年太平军进攻北部以及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将军镇压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史迪威发现，这些征伐“对那些认为中国人已经退化到不可救药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教训”。对于任何对中国的军事能力表示怀疑的人来说，“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战役之一”的左宗棠战役无疑提供了反证。“胆大心细”又“进取有恒”的左宗棠显示了“对局面的彻底把握”，在完成周密计划后又“立即乘胜追击”，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当今著名将领也会感到困惑不解。史迪威不但对士兵同时也对将领（军事史家很少如此）饱加赞赏，觉得中国将士完成了“一个杰作”。他通过这些研究所形成的看法在他后来在中国任职期间起到了作用。
他觉得中国前途黯淡，因此在6月时索性跟朋友、法国武官萨巴迪埃（Sabatier）结伴去了绥远和蒙古。他给妻子温妮写信说，他打算去五台山，然后从那里步行去铁路，行程约150英里（约240千米）。
他作为专家的声誉正在增加。林奇上校从第十五步兵团回到华盛顿时汇报说，“在我看来，史迪威对中国和远东的了解要超过任何一位现役军官”。他在中国的探索“使他有了别人无法企及的背景知识”。
[1] 奈委员会（Nye Committee），以其首杰拉德·奈（Gerald Nye）参议员得名。——译者注
[2] 这是个被称作“飞行皇宫”的双引擎单翼飞机。飞机外表银色，里面有红色衬里，有两个长沙发、一个精致的写字台、包布的椅子、电台以及冰箱。尽管张学良雇用了一名叫劳埃尔·莱昂纳德（Royal Leonard）的美国飞行员，但是张经常自己驾驶飞机，驾机时他的长袍裹住腿，头上歪戴着紫色穆斯林帽。在自己的辖地上视察时，他跟部队的联系是通过往下扔纸条的方式，而下面作答则通过在地面上铺上布，无法这样的话，他们干脆自己躺在地上排成某种形状。
[3] 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埃塞俄比亚末代皇帝。——译者注
[4] 此处为斯诺在《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的记录。——编者注
[5] 张学良后来一直住在台湾，周日的时候，人们常常可以在蒋介石做礼拜的同一个教堂看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