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1935年
1929年7月史迪威回到本宁堡步兵学校担任战术科主任时，马歇尔发动的“本宁变革”正方兴未艾。这场变革的目标是通过实践进行教学，而不是通过野战条例和课堂上纸上谈兵。处于军事核心位置的战术学是关键科目，因为它教人怎么独立思考。
本宁堡步兵学校是陆军的基本战术学校。在旧体制下军官接受的训练是解决一个书面问题，所给予的敌情信息要远比实战完全。马歇尔在中国时，在第十五步兵团的一次训练时发现，一名军官受命包抄敌人的侧翼，却由于无法向70名士兵起草一份书面指令而不知所措，原因只是给这名军官的有关地形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后来马歇尔得知这名军官在本宁堡步兵学校是名列前茅的学生，这让马歇尔有了“好好整顿本宁堡步兵学校的强烈愿望”。在开始负责本宁堡步兵学校后，他抛开书本，开始通过实际训练培养主动性和判断力，而不是仅仅培养解题能力。
马歇尔希望能有志同道合的人跟他一道进行试验，接受新的解决方案，欣赏非常规的方式，只要这能表明学员在战场上是在独立思考的。马歇尔知道史迪威符合这些要求，因此把第一科即战术科主任这个关键职位保留给他。史迪威跟马歇尔一样都是潘兴的信徒，主张发布简短的命令，只关注所要达成的目标，但对具体步骤并不详细说明。在真正的战场上敌人可不会等你，连级和营级指挥官必须当机立断。马歇尔变革的意图就是解放这种能力，并造就一批真正能带兵打仗的战地指挥官。
史迪威在本宁堡，1932年；前排左二史迪威，前排正中马歇尔，后排左二布莱德雷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让史迪威意识到，指挥的方法和原则必须要能够被快速培训，这样一旦再次爆发战争，那么应征的民众就可以很快接受培训成为军官。正如他说的，必须找出“某种可以指导一支大规模应急部队的方法”。他的解决方式便是简单。赢得战争靠的不是“花哨的战术……只有简单、直接的方式才可行”。他把战术战场层面上的军事力量浓缩为“移动、射击和通讯”。
马歇尔主持本宁堡步兵学校校务的那段时间是激奋人心的，因为在军事发展方面学校对新的想法、争论和积极思考都能兼收并蓄。由于有了马歇尔这么一位后来成为战时总参谋长的人物，这里成了一个无可比拟的高级指挥官的摇篮。用马歇尔自己的话来说，他自己的“记性邪好”。尽管平庸不会给马歇尔留下多大印象，充其量不过是“短暂的不快”，但他永远不会忘记一次出色的表现或者一个倒霉的笨蛋。这段时间跟他一同执教高级课程的军官有以后的将军奥马尔·布莱德雷（Omar Bradley，时任武器科主任）、马修·李奇微、考特尼·霍奇斯（Courtney Hodges）、劳顿·科林斯（Joseph Lawton Collins）和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等，他们后来都成为军级或集团军级指挥官。
史迪威让下属承担主要的课堂教学工作，但是他自己对所有的战术训练事必躬亲。他习惯于提出一个“怪想法”，征求不同人的反应，然后进行验证。那些学员军官发现，他提出的战术问题都很有挑战性，要解决它们必须要用独特的方式。他通过实际应用战术原则进行教学，而且“会抛弃那些不符合常识的东西”。在真正的训练过程中他展现了课堂中无法显现的问题——战场电话出现故障，通讯员迷路了，命令被误解，地图经常是错误的，复杂的调动“总是出错”。
本宁堡步兵学校培养的军官是连级和营级的，不是司令部一级的。正如史迪威写到的，从一个营级指挥官的岗位上看问题的视角跟一个师级或者军级指挥官的视角是不同的。在高级指挥官看来地图上的一条线到了一个作战军官那里就是一个地区，其特定的地形特征限制了他的行动。一个连队在地图上从来不会迷路，但是在地面上就不是这样了，尤其是在本宁堡这样地形像丛林一样的地方。史迪威总是强调估测地形是一切决定的基础。本宁堡周围的松树林使得炮火支持方面的原则难以实行，妨碍了野战炮的应用，这就要求依靠迫击炮“在丛林密布地区的前线迅速使用”——这正是他后来在缅甸所遇到的情况。
机械化战争及其带来的巨大的战术变化在军事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史迪威研究了诸如联合机动性、渗透以及后来应用于德军闪电战的突袭等理论，此外他还偶尔向《步兵杂志》投稿，但是他的思想从根本上说还是实用性的而不是思辨性的。1932年他充当军事演习的裁判，他写评语时是这样归纳他的信条的：“不要做任何假设——去看看！”
一年后，马歇尔说史迪威是“天才教员”。有一次马歇尔写鉴定报告，有个常规性问题是让他评价该军官可以担任的最高指挥职务是什么。关于史迪威，他写道：“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均可胜任任何指挥职务。”他感觉到史迪威是个不会或者不肯谈论自己的人，对此他评价说：“由于谦虚和不事张扬的个性，该军官未能被公认为陆军中绝顶聪明和最有修养的人。”他评价说，史迪威“有远见。极端聪明……一个领袖……”，甚至还不无唐突地说史迪威“为人含蓄”，尽管这显然不是史迪威待在本宁堡的此后四年里最为持久的品质。
当史迪威遇见无能或者愚蠢的人的时候，他可能变得很尖刻。在本宁堡，正是这种情况使得他有了那个著名的绰号。有一次，史迪威对野战训练的表现给予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一名军官学员回到营地后就画了一幅史迪威的漫画，画里表情凶巴巴的史迪威正从一只醋瓶子里冒出来，瓶子的标签是三个X[1]。人们，甚至是主人公自己，都对这幅漫画颇为喜爱。史迪威问漫画作者他是否能够保留原稿，并拍了照片分送给自己的朋友。
多年后，他的老朋友威尔斯将军来信谈及一幅史迪威“酸酸的”报纸照片，信中对史迪威性格中“酸醋性”做了很好的理解和阐释：“不管什么时候你露出那种表情，那必然是因为某事或者某人造成了一种本质上荒诞的局面——有时甚至是很臭的局面。”威尔斯继续写道，在史迪威其他的特有表情中还包括“一种完全绝望和完全感到厌恶的表情……这就是在决定或者行动显然乖张，但又不得不忍受时，你灵魂中的某些痛苦会在你的面容中显露出来……乔，这不是酸醋——这是其他什么跟它有点像的东西”。威尔斯的结论也许过于宽容了，因为史迪威的个性中毫无疑问地有些酸醋的成分，尽管也有随和、人性的因素对此有所中和，这是史迪威自己也承认的。他很喜欢讲一个有关他自己的故事。有一次他心情郁闷，独自一人在中国一个城镇里散步。一个中国商人向他走来，作了个揖，然后说：“你好，牧师。”
“你为什么管我叫‘牧师’？”史迪威狠狠皱起眉头问道。
“因为你看上去像牧师。”这个中国人回答道。
“我怎么像一个牧师？”
“因为你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先生。”
“因此不要以为中国人没有幽默感。”史迪威讲完故事后总要再加上一句。
有一次他给家人写了一篇文章，谈了他自己和他对家人的愿望。他承认自己有时“不讲理，没耐性，脾气不好，阴郁，光火，顽固，说脏话，庸俗……”。让一个人承认这么一大串东西并非易事，而且都是真的。尽管他愿意的时候可以做谦谦君子，比如在凡尔登跟那些他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也完全可以彬彬有礼，但是跟有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有意做出一番粗鲁的样子。他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的厌恶，也许无意中还表示了自己的不自在。他使用脏话也是口头上对各种虚伪表示不满。如果有适当场合，他的用语可以很粗俗，日记里也经常出现脏话。这些脏话污秽但不下流，只让人觉得他有深深的敌意。
史迪威自己似乎也喜欢这种憎恶的感觉，在日记中常常会让自己激奋起来，先是来一句尖刻话，然后好像意犹未尽似的，开始变本加厉地说更多的脏话。他的灵感往往来自那些他认为装腔作势的人，比如那些硬要用英国口音说话的“恶心的”美国人。
他对富人和势利眼尤其毫不留情，有时甚至让人觉得他太不遗余力了。或者因为天性，或者因为他过去的经历，他对富人一向没有好感。他自己一直家境优裕，但由于他父亲的某些古板做法，成年之后史迪威再没从家里拿过钱。1933年他父亲去世并没有让他的境况有大的改变，因为老史迪威博士除了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一点股票之外，把大部分产业都留给了自己的妻子，而史迪威的母亲一直活到1942年。仅靠一个陆军军官的一份收入，有五个孩子的史迪威在一片繁荣景象的20世纪20年代显然过得有点紧巴巴的，但是在大萧条的时候军官的日子就要比其他很多人好过多了，因为至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
史迪威一家人没有什么要花很多钱的嗜好。史迪威不像其他军官那样参加狩猎或者打马球，他妻子不骑马。他们不玩桥牌，在中国时也没有参加那种外国殖民地的俱乐部活动。他们在家里请客，上的是勃艮第葡萄汽酒，这让那些喜欢喝酒的朋友很不满意。马一直让史迪威深恶痛绝，也许因为传统上马是富贵人家的摆设。有次一位军官同事没完没了地谈马，感到无聊透顶的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信中好好发泄了一番：“如果有什么让我窝火的东西，那就是那些白痴般喜欢马的人……如果地球上还有比长着个锤子般脑袋的马更木更傻的动物，那你指给我看看。这畜生只知道跳和放屁，却毫无头脑。”这样发泄一番之后，他马上抱歉自己用了一个“粗”字。
他还喜欢用一些不太粗的字，不过似乎并无恶意：英国人是limeys（英国佬），法国人是frogs（青蛙）（“在船上遇见一个青蛙和他老婆”），德国人是huns（蛮子）或者squareheads（方头），意大利人是wops（南欧佬），中国人是chink或者chino（中国佬），菲律宾人是googs（菲律宾鬼子），黑人是niggers（黑鬼）或者coons（黑家伙）。这些词本不是像史迪威这种受过教育或者有身份的人所用的，不过就跟他骂人一样，这些用词反映了他总体上说对自己的同胞没有太多好感。用他一位军官同事的话说，实际上他“颇接近于厌恶人类者”。不过，这种对人类憎恶的源泉不知从何而来，因此史迪威的这位同事在跟史迪威相识多年后承认说，最终史迪威总有些让人捉摸不定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史迪威。
史迪威喜欢的是家庭或者自己促成的快乐。他不知疲倦地组织业余戏剧表演或者古装表演，随便打网球玩，为保持身体健康还经常越野长跑或者打手球——这两种运动是所有锻炼中最耗费体力的。每周有两三次，人们总会看到他身着咔叽短裤和T恤衫在本宁堡的松林中轻松地慢跑。在一次5英里（约8千米）赛跑中，他最后被第一名落下了有1英里（约1.6千米）之多，但是他对自己的孩子们说，他觉得很少有人在48岁时还能达到他这个水平。
他的家庭便是他的城堡，他在这里有安全感，可以避开那看来充满敌意的世界，他爱家人，自己也被爱，在这里他无须防卫。这里有笑话和笑声，有伙伴，有相互间的娱乐，大家都无拘无束。离开家人时他总是有些不自在，但是，如果在家里待的时间太长的话，比如如果连续待了几个月的话，他又会坐卧不安，渴望离开。他和妻子是婚姻美满的一对。由于他个性很强，他妻子接受了他的很多看法，这往往反射或者加强了——而不是化解了——他对周围人的敌意。
他的笔记本中充满了他对他五个孩子的持续而深切的关注：他们每年甚至每月身高体重增加了多少，他们的零花钱和账目，学校和旅行，他们说的第一个词以及说过什么特别妙的话，说某句话时的年龄以及当时的场景他都会记下来。小乔在5岁时曾说过的一句话是“你旧了，我们还新着呢”。不在家的时候，他也总是在日记中记下他们的生日。甚至在徐州的混乱形势下，6月1日这个日子也没有遗漏掉，他记道：“南斯的生日。”有时学校不能令人满意，在中国时，有一次他最小的儿子和女儿因为挨老师的训哭着回家。他发誓说谁也不能这样对待他的孩子，于是他有一年没让他们上学，在家里自己教他们。在练习写字时，他自己先写出漂亮的大字，然后让大女儿南斯抄写，这印证了马歇尔所说的：他是个天才教员，他很懂得怎样通过幽默和不恭让自己的学生着迷：
先从Cat这样的短词开始，
不久你就会写hippopotamus了
它高高跳在我们头上坐下……[2]
紧靠桌子坐得笔直，
把吃的东西吐到空中；
等落下来时再用嘴接住。
你的朋友们都会开心。
他们以为自己是在看马戏……
用刀子插住土豆，然后——
整个吞下。刀子除外。
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陪着小儿子本画画。他们画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用一种剪纸法把一条鲨鱼变成一架飞机，或者让一条有三个脑袋的龙变成各种东西。在本宁堡时，家里人为史迪威起了奥尔老爸（Ol’Pappy）的绰号。当时孩子们正模仿当地的佐治亚人的“穷困白人”，并“推测奥尔老爸怎么会出去抓住一条响尾蛇并活剥它的皮”。他们很喜欢这个形象，开始用这个名字叫他们的父亲，结果这个名字就流传下来了。
史迪威老是喜欢记些东西。除了写日记、信、散文和特写之外，他还在单页纸或者纸片上写下“随想”或者“杂想”，内容涉及他的想法、梦、奇思怪想、玩笑、逸事、备注、引语或者他那永远不停思考的大脑中想到的别的什么东西。下边全文照录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纸片：
亨利·法布尔的昆虫研究
鳗鱼史
圆顶硬礼帽的历史
拿滑铁卢怎么办
高个子和大房子上面都没有什么东西。——培根
威尔斯的“艺术简论”
“上刺刀”
另一片纸记录了他思考民主这个基本问题时所经历的思想上的冲突；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这个标题为“普遍选举权＝及≠”：
赞成——每人一票。但有些人要更多——
无知者的力量应该小于受教育者
聪明人应当能够克服大众在数量上的优势
反对——难以找出分配额外选票的标准
财产？（常常是个偶然事件。跟民主精神不容。）
（上院议员）
教育。（未必真实。未受教育者有时更有见地。）
另一张题为“罢免、动议权和全民公决”的纸条表明，他除了在考察昆虫、鳗鱼和艺术之外，还在考虑宪法程序。他抄录了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一些段落，其中不可避免地并不出所料地包括了霍茨波[3]的慨叹：“他简直使我发疯……讲起话来活像一个使女的腔调，偏要高谈什么枪炮战鼓、杀人流血……”
史迪威聪明但不深沉，他思维敏捷，跟任何人谈话往往都能赶在别人前面，于是他不停地、不耐烦地用“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打断别人。除了时不时地产生一些疑问之外，他的社会和政治思想总体上是合乎传统的。尽管史迪威反对父亲对宗教的虔诚，但他保持了家里的共和主义传统，自然也欣然参与了敌视罗斯福的运动。尽管陆军传统上没有党派偏见，但正如史迪威的一位军官同事所说的，当陆军“咕哝什么的时候”，他们也跟普通人一样充满政治激情，而史迪威也不例外。实际上，正因为他是史迪威，所以他的看法更加犀利。
他的记录中还包括梦境，往往带着十足的热忱和信任写信向梦见的人清晰而连贯地叙述自己的梦境。结婚前他曾写信给温妮讲述梦中与她温存的事。尽管信写得很委婉、很文雅，但是在1910年给自己的未婚妻写这些东西，这还是让人吃惊，因为当时的大众在这些方面是主张缄默的。给他父亲的信中他写到做梦跟自己的弟弟打架，之后他父亲开始追他，他认为父亲想“把我打成肉酱……当你追上我之后……并没有打我，却掏出一枚硬币递给我。我站着呆呆地望着这枚硬币，问这是什么。你神情悲哀地说‘这个世界的一枚硬币’（a coin of this realm）。我听了‘这个世界的一枚硬币’后很受震动，结果男孩醒来了，久久不能入睡”。他做的梦经常是跟争斗或者用劲有关，比如：“爬一座高山去某个国家。这是唯一的路。山的一边不断塌陷，变得越来越陡。”或者跟他母亲看一个男孩带着一个石制加农炮竭力想爬上科洛敦大坝，结果却被一点一点地推向边上，最后这个男孩掉了下去。“我说：‘不要看。’我慢慢爬下去到石头那里。男孩被击打了之后再也没动。他身下有红色的痕迹。我说‘他当场死去’。”其他的梦还有从一个汽艇上通过梯子下去，或者在水下争斗，或者在中国遇到一群野兽相互厮打，“最后这些野兽整个从山坡上滚下去，结果是乱七八糟，到处是断腿、扭断的脖子和挤烂的躯干。唉，我醒来吓得身体都僵了”。
在本宁堡他身处熟悉或者同级别的人中，没有像大使或者英国人那样的让他不舒服或者怨恨的集团，但是他仍然可以变得充满敌意，难以相处。马歇尔后来承认说，校长坎贝尔·金（Campbell King）将军曾经三次要求他解除史迪威的职务。史迪威在很多军官中引起怨恨的一个原因是他的标准极其严格，除非他认为学员真的非常优异，否则他不会在鉴定报告上打“优”。结果，他负责管理的军官很少能进陆军军事学院，而在按常规办事的武器科“优”可以随便给，这就方便了学员在职业生涯中的晋升。史迪威后来成为战斗指挥官或者战区司令时对晋升和奖励的这种严格态度继续招致不满。毫不奇怪，在本宁堡的第二个学年，马歇尔对史迪威“为人含蓄”的评价已经降了一级了。他接下去的评语中透出一点儿对他已经忍了又忍的意味：“原则性强。工作太努力。脾气有些无常……”不过马歇尔继续留用这个刺儿头同事，在对他的评价中还说他“在战术和技术方面走在了时代前面”。
史迪威把他在中国的经历作为例证帮助他讲解，并唤起军官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他强调说：“我们在将来某一天可能都会与之打交道。”1929年他在题为“东方人的心理”的演讲中探讨了西方和东方之间的一个基本的障碍，这个障碍太显而易见，因此常常被忽视，他说，西方人常常动不动就说中国人“不可捉摸”，其实他们只是发现中国人“跟我们不同”。为什么中国人不同？史迪威说，这是因为他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都跟我们的文明是“分割开的”，因此在不同条件下他们发展了自己的文明。“那么怎么可以指望一个中国人做出像一个西方人那样的反应？……回答是，不可能。”这其实是个很重要的原则。他还指出，由于中国社会非常古老，而且固守成规，因此中国人有种“保守的心态……惰性极大”。谈到东方对“面子”的看法时，他阐述的东西足以表明，日后他未能跟蒋介石处好并非由于无知：“因此尊严是最受珍重的东西，谁剥夺了别人的尊严他就会树立大敌……跟中国人打交道不要扫他们的面子，除非你想侮辱他们，或者你不在乎与他们为敌。”
在跟同事聊天时他强调了中国的巨大需要，特别是从道路到电台的各种联络方式。据一位朋友说，史迪威的兴趣是在于“中国会发展成的样子”。他认为现在所进行的政府改革将会“把治外法权这根刺从它的身上拔掉”，而且他还时不时地让自己相信，中国这个新政府可能真正使中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并调动其潜力。他常说：“只要方向对了，这四亿人民凭借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必然屹立起来，而我们最好跟他们站在一起。”
在本宁堡时他的笔记表明，他读过了标志着中国新磨难开始的一个历史性文件，可惜他没有就此写出评语。这就是国联的李顿委员会关于“满洲危机”的报告，这个危机后来导致的种种事件把整个世界都卷进去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借口中国炸毁南满铁路，为了“自卫”夺取了奉天，并迅速对东北进行了军事占领。这是自谋害张作霖之后的一个更大举动，但这次达到了目的。导致这次事件的是1929年蒋介石所做出的努力，他试图联合爱国少帅张学良恢复对东北的主权。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苏联的中东铁路。中国的挑战立即遭到苏联部队的报复，结果中国军队屈辱地遭到失败——这也让日本人震惊。中国和苏联再次蠢蠢欲动，让在日本国内代表扩张派的日本军界下了决心，准备加强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军界行事一向直达天皇，这样可以避免文官政府的牵制。军界通过关东军导演了“九一八事变”。这次事变在日本国内和中国都引起了巨大争议，此外，由于华盛顿会议和国联条约，也在西方导致了种种影响深远的问题。
当日本人袭击的时候，蒋介石的军队正在进行第三次围剿共产党的战役。此外，当时中国长江发生大洪水，结果几千英里（1000英里约合1600千米）的土地被淹，200万人死亡，还有无数人变得一无所有。东北没有做出任何试图组织军事抵抗的努力。蒋介石反倒命令在长城内外坐拥40万军队的张学良“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尽管蒋介石的部队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是他知道无论在训练上还是装备上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因此他不想跟日本进行决战，而是希望进行战略退却。他的主导原则是不要任何事情妨碍他清除内乱的主要目标。
蒋介石已经下了决心，认为“戡乱”是压倒一切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或者对入侵者的抵抗都是次要的。如果蒋介石可以称为伟人的话，那就是他一旦有了某种信念，就会紧紧抓住这个信念，毫不动摇。对付日本人他可以利用中国那种总是存在的优势，那就是可以退却到广大腹地，与此同时，他可以致力于将中国统一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一旦达成了这个目标，中国就可以开始对付日本人了，在这之前估计东北就能够满足日本人。
张学良在渭河渡船上，身后是蒋介石、宋美龄等，1943年10月21日
历史总是出现各种落空的盘算，而蒋介石就犯了好几个错误。成功的入侵很少会自行终结，而且人民抵御入侵者的愿望也不那么容易违背。然而蒋介石没有多少选择，他在长城以内的任务已经够艰巨的了。他执政第一年就遇到了各个领袖的反抗，这些人帮助他上台，接着又拒绝遣散。在1929年到1930年间，广西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以及北方的冯玉祥都曾先后武装对抗政府，结果蒋介石只能去进攻或者收买他们。边远省份如云南、四川和新疆由于在政府控制之外，仍然可能进行反抗。广州仍然时不时地支持成立另一个政府，这个政府由仍然具有活力的左派领袖汪精卫、陈友仁和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维持着。北平曾有一段时间再次建立了由汪精卫、冯玉祥和阎锡山控制的分裂政权，但在张学良的帮助下，中央政府恢复了对北平的控制。这种种争斗牵制着国民党的注意力，使它无暇考虑社会变革，而刚刚出现安稳的迹象，蒋介石又开始镇压另一波国内敌人，这就是深深扎根于江西农村的共产党。在日本进攻的前一年，国民党连续三次所谓的“剿匪”攻势占用了其全部军事力量，而且由于共产党的游击战术，围剿遭到了挫败。
在一个亟须改革的国家里，在八十年中有三次革命高潮被挫败。蒋介石关心的是把零散的政治力量统一起来，而不是建立新的社会基础。对于一个又转而跟旧官僚和土地所有者结盟的政府来说，减少地租已经不可行。在浙江，有人真正尝试了减少地租的计划，但是其领袖人物和倡导者遭到了暗杀，计划随之放弃。在“训政”阶段的政府仍然是一党专政，而且变得日益专制和具有压迫性，这埋下了反抗的种子。共产党由于已经不可能在政府框架内部进行改革，而且被作为匪徒清剿，因而，按照驻汉口的美国副领事埃德蒙·克拉布（Edmund Clubb）的说法，共产运动“被迫……成为一种反叛，带着对中国现政权的强烈仇恨，这种反叛传遍受压迫者——自由派学生等”。与此同时，现政权仍然紧紧抓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它当作一种符咒，这样就无须付诸实践了。为了填补由于废除王位而出现的真空，对孙中山进行了神化。他的画像无处不在，他的包括三民主义的遗嘱也在各种场合诵读，无论是每周的纪念活动、公共集会、政治会议、爱国节假日，或者是每周一早晨学校的仪式上。他的遗体也被从北平重新迁到南京紫金山侧的一座造价600万美元的陵墓中。
即便没有进行社会革命，现代化还是在通过各种方式推进，例如修建道路，发展航空和电气化，修建新铁路，改进农业，制定法规，开办采用新科目的现代学校，还有各种现代组织方式的最基本的要求——一种逻辑的信息处理方式以建立档案系统。中国缺少字母也许跟缺少公路一样造成很大的阻力。某些省份的一些方案有了一些进展，但另外的省份则没有进展。中国的需要极多，但这个时代给它的时间太少。
日本军队占据奉天后不顾国内的意见分歧，继续进攻锦州，这是位于长城以北的张学良控制的重要据点。他们在1932年1月夺取了这个城市并将少帅赶出东北。2月份，宣布成立“独立”的“满洲国”，3月份，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被立为皇帝。日本政府由于受到陆军和海军大臣的钳制，在既成事实和激进民族主义的要挟下只能妥协。由于日本不想让国联或者《九国公约》签约国有理由宣布日本和中国之间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于是东京试图使在中国大陆的每一步都合法化，被看成是“自卫”或者东北人民的“自决”。但是当时一场激烈的斗争正在东京造成震动。1931年12月政府辞职。天皇任命了温和派的犬养毅（Ki Inukai）为新任首相，试图扭转迅速发展的局势。犬养得知天皇希望他能够阻止陆军“插手内政和外交事务”——这是一个危险的任命，等于签署了这位首相的死亡书。这位不被西方所知的首相上任一个月便派遣秘密特使去见蒋介石，试图解决“满洲问题”，但是日本政策其实已经不再掌握在文官政府手中了。
西方大国在从“九一八事变”到接受《李顿报告》这十七个月期间试图控制局势，它们做出的努力对20世纪具有关键影响。这时的姑息做法使国联受到了严重损害，是对进一步侵略的鼓励，开启了此后十年通向战争的道路。政治家并非先知，他们根据当时的情形行事，并无长远想法。危机往往是分阶段发生的，不像看历史的人可以看到事件的全貌及其后果。很难说“满洲危机”的某个阶段是否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因为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人们不可能抓住机会改变局面，或者有与机会擦肩而过的情况。有的时期酝酿伟大，有的时期酝酿软弱。“满洲危机”是历史上产生重大后果的事件，造成这个事件的不是各种悲剧性的“如果”，而是人和国家的内在局限。
中国所赖以防御的基础是这个世界为了应付这种局面而设置的保障：《九国公约》《国联条约》以及新近签订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1928年这个公约在巴黎由包括日本在内的15个国家签订，公约宣布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并同意解决所有争端“只能通过和平方式”——当然例外情况是涉及“自卫”和“重大国家利益”的时候。日本发起进攻后五天中国就正式向国联提起控诉。这时侵略还从来没有对集体意志进行过试探，这是第一个主要的案例。尽管在日内瓦有人急切地想为世界和平做出一些“美妙的”事情，但是谁又都不想做点具体的事情。1931年的世界在经济风暴下畏缩了。在远东的主要西方大国英国当时正经历着政治和财政危机，准备放弃金本位制；欧洲的股票交易所颤抖不已，面临恐慌；魏玛共和国已经垂死，而美国正深陷于经济萧条之中。考虑到各种为了防止侵略而设置的机制，日本的行为的确让人难堪；但是正如法国总理安德烈·塔迪厄（André Tardieu）说的，当时还“来日方长”。
史汀生
在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看来事情却已经非常急迫，史汀生极力倡导通过裁军和集体努力消除战争。史汀生在1927年到1929年任菲律宾总督，在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时是美国代表团团长，因此曾经密切接触过太平洋问题。他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果——《伦敦海军条约》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极大的怨恨，因为这个条约使得海军扩建的停顿时间和广受憎恨的《华盛顿公约》的5∶5∶3比例又延长了五年。日本的极端爱国者怒火中烧，终于刺杀了对该条约表示强烈支持并建议天皇批准条约的滨口雄幸首相。
通过史汀生的影响，进攻满洲的行动重新使美国涉及国际事务，结果却令人失望，美国重新陷入孤立。史汀生在这次危机中有两个目标：首先是避免日本在亚洲大陆上进一步扩张，这跟1917年后美国所做出的努力是一致的；此外，还要维护集体安全的体制。但是，当国联为了让美国分担责任或者承担责任而希望美国特别支持国联理事会的时候，史汀生却退却了。他在不同时期的日记中抱怨说不想把这个婴儿“扔掉”“托付”或者“丢”在自己的怀里或者门口。他希望通过世界舆论的“富于活力的判断”，而不是美国自己来遏制日本。
日本意图何在，是暂时占领还是另有所图，是日本政府的一致政策，还是军国主义者通过关东军而迈出的冒险一步——这都是西方所不清楚的。在1931年剩下的几个月里，史汀生所抱的希望是通过“调动反日舆论”，再加上经济制裁的威慑，这可能加强议会各党并最终遏制住日本军界。在20世纪的前四十年里，日本政体中总有个瘦弱的自由派人士的身影，他一直在招手，仿佛呼之欲出，正是他诱惑了美国的政策。在1931年的时候，国际上对“满洲冒险”的谴责再加上制裁的威胁，当时谁知道这是会加强日本温和派的力量，还是会把日本团结在激进爱国者周围呢？
由于英国并未采取强硬立场，因而史汀生所期冀的大国的“富于活力的判断”并未形成。当时主宰英国外交政策的是绥靖主义之父约翰·西蒙（John Simon）爵士。他是英国有名的律师，既冷淡又殷勤，想法谨慎，脸上总是挂着假笑，脑袋相对他的身躯显得太小。作为外交大臣，他使得英国自布尔战争后最不得人心。后来的记录显示他也希望遏制日本，但是他在日内瓦却给出了相反的印象，结果史汀生得出结论说，英国更喜欢看到日本吞并东北，而不希望日本在长江流域威胁英国的主导地位，或者插足大洋洲或者印度。
史汀生所代表的这个国家本不想用大棒来增加自己话语的分量。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总统对经济制裁的想法很是担心，他不无道理地认为，除非最后以武力制裁，否则经济制裁无异于“用针刺老虎”。史汀生认为，尽管这么做有风险，但必须考虑到如果日本的行动不受约束的话，则将对和平事业造成“极大危害”。此外还要考虑的危险是，“日本可能对中国发动一场可能会波及全球的战争”。随着日本越来越深地涉入东北，他越来越担心这对世界和平和美国在远东利益所造成的威胁。他认为，如果美国在同中国有过这样长时间的交往后却“冷漠地让中国听天由命”的话，那么这会对美国在中国的信誉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
由于未能让《九国公约》《国联条约》或者《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发出一致的声音，史汀生决心采取某种形式的单方面行动。但是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在案卷中翻出在1921年签订《二十一条》时当时的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一项声明。这项在1932年1月7日重申的声明后被称为“史汀生不承认原则”。这个原则向日本和中国表明，美国对任何中日两国之间签订的危害门户开放政策或“中华民国主权、独立或者领土或行政完整”并可能通过违背中、日、美为缔约国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方式的任何安排，均“不承认其合法性，也不会承认”。该声明声名远播，态度毫不含糊，但作为一种限制工具来说却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由于这是很明显的事，因此两个月之后国联采纳了约翰·西蒙爵士的提议，一致认可了这项原则。
在中国，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行动非常有效，结果日本试图通过在抵制运动的中心上海采取惩罚性的行动来结束抵制活动。跟往常一样，他们以“事件”为借口，这次是一个被杀的日本和尚。日军开始用飞机和从军舰上运来的部队进攻上海闸北。1932年1月29日对闸北的空袭是第一次对平民发动恐怖轰炸[4]，此后这种轰炸开始变得司空见惯。上海的外国人亲眼看到炸弹纷纷落下，死亡者数以千计，房屋变成废墟，到处是受伤者和难民；西方人在感情上对此感到震惊和厌恶。史汀生想起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时的事情，决心不能像威尔逊那样“无所作为，不显示我们对比利时的同情”。闸北事件，再加上日本宣称《九国公约》的条款中有关中国完整的部分已经过时，让史汀生相信已经无法通过姑息的方式约束日本。但是采取惩罚性措施超出了他的权力范围，也不是这个世界所愿意看到的，因此他要么敷衍一下，要么无所作为，结果他选择了前者。
《日本：公约粉碎机》，漫画，1931年
他想再次试图得到英国的合作，这次引用了《九国公约》，但他发现约翰爵士“柔弱无力”而且“很胆怯”。史汀生只能再次单方面发出警告。他在2月发表公开声明，宣称美国人民“坚决相信”中国的未来，并重申了《九国公约》的原则——必须给中国机会，以使之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和开明的国家”。他告诉日本，《华盛顿公约》是相互关联的，废除有关中国的条款则意味着废除有关海军和不设防方面的条款。但是这种威慑是空洞的，因为美国无意采取强硬立场展开军备竞赛。后来当史汀生忙于裁军会议的时候，胡佛总统通知日本说美国不会采取经济制裁。
这场危机开始暴露出美国承诺的软肋：美国支持中国的完整，但是由于这不涉及美国的核心利益，因而美国并不想为支持这项政策而大动干戈。所谓门户开放只是纸面上的罢了。这些词句读起来朗朗上口，听上去也委婉动人，而且给人以勇敢、自由、机会之门洞开的印象，这触动了美国的两种基本概念，即领土和自由事业。正像海约翰在说到他创建的另外一种说法时所说的，这“有一种出人意料的成功”。最终这使美国陷入了那种最纠缠不清的结盟之中——不是跟一个国家，而是跟一种信条结盟。这使得美国有义务对一件并不危及美国安全的事情——中国的完整——进行干预。
在未满足中国诉求的情况下，国联只能勉为其难地兑现盟约的承诺。如何限制日本，在限制无效时又该怎样在谴责日本的同时又不使它退出这个国际社区，这让大国们担忧和困惑。日本提出的各种借口和合法化的理由，总是造成一些对此争论的机会。为了调查事实真相，李顿委员会被派往东北。与此同时，战争正在扩大。东北的一个领袖马占山将军开始给日本造成麻烦。在上海，几乎是在违背蒋介石命令的情况下，中国第十九路军展开了英勇的抵抗，而且出人意料地成功，他们使日本人不得不打一场他们意料之外的仗。因此，在东北还有很多麻烦的日本人乐得找个借口，通过当地外国势力安排的合约撤出了闸北。
奉天事件的后果正在不断加强。在2月到5月间，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先后暗杀了大藏省大臣、三井工业集团首脑以及首相犬养毅（Ki Inukai）。暗杀他们的都是穿军服的陆军军官。犬养毅曾多次向国民政府让步，他的死标志着政治党团制度宣告结束。在日本舆论看来，史汀生是罪魁祸首，要为世界对日本的误解和美国对日本的反感负责。日本的政论家开始大谈“亚洲门罗宣言”，并指出，美国对日本在亚洲“命运”的任何干涉都会导致战争。由于预计到李顿委员会会提交对自己不利的报告，于是日本先发制人，9月份率先对“满洲国”给予法律承认。
《李顿报告》在10月提交。报告的措辞尽可能委婉，这是因为还心存一线希望，指望能尽可能顾及日本的脸面，从而使它能够接受报告。报告不可避免地指出，日本违反了公约，而它的“自卫”和“自决”的两大理由也得不到事实的支持。报告意识到回到原先的状态已经不现实，因此建议恢复中国主权，成立自治政府，但对日本的经济利益做出特别安排。在就是否采纳报告进行的长时间争论中，国联竭力想避免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谴责侵略则可能使日本与西方闹翻，重新实行回归亚洲的政策。如果通过某种合法化的方式对此事粉饰一下，则能够保证国联结构的完整，但无法保持其宗旨的完整。
当《李顿报告》公布后，国联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1933年2月报告获得通过，自以为是的日本代表团为自己进行了激烈的辩解并发出警告，并于次日退出国联。为了说明日本的不在乎和没有实质性举动的国际公约的徒劳，日本部队又占领了长城以北的察哈尔省，并派兵进入河北，在北平和天津之间建立了30英里到40英里（约48—64千米）宽的非军事化区，规定未经日本同意中国部队不能进入非军事化区。此时，日本的行动暂时告一段落，最终通过跟中国政府签订的，或者说强加于中国政府的《塘沽停战协定》对自己的侵略合法化。蒋介石接受了这个协定；就在日本入侵河北的当月，蒋介石还调集25万精锐部队对南方的共产党展开第四次“剿匪”行动。他跟太平天国起义时的摄政王恭亲王一样，认为内乱乃是中国命门之疾，外夷不过是肢体之痛。
自“满洲危机”之后，中国的完整就只能取决于日本胃口的好坏了。这彰显了日本军方的优势地位，但是这是个内在的发展过程，即使日本的其他盟国没有对此谴责，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这使得精心构造的《华盛顿公约》成了一具空壳，暴露了集体意志的弱点。国联、《九国公约》以及《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无论是单独还是结合在一起，都是不够的。渴望集体安全与施行该公约之间的鸿沟已经非常明显。人们开始怀疑，对于一个决心要侵略的国家，除了武力，是否还有别的方法可以阻止它。“满洲危机”之后，各国都觉得——正如史汀生所承认的——“困惑和悲观”。
1933年5月，也就是签订《塘沽停战协定》的那一年，史迪威在本宁堡步校的任职结束了，但这期间一件反映官僚作风的事情让史迪威很恼火；正如威尔斯将军谈及这类事情所说的，它们让“你灵魂受苦”。还有不到两周就是小乔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典礼，但由于罗斯福总统紧急创建的国民预备队急需军官，转换工作之间的例行休假全部取消了。每个军官都必须立即到新岗位报到，不得以任何理由休假。史迪威为了能晚点儿报到提出各种请求，甚至最后向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请求，但均被拒绝。由于未能参加长子从自己母校毕业的典礼，这位父亲的怒火是可想而知的。他很自然地迁怒于白宫里那个人。史迪威夫人和他们的二女儿“杜特”[5]代表全家参加了西点军校的典礼，而史迪威则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南斯和一只狗开车奔赴他加利福尼亚的新岗位。他开了一个星期的车终于赶到，结果发现他的前任仍然在那里。他在那里没有接到任何指令，无事可做。温妮在乔毕业典礼当天发给他的一封电报，更加重了他对缺席典礼的感受；他写道：“嗨，这让我对官僚机器的憎恶无以复加了。”
史迪威在本宁堡待了四年，其间马歇尔在1932年离开；但史迪威已经变得不安分，以至于他称自己的离开是“摆脱奴役”。他并没有申请上陆军军事学院的高级参谋课程，尽管这是最高级别的；当他的同事、同为步兵军官的奥马尔·布莱德雷申请这种课程的时候，乔告诉他说：“布莱德，你为什么要去陆军军事学院去做那些自己本不想做的事情？”他想再次申请驻外服务，但是没有成功。不过陆军部满足了他的第二个愿望，即“任何西海岸的任命”，分配他去圣迭戈训练第九军区的预备队。尽管这个任职让他失望，但是有个好处是那里离卡梅尔比较近，他们早就决定把家安在那里并已经买下了房产。
在圣迭戈的两年里，史迪威竭尽全力试图把实战训练的教学原则转而应用于预备队。在孤立主义盛行的时期，人们对参加军事训练的热情并不是很高。那些参加两周训练的办公室和销售人员对史迪威来说，并非最好的专业教学材料，但是他知道这些人在战时都是国家的资源；一个学员说：“他拿我们挺当真的。他很可能是我们所有教员中最好的。”他结合陆军实战中的很多要素组织教学，在真正指挥时只给出通情达理的指令，这使学员们兴趣盎然。一个一致对他表示赞赏的小组说：“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像现在这样好的指教。”
然而史迪威私下里却觉得无聊和气馁。他感到，如果陆军部只是让他从事这类工作的话，他现在已经51岁但还不是上校，那他也就别指望会有怎样辉煌的军事生涯了。“我不可能做出什么历史性的工作了。”他在一份个人小结中写道。有很多次，对“官僚机器”的厌恶差点儿让他退休，而他现在则已经跟家人认真谈论这种可能性了。在卡梅尔的房子是1934年造的，用了2.7万美元，这钱来自他父亲留给他的股票和温妮母亲留下的钱；现在房子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史迪威打算依靠储蓄、退休金和发挥他的才能去教书来维持生计。然而当时正笼罩在大萧条的阴影中，史迪威感到前景黯淡，没有贸然退休。这时马歇尔上校跟他一样也很苦恼，当时马歇尔正在伊利诺伊国民警卫队任职。马歇尔对升迁缓慢愤愤不平，1934年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看不惯平庸之辈占据高位，而有才之士则因为官阶低而默默无闻”。
美国使馆
在史迪威正处于低潮的时候，机会来了。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做武官，因为这个职位过去一直需要自己有额外的收入才行。但是1934年为了能选录更多的有资历的军官，陆军部决定为这个职位增加一笔额外的补贴。他在陆军部的朋友马上问他愿不愿意被派驻北平（公使馆仍然在那里）。由于史迪威的资历，朋友很容易地为他谋到了这个位子。尽管武官职务是由军事情报处任命的，他却是作为外交使团的一员任职的。1935年1月，史迪威从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那里接受委任，发现自己竟然成了一名外交官，但是为了回到中国，这种不幸还是可以忍受的。他的一名军官同事在写给他的贺信中说：“此时东方的国际形势是多么引人注意啊。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我们可能卷入其中。”
显然，当时出现了各种麻烦的征兆。1934年，日本在一项宣布其控制中国之意图的声明中，把开放门户砰然关上。宣布声明的是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Eiji Amau），他说日本的意图是要“充当和平和东亚秩序的维护者”。因此日本有权利反对其他国家对中国提供贷款或者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并否认中国有权“利用任何其他国家的影响对抗日本”。天羽声明震惊了世界，但是美国的反应却很低调。当时罗斯福政府的精力正集中于极端耗费精力的国内改革上，因此政府不愿意在外交方面出现争执。赫尔国务卿的政策是想消除史汀生所招致的反感。他回答时尽管不得不在书面上表明美国反对天羽声明，但是正如他自己说的，发布这项声明是本着“恭敬和友好精神”的。
实际上，日本通过与傀儡政府的各种政治安排，以及通过有组织地走私鸦片和日本商品而进行的经济上的倾销等手段，继续加强对内蒙古和华北的渗透。在华北正在被蚕食的时候，蒋介石仍然消极抗日，同时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对他的部队进行重组和重新训练，准备用来对付共产党。1934年，他调集70万人以上的部队对约16万的共产党部队发起第五次“围剿”。这次由于有大炮、飞机和德国顾问的帮助，蒋介石终于战胜了敌人的游击战术。他们不断用碉堡进行封锁并不断缩小包围圈，旨在迫使共产党转入阵地战，或者通过包围和饥饿而歼灭之。国民党的政策是彻底清除跟共产党结为一体的当地农民并将该地区变成荒野，使之无法支持游击队。房屋被烧毁，牲畜和人被赶走，农田撂荒，村子里有成堆的尸体在慢慢腐烂。国民党通过处决或者饥饿的方式清除了无数中国同胞。1934年10月，共产党余下的9万至10万人向西突围，他们分散开来以躲避敌机的轰炸，开始了通过中国后方的战略转移。经过长5000英里（约8000千米）、历时一年的长征，他们终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他们被赶走了，但是并没有被消灭，因此问题仍然存在。
1934年12月，日本照会准备不再遵守两年后才到期的《华盛顿海军条约》。由于军国主义者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取得海军实力的均衡，并摆脱5∶5∶3比例的束缚，日本与西方的最后一个条约关系也断绝了。
1935年6月，在去中国的船上，史迪威在题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文章中对局势进行了评估。这个分析在战略上和政治上的判断都很精到，反映了他对局势有过透彻的研究。他认识到日本的目标是成为“远东大国”，要控制东西伯利亚、朝鲜、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由于空中力量的发展，为了竭力使本土不受苏联的进犯，日本要“把边疆推到戈壁的沙漠中，并迫使俄国在沙漠另一边作战”。这就必须逐渐蚕食并控制内蒙古和华北。这种意图已经清楚地体现在在北平和天津设立“非军事区”，即用日本军队代替中国驻军上。这种做法还会继续向北部省份延伸，直到日本完全掌握长江以北地区并掌控华北的贸易，而把上海留给“所谓的国民党”。
“这种蚕食有没有可能被制止？不，中国人不可能制止。”史迪威写道。现在是抵抗的至关重要的时期，否则就太晚了。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显示愿意跟日军正式开战的迹象。“他知道自己将被击败，而这意味着接下来将会爆发反叛。因此他会按兵不动，抓住可能抓住的一切，紧紧依靠外国力量控制住上海；这是很多外国商业的中心。”
史迪威认为，日本在中国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对俄国建立一个“坚固的西部边疆”。他认为，中国人将失去华北，外国将束手旁观，最多“哼唧哼唧”，美国“最多发发照会”，而且“既成事实将会再次被承认”；日本将不会受到中国和整个世界的认真抵抗。
史迪威最后一句话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干——能够在历史过程发展的时候就理解它。他写道：“非常矛盾的是，蚕食会越来越被视为不可避免，而那些大国会越来越不愿意呼吁停止侵略。”这是绥靖时代的一个经典定义，尽管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称呼。
[1] X表示醋的浓度，XXX表示醋的浓度很高。——译者注
[2] 原文Hip up on top of the whole lot of us，快速读起来和hippopotamus（河马）有些接近。——译者注
[3] 霍茨波（Hotspur），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中的人物。——译者注
[4] 这次轰炸事件即“一·二八事变”，事件发生的时间一说1月28日深夜，一说1月29日凌晨。——译者注
[5] 杜特（Doot），谐音Daughter（女儿），史迪威夫妇对二女儿迈尔德里德（Mildred）的昵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