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米耶尔与山东
从1912年至1917年，也就是史迪威在29岁到34岁之间的时候，对于这个美国陆军军官来说，这段时间并没有多少挑战性，也没有给那个年龄的人提供多少机会让他们消耗旺盛的精力。尽管欧洲的军人阶层在这个时间段的中期遇到了致命的挑战，但是对于美国陆军来说，周遭仍然是风平浪静，几乎没有被大西洋那边的战火波及到。
史迪威于1912年1月从菲律宾回到美国。他以中尉的身份又在团里干了一年，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Monterey）郡的普雷西迪奥（Presidio）执行极其平静的日常勤务。他的第一个儿子小乔那年3月在锡拉丘兹出生，但史迪威六个星期后妻子带着孩子来加利福尼亚避暑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孩子。这个夏天史迪威第一次见到了卡梅尔（Carmel）这个小村庄，这是个蒙特雷南边滨海的村庄，当时还没有被开发，也没有被人为美化。他们在海滨野餐，在海风中踩着被太平洋拍打的石头散步，当下决定这里就是他们日后要居住的地方，退休之后便在此安家。
史迪威还是跟从前一样不安分，想争取去圣多明各做武官，但是没有成功。然而西点军校要他回到英语和历史系担任教官，于是1913年8月他再次回到西点军校重操旧业。尽管在军校教学不像在步兵团工作那么枯燥，但是同样也无法使他的精力完全集中起来。他的上级在向上汇报他的工作时说：“他是个很有才干的军官，不过对在历史系的工作好像并不是很有热情。”他为篮球队和橄榄球队担任教练，次年6月他的女儿南希（Nancy，中文名史文思）出世了。不过此时他对做父亲的至关重要性的认识还不是很强；随着孩子们的长大，而且有更多孩子降临之后，他才开始看重父亲的角色。据他太太回忆，乔在西点工作还不满一年就“拼命想离开西点”。
西点军校教官史迪威，1914年
1914年夏天，他的机会来了。当时他被调到现代语言系去教西班牙语，于是他设法争取到马德里进一步学习西班牙语。6月29日他到乡村玩了一天。他在日记里叙述了游玩的情况，最后加了这么一句括号圈起来的话：“波斯尼亚暗杀”。此后几周里，他跟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没有再更多地考虑发生在萨拉热窝的这件事，直到7月30日他读到了有关奥地利炮轰塞尔维亚的消息。“很严重的战争消息。难以置信欧洲即将陷入深渊。”
回到军校重新执教并不能让他兴奋，而且在此后两年里这种刻板的日子也没有什么改变。史迪威试图去法国陆军担任观察员，但是没有成功。陆军部在1915年12月答复他的申请时解释说，当时已经外派了5名军官去观察欧洲战争（当时这场战争已经涉及从英吉利海峡海岸到美索不达米亚的10个国家的部队），因此“不打算再派人去”。
但是战备运动加快了。1916年4月通过的陆军法案准许在五年的时间里把陆军常备军增加一倍，最多可达28.8万人。史迪威第一次在战时的工作是1916年夏在纽约的普拉茨堡（Plattsburg）训练营担任教官，这是第一个从平民中培养预备役军官的训练营。当年9月，在当了十二年的中尉后，他晋升为上尉。
1917年4月，当时拥有13.3万陆军的美国参与了这场战争，当时交战各方仅在西线集结的人数就超过了600万。欧洲各国的部队都编成集团军，每个集团军下辖三到五个军，每个军有两个师。而美国陆军没有超过团的军事单位。尽管名义上有师级组织的存在，但是自内战之后，美国军人从来没有以师为单位，在步兵和炮兵、参谋部和战场指挥人员、情报部门和作战部队进行必要的协调的情况下打过仗。所有这些都必须从头学起并进行实践。必须建立一支规模比现有团级构架大10倍的国民军队，这意味着要征兵、配备军官、训练、提供装备、运至海外、集结起来、补给、对其各个分支的工作进行协调，而且在投入实战前还需要进一步训练。尽管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总参谋部并没有做出安排，也没有什么动员总计划。
还是事态的发展促进了这件事，1917年5月颁布的《选征兵役法》授权招募100万名新兵。通过考察欧洲的情况所得出的结论是，要实现未来的计划，这个数目应当增加两倍。想到这样一支庞大的新军队会需要多大数量的军官——每20名军人需要1名军官或者100万军队需要5万名军官——这个景象把正规军吓坏了。在战争的第一年，训练营通过一系列为期三个月的课程总共培养了5.7万名军官，这是西点军校自建校以来所有毕业生总数的10倍。
培训是当时压倒一切的重任。通过训练造就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是当时美国的首要目标，过了二十五年后这也成了史迪威在中国的首要目标。一支部队的第一要素是不会临阵脱逃，而这只能通过训练达到。不经过训练，一名士兵担不起他被赋予的责任，一名军官毫无用处，这样的部队只是乌合之众。亨特·莱格特（Hunter Liggett）将军当时是陆军军事学院院长，之后不久开始指挥第一师，最后指挥美国第一集团军；他曾经毫不客气地说，一名接受过严格训练并装备良好的外国军人可以战胜10名虽优秀但未经训练的美国军人。他还指出，在1812年的战争中，一支5400人的未经训练的美国部队在遭遇了1500人的英国正规军后落荒而逃，一直跑到离华盛顿15英里（约24千米）的地方才停下来。在他们花三天时间做重新集结的时候，英军已经放火把首都给烧了。要想在战争中让美国军队扮演独立作战的角色，而不是仅仅作为协约国部队的替补队伍（这正是协约国所希望的），就要求把美军训练成为美国军官统率下的美国军队。职业军官突然变得十分抢手，不久他们中的很多人便被从自己的部队中抽调出来，到各个地方参与了各种培训任务，后来他们中有一半人没有被派到海外去过。
尽管最初要求史迪威到训练营担任教官，但是调派他担任驻弗吉尼亚李营（Camp Lee）第八十师副旅长的命令得到了优先考虑，因此他摆脱了这个命运。他被晋升为临时少校，于1917年8月25日到达李营，并与另一个可能改变他命运的提议擦肩而过。他多年来执意想去说西班牙语的国家，现在终于有了结果，这就是任命他为驻西班牙武官。陆军部给他写信的人说，这可“不是坐在转椅上的工作”；相反，“西班牙到处是间谍和德国特务”，而且“为了建立一个间谍体系”需要一个能干的人过去。当时要求史迪威“立即”通过电报答复，可是当这封任命信发出的时候他已经到达了李营。
四个月之后，也就是1917年12月，他受命去法国向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报到，从事情报工作。他要成为一名参谋官了。像他这样体力好又富于冲劲的人被分配去做参谋而不是去作战，未免有些讽刺意味，但是考虑到他之前的职业经历，这又合情合理了。虽然他不是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或陆军军事学院指挥和参谋方面的毕业生（美国远征军担当要职的都是这类毕业生），但是他会法语，而这是当时所急需的。
自美国参战以来，协约国军队就一直不断地对上至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总统，下至营或者营以下单位的美国军官的每一个人施加压力，让美国军队填充到不断减员且疲惫不堪的协约国的各个师中去。他们坚持认为，虽然美国军队缺乏训练，但是只要跟有经验的部队一同作战，这一弱点就可以得到弥补，这样还可以节约时间。
“一战”时美国政府募兵海报
那位意志坚强的骑兵、美国远征军司令约翰·潘兴将军对此断然拒绝。从政治上说他也是奉自己政府的命令行事，因为很显然，如果将美国士兵融入协约国队伍中，无异于将美国的前途交付给协约国，美国将无法自行决定政策，在和平谈判时也无法发挥主导作用。此外，他这样做还有军事方面的考虑。他认为，要打破堑壕战的僵局并赢得胜利只能通过重新展开运动战，也就是要放弃已经成为西线常规的、先进行有限目标的进攻然后巩固阵地的打法，而采取以纵深突破而非巩固阵地为目的的野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想引入进攻精神以及美国的战争原则，即要求士兵和各级军官必须最大程度地发挥能动性，当然首先要训练他们学会把握一切机会。潘兴希望下命令言简意赅，他注重的是说明目标，而不是像协约国部队那样制订繁复的、分成各个阶段的作战计划，并对部队行动进行死板的控制。由于英军和法军已经适应了堑壕战的方法和武器，潘兴要证明他这个方法的有效性，只能先对美军进行这种训练，然后在美军负责地域单独实施他的战术。这种作战精神和战术也正是史迪威这个潘兴式的将军在下一次战争中试图移植到中国去的。
1917年7月，潘兴带着自己的司令部参谋抵达法国之后，就开始寻找一个可以取得决定性战果的地方。他选中了凡尔登（Verdun）和梅斯（Metz）以南的三角地带，自1914年以来那里就是德军所占领的圣米耶尔（St. Mihiel）突出带。这个突出带控制了富裕的布里埃（Briey）铁矿盆地以及为驻法德军提供补给的两条重要铁路中的一条。潘兴认为这里是敌人的太阳穴。梅斯是德国防御体系的核心，任何它的周边地区被突破，都会使进入德国的道路畅通无阻。潘兴认为要在这里发起战斗，只能依靠一支有冲劲的新部队才能成功。由于德国人意识到了圣米耶尔容易受到进攻，所以对它严加防守，而协约国部队也望而生畏，从来没有试图组织部队发动进攻。
同时潘兴必须创建一支新队伍。在欢迎了仓促中组建并在7月运到法国的第一师的到来之后，此后三个月再没有新队伍到达。这种迟缓固然是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士兵，但缺少船只和陆军部的混乱也是原因之一。10月份又有美国三个师到达，但是按照潘兴的计划，要完成对这些部队的训练还需要三个半月。到1918年4月，也就是美国宣战一年后，抵达法国的只有7个师。
当史迪威于1918年1月21日到达法国的时候，协约国军队正笼罩在阴郁的气氛中，士气普遍低落，失败主义情绪正在滋长。俄国退出战争的举动眼看就要导致灾难，因为这将使德国把更多的师投入西线。联军1917年发动的攻势是鲁莽的冒进，导致了大量伤亡，但并没有得到什么战略上的优势。由于部队严重减员，指挥官们开始担心，如果德国再发动攻势，联军将难以抵挡。美国部队没能补充进来，同时他们又不能独立出战。联军原来指望他们可以展开消耗战，直到美国来改变力量对比；现在这种打算靠不住了。要想通过发动进攻取胜，通常认为必须保持20%的优势，但是在没有美军加入的情况下不可能有这样的优势，而美军在夏季之前又不可能做好准备。因为德国人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夏季到来之前就别想指望他们会安静等候。
另一个参战国也想趁机占便宜，这就是协约国之一的日本。日本一开始就把白种人陷入战争看成它在中国和太平洋扩张的机会。按照1914年担任首相的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的话说，日本立志要成为世界的“支配国”之一。中国看来已经衰老而且不可救药，因此被确定为第一个殖民地。达成这个目的的主要障碍并不是中国，而是其他列强。当这些列强在1914年开始相互厮杀的时候，日本也加入了协约国阵营，夺去了德国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山东半岛上的租借和铺设铁路等特许权，以此作为参战的贡献。它还从德国手中夺取了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Marshall）、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和加罗林群岛（Caroline），从而横挡在美国通往菲律宾的路上。
日本的下一步是与中国签订《二十一条》，这是为了在行政上和经济上控制中国。这项于1915年递交袁世凯的《二十一条》，要求中国确认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将它从俄国手中夺取的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期延长到九十九年，给予日本在东北、内蒙古和长江流域的经商、拥有土地、铁路筑路权和发展工业的特权，没有日本许可不许与任何其他列强签订租借和贷款合约。最后的第五部分则无异于要中国放弃主权，其中要求聘请日本人为军事、政治和财政“顾问”，并和日本共同合办兵工厂、警察和学校。
正试图恢复帝制并由自己做皇帝的袁世凯不得人心，亟需支持。这样日本就有了好机会，代价便是《二十一条》。袁世凯表示抗议并进行了有限的抵制，但是他不可能得到其他协约国的支持；其他协约国不想触犯日本是担心它改变立场跟德国结盟，而这种结盟原本是更合乎逻辑的。美国同样不想干涉，这时候抛出了不承认原则，就是说它不承认任何强加给中国的、违反门户开放政策的安排。这跟其他一些表明原则的声明一样于事无补。袁世凯又施展谋略，最后拒绝了《二十一条》的第五部分，但是对其他部分都接受了。当条约内容被世人所知后，中国人义愤填膺，酿成了强烈的民族情绪。从那个时候起中国人总体上而言一直是反日的，尽管寻求跟日本妥协的集团也一直存在。
签订《二十一条》三个月后袁世凯称帝。虽然他想建立中央权威的用意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到了那种程度，革命就开始动真格了。舆论哗然，有些省开始宣布独立。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宣布取消帝制，并在两个月后死于“疾病和愤懑”。接替他总统职位的是黎元洪，就是那个被人从床下拖出来推上高位的标统。
但是黎元洪无法控制局面，混乱出现了。中国开始落入那些各怀野心、拥兵自重的督军（将他们称为“军阀”未免抬举他们了）之手。有些是集能干的官员和掠夺者于一身，另一些人则不学无术，是一些过去的土匪和胆大妄为的人，在大动荡中被抛向巅峰。北京的名义上的政府任命他们为各省的军事长官，这无非是因为他们有实际控制权或者是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这些督军自己组建部队，军饷也由他们自己筹措——尽管有些并不发饷。中国的士兵不是为国家，而是为封建军阀效力。这些军阀不断变换盟友，为了势力不断争斗，像老鼠一样吞噬着残余的共和国。列强所承认的中国“政府”仍然在北京，掌控在安福系（因他们来自安徽和福建）北洋军阀手中。安福系之所以可以控制，是因为有日本的支持和贷款。他们名义上是共和政府，有总统、总理、部长和一个傀儡议会。
孙中山在广州重新建立的国民政府宣布北京政府为非法。他在1917年回国，将原国民议会的残余人员召集到广州，并自称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尽管他的政府是按照西方理念创立的，而且是在中国建立新政治秩序的唯一希望（尽管它也许并没有这个实力），但是这个政府并没有得到外国的支持。外国列强或者由于政治惰性，或者由于自己固有的偏好，继续跟北京政权那些当政的军阀打交道，不管这些军阀是谁，因为这保证了连贯性，不至于出现令人不快的中断。已经在中国稳固立足的各国政府往往不喜欢改变，哪怕改变是合乎其利益的。孙中山实际上是通过与南方军阀的脆弱联合而获得军事支持，从而维持着另外一个政府。此后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时期，中国陷入分裂，傀儡和军阀控制着局面，而天命则不见了。
至于山东，日本知道要牢固占有就必须得到列强的确认。1917年3月，通过利用（简直可以说是鼓励）别国对它可能在战争中改变立场的担心，日本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秘密缔结协议，让它们在和平谈判时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和太平洋的权益。美国参战之后，日本想再得到美国的认可，并在1917年11月成功签订了《蓝辛——石井协定》（Lansing-Ishii Agreement），这是美国外交史上最为奇特的违背原则的事件之一。这个协议违背了门户开放政策（虽然口头上表示尊重这个政策），承认由于“领土相近”，日本“在中国具有特殊利益，特别是在那些跟日本领土相邻的地方”。除了一个为了让美国良心平安而签订的承认中国主权的秘密议定书之外，文件的其他部分都公开了，因而这个史无前例的协定就表明了美国默许了日本在中国占有特殊地位。石井喜气洋洋地回到日本，而中国人的沮丧也可想而知。中国政府在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自然已经默许此事，但是美国这么做无异于背叛。对此的解释是，在1917年11月那个黑暗的时期里，美国跟协约国其他国家一样都不敢让日本成为敌人。
这些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拥有北京和广州两个政府的中国在1917年8月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了。做出这个决定原因很复杂，中国人、日本人以及协约国各怀心思，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和平谈判。中国人喜欢说名实相副，以为不顾自己的军事现状而以协约国成员之名就可以在和会上得平等之实。那时候作为回报和权利，中国可以要求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甚至可能重新收回山东。由于协约国需要得到中国的劳工，同时也看出这是消除德国租界和商业竞争的机会，所以各国一开始并没有点破这一切。
作为第四军的首席情报官，史迪威在这场战争中的任务主要是为美国攻打圣米耶尔做准备。参谋工作主要由总参谋部情报部和作战部完成。从师到军、集团军和总司令部，所有这些较大的单位都有自己的参谋长以及负责各部门工作的副参谋长。情报部负责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以全面了解敌人的部署、意图和弱点。它必须构建一条稳固的信息流，通过前沿单位、上级指挥部再到总司令部，同时也向友邻部队通报。在团营级，战斗情况通常由参加各种巡逻和袭击任务的侦察兵和跟踪敌人行动的观察哨获取。在师一级，监听站、截获的文件、俘虏的口供可以提供进一步信息。在军一级，材料通常由气球和飞机侦察以及连续摄影汇总而成，这是种新方法，判读结果需要运用新技术并进行研究。所有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都要经过综合、评估并在地图上用图表示出来，然后分发到相关人员手中。在参战前，美国陆军参谋部只在军事学院处有两个军官和下属工作人员负责情报工作。
“一战”时的潘兴与马歇尔
为了使部队可以独立参战，潘兴将军必须在法国继续训练部队。除了总司令部的参谋部外，还要为未来的军一级配备参谋，而每个军由四个师、一个后备师以及一个新兵训练站组成。一个军满员包括6000名军官和17万名士兵，这比战前整个陆军的规模还大。当务之急是在师级和军级配备参谋人员，由于以前没有这个建制，所以必须重新设立。为此，在巴黎东南靠近美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肖蒙（Chaumont）的朗格勒（Langres）建立了一所参谋学院，此外，还有培训其他军事人才的学校。
联军考虑到美军开始准备参战可是还没有参谋部，感到更有必要敦促美国部队融入它们的体系中去。一个法国将军告诉潘兴说，按照欧洲的方式组建参谋部，要先制订动员和战争计划，这要“花三十年”。“美国从来不会花三十年做任何事情。”潘兴厉声说道。
史迪威在去朗格勒的参谋学院学习情报学之前，受命先去英军第五十八师报到以熟悉前线情况。他在1918年2月10日到达这个师位于努瓦荣（Noyon）的司令部，这个地方也是兴登堡防线[1]纵深最远的地方。周围一片苍凉：很多村庄都成了废墟，有些地方仅仅剩下墙壁的地基和断壁残垣；地面上旧壕沟纵横交错，到处都是弹坑。第五十八师是他接触的第一个处于前线的联军部队，对这里的同仁他既感到讨厌又觉得可爱。“这些英国人我实在吃不透——他们大多数很随和，但是有些人傲慢无礼……他妈的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自视甚高，根本不把一个美国军官放在眼里。”他觉得英国人不如法国人。法国人真诚，有礼貌，乐于帮忙，他说“我喜欢他们”。他花了五天时间跟英军熟悉各种前线工作——战壕，掩体，观察哨，夜间巡逻，对道路进行伪装，研究地图以及空中摄影侦察。他忙于观察、学习、交谈和做记录，结果淡忘了对主人的不快，还发电报要求再跟英国部队多待一天。他后来高兴地写道：“他们同意了！”
史迪威在朗格勒待的时间不长，当时亨利·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上校正好也在那里。史汀生在塔夫特（William Howard Taft）总统当政时是陆军部长，当时50岁，是炮兵军官。他后来第二次出任陆军部长，并成为决定史迪威前途的重要人物。由于肖蒙的总司令部急需人手，史迪威一周后被调去协助为总司令部组建情报部。三个星期之后，他再次被派往驻扎在凡尔登的法国第十七军接受直接训练。在过去的两年半里，攻守双方在这里共有50万人死亡。法军正是在这里提出了“他们无法跨越”的口号，也正是在这里那条提供补给和增援的“圣路”得以保持畅通。德国人无法从这里突破了，但是似乎对这里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仍然不满意似的，炮火仍在继续。
3月20日，也就是在史迪威到达的时候，这里发生了小规模交火，法军伤亡20人，而在一个很小的地点，德国佬就死了42人。史汀生上校很热情，饭后邀请史迪威打桥牌，跟英国人不同，史汀生并不回避个人话题。“你结婚了吗？”他问道，“你有孩子吗？他们是你的吗？”
史迪威在凡尔登的时候，更西边的前线遭到了大规模进攻。这是1918年德国大规模进攻的开始。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试图在美军参战前奋起一击，一举夺取胜利，然后结束战争。此时，德国部队已经得到了从俄国战线下来的42个师的增援，而美国不过为联军增加了8个师的兵力，其中有4个师仍然在接受训练。鲁登道夫的目标是试图集结全部剩余力量将英军和法军分开，并通过在不同地方发动一系列进攻避免正面交锋，从而耗尽联军的后备力量，并最终突破联军的防线。
鲁登道夫的进攻时断时续，从3月一直打到7月，已经胜利在望。德国人突破了联军的防线，自堑壕战开始以来攻占了最大的地盘，俘获和打死打伤的联军数以十万计，并重新夺回了距巴黎60英里（约96千米）的努瓦荣，从而可以用远程加农炮轰炸巴黎，将英军逼回英吉利海峡，并在5月份再次进攻四年前他们未能取得的马恩省（Marne）。这种危急局面迫使联军做了过去即使经历了很多无谓伤亡也没能达成的事，那就是统一指挥。3月27日福熙（Ferdinand Foch）在战火纷飞中被任命为总司令。甚至潘兴也做出了让步，同意美军暂时接受联军指挥。美军在夏托捷里（Chateau-Thierry）、贝洛林（Belleau Wood）和康蒂尼（Cantigny）投入战斗，以阻止德军继续前进。
史迪威在凡尔登待了六周，但没有参与第一阶段的战斗。他被派遣去第十七军情报处长阿尔芒·贝洛姆（Armand Belhomme）上校的办公室工作，但大部分时间是去巡查当时每天仍然遭受炮轰的要塞和指挥哨。在充满死亡气息的端蒙堡（Fort Douaumont）下面的一个掩体中，他看到了“半月来的情形……整个地方已经完全改观，到处是铁丝、工具、鞋子、炮弹、骨头、制服、弹药箱、手榴弹、头盔、轮子、尖桩、铁块……为了掩盖德国佬的尸体到处撒满了石灰”。端蒙堡的地下通道潮湿，泥泞，到处是臭味，根本无法保持整洁。在沃堡（Fort Vaux）他借助大雾走到前线，在那边看到了“还戴着头盔的脑袋四处都是，一块块尸体，大腿骨，下巴，断手，上面还挂着破布”，在一个掩体里他还看见从墙面露出一条人腿，有个士兵还在上面挂过野战背包。
史迪威（前排中间）与法国第十七军军官们合影
有一次，为了侦察，他走到距离德军前线不到60码（约54千米）的地方，直到凌晨2点才回去，从晚上9点就一直走个不停。“摔倒在泥窟中，到处都是德国佬的导火索在燃烧，弹药兵一直在工作，一晚上都在体验前线生活。”由于遭到炮轰，他一整天都躲在一个仅够两人藏身的掩体里，他估计共有150到200发77毫米的炮弹打过来，所幸这些炮弹不是打得太低就是太靠左。史迪威的评语是：“很有趣的一天。”他这并不是充好汉，因为只要他真是感到害怕的话，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在日记上写上“吓得半死”。这种“吓”通常是担心遭袭、被俘或者预感要出事，但是遭到炮火攻击往往并不让他担心。贝洛姆上校曾多次在战事正酣时同史迪威一道侦察，他后来曾经写道：“我们开始欣赏他的修养，他的笛卡儿哲学和他的镇定。”
史迪威的法国东道主让他熟悉了第十七军的各类参谋工作、前线的步兵任务以及各级情报工作的运作情况。他是第一个在第十七军服役的美国人，由于他会法语，他与周围人结下了良好的关系。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他们待我就像走失多年的兄弟一样。什么都给我看，什么地方都带我去。”他的感受跟记者海伍德·布龙（Heywood Broun）的颇为接近。他当时写道：“法国人是理想的士兵。他们不但会打仗，而且善于给你说打仗的事。”法国人还安排史迪威乘侦察机观察。尽管他在一次旋转时头有些晕，但是他还是觉得飞行员的生活是比较舒适的，“干净的衣服，没有风，工作时间少，痛苦很快结束，回去午餐”。
食物一如既往地引起史迪威的兴趣，在日记里记载吃饭的情况是伴随他终身的习惯。在第十七军的时候，军官食堂的饭似乎是值得记录的。有天晚上他跟康托（Cantau）上校一同在食堂吃饭。康托是个60岁的秃顶的胖子，戴着军帽，挂满了勋章，不住地折腾仆人，胃口很好，“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恰好这天是无肉礼拜五[2]，这顿饭包括两种煎蛋卷、鱼和米饭、蔬菜沙拉、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香槟、两种甜酒和奶酪。勤务兵过来先敬个礼并说：“夫人请用餐。”[3]史迪威问为什么要说“夫人”（Madame），上校反问道：“你结婚了吗？”“是的。”“你妻子在哪里？”“在美国。”“不，她在你的心里，因此她就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让他说‘夫人请用餐’的原因。”难怪史迪威对法国人有好感。史迪威的妻子始终在他的心里，每次收到家信他都要记下来。
史迪威要离开这里回到肖蒙时，第十七军为他举行了排场很大的送别晚会，第十七军的参谋人员都参加了，由三个处长主持晚餐，所有的桌上都摆上了鲜花。他的桌子中间是一个由法国公鸡和美国鹰装饰的果仁糖。他一晚上喝了很多香槟，各种奉承话让史迪威都不好意思了。所有人都要他在他们的菜单上签名。他们还送给他一个墨水盂，是用德国的炮弹壳做的；还送他一张他跟大家的合影照，照片后面写上了各人的名字。有个军官动情地写了一首诗留在了史迪威的桌子上。自己这样受人喜欢和欣赏，让史迪威很感自豪，他用地道流利的法语致谢，感谢他们让他学到了这么多东西，并保证说尽管肖蒙有那么多讨厌的事在等着他，他还是会带着“无比的欣喜”记住这些第十七军的好朋友的。
4月29日他闷闷不乐地回到美国总指挥部，知道等待他的是各种文牍、糟糕的食物和那些装模作样的人。他讨厌浪费时间，“像个办事员一样待在办公室里……炮制出一些人云亦云的废话，到处都是办公桌、打字机和各种文件”。很多比他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作战军官都已经是中校或者上校了，而他还是个少校，这刺痛了他，不断提醒他在前线做指挥提升更快。但是，由于更需要参谋官，他想做作战军官的想法未能达成。另外让他恼火的是某些文职出身的军官却得到很高的军阶，这其中包括一个“花生米俱乐部的一个眼神游移不定的笑面虎”。史迪威所说的“花生米俱乐部”，指的是“得到少校以及更高职位，并被派给各种舒适工作的富豪、政客和各种社交明星”。在争夺马恩省的桥头堡战事正激烈的时候，史迪威对案牍工作更加厌倦了。“情况不妙……传说要放弃兰斯（Rheims）……法军、英军都吵着要我们的部队去……办公室里跟往常一样死气沉沉。”
终于等到了一个调动的机会，让他处在了计划攻打圣米耶尔突出地带的美军的核心位置。在此后的八个星期里，史迪威的任务是为即将进行的战斗做好情报准备工作，此外，还负责组织师级情报部门，并建立培训参谋人员的学校。这些工作让他在各个师部之间奔波，并往返于肖蒙、朗格勒和位于纳夫夏托（Neufchâteau）的第四军总部之间。
他必须搜集敌人在突出地带的前线和防御情况，根据各种迹象估计敌人的兵力，每天和每周都要总结敌人炮火的配置，发布地形勘察报告，绘制并发送各种比例和坐标的地图——最终他为圣米耶尔准备了十五吨的地图。
正在准备对鲁登道夫的进攻做殊死抵抗的时候，局势出现了变化；主动权开始转到联军的手里。联军开始全线反攻，收复失地。自3月以来德军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打破了僵局，占领了好几英里（1英里约为1.6千米）的地方，并造成近100万人的伤亡，但现在德军已经耗尽了气力，正在走向失败。8月8日鲁登道夫对德皇几乎承认了这一点，然而此时福熙正在计划发动一系列进攻，希望在1919年能结束战争。其中第一个进攻就是9月7日计划由美国人对圣米耶尔突出地带所发动的进攻。
为了发动这次进攻，潘兴于8月10日组建了第一集团军，这是他全部计划中的一个大目标，而史迪威所在的第四军就是其中一部分。这个集团军总计50万人（包括一支法国军），是美国有史以来组建的最大部队，而其战斗也是美国参谋人员所策划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计划工作的主要部分是第一军情报处副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中校所承担的。马歇尔在史迪威后来的生涯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需要攻取的是个三角形地带，两个边长25英里（约40千米），一边长35英里（约56千米）。自1914年起这里经过了加固，不断地架设铁丝网，建立了混凝土地堡和掩体，在山里挖了隧道，修建了窄轨铁路，并有选择地修建了野战炮和机关枪的交叉火力掩体。为了达成战术上的突击性，美国人试图在夜间把携带着供给的14个师集结起来，然而保密方面出现了纰漏，美军的调动很快就成了巴黎街头的话题。史迪威写道：“为了保密拼命工作。这里神秘兮兮的，可是纳夫夏托的理发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任何德国飞机要是看不到我们的繁忙准备的样子那准是瞎了。卡车驶来驶去，行军的队列，火车，汽车，摩托车，等等。”他日夜忙个不停，到各个观察所看地形，为了视野更大，还乘气球上去看了看。
到各个师团走访让史迪威“想当兵打仗”，特别是集团军总部的那些人并不好相处，“那些杂种骑兵俱乐部把持一切”。跟法国食堂的融洽气氛和朗格勒那些朋友的嬉戏相比，第四军的食堂让他感到无聊和恼火。“跟老B一起吃饭太可怕了。无聊得要死，好像吃饭没完没了。”提到他带客人去吃饭时他的言语更加刻薄，好像为缺少有趣的话题而感到羞耻。之后他在日记中多次发牢骚，提到“郁闷”或者“无聊之辈”或者“G-D满口废话，让人不快，他妈的混账食堂”。史迪威一向无法忍受那些无聊的人，对那些傻瓜、势利眼、装模作样的人或者任何他认为是这样的人始终感到不耐烦。
9月11日，在战斗的前一天，史迪威晋升为中校。雨一直下个不停，这使得美国经受考验的前夜变得更加令人紧张。史迪威一夜未睡，忙着完成最后的零碎事宜。第四军以前从来没有以一个军的建制参加过战斗，不过这个军包括了美国远征军中资格最老和经历战斗最多的两个师，即第一师和第四十二（“彩虹”）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第四十二师的参谋长。部署在其右边是第一军，指挥官是亨特·莱格特将军。
在黑暗中炮兵首先打响战斗。“凌晨1点开始，首先对圣米耶尔发起猛烈轰击。从那时直到5点天上一直亮光不断……我们的士兵冒着泥泞和雨水向出击战壕推进。5点时他们出击，接着电话和电报不断。到处都在迅猛前进……一切都很顺利。指挥人员干得不错……第一师和第四十二师都很成功。第八十九师由于中了某种诡计，结果没有完成好。”他到第八十九师指挥部去看个究竟，结果发现“一团糟——没有报告”。与此相反，在第一师指挥部看到“似乎这些人都很能干……受伤的人躺在外边，榴弹炮不断发射，坦克和步兵井然有序地冒着榴霰弹前进，德国佬撤退，炮火跟上去……一个法国军士很兴奋，大叫‘打得好！打得好！’[4]”美军俘获了大量俘虏，史迪威押解其中的一些军官去专门的审讯室进行审讯，然后又出去察看据说用于轰炸图尔的炮弹的规格。“我们的飞机今天有了制空权，沃埃夫勒（Woevre）所有的城镇都着火了。第一天的所有目标都已达到，开始转向第二天的……发了脾气，把地形科训了一顿，之后深感羞耻……第一师和第四师完全成功。了不起的一天。”实际上第四师比第一师遇到了更顽强的抵抗，但是到第一天中午的时候就达成了所有目标。
史迪威跟在前进部队的后面也前去检查敌人的掩体，他穿过烧毁的坦克和卡车、翻倒的炮架、难民、死马以及其他到处散布的战争痕迹，之后，为了写总结他又一连两天没有睡觉。军官们聚在一起开始评议战斗得失，但是总体上都情绪高涨。尽管圣米耶尔的敌人不算强，正如莱格特将军说的，“不是最强的，也不是第二强的”，但是攻下了这个历时很久、非常坚固而且是德国占领的最后一个突出地带，还是大大鼓舞了联军的士气。德军大多为换防的二流部队，跟美军相比，在人数和士气方面均处于劣势。尽管美军在计划和实施方面都有不足，但是这场战斗还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向德军表明美国的一个军已经出现在战场上，这表明德军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德军原先还指望能跟疲惫不堪的英军和法军僵持下去，并最终取得满意的和谈条件，因为这个新敌人的出现，这个希望破灭了。从这一刻开始，处于绝望之中的德军开始奋力一搏，企图退回到可以展开谈判并避免投降的阵地中去。
除了在情报部门的工作之外，在这次战斗中史迪威还由于他灵机一动炮制的施美尔凯斯（Schmeercase）事件而声名大噪。在战斗早期，报告数量少，第一军同为情报官的舍尔曼·迈尔斯（Sherman Miles）上校每个小时都打电话给史迪威，问他有没有最新进展。最后恼火的史迪威突然顺着说：“是的，了不起的德国氯气毒气专家奥托·施美尔凯斯（Otto Schmiekäse）被俘获了。”电话那边的人激动万分：“告诉我他的名字和氯气怎么拼。”史迪威没有想到自己用德国软干酪杜撰的这个名字竟然如此成功，现在也只能假戏真做了。他添油加醋地加了一些细节，没想到迈尔斯上校通知他，马上派毒气方面的军官前来审讯这个俘虏。史迪威刚想招供这是个闹剧，没想到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掉了。当这个毒气方面的军官来到的时候，史迪威的同事们向他解释说，就在五分钟前俘虏已经被押送到第一军的情报部门去接受审讯了。从那以后这个神出鬼没的俘虏总是在审讯人员到来前一刻离开。史迪威的玩笑在军部和师部中传开，大家听了这个闹剧都大笑不止，可是受到捉弄的迈尔斯上校自然对此有些怨恨。路透社捕捉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有关施美尔凯斯的报道见诸巴黎、伦敦和纽约的报纸，并作为史实报道说：“据圣米耶尔前线消息，一个德国著名的毒气专家被美军俘获。他是在安装一个毒气发射器的时候被俘的。”史迪威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写道：“奥托是我发明的，我对他甚感自豪，这种感觉与日俱增……现在奥托成了美国远征军中人人皆知的人了。”
巴黎和会“四巨头”：（从左到右）意大利总理奥兰多（Orlando)、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
在9月底时联军展开了全线进攻，打头阵的是美军对默兹——阿尔贡（Meuse-Argonne）地带的进攻。尽管美军一开始犯了一些战术错误，并为此解除了几个将领的职务，但由于美军凌厉的攻势，鲁登道夫企图有秩序地退守德国前线的坚固阵地的最后希望破灭了。根据史迪威的记录，10月5日传出了“特大新闻”：德军向威尔逊总统请求停火。威尔逊拒绝了，理由是只能由联军总司令决定是否停火。在其后的一个月里，随着战斗的进行炮火越来越猛烈，德军竭尽全力想守住阵地，但最后已是无计可施。德军派出使者向福熙请求停火。在战争进行到第五个11月的一个冬日的早晨，西线的战火终于平息了。
第四军受命到德国科布伦茨（Coblenz）地区执行占领任务，指挥部设在摩泽尔（Mosel）河畔的科赫姆（Cochem）市。史迪威是个什么都看不惯的人，对敌人也不例外。进入德国时，他对农韦勒（Nonnweiler）的市长做了以下描写：“典型的野蛮人，无情、残酷、坏脾气、阴郁的德国杂种。我们走的时候他站起来鞠躬。”
当政治家们聚集在巴黎开会的时候，史迪威正在科赫姆生气。他在1月给妻子的信中说：“坐着，一天到晚坐着。但愿我们那晕头晕脑的傻总统不久会对他所接受的掌声、仰慕和其他那些废话感到腻味，这样就可以开始和谈，美国部队也可以回家了。”有很多地位显赫的人前来参观，其中包括英国威尔士亲王，而史迪威竟然被指派负责接待亲王。所幸史迪威发现他“沉静，不张扬，很有修养，有礼貌，让人喜欢”。乔治·马歇尔也来了，他显然不大高兴，“试探性地问了一下有关施美尔凯斯事件的情况，并知道了是谁干的”。
巴黎和会日本代表团
根据10月份才到第四军新任参谋长的布赖恩特·威尔斯（Briant Wells）将军的推荐，史迪威被晋升为临时上校并授予卓越服务勋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这是一个为奖赏非战斗人员新创设的勋章。威尔斯非常喜欢和敬佩史迪威，并报告说他“异常机智”，“是这场战争所锻造出的最能干的情报官之一”。他还写道：“凡是曾经跟我军共同作战过的师团对你处无不赞扬有加。”
1919年5月7日，《凡尔赛条约》这个历史上缺陷甚多的文件的草稿完成了。由于预计即将签订和约，第四军被解除现役，因此史迪威的占领任务也告结束了。像很多处于1919年那些令人幻灭的月份的人一样，和平会议的那些事情并不会对史迪威有怎样的教诲，他对联军之间的合作也不抱奢望。“他们都想贬低我们的部队和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争吵不休，相互交易……停战三天后法国和比利时就开始打卢森堡的主意……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既谈不上慷慨大方，也谈不上真诚……它们相互提防，老是想搞点小动作。”史迪威发现他回家时的心态跟当时在美国日益滋长的一种情绪是一致的：“完全相信我们要做的只是待在家里，别管别人的闲事，对任何想碍我们事的人都毫不客气。什么国联！”
1921年11月12日的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三位全权代表，从左至右分别是驻英公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首席代表）、大理院院长王宠惠
在那些对和谈感到失望的国家中，谁的失望也不像中国的那样大。和约的问题并不是条款本身有什么不公正，而是在和约和威尔逊总统让人产生的期望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威尔逊总统承诺的公正的和平、民族自决以及其他十四点原则让世界深受鼓舞，也像其他那些怀有憧憬的国家一样，燃起了中国那些热血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然而威尔逊的承诺一触及冷酷的现实便瓦解了。这个现实包括了日本跟协约国就山东问题缔结的秘密协议。此外，尽管日本并未参加战斗，但它的军事和海军实力却不容忽视。中国唯一的现实情况便是自身的各种需要。中国要求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提议未被理睬，这更促使中国把全部热情都倾注在山东问题上。从法理上说中国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它自己曾经为了得到日本贷款而同意将德国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但基于自然主权和十四点原则的精神，中国在公众舆论方面却有很充足的理由。中国那些出席和会的代表都是具有很强民族主义情绪并毕业于美国大学，他们在巴黎充分利用了这种舆论。
日本由于和会拒绝声明种族平等而恼火，因此他们也在山东问题上施加了他们全部的压力。这成了和会的主要问题，也让威尔逊总统甚为尴尬。他自己的原则，他自己代表团的建议，美国驻中国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的极力呼吁，美国传教组织就山东问题所煽动的公众舆论——所有这些方面都支持中国的诉求。但是和会已经陷入日本问题而纠缠不清，以至于要不想使和会中断的话，就不能忽视这个问题。由于还受到其他方面的争执的干扰，和会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在威尔逊看来，国际联盟是纠正所有国际间弊端的灵丹妙药，因此他不惜以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是自己的灵魂做赌注，试图把签订国际联盟盟约作为和会条约的一部分。日本威胁说，如果它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它就会退出会议。如此其他国家也有了退出的借口，这让威尔逊觉得那个可以拯救世界并使他不朽的大制作将面临崩溃的危险。尽管国务卿蓝辛和其他美国代表认为日本威胁要退出只不过是讹诈而已，但威尔逊还是妥协了。1919年4月30日，五国会议在最后会议上确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作为一种妥协的姿态，日本口头上承诺“最终将主权归还给”中国。而威尔逊也心安理得了，因为他认为只要有国联在，它就能补偿在组建国联过程中不幸做出的各种牺牲。
此事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有关巴黎和会的争执的报道本来已经激发了公众的热情。在中国年轻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的中心国立北京大学，学生们号召在5月7日的“国耻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签订《二十一条》。有关山东问题的裁定以及安福系政府的亲日分子接受裁定的消息传开后，3000名学生在5月4日举行了大规模集会。他们一边高喊着“打倒卖国贼！”“还我山东！”“抵制日货！”的口号，一边在街上游行，并袭击了那些傀儡部长的住宅。抗议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上海、南京、汉口和广州。学生涌向街头要求抵制日货，各地商店纷纷关门。中国有尊重文化人的传统，因此学生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他们号召抵制日货很快得到了商人阶层和新成立的工会的响应。五四运动发展成了一个有意识地摧毁日本在华市场的运动，持续了一年之久。这个运动为重新激发新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一个平台，其影响是辛亥革命以来最大的。由于无法镇压这次运动，政府最终不得不解除那些首当其冲的部长们的职务，并同意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绝签署和约。
不管有多么浓重的人为色彩，这个位于遥远的黄海之滨的半岛的命运成了美国国内政治激烈斗争的焦点。由于威尔逊总统把国联和和约联系到了一起，他在参议院的对手就势必要否决这个和约，并为此目的而视山东问题为该条约的“显著罪恶”。各种论争愈演愈烈。参议院和媒体上充斥着“合谋掠夺”“臭名昭著”“无耻”“该受天谴”和“不可饶恕”之类的字眼。特别是西部的参议员，他们利用这个事情来附和他们那些州的反日情绪；在那些州，排斥东方联盟（Oriental Exclusion League）正鼓动各方通过决议反对外国人拥有土地。山东问题一箭双雕，成了同时可以对付日本和威尔逊总统的武器。
日本已经崛起成为海军大国，它在墨西哥所从事的或者被认为是它从事的活动以及对巴拿马运河可能产生的影响，它对太平洋岛屿的抢夺，它过于热衷于干预西伯利亚——所有这一切综合来看，总体上传达了一种侵略性，引起了美国的反感。一个旨在霸占世界的强大的日本被看成是对美国在太平洋和远东利益的直接威胁，参议院对此事极为重视，而赫斯特（Hearst）报团也对此非常关注。它宣称中国遭到了“诡计多端、好战成性的日本”的“肆意掠夺”，并指出在美国与日本关系上“实际上有战争的意味”。排斥东方联盟的发源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每周都以“美国名声的污点”为题发表演讲。但是他们跟义正词严的博拉（William Borah）参议员相比都相形见绌了。博拉谴责有关山东的条款“极为不道德和不公正……以至于我们都不敢面对它。我们被迫要为它进行辩护，这让我们感到厌恶”。博拉还用夸张的辞藻表达了对威尔逊和国联的强烈不满：“……丢人和堕落……战争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令人作呕的不公正……为体面人所不齿……让良心感到震惊……赤裸裸的，邪恶的和令人作呕的……一个恶魔……无与伦比。”
媒体和公众人物为了山东问题费了这么大的心思，甚至提到了战争，那么公众认为此事是攸关美国利益的大事也就不足为怪了。此外，还有些人的声音不像博拉和其他那些“不共戴天者”那样富于震撼力，他们认为中国的事情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的。《当代评论》（Current Opinion）的总编质问道：“中国甚至无意保护它自己，除非这相当程度地涉及我们的利益，难道美国一定要像博拉参议员说的，为了保护中国不惜流血吗？”这个基本问题在此后好几十年里都一直在回响着。
山东问题在美国和中国都留下了历史性的印记。这除了帮助美国内部一部分人拒绝国联之外，同时让美国对中国产生了负罪感，还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让屡受挫折和萎靡不振的国民党重现生机，使之生存下去并最终掌权。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史迪威于1919年7月回国。到了9月份，由于对临时官阶进行了普遍裁减，他跟战争开始时一样，又成了一名上尉。
北洋政府外交部会议关于《凡尔赛条约》不签字后办法之决议，1919年7月4日，台湾近史所档案馆藏
[1] 兴登堡防线（Hindenburg Line），“一战”期间德军在西线建立的防线，得名于德军统帅兴登堡。1918年被协约国突破。——译者注
[2] 无肉礼拜五，指复活节前的礼拜五，耶稣受难日。——译者注
[3] 此句原文为法语“Madame est servie”。——译者注
[4] 此处原话为法语：Magnifique! Magnifique——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