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本书都有贡献，在这里我对他们的帮助、建议和批评表示诚挚的谢意。首先要感谢约瑟夫·史迪威夫人（Mrs.Joseph W.Stilwell），她准许我使用并引用所有她保存的有关她丈夫的文件和家书，并在我研究这些材料时给予我热情接待；感谢贝蒂夫人［Mrs.Bettye，前本杰明·史迪威夫人（Mrs. Benjamin Stilwell）］一丝不苟地誊抄日记，并整理好文件；感谢将军的长女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鲁克夫人（Mrs. Nancy Stilwell Easterbrook）以及她的丈夫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Ernest Easterbrook）将军，在本书写作期间他们一直有很多真知灼见并提供了很多信息；要感谢史迪威将军的妹妹斯图尔特·瓦尔德夫人（Mrs. Stuart Wilder）提供的回忆情况。
我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中心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在知识上给予指导，抽时间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意见；感谢史迪威的高级助手、多年来在很多场合中与其共事的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准将，他提供了跟费教授一样的帮助，并接连不断地提供了大量信息；感谢大卫·包瑞德（David D. Barret）上校，1927—1945年他曾在中国服役，大多数时间是与史迪威一起，他给予我的指导十分生动，并真诚地说服我要“淡化个人魅力”；感谢马歇尔将军的传记作者弗里斯特·珀格（Forrest Pogue）博士对我的疑问总是给予及时回答；感谢前中缅印战区物资供应处主任雷蒙·威勒（Raymond A.Wheeler）中将给予我热情的关注并帮助安排采访和引见。
我还要感谢很多曾经经历了这段历史中的事件的人，他们亲自回答我的问题、给予解释、回忆那段历史并提供了各种其他帮助。其中包括：特莱弗·杜普伊（Trevor Dupuy）上校和塞缪尔·格里菲斯（Samuel B. Griffith）将军，他们不约而同地分别给予这个计划以最初推动力，那时这个计划还只是我头脑中一个隐约的想法；感谢前总参谋部对外联络局局长商震、前军械署长俞大维、前交通部长张嘉璈、原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的霍拉斯·殷（Horace Eng）；感谢原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八师的四位军官，他们曾参加缅甸战役，给我提供了作为亲历者的看法和信息；我还要对前驻华外交官们表示感谢，其中负责中国事务的有埃德蒙·克拉布（Edmund Clubb）、约翰·塞尔维斯（John Service，中文名谢伟思）、约翰·培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约翰·爱默森（John Emmerson）、菲利普·斯普拉斯（Philip Sprouse）和约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感谢他们提供了他们非常了解的事件的情况以及人物情况；此外还要感谢克拉布夫人（Mrs. Clubb）、谢伟思夫人（Mrs. Service），以及文森特夫人（Mrs.Vincent），是她们提供了补充材料；还要感谢罗斯福总统的同事们，这包括艾弗莱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大使、塞缪尔·罗森曼（Samuel Rosenman）法官、本杰明·科恩（Benjamin V. Cohen）以及总统的女儿詹姆斯·哈尔斯台德夫人（Mrs. James Halsted）；感谢缅甸的蒙巴顿伯爵（Earl Mountbatten of Burma），他在百忙之中抽出一个上午并生动地回忆了当时的很多情况；感谢约翰·凯斯威克（John Keswick）和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进一步从英国的角度提出了看法，并且热情地招待了我；感谢曾在中国或者中缅印战区工作过的记者们，这其中包括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白修德，提尔曼·德定（Tillman Durdin）、布鲁克斯·埃金森（Brooks Atkinson）、埃瑞克·塞瓦雷德（Eric Sevareid）；还要感谢下面这些跟史迪威共事过的军官、朋友，或者有其他关系的人：陆军五星上将奥马尔·布莱德雷（Omar Bradley），雅克布·德弗斯（Jacob Devers）上将，马修·里奇维（Matthew B. Ridgway）上将，迈克斯维尔·泰勒（Maxwell Taylor）上将，阿尔伯特·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上将，弗兰克·罗伯茨（Frank Roberts）少将，托马斯·廷伯曼（Thomas Timberman）少将，波特纳（H. L. Boatner）少将，托马斯·阿尔姆斯（Thomas Arms）准将，托马斯·贝茨（Thomas Betts）准将，克里斯特（W. E. Crist）准将，麦克纳里（E. J. McNally）准将，弗里德里克·蒙森（Frederick Munson）准将，亨利·拜罗德（Henry A. Byroade）大使，乔治·德莫特里亚迪（George Demetriadi）上校，小托马斯·阿尔姆斯（Thomas Arms, Jr.）上校，约翰·马格鲁德夫人（Mrs. John Magruder），西蒙·玻利瓦尔·巴克纳夫人（Mrs. Simon Bolivar Buckner），詹姆斯·麦克休夫人（Mrs. James McHugh），保罗·琼斯（Paul Jones）夫妇，迪恩·拉斯克（Dean Rusk）夫妇，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夫妇，迪仑·雷普利（Dillon Ripley），理查德·扬（Richard M. T. Young），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还有将军的家庭成员埃利斯·考科斯（Ellis Cox）上校及其夫人、本杰明·史迪威（Benjamin Stilwell）博士以及已故的查尔斯·迪尤尔（Charles Duell）先生。
我要特别感谢切斯特·波尔斯（Chester Bowles）大使使我可以去阿萨姆邦（Assam），感谢瓦特（J. T. Watt）夫妇在那里给予我热情招待，还要感谢福坎（J. Phookan）先生的陪护。在台湾所得到的协助要感谢哈里·科里尔（Harry Collier）上校和福克斯·巴特菲尔德（Fox Butterfield）先生，在香港所得到的协助则要感谢美国领事馆的阿兰·怀廷（Alan Whiting）先生和威廉·维特森（William Whitson）上校。
在研究过程中我也得到了帮助，这主要要感谢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军事部的约翰·泰勒（John E. Taylor）先生和斯坦福市胡佛图书馆的肯尼斯·格莱奇尔（Kenneth Glazier）博士；我还要感谢在史迪威研究方面比我做得更早的查尔斯·罗曼努斯先生，他是三部内容翔实、极具参考价值的中缅印战区史著作的作者之一，感谢他的热情接待和阐释；还要感谢他在军事史处主任办公室的那些同事，包括斯戴森·康（Stetson Conn）博士、查尔斯·麦克唐纳（Charles MacDonald）先生以及汉娜·齐德里克夫人（Mrs. Hannah Zeidlik）；还要感谢西点军校战术与工程学教授托马斯·格里斯（Thomas Griess）上校；要感谢美国陆军军官学校（U. S. Military Academy，即西点军校）图书馆档案和历史部的约瑟夫·奥多奈尔（Joseph O’Donnell）先生；要感谢国家档案馆电影部的里昂·威廉斯（Leon Williams）先生；要感谢国防部副官署办公室的西摩·庞雷泽（Seymour Pomrenze）先生和他的同事；感谢国防部书刊部（还有其他各种名称）的凡特（Fant）上校、韦布（Webb）上校、额尔班（Urban）小姐和斯布里格（Sprigg）小姐；感谢海德公园（Hyde Park）罗斯福图书馆前馆长伊丽莎白·德鲁里（Elizabeth Drewry）小姐、她的继任者詹姆斯·奥尼尔（James O’Neill）博士，以及其他同事；感谢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口述历史项目的朱莉·豪（Julie How）小姐和伊丽莎白·梅森夫人（Mrs.Elizabeth B. Mason）；感谢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及档案部主任赫曼·卡恩（Herman Kahn）博士以及他的助手朱迪斯·希弗（Judith Schiff）小姐，感谢他们帮助我查阅史汀生文件（Stimson Papers）；感谢国务院历史部主任威廉·富兰克林（William Franklin）；感谢纽约公共图书馆参考部的工作人员；感谢杜克大学的多拉茜·博格（Dorothy Borg）小姐以及西奥多·罗普(Theodore Ropp）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多克·巴尼特(Doak Barnett，中文名鲍大可）教授，威廉斯学院的詹姆斯·麦克瑞格·波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教授以及斯坦福大学的莱曼·凡·斯莱克（Lyman Van Slyke）教授。
写作过程中有人阅读书稿并提出宝贵意见是不可缺少的，否则任何作家包括我的灵感都会枯竭。为此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女儿们以及一位女婿：露西以及戴维·艾森伯格夫妇（Lucy and David Eisenberg），杰西卡·塔奇曼（Jessica Tuchman）以及阿尔玛·塔奇曼（Alma Tuchman）；还要感谢我的丈夫莱斯特·塔奇曼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