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拉·W·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是一部杰作，这是出于许多很不相同的理由，每一条理由都足以让它流传下去。首先，它富于戏剧性。这是一部生动的传记，讲的是一位古怪但却真实的英雄，美国最伟大的战区指挥官之一。当美国陆军1940年在路易斯安那举行军事演习以物色有才干的指挥官时，乔·史迪威（Joe Stilwell）[2]表现得极为敏锐、富有想象力而又不墨守成规，当时他就已经是闪电战的高手。在陆军的九个军级指挥官中他得到了最高评价，并受命率军进攻北非。他本可以成为像欧洲战区的布莱德雷或者巴顿那样的人物。可是，由于他的中国经历，他被派去处理那里的危机。
不过，美国在中国的战时努力基本上是白费了——即便我们承认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战争本身不过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对人的耗费而已。史迪威将军恪尽职守，这使他能屡屡创造奇迹。他这次冒险本来就凶多吉少，当时在蒋介石委员长统治下的“自由中国”已经濒于崩溃，而史迪威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总参谋长”。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一个是美国的顽强的理想主义者，决心训练出理想的中国军队并“打垮小日本”；另一个则是狡诈的军事政治家，同样很有决心，那就是不想让中国继续打下去，从而保住自己的位子。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对峙浓缩了美国在中国的战时目标所遭遇的种种挫折。
然而本书并非只是快节奏地叙述笼罩在悲剧阴影下的纷繁事件。隐藏在这个关于战争的故事后面的是长期以来美国试图使中国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这是个堂吉诃德式的努力，但是屡败屡试，现在这种努力又再度兴起了。读者会发现本书的结语恰如其分（直到1971年前都是如此）：“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但在将近十五年后，另一轮的接触、旅游、交流、投资和外交活动又在开展了。现在是美国公众好好回顾从前的时候了，用中国人的话说即所谓“前车之鉴”。特别是当我们发现，帮助盟友国民党使我们成了共产党所发动的中国革命的敌人，对我们来说最糟的是，这场革命最后成功了。
总之，正如我们说过的，我们开始是想帮助中国，而之后在冷战的强权政治中，出于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又跟中国人对立起来。这样做真的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吗？尤其在考虑到那就是我们的朝鲜和越南战争的序曲时？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直至今天仍然很重要的问题。
但这本书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是部一流的历史著作，作者是一位自信而又熟悉这种艺术的大家。一开始巴巴拉·沃特海姆·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就很自然地跻身于美国知识精英阶层中。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纽约从事实务的人中的自由派领袖。她的外祖父是老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Sr.），老亨利的儿子，也就是她的舅舅，后来成了罗斯福的财政部长。她还是哈佛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学院的学生时，就曾陪祖父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对她来说，眼界高远和公众人物的品性都是遗传的一部分。
在拉德克利夫的时候，她专注于既相关又各有专攻的历史和文学。1933年她毕业后不久，这个世界就不得不为反对法西斯和军国主义而动员起来。她积极主动、思路清晰而又无所畏惧，这些素质使得她成为太平洋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研究人员。1934年她在纽约，1935年则在东京。该研究所是一个富有开创性的“智囊团”和会议组织，20世纪20年代由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前干事在檀香山创办。它由十几个国家级研究所组成，分布于主要的环太平洋国家，还包括欧洲在那里的殖民地。它独自在太平洋地区开创了当代研究和定期国际讨论的模式，而现在的中心和协会几乎每天都在采用这种研究模式。1935年巴巴拉·沃特海姆从军国主义的东京去了共产党掌握政权前的中国。
回到纽约后她开始为《国家》（The Nation）杂志工作，她父亲曾经是该杂志的受托人。然后她在1937年至1938年间去马德里报道西班牙内战。她作为伦敦《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的驻美国记者回到纽约，并于1940年与莱斯特·塔奇曼（Lester Tuchman）博士结婚，之后生下三个女儿。1943—1945年，她在纽约战时新闻处远东新闻部工作。
对一个家道殷实又忙忙碌碌的母亲来说，这样的早期职业经历足以让她参加外国关系委员会的会议，从而为纽约的当权者们增光，但也就仅此而已。然而对巴巴拉·塔奇曼来说，她才刚刚走上轨道。1956年，她重拾早年的兴趣，出版了《圣经与剑：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时期的英国和巴勒斯坦》（Bible and Sword: Britain and Palestin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Balfour），一本从古代一直讲到1918年的历史著作。那以后她避免了那些牵扯她个人情感的题目，并作为面向大众写作历史的作家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某个把巴巴拉的这些书称为“通俗历史”的批评家与其说是在评论这些书，倒不如说是在评论他自己。确实，它们是“非学术性的”，因为它们主要不是为了讨论那些历史“问题”——太多这类问题来源于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渗透。在大学里，那些寻求科学一致性的人入侵历史学后强调的是概括、事件的模式和比较研究的先验图式。这些很可能加速了学生对历史的兴趣的减弱。总而言之，巴巴拉·塔奇曼主张把历史看作具有可读性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她可以畅所欲言、深刻，并有广泛的说服力。对她来说，关键的是人们的感受和言行；相比这些，像社会流动性、合法性、投资比率和工作观念之类的问题则是次要的。她反复强调了事件、人物以及地域的独特性。
当然，多年来在历史学领域里个别性和普遍性一直在争斗，各方都期望获得更多的关注。这里我们很难用只言片语——不管我们怎样斟词酌句——来解决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其实这也用不着我们解决：巴巴拉·塔奇曼的历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着任何理论支持。它就是让读者着迷了，它让他们得以如此接近过去的历史，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她的秘密首先在于她惊人的勤奋。她在研究时发掘了所有的记录，哪怕是最小的纸片也不放过。酝酿《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花了四年，这个时间跟《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花的时间一样多；后者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月，是本畅销书，并获得普利策奖。1967年，当她开始创作《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的时候，当时已经存在的一些深入研究已经揭示了“二战”时美国对华政策在外交和官僚政治上的盘根错节之处。两个很有才干的军事历史学家写了三厚本有关史迪威在中缅印战区的著作。事件的框架已经有了。尤为可贵的是，史迪威将军的家人公开了他内容广泛的日记和私人记录。
要关注史迪威，塔奇曼夫人就得避开那些雷区，即那些自美国宣告“失去中国”之后所积累的单方面证据、指责，以及那些各怀心思的回忆录。另外，聚焦史迪威使得她可以探求美国与其盟友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才是关键所在。这样就避免了把注意力分散到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那场殊死搏斗。1946年史迪威突然死于癌症后，国共之间的搏斗挣脱了美国的影响爆发了，美国国内政坛因此充满了抱怨。
另一个也跟勤奋有关的秘密则很容易被察觉到，那就是巴巴拉·塔奇曼通过掌握并运用这些记录而提炼出了她所谓的“确证的细节”。即便她已经感知了某些事件的相关性，她仍然必须通过现场证据——不言自明的一条引语、一个事实或者另一个事件——才可以将这一点传达给读者。这些细节使得不同事件联系起来了。因为她是在讲一个故事，并不是想证明什么，所以巴巴拉·塔奇曼瞧不起计算机打印出来的那些玩意儿，也不喜欢引用其他历史学家的话。“我从来不觉得引用某人在旁边大学工作的邻居的话有什么意义。在我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来源；我想知道某个事实的原出处，而不是最近谁引用了它。”[3]幸运的是，她除了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独立精神（虽然她不是位教授），对众多学者所关注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制度或“因素”也具有敏锐观察力。例如，她对蒋介石在中国所达成的脆弱又耗神费力的权力平衡的分析，便是本书阐发的最为清晰的地方之一。她回顾的史迪威的早期经历——他的语言天分和海外游历，他对体育运动的热爱，以及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中国的探索——既是他本人的传记，又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塔奇曼夫人善于发掘和运用各种记录，这使得她可以把故事贯穿起来。
从20世纪80年代的视角来看，史迪威以及美国人在中国的经历是怎样的？
历史地看，1911—1945年是中国摸索建立新政体的时期。直到1928年国民党一党专政终于取代了君主专制。不过，自1931年起，由于日本入侵，中国的政治生活重又陷入混乱。
在这个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和虚弱使得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难得地有了参与中国生活的机会。在很多中国爱国人士看来，美国那些用条约维持的各种特权不过是19世纪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延续。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竟然提议由史迪威将军指挥全部中国对日作战部队，这无疑是整个帝国主义历史中一个登峰造极的时刻。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革命改变了这一切。然而……
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政体是独立自主的，但它的经济看起来仍然需要外国的贸易、技术和投资。自1949年后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这消耗了革命成果。中国的贫穷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人，包括那些阔绰的美国游客，又一次成了贫穷中国的特殊人群。我们再次跟处于统治地位的中国人密切交往起来，跟他们谈生意、交朋友。
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所看到的中国改革是史迪威未能看到的——这是个社会和工业革命的富于活力的交替变化，是乡村和城市人民渴望的此消彼长。仿佛有一个内置的钟摆，引导中国就像一个盲人一样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先在农民中间开展平均主义的社会改革，然后转而在现代技术领域培养出新的统治阶层。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所展现的可不是一种单调的稳定。
自巴巴拉·塔奇曼完成此书后，其他历史学家又有什么新见解？有关赢得了未来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新见解有很多，但有关20世纪40年代美国战时努力的却很少。也许最有价值的研究是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The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4]，此书利用了根据《自由信息法案》刚刚解禁的秘密政府档案。沙勒的研究仅仅加深了美国对战时中国的意图和所作所为的幻灭感，而塔奇曼在她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里早已明确传达了这种幻灭感。
举例来说，她记载了统率美国驻华海军的米尔顿·迈尔斯（Milton Miles）中校的工作。迈尔斯走在了美国陆军的前面。通过1943年4月罗斯福总统所签署的一个秘密协议，迈尔斯让美国海军利用中国自己的飞机向中国运输军火，并帮助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目戴笠对其人员进行培训，从而更好地打击蒋介石的对手——中国共产党。迈尔斯好像有童子军的素质，看上去也很像。他还在海军军官学校（U. S.Naval Academy）的时候，朋友们就叫他“玛丽”，因为他也有酒窝，长得挺像舞台明星玛丽·迈尔斯·敏特（Mary Miles Minter）。在“自由中国”，迈尔斯统率着2500—3000名美国人。有些帮助戴笠进行反共活动，从事暗杀、投毒、抓捕和镇压工作。由于有美国海军上层的支持，迈尔斯屡次挫败了史迪威试图控制他的努力。迈尔斯感到戴笠有种“磁石般的吸引力”，因为他“本身是个自由、民主人士……建立的集中营都是完全合法的……而且他爱自己的母亲并支持妇女教育”[5]。据迈尔斯的批评者说，他参加了戴笠主持的集体审判，审判后那些政治犯就被活埋了。这位浪漫而可怕的海军军官提前在中国揭开了冷战的序幕，后来他得了夸大妄想症并于1945年9月被送回美国。中国共产党对迈尔斯的活动进行抗议是完全正当的。
迈尔斯一事说明，史迪威在中国的战时努力是怎样被限制在国民党的冷漠和中美反革命行为之间的。乔·史迪威这个带兵高手很想教中国那些被征募来服兵役的农家子弟们怎样保卫自己的祖国。他身上体现了我们引以为荣的美国人的优点，如民主和主动尽职。他的经历说明了一个有天赋又有超人毅力的人能够取得什么，以及不能够取得什么。
毫无疑问，史迪威很幸运没有成为中国抗日军队的统帅——在史迪威1944年被召回前罗斯福总统曾经这样建议过。那将使他置身于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中国的爱国情绪正在高涨，而国共战争已经开始。这个曾被蒋介石拒绝的（由史迪威统率中国军队的）任命将使美国卷入“二战”后的中国，从而招致一个致命的“超级越南”。即便如此，直到30年后美国才承认了中国革命。
[1] 本序写作于1985年。——编者注
[2] 全名Joseph Warren Stilwell, Joe为Joseph的简称。——编者注
[3] 这句话引自《历史泛滥》一文（“History by the Ounce”），载于《哈泼斯》（Harpers’Magazine），1965年7月，第74页。
[4] 该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
[5] 这段话引自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241页。引用迈尔斯在1945年8月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