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个殚精竭虑构造出来的，而非逐渐从古老的过去演变而来的国家。那是有计划地达至民主理念、宗教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那是承诺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承诺机会平等和个人自由，反对旧世界的管制和压迫。和欧洲的军国主义不同，它要放弃建立常备军，“入鞘战争的破坏之剑”。那是一次乌托邦的实验，测试给予人们自由、独立和自治，用科叙特（Kossuth）的话说，他们“会适时地成熟，演变为卓越、有尊严的人类”。那是被压迫者的新生，那是启蒙，那是乐观。
不论新旧世界中人类的虚伪、腐化，不论他们还有贪婪、狡诈、残忍，以及这样那样摆脱不了的坏习惯，美国建立之初的理想，在建立的百年之后，大体是深入人心了。虽然有所保留，但美国人相信它，前来协助我们革命的人相信它，后来见证我们发展的人相信它，无法忍受故土逃离而来的移民也相信它。
这些理想塑造了我们的政治，我们的体制，某种程度上还塑造了我们的民族性格，但理想不是唯一起作用的东西。物质条件对我们施加了反作用。无险可凭的边疆，白手起家的艰辛，物产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待开拓的大陆，一起造成了物质主义的流行，导致了美国人对金钱、财产和权力的追求，其程度不说比我们逃离的旧世界更强烈，也是旗鼓相当。我们可资利用的人力资源异常巨大：移民一波波涌来，带来了精力旺盛、头脑聪明、不甘寂寞的人。他们义无反顾地跨越未知的大洋，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还有两个塑造我们的因素是：奴隶制的阴暗和本地印第安人的破坏。
建国第一个百年时，美国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功。在它第二个世纪的生命力，它的理想和它的成功持续交战。1886年竖立起的自由女神像仍然代表着“渴望呼吸自由”的承诺。希望对他们来说，如一个外国访客所见——“常驻美国，就像教皇常驻罗马一样”。但是渐渐地，理想在搏斗中丢失了阵地。在1900年左右的转折点中，美国欲拒还迎地接受了帝国主义，理想失去了统治权。它经受了越来越多的自我怀疑，越来越多的希望破灭，但它活到了祛魅除邪的今天，遍体鳞伤，步履蹒跚，但没有被征服。
20世纪美国的经历不为美国独有，而是西方经历的一部分。中世纪，瘟疫、战争和社会暴力都被视作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如果上帝的概念能被看作人的良知，那么这种解释至今仍然适用。我们在20世纪的罪——贪婪、暴力和非人道——罪孽深重，让19世纪建立起的骄傲和自信化为沮丧和自我唾弃。
在美国，从上到下，我们的社会弥漫了对法律的轻视。政府——包括执法部门、商界、工人、学生、军队，争相竞赛着破坏社会为自我保护而建立的规则和道德。穷人比富人更甚。一个平民百姓，挣扎着坚守他从前信守的道德和行为标准，每天都会被各种洪水猛兽揍得七荤八素：贪污、粗鄙、没担当、无知、丑陋，一切指代垃圾的词汇。我们的政府在海外和最没有人性、最不自由的国家搞合作。这抵消了我们军事硬件的发展增殖，我们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安全了。它不吸取教训，不学聪明，还能腐蚀所有感染了波多马克热[1]的人。
但理想不死。美国人在自己的错误面前不会被动消极。我们暴露错误，我们消灭错误。每天，某个地方的某个团体都在与滥用公权斗争，虽然有联邦调查局存在，但他们光明正大，因为他们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有信心。美国滑落得离最初的理想已经够远了。不过，在古拉格群岛和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之间，会有某个地方，比任何地方都有更大的机会走向社会幸福——即是说，既有个人自由又有个人自发的幸福状态。人类为之奋斗数个时代的理想社会依然遥不可及。但是，不管民主与社会秩序、个体自由是否兼容，这个问题如果有解决的希望，那么，那会是在这里。
刊于《新闻周刊》，1976年7月12日。
[1] 波多马克热（Potomac fever），犹指华盛顿特区趋炎附势，攀附政府高官的病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