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为了纪念一些外交官，其中的代表就是杰克·谢伟思。历史证明，他们是对的。不仅仅是历史，甚至今天的政府，也用行动而非口头承认来证明了他们的正确。这个在“二战”中从中国发回报告的群体，在1971年见证了一个美国总统亲自访问新中国，有谁不会感到天大的讽刺而浑身发抖呢？又有谁，记得我们过去的态度，而今看到尼克松总统和毛主席并排而坐的照片，看到他们的尴尬笑容，不会觉得现实真是比小说还要诡异呢？我年轻时，《名利场》杂志做过一系列选题——漫画家科瓦鲁维亚斯画的“不可能的访谈”。其中有卡尔文·柯立芝会见葛丽泰·嘉宝，老约翰·D·洛克菲勒会见斯大林。而去年北京的会见超过了科瓦鲁维亚斯的想象。
如果美国的政策能由重庆大使馆人员——那是公认的当时我们在中国消息最灵通的外交团体了——所引导的话，以上的事就能早25年发生，就不会给我们和亚洲造成不可计量的，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可补救的伤害。这个团体的成员包括驻华大使克莱伦斯·高斯，参赞乔治·艾奇逊，这两位都过世了；还有驻中国各地的外交秘书和领事，有谢伟思先生，有约翰·佩顿·戴维斯、爱德华·莱斯、阿瑟·林沃尔特、菲利普·斯普劳斯，还有轮流在战场和办公室值班的爱德蒙·柯乐博，以及已故的约翰·卡特·文森特。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在中国出生的，大多都会讲中文，今天，有几位正和我们欢聚一堂。
因为正确，他们许多人都遭到迫害和解雇，在职业生涯中或蹒跚不前或备尝打压。美国外事局受到的损失要比他们个人受到的打击还要大。麦考利说，没有什么景观比英国人周期性的道德感发作更荒唐的了——我要补充，没有什么比美国公众周期性的猎巫更卑鄙的了。你的同事和前任不堪其扰，因为出色和诚实地完成了他们的本职工作，而这项工作却和歇斯底里的冷战相互抵牾。一个全无原则的怪人主导了冷战，他就像个没影子的人一样。我现在不准备继续讲这个故事，不管它对你们、对每个公民有多重要，因为我想讲一个更为持久的问题：即便在他们被迫害之前，为什么这些人的意见没人倾听？
他们的报告，总的来说就是，蒋介石就要出局，共产党正在上位，而美国的政策，不该僵硬地紧跟前者，而应该充分地考虑大势的变化。这些信息是暗含在报告中的，而撰写报告的外交官与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只不过在描述国民党的失势上是一致的。等有人亲眼看到了共产党，他们的观点就更加明白，比如谢伟思，在他发自延安的出色报告中就这么做了，比如雷蒙德·卢登，他深入内部，观察共产党的统治效果，还有戴维斯，他耳听八方，消息灵通。他们一致判断，中共是这个国家强有力的政党。1944年戴维斯说过：“中国的未来不是蒋的，是他们的。”这不是我们的红色猎巫人宣称的颠覆，这就是观察。
任何不想睁着眼睛带领国家走进泥潭的政府，在这个节骨眼上，可能都会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选择。毕竟，这正是我们成立外事局的原因：建议决策者，提供实际情况，以便归化现实的计划。头疼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的报告会被忽略呢？为什么在前方的观察人员，和后方首都的决策者总是有个无法逾越的鸿沟呢？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想我只能作为一个局外的评估人，试着提供几个答案。
首先，政策的形成靠的是先入之见和长期偏见。当信息传递给决策者时，他们的回应基于的是他们脑海中已有的东西，制定的政策与其说是契合现实，不如说是投合了他们自童年积累至今的看法和倾向。麦金莱总统在1898年决定要不要夺取菲律宾时，他自己说，他在半夜双膝跪地，“乞求全能的主示他意见和引导”。于是，他就被引导着决定“我们别无他选，只能拿下他们，去教育菲律宾人，去提升、教化他们，向他们传教，在上帝的慈悲下为他们做最好的事，就像基督为我们的同胞牺牲一样”。
实际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天定命运派”要一块跨越太平洋的垫脚石的冲动，但总统在19世纪90年代精神上的信念却要求他以“全能的主”和“白人的责任”去行事，就像他现在的继任者们以“反共”的定式去做事一样。近距离的观察者，不是万能的主，会告诉麦金莱总统，菲律宾人没有强烈愿望要成为基督徒，不想被教化，也无意把统治者从西班牙人换成美国人，他们更希望的是获得独立。这一点被忽视了，我们马上就发现自己参与其中的不是文明教化，而是残酷血腥的压迫，这让我们大感尴尬。不考虑另一方的国情就武断行事往往导致这样难堪的结果。
威尔逊总统品尝了同样的失败，他精神上的执念同麦金莱正好相反，他喜爱进步主义，渴望革新，高唱新自由[1]。他是如此固执，当1913年墨西哥反动将军胡尔塔发动军事政变，威尔逊情不自禁地认为自己负有使命：把骑在墨西哥人民背上作威作福的篡位者赶下台，让墨西哥的被统治者当家做主。“我同情那85%的贫苦人民，他们在为自由斗争。”他说。但事实是那85%的在棚屋里瑟瑟发抖的贫苦人，分不出胡尔塔和他的对手卡兰萨有何差别。不过，威尔逊还是派出海军陆战队，占领了贝拉克鲁斯城。这一干涉手段不仅让美国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吓坏了威尔逊，并且加剧了墨西哥的混乱，让美国在干涉中越陷越深，两年后，终于与墨西哥人的英雄潘乔·比利亚兵戎相见。政治热情是个好事，如果再能有根有据就更好了。
罗斯福同样偏爱进步主义。乔治·凯南说过，他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报告了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和沙皇一样的暴君本质，但罗斯福总统对他们的报告半信半疑，认为这只是国务院那群穿条纹裤的家伙的典型臆想。要改变对苏联的态度不仅费力，而且劳神（外交政策遵守的是牛顿的惯性定律：它一直保持不变，除非不可抗拒的外力出现）。国务院俄国处（Russian Division）的发现不只给自己找了麻烦——罗斯福的偏见让他相信那些发现是片面的，而且俄国处关闭，资料室解散，领导辞职。不愿听不中听的事实——“不要用事实来搞乱我”——是人之常情，很多国家元首都有这个毛病。古代君王会杀掉带来坏消息的使者，不是吗？蒋介石对坏消息的坏脾气让他的部长渐渐不敢告诉他这类消息，最终让他活在幻觉之中。
你的报告还必须通过接收端的一系列心理因素的筛查，有接受者的性格、个人抱负、怕显得不够得心应手的恐惧，还有统治者的脆弱内心——感觉自己的男子气概受到了威胁。（这是男性的问题，幸运的是女人没有这种烦恼——或许这是女人爬居高位的一个优势。不论女人内心是如何虚弱，她也不会用展现强硬来补偿。你可能会举果尔达·梅厄来反驳，但我对她的印象是，强硬是天生的，并且这都是环境所需。）
我猜测，证明自己的男性气概成了原因之一，导致埃及总统纳赛尔在1967年挑起和以色列的战争，这样他就不会被视为胆小鬼，或看起来不如叙利亚人勇武。我感觉这个因素在约翰逊和尼克松考虑从越南撤军时也起了一定作用；“我看上去软弱吗？”这个可怕的猜疑显然也在肯尼迪身上生效；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杜鲁门和小罗斯福看上去就没有这方面困扰。
约翰·戴维斯在他的新书《抓住龙尾》里，讲到了一个性格导致证据模糊的经典例子。他指出，斯大林的巨大错误在于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他被自己的犬儒主义给骗了。他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能成功，因为令人惊讶的是，他自己都不相信人民战争的力量。”
在前方报告需要对抗的障碍中，最难逾越的要数决策者的不相信——不相信他们不想相信的事。在1914年的前几年，德国将在右翼发动猛攻的所有证据都被法国总参谋部所掌握，包括一个德国军官卖给他们的一份货真价实的文件。所有这些都不能扭转他们要从中路进攻的致命计划，也不能说服他们在左翼事先布防。1941年，双面间谍理查德·佐尔格从东京向莫斯科汇报了德国入侵的确切日期，但俄国人太害怕这件事发生，以至于不相信这件事会发生，他的报告被忽略了，被归在“可疑和误导信息”的文件里。1940年，同样的东西影响了华盛顿对来自中国报告的接受。无论报告用多少证据证明了国民党垮台只是时间问题，也没能松开华盛顿同蒋介石的联系，更没有把决策者从谢伟思所谓的“懒惰、短视的权宜之计”中叫醒。
民族神话是认清现实的又一障碍。美国人的本能是行动至上的，“敢干”（can do）神话最近让我们不必要地堕入了地狱，玷污了美国的良好记录，这一劣迹用再长的时间也无法抹去。斯图尔特·艾尔索普这周日（1973年1月28日）在《纽约时报》书评版发表了一个有趣的看法：美国总统自罗斯福以来就不喜欢国务院，而更喜欢军方，因为军方倾向于干练、敢干的风格，是解决问题的人，而外事局的资深外交官往往“对困难采取怀疑的审视态度”；他担心举棋不定的总统会更喜欢积极的建议而不是消极的。你会注意到，依赖军方建议和目前正处制空权时代不无巧合，并且我认为，和喜欢轻松解决问题也大有关系——就是说，困难的问题可以在云端解决，无须接触，无须在漫长、肮脏的地面肉搏中沾得满身血污。制空权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将是个有趣的研究题目。
行动至上在过去，是摆脱困境的冲动，寻找更好的乐土，开拓新的边疆，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是我们历史上的伟大力量，当它还在我们控制之内的领域，它带来的是积极的结果。但在亚洲，情况却不是这样，结果是灾难性的。我们无视当地的现实和深刻的动因，无视奠边府[2]的教训，我们迫不及待地要火中取栗，而不是退避三舍。如果我们偶尔学会让本地人解决本地问题，可能更好。
我们时代代价最昂贵的神话就是共产主义巨石悬于头上的神话。现在我们高兴地发现，如果发现得不算太迟的话，本应成为联盟的中苏两国实际上是两个互相恐惧、猜疑的对手。我们最初的判断与事实有千里之别，不过是恐惧和偏见的反射。在这种膝跳反应的指导下，是不会有最有效的外交政策的——我把最有效的外交政策定义为，联络关系、动用影响力来为觉醒的自身利益最好地服务。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做才能减少前方信息和后方决策之间的隔膜？第一，保持外事部报告的完整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因为报告里可能会有的内容，还因为如果有需要，这就是政策更改的基础。第二，必须找到一些手段，把先入之见和情感上的执念定期地和事实进行比对。可能需要通过立法，让停下来重审形势成为常规，去质疑业已接受的做法的逻辑，在需要的时候以减少损失。
绕了一大圈，我接下来才讲到谢伟思，今天集会的主角。
谢伟思先生出生在中国四川省，是一个基督教青年会传教士家庭的儿子。他年轻时就在中国度过，后来回到美国，进入奥柏林学院学习，1932年毕业。他找了自己的同学结婚，认识卡洛琳·谢伟思的人都会承认，杰克判断力超强，这就是早年的一个明证。他通过了外事局的考试之后，回到了中国。因为大萧条，没有职位的空缺，他只好在昆明从小职员做起。1935年他正式成了外事局的外交官，先后驻北京、上海，1941年调任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在战争中，他一半时间都在前方，看到了在云山雾罩的首都华盛顿看不到的东西。他成为史迪威的部下之后，观察机会大增，作为政治军官加入了美国军事观察团去延安考察。这是美国官方首次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他把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一系列谈话，几乎一字不差地写进了生动的报告里，还加入了一些敏锐的批注，成为极为重要和独特的历史文献。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谢伟思热情地劝说决策者，一次是1944年6月向华莱士副总统报告，还有一次就是著名的发给国务院的联名电报——主要撰稿人就是谢伟思。这是使馆全体外交官为了阻止赫尔利与蒋介石一同跌入深渊的最后努力。如果说谢伟思饱含热情，那么这至少是有根有据的热情。
谢伟思在1945年的“美亚事件”[3]中被捕，随后无罪释放。1948年升为二等军官。1949年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我们全国震惊，麦卡锡参议员和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诡异地联合起来，要拷问美国人的灵魂。此时，谢伟思的旧案又被重新翻了出来。如果蒋介石要继续寻求美国的援助，“丢失中国”就不能是内部统治的失败，而要被说成是外部的阴谋颠覆。而这正好符合美国的需要。和一些人一起，谢伟思承担了这个后果。他虽然一次次地被宣告无罪，但他始终和“不忠嫌疑”黏在了一起，在1951年被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开除出外事局。其后，戴维斯和文森特也被国务卿杜勒斯开除。谢伟思其后6年一直要求法院给他平反，最后终于在1957年，最高法院一致通过：他是无罪的。他重新回到了外事局，但被排除在他的长项——中国事务之外。在确信肯尼迪政府也不会再次重用他之后，谢伟思于1962年辞去公职，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工作。
感谢外事局的存档，感谢他们的名誉，谢伟思和他同事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写的报告，现在都能查阅了——在已出版的《美国外交关系：中国卷》（U.S. Foreign Relations， China Series）里。在不可动摇的历史的判决中，他们站了起来。
在外事协会1973年1月的讲话。刊于《外事通讯》，1973年3月。
[1] “新自由（New Freedom）”是威尔逊的一个施政口号，具体政策有降低关税、反托拉斯、整顿银行等手段。——译者注
[2] 1954年越南军队主动进攻，在奠边府大败法军，为法军退出越南的《日内瓦协定》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3] 《美亚》（Amerasia）是一份关于远东事务的杂志，1945年被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发现其编辑部藏有国务院、海军和战略情报局的多份机密档案。谢伟思因给过杂志主编菲利普·贾飞一些文件而被抓捕。——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