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晚的讲座题目是你们的指挥官提出的，也没有具体说明，就是一个词——将道（Generalship），没了。他一定是推想，这个话题肯定能吸引这里的听众，就像如果讲母道一定会吸引到孕妇听众一样。我不知道戴维斯将军是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写过一位将军的传记，这位将军的经历生动地阐释了为将的某些品质，有的他有，有的他不具备；戴维斯将军因此认为我讲这个话题很合适，还是他有什么更多的想法？
不管怎样，当我开始考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心有所动，因为它很重要，也因为它很抽象，还因为，由于过去25年来的发展，它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导致我们现在对它的理解将全部过时。稍后我会具体讲到这一点。
在讲座开始，我必须要说，我并无多少资格来讲这个题目，好比你们因为丁尼生写了长诗《轻骑旅的冲锋》，就让他来讲将道一样。我给史迪威将军作传，甚少关注他军人的技能，而在于他作为中美关系中的美方代表，其关键身份和超凡的能力。我写《八月炮火》，也不是在研究战争计划是怎么出错的——至少我在写完书之前并不知道我做了这件事。我首先不是个军事史学家，非要说是，也是偶然成就。总之，生活总是当你在尝试某些能力之外的事情时才变得有趣，我就来完成一下我的作业。
海纳尔上校的《军事语录词典》（Dictionary of Military Quotations）中，关于“将军”和“将道”的内容加起来比其他所有语录篇幅都多。如果再加进非常相近的“指挥”和“领导”，那就达到了剩下内容的两倍。为什么这么重要？答案就是，我想，为将之道具有在极短时间内，决定千万人生死和国家兴衰的力量。从而，将军的素质就变成了，不仅仅事关军机要务，还关系到国计民生。显然，对于一个国家，知道了这些素质具体是什么，才能确定将军人选，确保能力、职位相符。
我还听过有人说，战争中的高级指挥官是唯一保持了人类活动的职位，因为它需要体力、智力和道德意识三方面同时运转。我试图批评这种说法（从人性、从专业上批评这种一概而论），想找出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但事实是，没有这样的人。战争中的统帅确实得天独厚地享有这样的特质。
我认为，这些必需的素质分为两类：和性格有关的，也就是个人领导能力，以及和职业能力有关的。在战场上指挥时，第一种可能就比第二种更重要，尽管，当然，离开了第二种，第一种什么用也没有，反之亦然。最出色的战术家也赢不了战争，如果他和布朗热将军[1]一样只有当副官的格局；相反，最聪明、振作的士兵也打不了胜仗，如果他和卡斯特将军[2]一样，弱于调兵遣将的话。
勇气，据德萨克斯元帅说，是第一位的素质。“没有它，”他坚决地说，“其他品质都是白搭，因为都没法派上用场。”我想，“勇气”是个太过简单的词。它的概念应该包含身体的勇敢和道德的勇敢，因为有些人就是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这样的人统帅部队是不够格的。当然，身体的勇敢还要有智力的辅佐，中国有谚云：“将军有勇无谋是为祸患。”[3]身体加上道德，勇气让人更坚决，我必须提出和德萨克斯的不同意见，第一位的素质是决心。这才能让人力压环境，镇服部曲，施威盟友，最后震慑敌军。不论环境险恶，仅能一线求生，还是形势宽容，尚可不辱使命，是决心让人获胜。必胜的意志是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如果某人有了意志，他还需鼓起勇气来支持意志。否则，他就算勇如雄狮，也将因为缺乏意志而失败。
意志是史迪威具有的，他有无坚不摧、百折不挠的决心去完成使命，不管挫折、对手、挫败为何物。当他奋力开通的滇缅公路连接到中国时，他已经被召回，他的继任者在给他的信中也承认，虽然史迪威没能亲眼看到，但这条路上运输线是“你不可战胜的意志”的产物。
理智的人会说，意志应该有判断力来节制，免得它导致超越目标价值的巨大冒险和牺牲，也可避免盲目坚持一些目标，有时目标难以完成正好说明它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这千真万确，良好的判断的确是为将的必需素质之一，海军史学家雷蒙德·奥康纳认为它是最为需要的素质。他引用C·P·斯诺对判断力的定义：“同时考虑多种因素的能力，思考它们的相互影响，相对重要性，以及它们的后果。”判断并非从来都是理性的，有时更靠直觉，靠经验感知目前的形势。
有时判断力会导致惊人之举。尼米兹上将力排众议，坚持攻击马绍尔群岛中心的夸贾林岛，岛上是日军基地的所在地。这意味着美军将放弃进攻美国交通线上的日军控制的马绍尔外围岛屿。结果，美军飞机对外围岛屿狂轰滥炸，同时夸贾林岛则显出了相对薄弱的防御，因为日本人和尼米兹的部将想的一样，都坚信美国人不会直接攻击中心岛屿。
不过，更多的情况是，当判断力告诉你“不行”的时候，意志力说“可以”。当身陷绝境，意志力如果战胜了判断力，则能收获奇效。是意志力，让华盛顿熬过了福吉谷的冬天，顶住了那段极端悲惨无助的日子，也仅仅是他超凡的意志力，让忍饥挨冻、无鞋可穿的军队，让从大陆会议得不到任何资金和援助的军队免于溃逃。判断力会说：“回家吧。”我相信，是意志力拖着汉尼拔翻越了阿尔卑斯山，尽管判断力会告诉他当他翻过阿尔卑斯后会发生什么，就像判断力会告诉史迪威的一样：他的使命——依靠蒋介石政权把中国军队都有效的动员起来——是无法达成的。汉尼拔仍然失败了，他没有攻克罗马，但人们称他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士。
有时形势使然，需要简单的决心和意志告诉自己：“我不会失败。”绝处更是如此，意志必须压倒判断。1914年的8月，法国接连四战尽墨，敌军进犯，法军如溃堤般败退。此时判断力可能会质疑，法国是不是真的不会失败？但法军总司令霞飞元帅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拥有别人都无法超越的统帅的素养：处变不惊。任何时候，沉着冷静的气度对于将帅来说都是一笔财富，最高级的沉着冷静则是在大难当头时的泰然自若。霞飞没有惊慌失措，或许是想象力缺乏，或许是承受了史迪威所称的“大势已去之感（that sinking feeling）”却不动声色。他没有写日记，所以我们不得而知。不管霞飞沉着冷静的原因是什么，总之，法国能在正确的时间有这样一位正确的统帅是幸事一件。当然，是加列尼看到并抓住了挽回败局的机会，是福熙和弗朗谢·德斯佩雷重燃了法国的斗志，负重前行，但是，是迟钝的、脸颊红扑扑的霞飞，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保存了这支军队。没有他，马恩河不会有屹立的法军。
高踞将帅素养清单之上的还有一个东西，我称为“去做（Do this）”因素。莎士比亚笔下的马克·安东尼说：“恺撒说，‘去做’，就会有人去做。”这项指标不仅仅是说指挥官要对战术、地形、资源，还有敌军的特定部署了如指掌，还是说他的部署要对指挥官这方面的能力有相当程度的信心。“当史迪威告诉你在缅甸该做什么，”一个军官说，“你会有信心，这事不会错。这是一个士兵期待的。”如果军官和士兵都相信将军清楚自己的命令，并且他的命令就是当下应该做的事，他们就会去执行；因为如果有一个上级，他的判断是你所能依靠的，大多数人都会感到轻松。这确实就是普通人和将帅之间的差别。
我现在要说到第二类素质，那就是专业能力。这里面包含了决定目标、策划、组织、指挥、抓取经验，然后调动所有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如果由我深入下去，开始讨论为将所需的专业上的要点，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如果各位还没有我在这方面懂得多，你们也不会在这里了，并且，我也没法挑出重点。这些要点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时间、地点、历史，还有对敌几方的情况。我只能说，沟通这两类素质——个人领导能力和专业能力——的桥梁是理解力（intelligence），这是德萨克斯清单上排名第二、仅次于勇气的品质。
我认为，这种理解力随职业而变化：在医生身上就是同情心，在律师身上就是一直不变的悲观情绪，在历史学家身上就是准确、勤于查证和善于归纳。在军人身上，用德萨克斯精确的概括来说，就是“手段强硬且多样”，我喜欢这个说法。这是你可以从一个军人的戎马生涯中总结出来的必要条件。我认为，它在我们时代的专业军事行动中的，非常契合，甚至几乎完美，或者说最少被损坏的例子，就是1967年以色列人的“六日战争”了。
在那次微观的战例中，在我们可见的六天的范围内，决心、耐力、“去做”因素、专业的调布，还有统合所有因素的“强硬且多样的手段”，一切因素像润滑后的发动机机件完美啮合。我没必要去讲当时触发战争的形势，以及撤退和失败都不可承受的情况——在这片只有马萨诸塞州大小的狭长国家，这两种结局都是毁灭性的。但是，以色列人的为将之道，确实有些要点是可以广为施用的。料敌机先就是一个。然后是怀疑精神、批评意识、灵活变通，最后是意志坚决——特别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这种品质，我之前已经在说史迪威的时候提到，它是以色列人最为强调的对军官的要求。
我尤其要强调一个要点，在备战阶段而不是实战阶段，就是对敌人的了解——对其能力的了解，对其训练、精神状态的了解，要尽量全面、准确地长时间研究和熟悉，一切情报搜集的手段都可以达到这一点。在这方面，以色列人就处于知晓敌军先机的上风：他们就生活在隔壁。我看，美国就要学习这个经验。
要是我们多花一些精力关注我们自以为可以轻松碾碎的对手，特别是亚洲的对手，关注他们的国情、动机和能力——无须说我们的盟友了——我们就不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比如在越南那样意料之外的糟糕。我们更不会发觉自己彷徨而沮丧，无休止地投入力量，与缠人的抵抗力量持续斗争，他们有时甚至不只抵抗，还会进攻。我们有巨大的幅员、雄厚的财力和领先的技术，怀着那样的傲慢，我们不习惯好好研究别人力量的另一种来源是来自何处。如果1917年伊迪丝·卡维尔能够说“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我们今天就需要另一种智慧的声音告诉我们：“技术是不够的。”战争不只是一个大工程而已，我们对面还有人在参与——他们的力量和意志我们从来不屑于去讨论。失职的后果就是，我们被拖进了比我们预想的更为严重、当然破坏性也更强的战争活动中去。只顾动武而缺乏对敌手的理解，最终对我们军队和国家的名声都有损无益。
我匆匆忙忙地就谈到了当前的话题，那就再继续谈一谈当今标准的为将之道。我知道，军事科目的研究和教学，普遍是讲解过去战例，我可以由着这条路讲一些已经有普遍共识的例子，比如从拿破仑开始的著名将领的座右铭，比如格兰特将军，再比如乔治王的轶事，当别人说沃尔夫将军是个疯子时，他说：“我倒希望他能咬一口我其他的将军。”这些你们都耳熟能详。但是，这些说教已经过时了，因为从20世纪中期开始战争就发生了变化，为将之道也一定随之发生了变化。
随着20世纪的开始，总体战的概念已经来到，我认为它正当其时。它的背后是总体武器（total weapon）的登场——拥有不加区别的剩余杀伤力的原子弹。撇开先发制人不谈，既然大家都有了相互摧毁的能力，这件武器就不再可用，从而形成了一个新局面。如果战争就像我们学过的，是用武力方式对国家政策的推行，我们现在就面临了一个现实：发动毁灭所有人的核战争并不能使任何政策和政治目标获益。
所以，当政策需要军事支持的时候，设定有限目标的有限战争才是唯一的手段。我经过调查，发现这种情况甫一出现，就被灵敏的思想家所察觉，前大使乔治·凯南就是一位。他在1954年，人们还被原子弹困惑的时候，就写道，核武器并没有扩大战争的范畴，而是相反，“总体战的时代过去了，从现在开始，有限的军事行动才是服务一致目的的唯一可行方式。”
这一发展的意义对于军人来说注定是痛苦的，因为就像英国的约翰·文特罗普·哈克特将军最近在我们的空军学院（Air Force Academy）所说的，“出于政治目的的有限战争会比过去的超级大战制造多得多的道德问题”。美国，不用说，已经尝到了这个事实的苦果。
改变在过去20年中悄然发生着，身在其中的我们却没有真正注意到它，至少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没有注意到。人只有在离开环境时才能看清它的轮廓，人也需要一个回头审视的角度，那么他就可以说：“那儿就是转折点。”如你们所见，朝鲜战争是我们的第一场政治战争。从此，一连串的事件都在暗示我们，军队的角色就像俄国在埃及、我们在东南亚展示的那样，开始变为了干预的工具，在所谓“顾问”“协助”的层面干预不发达国家，塑造代理国的事务，以满足顾问的目的。角色的转变体现为布拉格堡军事基地的军事协助军官计划（Military Assistance Officers Program），特遣队由此成立，训练计划因此改变。根据构想，他们的任务是“协助外国处理内部安全问题”——不错的镇压叛乱的代称——“以及发挥对军事行动的政治社会影响力”。
简而言之，在这个社会政治的年代，军事任务的目的就是镇压革命，或者说挫败共产主义，或者再委婉一点儿，叫国家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越南化、巴基斯坦化、非洲化他们情愿或不情愿的代理人。这可和国父们预想的用作防御美国大陆的军事力量大异其趣了。
这些变化对于为将之道有什么影响呢？“我们见到的杰出的高级指挥官已经是部队里的最后一批了吗？”这个问题我引自最近的一本书，《军人》（Military Men），作者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沃德·贾斯特。曾经大展拳脚的个人领导魅力现在还有用武之地吗？在过去，是这么一批人曾经大展宏图：克莱夫，带领1.1万人征服了印度；科尔特斯，帮手更少，占领了墨西哥；查尔斯·马特尔，在图尔力拒穆斯林的进攻；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战胜了拿破仑（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评价自己力量的来源时说：“如果有更多的汉密尔顿夫人，就会有更多的纳尔逊。”尽管这可能是他有意讨好妇女运动分子的说法——她们已经很看不上我了——但是他不可能讨好成功，在她们眼中女性的这种诱惑力本身就是错误的。无论如何，这个因素一样会消失，因为我怀疑爱情或者情欲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能激励将军取得节节胜利吗？能让越战越南化成功吗？）。
在所有杰出人物中，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历史的当属华盛顿。他骑着白马冲入惊慌的人群，发表“恶言恶语的雄论”，阻止了蒙默思的溃败，引得拉法叶的赞叹：“我从没见过这么出色的人。”
据说在今天的部队，最吃香的是去哈佛商学院上一学期课。那么今天的新式军队还需要华盛顿吗？要满足今天的要求，将帅必须是半个外交家、半个人力经理、半个武器专家、半个销售和采购专员。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已经被记者称为双料将军：一个是“拼命三郎式的、高抬着下颌的战地指挥，一个是狡诈的、无比耐心的外交官”。他的继任者在第二个方面很快就超过了第一个方面。
在人类所有活动中，体力活动、智力活动、道德活动，还剩多少是需要将军们做的？有了化学检验器和人迹嗅探器，有了落叶剂和生物武器，有了红外雷达和卫星通信，更不要说决策者曾经设想的拒敌于门外的隐形电子栅栏，战场上的决策空间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小。我理解，火炮和步兵都将由电脑帮助瞄准，步兵的背包直接连接后方的控制台。从此有望大幅避免人为的失误，就像斯金纳教授想用学习机消灭人类的罪恶那样消灭失误。不过作为历史学家，我向你们保证，这两种前景的概率也就和恐龙归来差不多。
最严重的变化将是军队和国家关系的变化。这是个可能惹麻烦的敏感话题，我以下所说的也只是一些推想，你们可能会不同意，也一定会引起争议。
军官阶层会毫不犹豫地、无条件执行政府的命令，他们保持着传统的无党派的传统，至少是表面上基本如此，而不论在表面之下涌动着他们何种意识形态的个人爱好。不过，当军队发现，他们被派遣参加的，是投机的、目的模糊的、他们无法支持的非法战争时，这种态度还将持续吗？你可能会说，这只是说说而已，但是怎么说，最能测试你怎么想。作为作家，我可以告诉你，落在纸上的问题无一例外，反映的都是思维的问题，常常是掌握事实不完整，或是理解事实的意义不完全的问题。
我想知道，今天我们在东南亚的军官到底有多少在不问“为什么”和“凭什么”地执行任务。当他们将来进入政坛，或进入社会，这个数字会不愉快地增长吗？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没人遵守的原则是明智的——只有在自卫或事关国家利益的紧急关头才能进入战争。遵守这条原则的国家和它民众的关系会更好，当然历史也更光彩。没有人会误解珍珠港事件，也没有人对如何定义反击的必要性存在异议。战争，以人命为代价的战争，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能没有定义。它需要定义，也需要公开宣布。没有公民，我认为，不管士兵还是平民，可以被要求去冒生命危险，就因为一群在华盛顿的身份不明的人认为这是个好办法，是个利用规则的好办法，是个威慑的好办法、是个遏制的好办法，或是完成某种当时流行的观念的好办法。
如果军队的使用是出于政治目的，它还能继续当一个中立的机器人吗？军队会有一天放弃这个立场吗？军队或军官会质疑、评判发动他们参加的行动吗？他们并不一定要和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总的来说，美国的政策自冷战开始，就一直是遏制共产主义，我假设，这是军队也认可的。但问题会变得复杂。如果俄国对垒中国呢？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打起来了呢？——我们最近在那儿侥幸逃过一劫。中东呢？如果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判断：除非我们从俄国手里解救出叙利亚，不然伊拉克就会倒向俄国。要是我们把这个原理运用到南美呢？多米诺骨牌效应你可以用在任何大陆。如果我们又冒冒失失地冲进一场站到历史反面的战争呢？
这不是军队的错，军队会这么说。那是文官的决定。军队还是在文官的控制之下。杜鲁门没有炒掉麦克阿瑟吧？
在美国，军队从来没有严重地威胁过文官统治，这是事实；最近几年，它更没有必要这么做了。军队开支占到了国家预算的第三位；制造核武器和其他现代武器的开支显然越来越没有限制；多达2.2万个国防项目的承包商和多达10万个子承包商正在美国开着工；军队和工业的联合利益集团控制了经济，代理人遍布政府各个部门。
834亿美元的新国防预算是教育预算的5倍，是治理污染经费的将近40倍（我们的政府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污染问题比俄国还要严重了）。国家每年平均要在每个军人身上花费1万美元，而每个公民的平均花费则是1172.86美元。换句话说，军人比普通人多花了10倍。五角大楼跳动着军事能量和军事活动的脉搏，那里每年光公关费用就高达1.4亿美元，是国家艺术与人文基金的将近两倍。当军事和军事相关的利益团体渗透政府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政府也就多少变成了五角大楼的奴隶。
在这种情况下，决策的最终责任落在谁身上也就不太明确了。明确的是，当军事部门对政府施加了足够的影响时，它就不再保有中立的地位了。
过去，所有任务中的困难都可以请出“责任，荣誉，国家”作为保护伞。只要你有一个类似“缅因”号或者阿拉莫的战争理由，你就可以毫无愧疚地发动任何一场可疑的远征[4]。西点军校的原则可能不够用了。“国家”明显是成立的，但是在一场错误的战争中，“责任”从何说起呢？当战斗堕落到“耗费”一个对我们从来无害的民族的生存空间，更别说他们的生命了，“荣誉”又从何而来？西点军校简单的回答是，“责任”和“荣誉”都是蕴含在执行国家的命令当中的。这也是纳粹为自己开脱时说的话，我们因为战争罪审判了他们。但现在，我们破坏了我们在纽伦堡和东京宣称的东西。
一个烧毁了整个越南村庄的士兵说“我们为了拯救它，所以必须摧毁它”，当战斗触及经典的原则，我必须超越责任和荣誉地问一句：“常识何在？”我知道，常识不是西点校训里的内容，但士兵和其他人类一样，仍然要服从笛卡儿法则：我思故我在。思考可以不断地打断人。那就是放弃只把自卫作为开战唯一理由的惩罚。好兵帅克说，当一个士兵开始思考，“他就不再是个士兵，而是个讨厌的平民”。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这个说法告诉了我们老百姓的观点。
市民社会真的希望军队有自己的思想吗？这难道不会提高各种右翼政变和左翼哗变的可能性吗？军队一般来说倾向于右翼，不过也有例外：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推翻了国王，喀琅施塔得的苏联水兵哗变和前线的溃逃引发了俄国革命。我们在越南服役的士兵纪律涣散得非常危险，我承认这么说不是思考的结果，而是出于人们对他们的普遍厌恶。这种发展倾向是不明智的，我可以说，它当然是不健康的。
我知道，和我指定的题目我游离得有些远了，但我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认为，从现在起，将军不得不处理这些问题。今天讲座的问题，我想现在已经很突出了，就是我一个答案也没有。只能留待别的思考者来解决了。我只能说，当将军一直就是一种挑战；他的角色和公民一样，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讲话，1972年4月。刊于《参数》，1972年春。
[1] 布朗热将军（Georges Boulanger），19世纪80年代法国军事家、政治家。——译者注
[2] 卡斯特将军（George Custer），美国内战时军官。——译者注
[3] 这句话原文为A general who is courageous and stupid is a calamity。——译者注
[4] 1898年“缅因”号战列舰被炸是美西战争开战的导火索；1836年得克萨斯的阿拉莫要塞被攻破，是美国向墨西哥开战的导火索。——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