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外人常问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研究历史有用吗？我们能从历史教训里学到什么吗？
当人们希望历史是实用的，是能够教会我们东西的，表明他们也想确定一点，历史是有科学标准的。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理由稍后会讲。把历史当作科学来研究的是社会学，这是和历史完全不同的一个学科，是我个人不能认同的一个学科——虽然我猜，社会学者会认为我的方式缺陷更大。社会学家，他们把鼻子贴在地里寻来找去，搜集大量数据去得出一些不要说中等敏锐的历史学家，就是一般大众靠观察就能得出的显而易见的结论，比如社会流动在增强、女人有不同于男人的问题等等。我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得到解脱，抬起头来看看周围的世界。
如果历史是科学，我们就能抓住它，掌握它的习性，洞悉它的规律，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呢？答案就在于一个我称为“不可知变量”的东西上，也就是——人。人类往往是历史最终的研究对象。历史是人类行为的记录，人是历史中最有意思的对象，但它没有逻辑，充满了无数的未知变量，不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去衡量，不可以系统地编排归纳。
即使在这个电气时代，在名为“量化”的过程中，电脑正在蚕食对历史的研究，我也要大胆地做出这番表白。我相信，量化在施用于历史时是有局限的。它依赖于一个叫“数据处理”的方法，就是说，历史事实，或称数据——就是人的行为——被归档进入很多条目，这样才能输进电脑，然后得出来的是——希望如此——历史的规律。我只能告诉你们，对历史来说，“数据处理”是无效的，因为在多大程度上你基于外部要求处理了你的数据——此时指的是机器的要求——你的结果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可疑的，就有多大风险是无效的。所有东西都基于对条目的命名和对史实的分类之上，这个最基础的过程又需要量化者的个人判断。条目如果没有揭示性，其结果也不可能得到科学的真实。
量化研究唯一有可能的希望是，通过处理远远超过个人能力的数据信息，来得出或建立可靠的历史规律。这有待观察，但我并不乐观。历史自有其逃脱规律束缚的办法。况且，最基础的数据之一是人心。一个普通的历史学家，至少是关心历史真相而非虚假宣传的那种，会诚实地让他的“数据”自己开口说话，如果数据被关在了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口不能言，那就没有任何用处了。史实之间的细微区别就无法发声，它们只能含有一个固定的意义，不是这种就是那种，并对结果产生影响。举个例子，在我亲眼所见的用量化方法探寻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研究中，操作员把“七月危机”中所有外交档案、照会和言论分类，归入“敌意”“友好”“挫伤”“满意”等条目，每一条用一句话就其程度打分，从一到九，包括小数。但没有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条目对得上那些身在沸汤之中的君主和阁员的性格特征以及他们承担的社会压力。这项研究耗费巨大却收效甚微——它得出的结论都不算惊人：战争的可能性随着照会中敌意的增加而增加。
只能说，量化方法是一种新方法，但它和由来已久的企图把历史装进一种模式的方法是一样的，而真正可靠的模式，或说历史的教训则始终不见踪影。
比如说，假设1914年的美国总统不是伍德罗·威尔逊，而是西奥多·罗斯福，前者1912年大选中的对手，那么有没有可能，美国会提前很早就进入战争，比如1915年“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时，这样战争时长就会大大缩短，对历史也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我的《骄傲之塔》中写了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碰巧这里面有一个意大利的无名小卒，名叫米格尔·安吉奥利罗，没人记得这个名字，可正是这个人在1897年射杀了西班牙的首相卡诺瓦斯。卡诺瓦斯是个强人，就在他被暗杀之时，对古巴叛乱的镇压马上就要成功。如果他没有死，古巴起义就不会扩大，美国人不会兴奋地跃跃欲试，美西战争不会爆发，圣胡安山战役不会打，不会有莽骑兵，西奥多·罗斯福也不会当上副总统，在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又一个不可预料的人暗杀了麦金莱总统后，西奥多·罗斯福就不可能由副总统补位。如果西奥多不是总统，1912年共和党就不会分裂，伍德罗·威尔逊也就不可能当选。畅想还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对我来说，比起感到历史是被一堆无逻辑的人类行为记录所决定，是被超出我等人力的科学法则巨力所左右，这种方式更让我心安。
我对实验室科学了解极少（一无所知的委婉说法），但我有个印象：任何结论都应该是有逻辑的；可预测的结果是根据一组给定条件做出的。问题来了，在人类行为和历史中一些特定条件是不可能孤立出来或重复出现的，也不可能重复给定的条件。复杂的人类行为不可能复制，不可能蓄意地发动，也不可能像自然现象一样可以期待它一定出现。太阳每天升起，潮汐和火车时刻表一样准确，前者更准时。实际上，潮汐和火车非常好地阐释了我的观点：你指望月亮，月亮是可靠的；但你要指望人，就不可靠了。
没有可靠的一再重复出现的环境条件，我们不该对历史教训抱有太大自信。
当然，是会有教训。当人们说起它们来，我想，他们心中对这些过去的经历有两种使用方式：第一，它们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让我们在下一次类似情况发生时处理得更好；第二，它们让我们预见到将来。（关于越南，我想，历史已经传递给我们信息了，可惜我们不听。）下次处理得更好在我们的能力之内，而预见未来似乎并不可行。
举个例子，有了之前战争的惨痛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我们加入后，就打得比“一战”更加聪明。但我们是怎么加入战争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当预见事件的发展变得非常重要时，美国人却没能用好那个正确的教训。珍珠港事件就是一个经典的向历史学习的失败案例。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本该预见到日本在谈判期间的突然袭击。就因为这么做是无耻的，所以就不可预料吗？不对。这和日本在1904年所做的事一模一样，他们当年突袭了旅顺的俄国舰队，发动了日俄战争。
除此之外，我们洞察了所有的蛛丝马迹。我们破解了日本的密电码，我们的雷达有了预警，我们掌握了一系列准确的情报。那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信息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判断。我们有了一切证据，但不愿正确地解读它们，就像德国人在1944年不愿相信诺曼底登陆的证据一样。人倾向于拒绝相信和他们的周密计划或事先安排相冲突的事实。所有军事情报的缺陷在于，不论它们是20%、50%还是100%的准确，它们终究需要人去判断，而判断，就是大量个人、社会、政治的偏见和一厢情愿的产物。总之，既然是人，就会犯错。如果人们能破译日本的密码，却不能相信密码告诉自己的东西，那他怎么从历史的教训中学到东西？
电脑能做得更好吗？在珍珠港的例子里也许是的。如果谁把1941年11月得到的所有情报喂给电脑，它应该不太会失误，几乎会马上回答“空袭，夏威夷，菲律宾”，甚至“12月7日”。但这招次次都好用吗？我们能信任电脑得出的历史教训吗？我想不能，因为历史会欺骗它们。它们会得当地删减，正确地得出结论，但是转折突发，某人打了个喷嚏，历史就改变方向，另觅他途去了。帕斯卡说，如果克娄巴特拉的鼻子短那么一截，世界将会改变。电脑能解释克娄巴特拉吗？
曾经有一次永恒的真理仿佛昭然若揭——那是在西班牙内战——我当时认为历史的教训是不会错的。看起来这是无须争辩的：如果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权胜了，西班牙在未来欧洲的战争中就将成为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滩头堡，地中海将成为意大利的内湖，英国会丢掉直布罗陀海峡、被切断与它苏伊士运河东边的帝国的联系。危险是如此显而易见，逻辑是如此清晰，所有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点，而刚刚大学毕业的我则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小书指明此情，所有举证都从历史中来。书里阐明了，整个18和19世纪，英国就不懈地干涉欧陆强权在西班牙取得过分的影响力。西班牙王室婚姻事件，威灵顿的战役，卡斯尔累、坎宁、帕默斯顿的政策，通通指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必须阻止陆上最强大的国家控制西班牙。我的作品，我想，非常清晰有力。它没有纠缠当下的斗争，仅仅是让过去自己开口说话，做出判断。这个判断无可辩驳——直到历史反驳了它。佛朗哥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帮助下确实获得了政权，欧洲战争确实随之而至，但是，西班牙不可解释地保持了中立——至少名义上的中立。直布罗陀海峡没有沦陷，地中海的入口没有封闭。我，更不必说其他所有“早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别人这么叫我们，我们在道德上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看得很准，但却说错了结果。我小心翼翼地总结出了历史教训，可它们就是不奏效。历史走了一步怪招。
珍珠港和西班牙说明了两点：第一，人类不能从历史教训中受益，因为预判干扰了他们从信息中得出结论；第二，历史常常会任性地偏离它的教训指向的方向。这就是历史系统的缺陷。
说到历史系统，它背叛得最彻底的就是卡尔·马克思。没有一个先知这么相信自己的假设，没有一群信徒对预料中的结果这么坚定不移，没有一套对历史的阐释看来这么天衣无缝。马克思分析工业革命的作用，他解开了19世纪最可怕的谜题：物质越是进步，贫穷就越是扩散和深重。他决定，这个进程只有通过革命，通过暴力颠覆现存的秩序才能结束。基于此，他提出了贫困（Verelendung）和崩溃（Zusammenbruch）的定理，裁定道，既然工人阶级自我意识与工业化同步觉醒，革命最先会在最为工业化的国家爆发。
马克思的分析太有说服力了，看起来历史没有另外的路可走了。他的假设被信众以及后来人广为接受，仿佛是刻在西奈山石碑上的十诫。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历史真相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可信的教条。它影响巨大得无可估量，至今余音绕梁。理论创建人选取的事实是正确的，思路是缜密和深刻的。他什么都是正确的，除了结论。发展中的历史没有证明他的理论。工人阶级过得欣欣向荣，没有每况愈下。资本主义没有崩溃。革命没有从工业化最深的国家爆发，而是从工业最薄弱的国家开始。在集体主义之下，国家没有消亡，而是大肆扩张它控制社会的权力和功能。历史看也不看马克思，以它自己神秘的逻辑，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当马克思已经被证明是有问题的，痴迷决定论的人们慌忙把历史又交到了一个新的权威手中——弗洛伊德。现在他的手已经抓住了我们。潜意识才是主宰，至少以前是。我相信，现在又有了新的呼声，认为潜意识就是个骗局——打破偶像的风潮也刮到了弗洛伊德头上。无论如何，就论对现代世界观的作用而言，我认为弗洛伊德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变化贡献了最巨大的影响。也许有一天会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时代——弗洛伊德时代，这将成为继维多利亚时代后的又一时代。自从他的理论流行，我们对人类行为的动因有了理解的新维度。不过我并不相信弗洛伊德的信徒相信的：一切事情都和下意识的性和精神驱力相关。他们坚信这一点，就像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坚信他们的教义一样。他们可以给历史学家提供见解，却不能给未来提供指导，因为不能指望全体人类的行为会有一定之规。所有的鲑鱼都游回它们出生的上游产卵，这是鲑鱼的普遍法则。但人类存在的世界比鱼类复杂多了。要让每个人都被游回子宫的下意识欲望所操控，需要太多的力量施加其身。
在我来说，弗洛伊德不幸地选取了两个皇家的故事来举例说明他的概念：俄狄浦斯情结和厄勒克特拉情结。帝王的生活是有特殊性的，尤其是牵扯到统治和继承等权力问题，这就不是普遍的人之常情。俄狄浦斯弑父传说可能来源于所有皇家继承人都憎恨父亲的实际现象，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想和母亲睡觉，而是他们觊觎王位。如果家长统治碰巧来自母亲，他照样会痛恨母亲。母亲也一样会从出生开始就讨厌儿子，因为她知道儿子注定要取代她的位置，就像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长子爱德华七世一样。这不是什么弗洛伊德，这就是王朝政治。
至于厄勒克特拉，天晓得这个故事是怎么编出来的。阿特柔斯家族怪异极了。他们家的怪事远远要比厄勒克特拉爱上父亲多得多。比如，俄瑞斯忒斯帮助厄勒克特拉一起杀死了他们的母亲——在另一版本中，厄勒克特拉也自杀了，这个故事如何？是不是杀错了？他为什么没有杀死他的父亲呢？还有，厄勒克特拉的姐姐伊菲革涅亚，阿伽门农要杀了她祭神，这个故事又怎么说？弗洛伊德们对此的解释呢？他们没有解释。这不是历史的态度。历史学家不能挑选史实，他们必须处理好全部的事实。
再举马丁·路德的例子。如你所知，哈佛的埃里克·埃里克森教授发现路德从小就有便秘的毛病，他就由这个有趣的生理学事件为基础，建立了足以解释这个人的一切的整套理论。这简直是近年来历史界最夸张的一件事了，百老汇甚至还排了一部戏。我无论如何不相信路德把《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腾堡教堂门口，仅仅或主要是因为他肛门肌的活动——或者不活动。据我所知，抗议的私人出发点或许是他的肛门问题，但对历史来说，更要紧的则是抗议这个形式。这必然与由来已久的、深层的社会不满有关，与出售赎罪券有关，与教士腐败有关，等等等等。如果不是路德出头抗议，也会是别人。有他无他，新教都会产生，那么产生的原因就和他个人的隐疾没有丝毫关系。我肯定，埃里克森教授试图解释的是路德，而不是新教，但他的书掀起了一股精神历史学的潮流，让那些没有足够知识和训练的人都来试练这种方法。
追随弗洛伊德的还有一位广受欢迎的小先知——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他基于对历史教训的精深研究，宣布了“西方的没落”。从那时起，人们就断断续续地回到他的主题，特别是在“二战”爆发和殖民时代结束那时。中国的崛起和亚非独立运动的遍地开花刺激人们焦虑地把目光再次投向斯宾格勒。欧洲完了，知情者们说，未来属于有色人种。
人们已经挥锹抡镐要埋葬欧洲很久了。我记得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位我特别敬佩的政治思想家告诉我，欧洲的统治结束了，未来属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这个观点对我来说既新奇又可怕，所以我印象很深。我不认为俄罗斯和美国可以和欧洲分而论之，更进一步说，我们是欧洲的延伸。我不敢对俄罗斯抱以教条的思维，但我敢肯定的是美国。美国文化发源于欧洲，我们的前途和欧洲密不可分，长期来看我们是一致的。我的印象是，欧洲，或者扩展一点儿说，白种人，离完蛋还早着呢。欧洲又焕发生机了，作为思想的发源地，它取之不尽。最近的成果，如果是不太受欢迎的，也应该是最尖端的成果——核裂变，就是一群欧洲人搞出来的。这些人有马克斯·普朗克、居里夫妇、爱因斯坦、卢瑟福、费米、尼尔斯·玻尔、西拉德。再早些还有现代思想的三位塑造者——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他们都是欧洲人。我不知道任何发自亚洲和非洲的原创思想对现代世界产生过什么深刻的影响（可能除了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和公民不服从的概念，但是，梭罗在其之前就有了相同的观念）。
在我看来，欧洲能够在思想和实力上长期统治世界，绝非昙花一现和事出偶然。它非但没有被远远落在后面，看上去它还加大了领先距离，除了在可怕的人口数量上他们处于劣势，不过我认为西方人的创造力会解决这一问题。所谓亚非民族的出现发生于西方的标准之下，以西方的体制、政治、工业为衡量刻度。他们丢掉了自身的文化诚然可悲，不过我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新的领域是太空，那里也正在被西方人开拓。斯宾格勒说得够多了。
时尚的历史理论，正如时尚的本质一样，新旧交替，走马灯一样变换。但这也没让系统论者灰心丧气。他们坚定地相信今年的理论，就像他们坚定地相信去年的理论一样，正如以赛亚·柏林所说，我们总是“以切身体验为代价不懈地追求完整和对称”。我长大时，正值历史的经济学解释为最新福音，查尔斯·比尔德对此影响巨大。这个理论对比尔德来说无可置疑，就像他从燃烧的灌木丛中看见过一样[1]。甚至质疑他说国父们是在经济利益驱使下才要脱离英国，质疑他说是利益至上的考虑把我们带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成了一种最为天真的罪过。不过历史学家最近的时尚——看上去像是必需的时尚——就是双脚跳踩比尔德。他的追随者帮助他建立了理论体系，完成了几乎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情境的教条，然而他们的尸身被殴打、分析、解剖，最后被彻底地抛弃。现在，历史学的主流开始抛弃费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他的边疆理论了。我不知道新的解释是什么，但我肯定一定会有某种理论，因为就像一位学院历史学家最近下的断语：写作历史需要“有序的大思维（alarge organizing idea）”。
说起“有序的大思维”，我眼前呈现的是一台拖拉机拉了张铁链网在犁地。我看到那个教授爬上拖拉机，随着他向前，拖在后面的“有序的大思维”就在耕犁历史的坑坑包包，直到土地平整、干净、有序——换句话说，被放进了某种系统。
凡人——你、我、拿破仑——不敷为科学的因素。结合了性格、环境和历史的情景，任何人都是无数变量的集合，无法复制。他的出生、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食物、他的家、他的学校、他的经济社会地位、他的第一份工作、他的第一个女朋友，以及蕴含其中的所有变量，组成了神秘的人物性格，还要和其他变量结合：国家、气候、时间和历史情境。所有元素以精确的比例再次调配之后，就能复制出摩西、希特勒、戴高乐，以及杀了肯尼迪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了吗？
只要人还是“不可知变量”——我看不出，在不远的未来，有无限可能的人会在哪方面有固定下来的倾向——我不认为他的行为可以被有效地编码和量化。对电子化急进又乐观的人将继续把人的过去行为切成千千万万可定义的碎片，他们叫“输入”，然后机器轰轰隆隆，一道电光闪过就给出了“输出”。可是输出可靠吗？我打赌十有八九历史会无视电脑的输出，就像它无视卡尔·马克思一样。未来还将需要历史学家。电子学是有用的，但我可以自信地说，它无法把历史学家变成按键的工人，把历史变成系统程序。
芝加哥历史学会的讲话，1966年10月。
[1] 《圣经·旧约》说神出现在燃烧的灌木中，指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