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给流行的悲观情绪来点儿不一样的东西，我要回忆一下人类积极的，甚至是值得敬佩的一面。我们最近很少听到这些东西了。我们的时代不是自尊和自信的时代，不像从前，比如19世纪，从当时的描写中就能流淌出自尊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特别是男人，把自己描绘得正直高贵，并且惊人地英俊。而我们的自我印象则如伍迪·艾伦和塞缪尔·贝克特笔下的人物一样[1]。在全球一团乱麻、20世纪劣迹斑斑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自视为劣等生物，我们不是有心为恶的，也是粗心大意的，我们热衷暴力、无知、腐化、无能，无法控制威胁我们的力量，一次次臣服于我们的劣根性，总而言之，我们堕落了。这个标签似曾相识，也有理有据，不过却是陈词滥调。研究历史让我知道，人类有衰也有兴。兴盛时的人类完成过最勇敢的壮举，也创造过最美的东西；我们奋发图强，探索过海洋，征服过荒蛮；在创造性的艺术领域取得过美丽的奇迹，也取得过科技和社会的进步；纵观历史，我们激情澎湃地热爱着自由，九死不悔；我们追求知识，实践理性，享受欢笑，热衷游戏，展现勇气，英勇无畏，大公无私，自尊自爱，庄严体面；我们体验过爱，知道舒适、满足和幸福的滋味。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经历中的精华，即使它们没有像负面信息一样被重视，不如我们犯下的罪恶那样影响深远，它们仍然值得关注，因为现在已经没人记得它们。
在所有的伟大壮举中，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把人送上了月球，并安全返回——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件事产出稀少，徒耗精力，错误地排在了更急迫的需要之前，以上也许都对，但我看来，都不能抵消这个成就的光辉。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所有积极的事情都有消极的一面——有时多些，有时少些——并且不是所有值得敬佩的成就都有一个值得敬佩的动机。有时还会导致悲剧的结果。尽管目前的征兆指向的是更坏的未来，其实，人类的潜能从来就是这样，没有变过。如果原始人能发现怎么把谷子变成面包，河边的芦苇变成篮子；如果他的后代能发明轮子，把行踪不定的空气用来磨面，把羊毛、亚麻、蚕丝变成衣料——那么我想，我们是能够找到能源问题的出路的。
想想荷兰人是怎么完成围海造田的奇迹的。他们在过去的60年里，高明地围住须德海，为国家增加了50万英亩（约20万公顷）的土地，相当于国土面积的8%，为那里将近25万的人兴建了家园、农场和小镇。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志、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强过了那时和现在的人类，在这个欧洲最小的主要国家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荷兰是个低洼、多风、水涝的地方，它一部分国土在海平面以下，遍布湿地、河流、湖泊、水湾。它国土的外轮廓完全暴露于常有暴风雨的北海，抵御海浪的天然屏障只是一些海边的沙丘而已。尽管有诸多地形上的不利，荷兰却是人口最为稠密、有序、繁荣的国家，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雄极一时。几个世纪以来，从第一批居民——躲避敌人迫害的人们开始，他们就定居在没人打扰的沼泽之畔。荷兰人长期与水患斗争，学会了如何与水共生：他们把房屋建在土丘上，一次次用黏土和稻草修筑防波堤，用看不见头的火车运来泥土，用石头加重柳条床垫，在每个春天修复着冬天的破坏，抽干湿地，就溪筑渠，修建通往阁楼的斜坡以便在发水时保住牲畜，用环围的堤坝从波涛中一次次抢得土地、又在海洋的一次次报复中失去它们，荷兰人不断发明新的方法来对抗他们永恒的敌人。
须德海是个受潮汐影响的海湾，嵌入荷兰的国土8英里（约12.8千米）深，10英里到30英里（约16千米—48千米）宽。荷兰人一直有计划把海湾口用大坝封住，与外海隔断，但一直囿于高额的花费而未能动工，直到1916年，一场大规模的洪水把盐水灌进了阿姆斯特丹北部的所有农田，才推动了这个计划。1918年，议会两院一致通过合围海湾的工程。国小志大，这个计划需要修建一道连接海湾两头、20英里（约32千米）长、高出海面20英尺（约6米）的海堤。坝顶要足够宽阔，可以行车，也可以容纳水利工程的机电室。堤坝的底部则要600英尺（约182米）宽。第一车沙石于1920年倾倒入海。
海堤只是计划的一部分。合围后形成的内海则需要抽干盐水，用莱茵河下游支流的淡水灌入。浅滩下的土地在抽水过程中逐渐露出了水面，形成四块人造土地。控制流量的副堤、泵站、水闸、排水渠，以及导流的闸口、内河港都需要修建；为人造土地施肥、植树、筑路、修桥、城乡建屋，完成所有这些计划要60年。
设计完美的工程计划在实施中就遇到了麻烦。施工时，煞费苦心随着构架倒入海堤的沙石，遭到强烈的水流和变化莫测的暴风冲击，一夜之间就被冲走。手段和方法常被事实证明是简陋的，无法实施的。纵是如此，两头的堤坝在慢慢地向中间合拢。缺口在逐渐变小，通过堤坝的水压每天都在增大，每天都在带走坝底的填材，冲击着大坝的整体结构，成为阻止最终合龙的巨大威胁。最后几天，大批的起重船、挖泥机、驳船和其他设备齐集合龙口，赶在下一次潮汐到来之前有12小时，填材疯狂地倾泻入海。这时，有报告说将有大风。保护合龙口的节制坝好像就要顶不住了，工程才推进了30码（约27米），悬念已至顶点。潮汐夹着砂带着沫地扑向狭窄的最后通道，所有工程设备聚集在这一点，填上了堤坝最后的开口，承受住了海浪的击打。1932年，人类站在了这个地方，这是北海的波涛统治了700年的地方。
干爽的土地形成了，第一批来访者是鸟儿。一个10年又一个10年，渐渐地，庄稼、房屋，文明到来，当然不幸的人类的破坏也次第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溃退的德军炸毁了一部分堤坝，西面的人造地完全被淹。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荷兰人抽干了积水，重新开始春种，7年之后，农田和村庄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天是不可征服的。1953年的大洪灾淹没了荷兰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荷兰人逃出劫难，一边修复须德海的工程，一边吸取教训，并向其他国家传授他们的水利技术。今天，须德海路（Afsluitdijk）是一条普通的大道，我行驶其上，一边是阴郁的大海，一边是欣欣向荣的城市，这一刻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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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尝试需要高瞻远瞩的视野和志在必得的冲动，有时不必如荷兰人的例子那样脚踏实地，而是冲动多，目的少，比如中世纪建造的哥特教堂。此种建筑的爆炸式增长创造了大量高耸入云的拱顶——有拱式的，有肋架的，放射出珠宝的光芒，装饰着上千种石刻的人物，从体积、壮丽程度和数量上都代表了永恒的人类工匠艺术。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仅仅说宗教热情是不够的，还有时代的活力、争胜的欲望、做出最大和最好东西的野心。只有众志成城，集合贵族、商人、同业公会、工匠和平民举国之力，才能调动这么巨大的资源和劳力，承担这么宏伟的任务。每个群体都发起捐款，主要是商业巨头，他们通过捐钱来减轻赚钱的罪恶感。所有阶层都志愿参与工程。有观察者称：“有谁见过和听过，在过去的时代，世界上有权有势的王公，在荣耀和富足中长大的人，那些贵族——包括男人和女人，愿意低下他们傲慢的脖颈，如负重的牲口一样拉动小车，把满载红酒、粮食、油、石料、木材等一切修建教堂的原料拉到基督的住所？”
教堂的苏热院长（Abbot Suger）革新式地建造了圣丹尼教堂，后者被认为是哥特建筑的始祖，体现了哥特建造者的精神。他决心要创造基督教世界中最恢宏的宗座圣殿，监制了这项工程的方方面面，从善款筹集到内外装饰，他的名字也被不朽地铭刻在了教堂的拱心石和柱顶上。他告诉我们，他清醒地躺在床上，犯愁哪里去找合适的巨大的梁木。他后来和他的木匠到了森林里去询问伐木工。伐木工发誓那里找不到他想要的树，但他坚持一个人去寻找，结果在荆棘和灌木中攀爬了9个小时后，终于找到、标记了12棵需要的巨树。
志在必得的冲动主要来自市镇，那些年它们的经济、政治实力在增强。法国皮卡第地区繁荣的首府亚眠就决定修建法国最大的教堂。“比所有圣人高，比所有国王高。”为了给它腾出足够的空间，甚至医院和主教座堂都搬了家，城墙向后推移。同一时间，在毗邻亚眠的城镇博韦，他们在教堂的耳堂上修起了拱顶，正堂前所未有的达到了158英尺（约48米）高，堪称当时建筑师的胆量极限。它确实达到了极限，因为由于柱子太高，支撑力分散，在建起12年后，拱顶塌了。人们顽强地修复了它，并再次“不知天高地厚”地给这座教堂修建了尖顶，从地面到顶端有492英尺（约150米），为法国最高。博韦镇用尽了资源，正堂再也没有修好，虽然整体结构小了一截，但仍然壮观。内厅恢宏宽阔，走进驻足，你一定会惊为奇迹，佩服得屏住呼吸。
建筑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单薄，柱子越来越瘦，那么更多支撑主体建筑的新办法和新技术就被设计出来，扶垛就是其中之一。它像天使的翅膀一样长在建筑外墙上。这是一个大胆革新的时期，是卓越精神无限施展的时期。仅1170年到1270年一个世纪，法国就修建了600座主教座堂和重要的教堂。在这期间，英国用38年建起了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为英国最高。德意志的弗莱堡教堂的尖顶全由精美的石头筑成，像某个超自然的大蜘蛛吐的细丝。在巴黎的圣礼拜堂，15扇巨大的窗户简直吞噬了墙壁，它们构成了那里的全部。
装饰是城市建设的一部分。法国兰斯就有5000尊雕像，包括圣人、先知、国王和红衣主教、教区主教、骑士、女人、手艺人和平民、魔鬼、走兽和飞禽。据说在法国北部每一片树叶的所在位置都有装饰功能。在铭刻、花窗和雕塑中，大教堂展现了中世纪的工艺艺术，那些建筑奇迹成了永恒，虽然它们已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中心。罗丹说，就算在晚上，看不见了，他也能感受到兰斯的存在和美丽。他写道：“它的力量超越了意识，眼睛看到了它看不到的东西。”
大教堂数量的大爆发有多种解释。艺术史学者会告诉你，是因为发明了肋架拱顶。宗教史学者会说，因为那是一个相信有了上帝相助一切都将可能的时代。事实上，那不是一个信仰单纯的年代，却是充满了异端和宗教裁判的时期。甚至，你可以说那是因缘际会。君主制下城镇的社会秩序取代了贵族的无政府状态，所以存在不再是努力求生，而更添了福祉和过剩的精力，以及更多的共同努力的机会。银行业和商业创造了资本，道路让轮式交通成为可能，大学培育了思想和交流。那是历史的高潮期，是活力、自信和力量汇集的年代，是血液加速奔流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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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历史的低潮，一个特殊的实践群体也以开拓者的形象出现，为后人称道。远在大教堂时代之前，在8世纪的迷雾中，维京人的航海是胆识、体力和技术的奇迹。维京人把他们的无甲板船无情地推向大海，向南航行，绕过西班牙，到达北非和阿拉伯半岛；向北航行，到达世界的顶端；向西航行，越过未知的海域抵达美洲的海岸。他们驾着船穿越大陆，从波罗的海直抵俄罗斯的内河，远达黑海。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动机何在，只能说，这是人类的禀赋吧。
我们的国家——美国的建立又是如何的呢？我们听惯了“五月花”号的航行，不过想一想，他们需要多少无畏和雄心、对独立的义无反顾，以及充沛的勇气和毅力，才能离开熟悉的地方，远渡重洋，前往一个没有居所、没有食物、没有商店、没有一处耕地、没有庄稼和牲畜，没有一切安居乐业所需的未知世界。
同样无畏的，是美洲大陆北部森林的法国人。整个17世纪，从圣劳伦斯河到密西西比河，从五大湖到墨西哥湾，他们开疆扩土。他们不是朝圣者，不为自由，只为获取和统治——不管是在耶稣会士的精神帝国里，还是在国王的土地、荣耀和财富上。历史上很少有人能主动投入这样的艰苦生活和令人胆寒的冒险，并坚持不懈。他们忍饥挨饿，精疲力竭，饱经冻伤和印第安人的抓捕、刑罚之苦，遭遇伤病、险流、毒虫、跋涉和苦寒。有此遭遇的人竟然不逃不避，再一次进入包罗万象的森林，和危险、痛苦和死亡作对。
别的不说，就说坚持不懈寻找密西西比河河口的拉萨尔，就让人难以超越。他在魁北克准备自己的冒险，掌握了八门印第安语言。从此，他遭受了事故、背叛、抛弃，失去了人员和物资，发了烧、患了雪盲，陷于对手的设计——后者鼓动印第安人与他作对，伏击他，毒害他。如弗朗西斯·帕克曼所写，他真的被“破坏力巨大的魔鬼”驱使。他在暴风雨中划过惊涛骇浪的安大略湖，他每晚都要让独木舟驶过冰冷的水面靠岸，当一只独木舟翻船沉没，他失去了枪和行李。为了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建立堡垒，他要用滚水浇化结冻的地面。当堡垒最终建起，拉萨尔给它起名叫克雷夫科尔——法语的“心碎”。饥饿的守军哗变，劫掠这座堡垒时，它的名字变得名副其实。还有，被他定为目的地的友好的印第安村，被易洛魁人烧杀一空，余烬残灰中只剩烧焦的木桩和头骨，狼群和秃鹰来往其中。
随大河（Great River）4个月的危险旅程之后，拉萨尔到达了海边。他取得了整个国家的所有权，从这条河的河口、它的源头到所有支流——也就是从落基山脉到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密西西比河的广阔流域——并以路易十四的名字命名它为路易斯安那。这一声明看来对我们是无效的（在当时是有效的），但这并不是重点。真正可贵的是一个人用超凡的努力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对逆境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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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是，人还有寻找快乐的能力。他们不辞辛劳地以各种办法取悦自己，创造了了不起的事迹和快乐。盛装游行、狂欢、节日庆典、烟花、音乐、跳舞和戏剧、聚会和野餐、体育和比赛，还有喜剧精神以及它带来的笑声。从盛大庆祝到独自垂钓，快乐无处不在，抵御着这个世界的种种不幸。
为了致意宙斯，人们创造了4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古典时代最为著名的节日了。就像我们把基督出生年定为历史元年一样，希腊人把他们的历史元年定于第一届运动会那年——公元前776年，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每场比赛的胜者头戴橄榄冠，象征着快乐之冠。罗马人认为这标志着希腊人性格中的轻浮，不过这项古老的赛事持续了12个世纪，远远超出了罗马帝国的寿命。
游戏中的人（Homo ludens），绝对和战争中的人、工作中的人一样重要。在人类活动中，球的发明据说可以比肩轮子的发明。想象美国没有了棒球，欧洲没有了足球，英国没有了板球，意大利没有了地掷球（bocci），中国没有了乒乓球，大家没有了网球。就算是清教徒严于克己的榜样约翰·加尔文，有一次也被人发现在星期天玩保龄球。1611年一艘英国补给船抵达詹姆斯敦时，发现饥肠辘辘的开拓者们也在玩保龄球，以缓解他们的不幸。剥玉米、滚木头、垒谷仓、赛马、摔跤和拳击吸引了当年的美国人，就像他们现在坐在沙发上被足球、篮球吸引一样（这种吸引看来有些被动）。
游戏就是用来消遣、消耗，逃离生活的正轨。在殖民时期的纽约，人们在马背上拉着小提琴，乘着雪橇一路来到乡间旅馆，据参加过这种活动的人说，在那里，“我们跳舞、唱歌、嬉闹，吃东西、喝酒，整日整夜无忧无虑”。约翰·奥杜邦[2]参加了一次在肯塔基边疆的烤肉舞会，他写道：“每张面孔都面带笑容，每颗心都心花怒放……担忧和悲伤都飞到九霄云外。”
游戏也有阴暗面。比如在角斗场、斗鸡场和拳击场，煽动起来的是人性中最不愉快的部分，是在鲜血和残忍中获得满足。不过就游戏整体而言，这些阴暗面无伤大雅。
我们大多数的快乐来自食和色。这两个元素在我们的时代得到了过多的关注——让我仅仅提一下这二者的关联，就把它们放到一边不谈。菜谱、烹饪法、新奇的食物以及漂亮的盛具大量出现，就像是色情、性治疗、黄色电影以及防止儿童性乱的警示故事一样层出不穷。二者的增长究竟代表着堕落还是自由尚有争议。我们就谈点别的。
例如狂欢节。所有形式的斋前狂欢节（Mardi Gras）就是“不要约束”的一种借口：其实就是为了四旬斋前的纵欲狂欢，为了打扮漂亮地演出戏剧，为了穿上戏服、头戴面具地跳来跳去，为了制作天马行空的花车，为了噪音、恶作剧、玩笑，为了鲜花大战和抛撒纸屑，为了舞会和宴会，唱歌跳舞，为了烟火表演。比利时的班什狂欢节（carnival of Gilles-Binche）起源于16世纪，为了庆祝查理五世征服秘鲁。在狂欢节上，舞者头戴高耸的羽毛头饰扮演印加人，还有装饰了叮当作响的铃铛、滚了金边的华丽服装。他们穿着木鞋，踏出舞步的节奏，手提篮子，装着象征着秘鲁宝藏的橙子，用来扔向围观的路人。在著名的丰收时节举行的意大利锡耶纳赛马节（Palio of Siena）上，每个居民区派出一人一马，在公共广场陡峭的鹅卵石路上竭力比拼，居民为自己的人马疯狂尖叫。五月节前夜的魔女之夜（Walpurgis Night）以女巫狂欢的幌子行罗马酒神节（bacchanalia）之实。冬天的圣诞节则以赠送礼物而著名。人类确实发明了无数的方法来让自己开心。
中国人是个中高手，他们发明了最多的方法来抵御洪水、饥馑、战乱和其他不幸的命运。敲锣、击钹、擂鼓发出的声音响彻他们悠久的历史。他们无一月没有集市和戏院，届时街上挂满五彩缤纷的手绘灯笼，路上“车水马龙”。夜空被爆竹点亮——这是一种中国的发明，爆炸出牡丹、花盆和妖魔鬼怪的形态。取乐的方式数不胜数。不同音调的哨子绑在鸽子的翅膀上，鸽群盘旋天空，奏出音乐。找阳光和煦的一天和三五知己一同驾乘冰橇，在结冰的湖面滑行是人生大乐，如同“行玉杯之上”。还有什么比一个叫“半仙节（Half an Immortal）”[3]的古代节日更快乐的呢？及至节日，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无不荡秋千作乐。当荡至高处，如临仙境，回到低处则如重返人世，没有什么比做个一时的神仙更快乐了。
而在欧洲的盛世，王公也常安排设计出一些盛大炫目的华丽表演来展现他们的伟大，1660年奥地利的利奥波德一世和西班牙公主的婚礼堪为奢华宏大表演之观止。作为历时三个月的庆典的高潮，“四大元素”的骑术比赛在广场上举行，每一种元素都由1000号盛装骑手组成。水阵穿着蓝色和银色的服装，覆以鱼鳞和贝壳；风阵穿着金色锦缎，饰以彩虹的七色；土阵饰以鲜花；火阵饰以跳跃的火焰。海神被海怪和风神簇拥，骑乘巨大的喷水鲸鱼拉动的座车。“土”的座车上有潘神和牧羊人的花园，由数头背负城堡的大象牵引。“风”骑着火龙上场，还有30头狮鹫。“火”则由权神伏尔甘、三个独眼巨人、一只喷火蜥蜴助阵。还有个不相干的角色是载着一船人去寻找金羊毛“阿尔戈”号。骑术比赛告终，一个嵌满繁星的地球被代表和平的人造彩虹压弯，滚过广场，打开，展示了不死圣殿，从里面出现了扮演哈布斯堡家族十五位君主的骑士，最后一个是利奥波德本人。他衣着神圣，银色绲边镶满钻石，头戴王冠，乘坐在由八匹白色骏马牵引的银色贝壳中。贝壳中还有七位身着礼服、珠光宝气的歌手，为公主演唱着小夜曲。接下来是高潮中的高潮，每队八位骑士的四队人马演出了马上芭蕾，他们跟随小号的婉转音调、定音鼓和加农礼炮的节奏迈着精心设计的舞步。在恢宏的终曲，上千发火箭从两座名叫“帕纳塞斯”和“埃特纳”的人造假山冲天而上，天空成功地被哈布斯堡家族的一首离合诗照亮——AEIOU，意思大概是“奥地利统治世界（Austria Est Imperare Omne Universo）”。
目的只是为了炫耀，但结果激动人心。观者入迷，演出者自豪，编排者当上了男爵。这是男人和女人沉迷于艺术享受的例子，享受是艺术古往今来都不会过时的功能，尽管人们对此知之甚少，今天的人类只是在酒色的污秽打滚的可怜虫，就像没有别的选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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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好的求助对象，也是最长久的成就，就是艺术。最好的艺术揭示出人性中与缺陷、邪恶共生的高贵，并感知到美和真。不论是音乐、建筑、文学、绘画还是雕塑，艺术打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感觉，让我们体会到一些超越我们自身的东西，一些如果没有艺术家的眼光和天才的技艺我们就无法经历的体验。希腊众多神庙的位置非常讲究，比如苏尼翁角的波塞冬神庙，外轮廓映衬着蓝色的爱琴海——波塞冬的家；米开朗琪罗的石雕庄严肃穆；莎士比亚娴熟地语言掌控和对人类灵魂的探知；巴赫音乐中复杂的秩序，莫扎特曲调中的魔力；中国单色瓷器的纯粹——它们的名字都很好听：青瓷、牛血红、桃色、月光蓝（clair de lune）；提埃波罗眼花缭乱的天顶，如果没有画框的限制，那些有着漂亮颜色的世界恐怕都会在天上动起来；还有从荷马到塞万提斯、简·奥斯汀、约翰·济慈、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的所有作家的所有文章和诗歌。谁创作了这一切？是我们，是我们这种生物。因为范围太广，内容太多，我无法公正地一一列出那些名字，但以上随机所举的例子以及它们的未尽之言，已经给了我们充分的理由来尊重人类。
如果说我们（我正是这么认为的）在现代社会失去了美和优雅，那么，我们通过科学技术和民主的制约，在大众的物质生活方面获得了更多。工人阶级的生活变化，以及社会对他们的看法标志了现代社会和古代政权之间的巨大区别。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贯穿19、20世纪的残酷的工人战争，取得变化主要靠对常常心怀恶意的强烈反对派动用武力。通过这个严酷的过程，才培育和唤醒了社会以前没有的良知。西方发达国家，在大体上消灭了奴隶、贫穷、困者无助和生计匮乏。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功劳，即便因为调和大众价值，世界变得丑陋了。历史逐渐在平衡所失与所得，免得上帝太过嫉妒。
科技推动的物质奇迹——运用蒸汽、电力、麻醉技术、防腐技术、抗生素、洗衣机（解放了妇女），以及引发的所有节省人力的进步——在我们的文化里已经得到了充分认识，所以我不愿再去强调。巴斯德在人类历史上是和米开朗琪罗、莫扎特一样伟大的人物——就人类的共同福祉而言可能还要更加伟大。我们更容易注意到他那样的成就，而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去问任何人人类的成就有什么，第一个答案多半都是物质方面的东西。不过科学进步的副作用总是巨大的。战争武器在它不断增长的杀人能力上就是这样的例子，谁能理直气壮地声称汽车、飞机、电话、电视、电脑带来的好处就多于害处呢？
追求知识本身就是好的。18世纪有过一次春天，人们认为通过知识和理性，一切都是可能的；人们盼望理性冲破宗教的藩篱，就像阳光冲破浓雾；武装了知识和理性的人们最终将掌握自己的命运，建立美好的社会。莱布尼茨传播了一个观念：正因为这个世界存在，那么它就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乐观主义”这个词首次在1737年使用。
知识的力量在那几十年产生了多大的震撼！1735年到1755年的20年，林奈命名并分类了所有已知的植物，布丰用36卷著作把自然史梳理一新，美国人约翰·巴特拉姆翻山越岭找到各种植物，寄到欧洲。伏尔泰、孟德斯鸠、休谟探寻人性，追索法律和社会的道德基础。本杰明·富兰克林展示了闪电确实是电。约翰逊博士编写了第一部英语词典；狄德罗和法国的百科全书派用祛昧启智的语言把当时的所有知识都写了下来。欧洲人发现了中国人制瓷的秘密，在麦森和德累斯顿大量生产。全欧洲最宏伟的协和广场在巴黎开始动工。英国发行了至少有150种报刊和杂志。小说在理查德森和菲尔丁的努力下生机勃勃地诞生[4]。夏尔丹，一个卓越的艺术家，用深情的画笔在和谐的家乡景色中画出了人性。贺加斯则来自另一个星球，他的画总在暴露所有粗俗和下流的阴暗面。那是一个热情高涨的时代。1743年伦敦演出了亨德尔的《弥赛亚》，乔治二世极为欣赏“哈利路亚的合唱部分”，他情不自禁的起立引得全场观众纷纷起身，后来观看《弥赛亚》的观众还保持了这个传统。一个展现了时代精神的人物也在这段时间出生了，他就是托马斯·杰弗逊。
如果以上20年再延长10年，那将听到振聋发聩的卢梭《社会契约论》、贝加利亚《论犯罪与刑罚》、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开头，以及——虽然发生了里斯本大地震、伏尔泰也写出了《老实人》[5]——法兰西学院词典仍然收录了“乐观主义”这个词。
虽然启蒙时代高估了理性指导人类行为的力量，但它毕竟让男人和女人开始以更人性的目光去看待身边的过客。残忍的习俗慢慢改革——治疗疯病的手段开始改变、减少了死刑、缓和了对债务人和侵权人的严厉法律，并且，开始了废除奴隶贸易的激烈斗争。
人道主义运动不是做慈善，后者带有捐赠者不为人知的其他利益企图，而前者，则更无私和利他，纯粹是良心驱使。这一点在威廉·威尔伯福斯[6]。身上得以集中体现，他唤醒了18世纪英国人的良心，反对买卖人口。在美国，奴隶制的不道德性长期困扰着殖民地的人们。1789年，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紧随其后的是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但南方各州坚持废奴不在宪法规定之列，以此作为它们加入联邦的价码。
英国本土的经济不需要奴隶制来支撑，所以威尔伯福斯有更多的活动余地。如果权力是他的追逐目标，那他凭借影响力足以当上首相，但他把一生都投入到了为人类争取福祉中。他发动、推进了社会运动，其成员开会、请愿、搜集“中央航路”[7]的恐怖事件、在公共场合散发宣传册、煽动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加入到声势渐盛的潮流中——用特里维廉的话来说，就是去“融化政治家畏首畏尾的坚冰”。1807年，英国的国土上废除了奴隶贸易。远海和非洲海岸都有英国海军巡逻，以保证法律的强制力。当葡萄牙和西班牙也被说服加入了禁令，他们分别收到了英国纳税人30万和40万英镑的补偿。阳奉阴违、暗中走私的事情还在继续，这让废奴主义者相信，要阻止这样的贸易，只能从根本上废除奴隶制度才行。废奴宣传在继续。在其后的1/4个世纪，补偿金逐渐软化了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和他们英国盟友的反对，1833年，解放所有大英帝国奴隶的法案签署。英国纳税人为废奴付出的补偿金据说总计2000万英镑。
从最近不快的经历中，我们学会了从每一次公共动作的背后去揭秘野心、贪婪和腐败，但事情也并不一贯如此。即便是在不堪的20世纪，人类确实拥有更善良的动机，有时也确实出于善意去做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沦陷的丹麦，人们被纳粹驱逐丹麦犹太人的命令激怒了，鼓勇抗命，通过地下铁路把所有8000名丹麦犹太人送到了瑞典，后者提供了他们的庇护。与此事并无关联的是，在更遥远的法国南部小镇利尼翁河畔的勒尚邦（Le Chambon-sur-Lignon），居民冒险用性命和自由去抢救着犹太人和其他纳粹的受害者。“抢救性命成为勒尚邦人的习惯。”一个居民说。不过，不可否认，那个时代更多的记录却是通敌，被动和主动的都有。我们不能指望善意的动机主宰世界，除非它们自己经常出现。
历史上，能唤起人性中最为闪光之处的东西常常是对自由的渴望。一次又一次，在地球的某个角落，人们被斯威本所说的“神圣的造反权利”所鼓舞，驱逐暴君、反抗外来征服、取得自由——直到权力不再腐化，自由会实现，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
古代犹太人有三次反抗外来统治者的起义，第一次是马卡比起义，反抗的是塞琉古帝国的安条克禁止犹太人行犹太教礼。祭司玛他提亚和他的五个儿子召集了山中的信徒，开展游击战。父亲死后，五子之一的犹大的军事天才开始展现，他绰号“马卡比”——“铁锤”。他作为光照中世纪的九杰[8]之一，打败了敌人，光复了犹太圣殿，重新建立了朱迪亚（Judea）的自由。在下个世纪，犹太坚贞信徒（Zealots）在饥荒、围城、耶路撒冷的陷落和圣殿被毁的种种困厄中，绝望又疯狂地再次对抗罗马人。最终在马萨达岩，剩下的不足一千人不愿投降，集体自杀身亡。朱迪亚被外敌占据的60年后，那里的犹太居民在西蒙·巴尔·科赫巴的领导下再举义旗。他们短暂地重夺耶路撒冷，最终不敌罗马哈德良皇帝的重兵。起义被剿灭，但犹太人对自立的热忱、在18个世纪的流亡中的蓄力，让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重建家园。
在今天，这样的事情还在层出不穷，比如在阿尔及利亚，在越南。因为距离太近，也常被外来势力操纵，所以当代的运动看上去不那么有纯粹的英雄主义光辉——比如历史上的威廉·华莱士带领苏格兰人反抗英格兰，瑞士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美国殖民地反抗他们的母国。
我一直欣赏纽约殖民地一位庄园主一句充满劲头的回答。人们劝他，不要在《独立宣言》上签字，免得搭上他的财产，他回答道：“去他妈的财产，给我笔！”不过，在为本文查询资料时我懊丧地发现，这句话似乎是虚构的。但是这种精神并非虚构，宣言的签名者太清楚了，他们搭上的不仅是财产，很有可能还是他们的脑袋。
他们也没有逃跑。华盛顿攻克了长岛，纽约防守空虚。他们的土地被英军刻意破坏，房屋被劫掠，书信被焚烧，家具被砸毁，牲畜和储粮被毁，佃户和仆人被赶走，路易斯·莫里斯[9]1000英亩（约4000公顷）的树林只留下了树桩。独立战争中，所有人都靠着朋友勉强度日。菲利普·利文斯顿死时再没有看到自己的家和庄园一眼；富有的商人威廉·弗洛伊德变得一贫如洗。其他签字的富人也都损失惨重，比如麻省的汉考克——他的签名那么大，没人会弄错，弗吉尼亚的李，还有巴尔的摩的卡罗尔。乔治·华盛顿是这种精神的代表，他写信责备他弗农山的管家给英军先头部队的提供补给。这支在波多马克河溯流而上的英军威胁道，要是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要烧毁华盛顿的庄园。华盛顿在信中说，得知“他们烧掉了我的别墅，毁掉了我的种植园”，作为对他拒绝的报复，他反而“不那么痛苦了”。可见，利己的经济人也不总是我们的行事本能。
走笔至此，我一直写的是集体的品质，除了大多数时候是个体精神造物的艺术，就没有提到个人了。幸福感，和艺术一样，也是个人的事。它可以在任何地方涌起，随时的，随地的，没有原因可讲。它拒绝人们的研究，嘲笑社会学的解释，突然泛起，突然消失，又突然再次出现。以艾萨克·沃尔顿为例，他的《钓客清话》（The Compleat Angler）教会人如何满足，以及如何垂钓。查尔斯·兰姆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读这本书，都会甘甜入心。”尽管沃尔顿生在革命和弑君的动乱年代，尽管他与英国内战的失败一方过从甚密，尽管他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七个孩子以及和第二任妻子的长子皆尽夭折，尽管他两度丧妻，他的悲惨命运也没能吞噬掉他开朗的本性。他的传记作家说：“他历尽荒乱，却永远和满足相伴。”
沃尔顿的秘诀是交朋友。自耕农家庭出身，年轻时在五金店当学徒，他自学成才，以开朗好客的性格和虔诚的宗教信仰，与许多有学问的牧师和诗人平辈论交，他为他们作传，也为他们的作品写序。这些人包括约翰·堂恩、乔治·赫伯特、迈克尔·德雷顿。另一位朋友查尔斯·卡顿写到艾萨克，说：“我很高兴地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最受人尊敬的人，我享受了最好、最真挚的朋友的友谊。”
《钓客清话》是沃尔顿60岁时的作品，处处可见他阳光般的性格。书里有幽默、有虔诚，有对鱼类习性的郑重提示，有把他们钓上岸的微妙技术，有对自然、对音乐的喜爱。沃尔顿一生中这部作品再版了五次，在他死后还有数不清的版本刊行于世，使他不朽。他和第二个妻子活下来的那个儿子成了牧师，女儿出嫁后育儿无数，给了他父亲一个儿孙满堂的家。他85岁时写出了最后一部作品，他的朋友写诗祝贺他的90岁生日，说他是“幸福老人”，“展示了如何找到真正的幸福”，他也在这一年去世。当我们牢骚满腹的时候，想想他吧。
梳理了这么多，有什么结论吗？我这么问，因为许多人都指望历史教给他们点儿什么。这一点我认为是可能的，但我不确定在必要时你能否用得上它们。我举了这么多例子不是想教会大家什么，而是希望在这个沮丧的时代提醒人们，即使人类的恶吸引了更多的目光，人类的善也依旧在起作用。我知道，挑出这些闪光的时刻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作用。翻个面就可以看到黑暗，就像我们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之所以上马，是因为它的成功可以帮助获得发展火箭和导弹的资金。事情就是这样。
哲学的发展就是在讨论人性主要是善还是恶。我只知道它们是彼此交织的，你无法从恶中分离出善，智慧、勇气、善良也和无赖、贪婪和愚蠢相伴；英勇无畏和坚韧不拔也和虚荣、残暴、腐败同生同灭。
这是个悖论，我们这个时代的西方，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有这么多的人生活如此富足，也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不过我还是以为，人性的美德并未消失，虽然我们这个世纪的经验似乎在暗示它们已经不存于世。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一切成就和希望幻灭，这个世纪于此时成形，它眼见了俄国革命演变为被它推翻的政权一样的暴政，眼见了一个本应文明的民族被纳粹逆转为有组织的野蛮之国，眼见了民主国家懦弱的绥靖，这个世纪发生的事情有理由让人质疑人性。文采斐然的历史学家范·威克·布鲁克斯讨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说它是“末世的绝望”。他写道，惠特曼和爱默生“欣赏人们的价值和判断，新时代的作家”则会震撼于人们的肉欲、贪欲和暴力，而会讨厌他们的同胞。最近上演的一部戏也有相同的主题，讲了一个母亲千方百计和她两个“冷漠愤世的”孩子斗争的故事。她的问题是她想让孩子高兴，而他们根本不想高兴。他们只想在电视上看恐怖片。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它强调缺陷和腐化，不相信勇气、美德和幸福的可能。它频频回望索多玛和蛾摩拉，却不见愉悦山。
我们需要求得平衡，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药方就是孔多赛写于本杰明·富兰克林之死的颂词：“他原谅了现在，为了将来。”
1980年4月，华盛顿特区所做的“杰弗逊演讲”。刊于《美国学者》，1980年秋季。
[1] 伍迪·艾伦，美国剧作家、导演，作品多戏谑社会、政治、宗教；塞缪尔·贝克特，法国作家，荒诞派戏剧家，笔下多丑陋、病态之人。——译者注
[2] 约翰·奥杜邦，美国著名博物学家、画家。——译者注
[3] 指清明节，清明习俗荡秋千，古人称秋千为“半仙之戏”。——译者注
[4] 塞缪尔·理查德森和亨利·菲尔丁均为英国小说家，两人加上丹尼尔·笛福并称英国现代小说之父。——译者注
[5] 伏尔泰《老实人》的主角信奉乐观主义却四处碰壁。——译者注
[6] 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慈善家、废奴主义者。——译者注
[7] 欧洲、非洲、美洲的三角贸易中，从非洲贩卖黑奴到美洲这一段称为“中央航路（Middle Passage）”。——译者注
[8] 九杰（Nine Worthies）指中世纪历史上的九个传奇人物，有亚历山大、恺撒、亚瑟王等。——译者注
[9] 路易斯·莫里斯（Lewis Morris），庄园主，他作为纽约大陆会议的代表签署了《独立宣言》。后文的菲利普·利文斯顿、威廉·弗洛伊德都是纽约的签字代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