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在19世纪留下了一句名言：外交关系是最强大的塑造各国历史的力量。这句话不无争议，但对于刚刚过去的历史，它无疑是可取的。在操作对外关系的人物中，没有人比前国务卿亨利·A·基辛格更有影响力了，或者说，没有人比他更受公众的认可了。他成了崇拜的对象，成了公众明星，还成了数不清的书籍、研究和分析的主题。如今，他自己写的书出版了，这多少成了个历史事件。
让我松一口气的是，我可以向大家汇报，里面没有再写梅特涅了。因为基辛格的博士论文、他的第一本书——《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写的就是奥地利宰相梅特涅亲王，以及被拿破仑席卷之后的欧洲的重建。从那时开始，每个写基辛格的人都要把他和梅特涅比较一番。而基辛格，在写自己的这本书里没有提到梅特涅——这就对了，他们两人所处的世界是这么截然不同，比较都是不恰当的。两个世界的差异非常显著：维也纳会议的参与国，无论它们的对手是谁，它们都怀着共同的观点和共同的目标——恢复国际关系的旧态势。而今天，世界各国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全国被两大敌对的超级强权主宰，争吵不休；均势平衡无法重现，第三世界颠覆了所有平衡；中东成了新的冲突中心；工业国受制于不发达国家产出的石油；核武器给全球各国头顶都蒙上了阴影。
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基辛格自己认为，他1969年1月进入理查德·M·尼克松政府的任务就是结束越南战争，与苏联在核武竞赛上开展“全国对抗”，重建与欧洲民主国家的联盟，把新兴的国家整合进“新的世界平衡”。
他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呢？他自己没有整体评价——或许是因为他没有给自己反思的时间。在离任后两年半的时间里，要做好出版一部1476页的文稿的工作是一件壮举，不可能给哲思留出任何时间。基辛格在书中急欲证明自己对复杂、汹涌的事件的操控能力，以致在“做”和“写”之间一天也不能浪费，容不下“想”的时间。这本书全都是记录，没有评价。他写得太多，也写得太急了。
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像是延续了他在职时的工作习惯。在压力的催促下，没有时间去想，没有时间从各个方面去审视问题，没有时间把事情的因果按顺序排列。这无疑是体制而不是个人的问题。就像基辛格承认的那样，公共生活，“就是不断努力，把些许个人选择从大环境的压力中解救出来”。当然了，一旦从压力中逃脱出来，他更有理由把时间用在思考上才对。
我们手中的这本书［《白宫岁月》（The White House Years）］，是基辛格对每一条信息，每一次会议、出访、谈判和对话冗长的详细记录，从他1968年11月被任命为国务卿，到1973年1月尼克松总统第一任期的末梢，美国和北越签署和平协议，50个月中的一切。我们不需要所有的协议备忘录，不需要知道埃贡·巴尔、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每天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以及所有不重要的中间人的行踪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真的，如果基辛格去除了不重要的事件，再精简一下，着重写自己的故事，那么整本书的主线会更清晰。既然他是受过训练的写作者，他非常清楚记录下所有事件和写作历史的区别，那么我有理由假设，他这份记录的效果就是他想要的，并且我毫不怀疑，研究战略武器的、苏联的、北约的、中国的、智利的、中东的、印巴的、越南的各种专家将在未来数年对他的记录深挖细采，各取所需。
这本书有时也披露一些生动的细节、鲜活的场景和描写、常令人惊叹的职业生活的掠影等等。比如，1969年8月，苏联大使馆的官员出其不意地在午饭时问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攻击，美国会有什么反应。以及，尼克松先生的讲稿撰写团队有个专家，他要为总统写出所有可能采用的各种论调的发言。再有，在1969年，中国只有一个驻外大使，驻节在开罗。还有，基辛格私下给了安纳托利·I·多勃雷宁大使一份名单，800名苏联犹太人中的550人在一段时间后被释放。还有，在总统竞选时，党内竞选团队的每个成员都有一本书，列出了细化到每分钟的事件和行动，还有规定每个人站在什么位置的图标。所有这些，至少对本书评人来说都是新鲜事。
超长的书里也有一些亮点：第一次出访高峰会议时的“紧张和兴奋”——当飞机降落在布鲁塞尔，机舱门打开，“我们暴露在电视台的闪光灯下”，红毯铺地，仪仗队就在一旁，比利时国王等候在舷梯下面；晋见教皇时，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的礼服口袋冒出了青烟（基辛格让他扔掉雪茄，结果他没有捻灭就装进了衣兜）。书里还有一些直接引发了巴基斯坦问题、波兰问题的历史教训。还有一些精彩的引述，当迪安·艾奇逊被问到为什么一个高级顾问的会议开了那么长时，他回答：“我们年纪太大，口才又好。”
这本书的作者不擅长深化主题。当他想这么做的时候，比如反思太空时代，他的语言总是说教味太浓——还不是平庸，听上去不像是基辛格的话，倒像是杰拉尔德·R·福特。对于“越南的苦难”，他说他的角色是“帮助我选择的这个国家治愈伤口，保有信仰……让它重新投入到未来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还有，在战争末期，他希望美国人“紧密团结”，希望印支半岛的人民“也许能获得期盼已久的宁静、安全和进步……不让牺牲虚耗”。一位真情流露的祝福者曾感谢基辛格“拯救了世界”，他著名的回答是：“不用客气。”这位语带讥讽的绅士，在说教中显出一种竞选腔，就像是在拉选票一样。没准儿他真是。
这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匆忙出版这本书，因为要抓住1980年11月前这个给公众留下印象的好时机。会是这样的吗？这本超级大部头其实是一部精心设计的竞选文件，是为了展示作者是一位博学广闻、精于专业的下一届共和党总统国务卿的不二人选吗？我不相信他瞄准的是国会山。参议院不是高峰会议参与者，穿梭外交的实践者，从特拉维夫到北京、莫斯科、波恩的飞人，契克斯阁和爱丽舍宫的座上宾的用武之地。我想，他想回到的，是随空军一号纵横世界的生活。
这解释了为什么——因为自尊——基辛格作为一尊有个性的人物、“超级基（super-K）”现象的主角、纵横家（swinger）、媒体的宠儿等等形象会不见于这本书里。在做作地解释为“我没有幽默感”之外，书里没有暗示更多；但是，他受到的关注绝对是因素之一，这是有据可查的。基辛格说过“权力是春药”（不是在这本书里），权力和受欢迎程度不是一回事，但越受欢迎自然权力越大。基辛格对自己受到媒体欢迎的解释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尼克松，所以他们常把一些喜人的进步归功于“他更受人喜欢的同僚……我就是这种情况的受益人”。显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工作中，一个非凡的人总是能够脱颖而出。基辛格让人耳目一新，媒体很快臣服于他的智慧和魅力——他完全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和魅力，虽然媒体在这本书里找不到它们。
这个矮胖的教授在尼克松政府的群花中突然绽放，这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呢？我想这增强了他早已根植于心的自信，对自己控制力的自信，对他过分依赖的个人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的自信。这可能滋长了他对自己无所不能的幻觉。虽然书中的口吻不带个人感情，但也算不上谦逊。书里的插图能告诉我们一些不同的信息。在65张照片中，基辛格自己的占了63张，63张中的28张都有尼克松，就像是想极力让子孙后代相信，他和总统的关系非常密切。看上去他自己也需要让自己相信这一点。关于他曾经的低级别——这种级别让他在官方晚宴时坐在餐桌的下首，他说：“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计算我和总统之间的距离，我的车和总统座驾之间的距离。”谁会羡慕这样处心积虑的官场生涯？
如果基辛格对外交部部长的职位有何看法，那么这句话道出了关键：“我的方式是从战略和地缘政治上入手。我打算把事情都连接起来，在世界某地创造刺激或者压力，使其影响到另一地的事情。”这就是活动家，厉害的操控手，他相信自己能像玩弄木偶一样提线控弦，让别的国家演他的剧本。不论它们如何躲避如何拒绝，他总是持之以恒并不遗余力地追求着这个目标。“地缘政治”是他最爱用的词，可以用于所有地区的所有问题。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这个词可以开脱美国的所有错误。我们的方式太地缘政治，而太不本地（local）了。如果我们多注意一下越南民族主义的历史，或者伊朗的内部矛盾，我们就不会（我希望不会）把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支持加诸当地人民不支持的那个政权。“地缘政治”在基辛格口中是冷战的另一种说法。它的意思是不论共产主义在地球的哪里活动，我们都要击败他们的阴谋。与共产主义的争斗确实严酷，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了，我们的敌手是分化的、分散的，不是铁板一块的，如果我们没有精细化地因地制宜，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
基辛格行动主义的冒险性在于，它诱发的一些反应和后果，往往是不可控制的，甚至有时是始料未及的，就像柬埔寨和智利的情况。他一直被警告，试图用武力解决驻柬埔寨的北越军队问题是错误的，就像一位国务院官员所说，更明智的做法是，“静观其变，少动嘴”。如果这条建议得到遵守，柬埔寨能减少很多痛苦，基辛格也能避免一个永远也洗刷不掉的污点。
因为北越毫无疑问地首先破坏了柬埔寨的中立——就像德国在1914年践踏比利时的中立一样——现在说美国破坏国际法就是个伪命题。美国的罪过在于把战争扩大到了不相干的国家和人民头上，并要求我们的空军刻意毁灭证据。基辛格勉强的辩护——认为我们应该保持沉默，以防激起对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抗议，以及北越的报复——并不太站得住脚。保持沉默是一回事，而保密（基辛格没有提及）到违反军令，则是另一回事了。
同样，以美国士兵被驻扎在柬埔寨的北越士兵杀害为例来辩护，这义愤也是来得毫无道理。基辛格怒斥“每周的突然袭击要导致400名美军丧命”，以及“可耻的血腥的袭击”。有什么袭击是应该不血腥的吗？在战争中杀死敌军士兵有什么特别值得惊讶的吗？基辛格用了“可耻”这个词，我完全不能理解。
他在这一部分反复提到了“荣誉”。“美国的荣誉”“美国的清白”和“现实”“实力政治”同样频繁地出现，两者的搭配非常奇怪。据他说美国进入越南“毫无私心，确信残酷的内战只是代表了某种最新的全球规划”。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遏制共产主义要被描述为毫无私心。在书里的其他地方他也说，我们因为“幼稚的理想主义”进入战争。这出自亨利·基辛格——一个不动感情的实力外交的执行者之口，非常怪异。为什么他要在这本书里展现一个并不真实的自己，就像罗马人那样，在盔甲外穿上一套大袖宽袍呢？或许他真的瞄准着某个职位，这只是赚取在右翼人士那里的地位而已。
在美国的帮助下，邪恶的暴君降临智利，这部分内容发生于本书结束的1973年1月之后，基辛格在下一卷可能会交代这件事。在这本书里他用一章写了以他为首的所谓“第四十号委员会（40 Committee）”的一个决定，他们批给了中央情报局一笔钱，让他们去影响1970年的智利大选。尽管在一开始不太有效，但这确是一个坦白的例子，关于美国在冷战中的非法行为。
因为涉及铜矿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1]，基辛格不能再提“美国毫无私心”了，他专注于渲染萨尔瓦多·阿连德带来的危险。阿连德被认为具有向共产主义转化的“公开意图”。他如果当选（多数票当选，但投票未过半数），将成为西半球的另一个卡斯特罗。他“即将煽动炮制出反美的政策，破坏半球团结，和古巴建立共识，迟早和苏联发展出紧密的关系”，“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根基”造成深远影响。
如果此事不假——基辛格的话非常有说服力——那么，会出现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为了国家利益，美国是否有义务去竭力避免第二个共产主义国家在拉丁美洲出现？在这里，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不管这个威胁是什么，阿连德当选总统是智利宪法保证的。为了美国的利益，企图阻挠邻国的合法程序，去干涉他们的国内事务是不可容忍的。1888年美国大选期间，英国驻美大使在一封私信中建议一位记者投格罗弗·克利夫兰一票，结果这封信被媒体公开，美国要求英国召回大使，因为他干涉了美国的政治。我们距离那时已经进步不少。我并不相信道德原则可以指导国际关系，我相信的是，我们应该尽力遵守我们为社会秩序制定的规则，否则社会就会退化为无政府状态——无论对左翼右翼，这件事同样危险。
在尼克松的圈子中，基辛格是个为难的人，他因和纳尔逊·A·洛克菲勒的友谊常被右翼怀疑。纳尔逊出身哈佛大学，是乔治敦圈子的常客，但对俄国的观点不太坚决。不过，作为自麦金莱总统以来和右翼最疏远的总统助手，他在世界各个重要区域取得了成就：在中国，在中东，对俄国甚至实行了缓和政策，在限制战略核武器的地狱迷宫中大展身手。
这本书庞杂的细节只在一个方面是成功的，那就是展现了基辛格处理的问题范围极广，处理这些问题需要他的不懈努力，还有他密密麻麻的日程安排。日本纺织品、欧共体、东方政策、弹道导弹和分导式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巴勒斯坦绑架、苏联在古巴的潜艇部队、苏联在埃及的导弹、和中国的接触途径、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波兰暴动、约旦危机、巴基斯坦的战争、莫斯科峰会、欧洲年、纳赛尔去世、拜访伊朗国王，还有贯穿以上所有的，和北越先是秘密、后是正式的巴黎会商。以上事务，不自信的人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基辛格恰恰不是。所有事务对他来说都需要亲力亲为。他不断地提议、会谈、访问，这并不该是利用他时间的最佳方式。在他还未成名时，他一位同事有一次问他对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有何看法，他想了想说：“他就是出访次数太多了。”
基辛格确实对中东贡献了创造性的政策，他拒绝一切虚妄的幻想，采取了“综合的”解决方案。他知道，把以色列和埃及停战放进一揽子方案去讨论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令人钦佩地指出了一个常识，“如果没有成功的机会，我看我们就没有介入的必要”。他倾向于达成一个暂时协议，先打破僵局，再徐谋后议。就这样，采取了步步为营的方式，在基辛格第二任期的穿梭外交中逐步见效，最终取得了30年都没有取得的成果。
尽管俄国和中东在未来更加重要，但最终是越南成为这个男人作为政治家的试炼，成为他能否名留青史的测验。1968年竞选总统的双方都承认是该从越南撤军了，基辛格从上任第一天起，就要想办法谈判出一个让美国保住颜面的撤退办法。困难在于，美国政府要商谈撤军，但不能看上去是在放弃西贡，不能打击到美国其他民族的自信，要“提出一个合理、公正的一揽子办法”，总之，要让美国看上去有面子——在条款上要体现得和撤退这件事截然相反。在国内抗议的压力下，谈判的同时其实撤军已经开始了。这给了河内一个信号：用不着满足美国人的条件。交战一国用不着和另一个已经开始撤退、开始放弃取胜目标的敌人谈判什么“合理、公正的”停战条款。
在无休止的和北越的巴黎会谈中，基辛格多次发现河内根本不想要折中的安排，河内在南方“无意撤除他们的部队”，“只有胜利才能让他们满足”，简言之，我们希望的好交易做不成了。留给我们唯一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就是让剩下的战争给河内造成巨大的威胁，比善后安排更大的威胁。那就是对柬埔寨的北越避难地进行轰炸和进攻。军事手段追求的不是军事解决，而是以实力作后盾来谈判，使河内不敢对西贡一犯秋毫，让美国威风凛凛地撤出。
创造性的政策失败，意味着随着我们面对亚洲游击战的军事无能，我们的信心不再。这位安全事务顾问本可以扮演一位外交上的卓越人物，撤军的同时为西贡的生存做出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剩下来的就要靠西贡自己了，否则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就像最终证明的那样。但基辛格缺乏这样的想象力，也显然缺乏这样的影响力。4年时间损失了1.9万多美国人的性命，越南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最终我们用圣诞节轰炸和一些并不比一开始就可以达成的条款更好的条件结束了这场战争。4年的死亡和破坏都变得无谓。
基辛格不承认这些。他甚至也不理解这一时期国内的反对声音，尽管这些异见是他这本书持续下来主题，也明显是困扰他的一大因素。他把它们当成任性的反对，这些反对正好鼓励了河内拖延和谈，破坏了他的谈判。他引用过《华尔街日报》的话——“美国人想找到可以接受的撤出印度支那的出口，而不是越陷越深”；引用过《纽约时报》的话——惨痛的经历让“美国民众和国会不再轻信”；还引用过《密尔沃基日报》的话——“如果（南越）现在还不能自立，那就太迟了。美国再也受不了这场血腥的、悲剧的、不道德的战争引发的国内的失望和分裂了”。但他没有好好想过这些东西。他的评论是，全国的大讨论“淹没在群众的情绪里”，那不是什么他该听取的意见。关于国会投票最终否决了1973年对柬埔寨的行动，他写道，柬埔寨是“我们民主政治程序失效”的受害人。实际上，这正是民主程序发挥了作用，而不是失效。一个不能区分二者区别的人身居高位实在不是一件安全的事。
基辛格抱怨，“我们在国内面对了信任危机”；“如果公众信任我们的目标”，他本可以成功。但他从没找出公众失去信任和他所代表政府的作为、政策之间的关联。他对以下相伴出现的灾祸毫无知觉：强硬政策的代价很高；脱离国民的外交政策导致政府不被喜欢、不被信任，这一点相比它在对手那里赢得的东西得不偿失；一国的力量最终取决于对什么是正确的自尊和自信；无论什么损伤了它们，损伤的都是这个国家。
刊于《纽约时报书评》，1979年11月11日。
[1] 智利在阿连德执政期间，将铜矿和智利电话公司全部收归国有（后者70%的股份本来由美国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持有），制造了智利和美国关系的矛盾。——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