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老亨利·摩根索作为现代犹太人两难的代表是个经典的历史讽刺：他于1914年8月担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期间，发出了一封警示电报，要求帮助巴勒斯坦的犹太居住点，救他们于饥饿和可能的灭族之祸，保留了最终建立犹太人国家的火种，然而他却视这个国家为“重大失误”和“最黑暗的错误”。以物质标准来看，他的协助可以忽略不计，这个事件除了有限的几个调查人员，也不为人所知，但却具有重大的决定性历史意义。
事件的背景如下：在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人大概有10万人，其中包括了虔诚、贫苦的信徒，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如涓涓细流不断来到耶路撒冷，定居，生活，死亡；还有一部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有意识地移民到此，他们从土耳其和阿拉伯地主手中买下土地，安家立业。这两部分人的生活都要依靠海外的汇款，或者——以新移民为例——向西方出口农产品和接受散居海外的犹太人资助。如果土耳其加入了同盟国，他们将被切断生计来源，这一点为协约国之未料，但却被摩根索预知为注定发生之事。当时他和土耳其上层的关系很好，后者甚至邀请这个异教的大使出任土耳其内阁中的一个职位。他由此关系获知，要土耳其在“一战”中保持中立只是妄想。
8月27日，他向纽约的美国犹太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AJC）发去电报，这是美国最早的这类组织，宗旨是保护犹太人的利益，保护“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公民和宗教权利”。美犹会（AJC）是那时被称为犹太“当局”的机构组织，也就是说，大部分是德国犹太人。他们致力于融入当地居民的生活，所以反对建立犹太国家的复国主义运动，不过他们并不反对把巴勒斯坦作为被迫害的东欧犹太人的迁居地。
摩根索的电报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需要“直接的帮助”，建议金额是5万美元。美犹会的雅各布·希夫和路易斯·马歇尔——美犹会总裁，召开了会议，两天就募集到了建议金额。美犹会承担一半，希夫个人捐助1.25万美元，美国锡安主义者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Zionists）捐助1.25万美元。款项电汇到君士坦丁堡，换成金条，装进一只箱子，由正要去看摩根索的他的女婿、我的父亲——莫里斯·沃特海姆带到了耶路撒冷。
到了分钱的时候，当地各色组织却起了纷争。我28岁的父亲抓紧了箱子，把自己反锁在临屋，告诉他的受施者要是达不成一致他就不出来。有此最后通牒，他们才做出了决定。
当时有一个人意识到了这次援助的意义，他是犹大·马格尼斯，希伯来大学的第一位名誉校长（chancellor）和第一位校长（president），他为巴勒斯坦的家园劳心费力，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领袖中唯一把家迁往信仰所在地的一位。1916年3月，在菲利克斯·沃伯格[1]家中举行的联合分配委员会（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的一次会议上，他说摩根索的介入非常重要，其历史功绩“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怎么表达都不夸张”。
这初次的援助对于解决问题当然是杯水车薪。很快土耳其人在1914年11月加入了战争，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生存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巴勒斯坦大约一半的犹太人口，包括许多老居民和大部分新移民，都是俄国国籍，但他们宁愿无国籍也不愿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臣属。他们现在被土耳其人视为敌国侨民，他们更无法求援于俄国——他们正是从后者的大屠杀中逃出来的。驱逐甚至屠杀的威胁迫在眉睫，美国大使不断努力缓和土耳其人严苛而不定的政策，同时在多方帮助下，自己出面或求助于协约国政府进行援助。
从贾法驱逐的6000名犹太人在英国人的同意下，乘坐该地区的美国军舰“田纳西”号开往埃及。之后，美舰“伏尔铿”号又载着犹太援助组织提供的食物，前往巴勒斯坦饥肠辘辘的犹太社区救助。美国的犹太人定期筹集资金——足够被切断之前生活来源的5万犹太人平均每人每月好几法郎，这些资金不得不换着方式送到巴勒斯坦犹太人手中，需要绕过的有土耳其人变化不定的阻挠，以及协约国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封锁。一开始，美国军舰直接从埃及把金条运过去，但当协约国掐断了这条航线，摩根索开始通过邮局把钱从君士坦丁堡寄给美国在耶路撒冷的领事，领事再分给需要的人。就是用这些办法，未来以色列国家的核心人员被保存了下来。
这个时期对未来以色列的另一个贡献是让希伯来语重获生机——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重大事件。埃利泽·本·耶胡达是现代希伯来语字典的编纂者，或者说是创造者，他1914年在复国主义者的赞助下来到巴勒斯坦，在战争年代安全地继续他的工作。他的研究资金和对他家人的补助金——包括住房和他女儿们的教育——都由我的父亲（他在耶路撒冷见到了本·耶胡达）筹集，大部分由我的爷爷雅各布·沃特海姆和一个委员会出资。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富豪雅各布·希夫、菲利克斯·沃伯格、尤里乌斯·罗森沃尔德和赫伯特·雷曼，委员会被人们称为“镶金犹太区（gilded ghetto）”。
为什么他们对复活希伯来语很在意？或者用前一个例子来说，为什么他们在意巴勒斯坦犹太居住区的生死存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犹太人为什么在精神上不可分割的答案，也就是为什么1900年来犹太人没有国家、没有领土，却存活了下来的答案。这也是同化主义者的两难境地之一。
同化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诞生于启蒙时期，它是一个美梦，犹太人既能适应在一个非犹太因素占主导的社会中生活，同时又能保持不太鲜明的犹太教特征。这是否就是犹太教，或者给其增添了新义，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犹太教将因此消亡，同化也一样。常有人不相信同化主义的观念，或常怀疑问，这是个麻烦的问题，以致不能在儿童面前提起。我怀疑它可能永远也无法解决，不能完全以此达成目的，也不能完全摈弃不用。
与此同时，记录总是会歪曲的，在所有历史记录中，主流的声音总是属于胜利者，这里具体来说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历史事实证明了在以色列复国这件事上，他们是正确的，同化主义者错了。所以前者在历史记录中俨然真理的信徒，后者则是对他们百般阻挠、又盲目又自私的顽固派，成了发泄不屑甚至恶意的对象。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2]对摩根索的回忆在后者已经去世后安全地出版，其中的恶意和虚构堪为恶毒的范本。
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了灵感、目标以及推动力，当然还有一个个的移民，但事实仍然是，美国的日耳曼犹太领导人给予了资助，不管他们是出于负罪感、出于稳妥之见、出于责任感，还是几者兼有，事实是，没有他们的资助就建不成将发展为独立国家的生活聚居地。其中，路易斯·马歇尔的工作至为重要。作为“当局”的首席发言人，他和哈伊姆·魏茨曼合作，创立了犹太人局（Jewish Agency），非复国主义者通过此机构向巴勒斯坦的定居点捐钱。内森·施特劳斯（Nathan Straus）是另一个重要人物，他资助了巴勒斯坦的公共卫生设施和其他工程，耗去了他2/3的财产，以色列海滨城市内坦亚（Netanya）就是为了纪念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最后是摩根索的儿子——小亨利·摩根索。他离开罗斯福的内阁，在1947年至1950年就任犹太联合呼吁会（United Jewish Appeal）主席，在以色列建国的危机重重的前几年募集了攸关生死的捐款。我毫不怀疑，他是被刺激了。在他给罗斯福当财长的那段时间，他长期努力，却没能促成总统采取有效的行动，从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之中救下犹太人。
不必说，德国的灭绝计划把同化主义者变成了独立国家的支持者，把坚决的反复国主义者变成了半推半就的复国主义者。不仅仅是希特勒造就了这个变化，还有西方民主国家的“功劳”——不做抗议，精心开一些毫无成果的国际会议，伪善的躲闪，被希特勒读出其中暗示的消极纵容，拒绝援救，当死亡营成为选择时美国拒绝放开移民数量限制，甚至拒绝提供临时庇护，遣返犹太人努力救出的难民船。搭载了900多人的“圣路易斯”号已经看到了迈阿密的曙光，却被遣返回了欧洲；搭载有700多人、溜出欧洲的“斯特鲁马”号被从巴勒斯坦遣返，沉没于黑海。他们的命运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人有多大不同呢？
这种事情日积月累，终于让隐藏于阴影中的陈年记忆被放到了阳光下：他们不得不苦涩地承认，排除了值得一提的和记忆犹新的例外仍能得出这个结论——异教徒的世界在心底深处因为“最终解决方案”而如释重负。犹太“当局”认为，这件关于异教徒的事不能被记录在案，因为它太不堪提及，太过惨痛了，他们无法承认。但是，这件事从根本上摧毁了同化主义者的信仰，给以色列带去了资金的支持。
再回到同化主义者的两难——我们必须小心，就像搞历史时常常会遇到的，不要以我们歪曲的眼光赋予事件以意义和动机。对于我外公那代人，在那样的背景下，本来不存在进退两难的问题。在他的前半生，他非常清楚、非常坚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能够在美国取得什么。
他的锡安山在美国。当自由的光辉在西方世界的地平线上闪耀，他要的就是绝大多数移民想要的：美国化。对他来说这不是数典忘祖，而是作为一个犹太人去“美国化”，和别的民族有同样的机会证明自己，受到社会同样的对待。
如果要用他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必须把时间、地点和背景也一并交代。在一个19世纪60年代的移民少年身上，美国社会向上流动性的开放、19世纪对历史不断进步的信仰，无一不在他的身上留下印记。这些印记如果不是更深刻的话，也和犹太人传统于他身上的印记作用相当。这是非犹太人常会忽略的一点。他们以为犹太人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实体，却不知他们也是时间和地点的产物，和人类的其他民族没什么差别。
摩根索1856年出生在德国的曼海姆，和路易斯·布兰代斯、伍德罗·威尔逊同年出生，在移民孩子中伟大的成功偶像——安德鲁·卡耐基出生20年之后。他少年生活优渥，1865年9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因为那时他的父亲拉扎勒斯·摩根索的生意开始走了下坡路，他是个成功的雪茄商人。拉扎勒斯成长于德国犹太人家庭那和美国一样的小木屋中。他父亲是个潦倒的指挥家。拉扎勒斯子嗣众多，一开始是个流动营业的裁缝，自己做领结，在市场沿街叫卖。渐渐生意扩大，雇起了别的小工。那时他的第九个孩子——亨利出生了，他的雪茄生意正值如日中天，开了三个工厂，手下有1000多工人。他有仆人为他料理家务，是曼海姆第一个把浴室修进家里的人，他教育子女，支持家人对戏剧、歌剧和音乐会的热爱，还做一些传统的慈善事业。
美国对进口雪茄加征了毁灭性的关税，再加上在美国的兄弟劝说，拉扎勒斯在50岁时决定移民美国。在纽约，他也没能东山再起。妻子不得不出租房间给寄宿者，儿子们不得不出去打工，不过他还在以自己残存的旺盛精力和创造力为犹太慈善组织募集捐款。此时他发明了剧院义演的形式。他说服制作人和剧院老板捐出演出收入，他则一家家地拜访有名的犹太家庭推销高价票。不过，他阴晴不定的脾气和家道中落的窘况，一并导致了他和品格高尚、吃苦耐劳的妻子的分手。
亨利继承了父母的品质，也受到了家庭环境的影响，他成了有一颗犹太人良心的霍雷肖·阿尔杰的笔下人物。他飞快地学习着英语，14岁从公立高中毕业，进入了城市大学学习法律。但是他第一年就被迫退学，为家里谋一些生计，干起了跑腿伙计，报酬是一周4美元。后来他一边在法律事务所当文员，一干就是四年，一边在成人夜校教课，周薪15美元。他学完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课程，最终在21岁成为出庭律师。1879年，他和两个朋友开办了法律事务所，合伙人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
家境衰落对他影响极大，他胸怀大志，决心赚大钱来满足自己高昂的消费，供养母亲，以及给孩子自己没有享受到的人生优势。他办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运用房地产法律知识，又精明而大胆地买下了未来跨城地铁站附近的地块，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在他赚钱时，也长期为了政治理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而不得休息，正如他在抄写道德箴言的笔记里说的一样。他积极地投入了市政改革运动，要求改革房屋占有规定，在三角内衣厂大火[3]后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和莉莉安·沃尔德[4]一起参与社会运动，尤其是，他还和一位思想超前之士结下了亲密的友谊，那就是斯蒂芬·S·怀斯，一位犹太教的拉比。这是摩根索的典型特征，被小他20岁的激进人物所吸引。怀斯推辞了伊曼纽埃尔庙管理人让他开坛布道的邀请，摩根索就赞助他创建了不受限制布道的自由犹太教堂（Free Synagogue），前者担任了第一任主席。怀斯已经是美国锡安主义者联盟的秘书长，积极而直率，自然也没有任何两难扰心。
说到这里，我暗暗吃惊，在我儿时记忆中，我持同化主义观点的家庭常会有两人来就犹太人事务交换意见，他们竟然是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位就是斯蒂芬·怀斯，另一位是犹大·马格尼斯。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们俩都是思想卓越、品格超凡之辈；但我也想，是不是也因为他们的主要话题——回到巴勒斯坦——太有吸引力了，引得他们到我家高谈阔论。马格尼斯建立阿拉伯和犹太双民族国家的观点给我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个人对怀斯没什么印象，只记得他很吓人。他戴一顶巨大的黑帽子，好像还穿一件黑色披风。每当我们在上学路上，在他教堂附近的中央公园西路遇到他，他总是对一个8岁的小孩摘帽鞠躬，声若洪钟地说：“早上好，沃特赫姆小姐。”从来没有人说这个名字时这么发音。
马格尼斯就不同。他有一种特质，我一说起就没法不动感情。他的脸有一种美，有种你渴望追随甚至去爱的东西。虽然我除了和他坐在一张桌子吃过饭、听他讲话，就没有其他私人交往了，但我还是对他印象深刻。他讲到穿越巴勒斯坦荒漠的旅行，沙漠中的冒险——那是西奈山吗？他被困在那里，差点丧命。对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马格尼斯我也很佩服。
说回到摩根索。56岁那年，他深为伍德罗·威尔逊的政坛表现所动，同时也多少由于医生的警告，说他心脏杂音太大，没有几年好活了（幸亏这是个误诊，但被他相信了35年），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少见的决定：钱已经赚够，生意不必再做。他开始转投社会公共事业。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大学搞废除精英化的“吃喝俱乐部（eating clubs）”，这对犹太人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他们认为威尔逊代表了民主，他在为所有美国人享受均等的机会而奋斗。摩根索承诺，他要为威尔逊竞选总统每月捐资5000美元，连续4个月。他还担任了民主党财政委员会的主席，他凭着个人1万元的捐款成为最大的捐赠者之一。
没能如他所愿，回报给他的并不是财政部长的内阁职位，而是一个次要的驻外大使职位——驻土耳其大使。他尤其失望的是，这是一个犹太人说什么也不愿意去的职位。考虑到摩根索正不遗余力地想证明，犹太人可能也将会像其他人一样被美国平等地接受，这个提议就尤其别扭。正是对在美犹太人机会平等的强烈认同，以及害怕被人认为怀有二心，摩根索和像他一样的其他人都强烈地反对建立一个单独的犹太国家。我要再一次提醒，要考虑到历史背景。当时争取平等地位不像现在这样高尚和进步，反犹主义却是正当其时。像我外公这样的犹太人，一生立志与反犹主义战斗，他们认为，政治上的复国主义会给歧视提供更多的理由。
摩根索一开始拒绝了威尔逊的提议，不过在斯蒂芬·怀斯的影响下改了主意。怀斯认为，有一个可以和巴勒斯坦建立官方联系的犹太人是很重要的事情。在君士坦丁堡他接受了这个职位，不到一年之后，历史的转折发生于这座土耳其的首都，把这里的大使变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职位之一。摩根索发现自己成了风口上的人，作为中立国的大使，他要照顾协约国使馆，保护这混乱的奥斯曼帝国里的基督徒、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一切个人、机构，调停他们的一切矛盾。这项工作让他尽情发挥了才华——勇气、手腕、想象力、幽默感，最重要的是他身体力行地去行动，严格受训的外交官绝对想象不到他做事的方式。我外婆说，亨利气场强大，他一进门，她就感觉自己弱小了许多。本文不准备写他在君士坦丁堡的非凡经历，但我想我可以多说一句，因为后来得到了赞誉和名声，威尔逊提议的不快被他渐渐淡忘了，这让他更加乐观，更加踌躇满志，更加相信在美国机会平等，更加地反对复国主义。
他在帮助巴勒斯坦犹太人时，没有左右为难的心理干扰。他的动机就是人道主义，再加上自己的族群认同。他为亚美尼亚人也做了同样多的事，也许更多，在他后来担任国联委员的时候，也为重新安置希腊人做了很多。他对受压迫之人的感同身受，融入了他的每一次努力，尤其是在他认为和犹太人同病相怜的亚美尼亚人身上。在今天的亚美尼亚，他还是个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希腊也有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不过在耶路撒冷就没有，这很公平。（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耶路撒冷机灵的泰迪·科勒克市长让我的这句话失效了。）
犹太复国主义在1917年之前，对他的反对者来说都没有造成什么尖锐的困境。不过，1917年，复国主义者预见到了土耳其帝国的灭亡，复国热情大为增长。《贝尔福宣言》点燃了犹太人“当局”的一些成员，让他们濒于疯狂。此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给威尔逊总统施压，要求他公开支持。接着，1918年3月，以怀斯带头的一批复国主义者来到白宫重提要求，此事没有告诉摩根索，摩根索此时还是布道坛的主席。两人由此分道扬镳。摩根索辞去了自由犹太人教堂的主席。
1921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激烈地表明反对复国主义的态度，两年后他又在自传中重新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他写道，犹太复国主义是“西欧的提议……它成功与否耗费的是美国犹太人从美国的自由、平等和伙伴情谊中的所得”。正因为他反对，所以他看到了很多复国主义的赞成者不愿看到的危险：《贝尔福宣言》言辞模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憎恨犹太复国主义的计划并“企图用尽一切手段颠覆之”。经过了大规模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的论战，他得出一个刺耳的结论，复国主义的目标“永远不能实现，也永远不该实现”。
在他80多岁时，由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事件，他私下承认，他对历史的看法错了。他于91岁去世，一年后，以色列建立。
亨利·摩根索的左右为难更像是美国式的，而不是犹太式的。在希特勒和最终的绝望之前，他认为复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相信犹太人作为自由民族的未来就在这里，这一未来会被独立建国的需求所破坏。怀着证明同化主义行得通的强烈愿望，他70多岁时建了座消暑别墅，在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新教徒（Wasp）的大本营缅因州的巴尔港。广交主流社会的势利鬼朋友，每次我去都会感到非常尴尬。或许他们喜欢或者崇拜他——他很有魅力，是所有人的亨利叔叔，上至罗斯福总统，下至巡警——但他所承受的东西是我无法言表的。他没有一刻想要弱化他的犹太人身份，没有一刻对他的同族人冷眼待之。相反，他一辈子都在强调和他们的纽带，充当了犹太慈善联盟、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圣约之子（B,nai B,rith）、纽约西奈山医院以及各种犹太人组织的创始人、管理人和高层。
同化，对他来说，不意味着成为基督教徒，而只是意味着作为一个犹太人被巴尔港接受。这就是其全部意义。他想是犹太人的同时也是美国人。他希望美国按照他年轻时的理想去运行，当然，他失望了。或许左右为难的是美国，不是他。
美国历史学会的讲话，1976年12月；刊于《评论》，1977年5月。
[1] 沃伯格家族是著名的美国犹太银行家族。——译者注
[2] 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译者注
[3] 三角内衣厂大火是1911年发生在纽约曼哈顿的一起火灾，146名工人死亡，是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灾难之一。当时工厂里有一个通用的做法，把楼梯井和出口都锁上，防止工人溜号和盗窃，这在火灾时造成了重大伤亡。——译者注
[4] 莉莉安·沃尔德（Lillian Wald），美国著名护士、人道主义者和作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