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几个世纪以来公认的非好战民族在6月力战群敌，演出了现代历史上近乎完美的一场军事行动。他们被三面包围，人数和武器都处于巨大劣势，孤军对抗有大国支持并装备精良的敌人，失掉了先发制人的优势，但是，却建立了世所罕见的军功，在规定时间内没有任何失误，完成了特定的军事目标——击溃了敌军，守卫了防线。这场战役被认为是在这个地区发生的最伟大的战役，震惊了世界，让地区和国际格局的平衡成为人们新的关注点，意外地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美国，深刻暴露了俄国人的决策以及可能的情报失败。拥有这支军队的国家建立不足20年，移民人口占到总人口一半以上，却战绩骄人，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以色列国防军是些什么人？他们怎么做到的？
最重要的要素当然是动力和迫切性，但要是没有能力，这个世界的全部意志加起来也是不够的。首要的能力就是这个民族天生的脑力，自从大流散开始，这个民族就开始思考保卫家园的战法。
第二，通过精心选拔称为“以色列救星”的参谋人员，这支部队发展战术、武器、训练，以满足自身需要，以及不得不打的特定战争。这是军事决策，也反映了他们不再依靠任何人的政治经验；这也是一种性格，来源于早期复国定居者，他们不得不自力更生，现任高级将领都是本土出生的他们的后代。
能力的第三项要素是制定出一套军事守则，被所有层级军人在一切任务的一切情况下绝对遵行，以及对一切资源的全力开发，尤其是对敌军和武器能力的知识。一辆坦克、一架飞机、一把枪，在以色列人手中使用就有望超出别人的效果。开发原则还被用于战斗中出现的机遇，应付计划外的行动，他们相信见机行事的效用。
最后，这个国家50岁以下的人口组成了一支活跃的后备役，他们保持长期、积极的训练，时刻准备上阵杀敌。一个年轻的后备役军官在一次集结后回到家，父母问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他简洁有力地回答：“射杀渗透进来的人。”锻造以色列武装力量的就是这个从不知和平为何物的国家。
三个条件在当时决定了他们需要缔造什么样的部队：没有和平、地理约束、人力和财力短缺。还有第四个条件，是个优势：可预见的特定敌人——熟悉的近邻。
当1948年的独立之战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中止时，伤痕累累的卫国者盘点形势，发现自己仅仅是赢得了国家的地位，却没有赢得和平。跨过延长的非自然边界——边界随意的蜿蜒起伏，是休战时根据各自位置标定的——那边是垂头丧气、怀恨在心的邻国，不断地宣传复仇。地理位置对以色列不利：没有可依靠的天然屏障，没有纵深可让，没有空间可退。他们不比大国，承受不起像法国1914年那样的错误，无法在敦刻尔克、珍珠港那样先失一局的局面下绝地反击。这个事实决定了一种战略：如果需要进行战争，第一轮进攻就不能失败。对其他国家来说，面对战败或遭受侵略，他们有望在有限独立或丧失独立的境况下继续偷生。而在以色列，人们认为，战败就意味灭绝。以色列国防军首席科学家阿莫斯·霍雷夫（Amos Horev）将军说，阿拉伯人一旦进入以色列，“会把我们切成肉条”。这位看上去更像耶鲁大学划船手的将军在1948年耶路撒冷之战中是个营长，当时他不得不把战友的尸体留在战场，第二天再来埋葬。但当他回来时，尸体已经被肢解。他只有和另外一名军官一起，把四肢、头和躯干配对掩埋，因为他们认识这些战死的人。许多经历了1929年希布伦屠杀[1]的人都知道，如果让阿拉伯人取得先机会是什么场面。
由于人力和财力受限，以色列的常备军无法满足国防需求。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少量的职业军人，加上各个阶层的新兵，他们都有两年半的服役期，让这些人组成常备军的核心力量。剩下的，则在紧急状态下，从国家预备役的平民中征召，他们在“六月战争”中占到总人数的80%。问题是怎么去组织、训练预备役，让他们不会落伍，要能在24小时内动员，48小时内赶到战场。这就需要“以色列救星”，因为没有其他国家是这种情况，有这种问题。美国有望在三个星期让预备役启动。他们改良了瑞士的做法，开始奏效：每个地区组织自己的战斗旅，除了伞兵和空军这种特殊志愿部队，这样省去了集合的时间。每支部队的军需库分别建立，由新兵和正规军看守。
预备役军人要保持适当的警惕性和战斗状态，其实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军队。每年预备役士兵都有一个月的训练，军官则是五到六周；每三个月还有最多三天的短期集合，视兵种和需要而定。
国防军就是国家，不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大巴车司机一度成了坦克司机，现在又回到原来的岗位。一个超市经理曾经指挥了西奈半岛的一个营，抓住了埃及的一名将军，现在也回到了他的杂货店。甚至有师长也是预备役——艾夫拉姆·约菲将军，生活中是公园园长。基布兹成员在总人口中占有6%—7%的比例，他们对国家忠贞不渝，满怀传统意识形态，他们在军官中占到50%，在伤亡人数中占到25%。事实上，每家每户都有人与战争相关。这样的谈话随处可闻——“我侄女的丈夫占领了政府办公楼”或是“雅科夫的兄弟在开鱼雷艇”。
令人惊讶的是“咖啡一代”的表现。他们20来岁，不被长辈信任，被认为丢掉了老一辈的理想，只会在咖啡厅消磨时光，大多冷漠，不甘奉献。但在战争的试炼中，是这些年轻人以卓绝的信念完成了大部分的战斗，对国家而言，这一点和胜利本身一样重要。
部队本地化的组织方式让士兵更加跃跃欲试。比如北部军区的士兵与叙利亚战斗，他们其实是在捍卫家园，为常常遭到炸弹袭击的村庄报仇。一个军官说，不论他们从哪儿来，“加利利、特拉维夫还是内盖夫，每个人都像是身肩重望地去战斗”。在危急关头的全国总动员中，每支部队都发现人数会多出20%。超龄的，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征召的，居然都来了。有父亲参加了儿子的旅，连长只觉得是长相相似，没有进一步追究。副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说，他不在意谁是多出来的，“只有电脑才会知道”。
部队会在特定的地形环境中长年训练。所有相关的信息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搜集和学到。以色列国防军会分配更多比例的弹药——高达训练弹药的一半——来训练战术火力问题，而不是像其他国家一样操练枪法。
国防军没有军官从军官做起的观念，他们挑选有潜质的新兵成为未来的军官，在他们学会怎么去当一个士兵之后。候选人要通过严格的测试，在士官学校毕业，还要服役一段时间。连级以上的预备役军官每两到三年要上三个月的课，除非放弃职务。
因为预算短缺，以色列的军官训练比其他国家要精简很多，陆军不超过半年。中部军区总司令乌齐·纳尔基斯说，当他们离开时，“他们感到自己学到的和自己应该会的还有很大差距，所以他们决定自学更多的东西”。他身材短小粗壮，双目晶晶，仪态严肃。战争爆发后，他在耶路撒冷老城建立了自己的指挥部，在没有护卫的情况下自己开车到了那里。他一条腿叠坐在屁股下，跟我们说着话，一边喝着瓶装橙汁饮料——国防军打仗就为了这个。他说，犹太知识分子好探究，这是一笔重要的军事财富。“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是这座山，不是那座；为什么是这条路，不是那条。他们怀疑，批判。以色列人批评一切，随时随地，批评政府，批评军队，批评自己。一个军官很重要的是有自我批评精神——固执也很重要。他必须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任务，直到完成为止。”他说，军官最重要的三点是，探究精神、执行能力和方向感——对地形和对任务的方向感。“当然更好理解的是领导能力，勇往直前。”军官就是领头的人，为了领头，他必须身先士卒。“在前领头，不论发生什么。”6月的6天里，军官冲锋在前的明证就是，全军伤亡率不到10%，而其中军官的伤亡率是30%。
军官阶层非常年轻，而年轻，是国防军中引以为傲的东西。伊加尔·亚丁现在是个考古学家，领导指挥了马萨达遗迹的发掘，在1948年的战争中，他33岁，是国防军的作战部长。现任的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46岁，任职时43岁，他的参谋人员平均年龄可能是全世界最年轻的。有意年轻化的用人政策反映了军事长官非常在意，这些年轻人随时都担负着国家存续的职责。他们决心让以色列国防军在最后一分钟都出类拔萃，永不满足，永远都在进步。
对于总参谋部，对于所有超过40岁的高级军官以及许多士兵来说，这是他们的第四次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就在英军中服役，1948年独立战争与阿拉伯人交战，1956年西奈战争与埃及人交手。1941年，巴勒斯坦地区眼看就要遭到隆美尔北非部队的入侵，年轻的犹太平民不是加入英国部队，就是加入了“帕尔马赫”[2]——哈加纳的核心部队。哈加纳的成员都在为即将到来的侵略秣马厉兵。这是他们第一次把目光投向西奈半岛——隆美尔可能的行经路线。1945年以后，帕尔马赫又获得了另一次军事行动的经验——接引难民。海上和沿海的行动给了他们作为以色列海军的初次经验。在托管的末期，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即将摊牌，帕尔马赫开始系统地研究它的敌人，给1967年的国防军带去了任何情报和行动都无法带来的全面又准确的信息。
现任的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情报部长、作战部长、空军总长、装甲兵团总长，以及三军司令，全是清一色的英军或帕尔马赫的老兵，除了三个人外，全都是巴勒斯坦地区土生土长的。
总参谋部的大多数人都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指挥和参谋大学短暂学习过，他们从不认为这值得夸口，你需要不断打听才能从他们口中得知此事。有一件事他们是保持高度一致的，那就是拒绝承认他们借鉴了外国的方法和军事规程，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国防军内没有外国的专家顾问。
以色列人希望给世人留下一个准确无误的印象，是帕尔马赫的经验给他们打下了建立武装部队的基础。这一企图确有深意，因为初创武装，羽翼未丰，他们必须避免跟从代表某个大国的军事家长的情况发生。而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自亚伯拉罕和上帝订约以来，犹太人就自命独一无二。国防军作战部部长埃泽尔·魏茨曼将军认识到了这两种倾向，他说：“我们必须警惕两个极端，太过狂妄和太过谦逊。比如这种说法：‘啊，我们太弱小了，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军事情报局局长阿哈龙·雅利夫将军说，参谋学校影响他最深的，是方式——思维方式和分析问题的方式，不是问题本身。他和同事建立了一所“没有抄袭任何人”的参谋学校。战斗规则和方法都取自本土环境，具有因地制宜的价值，没有重复和接受别人的原则，不管别人的方法多么经典。
这些军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非常自信，从而安于沉默寡言——如果不是真的谦虚的话。他们以一种魅力非凡又和蔼可亲的方式，毫不犹豫地承认：“我们很厉害。”拉宾将军是个温和、深思、持重的老烟枪，他给你一种内心紧绷、极为自控的印象。他和旁人打交道时甚至会害羞，但一旦谈及他的本行，他就能变得说一不二。有一个显著的情况，所有的参谋人员和指挥官都乐于甚至急于谈论他们的专业。这时的他们才思敏捷。在以色列，部队是极有挑战和急缺人手的地方，所以吸引了这个国家的精英纷纷投效。
就是这群军官和士兵投入了6月5日的战争。他们花了72小时横扫西奈半岛，除了在接受补给和一两个小时的睡眠时放缓了脚步，其余时间势不可挡。在西奈半岛、耶路撒冷和叙利亚，一个连的伞兵部队同时三面出击；另一支部队，他们的指挥官一个接一个地退出战斗，他们仍然勇往直前；在过去的两天，靠冲锋和匍匐前进，他们勇猛地夺下了叙利亚的高地，现在看到那些机枪位置、火力排布、水泥堡垒、铁丝网、石头加固的堑壕，很难相信这座山头能被人力所攻下。
不考虑战前的危机，就无法理解是什么刺激着以色列人在“六日战争”中所向披靡。他们把那段时期叫作“紧张时期”，是公认的最坏的时期。大多数人不可能像总参谋部一样，对自己的军事能力有着精确的判断，他们只感到，敌人将近。随着埃及的坦克聚集，开罗、大马士革、安曼的电台都开始叫嚣着要毁灭以色列。以色列人仿佛又一次看到了亡国灭族的前兆。他们知道，一旦开战，他们将孤军奋战。计划用舰队进逼亚喀巴湾的国家一个接一个离去。这一场景似曾相识。英国曾经封锁逃离了希特勒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门户。巴以分治投票过后，联合国禁运了武器，把他们暴露在阿拉伯人的炮火中。1956年的保证没有得到履行。他们感到，整个世界正又一次地无视他们的绝境，把他们抛向下一个“最终解决方案”。纳粹清除犹太人的计划永远也不可能从以色列人的心头抹去，他们也清楚，阿拉伯人的企图并无二致，抱着这个目的，他们正在磨刀霍霍。
一些人害怕、担忧，剩下的人则勃发出更为坚决的情绪，他们受够了阿拉伯人的敌视、威胁、破坏、恐怖活动、分流水源，这一次，他们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用拉宾的话说，他们“积累了太多的挫败感，因为每个人都感到，我们用尽了一切办法要避开战争，但最后仍然被迫投入战争”。
对总参谋部来说，等待是最“焦虑”的事，每拖延一天，他们未来的伤亡就将增加几分。比起1956年，他们认为，如今开战极为不利：大规模的埃及部队已经集结到了苏伊士运河东岸地区，他们拥有大量现代化的武器，受苏联训练长达10年，这是以前他们不具备的。以色列只能硬着头皮孤军迎敌，没有盟友帮忙抵御敌机的空袭。他们还将两线、甚至三线作战，而不是仅仅瞄准西奈半岛。但是，接受封锁的现实是绝难接受的，一位军官说：“这是要活埋了我们。”然后他清晰地总结道，必须要下定决心，“不自强，就会被人像捏虫子一样捏死。”按兵不动三个星期，以色列国防军像蓄满了力量的弹簧一样弹射了出去。
以色列空军是他们的矛尖，用了80分钟就铺垫了胜利的条件——空军总长末底改·霍德喜欢说“赢得战争”，但这么说似乎对陆军不太公平。他说：“我们计划、训练了18年，为的就是这80分钟。”说时浑身闪耀着骄傲的光辉。这是个演出了辉煌胜利的指挥官，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他眼中、嘴角都掠过笑意，在讲话时不时绽放出笑容，洋溢着幸福。在继任同样活力四射的埃泽尔·魏茨曼成为总司令之前，霍德当了5年的副总司令，他们两人的风格非常相似。魏茨曼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侄子，生于特拉维夫；霍德生于以色列最老的基布兹社区——加利利的德加尼亚·阿勒夫。40岁时，他仍然每周和自己的飞行中队驾机训练，他认为如果他对下属有所要求，首先自己就要做到。他的命令给予了战斗机飞行员极大自信。他们18岁开始训练，平均年龄只有22岁到23岁之间。
以色列的空军部队让同袍相信，尽管以色列有能力拒敌千里，但要赢得战争，就不能没有空中优势。为了胜利，就要创造这种完美的工具，这就是霍德和魏茨曼的目标。魏茨曼在1958年34岁时被委任为空军总司令，他把接下来的这8年称为“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直到他转到现在的岗位——作战部部长。在空军时代，他在时代的风口工作，他意识到这是他国家的命脉之所系。
魏茨曼高个、消瘦、话多，留一撮小胡子，说话带英国口音。他动个不停，整个人躺在椅子里，两条长腿交叉放在扶手上，要表达观点时身体前倾，或者走来走去，快速的语句跌跌撞撞地想要撵上他飞快的思维却不能成功。他有一种凝练语言的天赋。当说到耶路撒冷对犹太人国家的意义，他说：“我没法在特拉维夫的历史上养大我的孩子。”当说到俄国人没能教好阿拉伯人，因为他们的民族性榫卯不投，他说：“要问伊万和穆罕默德有什么相同点，打死我都不知道。”因为空军战绩不凡，他说，外国人都以为我们有一些极其高端的电子秘密武器，“一些能吹唱《希望之歌》[3]的东西”，但答案更简单：他们完美地运用了改装后的飞机来适应中东和以色列的短距离空战。比如，在1958—1959年和法国谈判购买幻影战斗机时，以色列人坚持每架飞机要加装两门火炮，虽然这种飞机的初始设计只能装配导弹。法国人认为，在未来的新发展中，空战中只需要导弹，但以色列却有别的主意。他们不仅要用这些飞机拦截轰炸机、与载有导弹并加装一门火炮的米格-21对战，还要用它们来执行他们的核心战略——摧毁地面的飞机。魏茨曼坚持要火炮，并说服了法国人。“没有它们的飞机我不会买。”
“我们迷上空军了，”他说，“我们很清楚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想依靠自己的想法，不当电脑的奴隶。”这就是他们巨大自信的终极秘密，“我们可以狠揍敌人”，哪怕敌人集合了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四国空军之力。为什么？“因为整个军事世界都成了武器至上的受害者，在原子时代都迷失了方向。大家都忘了大脑、神经、心理和想象力都超越了电脑的能力。没有电脑能‘超越职责要求’，但只有那样才能获得勋章。”
以色列空军准备武器、训练飞行员都是严格瞄准目标和敌人的能力。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情报部门就有用武之地了，搜集、刺探，通过数月、数年的照相侦察和其他手段，建立了敌人的全部信息档案，虽然他们没有一个派驻阿拉伯国家的武官和代表。“我们知道埃及空军的一切，”霍德说，“他们怎么工作，训练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如何训练。”包括，他们发出警报后要花多长时间起飞的精确时间——在特定机场，25分钟；然而以色列的时间，虽然霍德不会泄露，但从他绽开的笑容中已经明白无误地传递出了。
他说，没有指挥官能享受这么好的情报服务。他的计划能精确到在远处的轰炸机赶来之前就清除近处的埃及战斗机机场，并且在前者还在颠簸起飞时赶到它们面前。
情报团的工作是国防军的基石，局长是雅利夫将军，瘦弱、警觉，戴眼镜，卷着袖子，被很多人认为是军队的关键人物。他出生于拉脱维亚，14岁来到巴勒斯坦，“足够年轻，年轻到会被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接受，也足够年长，年长到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他会说6种语言，现在46岁，但看上去却只有36岁。他在满满150人的房间里给记者做报告，讲解从科威特到苏伊士运河的战况，从武器到政治的所有事。他让所有听众在一个多小时听得津津有味，却没有透露安全部门不允许泄露的内容，然后又即席回答了一个小时问题。报告结束于自发的掌声之中，人们赶忙涌上前去，希望获得更多的消息。这是大获全胜的表演，展现了教师的逻辑，演员的天赋。
以色列的参谋人员警惕性非常高，没人知道他们的情报是怎么搞到的。雅利夫透露的仅仅是，别管有什么方法，“你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所有方法都用上了。”他创造的传奇传遍了边界的另一边。耶路撒冷老城一个美国研究所的阿拉伯看守信誓旦旦地告诉我，那个伯大尼的磨刀人，7年来每天就挣几个皮阿斯特，穿得一身绿色，像个村中的小丑，常推着车在教堂门口逡巡，讲些笑话，这个人其实是个情报人员，在以色列军中位阶不低。他从这个流言中得出的东西不无意义，“这反映了他们的能力，我们必须要向他们学习。”
在战斗中，以色列士兵展现了国防军的指导原则：指挥官审时度势的能力，以及对不向上级请示、求援就当机立断的灵活性——拉宾将军说：“见到了，就解决。”并且，军官身体力行全军上下的一种精神：不管任务是什么都坚决完成。沙漠中的一个营接到命令要攻破埃及一处防御工事，工事前是一大片满是地雷的开阔地。他们失败，后撤，又接到重新前进的命令。先头兵跪在地上，手拿金属线圈探测地雷，终于开出一条血路，占领了工事。在停火之前对叙利亚高地孤注一掷的冲锋中，有一个连的士兵把战友的尸体扔到铁丝网上，好让同袍踏其前进。在耶路撒冷城外一场争夺高地的遭遇战中，炮兵指挥没有工具，没法清出安放机枪的位置，连队的两个预备役士兵正好在城里做建筑业，他们开来了自己的推土机，完成了任务。在耶路撒冷也是一样，莫特·古尔上校是空降兵指挥官，他不顾圣斯蒂芬门前侧翻的熊熊燃烧的约旦客车，私自下令让部下强攻大门。
在主动性、坚韧度和自省方面，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截然不同。要记住，以色列国防军不是存在于真空，它是对手的反面，任何对其业绩的分析都不能不考虑它的对手。让犹太人头疼的问题，反过来说，正是阿拉伯人梦寐以求的成绩。让我引用纳尔基斯将军的话：“阿拉伯人在空中建起了城堡，自己却变成了城堡里的囚徒。”以色列人稳扎稳打一步步拼搏，在阿拉伯人看来，一切不过安拉的旨意。
从本质上来说，他们的战争是两个社会的冲突。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差异，每天从分隔两国的那条马路上就能看到，一边是漫漫黄沙，一边是葱葱绿影。犹太人让国家倒向了积极活动的西方，复国主义者归来，开垦、复兴了这片被遗忘的土地，使其繁荣，使其足以支撑起一个现代国家，在此过程中，犹太人在精神和情感上经历了太多太多的革命。他们变成了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命运的受难者。然而埃及和叙利亚，不管他们如何声称自己社会主义的成色，他们没有革命，下层人民的生活没有变化。叙利亚的农民仍然住在可怜的巴掌大的陋舍，埃及三角洲的农夫平均一人要得七种疾病，他们没有自己珍视的，可以为之战斗、为之牺牲的社会。
250万人要对5000万人取得军事胜利是个专业性的问题。以色列人认为，埃及的军官都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他们没有精确性的观念，没有全力备战，没有领导的责任，没有“完成使命的执行力”——这是恰恰是以色列人的原则。千年以前，阿拉伯征服者踏平北非，他们凭借的是自己的武器、自己的传统。但今天，他们缺乏以色列人建立自己军队的创新能力，他们只能打一场别人制定标准的战争。有人在沙漠里捡到一本埃及的训练手册，画上都是微笑的平脸西方人模样，明显是从1930年左右的英国手册里照搬来的。约旦的军队是英国人建立的；叙利亚的炮兵部队听命于俄国人；与其说埃及人得到了俄国装备的帮助，倒不如说他们在这些装备面前更加无所适从了。俄国人给他们建了20多个萨姆导弹的发射点，他们一枚也没发射过——或者只发射过一枚。他们的战斗机飞行员驾驶的是米格飞机，但在空中作战时笨手笨脚。他们的导弹兵使用地对地导弹毫无准头，瞄准的特拉维夫，却能把贝鲁特轰得一片狼藉。总之，就像埃及总统纳赛尔说的，他们尚不能完全胜任现代战争。尽管他们的人数优势巨大，情况凶险，又有俄国这个盟友，但以色列的指挥官知道他们不可能输给这样的部队：“看，阿拉伯人又把我们包围了，这些可怜的浑蛋。”
正如以色列人依靠的是机动性和突破，阿拉伯人最擅长的是据守堡垒而战。他们许多苏联重型坦克都被埋起来当作炮台使用。他们变成了自己人力优势和装备优势的奴隶。苏联设计的体系依靠的是纵横的堑壕和深达几公里的地堡，这需要极大的人力来建设。以色列人说：“这是富人的打法。”阿拉伯人对闯进他们世界的以色列人咬牙切齿，战前也极尽威胁、挑起仇恨，但他们对以色列的战争毕竟并不关乎他们国家的生死。不过，一旦他们失去了空中掩护，他们就变得进退失据，进攻自然不成，连守土也成了问题。
俄国人错判了阿拉伯人的能力——当然也包括以色列人的——或许因为他们是唯物主义者，不太考虑无法度量的因素。他们轻蔑且无疑是茫然无知的——“教皇有几个师？”他们送了他们的代理人数不清的钢铁猛兽，米格、坦克、导弹发射点、火箭、高射机枪、半履带车、成吨的其他武器和弹药，在他们看来，这足够决定一场战争了。他们似乎是被惯性思维给误导了，歧视犹太人为二等公民。他们没能认识到，以色列人有一个秘密武器——他们的家园。
以色列国防军强大力量的最后一个来源是这个国家的普通民众，这是它的另一个自我。民众对军队的大量帮助、挂念，那些饱含深情的信件、家里烘焙的蛋糕、防晒膏，还有其他的扶持铺天盖地。在这一刻，以色列空军是全世界最精良的战斗飞行员，以色列士兵是全世界最勇猛的斗士，但这场战争还有它“犹太母亲”的一面。在“紧张时期”，耶路撒冷的母亲自发成立了一个组织，起因是一个士兵打电话回家为连队要驱蚊水。一场收集运动就此开始，药店、医药公司、普通人家都发动起来，志愿者们用自己的车集中、分装，跳过了部队的后勤系统，成功地搞到了8000剂给士兵用的驱蚊水，仅仅用了5个小时。
那一刻他们势不可挡。在获悉国家危难、生死存于一线的时候，每个人都想贡献一点儿什么。三天之内，耶路撒冷的妇女团体就登记了450名志愿者，并记下了他们想要做出的各类捐献。一些人去帮助别人看孩子——这家的男人参军，女人不得不顶替男人原来的工作；一些人充当信使，把战场伤亡情况通报到各家；一些人开车上街，让在“紧张时期”休12小时假的士兵搭车回家，或者开车带他们回到自己家，提供洗浴的招待。随口一提蛋糕，一天就收到了800个家里烤制的蛋糕，随口一提红酒，收到了500瓶红酒。
学校组织了一个活动，让学生给前线士兵写信，同时附赠一个小包裹，里面装一件家里的小礼物。战争结束后，一位装甲兵团班长回忆，在枪林弹雨的沙漠中苦战三天，环绕着热气、尸体和燃烧的金属，他意志崩溃了，一动不能动，没有任何求生的欲望。突然一件那样的包裹掉到他的铺位上。他想：“一定是什么破烂玩意儿。”他发现了一封信，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士兵，我寄给你这个口香糖。我不害怕炸弹，因为我知道你们在外面保护我，不会让人杀我。”他猛然斗志高涨，班长说：“我感觉自己像一头狮子。”
雄狮的战斗一样含着眼泪。战后一个经常性的话题就是哭。“我一边战斗，一边哭，”一个预备役校官对我说，“因为我在开枪，在杀人。”参加了老城战斗的指挥官，因为回避使用火炮，他的部队遭受了惨重的伤亡，他的妻子说，他风尘仆仆回家，毫发无伤，不施浣洗，只是在他抱起睡熟的孩子时，才身心俱疲，默默掉下泪来。一个士兵在北方作战，突然一名叙利亚士兵出现在6英尺（约1.8米）之外的堑壕。他开枪杀死了他，发现这个死人的手上戴着结婚戒指。他顿时思绪万千：“他也有妻子和孩子。”然后有了流泪的冲动。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一个女人说，她丈夫从战场回来后几天没说话，而他的兄弟却津津乐道自己奋勇杀敌，异常自豪。还有人亲眼看到坦克里的其他战友都被炸死，自己侥幸逃生，随之对埃及士兵疯狂开火，杀出一条血路，同时获得了一种野蛮的满足感。
随炫目的胜利而来的不是游行欢庆，却是对死者的纪念。没有庆祝。年老的，年轻的，都悲戚忧郁，他们知道，自己的同代人不是伤残就是死去。每天都有追悼会，每天的报纸都有带黑边的讣告栏。以色列人对悲伤的强调，在另一国看来或许滥情，但犹太人知道，20世纪死去的千千万万人，以及这场战争中死去的700同胞是难以释怀的。按比例换算过去，这相当于美国死掉了6万人。联合国的停火决议即将出台，与此赛跑意味着军事冒险，可能承担更多的伤亡。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说，他们对未来的期盼就是一个在阿拉伯人海洋中的犹太国家，每一个犹太人都弥足珍贵。每一个生命的逝去都是一个悲剧。这种感情要比一个国家的失子之痛更加深刻，它更是原始的、天生的对人类性命的尊重。
以色列国防军对伤亡人员的重视比其他方面更令人震惊。每个伤员或战死士兵都将不计代价地运回国，哪怕是为了找回失踪人员而发动一次进攻。大多数情况下，伤员会在受伤地点被直升机直接送到医院，耗时不超过一个小时。这是士气高涨的保证。一个人战死，他部队的指挥官和他公司的老板都会到家吊唁。当霍德将军来到被占领的叙利亚，用550个叙利亚战俘交换一个以色列飞行员和两具尸体时，以色列人的价值被有意夸大到了极致。
令以色列人悲伤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生活，还有更多的东西。它的子民，长期作为暴力的受害者，而今却不得不有违本性、有违寻回锡安故土这一希望地变作了施暴者。他们像美国一样，必须靠武力赢得建国的权利，现今要靠相同的手段去巩固它。即便他们为国防军的战绩自豪，甚至为空军的胜利兴高采烈，但以色列很多人都深为自己的新角色，以及自己竟然对此角色如此驾轻就熟而感到困扰。从奥斯维辛到西奈、再到耶路撒冷的光复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转变之突然世所罕见。不足一代人，犹太人已经从备受迫害的民族，变成了对别人发号施令的民族。
安静、善思的拉宾将军，领导国防军达到如今高峰的人，第一个认识到这个负担。获胜后在斯科普斯山上的演讲中，他说：“犹太民族还不习惯去征服，我们接受了这种方式，心情很复杂。”他们将怎样改变征服，征服又将怎样改变他们，这将是一个问题。
刊于《大西洋月刊》，1967年9月。
[1] 希布伦屠杀，1929年8月24日在希布伦（在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杀死了67名犹太人，包括妇女和幼儿。——译者注
[2] 帕尔马赫（Palmach），英国托管时期犹太人的半军事化组织哈加纳（Haganah）中的精英部队，哈加纳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译者注
[3] 《希望之歌》是以色列国歌。——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