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4月2日，美利坚合众国作为后起之秀，加入了世界强国的角逐游戏，自此再没有退出过，虽然曾经有过那样的想法。在那之前，比如在美西战争中，我们表现出了强烈的好战意愿，但我们从未被列强，甚至大部分本国人看作世界强权。加入世界大战是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成年礼。
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动，权力从欧洲向其侧翼转移。由英国衰落空出的王座，已由我们来坐稳——面对我们的天命所归，其过程不乏挣扎和抗拒。50年间，这个后起之秀逐渐变为世界两大强权之一，我们再次面临战争，我们不再是初学乍练，而是行家里手，经验老到，装备精良，长于谋略，尽管目标不明，没人能说清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而这一切，是我们的初战经历赋予我们的命运吗？美国是如何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做出自己的选择的？50年前的4月2日，威尔逊总统说：“上帝保佑它，它没有选择。”我们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来也没有像南北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深植于我们的国家传统之中。它就像别人的事一样。普通人提到它，会想到坐在露天机舱里的王牌飞行员，一个叫蒂耶里堡的地方，一首叫“在那里”（“Over There”）的歌，一种叫“40和8（40 and 8）”[1]的交通方式，以及一个打着绑腿的士兵后来成了杜鲁门总统——但这次大战到底在我们的历史中意味着什么，就不那么容易说出来了。1955年，笔者向一家有意向的出版商提议，要写一本关于“齐莫尔曼电报”的书，这个事件是美国加入“一战”的重要因素，可是收到的建议却是：放弃吧，因为“一战”我们本来就不该打；大众只对南北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感兴趣。确实，这是个合理的评估，和1930年一位历史学家的结论一样。那时“一战”刚结束10年，他发现美国人仍然对那次战争“恼怒和茫然”。
这些话也可以恰如其分地描述我们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这两场遭遇由此有了一定的联系。第一场遭遇被当时的错觉所主导，现在这场遭遇则是因为新的错觉。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提供了完全可以理解的理由和目的，没有怀疑和不自信。我们为什么开战，打到什么程度结束都非常清楚。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年后——我相信越南战争也会像这样，历史学家还在争论我们是如何卷入，我们为什么要参加，问题的答案仍然有待探寻和考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修正主义学者深受战后幻灭情绪的影响，放弃了之前广为接受的观点：德国对中立船只的侵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我们的介入。他们更为青睐一个又一个的阴谋论，把原因归于英国的宣传、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以及其他不为人知的邪恶力量。他们挖掘贸易和财政的统计数字、私人记录和一切内部资料，曝光了大量重要材料，得出了许多新鲜的观点。但他们自我指责的理论却需要走向亲德的另一个极端，接着，在他们积极地证明自己观点的同时，德国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再次发动攻势，让他们的论点不攻自破。
从那以后，正如历史的循环，反修正主义的史观又一次回来，重新认定了一开始就显而易见的事实。不论是说罗斯福炮制了珍珠港事件，还是说民主国家逼得第三帝国发动了侵略——哗众取宠的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是后一种观点的倡导者，修正主义学者的筋斗戏收获了轰动，但最终被事实打败。
1914年战争爆发时，美国人普遍的态度是庆幸自己置身事外，并执意认为不应该参与其中。中西部中心的小镇、印第安纳州沃巴什的《老实人报》有一句经典的总结：“从没哪个时候我们这么感谢国父们的远见，从欧洲移民到了这里。”报纸上的漫画常常描绘这样的画面：山姆大叔在茫茫大洋的包围中，遥远的彼岸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小人物；有一次他提醒自己，一线生机就在于“正襟危坐，双手插兜，闭口不言”，还有一次他和威尔逊总统并肩而立，用后背对着欧洲鲜血淋漓的“野蛮人”。
因为威尔逊，美国人更加信奉“安全孤立（safe isolation）”。威尔逊通过国内改革，追求“新自由（New Freedom）”，深为海外势力的干涉所恼。1914年12月，他宣布，这个国家不能让自己“失去平衡”，仅仅因为一场“和我们毫不相干，起因也无法触动我们”的战争。（25年后，类似的情况在更为著名的一次事件中再次重现，内维尔·张伯伦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是个“我们不了解的遥远的国家”。）
对威尔逊来说，他在1914年8月要求美国人“保持思想和行动的不偏不倚……事实和名义上的双重中立”，是合理的。但是到了12月，当速战速决的预期在马恩河破灭，两方军队在堑壕里僵持不下时，这场战争就已经触动了我们。威尔逊被迫承认，美国的生意还要继续做下去，在10月就推翻了他之前禁止向交战双方贷款的政策。这件事成了美国和协约国经济纽带的基础，并在之后把它们缠得越来越紧。由于允许了商业信贷，协约国就能买到美国的补给，从而控制了海洋，让同盟国大受其害。这为美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和海外投资的爆炸性增长打开了大门，使国家经济站到了战争中大众舆论同情的一方。
美国整体是站在协约国一边的，他们讨厌战争。总统也深受这种情绪影响。豪斯上校写道：“我发现，他和举国上下一样，都不认可德国。”德国驻华盛顿参赞冯·哈尼尔为了打消上级的错觉，提醒他们，美国对英国的感情是自然而然的，发自“历史、学员、语言、社会、经济和文化”，并且，“在目前的情况下，商业的本能和自发的感情都指向了相同的方向”。他道出了关键。
威尔逊解除贷款禁令的同时，也同意了无限制的军火贸易，与之前提议军火禁运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条措施的出发点并非协约国的利益（虽然它们从中获益），而是考虑到了美国的利益——当局不比冯·哈尼尔糊涂，他们同样清楚国家的“商业本能”的力量，害怕协约国把订单交给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禁止贷款和禁运军火两项措施本可以给民众和他们的总统自以为享有的“孤立自守”做出现实的注脚，但这样一来就断送了源源不断的订单带来的财富，美国人不愿因中立而受损。甚至，他们想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在战争开始三个月不到的时间，他们实行了这样两个经济措施，之前的孤立自守如果不是幻觉的话，在此时也已经不存在了。
1915年2月，德国宣布开始用潜艇封锁英国，实行“无限制的”水下战役，这意味着，他们将不经警告，攻击战区内的商船。这种行为破坏了中立国自由航行的传统，威尔逊勃然大怒，说这是“毁灭商业的巨大威胁”。一个美国总统有责任拒绝这个行动，哪怕产生的争执将加大干预的风险。和英国的纠纷长期是关于他们不遵守《伦敦宣言》，破坏海域的航行自由，关于持续航行原则、走私、搜查权、捕获法庭程序以及其他讨厌的事，总之，就是交战方封锁的权利和中立方贸易的权利之间老生常谈的冲突。但是，英国的手段再让美国国务院的守法分子气愤，也没有真正地危及性命、伤及民意、患及物流，说起来，主要的商货都是运往协约国的。
相反，默认德国为其潜艇而声称的地位，意味着海上贸易的终止。公开威胁中立国国民的生命安全，意味着要么美国人远离大洋这条公共交通要道，要么美国政府施加足够压力，迫使德国退让，但还不能让这摇摇欲坠的中立地位落入公开决裂。无论哪条路，战争都不仅是近在眼前，更是将我们囚陷其中。
其后两年中，德国在海上、在比利时的行为，以及在美国阴谋破坏其中立的间谍活动，都将推至一个同样的结果，不管协约国宣传与否。
德国破坏了比利时受保证的中立，诉诸公开的战争，激起了美国人的愤慨，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划到了错误的一方。德国在美国公众眼中就是个恶霸。《小妇人》中娶了乔的拜恩医生——这位善良的德国教授形象由来已久，其形象要在威廉德国的影响下，变成傲慢的普鲁士军官，也不是一日之功。如果不是在一个月之内，德国火烧了鲁文和那里的古籍图书馆，美国人的情绪被重新点燃，他们一开始的愤怒迟早会烟消云散。这个行为造成的恐惧极其深刻，因为那个年代，1914年到1918年，隔着遥远的大洋，人们有条件让自己头脑单纯，感情丰富，相信社会正在道德进步。
美国驻比利时公使布兰德·维特洛克——就是托莱多市力行改革的那个市长——留在了布鲁塞尔，他与占领军和民众都保持着联系。美国人由此对比利时的灾难抱有格外的同情，从枪杀人质，到四处蔓延的饥荒，最终引发了胡佛救济委员会的诞生。揭露德国暴行的布莱斯的报告也来得正当其时。这份报告由英国批准，并非偶然地由这位美国人所熟知的英国人写成，他之前是驻华盛顿的大使，《美利坚联邦》的作者。虽然报告中记录了很多耸人听闻的暴行，但是，伊迪丝·卡维尔被审判、枪杀绝对不是英国人的虚假宣传。对这位妇女、护士、人道主义者的枪决，让德国人嗜杀的野蛮人形象就此固定，成功地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慨。
还有，1916年开始，最终人数达到30万的比利时人被强制送往德国境内的劳动营服劳役，是“‘卢西塔尼亚’号事件”以来最令人发指的事情了。不管美国人对强制奴役这件事敏感与否，至少那时的美国人，对于把西方国家的白人公民送去强制劳役是出离地震惊了。冯·哈尼尔报告说，民众的反感“是普遍、深刻和真实的”。
1915年，丘纳德航运公司的“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船上是满员的乘客，非战斗人员，只有少量弹药。这件事除了加深舆论对德国的“憎恶”，更让潜艇战这个话题迫在眉睫。德国人认为这艘装运军火的船只以非战身份为掩护，于是未经警告就击沉了它。也就是说，在发射鱼雷之前没有命令乘客乘坐救生艇。近2000名船上乘客之中，1195人失踪，包括124名美国人。就在一个星期之前，两艘美国船只也受到攻击，两名美国人丧生。
这样一来，非交战国和非战斗人员的权利都变得朝不保夕。剑拔弩张的长时间谈判随之而至，威尔逊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既要德国承认这些权利，又不能以战争相胁，后者是他最不愿发生的。他在狭窄的山脊上蹒跚择路，一边是战争的深渊，一边是放弃中立国权利的断壁。中立国权力是美国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极力鼓吹的，他代表了和平主义者的立场，认为没有什么利益值得冒战争的风险，还成了一个观点的发言人：美国人不要（有人认为应该禁止）搭乘交战国的船只。
这个观点让另一个核心问题开始显现，这个问题超出了美国人的贸易和中立权利的范畴。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大国地位。美利坚合众国不可能任由德国人的潜艇把美国人从海洋航道上赶走，让她丧失了别国的尊重、国民的自信和世界面前的威望。威尔逊给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孤立主义的领袖、参议员斯通写道，它不能禁止她的人民实行自己的权利，“除非它承认它作为国家是无能的”。这是症结所在，尤其是，承认国家无能更伤害了威尔逊总统长存于心的理想：调停战争，救世界于水火。
威尔逊拒绝了不让美国公民乘交战国船只的提议，这种姿态“太过软弱，也没有效果”，会暴露美国的“不安和拘束”，“严重拉低我们的地位”。布赖恩发现自己作为国务卿一直以来反复重申的建议被推翻，挂印而去，从此为和平主义奔走呼号。他的去职把华盛顿的外交晚餐从没有葡萄汁的境况下解救出来——这是国务卿法令所禁止的，但并没有给威尔逊减少任何负担，总统仍然要在反对潜艇和避免战争中表达自己的立场。在两难困境的压力下，产生了如下值得记住的话：“有这样一种国家，如此的正直，而用不着用强力来向别人证明自己的正直……有这样的人，有如此的傲骨，而不愿动武。”
尽管这个讲话引起了干涉主义者贬斥的回应，说威尔逊是“懦夫”，但他还是重申了“正襟危坐”的观点在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力量。“卢西塔尼亚”号差一点儿就改变了这一点。
威尔逊在与柏林一封接一封的照会中周旋、对抗、重申、拒绝，最终赢得了胜利。在又一次沉船危机之后——1915年8月，“阿拉伯”号被击沉，44人失踪，包括两名美国人——他逼迫德国保证不再不加警告就进攻船只了。但这个话题在11月的“安科纳”号、次年3月“苏塞克斯”号被击沉后又再次提出，德国又再次做出相同的保证——在美国威胁如果不这样做就断绝外交关系的压力之下。实际上，这个结果与其说是威尔逊坚持不懈的成绩，倒不如说是因为德国认识到，目前它的潜艇数量太少，还不能击沉足够多的船只，如果美国冒险参战则得不偿失。同时，德国的造船厂夜以继日地工作，以弥补不足。
几个月间，德国的鱼雷每一次进入它致命的轨道，孤立主义者都要哭天抢地地让美国人远离战区。当这个方案1916年2月被俄克拉何马州的参议员戈尔、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麦克勒莫尔在国会中提出时，来自密苏里州的议长钱普·克拉克带领了一支代表团前往白宫，通知威尔逊，这个提案可能会以2∶1的比例通过。在听取了450万字的辩论后，提案最终被搁置，虽然有175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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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继续，仇恨和苦难不断滋长，战争的震波跨过大西洋，美国的公众舆论失去了最初的一团和气。1916年的鹰派和鸽派，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干涉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一样，分别代表了鼓吹备战者和反战者，而居中的绝大多数人虽然不太狂热，但还是惯性地反对干预战局。
把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作比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在1945年，我们历史上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一次急剧的反转。以美国人对20世纪对外战争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认为敌人或潜在敌人是美国利益和生活方式的威胁，他们是干涉主义者；另一类人认为不存在这种危险，所以希望我们待在家里，关注自己的事。谁属于哪一类取决于敌人的性质。在1945年以前，敌人是右翼，我们的干涉主义者大都来自左翼。不过1945年之后，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取代了右翼的德国和日本，成了我们的对手，美国的派别也做出了角色更换。国内右翼变成了干涉主义者，左翼成了孤立主义者。以前的“美国优先”的支持者，曾经尖叫着要抵制介入国境外的事务，现在，他们都成了号召更大规模、更深入干涉的鹰派分子（否则事态会升级）。以前一度迫不及待要同法西斯一战的干涉主义分子，现在发现自己变成了不熟悉的孤立主义者。正是这样的改组，让大多数25岁以上的人感觉不适。
在1916年，左和右的意识形态不是决定因素。最为活跃的反德干涉主义者来自受教育良好的上层阶级，特别是东岸，那里把普鲁士军国主义（当时的语言）当作民主的最大敌人，决不能让他们取胜。哈佛大学的名誉校长艾略特，人称“新英格兰最高的橡树”，宣布打败同盟国是“这场让人气愤的战争唯一可以接受的结果”。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怀特说：“如果我年轻30岁，我要去加拿大参军。”
亨利·凡·戴克和莱曼·阿博特这样受人尊敬的牧师也无不热血沸腾，还有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威廉·罗斯科·塞耶，他回应威尔逊早先的要思想上中立的建议时说，只有“道德的阉人”才会像总统“有害的声明”所倡导的那样不偏不倚。新任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坚信，德国如果获胜，“那就意味着民主制度在世界上垮台了”，被军事专制打垮了。这个观点，他共和党的前任伊莱休·卢特深以为然，更别提总统最亲密的顾问豪斯上校，以及最不齿于他的前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了。
善于主张自己权宜的东岸的意见是有影响力的，但欠缺代表性。全国剩下的人，坐享两洋屏障，仍然奉守“置身事外”信条。孤立主义天然就集中于但不仅限于共和党遍布的中西部——那里有密尔沃基、芝加哥、圣路易斯等德裔美国人的定居点，有民粹主义的传统，还有被称为“蠢驴养的”的农业激进分子。国会中孤立主义者的故乡都有：密苏里——议长钱普·卡拉克和斯通参议员的家乡，内布拉斯加——参议员希契科克和参议员诺里斯的家乡，威斯康星——拉福莱特的家乡，俄克拉何马——戈尔的家乡，还有南方的，密西西比——瓦达曼的家乡，最后是南卡罗来纳——筹款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克劳德·基钦的家乡。
意识形态分野更超越了地理区位。进步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虽然也恨独裁，但他们大部分（不是全部）都是孤立主义者，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想因为战争而影响到国内改革，还有部分原因是，他们大都出身于讨厌欧洲的家庭。他们极力避免再和旧大陆有任何牵连，他们的祖上就是逃离了那里的纷争、兵役和反动政权，投入到美国的前途中来的。不论背景和身份，他们通通同意一个观点：想要战争的看法都是银行家、生意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制造出来的。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和平主义者大卫·斯塔尔·乔丹描绘了山姆大叔“和摩根公司一同把钱扔进战争的深坑中”，拉福莱特谴责投机分子才是真正的“备战论”的推动者，还有社会党领袖尤金·德布斯，他宣布自己宁可作为叛国者被枪毙，“也不为了华尔街的利益上战场”。
亲协约国的群体预见到我们将会加入战争、也相信我们应该加入战争，于是在1915年发起了备战运动。他们得到了陆军和海军的支持，组织了围绕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权利等议题的委员会，发动游行，传播书籍、电影和传单，把备战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在国会提出了法案，要把预备役扩展为40万人的大陆军，号召国会拨款5亿美元建立“够用的海军”。随着西奥多·罗斯福的大声疾呼，战争宣传逐步加强，当局发出反对备战的警告，仍然顽固地坚持中立，他们让党争发酵，共和党的形象随之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政党，而民主党则被贴上了“软弱”的标签。
威尔逊随即倒向了备战的呼声，戴着草帽参加游行，支持陆军法案把常备军从8万人增加到14万人，把预备役增加到40万人，批准了海军建设的五年计划，届时将建成10艘战列舰、16艘巡洋舰、50艘驱逐舰和100艘潜艇。他开始了穿越中西部的巡回演讲，为陆军法案呼号，但还是没能说服孤立主义的中坚分子支持扩军需求。“不为战争只为国防”这个诉求是有力的，公开宣示他和他的国家都“深深地热爱和平”也同样可信，但他试图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出现这样的结果就在意料之中了。
1916年春天，国会和全国都围绕陆军法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进步主义者痛斥军国主义是由资本主义的贪婪所滋生，美国梦已经被它毁掉。干涉主义者声称，如果政治自由应该在世界各地实现，那么美国就应该加入民主国家对抗暴政的战斗（但尴尬的是这一事业的盟友中居然有沙俄）。备战游行的声势越来越大，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最大的一次是在第五大道，整整持续了12个小时，游行者有12.5万平民，200个军乐队，50支鼓乐队，成千上万的人在人行道围观叫好，当夜幕降临，泛光灯亮起，照耀着不断前行的游行队伍。但是大部分共和党众议员还是无动于衷，他们在众议院投票赞成警告美工公民不要登上武装商船，表达了他们对中立权利的偏爱。
6月，在圣路易斯召开的民主党大会上，一件令人震惊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证明了和平主义者内心对和平的渴望。威尔逊的顾问计划把爱国主义当作演讲主题，让乐队专注于演奏国歌，不奏《我希望我在迪克西》[2]，也不在关键处“自发地”爆发出对国旗的热情。可事实证明，这样的表演是徒劳的；但纽约前州长马丁·格林的主题演讲却收获了“奇效”，他在演讲中说，美国有不论如何挑衅都置身战争之外的传统，赢得了台下疯狂的欢呼和“癫狂的愉悦”。这个观点是想迎合和平的诉求，事先也得到了总统同意，总统和其他所有寻求连任的政治家没有两样，有意地创造着一些和现场的共识。每当格林讲完一个历史上的例子，他的观众都接过话来，喊道：“我们以前是怎么做的？我们以前是怎么做的？”格林马上高声回应：“我们以前不要战争！”代表们欢呼雀跃，站在座位上挥舞着国旗。格林对自己唤起的热情惊讶不已，想略过自己准备的讲稿，但观众大喊：“不！不！继续！我们还想听！继续！继续！”人们在过道上跳舞，“呈高兴的半疯状态……像小学生一样大喊，像汽笛一样尖叫”。
格林展示了和平主义不是娘娘腔，反而是正确、爱国，和美国精神一致的东西。演讲效果强烈得就像“通了电”一样，共和党的领导们都大吃一惊。党主席麦库姆斯急忙写了一张纸条：“但是，如果需要，我们会开战。”签上了名字，传给了格林。后者看后点点头，回话说：“我会处理好。”但是，他已经沉浸在自己对人群施加的魔法中，没有做任何补救。政治计划被扭曲了。威尔逊的宣传班子被迫把维护和平当作了主题；抛弃罗斯福、提名休斯、打出“寻求正直、诚实中立”纲领的共和党人，在11月的大选中败给了威尔逊，后者的口号是：“他让我们远离战争。”
正是利用了反战情绪，才让民主党在和南部各州结成新联盟的西部得到了关键的选票，险胜共和党。威尔逊完成了布赖恩三次都没能成功的事情——赢得大多数农业州的支持。
此时离美国参战还剩四周，其进程开始于威尔逊12月到1月的协调努力，他想通过调停结束战争。他提出的“不要胜者的和平”，被拉福莱特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信号”，却得不到交战双方的欣赏。没有一方想让美国总统出面拟订解决方案，双方都想得到最大的胜利。想通过谈判取得和平的威尔逊失败了。
与此同时，德国已经建起了一支两百艘潜艇的舰队，决定全力进攻，甘冒美国参战的风险，以自己的方式结束战争。1917年1月31日，德国正式通知华盛顿，他们意图就在第二天重启非限制性潜艇战。所有中立船只将“被武力阻止”抵靠英国。只允许一个例外，一周只能有一艘美国客轮前往，不得装有走私物品，只能在星期天在法尔茅斯靠岸，船上刷每条一米宽的红白条标志，每根桅杆上都要悬挂红白方格大旗。
看到轮船烟囱“刷得像理发店门口的柱子，旗帜弄得像餐厅的桌布”，美国历史学家J·B·麦克马斯特抑制不住愤怒。对这个主要的中立国敢于下达如此侮辱性的命令，表明德国一点儿都不怀疑美国会有任何异动。“我们盘算着和美国开战的可能性。”当决定做出时，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在参谋本部说。但是“他们的情况已经不能再糟了。战争必须马上结束，不管用什么办法，越快越好”。参谋本部坚信，在潜艇打垮协约国之前，美国的军事援助“可以不必考虑”。但德国的平民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认为，美国一旦参战，将是“德意志的末日（finis Germaniae）”。
处在冲突的旋涡中，不论美国情愿与否，它都注定是一支不能忽视的主要力量：它是协约国的兵工厂和银行。对于协约国的战事，我们与之经济上的相关度一点儿也不比与之政治体制的亲和度来得低。只要我们持续资助协约国，我们就是德国取胜路上的一大障碍。我们放弃了长达两年的海上自由，苦苦地坚守原则，这与第一流的世界地位不相符合。威尔逊没有选择，只能做出长久以来力图避免的事情——宣布关系破裂。一时间，和平主义者群体受到刺激，开始大规模集会，疯狂地要求美国船只避开战区；但同时，干涉主义者同样地高声呼吁，武装我们的船，要积极地声张美国的权利。
家门口货船堆积，美国的贸易有停滞的危险，开始影响到全国经济。政府如临大敌。虽然威尔逊享有武装船只的最终决定权，但他还是犹豫，害怕此举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开火。他偏向于征求国会的授权，导致了国会的激烈辩论和对《武装船只法案》的抵制。正在此时，德国外交部部长阿瑟·齐默尔曼的一封电报泄露了，他在电报中邀请墨西哥加入同盟，并肩作战。这个阴谋是为了牵制美国的部队，让他们不敢轻易迈出国门，墨西哥被许以收复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的好处。英国的海军情报部门截获并破译了这封密电，把它交给了美国。电文出现在了3月1日的国内媒体上，意在影响“少部分顽固分子”。究其这一层目的，它失败了，但它比开战后的任何事都更加刺激到了美国公众。这是一封威胁到美国领土的邀约，坚定了美国人对德国的敌视。
3月9日，国会停休，法案未能通过。总统下令无论如何武装民船，静待“公开的行动”。3月18日，行动来了。三艘美国商船事先未被警告被鱼雷击中，死伤惨重。此时正值沙皇被俄国早先发生的革命推翻，纯洁了协约国的阵营，新的俄国克伦斯基政权拥抱了民主制度，给信奉自由的心带来了激情的火光。与此同时，潜艇造成的伤亡正在无情地增长，把大西洋变作了坟场，协约国战败迫在眼前。
此后两周，总统在焦虑中痛苦挣扎，正如他这个月早先所说：“我们国家生活之外的东西，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东西……虽然我们避之不及”，但它们却把这个国家拖向它不愿走入的战争。“如果一个现在的中立国家被拉进战争，”他在11月时说道，“它肯定是被它无法抗拒的力量给拉进去的。”
这和任何正确的话一样正确。我们不是被他人摆布进入一个我们别无选择的命运，吞没我们的是世界冲突的现实。在最近学者汗牛充栋的考证之中，哈佛大学的欧内斯特·梅在其1959年出版的《世界大战和美国孤立：1914—1917》中得出结论：“仔细地分析之后，我找不到他（威尔逊）可以回头并选择另一条路的时间点。”
4月2日，威尔逊来到国会，要求国会正式接受“被迫成为交战国的身份”。他把罪责主要归因到潜艇战：“这是针对所有国家的战争。”他说，当“独裁政府拥有武力，由自身意志而非人民意志操纵武力”，危及世界和平和世界人民的自由时，“中立不再可行，也不再被渴求”。
这个论述的说服力会打一些折扣，因为他面对同样的国家，近三年来一直就相信中立是可行的，也是被深深渴求的。他现在突然发现：“坚实的和平只能被民主国家以集体的力量维护。”他引用齐默尔曼电文，作为德国以美国为敌的证据，说：只要普鲁士独裁政府“这个自由的天敌”存在，民主国家就没有稳固的安全。然后推出了最终结论：“为了民主，世界需要变得更安全……此权利比和平更加珍贵。”
威尔逊口中关于民主国家威胁的话，在任何时候说都是合适的。以此为理由，我们半年、一年甚至两年前就可以开战。如果是那样，会对历史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不是因为重启潜艇战和齐默尔曼电文，赤裸裸的敌意被暴露，我们原来的路还会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们本可以打一场预防战争——阻止德国军国主义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潜在威胁，而不是一场别无选择的战争。但我们没有，我们坐等公开的敌对行动，把战争加于我们头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相同的事再次重演。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纳粹对民主的威胁、日本对我们的敌意已经明白无误，在政策层面本可以做出打一场预防战争的决策。但是美国民众尚见不及此，所以我们没有出手，直到我们被攻击。
从那时起，我们就假定我们对世界事务的方向，甚至世界治安负有了责任——急切程度和之前的犹豫程度不相上下。在我们领导人对未来危险深谋远虑的觉察之中，在我们的海岸线和实际利益还未被侵犯之时，我们就发动了跨越半个世界的军事冒险行动，使得整个国家——注意，不是政府——并不认为我们打的是一场自卫战。朝鲜战争就极其不得人心，现在的越南战争更是如此，后者是意图遏制中国共产主义的更加彻底的预防性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开始焦虑，良心开始不安，意见走向分歧。
有两种战争，获得性（acquisitive）战争和预防性（preventive）战争，是最难以解释的，后者尤其如此。前者虽然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以目前为止人类的经验来看，抽象的道德绝不能决定国家的行为，总是能找到善良、合理的缘由，比如需求、民族统一或者“天命（manifest destiny）”来为侵占领土作解。并且，获得性战争往往短暂、迅猛和成功，既然成功，那就不需要任何解释。但是预防性战争，永远也无法找到一个能证明它必要的解释，因为没人能证明如果没有它，情况将是如何。在现代国家能力和资源组织上，中国与我们有着巨大的差距，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言过其实的恐惧——包括对我们、对其他亚洲国家的威胁——似乎毫无根据，并非“清晰而现实的危险”。在新的幻觉中，我们没有像“一战”和“二战”那样，等待着敌人向我们开火。
在1917年4月，孤立自守的幻觉就破灭了。美国告别了天真，告别了单身汉兴高采烈的自由。毫不意外，世界权力的重任不会让我们更加开心。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承担重任，我们用无所不能的幻觉取代了孤立自守的幻觉。和老幻觉一样，新幻觉也注定落幕。
就像我们曾经自认为自给自足、遗世独立那样，如今我们自认为天赋使命，让我们以自己的想象去改造世界。我们可以在军事上今天扫平河内，明天打垮北京不在话下，但我们无法在原子弹的废墟上建起干净、崭新的民主国家。不论我们有多么强大的物质和政治力量，距离无所不能总是相去甚远。我们不可能把非西方的世界捏塑成我们希望的样子，也不可能要求他们接受我们政治自由、代议政府等概念。要输送给那些目不识丁、食不果腹的亿万亚非民族西方从撒克逊村落大会到《权利法案》1000多年循序进化而来的民主制度，太迟了。他们没有时间去学习，历史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同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们更应该把勇敢用在学习如何不同地生活在一起，即便相互敌视，除非我们能找到另一个星球。
刊于《纽约时报杂志》，1967年5月5日。
[1] “40和8”指法国一种四轮军用列车车厢，可载40个人或8匹马。——译者注
[2] 《我希望我在迪克西》（“I Wish I Was in Dixie”），一首美国流行歌曲，以黑人之口演唱对南方迪克西农场的向往。据说就是因为这首歌，“迪克西”渐渐被用来指代美国南方各州。——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