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体上不是一个悲剧性的民族，但以带来期望之巨大和失望之沉痛为标准来判断，现代历史上最悲壮的人物却是一个美国人。1917年到1919年间，这个世界深重的苦难到达了巅峰，伍德罗·威尔逊承载了人类的希望。他代表了人类善意的希望，相信一切会有好结果，相信人类不会白白地遭受巨大的苦难、混乱和崩坏，它们只是美好的未来即将降生时的阵痛。在一系列使人类最美好的愿望初具雏形的宣言中，威尔逊带来了美好世界的原则（不能把它解读成陈词滥调，而要以一种第一次有望实现的喜悦去解读），是一个“捍卫民主”的世界，是一个免于战争的世界，免于暴政、饥饿、不公，免于民族压迫的世界。人们感受到了他向全世界的保证，不仅是普通百姓相信他，就连思想成熟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都相信了他。他们是后来幻灭之后最伤心的人，因为他们被搞得像个蠢货一样。当《凡尔赛和约》让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他们感到了欺骗和背叛。
有两个人尤其被这种愤怒和怨憎所刺伤，他们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威廉·布利特。这两人的合作乍看之下太不可思议了：一个是大名鼎鼎、垂垂老矣的欧洲人，一个天才，有史以来极其罕有的真正的学术开创者；还有一个是年轻的美国人，一个勇敢、独立的人，善良但反复无常、“容易激动”（套用一个眼光独到的旁观者的话）的人，一个政治上的冒险者、一个外交界的汤姆·琼斯[1]。这个看似怪异的组合创作出了一本引人入胜但却万般扭曲的书。作为对复杂的、难以理解的曾经的公众人物的心理动因分析，这本书极为犀利，在有所保留的前提下也比较有说服力；它让充满矛盾的威尔逊的行为在清脆的“咔嗒”一声后步入了正轨。但作为对一个人的整体评价，这本书令人惋惜；作为历史事件的诠释，它也是支离破碎。这本书是好的心理学著作，却是糟糕的历史著作。它糟糕，因为它没有切中要害；它危险，因为它误导了我们历史责任该由谁来负。
过去的环境对现在有直接影响。布利特28岁，是国务院东欧事务专家，曾参与福特的“和平船”之行，1919年随同美国代表团去往巴黎和会。当时他的心情和他的同辈、同事、英国代表团的哈罗德·尼科尔森一样：“我们不仅在为和平做准备，我们准备的是永久的和平。我们这次执行的是带着光环的神圣任务……我们决心做一件伟大的、持久的、高贵的事业。”布利特的机会是他被派往俄国时来到的，他要去查明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建交条件是什么，威尔逊称他的这次任务是“意图的酸性测试”。他和林肯·斯蒂芬斯一同前往苏联，并且结论一致：“我们到了未来，而且切实可行。”布利特回国，带回了列宁极为优厚的和约条件。他的欢迎仪式极为绚丽耀眼。
和约缺陷很多，在严重拖延之后正处于签署的关头，布尔什维克的问题更是打开了争议的匣子，所以威尔逊，这个习惯于用视而不见的办法来逃避现实的人，拒绝接见布利特，拒绝看他的报告，听他说他的应尽之言。布利特冒着被当成亲德分子和布尔什维克来攻击的风险，在公开信中向总统辞职，称如果还为这个政府服务，“就不可能有效地建立起世界新秩序”。他去了里维埃拉，告诉记者他打算“躺在沙滩上看世界跌入地狱”。后来他被要求在参议院作证，为洛奇参议员出了大力，阻止参议院批准和约，由此遭受批评，被认为是自己党派的叛徒，看起来也葬送他的公共事业。诚然，布利特还有非公职的收入，但并非所有能够负担得起这种勇气后果的人都像他一样站了出来。
弗洛伊德也一样，对威尔逊抱有极高的希望，但最终梦破。据他的传记作者欧内斯特·琼斯医生说，他的“乐观和轻信”不可避免地导致失望和憎恨，在他一生中这样的事“数不胜数”。这件事佐证了他对美国的不快，他认为美国就是个“巨大的错误”。“你们的伍德罗·威尔逊，”1926年他告诉马克斯·伊斯特曼，“如果不是有史以来的，也是本世纪最蠢的笨蛋。他还可能是最大的罪犯——他无意识地犯罪，我敢肯定。”在另一次类似的对话中，琼斯医生对弗洛伊德指出，战后局势的复杂性没法让任何人理想化的和平愿望轻易达成，弗洛伊德严厉地回答：“那他就不应该四处许愿。”在书的前言里，他一开始就保证他和威尔逊“没有一点儿共同语言”，这种厌恶导致他越了解威尔逊，“就越受他干涉我们命运的折磨”。最后这句话很能展现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应该是同盟国的国民都会有的。
在20世纪20年代，布利特的第二任妻子是弗洛伊德的病人，弗洛伊德帮助布利特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他们成了朋友。他们共同研究威尔逊始自1930年，当时布利特计划写一本关于《凡尔赛和约》和起草者的书，弗洛伊德则热情地提议让他加入威尔逊那章的写作。这是弗洛伊德为自己的精神分析找到的最好的材料了。威尔逊拥有世界性的权力，性格却极为矛盾，这对弗洛伊德来说意味着某种内在的煎熬和挣扎。这种挣扎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威尔逊权力的源泉和失败的原因吗？这个问题极具挑战，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虽然在通常情况下，心理分析需要两个人，但这次心理学家的沙发上不会像分析摩西那样安静——弗洛伊德同样缺席分析了摩西——因为威尔逊只死了6年，不是3000年，当代还留存了大量他的资料。
1932年，书稿就完成了，但由于两位作者的某些未知分歧，当时并未出版。直到1938年，弗洛伊德安全地从维也纳搬到了伦敦居住，当时的美国驻法大使布利特在这件事中起了直接作用，两人这才达成了一致。他们签署了一份授权布利特出版此书的合约，弗洛伊德是否是出于感激而签署的合约则不得而知，他当时已近病终，第二年就去世了。但这本书的真正出版则又神秘地拖了近30年，据布利特说，考虑到对当事人的礼貌，他才等到了威尔逊去世后出版此书。不过此说不够有力，因为威尔逊1961年才离世（布利特还健在），两位作者当初可是想在1932年就出版书稿的。诚然，这类问题不会有答案，但对笔者来说，不是所有问题都没有答案，比如现下的精神分析学界的苦恼，他们把这本大师遗作看作伪造的“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和“锡安议定书”之类的东西[2]。他们邪恶地怀疑这本书里根本没有弗洛伊德的手笔，但这纯粹是空穴来风。布利特写作了这本书的大部分或小部分，但即便弗洛伊德只是口述了他的部分，那种鲜明的观点和偏见一看就是出自他。并且，书的版税里还有他的一份。
两位作者的基本前提就是：《凡尔赛和约》是个重大的背叛（Great Betrayal），自此开始，世界多灾多难；《凡尔赛和约》是威尔逊没能让协约国履行“十四点计划”和其他威尔逊原则的后果；威尔逊有坚守承诺的能力，但在巴黎表现出的却是道德败坏和“精神堕落（mental degeneracy）”，这是他内在矛盾的心理斗争导致的；所以，我们所有人都被他的精神病所累。
虽然这些说法有个大漏洞——我稍后会谈到：简单地全用个人的罪恶去解释历史。把《凡尔赛和约》的结果都怪罪到威尔逊的个人缺陷上是个简单的解决办法，J·M·凯恩斯和其他人一样，在他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支持这个观点。这本书坚持认为深入挖掘总统的内心是正确的。威尔逊的战争部长林德利·M·加里森就说，他永远也不能理解总统，也怀疑是否有人能理解他。“他是个超凡的人，也是我遇到过的最复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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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被两个作者挖出的最主要的精神病症，潜意识地决定着他的一生，导致他像惠蒂尔笔下的丹尼尔·韦伯斯特一样成为“被恶魔驱赶着进入无尽黑暗中的人”。这个病症就是他对父亲的系恋。实际上，这一父子关系非常引人注目，最为著名的是亚历山大·乔治和朱丽叶·乔治在他们1956年出版的研究著作《伍德罗·威尔逊和豪斯上校》中对其做出的描述。他们认识到威尔逊身上有“某种内在障碍，让他消耗巨大，吃了大亏”，他们把他对父亲的情结当作一个信号病症来研究。弗洛伊德和布利特则把它代入弗氏的三个层次，来展现三个层次是怎么影响威尔逊的，并解释了他经常让人难以理解的自暴自弃的行为。他们的研究利用了已知的事实：威尔逊对父亲的积极讨好和唯唯诺诺；他的神经性病症，比如慢性头痛、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等；还有他对朋友关系的夸张、对恨意的放大、对争吵的小题大做，等等。
大体来说，这样的分析揭示了一个对父亲低眉顺眼，但心中满含敌意的人，他总是要找到一些父亲式形象的替代品来发泄恨意，比如对普林斯顿大学的韦斯特院长和参议员洛奇；同时，对父亲的唯命是从还要从“超我”的折磨里获得补偿。超我的高标准“要他建立神一样的功勋，现实中没有一种成就能够满足这种要求”。在弗洛伊德营造的天人交战的战场上，冲突以多种形式爆发：有各种形态复杂的自恋——对长老会牧师父亲的认同，对上帝的认同，以及相反的，作为小汤米·威尔逊[3]，对耶稣的认同；有一些过犹不及的、和“形似儿子”的小辈的友谊，比如希本、塔尔马蒂、豪斯，往往以背叛告终；有对母亲的认同，导致一种“阴性的”对父亲形象的让步、服从，比如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还有无处不在的一次又一次的超我的展示。
小时候的威尔逊面对父亲有深深的自卑，这与一个惊人的不可思议的事实互为因果：他9岁才识字母，11岁才能无障碍地阅读。这让他专横的超我永远也无法从任何成功中获得满足。没有哪个高位对他来说够高，哪怕是美国总统；他只能担当救世主的角色才够。把国际联盟当作圣杯，才能证明他救世主的头衔。条约不公平不要紧，只要它象征了国联，因为国联的存在能解决所有问题。国联“才能使他相信自己确实拯救了世界”。他必须用国联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但在和洛奇斗争中，却是他自己制造了让国联变得不可能的条件。在弗洛伊德的术语里，这是“求死愿望（death wish）”——在笔者看来有些多余，和化为洛奇形象的父亲斗争，超我的要求，以及他心中意识到的残酷事实：条约中即便包含了建立国联，也不能达成他承诺给世界的和平。这一切足可以毁掉任何人。1919年10月2日，他发生了脑血栓，造成中风，和13年前一样，在普林斯顿，和韦斯特斗得热火朝天之时，他的一只眼睛血管爆裂。
以上分析经过了简化，听起来没有书里那么有说服力了。在书里，所有的细节、例证和可信的证据一个接一个，建立起了内在的逻辑，就和解析某个梦境一样：当一语中的时，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否则“铃声”不会响起，而这里，就响了铃。我能够感觉到威尔逊就像一个古怪的梦一样，被解释得透透彻彻。
某些方面看上去被忽略了，比如，威尔逊迟迟不能阅读的事实。对知识分子家庭中有智力天赋的孩子来说，这不能不引发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其次，怪异得很，这会对威尔逊和女性的关系产生影响。作者轻率地指称，威尔逊认同母亲的角色，把自己的妻子当作“母亲的替代品”，并且凭空说，一直到第一任威尔逊太太去世，威尔逊“对任何其他女人都没有丝毫欲望”。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去相信作者的话，但是，正如我看书时的旁批一样——“他们究竟怎么会知道的？”这个判断的证据在哪儿呢？（顺便说，这本书没有任何形式的注释和参考书，所有引用都没有出处）说到第二任威尔逊太太的那句话——“让我们满足自己吧”，作者轻率地说，威尔逊“再次找到了可以依靠的母亲的胸膛”。这本书里并没有提到这段关系里一些更为阳光的方面，比如威尔逊常把第二任妻子叫作“小姑娘”。由此看来，作者关于母亲的说法或许轻佻了。
在性革命先驱参与写作的书中，性竟然没有以浅显的语言受到大书特书（我不是抱怨，而是奇怪）。甚至谈到男性的友谊也只是视为父子关系的问题，而不是潜在的同性恋，在当今语言环境中浸淫已久的我们看到这里，都会如释重负。
直到此时，作者对威尔逊潜意识的探究还算是启人心智、不无价值，虽然带着一种令人生厌的文风。除此之外则尽是纰漏，其中本书习惯性地重复，不仅是语句，而且是段落。它们会以一模一样的样子出现两三次，就像读者是什么不能被信任的蠢蛋一样，需要从一章到另一章、一次次地提醒相同的内容。更为原则性的错误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研究方法。作者任由感情偏见引导着问题的提出，导致了没有约束的推想、大肆的夸张（《凡尔赛和约》“判了欧洲文明死刑”）和错误的结论。
在我看来，写非小说的现实题材的作家对读者负有责任，写作要尽其所能忠于事实。在修辞上稍用技巧就极易给读者留下躲闪逃避、含糊其词的印象，这样的诱惑是所有有职业自尊的作家都会尽力防范的。但弗洛伊德和布利特却沉溺其中。比如，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使用“精神堕落”“变质”这种强烈暗示性的、宽泛的用语（“精神变质促使他签署《凡尔赛和约》”），进而将其上升为“精神病”，而不使用一些精确的表述，生怕被人找到漏洞（“他就快得精神病了”，“他迅速地奔向精神病的领域……精神病院的安乐椅就像是上帝的王座”）。语言很花哨，但这是历史吗？事实或许是这样，就像两位作者举出的，尤其是威尔逊最后在国联那些热情的演讲，非常可怕，多少表明了在那段从凡尔赛到最终崩溃的日子中，他已经患上了精神病。但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尤其事关一位总统的精神病时，应该是平实地书写，而非用模糊的比喻去逃避责任。
弗洛伊德在前言中说，当他研究威尔逊的生平，“一种理解在滋长……混合着同情”，同情发端，直到“大肆漫漶，淹没了其他所有的情感”，同时他保证布利特也是一样。果真如此，那么同情一点也没有体现在纸上。厌恶和轻蔑主宰了字里行间。两位作者的偏向是那么明显，以至于我一直很惊奇，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对他们思考的影响。看弗洛伊德医生展示“弗洛伊德潜意识”的分析让人有些轻微的毛骨悚然，就像看到了皮兰德娄[4]出演一出戏。两位作者描写威尔逊“很丑”，但据我所见的他的上百张照片，他的长相还是相当体面。他从年轻到老，他们的描述是牙齿腐烂，戴着“毁容的”单片眼镜，油灰色的、有不健康的红疹的皮肤，扇风耳朵，短腿，胃部反酸，是个自负、恶心、神经、惹人厌、疑心重的人。这是两个女人深爱的那个人吗？我不知道高尔特夫人爱上、爱慕的是不是他总统的地位，但艾伦·阿克森[5]是毫无疑问的。“他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男人，”她写道，“也是最好的男人。”
对威尔逊的厌恶是从1920年出版的威廉·巴亚德·黑尔的《风格的故事》（The Story of a Style）中借来的，这本书既聪明又有害。据琼斯医生说，弗洛伊德“津津有味地”读了这本书，然而布利特却小心翼翼地把它从前言里他们的参考书目中删去了。
如果偏向能得到抑制，它能起到指向和回答问题的作用，但弗洛伊德任由他对这个大人物的偏见恣意横行，造成了荒唐的后果。写美国那一篇的一定是他。根据这篇文字，威尔逊之所以能在美国大获欢迎，是因为美国本就是一个“在对威克利夫、加尔文、卫斯理的理想的追求中脱离了现实的国家”，威克利夫派教徒（Lollard）的“你不能！”（“Thou shalt not！”）传统造就了一种偏女性或偏女性化男性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容于”阳刚男性。如果威尔逊是在“相对自由的欧洲文明”中长大，他一定会直面自己内心的冲突。
面对这种胡说，我几乎无言以对。除了两次错用“清教徒”为“威克利夫派教徒”（二者有很大不同），说清教主义和阳刚男性毫不相容（卡顿·马特尔、奥利弗·克伦威尔又怎么说？），把欧洲的整个新教传统大刀阔斧地硬塞给了美国，把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描绘成一个“早早”就屏蔽理性的地方，文章还把美国想象为永远也长不大的小飞侠的家——永无乡（never-neverland）。文章自证了精神分析法的特色就是自身最大的敌人，它滥用自身的倾向让自己从明察、深刻走到了愚蠢。
两位作者对威尔逊的理想不屑一顾。他们荒谬地宣称威尔逊作为总统的立法程序抄袭自豪斯上校的小说《菲利普·德鲁》，很显然他们两位对进步运动的理念一无所知。当威尔逊立场明确时，他们一笔带过；他们对他正面的政策视而不见或吝于好评；他们的讽刺层出不穷。当他们硬要威尔逊的“超我”将他引向“巨大的成就”时，却又忙不迭地加上一句：这最终让他“不是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而是最失败的人”。他们总是关注失败，不提成绩。诚然，威尔逊从巴黎和会以后确实一败涂地，但这不是他人生的全部，也不是人们记忆中的威尔逊。
两位作者又怎么解释威尔逊“巨大的成就”呢？简单。那都是嘴上功夫。超凡的话术是他成就的秘密。他们把威尔逊表现为一个痴迷于演讲的人，此言倒也不虚（弗洛伊德的语境中，做演讲是“口腔的快感”，口腔是“女性的武器”。这是什么意思我也没弄懂）。但是，说他仅仅是嘴上滔滔、腹中草包则不足以解释这个人，他的论文集至今已经出版到了40卷，他的遗产丰富，30年前的官方传记就有8卷，而如今相同篇幅的新版也将出版，还有50年来对他数不清的其他评论和研究。在他演讲的背后是他的思想、他深刻的信仰和理念，这些东西能够穿透人心，激发共鸣，唤醒希望。他软弱、自欺、古板，有时伪善，甚至说谎、自弃，让人不能忍受的自以为是、冷血残忍、不可原谅、尖酸刻薄，这些同样是事实，但不是全部的事实。
二人任由偏见控制了判断，造就出一个常患头疼的、门肯所说的“典型的基督教流氓”。这难以服人。威尔逊持续的影响，他唤起的善良民众对他的忠实、爱戴和尊重，都没有得到解释。威尔逊其人仍然迷雾重重。
比对威尔逊一边倒的描述更严重的是作者对历史的歪曲。最令人吃惊的例子是，他们宣称，从1915年10月到1916年5月的8个月，威尔逊“最强烈的欲望就是把美国带向战争”，通过与协约国结盟，从而主导和平。这是作者对围绕《豪斯—格雷备忘录》的谈判的分析。他们假设，领导战争和裁决和平同时诱惑着威尔逊，因为前者可以释放他对父亲的恨意，后者则可满足他成为世界救星的“超我”的愿望。如果你同意弗洛伊德理论的前提——无意识总是控制着有意识的行为，那么这番论断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人类的记录表明，无意识并不总是居于主导。很有可能，战争作为发泄恨意的潜意识欲望在威尔逊的内心隆隆作声，但历史证据表明，他保持中立的有意识的决定占据了上风。毫无疑问，意志坚决的豪斯上校这时正在尽力把美国拉进战争。他利用总统的野心和软弱，聪明地误导了他，诱使他一度相信协约国会接受他的条件（豪斯不知道协约国的密约，也相信协约国会接受）。说美国进入战争是威尔逊“最强烈的欲望”，又或是他“使尽浑身解数”加入战争，文雅地说，都是胡说八道。
揭露威尔逊为战争贩子——和他本人的宣称、人们的认识截然相反——是弗洛伊德最热衷的那类障眼把戏。琼斯医生说：“他对那些人前人后形象不一的人有着特别的兴趣。”他确信莎士比亚就是培根或牛津伯爵，并自得地发现摩西其实不是希伯来人，而是埃及人。把思维的缰绳交给直觉的灵光去驾驭是非常快乐的事，但这不是历史，也不是科学。这些学科要求心念一动的直觉必须交由证据去验证。弗洛伊德，由他对思维习惯的革命，及其在艺术、文学、哲学、医药、社会关系乃至现代生活方方面面卓有成效的应用来看，他是世界级的杰出人物，但是，当他宣称自己的方法是“潜意识的科学”，这是名不副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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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看观点的错误。他们说，因为停战后的有利条件，反德情绪的活跃，胜利者的惨痛记忆，三大帝国瓦解释放了小国的民族主义，促成它们互相颉颃，由此，理想的和平状态是可能达成的；所以，简言之，威尔逊拥有主导建立一个正义和平局面的力量，但是却搞砸了它。
作者说，威尔逊需要做的，就是以“阳刚的”武器去对付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威胁退出和会，公开谴责协约国是“和平的敌人”，然后抽回美国的财政和经济援助。实际上，威尔逊非常清楚，公开决裂绝不可能，仅就他个人而言，建立国联的希望将变得极其渺茫。他将不再是一个万众欢呼的救世主，而是个众人唾弃的破坏者，还是个亲德的破坏者。但是，不顾历史事实的作者继续说：“威尔逊一记经济长鞭”本来将抽得劳合·乔治“伏地求饶”，“威胁”法国说让其独自面对德国将让克列孟梭“妥协退让”（流露出对“老虎”克列孟梭的彻底无知）。他们说，威尔逊“仍然拥有古往今来最多的拥趸，准备响应他的号召，随他战斗。他仍然是全世界理想主义者的领袖”。这两句话对现实误判、对事实无视得让人难以置信。全世界的理想主义者，如果作者指的是当威尔逊来到欧洲时那些疯狂欢迎他的人群的话，他们中的法国人这时正在大喊赔偿和归还萨尔，他们中的意大利人要求特伦蒂诺和阜姆，他们中的英国人则叫嚣着“绞死德皇”和“痛打落水狗（squeeze the orange till the pips squeak）”。
威尔逊的一记鞭笞就能让协约国列强“伏地求饶”，两位作者对巴黎和会是这样认识的，这又是一个不存于现实的“永无乡”。这么想实在是对那些浴血奋战的国家的无视。作者把协约国说成是对抗高贵的“全世界理想主义者”的阴谋家，但它们更为真实的形象应该是：形销骨立、筋疲力尽的幸存者，它们在恶战中失去了年富力强的一代人，比如法国，它遭受了灭顶之灾，劫掠之痛，国土大半毁于烽烟，它想获得一些战利品来弥补长年血战之苦而已。作者想象，只要威尔逊稍稍拿出一点儿男人气概来，就能够取得“正义的”和平，解决几十个国家提出的相互抵触的要求，对边界的重绘，无数密约中相互冲突的保证，托管权的分配，对德国殖民地和土耳其领土的分润，阿拉伯人对主权的要求，裁决西里西亚煤矿、摩苏尔石油以及其他肥赏的归属，是否将“自决权”赋予意大利蒂罗尔的奥地利人、波西米亚苏台德的德意志人、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南斯拉夫的蒙特内哥罗人以及其他故土之外的人群，还有自古就无法解决的君士坦丁堡和海峡问题、但泽和波兰走廊的问题、巴勒斯坦的地位问题，以及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对萨洛尼卡的争议、波兰人和捷克人对切申的争议、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对特兰西瓦尼亚的争议、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叙利亚的争议、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山东的争议，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犹太民族家园的争议。所有人都在巴黎表达自己的主张，同时，布尔什维克的幽灵和德国革命的预兆正在步步逼近。
在这种情况下，《凡尔赛和约》的不完美绝不单单是威尔逊的精神病以及他个人的错误所能埋单的。更多的错误始自人性。
要分析威尔逊的精神状态，这本书或许已经足够，事实上，作者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令人信服。但是，要宣称这本书对作者所见凡尔赛的“邪恶和平”做出了历史的解释，则是不必要的。他们沉溺于对众多事件做过度简化的单一解释。和布利特同属罗斯福新政支持者的雷蒙德·莫利写道，布利特的内心“深藏着讨厌的浪漫主义”。作为驻外大使，他把外交事务看作“阳光和阴云、阴谋和反制、流氓和少数英雄”的活动，如果这种心态不为“更高的冷静的控制力”所压制的话，就相当危险。不仅是大使，对历史学家，这种心态同样危险。
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弗洛伊德也有同样的特点。作为一位开创性人物，他拥有超凡的脑力，思维更是骛极八荒、见微知著。所以他习惯从细小的一点推知整个系统——就像从一滴水看到整个海洋，他从一张落下的手绢看到人类的行为规律。从观察到演绎，从具体到一般，这种神乎其神的跳跃为世界打开了一片思维的新领域，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同样不为“更高的控制力”所节制。弗洛伊德是思维的冒险家，诚如他的自况：“我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我在脾气上更是一个征服者（conquistador）——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冒险家。我好奇、勇敢、百折不挠，和所有冒险家一样。”冒险家和浪漫主义者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这本书对我们过去的一位关键人物表达了毫无疑问是独特的见解，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弗洛伊德的理论适用于历史研究吗？答案应该是这样的：作为启发思路的工具，弗氏的理论大有裨益，只是有一个条件：看在上帝的分上，让一个负责的历史学家来使用它吧。
刊于《大西洋月刊》，1967年2月。
[1] 汤姆·琼斯，美国航天员。——译者注
[2] “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是现代学者为莎翁第一本剧本集《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和悲剧》的命名；“锡安议定书（Protocols of Zion）”指《锡安长老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是反犹主义者虚构的犹太人占领世界的计划书，曾在20世纪初以多种语言在世界上传播。——译者注
[3] 威尔逊全名是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汤米是昵称。——译者注
[4] 皮兰德娄，意大利著名戏剧家。——译者注
[5] 艾伦·阿克森和高尔特夫人分别是第一、第二任威尔逊太太。——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