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地中海5月的一个芬芳夜晚,年长、富有的美国人约恩·珀迪卡里斯先生和家人在爬满藤蔓的露台用晚餐。露台位于他的夏季别墅夜莺宫,在丹吉尔的群山之中。除了一只驯良的蓑羽鹤、两只吃橙花的猴子,家庭成员还有珀迪卡里斯太太,她与前夫的儿子、英国籍的克伦威尔·奥利弗·瓦利(名字倒过来念就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以及儿媳妇瓦利太太。突然,一阵嘈杂的叫喊打断了晚餐,一阵犬吠也从后面的佣人房里传出。他们猜测可能是长期不和的德国管家和曾是轻步兵的法国厨子又闹出了什么乱子,全家急忙赶去佣人房平息干戈。他们迎面就看到男管家发疯似的跑来,后面跟着一些带枪的摩尔人——一开始他们是给这家人做警卫的。令人惊讶的是,这群人袭击了两位男主人,把他们捆了起来。他们用枪托打两个仆人,瓦利太太也被打倒在地。瓦利先生挣扎着要去救妻子,一把匕首抵住了他的喉咙。正朝着电话大叫“有强盗!救命!”的管家也给拖走,电话线被切断。所有俘虏被枪顶着后背押出了别墅。

别墅的门口,一个英俊的黑须摩尔人正在等候,他有着希腊人的外形,双目寒光毕现。他像演戏一样举起双手,用亨利·欧文扮演李尔王的腔调宣告:“我是赖苏利!”珀迪卡里斯和瓦利双双骇然,他们知道面前这人就是闻名遐迩的柏柏尔人首领,里夫地区的霸主,最后的北非强盗。他与名义上的统治者摩洛哥苏丹为敌,争权夺利,定期劫掠丹吉尔地区。现在,他命令把囚徒们吊上马背,还聪明地把珀迪卡里斯最好的坐骑——一匹黑色种马——据为己有。他朝天开了一枪以示离开,这群骑匪狂叫着、鸣着枪,驱使众马前蹄腾空。他们不取大道,从岩石遍布的山坡呼啸而下,消失在阿特拉斯山脉的夜色中。

片刻之后,美国总领事塞缪尔·R·格默里的晚餐被电话接线员打断,后者向他转达了别墅的求援。总领事急忙赶到暴力事件的发生地,安慰了情绪激动的女士们,布置了岗哨护卫。接着,格默里返回,找到了英国公使阿瑟·尼科尔森爵士商议对策。从赖苏利这次突袭中,两位使节都担心起摩洛哥所有外国人的安全来。

摩洛哥无政府的乱象刚刚被一个月前签署的英法协定所激化。按照协定,英法达成交易,英国可以在埃及为所欲为,而法国在摩洛哥的事英国也不插手,这个安排让摩洛哥人怨声载道。摩洛哥是君士坦丁堡以西最后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摩洛哥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是个善良的年轻人,但他孤立无助,艰难地维持着摇摇欲坠的王位。他被精明强干的老宰相本·苏莱曼的利益集团操控。本·苏莱曼为了让年轻的苏丹于己无害地虚位当政,好让自己独揽政府的行政和财权,就教他欣赏新奇奢华的西洋物件,使其玩物丧志。但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胃口开始不受控制。他有数不清的自行车、600台照相机、25架三角钢琴、一辆纯金的汽车(虽然当地没有公路),但苏丹并不满足,他还希望西方把改革带到摩洛哥。法国很愿意提供必需的贷款,但这也势必打开一条外国势力侵入的老路。苏丹对西方的偏爱和对西方的借贷引起了那些狂热部族的憎恨。前几年,叛乱和起义让这个国家陷入混乱,而互相竞争的西方国家的介入更是火上浇油。牢牢控制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压迫着摩洛哥的边境;西班牙对地中海沿岸有着特殊的兴趣;德国虎视眈眈,看上的是摩洛哥的商机,和它作为海军煤矿基地的价值;警惕德国的英国决定和法国一泯前仇,4月刚签订了协议。摩洛哥政府苦于英国的“背叛”,憎恨法国的垂涎,经受叛乱的扰攘,已经徘徊在破产边缘,但还有一祸未至。那就是看准机会在此时发难的穆莱·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埃尔·赖苏利王子。为了让苏丹出丑、自己扬威,求得政府的政治退让,他绑架了当地著名的美国居民珀迪卡里斯先生。

“情况严峻,”格默里在5月19日发回国务院的电报中说,“请求军舰待命。”再没有什么请求比这更让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高兴的了。他46岁,活力十足,乐于将海军作为施行他扩张性国家政策的工具。在珀迪卡里斯被绑之际,他正面临着下个月的党内提名大会,这将带给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一次“靠自己的力量”选上总统的机会[1]。虽然党内不可能提名总统以外的人,但罗斯福清楚,主导党内的职业政客和保守分子都一致讨厌他这个“该死的牛仔”——这是他们尊敬的前任党魁马克·汉纳对罗斯福的称呼。罗斯福的前景一片乐观。总统的朋友、法国大使让·朱尔·朱瑟朗(Jean Jules Jusserand)说:“总统心情大好。他一贯心情大好。”于是,总统迅速下令派往摩洛哥——不是一艘,而是整支南大西洋中队的四艘军舰。它们正要到加那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加煤。它们正好在那里收到命令,即刻赶往丹吉尔港。罗斯福知道,紧急关头必须要有一位合适的指挥,那就是弗伦奇·恩索尔·查德威克上将。他是圣地亚哥战役[2]中一位功勋卓著的老兵,同时和罗斯福一样,也是一个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上将的拥趸,信奉他海军至上的理论。

罗斯福的外交助手是忧郁、文雅的绅士和智者——约翰·海伊。他曾是林肯的私人秘书,他只想做一个诗人,但大违本意地当了国务卿。绑架当天,他正在圣路易斯集市发表演说,他的下属就从格默里那里了解到了案情。下属们都认识格默里,后者在美国没有向摩洛哥派驻公使的情况下,担任驻丹吉尔的高级外交官长达6年。案件的受害人珀迪卡里斯在国务院也颇有名望,他在1886年到1887年间发动过针对丹吉尔的滥用外交手段的群众运动。他在运动中的助手就是格默里,当时还只是外交部里的小职员。他也是珀迪卡里斯新泽西特伦顿的老乡和朋友。

“军舰正以最快速度赶赴丹吉尔,”国务院电告格默里,“三到四天第一艘就能到达。”“军舰”一词用的是复数,这令人欣喜,但需要这么长时间则让人担忧。格默里担心营救珀迪卡里斯和瓦利的机会已然渺茫,尼科尔森遗憾地也表示同意。他们觉得眼下唯一的希望就是两人迫使苏丹政府满足赖苏利提出的放人要求。这事一点儿也不轻松,因为政府不在一处,外交部部长穆罕默德·托雷斯驻在丹吉尔,这也是外国使团的驻扎地;而苏丹、宰相和王宫则在非斯(Fez),需要深入腹地,骑骆驼或骡子,花三天的时间。格默里和尼科尔森告诉穆罕默德·托雷斯,不管赖苏利的要求是什么,他们都将立即答应,并且马上派副领事前往非斯,向苏丹表达这个意思。

在应对事件的过程中,法国公使圣勒内·塔扬迪耶多少有些自行其是,就好像英法协议签订时间不长,他还没来得及忘掉旧仇一样。法国也希望珀迪卡里斯和瓦利尽快被营救出来,却是基于自己的算盘。他们不愿看见他们这块海外殖民地因为绑架案骚乱日盛,进而酿成危机。美国舰队的迫近似乎催促着这片区域的主人——法国,也采取同样的措施,但法国却极力避免显示武力。查德威克上将后来写道,它看到即将接管“世界上麻烦最多的800万到1000万人”,“忧心忡忡”;它希望尽可能悄无声息地介入,不要挑起摩洛哥人对它的任何敌视。圣勒内·塔扬迪耶慌忙向赖苏利派出了两位贵族说客——瓦赞家族的王子两兄弟。他们在当地的王子中颇有宗教权威,法国也视他们为值得赞助的门客。

格默里和尼科尔森一边等着说客回话,一边与一位老“摩洛哥通”商议对策。此人叫沃尔特·B·哈里斯,是伦敦《泰晤士报》的通讯员,他在一年前也被赖苏利绑票。当时赖苏利以此要挟,迫令丹吉尔的巴沙(地方行政长官)取消了对他的讨伐。这个巴沙和赖苏利就像是诺丁汉的治安官和罗宾汉一样,他是赖苏利的奶兄弟和仇敌,两人的怨仇要上溯到8年前巴沙使诈把赖苏利投进监狱。巴沙还常常发兵骚扰赖苏利的部落,向他们征税,烧毁村庄,其间派去使节,引诱赖苏利和谈。赖苏利伏击并屠杀了巴沙的军队,归还了来使——有整有零。一个使节的头被装在瓜篮里送回;一个完整无缺,却是被浸油焚烧过的;还有一个双眼被烧烫的铜币给灼瞎。

虽然手段狠辣,但哈里斯告诉格默里和尼科尔森,绑架他的人巧于辞令,用摩尔贵族的口音谈论哲学,还说自己并不仅仅为了赎金。“人们都认为我是为了钱,”他告诉哈里斯,“但我告诉你,钱只对政治有用。”他放了哈里斯,换取政府释放他的党羽,但从那以后,他的党羽被抓了更多。这次,赖苏利的胃口可能会更大,而苏丹则不太可能会让步。尼科尔森回忆了上次的绑票事件,穆罕默德·托雷斯“表现得就像个老畜生”,对哈里斯的生死不以为然,说就把他的命运交到上帝的手中。当时尼科尔森就对他说,这实际上是把哈里斯交到了“魔鬼手中”。尼科尔森万分痛苦,他说:“我恨不得从直布罗陀花三个小时屈尊去找那些可悲的强盗谈判。”格默里对朋友珀迪卡里斯的前景很是悲观。“我没法对自己还有国务院隐瞒,”他当晚写道,“只有最精妙的谈判能力才可能避免那个最为可怕的结果。”

回看美国,珀迪卡里斯案提供了绝对轰动的消息,与遥远的日俄战争的走向争夺着新闻头条。富有的老绅士为残忍、浪漫的盗匪所擒,索取赎金,美国海军蹈浪驰援——这出个人命运的戏剧,可比念不出名字的两国将军在搞不清的什么地方大打出手要牵动人心多了。总统代表陷于异国贼人的公民,迅速而有力地出手,这让珀迪卡里斯一举成为美国国际舞台新角色的象征。

奇异的是,珀迪卡里斯本人也分配到了戏份。媒体在深挖细查之后,发现事件主角的父亲叫格雷戈里·珀迪卡里斯。他是一个归化美国的希腊人,在哈佛大学教希腊语,娶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富婆,做照明气生意发了财,定居在新泽西的特伦顿,曾当过驻希腊的美国领事。他的儿子是哈佛大学1860级的学生,但在大学二年级时离开哈佛出国学习。对于一个生活在南北战争初年的21岁年轻人,他随后几年的履历出人意料地模糊,媒体认为这是因为家庭不和——他父亲支持北方联邦军,而他的母亲则强烈支持南方联盟军。最后,这个半吊子的文艺青年漂泊于英国、摩洛哥和特伦顿,给杂志写文章、写诗剧,还画过一幅叫“帐篷生活”的画。他1877年修建了现在知名的安东尼亚别墅(夜莺宫之外的又一座别墅),1884年永久定居丹吉尔。他的别墅中陈列着东方的地毯、锦缎、稀有的瓷器,还有穿着红色齐膝裤和镶金马甲的摩尔仆人服侍,让他的英美朋友大开眼界、流连忘返。大家都知道,他还是摩尔人的恩人,是个慈善家,为丹吉尔建起了现代化的卫生系统。他骑着一匹俊美的阿拉伯马的样子——后面跟着骑白色骡子的妻子——成为一时的文学形象和画作题材。他就像爱德华时代的英国绅士一样,在精美的古玩堆中享受着生活。

国务院的新电报传来,希望格默里敦促摩洛哥当局积极努力营救珀迪卡里斯、惩罚绑匪——“如果现实的话。”电报说。多少承认了一些现实。格默里回复说,这正是问题所在:赖苏利住在他的群山绝壁之中,任何报复手段都鞭长莫及。而苏丹只有约莫2000名军容不整的颓兵,已经徒劳地追捕了他许多年。格默里被激怒了。列强应该联合行动,才能保证基督徒将来不被绑票;摩洛哥“正迅速地滑入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苏丹和大臣软弱无能,地方首长贪污腐败,很快“生命和财产都不再安全”。

5月22日,年轻的瓦赞王子带回了赖苏利的条件。他们几乎要求了一切:政府军马上从里夫撤离;罢免丹吉尔巴沙;逮捕并下狱某些以前对赖苏利不利的官员;从监狱释放赖苏利的党羽;7万美元的赔款,需由巴沙个人承担,他的财产需被变卖,从而筹得这笔钱;任命赖苏利为丹吉尔附近两个区划的行政长官,这两个区划是绝对地割让给他,并且享受减税待遇;最后,给赖苏利部落的族人发放通行证,使其在城镇和市场之间自由来去。

格默里大为震恐,穆罕默德·托雷斯则宣布他的政府绝不会答应。同时,欧洲的居民群情激奋,都从附近赶来,愤怒抗议,请求政府出动警力、护卫还有炮舰。当地的摩尔人则为赖苏利的大胆而兴奋好斗。格默里每隔一个小时就要遥望海平面,期待查德威克上将的舰船烟囱露出海面。他在电报中说,情况“不容乐观”,谈话进展“相当不顺”,我们“焦急地盼着”战舰,“它能快一点儿吗?”。

美国公众也和格默里一样盼着查德威克的抵达。媒体报道,如果紧急情况进一步持续,西奥多·F·朱厄尔少将将被派去支援查德威克。朱厄尔统帅的是美国海军欧洲中队,和查德威克只差三天航程。公众得知后异常振奋。

之后,丹吉尔方面通过瓦赞王子兄弟收到了更多赖苏利的要求,他非但没有降低条件,反而变本加厉:英国和美国必须保证摩洛哥政府履行他提出的条件。

格默里知道,美国政府根本不可能为别国政府是否履行承诺去负责,他绝望地将此息传回华盛顿。罗斯福见电,急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国务卿海伊(他已经回到了首都)。海伊当晚在日记中写道:“我告诉他,不法之徒赖苏利的要求荒谬之极,要求我国和英国保证的条款不可能被履行。”罗斯福表示同意。于是,在一小时内,他们采取了两项措施:命令朱厄尔少将的中队前往丹吉尔支援查德威克;官方向法国请求斡旋(等于承认了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地位,这有意为之的一步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影响了其后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和1914年的阿加迪尔等一系列危机)。罗斯福和海伊感觉他们已倾尽全力。“我希望他们不要杀害珀迪卡里斯先生,”海伊无望地记录道,“但一个国家不能以有辱身份的方式去保护一个公民不受戕害。”

一家口不择言的媒体告诉公众,为了还击赖苏利“挑衅的”最后通牒,欧洲“所有可用的海上力量”都正在被派往事发地。媒体还想起了美国军队在菲律宾追击阿奎纳多的事[3],建言道,“如果所有手段都失败了”,海军陆战队可以强突摩洛哥腹地,“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这类讨论吓坏了格默里,他知道,海军陆战队要在里夫对抗柏柏尔人,获胜机会等同于布拉多克少将的红衫英军在阿勒根尼山区与印第安人对战[4]。而且只要海军陆战队一登陆,就会刺激赖苏利杀掉人质。

5月29日,年长的瓦赞王子带来消息,赖苏利说如果两天内不满足要求,他将杀掉人质。两天!这已是20世纪,但与非斯的交通却像十字军时代一样。不过,格默里和尼科尔森仍然派出信使,带着命令去找之前抵达非斯的副领事(如果他们离开,就在路上截住),要求他们再次拜会苏丹,让他同意赖苏利的条件。

次日清晨五点半,灰色的剪影缓缓驶入港口。一夜辗转的格默里醒来就听到一个好消息:查德威克上将乘坐旗舰“布鲁克林”号到了。格默里长舒一口气,但又开始担心:武人是否喜好展示勇力,而不够审慎呢?他赶忙会见了将军。他这才发现,这位军官性格干脆直接,思维敏捷,一下就掌握了当前的情况。查德威克同意,穆罕默德·托雷斯是重点的施压对象。虽然藏身山间的强盗就快没了耐心,但外交程序的细致,加上穆斯林办事的繁复,都让美摩双方在奔赴主题之前必有一番礼节上的拜答。上将和领事恭候摩洛哥外交部部长前来,后者当天下午回应邀请,来到旗舰上。查德威克对海伊写道,他的仪仗穿街过市,令自己大开眼界,“好多漂亮的白色羊毛巾幡,他光着身子的蠢奴才,他赤裸着双脚,就穿着拖鞋”,“那些野人在他经过时躬身亲他的肩膀”。

旗舰鸣炮向穆罕默德·托雷斯致意,中队其余三艘战舰也都刚刚抵达,供他游赏。托雷斯对这番招待不以为意,仍然拒绝赖苏利的要求。“情况非常严重。”查德威克在报告中说。

更严重的情况是在华盛顿。6月1日,国务院收到一封非同寻常的信。写信的叫A·H·斯洛克姆,一个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的棉花中间商。他说他看到了珀迪卡里斯的案子,然后毫无征兆地抛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珀迪卡里斯是美国人吗?”斯洛克姆先生接着说,1863年冬天他在雅典,珀迪卡里斯也来到那里,“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据他说,他要归化希腊”。他说,他要避免他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大笔财产被联盟军充了公。斯洛克姆先生不确定珀迪卡里斯后来是否恢复了美国公民身份,但他“非常确定”他40年前就是一个希腊公民,他相信,雅典一定有记录证实他的话。

我们只能靠想象才能知道此时政府的脸会红成什么样。海伊6月1日的日记记录了总统召见他和海军部长穆迪,要“谈谈珀迪卡里斯”。但异常谨慎的海伊没有透露更多。收到斯洛克姆信件的之后意味深长地沉默了三天,然后才有了新的文献。6月4日,国务院询问了雅典公使约翰·B·杰克逊,要求他调查此事。国务院补充道,“如果是真的”,那迎风顶上“就极为重要”。虽然斯洛克姆提到的是1863年,但给杰克逊的电报要求他也查一查之前两年。显然国务院在三天间隙也疯狂地查了自己的资料。6月7日,杰克逊复电,有一个名叫约恩·珀迪卡里斯的人,描述看来是个艺术家,未婚,22岁,确实在1862年3月19日归化了希腊。

后人永远也不会知道罗斯福或者海伊这时候想了什么,说了什么,因为文献对此只字未提。但是,不论是顽强的总统,还是老练的国务卿,都不是轻易就会手足无措的人。游戏必须玩到底。增援查德威克的朱厄尔少将中队的三艘军舰已经抵达,美国军舰在丹吉尔港的总数达到了七艘。美国的舰队、信仰还有荣誉尽数押上。在异国的首都,车轮开始滚动。海伊已经请求法国斡旋。法国公使提奥菲勒·德克拉塞(Théophile Declassé)亲自上阵施压。一艘英国战舰——“威尔士亲王”号也到达丹吉尔助阵。西班牙也开始关注,想知道美国是否要在摩洛哥挑起事端。

就在这紧急关头,苏丹政府向法国的压力屈服了,下令穆罕默德·托雷斯答应赖苏利所有的要求。四天后,6月12日,一份法国对摩洛哥政府的贷款协议在非斯签署,总额达到6250万法郎,已经被摩洛哥的各个港口海关验收。看起来,这个时候公布珀迪卡里斯先生的美国国籍是假并不是个好主意。

他目前还未脱险,因为在条件实际达成之前,赖苏利还不会放他。摩洛哥当局果然开始逃避。华盛顿也陷入困境。现在不可能公布珀迪卡里斯的身份,同样,也不可能撤走舰队弃这个全世界都以为的美国人于不顾,把他交给绑匪的仁慈。

接下来的几天悬念依然存在,格默里和查德威克用一系列电报,报告了与赖苏利谈判中的一个又一个僵局。当苏丹在放人要求上犹豫不决时,赖苏利又增加了要价,改要求两个行政区为四个,并且重提英美共同保证的条件。“你看,这个无赖无礼的要求没完没了。”海伊在6月15日写给总统的备忘中说。罗斯福在同一天回复,承认他们“为珀迪卡里斯做的已经够多了”,现在只能“要求在他遇害以后,处死那些杀死他的人”。他还匆匆地写了句附言:“我想,是时候和英、法讨论出动远征军讨伐盗匪了,如果格默里所说苏丹无能为力的事是真的话。”

这个提议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因为格默里的电报又开始显现出谨慎的乐观。19日,他发电报说所有事都安排好了,21日就会放人。但到了20日,一切又都泡了汤。赖苏利怀疑政府的诚意,格默里和查德威克也同样怀疑,他们责怪一再拖延是“当局的阴谋”。最后,怒气冲冲的格默里在21日发电报说,美国“被侮辱了”。他要求获准权利向摩洛哥提交最后通牒,主张每拖延一天都要获得赔款,并威胁出动海军陆战队,以夺取海关为抵押。查德威克上将在另一份电报中也支持了这个建议。

6月21日是共和党全国大会在芝加哥召开的日子。“有非常多的冷言冷语,”罗斯福在那天对儿子克米特写道,“但他们都不敢不提名我……竞选结果如何没人知道。”一家报纸估计,在去年任何时候做一个共和党领导人的调查,大部分人都会反对提名罗斯福。但整个国家都赞同布赖斯子爵[5],他说罗斯福是自华盛顿以来最伟大的总统(这让罗斯福的一个朋友想起了惠斯勒,有人说他是自委拉斯凯兹以来最好的画家,他回答:“为什么要把委拉斯凯兹扯进来?”)。这个国家想要罗斯福当总统,不管事实如何恼人,政客们从中看到了潮流的选择。四个月前马克·汉纳离世,党内的反对声就已经消失,此时,不悦的党内领导来到芝加哥,准备不情愿地接受现实,但场面要越难看越好。

到了现场他们更加闷闷不乐,因为罗斯福和他的智囊为了避免任何差池,表现得强势迫人,提前把流程规划得滴水不漏,这让代表们无事可做。没有匆匆忙忙,没有密室谈判,没有权利,没有交易,没有抽着雪茄达成的协议。《哈珀斯周刊》报道了一个亚拉巴马州代表的总结:“没人能做什么。”接着补充道:“这不是共和党大会,这也不是任何一种会,这就是罗斯福。”

随之而来的倦怠和无精打采是不幸的。虽然伊莱休·鲁特、亨利·卡伯特·洛奇还有其他罗斯福亲手挑选的人占据着关键位置,大部分代表和党内骨干连假装热情都懒得假装。一个记者写道,罗斯福家乡——纽约的代表刻意的冰冷态度可能会使他们在回家时得上肺炎。没有乐队,没有游行,并且40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好几百空空的座椅。

罗斯福知道党内提名已是囊中之物,但他就像林肯一样,一辈子都在担心在大选中失败。他害怕芝加哥公开出现的对他的不喜欢、不信任,会蔓延到全国投票中。有时,在它们对公众造成持续影响之前驱散大会的阴霾是必要的。

这时,格默里对最后通牒的请求到了。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任何高层会议的记录,但总统和国务卿在几个小时的考虑后,必定是同意了这个历史性的解决方案。唯一的相关证据是珀迪卡里斯事件期间担任国务院民政部部长的盖拉德·亨特对泰勒·丹尼特说的话,后者是海伊传记的作者。亨特说,他向海伊出示了珀迪卡里斯国籍的信函,海伊让他给总统看看。总统看了之后,决定忽略这个难题,他指示亨特告诉海伊,仍然发出最后通牒,立刻。以上事情并未说明时间,所以给人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罗斯福直到这最后的一刻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这只是个猜想,现在的作家都不太相信这是真的。

当罗斯福下定决心要达成一个目标时,他是不会在意手段的合法性的。在采取任何有悖常规的手段之前,他总是咨询司法部长菲兰德·诺克斯,不过诺克斯很是欣赏总统不顾自己劝告的做派。有一次,当问起他的意见,诺克斯回答:“哈,总统先生,这么漂亮的做法,为什么要让合法性的污点去限制它呢?”总统的又一个亲密顾问——马汉上将,有一次被罗斯福问起怎么解决合并夏威夷群岛的政治问题,他回答:“不要做任何不正确的事,但是……先拿下群岛,再解决问题。”珀迪卡里斯的问题看上去也要以同样的方式解决。

机会很是诱人。认识总统的每个新闻人都可以证明,罗斯福有着超凡的新闻直觉,他能创造新闻,戏剧化地把自己呈现于公众。他是这方面的天才。记者伊萨克·马科森说:“不管有意无意,他是空前的新闻宣传大师。”这次宣传当然风险巨大,如果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真相泄露,那将极其尴尬。或许正是风险本身吸引着罗斯福,因为他喜欢恶作剧,喜欢冒险。如果他能把危险和威廉·艾伦·怀特所说的“恶作剧般的诡计”结合在一起,他将无比快乐。

第二天,6月22日,那条著名的电报经海伊签名,迅速通过大西洋电缆传往前方,同时也传给了国内媒体,内容是:“本国政府希望要么珀迪卡里斯活,要么赖苏利死。”这不是最后通牒,因为海伊特意告诉格默里:“没有得到国务院的特别命令,不得让海军陆战队登陆或者占领海关。”不过,后面这句话没有发给媒体,以保障强硬的口吻不被削弱。

芝加哥,老到的众议院长期议长、共和党大会主席乔·坎农大叔,一边连续敲着木槌,一边念出了这篇电文。大会现场轰动了。代表们从座位上弹起,大声欢呼,挥舞着旗帜和手绢。随时电报署名是海伊,但每个人都从其背后看到了罗斯福的白齿闪闪发亮——就像成千上万漫画的套路那样。“太棒了!太棒了!”参议院迪皮尤欢呼道。“人民就是需要一届政府为它的公民撑腰,即使出动军舰也在所不惜。”纽约的代表德怀特说。“罗斯福和海伊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堪萨斯州代表说,“我们的人民喜欢勇敢。这两人做什么我们都支持。”还有代表说:“我支持这个热辣的决定。”记者写道,时间和措辞都掌握得极其天才,“给了候选人他需要的——最大程度的人们的兴奋。”尽管公众都认为电报的作者是罗斯福,但巴尔的摩《太阳报》指出,海伊先生对于在什么时候发出鹰派的叫喊也非常在行。海伊在日记中表示同意。他在一天后高兴地写道:“我给格默里的电报收到奇效。很奇怪这样简单鲁莽的东西打动了大众。”

罗斯福在欢呼中获得了党内提名,会议在狂喜的氛围中结束。在摩洛哥,电报还没传来,协议就已经达成。赖苏利最终决定释放俘虏。他骑着一匹“俊美的灰色战马”,亲自陪同珀迪卡里斯和瓦利骑马下山,路途中还指给他们看初升的太阳在岩石上投出了粉色和紫色的影子。他们在半山腰见到了来交赎金的人,30头满载西班牙银圆的骡子。赎金交割,换回了人质,珀迪卡里斯告别了赖苏利。他在后来写道,这是我见过的“最有意思、最善良的本土绅士”,他“独有的风度和礼貌……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夜幕降临,他们骑马回到了丹吉尔,看到美国战舰明明灭灭的信号灯在宣布着他们被释放的消息,一时间,珀迪卡里斯心中爱国情绪翻涌,“这是一个国家顾念它的公民,增添它荣耀的明证!”后来,他非常节制地给格默里写道:“在此情此景下看到我们的旗帜飘扬在外国水域,没有人比我更加感激。”

直到一切都平息之后,国务院才告诉格默里如此感激的原因。格默里看完了珀迪卡里斯揭露自己40年秘密的自状,“非常惊讶”,也怒气上头。他承认,他在后来没有任何恢复美国国籍的行动。他坦白地解释道,那时因为他生来就是美国人,他不喜欢被强迫着改变国籍,所以“我仍旧认为我是美国的公民”。既然珀迪卡里斯深知美国政府没有理由找自己的麻烦,他的信写得丝毫不含虚假的懊悔。

珀迪卡里斯去往英国度过晚年。赖苏利如约取代了诡诈的巴沙,当上了丹吉尔两个行政区的首长。鉴于最近的混乱,法国获得了控制摩洛哥警察的权利(此事导致了德皇不堪地出兵丹吉尔)。苏丹因为赖苏利的胜利进一步失去权威,很快被一个他的兄弟废黜。格默里被嘉奖,就任驻摩洛哥公使以及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美国代表。阿瑟·尼科尔森爵士休了“一个长假”,瓦赞兄弟收到了镌刻了罗斯福俊秀谢词的温彻斯特来复枪,海伊获得了法国大十字荣誉军团勋章,罗斯福在11月赢得了有史以来悬殊最大的一次总统选举。

“关于不管是帕里格瑞克(Paregoric)还是伯迪卡迪提斯(Pericarditis)[6],”海伊在9月3日向他的助理国务卿埃迪写道,“这是一次糟糕的行动。我们必须暂时严守秘密。”他们成功地做到了。在大选中,知情官员如履薄冰,但这个秘密一直守到了海伊和罗斯福两人去世之后。作为对此事的反省,罗斯福政府1905年向国会提交了新的国籍法,1907年通过。不过引发这项修改的始作俑者在国会辩论中没有被点出。珀迪卡里斯的真相直到1933年才公之于众,泰勒·丹尼特在他给约翰·海伊撰写的传记中用一段话披露了这个秘密。

刊于《美国遗产》,1959年8月。

[1] 西奥多·罗斯福因为前任麦金莱总统1901年被刺,补位当上了总统,这一年(1904年)他面临连任的竞选。——译者注

[2] 圣地亚哥战役是1898年美西战争中的一场陆海战。——译者注

[3] 埃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美菲战争中的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总统。美菲战争爆发后,阿奎纳多与美军进行游击战,后被俘投降。——译者注

[4] 1755年,爱德华·布拉多克少将带领的1000多英军在阿勒根尼山区遭到印第安、法国联军的伏击。布拉多克打算打一场正面对抗的欧洲式战争,但敌人却藏在树丛后面射击,英军大败。——译者注

[5] 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英国历史学家,曾任英国驻美国大使,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朋友。——译者注

[6] 这是对珀迪卡里斯希腊名字的调侃。两个词分别意为“止痛剂”和“心包炎”。——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