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的外交政策就深受世界的谴责。和个人不同，一个国家不会承认错误，所以日本唯一的应对就是告诉自己，它[1]没有错，那些指手画脚的人都错了。为了坚定这一论点，它建立了如下信念：它的所作所为都出自最纯洁的动机，而其他国家则有意曲解。它们越不同意，日本就越自认正确。
这种正义的自信及其推论，以及一种被人误解的委屈感，在该国每天的讲话和报刊中随处可见。以下这篇有关埃塞俄比亚冲突的社论中就是一例：“意大利选择用武力解决埃塞俄比亚问题必有合理原因，但墨索里尼总理看来是被其他大国误解了……我们国家在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时就遭受到了同样苦涩的误会……全世界都把罪过推给日军并严加谴责。这完全是因为其他国家没有正确地了解形势所致。”［摘自时事通信社，1935年7月10日。（这段话以及后文的引用都引自《日本广告人》对日本媒体上社论的翻译。从给出的来源可以看到这段话摘录自日本报纸。）］
除了指责其他国家理解力有限，日本对它们第二常见的指责是说它们缺乏诚意。比如，日本在拒绝与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就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它攻击敌方阵营来证明自身的立场。“苏联对日本的看法是错误的，”军方发言人说，“如果他们真的希望远东和平，就该让我们看到真诚的意图……而不是先于此就和这个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板垣少将，关东军副参谋长，联合新闻社，《日本广告人》，1935年4月24日。）
被外国诟病时，日本经常以一种天真的受害者形象示人。去年夏天，国联发布了谴责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的决议，苏联代表团则建议把类似的决议施用于远东。日本一篇论及此事的文章说“苏联代表明显针对的是日本”，然后温和地诘问：“难道日本违反了什么国际条约吗？”（《都新闻》，1935年4月20日。）不需说，这篇文章根本不提《九国公约》。接着，日本再次以一种精心修饰的愠怒，对它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国外批评者指出，“指责日本要侵占中国真是谬以千里”。（《外交时报》，1935年8月。）
对谴责它侵占了中国领土故作惊诧，就像这是一种它从未想象过的行为，这种表态对外国读者来说匪夷所思。大惑不解的外国人想知道，日本用这种明显的伪装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唯一的解释是，日本人并不认为这是伪装。日本人拥有与西方人截然不同的思维过程，缺乏西方人称之为“逻辑”的东西，他们就是可以发布这种言论，明知所说是假，却能真诚地相信。外国人无法理解这是怎么实现的，更别说去解释它。笔者唯一能够提供的解释是：对日本人来说，表象比实际更重要。事实对日本人不重要，如果他要被迫面对一个无法接受的事实，他就视而不见，就像我们在街上碰见一个讨厌的熟人那样。
“面子”观念要为这种态度负责。大家都听说过东方人“面子”的重要性，但除非住在那里，否则你不可能了解它到底有多重要，它是如何浸透到每个字词、每个想法以及每个举动的。决定赢得还是丢掉面子的是行为的外在形式，而不是行为本身。举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日本的出租车司机如果找不到路，绝不会问路，虽然你和他都知道已经迷路。他更愿意无望地四处乱开长达几个小时，用尽需要自己负担的汽油和时间（日本出租车是固定价格，不是按车程计价），只是为了保有一个熟悉路线的形象，从而保住面子。
无视事实而毫不心生矛盾实在是一种能力，这让日本人针对自己即将退出国际联盟，还能发表以下言论：“日本长久以来支持国联，日本成为它的会员对远东太平洋地区保持和平有着重大意义。”（时事通信社，1935年1月5日。）这种奇怪的说法并非虚伪，或者说绝非有意的虚伪，也并不比虔诚的人相信神迹、孩童相信童话更加虚伪。
日本人和西方人的思维迥异，他们之间的外交就更是难事一桩。让外交更增难度的是，在外国人看来，日本人根本不理解“谈判”是什么意思。两个西方国家谈判，它们会共同努力达成共识，其本质是妥协。但日本人不懂妥协的含义。他们认为，外交谈判就是两国代表不损毫厘地各陈己见，最终达成一种一方获胜另一方失败的观点。今年的海军会议就是日本这种态度的典型示例。日本人带着不可动摇的决心抵达伦敦，要么取得平等待遇，要么一无所获，他们不管别人有何建议，自己都不做丝毫让步的准备。他们是如此不灵活，以致直到他们退出会议，都既无建树也无收获。日本海军刊行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某段显示了他们是多么不通国际谈判之道。里面说：“胜利决定于相对实力，但除了绝对超群的实力，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保证相对实力。”（这份小册子的翻译刊于《日本广告人》，1935年5月28日。）这话是多么的无可辩驳，但它也流露出，日本人是多么不理解妥协二字。
比不会也不愿使用西方的外交技巧更能引起日本外交麻烦的，是它在面对西方时的一种低人一等和备受欺辱的混杂心态。其根源要上溯到第一个来到东方的白种人，他有能力，也必定抱有高人一等的态度，那种老师对学生、总督对臣民的态度。虽然在日本，这种不公平的关系不存久矣，但它的影响长久存在。60年前日本人认定，结束不平等关系的唯一办法是接受西方文明的改造。他们成功了，但代价是牺牲了自身的完整。现在，日本人生活在并非原生的制度之下，那是他们复制来的系统。他们是模仿者，而模仿者永远也不会认为自己和创造者是平起平坐的。
虽然它穿起了咄咄逼人的外衣，但隐藏其后的不平等感却时时让日本怀疑邻国对它意加轻慢或图谋不轨。比如，它对任何有可能对它强国地位发出质疑的诋毁都极度敏感。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知道，它对海军军备平等的要求不只是战略考虑，更是要在世界面前证明自己主要强国的身份。
这种敏感在种族偏见领域更为强烈。对于美国发生的反日活动，一家东京的报纸写道：“这次骚动的原因之一是种族。我们自豪我们是世界三大伟大民族之一，在任何方面都不输给任何国家，我们不能忍受美国人加于我们的这种侮辱。”（《都新闻》，1935年2月19日。）
虽然日本的种族敏感毫无疑问源于外部的挑衅，尤其是美国，但它迅速察知各国在一切举动中的威胁性，则是源于天生的不安全感。反过来，这促生了它的受迫害情结，从每次它的邻国稍有异动它就尖叫“危险！”中可见一斑。比如，去年夏天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演习，就被指称是出于“控制”日本的野心（《都新闻》，1935年5月1日），美国准备建立跨太平洋航线又被说成是“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美国对远东的侵略计划”（《东京日日新闻》，1935年4月26日）。而那个永久的刺激——海军军备比例，则可以导致典型的评论：“这已经超出了日本人的理解，那么公平和正义的平等要求，英国人和美国人怎么会不支持，除非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有意要遏制大和民族的进步。”（《国民同盟》，1935年2月13日。）
在如此条件下，日本和西方将继续上演最为困难的外交难题。
刊于《外交事务》，1936年4月。
[1] 原文用“她”指国家，为了贴近中国阅读习惯改为它。——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