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先做一个免责声明：我写史迪威的书不是一部军事传记，甚至也不会着重刻画主人公的军人生涯。这本书其实是两本合一本，就像双黄蛋一样：史迪威以及美国在中国的经历。就像我在前言中所说，选择史迪威是以他作为代表传达一个非军事的主题，而更大的主题是中美关系史。为了方便读者理解，也为了方便叙述，所以需要一个人物作为媒介。我选择了史迪威，随着研究深入，我越发觉得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他正合我的主题，但他的军人身份确实是偶然的，无关我的主题。
在查找相关的军事信息时，我只遇到了两个麻烦：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材料汗牛充栋，有大海捞针之感，这个问题我随后会详细谈到；第二，这个麻烦相对较小，那就是在1940年1月的演习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是史迪威在军中赢得战术家和战场指挥家名声的开始，是日后他被誉为第一军团指挥官、珍珠港事件后被选为首位海外战区司令的第一步。演习的记录似乎通常都不太详细，事实上，比起公众事件，它们几乎就不被记录在案。但作为史迪威的传记作者，我显然应该找到这次演习的情况。仅仅知道结果是不够的，我希望重现当时发生了什么。
这是做军事史研究的常见问题：战役的结果无人不知，然而难点在于重现战斗的过程。也只有等到要写下它们的时候，你才发现你其实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在写作1914年8月失掉阿尔萨斯时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那一次，我实在找不到让事情经过清晰起来的足够资料，我编造了一些东西，但没人发现。
这一次，我开足了马力去搜索。我读完了《步兵日志》（Infantry Journal）的所有文章。在美国陆军军事史研究中心（OCMH）恰好有第三军的历史，在初期的演习中，史迪威就在其中一个师担任师长，但它也没有记载什么有用的内容。当真奇怪，最佳的文献竟然是新闻，但后来真正的战争爆发，中缅战事一起，就不能这么说了。
说到那里的事，美国的公众简直就是在看童话故事，因为报道的主要事实依据是中国的各种公报——里面的内容足以让孟豪森[1]叹为观止。可能是因为“离亚洲越远，离真相越近”的想法，《纽约时报》一度在伦敦报道缅甸战局！最后，对中国战场的离奇报道本身参与了历史，被媒体制造出的态度和神话竟然影响了我们的政策，不过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这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不是记者亲眼所见，媒体最好不要报道。最好杜绝一切公报、新闻通稿、录音讲话。想想看，没有新闻通稿的新闻！我们要读发生了什么，不是某些人希望我们相信的发生了什么——即便是在某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有一次同特纳·卡特利奇[2]说了我的建议。当时《纽约时报》登了一篇以色列发动空袭的报道，开罗方面说有50名平民丧生，而特拉维夫方面则说他们根本没有一架飞机离开地面。我问卡特利奇先生，为什么不派一个记者去实地看看呢？为什么要一次次地刊登公报然后又一次次地辟谣呢？他说了一些“报纸只是当时的记录”的话，但是我却看不出“记录”一些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有何必要，只是因为某些宣传官员把它们放进了公报。这不是浑蛋吗？公报和事实的关系，就像占星学和真正的行星科学的关系一样。
回到军事演习的话题上，我最终找到的最佳描述是在史迪威家人保存的一本剪报里。那里面琳琅满目，你能想到的最好的文字记载应有尽有，只是有一个问题：报刊的名字和日期通通欠奉。不消说，这本剪贴簿成了研究者的噩梦——这是我尽量文雅的说法。
在“二战”史学家看来，我的研究有两大显著的不规范：第一，没有取得研究资格证；第二，没有录音。我们先说第一个。我第一次和五角大楼扯上关系的时候，就被告知需要资格证，于是我尽职尽责地提交了申请，又是取指纹，又是填一份和中国画长卷一样长的问卷——确切地说，是两份，一份给国防部，一份给国务院——尽管我对他们的要求很不情愿：需要提交对保密文件的注释，需要提交最终完成的手稿，以求官方批准。我的不满越多，前景就越不妙。官僚机构的程序开始运行，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在史迪威位于卡梅尔的家中和胡佛图书馆查找资料——史迪威“二战”期间的文献全在后者那里。之前，胡佛图书馆搞到了那些文献，但被军方惦记上了，他们翻阅了馆藏，拿走了那些“敏感（sensitive）”（如果我没用错词的话）的机密报告，在相应处留下了白纸代替，以表明他们来过。这没有什么，没你们想象的糟糕，因为后来我发现，那些拿走的材料的副本在卡梅尔那里都有。自此，我有了卡梅尔的史迪威档案和其他的私人收藏；有了我前辈事无巨细的研究和记录——其中赖利·森德兰和查尔斯·F·罗马纳斯的研究在军事领域，赫伯特·费斯的研究在外交领域；还有了业已出版的多卷本《外交关系》1944年的中国卷；我还要资格证干什么？
因为本书的另一些问题，我请教了一位律师，而他强烈反对我使用任何资格证，因为那会要求我提交写作手稿。那时是我申请资格证的6个月之后，也许是我背景不堪，也许是官僚机构的拖沓（我不知道是哪个），资格证还没有下文。那么，我该怎么去叫停一个还没有任何结果的程序呢？律师建议我，直接给军务处长（Adjutant General）写信，要求取消申请，因为我已经不需要了。此事就此了结，卸下了我心头一块大石。从此，我一有文献想看，就写信给这里军事部的热心朋友[3]，或者是美国陆军军事史研究中心，问他们，某某文件能否销密。我记得，好像只有一次是不行的。有时候，比如我写到麦克休上校通过海军部长诺克斯召回了史迪威，从而激怒了马歇尔将军这一段，我会走个捷径直接去找私人档案——位于康奈尔的麦克休档案。那里，这封写给诺克斯的绝密信函就静静地、无辜地、公开地躺在那里。说来说去的资格证，其价值远远被高估了。
至于为什么没给我的采访录音，我只能说，录音机让我胆怯。或许和我身为女性有关。女人熟稔于以私人的角度切入话题，即使是和陌生人——可能陌生人尤甚。我难以想象自己在别人面前把录音机一蹾，说道：“现在说吧。”况且，我确知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用它。所以，我用笔记本代替录音机，和我的小皮夹正好匹配，以备不时之需。我还有索引卡片大小的活页纸，和其他研究材料归置在一起十分方便。
采访也被证实是我非常好用的信息来源，但我两年前在口述史大会上已经讲过相关内容了，我又怕讲旧的内容，所以就不在此重复了。有一些人我一想到他们就坐立不安，在书出版之后更是如此，那就是我没有交谈过的史迪威的同僚。我有中缅印老兵和那些老牌中国通不计其数的信件，一些信中提供了不少逸闻趣事和只言片语的信息，我本可以在书中用上它们，不过我想，它们都不够上，或只有一条信息能改变我的想法。
我认为，“二战”历史学家不可或缺的一个文献就是影片。我这么说并不仅仅因为它们的佐证功能，更因为它们的实际描述功能，它们为人物和地点描述了确定的形象，还为研究者的理解和灵光一现提供了视觉手段。我想，我就是从一段描述重庆欢迎温德尔·威尔基的军队游行的影片中，更深地领会到了中国人的宣传是怎么回事；而另一段影片比所有其他东西都增进了我对史迪威的了解：在蓝姆迦的训练场，他和一个中国士兵并肩卧在土里，正在向后者演示如何使用来复枪。在这里，楼上有一个房间存满了胶片，你可以在那儿美美地待上好几天，都学不尽那里的东西。
基于同样的原因，再没有比实地去到中国更好的研究方式了，但是当然，在“乒乓外交”之前的日子，我并不被获准进入中国。退而求其次，我去了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去获取一种对中国味儿的感觉，也采访到了一批史迪威麾下的三十八师的中国老兵。虽然没去成中国大陆，但收获照样不菲：比如，我对中国人认为拒绝是不礼貌的想法有了了解。这之前，我知道这是最让史迪威恼火的事，但我不知道到底有多严重，直到一位在台湾地区的美国军官太太告诉我，她在举办官方晚宴的时候很为难，因为不管中国人来不来，他们都会一口答应下来。她根本不知道要点多少菜，需要多少桌椅。如果打仗的时候，你的师长一口答应，说他们会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发动行动，但后来又没有现身，那么，打仗就会和请客一样困难。
说了这么多做研究的事，该说说写作了，不仅因为写作更吸引我，还因为普通的外行人往往低估写作，高估研究。人们常对我惊叹：“你一定做了不少了不得的研究工作！”他们假定研究是最难的部分。其实不是。作为创作过程的写作更难，所花时间是研究的两倍。
我用的是叙述的写法，我觉得这样最自然。当然还有一种同样重要和有效的历史写作法，就是把史实和作者的结论结合在一起。那样的话，作者就不会专心致志地顺畅表达，而更专注于建立事实。他第一是历史学家，第二才是作家，而我首先是个作家，写作对象是历史，目的是顺畅表达。我非常在意把读者当成倾听者，他们的注意力必须留在这里，而不是神游天外。我脑中的情景是一个吉卜林笔下的流动说书人，端着米钵，借着炉火，向围观的路人讲述古代的浪漫传说和英雄传奇。要是他看到黑暗中的观众逐渐自外圈散去，人群渐薄，那他就知道，米钵很难盛满了。他讲故事是为了吃饭。我对读者的感觉就是这么迫切。
作为一种文体，用叙述来写历史天生有效，因为它天然就能解释原因。事件不是以类型为界发生的——经济的、思想的、军事的——而是以时间为序发生的。当你把它们严格按时间顺序放置，每一周，每一天，有时甚至是一天中的每一刻，晦暗不明的原因和影响马上就清晰可辨。不过，不是每次都能按连续的时间顺序来叙述，因为有些事是在不同地点同时发生的。1914年8月，导致西线的前线战（Battle of the Frontiers），以及导致东线坦能堡之战的起因就是同时展开并进行的。这让叙述者两相为难。同样的问题在史迪威这本书里也有。时局恶化、日本发动了最后的进攻，同时，史迪威正领导着部队从缅甸杀回。停止一地的叙述、让位于另一地的事件会毁掉戏剧的紧张感，搅得读者一头雾水——即使真实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你需要稍稍地对事实弄弄手腕，把一件事带到一处自然的高潮，然后再移步下一件事。
在布局上，即便不是本本如此，但时间顺序仍然是一般的主线。我刚开始写《八月炮火》时想开门见山地写战火已开，这样人们就不会认为这又是一本萨拉热窝这个那个的、老套的写“一战”外交起源的书了。然后我精心谋构了四章，每一章都以战争在某一国爆发为开篇，接着倒叙该国国内的背景，如同巴赫的赋格曲一样精美。但当这些章写成，我的编辑却看不明白了。我又回头再读，我也看糊涂了。他于是建议我按时间顺序来写。我认为这太简单了，完全不艺术。不过，当我把倒叙的段落放到属于它们自己的地方，再瞅瞅它们，简直天衣无缝。从此我不再追求华丽热闹的布局。
每本书都会遇到谋篇布局的新问题。显然这本书的双重主题——既是史迪威的传记，也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史——是个巨大的难点。当然这是我自找的，困难也仅限于这一本书，所以我没法总结出什么，除了说“再也不写这样的书”了。在写作中，我每开始新的一章，就像和天使整夜摔跤的雅各一样疲惫。尽管这是个苦活儿，但两个主题都立住了，因为史迪威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提供了人们需要的兴趣点和戏剧性，而贯穿其中的中美关系给故事赋予了重要性。
这本书的中国背景成了另一个问题。这意味着，我心里通明透亮，但读者却不熟悉各种关窍。如果你的故事发生在欧美，你完全可以假定读者对法国和德国、得克萨斯和阿拉斯加的相对位置，落基山脉在哪里，五大湖在哪里是心知肚明的。人物也是一样。比如我介绍了弗朗西斯·德雷克、沃尔特·罗利，或者是罗伯特·奥本海默和爱德华·特勒，读者不会花太大工夫就能区分他们；但如果是那些三个字的单音词呢？孙立人和李宗仁，这是我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阎锡山和汪精卫呢？还有卫立煌、张作霖、张宗昌，更不要说那些省名了：广东和广西，它们挨着；江苏和江西，它们不挨着；河南和湖南，山西和陕西，等等等等。我一开始想避免使用省名，而把它们与著名的河流和城市联系起来，但立即就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省名无法回避，就像美国的州名一样。
对于背景是异域，特别是中国的时候——这条道理适用于一切历史写作——我在新介绍一个地方的时候，都会把它和已经出现过的地方联系起来，新人物出场，我都不会忘记描述一些特点，这样才能让读者记住。人物和地点都必须能够识别，否则读者就是在未知的海面漂荡，他很快就会抓不住要点，被无法理解的东西搞得心烦意乱，然后出了神。
仅仅是罗列人名，而不知花些工夫去定位、描述它们，这不是因为作家懒惰，就是想炫耀，这毫无技巧可言，人人都能做到这点，就像所有人只要愿意，都能把自传多写出一倍的长度。我一直不明白用人名掉书袋的历史学家是怎么赢得声誉的。在D·W·布罗根的《共和制下的法国》里，你能在一页里数出30个名字，通通面目模糊。迈克尔·霍华德最近通过一本写普法战争的书建立了一流军事史学家的名头，但你随便翻到一页就能发现这样的句子：“法国皇帝亲自率领法伊的第五军，8月5日，当第一军集中于弗洛施威勒时，费利克斯·杜埃从第七军中派出孔塞伊·迪梅尼一师从贝尔福乘火车出发，麦克马洪召集法伊的第五军向南穿过孚日山脉。”接下来，我们又了解到法伊的部队散布在萨尔格米讷和比奇之间不能动弹，直到从罗尔巴克的部队前来救援。同一页有一张地图草图，但以上的地名一个也没有。我当然明白霍华德先生对普法战争了如指掌，他的书评价也相当高，但这种写法确实让读者如堕烟雾。从他那儿我一幅弗洛施威勒战役的画面也想象不出来，我只知道，我不能用这种方式去描述战争。
史迪威这本书还有一个特殊的难点，尤其是在它的第二部分，那就是相关记载太多。除了史迪威的日记、信函那些我不需要的、把大事件分解成每日纪要的“小尺寸”信息，还有堆积如山的军事、外交记录：消息、报告、备忘、会议记录，还有他在中国身陷争议的材料——白皮书、外交关系系列、长达千页的没完没了的国会质询委员会证词。自从出现了复印技术，文献资料就开始倍增，非一个研究团队不能整理完成。20世纪仿佛是独立历史作家的末日。（其实我不相信这个。尽管末日听上去很合理，但独立历史作家就是能不合理地存在着。）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古时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正好相反，他们苦于记录不足，而只好埋头于钱币、古墓和其他各类人类痕迹。自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以来，资料来源就开始井喷。19世纪真是个好时代，各种信息应有尽有，也不为今天的信息过剩而发愁。
直至录音机（tape-recorder）的出现，它的胃口堪比绦虫（tapeworm），而今我们面对的问题——我称之为“拯救人工痕迹（artificial survival）”。写书，甚至是写作回忆录，都应该有基本的规范和持之以恒的耐心，从而在存留的文字记录中进行某种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但是现在，在口述史倡导者的鼓励下，各式各样的人都被鼓励起来对着录音机唠唠叨叨、没完没了，金子和泥沙最后尽归尘土。我现在要特别提到一份我找到的金字般的、最最丰富的文献记录，是两段部队史学家在1949年对马歇尔将军的录音采访。如马歇尔这样的大人物是值得记录的。
作为过度记录的后果，我要长时间地在写作“尺寸（scale）”上进行挣扎。我就像是个制图人，要根据1英里∶1英寸比例尺的材料，作出100英里∶1英寸的地图。我循着日记和官方文件的线索，被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所吸引，结果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写出了星期二到星期五的事件发展，而本该写的是宏观的，比如，5月到11月的发展。我不得不突然停下来提醒自己：长期来看这点儿事要紧吗？
所以，我丢掉了一些写好的部分，比如，亨利·华莱士访华。因为他是副总统，所以他的到来以及和蒋介石的会谈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无数的猜想、阴谋，当然还有身边人写下的无数报告。研究路径顿时如长江口一样河口大开，叙述它的文字也随之猛涨。但是我有种不妙的感觉，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有一天有人问我，华莱士访华到底有什么重要性，我听见内心的回答是：“一点儿也不重要。”它真的对事情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可引用的报告文本大量增殖，这里出现了一个展现外交文档魔力的绝好案例。华莱士访华的历史片段对人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就像珠穆朗玛峰施于马洛里[4]的魔力一样。你要写它，因为它就在那里。但之后你就发现，它一点儿也不重要。若说要历史完全略去这一段，那也不对，所以我就尽量精简内容，甚至牺牲了一句别人对华莱士的精彩评语：“亨利为了理想，可以砍下自己的右手，以及你的右手。”我实在舍不得这句，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写出“大尺寸”的历史不能靠轻松地略过史实和大段的时间来达成，而是需要我所知最困难的精炼提纯，还有最为微妙的筛选。筛选是写作的全部，是对历史作家的考验。毕竟最终的作品是历史作家经选择放入的，也是他们精心淘汰而剩下的。简单地无所不写确实轻松，而且安全，其结果就是又一本900来页的鸿篇著作。这是作家的失职，他把功课全留给了读者。
筛选就是从不重要的里面选出重要的。要诚实，就是说要符合条件，并且公平，即是说，要有代表性，绝不冗长拖沓。这是个见微知著的过程。就像罗伯特·弗罗斯特说的：“艺术家要的只是一个样本。”在蒋介石的驻地，从红色窗帘下可以瞥见秘密警察的靴子。这个画面是我从某个在场者那里拿来的，小小的画面的选取展示出大的氛围。类似的还有卡尔森上校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顺带一提，这些信还没有出版过），我认为，它们充分体现了当时美国对中国的理想化认识。
你也要避免你截取出的内容作用太过强烈。我的意思是，作为叙述的一部分，一件细微处的小事看上去就是有代表性的，它们留给读者深刻印象，但这个印象可能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整体。这时的作者权力巨大，而除了自己的良心则无人可以监管他。
记得我有一次面临了这样的选择。那是写到史迪威在缅甸大败，正急于组织交通和补给准备撤退。有个中国将军是蒋介石的私人联络官，他突然不见了，因为他正在别处忙着把他的劳斯莱斯汽车弄回中国，这辆车是他用两辆吉普和英国总督换的。我想用一句描述20年代中国军阀的话来总结：“在中国打仗，司令官从不穷着下台。”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对的，但这会留给美国读者一个印象：所有的中国将军都贪污——这只有以美国的标准衡量才是对的。我不是中国通，但我已经足够认识到，以西方的价值框架来写中国是不对的。所以我删去了那句总结，也删去了劳斯莱斯的故事。以上是一次失败选择背后的逻辑。
似乎我是在告诉你们我扔掉了什么东西，其实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写作之初我就发誓，这本书一定不能超过500页。在其后的过程中，我大刀阔斧地丢弃、修剪了所有我认为冗余和无关主题的东西。最后我超出了目标51页，我已经尽力了。
再说到我的另一个工作原则：不要当着读者的面和文献材料理论。在叙述文体中，不要呈现作者的想法。你应该在幕后解决自己的疑惑，细究有争议的证据，判断人物的动机，在附录的参考文献中去争论，而不是在正文中。这样才能让作者隐于行文，读者越感觉不到作者存在，越与故事联系得紧密。正因为如此，作者才采取了一种“就是这样”的行文语气，读者能很快接受。他不会被过多的“可能”“或许”“一方面”“另一方面”所打扰，他希望随着事件步步深入，自信地认为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为了和时代保持一致，事后聪明也是决计要避免的。我尽量对此时代之后的事绝口不提。根据爱默生的原则，经文必须要于它所在时代的环境中读。为了理解另一个时代的人面前的选择，你必须把自己局限在他们的所知所识里，让历史穿自己的衣裳，而不是你的。虽然我知道很多历史学家都会激烈地反对，但我自己却坚定不移。他们认为，历史是以结果为标准的对过去的诠释，这种诠释以现在的知识和价值为基础。这个派别认为，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历史要以共产党的最终胜利为前瞻去写，虽然30年代的执政者怎么也不会想到10年到15年后，共产党就统治了中国。我认为，以今人的眼光去叙述是对古人的犯错，同样，另外的派别恪守旧时观点，又是对今天的误读。区别在于哲学观，无法调和。
最后我想说，虽然我不自认为是军事史家，但我完全同意，哪怕就是为了告诉公众：斗争是人类从史前到现在的生活主题，军事史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不过我认为，除了专门的研究，军事史不应独行，更应该和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作为整体研究，因为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展示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群。这一目的正是历史学家的目的，正是我希望在《骄傲之塔》中达成的目的，因此，这是我所有书中自己最爱的一本。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会议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的发言，1971年6月。刊于《马里兰州历史学家》，1971年秋季刊。
[1] 孟豪森是德国童话《孟豪森历险记》的主角，书中记载了他各种荒诞不经的历险，其名为“吹牛大王”的同义语。——译者注
[2] 特纳·卡特利奇（Turner Catledge），《纽约时报》著名记者，1952—1964年任总编。——译者注
[3] 本文是作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会议的发言。——译者注
[4] 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英国登山家，20世纪20年代参与了头三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行动。被问及为什么要攀登珠峰，他留下了常被人引用的名言：“因为它就在那里。”他在1924年尝试登顶的行动中失踪，1999年遗体被发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