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公众对小说的兴趣正在下降，同时一落千丈的还有诗歌和戏剧，人们把兴趣都转移到了纪实类文学。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长期紧张的时代，历史学家的声音是最为需要的，尤其在其他作家产量不足、质量堪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尚有争论，但我想，这个机会是明白无误地交到了历史学家手中，他们就要成为以文学方式阐释人类社会角色的主要发起者。他们的任务是满足大众兴趣，提供对人类处境的见解——没有这个，一切的阅读材料都是苍白的。
历史学家早就承担过这种角色。尽管我们没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读者数量统计，但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塔西佗、波利比乌斯、约瑟夫斯、普鲁塔克、李维等人的后继者、模仿者以及后世文献中可以明显得知，他们是当时极为重要的声音。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从图书销售数据就能知道，大众越来越偏好传记、自传、科学、社会学、历史——特别是当代史的图书。
以上最后一个类型，正如我们近来被不厌其烦地提醒的那样，确实有一些特殊的缺陷，尽管授权作传已成传统，但传主一家总能借助一些噤声手段而不是法律手段对私人问题保持控制。最简单的保持隐私的办法就是不谈隐私——对授权的传记作家如此，甚至对“雇用”的传记作家也是如此。
我不会把以下事实作为大众喜爱纪实作品的证据：1964年，所谓的“非虚构类”图书的销售量达到了虚构类的两倍；因为这反映的仅仅是如下书的销量：烹饪类、寻求内心宁静类（这两类领跑所有其他类型），还有窥视癖类（关于他人的性生活）、漫画类、指导类——比如如何护理婴儿、家庭装饰、治疗关节炎、计算卡路里、高尔夫、礼仪——以及现在莫名其妙非常火热的如何避免遗嘱认证类。撇开应时的书，随你如何分类——出版的和读书俱乐部选中的，精装的和平装的，新出的和再版的——现实题材就是比虚构类增长明显。
人们开始青睐对人和社会有更真实刻画的书，而不再是当代小说。找到小说不再提供真相的原因是历史学家的部分工作。我认为，小说家的失败是20世纪人类的经历造成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人类建立起的幻梦就开始逐渐崩溃。认为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是战争的最大牺牲者，它之后变成了犬儒主义，又被第二轮世界大战和纳粹毒气室一次次加固夯实。人类手中出现的终极武器被人口过剩的压力超越，导致我们现在处于一种怪异的两难之中：人口太多和灭绝人类的武器太多同时威胁着我们。最后，我们面对越来越多的证据——空气和水的污染、自然平衡破坏、超音速飞行产生的震耳欲聋的噪音，这些都表明我们无法阻止人类对环境的掠夺。
以往的经历已经足够摧毁我们这代人中的大多数对人类善良的代代信仰。吉尔伯特·默里从希腊人那里找到了同样的绝望——他们因连年的自相残杀而被其他文明赶超。默里将此归因于“人类无法掌握也无法理解的一种力量”。
生活在20世纪的人类不值得羡慕。他们以前相信自己是神的造物。现在他们失去了骄傲，开始思索自己最近的斑斑劣迹和眼前的重重困境，他们再也不能如赞美诗诗人那样尊称自己为“仅次于天使之人”。他们再也不能视自己如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天顶所画——平静、高贵的亚当接受上帝指尖传来的光辉。取而代之的是怀疑人类存在的目的和神圣的使命，怀疑他们向善的能力，甚至活下去的能力。他们丧失了确定性，包括道德和伦理的确定性，剩下空空荡荡的漫无目的的感觉，以及文学作品中自然流露出的自我厌恶。其后果就是被《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命名为“唉声叹气”的小说流派（“Ugh” schoolof fiction）。
此时，厌恶人类同胞的作家接管了文学世界。他们大多以这样的作品为代表：“引人入胜”的对“偷盗、同性恋、拉皮条、性虐待、偷窥癖和轮奸题材的大胆涉猎”。奇怪的是，滥用毒品却不在其中。如我们所知，这是不可缺少的话题，是应有之义；还有戏剧，今天还在舞台上上演的那些要命的东西，正拼命地紧追着潮流。当今小说中最受青睐的角色不是人生的漂泊客就是命运的流浪汉，他们的故事和最终结局却提不起任何人的兴趣。他们无法激起读者提出叙述的核心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人们根本不关心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或许问题不是出在小说家身上，而是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里的人物只能是一些贩夫走卒、一些散发人类受害者气息的“反英雄”。或许今天的小说家不能由衷地创作出命运主人、心灵船长那样的角色，因为亨里[1]的形象已经过时。他属于自信的19世纪，而20世纪的代表是失败者。“美丽的失败者”，这是最近一本小说的名字——虽然配得上这个形容词的人寥寥无几。俄狄浦斯是失败者，李尔王是失败者，但他们的失败是普世的、深刻的，并非毫无价值的。
既然小说和戏剧不再展现人类行为与动机的拉锯，那观众的流失就毫不奇怪了。据最近一份首都的报告称，“华盛顿的公务人员不看当代小说”。一位总统幕僚解释其原因为：“我读过，但都半途而废。我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书，主角用了350页来考虑他该过街还是上厕所。”
他说得有道理。阅读，或说写作，是一个人赋予自己最大的馈赠，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借着它的力量在无限的天地中翱翔。我们要虚掷时间去捡拾人性中的垃圾吗？当然，肮脏和没用，卑劣和堕落，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同葡萄酒中的沉淀也是酒的一部分，但酒之琼浆才是有价值的。就像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在最近一本小说里说的，性变态和致幻剂“不是我们的动力，不是人类历史的主题”。
现在，任务交给了历史学家，由他们来解答人类历史的主题何在，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驱动力。这不是说历史剔除了肮脏和堕落，而是关注真实，同时又自知节制，这是一个度的问题。
历史学家和小说家相比一开始就有个优势，他们的主角作为公共人物，被赋予了操控命运的能力。他们是船长和国王，是圣人和狂徒，是叛国者，是流氓和恶棍，是开创者和探险家，是思想者和创造者，有时甚至是英雄。他们不必可敬，但绝对重要。他们可能邪恶腐化，可能疯狂愚蠢，可能自命不凡，但至少，凭着环境、机遇、职位和性格，他们发挥了作用。他们是历史的施动者，而不是受动者，所以他们有趣得多。
读者想要看到人能塑造命运，至少是抗争命运，这才是历史的内容。读者想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发生，更具体的是他们自己刚经历了什么，就像刚经历过一场创纪录的酷热或者暴雪的人，第二天一早就要翻看晨报查阅昨天的天气情况。现在，当人类的地位更胜以往地臣服于未知，当“疏远（alienation）”成为流行词，公众便想获知一些命运的指导，一些在这个飞速旋转的世界上生存的模式和意义。不管历史学家作为个人信奉哪种模式，或像一些人一样什么都不信，我们的笔下都提供了一种事实证据，展示了人们是如何从之前的黑暗时代走出来的。
当我还是个年轻妈妈的时候，阿诺德·格塞尔医生和他耶鲁诊所的同事写了许多儿童行为学的书。在书中，家长在格塞尔医生的单向观察玻璃后面观察到，他们孩子那些最为变态、讨厌和明显有精神病的行为其实是该年龄段孩子最为正常的自娱自乐。一切无比惬意。历史学家就提供了这样一面单向玻璃，通过它，人们看到各个时代的人类做着那些今天他们同样会做的恶劣、下流和愚蠢的事。这些都记录在案，只有程度不同，没有本质区别。我可不是在说历史就像格塞尔医生的观察一样惬意，因为其程度上的不同在今天已经非常剧烈——我们创造的社会机制，它的运行速度和影响已经非常巨大——致使问题和危险加速增长，我们寻找解决办法的速度远远落后。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的加速法则已被可怕地证明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亚当斯法则是历史学家提供的众多指导中的一种。过去的故事和研究，不论远近，都无法揭示未来，只是在路上洒下些许光亮，不让人过于绝望罢了。
历史学家尚不能轻易地取得文学领域的领先地位而不经历一场鏖战。去年夏天，《生活》杂志的科学编辑艾伯特·罗森菲尔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有创造力的作家要复兴文学，一定要转去进行科学题材的写作，因为“那才是该做的”。他的话非常对，也非常有挑战性。科学题材确实很有价值，极富活力。“任何时代的伟大写作，”他接着说，“都给当代的困境以启示。”这句话仍然无可辩驳。如果科学能激发最有才华的作家写作空间航天学、遗传学、核物理学，就像蕾切尔·卡逊笔下的海洋那样，那他们一定可以吸引相当一部分公众的关注。然而，他们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优秀的科学写作必须遵照严格的规范，而打破技术术语的窠臼，用大众语言写作则是更为稀有的品质，成败全赖于此。
在这一点，我们又占优势。历史学家尽管不是所有，但绝大部分都能运用日常英语表达——那种从乔叟到丘吉尔都使用的英语。让我们来看看同行的困境。行为科学家，他们使用的“黑话”越来越多，把自己逼入了无法让人理解的死角——或者说，隔离病房。他们懂自己的话，可别人都不懂。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患此病久矣，几乎无可救药。如果他们不是有意为之的话，我们尚可对其处境施以同情。但他们故弄玄虚，自我区别于大部分的非专业者，以此显示自己独得某些不传之秘。不论他们的研究多么有益，如果行为科学家还坚持这种只有同行能懂的写作方式，他们将是最后一批使用那些“中国话”的人。
毕竟，表达才是发明语言的目的。如果历史写作的目的是要应公众的需求分享对历史的见识的话，它就需要讲究表达的艺术，就像吉本、帕克曼那样。当然，历史也有其他的层次，分三个方面：调查和研究，教学和理论，叙述和表达。我想讨论的仅仅是表达这一部分，对我来说，无法表达的历史一无是处。研究提供了素材，理论提供了思维模式，只有通过表达，历史才被听到和理解。
我不惮累赘想说一说的是，表达的成功依赖于叙述的魅力（我在非常严肃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西奥多·罗斯福1912年作为美国历史协会会长宣称：“如果没有人读，则写作无用，如果它不可读，也就没有人读。”
按照大众的认知，历史写作最为成功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由年度十大畅销书榜来衡量。从以往到1960年为止，最为畅销的历史书是H·G·威尔斯于1921年首次出版的《世界史纲》，它连续三年上榜十大畅销书名单，并在1930年出平价版时重回榜上。到1960年为止，那是唯一一本销售超过200万册的历史书——真奇怪，比《金赛性学报告》卖得还多。第二年，历史畅销榜冠军就变成了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的最终销售报告显示，它仅在美国就卖了近300万册。
以下这些名字显示的是有据可查的事实：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当严肃题材图书更有机会冲击十大榜单的那段时间，历史传记畅销书和单纯的历史畅销书（不包括个人史类和时事类）中包含了如下学者：詹姆斯·哈维·罗宾逊、查尔斯·比尔德、卡尔·范·多伦、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最后这位三次以上登上“十大”。剩下还有12位非学者：有四本书上榜的埃米尔·路德维希、三本书的亨德里克·房龙，以及利顿·斯特雷奇、克劳德·鲍尔斯、范·威克·布鲁克斯、安德烈·莫洛亚、弗朗西斯·哈克特、斯蒂芬·茨威格（每本书两次）、威尔·杜兰特、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玛格丽特·里奇以及道格拉斯·索撒尔·弗里曼（每本书一次）。40年代则是战争图书的天下，只有一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凭借《历史研究》的单卷缩写本），和一位非学者——凯瑟琳·德林克·鲍恩，进入了“十大”。但从此之后，应景图书的时代到来，它们形成的淹没效应让人只能在“十大”书单之外才能看到那些曾经的“十大”历史书，例外的仅有夏伊勒的书和弗雷德里克·莫顿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整个60年代，“十大”中仅跻身过3位学者——加勒特·马丁利、萨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小阿瑟·施莱辛格，以及9位独立历史作者：温斯顿·丘吉尔、布鲁斯·卡顿、阿兰·穆尔黑德、托马斯·科斯坦、沃尔特·洛德、塞西尔·伍德姆-史密斯以及我自己（每人有两本或两本以上的书，每本各上榜一次），还有斯图尔特·霍尔布鲁克和乔治·凯南（两人各一次）。
上榜也并非品质的保证，但却能证明表达的成功。所以，独立作家更胜学者一筹也不奇怪，只因表达是他们的必备之技，他们熟稔于此。自荷马以降，每个故事高手的目标就是紧抓观众的兴趣所在。反观学院历史学家，他们似乎总为饶有兴致的观众而苦恼，初时是他们的论文评阅人，后来是报告厅里的听众。让读者兴致勃勃地往后翻页并非他们的首要目的。
我无意加深专业历史学者和所谓业余历史写手的裂痕，我只想澄清二者的概念。“专业学者”的概念非常清楚：为取得学位而进行研究生训练、在大学中写作历史的人；然而“业余写手（amateur）”指的是在大学之外的、没有研究生学位的人，这就有些用词不当。研究生训练当然会造成某些不同，我无此训练，但深知这点——对此时而遗憾，时而欣喜。但是，我更愿意把区别设置在学院作者和自由作者之间，或者学者和作家之间，而不是专业作家和业余写手之间，因为问题的关键不是谁更专业（degree of professionalism），而是职业（profession）不同。大学老师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大学门外的我们是专业作家。现在他们借用了我们写作的功能（function），我们借用了他们研究的对象（subject），双方都有很多东西要向对方学习。
常有人诟病独立作家对史实不熟，不做细究。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济慈的科尔特斯”，他在惊讶的揣测中凝视，沉默地站在达里恩高峰。意思无误，但济慈明显把名字搞错了。他以奇幻的辞藻和诗人的想象力让那历史的一刻永保不朽。或许，就传递历史来说，他对那个站在高峰上的男人的想象要比他的名字更为重要。诗人不论，历史学家当然是应该含义、人名都不能失误。没有必要在准确和优美中二选其一，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残存了专用于科学史的旧观念。美国历史协会的另一位会长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Walter Prescott Webb）说过：“历史对于优秀的文字来说非常顽劣”，“真实与优美之间有一道宽阔的海沟，哪个学者想要在中间搭桥，他就活该掉下去淹死”，还有，“真正的学者应该选择真实，如果真相很丑陋，那最好，就没人会怀疑它的真实了”。如果谁还相信这些话，那他也别想和读者沟通了。
然而对于沟通的第一要素，韦布却给出了非常完美的三个标准：作者对“有话要讲”“话值得讲”“自己比别人更会讲”这三点有坚定的信心。接着韦布补充道：“话不是讲给少数人，而是讲给多数人的。”因为写作的必要应该和阅读的愿望形影不离。作者必须看到读者坐在他书桌对面，必须搜肠刮肚地寻章摘句，传递他希望读者看到的画面，唤起他希望读者感到的情绪，非此不能写出生动鲜活的东西。不能意识到一个活生生的读者存在，作家的文字生于书页，也将死于书页。麦考利是一个与读者交流的大师，他给妹妹汉娜大声朗读他的《英国史》，妹妹潸然泪下。作为一个作家，夫复何求？
待到开始写作内容，灵感明显是个关键，韦布称为归纳瞬间（moment of synthesis）——归纳综合的念头闪过脑际的那一刻。韦布如此描述他自己的灵感瞬间：就像美洲人从丛林生活转变为平原生活那样重要和戏剧化。马汉上将的灵感瞬间出现于他研究到汉尼拔没能掌控通往迦太基的海上通道的时候，海权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就闪过他的脑际。不过我想，这样电光火石的一刻确实存在，但并不必要。不用像有的至高无上的理论那样，带着暗中调整事实的冲动，写作主题的观点仍然能传达得不错。把材料放在一起，整体的观点（integrating idea）和领悟自然就会从材料的内在逻辑中发展出来。由细节的堆聚，你就把“具体”上升到了“一般”，在闪亮的圣杯中，我们都在找寻历史的“一般”。我不认为有必要把这些“一般”先行说出。如果读者能够从摆在他面前的事实中自己发现“一般”，那么这个过程和最后得出的整体观点就是最有说服力的。
但是，归纳都有过期作废的危险。始创“边疆理论”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说，历史的道路上“布满了垃圾”，一些一时被认知、被认可的历史，隔代之后就被抛弃。“修正”和“反修正”扰动着历史，像海浪周而复始地席卷着沙滩。即使是这样，真正的灵感和整体观点——像马汉和特纳他们的理论那样——仍然启发着它们所在的时代，而不论它们最终的命运如何。
尽管有人会反对，但直觉也会有帮助。直觉型的历史学家对长逝已久的历史环境做出超凡的感知，就像亚里士多德的前辈德谟克利特想象出原子一样。他反复研究观察到的现象，最终发展出了物质由数不清的运动分子构成的理论。思维过程是理性的，但其推动力却是直觉的。奉历史为严格科学的人会蔑视这个直觉过程，但他们的态度却好比一个比教皇还天主教的教徒。真正的科学家会承认直觉的价值。直觉过程其情其景犹如朝天一箭，那些科学化的历史学家花几个月鼻嗅泥土、循迹而至的却正是那一箭射中的地方。
历史学家的工具之中，最让人心驰神往的就是他对主题宏大意义的信念。帕克曼在《蒙卡尔姆与沃尔夫》的前言中就把该书的主题——“七年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描述为“这个大陆上发生过的意义最为重大和深远的事件”。它的结果决定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由此世界史翻开了新的篇章”，这就是一个作者对他的主题应该有的感情，这样才能保证读者手不释卷。
作家的热情——和上面说的信念略有不同——有着不亚于信念的发酵作用。这个作用为马汉上将所认识，他在研究英国与拿破仑的斗争中，渐渐对威廉·皮特首相钦佩有加。马汉写道：“他坚毅的性格激发了我的热情，我没有去抑制，因为我认为热情并不坏，它能让你体会到历史对你、对他人的作用。”
马汉的说法驳斥了“纯粹客观”的神话——经常被用来表示“毫无偏向”。约翰·冈瑟有一次说到新闻写作：“绝无偏向的记者那只能是植物人了。”如果真的有“纯粹客观”的历史学家存在，那他的作品一定像锯末一样让人不忍卒读。偏向只有在有所隐瞒的情况下才是误导人的。一个阿斯奎斯政府的前成员在读了我的《骄傲之塔》后写信批评我歪曲了他的政党。“你对自由党的偏见显而易见。”他写道。我回信道，显而易见可比遮遮掩掩要好得多。这样读者就能思考你的偏向是否有理。我并不否认我对阿斯奎斯先生的厌恶，因为其他的原因，我同样讨厌亨利·亚当斯。历史上就是有一些人让人喜欢不起来，但只要他们不是你身边的人，会由此受到伤害，那么我认为没有必要隐藏自己的好恶。在历史中没有立场和生活中没有立场一样，都是错误的。
历史学家尽量保持客观，那是因为他希望了解到更多情况，尽量能够以同理心带入和思考各方的动机和处境，这样才能使这场戏的写作更加紧张，也更加可信。但我们千万别假装自己是毫无偏向的，这样一来历史学家就变成了一台录音机，放弃了评判。偏向表示偏好，是评判的结果，是洞察力的源泉。诚然，这其中有感情成分，但这更宣布了你信奉什么。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常常激情澎湃地忠于某一事业或他的某个主人公，像蒙森对尤里乌斯·恺撒的赞扬，像米什莱对人民权力的热忱。
信奉如何产生见解，提升表达，最佳范例非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的《加里波第和他的一千人》莫属。我认为，无论在调查研究还是叙述写作上，这都是20世纪最优秀的历史杰作。特里维廉对他的英雄的忠诚显露无遗。他描写了红衫军从斯皮诺拉别墅（Villa Spinola）到热那亚登陆的一路足迹。在脚注里，他写道，沿着这千人红衫军的足迹与之同行“是我的荣耀”。他的立场何在显而易见。他强烈地把自己代入那个时代，致使他回访了与加里波第的部队相关的一切地方，踩着他们的脚印，访问尚在人世的人，直到他获得了所有他要写的场景中的人物、地形、景象、声音、气味、视角、距离、天气——简言之，一切感官体验。
及至这千人的部队将要打响加拉塔费米战役，特里维廉写道：“他们的心情非常轻松，他们知道自己为所有意大利人所羡慕，他们独特的战役是成真的诗篇。”这些饱含情感的文字并非通常历史学家强加于人的东西，而是有原有本。一个脚注交代了来源是一个士兵给母亲的信：“这次远征充满了诗意。”战斗将近，在一个清晨，他们走过一处绿色的山谷。“在西西里初夏的繁花中，”特里维廉写道，“昨夜的雨水把山谷洗刷一新，黎明的夜莺四处啼唱，山谷里的一切都准备好用芬芳馥郁的气味迎接日出。大自然仿佛与加里波第和他的士兵心情一致。”这里作者仍然没有信笔捏造，从一些日记和信件中他得知，前一天下起了夜雨，山谷里夜莺啼鸣。只这两段话，他就写出了绝赞的清新和高远的志向，这正是加里波第的远征所象征的东西——19世纪的自由精神。特里维廉能写出这样的东西，首先有赖于他对文献材料的敏感，其次，因为他和加里波第及其士兵同悲同喜。
接着，士兵吹起了起床号，“突如其来的音乐响彻中午的宁静，如同对意大利精神的呼唤”。声音的动词用了“响（rang）”，读者也似听见了号声；“如同对意大利精神的呼唤”的比喻，读者也如听者一般感同身受。读者不需知道更多，就已经领会了这次远征的历史意义。
说到写作前的实地考察，即使是早已不存的险境，也一如既往地考验着钱包。几个月前去世的东方学学者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说过，他从没去过亚洲，但他满足于自己对东方的想象。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个态度非常危险。非站在实地，动机不会明了，原因、解释还有事情的起源不会从混沌中浮现。那是理解力的源头，更不用说还能对成见和谬见进行修正，没有什么比亲身拜访实地更有价值，如果更进一步，则是在待那里，过那里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一层亲密的感知，弗朗西斯·帕克曼则不为大师。
帕克曼心中的英雄当属丛林。因为亲身经历，他为之激动，为之恐惧，领悟了野蛮和美丽同为丛林的本质。在他长期断断续续的眼盲中，他不能写作，只能在心中一次次回想丛林的样子，这样呈现于纸上的它们才越发清晰。他有这样的描写：一个人为了勘探情况，驾船划过秋天的湖面，“长苔的岩石在如镜的水面上下成双成对”，岸边的漆树，在墨绿色云杉的映衬下，如红宝石一样耀眼；以及，晚归的拓荒者，发现“如柱的青烟直上平静的夜空”，他发足狂奔，看到了他已经烧为灰烬的木屋，以及被剥去头皮的妻儿的尸体。
见识、知识和经历还不足以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他还要有对语言的非凡掌握作为他发出声音的工具。帕克曼同样掌握了这一点。当英国人准备从湍急的圣劳伦斯河上游顺流而下时，他们看见河水“狂莽的波涛在阳光照耀下奔流、跃动，美丽、危险得如同一只嬉戏中的幼虎”。无论名词、动词的选择，还是取喻的画面，都堪称杰作。诚然，这还仅仅是描写的技法，还没有伟大的思想蕴含其中，但伟大的思想也是需要借助对词汇的完美掌握才能表达的。
就像他一头扎进丛林一样，帕克曼一头扎进文献，穷其一生地搜集着它们。他懂得了美国人建立国家的艰辛和忍耐，卓绝的努力，以及永不停歇的战斗。他熟悉参战的各种群体，就像和那些人都生活过一样，他的文字对每一方都深怀同情，不论是法国人还是印第安人，英国人还是殖民地人民。想到他笔下的17世纪法国廷臣，眼前出现的是“凡尔赛宫的花蝴蝶，戴着小巧的三角帽、扑粉的假发，穿着蕾丝镶边绣花外套，却在蛮勇之中就要面对死亡。身陷围城，在加农炮的炮火中，男仆在战壕中为他们送上冰块”。战壕中的冰块，这就是历史学家精心选择的样本。作者选择了一个生动的片段来展示更为宏大的整体。这个细节是从时代和文化中的提炼。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提炼就是筛选、再筛选，是写作历史的关键。这是一个重要的编排过程，一个困难的、微妙的、充满了失误和艺术的过程。鉴别什么重要、什么次要是必要的能力。如果失败，则意味着你的故事已经没了方向，流于毫无轻重之分的事件的汇集，更别说读者早已失去了阅读的兴致。这个过程需要勇气，需要自信，去选择，也是去剔除。
最为文采飞扬的麦考利写道，写历史就像画画，把所有的素材都放进去只会得到一点点真相（truthful result）。他说，最佳的画作和最佳的历史是“展示真相的裙角，却能窥见真相的全貌”。这条法则是这么显而易见，我大惑不解，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的历史学家都要反其道而行之，去追求无所不包呢？答案可能是胆怯：害怕被批评挂一漏万，或者害怕因为选择不当，而未能抓住要害。这就是独立作家长于专业史家的地方了：他们不怕伸长脖子被人逮个正着。
最后，历史学家不能没有想象力。帕克曼不遗余力地要让读者“身临其境”。他在书中描述了一只在春天北飞的野鹅所能见到的、哈德孙河和蒙特利尔之间的地貌：蓝色的河流的曲线，一片黑色的丛林，波光闪闪的湖泊，还有提康德罗加一座座城堡的几何轮廓，“插有波旁王朝的旗帜，像白点一样闪动”，以及“阿迪朗达克的山野，就像凝固的暴风雨的海面”。这一段读来，我的心情直如基督山伯爵打开了藏宝箱。要写出这段话的是我们，自是平平常常，因为我们坐惯了飞机，常以机为鸟地俯瞰地面，但帕克曼却从未离开过地面。他见野鹅之所见，看见旗帜如白点翻飞，山峦像“凝固的暴风雨的海面”（绝美的修辞），靠的纯粹是想象的力量。
以上尽管令人叫绝，但想象力更应该用到推测人类的行为和环境所造成的动机上面。这就要求作家有意地作“移情通感（empathy）”之想，特别是在想要理解、解释历史人物的行为的时候。遇到反感的人物，这就更为必要。历史学家需要进入角色，就像帕克曼进入野鹅一样，就像我进入约翰·弗伦奇爵士，想理解是什么瓦解了他的战斗意志一样。只要愿意设身处地，答案自然自己奉上。我能够感受到压力，感受到责任的重量，感受到英国远征军（BEF）如果落败，则无后备役补充的恐慌。进入角色，显然也是获得见解（insight）的途径。这就是赫尔德对历史学家的要求——“感知一切”（Einfüblung）的能力。正如他说的，希伯来《圣经》的阐释者，必须是“牧羊人中的牧羊人，务农人中的农民，东方最初定居者中的东方人”。
我从叙述历史的角度描述了历史学家今天的任务，又介绍了两位浪漫的从业者——帕克曼和特里维廉。但是，在今天的时代，人口统计学、电脑量化分析等跨学科技术、平行学科盛行，新从业者纷纷热衷于此，这让我上面的话显得非常老套。不过，新技术只是研究的方法，而不是表达的方法，选择新技术的人往往失去了与人沟通的日常语言，患上了“术语症”。我认为，他们的努力方向是揭示历史和人类行为背后的运行模式，从而理解过去，掌控未来，甚至控制现在；但定量研究是否能揭示一些无法用加减乘除衡量的东西，目前尚不明了，不过，在这些研究中明显漏掉了一个东西，我看是常识。
我坚信，新技术能够提供启人之素材，大开思想之门径，但是，它无法将历史变成科学，也永远不能变自己为文学。世间无穷事，但化为笔下的历史则需要表达和理解。所以，历史写作需要作家，尤需伟大的作家，像特里维廉那样从士兵的信件中发现“诗意”并用之恰当的作家，像帕克曼那样观察和感受，并能用莎士比亚般的文字表达的作家。不消说，他们都是各自原始材料的组合者。麦考利说，要当一个真正伟大的历史作家，“需要世间罕有的超群智力”。对于有志于此的人，机会已经到来，观众正拭目以待。
1966年在美国历史协会的发言，刊于《星期六评论》，1967年2月25日。
[1] 指英国人威廉·欧内斯特·亨里（William Earnest Henley），因患病截去了一条腿，1875年在他25岁时写下诗歌《不可征服》（Invictus），诗中有“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心灵的船长”的句子。——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