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是超越国界的。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第二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名字里就有“国际”二字。其会歌《国际歌》确认了这一点，并额外许诺“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1]，就一定要实现”。1889年成立的大会主席由两人联合担任：法国人爱德华·瓦扬（Edouard Vaillant）和德国人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在其鼎盛时期，参与的会员代表了33个国家和准国家的社会党，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匈牙利、波西米亚、俄国、芬兰、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瑞典、挪威、丹麦、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它的旗帜是单纯的红色，象征每个人的鲜血。在一个水平划分的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团结超越国界，这是它的基本论点。它的节日定在5月1日，以展现无产阶级的兄弟情谊。它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社会主义的利益存在于矿工、工厂工人、雇农、仆人等工人阶级的成员身上，不管他们是否认为自己超越国界，他们的领导显然有这个信念，并实践着它，依赖着它。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是在日俄战争交火时召开的，但是俄国和日这种本的代表，普列汉诺夫与片山并排坐着。当这两人握手时，在场的450名代表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向他们致敬。普列汉诺夫和片山继而分别发表演讲，宣称战争是资本主义强加给他们的，并不是日本人民和俄国人民的斗争，场内“几乎是宗教般肃静”的气氛，他们坐下时，场下一片欢呼。
社会主义既阐述了阶级斗争的概念，也对其最终结果做出了预言，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灭亡。它将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视为敌人。这种观点也得到了相应的回馈。一听到“社会主义者”就叫人联想到流血与恐怖，就像过去的“雅各宾党”。第二国际1889年在巴黎成立，那一年也是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在此后的25年里，统治阶级越来越害怕这个组织。奥地利社会主义领袖维克多·阿德勒（Viktor Adler）号召奥匈帝国的工人们在第一个五一劳动节举行一天的全面罢工和大规模示威活动，展现工人们联合的力量，维也纳政府“吓得瘫痪了”。阿德勒宣布工人们将在种着栗子树的普拉特（Prater）公园游行——通常只有富人的马车才会在此经过——有钱人和他们的同类颤抖了，估计暴民会在游行时纵火烧屋，抢劫商店，犯下无法想象的罪行。商人们放下铁皮门，父母不许孩子出门，每个街角都站着警察，军队处于待命状态，资产阶级在他们的脚下看到了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穷》中所写的情景：“残酷的地狱张着大嘴，在文明社会之下打着呵欠。”他们意识到，“无产者对于有产者”有不断上升的威胁。
第二国际成立的时候，每天12小时，一周7天的工作制是未加入工会的劳动者的常态。星期天休息和每天10小时或9小时的工作制是技术工人的特权，也是行业工会来之不易的奋斗成果，而这些工人只占整个劳动者的五分之一。1899年，埃德温·马克姆[2]被米勒[3]的画《拿着锄头的人》里那个弯着身子的粗野的人所震动，写了一首以画为名的诗，表达了社会的恐惧和责任：
这可怕的形体暴露了人道的背叛，
被劫掠、被亵渎、被剥夺的人啊，
向世界的法官哭喊抗议，
既是抗议也是预兆……
未来与这人的旧债如何算得清？
反叛的风暴席卷全球时
怎么回答他残酷的问题？
几个世纪的沉默之后，
这喑哑而恐怖的人将答复上帝，
而将他逼到此境的王国和国王们
又会有怎样的结局？
1899年还是诗歌能影响公众的年代，马克姆此诗一出，就引发了轰动。全美的报纸都转载此诗，评论讨论它，神职人员将它作为文本，孩子在学校学习它，辩论协会辩论它，评论家称它为“时代精神的呼喊”，仅次于吉卜林的《退场赞美歌》，是“这个时代最有意义的诗篇”。
公众的良知也许会对艺术家的视野和诗人的文字产生共鸣，但在面对真实世界时，他们就害怕甚至愤怒起来。1891年，法国北部工业小镇富尔米（Fourmies）的纺织工人组织了一次五一游行，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结果警察向游行队伍开火，在接下来的混战中杀死了10个人，包括几个小孩。“当心！”克列孟梭在议会发出警告，“死者是强大的演说家。必须注意死去的人……我告诉你们，革命无法避免，这就是今日政治的基本事实，而且这个革命正在准备当中……第四等级在崛起，他们要开始夺权了。我们必须选择站在哪一边。要不用暴力迎接第四等级，要不就敞开双臂欢迎他们。选择的时候到了。”
想敞开双臂的人不多。比利时的社会主义领袖和工会在两次血腥的尝试之后，终于在1893年成功组织了争取成年人平等选举权的总罢工——这是夺权的基本前提——然而，士兵在罢工结束前就杀死了12个工人。1894年，美国的“普尔曼罢工”瘫痪了火车和邮政系统；来自辛辛那提州的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绝不是个残忍的人，但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军队不杀几个暴徒，麻烦事就没完没了。他们才杀了6个……到目前为止。完全不够引发关注。”这就是阶级斗争进行时。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废除私有制，重新分配世间财物，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这个目标和无政府主义是一致的，但社会主义者认为应该通过组织和政治行动实现这个目标，在这一点上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
物质进步越大，产生的贫穷就越广泛、越严重。面对这个19世纪可怕的难题，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将集体所有制视为答案。马克思从这个难题中找到了他的体系的主题：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将导致它的崩溃。他对历史做了经济分析，证明了这个观点。工业革命把独立的生产者转换为没有财产的工厂工人，成了社会的赤贫阶级，他的生存依赖于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积累财富，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受剥削的工人则越来越贫穷。这个进程只能以现存秩序的暴力崩溃结束。工人阶级接受过阶级意识的训练，对此早有准备，会在时机成熟时掀起革命，开辟新秩序。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贫困化，或者越来越多的痛苦（Verelendung）和崩溃（Zusammenbruch），可谓社会主义的宗教术语，相当于另一个宗教的训言——“上帝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受此影响，有根深蒂固的分裂趋势，一方面相信崩溃和革命是必需的，一方面又觉得对现存秩序进行渐进式改革是可行的。这种将来的绝对性和现在的可能性之间的分裂，是从其诞生之初就存在的，创立者们在1889年就是否允许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问题上分裂成了两个代表大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指责法国“可能派”预先埋伏在巴黎火车站，把毫无戒备的外省代表领到错误的大会上。在接下来的25年，这种分裂影响了工人阶级运动的所有行动、决策和政策规划，将通过协商获得收益的人同毫不妥协的阶级斗争分裂，实用主义者同理论家分裂，工会同议会党分裂，希望在工资、工时和安全上获得保障的工人本身也同为了明天的权力替他们焦虑的领袖分裂。
除了分裂以外，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还给社会主义埋下了另一个根深蒂固的难题。作为一个代表工人阶级的运动，它需要工人阶级的支持，只有取得实际的结果，才能获得支持。然而，每一个实际的结果都会减慢或阻止贫困化的进程。年轻时是忠诚的社会主义者的约翰内斯·米盖尔（Johannes Miquel）有一次和朋友散步，阻止了准备把零钱给乞丐的朋友，他说：“不要耽误革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逻辑走到极端的表现。任何改革都假定争论的双方有共同点，而革命则否认共同点存在。如果没有共同点，革命以外的任何做法又有什么用呢？正统社会主义者主张，为了加强工人在最后抗争时期的力量，应该想方设法从有产阶级的手中挤出改革的成果，以此来回避这个纲领中的惊人漏洞。几大国家性社会党总是同时具备在现有系统中实现改革的最低纲领和摧毁资本主义、在阶级斗争中大获全胜的最高纲领。温和派——反对他们的人称之为“机会主义者”——日益关注于最低纲领，以及获取使其成功的必要的政治权力；正统派则拒绝退让，不向任何妨碍贫困化真理的阶段性成功低头。
在革命的最后必要性的问题上，社会主义的政党纲领并不明确。他们掩盖这一点，一是为了吸引选民，二是因为这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坚硬得像宝石一样的理论，不容许任何更改，相反，根据时间、国家、情况和派别的不同，各有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是否相信革命，很大程度上要由个人的性格决定。有人是“彻底的革命”派，有人则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的太平盛世是作数的，至于如何实现是另一回事。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崩溃不可避免，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可以修改的系统，而是一个需要摧毁的敌人，是一个活着的暴君，配备着他所在阶层的武器：法庭、军队、法官、立法机构、警察、禁令、封锁。
财产已经存在了太长时间，令世界充满邪恶，让人们互相争斗。推翻的时刻已到了。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弊病——贫困、无知、种族偏见和战争（后者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将被彻底消除，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的和谐。从虚伪的爱国主义中解脱出来的劳动人民，被他们潜在的手足情谊联合起来，不会再互相攻击了。从资本主义强加给他们的贪婪和挫败中解脱之后，每个人都能“不受干扰地”追求“符合其个性的发展”，因为集体主义保证他们有足够的财力和自由实现这个目标。
社会主义象征着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生活，其支持者认为自身承担着神圣的职责，为了与理想目标相称，必须履行道德义务。维克多·阿德勒认为饮酒伤风败俗，是摧毁工人阶级的东西，所以他自己彻底戒酒，以身作则。社会主义是大话的仓库。年轻的俄国革命者安格里卡·巴拉巴诺夫（Angelica Balabanov）还在布鲁塞尔上学的时候，在比利时议会听了一位社会主义演说者的讲话，他感到：“议会在当时的我看来是个神圣的地方，科学、真理和正义……将在这里为工人阶级战胜暴政和压迫。”
这个目标给社会主义者的生活带来了兴奋、意义和热情，许多人把这些当作他们追求个人抱负和利益的动力。早期的党内激进分子和组织者完全是无薪工作。既然运动里没有金钱，腐败也就不存在。既然不能从中获得生计和利益，其领袖也大多是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是一项事业，而不是职业。它给了它的信徒奋斗的目标，给他们注入了超越语言界限的激情。在一次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西班牙领袖巴勃罗·伊格雷西雅斯（Pablo Iglesias）用他的母语滔滔不绝地演说，在场的观众虽然一个字都听不懂，仍然频繁地鼓掌。越来越多的工人投社会党的票，世纪之交时已达数百万人，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赋予了他们自尊和一种身份。工人不再觉得自己是一群人中被忽视的、没有名字的个体，而是有社会地位的公民，拥有自己的政治派系。与无政府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给了工人一个可以从属的政党，不一定非得迎着困难搞革命，它提供了一种可接受的方式来实现目标，而不一定要去胡作非为。
这一事业吸引了意大利人阿米卡雷·奇普里亚尼（Amilcare Cipriani）这一类人，1889年代表大会的创立者之一。他是个永恒的反叛者，曾和加里波第[4]的红衫军一同奋战，作为志愿者加入反抗土耳其的克里特起义；1893年又出现在布鲁塞尔，和同志们一起参与大罢工。“他身穿披肩，头戴软毡帽的样子很帅气，黑胡子有些发灰，眼光如烈焰”，他的手提包里“毫无疑问炸药要比洗漱用品多……随时做好准备，去世界的某个角落为革命事业奋斗”。
这一事业也吸引了良心不安的上流社会人士，比如美国人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其妻子乃银行家、慈善家安森·费尔普斯·斯托克斯（Anson Phelps Stokes）的女儿。亨特和别的上流人士一样，被揭露黑幕的公民记者的报道震惊，开始寻找补救社会不公的办法。他在特困户居住的地方第一次看到了贫困的景象，发现了社会主义，并在1904年，28岁的时候写了一本名为“贫困”的小书，成为经典。他以那个时代旺盛的情感描述了意大利的一个山谷“如此欢快，如此和平，精美的滑坡上遍布一千个梯台式花园，广阔的天空使灵魂着迷；男女老幼，他们大大的眼睛，凹陷的脸颊令人心痛……伟大的上帝啊，提拉诺（Tirano）山谷还不能说服意大利拥抱社会主义吗？……你们吃饭时，他们的脸挥之不去，令你们难以下咽……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会在意大利成为社会主义者”。
每个国家的提拉诺山谷都造就了社会主义者，有的是看见他们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在此出生的工人。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一种信念，相信人们有力量改善状况。他们面对的是巨大的障碍：有产阶级资格老，实力强，根深蒂固。但工人阶级的不满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关心单纯的需求，也在意社会的不平等。工人们怨恨由财产资格差别对待的选举权；怨恨不平等的义务兵役制，因为享有特权的人可被赦免；怨恨法律的偏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还怨恨各种各样的世袭特权，这些在统治阶层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社会主义让工人们意识到了自身的需求，并说出了口。巴枯宁对群众的冷漠已不抱幻想，拉萨尔（Lassalle）曾痛骂“穷人什么都不要，真可恶”，这些已经成为过去。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需要什么，虽然总的来说并不是革命。社会主义之所以囊括那个目标，是因为它给运动注入热情和动力，比如14岁时加入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的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Julius Braunthal），就是“为了革命”而来的。但是对革命更感兴趣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确信自己有管理社会的能力。
就像厚木板上难以弥合的裂痕，社会主义运动中工人和知识分子间的差别也是无法根除的。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被称为工人协会（Workingmen’s Association），但事实上从来没有这回事。这一运动虽然代表工人阶级，却并不属于他们，这一直是个根本性的差别。虽然它为工人说话，将工人的需求表达出来，它的目标、信条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制定的，思想、活力和领导层也主要由他们提供。工人阶级不仅是其服务的对象，最终也是其大规模实力的来源，是推翻资本主义必备的工具。工人阶级因此成为英雄，也成了感伤的对象。在一本庆祝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的英文小册子上，工人被描绘成了肌肉强健的英俊形象，好像是伯恩-琼斯[5]画里的人物穿上了工作服，陪伴他们的是不屈不挠的女性，四肢修长，一头卷发。这和左拉笔下脏兮兮的工人不是一类，完全没有粗陋、饥饿、受痨病折磨、借酒消愁的影子。现实的情况既不是这两个形象的综合，也不是两者之一，既不是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也不是胡子卷曲、紧握拳头的革命者。工人阶级并不比其他阶级更具有同质性。然而，社会主义的信条要求它成为有工人阶级思想、工人阶级意志、工人阶级目标的实体。实际上，这些是很难确定的。社会主义者把他们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结果是过高的估计。
内部的争斗导致1889年成立的代表大会没能制定出一系列与会政党都必须遵循的信条。他们只达成了四项决议，确定了四个社会主义适当的目标，与最高纲领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即8小时工作制，普遍、平等的男性选举权，以民兵取代常备军，庆祝五一劳动节，展现工人阶级的力量。
第一条是其客户的基本诉求，第二条才是整个社会主义目标和纲领的基础。要把群众的数量优势转化为权力，只能依靠选举；这也是他们将资本的权力平均化的唯一武器。出于同样的原因，统治阶级抵制这个做法。当时只有法国和美国有平等的男性选举权，德国在地方政府选举时采用，但不适用于全国大选。在大多数国家，没有财产就没有选举的机会，或者，纳税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一家之长拥有多张选票。社会主义者则坚持一人一张选票的原则。
五一劳动节是四项决议中的最后一个。同意这个举措，是为了响应美国劳工联合会计划在1890年5月1日开展的8小时工作制运动。一位法国工团主义者提出了这一建议，但是结果存在分歧，因为德国人不愿做一个可能触怒官僚、引发报复的举动。
尽管如此，德国人却是第二国际中口气最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最长，规模最大，信誉最高，更何况马克思也是德国人，它当然自视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据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社会主义版本的梵蒂冈。1890年，它从社会党人法[6]中解放出来，在议会选举中获得140万张选票，几乎占了总数的20%，获得了35个议会席位，这一成果令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目眩。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和选民及工会走得很近，在实际操作上属于“可能派”。不过，在理论上，它坚决贯彻马克思主义，并在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重申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爱尔福特纲领再次确认，中产阶级、小生意人和农民受到压榨，和无产阶级一起陷入越来严重的困境，而且群众的数量越多，劳动力资源越多，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分化就越明显。既然只能通过夺取政治权力来实现公有制这个终极方案，政党的纲领就必须事关夺权，同时利用工会获得投票，但坚持党内政策的方向。
爱尔福特纲领对政治行动的命令在第二国际的大会上留下了印迹，但无政府主义者及支持他们的人对此表示激烈反对，他们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曾导致第一国际的解散。尽管没有受到邀请，无政府主义者还是来到1893年苏黎世代表大会，结果他们遭到了德国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的怒斥。这位马克思主义式辱骂的行家称无政府主义者“既无纲领也无原则”。在苏黎世，他“习惯了德国方式”，毫不费力，就将无政府主义者强制驱逐出大会。阿米卡雷·奇普里亚尼对这种做法表示抗议，辞去了代表职务。退下阵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一家咖啡馆里举办了小型的反大会组织，与此同时，多数派全票通过一项决议，承认“组织工人进行政治行动的必要性”。从此以后，只有接受这个原则的政党和团体才能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并参加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但他们不愿脱离基础，故而为工会破例，工会组织不必认同这条政治原则，也可在今后参加大会。根据比利时代表埃米尔·王德威尔得（Emile Vandervelde）的记载，这些难题是在“深刻而平静”的气氛中解决的。但是，在年轻的英国工会代表J·R·克莱恩斯（J.R.Clynes）眼中，却一点儿都不平静。他被拉丁和斯拉夫国家代表“放荡的语言”和暴力所震惊，狂暴的行为突然加剧，一位代表甚至亮出刀子，“所有人都在尖叫、挣扎”。人类的好斗在社会主义者的派系斗争中纵情宣泄，克莱恩斯不太得体地将它的激烈程度归咎于“过去的战争所引发的、国家间的对抗和仇恨”。
克莱恩斯在苏黎世湖游泳时看到“水上一丛红胡子，静静地向我漂来”，结果证明胡子的主人是代表费边社出席大会的萧伯纳。已然贬损过马克思和革命的萧伯纳，也没给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留面子，在写给大会的报告中指责他用“路障式的修辞”欺骗他的追随者。从那以后，萧伯纳便认定德国的领袖落后世界40年。在1875年建党的李卜克内西此时已67岁，是元老级人物。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族谱里有数位大学教授，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他曾因为参与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而被捕，接着流亡英国13年，追随马克思。他在1900年去世，据统计有几十万人为他送葬，他们在街头站成一排，目送出殡的队伍4小时。
除了萧伯纳以外，大家都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社会主义的希望——举着火炬，在那个马克思期待爆发革命的国家。它的规模，它的力量，它的完善组织，它的28个部长和组织者，它针对党员工人的培训计划，它不断增加的党员人数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93年的选举，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多达175万张，接近总数的25%，比其他任何党派都要多。但是和资本主义政党联合违背了原则，所以人数众多的社会民主党在国民议会中仍然是个相对无力的集团，而国民议会其实也是个无力的组织。然而，它的存在本身已经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得政府更为公道，肯做出让步。德皇是在撤掉俾斯麦后一时高兴得过了头，解除了1890年的社会党人法，后来很快醒悟过来。他在1895年就认定社会民主党是“一帮叛徒”，“不配做德国人”；到了1897年，又认为这个“不停攻击最高统治者”的政党“必须连根拔起，不留后患”。李卜克内西1895年就因为冒犯君主而被捕，起因是他的一次演讲，用萧伯纳的话说，“阿瑟·贝尔福先生也能对樱草会[7]”做出类似的讲话，并“在英国大受欢迎”。但李卜克内西被捕并不标志着特别的镇压，因为这样的事可能发生在任何德国人身上。
和阶级属性相比，国民的属性在德国社会主义者身上更为明显：他们不太勇敢，较为顺从。虽然规模如此之大，但直到1907年，该政党才敢做东，在德国举办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它的领袖虽然言辞激烈，在行动上却十分谨慎；他们将五一游行限制在晚上，以免耽误白天的工作。李卜克内西说，停止工作就是大罢工，而“大罢工乃一派胡言”。在慕尼黑，五一游行直到1901年才被批准，且前提是在城外进行，前往的路上不能成群结队。于是，一列列社会主义者“包里装满萝卜”，在妻子和孩子的陪同下，精神饱满地穿越城市，他们静默无声，抵达市郊的啤酒花园，然后在那里大喝啤酒，大嚼萝卜，在一位俄国流亡者看来“完全不像是庆祝工人阶级胜利的五一游行”。
不过，他们生活得要比任何俄国工人都好得多。德国的工业扩张如火如荼，就业机会的增加比人口增加更快。在这种情况下，工会成功地提高了工资。社会立法也是众多国家中最先进的，俾斯麦在位时就已推广福利，以此团结工人和国家。到1903年为止，1800万德国工人有工伤保险，1300万工人有养老保险，1100万工人有疾病保险，德国每年花费在社会福利上的开支高达1亿美元。法律规定了工资、工时、休假、申诉程序、安全措施，甚至是工厂窗户和厕所的数量。德国的统治者以特有的认真态度彻底确保物资效率，有序管理一切事务，将偶然性降至最低。德尔布吕克（Delbrück）教授在1897年公开支持劳资谈判的权利，因为劳工的和平对于国家的统一和防卫是必不可少的。有产阶级越来越仇视、惧怕社会民主党，而采用明智的让步换取工人的沉默是压制它的最好办法。
该党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是资产阶级眼中的某种“影子皇帝”。这个骨架小、身形瘦的男人有一头白发，留着山羊胡子，于1840年出生在营房，和“里德沙皇”[8]同龄。他的父亲是军队下士，母亲是家庭女佣。少年时学习木工，在拉萨尔时代就参加了工人运动，并以煽动叛乱罪关进监狱4年，这种处罚对于启蒙社会主义者是很有益的。倍倍尔在狱中读了不少书，接受了李卜克内西的访问，还写下了权威的史书《女性与社会主义》。据蒙森（Mommsen）说，要是把倍倍尔的脑子分成十几份，给易北河东部的容克贵族们，准能让这些人在他们的同类中出类拔萃。国民议会上，以“野蛮的口音”和俾斯麦辩论的倍倍尔是贫困和悲惨境遇的代言人，受到工人们的爱戴和推崇，认为他是自己人。直到它被摧毁的那一天，他永远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这一政治秩序的死敌”，倍倍尔在1903年的政党代表大会上宣称。这是传统的措辞。事实上，倍倍尔对群众和他的追随者并没有什么幻想。“看看这些人吧，”他在1892年对一位《泰晤士报》通讯员说，当时他们正一同观看普鲁士警卫营的游行，“他们中有80%是柏林人，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但要是出了什么事，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能把我击毙。”
在第二国际的杰出人物中，只有他和基尔·哈迪是工人阶级出身。政党的思想家和作者，制定爱尔福特纲领的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比倍倍尔小14岁，他为党的教义撰写的评注为永无止境的讨论提供了文本。考茨基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是画家和小说家。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是一位医生，埃米尔·王德威尔得的父母很有钱，被他描述成“资产阶级美德的范本”，而法国的饶勒斯出身小资产阶级。
作为医生，阿德勒清楚营养不良、过度劳累和肮脏的环境对人体的危害。他希望把工人带进有“健康、文化、自由和尊严”的新的生存环境。他出生在布拉格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学医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穷人看病。他像砖瓦匠一样穿得破破烂烂，在维也纳的砖厂调查工人的生存条件。这些工人住在有卫兵看守的工业园区，如监狱一般，五六个家庭同住一间宿舍，工钱是只能在公司经营的商店里购买东西的单据。1889年在奥地利建党之前，阿德勒去德国、英国和瑞典旅行，研究工人的生活和社会福利法，希望能把它们引入到奥地利来。他身材瘦小，看起来有点儿虚弱，有着浓密的头发和胡子，戴着金边眼镜，面色苍白，一边的肩膀还有些前倾。他是个乐迷，也喜爱易卜生和雪莱。他接受革命是最终目标，但也认为过渡阶段的改革必不可少，只有这样工人才能做好身心准备，迎接他们的命运。为了推行这些改革，与“因为懒散而缓和下来的专制独裁”——这是他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描述——做斗争常常是令人沮丧的，阿德勒的信念也慢慢被拖垮。20世纪初开始和他结识的托洛茨基（Trotsky）发觉阿德勒是个怀疑论者，容忍一切，适应一切。
在比利时，这个欧洲人口最为密集的国家，工业革命的进程如火如荼，而工人阶级的生存环境用一位观察者的话说，却如“地狱”一般。纺织厂、炼钢厂、矿厂、采石场和码头榨干了工人的每一滴血汗。25%的工人每天的工钱少于40美分，还有25%的工人在40—60美分之间。一份在布鲁塞尔的调查表明，34%的工人阶级家庭住在单人间里。比利时的文盲率是欧洲北部最高的，因为使用童工的现象十分普遍，有机会上学的孩子很少。这里的工人运动关心“比教条更为深刻的东西”，1885年成立的比利时工人党没有常见的派系斗争，因为他们负担不起。这是欧洲社会党中最团结、最有纪律、最严肃、最有无产阶级特征的队伍，它的领袖是热诚的王德威尔得。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职业律师，雄辩的演说家，很受人尊敬，就劳工问题写过不少文章，令女性社会主义者“赞叹”不已，说他“外表迷人，很有吸引力”。党和工会一起，组织了合作社体系，工人们可以买社会主义的面包，社会主义的鞋，喝社会主义的啤酒，休社会主义的假，还能在布鲁塞尔新大学获得社会主义的教育。这所学校是王德威尔得等人于1894年创立的（这一年，费边社也创立了伦敦经济学院），无政府主义的地理学家爱理塞·邵可侣也在该校执教。于是，比利时学派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造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
工人的生命换来了扩大选举权，正因为如此，比利时工人党才得以在1894年以28个席位跻身全欧洲最资产阶级的议会。这个团结一致的集体“立场坚定、不顾一切，准备拿起武器和现存的所有体制战斗”，它的登场令统治阶级一阵惊惧，而忠实的信徒突然意识到社会主义可能会在比利时这片土地上首次实现。1902年，他们第二次号召通过大罢工赢得一人一票选举，不少参加运动的人不情愿拿已经得到的东西冒险，但好斗者更占优势。统治阶级仍然咄咄逼人，实力雄厚，在鲁汶街头“杀气腾腾地用排炮齐射”镇压，8名罢工者被杀。经过许多年，比利时工人党才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
如果说德国有马克思，法国则有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法国的社会主义更有生气，但由于极端的派系划分，不是很团结，因此也没有德国那么权威。马克思主义的母体法国工人党，是儒尔·盖德（Jules Guesde）在征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后于1879年创立的。两年之后，保罗·布鲁斯（Paul Brousse）相信可以在不革命的情况下实现工人的解放，因而从中脱离，成立“可能派”。巴黎公社的拥护者老布朗基（Blanqui）的继承人爱德华·瓦扬另外组建了社会主义革命党，其中又有极端派分裂出来，被称作阿拉曼派，因为他们的领袖是让·阿拉曼（Jean Allemane）。盖德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良心的守护者，不知疲倦地攻击背道者和虚假的偶像。一头稀疏的黑发几乎垂到肩膀，盖德的脸长得像憔悴的耶稣，很有道德说教味道的长鼻子上架着夹鼻眼镜；他是个狂热分子，在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全面战斗中从未停歇过哪怕一秒钟。“戴眼镜的托尔克马达”是同辈人给他的诨名，在左拉笔下，他说话时“有一整套激情的手势，总是在咳嗽”。在盖德看来，革命以外的一切都没有价值；与敌对阶级的一点儿合作都不允许。他是个“不可能派”，属于马克思主义者中，受自己的灾难性预言影响，变得阴暗沮丧的一类人。专注于物质财富的人类正在堕落。要是再拖延下去，社会主义就来不及拯救他们了。“人类如此堕落，我们社会主义者还能做什么呢？”他在德雷福斯事件时质问，“我们来得太迟了；等到我们造房子的时候，人类已经腐朽。”
1893年，社会主义者在法国也和比利时一样，获得了令人瞩目的选举胜利：超过50万张选票将37位代表送进议会。其中就有刚刚出名的让·饶勒斯，当年34岁，他在家乡选区塔恩捍卫卡莫罢工的举动唤起了全法国的同情。卡莫矿区是个劳动纠纷积怨很深的地方，那里的矿工在1892年成功地将他们的工会书记——一位社会主义者——选为了市长，但是当此人需要请假履行政治任务时，没有被雇主批准，他还是没来上班，于是公司借此把他辞退。这一举动是对选举意图的当头棒喝，是对大革命的后代所理解的参政权的侮辱。当矿工们罢工抗议时，曾是哲学教授的饶勒斯主动站出来，担任他们的顾问、领袖、发言人。他的对手，索拉热侯爵（Marquis de Solages），卡莫的主人，铁矿、玻璃厂和林场的所有者，拥有贵族头衔和议会席位，是资本主义的象征。饶勒斯通过罢工和选举，和这个人不断斗争下去，花去他大半生的时间。作为法国工人党的候选人，饶勒斯从卡莫脱颖而出，进入议会。
饶勒斯个子不高，但体格魁梧，像一根“坚固的柱子”，一张脸“兴高采烈，很有幽默感”，散发着南方人的温暖和活力。“他对什么都感兴趣，对什么都好奇”，王德威尔得说。他的嗓音有管风琴的力度和音域，他对演讲的驾驭，他强大的思维能力，用之不竭的旺盛精力和不可遏制的激情，使他自然地成为领导人物。他说话的时候一直处于不断的运动当中，不是留着胡须的头向后仰，就是整个身子向前冲，甩动着短小的手臂。“思想的负担令他的肩膀颤抖，膝盖战栗。无限的修养和信念的所有力量都注入他的词语中，带领着众多信赖他的人走向更好的未来。”他似乎将土的坚定和火的流动合二为一。他的遣词造句很受人推崇，甚至连政敌也前来听他演讲，就像看穆内-絮利[9]表演拉辛的戏剧一般。一位曾在餐桌上听饶勒斯谈论天文学的客人写道：“房间的墙似乎已溶化消失：我们在苍穹中游泳。女人忘了补妆，男人忘了抽烟，仆人走开，找寻他们的晚餐。”雷米·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说，“饶勒斯是用胡子思考的”，但是这位《证据》的作者，年轻时享有高等师范大学的光环，比大多数人思路更清晰。尽管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没有正式的领导，而且总在不断分裂、重组、再分裂，饶勒斯还是逐渐取代盖德，成为公认的领袖。
他是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说他的观念正统，而是说他信奉理念和事业的本质。他相信人性是美好的，社会也能变得美好，人们应当用现实条件下一切可能的办法，每一天都向着这个目标努力。他自己一有机会便为此而斗争：富尔米攻击、恶棍法令、收入税法案、德雷福斯事件，到处都有他奋斗的身影。他的社会主义并非起源于马克思，而是“历史的产物，无休无止的苦难的产物”，他坦诚地宣布。他从路德开始追溯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并以此为题用拉丁文撰写了博士论文《德国社会主义的根源：从路德、康德、费希特到黑格尔》（De primis socialismi germanici lineamentis apud Lutherum，Kant，Fichte et Hegel）。他在1885年以共和党身份当选议员，时年26岁，是下议院里最年轻的，但他对政治失去了信心，转而回归学术生活，在图卢兹大学任教。除了学生和教职员工以外，工人和资产阶级市民也很快涌入他的课堂。图卢兹的劳工斗争和塔恩罢工事件又使他回到了公共生活中，并在1890年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爱德华·瓦扬曾说，他认为没什么革命是饶勒斯不支持的，但是饶勒斯对革命的理解更接近于占领国家，而不是推翻国家。他的马克思主义是灵活的：他既是爱国者，也是世界主义者；既相信个人自由，也支持集体主义。“我们社会主义者也有自由的精神，外部的制约也让我们不安。”他说。如果未来的社会主义不允许人们随时随地“在蓝天下散步、歌唱、冥想”，那它就是不可取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工人阶级是无权参与到资产阶级国家当中的，但饶勒斯否认这一点。他并不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门外等着接管政权；他把他们看作是国家的一部分，需要让别人意识到他们的存在，需要联合中产阶级，一起努力改造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他的信念像发动机一般有力。“知道怎么认出哪篇文章是饶勒斯写的吗？”克列孟梭问道，“很简单：他的所有动词都是将来时。”尽管如此，在社会主义者当中，饶勒斯是最注重实效的，从来不教条，一直是个实干家。他靠行动而生，行动意味着前进、撤退、适应、给予和取得。他不会因为某个刻板的教条而停止行动，关闭可能性。他永远是一座桥梁，连接人和理念。他是个实践中的理想家。
和他一同在1893年当选社会主义议员的还有脚踏实地的律师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以动人的演讲技能（而非实质内容）出名的雷纳·维维阿尼（René Viviani）；以及另一位律师，也是这群人中最年轻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称得上是社会主义者中的F·E·史密斯；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人的头脑、能力和野心要比他的信念更强大。白里安“什么都不知道，但什么都能理解”，这是克列孟梭对他的评价，并且补充道，如果有一天他被指控偷走了巴黎圣母院的塔楼，他会聘请白里安为自己辩护。1893—1898年入驻议会的社会党议员立即将他们的想法和目标公之于众。他们彼此之间在1896年达成协议，制定了名为圣芒代（St-Mandé）纲领的最低限度定义，即“社会主义者是信奉财产集体所有制的人”。该纲领也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即生产资料和交易手段的国有化，待到时机成熟时一个接一个实现；通过普选权控制政治；加强工人阶级在国际上的凝聚力。他们在议会要求过渡性改革，推行8小时工作日，收入税和遗产税，养老金，市政改革，对工厂、煤矿和铁路的健康安全管理。饶勒斯打头阵，盖德用刺耳的声音呐喊，逐条陈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崩溃，资产阶级为之颤抖；保守派又在德·芒的带领下防守，报刊上充斥着演讲词，辩论演变成思想的竞赛，使得社会主义就此成为法国人谈论的主流话题。
法国的工会组织受工团主义者强烈反对政治行动的影响，在1895年成立了法国总工会（CGT），并和社会主义保持距离。两者间的敌对在1896年第二国际的伦敦代表大会上达到顶点，那是最“喧闹混乱”的场面，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国工会的授权下（其中包括了代表亚眠钢铁工人的让·格雷夫）最后一次试图进入社会主义大家庭。就此问题引发的内讧极为严重，全体大会开始前“野蛮的喧嚣”隔着门都能听得见。冲突持续了6天，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旧账又被重提，大会的结果是将无政府主义者永远排除出去。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画上了句号。大多数人都怀疑划分社会主义左右翼的新问题还会出现，“绝对派”和“可能派”的斗争仍将持续。
在满足这个期望之前，美国的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普尔曼罢工的禁令成功地造就了一位名叫尤金·维克多·德布斯（Eugene Victor Debs）的社会主义者。他从阿尔萨斯移民到美国的父亲以欧仁·苏[10]和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为他命名，《悲惨世界》是父子俩的“圣经”，德布斯从小便受这本书的教育。他从14岁起开始当铁路消防员，成立了火车消防员协会，1892年，37岁时从协会辞职，转而组织联合所有铁路员工的行业工会——美国铁路工会。1893年至1894年，普尔曼公司在没有降低员工宿舍租金的情况下，裁减了25%—33.3%的薪水，与此同时仍然给投资者利润分红；德布斯于是号召所有使用普尔曼车厢的铁路工人罢工，以示声援。几十万人站了出来，情况演变为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行动。企业主出动了所有资金力量，拿出了24条铁路加上8.18亿美金，找来法庭和联邦政府武装力量做后盾进行反扑。芝加哥地区出动了3000警员对抗罢工者，500名职业罢工破坏者宣誓就任联邦执法官，并配给火器；最终召来6000名联邦和州国民警卫队的军人，与其说是保护财产和公众，不如说是破坏罢工，镇压工会。一位正规军的上校在某个芝加哥的俱乐部喝醉了酒，说他想对他的团里所有士兵下令，瞄准每个“肮脏的白布条”射击。白丝带是罢工者的标志。
工会虽然已同意提供足够人手保持邮政车厢的运营，但是递送邮件却成了授予禁令的借口，而且还是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在国家维护财产的装备当中，禁令是资本主义最强大的武器，也是最遭人嫉恨的。说服克利夫兰总统禁令之必要的乃司法部长奥尼（Olney），此人在入主内阁前曾担任铁路律师，当时仍负责掌管几条涉及罢工的铁路线。在芝加哥的美国联邦地方检察官获得联邦巡回法院法官格罗斯库珀（Grosscup）和威廉·伍德（William Wood）的授意，草拟了禁令，再交由这两人确认。奥尔特盖尔德州长拒绝请求联邦军队的协助，两位法官却批准军队出动，说军队为禁令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是“生产的阶级和国家金钱的权力”之间的战争，德布斯宣布。他和几位同事因为拒不服从禁令被逮捕，不予保释，在1895年被判服刑6个月。
他被逮捕之后，差不多断粮的罢工者放弃了。30人被杀，60人受伤，超过700人被捕。普尔曼在重新招聘时强制签订“黄犬契约”，要求所有工人放弃加入工会的权利。这次罢工摧毁了美国铁路工会，但德布斯因此成了英雄，禁令则成了恶棍。这个事件也表明，当政府和资本联合时，罢工是不会胜利的；因此，工人必须获得政治权力。
德布斯在狱中思考经验教训。他读了《进步与贫困》，贝拉米的《回顾》，《费边社论文》，布拉奇福德（Blatchford）的《可爱的英格兰》，考茨基对爱尔福特纲领的评论。基尔·哈迪也来监狱看望他。他确信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框架里的奋斗是没有指望的，而1896的选举结果——马克·汉纳（Mark Hanna）和麦金莱联合，打败了布赖恩（Bryan）和民粹主义者——也证实了他的观点。资本主义太强大了，改革不了，必须摧毁它。反过来，统治阶级对“革命者德布斯”也很有意见。西奥多·罗斯福为麦金莱助选时曾在私下的谈话里说过：“现在鼓舞一大部分民众的情绪必须镇压掉，就像镇压巴黎公社一样，从那帮人的领导中选出十来个，让他们靠墙站着，把他们击毙。我相信事情会到这个地步的。这些领导在策划社会革命，要颠覆美利坚合众国。”
德布斯在1897年1月1日的《铁路时报》上发表宣言，称自己已皈依社会主义，“革新社会的时候到了——我们正在全面转变的前夕”。他和其他的工人领袖合作，借鉴了德国的名称，成立了美国社会民主党，这个政党即是美国本土社会主义的代表。建党之初，党员人数不足4000，全靠周期性地典当德布斯的兄弟西奥多的一枚金表，才维持党报的运转。只要西奥多·德布斯出现在卢普区一家当铺的门口，那里的德国店主就会把他叫过来，告诉出纳员：“给这位先生40美元”。此时，美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时期尚未到来，新世纪的前12年，条件有所改变，德布斯后来四次代表他的政党竞选总统，并乘坐铁路工人的红色专列到全国各地拉票。
他此时的竞争对手是社会劳工党，其党员主要是出生在国外的人，很大程度上只在报纸上有影响，能让人记住的是其狂热的独裁者——丹尼尔·德·里昂（Daniel De Leon）。德·里昂出生于库拉索岛一个荷兰籍犹太家庭，在德国接受教育，深信只有自己才有资格领导阶级斗争。他在22岁时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法律学位，然后留校任教，讲授拉丁美洲历史，因此被他的对手嘲笑为“教授”。德·里昂在《人民》周报上不停宣传社会主义理念的同时，还参选了纽约州议会，在1891年参选众议员，但都没有取得可观的成果。为了吸引工会工人参与政治行动，他创建了社会主义贸易劳工联盟，主要是想以此刺激行业工会领导人塞缪尔·龚帕斯。在龚帕斯眼里，政治行为无异于魔鬼的干草叉，而德·里昂则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最为邪恶的力量”。1901年，社会劳工党的一大派别在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和维克多·伯格（Victor Berger）的带领下，脱离了德·里昂的“独裁统治”，加入到德布斯的队伍，后者此时已更名为美利坚社会党。
龚帕斯是社会主义根深蒂固的对手，他也是常规的工团主义的原型，与之相对的是革命性的工团主义。他出色地解释了工人的斗争必须在资本主义系统内部进行，而不是反对这个系统。龚帕斯像侏儒一般矮小结实，外表“简直滑稽可笑”，头很大，线条粗糙；虽然长得丑，他的性格却引人注目，在任何会议上，他都处于主导地位。有一回，他又在劳工联合会发表攻击社会主义的长篇演说，遇到了一位他在印刷工人工会里的老对手，此人很喜欢冲他起哄，“给他们好看，萨姆[11]；给他们好看”。龚帕斯从不偷懒。抛弃旧世界之后，他虽然扎根社会主义传统，却对它极不信任。他年轻时曾在雪茄制造业工作，任务按件分配，但是允许一位工人大声读书，其他人帮忙完成此人的配额。龚帕斯那会儿把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著作读给他在工厂的同事们听。“向社会主义学习”，但“不要加入进去”，他的导师——一位瑞典马克思主义者说过。“好好学学怎么用工会这张牌，萨姆，”他说，“如果理念与它冲突，那就是错的。”
龚帕斯对美国这个新社会是有信心的，他拒绝承认马克思式的悲观假设。他坚信工人不应参与政治，这一点不可动摇，而应该运用实力，直接和雇主交涉，达成协议。在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上的规定应该通过工会活动实现，而不是通过立法。他在1881年成立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当时他31岁，联合会的办公室是一间80平方英尺的小屋，以餐桌充当办公桌，板条箱当凳子，和善的杂货店老板给了他一些装番茄的箱子放文件。到了1897年，联合会已经有了26.5万名会员；1900年，会员数达到50万；1904年达到150万。布赖恩在1896年为了谋取工会投票，许诺说如果他当选，就让龚帕斯进入内阁，结果龚帕斯坚持宣称“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担任政治职务。他还禁止联合会中的美国劳工出来支持布赖恩和民粹主义者，因为，正如他所说，“这些中产阶级的事务”会转移工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代表工人利益的只有工会，没有其他。
当他的权力越来越大时，他剃掉了海象式的胡须，戴起夹鼻眼镜和大礼帽，穿上了阿尔伯特王子式的外套，和约翰·伯恩斯[12]一样，与社会名流交往甚密，和马克·汉纳或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协商事宜。然而，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谋取金钱，一直到死都是个穷人。他在批判阶级斗争时也保持着深刻的阶级意识。“我是个工人。我的每根神经、每根纤维、每个愿望都和工人们在一起，为了我们这些工人能获益更多而奋斗。”工会成员的任务是“更普遍地组织起来，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团结我们的力量，做好教育工作，准备捍卫我们的利益，这样我们才能作为自由的美国人走向投票箱，团结一致，将这个国家从它当前的政治和工业的混乱状态中解救出来，从财阀和破坏者的手中夺过来，交到普通人民的手中”。这个说法其实已经是社会主义了。15年之后，他在欧洲访问，看到游客们因为阿姆斯特丹贫民窟生活条件的展览而震惊，他对此事的反应再次证明了他的社会主义倾向。他记录下了游客震惊的原因，人类竟能忍受对文明如此“莫大的侮辱”：“为什么不能以某种方式反抗呢？”社会主义本质上正是那些觉得有责任“以某种方式反抗”的人的运动，正如莫里斯·希尔奎特曾说过的那样，龚帕斯是个社会主义者，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899年，欧洲发生了一件事，在社会主义的队伍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瓦尔德克·鲁索为了争取在“清算”德雷福斯事件上得到更广泛的政府支持，向米勒兰提供了一个内阁职位，米勒兰接受了。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跨过无形的障碍，加入资本主义的阵营，与他们进行任何合作。虽说在饶勒斯的带领、推动和说服下，社会主义者，或者说其中的一个派别已经加入到支持德雷福斯的资产阶级团体，为了挽救共和国而战斗，但是加入到资产阶级的政府是另一回事。米勒兰事件提出了合作这个根本问题，从此，这个问题将越发紧迫，因为社会主义者在国民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主义者不得不面对这个困境：究竟是甘愿守着正统不放（就算毫无结果），等着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呢，还是和资产阶级左翼政党合作，支持他们抵抗反动势力，并刺激他们进行改革。这一问题也进一步意味着：从长远来看，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有没有可能通过改革实现？
正当米勒兰事件（le cas Millerand）使法国社会主义者陷入混乱之际，同样的问题也在德国出现，不过并不是真枪实弹，而是停留在理论上，符合德国人的习惯。问题起源自最无可挑剔的地方，散播它的是一位核心圈子的成员，此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门生，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考茨基的朋友和同事，还参加过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的代表大会。这个被认为将改写马克思的理论的人名为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他的新理论被直接称为“修正”，可能是他不太敢给它命名吧。伯恩施坦年轻时就在银行做办事员，19岁流亡瑞士，当时是1878年，正是俾斯麦实施社会党人法的时候。他在瑞士编辑了党报《社会民主党人报》（Sozialdemokrat），很有成效，受到了马克思的认可，恩格斯的嘉奖，后者称其为“党拥有的最好的东西”。1888年德国政府也给出表扬——对瑞士施加压力，要求驱逐该报社成员。伯恩施坦搬到了伦敦，和他的老师一样，在大英博物馆埋头读书，1890年社会党人法撤销之后他也不曾试图返回德国。虽然仍受到煽动暴乱罪的指控，他却没有提出申诉，而是忙着写一本用马克思历史观阐述英国革命的书，而且他与伦敦的氛围意气相投。这正是麻烦的征兆。这些年，他担任新的党报《前进报》（Vorwärts）的通讯员，也为考茨基的《新时代》（Neue Zeit）撰写文章。德国社会主义在伦敦的总部是恩格斯在摄政公园的住宅，这些流亡者晚上聚集此处，围坐在桌子旁讨论问题，桌上慷慨地堆满厚厚的三明治和啤酒，到了年末，还有圣诞布丁供应。恩格斯1895年去世时，指定伯恩施坦和倍倍尔做他的遗著保管人。
恩格斯之死似乎解开了约束，伯恩施坦的第一批异端文章就出现在接下来的一年。1896年，他46岁，外表上看来很体面、值得尊敬，戴无框眼镜，头发稀疏，看上去似乎是那种可以做一辈子的银行柜员，最终当上支行经理的人物。他唯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长长的鼻子，鼻孔外张，特立独行。他和费边社成员很熟——实际上格雷厄姆·沃拉斯是他的好友——但是对他们愿意与资产阶级秩序合作怀有长期的偏见。与此同时，英国民主政府的运转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围的证据表明，资本主义不知怎的，并没有走向崩溃的边缘，他无法忽视这一点。虽然财富分配不公，“痛苦越来越多”是马克思所预见到的，但矛盾的是，这个体系确实十分强大，甚至呈一种大肆发展的态势。整个世界似乎很不公平地落入了繁荣发展的旋涡中，渗透下来的结果以就业机会增多的形式抵消了“越来越多的痛苦”。流亡伦敦的伯恩施坦因为可以独立思考而困惑烦扰，越来越怀疑历史的发展不是像马克思所计划的那样。历史违抗了德国人的命令（diktat）。黑格尔制定了它；马克思加强了它；但历史，带着蒙娜丽莎的微笑，走出了自己的路，逃脱了绝对命令。
此时的伯恩施坦就像一个开始怀疑《圣经》创世故事的教徒一样，因为失去信心而备受痛苦折磨。他变得郁郁寡欢，喜怒无常，甚至一度申请去德兰士瓦的银行工作。埃莉诺·马克思（Eleanor Marx）在给考茨基的信中说，伯恩施坦情绪不好，树敌不少。但理智的勇气取得了胜利。1896—1898年之间，他向《新时代》提交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的文章，立刻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和指责。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陷入了论战的狂欢。伯恩施坦又用一篇演说总结他的论点，寄到1898年10月的斯图加特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后来又进一步扩展，结集成书，名为“社会主义的进化”（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于1899年3月发表，使论战升级。
此书摆出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事实：中产阶级并非正在消失；有产者的人数在增多，而非减少。德国的工人阶级并没有陷入越来越严重的贫困，而是在慢慢获得利益。资本并没有集中在人数逐渐缩减的资本家手里，而是通过股票和股份向更广泛的所有权扩散。增加的产品并没有全部被资本家消费，中产阶级，甚至无产阶级（当他们挣得更多的时候）的消费量也在增加。在德国，对糖、肉和啤酒的消费都在上升。货币流通越广泛，一次经济危机导致最终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社会主义者要等那一天的话，他们可能会无限期地等下去，伯恩施坦警告说。简而言之，“贫困化”（Verelendung）和“崩溃”（Zusammenbruch）这对残酷的双胞胎只是幻影而已。
伯恩斯坦取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出了一种能够无限扩张，具有自我调整能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如此就排除了据称必然会发生的崩溃。这样一来，现存的秩序得以保留。如果最终崩溃和革命并非无法逃避，那么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也许就是建立一个符合道德的民主社会，支持所有阶级，而非只有无产阶级。如果放弃了革命的目的，工人阶级就能赢得资产阶级的支持，在现存的秩序下进行改革，伯恩施坦宣称。他显然已被乐观的情绪陶醉。
他的说法和“米勒兰主义”不谋而合。如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终究不是非此即彼的严酷选择，如果一个社会可以同时拥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并继续发展下去，那么社会主义者就没有理由继续自我隔离，拒绝在政府中发挥作用了。
修正主义的实质是放弃阶级斗争。这是一根插进社会主义心脏的木桩。伯恩施坦没有退缩。他厚着脸皮暗示，工人并非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是协调统一的“阶级”，有“无产阶级”意识；这种意识恐怕也培养不出来。工人们被分为乡下人和城里人，有技术的和没技术的，在工厂工作的和在家工作的，各有各的兴趣爱好，各有各的赚钱能力。许多工人对社会主义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反而和资产阶级有一样的道德感和习惯，并不像社会主义者那样蔑视资产阶级。
如果工人并非最忠实于阶级属性，那么他们的利益就和任何公民一样，与他们所在的国家的利益紧密相连。这就是修正的可怕之处。伯恩施坦甚至摒弃了《共产党宣言》的残酷律令——“工人没有祖国”。他说，当所有工人都有选票的时候（正如在德国那样），他们就获得了政治权利和责任，因此必须从国家利益出发思考问题。
修正主义撕裂了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的公开构想令产生怀疑的追随者恢复了元气。政党领袖纷纷攻击异端。他被指控为“英国化”。考茨基在《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纲领》一书中对他的论点逐一反驳，想以此处理掉他，但并没成功。争论扩大开来，蔓延至每场会议、每份报纸、每个政策委员会。人们指控他忽视社会主义最终目标，伯恩施坦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回答：“我公开承认，我对一般所谓‘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的东西无甚兴趣。不管这个目标是什么，对我都毫无意义；运动（为了社会进步的运动）才是我的一切。”他决定回国，在监狱中为自己辩护。朋友们为他向政府求情，冯·彪罗总理认为他将产生破坏，故而让起诉无效。伯恩施坦1901年回到德国，1902年通过补缺选举进入议会。他成为修正主义刊物的编辑，修正派的预言也如雨后春笋在党内涌现，继续生长。
修正主义给社会主义者提供了结束孤立的理由，打开了参政和雄心的大门，这正是它的吸引力。社会主义者借此感到自己也是国家的一部分，虽然这不符合先知的命令。修正主义也意识到了另一个现实：阶级之间确实在发生权力的转换，就像水渗透大坝一样，发生的方式肉眼是看不见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预见到这一点。
维克多·阿德勒注意到了修正主义的一个缺点。有人说，阿德勒应该像蒙田一样，拿一杆天平做自己的标志，用“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做自己的箴言，因为他总是从坏事里看到好处，从好事里看到坏处。在给伯恩施坦的一封信中，阿德勒谈到他已将怀疑公开，这种怀疑，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曾有感受，但是到最后，阿德勒也将和修正主义者站在一起，因为修正指出了致命的危险——“社会主义者会丢掉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在法国的社会主义界，因米勒兰事件而起的争斗越来越乱，比德国的情况要猛烈得多，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分歧。出席米勒兰任职仪式的饶勒斯显得很苦恼，被迫表态时，他承认合作要比完全不合作好。1899年12月，他在巴黎召开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否认合作会像马克思主义者指控的那样导致个人腐化。他争辩道，资本主义何时崩溃是无法预测的，所以必须在改革上下功夫，为它扫清障碍。“我们不能站得远远的，”他说，“而要在大本营的心脏打这场仗。”大厅里都是反对者的声音。盖德“又高又瘦，皮肤干燥，双眼闪耀着黑色的火光”，他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引用李卜克内西的话，这时某个部长派——米勒兰的支持者——大声喊道：“打倒李卜克内西！”盖德的支持者们一个个脸色铁青，在场的某个代表后来写道，当时的情景就像是有人在巴黎圣母院里喊“打倒上帝！”一样。闹了三天之后，大会决定表决：“阶级斗争允许社会主义者进入资产阶级政府吗？支持还是反对？”投票结果是反对，但很快又进行了一次投票，允许部长派在特殊情况下存在。在饶勒斯恳求统一的情况下，大会设法以这种拼拼凑凑的方式结束，没有解决根本的对立。此后出现了两个政党：盖德、瓦扬和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组成了社会党法国（Socialist Party of France），保证“不和资产阶级的任何派别妥协”，致力于毁灭资本主义；而饶勒斯、米勒兰、白里安和维维阿尼则组成法国社会党（French Socialist Party），致力于可以“立即实现”的改革计划。
在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的总部和会议室，角落里都有沾满灰尘的红旗，派系对立都因为修正主义和米勒兰事件而扩大。教条主义者抱着旧原则不放，修正主义者却发现社会主义和政治一样，是一种“可能的艺术”。1900年9月，比以往都更为分裂的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此时正是世界博览会进行时。这个城市到处是游客，是世界关注的中心，社会主义领袖们极力避免发生公开的破裂。考茨基策划了一份决议，虽然拒不认可米勒兰的行为，但也没有对此做出谴责。代表们称之为印度橡胶（Kaoutchouc）决议，因为它的弹性太大。这份决议几乎占据了大会的所有时间，遭遇德·里昂的严厉批评，唇枪舌剑，争辩十分激烈。某一刻，德国代表艾哈德·奥尔（Erhard Auer）遗憾地表示，德国社会主义者不太可能遇到“米勒兰事件”这样的机会。这句话暴露了德国的严酷现实，引发了走廊上好一阵鼓掌、嘘声和义愤填膺的讨论。最终，总是一心要求统一的饶勒斯占了上风，在他的出色斡旋下，考茨基决议越过了不肯妥协的少数派。“我们都是很好的革命者。让我们明确这一点，并团结起来！”这是饶勒斯的主题，他在法国代表大会上也是如此。但现实并没有他期待的那么好。
布尔战争、美西战争、义和团运动正在进行中，代表们觉得还是团结在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决议下更容易些，这份决议把资本主义的即将崩溃归结于帝国主义的竞争，而非经济问题。它号召社会主义政党组织、教育年轻人坚持阶级斗争，投票反对陆军和海军预算，举行反军国主义抗议集会，以此来反对战争；该决议和另一份谴责海牙和会为骗局的决议被全票通过。
这次代表大会唯一具体的成就是决定在布鲁塞尔设立一个永久书记处，任命王德威尔得担任主席，另一位比利时人卡米尔·胡斯曼（Camille Huysmans）担任书记。设立该组织的目的是通过阶段性决议，为代表大会拟定日程，在必要时召集紧急会议，每个国家派遣两位代表参加。但是给书记处安排的预算非常少，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并没有获得多少威望或行政权力，不过是个收邮件的地址而已。它的存在进一步表明国际主义的肌腱十分脆弱。
修正主义的侵蚀仍在继续。饶勒斯虽然为合作辩护，将其称为政治生活的现实，但仍然拒绝接受伯恩施坦的修正理论。他在1900年一次社会主义学生会议上，谈及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争议时说：“我大体上是支持考茨基的。”他说伯恩施坦是错的，无产阶级不会和资产阶级的边缘融合。在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界限是十分明显的”，当然不同程度的阴影地带也是存在的；以此为起点，饶勒斯又当了一回教授，开心地乘着哲学的翅膀，展开论述。“通过这些难以察觉的过渡，一个人可以从白走到黑，从紫走到红，从日走到夜；赫拉克利特就曾说过，白天里总有一些黑夜，黑夜里总有一些白天……事实上，中间形态的细微差别的存在也是极端的特点……”饶勒斯继续航行，他的观众神志恍惚，直到啪一声，他又回到了讨论的话题。虽然这两个阶级“从根本上对立”，但并不意味着不能接触或合作，他最后以呼吁社会主义团结结束演讲，观众们报以“热烈掌声，长时间的欢呼和呐喊——饶勒斯万岁！”
饶勒斯在1902年再次参选，成为议会的四个副主席之一，于是每天都在实践着合作。他成了左翼政党实际的领袖，支持政府对抗军队和宗教团体。生活正把他推向修正主义。他出席了英国大使馆的游园会，在1903年参加了爱丽舍宫为意大利国王和王后举办的宴会。他在社会党的波尔多代表大会上争辩，国家是可以进行改革的，并非盖德断言的那样，是不可渗透的集团——不是岿然不动，就是被推翻。改革一个个实现之后，某一天工人的国家就会取代资产阶级的国家，“我们将意识到自己已进入社会主义地带，就像航海家进入新发现的半球一样，没有绳子能拉过海洋，做出标记”。但他也承认合作与阶级斗争之间关系“复杂”。那一年，德国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也痛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个问题在“马裤”辩论时达到高潮。社会民主党还在庆祝刚刚结束的选举胜利，它获得了300万张选票，81个议会席位。伯恩施坦争论说，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马克思式的严格孤立是毫无意义的。他敦促党接受其实力的特权，即派出一名党员担任国民议会的副主席职位，这是它应得的权益。但这么一来，就需要穿着宫廷礼服正式拜访皇帝，这个争议引发了好几天的热烈讨论。社会主义者穿着裤脚束紧的马裤、长袜和带扣的鞋子！那像什么话！倍倍尔痛骂。让社会主义政党符合朝廷的规矩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侮辱。伯恩施坦表示，这不是社会主义者穿什么的问题，而是他们在议会做什么的问题，但是辩论者们完全被穿马裤这个可怕而迷人的景象所吸引，没有注意伯恩施坦说了什么。
对修正主义的辩论持续了3天，50名演讲者参与其中。罗莎·卢森堡带领的集团要求把伯恩施坦驱逐出去。她1870年出生于波兰，是犹太木材商的女儿，长得并不好看，但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她有些跛脚，肩膀残疾，但智力超群，声音洪亮清晰，一直带着波兰口音。她是个令人生畏的演说家，她的雄辩有一次竟让一名安插在集会里的督察忘记自己的官方职位，大声鼓起掌来。罗莎给他写了张纸条，说：“很遗憾，像您这样通晓事理的人会当警察，但是如果警察中缺少您这样通人情的榜样，那就更遗憾了。下次别再鼓掌。”
她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威廉·李卜克内西之子）一起，代表着左翼好斗的革命派，以莱比锡为中心；弗兰兹·梅林（Franz Mehring）编辑的《莱比锡人民日报》（Leipziger Volkzeitung）是他们的宣传武器。党的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日报的作者和拥护者也不可避免地在资产阶级的圈子里出没，在罗莎的带领下，抵抗派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她强烈地鄙视修正主义，称之为“议会工会痴呆症”，“从一个经济秩序和平转移到另一个经济秩序”这个理论倒很“安逸”。她相信群众拥有革命的本能和创造性的革命力量，在历史需要的时候，它会自然爆发。在她看来，党的任务是在历史危机到来之前教育、指导、启发群众，而不是通过改革软化他们的革命冲动。
党的总理事会在激进派和修正派之间保持平衡，没有太大困难。正如他们当中一位领导格奥尔格·莱德博尔（Georg Ledebour）所说，20%的党员是激进派，30%是修正派，剩下的“跟着倍倍尔走”。倍倍尔一如既往，推行折中。伯恩施坦没被开除，但德累斯顿大会挫败了他的合作提案，通过了一份决议，重申阶级斗争的政策——“我们已成功地坚持到今天”——并“断然”拒绝任何“与现行秩序调解”的政策或手段。这样一来，欧洲最大的社会主义集团继续在名义上坚持对马克思的忠心，而实质上修正主义继续兴旺发达。
修正主义者并没有对放弃阶级斗争的首要地位视而不见。民族主义在传播，他们也感受到了这个鼓舞人心的力量。作为社会主义者，他们想参与到国家生活中，而不是站在门外，等待许诺的崩溃，但永远等不到。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月刊》上用英国的帝国主义经验及其和就业的关系争论，工人阶级的命运与国家的外部事物，即海外市场，“不可分离地捆在一起”。他直截了当地说，工人的利益存在于“没有战争的世界政治（Weltpolitik）中”。
当德国人在德累斯顿争吵时，修正主义也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引发了对立情绪。该党的60个党员那一年在伦敦召开了代表大会。虽然米勒兰事件甚至马裤都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内，但他们还是就未来是否合作的问题分裂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前者坚持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跃而至，没有过渡期的妥协；后者认为这是办不到的，俄国必须先经历了资产阶级阶段，在此阶段，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政党合作参与议会政府。
作为第二国际的成员，俄国政党终年由其创始人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代表，此人长期流亡在外，对俄国国内的事务一无所知。除了他以外，其他的俄国流亡者和所在国的社会主义者也没有多少接触。他们全神贯注于自身狂热的派系斗争，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在第二国际中的影响微乎其微。普列汉诺夫的对手、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在伦敦、巴黎、日内瓦和慕尼黑间辗转，百折不挠地谴责“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他不时拜访布鲁塞尔的书记处，但是没有人重视这个“小眼睛、小个子、铁锈色胡子、声音单调的人，他一直用严格而冷酷的礼貌解释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准则”。
在别的地方，政治生活的现实使得修正成为必需，不管马克思主义者喜不喜欢。工业继续发展，于是工会的成员越来越多，工人阶级手中的压力杠杆就越有分量。资本和劳动力的战斗仍和以往一样激烈，与此同时，工人阶级通过社会主义政党在欧洲的每个议会中扩大代表权。在意大利，农民联盟和农业合作社是强烈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该党从1892年2.6万张选票、6个议会席位增加到了1904年的17.5万张选票、32个议会席位。在法国，饶勒斯的党在盖德及其追随者的咒骂下，正在国民生活中发挥作用，饶勒斯自己也不再是名义上的领袖，而成为真正地领导议会多数派的人。在1904年8月召开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他决心向前迈进，挑战德国这个庞然大物在第二国际的统治地位。
饶勒斯和倍倍尔的决斗令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成为每个在场的人记忆中最刺激的第二国际会议。500位代表参加，在任何时候，都只有其中200位理解演说者的语言。讲台被红色的布裹住，上面用金色的交织字母印着第二国际的缩写I.S.C.，S绕着I转，和众所周知的资本主义象征有着惊人的相似。天花板上悬挂的荷兰语口号还能得到每个人的认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roletaariers van alle Landen，Vereinigt U！）”
派系越来越多。英国有四个代表团：基尔·哈迪领导的独立工党，海因德曼领导的社会民主联盟，沙克尔顿（Shackleton）领导的劳工代表委员会，还有一个费边社的组织。法国有三个代表团，美国有两个——显然什么都入不了德·里昂的法眼。他谴责大会的“社交和野餐”元素，即代表们把纸翻得沙沙响，在别人演讲时交谈、走动，结交外国朋友，互相介绍，入场、退场、大声关门。他宣称饶勒斯是“社会主义运动中没有资格的公害”，倍倍尔是“邪恶的天才”，阿德勒“荒谬”，王德威尔得是个“喜剧演员”，海因德曼“太迟钝”不理解发生了什么，英国工团主义者“很糟糕”，沙克尔顿是个“资本主义的官吏”，让·阿拉曼“乡音很重，胡话连篇”。唯一一个没有用“修正主义的梦话”背叛工人阶级的政党就是他自己的，自始至终“破釜沉舟”，态度坚决。
合作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盖德的要求下被纳入议事日程。倍倍尔的目标是令第二国际采纳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的德累斯顿决议。他说，这份决议为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不论何时、何种情况都能使用的正确指引，因为它阐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根本的对立。他还借此机会表扬了德国社会主义政党不断壮大的实力。饶勒斯反驳道，如果社会主义者能像在法国那么强大的话，他们就能“做成一些事了”。饶勒斯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说德国外表看上去的实力和实际的影响力之间对比惊人。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工人没有革命传统。普选权从天而降，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路障去争取它”。德国议会的所有议员都没有实权，因为不管怎样，德国议会本身就没有实权。正因为德国社会主义者什么都做不了，他们才毫不妥协地坚持教条。现在欧洲最沉重的负担不是法国社会主义者勇敢尝试，参与国民生活，“而是德国社会民主悲惨的无能”。他热情地为自己的主题辩护：不放弃原则的社会主义者必须“进军”民主进程，即使这么做意味着要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
“显然德国是个反动、封建的警察国家，欧洲治理最差的国家，”——除了土耳其和俄国——倍倍尔回答，“但不需要外国人告诉我们，情况有多悲惨。”饶勒斯的政策会使无产阶级堕落，他说。德累斯顿决议是唯一的安全指南。罗莎·卢森堡尖锐地谴责饶勒斯是“大腐蚀剂”（der grosse Verderber）。当饶勒斯站起来应答时，问道谁愿意为他翻译，卢森堡说：“我可以，如果您愿意的话，饶勒斯公民。”饶勒斯环顾四周，笑容可掬：“公民们，请看，战场上也有合作的。”
大多数代表拒绝放弃阶级斗争的原则，投票支持德累斯顿决议、反对饶勒斯，正如王德威尔得所言，这是将教条的敌意和个人的同情相结合。“我们还记得德雷福斯事件”，还记得饶勒斯如何以“崇高的热情”与不断增长的反动实力对抗，但是大多数人没有胆量割掉与马克思相连的脐带。大会尽最后的努力，克服修正带来的裂痕，采纳了一项决议，说明从此以后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所有声称是社会主义者的人都应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团结起来，要为了他们，对“持续的分裂引发的致命后果”负责。
还有一个问题在阿姆斯特丹试探性地露面，虽然当时还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日俄战争的回声还在耳际鸣响，代表们讨论如果发生战争，工人阶级对社会存在怎样的责任，以及大罢工的可行性。一提到这个字眼，德国人的马克思主义热情就冷却下来。谈论大罢工是一回事，要得到工会的支持，做出行动又是一回事。就德国工会而言，“政治上的大规模罢工”——他们如此称呼——是受诅咒的。倍倍尔说，虽然自己岁数大了，但是在祖国遭到打击时，他和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会扛起步枪，保家卫国。饶勒斯表情凝重，在走出门时对王德威尔得说：“我的朋友，我想我要好好研究军事问题了。”
回国之后，作为忠实的社会主义者，饶勒斯遵从阿姆斯特大大会的决定，和盖德恢复友好关系，在接下来的一年重新统一两个党派，成立工人国际社会党法国部，通常以其法文缩写SFIO称呼。它宣称这不是一个“改革的政党，而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政党”，因此口头上与合作划清界限。虽说这是对饶勒斯立场的挫败，但饶勒斯并不是个崇拜标语的人。他让主义跟着行动走，既然他自己才是联盟的真正领导，不如客套一下，让着盖德一些。对他来说，合作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一条行动的大道。
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合作还真变成了政治意义上的腐蚀剂。1906年，英国独立工党进入下议院；约翰·伯恩斯进入内阁的同一年，法国社会主义者赢得了88万张选票、54个议会席位。曾在废除宗教学校问题上很积极的白里安得到了教育部长的职位。他接受了，由此在党内引发不快，遂脱离社会党。几个月后，维维阿尼也跟着他进入了内阁，担任劳动部长。自此，他们俩和米勒兰一起（米勒兰现在自称为独立社会主义者），连续担任公职，白里安三年之内当上总理，维维阿尼也在五年之后问鼎。他们将合作走到了逻辑的尽头，正如俄国大使伊兹沃尔斯基所言，他们“通过行使权力，变得合乎情理了”。
1905年，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事件——革命，突然在错误的国家，以错误的方式爆发。马克思预言，崩溃只能发生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但俄国没有到达那个阶段。造反的也不是有阶级意识的、有条不紊的无产者，而是一群恼火的人。革命失败时，没有人感到惊讶，实际上，这一事件对社会主义运动几乎没什么影响，这才是最不同寻常的情况。
哥萨克人击毙了去冬宫游行请愿的工人，全世界为此而震惊。“残忍的大屠杀”见诸报端，正在利物浦开代表大会的英国工会就立即决定筹集1000英镑的基金，抚恤受害工人的家庭。俄国工人的抗议演变成10月大罢工，使政权魂飞魄散，罢工者们迫使其颁布宪法，工人阶级大获全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洲的工人们举行群众大会，挥舞红旗，欢呼雀跃。距离圣彼得堡1500英里（约2400千米）外的意大利农民喊道：“俄国革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但俄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没有燎原。等了很久的自发性起义终于来了，却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准备推翻资本主义。只有奥地利的社会党人敏锐地抓住机遇，将他们的普选权活动推向高潮。
趁着统治者因为俄国事件而胆战心惊之际，维克多·阿德勒在维也纳宣布11月28日进行大罢工。他提前一个月开始准备。工厂员工中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党员不能带来参加罢工；也不允许谈论革命或策划中的罢工，“政治问题碰都不能碰”。然而，这次示威游行成功了。玛希阿法街黑压压一片，成千上万的游行者紧紧挤在一起，一个小时后才走到半英里（约800米）外的环城公路，从那里加入了更多人群，他们来自维也纳别的区。群众沉重的步伐，紧握的拳头，挥舞的红旗，再次让人联想到《萌芽》中埃纳博太太眼里可怕的景象。奥地利政府被示威游行吓得不轻，承诺实行男性普选权，于1907年生效。这可以说是俄国起义带来的唯一积极成果。
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也安排了示威游行，要求改革普鲁士的选举制度，这一制度是以税收为标准实施的。众多在底层的小规模纳税人和中间三分之一的少数人，以及顶层的极少数人纳税的金额一样，但他们最多只允许选出本地代表的三分之一。社会党人总是占据市议会的三分之一席位，但即便他们有选票，也无法获得控制权。而且，正如饶勒斯讥讽的那样，他们也无法面对路障夺权。在普鲁士政府的铁腕下，选举体制没有因为示威游行获得任何改善。
俄国革命的一大影响是使社会主义者失去选票。代表德国中产阶级的进步党此前在需要选择的时候，一直都站在社会民主党一边，反对保守党派，但是1907年的选举中，它选择支持保守党候选人。海军和泛德意志联盟也对选情产生了影响，它们希望这次选举能产生一个绝对支持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府。这次选举因为正值德国发动非洲殖民地战争之际，被称为“霍屯督选举”，社会主义者自1890年至此第一次失去议席。
俄国革命现在看来已“无可救药地被永久践踏”了，因此丧失信心的托洛茨基又被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漠不关心所震惊。他和考茨基在1907年见面，这个矮小、纤弱的男人有着明亮的蓝眼睛，雪白的头发和胡子，看起来像个“很慈祥的爷爷”，但实际上只有53岁。托洛茨基觉得考茨基“对移植革命方法到德国的土壤怀有敌意”。革命在报纸上有着可爱的光环，但街头发生的事就没那么受欢迎了。俄国革命的流产表明西方工人阶级总体而言并不希望参与其中。因此，修正受到了鼓励，而修正意味着和阶级越来越远，和民族主义越来越近。
行业斗争没有松懈。工人在1905年后更加愿意听工团主义者的讲演，教导他们采取直接行动。其源泉和影响都来自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也曾长期在这个国家谴责议会是骗局，把工人运动从革命目标转移到政治问题上来，偏向知识分子的领导。在工团主义者眼中，作为国家议员的社会主义政治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世界的一部分，遵从着他们的规则，却和工人阶级渐行渐远。工团主义者坚持认为阶级战争是经济上的，不是政治上的，打仗的方法是罢工而不是辩论。随着越来越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渗透，工会运动也采用了革命工团主义的做法，1906年的法国总工会代表大会将“直接行动”奉为官方原则。针对雇主的直接行动包括罢工、降低生产速度、联合抵制和破坏（机器、原材料等）；针对国家的直接行动包括宣传、大规模示威、抵抗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资本家为了维持权力而培养的幻觉。工人的每一点所得都是为决战做准备，而阶级斗争最重要的行动——大罢工，这“抱着双臂的革命”将令资本主义的世界瘫痪，让工人阶级重获自由，取得对生产资料的控制。
在意大利，警察和军队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向来是残酷的，两个阶级之间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和畏惧。工团主义者在1904年和1906年领导过两次大罢工，都遭遇野蛮的冲突，牺牲了工人的生命。在法国，克列孟梭的激进政府在1906年至1909年间挫败了一次又一次罢工，可见工团主义者宣传的大罢工和工人实际的力量是有差距的。法国的工人大多数是农民出身，工业的一大部分还是小型的、不加入工会的企业。法国总工会的成员并不占产业工人的大多数，而且基于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常年的对立情绪，总工会很少和党意见一致，相互支援。
雇主以解雇和封闭工厂的方式激烈抵抗，阻止新行业加入总工会，还经常得到军队的支持。克列孟梭声称，为了保障不参加罢工的人员安全，派遣军队是必要的。1906年诺尔的矿工罢工，1907年南特的码头工人罢工和米迪的葡萄园工人罢工，以及1908年的建筑工人罢工，军队都被派去镇压，结果共造成20人被杀，667人受伤。邮政工人和教师的罢工被终身解雇的威胁所扑灭，理由是公务员没有权利组织罢工，反对政府。总工会负责此事的组织者被逮捕，罪名是煽动叛乱。面对雇主顽固的抵抗，国会还是在1900年通过每天最长11小时的工时限制，星期天休息法和养老金也在1906年通过，但是克列孟梭执政时代一直在和罢工潮做斗争，政府的铁腕支持雇主，反映了克列孟梭无情的格言：“法国的基础是财产、财产、财产。”国家的介入滋养了愤怒和幻灭。饶勒斯在1909年说，激进政府求助于暴力，“及其社会改革的失败，令公众无精打采，人们捂住嘴发牢骚，不满的暗流涌动……”同一年，类似的民众不满也在自由党执政的英国造成了同样的不安气氛。
在美国，雇主的反击式防御也开始发力，并得到法院裁定的支持——《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已把纠察队、联合抵制和罢工列为贸易限制行为。正如古代小山丘上点燃的烽火，工团主义的信号跨越大西洋，通过1905年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扎根美国。该组织的创始者是德布斯和西部矿工联盟的“大比尔”海伍德[13]，奇怪的是，他们竟与德·里昂合作。以欧洲的标准来看，该组织是工团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可能的组合。在宣扬直接行动的同时，它的英雄德布斯又作为社会党的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
美国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的相似，在国会甚至市一级都没有代表，在政府中不起任何作用，因此也避免了合作的诱惑。此时的德布斯已经彻头彻尾地支持阶级战争论了。工人必须是革命者，不能和现存秩序妥协。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增加薪资，而是废除薪资体制。在他看来，工团主义已经取代了原有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成为用工会的方法实现既定目标的机会，而那些方法是他从小就熟悉的。1904年12月，他写信邀请30位工会领导人一起商讨“联合美国工人，采取正确的革命原则的方法和手段”。1905年6月27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第一次大会在芝加哥开幕，与会者有矿工、伐木工人、铁路工人、酿酒工人及其他的工会组织和社会主义集团。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宣称是“工人阶级的大陆会议”，将联合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组成大的工业联盟，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它拥护工团主义的最终武器，它的口号是“大联盟、大罢工”。“充满原始本能”的独眼巨人海伍德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将走进贫民窟，把“流浪”的民工带上来，和所有工人一起过上“体面的生活”。它藐视劳资谈判、协议和政治努力，将通过宣传、联合抵制、破坏及罢工来实现目的。政府、政治、选举都是骗人的鬼话，这个国家应该由工会接管。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对政治行动的拒绝引发了一系列分裂和退党行为，好似从斧头上飞散的木屑。德布斯遭到社会党同人的猛烈攻击，说他在撕裂工人运动。德·里昂1908年退党，并坚持在实力削弱的前哨捍卫着古老的原则。对德布斯来说，目标是最重要的，只要能实现目标，不管是政治方法还是直接行动都可以接受。他不顾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工团主义原则，再次作为社会党候选人参加1908年的总统选举。海伍德等人在全国各地开会，为德布斯的竞选活动筹措每一分钱，租了一个火车头和一节卧车车厢，把德布斯送上路。沿路经过的火车司机们纷纷按喇叭向红色专列致敬。红色标语从车顶上悬挂到车尾平台。德布斯有办法让人们相信社会主义是可行的。他没有铜管乐队，也没有扩音器，只凭借声音、微笑和张开的双臂就够了。他“真的相信存在着四海皆兄弟这样的手足情谊”，一个强悍的组织者说，他同时也坦承，听到别人称呼自己为同志时，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德布斯这么说就没问题。他是真心实意的。”很多家庭乘着马车，挂着红旗，从几英里外的大草原赶到火车站迎接红色专列。城里举办火炬游行、大型集会，孩子们抱着一束束红玫瑰，创造出的幻觉连德布斯自己都相信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社会主义者“和蚱蜢一样多”，农民“是真正的革命者，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等到统计选票的时候，“财阀”们会大吃一惊的。但是最后的结果令人失望：他只获得40万张选票，还没有1904年多。
1910年，大规模改革运动在美国风头正劲，维克多·伯格从密尔沃基脱颖而出，成了第一个当选国会议员的社会主义者；和他同时胜出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一位当选地方检察官，一位当选审计长，两位当选法官；在35位市参议员中，社会主义者占了21个。1911年，第一位社会主义者在斯克内克塔迪[14]当上市长。到1912年，共有56位市长以社会党候选人的身份当选。但这些胜利属于修正主义，成功当选的都是知识分子——律师，编辑，牧师——没有工人。工人运动的两翼——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都拒绝参与政治。1912年，当主要政党为竞选总统进行三方角逐时，德布斯再次投入其中[15]。这次，社会主义似乎又是形势大好，维克多·伯格在密尔沃基《领袖》报上说“我们像火车一样，正加速前进”。在纽约下东区扫街拜票的德布斯站在一辆卡车上，“缓慢地行进，所见之处都是欢呼的人群，在这布满廉价出租屋的黑暗街道”。最终他获得了90万张选票，比上次多了一倍，但只占选票总数的6%。那一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获得了最大的胜利，组织了一次反对减薪的纺织工人罢工。联合会为整个城镇的工人和家属提供了两个月的饭食，并赢得了加薪。但不久之后帕特森罢工惨遭镇压，标志着美国工团主义的衰落。
提倡大罢工的工团主义在德国很难站稳脚跟。工会和德国其他的机构一样，过于秩序井然，罢工意味着秩序和责任的反面，这种方法是很难吸引这些机构的。库诺·弗朗克曾在1905年称赞德国的工人阶级“表现太好了”，对权威无比忠诚、恭顺，德国人的这一点品质似乎发展得过度了，好像如果不这么做，某种古老的条顿式野蛮、某种内在的匈奴就会挣脱出来。德国社会主义者对待大罢工的态度很现实。倍倍尔反对利用罢工实现政治目的，因为大罢工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进行，且工人的心理状态必须符合革命的要求。生活在同胞中间，他很清楚这个条件是缺失的。当党的激进派在1906年曼海姆代表大会上提议，如果爆发战争，就举行大罢工时，遭到了倍倍尔的拒绝；大罢工不会有效果，他说，一旦战争爆发，军队就会接管治安，反抗是愚蠢的，况且群众肯定会受沙文主义热情的支配。至少，倍倍尔从未通过幻想获得满足，也不曾鼓励这种幻想。
在曼海姆还发生了一次关键性的权力斗争，尽管看起来很平和。这个斗争的结果将决定德国的命运，通过德国，也将决定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考茨基提出了一项决议，试图在政策方面将工会隶属于党。根据考茨基的定义，工会的任务是保卫工人，改善工人的命运，直到社会主义最终到来。既然实现这个长期的最终目标是党的任务，那么党的决策必须占支配地位。
在过去的10年中，德国工会成员中党员人数从25万增加到了250万，资金也按此比例增加。和法国人不一样，他们与党紧密合作，党在选举中也主要倚靠工会的选票。罢工和封闭工厂时，工会慷慨地拿出福利金；它们也很有组织纪律性，通过努力，改善了条件，增加了工人薪资，塞缪尔·龚帕斯1909年访问欧洲时对此印象就十分深刻。临时工一天挣3马克，技术工人一天挣6马克，大约36先令或者8—9美元一星期。进餐时间也有规定，违反者的名字会被列在公告上，并处以罚金。政府承认组织工会的权利，仆人和农工除外；雇佣小于13岁的儿童是违法行为，13至14岁的人一天有最多工作6小时的限制。看到这些进步反驳了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龚帕斯十分欣慰，乐观主义爆发，大唱德国工人的赞歌；在他眼中，他们生活在“生产最好、财富最多、平均智商最高”的时代，“有最好的理由期待这个阶级将在世界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就算龚帕斯被反马克思的激情冲昏了头脑，夸大其词，德国工人也显然在现存秩序里找到了位置。这样的结果并不利于在工会中培养革命热情。考茨基是担心他们在现存秩序里陷得太深，才提出了这个决议，将工会纳入党的政治控制之下。
为了避免触犯工会，他的提议被曼海姆的大多数与会者坚决否定。考茨基尽可以去构想理论，但是涉及实际问题的时候，党的总理事会就变得极其现实主义。这项提议的挫败实则意味着工会的胜利。既然考茨基的分析没错，这也意味着，在这个社会主义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比起最终目标来说，人们更偏向现存秩序。伯恩施坦从前的异端邪说——“我对最终目标毫不在意……”现在成了公认的规范。曼海姆之后，日常活动变得越来越讲究实际，越来越修正主义，即便党在代表大会和正式场合仍然继续重申马克思主义的准则。
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潮流一同到来。1907年4月25日，海牙和会开幕前夕，一位名叫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的社会主义议员在国民大会上明确了这一趋势。他发表的演说引发了轰动。他宣称，认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信奉裁军是“资本主义的错觉”。虽然社会主义者期待未来的和平，但目前国际经济的冲突强烈，裁军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者会和右翼的绅士们一样，抵制别国把德国往墙上按的企图。“我们一直要求一个武装的国家”，他的发言令同事们震惊，令右翼又惊又喜，报以掌声鼓励。考茨基愤然驳斥诺斯克，并宣称，战事爆发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属于无产阶级，然后才是德国人，这么说需要很大勇气。尽管如此，诺斯克还是有了不少追随者。
德国和英国的情况一样，两国即将到来的冲突是个流行的话题，海军联盟的口号也推波助澜：“战争来了！”“英国是敌人！”“英国计划1911年进攻我们！”还有泛德意志联盟的伴唱——“世界属于德国！”对战争的讨论像烟雾弥漫在每个国家的空气中，爱国主义的本能在膨胀。这是比任何阶级的团结都更古老、更深厚、更本能的情绪，不会因为《共产党宣言》的主观断言就根除。工人也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一样拥有祖国，这对超越国界的手足情谊来说是不幸的。
在刺耳的争吵中，从法国传来了一个反对诺斯克的声音。此人乃社会主义者古斯塔夫·埃尔韦（Gustave Hervé），尖锐地反对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他曾是德鲁莱德（Déroulède）的追随者，后来转入相反的极端，在德雷福斯事件沸沸扬扬之际，宣称只要军营还在，他就希望三色旗插在他们庭院的粪堆上——因为这个说法，他落得臭名远扬，丢掉了教师的职位，还因为煽动叛乱而接受审判，但在白里安的辩论下，他成功脱罪。他认为神秘的祖国（patrie）是摩洛神[16]，把工人吸入它装有盔甲的嘴里，让他们自相残杀。埃尔韦继续反对军队和国家的活动，没有因为更多的审判和监狱服刑而泄气。“我们将用造反来回答动员令！”他尖叫道，“除了内战，所有战争都是愚蠢的。”在1906年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也就是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期间，后来又在1907年的大会上，他用一纸决议将这种情绪具体化。所有的工团主义知识分子，索列尔、伯格森和尼采的信徒都赶来支持他。这些人虽然沉迷于大罢工的“神话”，却并不能指望他们付诸实践，因为这些事都不是现成的。总工会并没有前来参加工人国际社会党法国部的代表大会，不管怎样，它计划大罢工的目的是革命，而不是防止战争。
盖德作为马克思主义忠实分子的代表，领导反对埃尔韦的阵营；他们的理由是，战争是资本主义体系与生俱来的东西，预示着崩溃的最后阶段，社会主义者试图阻止战争只能弄巧成拙、徒劳无益。
饶勒斯是党的领袖，他不得不带领大会表明立场。他相信美好的社会能够通过人的努力实现，战争造成惨重的破坏，不是工人阶级的机会，而是他们的敌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防止战争是他的主要目标。他一直坚持认为总罢工——除了就手段和目的而言组织良好之外——是“革命浪漫主义”行为，然而与此同时，总罢工又是工人阶级彰显实力，阻止战争威胁的唯一办法。他之所以倾向于支持总罢工还有另一个原因，工人国际社会党法国部时刻有分裂的危险，所以向工团主义的支持者做出让步就显得很重要。他和倍倍尔一样，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但他同时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在总罢工的问题上，他让自己相信，如果战争逼近，群众会受必要的激情影响，在没有组织和计划的情况下自发地起义，展开有效的抗议。在这一重要的领域里，饶勒斯接近了“用胡子”思考的境界。他最终接受的决议要比埃尔韦的含糊，但是他动用了所有的呼吁形式，把法国社会主义置于反战的情绪当中，包括议会行动、公众集会、民众抗议，“甚至大罢工和暴动”。
“不停疾呼”会让理想变为现实，饶勒斯说服自己相信了这套修辞。他没有止步于期望，而是通过社会主义者的大型集会和法国各地的演讲发动群众。从此以后，在图卢兹、里尔、第戎、尼姆、波尔多、吉斯、兰斯、阿维农、土伦、马赛，当然还有卡莫，“在法国每个火车站，那个伟大的和平推销员饶勒斯似乎都曾拿着手提箱从列车上降临”。在国外也是如此，在伦敦、布鲁塞尔等外国首都，他的声音倾泻而出，仿佛真的要把他的听众提升到狂热状态，仿佛一有需要，就会揭竿而起。一次，饶勒斯在王德威尔得的陪同下访问英国，参观了哈特菲尔德——塞西尔的老家，他说这里比牛津更有意思。
从此以后，战争的问题，以及在埃尔韦和诺斯克这两个极端间寻求平衡成了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它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就进入了关键阶段，那是1907年8月，第二国际第一次在德国的领土上开会。尽管柏林是社会主义的大本营，党的领导却不敢在德皇的眼皮底下开会。他们选择了斯图加特，德国南部符腾堡的首府。来自26个国家的886名代表集结在斯图加特最大的礼堂。他们当中有英国的拉姆齐·麦克唐纳，美国的德·里昂、“大比尔”海伍德，代表俄国各大派别的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亚历山大·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y），印度的卡玛女士（Mme Kama），“红色圣母”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在通晓多国语言的翻译中，有来自意大利的安杰丽卡·巴拉巴诺夫（Angelica Balabanov），陪同她的是一个“脾气暴躁，抗议猛烈的年轻人，肤色偏暗”，名叫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为了展示社会主义的力量，一场室外游行大会在开幕的当天——一个星期日举行。工人和他们的家人从各处赶来，站满街头，一直走到一块空地，上面有十几个披挂红布的讲台，专为演说者而设。警察在两个固定住的热气球上监视整个过程。下午2点，5万人在此集结，“兴奋非常，但秩序井然”，准备倾听社会主义名人的声音。倍倍尔在演说中向英国的无产阶级道喜，他们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他也不无嫉妒地提到，英国政府聪明地让约翰·伯恩斯进入内阁，他肯定党的战术策略不会因此改变。饶勒斯登台用德语发表演讲，场上一片热烈的欢呼。虽然他只要读一遍就能背出演讲词的德语翻译，也能朗诵歌德的大段文章，但他并不擅长通俗的口头表达，所以没能抓住在场观众的兴趣。
之后，大家享受了德国人尽善尽美的招待。但是，在警察眼皮底下活动，总要格外小心谨慎，这是可以理解的。英国代表哈里·奎尔奇（Harry Quelch）瞧不起海牙和会，称之为“小偷的晚餐”，这话让冯·彪罗总理知道后——虽然总理本人对和会也谈不上特别尊重——对符腾堡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驱逐奎尔奇。倍倍尔立刻觉得很不自在，但居然没吭一声就同意照办。在接下来的议程里，奎尔奇的空椅子上摆满了花。
代表大会和往常一样分为各个委员会，涉及选举权、女性、少数民族、移民、殖民主义等问题，但反军国主义委员会显然是关注的焦点。面对军国主义的发展和战争威胁，工人阶级有怎样的责任？这个问题在法国人的建议下被摆上台面，讨论进行了5天。埃尔韦在开场的长篇演说中再次提议，面对动员令发动大规模的抗命，实际上就是暴动。因为这么一来，暴动就能转变成革命，这一提议获得了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带领的德国激进派的支持。但是官方的砝码——从倍倍尔、考茨基这些老派马克思主义者到诺斯克这种新民族主义者——完全向右转了。“可以说是在威廉大街[17]的听力范围之内”，德国人一贯的口头龙卷风消停了，这么做并非仅仅出于谨慎，而是意识形态的转变，王德威尔得如是说。有些人承认了，有些人还假装没这回事，他们正在与民族情绪结盟，承认了这个无可更改的事实，这是个国土扩张的年代，而工人也从中得到了物质上的好处。“说工人没有祖国是不对的，”修正主义的关键人物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Georg von Vollmar）宣称，“对人类的热爱并没有阻止我们成为优秀的德国人。”他说，他和他的团体不能接受反民族的国际主义。
饶勒斯提议采用刚在法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强调“呼吁”，以及总罢工这个最后手段。
指望一个没有经过策划和组织的总罢工成果显著，就好比指望一个没有指令、营帐、补给站、运输工具、食品和弹药的军队能顺利行进一样。即便第二国际能够就总罢工达成一致，他们也没有命令各国成员党的权力，后者必须在各自的国家分别组织罢工。除非大罢工在各国同时进行，跨越国界，否则任务完成最出色的工人无疑敞开了国门，让他们的国家在战争中失败。正如盖德一再指出的那样，最出色的组织和最有纪律的劳动力才能令大罢工取得成功。如果成功了，结果只能是让更先进的国家在军事上败给更落后的国家。这个可怕的困境是没有出路的。饶勒斯不去想它，因为在他看来，大罢工只是点燃群众的信念，不太可能真的发生。饶勒斯和伯恩施坦在斯图加特的一座公园里散步时，一直试着说服他相信这份支持罢工的宣言是多么鼓舞人心。“我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这么做不切实际，”伯恩施坦后来说，“但他一直在谈这样的承诺有多少道德影响。”很久以后，克列孟梭说，“如此坚定不移地倡导国家的手足情谊”是饶勒斯的命运，“他没有因为现实的残酷而气馁”。
倍倍尔反对总罢工，认为这么做完全不现实。和法国人不同，德国社会党与工会紧密相连，所以他们也是从工会的角度思考的。也许所有的党员都是优秀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工会并不希望因为一次反对国家权力的鲁莽姿态而失去财源。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他们的资金储备也不够维持一次总罢工的。在战争狂热席卷全国的时候反对保家卫国，会让社会主义者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倍倍尔指出。甚至考茨基也同意。没有工会的许可，罢工不可能发生。私下里，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像饶勒斯一样自我安慰，也许战争来临之际，“愤怒的”工人们会起来反抗的。
这么多关于罢工的谈论，工人们的观点又如何呢？他们才是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但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声音。工人们在家担心工作、老板、破碎的玻璃、生病的小孩、今天的晚饭、明天的假期。对于他们来说，罢工是为了涨工资，战争是某个模糊而崇高的事件，有着刺激和勇猛的光环。与其说用罢工来抵制战争，倒不如奔赴战场，惩罚外国人，保卫祖国，他们这么想。倍倍尔也知道。“别再自我愚弄了”，他对一位英国代表说，再次重复他早就说过的话，只要祖国宣称有危险，“每个社会民主党人都会扛起枪，走向法国的前线”。
如果说倍倍尔此时还是社会主义的教皇，他也是世俗意义上的；道德的火炬已经传递给了饶勒斯，用王德威尔得开场白里的话说，他是“第二国际最伟大的希望”。饶勒斯神采焕发，投入到伟大的反战活动中，他很高兴自己身在德国。他在一家乡间啤酒花园举着泡沫满溢的大酒杯说道：“啤酒！王德威尔得，德国的啤酒！”这真挚的热情在他的同伴看来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一天晚上，他外出回来，经过中世纪古城图宾根，他坚持冒着大雨和黑暗走出车子，站在著名的图宾根大学门口，虽然什么都看不见。
倍倍尔之所以带领他的党反对明确承诺总罢工，与其说是确信这么做不现实，不如说是担心德国政府的报复行为，他们甚至会借此重新实施社会党人法。倍倍尔已经人到中年，自从恩格斯警告说“合法性会杀掉我们”之后，他一直很成功，此时也不想再次走入地下。除了自相矛盾的法国决议以外，他还要抵制党内的激进派，这时候还多了一个很难对付的人当他们的帮手。罗莎·卢森堡向一位朋友指出了这个人——“那是列宁。看他那顽固倔强的脑壳。”这两人一同合作，确定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的任何决议都应该提醒工人阶级，他们有责任将战争转变为革命。列宁和倍倍尔闭门会谈，商讨了很长时间。倍倍尔坚持认为“决议中不能出现可以被柏林的公共检察官利用、宣布党的运作非法的东西”。他们一再改写陈述，在列宁看来讨论进行得太久了，但是在辩证逻辑上富有成效。最终，他们制订出了一个让双方满意的方案，并把它添加到主要决议之后。
在倍倍尔的指导下，最后的决议精心策划，容纳了各方面的观点，没有到埃尔韦的暴动罢工的地步，不至于引起柏林检察官的警觉，也没有疏远代表大会任何重要的派别。倍倍尔胜利了。决议没有提及总罢工。它重申了阶级斗争和战争的本质（即它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要求用国民自卫队取代常备军，但也声明，“第二国际并没有对工人阶级反抗军国主义的行为定下严格的形式”。它建议采用一贯的“不停疾呼”的方法，并表示支持仲裁和裁军。由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发起的附加条款被删减得很体面，保证工人阶级和他们在议会的代表会“使用在他们看来最有效的办法”竭尽全力阻止战争爆发；如果战争还是爆发了，他们将为其迅速结束而奋斗，与此同时“全力利用这个危机加速废除资本主义”。
1909年，一个民族突然起来罢工抗议战争，结果是悲惨的。这不是一次组织严密的运动，而和俄国1905年革命一样，是自发性的——巴塞罗那的红色星期，被西班牙人称作“悲惨的一周”（la semana tragica）。这是一次大规模游行，抗议征兵去摩洛哥，在工人看来，这场战争的受益方是里夫[18]的矿主们。巴塞罗那劳工联盟发起的罢工活动一夜之间涌现出许多民众加入其中，特别是妇女，他们反对战争、反对统治者、教会等压迫性政权的所有元素。这场运动被炮火和血腥镇压，社会主义者因为其中一人——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的审判和处决而愤怒，但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而思考起义的方法和问题。
同年，瑞典的国家劳工联盟也号召举行大罢工，抗议雇主越来越多地采取封闭工厂的做法。这次罢工涉及50万工人，持续了一个月，最终在政府永久解雇、丢失养老金的威胁下失败。与此同时，上层阶级成功地组织军队继续运营必需的服务。组织活动相比抱着手臂什么都不做而言，要简单得多。
还是这一年，奥匈帝国兼并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使战争的阴影又近一步。奥匈帝国这次挑战的是尚未恢复元气的俄国，它只能自认倒霉，特别是在德皇宣称要穿着“闪光的盔甲”支持盟友的时候。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无法抗拒民族自豪感的震撼。维也纳的社会主义《工人报》发表了一系列沙文主义文章，引来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报刊充满恶意的嘲笑，它们指出，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稳固。
英国的反德浪潮卷走了布拉奇福德，这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也是个老兵，他支持布尔战争，并和海因德曼一起，通过他的报纸《号角》，组织支持征兵制的活动。基尔·哈迪谴责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他自己仍然坚信“工会成员绝不会参与又一次工人鲜血的狂欢”。持这种观点的并不只有他一人。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具有自己的英雄意识——这个神秘的光环很强大。同样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塞缪尔·龚帕斯，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工人和工人的事务，他也相信这一点。当他1909年前往欧洲参加国际总工会代表大会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今日欧洲民众在感情上的团结这个事实”。尽管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还是相信工人为自身权益所做的斗争会优先于“国与国的战争，因为工人没有参与的理由”。他在另外一个场合说过，总罢工“对于现阶段的工会成员来说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他也深感工人阶级拒绝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心由来已久”，因为他们不愿迈出最后一步，杀害工人弟兄。他写道，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代表们交谈并一同进餐的精神会通过他们的报告传递到各国的工会成员中，他们会理解并拒绝互相杀戮。“甚至没有加入工会的”也会阅读文章，倾听回来的代表们的讲话，从而接受这种拒绝的精神。政治家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下次命令“去前线！”时跟着的就是“大规模和平示威”——龚帕斯没敢说是大规模反抗。“这是一般的意见，”他下结论道，“今日欧洲民族间战争最后的障碍，就是不同国家的工人们断然反对的态度。”
龚帕斯是个意志坚强、讲求实际的人，和任何人相比都不示弱。但他生存在一个感伤的时代。和饶勒斯一样，他相信“大规模示威”会导致最后的“停止！”，这个事实表明工人阶级作为英雄的理念在当时是多么根深蒂固。
龚帕斯前往欧洲的目的是让国际总工会将美国劳工联合会吸纳为会员。如果说参加工会的工人真能抗拒战争的话，那就只有这个组织对此管用了，如果它有意愿和办法的话。但它什么都没有。国际总工会1903年在英国和法国工会的倡议下成立，但德国并不赞成。它代表27个行业或产业联盟，会员包括19个国家的700万人。这个数目听上去很威风，但实际的权力没有这么强大，主要是行政上的。它向各成员工会通报贸易条件，并尽力挫败雇主们从国外雇用罢工破坏者的行为。为了博得规模大、财源广的德国工会的好感，该组织把总部设在德国，且由德国国家工会联盟的主席卡尔·莱吉恩（Carl Legien）担任书记。在两年一次的大会上，通常由法国人提出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是不受欢迎的。1909年，该组织为瑞典大罢工筹措了64.3万美元的资金，主要来自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工会，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贡献极少。可见所谓团结并不全面。有着强大的德国影响和非政治定位，这个组织是不会对国际大罢工感兴趣的。
涵盖海员、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的国际运输工人联盟（ITF）是总工会最强大的组织之一。它成立于1896年，代表16个国家的42个工会，有46.8万名成员。基尔·哈迪和饶勒斯一样，变得特别关心战争问题，他把战争爆发时组织国际罢工的希望寄托在国际运输联盟身上。只要运输工人，或者和国际矿工联合会一起，放下手中的工具，他相信战争就进行不下去。这又是一个需要所有国家同时进行的行动，但是哈迪已经被热情冲昏了头脑，他把提议带到了1910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下一届社会主义代表大会。
作为1910年第二国际大会的东道主，哥本哈根象征着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重要地位。丹麦社会党是小国中最强大的社会党之一，首都的市政府也在其控制之下。委员会下定决心要用组织和效率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其接待工作是完美的，由社会党市长致辞欢迎。回答他的是王德威尔得，那“饱满而洪亮的嗓音震撼人心”，他表达了代表们对主办方的感谢，这是一个非凡的场合，“自由的人民，市政厅的主人，欢迎红色国际”。现在，全世界的社会党选民多达800万人。法国社会党刚在5月的大选中获得胜利，他们的选票突破100万张，国会议员也从54人增加到76人。白里安当上了总理，仍然自称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多少也让社会党人有些自豪。社会主义似乎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有效行使人类“可怕的良心”了。
基尔·哈迪是这颗良心在哥本哈根的代言人，他连同法国的爱德华·瓦扬提出一份决议，建议“各会员党和劳工组织，考虑总罢工作为一种阻止战争的办法，是否可取并切实可行，特别是在提供战争材料的产业，并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中讨论这个问题”。提出决议时，哈迪承认工人们还没有做好罢工反战的准备，但他抓住希望不放，认为时候一到他们就会准备好。“我们要好好领导他们。”他说。他的决议得到了王德威尔得和饶勒斯的支持，相比之下，饶勒斯更有意对此决议表示赞同，因为他正忙着密切法国总工会和社会党的联系，能否成功部分取决于对总罢工的认可。另外，德国政党的官僚化倾向令他担心，他开始更积极地考虑大规模战术。
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坚决反对哈迪的提案，理由和以前一样：在战争期间倡导罢工可能被当局以叛国罪起诉，资金被充公。倍倍尔此时已生病、衰老，没有参加大会，但就算他不在场，来自德国的压力还是否决了这份议案。作为折中，决议交由布鲁塞尔办事处在下次代表大会上重新审议。就连以这种方式被记录下来都让德国人忧心忡忡。他们勉强接受了王德威尔德的劝说——如果拒绝这么做，英国人和法国人恐怕会施加压力，独自贯彻这一计划。一项反对军国主义的决议获得通过，和斯图加特的决议几乎是一样的，只是补充说，各成员国工会“将考虑为了阻止战争之罪，有无必要宣布总罢工”。社会党人如此紧张地处理掉了总罢工的议题，正如资本家在海牙处理裁军一样，只是也许没那么快吧。
几周之后，就有有力的证据表明，工人们赢不了运输业罢工。10月，法国总理白里安破坏了一场反对所有私人和国营路线的铁路工人大罢工，他的策略是征召工人进入军队服役三星期，将他们的缺勤冠以擅离军职的罪名。于是，白里安以国防为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声称是受爱国良心的驱使才这么做。即便作为一个曾经的社会主义者，他的良心也没有驱使他向那些铁路公司施加压力，让他们增加工资，满足工人的要求。
历史已进入1910年。贝尔福在4年前的英国大选上就看到了权力转移到新阶级的信号，但这个过程尚未完成。面对实力的考验——比如法国铁路罢工——工人还不具备真正的命令性权力。国际行动只是妄想。虽然社会主义者一再讨论它，相信它，但他们的论述更是一种希望和理论，而非有血有肉的真实。但此时，确实有人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国际工人阶级行动。当社会党人在哥本哈根讨论战争产业进行大罢工的可能性时，与此关系最大也最具国际性的工会组织——国际运输工人同盟（ITF）碰巧也在哥本哈根开会。布尔战争爆发时，支持布尔人的荷兰成员曾倡导对英国进行国际运输封锁，但被国际运输工人同盟断然否决，理由是，在那个阶段让工人参与具有政治目的的国际运动还不可能。直接的工会行动则另当别论。如今，到了1910年，他们决定在下一年组织一次自己的国际罢工，以纠正船运业的不公正。
英国代表本·蒂利特和哈维洛克·威尔森（Havelock Wilson）是此事的主要煽动者，德国代表保罗·穆勒（Paul Muller）强烈反对，与此同时，他的同胞们也在社会党人大会上反对基尔·哈迪的提议。现在进行海员罢工“绝对是疯了”，肯定以灾难收尾，穆勒说。胜利的是雇主，工会将失去影响力，陷入贫困的工人只能跪着乞求和解。与抗战的罢工相似，海运业罢工也会给不参与的国家带来优势，而德国和英国又是海运业的竞争对手，维持国际原则至关重要。穆勒先生终于没有抵抗住沉重的压力，大会一致通过进行海员罢工，来抗议所有国家的船主，因为他们“冷酷无情地”拒绝工会建立纠纷委员会的要求。大家都同意，这次罢工“必然会是国际性的”。
接下来的11月和次年3月，在安特卫普召开的海员委员会会议上，英国表示一定会参加1911年的罢工，比利时、荷兰、挪威和丹麦也保证支持；德国此时又说他们没有罢工的理由，退出了。日期定在6月14日。与此同时，丹麦和挪威也退出了。丹麦人是因为已经赢得了对他们有利的五年协议，挪威人是因为同样的要求被拒绝，便觉得自己势单力薄，罢工也是徒劳。英王加冕的那年夏天，运输大罢工还是开始了，英国人没有退缩，比利时和荷兰也一起罢工，但比起英国工人极度的努力，另外两个国家就相形见绌了。国际运输工人联盟也在欧洲大陆的港口组织声援行动，禁止船主雇佣罢工破坏者，帮助英国海员实现要求。然而，总的来说，原本预期的团结一致并未成真。国际运输工人联盟1911年的努力似乎预演了工人阶级在国际行动中的表现。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仍然毫不动摇地预测，战争到来时，世界的工人会“揭竿而起”。在这一点上，它和那个时代用多情的服饰装扮现实的倾向不谋而合。当时有的医生、作家、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开始不带幻想地观察人类了，但这些人是超前的，是像魏德金一样的“黑预言家”，不能代表当时的公众。公众更喜欢玫瑰色的乐观看法：布格罗[19]式的珍珠般的美好裸体，吉布森女孩[20]那种难以置信的俊美——那是从未出现在土地或海洋上的事物。社会主义者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抱有同样的看法。
乐观主义主宰着德国。1912年大选，社会民主党惊人地获得了总选票的35%，达到425万张，议会席位110个。党的发展壮大如此迅速，让别国的社会主义者“难以抗拒”，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将“囊括大多数人民，甩开封建——资本主义国家的镣铐”，这一天变得越来越近、越来越确定了。这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员如此之多，意味着军队里的党员数目也会有一定比例的增长，所以，日积月累，总有一天，让军队对付工人会行不通。
但是规模和实际影响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饶勒斯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就已公开指出，现在，党的规模持续膨胀，这种情况也变得更明显了。1912年大选胜利后进入议会的社会党人并没有很好地利用他们的优势。当年，政府要增加三个军，社会党人反对了授权法案，但是不敢更进一步，反对为增兵埋单的征税法案。其中一位党员菲利普·沙伊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被选为国民议会第一副议长，他拒绝加入正式拜会德皇的队伍，从而触发新一轮马裤辩论。这次，除了社会党外，所有的党派都加入讨论。争议的焦点是，如果第二副议长缺席，沙伊德曼是否会参加拜见，以及倍倍尔是否已经同意，社会党人可以合乎习俗地参与到为君主欢呼的队伍中。最后，沙伊德曼的原则问题导致他的选举被取消，严重问题得到了规避。
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修正主义和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一同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成功反而导致其放弃最高纲领，转向最低的、可行的目标。革命的红色黎明已退去。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还在一遍遍重复信条，热情不减，但最坚定的革命信念已经传递给了“非法”活动者——俄国人。莱比锡的一次左翼集会上，一位来访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称主办方为革命者。“我们是革命者？”弗兰兹·梅林打断了他的话，“呸！他们才是革命者。”说完便向他的客人托洛茨基点头。
对于饶勒斯来说，压倒一切的任务在于制定一项既符合社会主义信念，又不与法国国防冲突的反战政策，并付诸实行。在他的国家，民族主义，复仇（revanche），好战的情绪也处于上升趋势。德国的压力无处不在，拉长了色当会战失败的阴影。对于盖德那样在逻辑上走极端的人，和平不一定能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画等号，但在饶勒斯看来，这两者是一致的。他现在认为，唯一一条可以应付战争威胁，又符合社会主义的方法，就是组织公民军队。如果整个国家都是军队的储备力量，每个人都接受6个月的基本训练，军官也从各个阶级当中来，那这个国家就不会被卷入资本主义战争贩子的利益旋涡当中。在自卫战中，只有这样的全民军队才有希望击退德国正在准备的、把预备队送上前线的“淹没”战术。
饶勒斯的运动并非全然是社会主义的空谈。正如他在德雷福斯事件时写作《证明》一样，他已经着手证明他的理论的可行性，花了三年时间研究、制定重组军队编制的方法。1910年11月，他将研究结果以一份法案的形式呈递议会，并写进了一本700多页的书中，名为“新军队”（l’Armée Nouvelle），于1911年出版。他不辞辛苦地在议会和社会主义报纸《人道》（l’humanité）上宣传这个目标（他本人就是《人道》的创办者和主管），集会和演讲也不放过，结果惨遭非难，被右翼集团——特别是以谩骂著称的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指责为“叛徒”、亲德派和“反战论者”。
众所周知，巴尔干地区是俄国和奥地利利益冲突的场所，也是欧洲的火药桶。1912年10月，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组成的巴尔干同盟在俄国的鼓励下，向土耳其宣战，看来可怕的时刻已经来临。托洛茨基在贝尔格莱德看到塞尔维亚第十八步兵团身着新的卡其色军装向战场进发。他们穿着皮凉鞋，帽子上别着绿色的枝条，看上去是“注定要牺牲的人”。没有什么比这些绿枝条和皮凉鞋更让托洛茨基深刻认识到战争的意义。“我被一种历史的悲剧感占据，面对命运我无能为力，只能同情蝗虫一般的人类。”
为了展现世界工人团结一致、反对战争的决心，布鲁塞尔办事处召集了一次紧急大会，在法德之间的瑞士边境城市巴塞尔召开，时间是11月24日至25日。555位代表从23个国家赶往巴塞尔。办事处提前起草的宣言被全票通过，宣称“准备做出任何牺牲”以反对战争，但并没有指出具体是什么。基尔·哈迪、阿德勒、王德威尔得等社会主义最鼓舞人心的演说家相继登台，最后饶勒斯的演说把会议推向高潮。现在，人们已心照不宣地承认饶勒斯为社会主义运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倍倍尔也在场，但已经体力不支，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在国际场合露面。
饶勒斯在大教堂的布道坛上讲话，这个场地是教会权威提供给他的，虽然资产阶级担心会出现“危险”的后果。饶勒斯说，教堂的钟声让他联想到席勒《钟声之歌》里的格言：我召唤生者，我哀悼死者，我打破火炉（Vivos voco，mortuos plango，fulgura frango）。他身体前倾，表情急切，对着面朝上看的观众们说：“我召唤生者，要他们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怪物已从地平线跑来。我为死者哭泣，数不尽的尸体正在东方腐烂。我要打破战争的雷鸣，它的威胁正从空中降临。”
而此时，这个雷鸣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政治家们打破了。1912年12月，他们在伦敦开会，取得了有限的成果；又在次年5月继续，处理了俄国和奥地利之间的矛盾，没有使其演变为实战。
1913年3月，法国着手扩张军队，将服役期从两年恢复到三年，这和饶勒斯的反战号召正好相反。于是，他投入所有精力，反对这个法案，支持公民军队的做法。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三年法”成为法国人的舆论焦点。支持法案成了民族主义者的战斗号角，而反对它则是左翼的象征。饶勒斯谴责议会的做法是“对共和国犯罪”，吸引了15万人参加露天抗议集会。反对党称赞饶勒斯是杰出的和平发言人。因此，他作为反战人士和亲德派，又受到了新一轮的攻击。经过4个星期的激烈辩论，法案于8月7日生效。饶勒斯没有放弃，正如雷恩审判之后，他痛苦奋斗了6年，直到德雷福斯和比加平反一样；如今，他领导反对派，要求撤销法案。
倍倍尔在那一年去世，享年73岁。葬礼的队伍行进了3天，许多国家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前来瞻仰，他的灵柩被成百上千的红色花冠、花束包围。来自柯尼斯堡的律师、议员雨果·哈斯（Hugo Haase）是选定的接班人。1913年8月，安德鲁·卡内基，以及海牙国际法庭的42个会员国代表揭开了和平宫的面纱，《泰晤士报》称之为“最令人高兴的事”。1913年的一份关于法国学生生活的调查表明“战争”一词很有魅力，“人们心中永恒的斗士本能不断复苏”。
工人阶级的力量持续增长。到1914年，英国的工会会员人数达到300万，法国达到100万。丹麦的社会党是国会最大党，意大利的社会党在1913年的选举中将议会席位从32个扩大到了52个，法国社会党在1914年4月的选举中将议会席位从76个增加103个。比利时的社会党除了选出30位众议院议员、7位参议员议员外，还在市议会占据了500个席位。统治阶级长期顽固阻碍平等选举权的实施，使比利时社会党深感沮丧，现在他们觉得自己的力量已足够强大，用总罢工来实现目的的时机终于到了。王德威尔得和他的同事们坚持进行了长期、认真的准备工作，罢工持续了两周，共有40万名工人参加，但即便如此，他们未能达到目的，罢工失败了。
第二国际的第10次代表大会安排在1914年8月，在维也纳召开，以纪念第一国际成立50周年，第二国际成立25周年。社会党人对这个目标充满信心。当年5月，包括饶勒斯和雨果·哈斯在内的法德社会主义代表委员会在巴塞尔相聚，商讨恢复两国友善关系的途径。他们的意图是好的，但仅限于空谈。4月，基尔·哈迪在英国独立工党的大会上发表演讲，突然转身朝向演讲台后坐着的一排排社会主义主日学校的孩子们，直接对他们讲话。哈迪畅想自然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将有多么美好，战争和贫穷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他竭尽全力交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世界，尽管他和他的同事们尚未成功，但孩子们会接替他们。“我可以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的遗言：为了更好的明天而生活吧。”
6月底，传来消息，塞尔维亚的爱国者在波斯尼亚某个兼并来的不知名的小城里刺杀了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引起了欧洲已经习惯的轰动。事情过去了，并未引起公众过度的恐慌。接着，7月24日，一个月之后，奥地利突然宣布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借用德国社会主义《前进报》的话说，这种“暴行……只能被理解为蓄意挑起战争的企图”。全面危机开始于欧洲的脚下。这会是又一次阿加迪尔和巴尔干战争吗？经过激烈的挑战和斡旋，战争能否最终避开？人们近乎绝望地等待着。“我们就指望饶勒斯”能带领社会主义者阻止战争，斯蒂芬·茨威格很久以后写道。
社会主义领袖们商量该怎么办。一个月之后在维也纳发动示威恐怕来不及了。周围气氛凝重，似乎已到了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布鲁塞尔办事处召集领导成员在7月29日进行紧急会议。饶勒斯、雨果·哈斯、罗莎·卢森堡、阿德勒、王德威尔得、基尔·哈迪，来自意大利、瑞士、丹麦、荷兰、捷克、匈牙利的党代表，以及俄国几个派系的代表，总共约20人参加会议，有种“绝望而沮丧的感觉”。他们能做什么呢？怎样才能让人们感受到工人阶级的意愿？这个意愿到底是什么？无人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工人们肯定是希望和平的，无人怀疑这一点，但两天之前已经有人在布鲁塞尔工会代表大会上给出了一个答案。法国总工会的领袖莱昂·儒奥（Léon Jouhaux）惶恐不安，很想弄清楚德国工会的意思。他说，如果德国人愿意参加的话，法国工会将号召罢工，但是德国工会主席卡尔·莱吉恩一直没有表态。总之，没有任何计划准备出台。
各国的社会主义报刊整个星期都在咆哮攻击军国主义，敦促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团结并征服”军国主义者，如第二国际策划的那样“不断疾呼”。法国工会的喉舌《工团主义斗争报》（La Bataille Syndicaliste）说：“工人们必须用一场革命的总罢工来回答宣战公告。”工人们挤满群众大会，倾听规劝和激励，游行、呼喊，但罢工的意愿却没有任何迹象，因为根本没有计划。
布鲁塞尔的一个雨天，社会主义的领导们齐聚人民之家（Maison du Peuple）小厅里，这座大楼是比利时工人运动的骄傲，它有剧场、办公室、会议室、咖啡馆以及合作社的商店。他们见面时已经听说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但其他国家尚未卷入其中。他们只剩下希望了，希望工人们能以某种办法起来反抗——他们依赖“某种办法”已经很久了。每个代表都指望邻座的人能带来他国工人自发性暴动的消息，向战争说“不！”。阿德勒的演讲表明，奥地利发生起义的可能性为零。焦躁不安的哈斯报告了德国各地抗议和群众大会的情况，并向同事们保证，“德皇不希望打仗；不是因为他热爱人类，而是因为他生性懦弱。他担心后果”。饶勒斯看上去“对所有常规方法都失去希望，只能依靠奇迹了”。哈迪肯定英国运输工人会开展罢工，但他的自信是装出来的。几星期之前他曾写道：“只有当工会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让工人掌管政府，战争才能终止。”唯一一个符合这个条件的国家就是德国了。代表们整天都在讨论，但达成的唯一决定是将代表大会的地点从维也纳改为巴黎，8月9日，届时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那个晚上，皇家广场（Cirque Royale）上聚集着比利时工人，他们从城区各处和郊区赶来。领导们登上讲台时，饶勒斯把手臂放在哈斯的肩膀上，以这个姿势来否认德法之间的敌意。他在会议的高潮发表讲话，其雄辩令整个大厅为之震撼。他“颤抖着，充满激情、忧虑和渴望，想避免即将到来的冲突”。他的演讲结束时，在场的观众被热情席卷，涌入街头，组成游行的队伍。他们带着写有“反对战争”（Guerre à la guerre）的白色卡片，一边游行，一边轮流喊口号、唱国际歌。
次日，代表们启程回家，饶勒斯临走时安慰王德威尔得：“这次会和阿加迪尔一样——有起有伏——但问题不解决是不可能的。来，我还要等几个小时的火车，我们一起去博物馆看佛拉芒原始画派的作品吧。”可惜王德威尔得有事要去伦敦，不能和饶勒斯一起，此后也再没见到他。在返回巴黎的火车上，饶勒斯因为太过疲劳而睡了过去。陪伴他的让·隆盖（Jean Longuet）看着他“奇妙的脸……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他已经死了。我一阵惊恐，整个人都冻住了”。然而，列车到站之后，饶勒斯醒了过来，仍然坚持不懈，去议会和议员们讨论，接着又去《人道报》的办公室，写第二天早上的专栏。
安杰丽卡·巴拉巴诺夫等代表乘坐另一辆列车离开布鲁塞尔。第二天，他们在巴塞尔火车站的饭店吃早餐时，两位德国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急匆匆地跑来，显然很兴奋。“战争已经毫无疑问了，”其中一人说，他刚刚和门外的德国人交谈过，“他们来这儿是要把党的财产保管好。”那一天，在柏林，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Hollweg）向普鲁士国家部保证，“没有必要特别担心社会民主党”，而且“没有人会谈论总罢工或破坏活动”。
7月31日，德国向俄国发布初步动员的最后通牒（Kriegsgefahr），巴黎的民众十分紧张，他们知道法国已站在战争边缘。内阁一直在开会，德国大使来到外交部，又离开，似乎是个不祥之兆，这个国家的命运悬而未决。饶勒斯带领社会党代表团前往总理办公室见他曾经的同志维维阿尼，然后回去组织社会党向议会施压。晚上9点，他离开《人道报》办公室，因为焦虑而疲惫不堪，在蒙马特街角的羊角面包咖啡馆和几位同事吃晚饭。他背靠打开的窗户落座，边吃饭边说话，这时，一个年轻人正在外边的街上看着他，此人从前一天晚上就已经跟踪饶勒斯了。这是一个极端狂热的爱国者，后来的调查也证实这一点，他把手枪瞄准这个“反战派”、“叛徒”，连发两弹。饶勒斯猛地倒向一边，摔在餐桌上。5分钟之后，他死了。
消息像火焰吞噬了巴黎。人群很快聚集在餐馆周围的大街，以至于警察花了15分钟才打开一条通道，好让救护车进来。尸体抬出时，周围一片沉默。救护车在骑车的警察的护卫下转道时，突然传来一阵喧嚷——“饶勒斯！饶勒斯！饶勒斯万岁！”——似乎在拒绝死亡这个事实，而其他的人则目瞪口呆，悲伤已攫住他们的心。许多人在街上哭泣。“我的心都碎了”，阿纳托尔·法朗士听到消息后说。内阁成员是在夜里开会时知道的，传递消息的副官面色苍白，部长们惊骇得不知所措。预见到战争前夕可能发生工人阶级暴动和内乱，总理公开呼吁，请求民众团结、镇定。军队也保持戒备，但第二天早上，国家存亡的关头，却只有痛彻肺腑的寂静。卡莫的工人停止工作。“他们砍掉了一棵大橡树。”一位工人说。一位在莱比锡大学求学的西班牙社会主义者漫无目的地游荡街头几个小时，“一切都染上了血的颜色”。
饶勒斯之死的消息在周六见报，8月1日。当天下午，德国和法国发出了动员令。夜晚到来之前，预备役军人手捧花束，向火车站行进，平民在街边招手欢呼。每个国家都同样热情、激动。8月3日，德国社会党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是否支持战时公债。就在几天之前，《前进报》还在嘲笑防止战争的虚伪借口。但现在，政府在讨论俄国的威胁和法国的挑衅。伯恩施坦，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者，向他们保证，政府计划为社会主义者修建一座“金色桥梁”，证据是外交部为饶勒斯之死公开表示哀悼，承认这对于社会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111位社会党议员中只有14位，包括哈斯、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弗兰兹·梅林，投了反对票，但这14个人也严格服从多数的意见。次日，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党派一起，在国民议会全票通过了战时公债。
德皇宣布：“从此以后，我不认党派，只认德国人。”在法国，议长德夏内尔（M. Deschanel）面对起立的议会成员，宣读了为饶勒斯而写的悼词，“这里再没有敌人，只有法国人”，他说。两个议会里都没有社会党人对这个头等忠诚的声明表示质疑。法国全国总工会的领袖莱昂·儒奥宣称：“我以工团组织的名义，以所有加入军队的工人，以及明天加入的人——也包括我在内——的名义宣布，我们自愿前往战场，击退侵略者。”8月尚未结束，王德威尔得就进入了比利时的战时临时政府，盖德则以法国“神圣工会”领导人的身份进入政府。连盖德都成了部长！这无疑是爱国主义部落式的牵引最有力的见证。
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没有这么严重的民族危难感，基尔·哈迪、拉姆齐·麦克唐纳和几个自由党人坦率地表示反对战争。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人唱反调了，没有罢工，没有抗议，没有犹豫——他们扛起枪到别国的土地打击同是工人的士兵。马克思宣称的没有祖国的工人，在战争来临之际，选择了国家，而不是阶级。他们和任何人一样，成了祖国大家庭的一员。他们的敌对行为本该用来颠覆资本主义，却在外国人身上找到了更好的目标。工人阶级心甘情愿地走向战场，甚至急切地渴望如此，和中产阶级一样，和上层阶级一样，和整个人类一样。
8月4日，饶勒斯下葬的那一天，战争已经全面化。空中传来了他曾在巴塞尔祈求的钟声——“我召唤生者，我哀悼死者”——为他，也为全世界而鸣。
[1] 英特纳雄耐尔，法文L’lnternationale（国际）的音译。
[2] 埃德温·马克姆（Edwin Markham）：美国诗人。
[3] 米勒（Millet）：法国画家。
[4] 加里波第（Garibaldi）：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导者。
[5] 伯恩-琼斯（Burne-Jones，1833—1898）：英国画家，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重要成员。
[6] 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起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旨在遏制社会主义的发展，把社会民主党等皆列为非法。
[7] 樱草会（Primrose League），是1883年成立的保守党协会。
[8] 即美国政治家托马斯·里德，详见本书第三章。
[9] 穆内-絮利（Mounet-Sully，1841—1916）：法国演员。
[10] 欧仁·苏（Eugène Sue，1804—1857）：法国作家。Eugène一词在英语和法语中发音不同，因而有两个汉译。
[11] 塞缪尔的昵称。
[12] 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1858—1943）：英国政治家、工团主义者。
[13] “Big Bill”Haywood，全名William Dudley Heywood，“大比尔”是他的昵称。
[14] 斯克内塔迪（Schenectady），纽约州东部城市。
[15] 1912年的美国大选，共有四个政党参加，各派一位候选人：民主党的伍德罗·威尔逊，共和党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社会党的德布斯，以及前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在共和党内选举落败后自行成立进步党参选。最后威尔逊当选总统。
[16] 摩洛神（Moloch），一种上古的神灵，需要儿童献祭，在《圣经》中有记载。
[17] 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柏林市中心的街道，从19世纪中叶到1945年期间是德国的行政中心，英语中常以威廉大街指代德国政府或外交部。
[18] 里夫，北非山区。
[19] 布格罗（Bouguereau，1825—1905）：法国学院派重要画家，追求完美的极致，作品中有很多美好的女性形象。
[20] 指美国插画家查理·达纳·吉布森（Charles Dana Gibson，1867—1944）笔下的女性形象，代表那个时代美国女性美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