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兹伯里勋爵在1903年去世，所以没有亲眼得见民主在20世纪第一次重要选举中的运作，但是，他就算在场，也不会感到惊讶。社会的一个新层面正在崛起，权贵的地位虽不至于立刻被取代，但来自它的压力越来越明显，权贵们也渐渐被推到了边上。人民的时代就要来了。
“大辫子！”的呼喊声展现了这个层面的力量，这个声音回荡在1906年大选的每个选区，听起来毫不相干，影响却是致命的。没有什么比“华人奴隶”更值得利用的问题了，自由党刻意夸大它的重要性，正像1900年卡其选举时保守党利用爱国主义口号造势一样。上述奴隶指的是经由联合政府同意，从中国雇佣的契约劳工，在南非开采金矿。告示牌上到处贴着戴着锁链的华工，被拳打脚踢的华工，被鞭打的华工。有人穿成华人奴隶的样子，身上贴着广告牌游行示威。漫画上，在布尔战争中丧生的英国士兵的鬼魂指着华工被篱笆围住的居住区，质问道：“我们就是为这个死的吗？”工人阶级的听众们被告知，如果保守党得胜，他们会把华工带到英国，图画中留着大辫子、带着草帽的苦力被称为“保守党的英国工人”。这些图片在政治集会上用幻灯片展示，“瞬间引发了针对贝尔福先生的愤怒的喊叫”，同情自由党的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记录道。至于他们的哀号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愤怒还是担心廉价劳动力引发竞争，就不得而知了。沃拉斯发觉，这两个原因的下面都埋藏着一种对外来人的恐惧，大辫子就是这种恐惧的象征。可恶的黄脸引发了“对蒙古黄色人种的直接仇恨，而这个仇恨又转移到了保守党身上”。在观众的哀号声中，沃拉斯看见了公共事务中非理性的力量。
新来的人想吸引新的选民；他们和低级报刊一样，都是应新选民的要求才出现的。民众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也因此更容易交流，更容易哄骗。售价半便士的《每日邮报》发行量高达50万份，比《泰晤士报》多出不止10倍。汽车为候选人赢得了更广泛的受众，城市的扩张也意味着受众越来越多。非理性的力量不一定是错的，错误的理由也可能导致正确的结论。非理性的力量不一定只在马修·阿诺德所说的群氓中存在，但是下层民众人数众多，故而影响巨大。
1902年，布尔战争结束，阿瑟·贝尔福顺利接替索尔兹伯里勋爵，担任英国首相，此时，变化的浪潮已经涌到他的脚下。经济形势还不错，但是来自海外的竞争对手正在进犯英国对外贸易的霸权，他们入驻英国市场，领导新兴产业。在国内，上流社会的生活依然美好，但是失业、饥饿和贫困，所有统称为社会问题的疾病、不公平和不公正正在冲击着权贵阶层的壁垒，不满的浪潮汹涌澎湃，无法忽视或压制。新的时代要求政府有比以往更多的作为，更多的想象力，更多积极的意向和措施。在野10年的自由党盼望着重掌大权，相信自己有能力满足上述需求。
他们不是一个团结的群体，从来都不是。其主导哲学看中变化和改革，和世界上的任何的自由主义派别没什么不同，但是他们各自的想法和社会背景千差万别。自由党的人员组成中，既有罗斯伯里勋爵这样的辉格派贵族，也有爱德华·格雷爵士那样的乡绅，还有坎贝尔-班纳曼爵士那样的富裕商人，以及阿斯奎斯和莫利那种没有土地的知识分子，甚至还包括独一无二的劳合·乔治，这个从凯尔特的乡野跑来的暴发户。他们中有所谓小英格兰人，用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的话说，他们把帝国视为“贵族们寻求院外救济的大型系统”；有人则是热诚的帝国主义者，和保守党人一样。他们中有英国国教[1]徒，也有不信奉国教的，有支持爱尔兰自治的，也有坚定不移反对自治的。他们中有献身于财富和政治力量再分配的激进派，也有热衷于赚大钱的工业巨头。那些因为自身的信念，而不是家庭传统或者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投身自由党的人，认为他们和保守党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和过去任何时候都一样”；这道鸿沟，正如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所言，存在于“缄口不语者与改革者”之间。充满改革热情的塞缪尔坚信，自由主义的原则“无异于带着宗教精神投身于公共事务中”。自由党中有真诚的人，也有机会主义者，有蛊惑人心的煽动家，也有像劳合·乔治那样，上述三种都具备的人。他们是在野党，急于执政，时刻准备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反对他们的人内部也矛盾重重，布尔战争后重新开启的一系列国内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非圣公会教徒对国家权力机构的仇恨和嫉妒在1902年教育法案上演变成了国家风暴。该法案是在贝尔福的授意下出台的，他本人也起草了大部分的内容。这项法案将把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一起，作为国家义务的一部分，目标是使所有人都上得起学，使所有的学校都达到统一的标准。和1870年的义务教育法案一样，它也有经济上的动机：政府意识到，国家必须着手提高教育水平，否则英国会在市场竞争中继续落后下去。在实现进步方面，该法案可能是10年内最重要的成果，但它在方法上有所偏袒。它特别照顾英国国教学校，事实上提供了更多的财政支持，而废除了地方上的非国教公立学校（Board Schools），这使得非圣公会教徒，即传统上的自由党人怒不可遏。这个法案也成了重新团结自由党下的帝国主义者和激进派的理由，他们因为布尔战争和爱尔兰自治问题而分裂。下议院辩论的火药味很浓，是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2]之间特有的。卫理公会派的牧师给报纸寄去义愤填膺的公开信，谴责这个法案是“耶稣受难后最恶劣的背叛”，村民们集合组成抗议会议，不愿为学校缴税的人也组成联盟，劲头十足，就像内战时反对给查理国王造船费的圆颅党人。此时劳合·乔治已是威尔士解散国教的支持者，他以戏剧性的夸张演说鼓励上述联盟的活动。人们似乎是为了寻求刺激才纵身投入到新一轮宗教战争中，似乎布尔战争给了人们体验的机会，虽然实际体验到那场战争的还不到英国人口的百分之二。
“妇女选举权！”的呐喊意味着更多的麻烦，提出这个口号的人坦率地自称“好斗者”。1903年，她们在潘克赫斯特（Pankhurst）夫人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反对福赛特（Fawcett）夫人的领导的、相信通过劝说方式获得选举权的团体。她们的初次战斗尝试包括在政治集会上诘问和挂标语，虽还不甚严重，却正如弗朗西斯·贝尔福夫人所写，是“新风正在摇撼社会”的证据。
与此同时，南非的矿主要求政府许可他们引进华工，因为非洲工人要求不高，在战后找到合适的工作轻而易举，所以不愿意再当矿工。契约劳工这个名词听起来很可怕，政府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矿主们立场坚定，如不照他们的意思做，他们的矿就不能重开，他们的投资就收不回来，他们在南非的股份就要贬值，正如《经济学家》所坦陈的那样，这就是个钱的问题。“如果持有两亿英镑德兰士瓦股票的英国人或别国人想连同利息赚回他们的钱，他们就不得不以正确的心态解决这个劳工问题。”
政府终于勉强同意，引进的华工被安置在特定的居住区。曾在英属圭亚那引进契约劳工的自由党人这次却大声斥责。其实华工的居住条件并不比英格兰阴暗恐怖的贫民窟更差。贫民窟里一个水龙头和一个厕所要供25个家庭使用，一张床上睡三个人，床下再睡两个。但是，距离越远，人道主义的本能就越强大，在非洲建一座天堂总比在国内更容易。何况，华工问题还散发着布尔战争一开始就有的铜臭味。帝国主义者喜欢在帝国事业上附加的道德内容也因此贬值。
此外，约瑟夫·张伯伦正因为关税改革的事闹得昏天黑地。当他为保护主义而战时，他是和他所在的党派对着干，反对传统的英国态度，即自由放任的政策。人们开始担心当年《谷物法》的情况重现，食品价格攀升，于是自由党又有了疾呼“食品自由！”的机会，而他的党派也分裂为新旧保守党，分裂为有地的和有钱的。工厂主和商人偏向保护主义，他们是H·G·威尔斯眼中“干劲十足的商业化帝国主义”支持者。张伯伦自己就既是帝国主义者又是商人，在他看来，这是团结宗主国和所有殖民地的好机会，庞大的帝国关税系统会刺激帝国内部的贸易，使国家更繁荣，也会加强帝国的联系，增加税收用于社会福利，尤其重要的是，他还会因此被推到前台，成为英雄。他在英国内阁的位置同德国在各国之间的位置十分相似：精力充沛，野心勃勃，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和影响，盘算着夺取头筹，又因为最高位不在自己手中而苦恼怨恨。关税改革是他夺权的好机会，但是他错过了。此事颠覆了整个内阁。张伯伦辞职了，以便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他的战斗。五位支持自由贸易的大臣也辞职了，包括德文郡公爵和财政大臣。一位朝气蓬勃的新下议院议员，温斯顿·丘吉尔，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投入了自由党的怀抱，被保守党人大骂“卑鄙”。辩论无休无止，涉及从特惠关税、出口津贴到倾销等神秘的财政问题。几乎无法领会精神的公众也做出决定，支持某个阵线，食品自由联盟和反学校税联盟同时涌现；英国人很快变得和法国人一样，吵得不可开交。
当上首相的贝尔福先生仍然温文尔雅，轻松自如，不理会政治教条，拒绝采取坚定立场。他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原因是他不认为哪个立场是值得坚决支持的，也因为他相信，在极端观点之间游弋才是将他的党派团结一致、维持住政府位置的好策略。他觉得教条地坚持自由贸易没什么意义，而某种选择性的关税制度对英国的工业是有好处的，当然他也不想全盘接受张伯伦的计划。他的头等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继续保守党对英国的统治，这要比自由贸易或保护主义都更重要，他在这一点上立场坚定。同事争吵、大臣辞职、党员变节都没有给他造成压力，他从容不迫地告诉下议院：“如果我在不存在坚定立场的情况下采取了坚定的立场”那才是玩忽职守呢。他给这些问题注入了哲学式的怀疑，又为他的怀疑注入了绝对的权威，以至于辩论的双方都被他迷住了。当他和党内自由贸易者以及保护主义者的关系遭到质疑时，他“令下议院享受了好一顿轻蔑谈笑”。他对议会的程序极其熟练，运用各种策略驾驭事务，竟让这个政府撑了两年多的时间。他似乎在这个艰难的任务中获得了乐趣，但他的表现却令追随者们心神不宁。他们希望党的领袖承担起领导的责任，而不是如哈里·卡斯特所说的那样，成为“走中间路线的骑墙派”。
然而，贝尔福的意图很严肃。他希望在位足够长的时间，以巩固协约以及帝国防卫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在1905年的丹吉尔危机之后。他已下令重新装备火炮，采用新的18磅（约8千克）速射火炮。正如他后来解释的那样，他下定决心“绝不退位，直到我们在军费问题上走得足够远，任何自由党政府都不能动摇我们的立场为止”。百折不挠的张伯伦仍然继续着关税改革宣传。党内矛盾激化，反对派越发急躁，贝尔福在鸡蛋上的舞蹈也越来越困难了。
让以上的冲突都相形见绌的是英国的社会问题。1900年后，各种调查报道相继出炉，揭露了财富两极分化的严峻现实和后果。在B·S·朗特里（B.S.Rowntree）1901年的《贫困：城镇生活研究》，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1903年的最后一卷《伦敦人的生活和劳作》，L·基奥扎·莫尼（L.Chiozza Money）1905年的《财富与贫穷》，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对劳工问题的报告，以及费边社对赤贫、患病和精神失常者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竟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无法摆脱长期贫困，无法满足最基本的动物生活需求”。莫尼的研究表明，经济上的不平等在英格兰尤其普遍。人口差不多的法国，拥有价值500英镑至1万英镑小型房产的人数是英格兰的两倍，但是英国拥有价值5万英镑以上房产的人是法国的三倍，拥有25万英镑以上房产的人是法国的四倍。
调查者拿出的是真凭实据：睡眠、饮食、卫生、隐私，甚至用于呼吸的空气都无法满足基本的人类生存条件。根据赫胥黎（Huxley）教授的计算结果，每人800立方英尺[3]的空气量是理想的情况。这个数据在贫民院是300立方英尺，而在贫民窟，三个人睡一张床，共用700立方英尺的空气，或者在有孩子的家庭，八九个人共用1200立方英尺的空气。他们和寄生虫一同生活，一张铺在地上的纸就能充当厕所，星期天吃一次鱼就算是八口之家每周的蛋白质供应，每人只能分到2.5盎司（约71克）的份儿。小孩面色苍白，牙齿溃烂，发育不良，如果他们去上学的话，不是在课桌前发呆，就是蒙头大睡。无知、冷漠以及虚弱的身体是贫穷的产物，城市贫民窟就是浪费生命的泥沼。而过度拥挤的乡村也好不到哪里去。牛津郡的一间村舍里，八口之家只睡两张床，中间隔着一堆单薄的毯子；约克郡的一间村舍里，一对夫妇和五个女儿共用两张床和一个阁楼；在萨默赛特，一位母亲和三个孩子睡一间屋，五个男孩和女孩共用另一间屋，年龄最大的有19岁。
对于缺乏专门技术、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来说，他们的工作条件和贫民窟差不多。1897年，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金禧庆典的那一年，格拉斯哥的肖菲尔德（Shawfield）化工厂里，工人们一天工作12小时，全周无休息日，每小时的工钱只有3—4便士。这些在有毒烟雾中工作的人们甚至没有午休时间，只能在焚化炉边站着吃午饭。如果他们星期天不来上班，下一天的工资就会被罚掉。而这座化工厂的老板，欧沃顿勋爵（Lord Overtoun）是个每年捐款1万英镑的慈善家，还是尊重礼拜天、各大星期日休息协会的主要成员。在其他工厂，没有得到允许就不来上班的工人可能会被逮捕。就算他们事先申请休息，也有可能遭到拒绝；如果他们无论如何还是休息了，往往第二天就得在监狱里度过。技术工人如果加入行业工会，情况会好得多，英格兰的行业工会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技术工人占所有成年男性工人的五分之一，这也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比例更大，他们有自己的保险和养老体系，有强大的基金支持，并且可以到所在的合作社买到便宜的东西。尽管如此，和资产阶级相比，他们还是处于劣势，背后还有无处不在的失业可能，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
1900年起，英格兰的经济已经走出了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期，总体上繁荣、积极，处于扩张状态。运货商、造船厂、银行家、工厂主都很忙碌，煤矿全线运转，尽管在化学、电气等新工业上，英国不如某些外国竞争对手那么有创业精神，大多数行业虽然难免有起伏，整体形势还是不错的。但是，利益分配的鸿沟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富人们享受着顶级的奢华与闲适，工资的购买力却在下降，工人的物质生活也恶化了。英国规定的参军最低身高从1883年的5英尺3英寸（约1.6米）降低到了5英尺（约1.52米）。
体制出了问题。不知怎么回事儿，这些年来机械和物质上的巨大成就反而把社会整垮了。在这个进程加速的美国，深受震动的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工商企业中深入调查，专门揭发丑闻的公民记者也把调查转入贫民窟、牲畜围栏和标准石油公司的文件里。英国的改革家、作家、十字军记者、费边社成员、社会主义者、自由党激进派为了寻找补救的办法，已经失去了耐心。H·G·威尔斯尖锐地吼叫，警告大家，无计划的物质进步会导致楼房越来越高，城镇越来越大，资本家越来越坏，被践踏的、陷入绝望的工人越来越多，正如他在《当睡者醒来》一书中所描绘的那样。这是一个“一切都更大、更快、更拥挤”的未来……简而言之，是“当代各种倾向的夸张版本”。威尔斯就像一只不停啄食文明疾病，发出咕咕叫声的冠蓝鸦。他在1900年的《预感》和1905年的《现代乌托邦》中把新共和国塑造成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并借此热情地宣传通过科学给人类带来的进步。
和平、节约和改革，自由党的这三个信条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19世纪那种机会主义式的自由主义已成往事。某种“愤怒的悲观主义”启发了查尔斯·马斯特曼（Charles Masterman）创作了《来自深渊》（1902）和《变化的危险》（1905）。这位年轻的自由党记者，《每日新闻》的文学编辑，忠实的高教会派信徒，娶了一位利特尔顿家的小姐，她的叔叔是贝尔福的内阁成员。他属于新派自由党的一员，19世纪的许诺被如今的动向背叛，马斯特曼茫然而不安。同样受这种“愤怒的悲观主义”启发的还有一位孤独的经济学家，J·A·霍布森（J.A.Hobson），他在1901年出版了《社会问题》一书。他看见自由主义早期明亮的希望被适者生存的教条所遮蔽，进步的能量全神贯注于物质增长。政治经济学已无法解决社会问题，他认为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科学来“为一种新的社会进步的艺术提供令人满意的依据”。霍布森认为，失业是问题的关键。失业意味着人类资源的浪费，在他看来，无所事事的富人也包含在内，根据1891年的人口普查，有25万个年龄在20岁到65岁之间的富有男性没有任何职业或工作。消费力不足是失业的必然结果，它正是种种社会问题的主要来源。霍布森也认为，帝国主义不是所谓白种人的责任，被高贵地承担，而是经济体的内在要求，为了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霍布森的观点写在了1901年的《沙文主义的心理》和1902年的《帝国主义论》中，影响甚大，但是遭到了帝国主义者和费边社成员的忌恨，后者也是信奉帝国主义的。没有任何一所著名大学聘请他做教授，连1894年成立的伦敦经济学院也不例外，费边社之所以建立这所大学，正是为了创建那个新的社会科学，这正是霍布森的目标所在。
费边社想要的是没有马克思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有点儿像没杀过人的麦克白——这是一种理性、体面、渐进、真实又实际的英式社会主义，为其提供技术支持的是聪明用功、观察入微的韦布夫妇（Webbs）以及常识感特别好的萧伯纳。费边社成立于19世纪80年代，通过小册子宣传计划和论证，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游说团，一心要把现存的政治体制引入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上。比阿特丽丝·韦布把人分为两类，贵族、艺术家和无政府主义者[4]是A类人，慈善家，资产阶级和政府官僚是B类人，费边社成员也属于B类。他们不在工人阶级中寻找根基，而更喜欢如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所说的，通过“逐步在高素质人群渗透我们的志向”，并逐步影响政府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在B类人当中进展显著，但仍然只是个七八百人的经院哲学组织，为工人而辛苦劳碌，却又远离工人群众。在英国，知识阶层的人是无法渗透到工会当中的。费边社对马克思主义的强制性阶级斗争定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劳工和雇员必须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达到目的，因为如果没有雇主的利润，他们也就没饭吃了。在“反驳”马克思的演讲中，身材高大、声音尖细、满头红发、引人注目的萧伯纳大胆地煽动听众，用清脆、锐利的句子倾吐他的理念，不间断地讲了一个半小时，在场的人被迷得神魂颠倒。在1905年12月首演的《巴巴拉少校》中（贝尔福先生也在现场），萧伯纳借军火巨头安德夏夫特（Undershaft）之口，谈论“贫穷的罪恶”。“你所说的罪恶算不上什么：这里一次谋杀，那里一次盗窃，有什么大不了！这些不过是生活的意外和疾病罢了：整个伦敦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职业罪犯的才50个人，但贫困的人有好几百万，他们凄惨、肮脏、吃不饱、穿不暖。他们在道德和实体上毒害我们；他们杀死社会的幸福；他们强迫我们放弃自由，以不近人情的残酷组织起来，就是担心他们起来反抗，把我们拉进他们的无底洞。蠢人才害怕犯罪，我们都害怕贫穷。”
韦布夫妇用堆积成山的报告，以及英国社会的润滑剂——社交和谈话——来打击这项罪恶。决意促进社会进步的他们其实本质上是专制主义者，对民主进程毫无耐心。他们赞成保护主义、约瑟夫·张伯伦（比阿特丽曾经还想和他结婚），以及所有能够加强国家力量，带来更多税收，为修建下水道、流动厨房和失业保险提供资金的东西。他们不喜欢自由党人，因为这些人不理解帝国主义，也不懂社会主义对新时代的要求；他们也不想相信工党，这些没教养的人肯定没有能力让社会服从他们的意志。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强大的政党，雷厉风行，对国家需求有务实的理解，能像保姆一样，好好管教未来，给它穿上干净的衣服，帮它洗脸，擤鼻涕，叫它挺直身板，坐在桌前，为它提供合理的饮食。只有被张伯伦革新过的、接受韦布夫妇指导的保守党才能做到这些，它将把托利式社会主义的铁的祝福送给英格兰。
正统社会主义的代表是社会主义民主联盟，其领导H·M·海因德曼家境富裕，受过伊顿公学和剑桥三一学院的栽培，和威尔士亲王的入学年份正好相同。社会主义民主联盟笃信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缺乏和工人阶级的交流，它表达了欧洲大陆社会主义最愤怒的革命学说，但没有什么追随者，所以只是一个没有实体的声音。海因德曼曾说：“如果下个星期一早上10点没有革命的希望的话，我就无法再继续下去了。”革命大概会从天而降，因为从海因德曼的计划上来看，工人并不扮演发起人的角色。“一个奴隶阶级是不会被奴隶自身解放的，”海因德曼宣称，“领导、发起、教育和组织必须来自出身不同的人群，他们在早年受过训练，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能力。”他抱怨古怪的英国战术，即统治阶级把崭露头角的工人领袖吸收进来，而后者在“接受了为了他们而牺牲自己的财富的社会主义者的教育”之后，经不起考验，非常乐意叛变投敌，加入占主导地位的少数派（也就是自由党）。他说话的语气似乎证实了他的朋友对他的看法，据说喜欢打板球的海因德曼是因为没有入选剑桥大学的十一人板球队才怨天尤人，成了社会主义的信徒。海因德曼和《号角》（Clarion）的编辑罗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等一群认真的人一起，在会议、文章、报刊、演讲中坚持不懈地追求着那个“星期一的早晨”，尽管英国的工人阶级并不想要那个世界，他自己也无法在那样的世界里活下去。
1901年发生的一件事成了转变政治力量平衡的关键点。在塔夫河谷罢工案（Taff Vale）的判决中，上议院作为上诉法院裁定工会为罢工引起的损失负责，因此，工会成员的养老金和福利基金便受到了威胁。正是统治阶级的这个举动令英国的工人阶级确信，政治代表是必要的。在此之前，英国工人宁愿通过工会直接和雇主较量，而不是通过议会开展政治行动。英国工人向来又是拥戴自由党的，所以不会转而支持社会主义政党，而且他们也不赞成阶级斗争。克列孟梭说：“英国的工人阶级也是资产阶级。”欧洲大陆的同志们觉得英国的工会联盟缺乏创见，无聊透顶，因为其成员对思想的交锋没有兴趣，只想获得眼前利益。一位访问者说，在法国人看来，这种所得不过是为了社会革命积聚力量；而英国工人却认为眼前利益就是目的本身，“对根本的原则和永恒的真理很不耐烦”。正如莫利（Morley）所说：英国工人对新的社会体系不感兴趣，只想“在目前的体系下获得更公平的待遇”。
永恒的真理在1892年通过一位苏格兰矿工工会组织人发出了声音。这位和先知一样激情四射的人名叫基尔·哈迪（Keir Hardie），当年36岁，个子不高，相貌英俊，棕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头发梳在半球形的额头后。他出生在拉纳克郡煤田的一座只有一间房子的农舍，家里有两个大人，10个小孩，他的母亲不知怎的教会他读书认字，他7岁的时候就去面包房跑腿。在某个星期的发薪日，他的父亲失业，母亲因为刚生了小孩卧床，家里没有吃的，于是这个幼小但独立持家的男孩在雨中走了两英里（约3千米）路，赶到工作的地方，接连两天迟到15分钟。“上楼去，老板找你。”收银台后的女孩告诉他。他走进了屋，雇主一家人正围着桃花心木的早餐桌，就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吃烤面包。他就这样被解雇了，而且为了提醒他不再迟到，他这一周的工钱也被没收。他两手空空走出门，女仆可怜他，不作声地塞给他一个面包卷。
哈迪是绝对相信阶级斗争的。在他看来，自由党和保守党没什么两样，不过是雇佣阶级的另一张脸。在他第一次作为独立的工人领袖参加1888年的拉纳克郡中期选举时，自由党的候选人乔治·特里维廉（George Trevelyan）爵士向他解释，他们俩的战斗令保守党渔翁得利，是很不幸的事；如果哈迪此时退出，自由党可以确保他获得一张安全议席，承担他下次大选的竞选费用，并支付他300英镑的年薪。哈迪从未挣过那么多钱，但他拒绝了这个建议。虽然他在这次选举失败了——只获得了全部7000张选票中的617票——但四年之后，他作为独立参选人在西南汉姆（South West Ham）脱颖而出。他从未屈服于资本家的拉拢。在一次关于失业问题的辩论上，没有人为挨饿的民众说一句话，哈迪越听越气，终于脱口说出：“你们这帮饱食终日的畜生！”在另一个场合，一位议员谴责失业者是懒惰的流浪汉，不愿工作，哈迪则指出，同样数量众多的流浪汉“带着大礼帽和护脚，每天都能在西敏寺的马道上”见到。他在大会上讲演时，站姿好似凿过的花岗岩，象征着解放了的工人，头部后仰，身体笔挺，他好像在表达那种他希望能灌输到工人阶级里的“平等、自由和欢欣鼓舞的自立精神”。他没有薪水，也没有政治资金，靠新闻写作自食其力，养活了妻子和三个孩子，最多每年赚210英镑。
1889年，孤注一掷的码头工人为争取每小时6便士的工资举行罢工，掀起了非技术工人组织行业性工会的运动。这项运动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其组织者被一种“宗教式的必要性”触动，但他们很难说服工人们相信，比起“让压抑的情感喷薄而出的激烈罢工”来说，仲裁会带来更好的薪资水平。
码头工人的罢工就发生在伦敦的中心，他们在资本的眼皮底下展现了阶级斗争的现实。这个事件也把赫伯特·塞缪尔那样的年轻人卷入了政坛。他在帮助他哥哥参加伦敦郡议会（LCC）选举扫街拜票时，就去过怀特查佩尔区的血汗工厂和肮脏的住宅。这次罢工工人的生存条件更令塞缪尔震惊，“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把下议院和“参与社会立法视为自己的目标和宗旨”。这场罢工也使一位狂暴的工会主义者，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出了名。伯恩斯是工程师联合会和火车司机工会的成员，被称为“扛着红旗的人”，因为他不管何时演讲，都有带着红旗的习惯。伯恩斯并非码头工人工会的成员，但他接管了他们的罢工，帮助领导人汤姆·曼（Tom Mann）和本·蒂利特做了管理工作。他和警察保持良好的关系，组织工人排队领取食品，并在薪资谈判上取得了和解，“码头工人的6便士”成为现实——他的做法令克鲁泡特金很头疼，认为这么做错失了关键时机。“如果说有8万人支持的伯恩斯没有闹革命，”他写道，“那是因为他害怕被砍头。”伯恩斯也曾大事声张，要实现社会主义，但他太英国了，不适合革命，也从来没像哈迪那样拒绝与资本主义和解。只要符合当前的情况，他愿意同任何人结盟，为劳工的权益做斗争，所以他在参加伦敦郡议会选举时，是和自由党合作的。据比阿特丽丝·韦布说，他对基尔·哈迪的憎恨“到了疯狂的地步”。
在1893年的英国工会联盟会议上，哈迪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击败竞争对手伯恩斯，成立了独立工党（ILP），并被提名为主席。该党派宣称了马克思主义的目标——确保“所有生产、分配、交换的手段”都为公有，为了确保没有错误，还说要“在经济条件成熟时组织革命”。各行业工会没有为它提供热情的经济支持也就不奇怪了。两年后，1895年大选，索尔兹伯里勋爵成立内阁，而独立工党的28个候选人竟无一人获得议席。这是“拿破仑死后最昂贵的葬礼”，伯恩斯不无幸灾乐祸地点评道，在这一点上他和韦布夫人是一致的。她宣称，工人政党独立参选，坚持三方分散选票的行为无异于“自杀”。不过，独立工党虽然惨败，保守党编辑J·L·加文（J. L. Garvin）还是忧虑它会在将来成为“英国政坛日益强大、令人担忧的力量”。
与此同时，雇主们也联合起来，抵抗工人的要求。这类协会的数量越来越多，加入其中的雇主还签订协议，雇用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为了在罢工期间有所“储备”，他们创立了自由工人登记簿，其实就是一张张列举破坏罢工者名字的单子。1897年，历史悠久、能力强大的工程师联合会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发起了长达30个星期的罢工，结果被雇主联合会打败。他们封闭工厂，抓捕罢工者，战胜了其他的工会，恢复了计件工作制，并拒绝支付加班工资。政府有时还会派出军队，给他们提供支持。为了不留任何漏洞，这些联合会在1898年成立了雇主议会委员会，企图把所有与其有利益冲突的法案扼杀在摇篮中。
1900年，若干工会——差不多是工会总数的四分之一——不太情愿地慢慢走向政治舞台，它们联合独立工党以及海因德曼的组织，成立了劳工代表委员会，准备为大选推出自己的政治候选人。费边社也半心半意地暂时加入。委员会选择了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担任书记。麦克唐纳是个34岁的苏格兰人，出身贫寒，是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以机敏的政治意识著称。海因德曼的组织终于发现，知识分子并不能控制委员会的政策，于是退出了；费边社知道委员会的努力“不符合他们的方针政策”，所以从未真正参与其中。煤矿、棉纺织等老资格的行业工会仍然保持敌意。1900年大选时，委员会送出的14个候选人中只有哈迪和约翰·伯恩斯两人当选。
接着，“惊人的打击”——塔夫河谷罢工案来了，不少雇主乘胜追击，要求赔偿损失，工会接连败诉；工会的资金要为损失负责，长久以来罢工的权利便因此作废，劳资谈判好不容易取得的成果变得摇摇欲坠。工会深受打击，对过去的直接行动原则心灰意冷，于是直面政治，决意逆转塔夫河谷案，方法只有一条：通过议会。劳工代表委员会中工会成员的数量在两年间增加了一倍多，工会的金库也向委员会敞开，使得委员会在1902年和1903年的补缺选举中赢得三个议席，其中一个还是在达勒姆的三人选战中胜出的。曾做过修桶工和城镇议员，出生于济贫院的威尔·克鲁克斯（Will Crooks）、铸铁工人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和纺织工戴维·沙克尔顿（David Shackleton）进入了“伦敦最好的俱乐部”——下议院。
在这里确实能感受到社会风向的改变。但是，保守党所代表的阶级并未因此乱了阵脚。主流的情绪总的来说还是心满意足的。剩余劳动力作为利润系统的支柱是经济的自然法则，不容任何立法的干扰，这是保守党的宗旨。上层阶级的生活仍然舒适安逸，很难感受到所谓改革“不完美社会秩序”的紧迫性——《泰晤士报》的用词很淡定。基尔·哈迪在1901年将第一份社会主义议案呈送下议院，并花了20分钟解释：造成布尔战争、义和团运动和伦敦贫民窟的利润系统的弊端可以通过土地和财产公有制来改善。“刚吃完晚饭的贝尔福先生冲着演说者友好地微笑，毫无疑问正在计算他要浪费多少时间在这份议案和演讲上。”
1905年大选在即，让步成为必要。为了争取工人的选票，保守党委任皇家贸易纠纷专门调查委员会对重建无过失责任原则做出报告，甚至还允许《贸易纠纷议案》的提出，假使其通过委员会和下议院的两次宣读的话，便可扭转塔夫河谷案的判决，不过这个议案最后并没有成为法律。保守党面对失业问题虽然谈不上果敢，但也采取了充分的措施，颁布了《失业工人法》，从而建立了劳动局，对失业人员登记注册，帮助他们找工作，并在某些情况下支付补偿金。可惜该法只适用于伦敦，不过是做了一些有限的修补工作而已。保守党并没有给出真正的补救计划，因为他们不想要这样的东西。
自由党作为少数派需要工人的支持才能获胜，而且只有以足够大的选票差距获胜，才能把他们从爱尔兰的梦魇中拯救出来。对于他们来说，独立工党候选人出现在大选的战场意味着灾难。自由党面临三强争斗的危险——工党将分散自由党的选票——他们现在不仅需要支持，更需要结盟。工党的代表拉姆齐·麦克唐纳做好了倾听的准备。他和自由党党鞭赫伯特·格莱斯顿（Herbert Gladstone）[5]在1903年做出秘密协议，自由党同意不和工党竞争35个席位；作为交换，当选的工党议员将和自由党一起投票。麦克唐纳没有征求基尔·哈迪的意见，倘若哈迪知道，必将此协议视为背叛，甚至是不必要的。在他看来，自由党最终会发现，失去工人阶级的选票，他们将一无是处；到了那个时候，他们要是不和工党合作，就得“和保守党一块儿干了”。
1906年1月中旬，两周时间——当时的习惯如此——大选上演了。华工苦力、保护主义对抗自由贸易、教育税、塔夫河谷，这些讨论了三年的争议又一次回荡全英国。华工在威尔士的山上劳作？“天理不容！”劳合·乔治夸张地咆哮。政治煽动家和非理性的力量仅仅加强了保守党在位时间太长的印象，而这一次，煽动家和非理性的声音是正确的。人们期待转变，转变也确实来了。
自由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他们以前所未有的513票对157票回归下议院。这些选票并非都归他们所有。工党赢得53个议席，其中29席属于劳工代表委员会，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下议院组织起来，作为受到认可的政党，拥有自己的党鞭。剩下的24个议席属于工会代表，被称作自由党——工党（Lib-Labs），接受自由党党鞭的监督，直到1909年才正式隶属于工党。这53人和377个自由党一起投票，连同83个爱尔兰议员，令胜利的政党获得了绝对多数的356票差额，庞大到了笨重的地步。就算没有工党和爱尔兰人，他们自己也有220票差额，足够摆脱任何组织的影响。他们终于第一次实现了格莱斯顿一直以来的梦想——不受爱尔兰影响的自由党多数票，用保守党的话说是“异常到可恶”。
工党的成就更加惊人，它的意义自然不容小觑。阿尔梅里克·菲茨罗伊爵士的一位朋友失去了兰开夏郡选区的议席，他将这个失败归结于工党的兴起，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不是关税或者其他议题，而是“一种信念，出身工人阶级的人第一次确信，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拯救社会”。
作为对政界新人的承认，约翰·伯恩斯被任命为地方政府委员会的主席，成为第一个担任内阁级别职位的工人。“我向您表示祝贺，亨利爵士，”他对授予他职位的新首相坎贝尔-班纳曼如是说，“这将是您所安排的职位中最受欢迎的。”事实证明伯恩斯所言不虚。在统治阶级的拥抱下享受了一个星期后，伯恩斯告诉比阿特丽丝·韦布：“我已不再是一星期之前的自己了。”他在内阁的欢快情绪十分明显，以至于爱德华·格雷爵士想起了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写过的一句话：“六月天里，乌龟欢欣鼓舞，踮着脚尖走路。”
对于保守党人来说，这个结果堪称记忆中最惨烈的选举败仗。这次灾难中，连贝尔福也没能幸免，同样失去议席的还有他的兄弟杰拉德（Gerald），他的内阁成员阿尔弗雷德·利德尔顿和约翰·布鲁德里克，以及他的表弟休·塞西尔（Hugh Cecil），“最悲惨的命运”——《笨拙》杂志为之哀悼——属于亨利·查普林，这位英格兰的护卫当议员已有39年。这几个人都在下一次的补缺选举中重拾议席，但此时，获得绝对多数支持的“新民主派”主宰议会，耀武扬威。
大选前在曼彻斯特拉选票的忙碌的日子里，贝尔福以其特有的超脱精神，抽出时间为一个更古老的问题寻找答案，尽管比起他是否能回到首相位置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太急。1903年，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者请求约瑟夫·张伯伦支持他们在西奈半岛[6]争取殖民许可。在张伯伦眼中，犹太人是很有事业心的殖民媒介，但是他没能说服在埃及的英国当权者，于是提出把东非的乌干达交给犹太人，作为巴勒斯坦的替代品。当时，俄国屠杀犹太人造成了恐慌，东欧的犹太人拼命寻求逃离欧洲的办法，但是犹太复国大会还是拒绝了张伯伦的提议，而贝尔福想知道原因。他一直挂念着“基督教和基督文明从犹太教中获益良多”，在头脑中盘算着乌干达问题，所以在大选如火如荼之时，仍然询问手下一位叫德雷福斯的干事关于此事的看法。为了解答贝尔福的疑惑，德雷福斯带来了他的一位朋友：热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这位32岁的魏茨曼先生在曼彻斯特的维多利亚大学担任化学讲师，脸色有着俄罗斯式的苍白。贝尔福安排了15分钟的时间，在曼彻斯特酒店的竞选总部接待了他，结果这位访客停留了超过一小时。
想到要在15分钟内，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和这位颇有声望的政治家解释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希望、派系与对立的思潮，魏茨曼很紧张。“我仓促地就犹太复国运动的意义长篇大论起来……除了以现代政治话语传达的深刻的宗教信念以外，没有什么东西能使这项运动继续下去，而这个信念必须也只能建立在巴勒斯坦。别的地方都是虚假的偶像……我心急如焚，寻找着不太笨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突然间我说：‘贝尔福先生，如果我把巴黎给您，用来替代伦敦，您愿意接受吗？’
“他站起身，看着我说：‘但是，魏茨曼博士，我们已经有伦敦了。’
“‘不错，’我说，‘在伦敦还是一片沼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耶路撒冷了。’他向后仰身，仍然盯着我看……直到1914年，我才再一次见到他。”关于后来那份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宣言[7]，贝尔福在临终时说：“总而言之，那是他回顾一生时觉得最值得做的一件事。”
选举失败的第二天早上，贝尔福拜访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贝尔福“心烦意乱”的样子。不过，他带上一本书上床睡觉，第二天下楼午餐时“休息得很好、心情舒畅”，下午打高尔夫球，接下来的一天也是，看起来玩得很痛快，完全不关心接下来的选战结果，“甚至连报纸都不看”。他将这次失败归结于工党的崛起，以及公众对改革的渴望。他注意到，真正的议题作用不大，因为观众们拒绝倾听辩论。
打高尔夫球的贝尔福看似了无牵挂，实则也在思索。“1906年大选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他第二天写信给国王的秘书弗朗西斯·诺里斯（Francis Knollys），而工党的突然出现是这个时代突出的特点。中原逐鹿，召唤新人。贝尔福就这个话题给几个朋友写信，思索了几天时间，逐渐打开了思路：这不是一场“平常的政党更迭……这里发生的和我们过去三年的口舌之争没有任何关系。”坎贝尔-班纳曼“不过是个在激流上跳舞的软木塞，什么都控制不了”，要想理解这场戏的全部意义，必须从“引发圣彼得堡屠杀、维也纳骚乱和柏林社会主义游行的同一个运动的角度来看”。意识到新发展的影响，贝尔福思绪纷飞，他在自由党大获全胜之际写道：“我认为，一切会以自由党的分裂收场。”他没有因为战斗进入新时期而灰心丧气，相反，他变得比以往更活跃，他向诺里斯保证，自己没有退出政坛的意图，因为“我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实在很有感兴趣”。
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晰地意识到了权力的转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执政党到在野党的政治转移，而是更为深刻地转移到了一个新的阶级，虽然这个阶级还远没有拥有权力，但它对掌权者的施压导致了社会组成部分的剧变。
不过，贝尔福此时已经失去议席。“我肯定不会像个被辞退的男仆一样，跑遍全英国，解释我是多么诚实、勤劳。”他说道。有人在伦敦城选区为他觅得一个议席，于是他以反对党领袖的身份回到了下议院。
除了贝尔福以外，其他人也在自由党的胜利中看到了其解散的预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罗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预言，自由党“为了不疏远温和派的支持者”，将会试图推行“一种缺乏诚意的政策”。如果他们采取真正的矫正社会的立法，他们就会失去资本家支持者，后者会叛变到保守党阵营。而如果他们在社会改革上无所作为，他们又会失去激进派的支持，正是这些人把他们选上台的。不论发生以上哪一种情况，这届政府都将是自由党的天鹅之歌。“对我们的事业最为肯定的帮助就是自由党不可避免的解体。”
1906年下议院的构成令保守党人确信，社会主义的崛起直接威胁到了权贵的存在。在此之前，拥有土地的贵族和乡绅还认为自己可以替人民说话，以为自己和普通人有着相同的国家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一个整体。他们深信保守党式的民主是仁慈的，只要它不干预现存的秩序就好。他们以自己熟知的农民和仆人阶级来理解民众。在贝尔福的内阁里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的乔治·温德姆（George Wyndham）是个热情洋溢、忠实坚定的保守党人，他在1906年的大选中保住了议席，深信自己赢了选举，如此向他的母亲汇报战果：“因为工人们热爱我。我赢得了他们的心……我歌唱帝国之下大家的手足情谊，和外国人的良好关系，照耀子孙的帝国荣耀，还发自肺腑地小小谈论了一下学校里的基督精神……我向他们敞开了我的心，我们彼此充满爱意。我是因为保守党的原则、大英帝国和财政改革而获胜的。爱尔兰人投了我的票，渔民投了我的票，士兵投了我的票，工匠也投了我的票！只是因为我们喜欢对方，热爱过去的传统和未来的辉煌，就这么简单。”
不管他的选区情况如何，温德姆描绘的18世纪醉人图景对于英格兰以及1906年的世界而言，早就过时了，就像已经去世的摄政王一样。务农的人群正在消失，他们渗入到城市，和正在取代他们的工业无产阶级以及权贵阶级之间没有关爱，也没有共同利益。温德姆这类人对矿工、工厂工人、生活在一排排单调的城市住宅的人们一无所知。“想想看，”出生于布伦海姆宫的温斯顿·丘吉尔在曼彻斯特拉票时进入了一条特别沉闷的街道，“居住在这样的地方，从来没见过美好的东西，没吃过可口的菜肴——没说过聪明的话！”拥有如此命运的人正是新登记的选民。
377个自由党议员中，有154人，即40%，是商人，85人是律师，69人是“绅士”，25人是作家或记者，22人是官员，剩下的22人包括大学教授、老师、医生等拥护自由党事业的人。失败的保守党中，比例最大的还是绅士，占30%，接着是商人，占25%，官员占20%。议会中有310人（几乎是总人数的一半）是新当选的议员，第一次入驻下议院。一位高贵的爵爷参观新组建下议院时，发现“奇装异服者”为数极少，因而松了一口气。但是《笨拙》杂志的资深通讯员亨利·鲁西（Henry Lucy）爵士注意到下议院的语调、个性及社交礼节已被“彻底改革”。爱尔兰人行为粗野，以不讲礼貌著称，他们也刻意这么做，不理会下议院的传统。他们讨厌属于英格兰的东西，有多数票的自由党也不需要爱尔兰人，因此他们没有讨价还价的砝码，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制造噪声、故意找茬来宣泄挫败感，以此来防止下议院通过任何反对爱尔兰自治的法案。为了摆脱英国的统治，争取自治，他们艰苦奋斗了很久，这次自由党的胜利非但没有为爱尔兰人的事业提供帮助，反而令其陷入困境。
贝尔福回归下议院时，怀有敌意的多数党公开向这位反对派的领袖、失败政党的象征表示厌恶。据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说，新加入的议员“无法容忍他的存在，对他很没礼貌……取笑他，总是打断他”。贝尔福岿然不动，还是一贯的温文尔雅，完全掌控辩论的形势，成功地在一年之内重建他的支配地位，赢得了反对者的尊敬，他们认为贝尔福“给议会带来了改变”。尽管新政府中有不少人是他私底下的朋友，坐在他对面、主讲台后的那个人却不是。正如一位同事所言，坎贝尔-班纳曼（C.-B.）对贝尔福“历史的韵味”无动于衷，“他根本就看不到这一点”。会议的早半段，C.-B.就试图戳破它的符咒。被问到保守党对一份反对关税改革的议案的立场时，贝尔福又和以前一样用模糊的用词狡猾地逃避了追问，这令首相C.-B.怒不可遏。“蠢话已经够多了！”C.-B.脱口而出。他的这位前任就像“法国的波旁贵族——没有汲取任何教训。他还像从前那么逍遥，那么优雅，使用难以理解的辩证法，处理重大问题时还是那么轻率、肤浅，如果他以为这些办法还有用的话，他就太不了解新下议院的状况了。我要说，蠢话已经够多了”！C.-B.的做法勇气可嘉，被广泛转载，但贝尔福的光环并没有消散。
新下议院的状况最好的代表不是权贵贝尔福，也不是老派的自由党人C.-B.。新政府的两大主导人物后来都接连担任首相，对于他们来说从政不是家族继承，而是毕生的事业。这两位就是H·H·阿斯奎斯，一个不信国教的约克郡羊毛商的儿子，和戴维·劳合·乔治，一个威尔士教师的儿子。他们虽然背景和性格很不相同，但在进入议会前都曾做过律师。
劳合·乔治是新上任的大臣中最有活力的，担任贸易委员会主席，虽说这不是一个重要的内阁职位，但劳合·乔治因此达到了前座议员的级别。在《每日新闻》的编辑，很擅长观察政治人物的A·G·加德纳（A.G.Gardiner）眼中，劳合·乔治是“新时代的前兆——登上权力宝座的人民领袖”。虽然劳合·乔治当时尚未抵达权力巅峰，但他显然已经上路了，就像鸡笼子里的狐狸一样，他的目标明确。他此时42岁，比阿斯奎斯小11岁，比丘吉尔大11岁。1890年，他从威尔士的一个选区脱颖而出，来到下议院，为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而奋斗，他既是一个致力于政教分离的非国教徒，也是一个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激进派。《悲惨世界》是他青年时代的政治圣经，无论何时出去旅游，他都要带上一个平装本。他冒着职业上的排斥和人身安全的风险，反对布尔战争，彰显了他在道义和体力上的勇气。他有强烈的政治原则，但没有一点点顾忌。瘦小、英俊、大胆、残酷，又会花言巧语，有着明亮的蓝眼睛、棕色的胡须和旺盛的活力，他总是不断地追求女性，屡屡得手，而且还能灵巧地躲避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他有出色的演说才华，是政坛上的伯恩哈特[8]，他那充满感情的凯尔特的歌谣令观众陶醉。对他来说，在公开场合，戏剧化的修辞、极端的煽动再多也不过分；回到议会，他又小心谨慎，精明，清醒，正如他常说的那样“英格兰的基础是商业”，没有哪个政党可以仅仅凭借迎合工人而生存。他最伟大的天赋是敏锐而可靠的直觉，他能感受到这一刻需要什么，并且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能满足这个要求。“他像猎鹰一般扑向机会”，而一旦把握住它，他就成了党的领导不得不重用的人物，即便他就像保守党中的张伯伦，是一只杜鹃鸟，会反过来占这些领导的便宜。
走在他前面的是财政大臣阿斯奎斯，跟在他后面，步伐矫健的是温斯顿·丘吉尔，他这次晋升次级内阁职位，担任副殖民大臣，作为对他从保守党改弦易辙的奖赏。阿斯奎斯是一台专业智能机器，通过训练和判断做出应急的决策，而不是出于最基本的信念。他的逻辑无懈可击，他在论战时不容辩驳。“去把大锤拿过来。”有一回贝尔福巧妙地把自由党撕成碎片时，C.-B.命令道，于是阿斯奎斯及时出现。他曾凭借奖学金读完牛津大学，并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用加德纳的话说，乃是贝列尔学院体系最出色的产物：避免过度狂热，“对崇高的思想持怀疑态度，即便这正是他心中所想”。他理解一切，但毫无创新；坚定而冷漠，也许更适合当法官或完美的董事会主席。他起初担任律师，事业顺利起步，但很快（1892年）就在格莱斯顿手下担任了内阁大臣，于是以后起之秀的身份进入了上流社会，不过他很不熟悉社交界的惯例，那时候经常让他的妻子挽着自己的胳膊，把她领入晚宴的餐厅。这个错误在他妻子死后被纠正过来，对后起之秀尤为上心的马格特·坦南特决定和他结婚。他顺利地融入了上流社会。他是个“没有自负，没有嫉妒，没有虚荣”的人，一位女性朋友如此评价。他受理智的支配，不去刺激人也不试图引起别人的反应。公众一直无法在头脑中形成对他的印象，也无法给他贴上标签，他是历史上一个没有面孔的人。
这届政府还包括几位没有多少地产的贵族，比如后来辞职的里彭（Ripon）侯爵，后来因为精神“失常”也最终辞职的崔德默（Tweedmouth）勋爵，还有罗斯伯里的女婿克鲁（Crewe）勋爵，他曾因为不穿晨礼服而穿短外套去上议院，把现任的威尔士亲王（后来的国王乔治五世）“吓得不轻”。伟大贵族的真正代表是保守党的变节者——温斯顿·丘吉尔。自由贸易不是他投身自由党的唯一因素。他在1904年改变党派时已经知道保守党就要下台了。急着当官的他不想再等，也等不起了。尽管他是一位公爵的孙子，他也要挣钱谋生。当记者、写书也能赚钱，但没有他想要的那种机会。像他这样干劲十足的人要是在美国可能会经商，但是作为一个继承了如此名望的英国人，只有从政才能实现宏伟的人生蓝图。
他认识到存在的社会问题，相信自由党可以应对挑战，也希望自己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野心以外，他一直敬爱的、儿时的保姆埃弗里斯特太太（Mrs. Everest）的境遇也是推动他改弦更张的原因。埃弗里斯特太太令丘吉尔亲身体会到了无业老年人的命运，“他们中的许多人到了生命尽头无人照料，没有饭吃”。1904年，他看到并抓住了机遇，做出了当时正确的选择，赢得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从此以后，他在所有的演说中都把自由主义宣扬成“被抛弃的百万人的事业”，工人阶级应当投身其中，而不是选择具有破坏作用的社会主义。就职之后，他就意识到自由党如果无法从崛起的工党手中赢得工会的选票，将难逃瓦解的命运。于是，他着手开始争取选票，和劳合·乔治合作撰写并通过针对工资、工时、养老金和社会保险的立法。1906年10月在格拉斯哥的一次讲话中，他提出了一份计划纲要，几乎采纳了费边社关于福利国家的想法，大大超越了这届政府有意提出的任何东西，虽然他只在政府中扮演一个小角色。他大胆地宣称：“我们将画出一条下线，不允许不合条件的人生活、劳作”，并且打算把英国作为工人的“储备雇主”，建立最低标准和铁路国有的计划。比阿特丽丝·韦布十分满意：“温斯顿已经掌握了韦伯规划”，她在日记里写道，他能这么做可以说是“能力出色”。
应时而生的、最彻底的机会主义者出现在保守党阵营。他就是F·E·史密斯（F. E. Smith），33岁的新议员，后来将以伯肯黑德（Birkenhead）勋爵为名担任大法官。他在1906年的第一次演说堪称那个时代最为轰动的下议院首演。和阿斯奎斯一样，他也是律师出身，白手起家，凭借奖学金在牛津念书。他曾是牛津学生会的明星，在那里学会了辩论的所有诀窍、策略和攻击对手的路数。这位和各派大人物没有什么关系的冒险家准备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无畏精神、勃勃野心和纯粹的胆识步步高攀，一路向上。当他第一次站在下议院，对着保守党无精打采的残兵败将发表演说时，议员们看见的是“一个身体修长、穿着得体的年轻人，胡子刮得很干净，一张长脸棱角分明，眼神轻蔑，头发上过油，很光滑”。他站着，手插在口袋里，一脸不屑的样子，开始了文雅、自信的演说，“傲慢抨击，十分漂亮”。他的语气如此辛辣，声调和姿态如此老练，以至于听众们几乎没有留意到这篇演说缺乏主旨。这是扔给自由党的鞭炮，一连串冷嘲热讽、含沙射影的个人攻击。保守党人坐直了身子，又惊又喜。演说者稍加歪曲地引用了劳合·乔治选举活动时谈及的在威尔士山上的“华人奴隶”，在议会前座的劳合·乔治本人打断了他：“我没这么说过。”史密斯毫不动摇，“我预感到可能会记不清，”他心平气和地说，“所以特地带来了1月16号的《曼彻斯特卫报》。”读完引用的话后，他以刺骨的傲慢语气接着说：“我宁愿相信这位记者的文字，而不是那位可敬的议员。”
这场表演获得了预谋中的成功。那个时机需要的是攻击，从而给失败的一方打气，这一点被史密斯看到了。从此以后，他的实力不断增长。他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执政理念，所以走得很快，但没有方向。他的才智和兰斯顿侯爵的风度一样引人注目，全到了他的脑袋上去了，马格特·阿斯奎斯说。他对理念和原则不感兴趣，只热衷于物质力量的游戏，而且，他对自己驾驭游戏的能力十分自信。后来有个传说在坊间流传，据说当年在牛津时，他和约翰·西蒙爵士[9]曾投币决定入哪个党，因为没有一个党会同时接受他们两人。也许没有这回事，但有这样的传闻存在也很能说明问题。某次丘吉尔针对工人选民发表演说后，史密斯公开说：“社会主义者们还是最好不要为丘吉尔先生的名字鼓掌吧，他是最可能在社会主义者泡澡时偷他们衣服的人——如果他们会去泡澡的话，我怀疑可能不会。”这样的嘲笑是无法饶恕的，但也意味着一种新型政治家的出现。丘吉尔说“史密斯先生总是这么庸俗”，这样的反击并没有阻止他们成为最好的朋友。
某个旧有的冲突因为这次内阁的更迭被重新拿出来讨论。自由党控制下议院时，保守党如果感受到严重的威胁，可以求助于上议院的否决权，正如他们在1893年阻挡格莱斯顿的《爱尔兰自治法案》一样。在变革的倡导者和维持现状的支持者之间，在改革的政策和紧抓不放的政策之间，发生另一个冲突是必然的，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预言的那样。“可以这么说，我们要通过立法给上层社会和大众都带来一些好处。对于上层社会来说尤其困难，因为所有的立法都对他们不利，因为立法常会干扰他们感到满意的现存制度。”索尔兹伯里勋爵一语中的。当这种干扰变得过于危险，上议院就会采取阻碍措施，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们是上议院议员，而因为他们是现存制度的捍卫者。重复使用否决权阻碍下议院的意图可能导致宪政危机。索尔兹伯里勋爵说过：“只要我在位，什么都不会发生；我完全理解上议院的贵族。但是我一走，错误就接踵而来：上议院会和下议院作对。”
贝尔福还没等议会召开就先下手了。选举失败的那天晚上，他在诺丁汉说，所有保守党的成员有义务确保他们的政党“不管在位或者在野，都能掌控这个伟大帝国的命运”。这句话后来被阿斯奎斯视为通过上议院重申保守党权力的宣言。无论是否如此，后果随之而来。1906年4月，自由党政府提出了一套他们自己的新教育法案，以消除1902年法案中引起反对的特征。新法案取消了国家对教会学校的支持。这一点引起了高教会派的激烈反应，正如1902年法案引起非国教徒的反对一样。该事件很快被视为两院开战的序幕。伊舍勋爵写道：“也许大臣们感到所有的立法都会被上议院作废，所以他们越早进入战斗状态越好。”
贝尔福跟随他舅舅的思路，担心上议院议员会受刺激以至于犯错。于是他立即向上议院的保守党领袖兰斯顿爵士暗示，政府的策略是呈上条款比实际需要更为极端的议案，希望上议院修改或否决，直到他们作茧自缚，成为立法障碍。然后，自由党会呼吁国家授权他们对否决令做出限制。上议院议员们将被要求扮演一个“如此重要、微妙且困难”的角色，这是从未有过的。
上议院辩论《教育法案》的语气没有一点儿谨慎的趋势，当下议院送来《多重投票法案》时，他们的脾气也没有变好。在不同选区拥有土地的人可以多次投票，这个法案的目的就是结束这一遗留做法。“将有大事发生，”劳合·乔治几乎是搓着手说，“没多久一场伟大的足球赛就要在那边开始了，我可以向你保证。”12月，他的期待和索尔兹伯里的预言实现了，《教育法案》和《多重投票法案》都被上议院否决。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没有干预同样（如果不是更加）令人不快的《贸易纠纷法案》，如果这项法案也被否决，肯定会令自由党欢欣鼓舞。这项撤销塔夫河谷判决的法案得以进入下议院并通过是和政府的真实愿望相抵触的，事实上，好几位大臣都表示反对，但是他们无法承受工党和激进派的压力。“我们无法拒绝力挺它的人。”自由党的战争大臣霍尔丹（Haldane）承认。在兰斯顿小心的操纵下，上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因为他们不愿引起工人阶级的敌意，并加强其与自由党的联盟。
阿斯奎斯抓住两个被否决的法案大做文章，谴责目前的形势“无法容忍”，警告说，必须找到一条路，能让“表达人民意志的民选代表占据上风”。
他发出的挑战再明显不过，上议院也振作起来。这是英格兰544名世袭贵族的家，22位公爵，以及主教和上议院高等法官等人坐在这个四壁镶嵌着橡木的，长达90英尺（约27米）的大厅里，两侧斜坡上是红色皮质的座位。玻璃彩窗上绘制着从诺曼底公爵征服英格兰后历代皇族的画像。墙壁和房顶上布满厚实的装饰，镂刻着哥特式的雕塑和贵族的徽章。窗户之间坐落着强迫英王签署大宪章的男爵们的雕塑，这些人无心插柳，成了议会制度的创始者，向下看着他们的造物，表情略显狰狞。大厅的一头是黄金的华盖，国王和女王的两个宝座居于其下，两侧的枝状大烛台好似保持立正姿势的卫兵。王位之下乃上议院议长兼大法官的羊毛坐垫（Woolsack）——一个方形的、填塞了羊毛的座椅。侧廊上的中立议员席位是为皇室亲王及未加入任何政党的贵族准备的。英国历史场景里的君主和法官们在上层墙面的壁画上露脸，象征性地在场。大厅的光线柔和，基调庄严肃穆。
如今，这个经常稀疏点缀着四五十个贵族的大厅里，攻击的危险在即。兰斯顿鼓励他的属下们大胆说话，他也留心倾听，并以特有的大贵族式的亲切风度给予支持。寇松勋爵的演说“比一般的贵族要高明不知多少倍，很难相信他会犯错”。自由党的新任大法官洛尔伯恩（Loreburn）勋爵的在场令上议院为之一振，他称赞议员们看见他在羊毛袋却还没有睡着。洛尔伯恩从前叫作罗伯特·里德（Rober Reid）爵士，又名“好斗的鲍伯”，苏格兰人，出名的板球运动员，曾是牛津的投球手。作为激进派，他强烈反对自由党中的帝国主义者，这位下议院“雄辩的演说家”现在开始教育反对党，“语调几乎能使罪人落泪”，还“用最令人陶醉的花言巧语”提出了“最有争议的计划”。寇松勋爵以吉本的节奏，音乐剧《艾俄兰斯》[10]中托咯洛尔勋爵向芒特阿尔拉特勋爵鞠躬般的殷勤承认，洛尔伯恩勋爵是“谦恭的化身，说服力的象征，高贵的至尊”。
自由党的上一任首相罗斯伯里勋爵坐在中立议员席上生闷气。他辞去了党魁职位，作为帝国主义者和反对爱尔兰自治人士，看到C.-B.接替他之后，“断然、明确而彻底地”宣称“我无法在那个旗子下担任职务”。罗斯伯里在伊顿上学时就以出色的表现、聪明才智和个人魅力而著称，他赢过德比赛马大奖，娶了罗斯柴尔德家的千金，他已经习惯于成功，不甘心做个折中派，所以用莫利的话说，一直是“饲养场里的一匹黑马”。生闷气的时候，他能冲朋友“翻白眼”，用辛辣的讽刺刺痛他们；心情好的时候，他又能轻易地迷倒众生。这种善变的个性很难获得公众的信任，不禁让人想到A·G·加德纳写的一则乡巴佬的故事，这个人被问到华兹华斯是不是很喜欢小孩时，答道：“难得他喜欢，就是小孩不怎么喜欢他。”
在爱尔兰自治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年代，罗斯伯里曾是上议院改革运动的领导，他提出了一些针对世袭原则的修改意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曾三次上书，以期通过自我改革来防止针对否决权的攻击。改革运动现在在寇松勋爵的带领下复兴了。甚至什么事情都想插手的丘吉尔先生也在《国家》杂志上撰文一篇，表达了他的建议，题为“与贵族和解”。他提议，每次开会时重新任命参加的贵族，人员组成上要和下议院的多数党保持一致，但不能超过250人。这么做将把“肤浅、昏睡、缺乏修养、不体面的元素”排除在外。大多数改革设想都考虑建立某种体系，让贵族们自行选出他们当中最有能力和服务精神的人参政。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更喜欢原先的简单原则，以至于墨尔本（Melbourne）勋爵表示，他之所以喜欢嘉德勋章[11]，正因为它“什么优点都没有”。贝尔福也有同感。他建议兰斯顿“避免犯致命错误，承认古代已降的世袭资格不是加入上院的充分理由。如果这个理由不充分，那就没有任何授予资格的理由了……我认为比起出生加后天努力来说，出生的造化更容易辩护，虽然有人说这是赤裸裸的荒谬言论”。政府没有做出任何鼓励上议院改革的举动，因为它根本不希望改革发生，它想要的是一个限制否决权的争议和借口。
看见如此激动人心的可能性，劳合·乔治按捺不住了，对他所在选区民众一心只看重威尔士民族主义的做法失去了耐心，于是很不得体地告诉他们：“我要对我的同胞们说，如果他们想让政府把大炮转向上议院的贵族的话，想让政府为别的事操心的威尔士人就该被关禁闭，直到要塞被攻下来为止。”这样的军事用语惹人怀疑，这篇演讲也激起众怒，以至于这位粗心的作者不得不赶回威尔士，把手放在胸口上保证：“我会出卖这片我挚爱的土地吗？上帝知道威尔士对我来说是何其珍贵！”
1907年6月，坎贝尔-班纳曼告诉下议院，是挑战贵族自负的时候了，就算他们有贝尔福先生的支持，“上议院的吊门也快速下落了”。劳合·乔治选择的隐喻也同样贴切生动。他说，上议院已不再是宪法的看门犬，而沦落为“贝尔福的哈巴狗”。C.-B.提出一份决议，声明为了实现“人民的意志，另一个议会否决本议会通过的法案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否则下议院的最终决定无法在一届国会的任期内生效。工党立即提出修正案，建议干脆彻底取缔上议院。政府提出的不是法案，而是议案，很显然他们的目的是宣传而不是实际行动，所以当这项议案被采纳后——工党的修正不算在内——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那年夏天，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召开。在接下来的1908年4月，C.-B.知道自己死期已近，辞去了首相职位，并在一个月之内去世。接替他的阿斯奎斯按照自己的想法重组了内阁。四个能力出色的次官被提拔至内阁等级官员，其中包括沃尔特·朗西曼（Walter Runciman），一位富裕船主的儿子；赫伯特·塞缪尔，犹太银行家庭出身，和阿斯奎斯一样，在贝列尔学院名列前茅；雷金纳德·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伦敦公务员之子，在剑桥取得了数学高等学位。他取代崔德默勋爵被任命为海军大臣，这令莫利回忆起1892年他曾向格莱斯顿推荐某人担任此职，格莱斯顿庄严地挥挥手说：“嗯，我们需要一位称职的绅士出任海军大臣！”可是，“现在呢，”看着新内阁的组成，伊舍勋爵叹气道，“我们被中产阶级包围了。”
内阁最重大的变化是劳合·乔治被擢升到了阿斯奎斯曾经的位置——财政大臣，而空缺出的贸易委员会主席职位则由温斯顿·丘吉尔担任，他就是第四位晋升的次官。而当时发生的一件事几乎中断了丘吉尔的政治生涯。根据习惯，新担任内阁职位的议员必须由选民重新确认议席，所以丘吉尔不得不前往曼彻斯特参加一次补缺选举。这是一场艰难的战事，丘吉尔被妇女选举权的支持者攻击，输掉了选举，保守党报刊尖叫着表达喜悦。他的失败也表明，天平已经从自由党1906年异常的胜利那边转移了，所以自由党更加迫切地需要工人选票。邓迪[12]立即为丘吉尔提供了议席，但是丘吉尔坚持认为，没有工人的支持，自由党是没有能力抵抗住保守党的反动力量，在上议院通过立法的。“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就能打倒他们……啊，我们必须得到这个支持。”
这番话得到了证实，劳合·乔治和丘吉尔这个精力充沛的团队推行的社会福利法案，没有一个被上议院驳回。《煤矿法》建立了矿工的8小时工作制，《劳资协商法》为廉价工种建立了计件工资的最低标准，《工人补偿法》确定了雇主对工业事故负责，《养老金法》也获得通过，于是这个团队开始着手制定针对失业和健康保险的《国家保险法》，这将是自由党福利法案的最高点。所有这些都没有被上议院阻挠，正如《贸易冲突法》没有被阻挠一样，原因是一致的。然而，他们与下议院的冲突即将到来，无法回避。
冲突的所有挑战、抵抗和情绪就像火药棉花塞在了一项新的立法——《许可证法案》中。这是自由党中禁酒的改革者们25年活动的结晶，他们中大多数都不是国教徒，希望减少下层阶级的饮酒量，这项法案就是政府对非国教徒选民欠的债。它的目的是按照某个固定的人口比例，吊销酒类销售的许可证，从而在14年内将可以卖酒的公共场所的数量减少3万家。因为这些店是归酿酒公司所有的，法案自然引起了既得利益者的极力反对，更不用说喝酒的公众了。每个店家都和酿酒商站在同一阵线上，于是这个法案变得像爱尔兰自治一样邪恶，和社会主义一样危险。贝尔福宣称它是对财产权益的直接攻击，保守党对它的反应和工人阶级对华人奴隶的反应很相似。保守党贵族们被叫到兰斯顿在伯克利广场的宅邸召开特别会议。很少参加上议院会议的所谓“蛮荒”议员也被叫来了，超出所在郡县范围的事务是从不征求他们的意见的。有的人从未在议会中发过言，有的人都没进去过，还以为兰斯顿的宅邸就是上议院大楼，这个法案在当时当地就能一锤定音呢。“我们中的一些人……刚从猎场归来，聚首相见，于是就刚过去的季节里打到的猎物交换意见，还讨论了谁会是春季让步赛的赢家。”大家都同意法案必须予以否决，然后“结束了会议，去卡尔顿俱乐部享用午餐”。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全英国的支持，佩克姆补缺选举时就许可证争议争斗的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原来自由党在此地有2000张选票，占多数；此战之后，保守党成了多数党，也是2000张选票。那个时候，自由党关心的不是民众的欢迎程度，而是做事的原则问题。兰斯顿宅邸干部会议上目空一切的态度激怒了他们。1908年11月，这个法案正式被上议院否决，丘吉尔“异常愤怒”，在一次私下的交谈中表示，自由党已经想好了答案。他说：“我们会在6月送上一份令他们胆战心惊的预算案；现在他们发动了阶级斗争，现在他们还是小心点儿好。”事实上，《许可证法案》和阶级战争毫无关系，最终导致自由党的崩溃的也不只是阶级斗争，而是新时代累积的压力。
到了1909年，预算大战爆发的时候，自由主义终于遭遇现实，意识到在这个世界建造耶路撒冷太困难了。自由党的计划没有赢得工人阶级的欢心。相反，工党和自由党正在分离。1906年的大选让工党惊讶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实力范畴，于是变得更好斗了；工会通过《贸易冲突法》恢复了行动的自由，于是罢工又上演了。属于雇佣阶级的自由党表现得也像雇主一样。现在两党之间已经没有协定了，于是1907年的补缺选举三强争霸，工党胜出。疯狂的社会主义者维克多·格雷森（Victor Grayson）的胜利让人觉得前景不妙。格雷森曾是神学院学生，很有演说才华，也喜欢喝酒，他把社会主义宣扬为神对穷人的解救。他热情四射的演讲像一场大火，席卷了众多工业城镇。他在下议院哗众取宠的噱头导致他两次被停职，并且吸引了整个欧洲的关注。据说德皇提议带上一两个军进攻英国，他宣称这么做不是要与英国为敌，而是身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自己有责任把英国从“统治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流氓”手中解救出来。他将和爱德华国王合作，解散议会，重建一个君主专制国，作为德国的封地。
英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德国的威胁。“现在的危险是，”伊舍勋爵在1908年写信给他朋友说，“我们在欧洲的竞争对手人口、智力和教育都令人生畏，这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挑战。”这个不得不面对的危险，是对自由党信条的又一打击。当阿斯奎斯和内阁中支持他的帝国主义者们——他们也是外交政策的控制者——同意给约翰·费希尔4艘“无畏”级战列舰时，传统的自由主义反战信条就已遭到背叛。而保守党还不满意，喊着口号：“我们要8艘，我们等不及。”霍尔丹提议的地方自卫队也受到自由党中反战人士的嫉恨，他们宣称这开销太大，耗尽了应该用于社会改革的钱。但是在国王的强烈支持下，这个预备部队还是成立了，淹没了反对的声音。“我们显然生活在艰难的时代，”爱德华国王痛心地说，“但我希望和平能够维系——只是因为欧洲害怕开战。”
进攻欧洲大陆是一个令官员和民众都很着迷的话题。帝国防御委员会在1908年组成了“入侵调查组”，召来了前任首相，请他就已收集的证据表达看法。贝尔福做了一小时的演说，论证严密，阐述“睿智”，“语言和形式都相当完美”。据委员会成员伊舍勋爵所言，阿斯奎斯、格雷、霍尔丹和劳合·乔治都“目瞪口呆”，竟无人能想出一个问题去问他。“大家普遍认为，没有对这个话题再好的阐释了。”
该委员会的结论是，入侵欧洲不可能成功，这一点公众并不知道，而他们对这个话题又极其着迷。厄斯金·钱德斯（Erskine Childers）在引人注目的小说《沙之谜》（1903）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威廉·勒丘（William Le Queux）的小说《1910年的入侵》（1906）就更明显了，虽然艺术性可能不及《沙之谜》。《1910年的入侵》是《每日邮报》的连载小说，广告遍及伦敦——身着普鲁士蓝色军装，头戴尖顶头盔的“三明治人”挂着广告牌，在街头游荡。1909年，杜莫里耶（Guy du Maurier）撰写的舞台剧《一个英国人的家》在温德姆剧场上演，把“北方皇帝”的军队入侵戏剧化，剧场满座，连演了18个月。开战的想法几乎到了精神病态的程度。当时居住在英国南海岸小镇拉伊（Rye）的亨利·詹姆斯觉得他“暴露了”，他在1909年紧张地写信给友人，担心“德国皇帝把下一场战争带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他没有说如果），我的烟囱——在海上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看得见——有可能是他的第一个进攻目标”。
战争的预期否定了正统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一切，但是政府不得不适应它。与此同时，性别战争在英国国内越发激烈。妇女选举权运动在查尔斯·马斯特曼（Charles Masterman）看来为“受压制的能量”提供了“发泄途径”。在这场运动的刺激下，两个性别间矛盾对立的情绪激增，形成彼此“对立的烈焰”，正如H·G·威尔斯所说，这种情绪和英格兰20世纪第一个10年中其他奇怪而暴力的争吵很合拍。威尔斯认为，妇女选举权运动者是一群“极度恼火的人类”，她们的主要推动力是“报复心”，男性长期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地位优越，终于引来了反抗情绪的大爆发。她们几乎紧接着自由党的上台就开始公开宣战了，因为政府再三推迟并拒绝制定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法律。既然无法通过法律途径满足要求，这些女性便诉诸“行动宣传”的策略，并继承了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她们赶到每个政治集会的现场，不顾看门人的警告，摇铃、尖叫要求选票，淹没了发言者的声音。她们包围了下议院和白厅的办公室，在台阶上攻击大臣们，有一回还把教育大臣比勒尔（Birrell）先生击倒在地，踢他的小腿。她们还用锤子砸碎百货商店的玻璃，在邮箱里纵火，甚至未经许可进入议院，把自己捆绑在女士旁听席的栅栏上，不停地叫着：“女性选举权！”会议进程因此终止。
1909年，在自由党政府的统治下，发生了第一次对狱中女性选举权支持者强制喂食的事件，整个过程令人作呕，受害者因绝食引祸上身，而狱官为执行任务和前者像动物般扭打在了一起。强制进食是通过插入嘴中或鼻孔的橡胶管通往胃部实现的。犯人被狱卒和女舍监压制住，用皮绳捆在椅子上，洗胃器将流质食物强行推到管子里。外面的大街上，女性选举权的支持者们举着“停止强制进食！”的标语游行示威。其中一人在宫廷接待的中途一下扑到国王的脚边，哭喊：“陛下，请您停止对女性的拷打吧！”监狱内，女性选举权的支持者们继续绝食抗议，这又引发了下一轮强制喂食。非理性的力量正在取得进展。
阿斯奎斯曾许诺过要贯彻女性选举权，以此来平息民怨，但是他的行动一次又一次被推迟。1909年后，女权主义者开始乱砍国家美术馆的油画，在板球馆、赛马看台、度假酒店甚至教堂里纵火。她们中断圣保罗大教堂和西敏寺的礼拜，强行进宫向国王请愿，与警察进行“痛苦而艰难的”斗争，被逮捕入狱。她们坚韧不拔到了疯狂的地步，忍受饥饿、痛苦、自找的羞辱、非人道的对待，甚至死亡——艾米丽·戴维森（Emily Davidson）在1913年的德比马会上自行倒在了马蹄下。尽管这些极端的事例直到1910—1914年才开始出现，她们的实践和精神在1909年就已经很强大了。
平时还是体面公民的男性，面对这种情况，却表现得出奇丑恶，像是个星期六夜里醉醺醺回家打老婆的酒鬼。1908年，一场会议在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劳合·乔治正在讲话。这时，几个好斗的女权主义者终止了会议，她们脱掉外套，向众人展示球服，喊着“要行动不要空话！”。据《曼彻斯特卫报》报道，管理员“气得发疯，冲向这群妇女，以令人恶心的野蛮方式驱逐她们，把她们往椅子上撞，把她们扔下台阶，还拽她们的头发”。在另一个类似的场合上，男人们故意朝女人的胸部击打。也许激怒他们的是这些女人没有使用女性的诱惑力，而用攻击的方式来获得想要的东西，这个做法似乎使她们失去了性别的特征。这触及了根深蒂固的观念。“这帮泼妇，没有性别的悍妇，这些两足动物！”一位非国教牧师怒斥，这番话比所有的评论都更能说明问题。这种因妇女参政斗争而起的奇怪的身体的愤怒是自由党时代一道最令人心绪不宁的景观。
到了1909年，一种悲观主义笼罩着自由党人和他们的盟友。不知怎么回事，“一千个忧伤而困惑的谜语”已经取代了政治的简单真理——如今已进入政府，成为内政部次官的马斯特曼写道。他在1909年发表了《英格兰的状况》一书，意蕴深刻，令人沮丧。他眼中的世界，在垂直的面上被分为“国家与全副武装的国家”，而水平面上又被分为富人和穷人。“未来能否进步仍然值得怀疑，很不确定。人类充其量只是一群遭遇海难的船员，在狭窄的岩石上暂时躲避，遭风吹浪打；我们不知道漫漫长夜过后能有多少人（说不定没有人）再见到黎明。”
马斯特曼看见他所处的社会正沾沾自喜，在安全的错觉上休息，但是“20世纪初最明显的错觉正是安全”。他没有看见安全，看到的是“机械创造的巨大而新奇的能量，动乱的人民，社会的不满情绪……一个没有完美自控能力的文明，手中拥有可以造成巨大破坏的工具”，在这里“物质增长超越了道德进步”。
另一位自由党政府的成员，爱尔兰政务司司长，自1907年起担任英国驻美大使的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在他生命的主题——民主进程中，也看到了失望。1909年，他在耶鲁大学做了一系列演讲，题为“良好公民的阻碍”，他承认民主的实践并没有达到理论的预期标准。在过去的70年里，有文化的选民人数增加了20倍，但是“在投票前仔细思考的人口比例并没有和国民教育以及选举权的扩大齐头并进”。民主制度假定其拥有的内在智慧，“自然的普通人”并未在公共事务中表现出来。比起选举投票来说，他对赌马更感兴趣。阶级仇恨、腐败、军国主义的旧弊端重现，新的罪恶又显露出来。尽管现在的世界毫无疑问要比以前更好，但是19世纪的信仰——相信属于人民、由人民管理的政府有无上的智慧——遭遇了“失望”。对于这个曾经自诩为“算是职业乐观主义者”的人来说，他的耶鲁讲座是痛苦的忏悔。
自由主义的哲学家们环视四周，也同样痛苦地发现，自由主义信条的精华——自由放任政策已经不管用了。血汗工厂、失业和赤贫等邪恶都由此而起，自由主义无从应对，他们还没有做好真心实意进行国家干预、实现费边社梦想的准备。执政三年的自由党政府，当年在新世纪上台时，权力之大曾创下党史纪录，而在1906年许下的承诺它现在已无力实现了。1910年参加罢工的人数是1893年以来最多的。工人们“已经开始渐渐失去对我们的信心了”，霍尔丹承认，“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了”。社会规划方面的经济和道德哲学家J·A·霍布森和L·T·霍布豪斯（L. T. Hobhouse）得出结论，个人和社会的运作都不正常。霍布森在1909年出版的《自由主义的危机》一书中写道，如果自由主义不能转换为更积极的角色，“它将注定变得无力，和欧洲大陆各大国的自由主义命运相同”。
霍布豪斯和其他一些研究者们更关心人类为什么会拒绝似乎是符合其最大利益的理性行为。群氓低水平的政治反应，媒体哗众取宠反得民心，以及大众对观看体育比赛的兴趣这个新现象都令人不安。亨利·伯格森认为推动人的力量是他所说的生命力，这个观点激发了社会心理学，这一将感情和本能置为人类行为基础加以研究的新科学。其中在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就是霍布豪斯的《民主与反动》，这本出版于1904年的书关注的是人们参与公共事务时的心理过程。霍布豪斯曾是牛津的教师，但对工人运动的浓厚兴趣使他离开了大学，加入了《曼彻斯特卫报》团队，他发现普通人“没有思考的时间，就算有，他们也不会费心去思考”。他的想法忠实反映了“流行报纸和报童的叫卖……对于这个来自街道和电车的新民众而言，诉诸理性的手段是毫无用处的”。
叫喊“大辫子！”的也正是这群民众，突然间，羊群效应（herd behavior）作为一个实体获得了承认。发现它并为其命名的是一位名叫威尔弗雷德·特罗特（Wilfred Trotter）的外科医生。他是首位把羊群效应作为科学研究课题的人，并以一句最为悲观的句子结束了他在社会学的第一次践行。一位朋友说他是个“安静的人”，兴趣广泛，哲学、文学、科学都有涉猎。1908年，特罗特36岁；30年后，他被视为“这个国家本世纪最杰出的外科医生”。他有“学者的头和脸，要不是笑容灿烂而真诚，就太过严肃了”。1908年和1909年，他在《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两篇有关“羊群本能”的文章，指出人类的社会行为的源泉同样是那个黑暗、罪恶的潜意识之井，它的发现标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在他看来，潜意识是一种完全缺乏“个性、意志和自控能力的”力量。它是“非理性的、仿效的、胆怯的、残忍的……容易受影响的”。因为人本能地希望得到群体的肯定，所以他完全受这种非理性力量的摆布，容易被羊群效应影响。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中把群居心理视为仁慈的力量，特罗特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这种心理是危险的，因为它的运作方式是无意识、非理性的。“不需要有多少想象力就能发现，”他在结论中写道，“人类终究不过是大自然的又一次失败，这种可能性太大了。”
同样在1908年关注羊群效应的研究者还有两位：《社会心理学》的作者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政治中的人性》的作者格雷厄姆·沃拉斯。沃拉斯的人生和思想都专注于《伟大社会》一书，发表于1914年。他曾和萧伯纳、韦布夫妇一道，是费边社的第四名成员，直到1904年，为了抗议其对关税改革的支持，他离开了费边社。沃拉斯是伦敦郡议会的议员之一，伦敦学校董事会（London School Board）的主席，伦敦经济学院的创办人之一，并在那里担任政治学教授，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工作的思想家”。威尔斯形容他是个“不修边幅、略显迂腐、精神高尚的人”，留着小胡子，戴夹鼻眼镜，其讲座虽然节奏缓慢、文体烦琐，但“很有洞察力，令人振奋”。一位叫G·D·H·科尔（G. D. H. Cole）的学生说，沃拉斯的课是“我听过的最有启发性的”。他在《政治中的人性》里研究的证据表明，人类并不根据理性假设行事。他希望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新方法能够帮助人们摆脱无知，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举动。
沃拉斯不愿接受达尔文主义的暗示，这一理论似乎容忍并接受人性与生俱来的侵略性，宣告残酷的斗争是人类进步的条件。但是，他预见到，假使非理性的力量不被控制，各国将陷入一系列帝国战争，直到世界上只剩下英国和德国，或者美国和中国，然后最终，在一场“太平洋的海军末日之战后，只有一个帝国会留存下来”，而此时地球上的人口已减少了一半，不得不一切重来。这一进程似乎已经启动了，“德国人和我们正迈步走向可怕的世界大战”，仅仅因为有了国家和帝国，“我们的同情心就被国界限制了”。
劳合·乔治1909年的预算案是一条导火线，被故意点燃，引发了史上最严重的争斗之一，令自由党年代变得“空前暴躁、令人心神不安”，一位参与其中的人士这么说。自由党的声望在降低，党的领导意识到，如果没有笼络民心的热点话题，他们就赢不了下一次选举。加德纳写道，人们已经开始算计“选举什么时候开始，自由党会输得有多惨”。
作为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不得不在1909年提供1600万英镑的额外收入，其中三分之一用于建造8艘“无畏”级战舰——政府已经承诺，三分之二用于《养老金法》的实施。他的应对办法是向有钱人征税，这个计划并没有谬误，也不是没收性的税收政策，但是他故意用刺激的手法将计划包装，试图引诱上议院否决它，从而制造出贵族对抗人民的话题。预算案采用累进的方式提高税收，每英镑收税9便士到1先令2便士不等，对收入超过5000英镑的人再征收每英镑6便士的附加税。（自由党的第一份预算案将所得税提高至每英镑11便士的时候，拉特兰公爵的女儿就回忆道：“我们都以为爸爸要死了。他看上去毫无血色，恐怕是恢复不了了。”）新预算案将遗产税提高到了最高10%，适用于产业达到或超过20万英镑的人家。针对汽车和汽油的新增税种当时只对有钱人有影响，但是劳合·乔治对烟草和酒精也加了税，后来证明后者是个政治错误。
激起整个地主阶级群愤的不是这些措施，而是对被出售或继承的土地“自然增值”的部分征收其价值五分之一的税，并对未开发的土地和矿产增收每英镑半便士的税。关于土地的条款牵涉到财产的注册和估价，这对于地主而言意味着警察上门，是国家对私人财产的侵犯。地主阶级的激烈抵制正中了自由党的下怀。劳合·乔治坚定不移，公然嘲笑地主的反应，当众演说时的表现就像是马克·安东尼为恺撒的伤口哭号时那样露骨。他把敌人拟作“公爵们”，告诉伦敦东区莱姆豪斯的4000名工人阶级的观众：“养活一个配备齐全的公爵的钱可以建造两艘‘无畏’级战列舰……公爵和战列舰一样可怕，在世的时间还更长。”政府为“无畏”战列舰筹款时，他接着讲道：“我们来到工人中间，他们都捐出了铜板儿。”但是，当“首相和我去贝尔格莱维亚[13]敲门……请求尊贵的地主们给一点儿钱，让年迈的矿工不至于住在济贫院，他们却说：‘只给半便士，就一个铜板儿。’然后他们就向我们放狗，每天都能听到那些狗的叫声……看见一位老工人流着血，在贫困的荆棘里跌跌撞撞，走到生命尽头，真叫人心痛。我们为他开辟了一条新道路，更舒适、更愉快，道路的两边玉米在田野里随风摇摆。”
能做出这番表演而不脸红的内阁大臣也就只有劳合·乔治一人了。如果首相也为此感到尴尬的话，那他并没有表现出来，这一点令爱德华国王感到不安，放话说他“不明白为什么阿斯奎斯能够默许”这样的演说，这是“在几年以前任何首相都绝不会允许的”。
预算案引起的愤怒爆发了，这符合始作俑者的期待。保守党领袖们咆哮抗议。兰斯顿勋爵称劳合·乔治是“傻瓜强盗”。张伯伦先生谴责预算案是社会主义对有产阶级开战的第一步，律师协会宣称土地税不公正，也没有操作性，金融家们在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带领下集会抗议“不负责任的法庭”进行的资产评估，这种评估已经导致“斯图亚特王朝成员一人丢了脑袋，一人丢了王位”。诺福克公爵宣布，他不得不把借给国家美术馆的霍尔拜因（Holbein）宅邸卖掉，昂斯洛（Onslow）伯爵则要拍卖他在萨里郡的产业，吉卜林写了一首歇斯底里的诗《黄铜城市》，将英格兰描绘成充斥着仇恨煽动者的地方，“所有辛苦劳作、奋斗、积累了财产的”被课以重税，直到有一天“卷入国家的争斗，仓促投降”，无人守卫。罗斯伯里勋爵好像在扮演卡珊德拉[14]，他说这一措施“不是预算，而是革命”。这里潜伏着“深层、微妙、狡猾的危险，社会主义的危险”，而社会主义是“信仰、家庭、财产、君主、帝国……一切的终结”。他在格拉斯哥商人集会上发表演讲的第二天，“每个参加乡间宅邸聚会的人们都在充满欢乐地”读这篇文章。
一位新的工党议员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后来担任了财政大臣——说，为了让穷人更富，必须要让富人更穷，而这份预算案是民主政府的开头。贝尔福反驳道：“通过废除富人来废除贫穷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会把民主和抢劫联系起来”。快要中风发作的拉特兰公爵提议，塞住所有工党议员的嘴。愤怒不断升级，连国王也不得不承认地主和资本家“愚蠢而卑劣的演说和言论”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所有人，包括普通人在内，都意识到处于存亡关头的不是预算，而是否决权。当“藤井”在那年夏天的德比赛马大赛上获胜时，从喝彩的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国王您已经赢了德比——回家解散该死的议会吧！”丘吉尔9月在莱斯特演讲，高兴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如果财政法案被上议院拒绝，“粉碎”否决权则指日可待。贝尔福把问题归结于土地估价条款，他声称在财政法案上要求“强制注册”是非法的；“您竟然敢说这是财政法案？”事实上，索尔兹伯里勋爵曾就此前的一份预算案说过，上议院否决财政法案在宪法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连同财政法案把现在的政府也否决掉是做不到的。否决预算但保留政府无异于陷入僵局。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政府可能会建议国王册封足够的新贵族，让上议院的自由党也过半数。如果必要的话，可能会有多达500名自由党涌入上议院，世袭贵族的体系就被冲垮了。尽管如此，保守党却没有退让的表现。大胆行动，“不顾后果”，米尔纳勋爵如是说。这种精神得到了贝尔福的首肯，在他的指导下，保守党做出了决定。
“整个政坛都因为兴奋而剧烈震动”，比阿特丽丝·韦布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所指的当然是上议院是否会拒绝预算案。11月22日，辩论在上议院展开，延续了10天。上议院议员的夫人以及访问者（包括葡萄牙国王在内）挤满了旁听席，年迈的贵族从乡下赶来，这些人“连找到议会大厦都成问题”；总共有400人出席辩论，这是否决爱尔兰自治之后上议院人数最多的集会了。贵族的成员，有年老的——比如前任大法官霍尔斯伯里（Halsbury）勋爵，也有年轻的——比如威洛比·德·布洛克（Willoughby de Broke），都宣称自己有否决预算案的责任。身为自由党的里布尔斯代尔勋爵承认，他厌恶劳合·乔治，这个人“半是丑角，半是拦路强盗”，但是他并不觉得预算案是真在搞社会主义，也不认为“有钱人的呜咽”对国家有什么严重的影响。唱票表决时，他会帮政府说话。
罗斯伯里勋爵虽然惊惧万分，还是建议通过预算案，而不是拿“上议院的存在本身”冒险。寇松勋爵的演讲把辩论推向高潮，一位深受感动的贵族说，这是40年来议院里最出色的演讲。寇松说，政府想借财政法案之名，批准它想要的任何措施，逼迫上议院通过——无异于建立一院制政府，这是“革命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要求”。他建议，无论后果如何，还是应该否决，也许能以此促成上议院的改革，使其成为宪法的“基本元素”，而不是“一个无力、荒谬的幻影”。
1909年12月1日，表决的时刻到了；上议院的贵族庄严地坐满了大厅，最后以350∶75的票数否决。第二天，下院群情激动，首相宣称已发生违宪行为，政府将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习惯斜倚在反对党前座的贝尔福先生当天感冒，他咳嗽着，拍了拍胸，吸了口滋补品，吃了片药。
为新选举做准备时，阿斯奎斯政府起草了一份国会议案，废除上议院的否决权，希望重新上台时批准。它规定，凡是下议院议长认证为财政法案的，上议院无权否决；其他的法案，如若连续三次在下议院批准，则成为法律，无论上议院同意与否。已经有人在伦敦谈论起新封贵族的事了，从诗人到茶叶商，“就连希莱尔·贝洛克（Hilare Belloc）”也想象着自己凤冠加身的样子，威尔弗雷德·布伦特（Wilfrid Blunt）恶毒地写道。与此同时，阿斯奎斯暗示他已获得国王的首肯，虽然实际上并无根据。
在1910年1月准备竞选的那段时间里，劳合·乔治对公爵们的攻击失效了，这一点变得很明显。公众对贵族的问题没什么兴趣。霍尔丹坦承，40%的选民对此持怀疑态度，还有20%“态度特别冷淡”，简而言之，一切已恢复正常。但对于在法国南部度假的阿尔弗雷德·奥斯汀[15]来说，这次选举至关重要。不过，既然他的选区绝对是保守党的天下，他对于不回国投票也不怎么自责了，“但是我让卡尔顿俱乐部的人每天都给我发电报，告诉我结果”。在英国国内，“我们都紧张地等待这场大战的结局”，比阿特丽丝·韦布写道。可惜，结果对于大家来说都很不幸。自由党重新执政，但是比例大大缩水，不得不再次受制于爱尔兰人。因为1908年奥斯本审判——宣布工会资金不得用于政治目的，否则为非法——而实力受损的工党，这次失掉了10个议席。保守党增加了105个议席，可以称得上是胜利了，怎奈他们起点太低。双方都陷入了僵局。在现在的情况下，想要预算案通过，自由党不得不求助于爱尔兰议员的选票，但是爱尔兰人不喜欢预算案，因为他们讨厌给威士忌征税。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阿斯奎斯许诺把废除上议院否决权贯彻完成，从而为爱尔兰自治开路。执政四年来，自由党还没有试图通过任何一条爱尔兰自治法案，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成为“主宰整个局面的关键”。爱尔兰人一改绝望的恳求者的面貌，变得“阴险而强大”，这两个问题间的联系也变得“直接、明显、毫无疑问”了。不管政府喜欢与否，他们都不得不继续争斗下去，直到有最终定论——册封新贵族，或者至少要让国王许诺这么做。自此，事件不断升级，在《议会改革法》[16]之后还从未有过如此激烈的对抗。
1910年2月，阿斯奎斯正式引入《议会法案》，并宣布，如果上议院不批准，他将建议国王采取必要的行动。紧随其后的是谈判和阴谋，对国王的压力和建议，党内和政党间幕后的讨价还价，访问乡间，征求意见，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会议……一片混乱。与此同时，一切的起因——预算案，悄悄地通过了，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也是兰斯顿曾经许诺的，如果自由党赢得选举的话。但事到如今，预算案已经被抛到脑后了，取而代之的是《议会法案》，还有500个人造贵族荒谬的阴影在法案身后拖着，尽管数月来，国王、大臣和反对党倾尽全力，运用政治技巧周旋此事，但它毕竟是个虚伪的问题。不像德雷福斯事件，牵涉基本的人权和公正。自由党人坚持认为，此事是上院权力对下院的干涉，然而，正如赫伯特·塞缪尔承认的那样，“他们确实通过了我们提出的几乎所有社会福利法案”，只有《教育法案》和《许可证法案》除外，两者之一是妥协的复合物，没有一方对其满意；另一个显然不是足以粉碎英国宪法的问题。自由党人之所以继续全面进攻，是为了替他们失败的计划辩解，并向爱尔兰人售卖荣誉。他们觉得这么做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们眼中的上议院，用马斯特曼的话说，是只有“在恐惧的逼迫下，才会允许批准其深为厌恶的变化……它只能修改、核对或摧毁他人的手艺，除此之外什么都做不了。面对被困难的问题折磨的人民，它无法给出任何一个原创的建设性意见”。
推动保守党以同样的愤怒进行抵抗的，是他们守卫权贵最后一层壁垒的决心。失去否决权，或者失去保守党在上议院的半数以上地位，意味着他们失去最后一道关卡，无法阻挡围攻阶级的前进脚步。他们看着下层民众获得权力，就像看待灭世的洪水一样。马斯特曼的看法也相似，他写道：“在他们的眼中，我们的文明是从荒野中救赎的一丁点儿土地；因为一个奇迹才一代代保存下来”，而民众的崛起就像一群人突然冲到一个安静的花园，“把花朵连根拔起……在宜人的景区里留下撕碎的报纸和碎酒瓶子”。不过，贵族的抵抗因为内部的分裂而减弱。作为政党的领袖，贝尔福坚守立场，不惜一切地避免册封贵族，造成上议院出现自由党永久多数的情况。这在他眼中是一场“革命”，而丢掉否决权，也就是接受《议会法案》，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一帮“宁死不屈”反对这一观点的贵族逐渐成形，名字取自已有的军名[17]。其标志和拥护者乃那位“古老而好斗的矮脚鸡”——霍尔斯伯里勋爵，其活跃的组织者是威洛比·德·布洛克勋爵，他家族的第19位男爵，上议院18位1500年前册封的贵族之一。继承爵位前，他曾在下议院供职，除了政治才华外，还拥有“无穷的精力和显著的演讲才华，很有说服力和幽默感”。42岁的他拥有天真的个人魅力，其父的遗愿就是让他的儿子竭尽全力“阻止汽车被用于任何与打猎有关的用途”，其祖父“一直投《改革法案》的反对票，从未厌烦，在最后的抵抗或分组表决中，为了维护现有秩序，死过一次又一次”。威洛比·德·布洛克眼中的工业主义和民主是“给整个国家带来糟糕影响”的力量。他常在说话时用打猎和赛马打比方，为争取“蛮荒”议员，像一只猎狐犬横冲直撞。霍尔斯伯里勋爵在一封传阅信件中敦促每位上议院议员“捍卫宪法赋予你们的世袭权利，坚决拒绝对此的任何干涉行为”。
在与君主的激烈周旋中，爱德华国王突然意外驾崩。极端保守党宣称是政府的邪恶害死了他，并把自由党人视为弑君者。当时普遍的感觉是，船锚脱离了地面，既定的秩序已不再。不知何故，人们觉得那位熟悉的王室的身影曾站在英国与变革之间，抵挡着外来的威胁。在1909年一则名为“佩利西耶的蠢事”的时事讽刺剧中，一位打杂的女佣唱了这样一首很受欢迎的歌：
只要有国王在，我们的好国王爱德华
就不会打仗
就不会打仗
忘掉那种事吧！
妈妈不用害怕
只要有国王在，我们的好国王爱德华。
和平与荣誉
是他的格言
上帝保佑吾王！
他死了，人们觉得情况会恶化。“我一直觉得，”一位生活在爱德华时代的人说，“他用某种方法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
为了纪念这个时刻，桂冠诗人奉劝英国人停止“灾难性的争执”和“倔强的喧嚷”，宣布“全面休战”。为了不让新国王一登基就遭遇危机，两大阵营同意在制宪会议上达成和解，各方派去四位领袖参加，包括阿斯奎斯、劳合·乔治、贝尔福和兰斯顿。在1910年夏天和秋天，他们一共开了21次会，讨价还价，商议辩论，考虑采用公民投票，差一点儿就达成了协议，可惜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闹崩了。这次会议起码表明，《议会法案》本身并不是最根本的问题，但事到如今，政治家们不愿意，也不能够从战斗中抽身而出。作为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劳合·乔治做出了努力。既然原则的界限已经彻底模糊了，他便与贝尔福接洽，提出了一份联合政府的计划，只要摆脱两党中极端分子的压力，也许能一举解决否决权和爱尔兰问题。他并不比贝尔福更希望看到众多新贵族册封，因为“展望未来，我知道我们光荣的杂货商们会比你们的蛮荒议员更讨厌社会改革”，劳合·乔治亲切地承认。人们认为，劳合·乔治是在没有通知阿斯奎斯的情况下向贝尔福提出第一个方案的，所以也许这个时候他就已经琢磨着甩掉首相了，六年之后他也的确这么做了。当阿斯奎斯得知这个方案后，他既没有表示加入，也没有责令禁止，而始终隐身幕后，忠实于他的座右铭——“静观其变”。
贝尔福认为，英国政体依赖于两党的制约与平衡，联合政府在战争之类紧急情况下才能允许成立，所以他拒绝了劳合·乔治的提议。他并不真的相信自由党能强迫国王给出必要的承诺，且无论如何，他都认为《议会法案》相比册封新贵族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妨害”较小。更何况，他相信只要有足够的保守党贵族放弃投票，新册封的贵族的影响也能得以控制，不至于引发永久自由党多数的“革命”。
制宪会议和联合政府的企图都失败后，1910年12月，大选再次进行，这也是一年内的第二次大选。公众的冷漠并未改变，所以结果也和上次大选差不多，只是自由党失去了两个席位。正如威尔弗雷德·布伦特所写的那样，这个国家“太不关心废除上议院的问题了，不想为了它闹革命”。
阿斯奎斯在大选前精明的恐吓成功了，国王乔治五世承诺同意册封新贵族。其实国王是被顾问们彼此矛盾的意见和狡猾奸诈的政治花招迷惑住了。英国的世袭贵族阶级即将被“一大批应急贵族”淹没，还全是自由党，这个可怕的前景谁都不喜欢，更别说因此引来全世界的嘲笑和奚落了。尽管如此，政府还是继续走下去，部分是因为此时停止已不可能，部分是因为他们相信，考验到来的时候，上议院的贵族宁愿放弃否决权，也不会选择被中产阶级包围的。在事件进程中某个日期不明的环节，阿斯奎斯草拟了一份250人的大规模册封名单，虽然包含了托马斯·立顿爵士[18]的名字，但总体而言，劳合·乔治嘲笑他们为“荣耀的杂货商”是不妥的。除了立顿以外，名单上还有阿斯奎斯的内弟H·J·坦南特，以及他忠实的崇拜者，后来为他立传的J·A·斯班德（J. A. Spender）；还包括埃德加·斯派尔爵士、伯特兰·罗素、贝登堡（Baden-Powell）将军、陆军上将伊恩·汉密尔顿爵士、法官弗雷德里克·帕洛克（Frederick Pollock）爵士、历史学家乔治·特里维廉（George Trevelyan）爵士和G·P·古奇、南非百万富翁亚伯·贝利（Abe Bailey）爵士、吉尔伯特·莫里（Gilbert Murray）、J·M·巴里（J. M. Barrie）、托马斯·哈代和《罗宫秘史》的作者安东尼·霍普（Anthony Hope）。
1911年2月，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不仅是胜利的音符，也代表着决心”，《议会法案》再度引入下议院。“我们的态度严峻认真”，赫伯特·塞缪尔写道，如果上议院拒绝法案，“那就再好不过了”。5月在下议院通过后，法案准时被送往“另一个地方”[19]审议。
6月开始的运输系统大罢工拉开了新一轮深层行业斗争的序幕。自此，个别的“贸易冲突”转变为了工团主义运动，工人不再因为个别雇主，而是抗议整个行业而罢工。非技术工人已经厌恶了没有给他们带来工资增长的政治方法，开始反叛工党的领导。工党一进入政府，就着迷于议会政治的游戏，麦克唐纳也渐渐取代了基尔·哈迪。工人群众需要的是货真价实的工资增长，以及雇主们对他们组成的工会的承认。他们大声呼吁直接行动，变得越来越好斗。几个月前，3万煤矿工人在威尔士罗达谷举行罢工，矿主们的家产遭到袭击。1889年领导第一次码头工人大罢工的本·蒂利特和汤姆·曼，此时宣扬来源于索列尔和法国总工会（CGT）的工团主义信条，将革命信念与工会主义结合起来，拒绝政治行动，赞成采用总罢工这个终极武器。曼和蒂利特成功地组织了36个由海员、消防员、厨师、乘务员、码头工人和卡车司机组成的全英国运输工人联盟。当船主们拒绝与之协商时，他们便在6月召集罢工。这次罢工预计进行72天，参与人数多达7.7万人。它从伦敦开始，扩散到利物浦、赫尔、卡迪夫、布里斯托和南安普顿，几乎每个港口交通都停滞了，暴乱、抢劫和纵火紧随其后。“革命来了！”一个激动的雇主对贸易委员会的官员呼喊道，“这些人有了新的领导，这是从未有过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
在这个紧要关头，德国军舰“黑豹”在7月1日抵达摩洛哥的阿加迪尔，突然引发了国际危机，接下来持续几周都在战争的边缘摇摆不定。8月，危机还在继续，4个铁路工会也加入了海员和码头工人的罢工中，整个运输系统恐怕要完全瘫痪了。内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派出军事护卫队保证重要的火车继续运营，并向罢工中心派遣军队。冲突不可避免；士兵在利物浦开火，2名罢工者死亡，200人受伤。汤姆·曼向士兵呼吁，就算接到命令也不要向英国工人开枪，结果他以煽动军队叛变的罪名被拘捕。尽管因为海外危机的原因，这次罢工以紧急条款中止，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同样激烈的罢工此起彼伏。利物浦开枪之后，越来越多的工会把选票投给他们自己的代表，他们和自由党的结盟就此结束。在阶级战争的哐当声中，丘吉尔1908年真诚的呼吁——“啊，我们必须得到这个支持！”——仿佛遥远的号角，音符渐渐模糊，具有讽刺意味。失去了工人的支持，自由党终将步向在野之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冕礼的日期临近了。那个夏天是30年来最热的，繁花似锦，玫瑰盛开。每个晚上都有宴会和奢华的招待会，每个下午都有游园会，每个周末都有乡间别墅的聚会、野餐会、化装舞会，光彩照人。甚至炎热也是“极好的——英格兰很少有这样的夏天”。正是举行皇家赛艇会的理想天气，这一季节的每一项仪式都在晴天里进行：拉内拉赫（Ranelagh）的马球赛，伊顿和哈罗公学在罗兹（Lords）的板球赛，阿斯科特赛马会的金杯赛。战争的阴云、交通总罢工，甚至新封贵族都没有影响到节日的喜庆气氛。报纸上充满危机的词语，愤怒的贵族咆哮“无异于革命”，但是前往克拉里奇（Claridge）参加化装舞会的一位客人却轻率地穿着贵族的斗篷和冠冕，上面粘着“第499号”。康沃利斯-韦斯特（Cornwallis-West）夫人，即丘吉尔的母亲，举办了骑士锦标赛（Tournament of Knights），每张门票售价20英镑，寇松夫人一举夺得选美皇后头衔。俄国芭蕾舞团也在皇家歌剧院初次登场，巴甫洛娃和尼金斯基在私人宴会上跳舞，其中一次是在草莓山的一座花园里，天空湛蓝，这里曾是霍勒斯·沃波尔[20]的家，充满哥特式的狂想。它的新主人，米歇尔汉姆（Lady Michelham）夫人拥有的珍珠连成串有19码（约17.4米）长。在花园里欣赏舞蹈之后，她邀请60位客人赴晚宴，主菜被做成灯塔的形状，可以从内部点燃，周围环绕着象征海鸥的蒿雀肉，白酱做的海浪拍打着它们。在布伦海姆宫，公爵，他的表亲温斯顿，罗斯伯里勋爵之子尼尔·普里姆罗斯（Neil Primrose）和F·E·史密斯去帐篷里露营，在翻过来的木桶上打牌，一直玩到次日清晨。“我们拿什么做赌注好呢，F. E.？”马尔伯勒（Marlborough）问道。“就你这座该死的宫殿吧，怎么样？”史密斯答道，不过他自己压了什么赌注，并没有记录下来。
但当时的英格兰已经不能和金禧年相比了。罢工暗示着工人阶级崛起的压力，正如阿加迪尔暗示着来自德国的压力。曾经是英格兰的标志，铭刻在英国人的记忆里的“黄金般的君主、荣誉感和地图上大块大块的红色”已经不复存在了。欢庆的气氛“极度火热”，但举办社交季化装舞会的不是德文郡公爵夫人（公爵在1908年死了），而是F·E·史密斯，伦敦最后一辆用马拉的公交车消失了；出租机动车，在世纪之交时还没有一辆，现在的数目却超过了公共马车（6300∶5000）。
上层阶级仍然开心地生活着，觉得他们的同类很讨喜。赫发·威廉斯（Hwfa Williams）夫人举办的一次宴会请来了健谈的索韦拉尔侯爵，席间增添了不少趣味，以至于来吃午餐的客人们流连忘返，直到夜里一点才散去。也许他们是太开心了，也许只是因为无聊才留着不走。无聊，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欢笑、消遣、恶作剧，当时的特权生活不可否认的高昂情绪只是倦怠的另一面。在“午宴、下午茶、晚餐、舞会和直到深夜的聚会”上，谈话无休无止，马斯特曼认为，这个阶层之所以如此喜欢谈话，是因为它“希望有人对它感兴趣，经常觉得自己令人厌烦，充满‘玩游戏’的坚定信念，并觉得这就是一场要玩下去的游戏”。这是一群“聪明、和气、通常还很可爱的人……极度认真地想要过一种不需要花工夫赚薪水的生活”。在1909年写下这些话时，他并没有说这是和平引起的厌倦，但是当他写下“现在这种降临西方世界的罗马式和平”时，人们几乎能听见无奈的叹息。
在7月的第一周里，上议院修订了《议会法案》，取消了废除否决权的部分，并把爱尔兰自治从立法项目中删除，这样爱尔兰自治想要变成法律，就不得不通过上院。7月18日，阿斯奎斯正式书面通知贝尔福，他已获得国王册封新贵族的许诺，修正案不可接受，他准备在下议院发表声明，除非上议院同意通过《议会法案》的原文，否则他将请求国王采取必要措施。“宁死不屈”的贵族们愤怒地投入战斗，就像拓荒者准备用栅栏围起印第安人一样。“让他们册封吧，”寇松勋爵在“宁死不屈”的集会上宣布，“就算死在最后一道沟渠里，我们也不会屈服！”自此，他们就成了反对者眼中的“挖沟派”。这帮人中有新加冕的索尔兹伯里侯爵，他的姻亲塞尔伯恩（Selborne）伯爵，以及他在下议院的弟弟休·塞西尔勋爵；同样在下议院的“挖沟派”还有奥斯汀·张伯伦、乔治·温德姆和两位冒险家，爱德华·卡尔森爵士和F·E·史密斯。在那个炎热的7月，威洛比·德·布洛克勋爵狂热地在贵族中游说，安排会议，请人演讲。7月12日那天，53位贵族（包括5位公爵）联署了一封信，寄给兰斯顿勋爵，声明，除非保留修正案，否则他们将在最终读票时投票否决《议会法案》，“即便如这么做会导致册封新贵族”。
国王恳求兰斯顿不要逼他使出那令人作呕的应急手段，于是贝尔福和兰斯顿召集了反对党的影子内阁，其中大多数人（虽然不是全部）都愿意遵循他们的建议投降，也就是跳过分组表决，允许通过《议会法案》，因为坚持原则、死在最后一道沟渠里，还是不能阻止否决权的废除。除非政府在故意吓唬他们，否则这么做的结果是在册封新贵族的同时，丢掉否决权。但是“挖沟派”们坚定不移。要求分组表决是他“对上帝和国家的庄严职责”，霍尔斯伯里勋爵说。“挖沟派”们假定“骑墙派”——他们眼中追随贝尔福和兰斯顿的人——会放弃投票，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票数超过自由党的75位贵族了。威洛比·德·布洛克相信他已经有60票，希望能争取到80票。
于是，兰斯顿的宅邸又迎来一次会议，目的是在“骑墙派”和“挖沟派”之间达成协调一致的政策。寇松这时恢复了知觉，开始听贝尔福的话了，但是老派的霍尔斯伯里坚定地继续着“宁可分裂，即使就剩一人也不投降”的主张。人们敦促贝尔福再次召开影子内阁会议，但是此时他已经对“宁死不屈”者的“戏剧化”态度失去耐心，变得不耐烦了，特别是那些平民成员，比如史密斯和张伯伦。他最多只愿意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公开信，写给“不知所措的贵族们”，告诉他们让议案通过的必要性。“挖沟派”回应道，《议会法案》的结果是建立一院制政府，他们无法免除自身的责任，必须“仅仅通过弃权来参与一场经过深思熟虑的革命”。作为活动的高潮，他们安排了一次盛大的晚宴，向霍尔斯伯里勋爵致敬，结果想买票参加这场宴会的人数超过了大厅容纳的极限。在争斗的演讲和祝酒词的环绕下，霍尔斯伯里勋爵显得“很不舒服，焦虑且疲倦”，他表达了他的团队抗争到底的决心，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同时在场的还有米尔纳勋爵，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他之前的那一句“不顾后果”可以说是启动一系列事件的源头。奥斯汀·张伯伦在演讲中谴责阿斯奎斯“戏弄了反对党，诱骗了国王，蒙蔽了人民”。
7月24日是首相预定在下议院发表公告的日子，休·塞西尔和F·E·史密斯带领“挖沟派”在下议院的支持者们进行抗议，结果引发了“当世人们记忆中最为暴力的场面”。处于守势的上层阶级，把他们所有的愤怒和挫败，都在充满仇恨和歇斯底里的示威中爆发出来。史密斯是因为喜欢攻击才加入的，而休·塞西尔勋爵是出于强烈的真诚。他的身上集中了塞西尔家族对变革的仇恨，但是塞西尔式的冷静的怀疑主义——在他的表哥阿瑟·贝尔福身上特别明显——却不见踪影。他的信念都是白热化的。他在现代物质主义的社会里看到了末日的征兆，因为人们背离教堂和土地，民主背离“自然”的领导。他高大、伛偻，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样，面庞狭窄，脸色忧郁，他也和他父亲一样，习惯于扭动修长的手指，长相和表现都像萨伏纳罗拉[21]。丘吉尔在1908年作为伴郎参加了休·塞西尔的婚礼，他写道，在塞西尔家族“我第一次遇见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好像是从17世纪走出来的”。他在私下的谈话中“反应敏捷，措辞巧妙，带给人惊喜，听他说话是一种享受”。在议院里，他能就伊拉斯图学派和高教会派的不同谈上“一个多小时，在场的议员鸦雀无声，全神贯注”。阿斯奎斯认为他是“下议院，乃至所有地方最好的演说家”，他在演讲和观点上的才华都能称得上是英国的阿尔伯特·德·芒。
有一回，格莱斯顿造访哈特菲尔德，当时还是个小男孩的休·塞西尔冲进格莱斯顿的卧室，挥着拳头打他，一边叫着：“你是个坏人！”
“我是你父亲的朋友啊，怎么会是坏人呢？”格莱斯顿问道，他能赢得一千次辩论，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但他这次的对手不会有兴趣跟他争辩，他只关心结论。“我父亲会用一把大刀砍掉你的脑袋”是他的回答。
这把刀现在指向了阿斯奎斯先生。下午3点，下议院座无虚席，大厅里充满了兴奋的交谈声，还有的议员站在过道，像蜜蜂一样结成一团团，旁听席上也挤满了观众。首相走了进来，紧张得有些脸红。自由党人站起来，挥舞议事日程表，欢呼了3分钟，引来反对党“激动的叫喊声”——等到贝尔福进场时，就轮到他们欢呼了。阿斯奎斯一起来说话，就不断被“叛徒！”“雷蒙德！”[22]的叫声打断，无法说出一句让人听得见的话，场内还传来一阵阵低沉而稳定的声音：“分开！……分开！……分开！”[23]一开始音量不大，然而逐渐升高，再减弱消失，但只要阿斯奎斯一张嘴，整个过程就卷土重来。站在过道下方反对党前排，迎战阿斯奎斯的正是休·塞西尔，只见他目光灼热，骨瘦如柴的身体随着说话的节奏摇摆，“巨大的激情”让他的面容苍白、扭曲，他被一种狂热占据，他相信为了实现目标，无论采取何等下作的手段都不过分。阿斯奎斯轻蔑而惊奇地注视着他的敌人们，目光转移到塞西尔身上时，他呆住了，仿佛看见了一只关在笼子里来回踱步的老虎。旁观席上，兴奋的女王站在了椅子上。表情凝重的爱德华·格雷爵士走到了阿斯奎斯身边，好像要保护他。在对面斜躺着的贝尔福又诧异又厌恶地看着他的属下。阿斯奎斯几次三番想读声明，但都被在场的抗议声淹没了——“分开！分开！”“谁杀了国王？”“独裁者！”叫声不断。好容易有几个字能被听清，但又因此令他的对手更为愤怒，发出更大声的怒吼。发言者已竭尽全力，但抗议声拒绝平息。阿斯奎斯坚守了45分钟的阵地，终于“气得面无人色”，收起了演讲稿，坐了下来。
当贝尔福起身说话时，自由党人并没有立刻回敬，可是当F·E·史密斯站起来时——人们相信他就是这场混乱的始作俑者——大厅里炸开了锅。《泰晤士报》的记者写道，议员在那个下午的状态之激烈，是怎么夸张都不为过的。发言人再次手足无措，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之后，在场的喊叫声不断，还混杂着工党的呼喊：“为社会革命三呼万岁！”终于贝尔福宣布议会因为“秩序混乱”而休会，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
这场被称为“塞西尔闹剧”的喧哗与辱骂令所有人震惊。还从来没有一位首相遭受如此不敬的待遇。报纸上满是正反双方愤怒的评论和来信。许多人觉得这个闹剧不仅是针对阿斯奎斯，也是对贝尔福的领导能力的挑衅。布伦特记录道，F·E·史密斯、乔治·温德姆和本德尔（Bendor）即威斯敏斯特公爵，“为他们引发的骚动而高兴，斗志无比昂扬，认为他们已经逼迫贝尔福投降了”。
阿斯奎斯没被听到的演讲第二天发表，便没有撤销的余地了，保守党的领袖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结局：内部的造反可能真的带来贝尔福最想避免的“革命”——在上议院创下自由党的永久多数局面。如果“宁死不屈”者能争取到多于75个人的支持，册封贵族便成定局——除非政府是在虚张声势。它在吓唬人吗？许多人仍然认为是这么回事，但没有人确定。也没有人知道究竟会有多少贵族会跟着“宁死不屈”。在这个关键时刻，兰斯顿和“骑墙派”不得不说服一定数量的保守派贵族，让他们牺牲原则（即便不是荣誉），和政府站在一边，支持那个令他们厌恶的法案。这么做是可怕的，但也是必需的。至于到底需要多少人做出这个牺牲，又有多少人能在最后时刻鼓足牺牲的勇气，在当时是痛苦而不确定的。
8月10日，一切就要见分晓了，那天的气温是华氏100度（约摄氏37.8度），创下了历史新高，国会大厦内的气氛尤为紧张，因为这次政治危机和以往不同，结果仍然悬而未决。下午4点，上议院迎来了有史以来与会人数最多的时刻，旁观席上也挤满了人，还有的贵族站在过道和门口。他们身穿长礼服，硬翻领、宽领带、护脚、背心一应俱全，晚餐休会后，不少人还打起领带，穿上燕尾服。“宁死不屈”派戴着萨默赛特公爵夫人送来的欧石楠小枝，“骑墙派”中许多人则佩戴红玫瑰。霍尔斯伯里就像一个进入比武场的骑士一样，大步走到座位前——一位观察者似乎听到马刺在叮当作响。他尖锐地呼吁在座的议员凭良心办事，反对议案。寇松勋爵为多数派讲话，之后“脸色苍白而愤怒地”坐了下来。因为塞尔伯恩勋爵跳到桌子上，以“刺耳的语调和戏剧化的手势”又一次猛烈地重申了要死在最后一道坑里的决心。自由党领袖克鲁勋爵的演说带来了新的悬念，他提到国王对此事“自然很不情愿”，并“坦承整个事件在我看来十分可憎”——如此结尾，更让人怀疑政府是在虚张声势。焦虑的人们一次又一次统计票数。午餐休会时一起吃饭的6个贵族议员中有两人——卡多根勋爵和米德尔顿勋爵，都是上届保守党内阁成员——还没有想好投靠哪一方。重新集合时，一位准备“牺牲”的贵族——坎珀当（Camperdown）勋爵——宣布他要支持政府，诺福克公爵被激怒，回答说，要是有一个保守党贵族赞成议案，他和他的追随者就投“宁死不屈”派的票。莫利勋爵取得贵族头衔虽然不过3年，但在不得不明确表达政府意图时仍然“深受触动”，议案失败后必将“很快册封一大批贵族”。大厅里降下帷幕。坎特伯雷大主教敦促议员们不要做出令议会乃至英国“沦为笑柄”的荒唐举动。罗斯伯里勋爵游移不定的态度令所有人困惑，但人们猜测他会投弃权票，此时他突然从中立议员席中跳出来，在“这个我一生中最后、最简短，可能也是最痛苦的演讲中”宣布，他将支持政府。因为，不管结果如何，“众所周知的那个上议院都将不复存在”，他说他打算此后再也不走进上议院，他也确实做到了。
晚上10点40分，分组投票在“强烈的兴奋”中开始。弃权的贵族有的挤在御座的台阶下，表示不投票，挤不下的人则随兰斯顿勋爵离开了大厅。两大阵营鱼贯而出，分别走入位于大厅两侧的分组表决厅，在旁听席上紧张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数目相当。手拿白色权杖的计票人轻点每个进入表决厅的贵族的肩膀，通过敞开的门，人们能听到计票人大声数数：“一、二、三、四……”一直继续下去，15分钟的时间似乎有整整一小时那么长。其间，支持政府的人流意外中断，霍尔斯伯里当仁不让，小声说道：“好！我就知道能打赢他们！”莫利勋爵焦虑地等着，想看见主教们的法衣，他觉得神职人员肯定会投政府的票。终于，唱票结束，计票人将结果传达给多数党领袖赫塞耳（Herschell）勋爵，再由他把结果写在纸上，递给上议院大法官。一片沉寂中，洛尔伯恩勋爵从羊毛袋上站起来，把假发往后甩了甩，以清晰的音调宣布结果：赞成法案者131人，反对者114人，差额17。霍尔斯伯里夫人情绪失控，在女贵族旁听席上大声喝倒彩。而获胜的人却没有激动地表示庆祝，只有下议院议员除外，他们带着好消息飞奔回议事厅，迎接他们的是胜利的欢呼。上议院的贵族们立即走开了，5分钟之后大厅就空了。37位保守党贵族、2位大主教和11位主教投了政府的票，他们中有人在当晚前往卡尔顿俱乐部，结果一片喧闹——“可耻！”“犹大！”——惹来骂声不断。
诺思克利夫（Northcliffe）勋爵在次日的《每日邮报》上痛哭道，“革命的闸门打开了”，但并没有洪水倾泻而出。否决权废除后，爱尔兰自治法案就有了通过的可能，于是政府在接下来的会议中引入。结果到头来，赢了上议院也无关紧要。反对爱尔兰自治的人仅仅转变了策略，以阿尔斯特（Ulster）叛乱为由造成了一个新的、更严峻的危机，《议会法案》是否存在已经不重要了。最终，需要一场比废除否决权更大的动荡，才能从英国政治中卸除爱尔兰的重担。
几周之后，爱德华·格雷爵士和温斯顿·丘吉尔说道：“这一年可真不一般啊：这么热的夏天，大规模罢工，现在海外又出了问题。”
温斯顿回答：“您怎么把《议会法案》忘了呢。”记录下这段对话的朋友补充道：“他是忘了，每个人都忘了。”
上议院投票后的次日早晨，热浪滚滚，运输业罢工似乎有变成总罢工的趋势，“社会革命”成了“实际的危险”，吸引了国民的注意力。一位悲伤的贵族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宪政危机搅动了这个国家的人心”。就在同一天，下议院通过了一项意义恐怕更为重大的措施——《议员薪俸法》，从此以后，下议院议员每年将得到400英镑的薪俸。这一举措长期受到保守党的激烈反对和工党的坚定支持。议员没有薪俸，这在工党看来是剥夺工人阶级进入议会的权利，让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人参政。特别是在奥斯本宣判之后，工会基金不能用于支付议员的薪俸，国家的拨款就更为重要。对于它的反对者而言，《议员薪俸法》意味着政治不再是绅士的职业，所以要比《议会法案》“破坏力更大”。它将带来新型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职业政治家”，奥斯汀·张伯伦抱怨道。它将打开“阻止纯粹的冒险家涌入的最后一道关卡”，《泰晤士报》如是说——当时拥有此报的正是最大的冒险家诺思克利夫勋爵——它还会鼓励对无报酬的公共服务的“侵犯”，这些服务“现在还被因为有钱而公正无私的人有效地运作着”。权贵们认为，应当排除金钱上的贪婪，出于公民职责而参与政府工作，这个观点虽然正当，但已经过时，已经被社会的需求所超越，更何况权贵们在维护自身利益时从来没有无私过。《议员薪俸法》令权力转移更进一步。
接下来的变故也就不难理解了：贝尔福辞去了保守党领袖，他在下议院担任该职位已有20年。他在1911年11月8日从巴德加斯坦旅行归来时发表的公告成为政坛“轰动”一时的事件。尽管在反对他的F·E·史密斯和奥斯汀·张伯伦的带领下，已经掀起了驱逐贝尔福的运动——口号为B.M.G.[24]，但人们一直以为贝尔福会继续争夺领导权。但是否决权危机的最后阶段，没有意义的野蛮战斗，“挖沟派”看中姿态而不是思考，史密斯这类令他厌恶的冒险者的崛起，粗野的塞西尔闹剧对他党内领导权的挑衅，这些事件累积起来，使贝尔福变得愤怒而冷淡。他没有等到上议院的最终表决，就在前一天启程去了巴德加斯坦，这么做几乎是个轻蔑的姿态。当他在“仙人掌、松树和悬崖”间流连时，他仔细考虑了局势，做出了决定。他已经63岁，对哲学仍然兴趣浓厚，再回到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先是党内，然后是全英国，抗争新时代的潮流——对他而言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他是一个传统的人，在他的时代，政府是权贵的职责，而现在的社会，正如他在辞职演说中所言，对行政官员和立法者的要求太多，国家大事必须移交给那些做好准备“当政治家，且一心只当政治家，像职业政治家一样操作政治机器”的人。正如马斯特曼在描述民众的崛起时所说的那样，一群人就要冲进安静的花园了，而哲学家贝尔福不愿与之争斗。
继任他的并不是两大主要竞争者，沃尔特·朗（Walter Long）——地主阶级的代表——或奥斯汀·张伯伦——跟沃尔特·朗势均力敌。最终获胜的是格拉斯哥一位钢铁制造商，博纳·劳（Bonar Law），在加拿大出生，勤读报纸，吃蔬菜、喝牛奶，喜欢米饭布丁，支持他的还有一位冒险者——马克斯·艾特肯（Max Aitken），也是加拿大人，他很快便成为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勋爵。
贝尔福的退隐引发了报刊的长篇大论，政界的流言蜚语，以及阿斯奎斯无可挑剔的致敬，称其为“世上最伟大的审议机构中最卓越的成员”。对此更为失望的乔治·温德姆也许态度更诚恳，他认为贝尔福拒绝斗争的做法符合他的个性，他“看待政治的眼光过于科学”，所以变得漠不关心。“他知道，”温德姆说，“曾经有过冰川时代，将来也会再次出现。”
[1] Church of England，即英国圣公会。
[2] 高教会派（High Church）是圣公会中的保守派，强调教会的权威和仪轨，低教会派（Low Church）反对繁文缛节和教会的权威，在主张上倾向于清教徒。
[3] 约22立方米。接下来的数据：300立方英尺约为8立方米、700立方英尺约为20立方米、1200立方英尺约为34立方米。
[4] 这三个词在英文中都是字母A开头，下文所说的三种人都是字母B开头。
[5] 威廉·格莱斯顿的小儿子。
[6] 西奈半岛，埃及的一处半岛，靠近以色列，西部边界是苏伊士运河。
[7] 指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时任外交大臣的贝尔福以信件的形式宣布，英国内阁通过决议，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
[8] 此处可能指杰出的法国演员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mhardt）。
[9] 约翰·西蒙（John Simon）：第一代西蒙子爵，同样在1906年的大选中以自由党人议员的身份进入下议院，后在“一战”开始至“二战”结束期间担任重要内阁职位。
[10] 《艾俄兰斯》（lolanthe），维多利亚时代幽默剧作家威廉·S·吉尔伯特（William S.Gilbert）与作曲家阿瑟·萨利文（Arthur Sulivan）的合作的讽刺剧。
[11] 嘉德勋章，英国骑士勋章的一种，是英国荣誉制度的最高级别，只有国君有权授予。
[12] 邓迪（Dundee），苏格兰东部港口城市。
[13] 贝尔格莱维亚，伦敦中西部的上流社会住宅区。
[14] 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是凶事的预言家。
[15] 即本书第一章中提到的桂冠诗人。
[16] 指一系列改革英国议会、扩大选民基础的法案。其中1832年的改革法案在下议院中增加了中产阶级代表，改变了保守派独占的局势；1867年又在下议院中加入了工人代表，都是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
[17] 即1881年成立的米德尔塞克斯军，别名“宁死不屈”（Diehard）。
[18] 托马斯·立顿爵士：苏格兰商人，立顿茶叶公司的创始者。
[19] 即上议院。
[20] 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18世纪英国美术史学家，作家，著有《奥特兰托的城堡》，被视为第一部哥特小说。
[21] 萨伏纳罗拉：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见本书第六章脚注。
[22] 约翰·雷蒙德（1856—1918）：爱尔兰议会党在英国下议院的领导人。保守党以此指责阿斯奎斯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胁迫。
[23] 即要求通过分组投票表决，让观点不同的议员分离到相应的议事房间。——原注
[24] B.M.G.即Balfour Must Go，贝尔福必须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