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希望，怀疑——尤其是惊讶——是1898年8月29日世界上的普遍情绪。这一天，年轻的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号召所有国家聚在一起，为限制军备开一次国际会议。各国政府都吃惊不已，法国《时代报》称之为“北方的闪电”。这样一个号召竟会来自一个不断扩张、令许多国家都恐惧的军事强国，着实令人费解。尽管俄国披上欧洲的外衣已有200多年，但在很多人看来，它仍处于半开化的状态。因此，对此号召的不信任也是理所当然的。从阿拉斯加到印度，从土耳其到波兰，处处都能感受到俄国扩张的压力。“手拿橄榄枝的沙皇，”维也纳人说，“这可是历史上的新鲜事啊。”不过，沙皇的邀请却触及了一些人急于响应的心弦。
对不断膨胀的军火工业的畏惧十分普遍。位于德国埃森市的军火巨头克虏伯是欧洲最大的单一业务公司。斯柯达（Skoda）、施耐德——克鲁梭（Schneider-Creusot）、威克斯——马克沁（Vickers-Maxim），这些经过多次商业合并组成的庞大集团，连名字都很刺耳。它们在每个阵营都有利益关系，产品销往每个大陆，每一次争斗的双方都是它们的客户，每一回冲突它们都从中渔利。每年它们中的某一家公司就会制造出更致命的新型武器，当这个武器被某国的军队采用后，它的对手很快就要拥有相应的武器才能敌得过。每年军费的支出不断累积，成堆的武器越垒越高，最终致命的爆炸似乎已为期不远。
沙皇要求终止这一进程。他向驻圣彼得堡的各国公使发出邀请说，尽管过去的20年中，大家对和平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各国政府和劳动人口却把脑力和体力消耗在了创造可怕的毁灭性武器上，非常不应该”。今天还是最新科技成果，明天就已经过时，要被淘汰。“过度（l’outrance）的武器装备正在将武装和平转变为各国肩头的沉重负担，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必将会导致那场武装和平意在避免的大灾难。”阻止这种反常的军备竞赛已经成为所有国家的责任。
来自俄国的召唤超越了和平人士最疯狂的梦。这将是“响彻全球的美好音乐”，维也纳一家报纸这么说。每个国家的报纸上都能找到诸如“文明的新纪元”“新时代的曙光”“新世纪的预兆”之类措辞。在比利时，沙皇的召唤被称为是“名副其实的解放”，一个“异常重要”的行为，而沙皇将以“爱好和平的尼古拉斯”的形象被载入史册。纽约人感觉“现代史上——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历史长河上——最重要、最仁慈的运动”就要开始了。罗马人颂扬这是“使本世纪增光的伟大文件之一”；柏林人向“涅瓦河的新福音传道者”致意，这位传道者的目标在理论上高尚而美好，但实际上无法实现。空想的博爱情绪传遍伦敦，只有吉卜林一人未受感染。当时英国和俄国正要就印度西北边界问题大打出手，吉卜林写了一首名为“像人一样走路的熊”的诗，以可怕的警告回敬沙皇的宣言。这是一则残忍的寓言，一只熊在猎人的枪口下站了起来，好像在祈求，猎人“满怀怜悯和惊奇地伸出手”，把火枪放到一边，结果却被“装有钢皮的爪子”撕去了脸，身负重伤，双目失明：
当他站起身来，好似祈求，似人似兽的装扮，摇摇晃晃，
当他掩饰仇恨，遮盖狡猾贪婪的小眼神；
当他寻求宽恕，装作投降的人，爪子像祈祷的双手，
熊休战的时刻——那才是危险的时刻！
对俄国动机的质疑和冷嘲热讽也有不少。最常见的疑问是，俄国有没有事先征询它的盟友——法国的意见？既然对现状满意是裁减军备的先决条件，而法国一直对阿尔萨斯和洛林耿耿于怀，它的盟友此时的做法，在《泰晤士报》看来，是“最意外的谜团”。从法国人的反应看来，俄国并没有咨询他们的意见。“阿尔萨斯和洛林怎么办？”是《强势报》（l’Intransigeant）的总结。尽管如此，许多人觉得盎格鲁——撒克逊的帝国主义“过分自负、野心不可估量”，使大家神经紧张，维持和平已经变得越来越像“均衡的奇迹”了，此时提议开会还是很受欢迎的。
沙皇的宣言就像一面魔镜，每个集团都在其中看到了对手的身影。在德国看来，如果英国不同意裁减海军军备，沙皇的号令无疑是“以剑击水”，无济于事。几天之后，德皇便毅然决然发表声明，说：“我们的未来在于海洋。”英国人从德国人在海军上的野心中看到了重大问题。分散在各地的社会主义者考虑到沙皇政权的残酷压迫，认为不管俄国人是出于什么动机，都不太可能是对人类的热爱。德国社会主义者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断言这是一个“骗局”。许多倡导和平的人士认为这是对美西战争的回应，在他们看来，美西战争是世界灾难的序幕。许多欧洲人深信，占领菲律宾后，美国的扩张就会得到抑制。有人认为沙皇的号召是因美国战胜西班牙而起，美国人自己也并不反对。为反帝国主义者辩护的戈德金悲痛地指出，这个“杰出的召唤”到来之时，正是美国以史上从未有过的热情深深投入“军事精神和暴力政府的理念”之际。
关于动机的疑问尚待解决。有种解释的方法广受青睐：与其说尼古拉斯是为了人类，倒不如说他是出于私心，想阻止德皇捷足先登。据说后者策划在访问耶路撒冷时做出类似的声明——降福于城市和世界[1]。
亨利上校因为德雷福斯事件而自杀，很快吸引了公众的目光。10天之后，世界再一次因为伊丽莎白皇后遭无政府主义者暗杀倒吸一口冷气。美国人正为了欢迎从古巴回来的军队忙得不停，英国人的注意力还集中在向喀土穆挺进的基奇纳身上。9月以来，英法之间乌云密布，可能会随时爆发战争；正如德国大使愉快评论的，法绍达几乎涂抹掉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记忆。和平好似轰动一时的事物，和当时的氛围格格不入。
不过，欧美和平运动的忠实信徒们并不这么看。沙皇的召唤像电流一样，令他们深受触动。其中最有名的是《放下武器》（Die Waffen Nieder）一书的作者，伯莎·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男爵夫人。托尔斯泰认为，此书在和平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如同《汤姆叔叔的小屋》之于废奴运动。男爵夫人的丈夫挥动着报纸回家，就像带来荷姆斯泰德消息的艾玛·戈德曼一样，听闻之后，男爵夫人喜不自禁。很快，国际和平局（International Peace Bureau）、跨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和平与仲裁协会（Peace and Arbitration Association）就向她寄发了大量的祝贺信件。“不管最后发生什么，”比约恩斯特恩·比昂松写道，“从此时起，空气中就弥漫着和平的思绪。”代表这项热情运动的人正是男爵夫人，她以金斯基（Kinsky）女伯爵的身份于1843年出生在一个日渐落寞的奥地利贵族家庭。她意志坚强，充满活力，不愿在上流社会的腐朽中沉沦，30岁时担任起冯·苏特纳家女儿们的家庭教师和陪护。她的出现引发了冯·苏特纳家儿子兼继承人的热烈爱慕，她也爱上了这位小她7岁的年轻人。无奈，她身无分文，两人的爱只能以日耳曼式的悲剧收场。“他谦卑地跪在我面前，亲吻我的长袍边缘：‘无与伦比，像皇室一般慷慨大方的女性啊，你的爱让我认识到一种特别的幸福，我愿为此奉献一生。永别了！’”而就在此时，一位“住在巴黎，富裕且有教养的年长绅士”在寻找一位成熟的、受过教育的女士担任他的秘书兼管家，这则报纸上的广告为女公爵提供了出路。她很快便被录用，而她的雇主正是火药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
诺贝尔是个怪人，既是尖酸刻薄的空想家，又悲观认命，腼腆忧郁，几乎足不出户，虽然不过43岁，却过着隐士的生活。诺贝尔通过制造炸药赚了几百万，但这项工作产生的影响却又让他寝食难安。比起秘书来说，他更需要的应该是一个愿意听他谈心的人。他对这位新雇员说：“我希望能发明一种物质或者机器，具有惊人的大规模杀伤性，以至于有了它战争就不可能存在了。”虽然他立即赢得了这位女士的同情，她也在他的陪伴中获得了“强烈的知性享受”，而且两者的关系似乎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但女公爵还是向自己的悲痛屈服了，一周之后就离开了诺贝尔，回到了她的爱慕者身边，两人私奔了。在结婚12年，以写作为一生事业之后，她发现了伦敦有个和平与仲裁协会，从而豁然开朗。该协会宣称，在19世纪末的今天，是时候让所有人济济一堂商议和平解决争端、废除战争了，这也是该协会的宗旨。伯莎·冯·苏特纳一下子就热情地皈依了这一信念，投身到为该协会在维也纳和柏林建立分支机构的努力中。她的努力在1891年的维也纳获得成功。《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对此加以宣传，因为这个场合而发表的协会宣言也将和平的理想四处传播。他们认为，新的战争在道义上行不通，因为“人们已经失去了从前的野蛮和对生命的漠视”，新的武器极具杀伤力，也使战争不再符合自然规律。他们认为，民众纵然愚钝，却也渴望和平。所有的政府都坚持务必避免战争，但与此同时也都在聚集武器备战，是结束这种“荒谬的矛盾”的时候了。
1888年成立于巴黎的跨议会联盟为了和平事业而联合各国议会，如今每年在各大首都轮流开会。美国的国际和平局把分阶段裁军和常设仲裁法庭定为其主要目标。日内瓦会议曾就亚拉巴马的争议对美英两国做过裁决，仲裁运动的势头因此在这两个国家尤其强大。这一运动的目标是用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来取代战争。支持者们认为，如果可以协商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首先各国要签订条约，继而再达成一般性条约，与此同时，战争的危害性越来越大，“不可能”再打仗了，人类最终会选择接受仲裁而不是开战。这一观点的前提是，人是理智的，战争的起因是不和，且不和是可以由其他裁决方式解决的。那是一个相信道德和物质文明进步的时代，他们不认为战争就像刮风一样，是力量的冲突。
诺贝尔也虔诚地倡议仲裁，但他不支持裁军，因为他觉得这在当前是个愚蠢的要求。他敦促建立特别法庭，各国达成协议，在就任何冲突开战之前都必须满足一年的停战期。尽管匿名，但他亲自出席了1892在伯尔尼召开的和平议会。他告诉伯莎·冯·苏特纳，如果她能“告诉我，说服我，我就会为这项事业做一些大事”。他们通过信件和偶尔的互访维系着友谊的火花，如今，他在信中告诉她，一个新的暴力时代似乎在逐渐发展壮大；“人们已经听到远处空洞而低沉的隆隆声”。两个月后，他又写道：“我愿意贡献出我的财产，建立一个奖项，每隔5年颁发一次”，授予对欧洲和平贡献最大的人。他以为这个奖项会在颁发六次之后终结，“因为如果30年后，社会改造还未完成，我们必然陷入野蛮状态”。对于这个计划，诺贝尔苦思冥想，终于在1895年以遗嘱的形式使之具体化，从而延长了几年人类的最后期限。他于1896年去世。
仲裁事业几乎在1897年1月大获成功：在美国国务卿奥尔尼和英国大使朱利安·庞斯富特（Julian Pauncefote）爵士的斡旋下，美英两国清算了领土以外的所有争端——因为对委内瑞拉事件仍然记忆犹新。然而，参议院认为这么做侵犯了其对外交事务的控制权，遂以三票优势否决了这项决议。这次失败是极大的不幸，用奥尔尼自己的话说：“不仅是国家的不幸，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的不幸。”人们对道德进步的信念也受到了打击。
这个信念之所以形成，乃是因为此前10到15年间社会各方面的进步，而进步也成为和平运动的来源。科学的长足进步把人类带入了物质财富的新阶段，已做好准备来证明这个19世纪的信念，即人的生活越优裕，就越没有攻击性。现代社会已经有了自来水、路灯、公共卫生设施、腌制和冷藏的食品、缝纫机、洗衣机、打字机、割草机、留声机、电报、电话，以及不久前（19世纪90年代）刚出现的非凡的礼物——没有马的马车，从此个人出行更方便了。如果说这么多物质上的好处都无法带来精神上的转变，新的世纪不会翻开人类行为的新篇章——简而言之，说人类的文明程度仍没有超越战争——还真不太可能。科学使得所有自然现象都变得精确，遵从定律，既然人类的物质世界可以被理解并掌控，那么社会关系为什么不可以呢？“社会条件注定要有所不同。”伯莎·冯·苏特纳男爵夫人坚定地写道。年轻的一代也赞同。“我们在1898年真心以为战争的时代结束了，”一位当时31岁、名叫于连·班达（Julien Benda）的法国知识分子说，“从1890年到1905年那15年间，我们一代人都对世界和平怀有真切的信念。”
除了信念以外，恐惧也是和平运动的推动力，人们恐惧的对象正是机械时代释放的能量。机械的能量不断累积，新的技术工具、创造发明接连问世，令人们心神不定，似乎人们聚集在手中的能量已经超出了他们能够控制的范围；这些能量如果不加以限制，恐怕会逃脱出去，不听将令，反过来毁掉造出它的人。1820年，全世界创造的机械能有778吨（这个数目是由矿物燃料和水力的煤当量统计而来），而1898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1500万吨。人均生产力也以相同的比例增加。各大国的领土和实力也膨胀起来。因为公共卫生和医学的发展，死亡率大幅下降，结果到1870年，欧洲的人口与1650年相比增加了1个亿。与此同时，大英帝国获得了470万平方英里（约1217万平方千米）的领土，法国获得了360万（约939万平方千米），德国100万（约259万平方千米），比利时90万（约233万平方千米）。对于比利时来说，殖民地的面积是本土面积的77倍。同一时期，美国的人口翻了不止一番，人均生产力是以前的4倍。卡内基钢铁公司的利润从1896年的600万美元上升到了1900年的4000万美元。内燃机取代了蒸汽机，成为新的原动机，由此产生了石油工业。汽轮机和柴油机增加了新的电机功率，水力电能推动着无数的发动机。轮船的吨位、速度和载货空间都在增加。那个年代的拳头产品——钢铁，随着贝塞麦转炉的发明，用途越来越多，成为众多物件的原材料。创造发明的相对率在19世纪90年代到达了历史高峰。铝及其他轻金属合金被开发出来。化学工业创造出新的材料和工序。所有的工业国家都开始采用“美国体系”，即使用通用零部件的批量生产方法。炸药作为爆炸剂使得大型挖掘项目成为可能：采石场、矿井、辛普伦火车隧道、巴拿马运河等庞大的建设项目都用到了炸药。1867年，当诺贝尔首次将炸药投放市场时，它的产量只有11吨。到了1897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66550吨。重工业筹措资金所必需的财团们联合起来，组成了卡特尔和托拉斯，拥有巨大的金融资源。
最能体现这些能量累积的莫过于武器等战争装备了。人口的增长使得维持常备军成为可能，欧洲大陆诸国步德国后尘，在1871年后纷纷采用了征兵制。武装大规模的军队需要大规模的工业，于是原材料、矿藏、铸造、物流运输都囊括在了军火商的控制下。面对几乎无限的市场和利润，军火商们干劲儿十足，迎头而上。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10年间，弹夹供弹的小口径步枪、马克沁机关枪以及无烟火药的引入彻底变革了地面战争。这些武器加在一起，使火力的射程、速度、精准度翻了5倍，转变了战斗的性质。在滑铁卢战场一分钟发射3发炮弹的步兵团，现在可以一分钟发射16发。使用小口径步枪，子弹的射程更远，精准度更高。野战炮的发展同样增加了炮火的效率。尤其是在1887年至1891年由诺贝尔获取专利的无烟火药，大大开拓了战场。这项发明使作战的视野更清晰，允许枪炮隐蔽，加快了重新装载炮弹的速度，把火药的射程和准确率从1000码增加到了5000—6000码（1000码约为914米，5000码为4572米，6000码约为5486米）。战场的范围因此大为扩张，军队可以在枪林弹雨中看清敌人。虽然没有什么人开始怀疑，但当时的条件已经表明，火炮将取代步枪。与此同时，鱼雷和深水炸弹大为扩展了海军的战斗力，技术实验也预示了潜水艇可怕的攻击力。
有的人崇拜世界的血管里所流淌的能量，有的人害怕它，他们和易卜生一样，认为“我们正载着尸体航行在大海上”。让所有国家聚在一起，共同努力按下减速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至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都不能置若罔闻了。他在1897年的市政厅演讲上说，武器的累积和每一年在“死亡装置”上的进步，如果不加以阻止，将导致“相互毁灭的可怕结果，对于基督教文明是致命的”。虽没有提及裁军，但他说到，预防灾难的唯一希望在于集结各国力量，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求同存异，最终“签署某种国际宪法”。索尔兹伯里勋爵从来不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还没有发展到说这么做将全面终结战争的地步。他的希望停留在“长期繁荣的贸易和持续的和平”之内。
沙皇并不比索尔兹伯里更爱好和平、更理想主义；1898年，沙皇年方30岁，是个又瘦又高、木头木脑的年轻人。此人没什么洞察力，心中只存一个念想，那就是：绝不削减祖先留给他的贵族权力，并以此统治俄国。他那狭隘的观念是“受他母亲身边众多侍女的影响”，主教公会检察长波别特诺斯采夫（Pobiedonostsev）说过。他的努力集中在阻止立宪上，对其他的事情没有兴趣，也没有政治能力处理它们。与精神饱满的德国皇帝不同（德皇每接到一份急件都按捺不住、急于出牌），沙皇觉得国际事务很伤脑筋。“真是的，”他在法绍达风波和德皇访问耶路撒冷期间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世界上怪事不断。读到这些消息都要耸耸肩。”
和平大会不是他的主意。这个想法是三个重要部门的大臣——战争部、财政部和外交部——想出来的，有着实际的原因。道理很简单：俄国在军备竞赛中落后了一大截，已经不可能赶上来了。战争部大臣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Alexei Kuropatkin）将军获悉，俄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奥地利正打算使用改进过的速射野战炮。这种野战炮每分钟可以打6发炮弹，德国和法国已经拥有了。俄国的野战炮每分钟只能打1发，要想重新武装整个炮兵团是没指望的，因为为了武装步兵团，他们已经捉襟见肘了。库罗帕特金认为，要是能说服奥地利延期10年购买新火炮，俄奥两国便能省去这笔开支——何乐而不为呢？因为两国都武装也好，不武装也罢，“如果俄奥打起仗来，最终结果都一样”。
于是，库罗帕特金带着这个简单而伟大的构想来到了沙皇面前，沙皇看不出来有什么缺陷，便叫来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Muraviev）公爵，后者为了规避风险又找来财政大臣维特公爵一同参谋。维特公爵是个积极能干的人，既有常识，性格又强硬，在沙皇手下的大臣中是与众不同的。面对死气沉沉的独裁和侵蚀，维特正努力在现代工业世界中为俄国寻找位置。他对花在武器上的每个卢布都怀恨在心，憎恨对战争的介入，并认为军备竞赛可能会变得“比战争本身更令人苦恼”。然而，他指出，库罗帕特金的中国式哲学要求在一开始就要认同敌人，这是建立在对奥地利人的信任上的，所以不可能办到，也很有害处，而且这么一来“我们财力不足的事实也暴露在世界面前”。维特的想法是，以一份国际性的新武器暂停协议来取代俄奥两国之间的协议。他向穆拉维约夫详细讲述了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增加，给世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后果，如果限制武器的协议奏效，人类将因此得到莫大的恩惠。维特后来写道，这些“相当陈腐的想法”，对穆拉维约夫而言还很陌生，而且显然使他印象深刻。几天之内他便召集内阁会议，请各部大臣商议和平会议的呼吁。沙皇也同意了。要是世界那可怕的脚步能慢下来就好了，沙皇和他的顾问们这么想：只要能做点儿什么来“阻止人们发明新东西”，俄国便能从中获益。
就在此时，一部六卷本的宏伟著作《战争的未来》在俄国出版。维特认得此书的作者伊万·布洛赫（Ivan Bloch），也了解他的观点；至于这些观点是否影响了维特自己的看法，暂且不知。布洛赫是个自学成才的人，他改信了犹太教，对做铁路承包生意成就未来不太满意，便出国进修，在外国的大学研究起经济学和政治学。他从西欧回来后曾在华沙停留，并成为银行业和铁路行业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和维特结识。此时，他已完成了几本探讨工业和货币政策问题的学术书，正准备投身到他最重要的著作中，这部著作也注定使他跻身不朽人士的行列。在商业领域的研究和经验使他的顾虑日益增长，他意识到，过去那种有限度的战争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征兵制意味着全民皆兵，在他眼中，未来的战争会把参战国的所有力量和资源都耗尽——它们无法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便拼死顽抗，直到两败俱伤，完全崩溃。各国之间在金融、外贸、原材料及所有商业上的关联说明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的命运互相纠缠，难以分开。而现代武器的杀伤力则意味着杀戮的升级。一天之内结束的战役已经成为过去；战役将变成围攻，平民也会被拉进战争中。现代国家想要在战争中获胜，就不得不付出资源毁灭、社会解体的代价。战争已经“不可能了，除非想自取灭亡”。
这一结论使得布洛赫走向和平运动之路（抑或者是参与了和平运动才启发他得到上述结论）。为了增加说服力，他动用了比战争更可怕的东西——社会革命。他主张，如果当前的状况继续下去，各国面临的要么是军备竞赛导致的枯竭，要么就是战争惨祸，无论如何都是“社会秩序的动乱”。在一个毫无结果的产品上消耗国家资源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民众反对军国主义的原因之一。因此，政府备战的时候也在“为社会革命的胜利做准备”。布洛赫认为，如果政府能被这个论点说服，它们就会在战争之外寻找解决争端的方式了。他的六卷本著作结合了大量有关火药、封锁、运输能力、伤亡率的事实，以及每一个军事和经济上的因素，来证明现代国家的脆弱。和马克思一样，布洛赫根据特定的情况推断出一条不可避免的历史结论，即在军备上的花费必然使国家“枯竭”，正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使无产阶级越来越贫困一样。但不论是布洛赫，还是其他的和平运动传道者都没有考虑武装力量，以及参与其中的产业、工厂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
对社会革命的恐惧在俄国确实是个有效的论据，沙皇成了布洛赫的听众，穆拉维约夫所做的宣言也呼应了布洛赫的观点。这位外交大臣显然被布洛赫说动了。在向英国大使传递这份文件时，他特别要求对方在报告中强调，俄国的和平倡议将使“对现状不满、躁动不安的阶级”意识到，强大的政府和他们一样，也认为国家的财富应该更有成效地加以利用，而不是花费在“毁灭性的竞争”上。英国大使温和地回应道：“想要在启发这份非凡文件的高尚情操面前麻木不仁，是很难做到的。”
“这是我听过的最荒谬的废话。”威尔士亲王在给沃里克夫人的信中写道，他的态度就没那么温和了。他发怒的时候，口气很像他的母亲。“这件事根本办不到。法国是绝不会同意的——我们也不可能。”他断定，这是“那个老狐狸的新花招”，那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说的是穆拉维约夫——“诱使沙皇做出的决定”。这基本上也是各国政府的看法。它们都很厌恶沙皇的提议，但是又都接受了开会的邀请——因为没有谁愿意成为拒绝提议的人——而与此同时又预料这次会议只会制造麻烦。正如奥地利外交大臣所说，这么一来，政府向议会申请批准更多军费支出时就更难办了。
虽然遭到了打击，穆拉维约夫还是在1899年1月毅然决然地发出了第二封通函，概述了大会的日程，包括八大议题。第一个议题倡议签订协约，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内不增加军队数量或军费开支。最后一个议题倡议就仲裁的原则和程序方案达成一致。第二、三、四个议题对新型武器以及预计会产生的战争手段做出禁止或限制，比如潜水艇、窒息性毒气，以及“从气球上抛投炸弹”——当时还没有对应的术语。第五、六、七个议题是关于陆战的法规和惯例，并要求将1864年的日内瓦公约延展到海战上。和平运动人士对第二至七个议题并不满意，他们想要废除战争，而不是缩小战争的范围。他们怀疑，之所以有这些议题，是为了激发受邀政府及其军事代表的兴趣及积极性。事实也正是如此。
大使馆骚动不安，外交邮袋鼓鼓囊囊，塞满了急件，大使们纷纷拜访外交部部长或大臣，跳着特有的社交“小步舞”，竭力探听所在国家政府的意图。德国的报告上说，索尔兹伯里勋爵“极度怀疑”；奥皇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不看好”这个倡议，认为对军事发展的任何限制都“不可接受”。在罗马，威斯康蒂-韦诺斯塔（Visconti-Venosta）侯爵谢绝作为意大利代表参加会议的邀请，认为“不太可能取得任何有效的结果”。华盛顿愿意派出代表，但不会做出任何限制武器的举措。比利时满怀“焦急和遗憾”等待着大会，担心战争法规的任何改变都会巩固入侵军队的实力，限制正当防御、抵抗侵略的权利。柏林似乎已经通过增加三个军团的举动，来表达其对大会的态度。从这个首都到那个首都，意图的变化都不大：人们都认为限制军备“不切实际”；对新发展的约束“不会受欢迎”；涉及“国家荣誉或重大利益”的仲裁他们不能接受，尽管小问题上也许是可行的。不过，战场上的准则还有协商的余地。
穆拉维约夫担心和平运动人士兴奋的交谈会令政府官员曲解他的倡议，于是亲自走访了各大首都，通过访谈解释俄国的真实意图——不过是为现状设定一个上限。看起来是多么通情达理！他暗示道，大国甚至会就一个固定的参军人口百分比达成共识呢，这样一来裁军的同时也“维持了和以前一样的机会”。“白痴。”德国皇帝在备忘录的边缘记录道。
面对沙皇的提议，没有谁比威廉二世更焦虑的了。在这位德国皇帝看来，军队的功能和国家以及他自己不相上下，而他当然是国家的化身。他习惯身着白色斗篷和闪闪发光的钢盔亮相，这些东西以及耀眼而华丽的制服、飞驰的骑兵、带着军队颜色的甲胄、武器发出的嗒嗒声、军官和军队的所有配件，还有新近发现的、海上力量的耀眼图景……这一切都是同一颗珠宝——武装部队——的刻面。至于其他的东西，国民议会、政治党派、财政预算、选票等差不多都是麻烦事，不过外交不在其内。真正懂得外交的只有君主，低层次的人只会把它搞砸。
威廉二世于1888年登基，时年29岁。他那可怜的父亲只当了90天的皇帝就死了，当时自由统治的火花在德国短暂地闪耀了一阵，又熄灭了。和他的父亲不同，他的第一份公告不是“致我的人民”，而是“致我的军队”。他宣告：“我们属于对方，我和我的军队；我们为彼此而生。”在给新兵提意见时，他对上述关系做出了解释：“你们必须向亲生父母开炮，如果这是皇帝的命令。”他对德国及欧洲事务的个人责任感是通过在谈话和演讲中频繁使用“我”和“我的”来表达的。“帝国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我无法忍受其他任何人。”几年后他又说：“欧洲没有政治势力的制衡，只有我一个人——我和我的25个军。”不过，他倒也愿意对全能的上帝敬让三分，因为他是“我家古老的盟友”。如此这般的言论令人们直摇头，很多人都和威尔士亲王一样深思，如果德皇的父亲还在世，“局势肯定大不一样”。不过，威尔士亲王仍然为他的外甥[2]辩护，说他的演讲在德语里没有这么荒谬，译成英文就变了味。
德国皇后说，她很长时间没见过她的丈夫为了一个突发事件如此恼火了——有人闯进了他自封的领地，此人就是沙皇“尼基”。德皇一直神气十足，自诩为沙皇的指导老师和保护人，用英语给他写长篇累牍的信件，以“威利”署名结尾。无论德皇有没有类似发表耶路撒冷声明的意图，“走到台前的竟然另有其人，这令他无法忍受”，正如他的朋友奥伊伦堡（Eulenburg）伯爵所说。
德皇看了一眼便知道这是个“全面裁军”的提议，立即看出了结果会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他匆忙给尼基去了封电报。他指责道：“一位亲手掌控兵权的君主，把有百年历史的军队解散……把他自己的城邦拱手让给民主和无政府主义，真是难以想象！”尽管如此，他还是确信沙皇会因为这个人道主义的提议受到世人的褒奖，“19世纪最有意思、最出人意料之事！此后，整个世界都将慷慨赠予你荣誉；即便计划因为细节问题而落败。”与沙皇随后的通信被他弄得乱七八糟，纸页的边缘都是“啊！”和“！！”以及或严肃或庸俗的评论意见——第一条还挺有见解的：“他把一种强大的武器交给了我们的民主派和反对派。”他一时把提议比作斯巴达人要求雅典人同意不再重建围墙，一时又突发奇想，潦草写道：“克虏伯怎么发得出工资呢？”
德国和俄国不同，没有和平的动机和缘由，即拮据的处境。工业不发达不是德国的问题。穆拉维约夫访问柏林时和奥伊伦堡伯爵说，俄国提议背后的指导思想是，逐年增长最终会让所有国家到达“不能”（non possumus）[3]的状态。他选择了一个最差劲的论据。德国人的字典里就没有“不能”这个词。此时的德国生气勃勃，到处是物质上的成功。经过几十年的战争，1871年德国统一，繁荣发展接踵而至，就像内战后的美国一样。物质资源的发展释放了能量。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正处于25年黄金期的前半段，国民收入翻番，人口增长50%，铁路里程增加50%，城市越来越多，对外殖民迅速崛起，巨型工业开始成形，这些企业积累财富，并持续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在这个时期，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的轮船帝国吨位增加了7倍，资产增加了10倍。埃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开发了电器产业，10年内聘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3倍。I·G·法本（Farben）开创了苯胺染料。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在鲁尔掌控着煤炭和钢铁王国。有了新的冶炼技术，洛林的含磷铁矿也可以利用了；1898年德国的煤铁产量比1871年增加了4倍，已经超越了英国。德国的国民收入也在那个时期翻番了，虽然还不及英国；如果按照人均收入来算，只有英国的三分之二。德国的银行在世界各地开分行，从墨西哥到巴格达，都有德国的推销员在销售德国的产品。
德国的大学和技术学校声名远播，德国的技术最为精湛，德国的哲学家最有影响。威廉皇帝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是世界顶尖的化学实验室。鼎鼎有名的科赫（Koch）、埃利希（Ehrlich）、伦琴（Roentgen）都是德国人，不过伦琴1895年发现的X射线与其说是德国的，倒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因为从1897到1899年，英国的J·J·汤姆森（J.J.Thomson）发现了电子，法国的居里夫妇用放射物成功释放能量。德国的教授们鼓吹德意志理想和德意志文化，哈佛大学的库诺·弗朗克[4]也在其内。在他的眼中，德意志民族志向的每一个领域都涌动着热情的生命、旺盛的活力。对于这幅神圣的奇观，他的崇拜之情几乎难以自持。
“健康、力量和秩序在德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呈现。”所有造访此地的游客都会印象深刻，“这些欣欣向荣、被悉心照料的农场和产业，这些蓬勃发展的村庄，这些妥善管理的森林……这些飞速发展的城市，活跃着营养充足、举止得体的市民……有着引以为傲的市政大厅和庄严宏伟的法院，到处都是大戏院、博物馆，交通工具也令人艳羡，健康娱乐设施的安排堪称模范，大学和技术学校气氛严肃认真。”这些举止得体的人，特征是“能够有秩序地管理政治集会；工人阶级头脑清醒，意志坚定，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为社会的进步而战”，以及“对所有形式的艺术都保持礼貌和尊敬”。统治所有东西的是“宏伟的军队，有着男子气概的纪律和高标准的职业操守”，而每一个成分都展现了“组织性极强的集体意志，向着国家存在的更高形式迈进”。很显然，这种情绪和自我限制的提议并不合拍。
正如德国历史学家解释这不可思议的国家崛起时所说的，刺刀是德国之所以伟大的缘由。特赖奇克（Treitschke）在《19世纪德国史》一书中就鼓吹国家的至高无上——战争是国家推行政策的工具，国家有权为荣誉或国家利益开战，这个权利不容侵犯。特赖奇克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花了15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部五卷本、数千页的著作。德国军队正是这部福音书的化身。军队的权威和声望每年都在增加，军官们的高傲难以用语言形容，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在群众当中引发了几乎迷信式的崇拜。任何人假如被指控为对军官无礼，都可能以间接的大不敬（lèse majesté）罪受到审判。德国女士甚至要在人行道上为军官让路。
1891年，泛德意志联盟（Alldeutsche Verband）成立，它的计划是团结所有日耳曼民族的成员，无论他们身居何方，组成一个泛德意志国家。其核心是包含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奥地利、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的“大德国”，完成这个初级目标后，再继续扩张、统治全球。该联盟派发的海报张贴在商店橱窗，写着：“世界属于德国”（Dem Deutschen gehört die Welt）。联盟的创始人恩斯特·哈斯（Ernst Hasse）在简单的目标陈述中宣称：“我们渴望领土，即便是属于外国人的领土；拥有了领土，我们就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塑造未来。”他的国人觉得有能力胜任这个任务。
国与国之间爆发任何一场战争——比如1895年的甲午战争和美西战争——德国都强烈地渴望插一脚。在马尼拉海湾指挥德国太平洋舰队的冯·迪德里希斯（Diederichs）上将急不可耐地想和菲律宾人打上一仗，杜威（Dewey）上将[5]气得脸都红了，咆哮道：“如果你们的司令手痒的话，现在就来打吧！”——杜威显然获得了英国舰队的支持，虽然是暗地里的——如此才使得迪德里希斯退却。国务卿海伊评论道：“在德国人看来，如果某个地方爆发了战争，而德国没有去捞一把的话，这绝对是骇人听闻的。”杜威理所当然地认为德国人“很没礼貌”。“他们太莽撞了，野心太大，”他说，“总有一天他们会因为做得过分而失败的”。
处于国家顶层的德国政府从本质上说是变化无常的。大臣独立于议会存在，听从君主的任命，而在这位君主眼里，德意志国会里都是“蠢驴”。只有贵族成员才有资格担任政府公职，政治生涯的前提是无条件地接受保守党的原则，所以，新人才被政府拒之门外。“甚至最听话的自由党也没机会，”《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编辑遗憾地感慨道，“他们从未担任过任何哪怕有一点点重要性的职位。”自从德皇在1890年罢免了俾斯麦的官职后，就没有一个头脑活跃、创意十足的人在德国担任重要的公职了。现任总理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亲王（Prince Chlodwig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是因为和俾斯麦差得很多才被选中的。这位温和慈祥的巴伐利亚人的座右铭据说是：“永远穿黑大衣，少说话。”外交大臣伯恩哈德·冯·彪罗（Bernhard von Bülow）伯爵是个优雅的绅士，温文尔雅、自视过高到了极致，谈话时似乎总是不停揉搓着双手，好像是个卖毯子的商人。他常在袖口潦草地做笔记，以免忘掉皇帝陛下任何一个小小的心愿。为了能像贝尔福那样，在议会行动自如，彪罗对着厕所的镜子练习抓住西服翻领说话的办法，一位外交部专员负责指导他。待到冯·彪罗在议会起身演讲时，一位消息灵通的旁观者小声说：“快看，他就要抓住领子讲话了。”
在彪罗身后执掌对外政策的是看不见的荷尔斯泰因（Holstein），他以拜占庭宫廷的方式行使权力，却不要名义上的职位。他认为所有的外交都是阴谋，外国政府的“序曲”背后都隐藏着诡计，对德国的憎恨是它们制定对外政策的前提。他向彪罗解释道，大国的利益并不一定是维持和平的现状，而是“压制住它的对手和敌人”。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怀疑”，俄国的目标“不是和平而是权力”。彪罗赞同这个看法。他对特使训话时，警告了各种陷阱和阴谋，穆拉维约夫的意图在他看来就是一篮子的毒蛇。他给伦敦的大使去信说，“如果和平和裁军的想法……能被英国人否决”就好了，“这样我们就不必走到前台唱反调了”。他相信他的驻英大使能够在和贝尔福先生谈话时设法引导后者完成上述目标。
不过，想要索尔兹伯里首相的代理外交大臣贝尔福先生落入彪罗的陷阱，没那么简单。英国政府虽然对结局有所怀疑，却不像德国人一样，感到国际会议是一种威胁，也不愿承担破坏会议的责任。更何况，如果此时反对，英国政府势必遭到民众的藐视。沙皇发表宣言之后的4个月里，外交部就收到了各个公共团体的750封决议，支持国际会议的想法，表达了“真诚的希望”，引用其中一封决议的话说，女王陛下的政府会对会议施加影响，确保其成功，“如此，将得到一些实际的结果”。寄送决议的不仅有固定的和平协会和宗教团体，也有镇民大会、郡县大会、乡区委员会、郡议会等，由市长签字，盖上郡县印章，郡首席治安长官转发。有些决议没有官方支持，简单地署名为“贝德福德人民”“罗瑟勒姆居民”或者“巴斯的公众集会”。许多决议是自由党的地方组委会寄出的，不过保守党以及英国圣公会团体是缺席的，尤其引人注意。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所在的各大派别——浸礼会、循道宗、公理会、基督徒勉励会、威尔士新教、爱尔兰福音派等——都对和平会议表示了支持。公谊会还收集了有1.6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圣经协会、成人学校、曼彻斯特商会、苏格兰西部和平与仲裁协会、新教异议者总理事会、莱斯特市市长、谢菲尔德市首席地方长官、普尔市市镇办事员等都签了名。
装订成册的决议上有着颤巍巍的“S”标志[6]，表明索尔兹伯里爵士在留意民意的动态。以阿伯丁伯爵和伦敦主教为首的国际和平远征会（International Crusade of Peace）代表团访问了贝尔福先生。贝尔福以优雅的演说接待了他们，称他“对未来战争规模的减弱——虽然不是绝迹——保持乐观的态度”，并盼望着即将召开的会议成为“人类进步的伟大地标”，不管能不能产生任何实际的结果，他补充道。这种态度和彪罗的希望并非完全一致。
一位名叫威廉·T·斯特德（William T. Stead）的记者可谓是这场和平运动的缩影。那个时代热情洋溢、多产的记者有不少，而他是最突出的一个。可以说斯特德行善的热情就像滚滚江水，奔流直下。他的精力永无止尽，他的乐观不曾枯竭，他的自负无与伦比。他自诩为新闻业的教皇，注册的电报地址是“伦敦，梵蒂冈”。他在19世纪80年代编辑了有自由派日报之称的《蓓尔美街报》（Pall Mall Gazette）[7]，刊载了一系列爆炸性新闻，使这份报纸成为公共生活的必需品。“你太强悍了，始终如一地强悍。”该报的忠实读者威尔士亲王断言。斯特德不畏艰险、不顾一切地加入了各种改革运动，从保护性工作者权益到“理智的帝国主义”，囊括了反对保加利亚暴行[8]、西伯利亚囚犯生活、戈登将军放弃喀土穆、刚果奴隶制、特拉法加广场“血腥星期天”的受害工人以及支持婴儿领养、村镇图书馆、世界语、国际学者通信、给穷人提供住宿等活动。他的一篇题为“现代巴比伦——少女的献祭”的文章令他声名狼藉，此文描述了他亲自以5英镑的价钱买下了一位13岁的少女，以此来戏剧化地表现采购女孩、组织卖淫的罪恶。此文引起举世轰动，给斯特德引来一场官司，他以诱拐的罪名遭到起诉并被关押，但除此之外，此文也成功地迫使一份修正案的出台，使英国的性行为合法年龄从13岁提高到了16岁。
斯特德1889年访问了俄国，采访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此成了英俄关系的簇拥者，也喜欢上了俄国的一切。应友人费希尔上将之请，他发起了支持建设强大海军的活动；他与布斯（Booth）将军合写了《在最黑暗的英格兰》一书；参与了塞西尔·罗兹发起的帝国联邦和英语国家联盟的活动。1893年去过芝加哥之后，他决定改革那座城市，于是在一本名为“如果嫉妒降临芝加哥”的书中曝光了该城的罪恶，并展示了一份改造方案。他还组织了一个公民联合会，邀请包括波特·帕尔默夫人（Mrs. Potter Palmer）[9]在内的名人将改造方案付诸实施。在这次访问中，他和奥尔特盖尔德州长交谈，并邀请菲尔登（Fielden）——一位被赦免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一同演讲。
贯穿斯特德所有社会活动的原则是他相信人类有责任改善社会，并传播英国式的治理方式。他喜欢用“上帝的英国人”这个词，并愿意把这个人物想象成纠正社会不公的形象——他所获得的每一分力量都是仁慈的影响。就同一个问题他经常变换立场，比如他既支持裁军又支持建设强大的海军，因此有人指责他缺乏诚意。事实上，他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都是至真至诚的，只是他的想法比较灵活。
1890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杂志：一份名为“评论回顾”（Review of Reviews）的月刊。他有意使此刊在英语世界广为流传，使人们读它就像“过去的人们读《圣经》一样……从中发现上帝的旨意和他们对同胞的责任”。他觉得月刊难以满足政治出版物的要求，急切地希望获得某个百万富翁的资金支持，让他出版自己的日报。又一次他在巴黎告诉一位朋友：“我去圣母院和上帝就这个问题谈了一阵。”
憎恨斯特德的人是有，但他的朋友中也不乏名人。除了罗德与费希尔，还有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枢机主教曼宁（Cardinal Manning）、艾舍尔勋爵（Lord Esher）、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夫人和沃里克夫人，后者还为他安排了一次和威尔士亲王共进午餐、促膝谈心的机会。他采访过各国君主、内阁大臣、大主教，帮助过所有“受压迫的种族、遭虐待的动物、低收入的打字员、被误解的女性、受迫害的牧师、遭诽谤的公众人物、想自杀的人、各种各样狂热的传教者，以及没有子女的父母”。他演说时滔滔不绝，作为演讲家，就像“踩着弹簧高跷一样，从地球上的一处跳到另一处”。除了写书、编辑、旅行、采访、演讲以外，他22年间为《评论回顾》写过或口授过8000封信件，平均一天10封。他是招魂说的拥护者，自认为是查理二世的化身，后者希望凭借他来弥补前世所犯下的错。
斯特德个头不高，面色红润，长着明亮的蓝眼睛，浅红色的胡须。他讨厌黑色绒面呢制品，所以穿着粗糙的花呢大衣，戴着软扁帽。他充满善意，却没有足够的判断力。用米尔纳勋爵的话说，如果他的判断力能和精神与人品成正比的话，他将令人“难以拒绝”。一位美国记者在斯特德身上看到了那一代英国人的所有特质（被放大了好几倍），称赞他为“19世纪的理想典型”。米尔纳认为他是堂·吉诃德与P·T·巴纳姆[10]的结合——这两个人也许就是一回事吧。
斯特德自然是仲裁的热情拥护者，他认为仲裁的结果是成立世界法院，最终形成一个欧罗巴合众国。早在1894年，沙皇发表宣言之前，斯特德便倡导各大国签订协议，在世纪结束前不再增加军费预算。当俄国的提议横空出世时，斯特德觉得这乃是发展他的事业的最好机会。为了说服世人相信沙皇的诚意，并激发大家对大会的支持，他准备了一套浩大的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以个人身份访问各国首都。这次访问将以对沙皇的采访告终，在这一点上，他没有被威尔士亲王的想法震住，后者通过沃里克夫人告诉他，这位年轻的统治者——也是他妻子的侄儿——“意志薄弱得像水一样，……没有一点儿骨气，对你而言毫无用处”。在路上，斯特德还计划采访教皇、德皇、法国总统，以及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在他看来利奥波德会被说服成为小国同盟的代言人。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官方干涉，他去外交部拜访了贝尔福先生。起初，他觉得贝尔福“冷淡、刻薄”，但在斯特德的狂轰滥炸下，贝尔福的态度也强硬起来。他无法理解，斯特德怎能如此漫不经心地谈及“俄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他们这一辈是没什么，“但是我们的子孙怎么办？……假如俄国主导整个欧洲东南部，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不过，他并没有给斯特德的访问设置任何障碍。
和平大会的消息发出不到一个月，斯特德就上路了。他在巴黎没能见到菲利克斯·福尔总统，但他见到了克列孟梭，后者称“这次大会不会有什么结果”，并拒绝改变看法。利奥波德国王、德国皇帝和利奥十三世教皇也避开了他，只有尼古拉斯二世遵照其父10年前对斯特德的许诺，召见了他，甚至还带上了两位听众。皇室亲切得让斯特德晕头转向，他还不习惯在宫廷里走动，以为是沙皇人品出众，哪曾料到这是君王的惯用手段。不管怎样，他决心已定，要塑造尼古拉斯二世的英雄形象。他告诉他的读者，这位沙皇极具魅力，有同情心，机警敏捷，头脑清醒，还很有幽默感，真诚坦率，谦虚得令人钦佩，拥有贵族气派，意志坚强，记忆力惊人，还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广博的知识面”，而所有这些优点都是为了和平事业服务的。斯特德对俄国的赞美跟俄国的真实意图相去甚远，以至于俄国大臣向英国政府抱怨说，如此描述令他们“太困窘了”。但斯特德的文章却成了和平运动的天赐甘露。回到伦敦后，他买下了一份新的周刊，名为“战争对抗战争”，组织起国际和平远征会，鼓足他那极度活跃的干劲儿，加强公众对和平大会的期待，大会不能也不允许失败。
公共舆论也不是一边倒。就算自由党——也不是自由党的全部——和斯特德一样热情万分，保守党也不会买账的。所有的民族中都存在着威廉·欧内斯特·亨利（William Ernest Henley）歌唱的那种“在我血液里流淌的战斗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后来成为著名和平运动人士的罗曼·罗兰在1898年欢乐地高呼：“给我战斗吧！”那个时代的物质主义，生活的安逸富足，取代肌肉的金钱和权力，使得许多人心生厌恶，甚至刻意寻找紧张感——年轻的西奥多·罗斯福就向落基山进军了。人们需要更高贵的东西，从战场上的危险、肉搏、牺牲甚至死亡中，他们看到了高贵的光芒在闪烁。记者亨利·内文森在志愿军接受军官训练时，感受到一种尚武的热情，并对他的社会主义同伴们宣称，他“不愿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似乎觉得当时的热情部分是由于对战争的无知，部分是受吉卜林和亨利的影响。
在一定的限度内，亨利是保守党中的斯特德，尽管他没有斯特德粗犷的力量和社会责任感。歌颂条顿优等民族的赞美诗中，没有哪首能胜过亨利的《英格兰，我的英格兰》。英格兰“披着盔甲的手”指引着欣欣向荣的命运，“强大的人种”无与伦比，她的船只为“凶狠而年迈的大海所欣喜”。英格兰是——
上帝选中的女儿
远古之剑的皇后。
这个词里散发着危险
你吹响的号角
英格兰啊！
天堂里响彻你的号角！
这是走向极端、变得发狂的爱国主义，它代表的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种情绪。美国人也带着同样的情绪倾听阿尔伯特·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的咆哮：“我们是政府的民族……必须听从血统的召唤。”
达尔文登上“贝格尔”号（Beagle）海军舰艇，完成哥伦布之后意义最为重大的航行，是产生上述情绪的间接原因。一旦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的发现被应用在了人类社会，便给下述理论提供了哲学依据：战争是自然界固有的，也是一种高贵的体验。通过战争这种冲突形式，更强大、更优越的种族存活下来，因此推进文明的进步。德国的思想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军事科学家像鼹鼠一样孜孜不倦，像斗牛犬一样坚韧不拔，他们深入研究这个理论，将之提升到国家信仰的层次。瓦格纳的女婿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在他的德语著作《19世纪的基础》中提供了区分种族的理由。他说，雅利安人在身体和灵魂上都比其他人优越，所以有权做地球的主人。特赖奇克解释说，战争净化并统一伟大的民族，是爱国主义的源泉。战争鼓舞伟大的民族，是力量的源泉。和平死气沉沉、颓废堕落，永久的和平不仅“遥不可及，也是不道德的”。用德国将军戈尔茨（von der Goltz）和伯恩哈迪（Bernhardi）的话说，战争的体验如此高贵，推而广之，便成为必要。更高贵、更强大、更优越的种族有权利也有责任扩张开来，统治劣等民族。在德国人看来，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是劣等的。在其他国家看来，劣等意味着殖民。达尔文主义成了白人的负担。帝国主义获得了道德使命。
达尔文的间接影响被马汉上校神话了。国与国之间“正当的碰撞”“显然是进步的法则”，他在1897—1899年间的一系列文章中说道。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教育美国人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上述引文出现在《战争的道德观》上。在另一篇名为“20世纪展望”的文章中，他写道，“我们种族未来最不祥的征兆”莫过于“拒绝承认军队和战争”的趋势，否认“英勇理想”的源泉，这种想法近来甚嚣尘上，很得人心。马汉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如果文明国家放弃备战，借助仲裁来解决争端，这将是可能出现的最不幸的事。”他的中心思想是，权力、军队、战争是决定一国命运的重要因素，依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仲裁，只能是空想。如果仲裁可以取代陆军和海军，那么“失去了战斗力量的”欧洲文明“也许就活不下来了”。但是，马汉也认为人们的道德意识会在20世纪有所提高。他相信人类的进步，不然也不会如此积极地宣扬权力。马汉正直的道德态度在他和妻子、两个成年女儿的照片上表现出来。四双眼睛直视前方，凝视着镜头。四个人的鼻梁坚挺，嘴角坚毅，女士们身着高领衬衫，喉咙处别着饰针，帽子戴在高高盘起的头发上，整个人看起来“对未来有一定程度的确信”，这样的人和里布尔斯代尔一样，快要绝迹了。
许多代言人都以各种不同的名目表达过斗争之必要。亨利·柏格森谈生命冲动（élan vital），萧伯纳说生命力，尼采的一堆魔幻学说当时正在欧洲传播。尼采意识到宗教已不再是维系人类生活的主要力量了，他的挑战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上帝死了。”他给出的替代品是“超人”，但普通人还是选择了爱国主义。对上帝的信仰让位给了科学的进步，人们心中的空白逐渐被对国家的热爱所取代。爱国主义吸收了原本属于宗教的力量。曾经为宗教而战的人们现在大概也不会有负国家的期望。冲突的汇集在空气中蔓延。1895年的某个早上，住在巴黎的叶芝从末世景象中惊醒：
……陌生的长矛
猛地在我梦醒的眼前疾驰而过，
然后陌生的军队惨败，
跌落的骑士和哭喊声撞击我的耳膜。
同样是在1895年，A·E·豪斯曼（Housman）隐蔽的房间里也传来了遥远的鼓声：
在夏日悠闲的山头
溪流边困倦的我，
听到远处沉静的鼓手
鼓声像噪音在梦中。
忽远忽近，忽高忽低
走过大地上的路，
亲密的友人，终为粉末，
行军的士兵，都将赴死……
军号远远地呼唤，
高处，横笛尖啸着应答，
红色的队伍轻快地跟随：
女人生我，我将起来。
海牙，一个中立小国的首都，被选作了和平大会的地址。1899年5月18日敲定为大会开幕日。大会的前期准备搅起了几番旧怨新愁。当时，中国和日本、土耳其和希腊、西班牙和美国刚打完仗；英国和德兰士瓦剑拔弩张，形势千钧一发，随时可能开战。作为东道主和布尔人的支持者，荷兰要求向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11]发出邀请——这差点儿没把大会扼杀在襁褓中。土耳其反对保加利亚参会；意大利威胁着要退出，因为它反对梵蒂冈参会，认为这是变相承认后者俗世政权的地位。德国从这里看到了“相当阴险的把戏”，认为意大利想脱离三国同盟，于是也威胁道，假如有任何大国退出大会，德国也跟着退出。等到上述问题都克服了之后，与会国家才开始安排代表。
对代表的选择反映出了大会议程的矛盾性：既是关于和平仲裁的，又是关于战争行为约束的。尽管沙皇的宣言中并未提及仲裁，穆拉维约夫却把这个议题放在了大会议程表里，此后，仲裁便在公众心目中成为此次会议的重要目标。波士顿和平远征组织在3月和4月间每周都要开会，要求美国专心致力于为“20世纪”建立“永久法庭”。当时国会正就西班牙和平协议投票问题陷入危机，人们呼吁麦金莱任命哈佛校长埃利奥特出任首席代表，以平息反帝国主义者的情绪。不过，埃利奥特不太可能是个易于操纵的代表，麦金莱决定优先考虑康奈尔大学的前任校长，现任美国驻柏林大使的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怀特是个努力工作、品德高尚的人，历史学教授出身，很有名望，只要是对的事情，他都相信。在海牙，他很快便和近来的敌人——西班牙代表德土安公爵（Duke of Tetuan）交好起来，两人都“对天主教建筑和管风琴音乐兴趣浓厚”。和怀特一道来的还有一位代表，显然是美国利益的看门狗，任何人都想象不出头脑冷静的他会对此次大会报以同情——这个人正是马汉上校。他的名字加深了德国对大会的猜疑。“我们最伟大、最危险的敌人。”德皇阴险地指出。
美国政府对代表们的指点，首先是反对这次会议的初衷。讨论军备限制“不可能有益”，因为美国的军备本来就不及欧洲水平，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交由他们首先提出。至于对新型武器研发的限制，“任何国际协定都不太可能奏效”。与会代表将对更人性化的战争法表示支持，他们也将提出一个具体的成立仲裁法庭的计划。他们也被要求提出私有财产免于海上捕获的建议。这个建议看似平淡无奇，一旦抛出则险象环生。
法国指派的首席代表是前任总理、仲裁的支持者莱昂·布儒瓦（Léon Bourgeois）。他在1895—1896年的任上一直不顾上议院反对，顽固地致力于建立分级所得税制度。这个税收法案差一点儿就成功了。德雷福斯事件随时可能引发政府危机，布儒瓦恐怕会趁机卷土重来，登上总理宝座。海牙和会来得正是时候，可以把布儒瓦从现场转移。布儒瓦在政坛的同事称他“和蔼，优雅，口才好……留着漂亮的黑檀木色胡须，用圆润的嗓音表达平凡的想法”。这个人可能算不上是布儒瓦的朋友吧。
德雷福斯事件已经使法国陷入了超级爱国主义的情绪当中，而俄国没有征求法国的意见就擅自发表倡议，使法国人很生气，他们决定不接受任何维持现状的提议，所以法国并不比其他的国家更欢迎这次大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宣布放弃战争就是宣布放弃你的国家”，这便是法国军官对沙皇宣言的评论。有人邀请甘必大的朋友、复仇运动（revanche）的布道者亚当夫人（Mme Adam）去听伯莎·冯·苏特纳的讲座，亚当夫人回答：“我？去听和平讲座？怎么可能。我是支持战争的。”尽管如此，法国仍然派去了忠实的和平使徒艾斯图内勒·德·康斯坦（d’Estournelles de Constant）男爵作为布儒瓦的副手，前往海牙。这位男爵在43岁前一直是职业外交官，但国际事务的形势令他越来越难以忍受，1895年的某一天，某个小小的矛盾就引来轻率的战争威胁，他十分震惊，终于递上辞呈，离开了外交界，带着和平的使命跻身政坛，进入国民议会。于是，这个面容俊朗、举止优雅的人将和平运动的热情和愿望带到了大会上。
作为发起者的俄国，派出了其驻伦敦大使德·斯塔尔（de Staal）男爵，担任大会主席。斯塔尔是个和蔼的老绅士，头戴礼帽，白须冉冉，被威尔士亲王形容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人……从未说过假话”，有此禀赋，对眼下的工作无疑是有益的，虽然不一定够用。俄国代表团真正的领导是费奥多·德·马顿斯（Feodor de Martens），彼得堡大学国际法名誉教授，他总是乐意提醒别人，他是欧洲国际法领域知名的法学家。维特说，马顿斯“知识渊博……但心胸一点儿也不宽大”。未来的参谋长基林斯基（Jilinsky）上校是俄国的陆军代表。
德国驻巴黎大使明斯特伯爵很不情愿地担任了德国的首席代表。正是他所在使馆的废纸篓里的某份文件引发了德雷福斯事件。“击打空气，白费力气。”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限制军队根本办不到（ausgeschlossen）——他用了这个德国人最喜欢的词。仲裁是重要的，但达成协议恐怕没什么希望。为了顾及俄国的脸面，大会不能以彻底失败告终，大会的运作必须披着“和平的大衣”。这位头发花白的绅士被安德鲁·怀特誉为老派德国贵族的“极好样本”。他曾被派到英国工作，娶了个英国太太，最令他愉快的是被人当成英国绅士。除了陆军和海军代表外，明斯特还有两位法律干事——柯尼斯堡大学的佐恩（Zorn）教授以及慕尼黑大学的冯·斯坦格（Stengel）男爵教授，后者的主要资质是他刚刚出版的名为“永久和平”的小册子，这是一本嘲弄和平大会、歌颂战争功勋的出版物。尽管斯坦格表达的观点和别国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异常之处，但他说话的方式粗鲁而高亢，是典型的德国风格。德皇立刻派他担任代表，不用说也借此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当时还在柏林的斯特德表示抗议，彪罗像挤牙膏似的做出解释。在德国的漫画报纸上，斯坦格成了一只被放入郁金香花坛的公牛。
尽管很多人看不起它，和平大会还是有着某种魔力，英国派遣的强大代表团就是对它的赞誉。首席代表朱利安·庞斯富特爵士乃英国驻华盛顿大使，世界上第一份仲裁条约便是在他的斡旋下签订的，他是和平理念在官方杰出的拥护者。此人平和，魁梧，从不焦躁，很有气派，看见他让人想起北极熊。他只靠一条原则，便取得了外交上的奇迹，那就是：“不放弃机会，也不得罪人。”国务卿海伊说：“我总是向他敞开心扉，从不犹豫，因为他就是正直和坦率的化身。”与他相伴的是刚刚退休的下院议长阿瑟·皮尔（Arthur Peel）勋爵。皮尔主政的时候，震住了不少爱惹麻烦的议员。“皮尔发脾气，就好像海上起了风暴，”一位下议院议员说道，“无聊的人他还可以忍受，碰上没有教养的，他就受不了了，无论对方穿得好不好。”
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政府从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官中各派了一位卓越的人物作为和平大会的代表。将军约翰·阿尔达（John Ardagh）爵士曾在柏林三一学院获过希伯来语和数学的奖项，放弃神职而开始了戎马生涯。后来，他在普法战争和俄土战争中担任观察员，在埃及和苏丹参加过战斗，现在担任军事情报处主管。
他的海军同事称得上是那个时代最不屈不挠的个人主义者，始终保持着非凡的活力和冲劲。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是一股自然的力量，全身心地投入到海军现代化、复兴英国海上力量的事业中。他的另一大癖好是跳舞，不管是水手角笛舞还是华尔兹，他从不放过任何跳舞的机会，要是没有女士在场，他就和其他军官跳。不论是与谁作战，他总是与“一直如此”（the way it has always been）的体重和懒散斗争着，他就像一把凶猛的笤帚，把所有退化的军舰和人都扫荡出去。他不要煤，只要油，领先了时代20年；他用火炮射击代替短刀训练，用引擎和工程学的训练代替使用传动装置和船帆的训练；他引进了驱逐舰，是火炮、装甲和战舰设计上的先驱。在炮击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行动中，需要装甲列车来运送登陆部队，他当即发明了一辆。他曾担任鱼雷学院指挥官、海军军械主管、海军工厂负责人、第三海务大臣，现在是大西洋海军基地总司令。
费希尔出生于马来亚，他那刮得很干净的奇怪的平脸启发了为数众多的敌人们——他们露骨地暗示费希尔有东方血统。在旗舰上，他“来回踱步，节奏稳健，脚步踩过，好似美洲豹，船尾甲板颤抖着，所有人的手也跟着颤抖。‘注意了，杰克[12]过来了！’一听到这句话，每个人都吓得不轻，即刻立正站好，直到伟大的将领走过去”。他的各种想法常令正统人士目瞪口呆，要不就把他们气得发狂。在谈论新的计划或策略时，他会令同伴们眼睛闪光；为了强调某句话，他会挥动拳头砸向自己的手掌。他写信时，常在某个需要强调的词下画上两条、三条甚至四条线；他的结束语不是“匆匆写就”而是“急不可耐！”或者一句警告：“阅后即焚！”他喜欢引用拿破仑的格言——“我指挥军队，或者保持沉默”（J’ordonne ou je me tais），但是这后半句话他是做不到的。
当是时，假使就法绍达问题英法开战，费希尔有一套方案，那就是对魔鬼岛发动海军袭击，绑架德雷福斯，再把他放到法国海岸上，羞辱法国军队，令其陷入纷争。他为他的一艘驱除舰选择的口号是：“让他们都来吧”（Ut Veniant Omnes）。他假装的战斗原则是：“不抓战俘，不留情面，击沉一切，没有仁慈的时间，快速打击，狠狠打击，大胆，大胆，永远大胆”（Frappez vite et frappez fort，l’Audace，l’audace，toujours l’audace）。不过这么说主要是为了精神作用，并不是真的战斗策略。当索尔兹伯里勋爵任命他担任海牙代表时，他评论道，杰克·费希尔毫无疑问会在和平会议上战斗的。“我确实这么做了，”他之后写道，“虽然不是为了和平。”
海牙作为和平会议的地点，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大会在奥兰治王室的避暑之地——林中屋（Huis ten Bosch）中举行，此地距许多代表暂住的席凡宁根海滩（seashore at Scheveningen）只有半小时的愉快车程。哪怕是最愤世嫉俗的人，看到荷兰政府的热情招待，荷兰人民的夹道欢迎，夏季的气候，繁花似锦的乡村风貌，心情也肯定会愉快起来。黑白相间的奶牛在路边安静地吃草，运河中倒映着光芒四射的天空，温和的风车转动着翅膀，草儿太高遮掩住航道，帆船似乎是在牧场中行进。砖房和鹅卵石铺成的路让人觉得“恍如昨日”，这个安静的小镇如今熙熙攘攘，迎接远方的来客。各国的国旗装点着沉静的酒店，窗户擦亮了，门阶洗干净了，连公共建筑都打磨翻新过了。客人们使这里生机勃勃。海牙就像是睡美人，从17世纪的蛰伏中醒来。
林中屋是一座皇家别墅，红色的砖墙，白色的窗框，矗立在海牙郊外一座公园的边上。别墅的窗外可见草坪和玫瑰园，喷泉和大理石雕仙女像。会议间隙，代表们可以在附近的树林里——别墅因此得名——一边散步一边交谈，鸟儿在华丽的高贵的山毛榉上歌唱，阳光透过树叶洒落光亮。
全体会议在三层楼的中央大厅举行。大厅由金色的锦缎装饰，壁画上绘有历代王子——执政们（Prince Stadtholders Stadtholders[13]）在宝座或马背上的情景。房顶上画着丘比特、裸体的维纳斯，还有死神——那座骷髅斜睨着刚刚装配、铺着绿色台面呢的桌子，26个国家的108个代表将坐在这里。多数人穿着黑色外套，也有穿军装的，土耳其人头戴红色的毡帽，中国代表身穿蓝色丝绸长袍。会议真正的工作是在专门小组中进行的，代表们聚集在各个小客厅里，这里不缺出产于代夫特和迈森的瓷器、中国墙纸和波斯地毯。荷兰东道主每天都供应丰富的午宴，有美酒有雪茄，代表们齐聚在白色饭厅的水晶枝形吊灯下，进行非正式的会面和谈话。整体布置的高贵品味，精选的酒水，四周美好的景色，晚上的舞会和招待会……渐渐地让会议开场互相鄙视的情绪缓和下来。
聚集在这里的人“笼罩在一种无可救药的怀疑论之中，所以也很难有什么好结果”。安德鲁·怀特刚到会场时是这么想的。当世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伟大的德国教授蒙森预言，这次会议会被当作是“世界史上的排印错误”而铭记。甚至冯·苏特纳男爵夫人的一些朋友也没抱太大希望。受邀参观的西庇阿·鲍格才亲王（Prince Scipio Borghese）回复说，再也没有比和“上流社会的和平人士”（un groupe du high-life pacifique）共度时光更美好的事了，可惜5月份他不得不去偏僻的匈牙利参加妹妹的婚礼。在大会主席德·斯塔尔以颤抖而坚定的语调做开场致辞时，他的小木槌掉了下来，人们立刻（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将之视为不好的兆头。在怀特看来，德·斯塔尔那“可怜的”俄国式的对议会程序的无知，以及他那种逍遥自在地采纳规则和议案的方式，意味着此后“无可救药的混乱”。
大会分为三个委员会，分别讨论军备、战争法和仲裁，每个委员会下再设小组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的主席是奥古斯特·贝尔纳特（Auguste Beernaert），比利时前任首相，首席代表，曾被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称为“王国里最愤世嫉俗的人”。贝尔纳特早年曾是个老于世故的政治家，在刚果的伟大事业以及利奥波德为抵御侵略、加强比利时边境等事务上都是国王的得力助手。然而到了晚年，他的性格却改变了，成了一名反战论者，经常出席各种和平会议。作为比利时议会的主席，贝尔纳特彼时仍有政治权力。第二委员会的主席是俄国的德·马顿斯教授，第三委员会的主席是莱昂·布儒瓦。
代表们很不自在地意识到，世界的良心正望着他们。良心是由“上流社会的和平人士”组成的，以观察员的身份降临海牙。代表们觉得这次大会必败无疑，所以决定召开秘密会议，禁止媒体报道。可惜这个计划泡汤了，因为新闻界的领导正是斯特德本人，他作为《曼彻斯特卫报》的通讯员抵达海牙。通过死缠烂打的采访以及各路人脉，斯特德有办法发布关于大会的每日记事录，当地报业龙头海牙《日报》专门给他辟了一个版面。代表们贪婪地阅读他的报道，别家报社的通讯员就指望这份记事录了，反战宣传者们将上面记载的消息传播到国外——他们家乡的和平组织中。看来是没有办法了，大会只得向媒体开放。
冯·苏特纳男爵夫人是观察员的领导者，她是以维也纳《新自由报》通讯员的身份到访的。她深信5月18日将是“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所以积极地和代表们喝茶、谈话，与艾斯图内勒、贝尔纳特以及她的其他朋友们交流策略。伊万·布洛赫从俄国赶来，带了好几箱他自己写的书，准备在会议现场分发。他用幻灯片做公共演讲，辅以枪炮发展的图片和表格为代表们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美国和平协会的教友派书记本杰明·特鲁布拉德（Benjamin Trueblood）教授从波士顿赶来；《科学杂志》的编辑，法国和平协会主管夏尔·里歇（Charles Richet）从巴黎赶来。罗马尼亚王后寄来了一首诗，用的是她的笔名卡门·西尔瓦（Carmen Sylva）。慕尼黑的萨兰卡夫人（Mme Selenka）带来一封反战请愿书，由18个国家的女性签名；同样呈递上去的还有一封来自比利时的10万人签名书和来自荷兰的20万人签名书。安德鲁·怀特感到他自己被拥有“各种各样的计划、方案、灵丹妙药、奇思妙想”的人淹没了，小册子、书本、信件、布道、电报、请愿书、决议、祈祷和祝福也泛滥成灾。但是，透过所有这些奇怪的想法，怀特也意识到，对和平的期待如此“真诚、普遍……是我做梦也没有料到的”。
相反，明斯特伯爵对此十分反感。“和平会议把全球政界的地痞流氓都引来了，”他写信给彪罗，“像斯特德那样最糟糕的记者，像布洛赫那样受过洗礼的犹太人，还有苏特纳夫人那样的女和平极端分子……所有这些乌合之众，都得到青年土耳其党、亚美尼亚人、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俄国人的庇护，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动。”在他眼中，斯特德“摆明了是拿了俄国人钱的间谍”，这场大会就是俄国人消灭德国军事优势的阴谋。然而，他家乡的“乌合之众”也找到了共鸣，一个由德国国民议会议员、教授和作家组成的委员会敦促人们支持大会的目标。这个委员会尽管反对“在任何程度上降低德国国家地位的”协定，却对减轻欧洲军备负担、防止战争爆发心存希望。
一旦意识到自己已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和平会议的委员们便萌生了难以抑制的愿望——他们不想令世界失望。两周的讨论之后，他们“不知不觉地对会议产生了兴趣”，庞斯富特记录道。有的人开始出于“虚荣心”（amourpropre）——如果不是别的什么的话——期待会议成功，正如荷兰代表范·卡内贝克（van Karnebeek）所说的那样。有的人，看到这么多国家代表济济一堂，开始展望未来，期待“一个欧洲国家的联盟……这个梦正是从海牙开始孕育的。欧洲要不就追寻这个梦，要不就落入无政府主义”。
对于仲裁，希望还是有的，但军备方面，不论是目前的军队、预算，还是新武器的研发，都没有任何加以限制的希望。尽管有俄国人在拼命地斡旋，有小国及许多平民代表的热情支持，每一份限制或暂缓的提议都被大国的陆军代表叫停了；“不切实际”是他们的理由。当俄国的基林斯基上校在一篇演讲的结尾敦促各国甩开粉碎欧洲的包袱，制定一个五年军事暂缓计划时，这个问题终于到了紧要关头。荷兰的贝尔·波图加尔（den Beer Portugael）将军为了支持基林斯基的观点，生动形象地将各国政府形容为“阿尔卑斯山的攀登者，被其军事组织捆绑在一起”，蹒跚着走向深渊的边缘，不“尽最大努力”无法避免悲惨的命运。此时，德国陆军代表格罗斯·冯·施瓦茨科夫（Gross von Schwartzkopf）上校突然站了起来，好像一把利剑打断了波图加尔将军的雄辩。他说：“德国人民没有被军备开支压得喘不过气……他们没有加速冲向枯竭和毁灭。”相反，德国繁荣昌盛，福利和生活水平都在上升。施瓦茨科夫上校陶醉于自己的演说，毅然替德国承担起了反对军事暂缓的责任，捡起了这个其他大国都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一旦德国明确表示不接受任何军事暂缓协议，这样的协议也就没有任何通过的机会了，其他国家便很乐意地投票赞成将之推给某个小组委员会，做进一步考虑。如此一来，约翰·费希尔爵士在向政府解释他的投票时写道：俄国的面子得以保全，公众也不会觉得英国在有意阻碍议题的充分讨论了。
在海牙的委员会讨论中，费希尔表现得小心谨慎，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只有在非正式场合，他才回到正常的自己。“让战争人性化！”他爆发了，“怎么不谈谈让地狱人性化呢！”某个“笨蛋”谈论“文明战争的礼节，给战俘喝粥，提供热水洗脚”，费希尔对此的回答被认为不适合印成铅字。他在斯特德签名的书上写道：“英国海军的霸权是世界和平的最佳保证。”他居住在席凡宁根的库尔豪斯酒店，从他的记录来看，这个地方很合他的心意：“总是这么忙碌。每日三餐都有乐队伴奏！！！大箱子不断地运过来，行李搬运工跑来跑去，像是野生动物。铁路、电报、邮局，酒店里什么都全了！”费希尔在海军代表中最受尊敬，人们崇拜他，在会议进行时，又传来他被提升为地中海海军基地总司令的消息，“把外国人都迷住了”，甚至连冯·苏特纳男爵夫人都不例外。费希尔因故不能出席德·斯塔尔举办的舞会，令男爵夫人十分遗憾，因为费希尔是“最快活的舞蹈家”。他被称作“跳舞的司令”，而且他当面还是很亲切的，不摆架子，据斯特德报道，“在海牙，没有人比他更受欢迎了”。和德国代表的接触令费希尔确信，英国将来的对手不是法国，而是德国。他从德国海军代表处了解到，英国的战舰在战争中都将没有用处，因为德国人准备用大群的鱼雷艇将之击沉。
英国有意赞成海军上的限制，以此来约束德国的海军计划，维持现状不变。然而，英国的支持取决于找到一条检查和控制的公式，而在费希尔看来，这是“绝对无法实现的”。俄国认为，政府的诚意也许可以依赖，费希尔对这个提议嗤之以鼻。俄国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它的真正目的就是保持三年和平，法国代表冷冰冰地评论道。德国还是不想听任何关于限制军备的提议，而日本，根据英国的报道，“只有在达到海军强国标准的时候才愿意听这种建议，也就是说，绝不可能”。
美国的立场被坚定的现实主义者马汉上校毫不含糊地表达出来，如果说不是在大会上，至少也是在私下里。他告诉英国代表，美国政府绝不会讨论限制海军的政策，相反，将来为了争夺中国市场，美国还需要“大大”增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如此一来，影响至少波及5个大国。马汉在每场委员会和讨论时的表现都像是良知的声音，在说“不”；只是，这份良知不是为了和平事业在努力，而是代表好斗的列强，在不受拘束地释放力量。他是“我们当中最认真的”，一位在场的人士评论道。
这种认真使得马汉反对自己政府在私人财产免于海上捕获问题上的一贯立场。马汉认为，美国已经从弱小的中立国转变为一大强国，所以从前的立场已不再符合现状。捕获权是海权的核心，特别是英国的海权，马汉认为美国的利益已经与之相通。他在向前看列强的权利，而不是回头看中立国的权利。
当怀特遵循工作指示，试图把这个问题摆到台面上时，费希尔替马汉说出了反对意见。他以煤为例，说道：“你不让我抓那些矿工，那我告诉你，不管你说什么，也不管地球上的哪个国家说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去抓他们，或者把他们沉入海底，如果没有其他的办法把煤从他们手里抢过来的话。”出于相反的理由，德国显然支持美国在财产赦免问题上的提议。总算赞成了一项提议，明斯特伯爵迫不及待地抓住机会“根据这个原则”施加“我们强有力的影响”；彪罗则为德国能赞成这个显然“符合人类利益”的提案兴高采烈。然而，这两人都被他们自己的海军代表——西格尔（Siegel）上校打住了。从这位西格尔上校的推理过程来看，他很像是个受耶稣会教育的象棋手。他向自己的政府指出，海军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保护所属国家的海上贸易。一旦接受了财产的海上赦免，海军的职责便无从谈起。公众将要求减少军舰，国民议会将拒绝支持拨款给海军。总而言之，西格尔上校明确表示，德国海军如果想要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就必须允许没收私人财产，哪怕这么做符合敌人的利益。
与会代表全神贯注于这种讨论中。战争的行为规范比预防战争更为有趣。当讨论进行到限制新式武器、禁止尚未开发的武器时，和西格尔上校一样警觉的陆军和海军代表们纷纷站出来捍卫他们的事业自由。俄国人说，大国应当同意“不从根本上转变它们的枪炮，在固定的时间内不增加枪炮的口径”。这个建议因为检查和控制上的困难未能通过。约翰·阿尔达爵士指出，没有什么能阻止一国生产新式步枪，并将之存储在军械库，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这个说法令俄国代表拉法诺维奇（Raffalovitch）先生大为光火：有“民意和议会制度”做保障就足够了，他激动地说道。不过，这个说法并没有什么说服力，想想它的来源就知道了。[14]马汉以相同的理由拒绝了限制海军枪炮口径、装甲板厚度和抛射弹速率的提议。他说，任何形式的国际军备控制都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所有代表对此毫无异议。
在是否要把1868年日内瓦红十字公约的规则沿用到海战中的辩论上，有人提问，战役结束后是否要救援落水的海员。正是这个问题引发了费希尔“给战俘喝粥”的质问。辩论结束后，他的领导在报告里写道：“多亏了约翰·费希尔爵士积极主动的态度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原先协定中所有可能会在任何程度上束缚或阻碍交战国自由行动的条款都被仔细地删除了。”
在没有武装的居民是否有权自我防卫，对抗入侵军队的问题上，讨论进行得不太愉快。阿尔达提议将居民有反抗侵略者的“自由”改为“责任”，并补充道，“允许使用所有合法的方式，进行最积极、最爱国的抵抗”——小国的代表们对此致以热烈掌声。施瓦茨科夫上校则“拼了老命反对”这个提议，竟也获得了俄国人唯一一次支持。“如果需要什么东西来证明这个条款的必要的话”，阿尔达报道说，那就是德国和俄国人的“强烈抵制”了，他们令这条修正案破产。接下来，该委员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对待间谍和战俘，毒药的禁止，背叛与诡计，能否炮击不设防的城市，休战、投降、停战的旗帜，以及占领地对领土等问题，并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在讨论限制新武器的委员会上，消极的趋势有些令人难堪了。于是，谈到达姆弹——一种可以裂开的弹头——时，大家都开心了，终于有个使某种东西非法的机会了，也可借此发泄普遍的反英情绪。英国人发明达姆弹是为了阻止部落民族疯狂的反击。面对除了美国陆军代表克罗齐（Crozier）上尉之外所有人的激烈反对，约翰·阿尔达爵士竭力捍卫达姆弹。和野蛮人作战时，阿尔达向全神贯注的观众解释道：“被我们最新的小口径子弹打穿了好几次的人，身上留下干净的小洞的人”仍然能冲过来，近距离攻击我们。一定要找到阻止他们的办法。“文明的士兵被子弹击中，会意识到他已受伤，知道治疗越早，他恢复就越早。他躺在担架上，从战场转移到救护车，他的医生或者红十字会的人士，根据日内瓦公约的战争规则为他包扎伤口。”
“而那些狂热的野蛮人，受到类似的打击时，会手持长矛、刀剑，继续向前冲；你还没来得及向他解释，他的做法已公然违背了受伤的人正常的反应——他可能已经把你的头砍下来了。”阿尔达的用词虽然轻率，但也指出了战争的残酷，他使用了比费希尔更礼貌的方式，嘲弄了战争可以变得文明这一观念。可惜在场的代表们并未被他说动，结果以22∶2的投票禁止了达姆弹的使用。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仅获得了美国的支持。
当会议讨论到从气球上抛投炸弹或爆炸物时，全体通过的情况才总算出现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试验过的东西，几乎所有国家都同意禁止，特别是俄国，对于他们来说，再增加一种战争的维度[15]实在是不能承受了。基林斯基用几乎是哀怨的语气说：“俄国政府认为，目前伤害敌人的各种方式已经够用了。”在空战的问题上，大多数代表意见一致，永久禁止的条款获得了通过。委员会为这个成就欢欣鼓舞。可是，就在下一个会议上，克罗齐上尉征询过马汉上校的意思后，经过认真的重新考虑，提出了反对意见。这是在永久禁止一种他们完全没有经验的武器，克罗齐说：新发展和新发明可能很快会允许人们驾驶飞艇，采用电机装置，凌驾于战区之上，在紧要关头加入战斗，可能对战事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从长远看来，会减少人员伤亡，缩短冲突时间。阻止这样的发展符合人道主义的利益吗？克罗齐上尉提议，用5年禁止取代永久禁止条款，待到5年之后，人们会对飞艇的能力有更好的理解。这一回，代表们被他说动了，通过了他的提议。
由于马汉上校的一张反对票，窒息性气体的禁令也没能全体通过。马汉固执地拒绝撤销他的反对，理由是美国不愿限制“其公民发明武器的天分”。目前这个发明还没有什么进展，假使能够发明出窒息性气体，马汉也认为它不会比潜水艇的袭击更残酷，更没人性，然而大会并没有宣布潜水艇不合法。尽管如此，马汉这次是孤军作战了，对窒息性气体的禁令被代表们通过。
林中屋固然风景宜人，但不安的情绪也在此弥漫。和平会议看来不太可能取得多少积极的成果，代表们刚开始对这个前景掉以轻心，现在却担心起了公众的反应，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社会“可怕的良心”。如果大会仅以神圣而空虚的仪式结束，社会主义者们恐怕会耀武扬威地谴责政府的无能——这次会议的失败就是证据——并宣称反抗统治者的他们才是仁爱的真正代表。艾斯图内勒男爵的故事在代表中间传开了，据说，饶勒斯在艾斯图内勒离开巴黎的时候对他说：“去吧，在海牙竭尽全力吧，但你们只会徒劳无功。你们在那儿一无所成，你们的计划会失败，胜利属于我们。”正如一位代表所说，那个夏天，社会主义者在海牙游荡，就像老猫在鸟笼边徘徊一样。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组织了3000人的群众集会，谴责各国政府虚伪的努力，宣称如果没有群众抵抗资本家的组织，和平就永远没有指望。
“为什么没有人在和平会议的大门上写下‘Mene，Tekel，Upharsin’[16]呢？”《时代报》的一位匿名通讯员在那个夏天留下了如此生动的记载。看着荷兰渔民的孩子们在街上玩耍，姑娘们微笑着三三两两地走过，他写道：“如果这次大会未能实现其目的，国家之间愚蠢的竞争可能在某一天残杀这些年轻人，战场上将累积数百万他们的尸体。”
大会的希望如今寄托在了仲裁委员会上。各大国的首席代表——庞斯富特、怀特、布儒瓦、明斯特、斯塔尔——都在这个委员会上；他们的工作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在公共舆论的牵引下，他们也确实很用功；这里的讨论非常活跃，代表们的情绪非常激动。英国、俄国和美国各带来一份建立常设国际法庭的提案草案；庞斯富特的计划因为没有强制要求提交争议，被采纳为展开讨论的基础。明斯特伯爵在两位法学教授的助阵下，从一开始就宣称德国全然反对任何形式的仲裁。这是个对德国很不公平的“花招”，他毫无羞惭地向怀特解释道：他的国家“对战争的准备比其他任何国家都积极”，10天之内就能完成动员，比法国、俄国或其他任何大国都要快。把一项可能会导致战争的争议提交给仲裁法庭，简直是留给竞争对手追赶自己的时间，德国的快速动员优势也就不存在了。“正是，”德皇在明斯特的报告边缘加注道，“这就是整个骗局的目的。”
只要提到仲裁，德皇就气得发狂，他觉得这是对他个人统治的侵犯，是一个剥夺德国无与伦比的军事组织优势的阴谋。尽管如此，庞斯富特、怀特和布儒瓦有所作为的决心已定，委员会坚持努力，要敲打出某种形式的国际法庭来。平民代表们克服重重阻力，和他们的政府以及军事同事们对着干，后者只要看到强制原则的一点儿蛛丝马迹便深感不安。谁都不愿意放弃一丁点儿主权，也不愿意给别人一小时的军事优势，谈判的前景有时看来毫无希望。在海风阵阵的某一天，冯·苏特纳男爵夫人在日记里写道：“真冷，我们的心都冷了——冷得就像穿堂风，击打窗棂，咔嗒作响。我觉得寒气刺骨。”
但是，拿出结果，给公众一个交代又是至关重要的事，所以一点一点、犹豫不决地，一个渺小得可怜的国际法庭开始成形了。任何一条涉及给予法庭权力，处理有关“荣誉或切身利益”的建议都可能葬送这个法庭的生命。奥地利的代表觉得，没有理由反对一个只是处理小事的国际法庭，“比如对邮政或卫生委员会做出说明之类”，但是涉及其他事务的绝对免谈。巴尔干国家还闹出了乱子，如果保留“调查委员会”的条款的话，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集体威胁要退出会场。协商举步维艰，在一个又一个约定达成后，国际法庭的权力和程序总算定下来了——但并没能一致通过。
德国什么都不同意。对目前的想法同样不满但不愿意声张的国家，可以依赖明斯特每天帮他们投一次反对票。怀特绝望地写道：一个国际法庭如果没有德国的合作，在世界看来就是“一个失败，甚至是一场闹剧”。他真诚地辩论，每天都和德国代表们交流，想说服他们，这种反对只能导致一个结果：沙皇成为普通民众的偶像，而德皇成为他们仇恨的对象。他们没有权利令他们那“高贵而天才的”君主陷入如此境地。他一再重复饶勒斯对艾斯图内勒所说的话，他发现这么做似乎有点儿作用，便在给彪罗的信中又重复了一遍，还找来斯特德，让他“在各个场合”使用他的讲话。斯特德遵命了，他热情四射的宣传导致佐恩教授埋怨起“斯特德——苏特纳通讯社的恐怖主义”，并警告他的政府，放弃任何合作会令德国成为众矢之的——“和平唯一的捣乱者”。德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也警告彪罗，如果大会一无所成，沙皇会觉得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而世界会把“责任和失败的非议”归咎于“我们”。
压力开始起作用了。柏林来信说，德皇宣称他“强烈且不可更改地”反对仲裁，明斯特摇摆不定了。绝望中，怀特说服明斯特派佐恩去柏林，他自己也把美国代表团的秘书弗雷德里克·霍尔斯（Frederick Holls）派去柏林，亲自向德皇及他的大臣们陈情。原定星期五召开的仲裁委员会会议被推迟，只等这两人星期一发回报告。怀特返回酒店时，发现了一位来客，“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托马斯·B·里德。“高大、真诚、精明”的里德和他引人入胜的谈话，帮助怀特度过了那个焦虑的周末。
在柏林，德皇躲开了访问，但没能躲开彪罗发给他的报告。彪罗遗憾地表示，仲裁的想法“非常受欢迎”，已经控制住了整个会议，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甚至俄国人都表示支持了，德国被完全孤立。德皇对这个骇人的事实极为反感。“我之所以同意这些荒谬的胡话，只是为了在欧洲面前给沙皇保全面子，”他潦草地写道，“实际上，我将仰仗上帝和我尖锐的刀！他们的所有决定都是狗屁。”
这个说法当然意味着皇帝陛下宽容的许可，德国将在仲裁协议上签字的消息两天后传到了海牙。大会总算取得一些成果了，一事无成的可怕幽灵，社会主义者的胜利变得渺茫了。代表们马不停蹄，起草了一份包含61个条款的公约，同时以“几乎毛骨悚然的热情”去除了任何有强制性色彩的词语。到了大会结束前的最后一周，他们做好了最终投票的准备。这时，偏偏有人出来捣乱，而且不是别人，竟是美国人。代表们目瞪口呆了。万分尴尬的怀特宣布，他的代表团不能签署第27条，这条是法国人的贡献，它要求签署国“有义务”在出现纠纷的时候，提请这些国家注意仲裁法庭是存在的。
怀特痛苦的处境是拜马汉上校所赐，而马汉的反应间接的是由斯特德所起。在斯特德过度兴奋的报道的影响下，《曼彻斯特卫报》欢呼认为，仲裁委员会的草案是一项伟大的和平工具；如果1898就有了这个公约，欧洲大国将有义务将西班牙和美国送往仲裁法庭，这样两国之间的战争便可以避免。马汉读到这篇文章时，惊骇万分。“正当的冲突”可能会因此错过。从今以后，一张大网撒在前方，准备纠缠住美国不谨慎的双脚。他把美国代表团的同事们召集过来，坚持认为第27条会把美国牵连到欧洲事务中，反之亦然，如果他们签了字，参议院将拒绝认可国际法庭。马汉无情的逻辑把怀特等人迷住了，他们深信不疑，服从了马汉的建议，虽然他们所有认真的工作都可能因此泡汤。如果美国人不同意签署部分条款，其他国家也可能退出协议，那么这个小心翼翼搭建起来的体系便就此瓦解了。怀特急切地试图说服法国人放弃第27条，或者至少对什么是“有责任”加以限定。布儒瓦和艾斯图内勒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肯改，惨重的失败就在眼前。眼看第二天——6月29日——就是大会预定的闭幕日了，怀特孤注一掷，总算找到了妥协的办法。美国代表团在最后一刻安排签署有限定的条款，否认其有任何“侵入或卷入”欧洲政治的义务。于是，这个用钳子助产、几乎不能呼吸的难产仲裁公约才总算降临世界了。
海牙和平会议的全部结果是：三项公约——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即仲裁法庭），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以及关于日内瓦公约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公约；三个宣言——禁止从气球上投掷投射弹的宣言，禁止使用窒息性气体宣言，以及禁止使用在人体内裂开的子弹的宣言；六个期待在今后完成的“愿望”；还有一项决议。最后的决议表达了大会的意见：限定军事支出和新武器对于“人类道德和物质上的益处很有必要”，各国应当对此做“进一步研究”。这首虔诚的挽歌就是俄国初衷唯一剩下的东西了，但是代表们似乎还不想立刻把海牙的理念埋葬掉。不论他们过来时是多么玩世不恭，也不论他们的成果是多么可怜，大多数的代表都情不自禁地觉得自己参与到了某项重要的事业当中，觉得他们打下的基础不该白白丢掉。他们把这种感受登记注册，成了一个“愿望”，在今后的某个时候重聚，开第二次会议——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个想法。明斯特伯爵粗暴地离开了会场，说他不希望看见国际会议像“烦人的杂草”一样成为永恒。
和平会议结束后3个月，英国人在南非打仗了。一位曾经的代表感叹道，德雷福斯事件分散了人们对会议的关注，而现在的布尔战争似乎是对会议的驳斥。这次会议的墓志铭被安德鲁·怀特无意中道出：“他一开口，千年消逝。”这句话是怀特很不情愿地献给他那麻烦的同事——马汉上校的。
待到1907年，第二次和平大会再次在海牙开幕时，战争、革命、新盟约、新政府、新领袖，以及最引人注意的新世纪都介入其中。20世纪毫无疑问是现代的，它全神贯注、充满活力，而又不够自信地追求着物质财富；它已经忘记了颓废，学会了怀疑。机械能量和物质产品翻番，成为主流，但是否有益，不知怎么的却成了问题。进步——这个19世纪最确实可靠的东西，如今已不再确定。
人们对世纪之交感到敬畏，仿佛上帝之手把人类的命运翻到了新的一页。午夜里柏林礼炮阵阵，以纪念这个时刻，一位听众在炮声中“颤抖着：人们知道19世纪都带走了什么，却不知道20世纪会带来什么”。
首先，它带来了暴力。新的世纪从降生之初就在打斗：义和团运动、菲律宾战事、南非布尔战争，虽然这些打斗还是外围的。1900年的法国焦躁不安，充满了沮丧和愤怒，以至于《笨拙》杂志预言，世界博览会一结束，法国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向英国宣战，“因为他们已经压抑了太长时间，势必要马上做出极端的事来”。1900年，德皇向派去北京镇压义和团的德国士兵们训话，鼓励他们仿效匈奴的残忍。在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德皇也感受到了因为军火生意的巨大热情而带来的不便。当他得知一艘德国炮艇在和中国要塞的对峙中，被最新的克虏伯大炮击中17炮后，他向弗里茨·克虏伯发去了愤怒的电报：“我把我的兵派去打黄种野蛮人，你们还想着趁机赚钱，真是不知好歹。”
钱与“大”统治一切。摩根在1900年买下卡内基，联合洛克菲勒和其余100多家商号组成了巨型企业——美国钢铁公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资产突破10亿美元的公司。比利时的利奥波德国王被称为欧洲的摩根，他的国家没有他足够施展的地方，便去刚果做起了赚钱的生意。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忙着杀布尔人和菲律宾人时，还不忘了强烈谴责利奥波德的做法。据说，300个“彼此认识的人，掌握着那片大陆的经济命运”。
1900年，44岁的奥斯卡·王尔德穷困潦倒，死于巴黎；55岁的尼采精神错乱，死于魏玛。“到了1900年，”W·B·叶芝写道，“所有人都从高跷上走下来了；从此之后没有人发疯，没有人自杀，没有人加入天主教会，就算有，我也忘记了。维多利亚时代已经不存在了。”有人欢迎，也有人遗憾，但事实清楚明白。好像为了确认这一点，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也难以置信地驾崩了。
1900年承载着使世界失控的能量。感到震动的亨利·亚当斯提出了历史上的“加速度法则”。他觉得开车去香榭丽舍大街的路上总有出事的可能，和一位官员站在一起，就随时有人会投炸弹过来。“只要发展的速率仍然持续下去，每隔10年这些炸弹就会比以往更厉害一倍，数目也会翻倍……每个原子里都有能量跳出来……人再也阻止不了它了。能量抓住了人的手腕，把他到处乱摔，好像他抓住了通电的电线或是狂奔的汽车。”
亚当斯的比喻恰如其分，因为汽车正是20世纪对社会变革最有影响的两大因素之一；另一个是人的潜意识。这个概念也是1900年提出的，尽管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潜在影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位维也纳的医生，将潜意识的概念写入了《梦的解析》中。尽管这本书初版时很少有人注意，花了8年时间才卖出去600本，但是它的出现确实标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死亡。
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的场馆占地277英亩（约112公顷），位于巴黎市中心，在4月到9月期间，向5000万游客展示了新世纪的能量。如果说仅靠这个展览还不能与上次的埃菲尔铁塔[17]抗衡的话，法国人还以同样的热情建造了新的工程和美的奇迹——亚历山大三世大桥。这座低拱桥优雅地跃过塞纳河，可谓“举世无双”；右岸的两座永久展览馆——大小皇宫被一致认为是“适宜且壮观”的。但协和广场的大门却没能受到如此好评。在某位观察者看来，此门是由板条、石膏、碎玻璃、油灰、用旧的蕾丝窗帘和胶水制成的。这座大门的顶端，没有传统的进步或启蒙女神，而是一位石膏做的巴黎女子，穿着晚礼服，张开双臂欢迎世界各地的游客。尽管一些人认为这是座愉快而时髦的建筑，大多数人还是深表遗憾，把它视为新世纪新庸俗的缩影。到了晚上，多彩的电灯在电动喷泉上方闪烁；新的地铁也及时开通了；位于文森（Vincennes）的附加展馆周围还建造了试驾汽车和赛车的跑道。在所有的奇迹中，最受大众喜爱的是行人输送带（trottoir roulant）——围绕着地面绕圈的双向自动人行道，其中一半的速度比另一半快一倍。临时展览馆的建筑师们为了制造轰动，完成了在一些人看来是“激动人心的原创作品”，而这些作品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泥水匠的堕落”。机械馆、电气馆、土木工程和交通馆、冶金矿业馆、化学工程和纺织馆都展出了过去10年的巨大进步。
在各个国家馆中，最受欢迎的是俄国馆。那是一座很有异国情调的拜占庭宫殿，内设横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展览，游客可以坐在奢侈的火车车厢里，移动的全景尽收眼底。维也纳人奏响了新艺术（Art Nouveau）的幻想曲，浮雕细工的阳台上刻有弯曲的枝蔓，陶瓷和家具也有新风格的曲线装饰。美国馆的展品最多，而德国馆是最威风的，他们的展品在质量和准备上显然最为优良。他们有超过其他展览者的强烈愿望。德国馆的电动机最大，尖塔最高，探照灯最亮，餐馆最贵。有流言说，德皇本人下令，运送最精美的瓷器和银器，最雅致的玻璃器皿，提供顶级的服务。这是为了让人们感受到真正的“威廉二世”风格——一位访客如此评论。
整个世博会上最大的两个展览是施耐德——克鲁梭的远程大炮和威克斯——马克沁残忍的速射机关枪系列。凝视它们，观众思绪万千。一位英国记者尤为震动，世博会的真正意义，以及它所带来的新的世纪引发了他的哲学思考。在他看来，施耐德的大炮似乎威胁着这个荟萃在巴黎的世界，它把战争从运动领域转移到了科学领域，人类的全部机智都被武器制造所占据。他写道：如果有一天，一切平息下来，和平的艺术也许会重生，“但与此同时，巴黎世博会也告诉我们，现代世界的胜利纯粹是机械性的”。
胜利还在继续。1900年，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打破了经典牛顿力学的锁链，提出了量子理论。瑞士，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凭借以相对论为题的毕业论文获得了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1901年，无线电报穿越了大西洋，无马马车明确无疑地被戴姆勒（Daimler）的汽车所取代。1903年，一辆机动化的飞行器在基蒂霍克（Kitty Hawk）试飞。科学和机械几乎每天都在创造奇迹，这在有的人——比如亨利·亚当斯——看来，仍然意味着社会正义的进步是有希望的。“似乎再过几十年，邪恶和暴力最后的残余就会被击败”，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这么想，他当年还是维也纳的一名青年知识分子。
1900年，德国的《海军法》加速了英国放弃孤立政策的进程。德国计划在接下来的20年里拥有19艘新战列舰、23艘巡洋舰，很显然是在挑战英国存在的支点——海上霸权。英国因此明白，她需要朋友了。1901年的《海伊——庞斯富特条约》为良好的美英关系打下了基础。1902年英日正式结盟，自给自足的孤立政策曾是那么光荣而确信，自此永远结束了。1903年，新登基的英王爱德华七世访问巴黎，圆滑而得体地为与法国的和解做好了准备。1904年，新政策的成果——英法协约——面世，两国化解了前仇旧怨，建立了新的友谊，从根本上定义了欧洲的权力平衡。
与此同时，英国也着手增强实力，以应对这个充满新挑战的世界。从战斗中的表现来看，英国军队似乎与现代武装有些脱节。如今已是首相的贝尔福着手创建了帝国防卫委员会，制定策略，重组军队，使之现代化。他任命约翰·费希尔爵士出任该组织的三个委员之一，还准备任命马汉上校接替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担任剑桥近代历史学的钦定讲座教授，但是爱德华七世反对这个任命，因为英国的历史学家可以胜任。看来，贝尔福很欣赏这两位精明而实际的海牙委员，并在同样程度上认同他们的观点。1904年，他任命费希尔为第一海务大臣。这位新上任的海军首长脑子里酝酿着重大的计划。
同年，俄国同日本开战，很快便深陷泥潭，连连失利，以1905年1月旅顺口投降，以及3月奉天会战失败为最。奉天会战虽不是决定性的战役，却让俄国颜面尽失。3周之后，欧洲的警钟在摩洛哥敲响。
在英法协约的框架下，摩洛哥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对此怀恨在心。既然彼时俄国已自顾不暇，不可能援助法国，彪罗和霍斯坦便决定趁机考验下英法协约，暴露其弱点。1905年3月31日，德皇令人惊愕地驾临丹吉尔[18]（尽管也不乏紧张），所有国家都意识到这是一个挑战。欧洲震动了。这个姿态太过成功，它完成了克鲁格电报未竟的事业，德国的邻居们如今确信了德国根本的好斗意图，知道除了协约以外，还需要更具体的准备措施。“把欧洲地图卷起来”，99年前，拿破仑攻下奥斯特里茨时，绝望的皮特[19]曾这么说过。现在，英国把欧洲地图又摊开了，心境迥然不同。它和法国开始军事对话，以武装力量和对未来的展望巩固合作，这在滑铁卢之后还是第一次——派往大陆的远征军帮助某个具体的盟友，反抗某个具体的敌人。
1905年5月，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遭遇了致命的袭击。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现代主力舰在公海的正面冲突。虽然俄国的舰队被彻底击溃，战争并未就此结束。这证明了布洛赫的说法是正确的——面对一国的全部资源，战场上的胜利已不再能决定一切了，虽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1905年7月，对马海战3个月后，美国总统主动提出为日俄调停。与其说他是为了挽回俄国的颜面，不如说他更想叫停日本；在他看来，日本已经走得够远了。同意这个提议后，日俄各派代表于8月抵达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在美国总统的支持下，商讨和约。这是西方历史的重大时刻。对于麦金莱、克利夫兰或哈里森来说，扮演这个角色是难以想象的。但如今在台上的是一个新人，一个新的力量了。
“西奥多啊！你的毛病真多……”这是一年前，纽约《太阳报》为其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写的一行字社论。现在，当年的竞选人已经凭借自身的力量当上了总统，正精力充沛地管理着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美西战争刺激了工业发展，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高失业率和野蛮的劳动纠纷已经平息；饭盒子已经装满[20]了，1896年麦金莱和布赖恩竞选时那种充满怨恨的阶级情绪也不再那么浓厚了。进步论者（即新左派）同时也是扩张主义者，他们认为美国的未来要“向前，向上”。罗斯福总统带领美国人解决了煤矿罢工，“拿来”了巴拿马，开始修建运河，向托拉斯发出挑战，掴了到处揭露丑闻的记者们耳光——叫他们“刁民记录者”，把德皇撵出了委内瑞拉，一位据说是美国公民的人在摩洛哥遭歹徒绑架时，总统把美国舰队派去救他，并响亮地命令道（约翰·海伊的表述）：“我们要珀迪卡里斯（Perdicaris）活，拉苏里（Raisuli）死！”
“总统的心情真好，”他的朋友、法国驻美大使儒勒·朱瑟兰（Jules Jusserand）说过，“他的心情总是最好的。”他的精力旺盛如喷泉，但也不乏普通人的缺陷。他可以对首席检察官费尔兰德·诺克斯（Philander Knox）的建议听而不闻，但诺克斯还挺欣赏他的，曾说过：“啊，总统先生，为什么要让墨守成规折损您如此漂亮的行动呢？”但是埃利奥特校长仍然不喜欢他。尽管罗斯福1905年访问坎布里奇参加25周年同学聚会时，埃利奥特觉得有必要邀请他留宿在自己家。罗斯福刚到埃利奥特家时，汗流浃背，急着要洗澡，便扯下大衣，一卷，朝卧室里狠狠扔过去，把枕头都砸到地上了，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大手枪，砰一声摔在衣橱里。洗过澡后，他“狂奔下楼，好像不这么快他就活不下去似的”。埃利奥特问他：“您要和我共进早餐吗？”他回答：“哦，不行，我跟劳伦斯主教说好了，要和他一起吃——哎呀！”——他右手往身上一拍——“我忘了我的枪了！”拿好枪后，这位美国总统便匆匆离开，去找劳伦斯主教了，而哈佛大学的校长被他的违法行为惊呆了——马萨诸塞州是禁止带枪的——自言自语道：“无法无天，真是无法无天。”
那把手枪所代表的，与其说是无法无天的个性，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信条：生活是一场战斗。罗斯福对这一点的感受是最深的。他看不起托尔斯泰那“愚蠢的理论——人类应该永不打仗”，因为他深信“在实际战斗中没有能力坚持下来的国家最终会失去所有一切”。当和平主义者把文明的进步等同于“战斗精神的削弱”时，他勃然大怒；在他看来，这样的削弱意味着先进的国家会被落后的毁灭。他弄不清和平的渴望和肉体的怯懦，在这个问题上喋喋不休：“我痛恨（爱德华·埃福尔特·）黑尔那种人，还有《伦敦晚报》《国家》那样的报纸，他们对危险和艰苦有着全然的恐惧，所以总是歇斯底里地谴责战争、惧怕战争。”在他看来，周遭“弥漫着人品的软化，自私和奢侈，标准的降低”，他为此感到遗憾，特别是“一种态度，比如反帝国主义者那样的”。“这才是男子汉！”过去只要一提到罗斯福的名字，德皇就会这么感叹。
他比所有的总统都更在意自己的公共关系。1902年，艾斯图内勒男爵过来请求他为仲裁法庭做些事，让它运转起来。罗斯福听得很认真。“您对世界而言是危险还是希望，取决于您是支持侵略还是仲裁，”艾斯图内勒说道，“世人认为您倾向于暴力的一面。告诉他们不是这样吧。”
“怎么做呢？”总统问道。
“赋予海牙法庭生命。”罗斯福即刻叫来国务卿海伊，让他找找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交仲裁的东西。义不容辞的海伊翻出了一桩陈年旧怨：美国和墨西哥因为教会财产（church property）而引发的争议。于是，这个案子成了仲裁法庭处理的第一桩纠纷。海伊在海牙和会期间就担任国务卿，本身也是支持仲裁的，他想建立起仲裁法庭的声望，希望委内瑞拉债务问题也能通过仲裁解决。担心总统会接受德国的提议，亲自协调这件事，海伊在房里走来走去，边走边喊：“我都安排好了，我都安排好了。只要泰迪[21]把嘴闭上，坚持到明天中午就好！”这个目标很幸运地实现了，仲裁法庭于是收下了另一件重要的案子。
个别国家之间的仲裁协议也在慢慢推进。英国和法国1904年签订的协约便是一个成果。挪威和瑞典缔结了另一份条约，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下，挪威在1905年获得了独立——这个事件成为人类进步的证据，获得阵阵欢呼。当时的另外两件纠纷——英俄的多格滩事件和委内瑞拉债务问题——也交由仲裁法庭解决。仲裁法庭的存在成了保住颜面、满足公共舆论的重要途径。看来，海牙的理念正在生长。
1904年夏天，跨议会联盟在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开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请求美国总统召集第二次和平会议，着手处理海牙会议上搁置的问题，并将仲裁发扬光大，实现成立永久国际法庭的目标。罗斯福在白宫亲手接收了决议，并接待了冯·苏特纳男爵夫人的访问。罗斯福“就这个我灵魂深处的问题”和男爵夫人私下里交谈了一阵。她觉得罗斯福友好、真诚，“对讨论这个问题的认真程度印象深刻”。她在日记里写道，罗斯福对她说：“世界和平就要来了；一步一步，越来越近。”这是那个时代最不可思议的言论，它表明，真正的信徒有能力听到自己想听的话。
罗斯福感受到了在世界上扮演角色的魅力，觉得自己和沙皇一样，可以胜任和平会议的召集人的工作。于是，1904年10月21日，海伊让美国公使们提议，各国再次去海牙开会。第二次和平会议和第一次一样，都是在某场战争的中途进行的，但他并不觉得这是不祥的征兆。
各国同意开会，但前提是必须等到日俄战争结束。但日俄战争刚结束，摩洛哥又陷危机。这回，罗斯福总统又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私下里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了德皇就摩洛哥问题召开国际会议。这个有美国参与的会议于1906年1月在阿尔赫西拉斯[22]召开，挫败了德国的意图，使其比以往更加好战了。紧张的国际局势并未得到缓解。
1905年10月，也就是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3个月前，新一代战列舰的始祖——英国皇家海军舰艇“无畏”号装好了龙骨。它的火炮和装甲板都由不同的军械公司分别制造，此时已做好秘密实验的准备，测试它史无前例的高速状态。一年零一天之后，英国人获得了最大的军事优势——奇袭。“无畏号”由费希尔设计，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快、武装配备最齐全的战列舰，排水量1.8万吨，装有10门12英寸（约30厘米）火炮，动力装置是新的蒸汽轮机。它的存在表明了英国重建海军的自信和能力，也淘汰了所有现存的舰队，德国的军舰也包括在内。现在，德国不仅要造出可以与之匹敌的战列舰，还要疏浚其港口，拓宽基尔运河。
费希尔和克列孟梭一样，都认为敌人只有一个。1904年，他曾半开玩笑地和爱德华国王说，德国日益增长的舰队应该“被哥本哈根掉”，即通过突袭轰炸彻底摧毁。“我的上帝啊，费希尔，你肯定是疯了！”国王震惊地答道。同年在基尔港，德皇公开地把德国海军的诞生归因于他童年时对英国舰队的崇拜——他曾在“和蔼的姨妈和友好的司令们”的陪同下参观过。听到德皇用这么故作多情的话来解释一项昂贵的国家发展项目，彪罗也生气了，他不肯鼓励国民议会通过海军预算。“啊，那可恨的议会！”这就是德皇的回答。
与此同时，沙皇取代了罗斯福，开始发送海牙和会的邀请。沙皇觉得有必要挽回面子，美国这个自命不凡的暴发户已经干涉得够多了。1905年9月，沙皇的仗刚打完，便向华盛顿示意，他本人想保留号召开会的权利。罗斯福拱手相让。几个月前，罗斯福已经因为朴次茅斯条约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觉得好事做得差不多了。“我特别不想以职业和平人士的身份出现……类似戈德金、舒尔茨的那种。”他在给新的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23]的信中说。和平人士并没有因为罗斯福的退出而高兴。正如其中一位所说，俄国“不属于文明的先导者”。这一点在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时变得特别明显。沙皇在危机的逼迫下同意立宪，组成议会，但是重新掌权后又立刻翻脸，解散杜马，令国外的自由主义者惊骇不已。
总的来说，当时并不是召开和平大会的有利时机。不过有一件事倒是和平人士喜闻乐见的：英国的内阁更迭使得传统上支持和平的自由党人掌权。新上任的首相是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爵士，众人称其为C.-B.。他是个头脑冷静，随机应变的苏格兰人，出身富商家庭，因为谴责英国在布尔战争中建立集中营“方法野蛮”，在皇室和上流社会都不得人心。尽管如此，当爱德华国王不得不与他结交时，才发现他确实如某位共同的朋友所说，是“那么坦率，那么和善，那么聪明，那么富有幽默感”，不喜欢他是不可能的。C.-B.才智过人，老练圆滑，很懂处世之道，国王对此很是欣赏。这两位绅士有不少相同的趣味，很快便情投意合起来。两个人都是每年去马里昂巴疗养，都喜欢法国，和加里费侯爵（Marquis de Galliffet）的关系都非比寻常。C.-B.虽是自由党人，却出乎皇室的意料，“处理外交问题很有头脑”。他在英国人当中法语水平堪称一流，他喜欢在巴黎购物，吃法国菜，读法国书，阿纳托尔·法朗士是他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作为老派的自由党人，C.-B.自然地继承了裁军[24]的观念。他在当上首相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上便多少有些轻率地保证，自由党会在接下来的和平会议上为此努力，尽管沙皇的邀请函上省略了裁军这个话题，和1898年的对比明显。但C.-B.迎头而上，并且保证为建立永久仲裁法庭而努力。“还有什么比领导和平同盟更能彰显这个伟大国家的高贵呢？”他问道。这么做恐怕触犯了内阁里由阿斯奎斯（Asquith）、霍尔丹（Haldane）和格雷（Grey）组成的一大集团，作为自由派中的帝国主义者，他们并不像C.-B.那么热衷于和平事业。他们曾想把70岁的C.-B.排挤到上议院，取得党内领导权，怎奈C.-B.老当益壮，出人意料挡住了这一击。C.-B.讨厌这帮人，享受着自己胜利的喜悦。
但好景不长，这届政府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无情的困境。多年来，自由党一直痛斥保守党好战，现在轮到他们对国家的安全负责了。尽管在竞选期间曾许下削减陆军和海军的经费，一旦大选确认了他们的执政地位，自由党人便不再急着否定被保守党开启的军队现代化事业了。虽说C.-B.将帝国防卫委员会的费希尔、伊舍（Esher）勋爵和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爵士起名为：该死的、专横的和独裁的（大概是依照这个顺序）；但他并没有解散帝国防卫委员会，更不用说“无畏”号战列舰项目了。出任战争大臣的霍尔丹着手裁减了300万英镑的陆军军费，但与此同时，又通过全面的改革，提高了陆军的战斗力，就像费希尔在海军里做的那样。他创立了总参谋部和预备役部队，称为地方自卫队。公学和大学里成立了军官训练团，并由政府提供武器、弹药及教官。年轻人热情地做出响应。军号的呼唤和横笛的尖啸在军官阶层发挥了神奇的作用。不过，地方自卫队的普通士兵人数在开始的几年里逐渐减少。
“无畏”号战列舰于1906年编入现役英国皇家海军，这对于自由党人来说是个奇怪的胜利。费希尔要求1907年再造三艘“无畏”级军舰，否则，他便威胁要辞职，并从海事委员会带走三个成员。这个困境令自由党人伤透脑筋，但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法。政府强调海军只是防卫力量（考虑到封锁的作用，这点值得商榷），以此批准了费希尔的“无畏”级战列舰计划，与此同时也免除了自由党人良心上的不安。
各国又一次发现自己深陷窘境，不喜欢但又不得不去海牙开会。1906年和1907年的上半年，他们都在断断续续地讨论会议日程，想以此推迟那令人不快的日子。1906年4月传阅的俄国大纲上提议将仲裁和战争法规纳入讨论的范畴，但裁军问题仍被忽略。刚刚在外战中败北，国内又有革命，政局不稳的俄国只想着装满弹药，而不是裁军，它之所以召集开会，只是不愿被美国夺走主动权。就时任俄国外交部部长的伊兹沃尔斯基（Izvolsky）而言，裁军是“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歇斯底里的女人们的狂热”。但是，自由党在英国主政后，裁军的问题便无可回避了。把这个已在1899年埋葬的议题重新拿出来谈，有死灰复燃之感；不把它放到会议日程上，又无异于承认无望的局势，引来公众的谴责。在1906年4月的伦敦跨议会联盟会议上，C.-B.敦促代表们能“以人道的名义”坚持要求各自的政府，带着减少陆军和海军预算的坚定信念前往海牙。那次开会不怎么愉快，因为在开幕当天，代表们聚在一起，向最年轻的议会及其骄傲的成员致以祝贺时，沙皇解散杜马的消息传来了。准备致欢迎词的C.-B.听闻后震惊万分，他以演讲词向沙皇的决策挑战：“杜马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复活的。我们可以非常真诚地说：‘杜马死了；杜马万岁！’”他的坦率招致了俄国的官方抗议。
至于裁军，德皇宣称，假如这个问题在讨论中出现——不管以何种形式——他的代表们都将退出会议。并且，他“虔诚地希望”这次大会根本“不要举行”。他已经因为屈服于阿尔赫西拉斯谈判而没有打仗，受到国内好战的泛日耳曼主义者以及皇储的政党的指责了。德国的外交官和别国大使们暗示，如果德皇被迫同意大会上提出的任何形式的军备限制政策，他恐怕会被罢黜。因为皇室之间的亲戚关系，爱德华国王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别国走动，结果通常很不愉快。某一次访问中，英王和德皇，也就是舅父和外甥，探讨了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仅有一次，谈话的氛围还算友善，可能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并未背道而驰吧。英王“全然否定”和平会议，“他自己主动告诉我，他认为这是个‘骗局’”，德皇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这样说。根据德皇的描述，爱德华国王说，和平会议不仅没有用——必要的时刻，没有人会理睬会议的决定的——而且还很危险，可能会引发国家间更多的摩擦，而不是和睦的关系。
在罗斯福看来，“警惕、好斗、尚武且工业化的”现代德国显然是“鄙夷海牙会议以及整个海牙理念的”。罗斯福那时担心的是英国的自由党政府会“在海牙会议上伤感得过火”。他对新上任的英国外交武官、国王的侄儿格莱亨（Gleichen）公爵说，他希望霍尔丹和格雷不要情不自禁，“感情用事”。罗斯福唯恐他们会“受所在党派的影响，往那个方向走……但是别让他们这么做”。他确切地告诉格莱亨，他目前的想法是在军舰的吨位上做限制，而不是海军的预算上。罗斯福解释道，他希望英国海军的实力和欧洲及日本目前的比例能维持下去，并提出了1.5万吨排水量的限额——他还不知道，此时停在朴次茅斯造船厂的庞然大物早已使这个数字成为过去。格莱亨把罗斯福的意思转达给国王，并补充道，罗斯福在家（位于牡蛎湾）招待他的午餐“极为简朴”，只有两个黑人侍从在场。也没有人去车站接他，总的来说，他对美方的安排很不满意。
“无畏”号开始服役，美国海军也不能落后，在罗斯福的要求下，1907年1月，国会批准建造同样级别的两艘军舰。在给埃利奥特校长的信中，罗斯福称，海军是“维护和平最有利的因素，比任何和平协会都好”，而巴拿马运河比海牙重要得多。在和平会议方面，“首要的麻烦是那些异想天开的空想家，他们疯狂地想做不可思议的事”，罗斯福补充道。
安德鲁·卡内基就是罗斯福眼中的那种空想家。卡内基在1900年把自己的公司卖给了摩根，换得2500万美元债券。美国钢铁的四分之一都是由卡内基的公司生产的，这个数量和英国全国的钢铁产量差不多。他没有诺贝尔那么害羞，在有生之年便把赚得的钱用于有益于人类福祉的事业上。除了捐款给图书馆以增进人类智慧以外，他也希望为世界和平出力，在安德鲁·怀特的敦促下，他已同意为海牙的仲裁法庭捐建一座大楼。
彼时，卡内基正在白宫和白厅之间穿梭，为促进和会事业而努力。可惜，在英国拒绝了他的限制战舰大小的提议后，罗斯福对和会已失去兴趣。高层通讯记者们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以此避免做出承诺。罗斯福与德国和英国的君主都有通信往来，顺畅地称呼他们为“我亲爱的威廉大帝”和“我亲爱的爱德华国王”。
事到如今，除了C.-B.和国务卿鲁特以外，没有哪个公职人员还想把裁军放到议事日程上了。鲁特的想法是，哪怕一事无成，也应当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没有几次失败，是换不来成功的：“失败乃成功之母”，他这么说。C.-B.也觉得世界各国必须不断尝试。虽然年老无子，最亲密的伴侣——他的妻子新近过世，不到一年后，他本人也去世了，C.-B.仍然在尽自己的一份力。1907年3月，他打破首相的惯例，就当前政策问题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海牙和会与限制军备”，刊登在新创办的自由党周刊《国家》（伦敦）上。他写道，虽然武器和军械与第一次和会时相较，有所增加，但是和平运动也在发展，现在变得“更加坚定，无比强大”。他认为，应该给裁军一个机会，让它和仲裁一样取得进步，后者已获得了“1898年做梦也想不到的权威”。他指出，英国已经减少了陆军和海军的支出（这话说得不错，如果新的“无畏”舰计划不算在内的话），如果其他国家愿意这么做的话，英国还会进一步缩减开支。显然，这么做不会影响英国的海军霸权，因为现状被冻结了。但是，首相也强调，英国海军不会对任何国家或国家群体构成挑战。这么论证就好比在良知的暗礁和政治现实的浅滩中艰难穿行，吃力不讨好。德国人视其为英国和法俄密谋的证据，它们联合在海牙施压，阻止德国在“无畏”舰的竞赛中获胜。彪罗在国民议会上公开宣称，德国将拒绝在和会上讨论裁军事宜。首相对裁军的拥护同样触怒了英王爱德华，英王愤怒的程度和首相支持妇女选举权时不相上下。“我估计他下星期还要支持修建英伦海峡隧道呢！”英王厌恶地说。不过，对于那项可怕的工程，C.-B.保持了克制。
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宣称他已做好准备，随时可在海牙讨论军费限制问题。霍尔丹真诚地和美国外交官亨利·怀特交谈，告诉对方军备限制的重要性，并在1906年前往德国，试探可能的协议范畴。但是，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其他政府，都没有任何意愿，对各自军事装备的自由做出限制，这是交谈背后铁的事实。意大利国王是唯一一个提到军火商的人，他表示，裁军会导致军火商们“大爆发式的反对”，他可以肯定，德皇绝不会同意“剪掉克虏伯的翅膀”。德·马顿斯教授作为俄国的代表，访问各国首都，收集意见——就像已经去世的穆拉维约夫曾经做过的那样。美国驻柏林大使直截了当地总结了情况：“德·马顿斯不相信，其他人也不相信……下次海牙和会上就裁军采取任何实际的措施，没有一丁点儿的可能。”
这些是外交官们私下的交流，在公众面前，可不能如此粗暴地处理和平问题，至少在英国和美国不行。这不是沉默的、被动的大多数人的问题，谁知道他们怎么想？大众舆论一旦成形便跟风变幻，更可能接近的是战争，而不是和平。然而，裁军问题如果被排除在海牙的议程之外，会引来知识分子——特别是和平运动人士——舆论的哗然。反战人士每年都召开代表大会——1901年在格拉斯哥，1902年在摩纳哥，1903年在鲁昂（Rouen）和勒阿弗尔，1904年在波士顿，1905年在卢塞恩（Lucerne），1906年在米兰——通过一份份决议，要求政府认真努力，结束军备竞赛。190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冯·苏特纳男爵夫人和她和平协会的同事们每年都在美国莫洪克湖开会，情绪仍然十分激动。1907年，简·亚当斯出版了《和平更新的理想》一书，引发了罗斯福的不满，因为和平合唱队里又多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声音。
卡内基紧紧抓住C.-B.关于和平联盟或者国际联盟的想法（名字还没有定下），决定应该由德皇建立这个组织，因为“我认为他应该为地球上的战争负责”。德皇喜欢百万富翁，曾多次邀请卡内基赴宴，现在他终于起程，准备说服德皇承担责任。出发之前，他写信解释，德皇将以“和平缔造者”的称号名垂青史，并附信给美国大使，“只要他和我们的总统在和平事业上共同努力，就能组成一个团队”。1907年6月，抵达基尔港的卡内基两次和德皇共进晚餐，其结果和斯特德与沙皇、冯·苏特纳男爵夫人与罗斯福的会面出奇相似。卡内基觉得这位帝王是个“出色的人，那么聪明，幽默，面带甜美的微笑。我觉得他是值得信任的，他会表明自己是支持和平的……非常迷人——非常；没办法不喜欢他”。远离甜美的微笑后，卡内基想起了他的任务，又写信敦促德皇在海牙表明姿态，让世界认识到他其实是“和平的门徒”。
这样的言语和姿态是和平人士的习惯性弱点，其对公众的影响——假如这种影响存在的话——只能是欺骗性的。与此同时，政治家告诉公众的东西，听起来都很崇高、有益，残酷的现实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唯有一个人试图指导公众诚恳地看待战争。这个人就是马汉。如今已是将军的他，仍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扬自由控制战斗力的重要性，特别是私人财产免于捕获的危险，他预计这个问题会在新一届海牙和会上再次提出。在他看来，军事力量需要保护，以防止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对它构成损害。结束国外旅行后，马汉焦急地写信给罗斯福：“大多数国家的公众有着已然成形的观念”，那就是战争的问题“存在着判断错误和‘贸然行事’的危险”。
正是因为这个已然成形的观念，英国和美国不得不支持将裁军问题摆上台面。格雷和罗斯福都不相信这样的讨论会导致任何实际的结果，在和外国大使的谈话中，他们都解释说，坚持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公众舆论着想”。德国、奥地利和俄国下定决心不予讨论，否则可能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局面。经过了几个月错综复杂的外交谈判，和平会议的日程终于昭告天下，裁军问题不在其中。各国的接收函上包含了许多保留意见，恐怕一见面，这个会议就要散掉。大英帝国、美国和西班牙保留了提出裁军问题、展开讨论的权利；德国、奥地利和俄国保留了在裁军问题提出时，弃权或退出会议的权利；其他国家保留了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各种权利。
虽然面临这么多压力，各国还是在1907年6月15日齐聚海牙。新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20世纪的三大特点已经十分明显：迅速发展的经济，充满创造活力的艺术，以及沉静的“鼓声，好像睡梦中的噪声”。有的人听不见，也有许多人听见了，听见的人也不一定因此担心。为“决战的那一天”干杯是德国海军军官的习惯。一位英国游客在拜罗伊特附近的一处温泉与一群德国学生及年轻的海军军官相遇，他们“以最友好、最亲切的方式，和我讨论起我们两国即将迎来的战争”。他们认为，风水轮流转，每个帝国都有出头的日子。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已经衰落，英国也不远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缺呢？当然是德国，这个强大、明智、高贵、天才的国家，其发展在19世纪尤为突出，现在已“泰然自若，做好了英勇战斗的准备”。不过，德国不是唯一一个泰然自若的国家。咄咄逼人的新强权——日本和美国使欧洲确信，这些国家冲突在即。《加利福尼亚州移民排除法案》在日本国内引起民愤后，这两个国家都对自身很有信心。“战争是大势所趋，”国务卿鲁特写道，“不是现在，而是几年之后。”
战争的前景在统治阶层的许多人看来，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事实。兰斯顿爵士在上议院反对《养老金法案》时说，这个法案的花销和打一场仗差不多，而去南非打仗是一项更好的投资。“战争的后果固然可怕，但至少能提升这个国家的道德品质”，而目前讨论的措施则会削弱它。如果说战争的前景令工人阶级的发言人胆战心惊，暴力本身却不会。乔治·索列尔在1908年出版的《反思暴力》一书中宣称，以阶级斗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暴力“卓越而英勇”，将把世界从荒蛮中拯救出来。
第二次海牙和会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签订了更多的公约，但除此以外，与上次的差别不大。会议从10月开始，持续了4个月，而不是上次的两个月，达成了13份公约，上次是3份。由于美国不顾欧洲各国的反感，坚持邀请拉丁美洲国家出席，一共有44个国家、256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之相比，第一次和会只有26个国家、108名代表。因为人数众多，会议地点改在了海牙市中心的“骑士之家”（Ridderzaal），即荷兰议会的所在地，而不是可爱的公园里的林中屋。许多代表是老面孔了，但1899年的显要人物也有不少缺席的。法国的布儒瓦和比利时的贝尔纳特仍然是各自代表团的领导，但是明斯特、庞斯富特和德·斯塔尔已经去世；安德鲁·怀特没有回来；马汉和费希尔也不在，不过他们的精神可能留在了海牙。新的主席还是俄国人——M·内里多夫（M. Nelidov），和他的前任一样，也是年长的外交官；从他的发言和举止来看，他对会议的理念缺乏赞同感，而且大多数时间身体都不好，便把俄国代表团的指挥权交给了傲慢的德·马顿斯教授，而德·马顿斯也因为痛风常常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能出门。俄国代表团的成员居住在不同的酒店，似有内部分裂的趋势。
两年前和贝尔纳特同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艾斯图内勒男爵这次仍是法国代表团的一员。面黄肌瘦的佐恩教授来自德国。新面孔包括意大利代表托尔涅利（Tornielli）伯爵，他的夫人就是在那可怕的一天和卢拜总统同乘马车去欧特伊的人[25]。还有臭名昭著的德·索韦拉尔侯爵（Marquis de Soveral），他代表葡萄牙。此人是爱德华国王的密友，在伦敦有“蓝猴”之称，据说“他向所有最美的女人求爱，而所有最好的男人都是他的朋友”。还有成批的新人——拉丁美洲“完美的花花公子”。
不屈不挠的庞斯富特不在了。他在1902年去世时，罗斯福用巡洋舰把他的尸体送回英国，并说道：“我这么做不是因为他是大使，而是因为他是个绝对的好人。”他的位置被一位法官——爱德华·弗莱（Edward Fry）爵士占据了（如果不是取代的话）。弗莱爵士是个82岁的教友派，身材矮小，超脱名利，不过话虽这么说，他却不愿意把英国代表团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他的助手——欧内斯特·萨道义（Ernest Satow）爵士。后者是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曾担任英国驻华公使，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而弗莱就不行了。
大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是美国和德国的首席代表：约瑟夫·霍奇斯·乔特（Joseph Hodges Choate）先生，75岁，白色胡须，看上去像是19世纪的化身；马沙尔·冯·比伯斯汀（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男爵，文雅而时髦，虽然只比乔特小10岁，却显然是个新时代的人。乔特友好而精明，以能言善辩而闻名，1899年至1905年任美国驻英大使，律师出身，他1895年在最高法院上对财产权益的出色辩论使得所得税的征收延迟了18年。他在斯多克桥拥有一处由斯坦福·怀特[26]设计的避暑住宅。他那光滑的丝绸帽子下闪闪发光的白发成为海牙和会的地标。
马沙尔男爵是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面颊上有两道疤痕，是当年在海德堡上学时决斗留下的，那一副“高傲而聪明的面容，似乎在鄙视人类的愚昧”。他弹钢琴，下象棋，种玫瑰，烟不离手，偶尔弹掉大衣丝绸翻领上的烟灰，那姿势似乎表明他处理人类问题时也不会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他鄙视公众舆论，认为那是报纸随意制造的。不能控制新闻出版的政府，不是名副其实的政府。而控制报纸最好的办法是“当着它的面用力关门”，这就是马沙尔的建议。他对其他与会代表的看法也是爱憎分明：德·马顿斯是个“极度缺乏智慧的江湖骗子”；巴西代表巴巴罗萨（Barbarosa）“最为无聊”；弗莱是个“完全没有现代生活经验的好老头”；托尔涅利“温和平静”；日本代表都筑馨六在德国留过学，是个会说德语的“上等”人，对“皇帝陛下极为尊崇”；俄国陆军代表米克尔森（Michelson）上校在演讲中说战争是可怕的，要尽一切努力仲裁调停，避免其发生——这话如果出自冯·苏特纳男爵夫人之口，还情有可原，而一位上校这么说绝对是“丑闻”；乔特是列国代表中“最非凡的人物”，有“超群的智力、渊博的法律知识和强大的政治能力”。
在讨论限制铺设地雷的提案时，马沙尔的发言震惊了在场的代表；他警告为战争设立准则是愚蠢的行为，因为它在“现实的法则”面前恐怕是无效的。这个说法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评论，甚至桂冠诗人也在《泰晤士报》发表见解。阿尔福尔德·奥斯丁义愤填膺，无法写诗了，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马沙尔的话是为未来德国的侵略行径发出了清晰的警告，德国的邻邦——荷兰、比利时、法国、奥地利——都不能掉以轻心。“收到正式预警”的英国应当采取征兵制，桂冠诗人文章的结尾借用了他的前任——丁尼生爵士的话：“列队！列队！步兵们，列队！”
和平运动人士照旧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海牙，伯莎·冯·苏特纳和斯特德也在其中。斯特德再次自封为独立书记员，记载会议进程、各色人物、激烈争辩和私下交易——这次是以名为“和会邮报”（Courrier de la Conférence）的日报发行，每天四版。安德鲁·卡内基取代了死去的布洛赫的位置，为新的和平宫（Peace Palace）打下地基，他为此捐赠了125万美元。经商定，每个与会国家都要为这栋楼贡献出最好的东西，以表达“普遍的善意和希望”。社会主义者照旧来了，这一回无政府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来了，利用和平大会的时间在阿姆斯特丹开他们的代表大会，希望为他们的事业引来世界的关注。荷兰牧师兼和平主义者多米拉·尼文会斯（Domela Nieuwenhuis）设法将无政府主义和宗教结合，并保持真诚的态度。他毫无偏见地谴责卡内基和各国代表——他们做着带来死亡的交易，一边建造和平的神殿，一边坦然接收武器订单，“连日本来的也不例外”。他的职责也许不合时宜，但却是准确的。“让所有的工人，无论国籍，都起来罢工，抗议战争吧！战争就不会再有了！”尼文会斯呼喊道。
大会的工作照旧按照委员会来组织——仲裁委员会、陆战法规委员会、海战法规委员会——还增加了第四个委员会——海商法委员会。布儒瓦和贝尔纳特仍是第一和第二委员会的主席，托尔涅利和德·马顿斯分别担任第三和第四委员会主席。内里多夫的开幕式演讲没有引发任何兴趣；大会开头的几天很阴郁，会场的安排和任务的分配混淆不清，全体大会上的音效很差，以至于代表们曾就上一位演讲者用的是英语还是法语进行激烈的争论。
裁军问题必须要讨论，哪怕目的只是为了向公众展示它是行不通的，而政治家们的意图是真诚的——英国人坚持执行了这个想法，在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并没有国家退席，因为爱德华·格雷爵士之前的解释虽然暧昧不明，却也让大家明白，对这个话题的探讨不会陷入令人不快的境地。确实如他所说。爱德华·弗莱爵士严肃而动人地陈述了死亡的引擎节节攀升、令人震惊的事实，然后提出“进一步认真研究”的决议案，这正是1899年搁置时使用的措辞。内里多夫同意，如果说1899年谈军备限制时机还不够成熟的话，1907年也同样如此，代表们没有投票就接纳了弗莱的决议案。这个话题总共讨论了25分钟。这场“既可怜又可耻的灾难”令斯特德愤怒，就连国务卿鲁特也断定，格雷的支持不过是为了“满足英国公众舆论”而做出的姿态罢了。
在弗莱的“葬礼演说”之后（这个名号是马沙尔起的），世界对海牙和会已不耐烦，甚至记者们都失去了兴趣。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代表反倒集中精力干正事，讨论起战争的法规和技术细节来。代表们就他们的专业——中立国的权利和义务、武力索赔契约债务、战争开始的规则等将战争视为人类生活理所当然的问题——起草、论辩，全神贯注，忙得不亦乐乎。他们还真的比第一次和会时更认真，仿佛战争不仅是无法更改的事实，还是迫在眉睫的事实。委员会每天开两次会，需要阅读冗长的文件，征询专家的意见，准备新的草案，为了制定妥协方案而进行的机密谈话也无休无止。“过去的6个星期太辛苦了，我在律师资格考试后还没这么用功过。”马沙尔向彪罗汇报时说。
用气球投掷投射弹和爆炸物的问题经过讨论后，为了避免自我否定，代表们把禁令延长了5年。中立国领土——比利时极为关切的问题——被承认是不容侵犯的，代表们制定了一份包括25项条款的公约，确立了如若中立国被侵犯，将采取的程序规则。日本1904年奸诈地突袭俄国，开启日俄战争的行为引发了有趣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一份公约，签署国同意，在发出明确的警告——可以是宣战公告或者最后通牒——之前，不得开战。还通过了一份包含56项条款的公约，重新定义了陆地战争的法规和惯例。1902年的委内瑞拉事件促成了另一份公约的产生，禁止使用武力索赔契约债务，除非欠债国拒绝仲裁。这份公约代表着国际法的明确进步。
海战是激烈争论的对象，对海上贸易的捕获是核心问题。作为海上封锁的基本武器，英国坚决捍卫捕获权不受任何限制。而德国对于用捕获法庭（prize court）或其他干涉措施进行限制的决心也同样坚定。至于潜水艇和自动触发水雷等对抗封锁的武器，德国坚决捍卫使用的权利，而英国要求限制。在私人财产赦免的问题上，如果说美国代表团还没有听懂马汉的告诫的话，格雷已经明白了。他告诉手下的代表们，如果一条原则的“逻辑结论使得废除商业封锁成为必须的话”，英国是不能同意的。他还为此准备了一个扭曲的理由，这是马汉绝对想不出来的。任何“企图缩小战争的不良因素，消除公众抵制战争的顾虑”的条款，英国都是不能同意的。翻译成简单的语言，也就是说，英国不能同意任何减少战争的损害，以使人们更轻易参战的条款。对于英国自由党来说，为本来就利己的政策找到道德上的理由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最擅长此道，或者说，表达最为隐晦的莫过于这位爱德华·格雷爵士了。
最终，大会通过了8个关于海战的公约，对伤害敌人的所有方式设定法规，明确权利和限制。光是禁止自动触发水雷的条款就有13条，只有铺设1小时后自动失效的触发式水雷才被允许使用；另外13个条款对海军轰炸岸上设施做出了规定；57个条款支配国际捕获法院。其余的公约则与捕获的权利、走私的性质、中立国在海战中的权利和义务有关，但是这些公约很不令人满意，关于它们的讨论将在下一年的伦敦海军会议上继续。
庞斯富特离开之后，仲裁的推动力就主要由美国承担了，律师出身的国务卿鲁特是乔特背后支持的力量。鲁特的目标是把1899年建立的，针对同意仲裁的诉讼国的非强制性法庭转变为常设国际法院，由常任法官“在司法责任的意义下，通过司法方法”解决国际法上的问题。罗斯福总统对这一目标的支持并无坚定的信念。他在会议进行了一半时，向鲁特坦白：“我没怎么关注海牙的情况。”而对他的朋友、德国驻美大使斯派克·冯·斯滕伯格（Speck von Sternberg），他的话则更有力度——出于某些原因，他和德国人有如此交流的习惯。他告诉斯派克，他对海牙的进程没有适当的兴趣，因为他“实在厌恶”专业和平人士喋喋不休的废话。
美国设立常设法庭的提议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巴西坚持44国都要有代表成为障碍之一。用一位评论员的话说，“土耳其、波斯等堕落的东方国家……或中南美洲的混血儿律师”为他们做决策，欧洲大国的代表想到这点就受不了。但问题的症结还是在强制性仲裁上。这一点取决于最后的答案，“1907年开的这场会，到底是和平会议还是战争会议？”马沙尔在给柏林的报告中写道。既然他的国家完全否定强制性原则，马沙尔应该已经知道问题的答案了。然而，他并没有像前任那样，陷入困难的孤立状态。他反而强烈支持仲裁的原则，而同时又反对所有将之付诸实践的措施，正如乔特所说的那样。大会试图弄出一系列无关痛痒的问题作为强制提交仲裁的项目，让大家都同意，但是还是有8个国家投了反对票，未能成形。最终，包含96项条款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获得通过，强制性原则不在其列。因此，法院无法成立。
还有最后一个争论的焦点：第三次和会。海牙理念的信奉者们希望能看到在相互依存的原则下建立的常设机构和定期会议。国家作为独立主权单位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大会解散之前，他们想做出再次集会的承诺。非信徒们，主要是欧洲大国，不想要更多限制它们自由行动、通过强制和平解决而侵犯国家主权的东西。它们反对对第三次和会的承诺，特别是因为该问题的压力主要来自美国。国务卿鲁特真诚地相信连续的失败是成功的必需，认为每次大会所取得的成绩都是下一次大会目标实现的条件，所以他吩咐乔特达成召开第三次和会的决议。现在让各国做出承诺，他是想和俄国较量，取得和会的倡议权和控制权。乔特和态度勉强的代表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直到他向内里多夫威胁说，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就在全体大会上公开表决，反对的声音才平息下来。代表们通过决议，建议下次会议在“与前述会议间隔时间相同的周期”召开，也就是8年之后。
完成了这么多，至少已在“使国家的做法与其公开表示的和平愿望一致”上取得进步了，鲁特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这个愿望足够真实。因为它，各国两次相聚海牙。因为它，人类与生俱来的保卫自己的欲望两次和与之相反的意向交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国家愿意放弃战争的自由以换取法律保障——还在前头。正如乔特后来所说，海牙和会上迈出的步伐注定是“踌躇而矜持的”。
他期待1915年的下一次会议能取得进一步成果。
[1] 拉丁文：urbi et orbi（教皇训令中的祝福语）。
[2] 威廉二世乃英国维多利亚女王（1809—1901）之外孙，和众多欧洲皇室成员都有血缘关系。
[3] 拉丁语：直译为“我们不能”，指无能为力，无法对事情采取行动。这个词被用来形容庇护九世、利奥十三世等教皇的外交政策。
[4] 库诺·弗朗克（Kuno Francke，1855—1930）：美籍德裔历史学家、教育家，哈佛大学教授。
[5] 即参与美西战争马尼拉战役的乔治·杜威，美国海军特级上将。
[6] 即索尔兹伯里姓氏的首字母。
[7] 该报于1865年创办于伦敦，后合并至《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 Standard）旗下。其名字取自英国作家萨克雷笔下虚构的报纸。萧伯纳、王尔德、斯蒂文森等作家都曾为此报执笔。福尔摩斯系列故事、《时间机器》等文学作品中都提及过这份报纸。斯特德在1883—1889年担任此报主编。
[8] 指巴塔克大屠杀，发生在1876年“四月起义”期间，土耳其非正规军对保加利亚人的屠杀。
[9] 即贝莎·帕尔默（Bertha Palmer），美国女商人、慈善家、社会名流。
[10] 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Phineas Taylor Barnum）：美国19世纪娱乐业的重要人物，“玲玲马戏团”的所有者，带着包括著名的连体婴“暹罗双胞胎”在内的各种神奇展品到处巡演。
[11] 奥兰治自由邦是非洲南部的独立国家，后来成为南非的一个省份。
[12] 杰克可用作约翰的昵称。
[13] Stadtholders是从中世纪承袭的头衔，直译为执政，实则是荷兰等低地国家的元首。
[14] 此处讽刺俄国沙皇抵制立宪。
[15] 即把战场从陆地、海洋扩大至空中。
[16] 希伯来文，意为迫在眉睫的凶兆。《圣经·旧约·但以理书》中记载，古巴比伦王伯沙撒在欢宴时看见神秘的手指在皇宫的墙上写下上述文字，预言其大难临头。
[17] 埃菲尔铁塔建于1889年，作为当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入会拱门。
[18] 摩洛哥港口城市。
[19] 即当时的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the Younger，1759—1806）。
[20] “满满的饭盒”是美国共和党1900年提出的竞选口号，见本书第三章。
[21] 西奥多·罗斯福的昵称。
[22] 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
[23] 海伊于1905年6月去世。——原注
[24] 此处探讨的问题是限制军备（limitation of amaments），而非裁军（disarmament），但因为裁军这个说法较为简练，在当时普遍使用，故本书也遵循这个用法。——原注
[25] 指的是法国总统在欧特伊遭反德雷福斯派的袭击一事，详见本书第四章。
[26] 斯坦福·怀特（Stanford White）：美国著名建筑师，华盛顿广场拱门（纽约）的设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