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1月，美国国会开会的当天，一位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正在主持会议。他像巨人一般，身高6英尺3英寸（约1.9米），体重300磅（约135千克），全身黑衣，“领子以上是一张巨大的娃娃脸，胡子刮的很干净，好似一颗卡萨巴甜瓜长在粗壮的黑梗上。他可以做肖像画大师弗朗斯·哈尔斯（Frans Hals）的模特，长长的白手指会让梅姆灵（Memling）心花怒放”。他说话慢条斯理，喜欢丢下几句挖苦的珠玉之言，为最热烈的雄辩降降温，然后以温和而庄重的表情欣赏嘶嘶的响声，好像一尊新英格兰的佛像。一位伊利诺伊州来的啰唆的议员在议院慷慨陈词，称自己与其当总统，还不如做个正直的人时，议长突然插话：“这位先生不必烦恼，这两件事他都做不来。”另一位以不成熟的观点、吞吞吐吐的说话方式臭名远扬的议员开始发表评论：“我在想，议长先生，我在想……”议长希望：“没有人会打断这位先生值得称赞的创新意见。”对于另两位特别不擅长说话的发言人，他的评语是：“他们只要一说话，人类知识的总和就变少了。”据说，比起结交一个新朋友，他更愿意说一句机智的格言。但是，在他精挑细选的朋友中间，他又被称作“最亲切、最能活跃气氛的人”，他的谈吐“闪耀着和善的光辉，比最好的香槟还要美味”。他就是托马斯·B·里德（Thomas B. Reed），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人，50岁，在国会工作14年后就被公认是“最擅长持续辩论的美国人”。任期结束前，他就被称作“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国会领袖……无疑是美国政界最杰出的人物”。
尽管里德属于最早在新英格兰扎根的家族，他所继承的财产、土地或社会地位并没有成为其政治生涯的砝码。这些东西对于美国政治不起任何作用，拥有它们的人往往也不从政。富有的名门望族不想承担（甚至巴不得躲开）治理国家的责任。亨利·亚当斯[1]的长兄约翰“被认为是家里最出色的成员，注定会取得杰出的成就”，结果他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获得了财富，并从政府中“抽身而出”，用他弟弟的话说，“他想要的都有了：财富、儿女、社会地位、名望，为了装饰克利夫兰内阁或得到爱尔兰暴民的拥护而牺牲自己，这种想法在他看来太可笑了”。这种态度不是厌世的亚当斯家族特有的。1880年的纽约，当年轻的西奥多·罗斯福表明有进军政坛的打算时，便遭到“文雅而安逸的绅士们”的嘲笑。他们告诉他，政治是“庸俗的”，只有“酒店老板、马车夫那样的人”才会参与其中，“和他们接触很不愉快，让人难以忍受”。
美国独立后，汉密尔顿设计的以统治阶级利益组织国家的方案被否决，这就是富人们之所以放弃政治的原因。杰斐逊的原则和杰克逊的民主取得了胜利。尽管美国的开国元勋和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大多是有财产和地位的人，但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反过来成了阻止这类人进入政界的因素。成年男子普选权确立后，富人们意识到自己与平民在计票时是平等的，而他们在人数上又远远少于平民，于是干脆退出了战斗。从第七位总统开始，就没有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了（除非把哈里森家族也算上）。他们退却到舒适的家庭生活和各自的爱好当中，治理国家的责任越来越多地落在了野心勃勃、从底层打拼的新人身上。有钱人将精力投入到银行业和贸易中，以赚取更多的钱，而逐渐放弃了祖传的土地。纽约州的荷兰殖民大庄园是最先衰败的；南方的种植园跟着内战一起没落了；波士顿的古老家族虽还兴旺，却已淡出政坛。作为骄傲的“中心”城市，自两位亚当斯之后波士顿就再没有诞生总统了。爱默生在他的政论中写道：“最有价值、最温和、最有能力和教养的美国人却是胆小怯懦之辈，只知道保护自己的财产。”
40年过去后，英国人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为“上层阶级的冷淡情绪”所困惑，在《美国国民》一书中用了一个章节论述“为什么最优秀的人不从政”。他们缺少的是贵族的责任感。他认为，“有教养的富人之所以冷漠”部分原因是由于大众不尊重他们。“既然大众不指望他们的指引，他们也就不会站出来给予了。”
没有土地，就无法发展世袭统治阶级，缺乏这样一个受传统道德法则规范的阶级，美国便充斥着“投机者”（plungers）、掠夺者、创造者、罪犯和投机倒把的奸商，在肆无忌惮地剥削人民；他们也导致了政治腐败问题的产生。美国在内战后迎来了产业大发展，前所未有的扩张开始了。美国人口从1880年的5000万增加到1900年的7500万，增长达50%。既然机会到处都有，政府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持国家的安全，好让资产阶级获得更多的利润。政府就好比受雇于资本家的经理人。到处是无耻的丑闻与交易，愤怒的人们开始要求改革。但与此同时，绅士们并没有“降低身份，参与政治”，这是伊迪丝·华顿对纽约“上流社会”的评论。她那些“最优等的”朋友中很少有人凭借自身的能力改造公共服务。美国“在浪费而不是利用这个阶级”。
美国的富人既不担任政府职务，也不能从土地上获得安全感，因此很容易惊慌失措。当1893年的经济危机威胁到约翰·亚当斯的财产时，“他彻底崩溃了，”亨利写道，“似乎波士顿的整个精神系统都坍塌了，他以及其他不少领袖人物都垮掉了。我显然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我们中有人比他更坚强。我自己的神经很久以前就崩溃了。”事实上，那个阶层的不少人都比亚当斯一家更坚强些，但他们还是比不上莫里斯安尼亚（Morrisania）的庄园主路易斯·莫里斯（Lewis Morris）。当他的兄弟劝他别在《独立宣言》上签字，因为会威胁到他的财产时，他回答：“我才不管什么后果呢，把笔拿来！”
议长里德在个性、才智以及接近残酷的独立性上，都代表了当时美国政治人物的最佳状态。他来自新格兰北边那个强硬的角落，单音节的姓氏也透露着不屈不挠的态度。他在1839年出生时，他的祖先已经在缅因州生活了200年。他母亲的祖先曾是“五月花”号的乘客，祖母是乔治·克莱夫（George Cleve）的后代——克莱夫在1632年从英国抵达新大陆，在缅因州建了第一座白人的房屋，是波特兰殖民地的建立者和第一任长官。娶了克莱夫的玄孙女的里德的家族以渔业和航海为生。他们祖先和邻居不曾拥有多少土地或财富，只是一代代人在多岩石的土地上开拓耕耘，抵挡印第安人的袭击，忍受孤独，在被雪困住的冬天生存了下来。不畏艰难已经成为习惯，流淌在里德的血液中。他的父亲是当地一家小海船的船长，他抵押了房子送儿子去鲍登学院上学。里德在中学教书以赚取上大学的生活费，为此每天都要走将近10千米路，往返于住所和学校。波特兰家的孩子到鲍登读书，不是为了满足社会习俗的要求，而是为了获得严肃的教育。很多学生的情况和里德相仿，因此鲍登学院在学期安排上也给他们冬天在中学教书留出了时间。里德原本准备毕业后担任牧师，但当他熬夜在床，与大学舍友一同朗读卡莱尔的《法国革命》、歌德的《浮士德》和《少年维特的烦恼》、麦考利的《随笔》，以及萨克雷和查尔斯·里德的小说时，逐渐形成了与正式教义不同的个人宗教理念。于是1861年毕业后，他开始学习法律，并继续兼职教书，每月赚20美元，“借宿”于当地的家庭中[2]。
1864年，美国内战把里德吞没。他加入了海军，在密西西比一条炮艇上服役，交战场面并不激烈。他后来坦承，自己作为军需官，并没有遭到炮火的攻击。所以，常见的荣誉和英勇的光辉并没有逐渐镶嵌在里德的战争记忆中。“那是多么亲切而迷人啊，在海军生活的年代，”和别人一起追忆峥嵘岁月时，他会这么说，“我在舰艇上管理食品杂货，我熟悉所有的规章制度，而其他人都不懂。自己的权利我都有，他们的大多数权利也归我。”他后来在国会也采用这种办法，取得了一些效果。
1865年进入律师界的里德是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年方25岁，有一头厚实的金发和一张帅气的方脸，棱角分明。接下来的10年，他在波特兰市议会工作，当选立法委员，进入州参议院，任职缅因州首席检察官。他结了婚，发了福。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夭折的儿子。他的头发越来越少，直到几乎秃顶，肚子却越来越大，走在波特兰街上像是“一搜护航舰，周围都是小扁舟”。他沉默寡言，面无表情，眼窝内陷，目不斜视，好像一头大象，迈着笨重的步伐，慢悠悠地晃着。“他一过来，整条街都变窄了！”一位路人大声说道。
1876年，36岁的里德入选国会，代替提拔到参议院的布莱恩（Blaine）。作为调查民主党海斯-蒂尔登（Hayes-Tilden）竞选欺诈事件委员会的成员，他对证人展开了很有艺术技巧的盘问，使他闻名全美。在随后的国会中，他进入了有至关重要影响的法案委员会（Rules Committee），并担任司法委员会（Judiciary Committee）主席。一次又一次会议使他在国会实务和策略上的知识不断完善。
用一位同僚的话说，国会存在着一系列为“阻碍立法”而“刻意精心制作”的规章制度，像中世纪秘法师的医疗器械盒一样，充满“错综复杂的秘密”。但是里德掌握了一切。“在我看来，任何时代都没有人比他准备得更充分，更适合做议会的领导。”说这句话的是和里德共事7年的专业观察家，参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里德不但熟知国会实务和法律，而且“理解这个体系的理论和哲学，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无论他有没有意识到，此时的工作是在为了日后当议长做准备，届时国会里所有人都会被他的能力震惊，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会操纵规章制度。
他除了有这方面优势以外，还是洛奇听说过或见到过的“最准确、最有效力的辩论家”，没有这一点，他的权威也不可能得到承认。他从不说一句废话，在说话的中途从不出错，不会犹豫不决，也没有被迫收回或修改过立场。他回答或反驳的速度很快，简洁有力，清楚明白。他可以陈述案件，阐释观点，摧毁论点，或揭露逻辑上的谬论，令对方无可置辩；没有人比他更擅长这些。他的语言生动形象，绘声绘色，比如用“草莓刚成熟所需的时间”来描述两个月。他的用词恰当而特别，很有个性。一次，在争论两位国会议员贝里或柯蒂斯哪一位更高时，他让两人站起来比较。贝里慢慢地伸展到全身的高度，里德说：“天呐，贝里，你的兜里还塞了多少？”他的诙谐妙语也是有名的，比如“贤明者与大众一同喧哗”，以及“政治家就是死掉的政客”。他说话时很少打手势。洛奇说：“他站起来等待对手结束讲话，他庞大的身躯将过道挤满，手倚靠在桌子上，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看上去好像一点儿都不懂，甚至根本没听对方在说什么，这时候的他是最危险的。”一次，他的驳斥让对方目瞪口呆，气得说不出话；里德却惬意地环顾四周，说道：“既然已经把那只虫子嵌在评论的琥珀里，我可以继续了。”
他清晰的逻辑能力在“5分钟辩论”里特别管用。“拉塞尔，”他对马萨诸塞州议员说，“你不太了解5分钟辩论的道理。这个环节的目的是向国会提供正确的或者错误的信息。今天下午你已经用掉好几个5分钟了，却没有提供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
里德经常通过叙述，而不是演说来表明观点。他觉得相邻的议事厅（即参议院）不值得尊重，也最喜欢拿它开玩笑，激怒参议员。一次，他畅想50年后的总统选举，说宪法修正案决定总统将在参议员中产生，且只有参议员有资格投票。“总票数统计出来后，主持投票的首席法官犹豫了一阵，脸色发白，周围的人意识到有意外发生。但是，他努力站起身，用爱迪生当时的新发明——扩音器，以具有穿透力的声音宣布了令人震惊的结果：66位参议员各获一票。”
一次关税辩论上讨论到经济特权问题，他说起了在纽约街头走路时，“看见有钱人住高级住宅，普通人的美德却没有回报，两者对比鲜明，使我喉头一紧……对住在里面的人我不觉得亲切，这种感觉我深有感触，我是在羡慕他们，这是善良诚实的情感。如果过道对面的先生们[3]也有同样的感觉，就会认为是政治经济问题”。
一听说里德已经到了走廊，快要过来讲话了，议员们便赶紧回到自己的座位，闲聊的人纷纷解散，厌烦和注意力分散的现象也一扫而空。整个议会都期待着他妙语连珠的演说、刺痛人心的挖苦话、一闪而过的机智言语。每个人都想感受下和里德辩论的滋味，但他拒绝和“小人们”同台竞技，只把时间预订给配得上他的对手。
记者们为了捕捉一两句巧妙风趣的话，很喜欢让里德就当日的新闻做评论。他们并不总能成功。当被问及罗马教皇的一次演说时，他回答：“我被他的无足轻重打败了，无话可说。”被问到美国人遭遇的最严重问题时，他说是“如何在街上躲避自行车”。
他的第一次任期结束后，就没有人再与他竞争缅因州第一区议员的职位了。至于选举，则是另一回事。因为在自由铸造银币的问题上拒绝妥协或含糊其辞，他差点儿在1880年的选举中失利（当时缅因州力挺美钞的情绪很强烈）。他那次仅以109票保住了席位。但是，自从名声不胫而走之后，他基本上就在两年一度的选举上稳操胜券了。连民主党人都“暗地里将选票投给他”。“他很合新英格兰的口味，”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霍尔说，“人们最喜欢听他谈论公共问题，布莱恩和麦金莱都比不上他。”一个英国人在解释帕默斯顿[4]的人气时说的话也许也适用于里德：“全国都喜欢帕默斯顿，因为他总是说‘你见鬼去吧！’”
尽管里德在身边造了一圈篱笆，看不起人，也不怎么和公众接触，但和他智力水平相当的人却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令人愉快的同伴”。在华盛顿精英的小圈子里，他活泼开朗、光芒四射，是个扑克牌玩家、讲故事的能手，谁都想请他吃饭。某次晚宴上，交谈的内容转向了赌博。另一位健谈者——纽约州参议员乔特（Choate）多少有点儿油腔滑调地说，他从未赌过任何东西，包括马赛和纸牌。“我要是能这么说就好了。”另一位客人真诚地说。“你为什么不能呢？”里德用特有的鼻音问道，“连乔特都说了嘛。”
他的修养也丰富着他的谈资。他最爱的诗人是彭斯、拜伦和丁尼生，他最喜欢的小说是萨克雷的《名利场》。他经常看《笨拙》杂志，并以原文阅读巴尔扎克。他说：“巴尔扎克的几乎每一本书都悲伤得无以言表。”他40岁以后才开始学法语，“为了练习”，还用法语写日记。国家图书馆之所以存在也要感谢里德。他的坚持和雄辩终于让吝啬的国会失去耐心，保证提供足够的资金建立美国国会图书馆。
“听他谈话是最愉快的事，他也是最好的倾听者，”洛奇说，“因为他有开阔的胸襟，无限的兴趣，人类行为的种种他都熟悉。”“我们邀请了那位汤姆·里德参加晚宴，”洛奇的一个年轻的朋友写道，“他太有意思了。”不久之后，提倡公务员改革的里德为这位年轻人在华盛顿的公务员委员会谋得了一个职位。此后，一旦这位专员需要国会帮忙，里德便会伸出援手。后来，当这位纽约来的年轻人活跃于国家政治舞台上时，里德献给了他最值得纪念的颂词：“西奥多，说起来我最钦佩你的地方，就是你第一个发现了十诫[5]。”不过他也说过：“罗斯福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是当不上总统的。”这可就算不上是先见之明了。
然后，1889年，西奥多·罗斯福在里德的国会议长党内竞选中有了利用价值。里德当时的对手是麦金莱、乔·坎农（Joe Cannon）和其他几个人。罗斯福在西北放牧、打猎的同时，也为竞选积极奔走，并成功确保新加入合众国的四个州——华盛顿、蒙大拿、南北达科他——会选送共和党人参加下一届国会。回到华盛顿后，罗斯福在古老的沃姆利宾馆的密室里建立个人总部，将新国会议员的选票“聚拢”给里德。然而，让他的支持者失望的是，里德拒绝以委员会任命为诱饵收集选票。但他还是赢了。
他现在占据选举办公室的最高职位，这是他的党派所能给予的仅次于总统的礼物。“像撒旦一样野心勃勃”，据和他很熟的克拉克议员所说，他并不准备就此止步。他决意在拿起议长的小棒槌的同时，推行一项已思考多时的计划，他没有与任何人商议过；为了这个计划，他要赌上自己的政治前途。他知道自己会成为斗争的中心，吸引全国的注意，而如果他失败了，他的国会生涯也会就此结束。风险很大：要么他打破令国会瘫痪、陷入“无奈空虚”之中的“少数人的专制”，要么他就辞职。
里德议长决定挑战的是一种被称为“沉默（或消失）的最低法定人数”的阻挠战术。少数派利用这种方式阻止法律的通过，即要求点名然后在名字被叫的时候保持沉默。根据当时的规则，只有当议员口头回应点名时才确定其在场，而只有多数人在场时才符合立法程序的法定人数，因此，这种沉默的拖延战术可以使国会陷入停工的状态。
最近的一次选举在1888年，共和党获胜，并在16年来首次同时掌控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但它的地位岌岌可危。阴郁的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在选民投票上败给了克利夫兰，只获得少数选民的支持，因为总统选举团体制才得以坐在王位上，心神不宁。共和党在国会168∶160的优势脆弱得如同威化饼干，仅比法定人数（165）多3票。在这样的条件下，共和党人还想通过两项重要的政党法：修改关税的《米尔斯法案》（Mills Bill），和支持黑人选举权的《军力动员法》（Force Bill）——南方出台了人头税等措施阻碍黑人投票，这项法案就是针对这些措施的。民主党已做好准备阻碍议会通过该法案，并设法阻止四位共和党人——其中两位是黑人——在南方选区中获得席位。
对于里德来说，这是关系到代议制存亡的问题。假如民主党可以阻止选举胜利的共和党依法制定的法律，他们实际上就把选举结果完全不当一回事了。在他看来，少数派的权利是在自由辩论和投票时才有效的，但如果少数派可以挫败多数人的行动，“它就成了专制”。他认为国会的任务不仅在于商议，更在于立法。作为党派及美国的议长，他必须保证立法任务完成，而不是仅仅做辩论的裁判。
议长在当时是影响力很大的职位，直到1910年反抗乔·坎农时，部分权力才转交给委员会们。依据职权，议长也是议事规则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里共和党与民主党委员各占两个，把各自抵消了。但是议长有权任命各委员会的成员，议员的政治生涯和立法进程都取决于他。里德手中掌握着“有责任的权力”，虽然那句格言很有名，但是权力并不一定只带来腐败：权力也可以加深默契。权力甚至可以引发伟大的事业。在《华盛顿邮报》看来“和总统一样重要”的议长之职，可以成为迈向巅峰的阶梯。里德不是个会错过机会的人，也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他自行决定攻击“沉默的法定人数”，独自计划这项战役，一部分原因是其他人都觉得他没有成功的机会，另外，他不确定会不会获得自己所在政党的支持。有迹象表明共和党人也许不会支持他。里德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如此强烈，很显然法定人数的计算会成为下一届国会的问题。“里德会数下去”——这是《华盛顿邮报》预测的大字标题，下方的报道说，里德最亲密的战友坎农先生也对此方案持反对态度。民主党人在为防御战安排人选。前任议长卡莱尔（Carlisle）大声宣布，任何在“计数投票”不达法定人数的情况下通过的法律将都被视作违宪。
然而，里德认为他会得到法律的支持。至于自身党派的态度，他愿意赌一下。他精明地判断出，狂怒的民主党会大加挑衅，反过来刺激共和党人支持他的决定。第一次竞选角逐安排在1月29日，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果然，民主党叫嚷没有达到法定人数，要求点名。163人赞成，差两人才到法定人数。里德大显身手的时机到了。他那月亮一般苍白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变化。“那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人类的脸。”一位同事描述道。他没有加快慢吞吞的语速，宣布：“议长要求办事员记录下这些在场但拒绝投票的议员的名字。”然后开始读名单。“现场混乱不堪，暴风雨一般……这可能是国会有史以来最狂野的场面、最高涨的愤怒和最刻薄的谴责，情况十分危险”，接下来的五天都如此。共和党人激烈地鼓掌，而每个民主党人都在“一边拍桌子一边高声喊叫”，他们未来的议长、佐治亚州的克里斯普（Crisp）用低沉的嗓音说：“我反对！我不服从议长的裁判！”这次爆发“堪比任何议会中的暴力场面”，一位议员后来回忆道。议长却处之泰然，面无表情，继续报人名：“布朗夏尔先生，布兰德先生，布朗特先生，阿肯色州的布雷肯里奇先生，肯塔基州的布雷肯里奇先生……”
这位“以银色的头发和能言善辩著称的”肯塔基州议员跳了起来。“我不承认议长的权力，我谴责他在搞革命！”他大声喊叫着。
而主席台上的人并不理会，洪亮的鼻音仍在继续：“布洛克先生，拜纳姆先生，卡莱尔先生，奇普曼先生，克雷孟特先生，考文特先生，克里斯波先生，卡明斯先生”——嘘声四起，“反对”的呼喊不断，但以字母排列的名单仍然继续念出，势不可挡——“劳勒先生，李先生，麦卡杜先生，麦克里先生……”
“议长无权把我算作在场！我反对！”麦克里咆哮着。
议长第一次停下，会场也安静下来，就像观众们被舞台上的演员吸引一样。然后，他温和地说：“议长仅就事实陈述，这位先生是在场的。他否认这一点吗？”
他继续清点人数，不为抗议、反对声和维持秩序的喊叫声所动，念到S和T开头的人，终于名单结束。突然间，他似乎鼓起了庞大身躯和权威个性的所有力量，用洪亮的可以穿透任何会场的声音宣布：“议长因此裁定，在场的议员符合宪法规定的数量。”
这句话引起的喧哗比之前更甚。肯塔基州的布雷肯里奇要求质询程序问题，理由是议长无权做出以上裁定。“议长否决质询。”里德冷静地说。
“我反对议长的决定！”布雷肯里奇叫道。
“我要求将反对搁置。”机警的共和党人、伊利诺伊州的佩森很快介入。如果允许这个请求，辩论就要关闭，民主党人气得唾沫四溅。其中一百多个人“站起来号叫，要求认可”，一位记者写道。“好斗的乔·惠勒”，身材矮小，曾是南部邦联骑兵的将军，因为过道拥挤而到不了前台，干脆从后面跳下来，“踩在桌子上跳跃，好似一头峭壁上的野山羊”。现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身材高大的议员成了唯一没有站起身来的民主党人，他正在座位上意味深长地用皮靴磨着钢制猎刀。一位共和党人说，对于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展开辩论”，里德同意了。这场辩论持续了四天，民主党人寸土必争，要求阅读议事录、上诉书和程序问题质询的每个字，针对每个要求，里德都沉着冷静地将沉默的议员算作在场，于是违抗愈演愈烈。一次，总是试图讨好别人的麦金莱议员说话一时疏忽，仓促结尾，里德提示道：“这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先生拒绝被打断。”
“我拒绝被打断。”麦金莱重复里德的话，英勇地结束了辩论。
里德总是在每个关键时刻清点人数，重复惯用的法则，毫不手软：“在场人数符合宪法规定的要求，可以继续。”民主党人的愤怒和挫败感持续升级。一群嘴里骂骂咧咧的人走上来，威胁要把里德从主席台上拽下来，一位旁观者感到：“他们像土匪一样要上去围攻议长。”里德仍然纹丝不动。受台下气氛的感染，旁听席上的参观者和通讯员也倚着栏杆，冲议长晃拳头，加入到谩骂和亵渎中。一位记者感慨：“礼仪都被抛到脑后了。议员在会场乱跑，横眉怒目……破口大骂，喊叫声不受控制地向外涌出。”他们说里德是专制暴君、独裁者，贬低人的绰号像石头一样砸过来。在这些变体中“暴君”和“沙皇”用得最多，表现了那个年代放纵的独裁政体的形象。这位议长后来也就被称作了“沙皇”里德。民主党人越气急败坏，里德就越坦然，巨大的身躯坐在椅子上，“宁静得好像夏天的黎明”。虽然他的秘书注意到，里德回到私人房间里，紧握住桌子，因为忍着愤怒而颤抖，在大厅里，他从没有表现出异常，好像那些恶毒的语言对他毫无影响。他坚强地控制着自己，“像拦路抢劫的强盗一样冷酷而坚决”，《纽约时报》如是说。
他后来告诉朋友，之所以能如此沉着，是因为他已经断然决定，如果不能获得国会的支持，“就直接走下主席台，辞掉议长的职位和国会席位”。纽约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6]律师事务所准备接纳他在那儿工作。“况且我已决定，如果我只能无能为力地待在主席台，看着大多数人毫无希望地试图立法，这种政治生涯不要也罢，我自愿让位。”既然有了这样的决定，“你就再无所失”，破釜沉舟了。这对人的心灵很有“抚慰”作用。
这种想法不仅抚慰了他，还给他注入了力量，这是那种担心发生最坏的情况，或为了避免最坏的状况而牺牲原则的人绝不会拥有的。他获得了道义上的优越感，而国会议院就算不知道原因，也能从气氛中感受到这一点。
现在轮到民主党人了，他们改变策略，真的不来国会了，以为这样共和党人只靠自己，是不可能达到法定人数的。就在民主党人一个个悄悄溜走之际，里德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下令将门锁上。立时，民主党人疯狂地挤在一起，想趁下一场投票前出去。于是，他们将“所有个人和官方的尊严”弃置不顾，甚至躲在凳子底下，藏在屏风后面。得克萨斯州的基尔戈尔议员为了逃跑，踢起上了锁的大门。可笑的“基尔戈尔踢腿”便成了漫画家的素材。
到了第五天，民主党人干脆全体缺席，记名表决时，共和党凑不齐法定人数。两位生病的议员人躺在床上被抬进了国会。还是缺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在来华盛顿的路上。突然，一扇门打开，正如一位记者所述：“红色的胡须一闪而过，一个声音喊道：‘还有一票，议长先生。’”爱荷华州的斯温尼来了，法定人数凑齐，投票的结果是166∶0。战役结束了。民主党人一下子又重回座位。规则委员会通报了一套新的规定，由主席执笔、推行，自不必说。这套规定后来被称作“里德规则”，在2月14日批准实施，规则中包括了以下的内容：（1）所有议员必须投票；（2）100人即达法定人数；（3）所有在场的人都被计算在内；（4）任何拖延或阻挠议案的行为都不被允许，关于拖延或阻挠的定义交由议长定夺。
五年后，西奥多·罗斯福写道，里德的改革摧毁了沉默阻挠战术，比当时制定的任何法律法规“都有更永久的重要性”。里德意识到这场斗争已经斗赢了。他在第五十一届国会闭会的演讲上说“历史的裁定”是唯一值得记载的，他对结果有信心，“因为面向负责任的政府的方向，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
比历史的裁定来得更快的是萨金特为他作的肖像画，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历史裁定的等价物。这幅画是受里德的共和党同僚委托，作为礼物献给里德，以示敬意。然而，这是一件令人难忘的失败之作。“本该捕捉他算法定人数时的姿态，”一位评论家说，“结果却画成了吃生柿子时的面部表情。”
世界各地的议会都在讨论沉默法定人数的终结。此事使里德成为美国的领衔政治人物，1892年总统大选中显而易见的人选。但他的时代还没有到，他自己也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当被问及共和党是否会提名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时，里德回答：“他们可能做更差的决定，我想恐怕会这样。”
确如所言。里德的“沙皇统治”仍被一些人怀恨在心，他对讽刺和挖苦的爱好也令他不得人心。他反感幕后交易，拒绝通过握手、微笑吸引公众，或通过承诺吸引政客，扩大自己的支持者。党的中坚分子宁愿提名在职的哈里森。哈里森是个廉洁的人，但脾气不好，有“白宫冰山”之称。里德从不隐瞒对他的厌恶情绪。当哈里森被任命为里德的家乡波特兰的募款人，里德更鄙视他了，决定到死都不去白宫与哈里森会面。
1892年，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胜，只靠自己，凑齐法定人数也绰绰有余。所以，他们得意扬扬地抛弃了里德的改革方案。里德怀抱些许信心，等待着历史。就像他以前说过的那样：“国会本身比其中的人更理智。”历史没有让他等太久。下一届国会里民主党的多数席位减半，且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争议。里德享受着美味的复仇。他一次又一次要求点名，密苏里州议员布兰德疯狂地反对这种“彻头彻尾的阻挠行为”，他立即对抗道：“彻头彻尾？应该说是公正合理吧。”作为少数派领袖，就像作为议长时一样，他对自己所在的党派控制得仍很彻底。“那一边的先生们盲目地跟在他后面，”克里斯波议长忧愁地说，“你能听到他们私底下说‘里德不能这么做啊’或者‘这是错的’，但只要里德说‘做就对了’，他们就立马去做了。”到最后，民主党人不得不让步，为了自身利益重新启用里德的法定人数计算法则，里德忍耐住得意的情绪。“我说什么话都比不上今天发生的事，”他说，“我向第五十三届国会道喜。”
1890年，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的最后一次冲突发生在南达科他州的伤膝溪（Wounded Knee Creek），至此，美国人口统计局随后宣布陆地上的拓荒已全面完成。里德的下一个挑战正在成形。就在那一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校长A·T·马汉（Mahan）上校在《大西洋月刊》上称：“不管他们愿不愿意，美国都必须向外看了。”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是个安静的军官，守口如瓶，拥有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头脑。他毛遂自荐，负责“不断宣讲美国的对外利益”。极少数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有外部利益，大多数人觉得这种利益不应该存在。最紧迫的问题是兼并夏威夷。1887年，美国在珍珠港获得了一处海军装煤基地。但兼并夏威夷群岛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地产商的利益，而这又是由多尔法官（Judge Dole）及糖业托拉斯所控制的。1893年1月，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支持下，他们策划了针对夏威夷当地政府的叛变；多尔法官摇身一变成了多尔总统，并迅速和美国公使协商兼并事宜，商谈的结果很快就在2月被哈里森总统送交给参议院。哈里森在改选中败给了前任总统克利夫兰，即将在3月4日退位，他希望参议院能立即采取行动，在新总统上台前批准兼并。但是立法程序太粗糙，被参议院否决了。
克利夫兰是个正直而诚实的人，反对任何形式的扩张，和里德类似，长相也有点儿接近。有一回，在光线很暗的房间里，里德被人误认作是克利夫兰，里德于是说：“天哪！可别告诉格罗夫[7]，他对自己帅气的样子很在意。”克利夫兰入主白宫不到一周就从参议院收回了兼并协议，这令里德的年轻朋友罗斯福很不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跃跃欲试”，想去“拽旗子”。
兼并的动机是经济上的私利。马汉则将之转变为决定命运的国家利益。在克利夫兰召回协议的同一个月份，马汉在《论坛》上发表了名为“夏威夷及美国未来的海上力量”的文章，宣称对海洋的控制是国家力量与繁荣的主要成分，因此“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正当地占有这样的海上基地，以确保制海权”。“战略家的注意力集中在”夏威夷，它所处的位置“有特殊的重要性……有力地影响着太平洋的商业和军事力量”。同一月，他还在《亚特兰大周刊》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论证美国在未来拥有海上力量，以及占领地峡运河（Isthmian Canal）地带的必要性。
马汉人如其文，措辞很权威，所写的东西似乎都有无可辩驳的道理。此时，他已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的作者。这本出版于1890年的书整理自他1887年在海军战争学院的讲座。此书对国际海军界有直接且惊人的影响，在美国国内也如此，尽管联系愿意发表此书的出版社花了3年时间。许多有思想、关心国家政治的人都对此书兴趣浓厚。24岁的西奥多·罗斯福著有《1812年的海上战争》一书，他受邀在海军战争学院演讲，并成为马汉的门徒。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出版后，罗斯福“一口气”读完并写信给马汉，说他确信此书是“海军的经典之作”。当时杂志是舆论的重要舞台，《论坛》的编辑沃尔特·海因斯·佩奇、《亚特兰大月刊》的贺瑞斯·E·斯库德经常为马汉的文章在杂志上留位置。哈佛和耶鲁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他的同行也并不尽是反对新事物的保守派。当海军战争学院的校长斯蒂芬·卢斯海军上将（Admiral Stephen Luce）被任命为北大西洋舰队司令时，他选定了马汉继任自己的校长职位，并将他的舰队带到纽波特聆听马汉的讲座。卢斯预言，马汉对海军学的贡献将会和若米尼[8]在拿破仑时代对军事学的贡献一样重要。第一场讲座结束后，卢斯站起来宣告：“他就在这儿，他的名字叫马汉！”
马汉发现的是制海权的重要性，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全局。就像莫里哀所讽刺的茹尔丹先生[9]，说了一辈子的散文，自己却不知道一样，制海权的重要性是一个存在了很久却被领导者们忽视的真理。马汉的系统构想令他们震惊。他的第二本书接踵而至，巩固了第一本书的理论，《海权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发表于1892年。一开始，马汉的想法是“自内心”油然而生的：他在读蒙森[10]的《罗马史》时，“突然想到，如果汉尼拔从海上入侵意大利……或者，在他到达意大利后通过水路与迦太基保持联系，战事会如何发展呢？”一时间，马汉意识到“制海权是一个从未被系统考察、详细论述的历史要素”。它是“照亮内心黑暗的光”。1885年休假期间，担任校长职位之前，他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亚斯特广场分馆读了几个月的书，追寻历史的线索，热情不断高涨，每个感官都在“活跃、跳动”。
在美国的传统观念看来，建设超过海岸防卫功能的海军是亵渎神明的行为，与美国作为一个没有侵略野心，代表世界新未来的国家形象相悖。欧洲那些掌控制海权几个世纪的国家一下子通过马汉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一个署名为“诺特库斯”（Nauticus）的评论员说，制海权就像氧气一样，影响了世界许多年，但直到普利斯特里[11]，人们才意识到氧气的性质和力量，“如果没有马汉，人们也不会了解制海权的重要性”。
1893年，马汉被任命指挥“欧洲站”号旗舰（他其实更愿意待在家里写书，是不得已才去的），在英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尊荣。女王邀请他在奥斯本参加国宴，与威尔士亲王共进晚餐。他也是皇家游艇俱乐部招待的第一个外国人，俱乐部以他的名义召开了一场百人规模的宴会，受邀的都是高级军官。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海伊（John Hay）正在伦敦，他写信给马汉说：“所有聪明的人都等着来欢迎你。”当时的英国首相罗斯伯里爵士只邀请了他和约翰·莫利参加私人晚宴，三人一直聊到午夜。他与贝尔福和阿斯奎斯会面，在哈特菲尔德造访了索尔兹伯里，在白金汉宫又一次与女王共餐。他在制服和佩剑上套着红色的学术袍，接受了牛津大学的民法博士学位、剑桥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据说他是唯一一个一周内在这两所学府获得学位的人。
他暂时逃往欧洲大陆，带着旅游指南、伞和望远镜追溯汉尼拔的行军路线。但他很快被他最热切的门徒——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抓住了。威廉在寇兹周帆船快艇大赛（Cowes Week）时，邀请马汉去他的私人游艇“霍亨索伦”号上赴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在皇帝的心中埋下了德国的未来在海上的信念，这在世界历史上将会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他的命令下，马汉的书摆在了每一艘德国军舰上，而德皇自己的英语和德语版本都满是勾画、旁注和惊叹号。“我不是在读马汉上校的书，而是在贪婪地吞食它，想要记住所有东西。”1894年，马汉还在欧洲的时候，德皇给一位朋友去了电报：“这是本一流的书，每一点论述都很经典。我的每艘船上都有这本书，我的军官们也常常引用它。”日本人同样很感兴趣。《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成了日本军事院校的教材，马汉后来出的所有书都被译成了日文。
发展海军是绝对必要的，这是马汉的必然结论。而此时，美国的海军因为一直被忽视而处于濒临死亡的状态。正如克利夫兰的海军部长威廉·C·怀特在1887年所说，美国海军既没有打胜仗的力量，也没有逃走的速度。根据马汉的判断，美国海军连智利海军都不如，更不用说和西班牙比了。1880年，关于巴拿马运河展开了严肃的讨论，人们认为，在缺乏海军力量的情况下，占有这个地方可能会给美国带来危险，而非优势。马汉写道：“兼并巴拿马运河之后，必须立刻开始组建力量至少与英国持平的海军……他们会这么做吗？我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是不要谈什么门罗主义了吧。”
从那以后，他就这个议题不断纠缠朋友、同僚和联系人。他的热情在于海军的实力，而不是船本身，所以他并不喜欢在海上执勤，看上去也不像个水手。他身高超过6英尺（约1.8米），体形瘦而结实，身板笔挺，脸形细长，淡蓝色的双眼距离很近，鼻子像刀一样笔直，黄棕色的唇髭与仔细修剪过的胡子掺和在一起，覆盖在不起眼的下巴上。这张脸上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上半部分，在眼睛和前凸的头盖骨上，在眉毛上方的象征着智慧的隆起处。他比里德小1岁，1890年刚好50岁。尽管矜持而内向，据其妻子所言，他有时也会突然爆发，以“海军军官式的嗓音”咆哮。他的哥哥叫他阿尔夫。他没什么幽默感，有很强烈的道德色彩，和有身份的人一样憎恶左拉的小说，并禁止他的女儿阅读。他的原则感很强，以至于在战争学院居住期间，禁止他的孩子们使用政府提供的铅笔。
他的朋友和相识很少，除了因公出国之外，几乎没什么社交活动。他不怎么对外表现自己的性格，他的生活是内在的。就像是一个蒸汽锅，他在封闭的空间内沸腾，水变成气之后才从一个喷嘴中释放出来。和里德一样，他思路清晰，果敢决断。一次他在亚丁上岸，造访一个犹太人聚居区时写道：“我没有反犹主义情绪。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他用十几个字就令自己感到满意地解决了困扰人类19个世纪又在他那个年代全面复发的恶疾。从在安纳波利斯的学生时代就与马汉成为朋友的塞缪尔·阿什（Samuel Ashe）说过：“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有知性的。”
美国终于在1890年开始建设海军。哈里森手下的海军部长本杰明·特雷西（Benjamin Tracy）任命的政策委员会推荐了建设方案，国会内外反对声不断，最后勉强批准建造三艘战列舰——“俄勒冈”号、“印第安纳”号和“马萨诸塞”号，“爱荷华”号在两年后获准。这就是马汉长时间努力的最初成果。这些军舰所体现的政策在当时尽管远没有被普遍承认，却表明了转变正在发生，朝向马汉所指的方向：向外扩张。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建造一支舰队，足以成功抵御潜在敌人的所有攻击。加拿大是牵制英国的力量，欧洲的政治天平应该可以防止潜在的欧洲敌人向美国派送全部舰队。因此，建设海军的目的是保持美国在其领海上的军事优势，打造一支可以保卫美国海岸的海军舰队，有能力攻击从纽芬兰到加勒比的任何一个敌军基地。新舰队的功能就应该是这样。为了满足这样的功能，新造的战列舰将是万吨级别，平均航度15节，燃料足够中速巡航5000英里（约8000千米）距离，配有四门13英寸（约33厘米）的火炮，八门8英寸（约20厘米）的火炮。综合考虑防御力和火力，这个舰队代表了当时最优良的设计和构架。“印第安纳”号1895年试航，“爱荷华”号1896年试航，给英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以和英国一线战列舰相媲美。当时最新型的“威严级”是1.5万吨级别，配有四门12英寸（约30厘米）的大炮、十二门6英寸（约15厘米）的火炮。
这些军舰令马汉的门徒们热情高涨。还在公务员委员会供职的罗斯福那时没有太大号召力，但他的朋友和政治上的导师——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却是政府中持有马汉观点的代表人物。他的家族从事快船航运以及对中国的贸易，洛奇自己著有数本美国殖民时代的传记和历史书。对美国历史的兴趣使他决心从政。与他同名的祖父亨利·卡波特能记得儿时藏在餐柜底下，观察他父亲和乔治·华盛顿总统共进早餐的情景。小洛奇1886年被选入议会，很快就以频繁和出色的演讲赢得关注，被视为熟练掌握政治策略的大师。他精明世故，有说服力，既有头脑又干劲十足。和罗斯福一样，洛奇也是公务员改革的拥护者。当时有个小圈子，以约翰·海伊和亨利·亚当斯——两位悲观而愤世嫉俗、旁观政府的人士——为中心，入选要求十分严格。罗斯福和洛奇都是这个圈子的核心成员。这两位作为在野党的代表，不会影响到克利夫兰的政策，但他们仍然热情地宣传马汉的观点。
“制海权对于每个卓越的民族来说都必不可少。”洛奇在1895年3月2日慷慨陈词。他摆出一张太平洋地图，在英国海军基地的位置上打上红叉，用教鞭指点着证明夏威夷军事战略的重要性。他的演说激动人心，且因为他自己“态度诚恳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这是他写信给母亲时的描述），演说便更有戏剧性了。夏威夷一定要占下来，巴拿马运河一定要建好。“我们是伟大的民族；我们控制这片大陆；我们支配这半个地球；我们继承了伟大的遗产，不能视同儿戏或轻易放弃。我们必须保卫它、扩张它。”他演说的时候，参议员们从衣帽间走进来，众议员们也来了，传令员、记者也加入了，直到会议厅塞满了人，靠边的要贴着墙站。洛奇感受到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身上……我讲完坐下时，人群中的每个人都跟我握手……这在参议院可是很少见的”。洛奇又在《论坛》上发表文章，直截了当地说，巴拿马运河一旦建成，“古巴岛便成为”美国的“必需品”。他没有说明这个必需品要如何获得，美国会从西班牙手上买下呢，还是直接攻占，但他表明了这样的看法：众多的小国将成为过去，为了“种族的文明与进步”，要走扩张之路。
在这一关头，历史伸出了援助之手。1895年2月24日，古巴人民起义反抗西班牙的统治；3月8日，一艘西班牙炮艇认为美国商船“联盟”号蓄意妨碍公务，追赶并向其开火。这次被称作“对星条旗的侮辱”的事件，引发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批知名人士的评论，这表明和洛奇观点相同的大有人在。美国对新版图的胃口越发明显。该委员会的民主党主席，亚拉巴马州参议员摩根（Morgan）说，解决办法显而易见：“古巴应该成为美国的殖民地。”里德的同僚（但非友人），缅因州的弗莱（Frye）同意摩根的观点：“很显然，我们应当拥有这座岛屿，这样，领土就完整了。”他的态度很明了：“要是不能买下来，至少对于我而言，希望通过征战来取得它。”另一位共和党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卡洛姆（Cullom），把美国人心中所想表达得更直接。“是时候醒醒了，”他说，“要知道吞并一些土地是必要的——整个北半球我们都要。”在1895年，侵略的意图还没有必要掩盖。但并不是说参议员们支持古巴民众自由斗争的正义行为，造反派（insurrectos）还没有在谈话中出现。他们烧掉西班牙人的房子时也没有放过美国人的。
只要克利夫兰坚定地反对扩张，某些贪欲高涨的参议员们就无法对政策产生什么影响。但是那一年年底，克利夫兰自己的一项行动引发了美国人的情绪大爆发。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维护门罗主义、藐视英国的做法开启了美国历史的新篇章，像信号旗插在了美国最高的旗杆上。委内瑞拉问题并不涉及领土或其他方面的利益，在克利夫兰及其坚定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看来，不过是维护美国的一项权利。随即触发的沙文主义、侵略主义和普遍的好斗情绪令所有人震惊，尽管表现出这些情绪的更多是有权有钱、直言不讳的人，而非普通群众。联邦同盟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的1600名成员之一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站在克利夫兰先生身后，支持他的1600个人，没有一个有异议。”共和党人也过来庆贺，敬意如潮水涌入白宫，西奥多·罗斯福也在其中。《纽约时报》添枝加叶，刊登与报道无关的大字标题，诸如“准备战争”，“美国醒过来了”，或者“与英格兰奋战：陆海军人参战心情迫切”，“谈谈侵占加拿大”。而报道中引用的军队领导则完全没有讨论攻打加拿大，反倒认真而审慎地指出美国的海军和陆军力量还不够强，并表达了这个想法：此时“和英国作战恐怕要大出洋相”。
汹涌澎湃的好战情绪震惊了那些仍然以开国元勋的方式看待美国的人，他们认为美国反对军国主义、扩张侵略、常备军以及所有与旧世界君主国家相关的坏习惯。这一传统在新英格兰最为强烈，老一辈人——粗略估计，是在1890年超过50岁的人——比年轻人更倾向于这种看法。他们与杰斐逊相似，后者曾说过：“如果有一条原则埋在每个美国人内心最深处的话，那就是我们应当远离任何征服。”这些人认真地看待《独立宣言》及其原则——公正的权力来源于被统治者的赞同，认为在外国的土地上扩张美国的统治破坏了这项原则，是对美国意志的亵渎。对于他们来说，美国民主的最初形式是火炬，是理想，是美丽新世界的楷模。他们坚决反对旧秩序的一切：贵族头衔、勋章、膝盖下方束紧的短裤……任何君主制的诡诈的装饰物都不要。首次提议在海军中使用“上将”（Admiral）头衔时，一位军官火冒三丈：“叫他们上将？想得美！下回他们就想当公爵了。”
在美国梦的召唤下到来的第一代移民与世代生活在此的人一样，虔诚地忠于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有的人因为1848年受阻的革命而来，想在美国寻找自由，比如阿尔特吉尔德（Altgeld）的父亲，以及已经64岁的卡尔·舒尔茨，他当过记者、编辑、内阁大臣、参议员，从林肯政府开始就作为革新派掌权了。有的人为了躲避贫穷压迫而来，想在美国寻找机会，比如一个在1848年到达的苏格兰纺织工，带着他12岁的儿子安德鲁·卡内基；还有某个制造雪茄的荷兰犹太人，1863年逃离伦敦的贫民窟，来到美国，带着他13岁的儿子塞缪尔·龚帕斯[12]。还有人像《国家》和《纽约晚报》的主编E·L·戈德金（E.L.Godkin）一样，不是受压迫的难民，而是从旧世界自我放逐的人。美国作为民主理想的样品对他们有强烈的吸引力，就像是17世纪30年代来到新大陆的第一批人，他们坚信美国是新原则的化身，而好战的情绪是一种背叛。
戈德金充满“对国家的关切”，决心反对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处理办法，即使这么做会令他的报刊受到“失控的公众”的打击，陷于险境。戈德金的家族自12世纪起就定居爱尔兰，他也出生、成长在那里。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期间，他是英国报纸的通讯员。1865年，40位股东凑成10万美元，创建了《国家》杂志，庄严宣称拥护劳工阶级、黑人、大众教育以及“社会和政府中真正的民主原则”。戈德金被聘任为主编。1883年，还在《国家》任职的他接替卡尔·舒尔茨，担任《纽约晚报》主编，并借由这两份报纸，成为“对公共事务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威廉·詹姆斯如是说。
他是个英俊的凯尔特人，留着胡子，脾气暴躁，喜欢和人争辩，一时阴郁沉思，一时又热情活泼，本性好斗，到处探听，在罗斯福发明“muckraker”（揭短者）这个词语之前就一直在揭发丑事。他对坦慕尼协会政治家的腐败行径穷追猛打，以至于对方以刑事诽谤罪令其在一天之内被逮捕了三次。詹姆斯·罗素·洛威尔同意一位英国记者的看法，即戈德金把《国家》办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期刊”，而已经因为《美国国民》一书而闻名的詹姆斯·布莱斯宣称，《纽约晚报》是“英文报纸中最好的一份”。在国内，两份报刊引发的争议更大。纽约州州长希尔（Hill）称，他对纽约读《晚报》的“那一撮骑墙派”不感兴趣。“那份该死的报纸的问题在于，纽约的每个编辑都在读它。”这充分说明了戈德金无处不在的影响力——舆论的制造者也从他那里形成自己的观点——当然，这并不包括所有人。“经常阅读《国家》造成的智力退步太可怕了”，西奥多·罗斯福在1893年给马汉上校的信里这么写。
1865年，64岁的戈德金对未来很担心。他给朋友写信说：美国“发现自身拥有巨大的力量，迫不及待粗暴地发泄在碰见的任何国家身上，但又不知道应该如何发力才好，所以一直处于可怕的灾难边缘”。的确，美国当时只有一艘在服役的战舰，戈德金认为沙文主义者“完全疯了”，并非毫无道理。他认为，这种新的“凶残乐观主义”会导致最终彻底的失败。
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也很担心。关于委内瑞拉问题，他写道：“古老的战斗精神竟然浮于我们所有人的内心表面，一个小小的事件就能将之唤醒。一旦唤醒，就不可能再把它掩埋下去。意识到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他在哈佛的同事，美国的文化倡导者和权威，艺术教授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在麻省剑桥牧羊人纪念教堂上开会时也抗议战争精神。“残忍的掌声响彻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使理性的爱国者对未来产生“极度的恐惧”，他说。
这个满头白发、驼背瘦削的人物，嗓音沙哑而富有乐感，带着波士顿名流特有的口音。他那“温文尔雅、至高无上的仪态”迷倒众生。但是，与主流看法相左时，才是他最舒适自如的时候。他于1827年出生，也就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去世的下一年。诺顿所代表的是老一辈清教徒的精神，在军事上有自由派的良心。他是新英格兰的“一神论教皇”，哈佛大学宗教文学教授，他的妻子是凯瑟琳·埃利奥特，一个有钱的波士顿商人的女儿。他自己的家族自1635年移居美国的牧师约翰·诺顿开始，就世代担任神职。
和索尔兹伯里爵士一样，诺顿拥护贵族阶级的支配地位。对于他而言，这个阶级的基础不是占有的土地，而是文化、教养和风度上拥有共同的背景。他觉得这些共同背景正在逐渐消失，所以经常在课堂上抗议粗俗文化的入侵。有个学生诙谐地模仿他说：“今天下午我们来谈谈那可怕的庸俗吧，每个角落都有。”拉德克利夫[13]的另一位学生在1895年的日记里描述他“面容愉悦，浮现着仁慈的微笑……轻柔地说，如果我们没有生在这个堕落而不幸的年代就好了”。1857年，詹姆斯·罗素·洛威尔创办了《大西洋月刊》，诺顿是第一批撰稿人。此后，他还和洛威尔一同编辑《北美评论》，他也是后来的40位创办《国家》的股东之一。
他就委内瑞拉事件写信给戈德金，说此事“给这个临近结束的世纪写下了悲惨的注脚”，刺激了“我们民主最糟糕的部分……野蛮的自大和荒唐的坚持”。他“痛苦不安地意识到”民主的崛起终究不能确保“捍卫和平与文明”，因为与此同时“野蛮人的力量也愈加壮大，任何教育都无法使他们达到应有的智力和常识水平”。这与索尔兹伯里爵士的观点如出一辙。诺顿此时就像一个发觉自己的爱人不如想象中美丽——或纯洁——的男人一样，失望而怨恨。他在给英国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感觉美国已经开启了一条越走越错的漫漫长路，很可能会变成一个骚动不安、愚昧野蛮的政治力量……看来，世界要进入新的经验阶段了，为了适应新的情况，人们必须在忍受苦难上经受训练才行。”
他没有陷入亨利·亚当斯那种彻底的悲观绝望：亚当斯在华盛顿进进出出，游走于欧洲和美国，像干巴巴的黑乌鸦，深沉而嘶哑地抱怨这个“腐朽、破产”的世纪——社会陷入粗俗、平庸、愚蠢、道德萎缩的境地，自己在“精神崩溃”和“百无聊赖到要死”的边缘；美国无法忍受，欧洲也好不到哪里去，只好再回到美国，“到处都是衰退”，到处都是“世纪末的死水……没有什么能搅动懒散、毫无生气的教育氛围，自我满足、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委内瑞拉危机仅仅加深了他一直以来的信念——“就我的个人知识而言，当今社会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腐朽”。这与其说是对当前心态的判断，不如说是反思1893年金融危机所产生的精神上的震动。亚当斯和许多人一样，通过自己的形象理解外部社会，把自己无能为力的瘫痪状态归结于整个社会的病征。“腐朽堕落不假，”他1895年的时候说，“我却毫无精力获得感官刺激了。”而腐朽的旧世纪却生气勃发，他只消看看周围小圈子里亲密的人——比如洛奇和罗斯福——就能感受到戈德金所说的无处不在的“凶残乐观主义”。
虽然在年龄上比亚当斯老了10岁，诺顿却允许自己偶尔乐观一下，怀疑他热爱的价值观的丢失可能是获得人类福祉的代价。“在世界历史上，这个时代有钱人是最多的，”他在1896年写道，“我们的时代真有意思！”他无法抗拒这样的想法。
过去的几年确实骚乱不断。为人友善的克利夫兰在艰难时世的困扰下举步维艰。工业动荡支配着美国。1893年发生了经济危机，接着是大萧条。1894年，考克西[14]带领失业大军在华盛顿游行，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愈演愈烈，普尔曼流血罢工事件令双方胆战心惊。当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上，共和党人以140票的绝对优势（244票对104票）重掌国会。1895年11月，第五十五届新国会开幕时，那个我们熟悉的高大身影再次登上了议长宝座。
此时的里德已经到达了权力的巅峰。首任议长时的危险战役已成往事，作为少数党领袖打的两场游击战也已经结束了，他现在全方位地掌控着局势。“他以野蛮的才智运筹帷幄。”一位议员说。他手下的成员们已经操练得很好了，虽然有时候不太耐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如此），但是从没有打破顺从他的习惯。议长向上挥一挥手，议员们就齐刷刷地站起来了；如果碰到偶然的情况，议长想让大家安静时，有人要求发言，只要他往下一挥手，这些人也就一屁股坐下去了。“他收放自如，完美地控制着国会，比以往所有议长都厉害。”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卡洛姆写道。
他在尊严和礼节上很严格，在国会禁烟，议员也不能只穿衬衫不穿短上衣。甚至国会议员脚踩桌子的传统特权也受到了里德的挑战。一次，某位穿着显眼的白袜子的议员忘我地把腿翘到桌上，很快收到了议长传来的便条：“沙皇命令你把投降的旗子降下来。”
里德既没有亲信也没有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是国会唯一的统治者。为了避嫌，他在公共场合总是只身一人行走。这个身材庞大的隐士每天早晨从他的住所肖勒姆饭店（当时位于十五街和H街的交汇处）缓缓走向国会山，很少停下来和别人打招呼，也不去理会街上盯着他看的陌生人。
一位同僚说，他具备一种“平静的伟大”，这种伟大的来源是他自己的哲学观念；与一般人不同，他“不会为生活上的焦虑所困扰”。里德有一次给我们提供了暗示：一位朋友在晚上拜访他想讨论政事，发现他正在看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15]的《卡西达》，并朗读了下面几行：
做男人该做的事，
别指望别人鼓掌喝彩，
高贵地活着，高贵地死去
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
里德就是这种从自己制定的规则中获得安全感的人，所以他从不会惊慌失措。一次，有个民主党人在某程序问题上被里德否决，突然想起来他的观点和以前发过的手册上不一致。他火速叫人拿来名为《里德的规则》的手册，一页页翻，找到了相关的章节，然后大步流星走向演讲台，期待在议长面前大获全胜。里德仔细专注地读了那人所指的地方，却只淡淡一句：“哦，这上面写错了。”
在委内瑞拉危机的过程中，他很少公开演说，而在国会里把共和党人牢牢控制住。他与克利夫兰一样，憎恶对外冒险，也相信后者能够抵制住沙文主义到处兼并的叫嚣。里德坚决反对扩张和扩张带来的“好处”。他坚信美国的伟大就在国内，通过改善生活条件、提高国民的政治理解力来实现，而不是在半开化的人当中推行美国的统治，他们是很难被同化的。在他看来，共和党是这一原则的守护者，而扩张政策是“任何共和党人都不应该为其辩解的，更别说采用了”。
1896年是总统选举年。里德想得到党内提名，参加角逐。此时的民主党因为内部分歧自顾不暇，共和党很有可能赢得选举胜利，所以党内提名是值得奋斗的奖品。“他身体很棒，精神振奋，觉得势头不错。”罗斯福说。在一位记者眼中，剃掉小胡子的里德觉得“有必要在意自己了”，这么做往往会压抑他的风趣。作为党内提名的竞选者，他的立场有点儿复杂。因为他最有力的副手洛奇和罗斯福在扩张问题上和他的意见完全相反。不过这一点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检验关系的试金石。“我全身心地为里德拉票。”罗斯福说道。
里德不愿以司空见惯的方式笼络人心。议员们要求经费拨款，不然恐怕无法在各自的选区培养支持里德的情绪，而里德却无动于衷。他对一位议员说：“就算用我的头像装饰衣服纽扣，你们也拿不到拨款。”南太平洋公司的铁路巨头科林斯·P·亨廷顿曾三次要求与里德的竞选经纪人F·J·奥尔德里奇（Aldrich）议员会面，里德同意奥尔德里奇去拜访他，“但要记住了，我们的竞选不能花亨廷顿先生的一分钱！”奥尔德里奇还是去见亨廷顿了，并向他透露，里德只接受几位私人朋友的捐助，目前积攒了1.2万美元。亨廷顿怄气地说：里德的竞争者对钱可没这么挑剔。“其他人已经拿了我的钱了。”他说，意味着他已经把赌注押在了里德的对手身上。
还有一个人大方撒钱给里德的一位对手。俄亥俄州的老板马克·汉纳（Mark Hanna）曾认为里德有当总统的潜力，但是他的讽刺、过分“东部”的演说方式不太讨喜；在他看来，里德个性独立，也不大可能受旁人的影响。正如亨利·亚当斯所说，里德“太聪明、太顽固、太喜欢嘲讽”，不适合当政党的领袖。汉纳转而和一个与里德完全相反的人套近乎——好脾气、说话圆滑、相貌堂堂的麦金莱，据说此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获得别人的喜爱。麦金莱天生顺从、服帖，从未树过一个敌人，在重要的通用货币问题上“为了避免不受欢迎，从未直言不讳地表达观点”，一位传记作家机智地说。所以无论是倡导银本位的，还是金本位的组织，都不反对他。里德现在应该懊悔当初任命麦金莱为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使自己成了麦金莱关税法案的支持者。在第五十一届国会上，麦金莱曾冒险反对过议长在法定人数上的一些做法，里德觉得他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在他看来，麦金莱是个没骨气的人，“脊梁骨还没有巧克力松饼硬呢！”[16]——这句话成了“没骨气”的最好诠释，名垂千古。
汉纳眼中的麦金莱与其说是巧克力松饼，不如说是罗恩格林[17]。汉纳有把握使麦金莱获得提名，只要他的竞争对手不联合起来支持一个人就行，特别是里德，因为他是唯一有总统气质的人物。汉纳精明地认为，死板的里德不愿为了获得他人的支持而屈尊。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东部的领导者觉得里德阵营没有多少诱惑，把票投给了别人。里德也没让愿意支持他的人日子好过。一个加州来的政治首领曾请求里德把最高法院的一个席位留给加州人，里德断然拒绝，说：如果不摆脱这些暗箱协议，党内提名就不值得考虑。很快，人们就在汉纳的随行人员中找到了这位加州首领，表情惬意。领导密歇根州代表的州长平格里（Pingree）来到华盛顿拜访里德。奥尔德里奇花了好大一番功夫劝说里德离开议会主席台，去办公室与正在等待的州长见面。他终于移步去了办公室，平格里一见面就表达了他对自由铸造银币的想法，这碰巧是里德最厌恶的，他把自己的观点毫不掩饰地告诉了对方。“平格里是来支持里德的，”奥尔德里奇无助地说，“结果他一转身就去拥护麦金莱了。”
里德看出了趋势，却不愿改变自己。“有人喜欢笔直地站着，”他说过，“有人就算有权有钱，也喜欢爬着走。”
在一场精彩的演讲中，里德扯碎、践踏、拆毁了自由铸造银币者的论点——这场争论与其说是货币问题，不如说更像阶级斗争。罗斯福充满激情地写道：“哦上帝啊！为了让你当我们的旗手，要我做什么都行。”但罗斯福有时也承认对里德“有些恼火”，因为里德不理睬罗斯福建设强大海军的坚持。“实话说，”他向洛奇抱怨道，“我确实觉得，你我的愿望应该受到里德的重视。”对于一个从不“重视”他者愿望的人来说，这可是个妄想。令洛奇为难的是，里德还拒绝承诺内阁以下的职位，也不同意花钱笼络南部代表。而资金充足的汉纳，已经在南方忙着动员共和党代表了，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只要愿意被收买，他都出手。“他们本来是跟我的，现在都被别人收买了。”里德说。
里德对前景并不乐观，在共和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写信给罗斯福，谈论退出政坛后重新从事私人律师业务。“简言之，我亲爱的孩子，我已经厌烦这件事了，我要确保自己欠的债不会被哪个辛迪加承担（意指麦金莱）……再者，这颗渐渐远去的葡萄似乎渗着酸液，整个就是一场闹剧。”
6月，洛奇在圣路易替里德读了提名演说。第一轮投票中里德获84票，麦金莱661票。远去的葡萄已经完全够不着了。
克利夫兰总统也同样被民主党代表大会拒绝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36岁的议员——来自内布拉斯加州，以迎合大众的演说出名，在大会上给代表们献上了一场自帕特里克·亨利[18]的《不自由，毋宁死》之后最令人记忆犹新、辞藻华丽的表演。“给正义的事业镀上甲胄吧……像争取自由一样神圣的事业……你们不能在劳动者的额头上扣下荆棘做的皇冠。你们不能把人类钉死在金子做的十字架上！”这一番歇斯底里过去后，奥尔特盖尔德州长“一脸疲劳，笑容古怪”地对克拉伦斯·达罗[19]说：“我在思考布赖恩（Bryan）的演讲。他到底想说什么啊？”
竞选把全美国的胃口都吊起来了，人们的情绪变得极端化，互相憎恨。这是白银对抗真金，人民对抗利益集团，农民对抗铁路运营商（后者以高昂的运输费用抽干农民的利润），小老百姓对抗银行家、投机商和抵押人权。共和党人真的担心，如果民主党在荷姆斯泰德和普尔曼暴力事件之后取得胜利，资本主义体系就会被推翻。工厂主告诉手下的人，如果布赖恩当上总统，“周三早上就不会再吹厂笛了”。就连《国家》也支持麦金莱。他获胜后，企业家回到他们的椅子上，舒适地仰坐着，更不去理会社会上的抗议了。一位同代人回忆道：“马克·汉纳的时代，标志着强势者毫不费力地违抗已经到达顶点了。我记得很清楚，汉纳要用斗牛犬一般可爱的态度为私人企业的无限垄断辩护……以后再不会听到如此无畏的音符啦。”
另一场战斗的场地已经腾出来：里德和美国的命运即将揭晓。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认古巴叛乱者处于交战状态，从而允许出售军火给他们，而克利夫兰拒绝妥协。这项决议“仅仅表达了赞成该决议的卓越的绅士们的观点”，他说，而是否承认是行政长官的自由，他认为其“只有参考价值”，而“政府的态度不变”。现在取代他的麦金莱也是反对与西班牙交战的，但是他在实践自己相信的道理上经验不足。而西班牙首相坎诺瓦斯已死，政权也处于无力状态。刚收购《杂志》的纽约报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借鉴了英国第一份售价半便士的报纸《每日邮报》主编的观点——有人问他最好卖的新闻是什么？他回答：“打仗。”为了和约瑟夫·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殊死搏斗，赫斯特忙着报道西班牙人的凶残、古巴人的英勇，以及美国人的命运和义务，他因此帮助制造了一场战争。
而世界形势又发生了变化：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突然成为崛起东方的新力量。吃惊的德皇威廉二世创造了短语“die Gelbe Gefahr”——“黄祸”。日本的崛起使得开发巴拿马运河的要求更为迫切，理由更为充分；同时，马汉上校也再次强调利用古巴在加勒比海、夏威夷在太平洋的位置对巴拿马运河提供战略防御。在1897年发表的几篇文章中，马汉指出，加勒比海是重要的军事战略中心，可以从牙买加或者古巴掌控，他继而用专业知识严密论证：鉴于目前的形式、力量和资源，从古巴入手“有绝对的优势”。
他的声音在参议院回响——由洛奇出面，重申运河将使古巴成为“必需品”的论调。针对参议员中没什么战略头脑、更看中实际利益的人，他进一步扩展了马汉的观点：“这座壮丽的岛屿……人烟稀少，土地肥沃”，是美国人对外投资的大好机会，是美国商品的潜在市场。罗斯福当时还不是参议员，但只要有发言的机会便会急切地为同样的目标吹锣打鼓。他和洛奇的喧嚷传到了一个令人敬畏的听众耳中，他很不高兴。
这个人就是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哈佛大学校长，新英格兰“最高大的橡树”。他针对华盛顿争论激烈的国际仲裁发言，谴责沙文主义“令人反感”。这种学说是与一直有军士阶层存在的国家相连的，“和美国社会完全没有关系，”他说，“但是，我的一些朋友们却努力把它伪装成爱国式的崇美主义。”接着，他明确地阐述了他眼中美国与旧国家的不同之处：“建设海军以及常备军意味着……抛弃美国特有的东西……建设海军，特别是战列舰，是英国和法国的政策，不应该是我们的。”美国依赖和平的力量，而沙文主义是“人类好斗性”的产物。他特别指出洛奇和罗斯福就是沙文主义者，并在私下里叫他们“哈佛的堕落子弟”。
他的权威无可匹敌。作为埃利奥特和莱曼家族的后代，他的祖先早在17世纪就来到了新英格兰，属于自视清高的团体。“伊莱莎啊，”埃利奥特夫人和友人去圣公会教堂祈祷时抗议道，“你怎么跪在教堂里说自己是可怜的罪人？我和我的家人绝不会这么做的！”埃利奥特的父亲曾任波士顿市长、国会议员、当时哈佛的财务主管，也是七人集团——哈佛的主管团体的成员。一位英国观察家称之为“七个表兄弟组成的管理机构”。在他担任哈佛校长的25年中，曾坚持不懈地和传统派做斗争，将哈佛从18世纪的停滞状态转变为一所现代大学。正如鲍登大学校长海德所说，那段时间里，他被“误解、重伤、歪曲、憎恨”。埃利奥特自己也承认，当时每在公众场合露面都会“深刻地感受到听众们充满敌意的目光”。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他天生就不讨人喜欢，身高超过6英尺（约1.8米），“背像划桨手一般，头好似一座雕塑”，“仪态高贵”，是天生的领导者。但他的半边脸被草莓状的胎记覆盖，看起来好像目空一切，所以从小就被孤立。此外，他还是个化学教授，一位科学家，这在当时不算是优点。尽管如此，他还是在35岁就当上了哈佛校长。他理想的品行是“绅士加民主主义者”，这是他自己的话。他在价值判断上也比较死板。哈佛的一位棒球明星学生因为分数低而退学时，埃利奥特不觉得可惜，因为该生使用欺骗的手段打球。“他们吹嘘他是如何在一个方向虚晃一招，然后把球投到另一个方向！”埃利奥特如此解释。
与死硬分子的斗争是艰巨的，但埃利奥特还是成功地开设了现代研究的新课程，引进了选课制，招聘了大批优秀教师，带领哈佛进入了黄金时代，使法学院和医学院声名远播，并且通过他自身的影响力，革新了整个美国高等教育体制。1894年，60岁的他庆祝当上校长25年的业绩，而原先反对的他的人也对他表示尊敬和钦佩。忽然间，他被视为哈佛最杰出的校长，“美国的第一个普通公民（private citizen）”。据说，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波士顿交响乐队。他那红润的胎记也不再是瑕疵，而成了“战胜人生缺陷的象征”。
但是，在当时38岁的罗斯福看来，埃利奥特属于不理解美国昭昭天命[20]的死硬分子。罗斯福受马汉的学说影响很深，觉得美国必须加紧做好建功立业的准备，因为时机就要成熟了。而当时许多很有影响的人对美国的扩张角色很反感，这使得罗斯福充满受挫感。自从听说自己被称作“哈佛的堕落子弟”后，他就给洛奇去信：“如果我们不能作为一个国家团结起来，原因就是卡尔·舒尔茨、埃利奥特校长和《纽约晚报》的教导，还有那些国际仲裁者，他们感伤得无可救药。”这些人会使美国人变得“意志薄弱，胆小如鼠，吞噬掉我们民族的伟大斗志”。
让他恼火的是，就在有望与西班牙打仗之际，掌管白宫的却是一个意志薄弱、胆小如鼠的人。罗斯福决心已定，要安排一个有警惕心、有能力做大事的人进入政府内部。他决定让理解新命运的人——他自己——和实现这一命运的工具——海军，连在一起。麦金莱的海军部长是个优哉游哉、友好亲切的绅士——马萨诸塞州前任州长约翰·D·朗。罗斯福认为，只要他自己被任命为副部长，以他胜人一筹的力量和想法，必能掌握海军部的实权。
其他人也是这个想法。朗有些忧心忡忡：“罗斯福的个性、立场、能力和声望足够做个内阁部长了。这个职位会不会委屈他？”洛奇为了这件事和麦金莱会面，之后写信告诉他的朋友，唯一不利的因素是“总统担心你会立刻和人争斗起来”。尽管如此，麦金莱总是被更强势的人说服——1897年4月5日罗斯福被任命为海军副部长，4月8日确认。观察敏锐的《鲁尔杂志》主编S·S·麦克鲁尔（S. S. McClure）意识到了这一任命从何而来，将往何处而去。“立刻把马汉叫过来和他谈谈，”他写信告诉合作的编辑，“他是最伟大的海军题材作者和专家，他的领域很快会越来越流行的。”鲁尔知道他的的孪生兄弟会怎么做。“依我看，罗斯福是个重要人物，”他继续写道，“联系他，看看能不能找到他有关海军的资料。马汉和罗斯福正适合我们。”确实如此。鲁尔对他们的力量和权威心领神会，也对巨大的机遇充满期待。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他想聘请沃尔特·海因斯·佩奇担任编辑，便打了电报：“事关重大，即刻见面。”佩奇同意过来，鲁尔欣喜若狂，答复说，他们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编辑团队。“哦，我真高兴啊，未来都是我们的！”
如今，备受阻挠的夏威夷兼并议案又重上桌面了。为了激励麦金莱，罗斯福报告说，4月22日，日本向火奴鲁鲁派遣了一艘巡洋舰。他写信问马汉，询问如何解决兼并岛屿的政治问题。“不做不义之事，”马汉给出了经典的答案，“先占领岛屿，再解决政治问题。”如果他有机会表达观点，罗斯福说，“明天”夏威夷就能兼并，西班牙被逐出西印度群岛，马上就建造十几艘战列舰，一半停靠太平洋海岸。然而，国会实际的部署令他遗憾——在筹措足够资金之前，海军的建造都被停止了。“汤姆·里德竟然支持这个观点，真让我又惊又气。”
里德仍然稳固地控制着共和党议员，他们当中的任何有关兼并的不健康情绪，里德都有能力克制。但是作为议长，他又必须引导国会通过行政部门的政策。问题是，行政部门的政策是什么：是麦金莱软弱而不情愿的想法，还是洛奇和罗斯福在马汉思想及糖业托拉斯的帮助下“向外看”的冲动？答案在6月揭晓。麦金莱签署了与夏威夷政府的新兼并协议后，转交参议院批准。尽管不太可能有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支持这个议案，反扩张主义者还是有些担心。麦金莱很想讨好的卡尔·舒尔茨早就表达过他对夏威夷的不屑，但此时他又就这个问题走访白宫，边抽雪茄边和麦金莱聊。麦金莱浑身不舒服，申辩说他只是把协议送交参议院，看看大家的反应如何。然而，舒尔茨“心情沉重，感受到不祥之兆”。英国的周刊《旁观者》有些紧张地写道，这项协议标志着“共和国从建国之初就实施的历史政策的终结……表明它将向不太和平的方向演变，可能会变成一个好战的大国”。
针对古巴问题，整个国家愈加兴奋。里德对赫斯特捏造的西班牙压迫嗤之以鼻，共和党对古巴反抗事业的拥护在他看来也是虚伪的行径。他意识到，他的政党在道德上不再那么正直了，在政治上谋求自身利益，与乌合之众一起喧哗。他毫无歉意地压制了承认古巴“共和国”处于交战状态的决议，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反对扩张的言论，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帝国可以等待”成了反对夏威夷兼并人士的标语。文中坦率地说出了可怕的名字——“帝国”“帝国主义”，这些影射欧洲列强的词语（他们对非洲的瓜分此时到达顶峰），此前还没有人用来形容美国。詹姆斯·布赖斯[21]恐怕是唯一一个被允许提意见的英国人，他敦促美国远离兼并政策。他在《论坛》上写道，美国偏僻的地理位置、巨大的力量意味着它不必像欧洲大国一样承受军备的负担。它在世上的使命就是“向旧世界展示，戒除了争吵、战争、征服——这欧洲编年史不幸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会怎样”。屈从于欧洲各国现在盛行的“对土地的渴望”将“完全背离卓越的建国元勋的箴言”。人们可以从他清醒的言语背后感受到一个学者对毕生研究对象的热爱，他恳求美国不要背叛诞生之初的诺言。
马汉的头脑中谋划着与西班牙战斗的策略，他已经从夏威夷跳了出来，转向了遥远的西属菲律宾。他的动机不是“对土地的渴望”，而是制海权。他从这个中心思想中得出了交响乐般宏伟的言论，他是这么说拿破仑战争中的英国海军的：“这些遥远的、饱经风霜的战舰——浩荡的陆军从未看过一眼——统治着世界。”1897年末，他以《美国的海权利益》一书加入愈演愈热的辩论，此书包含了他过去7年所有重要文章。他也在任命亚洲舰队指挥官上为罗斯福提供了建议，这个人必须可以信赖，并能在挑战到来之际积极行动。被选中的军官是海军准将乔治·杜威（George Dewey），他的任务很明确。“我们的亚洲舰队将封锁马尼拉，如果可能的话，就占领它”，罗斯福在1897年9月21日写信给洛奇说。他也留神为亚洲舰队的任务准备了足够的燃料。
1898年2月15日，美国的武装巡洋舰“缅因”号在哈瓦那的港口爆炸并沉没，260人丧生。爆炸的起因始终没有查清，但当时群情激动，都认为是西班牙的卑鄙阴谋。战争的支持者陷入歇斯底里的疯狂，和平人士的声音被淹没。麦金莱畏缩不前，但又害怕党派分裂，很快加入到了喧闹中。里德议长却没有这么做。强迫西班牙参战的谈判进行了两个月，里德尽最大努力阻挡住浪潮，限制辩论的时间，宣布承认古巴独立的决议无效。拥有大理石厂的参议员伯克特（Proctor）激情澎湃地发表战争演说后，里德评论道：“伯克特的立场是可以预料的。战争会开拓巨大的墓碑市场。”他受到支持战争的媒体的轰炸，他的裁决遭到国会的憎恨——国会和整个国家一样，都想要战争。“野心，利益，对土地的渴望，骄傲，纯粹的战斗乐趣，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华盛顿邮报》承认道，“我们被一种新感觉怂恿……就像丛林中的血腥味一样，人们品尝着帝国的味道。”
事态已经严重到里德也无法控制的程度了。一天早餐时，记者们在肖勒姆饭店要里德对参战的冲动做出评论。他拿出了一封刚收到的信，是纽约州州长莫顿（Morton）写给他的，莫顿敦促他走下主席台，到国会议员当中，劝阻他们不要干涉。“劝阻他们！州长不如叫我去堪萨斯的废墟当中劝阻龙卷风算了！”他不能阻止发送对西班牙的最后通牒，该通牒在国会的投票是311∶6，威力确实堪比龙卷风。他对这六人中的一个说道：“我羡慕你有反对的权利，我什么都做不了。”
战争在1898年4月25日打响。马汉当时在罗马，有记者问他战争会持续多久，他给出了精确的预测，“大概三个月吧。”他回国后即被聘为海军战争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之一。罗斯福给了他一份菲律宾行动计划，在收到评论意见后写道：“毫无疑问，你站在我们的肩膀和头上。你给的意见正是我们需要的。”
4月30日，杜威准将的舰队驶入马尼拉湾，轰炸了一天之后，接到了经典的指令：“准备好了就开火吧，格里德利。”摧毁西班牙舰队及其海岸炮台，或使之不起作用。美国还从没有这么兴奋、骄傲过。“最伟大的海军战斗”，报刊标题写道。但是马上又有了新问题，整个美国只有少数人想到过：接下去该怎么做？正如杜里（Dooley）先生所言，美国人总的来说还不知道菲律宾是岛屿还是罐头制品，甚至麦金莱也坦承“他不确定那些该死的岛屿是不是在2000英里之内”。马汉的门徒们当然知道菲律宾在哪里，接下去要怎么办。杜威胜利四天之内，洛奇就写道：“我们决不能放弃这些岛屿……美国国旗已经升起来了，一定要让它留下。”因为菲律宾独立运动已经存在了30年，很多人因此被关押、流放甚至死亡，参议员洛奇简单的解决方法几乎没有考虑到被统治者的想法。独立运动的领袖是埃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一个28岁的年轻人，被流放到香港。杜威获胜后，他立即赶回菲律宾。
一场在别处爆发、远离本土的战争并没有让反对它的美国人保持沉默，相反，倒是刺激了他们。他们一下子有了名字——反帝国主义者。年逾七旬的诺顿教授因为敦促学生不要入伍参战，“丢弃国家最美好的东西”，而遭受一连串人身诽谤和暴力威胁，他的住所也不能幸免。一位波士顿的爱尔兰裔政客提出要对他处以死刑，新闻界称他为“叛徒”，甚至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霍尔（Hoar）也谴责他。但是诺顿对国家的做法太痛心了，无法抑制自己。他在剑桥的一次公理会集会上发言说，这个世纪见证了最伟大的知识进展以及和平的希望，但在它就要结束之际，美国却背叛了理想，“纵身跳入一场不义之战”。
波士顿敢于说话的大有人在。穆尔菲尔德·斯托里（Moorfield Storey）就是一个，他是马萨诸塞州改革俱乐部、公务员改革联盟的主席，曾任美国律师协会主席；还有加梅利尔·布拉德福（Gamaliel Bradford），一位自由奔放的政府批评者，以独自一人连续不断地给报社写信而闻名。布拉德福的祖先在1635年就定居马萨诸塞，家族中还出过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地方长官。这些反对派集结起来，在法纳尔大厅抗议，并在1898年6月15日，阿奎纳多宣告菲律宾独立后的第三天，成立反帝国主义联盟。主席是80高龄的共和党人乔治·S·鲍特韦尔（Geroge S.Boutwell），他是前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格兰特总统[22]手下的财政部长。该联盟宣称的目标是，不反对战争本身，但坚持既然这是一场解放战争，就不能演变成帝国战争。联盟强调，在国外追求权力、财富和光荣，会转移国内改革的注意力，并导致出现强大的中央政府，从而损害各州的权利和地方自治。美国在处理市政腐败、资产和劳工间的矛盾、货币骚乱、不公正的税制、官职贿赂、南方有色人种及西部印第安人的权益上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统治外国人的功夫。
这些问题吸引着改革家们——其中的不少人和无党派人士、各种各样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杰出的民主党人终于成立了反扩张政党，现在捆绑在了联盟旗下。它的41位副主席团中很快加入了前总统克利夫兰、其前战争部长威廉·恩迪科特、前财政部长兼议长卡莱尔、参议员“干草叉”本·蒂尔曼、斯坦福大学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密歇根大学校长詹姆斯·B·安吉尔、简·亚当斯、安德鲁·卡内基、威廉·詹姆斯、美国劳工联盟主席塞缪尔·龚帕斯和其他一些国会议员、神职人员、教授、律师、作家。小说家威廉·迪恩·豪威尔斯认为这场战争“令人憎恶”。当他的朋友马克·吐温从国外长途旅行归来后，也成加入了联盟。除了戈德金的《晚邮报》以外，《波士顿先驱报》、巴尔的摩《太阳报》以及斯普林菲尔德的《共和党人》也是联盟的主要传声筒，此外还有两份共和党报刊，《波士顿晚报》和费城的《分类账》也给予支持。
在反帝国主义者方面，不愿承受新的有色人口的观念也很强，这种想法源自内战后黑人引起的种种困难。戈德金在《国家》上冷酷地说：本来和美国没有任何关系的“无知和劣等民族居住的附属地……只能给美国带来乞讨和腐败”。卡尔·舒尔茨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使用了同样的论点，“一旦扩大领土的目的得逞”，帝国主义者就要坚持让运河的两边都成为美国领土，要兼并“有1300万混着印第安血统的拉丁裔美洲人口”的国家，然后，他们选出20名参议员和60名众议员将淹没国会。夏威夷的东方人比白人更多，也存在同样的威胁。
反帝国主义者中并没有囊括民粹派和布赖恩的追随者，这些人很快被称作是进步主义者。尽管他们反对常备军、强大的海军、卷入对外纷争，在理论上是反帝、反军国主义、反欧洲的，但他们同时也义愤填膺地想去和西班牙这个在美国门口毁灭自由的残酷的欧洲暴君战斗。布赖恩要求战争的情绪和西奥多·罗斯福一样热烈，甚至谄媚地自命为内布拉斯加第三志愿军上校前往古巴，可惜为时太晚，没能见证军事行动。这其中叫嚷声最大的是一位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年轻律师，36岁的他已经是个有名的政治演说家了，很快将成为进步党的领袖。帝国的味道，广阔的版图，血脉贲张的民族主义，在阿尔伯特·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的宣扬中最为激动人心。和布赖恩一样，他拥有危险的演说才华，可以激发行动甚至思想。这场战争令贝弗里奇喜不自禁。
“我们是征服的民族。”他4月份就在波士顿宣称，当时马尼拉湾的胜利还没有到来，“我们必须遵从我们的血脉，占领新市场，以及新土地，如果必要的话……这是全能的主的计划……低等的文明、退化的民族”将在“更高贵、雄健的文明面前”消失。柏林的泛日耳曼主义者和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也在谈论优越人种（不管是条顿人还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使命，但贝弗里奇无须从他们身上学习；这是他自创的理论。他在当前的事件中看到了“一个强大民族和他们的自由制度的前进”，一场美梦成真，这是“上帝放在”杰斐逊、汉密尔顿、约翰·布莱特、爱默生、尤利西斯·S·格兰特及其他“帝国有识之士头脑中的梦”；“美国将扩张四海，处处绽放自由的花朵，伟大的共和国的旗帜遍地”。不过贝弗里奇所见的更多是贸易。美国工厂和土地的产出远多于美国人的消费。“命运决定了美国的政策；世界贸易必须也必然属于美国……美国的商船将遍布海洋。美国要建立一个和美国相称的伟大海军……美国的法律，美国的秩序，美国的文明将种植在迄今为止残忍而愚昧的海岸上，我们这些上帝的使者将令它美好而灿烂。”
贝弗里奇在伟大的机遇面前忘乎所以，亮出的剑太刺眼了。他把太平洋说成是“我们军事行动的真正领域，西班牙在菲律宾有个岛屿帝国……而美国有个强大的舰队。从逻辑上讲，菲律宾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接下来的夏天，其他人志愿去古巴参战，受黄热病折磨，5000官兵因疾病丧生之际，贝弗里奇个人对血的召唤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对反帝言论嗤之以鼻。“古巴不接壤吗？波多黎各不接壤吗？菲律宾不接壤吗？……杜威、萨姆森和施莱会让它们接壤，美国的速度，美国的枪炮，美国的心脏、头脑、神经会让它们永远接壤！……现在谁敢叫停？现在我们终于是一个民族了，强大得足以完成任何事，配得上命运赠予的光荣。”下一年贝弗里奇被选为参议员。“我们是伟大的民族，”杜里说道，“最棒的，我知道我们最棒。”
西奥多·罗斯福此时奋战在前线。尽管在政府担任要职，他还是提前下定决心，一旦有战事，便放弃职位入伍。在私下给朋友的信中，罗斯福写道，像他这样的人，都被嘲笑为“扶手椅和会客厅的沙文主义者……如果我不实践我说教的内容，我那高尚的力量——不管它是什么吧——就全没有了”。马尼拉战火打响后，他就辞去了海军副部长的职务，战争部长阿尔杰（Alger）让他担任志愿骑兵团的指挥官，却被他谢绝。他请求担任中校，作为交换，把志愿团的职位让给他的朋友——正规军上校伦纳德·伍德（Colonel Leonard Wood）。事情如他所愿。两个月后的6月24日，他在圣胡安山参战。7月3日，陆地战斗结束，这位精力充沛的莽骑兵成了英雄，并在11月成功当选纽约州州长。
与此同时，国会也因为战争而兴奋，夏威夷兼并的支持者看到了新的机遇。他们仍然不能召集三分之二的选票，于是决定诉诸于两院共同决议，这样只需要超过半数票就能通过兼并了。这项决议3月16日就已经提出，但里德在群情激动的4月仍设法将之挡在议会门外。不留情面的命令使他成为“在位者中最危险的敌手”，4月15日的《华盛顿邮报》点评道。其实，他也是无所畏惧的贝弗里奇唯一不敢叫板的人。当人们强烈要求他给里德写信，劝说其不要反对扩张时，贝弗里奇回答：“我觉得我的任何努力对于议长那直布罗陀岩一般的头脑和意志都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然而，战火蔓延到太平洋时，就连里德也难以维持他铁一般的控制了。他怒气冲冲地告诉密苏里州的克拉克议员，他希望杜威能“立刻把船从那里开走。如果不这么做，会给我们将来造成巨大的麻烦”。兼并论者却声称，如果美国不占领夏威夷，夏威夷就会落到英国人或者日本人手里。已经有不少日本人拿着政府津贴定居夏威夷，为策划占领做准备了。何况，夏威夷很明显地摆在美国前进的路上。“我们对夏威夷的需求比对加利福尼亚更甚，”麦金莱在5月4日告诉他的秘书乔治·科特柳（George Cortelyou），“这是昭昭天命。”
5月4日，决议递交国会。里德顶着压力掩盖了三周。打败西班牙必须控制夏威夷，这在里德看来纯粹是糖业托拉斯和帝国主义者的借口。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总统、国会的大部分共和党人以及他在国会外的朋友的观点相抵触。“现在反对主要来自里德，他绷紧了每根神经，要把夏威夷决议打倒。”洛奇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里德甚至不惜求助于民主党。后来担任议长的民主党人查普·克拉克（Champ Clark）是里德的好朋友，他请里德给他在筹款委员会安排职位，里德却求他去外事委员会，因为克拉克“相信他的所作所为，也是个斗士”，里德需要他的帮助。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克拉克感动地回答，“我会和你一起奋战的。”于是，他同意牺牲掉一直梦寐以求的职位，来帮助这个坚定不移地反对他的政党的人。
里德越来越难以驾驭自己的党派了。5月24日，国会的共和党人罕见地向政党高层会议递交请愿书，恳求考虑兼并决议。里德在与沉默法定人数抗争时取得的成果反而造成了他最严重的正面挑战。那次战役的前提，即“里德法则”正是多数票所表达的国会意志必须在决策中获胜。里德知道，以他在国会无人匹敌的地位，对规则技巧的熟稔，以及克拉克的合作，可以避免国会对夏威夷决议进行投票，但是议员们的情绪他无法改变。他深知，自己所属的多数党希望兼并，整个国会也赞成这个看法。鼓起勇气，利用权威，他也许能使决议夭折，但如果这么做，便会使他以前取得的胜利无效：确保国会得以真正控制自身的改革，程序或议长的主观决定不阻碍大多数人的意志。现在正是测验法定人数战斗效果的时候，讽刺的是，里德自己却成了测试的对象。在对向外扩张的憎恨以及作为议长的职责之间，在他最深刻的信念以及里德法则之间，他要做出选择。
他只能选一个。对在第五十一届国会上取得的成绩了若指掌的他，向主流意见低下了头。辩论在6月11日举行，6月15日决议以209对91票通过，其中共和党人几乎都投了赞成票。里德没有坐在议长席位上。代替他的议员达尔泽尔（Dalzell）在投票结果出来前宣布：“议长因病缺席，并请求我告诉大家，如果他在场，会投反对票。”《国家》写道：里德明确的立场，使他在政党中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敢于反对大众的狂热，更重要的是反对自己的党派，这不是政治家常有的品德。我们不得不对这样的人表示敬意。”
夏威夷的兼并在7月7日正式批准。四天前，圣地亚哥附近的一场海战将古巴的战争画上了句号。西班牙舰队试图冲出美国的封锁，结果被火力凶猛的五艘新造战列舰——“印第安纳”号、“俄勒冈”号、“马萨诸塞”号、“爱荷华”号、“得克萨斯”号——摧毁。两周后，圣地亚哥投降，西班牙的统治结束了。西班牙不是被古巴的起义者，而是被美国打败了。到了讨论和平协定内容之际，三年来积攒的支持古巴自由的情绪，国会赞成古巴共和国独立、否认兼并意图的决议，令参议员洛奇的“必需品”政策困难重重。把古巴作为征服的果实占领是不可能了，尽管这么做很有战略意义和商业上的好处。但是起码，还有一个小一点儿的岛屿——波多黎各，唾手可得。被迫放弃古巴，割让邻近的领土，意味着西班牙从西半球退出了。至于古巴是在何种程度上独立，与美国的实际关系怎样，还有待美国占领军去商讨。讨论结果是1901年《普拉特修正案》，实质上承认古巴受美国保护。
与此同时，美西双方于8月12日签署初步和平条款，更困难的菲律宾问题留待和平专员在巴黎协商，确定最终解决方案。洛奇填写着战争的资产结算表，还算满意地说道：“我们已经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之一，而且我认为这次给欧洲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马汉在和罗斯福谈论同一个问题时，口气有些自大：“我们民族愉快的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成年人的责任和焦虑从今以后将伴随我们。”
在反帝国主义者眼中，菲律宾好似伊甸园里散发着致命邪恶的苹果；他们正通过集会、抗议、演讲、撰文、请愿和公民会议努力阻止人们去采摘它。卡尔·舒尔茨敦促麦金莱把菲律宾转交给类似比利时或荷兰这样的小国统治，使美国继续做“世界上最大的中立国家”。此时的法国是“德雷福斯的夏天”[23]，而美国人也感到这几个月的事件将决定国家的品格和未来。不论是公共场合还是私下谈话，人们都在激烈辩论菲律宾应该被美国占领还是交付给当地人管理。就连头脑一向冷静的马汉也像染了正义的热病，写信给一位英国朋友，阐述美国有保留菲律宾的责任：“上帝所愿（Deus Vult）！这是十字军战士和清教徒的呼喊，恐怕这是人类最高贵的声音。”
为了“考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问题”，一场持续三天的会议8月在萨拉托加召开，与会者是支持和反对扩张的领导者。扩张主义者最喜欢的、最能激发他们热情的辩论的主题是：把东方想象成广阔的潜在市场，为美国企业提供无穷的机遇。而代表反帝国主义者说话的西北大学校长、大会第一天的主席，亨利·韦德·罗杰斯（Henry Wade Rogers）则指出，对外贸易不一定非要兼并别国的土地。但他的论点不如格罗斯卡普法官（Judge Grosscup）那么激情四射。该法官因为在普尔曼罢工事件中发布强制令而声名狼藉。他兴高采烈地赞美“我相信我们即将进入崭新的商业生涯”。有菲律宾和夏威夷在手，美国将控制亚洲之路，整个大陆“门庭敞开，引领我们接触世上二分之一的理想领土和三分之一的人口”。
反对向外征服的塞缪尔·龚帕斯说，这不仅是对美国建国原则的背叛，也是对美国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威胁。反帝国主义者的成分复杂。在后来芝加哥的一次会议上，龚帕斯宣称，将菲律宾占为己有表明“我们的战争没有正义的理由”。安德鲁·卡内基给他去了一封电报祝贺：“让我们站在一起拯救共和国吧。”
麦金莱总统在自我反省和祈祷了好一阵后，终于遵循顾问和政党的主流意见，决定保有菲律宾。在巴黎，西班牙专员被告知，讨价还价的环节结束，现在讨论占领事宜。他们必须服从，否则重燃战火。美国象征性地支付2000万美元，让接受必然结果的西班牙颜面上好看些。12月10日《巴黎条约》签订，菲律宾归属美国，美国将在条约批准后支付2000万美元抵偿金。“我们买了1000万个马来劳工，2美元一个，不给挑，”里德尖酸地评论道，接着说了当时最有先见之明的话，“天知道我们挑选的时候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尽管事到如今，局势已不难预料，阿奎纳多和他的军队闻悉这项协议后还是充满仇恨，痛苦万分。许多人无法相信他们的解放者和盟友会变成新的征服者。在缺乏有组织的军队和现代武器的情况下，他们准备再次反抗，同时等待可能出现的违约情况。他们知道美国国内的反帝情绪强烈，仍然期待参议院会拒绝批准条约。
1898年12月5日，冬季国会重新开会，议员们为了条约而争吵，情形比夏威夷问题还要激烈。每张选票都至关重要。为了争取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共和党人在党鞭洛奇的带领下无所不用其极，以诡计、论辩和压力争取自身党员和民主党中顺从的成员。而反帝国主义者的目标是努力控制足够的参议员，凑成比三分之一多一张的票数。此时，有国会议员提议里德成立民主党和反帝共和党同盟，通过众议院决议来反对，最终让条约在参议院受挫。尽管里德对这届政府的“鄙视”态度在华盛顿圈内已不是什么秘密，里德还是拒绝了这个提议。坐在驾驶舱内的他还不准备反叛政府。主持议会时，他充满了怨恨。“里德实在令人不快，”洛奇写信给罗斯福，“他私底下尽说那些让人难堪的话，批评政府和政策。我不得不躲着他，因为我还是喜欢他的。我得承认他的态度很讨厌，我的失望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
美国公众对于在菲律宾的冒险活动并不高兴，也不知道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尤其是民主党和民粹主义者，原认为在古巴打仗是为了自由，然而，命运的魔法却把它变成了强行统治别国的工具。美国成了另一个西班牙。在这个不幸的时刻，两个对正在创造的历史同样敏感的人物联合起来，提出的建议令人印象深刻。1899年2月1日，S·S·麦克鲁尔在他的杂志上发表了一首劝诫诗，是卢迪亚·吉卜林写给困惑的美国人的：
挑起白人的担子
派出你最优秀的血统，
蒙住你的孩子的眼睛，
把他放逐，替你的奴隶劳作；
在沉重的马具里等待
刚刚抓获的野蛮人，
他们慌张、急躁，脸色阴沉，
半是小孩，半是恶魔……
挑起白人的负担
野蛮的和平之战，
喂饱饥荒的嘴
停止疾病的脚步……
你不敢做得更少——
人们又听见正义的音符，高贵命运和无私使命的和弦被吉卜林奏响。此诗被再三重印、援引，一周之内传遍全美国。不少游移不定的人因此顺从于帝国的任务。
回到华盛顿，条约的反对者好像更有可能成功，因为共和党还缺一票才能凑成三分之二的票数，获得批准。突然，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到达华盛顿，令他的追随者吃惊的是，他竟然敦促他们投票赞成。作为民主党领袖，他很想做新世纪卓越的旗手，而他也意识到更换新旗帜的时候到了。他算计着自己不可能以重复银币制造问题来获胜，便预备屈从于帝国主义——这个新的荆棘桂冠。他当然知道占领菲律宾会引发许多问题，变成烫手的山芋——但是必须得先拿到手。于是，他告诉他所属的党派，打败条约是不可行的。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的立法者被布赖恩离奇的推论惊愕住了。南达科他州的“银币”参议员佩蒂格鲁（Pettigrew）“实在太生气了，我最后告诉他，没必要为这种小事跑到华盛顿来”。以目前微妙的局势来看，一两个优柔寡断的参议员将决定这个自脱离联邦[24]之后最为重要的议题。当布赖恩主张批准条约就会终止战争时，确实有几个人心动了。
在这个紧要关头——2月6日投票，结果未知，两边都在焦急地寻求支持者，细数每一个赞成和反对——菲律宾人起来反抗了，要打自己的独立之战。他们的军队在2月4日攻击了美国驻扎马尼拉外围的部队。这个消息显然使华盛顿的局势继续升温，但没有人确定它会给投票结果带来怎样的影响。就在最后一刻，一份请愿书寄给了参议员，签名的有前总统克利夫兰、哈佛校长埃利奥特及其他22位美国名人。请愿书包含了反对兼并菲律宾和波多黎各的条款。“依照本国立国的原则，我们有责任承认别国居民……独立自主的权利”，它说，并指出，正如麦金莱曾经声明过的观点，强制兼并古巴是“对我们的道德准则的犯罪式侵犯”，兼并菲律宾也不例外。这份文本本身无可辩驳，但它没有提供法官任期、政治前途或其他令洛奇和布赖恩感兴趣的东西。
参议院在2月6日投票的结果是，条约以一票险胜，总票数是57∶27。这是“我见到过最接近、最激烈的斗争”，洛奇说。此后，人们一致认为是布赖恩抢到了那决定性的一票。在计票之时，59个美国人已经死在菲律宾战场了，278人受伤，菲律宾方面已有500人身亡。美国已经开始支付挑选马来人的代价了。
“美国一经诱惑就唾弃古老的原则，真叫人恶心。”威廉·詹姆斯在私人信件里写道。在公众场合，他又是这么写给波士顿《晚抄本》的：“我们现在公然践踏人类世界最神圣的东西——长期被奴役的人民试图”重获自由、掌握自己的命运。放弃美国梦对于詹姆斯这样的人是最伤心的事。诺顿写道，美国“失去了她在文明进程中领导者的特殊地位，沦为今天贪婪自私的国家之一”。
对于其他人而言，美国的枪炮正向菲律宾人开火，令他们痛苦。反帝国主义者的愤怒不断加深，联盟的成员增长到50万，分支机构遍布波士顿、斯普林菲尔德、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辛辛那提、克利夫兰、底特律、圣路易、洛杉矶、波特兰和俄勒冈。“我们背叛了我们所有的信条，”穆尔菲尔德·斯托里写道，“这片伟大而自由的土地，百年来为每个受压迫的人提供庇护，现在却成了压迫者。”他仍然不想放弃，希望里德——被罗斯福称作“国会最有影响力的人”——能拿起领导权。在给参议员霍尔的信中，斯托里求他“说服里德站出来，他应该挺身而出。他现在很不振作，在重大问题上缺乏攻击性。他如果能站出来，我想他真能当上下一任总统”。
一切都太迟了。里德之所以慵懒，是因为斗争已经变了味。不从政的人也能感觉到这一点，但他们不会像里德一样精疲力竭。里德一生都在国会，在政坛，在代议政府，向着他支持的方向前进——对他而言这是一种必须。而党派和国家已经转入了令他怀疑、反感的新方向。和他谈扩张，就像“碰到火柴一样”，会产生“硫黄一般刻毒的语言”，一位记者说。形势对他不利，他无法扭转乾坤，也不愿随大流。
和美国一样，他也到了选择的时候。他可以继续当下一任议长，但是他感受到众议院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以他对当前政权的不友善，他已经不适合再做第一把手了。乔·坎农等旧时的伙伴也和他反目成仇，原因就在于他的态度和对总统的批评，但他们还不敢跟他叫板，罢免他的议长职位。而无论获得谁的支持，麦金莱总统也不敢出来和里德斗。里德知道他可以继续担任下一个任期，但他肯定会被一群吠叫的狂犬包围，身陷绝境。在那些日子里，他变得“闷闷不乐，脸色难看”，对离弃他的同事态度粗暴。
继续担任议长意味着要在菲律宾推行他所憎恶的政策。这个林肯所代表的党派，这个他多年的家，却选择了另一种理解林肯的方式——“卑鄙地丢弃世上最后的美好希望”。里德对多年的朋友兼秘书阿舍·海因兹（Asher Hinds）说：“尽管并不总能成功，我一直努力让我在公共生活中的行为和良心一致。所以现在我做不了这个。”在他看来，政治生活的目的和滋味已经消失。他发现了人类的悲剧——可以描绘美好的蓝图，却无法去实现。
1899年2月，条约投票结束之后，里德做出了决定。尽管这次没有公开说话，他想退出政坛的消息却开始在报纸上流传。当记者问及他对菲律宾政策的敌意以及尼加拉瓜运河议案时，他不予理睬，一副“疲劳、反感”的样子。4月，第五十五届国会闭幕之后，他发表了通告。难以置信的传言变成了事实。里德议长将从国会退休，在欧洲度假，之后去纽约的盛信律师事务所（Simpson，Thacher and Barnum）做资深合伙人。
“没有汤姆·里德的国会！谁能想象！”纽约《论坛报》的一篇社论惊叫。人们都被吓着了，好像一个伟大的纪念碑被挖走，在旁观者的脚边留下一个裂开的洞。从来没有赞颂过里德的《纽约时报》也受到触动，为这一“国家损失”发表通栏社论：“肯定是政治环境出了问题”才会使得这样一个人远离公共生活，转行做私人法律事务。该报的华盛顿通讯员称此事乃国会“灾难”，议长的离开会使国会能力下降。戈德金在《晚邮报》上也哀悼这个“成熟、理智”的非凡人物从政坛离去。
里德自己并没有对外解释他离开的原因。在一封写给缅因州选民的信中，他说：“官职如衣服上的缎带，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一次，他在那个曼哈顿酒店的角落里被记者包围，记者要求他给公众一个说法。“公众！我对公众没有兴趣。”说完后，他急着向后一转，走开了。
菲律宾的军事行动规模扩大，情形越发残暴。为了镇压当地人顽强的游击战，美军派出大量队伍到菲律宾群岛，团、旅、师共计7.5万人，比古巴作战人数的四倍还要多。菲律宾人焚烧、埋伏、突袭、残害美国士兵，有时甚至把战俘活活烧死。美国人的报复手段同样残暴，一旦发现美国士兵被杀，就焚烧整个村庄，除掉所有居民，此外还用“水刑”和其他酷刑获取情报。他们离家3000英里（约4800千米），受高温、疟疾、热带降雨、泥泞和蚊虫的困扰。他们唱着“该死，该死，该死的菲律宾人，要用来复枪开化……”军官有时下令不要再捉拿更多的战俘。他们赢了所有的小规模冲突，但敌人不断卷土重来。在一次突击队行动中，美军没有抓获阿奎纳多，但捉住了他年幼的儿子，这成了报纸的标题。里德那天一进办公室就装作惊讶的样子问他的合伙人：“咦？你怎么今天也上班？我还以为你在庆祝呢。我在报上看到美军抓获了阿奎纳多的小宝宝，说还要紧急追捕他妈妈呢。”
战斗中的阿奎纳多一度期待美国的反帝情绪迫使军队放弃这项令他们也反感的任务。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反帝国主义者就越生气，呼声也越响。1899年10月，他们在芝加哥采取行动，要求“立即终止违背自由的战争”。他们收集并报道了美军在菲律宾最糟糕的行径、最恶劣地表现帝国主义贪婪的演讲，并将之与最虚情假意的白人使命做对比。他们派发的小册子由安德鲁·卡内基出钱印刷。联盟的总负责人爱德华·阿特金森申请战争部批准把小册子发到菲律宾，请求遭拒后，他们还是寄了过去。
政府也急着想结束战争，安抚“刚捕获的野蛮人”，获得信任。于是派了好几个委员会，调查暴行的真相，了解菲律宾人究竟想要什么——除了政治独立，他们已经表达过这个愿望——并汇报怎样的公民政府最适合菲律宾。1900年4月，腼腆而友好、体重300磅（约136千克）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法官前往菲律宾组建公民政府，带着新的战争部长伊莱休·鲁特起草的宪章，准许菲律宾人一定程度的自治。当时美菲双方都还没有停火，组建政府是仓促的尝试，但塔夫脱还是留了下来，决心为了“棕色小兄弟”的利益治理下去。当国内关心他的朋友询问健康状况时，他给伊莱休·鲁特发去电报，说他正骑马奔驰，很是舒畅。“马觉得如何？”鲁特回复。
尽管困难重重，执政的共和党并没有重新思考美国刚踏上的新生涯，也没有犹疑不决。建造尼加拉瓜运河的议案也递交参议院。阿尔伯特·贝弗里奇比以往更接近上帝。“我们不会放弃民族的使命、上帝的委托、世界的文明。”他在1900年1月8日说。他还告诉参议员们，上帝已经为这个“说英语的条顿人”必须承担的使命准备了上千年。
和贝弗里奇同时代的一些人却觉得美国的新形象很恶心。听见“卑鄙的战役”的声响“阴郁地降临太平洋的海面”，威廉·沃恩·穆迪（William Vaughn Moody）写下了《犹豫年代的颂歌》，1900年5月发表在《大西洋月刊》。我们还是“鹰之国”吗？他问道，或者说：
要不要剔除不太尊贵的鸟？
那些在沼泽里觅食的涉水禽？
那些太阳下的吞食者？
和蝙蝠一同徘徊的小偷？
这是少数人的良心。戈德金也有同样的感触，他在梦想破灭之际说了一句在当时很奇怪但有洞察力的话。“尚武精神，”他在1900年给穆尔菲尔德·斯托里写道，“已经占据群众的心，而群众已经取得了权力。”
战争爆发已过去一年，美军仍然驻扎在菲律宾，但有一件事可能会使一切结束：那就是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反帝国主义者和阿奎纳多都寄希望于此。选举战一开始就发生了一件怪事：杜威将军的呼声很高，部分原因是民主党人除了布赖恩以外就找不到别的候选人了。经过一番研究后，杜威将军断定“当总统也不是那么难的事”，继而宣布参选，但是他的措辞没能激发起大家的信心，他的党派特征也不太明显，因此候选人资格不了了之。布赖恩开始浮现。
反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恼人的窘境。麦金莱代表着帝国主义政党；布赖恩用卡尔·舒尔茨的话说又是“反帝事业的邪恶精灵”，因为在条约问题上的背叛而令人生厌，又因为激进主义而惹人害怕。1900年1月，舒尔茨和卡内基、加梅利尔·布拉德福、参议员佩蒂格鲁在纽约的广场酒店碰面，想建立第三个政党，这样美国人民就不必“被迫在两个腐烂的政党尸体中挑选恶魔了”。卡内基当即捐助了2.5万美元，其他人也凑了同样的数目。此后不久，正在与卡内基协商的钢铁托拉斯告诉他，如果他反对麦金莱的话，就别想把公司卖出去。美国钢铁公司是卡内基最看好的买家，所以他退出了第三政党计划，拿到股份后从商界淡出。舒尔茨和其他人仍坚持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自由代表大会，号召里德做他们的候选人，但是没有人愿意带领中立党派做无益之功，里德也不例外。6月在堪萨斯城，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布赖恩胜选了。
布赖恩照旧鼓吹帝国主义，不辞辛苦地奔走全美国。他虽然名声受损，但他的魅力、激情、瞬间迸发的真诚仍然感动了美国人，甚至跨越了太平洋。如果不是因为他，巴黎条约就可能无效。但菲律宾人还在他身上寄托希望。“伟大的美国民主党会在下个秋天当选，”阿奎纳多在一个公告中许诺，“丧心病狂的帝国主义想让我们屈服于武力，他们必将失败！”他的士兵们高呼：“阿奎纳多——布赖恩！”
在大本营芝加哥期待大选的反帝国主义者说道：“对于任何企图征服别国人民的政党或候选人，我们都要努力让他们失败。”但是，他们什么都做不了，正如一位友人在写给前总统克利夫兰的信中所说，只能“捏住鼻子投票”给布赖恩。以这种方式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后来被称作是“捏鼻子投票”团。这两个候选人都不合《国家》杂志的口味，所以它都不支持，宁愿“骑在围墙上骂街”，不高兴的读者如此抱怨。
共和党人不存在这样的困难。尽管他们更喜欢被称为是扩张主义者，而不是帝国主义者，但是，不管名字如何，他们都相信它的目标，并为他们的做法骄傲。一向直率的洛奇说：“马尼拉壮丽的海湾是东方的奖杯和珍宝……它会开启我们进入中国的大门……我们怎能犹豫不决，胆小怯懦，像但丁所说那样‘断然拒绝’这个机会呢？”国务卿约翰·海伊已经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人们都在考虑中国市场。在这个总统竞选的夏季，义和团正在北京包围外国驻华公使馆，美国也是八国联军的组成部分，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在广阔世界扮演着怎样活跃的角色。美国对外政策虔诚和直言的拥护者正是麦金莱准备提名为副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他也在竞选期间担任麦金莱的副手。是否能得胜并不确定，毕竟“满满的饭盒”[25]只是口号，而非事实，所以罗斯福在公共场合不知疲倦地卖力宣传，以至于漫画家们把这个露着牙齿、戴夹鼻眼镜、充满不可遏制的激情的莽骑兵描绘成真正的总统候选人。他嘲笑军国主义是“虚幻的幽灵”，坚持认为扩张“决不会影响我们的制度和传统政策”，还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扩张——因为我们已经扩张了——而在于我们是否该签订条约”。
整个美国倾听了无数演讲，阅读了无数篇报刊专栏，翻遍了每一个支持或反对帝国主义的理由，涉及菲律宾战争的每一个方面。多亏了反帝国主义者的努力，美国人了解到美国军队的种种作为，这些一般是战时公众无法获悉的。比如，有证据表明，达姆弹[26]——这个在前一年的海牙和平会议上被彻底禁止使用的武器（英国除外）——被分发给了美国士兵。到最后，就像英国同年进行的“卡其选举”[27]一样，美国人也认可了在位者。要想知道一国人民在任何时刻的想法，最简单的检验方式就是看他们怎么做了。麦金莱和罗斯福以53%的支持率获胜，净胜票比1896年的选举更多。国民接受了扩张和征服，美国与过去的割裂也因此确认。于是，还在与菲律宾打仗的美国进入了20世纪。
对于阿奎纳多来说，这场选举过后就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他逃往山区，坚持战斗，直到1901年3月中计遭捕。4月，仍被囚禁的他签署了忠诚于美国的誓约，以及一篇要求人民放弃抵抗的宣言：“血流得够多了，泪流得够多了，废墟也够多了。”
诺顿教授为反帝国主义者写了一首挽歌。“我得到一个结论，”在阿奎纳多被捕的同一个月，他写信给朋友，“那就是，我对美国太理想主义了，我的期待太高，想象它有多美好。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好的机遇，它是世界的希望。再没有一个国家能有它这样的机会，提升文明的水准。”
6个月后，柯佐罗兹刺杀了麦金莱，罗斯福继任总统。“那个该死的牛仔。”马克·汉纳听到消息后说。这番评论并不精明。这是一位新时代的缔造者，43岁就当上总统。
里德给罗斯福写了一封祝贺信，但交流仅停留于表面，双方仍存芥蒂。住在纽约的里德与马克·吐温意气相投，时常往来。两人机智幽默，喜欢嘲讽，个性合拍。拥有好几家公司的资本家亨利·H·罗杰斯邀请这两位到他的游艇上巡航，里德传奇般地连赢了23局扑克。他偶尔也会造访华盛顿，有一次为了一桩案件去最高法院，以卓越的辩论款待了法官们。他再没有去过众议院，但有时会在法庭上遇见以前筹款委员会的老朋友们。他遵从医生的建议，减掉了18千克体重，但身体仍然令人担心。1902年夏天，他是鲍登学院百年校庆的中心人物。“很少有这么开心过，”他说，“可能还会有下一次吧，但我不敢指望。”这年12月他回到华盛顿，在国会大厦的委员会室突然发病，确诊时已是慢性肾炎的晚期。5天之后，也就是1902年12月6日，他去世了，享年62岁。在他之后担任议长的乔·坎农说：“他有强大的头脑和过人的勇气，是我在政坛见到的最了不起的人。”有了这两个特征和他“自己制定的法则”，里德得以在政治的沼泽上坚守阵地，直到最后都拒绝妥协。他是一个罕见物种的孤独标本——独立的人。
[1] 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亚当斯家族成员，祖上出过两位美国总统。其回忆录《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曾获普利策奖。
[2] 美国当时有中学教师在学生家寄宿的习惯。
[3] 此处应指民主党人。
[4] 帕默斯顿（Palmerston）：19世纪英国政治家，曾担任过三次外交大臣、两次首相。
[5] 此处讽刺西奥多·罗斯福为人自负、浮夸。
[6] 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为海牙和谈努力。详见本书第五章。
[7] 克利夫兰的名字。
[8] 若米尼（Baron Henri Jomini，1779—1869）：瑞士军人和军事学家。
[9] 茹尔丹先生（Monsieur Jourdain）：芭蕾喜剧《中产阶级绅士》（1670）的主角。
[10] 蒙森（Theodor Mommsen）：德国历史学家，曾获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
[11] 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18世纪英国化学家，以对氧气的早期研究闻名。
[12] 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1850—1924）：后来成为美国的劳工运动领袖，本书第八章有对他更多的描述。
[13] 拉德克利夫，哈佛大学的一个女子学院。
[14] 雅各布·考克西（Jacob Coxey，1854—1951）：美国商人和社会改革家。
[15] 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1821—1890）：英国探险家和东方学家，游历甚广，曾翻译《一千零一夜》。《卡西达》（Kasidah）是他以Haji Abdu El-Yezdi的名义写的长诗。
[16] 也有人把这句话归功于罗斯福。尚不清楚这句话究竟是谁说的。——原注
[17] 罗恩格林（Lohengrin），德国传说中化身为天鹅的圣杯武士。瓦格纳写过歌剧《罗恩格林 》。
[18] 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家，曾两次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1775年，他在弗吉尼亚宪法批准大会上做了著名的《不自由，毋宁死》的演讲。
[19] 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1857—1938）：美国律师及社会改革家。
[20] 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鼓吹美国有权利和义务对外侵略——横贯北美，直达太平洋，传播民主自由制度的学说。
[21] 詹姆斯·布赖斯：英国外交官、历史学家，即前文所述的《美国国民》一书的作者。
[22] 即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第十八任美国总统。
[23] 此处指一名法国犹太裔军官被诬陷叛国，而引起轩然大波的“德雷福斯事件”，详见本书第五章。
[24] 脱离联邦，指1860—1861年间，美国南部八州退出联邦，从而引发南北战争的重要事件。
[25] 此处说的是共和党在1900年总统竞选时的宣传口号“Full Dinner Pail”。该口号强调麦金莱在第一任期时成功摆脱经济危机的成绩，试图拉近他与劳工阶级的距离，以获得更多票数。
[26] 俗称“开花弹”，是一种弹头内凹的子弹，遇冲击时会扩开，增大伤口，有极高的致死率，是很不人道的武器。
[27] 受战争或战后情绪影响的选举被称作卡其选举。此处指英国1900年大选，保守党在第二次布尔战争的影响下战胜自由党当选，详见本书第七章。